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变革的历史表明，不论是八十年代初期进行的中央银行职能分离还是外汇体制改革，抑或是九十年代初分离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等，中央政府一直都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主导者、发起者与组织者，而各级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及国有金融机构都只是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二行动集团。作为中央政府分支机构的地方政府既是地方行政机关，又是中央的人，而地方官员是地方政府的人，因而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再到地方官员存在着多层级的委托关系。虽然地方官员是由各级人大选出的，但中央的意志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人事控制向下传递，进而对地方官员的行为产生激励作用。与此同时，当前体制在经济上又高度分权，具有一定资源调控能力和配置权力的地方政府官员为追求地方经济增长的政绩及分享财政税收增长的好处，有动机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这在中国实施财政体制分税制改革之后尤为突出。既然金融市场化会弱化政府部门对金融资源的掌控，地方政府阻碍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势必成为自发的逐利行为。另外，横向的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也会激励地方政府官员干预商业银行信贷投向。另一方面，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在人、财、物上与各级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级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上不得不呈现出亲政府行为，尤其是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本身就是由地方政府或地方国有企业出资组建的，其经营管理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各级地方政府的控制。有证据显示，中国有82.6%的城市商业银行是受地方政府控制的。事实上，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为了在政绩竞争中胜出，有动力通过其控制的城市商业银行向更能凸显政绩的项目发放贷款，这不仅会影响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还会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造成负面冲击。依据上述逻辑，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有动机也有能力干预地方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使其发展符合地方利益需求。因此，地方政府会成为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阻挠力量，干预商业银行的改革。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1:在当前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下，规模越大、对资源控制力越强的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干预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不同地区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所有制结构，比如，在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较高，东部地区私有经济比重较高。
众多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构成了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包袱”，在地方财政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地方“包袱”越重的地区越不能有效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并且，地方国有企业作为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低成本的从商业银行借贷资金，会游说地方政府改变其经济政策，诱使地方政府阻挠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甚至会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去银行融资。在金融资源供给有限的条件下，国有经济凭借强势地位抢占金融资源，其从银行获得的资金越多，对民营经济产生的挤出效应就越严重，这不仅会阻碍金融市场化的进程，而且会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另一方面，国有经济之于地方政府不仅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还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并且在稳定就业、弥补市场缺陷、落实地方产业政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当国有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地方政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会帮助国有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甚至还会帮助争取上市指标。随着中国市场化过程的推进，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从1980年的81.9%降到了2006年的30%。但最近几年出现了新的情况。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为尽快摆脱国外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提出了“4万亿”投资振兴计划，其中，中央财政承担1.18万亿元，剩余的2.82万亿元则由地方财政承担。在此背景下，为落实中央政府的投资刺激计划，各级地方政府依托各种融资平台从商业银行大规模抽取信贷资金。问题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催生的天量“地方债”不仅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还延缓了银行业的市场化进程、扭曲了“政银关系”。本来想借助金融市场化改革彻底斩断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不当关系，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崛起却拉近了地方行政权力与国有商业银行的“距离”。依据上述逻辑，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2:在政治地位上更接近行政权力的国有企业有较强的能力“俘获”地方政府，进而使地方政府有动机干预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所以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其金融市场化进程越慢。市场经济的顺利转型依赖于可靠的法律体系。若没有可靠的法律体系，人们无法预期从交易中获得的利益属于自己。正像LaPorta等(1997)实证研究发现的那样，若一国投资者的财产权受到了法律强有力的保护，那么该国金融发展水平往往较高。比如，德国银行体系的发达根源于对债权人的法律保护，英国发达的证券市场源自英国政府给予了投资者较强的法律保护。另一方面，法治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地区往往是官员腐败高发地区。
因此，我们可以将地区官员腐败与地区法治制度建设联系起来。在地区腐败较严重且缺乏高效的执法手段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的银行家们越没有动力进行金融制度市场化改革或创新，其金融市场化进程往往较慢，此环境下的银行家行为多偏向于非生产性活动。进言之，在恶劣的法治环境下，以科层等级制为特征的国有商业银行晋升方式并非由银行家的个人经营业绩决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政治表现和人脉关系，结果使大量人力资本被浪费在向上级领导“寻租”上;当银行家们的异质性才能不是用于投融资制度创新而是用于非生产性甚至破坏性的寻租活动时，没有人在意金融机构的声誉，也没有人关注经济中的潜在利润机会。再加上，在国家政策严禁私人组建民营银行的背景下，业已进入该领域的金融机构会获得制度性垄断租金，这会使具有行政垄断特征的国有金融机构丧失自主创新的动力。那些掌握金融机构行政控制权的银行家为了保持其垄断地位不受潜在竞争的威胁，甚至会与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寡头金融资本进行联合以借助其政治影响力游说权力当局，这极有可能封杀促进金融市场化的措施，结果使低效率的金融制度长期延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3:官员腐败不利于金融市场化的推进。
二、研究设计
(一)估计方法
考虑到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以存量改革为主、增量改革为辅，本文选择动态面板模型估计回归方程(1)，这既有助于验证地区金融市场化的历史惯性和收敛性，也有助于克服内生性问题。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有比较严格的适用条件，一是要使用Sargan和Hensen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二是要检验模型的误差项是否存在二阶序列不相关性和一阶相关性。在估计回归方程(1)时，为了控制残差项序列相关，加入年度虚拟变量;在系统GMM估计时除了年份虚拟变量为外生变量外，其他所有自变量均被视作内生变量，这就大大削弱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所有的方程在估计时均考虑了组间异方差问题，使用怀特稳健标准误进行统计推断。
