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内部评级法 风险划分 零售资产池 信用评分
中图分类号：F830.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770(2008)06-030-04
新资本协议中影响最为显著的一项是内部评级法（The In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简称“IRB”）的推出。针对零售资产，新资本协议从内部评级法的设计、运作、风险量化、公司治理以及评级使用等方面提出了若干要求，本文集中围绕风险划分、风险量化和评级使用三方面的要求，讨论实施零售资产内部评级的理念、方法等核心技术问题。
一、内部评级法对零售风险暴露的基本要求
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的前提是，满足新资本协议的最低要求，并得到监管当局的批准，才可以根据自己对风险参数的估计决定特定风险暴露资本要求。对零售风险暴露内部评级体系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建立合理的风险划分体系。银行首先须将全部零售资产划分到特定的“零售资产池（pool of retail exposures）”。风险划分的标准应具有合理性、一致性。风险划分的过程应能够有意义地区分风险，能够使“零售资产池”汇集足够多的同质（homogenous）贷款。风险划分的结果―“零售资产池”要具有稳定性，并避免集中性风险。
二是建立精确的风险量化体系。不同于公司风险暴露，零售的违约定义界定在账户层面，银行要有能力准确、一致地计量每个“零售资产池”的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和违约风险暴露（EAD）。
三是建立合理的评级应用体系。风险划分和风险量化以及对违约和损失的估计要在信贷审批、风险管理、资本管理和公司治理等领域发挥关键性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每笔零售贷款，银行都必须将其划分到一个特定“零售资产池”中，这一风险划分过程须作为贷款审批的一个环节。
二、零售风险划分研究
风险划分，实质上是采用有风险区分意义的风险变量，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方法，形成同质的“零售资产池”的过程。风险划分是零售内部评级实施的基础，风险划分的质量决定了风险量化的精确性和一致性。美国风险管理协会（RMA）的研究资料表明，实施零售内部评级法的国际银行，其零售信用风险量化模型均基于风险划分（Segmentation）这一概念，换句话说，这些模型成立的前提是，风险划分的结果―“零售资产池”中所有账户具有风险同质性，包括具有相似的违约概率及其他风险特征。风险划分的核心步骤包括风险变量的选择、风险划分的原则和方法。
（一）划分变量选择
1.划分变量的选择范围
按照新资本协议的要求，零售内部评级应包括所有关于借款人和债项的风险特征，在风险划分过程中至少要分析以下风险变量。
（1）借款人风险特征，如借款人类别、人口统计特征（如年龄/职业、客户信用评分、地区等）；
（2）交易风险特征，如产品、抵押品（如贷款抵质押价值比“LTV”）、成熟性（Seasoning）、担保/优先性、账龄等；
（3）贷款的不良行为，如逾期、非逾期等。
此外，根据资本计量的需求，还应考虑巴塞尔关于零售资产的分类、违约状况、地区等风险变量，对于跨国银行，还应考虑国家的因素。
2．划分变量的入选原则和技术
只有能有效进行风险区分的风险变量才可以成为风险划分的候选变量，这里，区分风险的能力包括区分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或预期损失的能力，技术上可以采用信息值（VOI）的方法进行鉴别。
（二）风险划分原则
同质性原则。选用的风险变量能够有效、可靠地辨别不同“零售资产池”之间的风险，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一致。否则，既增加了模型维护和信用风险计量难度，又不利于评级结果的实际应用。
稳定性原则。良好的稳定性能够有效保证风险计量的准确性。风险划分结果能够保证对风险参数估计结果与长期实际吻合，具体可以通过返回检验或跨时间验证进行分析。
分散性原则。风险划分过程能够使“零售资产池”汇集足够多的同质贷款，能够准确、有意义地区分风险和进行风险量化，但单个资产池的数目和敞口不应过度集中。一些国际银行要求个人信贷类“零售资产池”的最低账户数目不低于1000；新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曾将30％作为鉴别贷款池过于集中的阀值；美国监管指引中明确指出，集中性并不直接说明风险划分的缺陷，但如果风险划分结果出现了集中性，银行需要详细说明风险划分的标准，并证明“贷款池”中贷款风险的同质性，而且能够精确地估计该“贷款池”的风险参数。从银行内部管理看，风险划分的结果也不宜过多，否则既不便于风险管理，也不便于模型验证和维护。
（三）风险划分方法
从RMA的研究分析表明，各国银行实施风险划分的方法是多样的，具体取决于银行自身对数据积累的深度和长度，取决于风险量化的水平，取决于具体的产品风险类型。从模式上看，可分为三种。
模式一： 对于特定产品，主要依据借款人的风险特征进行风险划分，假定借款人的风险特征是损失参数的重要因素。比如，对于信用卡产品，银行可以根据申请、行为评分的分段（Bands），以及逾期行为等借款人风险特征进行风险划分。
模式二：对于特定产品，主要依据债项的风险特征进行风险划分，假定债项的风险特征是损失参数的重要因素。比如，对于个人住房抵押产品，银行可以根据贷款抵质押价值比的分段（Bands）、账龄等债项风险特征进行风险划分。
模式三：对于特定产品，主要依据预期的违约概率（PD）或违约损失率（LGD）或者预期损失程度（EL Rate）的分级进行风险划分。采用该风险划分方法的前提是，银行已经建有风险计量模型并能够计量出预期的违约概率或预期损失程度或违约损失率。
（四）风险划分案例
案例1零售风险划分层次
案例中，这些层次依次是：集团、业务单元、业务实体、新资本协议对零售资产的分类、客户类型、产品类型、具体每一个产品七个层面。其中，由于该银行在集团层面实施新资本协议，故第一层次为集团层面；由于该银行实行业务线划分，故业务单元（比如私人银行部）为第二层次；由于该银行一个业务线会在多个地区经营，故第三个层次为业务实体；第四层为“Basel II资产的分类”，是按照新资本协议零售资产分类要求划分的，满足资本计量的要求；第五层为“客户类型”，是对客户的划分，如高端客户、中端客户等；第六层为“产品分类”，是针对不同客户的不同产品；第七层为“具体每一个产品”，在该层，具体根据客户、产品等风险特征进一步实施风险划分，形成最终的“零售资产池”（pool）。
案例中“从上而下”的风险划分方法提示我们在风险划分的过程，既要考虑银行集团的公司治理架构，也要兼顾新资本协议的零售资产分类要求，以及不同客户、不同产品的风险特征。
风险划分原则方面，该银行要求：（1）每个“资产池”风险暴露的数量不得低于每类产品总数的5%，不得超过该产品总数的35%；（2）对于个人信贷产品，每个“资产池”风险暴露的数量不少于1000笔；对于中小企业信贷产品，每个“资产池”风险暴露的数量不少于500笔。（3）风险划分一经批准，则不允许。这些划分原则反映了对零售风险计量和管理的基本要求，值得借鉴。
案例2零售风险划分特征变量
本案例分析了在“具体每一个产品”层次下，根据风险特征变量的区分能力进行的风险划分。其中一般采用信息值技术，选择风险特征变量，一般采用递归划分方法（比如CHAID技术）实施风险划分。其中，信用评分，比如申请评分、行为评分或催收评分可以作为风险划分的一个特征变量。
三、零售风险量化研究
内部评级法是建立在对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计量的基础上，基本理论就是“损失可能性分布模型（Loss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Models ）”。零售风险量化的模型和方法也服从该基本理论，正如新资本协议465段指出的，“基于预期长期损失率的估计推导出长期违约概率和以违约加权的平均损失率的方法是风险量化的方法之一”。
（一）损失可能性分布模型
从国际实践看，“损失可能性分布模型”有三种：
1.EL－sigma方法
这一方法的前提假设是，对于某个特定的风险划分，其损失分布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不变。
因此，根据银行积累的特定“零售资产池”的损失数据形成损失分布，并分析计算出该“资产池”在一定历史时间内损失率（loss rate）的均值和标准差，并假设真实的损失分布可以用这两个参数进行表示。在预测时，根据损失分布的特点，一般采用Beta分布模拟“资产池”的损失分布，Beta分布的两个参数（即alpha和beta）采用真实损失率的均值和标准差的函数。
显然，这种方法下模型的稳定性存有问题，申请审批、账户管理等制度以及特定资产池的同质性都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实际上，以历史数据预测未来的模型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在风险划分中强调“同质性”，要求每个“资产池”的数量要足够多，并保证在一定时间内稳定的原因。
