（一）投资结构
投资结构影响着国民经济资金分配关系[1]。投资结构具有多层次性和复杂性，涉及领域众多，根据不同标准可由各种分类，例如：投资分配结构、投资时期结构、投资来源结构等等。通常情况下，投资比例变动便会对投资结构产生影响，改变投资结构配置。因此，调节投资结构比例是优化投资结构的主要手段。实际上在经济发展中投资结构变化具有一定规律性。如国家想要对投资结构进行合理优化，就要以投资结构变化规律为准绳，结合发展目标才能达到优化目的。
（二）财政税收政策
财政税收政策是我国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实现经济目标，优化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由于我国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税收，因此，财政税收政策往往根据国家意识制定，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政府偏好。在财政税收政策的调控下，资源配置最能体现政府意图。财政税收政策实施目的在于弥补市场自然调节缺陷，合理引导资源配置，避免社会资源浪费，促进社会资源最优化利用和最优化配置，确保资源配置合理性，促进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
二、投资结构与财政税收政策的关系
投资结构的优化包含投资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在当今任何一个国家中税收都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财政税收政策自然对投资结构优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合理的投资结构必须建立在有效实施财政税收政策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不难看出这二者间的关系，经济发展速度越快、程度越高，二者间的关系联系越紧密。从各国经济发展经验和历史来看，尽管投资结构受自然、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但其中最大的影响因素依然是国家财政税收政策，所以财政税收政策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及企业最为关注的焦点。财政征税政策的调整对投资结构毫无疑问有着巨大影响力。优化投资结构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在我国财政政策的多年完善下，虽然投资结构已取得了一定进步，但从我国投资结构发展现状来看，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投资结构仍存在不合理问题，投资结构升级改革速度缓慢，结构明显不平衡，优化投资结构的财政税收政策势在必行。
三、优化投资结构的财政税收政策建议
（一）结合我国投资结构发展情况
在财政税收政策调整时，我国财政部应成立若干技术项目组和多个技术专家工作组，对当前我国投资结构发展现状及演变规律进行分析，进行试点实验，结合我国市场需求实际情况以及投资结构发展状况，合理优化财政税收政策，以保障政策可行性及可操作性，真正发挥出财政税收政策对投资结构的引导作用。如果是特殊政策变动，应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征求国内企业意见，并在意见接受后，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反馈意见，以确保财政税收政策的正确性，避免阻碍社会经济发展[2]。另一方面，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调整政策的同时，还应该加强对外国先进经验的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避免生搬硬套。
（二）加强对经济结构实地考察
想要保障财政税收政策的科学性及合理性，使其发挥出最大引导作用，在优化和调整时，就应针对调整内容，开展国内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进行实地调研，直接听取报表编制者、监管者、审计师等各个方面的意见，以保障财务税收政策符合我国国情，这更有利于财政税收政策的实施以及投资结构合理优化调整，这样的财务税收政策既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原则，又保障投资结构合理性及科学性。
（三）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经过调查得知，目前我国财政政策不仅税收政策存在问题，其相关联法律法规同样存在问题，并不够完善。一些问题在相关财政政策中进行了详细规定，但在财政税收政策中却没有涉及，甚至存在严重冲突，使二者内容相互矛盾[3]。这十分不利于财务税收政策的实施和进一步调整，为了适应财政税收政策调整和优化。我国应对其相关法律法规做出调整，进一步完善，为财政税收政策实施创造有利条件，最大化发挥财政税收政策职能，以实现更好的引导投资结构优化。
四、结束语
已有的关于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溢出效应的研究，出现了正反两种结果无法取得共识。一种观点认为，作为全球垄断资本的一部分，FDI通过外包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起到了促进作用（Grossman和Helpman，2002a等）。虽然检验结果大相径庭，但这些文献对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上述文献得出的结论不一致，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更多地直接考察了FDI对东道国产业的影响。由于不同产业资源配置不同，在一国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因此FDI对不同产业必然会有不同的溢出效应，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产业结构优化代表的是一种趋势，是产业理论认可的一种产业结构发展方向，考察FDI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能够更直接地反映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二是FDI的外溢效应与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是单向线性关系。以往文献的实证研究仅验证了FDI对产业结构的单向影响，没有考虑到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用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能很好地规避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
一、理论分析
FDI理论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会影响一国的产业结构。外商投资可以挤出部分低效率的国内企业，进而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扩散提高国内能源和资源的使用效率。FDI对东道国产业的影响首先是其投资的产业，由于使用的生产技术较为先进，从总体上提升了该产业的技术水平，又通过前后关联对上下游企业产生溢出效应，从而提升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其次，外资企业通过示范与模仿、竞争两条路径促进了同行业中的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效率的提升（覃毅、张世贤，2011[14]）。FDI一方面对当地产业通过技术溢出提升其生产技术，优化结构，另一方面通过给当地企业带来竞争压力而产生倒逼机制，促使其提高技术水平，从而优化产业结构。那么，FDI是否一定能够促进东道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呢？已有众多文献研究表明，FDI的溢出效应并不一定能够促进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升级。首先，FDI带来的技术和管理并不是最先进的，尽管国际经济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适用于引进中等技术，但技术的等级实在难以划分；同时，FDI的母国也不会同意把最先进的技术输往他国，以妨碍其获取超额利润。因此，从投资母国的角度来看，FDI分流出去的都是本国的夕阳产业、过时技术；其次，就东道国来说，对FDI溢出效应的吸收需要有许多辅助因素，甚至存在门槛效应。综上所述，FDI对我国的产业结构是否有促进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