(二)变量界定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本文将樊纲等(2011)所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金融业的市场化指数”作为中国各省区金融业市场化进程的衡量指标(f)。在稳健性检验时采用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fc)作为被解释变量。事实上，尽管非国有经济已是中国经济总量的主体，但其从商业银行获得的贷款比重却与其地位不符，而国有经济仍与商业银行保持着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超经济联系，故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越低，表明金融业市场化改革越滞后。在2011年的报告中，只汇报了各省区1999年～2009年的金融市场化指数(f)，但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fc)却是从1997～2009年，为了扩大样本量，我们假设2010年各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与2009年相同，将时间延长到2010年。本文关注的核心自变量是国有经济占比(soe)、官员腐败指数(corrp)、政府规模(gov_con)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exp)。本文借鉴吴一平和芮萌(2010)等学者的做法，使用职务犯罪立案数占当地公职人员总数来衡量各地区官员腐败程度。
(三)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中国1997～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除了被解释变量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外，主要变量的原始数据取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各省份2009～2010年《统计公报》、《中国检察年鉴(1998－2011)》。其中，地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数额的原始数据单位为美元，通过各年中间汇率进行换算。样本包括31个省级单位，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省，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8省，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广西、内蒙古、贵州和云南等12省。
三、实证检验
(一)全样本估计结果
模型1表明，政府规模(gov_con)变量的系数为负数且显著，并且在模型4和模型5中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城市化等控制变量后，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进程仍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模型2中，引入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能力(exp)，发现该变量的系数为负且显著;在模型3和模型6中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后，exp的系数仍为负且显著。值得强调的是，当在模型4中同时引入gov_con和exp后，发现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变量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已不显著，但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这表明，政府消费变量包括exp的信息，或者说政府对资源的控制通过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产生负面影响。模型1和模型2还表明，国有经济发展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系数分别是－1.962和－1.69;在模型3中，引入国有经济与官员腐败的交乘项(soe_x_c)，发现该变量的系数为负值且显著，说明在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官员腐败对地区金融市场化的抑制作用越明显。在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发现国有经济仍然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上述分析初步验证了假说2。官员腐败变量对金融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在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结果显示官员腐败变量的负面作用依然存在。这初步验证了假说3。需要说明的是，在其他模型中官员腐败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这似乎表明我们的结论并不具有稳健性;其实，这是由于官员腐败变量(corrp)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exp)变量在解释金融市场化时具有相同的效应，若同时引入这两个变量，必然引起多重共线性进而影响官员腐败变量的显著性;但这并不影响结论，仅表明地方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更有可能引致腐败，进而抑制金融的市场化推进。此外，从模型5和模型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较快的地区，金融市场化进程越快。外商直接投资(fdi)对金融市场化具有促进作用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城市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抑制了金融市场化的发展，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二)分地区估计结果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的假说，将31省区分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分组检验。由于政府消费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这两个变量具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我们在表3的前3个模型中使用政府消费进行回归，而在后3个模型中使用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进行回归。由于分组检验的样本量偏小，在回归中并没有控制时间虚拟变量。
1．模型1和模型4的估计结果表明，在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对金融市场化具有高度显著的负影响，因此西部地区有必要降低国有经济占比以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模型2和模型5表明，中部地区国有经济对金融市场化的回归系数虽具有预期的符号但并不显著;模型3的估计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国有经济的增长对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尽管在模型6中该变量仅在13%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2．从模型1和模型3可知，政府消费对西部和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化具有抑制作用，但只有西部地区通过了系数显著性检验;模型4、模型5和模型6表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在三大区域均抑制金融市场化推进但都不是很显著。
3．模型2和模型5表明，在中部地区，官员腐败严重抑制了金融市场化进程，但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虽具有理论预期的符号但并不显著。上述分析表明，主要核心解释变量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均符合理论预期，但显著性水平在三大区域存在差别，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三个假说。
(三)稳健性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结论是否会因被解释变量的选择不同而发生改变，将上文的金融市场化指数(f)替换成信贷资金分配指数(fc)，估计结果表明，国有经济增长不利于地区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政府控制资源的能力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这与前文的分析基本一致，再次验证了我们的假说。另外，本文还使用国有就业占比(soe_job)来衡量国有经济增长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而被解释变量为金融市场化指数(f)，仍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此处不再赘述。
四、结论
传统教育以教师课堂授课为中心，而学生则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这与建构主义的观点相悖。建构主义认为，教育应该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使学生从传统的知识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学习者，而教师的作用也由传统的以教授知识为主要职责转变为以引导、带领学生自主学习和激发学生学习激情为主。因此在建构主义者眼中，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教育，需要提出一种与建构主义相配合的教学方式。［2］结合现有相关研究，我们可将建构主义的主要教学设计原则概括如下：
（一）以学生为中心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习的过程是学生主动学习并建构其知识体系的过程。而传统的教学方式则是以教师传授为主，学生只是充当被动的接受者。建构主义者认为教师应该转变其在教学中主导的作用，而致力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引导并组织学生自主学习。因此，教学设计时应时刻突出“以学生为中心”这一主题，使学生做到以下几点：一是主动学习。建构主义认为建构知识应该是一个人主动的过程，学生对知识的学习应该是自发的、主动的。二是积极运用知识。学生应该在多种不同环境下积极运用知识，将所学的知识“外化”。三是努力实现自我反馈。根据自身行为的反馈信息，学生能够形成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并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二）强调学习环境
建构主义者对教学环境与学习环境进行了区分，前者是由教师控制并主导的，而后者则更加自由。在学习环境中，学习是主动且自由的，学生不仅可以利用环境中的工具和资源完成自己的学习，也可以得到教师的指导和其他学习者的协作与帮助。自由开放式学习环境的设计需要更加注重情景的构造，因为知识总是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的，且在不同情景下对知识灵活运用的能力是建构知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创造各种与现实相似的虚拟情景，激发学生运用新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愿望，使其对知识进行主动的探索和自主的学习。
（三）坚持合作学习