2.AVC方法
AVC方法（Obligor Asset-Value-Correlation approaches）是默顿（Merton）模型的一种，该理论可以适用于单个资产，也适用于“风险划分”。这里假设一个借款人在其资产价值降至负债价值时发生违约，或者说是在其净资产变为负时违约，这里的资产价值，不仅考虑借款人的房产、金融资产，还包括其未来的工资收入。因此，在该模型下，着重考虑客户违约与客户资产价值之间的相关性，需要计量的参数是PD、LGD、AVC和EAD作为“损失可能性分布模型”的输入变量。
3.LDC方法。
“LDC”方法（Loan-default-correlation methods）与AVC方法一样，也是默顿（Merton）模型的一种，但主要考虑贷款和违约之间的相关性，需要计量的参数是PD、LGD、LDC和EAD作为“损失可能性分布模型”的输入变量。
（二）零售风险量化方法
基于“损失可能性分布模型”，零售风险量化的可能方法有：
1.PD的计量
方法一根据历史数据，基于“零售资产池”计算一年期违约概率，即“零售资产池”一年表现期中违约的账户数量除以观察期所有的账户数，但这一经验的违约概率是经常变化的。
方法二通过EL和LGD推导PD。首先要求银行计量特定资产池的预期损失率，并估计相同观察期的违约损失率，两者相除得到特定资产池的PD估计。其中LGD的估量方法包括“基于产品层面计量LGD”和“LGD预测模型”，具体见后文。
方法三 PD预测模型。在特定“资产池”内，这种模型把PD看作是众多账户级风险变量的函数，这些账户级风险变量包括预期状态、还款记录、余额或授信额度等，其结果是每个账户根据其风险特征变量，可直接计算得到其违约概率。目前，越来越多的银行期望转用该方法，因为该方法更容易进行在账户层面进行资本分配和管理，比如计量单笔账户的风险调整资本回报率（RAROC）。
方法四根据信用迁移推导。这种方法下，银行观察并估计某个特定的“资产池”中贷款从正常转化为逾期30天的概率、逾期30天转化为逾期60天的概率以及逾期60天转化为逾期90天的概率，根据条件概率，推导出12个月内的违约概率。特别是，对于某些零售资产，采用的不是一年的时间跨度，而是采用该方法估计资产全生命周期的违约概率。
2.LGD的计量
方法一基于产品层面计量LGD。大多数银行认为LGD在产品层或子产品层是固定的，因此银行简单计算特定资产池中损失账户的历史平均损失率，即历史平均LGD。
方法二LGD预测模型。方法同PD预测模型，在特定“资产池”内，把LGD看作是众多账户级风险变量的函数。
方法三通过EL和PD推导LGD。方法同通过EL和LGD推导PD。这里要基于“资产池”进行计算，而这个资产池的层次远低于产品层。
3.EAD的计量
从内部评级和资本计量的角度出发，EAD都是基于“资产池”进行计量的，计量时间点为进行内部评级的更新时点。
其中，对于违约资产，即为真实的EAD。对于非违约资产，一般情况下（不考虑资产证券化），对于非循环贷款，EAD等于评级时点的贷款余额（outstanding balance）；对于循环贷款，需考虑表外敞口，即比较违约时的敞口和一年前贷款余额的比较，并通过信用转换系数（CCF）将表外敞口转到表内，EAD等于评级时点的贷款余额与信用转换系数的乘积。
四、评级应用相关研究
按照新资本协议的基本要求，风险划分和风险量化以及对违约和损失的估计要在信贷审批、风险管理、资本管理、公司治理等领域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实践中，评级应用是国外银行业面临的一个普遍而重大的挑战。从理论上看，内部评级法通过“零售资产池”实现了对客户和债项的综合评价，较信用评分模型仅分析客户的好坏更为科学和全面。而且从实践趋势上，内部评级法更符合风险－收益管理的理念，更适合基于“零售资产池”的组合风险管理，比如基于池的贷款审批、账户管理、风险定价（RAROC）、经济资本管理等。
现实是，目前零售信用风险管理主要使用信用评分模型，内部评级法使用得很少。据普华永道分析，目前世界上约97％的零售申请都是通过信用评分模型完成的，约70％的零售账户管理也是通过信用评分模型实施的。因此，多数银行延续信用评分模型用于申请审批，只是在实施新资本协议时，往往将信用评分的好坏定义校准为违约定义计量违约概率，内部评级及其应用不够深入。RMA最新研究表明，一些先进的银行已经开始尝试综合使用信用评分和内部评级，比如综合评分和RAROC的结果进行信贷审批等。需注意的是，采用信用评分模型进行风险管理的银行，在申请实施新资本协议时，需要获得监管当局认可。比如，英国监管当局（FSA）要求银行能够说明内部评级和信用评分之间满足下列要求，才认为使用信用评分模型能够满足新资本协议关于评级使用的基本要求：1）重要的风险变量同时用于内部评级法和信用评分；2）信用风险排序是一致的；3）内部评级法和信用评分能够相互校准（Calibration），能够将信用评分结果映射到违约概率上去。
五、启示与建议
新资本协议在我国的实施，不能简单理解为监管资本制度的国际接轨，或将其视之为一套基于数据和模型的风险度量方法，而应认识到它所代表的支持创新、鼓励风险管理发展、监管进步和披露完善的政策理念，更应看到其对商业银行管理科学化和精细化的指导意义，尤其在业务发展处于高速发展阶段、而风险管理尚处在发展初期的零售银行业。目前，我国许多银行基于市场需求和自身发展战略考虑，都在致力于零售银行业务开拓，急需加强风险管理水平和内控流程的建设。新资本协议有关零售风险暴露分池和风险参数量化的技术，是对国际先进银行几十年风险管理发展和实践的总结，其计量方法及合规性要求反映了有效风险管理体系的主要框架。其范畴，就风险暴露而言，覆盖银行全球范围内零售业务某时点的实质风险；就业务流程而言，贯穿银行零售各条线的运营、管控、内审等各环节；就计量方法而言，基于历史数据的计量模型能实时、精细量化风险。我国大型商业银行通过推行新资本协议，一方面将提高银行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将推动先进的风险管理理念与方法凝结成企业文化，渗透到员工的日常决策和行为中。即使不实施新资本协议的银行，积极借鉴新资本协议有关零售风险暴露内部评级体系的要求，也会在短期内有效提高管控水平。中国银行业在实施零售内部评级法的规划和过程中，应注意做好七方面的准备。
一是强化数据基础。内部评级法对数据质量、完整性和历史观察期有明确要求。国际经验表明，大多数银行在内部评级体系建设中，数据清洗和数据整合工作投入的精力最大。为保证新资本协议的如期实施，商业银行要加快零售风险暴露的数据清洗和补录工作，建立符合新资本协议要求的完整、严格、一致的数据标准和相应的数据处理平台，制定数据质量管理规章，确保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全面性。
二是加快零售风险划分体系和风险计量模型的开发。商业银行应根据新资本协议的规定，充分考虑自身特点建立风险划分体系，其中要充分考虑公司治理结构，了解银行的产品结构和客户结构，还要根据历史数据挖掘风险特征变量，并制定一致详尽的划分原则和标准，确保风险划分的风险区分性和稳定性。“零售资产池”的数量取决于数据的充足程度，但不宜过多而导致难以管理和维护。对已开发的风险计量模型应进行返回检验，并推广应用，提高模型预测能力和稳健性。
三是推进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和流程重组。商业银行必须完善业务流程和组织体系，保证其符合零售风险暴露内部评级法的要求，确保内部评级结果的独立性、公正性和一致性。与此同时，根据内部评级体系要求推动风险管理政策和制度变革，区分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信用卡、其他循环额度授信产品分别制定内部评级制度，细化各类风险缓释工具的管理制度，实行基于内部评级基础上的授信审批制度，增加内部评级结果的压力测试制度，确保内部评级模型的数据信息维护制度的实施等。
四是加强IT系统建设。管理信息系统是实施新资本协议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内部评级体系、风险计量模型的效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和效率。基于系统设计目的差异，银行的核心系统中业务处理往往按照授信产品来划分，而新协议内部评级法有关风险暴露的分类模式基本是按照交易对手划分的。这需要银行从各业务系统中抽取交易对手的基本信息、财务信息、授信产品信息和资产保全信息等，并按照新资本协议要求进行清洗和存储。业务处理系统、流程系统、内部评级系统之间的逻辑关系将面临重新规划和整合。围绕新资本协议实施，银行应尽快构建和完善信息系统规划实施方案，包括工程整体的业务架构、数据架构、应用架构以及主要功能分布、进度安排、投资估算、组织结构和实施策略与风险等内容。
五是提高文档化水平。新资本协议对内部风险管理体系文档化提出了很高要求，商业银行必须建立相应的文档，记录风险分类体系、风险计量模型的设计、操作细节以及过渡期临时处理方案、分步达标方案等。书面文件是监管当局检查商业银行满足最低要求情况的依据，良好的文档管理有助于银行不断完善内部评级体系，便利信用风险管理优化和升级。