产业经济理论认为，技术的提高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因素，而提高技术需要有大量持续的研发资金投入。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其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巨额并且持续的研发投入。欧盟在陷入欧债危机之时，其研发投入金额不但没有随GDP的降低而削减，反而逆势增长。同时，欧盟建立了系统的创新体系，最大限度地鼓励创新、资助创新，充分显示了其对研发的重视程度。通过FDI的技术溢出提高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是发展中国家青睐的捷径，但是东道国研发投入的多少不仅影响其对FDI技术溢出的吸收和消化，还会进一步影响对FDI技术溢出的改造和创新，在某种意义上，东道国的研发投入状况将会直接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然而，持续而大量的研发投入一定能够带来技术的提升、产业结构的优化吗？已有众多文献研究表明，研发投入不一定能够提高技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首先，研发资金必须和其他要素相结合才能有理想的产出，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高素质的研发人员。资金和高智商结合才能有高质量的创新产出，如果没有高素质的科技人才，研发资金不会带来任何技术成果，没有产出的研发资金是一种资源浪费，还不如普通资金，至少还有扩大生产的效果。其次，研发资金必须高效科学地使用，管理才能物尽其用。研发资金的管理难度较大，主要在于其产出的不可测性以及短时间内难以衡量其产出的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导致研发资金的分配使用存在巨大漏洞。再次，研发的方向决定了产出对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说过：科学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非常关键，选对了就能跨越发展，选错了将会贻误时机[15]。新兴产业的选择实质上指明了本国研发的方向，如果方向错了，研发投入变为沉 没成本，浪费了社会资源。综上所述，研发投入是否一定能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也需要进一步的考证。
产业结构优化对FDI的影响难以定论。要分析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对吸引外资的影响，首先要厘清跨国资本的全球扩张战略以及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国际分工中一直处于价值链的底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根据详细的出口数据我们可以知道，所谓的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一半以上源自“三资”企业。从本质上看，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彻底改变，中国的比较优势仍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文东伟等，2009[16]；齐兰，2009[17]）。2001年入世之后，进出口贸易迅猛发展，我国更深入地参与了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国际加工工业大量转移过来，吸引FDI的仍是我国的比较优势，即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虽然与开放之初相比劳动力各方面素质有所提高，但横向相比，如前所述，我国仍在国际分工的底端，入世以及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加深为简单加工制造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FDI作为一种外来资本，完全遵循资本的逐利原则，受东道国产业政策约束较小，或者说在其经营战略中不会考虑东道国产业政策。FDI进入我国的目的绝大多数仍是为实现成本最小化战略，为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FDI基本都是流向第二产业，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比较落后且有许多进入壁垒。因此，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对FDI的引进几乎没有影响。
产业结构优化会对研发投入产生影响。根据创新理论，产业结构优化会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意味着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提供了足够的资金，而技术进步是持续的，因此产业结构优化应会带来更多的研发投入。但是产业结构优化分为几个阶段，就工业化的几个阶段而言，注重技术进步及创新，因此产业结构优化会伴随更多研发投入。但就产业结构优化的高级阶段，即第三产业占GDP比较高时，情况则有所不同。就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状况来说，有两个原因导致研发投入下降。首先，目前在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占比的过程中，政策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各地政府不顾当地经济发展状况，为提高第三产业占比制定了硬性指标；其次，我国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仍是低技术的规模扩张，技术含量不高，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没有带动更多的研发投入。因此，随着我国的产业结构的优化，研发投入反而减少了。
FDI与东道国研发投入之间相互影响。FDI对一国经济（包括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等各方面）的溢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吸收能力，而培养和提高吸收能力要靠大量的研发投入。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引进的外资基本上都比国内资本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需要投入研发资金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因此，随着FDI流入的增多，需要增加用于吸收和创新的研发投入。但是，研发投入的增长有可能减少FDI的流入。原因有三：一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有了较为充裕的资金，外资弥补资金缺口的功能减弱了，也就是说，我们不再为资金不足而引资；二是我国通过对外来先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增强了创新能力，有很多产业的技术较为先进，不需要引进外资了；三是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对引进外资的质量也会提高要求，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FDI不再允许进入。但我国目前还有其他软硬件设施，如环境、医疗、高级人才等，不够完善和充足，还不足以吸引到技术含量更高的FDI；同时，投资母国对高技术资本的外流也持谨慎态度。简言之，我国引进的FDI越多，需要用于吸收和消化的研发投入就越多；而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会减少FDI的引进。
二、模型设定
关于产业结构的衡量指标，已有的文献并没有统一的标准[18][19]。工业化是一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而产业结构是工业化的重要内容。衡量一国工业化程度的标准有多种，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工业化程度发达的重要标志。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是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并超过第一、二产业。目前国际上采用较多的是库兹涅茨的三次产业比重标准。①我国目前各地区都把第三产业占比作为考核行政业绩的主要指标，并把“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作为“十二五”期间的目标和任务。同时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我们用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刻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用ist表示。②
我国的许多学者在计算各年度的研发资本存量时，多使用永续盘存法，这种计算方法容易高估研发资本。事实上，我国的研发投入中，研究人员的工资支出占了研发资金的很大比例，很少能够像固定资产投资那样形成积累。从政府层面来看，研发投入严重不足，同时在使用管理方面存在种种弊端，如投入分散、责任机制不健全等，当年的研发资金几乎不会给下一年的研发留下什么“遗产”；而从企业来看，研发投入更是注重短期效益，很少有存量发生。因此，我们借鉴王静和张西征（2012）[20]的做法，直接用国内R&D当年投入金额的对数作为研发投入的考察变量，记为RDD。
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我们用各地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作为外资的变量，使用其对数进行考察，记作FDI。
我们设定本文研究所需要的模型如下：
如前所述，IST代表产业结构优化，RDD代表当期研发投入，FDI代表滞后一期的外资，ε代表误差项，i和t分别代表地区和时间。