如果学生孤立地凭借自身的经验对某一知识进行学习，则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必然对知识的建构也是不全面的，同时也缺乏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而合作学习则克服了这个缺点，它更加注重团队之间的交流，不同的学生可以在协商互助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完善知识的建构。在设计合作学习方面，教师可以根据具体的学习内容进行分组，给每一个小组特定的学习内容，先在小组内部进行学习、交流、讨论并提出问题和总结小组结论，然后与全班分享小组成果并再次展开全班内的观点交流。［3］这样在合作和交流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取长补短，在讨论中汲取他人的观点，完善自身对知识的理解，并激发新的领悟。同时，在合作学习中教师不再只是教授者，还是合作学习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亲自参与到学生对知识建构的过程中，起导向性作用。
二、《金融市场学》课程的教学特点
《金融市场学》是一门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及其各主体行为规律的科学。作为高校金融学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金融市场学》有许多显著特点。
（一）内容重叠，篇幅宏大
《金融市场学》与其他课程的教学内容有很多重叠之处。例如，传统金融市场部分一般是《货币银行学》所侧重介绍的内容；金融衍生产品市场部分是《金融工程学》的主体内容；外汇市场、保险市场、证券投资、金融监管等部分则有专门的《国际金融学》、《保险学》、《证券投资学》和《金融监管学》等课程加以对应并详细介绍。在体系方面，一本较为全面的《金融市场学》教材往往除了涵盖上面已提到的内容外，还包括风险投资与二板市场、效率市场理论、金融资产定价理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金融组织和金融市场风险等内容，俨然是一部范畴众多、体系繁杂、篇幅宏大的金融学小百科全书。《金融市场学》课程的这一特点提高了教师教学时对授课内容安排的设计难度，任何一个知识点的脱节都会增加下一节内容的理解难度。
（二）注重实践，史论结合
《金融市场学》的教学目的就是希望学生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能够对现实中的金融市场体系及其运作状况有较为全面、准确的了解，并在熟悉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历程与现状的基础上具备独立分析和解决金融市场问题的能力。讲授这种旨在将课本的理论运用于实践的学科需要教师借助良好的实践认知和和广阔的历史背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金融市场学》涉及很多历史事实与典故，在讲授《金融市场学》时，要熟悉这些内容，要善于从各种零散、破碎的历史事实与典故中找出相关理论的线索，梳理理论，总结规律。反过来，为了将这些历史讲得有骨有肉，又需要将相关理论贯穿其中，拓宽广度，挖掘深度。
（三）时效性高，开放性强
在这个日益开放和自由化的经济环境中，金融市场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尤其是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新的交易方式、工具乃至市场层出不穷。教科书的更新步伐难以跟上金融市场的发展步伐，学生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校园与书本的象牙塔中，他们终将会面对这个迅速发展的市场。一旦他们跨入金融市场，显然仅仅依靠书本上教授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金融市场学》是一门对时效性要求极高的学科，教师在教学时必须时时注意紧跟金融市场领域的最新动态和金融市场理论的最新进展，对市场趋势和热点问题进行有目的、有前瞻的筛选和加工，然后结合课本，合理地给学生传授及时、科学、新颖的知识。
三、基于构建主义的《金融市场学》教学设计
《金融市场学》课程的教学特点决定了建构主义理论对其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将之贯穿于《金融市场学》教学设计，无疑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根据构建主义原理，《金融市场学》应做好如下几点教学设计：
（一）提纲挈领，抓好入门介绍
建构主义强调学习的主动性与自主性。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即一个人一旦对某事物有了浓厚的兴趣，就会主动去求知、去探索、去实践，并在此过程中产生愉快的情绪和体验。爱因斯坦的这一说法为实现构建主义教学原则提供了一种思路——培养兴趣。为了培养学生学习《金融市场学》的兴趣，教学伊始，任课教师就应紧紧抓住师生第一次见面的宝贵机会，充分利用学生对教师的陌生感与对课程的新鲜感和好奇心理，从理论与实践双重视角，提纲挈领地做好入门介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求知欲。对有经验的教师而言，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可供选择的方法有很多。以己为例，为了介绍实体经济、金融市场和《金融市场学》之间的关系，从而加深学生印象，使其能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地了解并体会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和《金融市场学》的学习意义，笔者采用了图解法，具体如图1所示。图1是学生十分熟悉的简单的两部门经济模型，它对现实中市场主体错综复杂的经济金融关系进行了最大程度的简化与抽象。其中，在商品市场上，作为要素的唯一所有者，家庭部门向企业提供生产要素获得收入并凭此购买消费品；而作为唯一的生产者，企业则向家庭购买生产要素生产商品，并将其出售给家庭部门。最初，家庭与企业之间通过直接的物物交换来获得彼此的产品，这种交换不需要货币作为媒介，货币尚未出现，因而也就没有所谓的“金融市场”。但物物交换面临所谓的时间与空间的一致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人类创造了货币，用来作为交易媒介方便商品交易。随着货币的出现，货币流通产生。但货币流通还不是严格意义的现代金融，只有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家庭部门有了闲余资金，即储蓄，而企业又需要借入资金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资金融通才成为可能并必要。于是，金融市场应运而生。金融市场是实现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桥梁，决定着社会资金的融通规模与效率，对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行至关重要，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影响深远。作为一门研究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及其各主体行为规律的学科，《金融市场学》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现实世界和深入了解国民经济如何运行，也有助于我们积极投身现实，成为金融市场的弄潮儿。
（二）讲练结合，突出学生自主性
经过无数人的努力与实践，《金融市场学》的教学内容现已大同小异，其主要内容如图2所示。显然，这些教学内容既涉及一般知识的介绍，又涉及各种理论的应用。因此，在教学时，不能让教师唱独角戏，进行传统的灌输式讲授。相反，应根据建构主义教学原则，突出学生自主性，让学生自己多动手、多练习，实现干中学。这要求任课教师在进行《金融市场学》教学时，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认真备课，对各章节教学内容展开全面、科学的分析，找出重点、难点和热点，授课时精讲、重点讲，甚至只讲这些内容，而对其他内容则需泛讲或略讲；二是抓好学生的课前预习和课后练习，课前将教材中容易理解的章节布置给学生自学，课后有针对性地布置一些练习题和思考题；三是介绍一些与课程密切相关的网络资源和专业报刊杂志，引导学生多浏览这些网站，多看财经报纸杂志，并鼓励其在课堂上多利用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展开讨论；四是针对教学内容，开列参考教材书目单，让学生广泛阅读各类教材，采众家之长，加宽、加深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
（三）利用案例，强化合作学习
所谓案例教学就是一种通过使用比较能反映教材内容的实例，让学生展开分析讨论，使其从特殊的实例中归纳出一般原理的教学方法，它通过对具体情境下事件的研究使学生活用课本知识。［4］在教学中选择合适的案例让学生展开讨论能使书本上枯燥的理论形象化、生活化，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和能力。案例教学与建构主义的知识观、学习观和学生观高度契合。因为在案例教学中教师所关注的不再局限于学生对课本中基础理论的掌握，而是学生解决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且在分析案例的过程中，教师还可以从台前走到幕后，给予学生充分发挥其创造性思维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的机会，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引入小组模式，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具体案例进行研究和探讨，小组成果可以通过ppt和演讲等形式予以展示，然后全体再就小组结论提出问题和发表意见。这种群体间的观点和思想交流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独立思考，而且可以培养学生形成一套适合其自身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在《金融市场学》案例的选择方面，可依据教学内容的不同，采用两种方式来进行：一种是在讲解金融市场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时，可以使用一些说明式案例来辅助学生对所学内容进行理解和掌握，例如在讲解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规避功能时，可以通过举一个套期保值的实例让学生对这一抽象概念加以形象化理解。另一种是在讲解应用性较强的基础知识时，可采用讨论性的案例教学模式，例如在讲解股票市场的发行和流通时，可以让学生就目前国际上不同的股票发行制度展开讨论和研究。
（四）借助网络，突破书本局限随着互联网突飞猛进的发展
行为金融理论是从人的观点来解释金融学和投资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以及怎样形成的，把投资决策看成是投资者在一种心理上计量风险与收益并进行决策的过程，因此受投资者的心理特征影响，是经济行为科学化研究方法的一种价值分析回归。
行为金融理论以有限套利理论和非理模式为两大理论基石，其大致有这么几个重要的分支：期望理论。行为组合理论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在市场行为模型方面，近年来行为金融理论研究中，有四种模型BSV(Barberis.Shleifer.andVishny，1998)模型、DHS(Daniel，Hirshleifer，andSubramanyam，1997)模型、HS(HongandStein，1999)模型又称统一理论模型(Unifedtheory，andmode)和羊群效应模型(HerdBehavioralModel).