六是注重人才储备和培养。实施新资本协议技术难度高，建立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对于保证内部风险管理体系的开发建设、使用维护具有重要意义。商业银行一方面要多渠道招募专业人员，优化人才结构，建立专业风险分析队伍；另一方面要加大培训力度，制定各层次业务人员培训计划并付诸实施，增强业务人员对新资本协议的理解，提高内部风险管理体系的适用性。
七是以应用推动实施，实现业务经营和风险管理水平的协调发展。零售业务信用评分模型体系可以首先在贷款审批、账户管理等领域中发挥作用，逐步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和效率性。随着数据的积累，逐步推进内部评级法的全面实施和使用。开始可以综合信用评分和内部评级一起参照对比使用，内部评级体系逐步完善后可以全面量化单一账户和“零售资产池”的风险，并将这些风险量化结果用于信贷审批、风险管理、资本管理和公司治理等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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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风险 识别 矩阵 方法
一、引言
风险识别是风险管理的基础和起点，也是风险管理者首要的或许是最困难的一项工作。它是在各类风险事件发生之前运用各种方法对风险进行系统、连续地辨认和鉴定的过程，其主要任务是辫认项目所面临的风险有哪些并确定各种风险的性质。只有通过风险识别发现项目隐含的各种潜在风险，才有可能进行风险度量、评价并选择最适当的风险管理对策，避免被动自留风险而给项目带来损失。
早期的风险识别主要是依靠风险管理者个人的工作经验进行。1978年，Boehm认为依照风险源清单( Risk Checklist)，可发现项目中大多数严重的风险因素。1993年，Marcin等提出了“基于分类的风险辨识”思想。1995年，Haimes等提出了“层次全息模型(HHM)”风险辨识思想。2001年，Schmidt等认为有效的风险因素序列有助于项目管理者把握风险的本质和类型。
现有的风险识别方法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静态的风险识别方法，如财务报表分析法、分类结构法、风险源清单、风险档案表、条件――转换――后果(Condition- Transition- Consequence)图等；二是动态风险识别方法，如流程分析法、阶段风险报告法等。在实践中，管理者往往通过权衡风险辨识成本与收益的关系选用合适的辨识方法。
项目活动实施是一个动态的连续过程，在活动实施的不同阶段，可能存在着同一类别特征的风险，比如因人的因素引起的风险，但其质和量可能完全不同；另一方面，不同类别特征的风险在项目实施的同一阶段也可能同时存在，从而呈现出一种不同类别特征的风险与项目活动实施不同阶段动态交织的复杂局面。因此，需要寻求一种能够同时对项目活动各类风险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均能够进行系统识别的结构化方法。
二、基于实施流程与分类结构的风险识别矩阵原理
1.风险识别的分类结构法与流程分析法
分类结构法是最常用的一种风险识别方法。它是按照某种特征，运用风险源清单或风险档案表，对项目活动实施过程中的风险进行系统归类的风险识别方法。运用该方法时首先要确定风险的类别特征，并对其进行清楚的界定；然后，要制定项目风险清单或风险档案表。本方法以风险的聚类性与复合性特征为基础，符合风险识别的分类分层识别原则。
流程分析法也是最常用的一种风险识别方法。它是通过一系列的流程图展示项目活动实施的全过程，对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和环节逐一进行调查分析，运用风险源清单或风险档案表等确定项目风险的一种方法。这种风险识别方法基于风险的动态性特征，符合持续动态识别的原则。
以上两种风险识别方法易受风险源请单和风险档案表的影响，可能误导管理人员只注重风险源请单或风险档案表中的潜在问题，从而忽视了检查表以外风险的存在，使风险识别的全面性不足，以至留下隐患。
2.风险矩阵的风险识别方法
风险矩阵是在项目实施之前，对项目风险(风险集)进行系统识别并对项目风险（风险集）重要性进行评估，以便采取有效改进策略的一套系统性、预防性的结构方法。这种方法是美国空军电子系统中心(ESC. Electronic Systems Center)于1995年4 月提出的。1996年以来，ESC的大量项目都采用风险矩阵方法对项目风险进行识别与评估。为了改进风险矩阵方法的应用，美国的MITRE公司还开发了一套风险矩阵应用软件，能够自动交叉检查风险矩阵所分析出的风险等级。在ESC所提出的风险矩阵中，风险矩阵的栏目包括需求栏、技术栏、风险栏（risks）、风险影响栏、风险概率栏以及风险等级栏等。
项目风险是指某些不利事件对项目目标产生负面影响的可能性或可能遭受的损失。在风险矩阵中，风险是指采用的技术或工程过程不能满足项目需要的概率。风险矩阵识别项目风险的主要思想是通过考察项目需求与技术可能这两个方面，以此为基础来分析辨识项目是否存在风险，如果可采用技术不存在或不够成熟，从而不能满足需求则表明项目在这有方面存在风险。需求栏一般包括两个部分即高级操作要求和项目管理需求，前者如项目操作要求文件，后者如项目管理指南中所列出的需求方面。技术栏列出了根据项目具体需求可以采用的技术。
风险矩阵通过对项目需求栏与技术栏的比较来确定项目活动是否存在风险。但如何确定项目需求和项目技术，对于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而言，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另外，该方法并不适用于大量的非技术类风险的识别，正因为如此，风险矩阵目前多用于工程技术类项目的管理，因为这类项目的需求与技术比较容易判断。
3．基于实施流程与分类结构法的风险识别矩阵
通过对风险识别的分类结构法、流程分析法以及风险矩阵方法的分析，根据项目实施风险的特征以及风险识别的要求，基于实施流程与分类结构的风险识别矩阵方法的原理可以这样进行描述：首先，对原始风险矩阵风险识别的部分进行重新构造，即风险矩阵中的项目需求栏作为矩阵的列向量，风险矩阵中的项目技术栏作为矩阵的行向量。然后，风险矩阵的列向量以项目实施过程的时间维度即不同实施阶段表示，风险矩阵的行向量以项目实施过程的风险类别特征表示。这样，行向量与列向量的交叉之处就是不同的风险类别特征在项目实施不同阶段产生的具体风险项。
这种风险识别矩阵主要考察项目实施的进程阶段与项目风险的类别特征两个维度，以此为基础来辩识项目实施的某阶段是否存在某种特征的风险，从而能够系统、持续地对不同类别的项目风险项进行动态识别。另外，由于项目风险识别的流程分析法与分类结构法都是比较成熟的方法，因而本方法在具体操作上也是可行的。风险识别矩阵见表1。
表1 基于流程分析与分类结构法的风险识别矩阵表
另外，利用矩阵分解的思想和方法，如果将项目实施阶段和风险特征进一步进行细分，可以深度挖掘不同层面的风险项。比如，对阶段1进一步细分为阶段11、阶段12、阶段13等，将风险特征A进一步细分为风险特征A1、风险特征A2、风险特征A3等，按照风险识别矩阵的原理，可以构造一个子矩阵，利用这个子矩阵能够对深一层次的风险项进行挖掘，这也是风险矩阵识别方法的又一大优势。风险识别子矩阵见表2。
表2 基于流程分析与分类结构法的风险识别子矩阵表
三、项目风险识别矩阵的运用
1．运用风险识别矩阵识别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应当依据下列的程序进行。
（1）成立专家小组。专家小组的任务是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风险进行识别。专家小组由管理咨询专家、项目实施单位相关人员和项目服务提供方的专业人员组成。专家小组人数一般为10人～12人，为了便于做出决策，以11人为最佳。
（2）提出初步风险清单。由专家小组成员分别单独就每一个风险类别特征在项目实施的每一个阶段可能引起的风险进行识别，然后以每个专家识别出的风险项为基础，再结合相关研究资料或其它类似项目的实践信息，按照风险项不重复的原则整理成初步风险源清单。
（3）确定项目风险源。基于初步风险源清单，按照专家意见法的原理，进一步征求各位专家的意见，当多位专家（6位）认为某风险项存在时，即确定该风险项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风险项。
2．按照上述风险识别程序，以人员特征为例，运用风险识别矩阵对人的因素在项目实施不同阶段引起的风险项进行识别，形成如下的风险源清单：
（1）项目规划阶段的风险项：决策者素质风险、管理者经验风险、信息管理能力风险等。
（2）项目合作联盟建立阶段风险项：信息收集能力风险、服务提供商选择风险、沟通风险、价格谈判风险、合同条款风险等。
（3）项目实施阶段的风险项：服务提供人员素质风险、服务接受者的素质风险、项目活动管理者的素质风险、领导支持风险、沟通风险等。
（4）项目总结评估阶段的风险项：领导重视风险、评估者的素质风险、信息收集风险、员工支持风险等。
四、结束语