面板数据能够使用个体效应控制无法观察到的个体差异，而向量自回归方法（VAR）能够很好地处理系统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Love和Zicchino的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方法（PVAR）结合了两者的优势。由于产业结构反过来也会影响外资进入和研发投资，因此我们借鉴Love和Zicchino的做法来研究产业结构与外资和研发投入之间的动态关系。这样，既能控制变量之间的内生性，又能控制外资差异的影响，我们设定的二阶PVAR模型如下：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系统中，说明的是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固定不变时，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冲击的反应。由于系统中各方程对应的误差项可能存在相关性，其相关部分不能被任何特定的变量所识别。为解决这个问题，可通过引入一个变换矩阵，使其与原误差的协方差矩阵相乘，从而得到一个对角矩阵，使误差项变为正交。一种常用的变换方法是乔利斯基（C holesky）分解法，该方法按照一个设定的顺序，把系统中变量的相关部分分解给第一个变量，假定前面的变量会在当期和滞后期影响后面的变量，而后面的变量仅在滞后期对前面的变量产生影响。
在我们的设定中，假定外资和研发投入的滞后冲击会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同时产业结构的滞后冲击对外资和研发投入也产生影响。我们认为这个假定存在合理性，因为外资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形成生产能力，导致外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滞后性；而研发投入变成生产力的时间可能更长，而且具有不确定性；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引资和研发投入的影响也有时滞效应。如果我们的设计合理，FDI和研发投入滞后一期、滞后二期都会对产业结构产生冲击，产业结构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也会对FDI及研发投入产生冲击。
在使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时，一个较强的假设前提是每一个横截面个体具有潜在相同的VAR模型结构，实际上这一假定前提是难以成立的。为控制个体之间的差异，通常的解决办法是加入个体固定效应。由于个体固定效应与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之间存在相关性，我们借鉴Love和Zicchino的做法，使用Helmert过程来克服使用一般性均差过程消除固定个体效应时可能会导致的估计系有偏。Helmert过程是使用前期均值来消除地区个体固定效应，前期均值是所有未来观察值的均值，该方法可使被转换变量与滞后回归因子之间保留正交性，因此使用滞后的回归因子作为工具变量能够进行有效的广义矩估计（GMM）。
由于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变动较大。同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产业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我们主要分析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受外资的影响。本文基于2000—2009年30个省市（本文样本未包括港澳台地区；由于西藏部分数据缺失，也未包括进来）的面板数据分析FDI与RDD对各省市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表1给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单方程检验结果与分析
首先，我们使用模型（1）对FDI和R&D如何影响产业结构进行单方程面板个体固定效应估计，结果见表2。很明显，无论是单独放入RDD进行回归，还是将RDD和FDI一起放入进行回归，RDD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表明研发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无论是单独放入FDI进行回归，还是将FDI和RDD一起放入进行回归，FDI的系数都为负，也都不具有显著性，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仅没有促进作用，还有抑制作用的倾向。由于单方程无法检验FDI通过促进国内研发、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使得检验结果出现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出现抑制作用的倾向。
从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单独放入还是和研发投入一同放入，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皆为负。虽然结果不显著，但反映了我国在引进外资方面存在盲目引进的倾向，各地区在引资过程中，没有结合产业结构，没有从优化产业结构的角度考虑，未注重引进外资的质量。
而研发投入无论是单独放入还是同外资一同放入，结果都是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反映了我国的研发投入整体上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各地的研发投入结合了产业政策。
（二）PVAR模型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控制变量之间的内生性影响，消除地区个体固定效应后，对模型（2）、（3）、（4）进行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系统估计，表3给出了滞后一期的估计结果。很明显，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IST）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中，无论是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系数，还是研发投资（RDD）的系数都为正，说明FDI和RDD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都具有促进作用；由研发投资（RDD）方程可知，外商直接投资（FDI）系数为正，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研发投资具有促进作用，进而也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根据滞后一期的估计结果，图1给出了变量之间的脉冲相应函数变化图。很明显，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变量（IST）对FDI和RDD一单位标准差的变化冲击都具有正向响应。
为获得稳健的结果，我们对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又做了滞后两期的系统估计，结果见表4。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IST）方程看，无论滞后一期还是滞后二期，FDI的系数都为正，研发投资RDD滞后一期的系数为正，滞后二期的系数为负。这也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更持久。从研发投资（RDD）的方程看，FDI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系数也都为正，说明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研发投资RDD具有持续的促进作用，进而又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根据滞后二期估计的结果，图2给出了变量之间的脉冲相应函数变化图。很明显，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变量（IST）对FDI和RDD一单位标准差的变化冲击仍然显示出正向响应。
综合PVAR模型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估计结果可知，无论是滞后一期还是滞后二期，两个检验结果都表明，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国内研发投资RDD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具有促进作用，并且，外商直接投资FDI还通过促进国内研发投资RDD增加，进而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间接的促进作用。
四、结论与建议
我们使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之比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变量，使用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作为FDI的变量，使用研发经费支出作为研发投入的变量，分析检验了FDI和研发投入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变量之间的内生性相互影响后，FDI不仅对产业结构优化有显著地直接促进作用，而且通过促进国内研发投入，进而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间接促进作用。
根据结果与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供决策者借鉴：