尽管行为金融理论发展至今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它通过心理和决策行为等因素的引入，已经成功的对证券市场的异常现象进行解释。如股权溢价之迷、流动性之迷和可预测之迷、封闭基金之迷，反应过度与反应不足、小公司现象与规模现象、股票市场的季节效应、周内就效应，并可将理论运用于对投资者行为、投资经理选择和公司金融的分析中去。
在金融实践方面，行为金融研究的丰硕成果，在国外已经开始为投资行为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尤为重要的是，行为金融理论与传统的技术分析方法在许多方面建立起良好的“同盟”关系。确切地说，用传统的技术分析方法所发现的问题，可以在行为金融理论中寻求到它们存在的理论依据。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已经开始了解行为金融，并把期望理论(ProspectTheory)、易犯的认知错误、后悔规避(regretaversion)、非完美的自我控制等行为金融理论应用于自身的投资实践中，以完善投资行为。一些先行者甚至还建立了行为金融投资基金，试图利用金融市场上人们的行为特性和行为金融投资策略来完善投资策略来完善市场套利的实践。
二、行为金融学在中国资本市场的适用性
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在许多方面尚未成熟。目前一个的突出问题是过度投机性，其最主要原因就是众多中小投资者的非理。东方证券冯玉明等研究人员2001年所作的对1994年9月到2000年10月在沪深两市上市交易的A股股票月度数据的统计研究表明，中国证券市场存在明显的动量效应，中国的证券市场不是一个有效市场，行为金融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同样存在。
(一)对我国当前股市面临的持续性低迷的解释
根据期望理论，投资者的效用(价值)不再是财富的函数，而是获利与损失的函数。价值函数与标准函数的主要区别在于参考点的存在。参考点的位置是由个体的主观印象确定的，它是个体进行比较的现状参照。价值函数在参考点以上的部分(获利区间)与标准效用函数相同，是凹函数；在参考点以下的部分(损失区间)，价值函数是凸函数，且其斜率有明显增加；在参考忘附近，价值函数的斜率有明显的变动，表明人们风险态度的变化——对损失的感受大于获利。
我国股市自2001年7月份以来，一直处于弱市之中，就与投资者在价格发生逆转之后，面临不确定性的政策性因素，对风险的厌恶程度递增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心理因素作用的必然后果就是基于“羊群行为”模式的股价过度反应，此时即便宏观经济基本面有“利好”因素或管理层出台一些针对股市的“利好”政策，但由于投资者具有“损失恐惧”，不能利用所接触到的信息进行理性预期，因此，股市对利好“消息”的反应肯定与在股市上涨时不能同日而语。
笔者认为，在当前我国股市中政策还能够起较大作用的情况下，要改变股市的疲软状态，必须考虑到投资者在认知上的偏差，加大“利好”政策出台的力度和集中度，以加强投资者对于政府搞好股市的信心，影响投资者的心理。促使投资者的行为摆脱参考点以下部分的凸函数区域。
(二)对我国资本市场“圈钱饥渴症”的解释
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债券融资逐步取代了股票融资，成为国际融资的主渠道。始于1987年的中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缓慢，1992年至今，股票融资远大于企业债券融资。股票市场的发展速度远快于债券市场。上市公司跃跃欲试上市募投筹资，截止2001年10月31日，上市公司在沪、深交易所累计发行股份总额为4757.35亿股，其中上市股份为1466.8亿股，总计筹资额约为人民币6300亿元。我国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圈钱饥渴症”的“火爆”现象。
市场时机理论是行为金融学对于证券发行。资本结构，投资等公司金融领域进行分析的一个基本理论框架。这个理论的假设前提是投资者是非理性的，而公司经理是理性的，在投资者非理性的前提下，上市公司的股价往往错误定价。假如在公司股价高估的情况下，公司经理很明显会采取发行新股的做法。而且，由于问题的存在，经理并不一定选择公司真实价值的最大化，而可能从加强自身的特权出发，在企业规模等其他目标方面最大化。这样，公司经理就会倾向子在股市进行融资，或扩大投资规模，或持有现金，或者投资于资本市场其他证券，以投资者的非理性亢奋来建立自己的“帝国大厦”。这个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研究“圈钱饥渴症”的成因。
我国资本市场上机构投者数量很少。资金总量也不多，整个市场投机气氛很浓。投资者为赚取二级市场差价而购买市盈率高的新股，为企业恶意圈钱提供了条件。此外，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由于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完整和经理股票期权等机制的缺乏，导致公司内部问题非常严重。公司经理不是以公司的真实价值最大化作为目标，而往往倾向公司经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决定了公司经理融资和投资行为决策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这也是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圈钱饥渴症”的在内原因。
三、行为金融学投资策略对我国结构投资者的启示
(一)行为金融学投资策略
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造成的行为偏差导致了市场价格的偏离，而若能合理利用这一偏差将能给投资者带来超额收益。这就形成了行为金融学的投资策略。传统投资策略还存在投资者搜集信息，处理信息能力的变动，而人类的心理决策特征是长期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所以某些行为是稳定的和跨文化的，行为金融投资理念的交易策略相应也就更具有相当的持久性。从国外看，基本市场异象的行为金融学投资策略主要有价值投资策略与反向投资策略：动量交易策略，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等等。近年来，美国的共同基金中已经出现了基本行为金融学理论的证券投资基金，如行为金融学大师RichardThaler发起的Fuller—Thaler资产管理公司，其中有一些还取得了复合收益率25%的良好投资业绩。
(二)对我国机构投资者的启示
行为金融学对我国开放式基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开放式基金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基金份额的赎回，基金经理要根据其对赎回量的估计确定资产的流动性，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估计投资者的行为决策方式。投资者往往在受到压力时高估风险，稍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可能大量赎回，而从众心理又可能深化这种趋势，使基金受到更大的压力。另外，由于投资者的后悔与谨慎心理，他们常常利用人制度转移其对经济结果的责任及受到的压力，通过深入分析这一点，基金经理就能确定合理的管理费率，提高基金的运作水平。
机构投资者本应成为我国证券市场中投资理念和投资策略的领导者，但我国的各类基金却一直是投资风格模糊。其可以考虑利用市场现象的行为金融学解释，并依据我国证券市场的特性，采取相应的行为金融学投资策略。
1、反向投资策略与价值投资策略
该策略就是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好的股票。如选择低市盈率的股票。选择股票市值与账面价值比值低的股票、选择历史收益率低的股票等。行为经济学认为，反向投资策略是对股市度反应的一种纠正，是一种简单外推的方法。
中国的股票市场素有“政策市”之称，不同的投资者对政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普通个人投资者由于消息的不完全，往往对政策信息表现出过度反应，尤其是我国的个人投资者对政策面消息的反应尤为强烈。而机构投资者的信息库和专家队伍则可以对政策的把握有一定的预见性，针对个人投资者的行为反应模式，可以采取反向投资策略，进行积极的波段操作。我国证券市场还存在大量的“跟风”，“跟庄”的羊群行为。使整个市场的预测出现系统性偏差。导致股票价格的偏离，并随着投资者对价格趋势的积极跟进而进一步放大了价格与股票基础价值的偏离。这些对股票价值的高估或低估最终都会随着金融市场的价值回归而出现异乎寻常的股价下挫或上扬，也就带来了相应的价值投资机会。
ST股的股价往往在特别处理或特别转让的消息公布后现出不跌反涨的现象。从现为金融学的角度看。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上壳资源的稀缺性，这类公告效应带来的不仅是公司陷入严重困境的角度看，更是该公司可能会成为潜在并购目标，紧接着就有资产重组等大动作，给投资者带来其未来收益流价值的预期。这类股票也可以成为机构投资者资产组合中的构成之一。
2、动量交易策略
该策略的核心内容是寻求在一定期间中股价变动的连续性。如股价变动连续趋涨，则采取连续卖出的策略；如股价变动连续趋低，则采取连续买入的策略。
我国投资者的“处置效应”倾向比国外同类研究的发现更加严重。根据赵学军、王永宏(1998-2000)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股市中投资者卖出赢者的概率是其卖出输者概率的两倍，而Odean(1998)的研究中，国外证券市场中投资者卖出赢者的概率是其卖出输者概率的1.5倍。处置效应会带来股票基本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的差幅，而这一差价最终的收敛意味着那些有大量资产收益未实现的股票一般要比那些有大量资产亏损未实现的股票有更高的预期回报。利用这一异象可以采用动量交易策略，也就是基于过去股票价格的走势，通过差幅获利。