项目风险管理是提升项目绩效的重要手段。目前，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对项目风险识别方法研究重视不够。本文以流程分析和分类结构法为基础，对原始风险矩阵进行适当改造，提出基于项目实施进程和风险类别特征的项目风险矩阵识别思想和方法，运用该方法能够对项目风险进行系统、持续的动态识别，比较好的解决了项目风险识别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朱启超等:风险矩阵方法与应用评述[J].中国工程科学，2003年1月：89-94
风险监管是国际上一种先进的金融监管方法，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非现场监管为主，更注重对被查机构的风险状况进行科学判断；二是要求利用现场检查的结果来完善非现场监管资料，据此制定对被查机构的监管策略；三是引入了对银行信息系统充分性的检查。今后基层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必须结合合规性监管的经验，摸索风险监管方法，充分暴露商业银行的风险，督促其依法合规经营，改善经营状况。
继承与创新：完善现场检点和改进分工方式
风险监管的程序主要包括六个步骤：了解机构、根据已有的非现场资料评估机构风险、计划并安排监管活动、明确和实施检查活动、报告检查结果、跟踪检查。而其中的现场检查与合规性监管的现场检查相比，还需要增加两个检点：一是商业银行管理人员的风险偏好，这对结合检查数据进行风险评价至关重要。二是信息系统的充分性，商业银行信息系统包括其经营战略的系统支持、运行的安全性和兼容性、数据的恢复能力等方面。信息系统的充分性关系到其提供有关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可靠性，也是商业银行本身识别和控制风险的前提和基础。
现场检查的重点和监管的中间目标发生变化后，要求对检查人员进行合理分工。我们认为，如果是全面稽核，可按流动性、盈利性等风险监管要素进行分工，信贷组可在检查信贷方面是否有违规问题后，负责资产质量分析；计划组负责流动性分析；会计组负责盈利性分析；内控组负责管理能力分析等。但各组中必须配备有分析能力的专业人员。对信息系统的检查更是如此。
反思与实践：提高非现场监管的质量与效率
要加强非现场监管工作，首先，要重新界定非现场监管概念。非现场监管决不仅是季末索取会计报表和相关的资料，简单分析后上报的一项工作，而是基于原来对被监管对象的了解，由被查单位提供基础数据，通过公众反馈信息或必要的实地考察，借助主观判断，进一步确认信息来源的可靠性，然后认真汇总数据、科学分析风险和公正评价经营，通过监管报告形式加以记录，并在现场检查和以后的非现场监管中逐步校正。其次，要充分发挥基层行的主动性，多开展基于非现场监管发现的针对性强的现场检查，防范和控制区域性金融风险，同时也能促进其对非现场监管工作的重视程度，提高非现场监管的质量。第三，人民银行总行要尽快开发出按行别划分的非现场监管分析程序，避免各基层行重复劳动或低效率付出。第四，今后的监管工作要善始善终，非现场提示、现场检查、处理或预警、整改落实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是持续监管的要求，不能人为阻断。第五，在监管报告中增加风险矩阵内容。
借鉴与应用：运用特征评价法进行风险评价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中央银行运用骆驼群评级体系对被检查对象的风险进行分析、评价，且成效明显。但是，在中国，基层央行应用这种方法的时机还不太成熟，因此，短期内可考虑用特征评价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指南》中已有论述）对商业银行进行风险评价，以避免因缺乏个别的评价要素而阻碍风险的评价。所谓特征评价法，是指根据商业银行所表现出来的风险特征与风险水平，将商业银行判断为基本正常机构、关注机构、有问题机构和危机机构。
基本正常机构的特征是：不良贷款比率、流动性比率、资本充足比率、贷款损失准备金比率、盈利水平等定量指标都控制在人民银行确定的正常水平之内，在国内同业及国际同业中也处于较好水平，同时其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比较完善，能够依法合规经营。关注机构的特征是：个别指标已明确超过人民银行确定的正常水平，也超过同业同类指标的平均水平，且其风险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有问题机构的主要特征是：多项指标严重超过正常水平，已面临流动性困难。危机机构的主要特征是：已经陷入严重的支付危机和信用危机，并已严重资不抵债，内部管理严重混乱，而且难以通过救助措施加以挽救，而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使其稳妥退出市场。
要保证实行特征评价法的质量，就必须力求客观、全面地进行检查，科学、公正地进行评价。就中国目前监管人员的总体素质情况来说，特征评价法不难理解、便于操作，在短期内推行是有质量保证的，而且是可行的。新晨
继承与创新：完善现场检查重点和改进分工方式
风险监管的程序主要包括六个步骤：了解机构、根据已有的非现场资料评估机构风险、计划并安排监管活动、明确和实施检查活动、报告检查结果、跟踪检查。而其中的现场检查与合规性监管的现场检查相比，还需要增加两个检查重点：一是商业银行管理人员的风险偏好，这对结合检查数据进行风险评价至关重要。二是信息系统的充分性，商业银行信息系统包括其经营战略的系统支持、运行的安全性和兼容性、数据的恢复能力等方面。信息系统的充分性关系到其提供有关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可靠性，也是商业银行本身识别和控制风险的前提和基础。
现场检查的重点和监管的中间目标发生变化后，要求对检查人员进行合理分工。我们认为，如果是全面稽核，可按流动性、盈利性等风险监管要素进行分工，信贷组可在检查信贷方面是否有违规后，负责资产质量；计划组负责流动性分析；组负责盈利性分析；内控组负责管理能力分析等。但各组中必须配备有分析能力的专业人员。对信息系统的检查更是如此。
反思与实践：提高非现场监管的质量与效率
要加强非现场监管工作，首先，要重新界定非现场监管概念。非现场监管决不仅是季末索取会计报表和相关的资料，简单分析后上报的一项工作，而是基于原来对被监管对象的了解，由被查单位提供基础数据，通过公众反馈信息或必要的实地考察，借助主观判断，进一步确认信息来源的可靠性，然后认真汇总数据、科学分析风险和公正评价经营，通过监管报告形式加以记录，并在现场检查和以后的非现场监管中逐步校正。其次，要充分发挥基层行的主动性，多开展基于非现场监管发现的针对性强的现场检查，防范和控制区域性金融风险，同时也能促进其对非现场监管工作的重视程度，提高非现场监管的质量。第三，人民银行总行要尽快开发出按行别划分的非现场监管分析程序，避免各基层行重复劳动或低效率付出。第四，今后的监管工作要善始善终，非现场提示、现场检查、处理或预警、整改落实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是持续监管的要求，不能人为阻断。第五，在监管报告中增加风险矩阵。
借鉴与：运用特征评价法进行风险评价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中央银行运用骆驼群评级体系对被检查对象的风险进行分析、评价，且成效明显。但是，在，基层央行应用这种方法的时机还不太成熟，因此，短期内可考虑用特征评价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指南》中已有论述）对商业银行进行风险评价，以避免因缺乏个别的评价要素而阻碍风险的评价。所谓特征评价法，是指根据商业银行所表现出来的风险特征与风险水平，将商业银行判断为基本正常机构、关注机构、有问题机构和危机机构。
基本正常机构的特征是：不良贷款比率、流动性比率、资本充足比率、贷款损失准备金比率、盈利水平等定量指标都控制在人民银行确定的正常水平之内，在国内同业及国际同业中也处于较好水平，同时其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比较完善，能够依法合规经营。关注机构的特征是：个别指标已明确超过人民银行确定的正常水平，也超过同业同类指标的平均水平，且其风险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有问题机构的主要特征是：多项指标严重超过正常水平，已面临流动性困难。危机机构的主要特征是：已经陷入严重的支付危机和信用危机，并已严重资不抵债，内部管理严重混乱，而且难以通过救助措施加以挽救，而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使其稳妥退出市场。
要保证实行特征评价法的质量，就必须力求客观、全面地进行检查，科学、公正地进行评价。就中国监管人员的总体素质情况来说，特征评价法不难理解、便于操作，在短期内推行是有质量保证的，而且是可行的。
关键词：税收风险管理 纳税遵从度 征管质效 应对措施
一、税收风险管理概述
（一）税收风险管理的概念