1.根据各地经济发展不同状况制定不同的引资政策。如经济发达地区适当提高外资进入的门槛，在规模、技术含量以及环境标准等方面与国际接轨，提高引进外资的档次；在产业准入方面制定相应政策，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引导外资，使其流向符合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调整规划。
2.增加研发投入。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是一国技术进步的根本，也是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主要推动力，而创新需要长期持续且大量的研发投入。我国研发投入水平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必须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同时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做到物尽其用；加强科研人才的培养。
注释：
①库兹 涅茨等人关于工业化程度的划分以三次产业比重为标准。工业化初期， 第一产业比重较高， 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较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 第一产业比重相应下降， 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相应提高，当第一产业比重降低到20%， 而第二产业的比重高于第三产业比重时， 工业化进入中期。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二产业比重时， 工业化进入后期。
②这里的GDP是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做了平减之后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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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结构 筹资环境 优化互动
一、企业资本结构与筹资环境优化状态描述
（一）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状态描述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长期资金来源的构成和比例关系，通常用资产负债率来衡量。而长期资金来源一般包括长期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因此，资本结构通常是指企业长期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的构成比例关系。
最优资本结构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使企业加权平均资金成本最小化，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资本结构。从理论上讲，企业的最优负债点就是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但由于企业内部资产构成的差异以及外部金融生态环境的差异，因而，实务中很难确定出一个适用于所有企业类型的最优资本结构，而只能对整体企业的优化状态和优化的动态过程进行描述。
目前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是MM资本结构理论、成本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啄食顺序理论等。但具体到一个企业来讲，最优资本结构的核心是企业最佳负债比例的确定，即找出一个既能发挥负债经营的财务杠杆又能避免过度负债造成的额外财务风险增加导致的企业总风险增加的适度负债区间，从而使收益大于所冒风险，这就是资本结构优化的目标。
（二）企业最优筹资环境状态描述
目前在对筹资环境的描述中都是将企业筹资环境分解为金融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等几大环境因素，然后分别进行描述。这种分类方法板块式的描述了哪些是企业的筹资环境因素，但并没有很好地描述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最终结果。同时，也未能说明筹资环境与企业资本结构优化之间的关联关系。
在上面的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状态描述中已知，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的核心是企业最佳的负债比例。而根据帕累托最优状态描述，这一最佳的负债比例必然表现为企业的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无差异状态。因此，从筹资环境优化导致的结果以及企业资本结构优化与筹资环境优化互动的关系来看，整体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程度体现的就是企业筹资环境的优化程度。
金融环境优化的核心是要保证整个金融市场上的股权融资市场和债权融资市场处于最优的结构关系。这种结构关系最终体现在金融市场上就是股权融资机会（或成本）和债权融资机会（或成本）、股权投资收益和债权投资收益（综合考虑了风险性、收益性、流动性后的收益率）无差异的结构状态。这种无差异的结构状态体现的就是整个社会金融体系最优化的状态。
综合上述描述与分析，我们可以将企业筹资环境优化状态描述为三个层面：一是股权市场和债权市场的优化组合状态；二是投资者投资组合的优化组合状态；三是筹资者筹资组合的优化组合状态。
二、中国企业资本结构与筹资环境的优化互动分析
上述企业资本结构优化与筹资环境优化状态描述表明：无论是企业资本结构优化，还是筹资环境优化，其核心都是股权市场和债权市场的结构平衡问题，这种平衡是由整体金融结构组合、投资者的投资组合、筹资者的筹资组合相互作用形成的。下面结合中国金融市场的现状分别予以分析。
（一）站在一国金融结构优化的角度，一国金融结构优化与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是密不可分的，这也就是投资者和筹资者投（筹）资组合的优化
一方面，整体金融结构的稳定状态必须具有微观基础。金融管理当局对融资体系、金融产品及其价格形成机制的整体战略布局是不能脱离市场上投资者和筹资者（企业）的实际需求而独立设计的。另一方面，整体企业能否实现综合筹资成本最小化取决于社会筹资环境是否实现了最优化。只有当整个社会呈现出股权筹资边际成本和债权筹资边际成本无差异时，其最优状态才会实现。
从企业资本结构与筹资环境的整体互动来看，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促进了企业资本结构的整体优化。企业资本结构的整体优化又反过来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但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其内部存在着结构失衡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的整体布局是围绕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优化这一中心来展开的。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中国企业的资本结构与宏观金融结构之间正呈现出良性互动的态势，整体金融结构的稳定性得以加强，其微观基础得以巩固。
整体企业资本结构优化使得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金融风险得到了有效化解，尤其是通过对原银行体系巨额不良贷款“债转股”的金融运作，既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资本结构，又使得银行体系的资产结构得到了彻底改善。
同时，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存在着结构失衡的问题。一方面，在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迅速发展和规模急剧扩张的同时，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导致了结构失衡。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偏好选择股权方式进行融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本市场融资功能的发挥和企业资本结构的深度优化。
（二）站在投资者投资组合优化的角度，整体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就是投资者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无差异的资本结构。整体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状态的实现离不开投资者最优投资组合的实现
站在债权投资人的角度，他们最关注的是贷出资金的安全性。如果企业债务资本过高，企业的财务风险就变成了主要由债权人负担，其贷款资金的安全性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债权人总是希望企业的债务资本比例较低。站在股权投资人的角度，企业的股东最关注的是投资收益的高低。他们最关心的是全部资产报酬率是否超过了借款的利率。只有全部资产的报酬率高于负债形成的利率，企业股东才可以通过负债经营的方式，以有限的资本、付出有限的代价取得对企业的控制权，并得到负债经营的杠杆利益。