另外，由于投资者的过度自信带来的锚定效应等也会导致其对新的信息反应不足，使得股票的上扬或下挫趋势会维持一段时间，因此对此也可以运用动量交易策略，从业绩变动与事后股价的这种关系中捕捉到获利的机会。
论文摘要：本文认为期待权的大量存在与金融市场上的信用缺失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我国的金融市场一直以国有企业为主导，财产权的主体缺位、非排他性和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是国有财产权面临的巨大难题。
金融市场信用缺失反映出了其市场交易的特殊性，从民法学的角度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期待权的特殊性
权利为可以享受特定利益之法律实力，通常所说的权利大多为确定的既得权利，权利人现时即可享受某种法律上的特定利益，被称为既得权。但也有很多权利并非能完全地现时享有，须待特定事什的发生或一定时问的经过，权利人才可以完全行使其权利并享受特定的利益，此类权利则被称为期待权。我国《合同法》在总则lf1对附条件和附期限合同予以详细规定：在分则的买卖合同部分确立了所有权保留的法律制度，从而大大拓展了期待权的生存空间。期待权的构成应该具备以下条件：～是对未来取得某种完整权利的期待，二足已经具备取得权利的部分条件。
对于期待权的类型，不同的学者有不列的观点，暂且不去细究。从金融市场的各项交易合同中，包含着大量的期待权。例如：存款储蓄合同中，存款人对于利息的债权：贷款合同中，银行对于贷款人H口将支付的利息的债权；债券交易中，持有者对债券利息的债权。这些属于由既存债权产生的将来债权。股票交易，持有者对于行情看涨时取得分红的权利或者转让后取得差价的权利；保险合同中，受益人对于在发生保险事故时的保险金取得权。这些则是属于附条件的民事权利。金融市场上的交易合同中存在大量的期待权，与金融市场上的信用缺失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首先看信贷市场与证券市场。格式化的合同中所约定的是投资者的期待权。这种期待权一方面反映了金融市场的融资特性，一方面又赋予投资者相当的信用风险。因为期待利益的实现必须以一定条件为前提：即投资的收益性。投资收益性可以说是一个具有结果性的条件，这个结果性条件的发生依赖于筹资者大量的经营活动。正是由于条件产生的复杂性，为筹资者的违背信用提供了相当大的操纵空间。这便是信用缺失问题的解释之…。再来看看保险市场。保险合同etl受益人对于保险金取得权的前提性条件是发生约定的保险事故。不论是财产还是人身，都是与受益人密切相关，或为其所有，或是其本人、家属。无论人与物都与保险公司无必然联系。因此，他们发生风险的可能性、真实性、损失的大小在保险公司获知前都悉数由受益人了解。受益人或者投保人的信用就成了维系合同的唯一动力。那么从白利的角度出发，发生信用缺失就不难理解了。由此可见，期待权的大量存在与金融市场上的信用缺失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财产权的模糊性
我国的金融市场一直以国有企业为主导，财产权的模糊性是国有财产权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
首先，财产权主体缺位。国有企业归用家所有，通过委托机制将经营权赋予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但是在建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以前，对于国有企业财产权主体是人大还是国务院等等一直不能明确。即便目前建立了国资委，它又是否能够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主体享有财产权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这就导致经营者的短期行为信用缺失，因为其自身不承担失信导致的后果。
一、行为金融理论的概念
行为金融理论是从人的观点来解释金融学和投资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以及怎样形成的，把投资决策看成是投资者在一种心理上计量风险与收益并进行决策的过程，因此受投资者的心理特征影响，是经济行为科学化研究方法的一种价值分析回归。
行为金融理论以有限套利理论和非理模式为两大理论基石，其大致有这么几个重要的分支：期望理论。行为组合理论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在市场行为模型方面，近年来行为金融理论研究中，有四种模型BSV（Barberis.Shleifer.andVishny，1998）模型、DHS（Daniel，Hirshleifer，andSubramanyam，1997）模型、HS（HongandStein，1999）模型又称统一理论模型（Unifedtheory，andmode）和羊群效应模型（HerdBehavioralModel）。
尽管行为金融理论发展至今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它通过心理和决策行为等因素的引入，已经成功的对证券市场的异常现象进行解释。如股权溢价之迷、流动性之迷和可预测之迷、封闭基金之迷，反应过度与反应不足、小公司现象与规模现象、股票市场的季节效应、周内就效应，并可将理论运用于对投资者行为、投资经理选择和公司金融的分析中去。
在金融实践方面，行为金融研究的丰硕成果，在国外已经开始为投资行为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尤为重要的是，行为金融理论与传统的技术分析方法在许多方面建立起良好的“同盟”关系。确切地说，用传统的技术分析方法所发现的问题，可以在行为金融理论中寻求到它们存在的理论依据。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已经开始了解行为金融，并把期望理论（ProspectTheory）、易犯的认知错误、后悔规避（regretaversion）、非完美的自我控制等行为金融理论应用于自身的投资实践中，以完善投资行为。一些先行者甚至还建立了行为金融投资基金，试图利用金融市场上人们的行为特性和行为金融投资策略来完善投资策略来完善市场套利的实践。
二、行为金融学在中国资本市场的适用性
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在许多方面尚未成熟。目前一个的突出问题是过度投机性，其最主要原因就是众多中小投资者的非理。东方证券冯玉明等研究人员2001年所作的对1994年9月到2000年10月在沪深两市上市交易的A股股票月度数据的统计研究表明，中国证券市场存在明显的动量效应，中国的证券市场不是一个有效市场，行为金融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同样存在。
（一）对我国当前股市面临的持续性低迷的解释
根据期望理论，投资者的效用（价值）不再是财富的函数，而是获利与损失的函数。价值函数与标准函数的主要区别在于参考点的存在。参考点的位置是由个体的主观印象确定的，它是个体进行比较的现状参照。价值函数在参考点以上的部分（获利区间）与标准效用函数相同，是凹函数；在参考点以下的部分（损失区间），价值函数是凸函数，且其斜率有明显增加；在参考忘附近，价值函数的斜率有明显的变动，表明人们风险态度的变化——对损失的感受大于获利。
我国股市自2001年7月份以来，一直处于弱市之中，就与投资者在价格发生逆转之后，面临不确定性的政策性因素，对风险的厌恶程度递增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心理因素作用的必然后果就是基于“羊群行为”模式的股价过度反应，此时即便宏观经济基本面有“利好”因素或管理层出台一些针对股市的“利好”政策，但由于投资者具有“损失恐惧”，不能利用所接触到的信息进行理性预期，因此，股市对利好“消息”的反应肯定与在股市上涨时不能同日而语。
笔者认为，在当前我国股市中政策还能够起较大作用的情况下，要改变股市的疲软状态，必须考虑到投资者在认知上的偏差，加大“利好”政策出台的力度和集中度，以加强投资者对于政府搞好股市的信心，影响投资者的心理。促使投资者的行为摆脱参考点以下部分的凸函数区域。
（二）对我国资本市场“圈钱饥渴症”的解释
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债券融资逐步取代了股票融资，成为国际融资的主渠道。始于1987年的中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缓慢，1992年至今，股票融资远大于企业债券融资。股票市场的发展速度远快于债券市场。上市公司跃跃欲试上市募投筹资，截止2001年10月31日，上市公司在沪、深交易所累计发行股份总额为4757.35亿股，其中上市股份为1466.8亿股，总计筹资额约为人民币6300亿元。我国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圈钱饥渴症”的“火爆”现象。
市场时机理论是行为金融学对于证券发行。资本结构，投资等公司金融领域进行分析的一个基本理论框架。这个理论的假设前提是投资者是非理性的，而公司经理是理性的，在投资者非理性的前提下，上市公司的股价往往错误定价。假如在公司股价高估的情况下，公司经理很明显会采取发行新股的做法。而且，由于问题的存在，经理并不一定选择公司真实价值的最大化，而可能从加强自身的特权出发，在企业规模等其他目标方面最大化。这样，公司经理就会倾向子在股市进行融资，或扩大投资规模，或持有现金，或者投资于资本市场其他证券，以投资者的非理性亢奋来建立自己的“帝国大厦”。这个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研究“圈钱饥渴症”的成因。