所谓税收风险是指国家在组织税收收入的过程中，限于征税手段及税收制度本身的不足，再加上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造成的税收损失。这种状况下，税收风险管理就显得十分必要，税收风险管理实际上是指税务机关合理运用各种管理理念和方法，通过对税收风险进行识别、等级排序、应对处理过程监督以及绩效评估等，不断提高纳税遵从度的必要方法。构成税收风险的主要方面包括三个：一是政策风险，即由于复杂经济活动和规范的税收政策之间存在矛盾，从而导致税收政策存在某些漏洞；二是执法风险，即由于税收执法人员执法能力不足、对税收政策的理解存在偏差或执法人员内外勾结等，造成执法混乱，带来执法层面的风险；三是纳税遵从风险，即纳税人由于工作失误或对税收认识不足，或通过不正当手段恶意不遵从税收政策带来的风险。
（二）税收风险管理的现状
税收风险管理秉承实现税收遵从最大化的原则，以有效方式进行风险识别、风险等级排序、风险应对处理、过程监督及绩效评估等过程，根据风险等级合理配置征管资源，从而达到减少风险损失的目的。风险识别作为整个税收风险管理工作的起点，它也是有效提高风险管理效率和质量的关键因素，风险识别是以税收信息化建设为前提，以税收风险管理目标为导向，运用科学方法、模型，在合理分析各项涉税数据的基础上，发现规律并寻找存在税收风险的关键点，从而进行科学决策，高效完成指导税收征管的分析工作。目前，我国很多省市都建立了本地区的风险特征库，这些风险特征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可以识别一般企业在生产经营及纳税申报等过程中存在的税收风险，对这些风险进行等级划分，并在风险应对方面卓有成效。
二、税收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风险管理理念有待于进一步强化
现阶段我国税收工作遵循的依旧是传统治税理念，无论税收风险是否实际发生一律视为有风险，并忽视风险等级差别而采取统一管理，这种征管方式偏重于对税收风险的无差异防范，管理理念相对落后，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传统的优化对无风险纳税人的纳税服务及加强对高风险纳税人管理的理念并不合理，这不仅不能有效规避税收风险，相反却造成了征税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导致征管资源浪费严重，纳税人满意度普遍偏低，征管效率低下等问题。
（二）征管资源配置不合理
由于受征管模式、征管机构及人力资源结构的限制，税收征管人员未能科学合理地设置征管结构，各部门职责不明确，部门设置不合理，不能实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许多优秀的管理人员没有被分配到合适的岗位，风险监控和风险评估等技术性要求比较强的岗位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税收征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税收风险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偏低。另外，税收征管机构将资源配置的重点放在业务审批部门和行政部门，从而造成行政管理人员过多而一线征税人员过少的不合理局面，特别是一些复合型的高层次人才不能担任一些实质性的有利于推进税收风险管理工作的关键职责，这样就造成了资源浪费，难以满足工作需要，大大降低税收风险管理的工作质量。
（三）税收风险管理的信息化建设不完善
近年来，虽然我国税收风险管理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尚存在各种不完善因素难以实现税收管理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一方面，地方各级税务机关税务信息采集渠道有限，难以收集到广泛全面的涉税信息，比如难以获取资金流、物流方面的数据，未将交易第三方报送真实数据明确为法定义务，而且税收风险管理系统的整体运行水平不高，各系统间之间信息共享度和信息集中度不高，难以实现信息在各部门之间的有效流动，这一系列问题最终导致税收风险管理工作的质量偏低。另一方面，信息管理应对效果不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应对缓解与信息的采集和分析环节契合度不高；二是应对手段单一，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应对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有待于进一步改善。
三、加强税收风险管理的对策
（一）进一步强化税收风险管理理念
要全面转变落后的税收风险管理理念，把税收风险管理提升到战略高度，将全新的管理理念融入到整个征管过程，通过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法来提高征税质效。改善传统税收风险管理理念中对不同等级风险的纳税人实行的纳税服务方式。应该对无风险纳税人实行优化税务服务；对低风险纳税人实行纳税辅导和风险提示等服务方法，并促进低风险纳税人自觉遵从；对较高风险纳税人实行集中评估；对高风险纳税人实施税务稽查，并对这类群体实行差别化管理和服务，努力提高纳税遵从度，进一步防范和控制税收流失风险。
（二）建立健全税收风险管理机制，实现资源配置的合理化
传统的职能结构和岗位设置不能适应现代税收风险管理体系，不能满足现阶段我国税收风险管理的需要，因此，必须对管理机构的各项布局做出调整。第一要依据税收风险管理的合理流程对各管理层进行明确分工，并设立专门的管理部门，将税收风险管理进一步专业化、实体化；第二要对不同层级设立税收风险分析监控机构，极大地发挥税收风险管理指挥中心的战略作用；第三，整合相应部门职责，集中成立纳税服务部门及税收风险应对控制机构，组建不同层级的纳税服务、税源风险管理、风险纳税评估和税务稽查部门等，其主要职责是承接有风险分析监控部门推送的风险信息，并及时对税务服务进行合理优化，采取一定的税收风险应对措施对较高风险纳税人实行有效控制。
（三）明确把握税收风险管理的实施细则
第一，标准化、流程化的管理原则。我们可以借鉴别国成功的经验，将税收风险管理的具体过程分为四个环节：（1）制定科学合理的税收风险管理的规划方案和管理制度；（2）拓宽信息获取途径以获得与风险识别、风险等级划分、风险监控和风险评估有关的有效数据；（3）实施税收风险管理的差别化应对；（4）进行税收风险管理的监督及后续完善工作，形成系统运行的良性循环。实际工作中应按照科学的流程进行，是整个风险管理工作合理有序的展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标准化、流程化、制度化的管理细则。
第二，差别化、递进式的管理原则。在正确划分不同风险等级纳税人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差别化应对和控制，也就是说随着税收流失风险的加大，税收遵从度的逐渐降低，风险应对控制应从优化服务阶段转变到辅导阶段，从柔性管理过渡到监控管理最后到刚性执法，贯彻落实差别化、递进式管理原则，将管理和服务进行真正的有机结合。
第三，坚持防范原则。税收风险管理必须坚持防范胜于控制，及加强税收风险的前置管理，做好事前和事中管理，建立一套科学的税收风险防范控制体系，加强对税收风险的防范，在风险发生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避免风险给税收征管带来损失。
第四，实行人工管理与计算机信息技术相结合的原则。计算机信息技术是税收风险管理工作展开的必要技术支持，但对于基础性的要素管理，包括税收风险管理方案的确定、风险特征的调查分析、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等，都是以科学的人工管理为基础实现的。因此，考虑到税收风险管理的各项工作，既要发挥计算机信息技术在数据处理和风险监控方面的优势，又要发挥税务人员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对税收风险管理进行更有效监管，从而实现业务和技术的高效结合，提高税收风险管理的整体效能。
四、总结
要切实建立以税收风险管理为导向的新型税收征管体系，贯彻落实税收征管工作，必须要对目前我国税收风险管理体系进行深入研究，各地征税部门要积极探索出适应当前税务征管发展趋势的全新模式，在创新征收手段的同时，针对税收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寻找应对措施，进行不断完善和改善。本文就税收风险管理问题进行的探讨，在寻找问题的同时笔者提出了加强我国税收风险管理的相关对策，希望对我国税收部门解决税收风险管理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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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强调整合理念的“全面风险管理”（EnterpriseRiskManagement，ERM）逐步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①大量研究集中于探讨ERM的框架、流程和经济绩效，旨在解决ERM的有效性问题。但与之相对，鲜有研究涉及ERM的决策机制。如果ERM项目可以通过对风险的整合式管理提升股东价值，那么为什么不同的企业会有不同的选择？选择实施或不实施ERM项目的企业究竟有何差别？