从投资者的投资组合来看，我国金融市场投资品种的丰富和投资队伍的扩大，使得投资者的投资组合趋于合理，但是在股权投资价格形成机制和机构投资者的制度建设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
首先，投资品种的丰富为投资者的投资组合提供了前提保证。投资者投资品种已由原来单一的银行存款和国债扩展为目前的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企业债、股票、黄金、外汇、房地产、保险、股指期货等多品种构成的投资组合。投资者投资品种的极大丰富既为投资者本身投资组合的优化提供了前提保证，也为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和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增强奠定了微观基础。
其次，机构投资者的日益壮大和成熟为金融市场提供了稳定的中坚力量。目前我国已形成了由公募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保险资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及各类理财产品构成的多元化机构投资者队伍。机构投资者队伍的壮大，既为企业资本结构优化提供了投资队伍保证，也成为稳定金融市场，避免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巨幅波动的中坚力量。
（三）站在筹资者筹资组合优化的角度，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就是筹资者股权筹资和债权筹资边际成本无差异的资本结构。企业资本结构最优状态的实现离不开筹资者最优筹资组合状态的实现
站在企业经营者的角度。他们既要考虑企业的盈利，又要考虑企业所承担的财务风险。负债过低（或者完全是股权资金），则说明企业的财务杠杆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负债过高，则又说明企业财务风险增加。因此把握合适的尺度是每一个企业经营者首要考虑的问题。
我国企业从整体筹资渠道上看，多元化筹资结构基本形成，目前已经形成了政府财政资本、银行信贷资本、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本、其他法人资本、民间资本、企业内部资本、国外和我国港澳台资本等多层次的筹资渠道；从筹资方式上看，形成了投资人直接投入资本、发行股票、发行债券、发行商业本票、银行借款、商业信用、融资租赁等多种筹资方式。这种局面为筹资者筹资组合的优化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从而为企业最终实现资本结构最优提供了工具和技术保证。
由此可见，企业资本结构的最优状态是股权资本和债权资本组合的最优状态，也就是企业股权筹资边际成本和债权筹资边际成本无差异的结构状态。这种最优资本结构状态的形成既是一国金融结构、投资者投资组合、筹资者筹资组合优化程度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又是一国金融结构、投资者投资组合、筹资者筹资组合实现优化的前提。没有一国整体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的实现，上述三方最优状态的实现都是不可能的。
三、结论与对策
一是化解宏观金融结构与企业资本结构非良性互动的核心问题是公司资本构成中直接债权融资的比重问题。其化解路径就是通过一系列公司债券发行的制度建设来推动直接债权市场的发展。
二是从投资者投资组合最终实现优化的角度出发，要实现企业资本结构与筹资环境的最终优化，其核心问题是让人们的投资理念回归到价值投资这一轨道上来。只有当人们的投资理念真正地回归到了价值投资这一理念上时，投资者的投资组合才能真正实现优化。
三是从筹资者筹资组合最终实现优化的角度出发，要实现企业资本结构与筹资环境的最终优化，就必须解决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股权筹资成本“软约束”问题和金融市场进入公平的问题。其核心是加快公司债券市场的制度建设和消除民间融资存在的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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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招商引资 融资渠道 产业配置结构 企业转型
随着国内投资环境以及投资结构的不断变化,我国的商品在世界市场上遇到了反倾销、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等问题。研究国内投资环境对我国出口结构优化的影响,揭示出优化中国出口结构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如何制定和调整投资环境的政策,无疑对我国积极利用国内的投资进行优化出口结构,提升外贸竞争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投资环境对于商品出口结构的影响
1.投资环境对于商品出口结构的宏观影响
前些时候,金融危机对外贸行业产生了整体性的影响,自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外贸行业出现了增长放缓的现象。商务部2009年7月15日召开的新闻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9461亿美元,同比下降23.5%,其中,出口5215.3亿美元、进口4246亿美元,分别下降21.8%和25.4%,下降幅度较大,进出口贸易行业出现严重衰退。2008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561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8%,增幅同比回落5.7个百分点。
2.投资环境对于我国商品出口的微观影响
从金融危机对外贸企业长期成长性与短期投资收益两个角度来看,首先,从经济理论上来讲,高成长性的企业应当利用其自身的投资机会,展开业务经营的多元化,出口结构随之也表现为多元化。而低成长性的企业应当更加注重对单一方向的投资力度,以此为基础,提高企业的成长性。
其次,在对金融危机对外贸类上市企业的短期投资收益影响的研究上,在表示短期投资收益方面,二者的替代程度很高,投资环境中,外商投资比例较高的时候出口结构就有较好的状态,能够较好的反应企业的投资收益状况。因此,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行业整体上看金融危机带来的短期投资收益呈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
3.投资环境对于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影响
我国出口结构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从以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到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再到现阶段的劳动密集型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并重。出口结构的变化反映出比较优势的变化,资源密集型产品竞争力逐渐下降,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先升后降,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变化也反映出我国在这些产品生产中比较优势的变化。如果国内投资环境得到了比较好的改善,那么商品出口结构相应的也会得到较好的改善。
二、改善投资环境,优化出口产业结构
1.建立区域差异性的投资环境
我国经济存在区域性发展,造成了不平衡,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快速发展,而在中西部地区相对缓慢。应该加大在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可以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这样可以尽快营造一个较好的投资硬环境。鉴于这些地区的地方财力有限,过去出现较多的偿债困难,建议鼓励外商BOT投资方式,或在国外发行债券的方式。
中西部地区引进外资的区域重点主要应该包括,沿江地区、沿欧亚陆桥地区、沿边经贸中心城市,以及可能成为中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的地区。再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对中西部地区引进外资,应该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由沿海向内陆地区递度分布,越靠近内陆中心地区,优惠程度越大。同时在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应该大力与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相结合,坚决走以现有大中型国有企业为依托的道路。
庞大的存量资产是历史留给中西部地区的一笔宝贵财富,在吸引外资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所以,在利用外资时,一定要和中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改革相结合,通过引资带动产品开发,使之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推动国有企业技术水平与经营机制的改造和提高,让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利用外资过程中得到振兴。
2.改善投资软环境,促进商品出口结构改善