我国资本市场上机构投者数量很少。资金总量也不多，整个市场投机气氛很浓。投资者为赚取二级市场差价而购买市盈率高的新股，为企业恶意圈钱提供了条件。此外，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由于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完整和经理股票期权等机制的缺乏，导致公司内部问题非常严重。公司经理不是以公司的真实价值最大化作为目标，而往往倾向公司经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决定了公司经理融资和投资行为决策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这也是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圈钱饥渴症”的在内原因。
三、行为金融学投资策略对我国结构投资者的启示
（一）行为金融学投资策略
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造成的行为偏差导致了市场价格的偏离，而若能合理利用这一偏差将能给投资者带来超额收益。这就形成了行为金融学的投资策略。传统投资策略还存在投资者搜集信息，处理信息能力的变动，而人类的心理决策特征是长期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所以某些行为是稳定的和跨文化的，行为金融投资理念的交易策略相应也就更具有相当的持久性。从国外看，基本市场异象的行为金融学投资策略主要有价值投资策略与反向投资策略：动量交易策略，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等等。近年来，美国的共同基金中已经出现了基本行为金融学理论的证券投资基金，如行为金融学大师RichardThaler发起的Fuller—Thaler资产管理公司，其中有一些还取得了复合收益率25%的良好投资业绩。
（二）对我国机构投资者的启示
行为金融学对我国开放式基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开放式基金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基金份额的赎回，基金经理要根据其对赎回量的估计确定资产的流动性，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估计投资者的行为决策方式。投资者往往在受到压力时高估风险，稍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可能大量赎回，而从众心理又可能深化这种趋势，使基金受到更大的压力。另外，由于投资者的后悔与谨慎心理，他们常常利用人制度转移其对经济结果的责任及受到的压力，通过深入分析这一点，基金经理就能确定合理的管理费率，提高基金的运作水平。
机构投资者本应成为我国证券市场中投资理念和投资策略的领导者，但我国的各类基金却一直是投资风格模糊。其可以考虑利用市场现象的行为金融学解释，并依据我国证券市场的特性，采取相应的行为金融学投资策略。
1、反向投资策略与价值投资策略
该策略就是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好的股票。如选择低市盈率的股票。选择股票市值与账面价值比值低的股票、选择历史收益率低的股票等。行为经济学认为，反向投资策略是对股市度反应的一种纠正，是一种简单外推的方法。
中国的股票市场素有“政策市”之称，不同的投资者对政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普通个人投资者由于消息的不完全，往往对政策信息表现出过度反应，尤其是我国的个人投资者对政策面消息的反应尤为强烈。而机构投资者的信息库和专家队伍则可以对政策的把握有一定的预见性，针对个人投资者的行为反应模式，可以采取反向投资策略，进行积极的波段操作。我国证券市场还存在大量的“跟风”，“跟庄”的羊群行为。使整个市场的预测出现系统性偏差。导致股票价格的偏离，并随着投资者对价格趋势的积极跟进而进一步放大了价格与股票基础价值的偏离。这些对股票价值的高估或低估最终都会随着金融市场的价值回归而出现异乎寻常的股价下挫或上扬，也就带来了相应的价值投资机会。
ST股的股价往往在特别处理或特别转让的消息公布后现出不跌反涨的现象。从现为金融学的角度看。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上壳资源的稀缺性，这类公告效应带来的不仅是公司陷入严重困境的角度看，更是该公司可能会成为潜在并购目标，紧接着就有资产重组等大动作，给投资者带来其未来收益流价值的预期。这类股票也可以成为机构投资者资产组合中的构成之一。
2、动量交易策略
该策略的核心内容是寻求在一定期间中股价变动的连续性。如股价变动连续趋涨，则采取连续卖出的策略；如股价变动连续趋低，则采取连续买入的策略。
我国投资者的“处置效应”倾向比国外同类研究的发现更加严重。根据赵学军、王永宏（1998-2000）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股市中投资者卖出赢者的概率是其卖出输者概率的两倍，而Odean（1998）的研究中，国外证券市场中投资者卖出赢者的概率是其卖出输者概率的1.5倍。处置效应会带来股票基本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的差幅，而这一差价最终的收敛意味着那些有大量资产收益未实现的股票一般要比那些有大量资产亏损未实现的股票有更高的预期回报。利用这一异象可以采用动量交易策略，也就是基于过去股票价格的走势，通过差幅获利。
另外，由于投资者的过度自信带来的锚定效应等也会导致其对新的信息反应不足，使得股票的上扬或下挫趋势会维持一段时间，因此对此也可以运用动量交易策略，从业绩变动与事后股价的这种关系中捕捉到获利的机会。
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行为金融；现代金融；防御型投资策略；进攻型投资策略
行为金融学是从微观个体行为以及产生这种行为的更深层次的心理、社会等因素来解释、研究和预测资本市场的现象和问题。在美国和欧洲，行为金融学不仅在学术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它在实践中也已经得到了应用。个人投资者在应用行为金融学的知识来避免心理偏差和认知错误，机构投资者也正在以行为金融学的精髓来发展以行为为中心的交易策略。
一、行为金融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
迄今为止,行为金融学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完整的理论。目前绝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集中于确认那些会对资本市场产生系统性影响的投资者决策心理特点以及行为特征。
第一，投资者的心理特点。处理信息的启发法。现代社会信息量越来越大，传播速度也越来越快，金融市场决策者面临的情况日益复杂。决策者将不得不更多的使用启发法。启发法是使用经验或常识来回答问题或进行判断，它意味着对信息进行快速的、有选择性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直觉。由于决策的速度很快以及不完整性，使用启发式方法可能得不出正确的结论，从而造成认知错误和判断错误。启发式方法一般包括：一是典型性。这种启发性方法是一个谚语的起源：“如果它看起来像只鸭子并且呷呷的叫声像只鸭子，它可能是只鸭子。”在形成预期时，人们通过评估未来不确定事件的概率与其最近所观察到事件的相似程度。典型性使得投资者对新信息反应过度，也就是投资者在形成预期时给予新信息太多的权重。二是显著性。对于发生不频繁的事件，如果人们最近观察到这种事件，那么人们倾向于过分估计这种事件在未来发生的概率。例如，如果最近一架飞机坠毁的消息频繁地被媒体传播，人们将过高估计飞机未来发生坠毁的概率。显著性可能使得投资者对新信息反应过度。三是自负。人们对自己的能力和知识非常自负。例如，当人们说这件事有90%可能性将发生或这声明是真实时，那么这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小于70%。自负可能使投资者对新信息反应迟钝。四是锚定。心理学家已经证明，当人们进行数量化估计时，他们的估计判断可能被该项目先前的价值所严重影响。例如，二手车的销售商通常是在开始谈判时出高价，然后再降价，这销售商尽力将消费者滞留在高价格上。锚定使得投资者对新信息反应迟钝。
第二，后悔。人类犯错误后的倾向是后悔，而不是从更远的背景中去看这种错误，并会严厉自责。后悔理论有助于解释投资者延迟卖出价值已减少的股票,加速卖出价值已增加的股票。Shefrin和Statman指出,后悔理论表明投资者避免卖出价值已减少的股票是不想使已犯的错误成为现实,从而避免后悔，投资者卖出价值已增加的股票是为了避免价格随后可能降低而造成后悔。
第三，认知不协调。认知不协调是人们被告知有证据表明其信念或假设是错误时，人们所体验的心理和智力上的冲突。认知不协调理论认为,人们存在采取行动减轻未被充分理性思索的认知不协调的倾向：人们可以回避新信息或开发出扭曲的论据以保持自己的信念或假设正确。如新车买主有选择地避免阅读他们其他车型的广告,而去看他们所选择车型的广告。
第四，回避损失。趋利避害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之一,而对“趋利”与“避害”的选择在经济活动中是首先考虑如何避免损失,其次才是获取收益。研究表明,人们在从事金融交易中赋予“避害”因素的考虑权重是“趋利”因素的两倍。
第五，羊群效应。人们的相互影响对人的偏好改变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追求时尚与盲从心理便是其中最突出的特点。这对经济决策的形成与改变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在金融投资领域,人们往往是显著的、非理性的从众心理特征与行为。