在ERM决策过程中，究竟是企业特质重要，还是监管约束发挥主导作用？如果企业特质因素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其作用机制如何？此外，中国作为转型经济体的特殊制度背景是否会对企业ERM决策的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产生影响？其影响途径又是什么？现有研究对于这些基础问题仍缺乏明确的回答。本文利用沪深A股302家非金融类ERM企业2003～2011年的数据，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企业实施ERM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我国非金融类企业实施ERM的决策并非受监管因素的主导，而是受到企业价值最大化动机的驱动，ERM企业与非ERM企业在财务特征、运营特征、治理特征和经济实力四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别；第二，监管差异会对企业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产生调节作用，受监管企业和非受监管企业在ERM的驱动因素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别；第三，市场化程度也会调节企业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经济驱动的效果更为显著，而在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监管驱动的作用更强。本研究受益于Liebenberg和Hoyt（2003）[1]、Pa－gach和Warr（2011）[2]的前期成果，但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第一，在既有理论框架内引入制度环境因素，丰富了ERM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内涵；第二，在样本选取方面，采用更稳健的方法识别ERM项目的实施，减轻样本识别偏差；第三，在计量方法设计方面，采用能够捕捉变量变化过程信息的COX比例风险模型替代静态的probit模型，并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第四，将研究对象从保险公司、银行拓展到非金融类企业，为ERM相关理论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
现阶段，虽然直接以ERM的驱动因素为主题的研究尚不多见，但关于传统风险管理（TRM,Tradi－tionalRiskManagement）实施动因的研究却相当丰富。鉴于ERM是对TRM的继承和发展，②因此，对TRM实施动因的文献加以回顾，能够为研究ERM的实施提供有意义的借鉴。完全市场条件下，风险管理被视为净现值为负的活动，投资者可以通过多元化方法更高效的规避企业特质风险（Modigliani和Miller，1958）[3]。但是，不完全市场条件下，上述结论不再成立。学者们先后从理论上证明了企业可以通过保险和套期保值方式降低税负（Modigliani和Miller,1963）[4]，降低财务困境成本（Kraus和Litzenberger,1973[5]；Macminn，1987[6]），降低成本（Jensen和Meckling,1976[7]；Macminn，1987[6]），降低监管成本（Mayers和Smith，1987[8]），降低外部资本成本（Froot、Scharfstein和Stein，1993[9]），解决投资不足问题（Mayers和Smith，1987[8]），从而给企业带来价值增值。随后的实证研究也基本支持了上述分析（Nanceetal.,1993[10];Colquitt和Hoyt,1997[11];Hoyt和Khang,2000[12]）。如果说以保险和套期保值为代表的传统风险管理主要基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考虑，ERM由于受到监管层和评级机构的高度关注，其驱动因素则显得更为复杂。2004年，纽交所修订了其公司治理规范，要求审计委员会制定相应的规范以保证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有效进行，从而将风险管理职责提升到董事会层面。巴塞尔协议Ⅱ则在银行业资本充足率评估中新增了操作风险的规定，进一步拓展了风险管理的范围。同时，著名的评级机构也对ERM给予了极高的关注。2005年，标准普尔公司宣布，鉴于ERM的重要性，考虑将其作为评级体系中一个独立的、重要的科目。2006年，国际保险业的权威评级机构A.M.BEST特别公告，宣布其评级过程中加入对于ERM的考虑。2008年，标准普尔正式宣布，在公司评级过程中，将采用两步骤程序评估企业实施ERM的效果。③从国内看，2006年，国资委颁布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并将ERM实施水平纳入到央企及其负责人考核体系中。④在此背景下，161家中央直属企业（2006年数据）掀起一股ERM建设热。综上所述，从全球ERM实践来看，监管约束和评级压力似乎是ERM的主要推手。但是，Kleffneretal（.2003）[13]的一项针对加拿大“风险与保险管理协会”（RIMS）会员单位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到多伦多证交所监管风险管理指引约束的企业在实施ERM项目方面与非监管企业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在被问及企业实施ERM的主要驱动因素时，61%的企业将“风险管理自身的作用”作为首选因素；其次是董事会的推动，占比51%；再次才是为了迎合监管约束，占比37%。
总体来看，问卷分析结果似乎更支持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观点。那么，企业的ERM决策究竟是“监管因素驱动”还是“企业特质因素驱动”？如果监管因素起主导作用，那么可以推断，除了行业差异外（大部分监管规定都是针对特定行业制定的），ERM企业与非ERM企业在公司特质因素方面（如财务特征、经营特征、治理特征等）不会存在显著差异；否则，特质因素的差异则会非常显著。但是，有限的关于ERM实施动因的实证研究并未给出清晰的结论。Liebenberg和Hoy（t2003）[1]以26家实施ERM项目的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logistic模型从企业收益的波动性、企业股票价值的波动性、企业的增长率、机构投资者所拥有的股权比重、长期负债与资本的比率、在高监管国家设置分支机构共6个方面检验企业实施ERM项目的驱动因素，结果发现除杠杆比率外，其他指标均不显著。Pagach和Warr（2011）[2]以138家在美国上市的ERM企业为样本，从财务特征、资产特征、市场特征三个方面对ERM项目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ERM企业与非ERM企业在上述企业特质因素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从而间接证明了企业特质因素而非监管因素是企业实施ERM的主导因素。从国内文献看，从宏观层面探讨ERM框架和流程的研究相对丰富（杨乃定，2002[14]；朱荣恩、贺欣，2003[15]；唐国储、李选举，2003[16]；金若昉、李若山，2005[17]），有限的实证研究主要基于问卷调查考察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的建设状况（吕文栋、刘鲁梅，2010[18]；赵杨、吕文栋，2011[19]），从企业微观层面探讨ERM动因和价值的文献尚未看到。本文承袭Liebenberg和Hoyt（2003）[1]、Pagach和Warr（2011）[2]的研究，试图对下述问题做出初步解答：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企业实施ERM的决策到底是“监管因素驱动”还是“企业特质因素驱动”？更进一步，如果企业是基于价值最大化的考虑实施ERM项目，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企业的ERM决策，其影响机制又是如何？
三、理论分析、制度背景和研究假设