软环境对投资者规模和质量具有决定性影响。目前我国很多地区经济发展处于不稳定状态,在未来必须加快市场化建设进程,着力推进结构调整转型,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同时,要大力发展科技投入,增加科技经费特别是R&D,鼓励高等院校、大中型企业等科研机构的科技研究和创新,使科技发展和创新在全国逐渐具有优势进而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和高新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此外,国家已制定了一系列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但尚未全部落实,因此必须落实原有优惠政策,保障政策实施的有效性,继续加大政策对投资者支持。同时开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完善投资者投诉和处理机制,建立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法规、规定及政策为投资者提供一个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一个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的法律环境和社会环境。保证投资者合法权益为投资发展注入动力。
再者,政府部门要切实增强服务意识,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办事效率塑造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形象,为投资者提供优质服务。如能及时提供相关政策信息、行业商务信息以及企业经营运作需求信息等,形成立体的服务网络,只有这样才能利用投资环境的改善来进一步提升我国商品出口结构的改善。
3.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优化出口结构
改善投资环境首先要完善要素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要进一步发展和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拓宽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渠道,如发展风险投资基金和开放二板市场,从而降低技术引进成本。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鼓励技术管理人员创业,从而疏通技术外溢渠道。其次,完善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法制环境,尤其要加强和完善知识产权法的法律体系,并严格执法。再次,实行政策优惠和倾斜,对能够提供核心技术的外资项目实行减税、利息补贴支持,通过提供土地、建筑、电力等基础设施,免征资本品、设备、原材料等进口税,鼓励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R&D机构,为开发新技术或提高质量提供培训服务。
另外,还要拓展外资统计工作的广度、深度,加强检测分析和信息服务。因为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往往项目规模大,技术含量高,企业的管理水平高,因此要从吸收中国港澳台资本向吸收北美、欧盟及日本等资本转变。因为这些地区的跨国公司处于世界最高档次,资金集约化程度,技术转让较为开放,也更重视长期发展。
4.优化政府的调控机制
首先要调控增量结构。投资的增量结构是指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配置结构,增量调控的实质就是新增投资在产业部门间的分配。对于增量结构调控实际上就是对投资结构的调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合理确定总量结构,使吸收投资与间接投资保持适当的比例。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状况和要求,对利用投资的各种方式有选择的加以鼓励或限制,调控项目规模结构,增加大型项目比重,以有利于引进先进设备、提高技术水,也有利于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和技术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优化产业间的协调配置,提高产业关联度,发挥产业群集效应,采取必要措施,让质量好的进入。其次还要引导企业转型,在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基础上,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档次和质量,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再次,引导产业扩散转移,促进传统产业由大众城市向小城镇扩散、由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从而实现投资在区域结构调整过程中优化结构。
三、结论
投资环境对出口商品结构产生较大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充分利用投资环境有助于改善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但我国政府必须制定相关政策进行引导,并且不能忽视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培育。不管是从投资领域、投资目的还是投资方式来看,投资环境都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使我国产业结构乃至出口结构的调整能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步伐相联系,对我国形成与世界市场结构和需求结构变化进行互动的出口结构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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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现金流、资金链为主线，创新投融资平台
在新环境下，对企业资金流动和资本经营有必要进行全局性、长期性和创造性的谋划。
通过对目前产业现状进行评估分析，根据集团发展战略和各事业发展目标，就资本结构、资金总量、筹资方式、资金使用等进行系统运筹。推进投融资平台建设，创新投融资机制，是突破集团资金瓶颈制约，促进经济效益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举措。
投资平台，关键在于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和管理机制，重点关注投资企业和项目的收益和现金流，控制投资风险。融资平台，重点在于孕育多渠道、高效率、低成本的资金保障体系，优化融资结构，盘活集团优质资产和资源。
第一，发展资金集约化：以实现优势项目商业化为改革方向，整合相关资金以使其成为公司的经营收入。运用兼并采购方式逐步回购，形成现金流，壮大资本金。
第二，内部资源整合化：整合各类经营性项目以使其成为公司的经营性资产或经营性业务，建立市场化经营模式并完善公司盈利模式。
第三，融资方式市场化：面向资本市场，加速市场化直接融资渠道，如信托、债券等，或引资合作，建立并规范多种可持续发展的融资模式与资本回报机制。
第四，管理程序标准化：构建充分利用市场资源、企业资源的体制机制，不断提高市场化运作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此基础上，将项目运作与资金来源挂钩可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的安全性、有效性。
二、优化五大财务结构
（一）优化股权结构，从集团层面整体思考，确定投资关系的最佳组合
从我国集团公司股权结构的实际情况出发，优化股权结构主要应当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国有股减持；二是培育机构投资者。
1、国有股减持
国有股减持就是要打破一股独大的局面，改变国有股东、非国有股东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通过降低公司国有股比例，优化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增大市场流通股的份额，吸纳更多的社会公众投资，从而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股权结构。随着国有股比重的下降，非国有投资者的持股比重将会上升，上市公司将转变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经营绩效亦将提高，股东的利益将得到更加完善的保障。
国有股减持，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形。第一种思路是选择非上市流通的办法，具体做法包括：将部分国有股由普通股转换为优先股；协议转让；股权转债权等。第二种思路是让国有股间接上市流通，具体做法包括：组建若干只受让国有股的投资基金；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国有股为依据，利用存托凭证在境外上市。第三种思路是对国有股采取与社会公众股票市场隔离的上市流通做法，具体办法包括：将法人股转换为B股；境外上市；组建C股市场。第四种思路是国有股直接进入社会公众股票市场，具体做法包括：向社会公众和战略投资者配售；或者将一部分新股发行额度用于消化国有股的上市流通。国有股减持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上述几种思路各有利弊，任何一种思路都无法妥善解决如此大规模的非流通股流通的问题。可以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解决国有股减持问题，其基本原则就是：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减持，都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在保护国有资产的同时，保持证券市场的稳定。