（二）决策行为的一般特征
1994年,Shefrin和Statman开始研究可能对金融市场行为产生系统影响的决策行为特征。,一些决策行为特征已经得到行为金融学家们的公认,并作为对决策者的基本假设:
第一，决策者的偏好是多样的、可变的,他们的偏好经常在决策过程中才形成;
第二，决策者是应变性的,他们根据决策的性质和决策环境的不同选择决策程序或技术;
第三，决策者追求满意方案而不一定是最优方案。尽管这些决策特征之间相互作用的特点和对市场的影响尚不十分明确，但实证研究表明,投资者决策行为特征与市场中投资特性是相关的，如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性和价格中的泡沫;投资者中存在追随领导者和从众行为；过早的售出盈利投资和过晚售出失败投资;资产价格对新的市场信息反应过度或不足等。
二、行为金融学在证券市场的实际应用
在证券市场投资中具体运用行为金融学可分为防御型策略和进攻型策略。防御型策略是指利用行为金融学对人的投资心理以及决策特征的分析来控制心理偏差和认知错误，也就是在投资中避免犯错；进攻型投资策略则在了解投资者的心理偏差和决策失误对市场产生的影响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投资策略以从中获利。
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更现实的是采取防御型投资策略。个人投资者在资金实力、分析手段与信息获得与把握上都处于劣势，因而经常靠打听小道消息等作为决策依据，行为经常是非理性的。此外个人投资者对自己的资金负责，缺乏来自第三方的监督控制体系，导致个人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容易犯心理偏差和认识错误，因而有必要采用防御型行为金融投资策略来指导投资。进攻型投资策略一般为机构投资者采用，因为在错综复杂的金融市场中，要对证券的定价进行判断非常困难，个人投资者很难在实际中判断出当前的市场定价是正确的还是发生了偏差，只有掌握着大量信息和良好分析技术的专业投资者才有可能进行判断。此外，各种定价错误或偏差的幅度和持续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个人投资者精力有限、交易成本高，无法利用这些偏差和错误来获利。:
防御型行为金融投资策略是应用一系列行为金融的知识对自身的投资行为进行内省式的审察和研判，具体可包括：首先要核对信息的来源，核实信息的可信度、实效性等，要密切关注最近有无更新的消息或数字披露，要避免只关注支持自己看法的信息。第二，判断自身是否过分自信，特别在最近投资行为取得了一系列成功时就更应关注这点。第三，要善于比较正面和负面观点，查明对市场持最乐观以及最悲观态度的分别是什么人以及为什么会持有这样的观点。第四，要避免锚定效应导致不理性的期望值。
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更重要的是可以采用进攻型投资策略。各类投资机构由投资经理们具体负责运作的，投资经理们和个人投资者一样，在投资决策中也会犯各种心理偏差和认识错误，因而也需要采用防御型投资策略来加以避免。但投资经理们有着良好的金融投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际经验，他们能更好的对自身的行为进行控制。在各类机构中一般都有着良好的管理监督制度和风险管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帮助投资经理们避免犯心理偏差和认知错误。因而，机构投资者更重要的是利用进攻型投资策略来获得盈利。目前可采用的进攻型行为金融投资策略主要有：
曾琪：行为金融学理论探讨及其实际应用
第一，反向投资策略。反向投资策略,就是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来进行套利.这种策略的提出最初是基于DeBondt和Thaler(1985,1987)对股市过度反应的实证研究。行为金融理论认为,由于投资者在实际投资决策中,往往过分注重上市公司的近期表现,根据公司的近期表现对其未来进行预测,从而导致对近期业绩情况做出持续过度反应,形成对绩差公司股价的过分低估和对绩优公司股价的过分高估,最终为反向投资策略提供了套利的机会。
第二，动量交易策略。动量交易策略,即预先对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设定过滤准则,当股票收益或交易量满足过滤准则就买卖出股票的投资策略。行为金融意义上的动量交易策略的提出,源于对股市中股票价格中间收益延续性的研究。Jegadeesh与Titman(1993)在对资产股票组合的中间收益进行研究时发现,以3到12个月为间隔所构造的股票组合的中间收益呈现出延续性,即中间价格具有向某一方向连续变动的动量效应。Rouvenhorst(1998)在其他十二个国家发现了类似的中间价格动量效应,表明这种效应并非来自于数据采样偏差。
第三，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成本平均策略是指投资者在购买证券时按照预定的计划根据不同的价格分批地进行,以备证券价格下跌时摊低成本,从而规避一次性投入可能带来的较大风险。时间分散化策略是指根据投资股票的风险将随着投资期限的延长而降低的信念,建议投资者在年轻时股票投资比例可较大,并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减少。
参考文献：
［1］Kaheman,D.andA.Tversky(1979).“ProspectTheory:AnAnalysisofDecisionMakingUnderrisk”,Econometrica
［2］Baberis.N.A.shleiferandR.Vishny(1997).“AModelofInvestorSentiment”,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
论文提要：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愈演愈烈,并演变成为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着国际金融市场体系,全球金融机构陷入困境,迫使人们重新认识金融产品和金融创新,特别是结构化金融产品。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对次贷危机进行总结和反思,并探索它对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指导意义,不仅有利于完善我国金融市场体系,更能够充分发挥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和帮助。
一、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特征及影响
犹如2000年美国股市网络公司泡沫的破灭一样,一开始人们普遍认为次贷危机对宏观经济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次贷泡沫的破裂,触发了美国信贷及资本市场上危机的空前蔓延,使得贝尔斯登、雷曼兄弟与美林等金融巨头纷纷倒下。从股票到房产再到信贷,泡沫在规模和风险程度上不断扩大,充满泡沫的美国经济系统性风险不断加剧,并对美国及世界经济带来影响。而今,留给我们的只有反思和叹息。
(一)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危机发生的原因错综复杂,主要从以下方面分析:
1、经营模式方面。在逐利动机和市场导向的激发下,基于信贷市场的细分和信用中介的发展,高回报成为大家共同瞩目的焦点,而其对应的高风险则被所有的参与者无意忽略或有意隐去。按揭贷款公司的肆意放款;投资银行机构将买进的按揭贷款打造为证券化产品和其他衍生产品,以获得高额利润;评级机构迎合银行机构的要求,对其产品给予超乎事实的评级;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共同基金、养老金等投资者过度相信银行机构进行盲目投资等,都是利益驱动的结果。而高杠杆率,过度证券化和无节制的创新、依赖交易类业务而淡化传统投资银行业务、采取复杂的交易结构、缺乏必要的监管和信息披露、不合理的薪酬制度等也早为危机的产生埋下伏笔。
2、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漂浮不定,导致一系列不当操作。本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9.11”事件、安然丑闻等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为了防止美国经济走向衰退,美联储从2001年开始连续降息,联邦基金利率由6.5%降到1%,为近半个世纪的最低水平;而2004年美联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从此又开始了其连续升息的历程,但此时,房地产价格已经下跌,但借款人利息负担明显加重,违约现象大量出现。到2006年末,次贷违约率在一些州已经达到13%,个别州则超过20%,这预示着危机的出现只是个时间问题。
3、金融监管方面。在理念上,美联储长期信奉“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这一信条,过分强调和依赖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市场纪律,过分注重和培植本国金融机构及市场的竞争力和创新力。在实践中,多头多层的分业监管体制虽有利于相互制衡,但在对混业经营的金融体系的监管上,监管重叠与监管真空并存。对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变化对金融业风险的影响估计不足,缺乏必要的风险预警与提示。在技术上,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本次危机中也暴露出种种局限性,比如过度运用复杂模型使资本监管数字化。