在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这一流程上，ERM与TRM并没有实质性差别，使ERM区别于TRM的关键内容包括两点：其一是关注的对象是企业面临的所有风险，包括声誉风险、操作风险等传统风险管理方式无能为力的领域；其二是强调采用系统而非分割的方式对所有风险加以管理，从而保证任何一种单一风险都不会对企业的价值产生负面影响（Stulz,2003）[20]。ERM与TRM的上述区别可能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是进一步优化资本结构，提升资本配置效率，提高风险决策水平（Meulbroek,2002[21]）；其二是整合式的风险管理也会增加实施难度和成本（Cumming、Hirtle,2001）[22]。因此，传统风险管理的驱动因素对ERM应当同样有效，企业的经济实力对于ERM决策也会更为重要。基于Kleffneretal.（2003）[13]、Liebenberg和Hoy（t2003）[1]以及Pagach和Warr（2011）[2]的研究，我们从四个方面刻画可能影响企业ERM决策的企业特质因素，即财务特征、经营特征、治理特征和经济实力。财务特征包括资产负债率、现金比率和经营现金流的波动，此类指标主要用来刻画企业遭受财务困境的可能性。我们预期，负债率高的企业比负债率低的企业更容易遭受财务困境，因此有更强的意愿实施ERM项目，而大量高流动性资产可以保证企业在遭受意外时及时对损失进行补偿，从而提升财务的稳健性。因此，预期现金比率与ERM的实施负相关。此外，现金流波动大的企业更容易遭受低概率的高额损失。因此，预期经营现金流的波动与ERM的实施正相关。经营特征包括资产透明度、企业成长性和经营的多元化，此类指标同时刻画企业遭受财务困境的损失程度。
一般而言，在遭受财务危机时，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低透明度的资产在紧急处置时很难实现其公允价值，这意味着企业的损失可能会加重。因此，预期资产透明度与ERM的实施负相关。对于高成长性企业而言，其价值主要依赖于未来的现金流，一旦遭遇财务危机，未来现金流的价值很容易被低估。因此，预期企业成长性与ERM的实施正相关。多元化程度与ERM的关系存在两种假说：一种是自然对冲假说，该观点认为，资产的多元化经营可以实现不同风险的自然对冲，因此没有必要实施ERM项目；另一种是规模经济假说，该观点认为，多元化经营提高了风险的复杂程度，因此，多元化企业更容易享受风险整合式管理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治理特征包括机构投资者比例、独立董事占比以及管理层持股数量。西方主流理论认为，机构投资者具有外部治理作用，他们会要求管理层采取积极的措施管理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因此，预期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ERM的实施正相关。独立董事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通常具有财务、战略、管理等领域的专业背景。在国外，风险管理委员会一般都由独立董事领导。因此，预期独立董事占比与ERM的实施正相关。管理层持股数量会影响其风险偏好，由于股票的价值与经营的波动性成反比，因而具有较高持股比例的管理层更有动机实施ERM项目。Cumming、Hirtle（2001）[22]提出，ERM的顺利实施将面临三大挑战：信息技术、监管约束和经济实力。ERM项目通常伴随着流程的再造、信息系统的升级、组织架构的调整、风险管理文化和制度的建设，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
因此，预期企业的经济实力与ERM的实施呈正相关关系。假设1：如果“监管驱动论”成立，那么上述反映企业特质的因素在ERM企业和非ERM企业之间应当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反之，如果“经济驱动论”成立，那么预期财务特征、经营特征和治理特征则会在企业ERM决策中发挥显著作用。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ERM的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可能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在我国，国资委于2006年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具有广泛的影响。该文件为指导性监管约束，并不要求强制执行。但是，考虑到国资委直属央企巨大的资产规模，特殊的产权结构，及其在资本市场的重要地位，有必要对这一指导性监管约束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我们认为，指导性监管约束虽然缺乏强制力，但作为一种制度因素，仍会作用于企业的效用函数（尤其是考虑到央企特殊的产权结构及人事任命制度），从而影响企业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途径。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曾经指出，要将ERM实施水平纳入到央企及其负责人考核体系中。可以预期，上述方案一旦严格执行，势必对中央企业开展全面风险管理活动产生更加重大的影响。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2：企业经济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受到监管差异这一制度因素的影响。此外，我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一个重要特征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区在政府干预、地方保护、开放程度、法治环境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并在国家层面呈现出东、中、西三大板块的格局。依据樊纲等（2011）[23]的研究，东部地区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等方面显著优于其他地区。已有研究表明，市场化进程与企业的成本（夏立军、方轶强，2005[24]；吕长江等，2011[25]；谢德仁等，2012[26]；黄德忠等，2013[27]）、融资成本（徐浩萍、吕长江，2007[28]；杨丽芳，2014[29]；李晓创，高文书，2013[30]）及风险倾向（陈文婷、李新春，2008[31]）相关。可以预期，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市场机制比较健全，竞争更为激烈，企业的风险意识更强，企业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会更显著。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由于地方保护较强，政府干预较多，企业的风险意识相对薄弱，企业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因而会较弱。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3：企业经济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受到市场化进程这一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驱动效果更显著；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驱动效果则较弱。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对于二元因变量模型，最常见的计量方法是logit模型。模型的基本思路是，首先针对某一待检验事件，定义该事件发生为1（D=1），未发生为0（D=0）；其次，对于每一个“D=1”的样本企业构建一个“D=0”的配对企业；最后，利用事件发生当年的数据，估计可能影响该事件发生的因素。Shumway（2001）[32]认为，logistic模型是一种静态模型，最大的缺陷是仅仅利用了事件发生当年的信息，而忽视了企业从“D=0”到“D=1”转变的过程信息。COX比例风险模型是弥补上述缺陷的重要方法。作为生存分析的经典工具，COX模型最初被应用在医学领域，但近年来，这一方法开始受到经济学者的关注（Paganoetal.，1988[33]；Deshmukh，2003[34]；Johnson，2004[35]；Danielsenetal.，2007[36]）。COX比例风险模型的基本形式为：h（t）=h0（t）•exp（xβ）（1）式（1）中，h（t）为风险函数，表示企业存活t期后立即死亡的概率（在本文中是指企业宣布实施ERM项目）；h0（t）为基准风险函数，即个体不受外生变量影响情况下的风险函数；X为所有外生变量。COX比例风险模型的一个显著优势是不需要对h0（t）的分布做任何假设，因此在进行参数估计时不依赖特定分布的假设，从而大大扩展了其应用范围。构建COX模型的基本思路。首先，定义时间区间，并建立区间内所有企业完整的时间序列数据。在这一数据集中，对于所有目标事件未发生的年份，均定义“D=0”。其次，将目标事件发生的年份数据定义为“D=1”，并将该样本在随后年份的数据从数据集中删除。因此，COX模型的数据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面板数据，数据数量随事件的发生逐年递减，被称为事件历史数据集（eventhistorydataset）。最后，利用该事件历史数据集，估计影响目标事件发生的因素。相对于logit模型，COX比例风险模型最主要的优点在于捕捉变量随时间演化的过程，并计算出一个目标事件可能发生的概率。参考Liebenberg和Hoyt（2003）[1]、Pagach和War（r2011）[2]等研究，本文用以检测ERM驱动因素的COX比例风险模型如下：ERMit=F（财务特征，运营特征，治理特征，经济实力，制度环境）it-1+eit（2）模型中，i代表每一家样本企业，t代表年份。为了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将所有自变量做滞后一期处理。用于测度企业财务特征的变量包括杠杆比率、现金比率以及经营现金流的波动性。前期研究认为，杠杆比率越高的企业，遭受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高，为控制财务困境成本，企业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的动机就会越强。现金及其等价物属于高流动性资产，现金比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应对突发事件的流动性资产储备。