2、培育机构投资者
美国证券市场发展经验表明，20世纪后20年机构投资者持有的上市公司资产比重迅速增大，不仅使证券市场的投资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导致了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策略从“保持距离”向“控制导向”的转变。在我国集团公司中暴露的侵害股东利益的现象不胜枚举，不仅中小股东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甚至大股东的利益也时常被内部人所侵害（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中小投资者实力有限，大多数采取“搭便车”策略，即使“用手投票”、“用脚投票”也难以对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为了改变集团公司中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需要在国有股减持的同时，政府需大力发展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提升外部人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只有发展机构投资者，中小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才有自己独立的声音，在治理结构中才有自己的位置。
（二）优化资产结构，合理资产分布，最大限度发挥资产效能，发挥资产的增值作用
公司经营需要配置不同种类的资产，各种资产的比重形成企业的资产结构。不同的资产结构对集团公司的收益、风险、流动性和弹性的影响不同，企业必须合理配置并有效运用各项资产，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资产的功能，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和效果，从而最终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每个企业应权衡风险和报酬、并考虑行业特点、经营规模等因素来选择自己的最优资产结构。实践中有三种典型的资产结构配置策略：保守型、适中型和风险型，各种结构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最终的选择取决于企业对风险和报酬的态度。
（三）优化负债结构，包括资产规模与负债比例的设计，中长期融资与短期融资的结构设计，将负债控制在安全线内
为了捕捉扩张机遇，很多企业都会利用财务杠杆负债经营。债务控制在怎样的程度才算是合理的？企业仅仅盯住资产负债率还不够，更要关注负债结构，尤其是短、长期债务的匹配，这样才能既发挥债务的最大经济效用，又能规避短期支付不能的风险。传统的偿债能力指标如速动比率等有诸多缺陷，为了优化债务结构，可以采用以流动资产与现金流量为基础的新的测算方法。
（四）优化收益结构，合理安排各时期及各阶段的收入和利润，确保企业的稳健发展（略）
（五）优化现金结构，重点关注现金流量优化，焦点是增强各企业自身造血功能，确保现金流入与流出的合理配比
现金流量最优化并非单纯指现金净流量的最大化，它要求企业在理财过程中，在保持现金流动性与收益性、有效的现金流出与现金流入之间最佳结构关系的基础上，实现现金净流量最大化，从而保证企业财务长期处于最优化状态。现金流出控制的中心是保证现金流出的有效性，侧重收益性的提高；现金流入控制则充分考虑了企业经营对流动性的要求。企业在投资、融资、股利分配、现金预算以及财务控制等具体环节上，都必须遵循现金收益性与流动性统一的原则，有效使用资金，合理控制现金的流量，体现现金流量最优化这一核心思想。
三、财务策略实践思考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经济环境，要实现企业发展目标，企业必须综合融资、投资、经营三方融通，共同推进战略目标的实现。
（一）融资方面
通过企业金融设计、运营资本管理，拓展融资渠道，实现融资手段丰富化，融资方式灵活化。充分结合企业经营发展的需要，加大企业债券市场、政策性银行、资本市场、战略投资者以及创新金融工具获取资金支持的力度，优化资本结构。具体讲可以向资本市场延伸，争取直接融资；向债券市场延伸，迎合国家的金融政策；向政策性银行延伸，取得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向战略投资者延伸，采用股权与债权融资相结合；向其他可运用的方式延伸，如加快应收账款周转。
（二）投资方面
设计投资管理方案，建立科学的投资决策和投资管理机制，实现项目投资的最佳效果；通过投资效益测算、资产价格评估、市场价值评估、经营策略评估、投资风险评估、资金筹措方案选定等方式，分别设计财务投资型、战略管控型、运营管控型企业的不同治理模式，采取不同的管控体系，分别不同的管理重点，推动投资项目和投资企业经营绩效的迅速提高，并通过预算管理对各类投资活动的现金流进行控制和协调。
在投资结构上，重视短线的财务型投资与中长线投资、战略性。立足投资的相匹配，从流动性、变现能力角度加大对增值潜力大、有独特的商业模式、预期回报率较高的项目投资，以速度赢得资源和空间，从而获取持续增长的投资收益。
在资产持有方面，对产业发展型项目，从价值体系上以及商业模式上综合考虑租售相结合的方式，保障财务安全，现金流顺畅。
在投资资产的种类上予以丰富化，包括土地、收益型房产、上市公司股权、非上市公司股权等。通过科学的投资决策，提高资产投资效率，降低投资风险。
（三）经营方面
【关键词】 AHP方法； 投资方案； 决策原理
一、引言
企业投资方案决策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生产经营的成败。现有投资方案决策通常是采用比较各备选方案净现值、期望收益额、期望收益率、收益标准差和收益标准差率等单一量化指标来选择最优投资方案。运用单一的量化指标进行决策虽然方便但没有综合考虑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各种量化、非量化因素，尤其是当运用不同量化指标对备选方案选择得出的结论相悖时企业将陷入无法决策的困境。本文针对这种情况，综合考虑影响投资决策的量化和非量化因素，运用层次分析法结合案例分析进行最优投资方案选择。
二、层次分析法运用于投资方案决策的原理
层次分析法（Analytia1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是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A. L. Saaty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AHP方法能够综合分析量化因素和非量化因素进行决策，因此在经济管理类研究中有着广泛的运用。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根据问题的性质和需要达到的总目标，将解决方案分解为目标层、中间层、方案层等，并按照因素间的相互关联影响以及隶属关系，将各因素按不同层次聚集组合，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分析结构模型。层次分析法运用于投资方案决策可分为四个步骤。
（一）目标层的确定
层次分析法运用于投资方案决策首先要确定投资方案决策的目标。投资方案的决策目标就是选择最优投资方案。投资方案决策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必须对企业内外各种定性和定量的信息进行全面分析，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最优投资方案的选择并不仅仅取决于某一单项指标的优劣，比如净现值的高低。净现值的高低只是企业衡量投资方案的一个方面，最优投资方案应该是最符合企业整体发展战略，能够发挥企业自身优势的方案。
（二）中间层要素的确定
决策目标确定为最优投资方案后，最优投资方案的实现将分解成各层次的中间层要素。中间层要素可以是量化的也可以是非量化的。层次分析法在投资方案决策中运用的关键就在于要将决策目标分解为合适的中间层要素，即：投资方案优劣的判断标准。判断投资方案的标准必须符合企业实际，一般情况下期望年收益高、投资风险小、净现值高的投资方案是优秀的投资方案，但对于特定企业而言，国家政策支持力度、投资周期的长短、技术优势是否明显，在选择投资方案时也许更加重要。因此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应列出决策目标的影响因素，通过考虑各影响因素之间的重要性建立关系矩阵来确定各因素的权重关系。
（三）确定多个备选方案完成层次结构模型
将企业多个备选投资方案和层次结构模型的决策目标、中间层要素进行连接，通过计算权重、单个矩阵、整体矩阵的一致性判断来确定层次结构模型的合理性，最终根据计算结果选择最优投资方案。
（四）进行层次单排序及总排序，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计算出各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及特征向量，并通过归一化处理，同时要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如果不能通过一致性检验则需对判断矩阵重新计算；计算同一层次对最高层次（总目标）相对重要性的排序权值，此过程从最高层依次到最低层进行，同时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如果不能通过一致性检验则需要重新开始。
三、层次分析法在投资方案决策案例中的应用
笔者通过案例来探讨层次分析法在投资决策中的具体应用。假设A企业要进行投资决策，现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三种备选方案投资收益基本情况见表1。