4、宏观经济方面。从根本上讲,美国长期坚持的高负债、高赤字、高消费经济增长模式缺乏可持续性,问题最终必然要在某一方面得到表现和释放;美国金融业高度发达,超越甚至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呈现虚拟化态势。据统计,目前美国交易的金融产品中只有1/7与实体经济有关;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美国试图把房地产业的发展作为新的引擎,带动经济持续增长,但它忽视了产业与金融之间及产业之间的合理关系,造成居民储蓄模式逐步出现了由收入为基础向以资产为基础的模式转变,导致房地产业畸形发展。
(二)次贷危机的特征及影响。与以往的金融危机,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等相比,本次危机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危机由次级贷款抵押产品开始,迅速蔓延到非抵押产品领域,并冲击整个金融市场;二是危机使发达国家最具创新力的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率先溃败,而新兴经济体相对薄弱的金融体系或中小金融机构却比较稳健;三是在金融全球化大背景下,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动荡,而非局限于个别国家或地区;四是由于结构易和衍生产品的大量运用,人们几乎无法从根本上了解风险的真实状况,传统的资产负债表和风险计量、管控技术显得苍白无力,需要空前的救助力度和应对措施。
IMF报告称,危机造成全球金融机构的直接损失估计高达1.4万亿美元。股指下跌、失业增加、贸易减少、经济增长放缓等间接影响将更为广泛,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估量。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是否进入衰退有待继续观察,但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已成定局。不仅如此,相对于次贷危机对金融经济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而言,由此引发的对美式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标准、经济模式、发展道路等的反思和重新认识,其意义更重大、更深远。一是对美式自由市场经济哲学的质疑。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撰文写到:“2008年3月14日(在美国政府的干预下,当天贝尔斯登宣告被摩根大通收购,笔者注)是全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梦想破灭的一天。”德国财长施泰因布吕克认为:“美国可能失去世界金融体系霸主地位,这一切都源于其不负责任地夸大无约束的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二是对美国一贯推行的“双重”价值标准的质疑。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美国主导催生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提出了放松政府管制、利率自由化、经济全球化等一系列政策建议。然而十余年之后,当本国发生危机时,美国采取了包括大规模国有化在内的政府干预措施。这就使人不得不怀疑美国人的价值标准缺乏一致性。三是进一步加深了对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质疑。美国长期以来凭借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形成了国民借贷消费以及国家巨额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的经济增长模式,其繁荣是建立在他国信贷和透支未来基础上的,缺乏可持续性。
二、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启示
总体上看,本次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有利有弊。短期直接而言是利空,长期间接而言是利好,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把握。但不论怎样,这都是一次很好的警示,假如危机推后几年发生,我国金融和经济将遭受更严重的损害。我们应以此为鉴,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进行全面审视,好的要坚持,不好的要改进。
一是要立足国情,坚持改革,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道路。美国金融危机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加强宏观调控。经济发展模式必须与本国的国情、经济发展的阶段相适应。要坚持市场化大方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能因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就认定“市场经济”出了问题,不能动摇我国改革开放的信心和方向。要充分认识到市场与调控是两种手段,要善于运用好这两种手段,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两种手段和机制的配合运用才是经济应有的常态。应采取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等,根据经济形势变化,灵活运用各种调控手段,兼顾充分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宏观收入分配和金融市场稳定等目标,确保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
二是要高度重视做好金融工作,贯彻审慎性原则,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适应经济发展需求,积极推进金融创新。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保持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合理规模与比例。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审慎开放资本项目。增强货币政策的预见性和灵活性,防止国际国内风险叠加,防止经济金融风险重合。坚持狠抓金融监管不放松,实现对风险的全面覆盖和全程监管。就银行业监管而言,重点要抓好风险为本监管,了解掌握不同阶段银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点和风险源;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危机处置预案,编织稳固的金融安全网;加强监管部门之间以及与政府宏观经济部门之间的沟通与配合,共享信息,协调行动。超级秘书网
三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自律,建立适合我国金融市场情况的监管模式。虽然基本法律框架已基本建立,如《公司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但条文过于松散,使金融监管的随意性有余而严密性不足。金融监管应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和优化手段与方法。此次金融危机爆发警示金融从业人员和监管当局必须审慎从事金融创新,既要认识到其价格发现、风险分散与资产配置等功能,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又要对其巨大风险有清醒认识,以有效规避。监管当局必须履行市场守护者职责,以“看得见的手”弥补市场机制的天然缺陷,规避市场的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要逐渐向功能型监管过渡,应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型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监管,同时,要强调跨部门监管协调和合作;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信息透明度,尤其要提高对场外交易和那些运作不透明的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要求;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审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金融中介的监管,严加防范金融中介机构中立性不够产生的道德风险,促使金融中介机构在维护金融市场健康稳定运行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郭世坤,蒋青海,李丹红.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的深刻警示.中国建设银行课题组,2009.3.
[2]王志刚.次贷危机的特征、成因与启示.山西银监局网站,2009.1.
[3]黄丽珠.金融危机助推新资本协议改进和发展[N].金融时报,20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