三种备选方案的投资周期不同，C1方案为5年，C2方案为4年，C3方案为6年（假设均为一次投入，分年收益）。A企业的再投资年收益率为10%。从A企业现有的科学技术来看，C1方案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其他两个方案均为新的领域，但C3方案是环保产业，国家政策比较支持。
从A企业案例可以看出三种备选方案的决策信息中既有量化信息也有非量化信息。传统的投资方案决策方法通常运用净现值、投资年收益、收益标准差等单一的量化指标判断最优投资方案。这些传统决策方法在决策时考虑的因素比较单一，而且在本例中，传统决策方法出现了多项指标优势交叉而无法进行判断的现象。因此笔者选用层次分析法进行投资方案的决策，以综合考虑投资方案中的量化因素和非量化因素。
（一）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根据A企业案例资料，综合现有数据选择六个中间层要素，画出A企业投资方案的层次模型结构图，如图1所示。
（二）构造判断对比矩阵A—B
A企业管理当局选定10位专家组成专家系统，运用德尔菲法对六个中间层要素的重要性进行比较，使用九级指标法将中间层要素两两比较后进行打分，得出决策目标层A对中间层要素B的判断对比矩阵，即：A—B对比矩阵，见表2。
其他对比矩阵的权向量计算过程同对比矩阵A—B的权向量计算过程限于篇幅不再详述。
（五）一致性检验及备选方案的选择
计算各对比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利用随机一致性指标进行检验，计算出CR的值（表9）。从表9可以看出，各中间层要素的一致性比率CR均小于0.1，即各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均通过。
计算层次总排序，进行一致性检验得出CR=
0.0774
从表10可以看出备选方案C3的方案总权重最大，A企业应选择备选方案C3作为最优投资方案。
四、结论
通过A企业的案例分析，笔者认为层次分析法能够较好地结合量化指标和非量化指标综合考虑影响企业投资方案决策的各方面因素，使企业投资方案决策更具科学性。运用层次分析法对企业投资方案决策过程中的各影响因素进行权重分配，可避免在影响因素过多的情况下决策者顾此失彼，将主观意识过多地带入企业的经营决策。当各种决策方案出现多项指标优势交叉时，层次分析法更能做出科学的判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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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优化 投资结构 企业 管理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企业体制的不断改革深入，企业的投资结构和管理水平已经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投资结构是否合理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目前和未来的发展状况，甚至影响企业的生死存亡。而影响投资结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现代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都在努力寻求投资结构的最优化。
一、目前企业投资结构的问题
1.缺少优秀的投资人
由于受到我国传统观念和教育的影响，很多具有优秀创业潜质的年轻人没有创业精神，甘于平稳的生活，很多具有专业知识的的科研人员又不敢冒这个风险。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就是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因为住房、医疗、养老、子女上学等问题的困扰，许多优秀的投资人、企业家都夭折在摇篮里。
2.缺少风险投资
长期以来，我国都缺乏真正具有眼光和实力的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是一种新兴的投资方式，但是我国出现的风险投资公司大多是由早期的科技扶持基金成立的公司转化而来，基本是换汤不换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管理模式和建立适合风险投资运行的机制。其主要管理人员对风险投资的概念模糊，并带有浓重的政府行政气息，做不到投资与企业按照真正意义的风险投资模式相结合，也失去了风险投资的真正意义。
3.缺少国家政策扶持
我国虽然在早些年就建立了部级的产业区，但是相应的立法工作却迟迟没有到位。类似的像风险投资虽然已在我国实践多年，但至今也没有将风险投资基金法列入。由于国家没有相关政策出台，严重影响了高新技术产业和投资业等在我国的发展。
二、影响企业投资结构的因素
1.外部环境
任何国家的经济都处于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的阶段性周期循环中。在经济衰退和萧条阶段，由于整体经济不景气，很多企业举步维艰，在投资上也会采取缩紧和保守政策。在经济繁荣和复苏阶段，经济形势向好，多数企业利润看涨，也会大幅调控投资结构，抓住机遇。
目前，国际和国内的市场竞争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投资结构所面临的外部因素包括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社会文化环境，市场环境，法律政治等因素。这些因素都是企业无法控制和避免的，一旦发生对企业的整体管理会产生巨大的冲击，给企业带来的打击也是致命的。
2.内部决策
由于企业的经营者和领导层人员对现实环境认识不足等原因造成的企业投资结构决策的失误，导致企业面临资金短缺投资收益低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发展，使财务状况恶化，威胁企业偿债和融资等问题，最终导致财务风险。
三、优化投资结构的对策
1.加大高技术产业投资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起步晚，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企业的投资结构不够成熟，缺乏高新技术的创新，导致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弱。为了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必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大对信息产业，生物科技等高科技产业的研究和投资力度。
2.加大对人才的投资
21世纪人才最重要，这已经成为基本共识。对人才资本的投资是企业高速发展的基石，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有效的人才资本投资方式可以快速地提高企业的人才资本存量，各方面的人才对企业在各领域的突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研发人才可以在产品研发上做到创新和改进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利润，管理人才可以在企业的各个部门岗位把好各道关卡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而高级管理层的人才则决定着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命脉。
3.提高投资效益
企业的投资效益是指企业通过投资结构及变动带来的收益。在企业投资规模固定的条件下，投资效益对企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投资效益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企业未来的发展，如果投资效益出现负面偏离，不仅给企业造成资金上的浪费，更可能造成企业资金流动上的压力，从而使企业陷入财政困难。
4.向国际标准靠拢
为了提高企业投资结构的效率，就要打破我国原有的传统企业标准和行业标准，向国际标准靠拢，更快更好地实现与国际企业的接轨。积极引进外来的先进技术和一流的管理水平，促进企业的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5.构建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
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可以避免在投资中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因为投资决策的正确性是非常关键的，必须是由相关方面的专家、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组成的高质量、高标准的决策队伍。企业中存在很多决策人，不同的决策人员有不同的决策权限，如何界定好这些决策人员的决策范围也是企业需要探讨的问题。而企业中最核心的也是最难控制的决策风险来源于高层管理者，对这类决策者的控制需要从自身控制和外部控制两方面来研究。决策者自控需要从提高信息量，提高自身认知水平，提高管理水平和决策水平几方面抓起，根据各类决策的特点来转换自己的思维和思考方式，这有这样才能更多地避免由于自身决策失误给企业造成的风险。
四、总结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投资结构的优化可以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并推动企业的快速发展。企业应该着力于研究优化投资结构的方式方法，加快前进步伐，对而实现推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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