因此，现金比率较低的企业，可以从全面风险管理中获得更多的收益。此外，经营现金流波动性越强的企业越倾向于实施ERM，因为通过平滑经营性现金流，可以帮助企业规避现金流短缺的长尾风险，还可以在凸性税率制度下帮助企业降低税收负担。用于测度运营特征的变量包括无形资产占比、企业成长性和多元化经营程度。在无形资产的交易中，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严重，其价值容易被低估。因此，当企业面临财务困境时，无形资产的变现能力受到制约。所以，无形资产占比较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ERM项目，以降低企业遭受财务困境的可能。同时，对于高成长性的企业而言，其价值通常依附于尚未实现的现金流，而未来的现金流受制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其价值在破产情形下很难完全实现。因此，高成长性的企业也有动机实施ERM项目。此外，多元化经营对于企业ERM决策的影响存在两种对立的解释：一方面，实施多元化的企业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实现风险的自然对冲，从而降低企业实施整合式风险管理的需求；另一方面，多元化运作意味着协调、管理难度的加大，而强调整合理念的ERM项目则可以使企业获得系统处理企业各类风险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公司治理结构会影响管理层的“风险—收益”组合，并最终影响到企业的风险管理决策。本研究从机构持股比例、董事会独立性和管理层持股比例三个方面考察治理特征对ERM决策的影响。一般而言，机构投资者具有更加丰富的投资经验和专业知识，其不仅关注投资收益，更关注投资风险。因此，机构持股比例高的企业出于外部股东的压力，更倾向于实施ERM项目。与执行董事相比，独立董事有更强的动机建立自己作为决策专家和股东利益看门人的良好声誉，从而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市场价值。因此，独立董事会鼓励管理层积极的从事风险管理活动，降低企业的财务困境成本，提升投资效率。管理层持股对于ERM的实施具有负向影响，原因是股票价值与企业经营收益的波动性正相关，而ERM项目则会降低企业经营收益的波动性，从而降低管理层所持有的股票价值。本研究从企业产权性质及注册地址两个方面考察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对ERM决策的影响。2006年，国资委出台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虽然该指引并非强制执行，但鉴于国有企业特殊的考核机制和晋升机制，指引仍对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影响。此外，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在产权保护、融资约束、政府干预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这一差异究竟会对企业ERM决策机制产生何种影响，有待实证检验。此外，研究还控制了企业资产规模。模型中，各变量的定义见表1。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既往研究中，Liebenberg和Hoy（t2003）[1]主要采用保险公司的数据样本，Pagach和Warr（2011）[2]研究的重点也是金融类企业（包括银行和保险公司）。考虑到金融类企业的资产结构、运营特点、治理水平具有特殊性，本文将研究重点聚焦于非金融类企业，以期对ERM决策的影响因素有更为全面的认识。本研究中，ERM数据采用手工收集。Graceetal.（2010）[37]曾指出，ERM的识别困难是造成相关研究进展缓慢的重要因素。本文借鉴Graceetal（.2010）、Hoyt和Liebenberg（2011）[38]的思路，通过多个关键词交叉印证企业是否开展了ERM项目。具体来说，关键词包括首席风险官、风险管理委员会、战略风险管理、整合风险管理、全面风险管理以及其对应的英文（CRO,ERM,strategicriskmanagement;integratedriskmanagement;holisticriskmanagement）。我们首先在新浪财经、巨潮、百度、中国证监会网站等以及中小板公司的官方网站对上述关键词进行检索，其次对命中目标匹配COSO（2004）报告或者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以检验是否真正实施了ERM项目。经检测，截至2011年底，共有367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实施了ERM项目，剔除有特殊处理经历（ST）及数据残缺的样本，最终有302家企业进入我们的最终数据集，下文对样本进行描述分析。从图1来看，ERM企业基本涵盖了国民经济的主要行业类别，但行业差异比较明显：样本中超过50%的ERM企业来自于制造业，文化产业、农林牧渔业和社会服务业的占比较低。总体来看，ERM企业的行业结构与我国主板上市公司的行业构成基本一致。从图2可知，ERM企业的数量自2003年以来呈逐年递增态势。以2007年为拐点，ERM企业数量呈现出一个跳跃式增长。笔者认为，两个原因可能造成了自2007年以来ERM项目的迅速发展：首先是次贷危机的爆发暴露出传统风险管理方式的弊病，一系列的破产事件迫使国内企业不断反思经营管理策略，在此背景下，ERM理念得以不断推广；其次是国资委自2006年《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以来，先后于2007年、2008年、2010年和2011年召开了四次全面风险管理工作交流会，国资委的持续关注，推动中央直属企业的ERM工作不断迈向新的阶段。图3对302家ERM企业的控制权性质进行了统计。数据显示，国资委直属企业最多，共155家，占比超过50%；其次是地方政府管理的国企，共83家，占比28%；随后是私营、民营、外资类企业，共有61家，占比20%；其他中央部委直属企业（如教育部、铁道部直属企业）最少，仅有3家。ERM企业控制权统计结果似乎支持了“监管驱动论”，受到《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引导的国资委直属企业确实比其他类型的企业更多的实施ERM项目。本研究所有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还利用CCER数据库的企业多元化数据进行了补充。研究的时间区间设定为2003～2011年（第一家ERM企业出现在2003年）。
五、实证结果
（一）全样本实证
结果在不考虑特殊的制度背景时，究竟是哪些因素驱动了企业实施ERM的决策？我们首先构造了一个类似于Pagach和Warr（2011）[2]的样本，对“监管驱动”抑或“经济驱动”两种观点进行了检验。
1.单变量描述统计。从表4可知，在SASAC子样本中，所有被考察的10个变量中有6个在ERM企业和非ERM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分别是：现金流波动性、无形资产占比、市账比、机构持股数量、独立董事占比和企业规模。这意味着，即使受到指导性监管约束，企业特质仍然在ERM实施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非SASAC子样本中，也有6个变量在ERM企业和非ERM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分别是：现金比率、现金流波动性、市账比、机构持股数量、独立董事占比和企业规模。与SASAC子样本相比，新增了现金比率，而无形资产占比则不再显著。对比两个子样本可知，在指导性监管约束下，企业特质（而不是监管约束）仍然是企业ERM决策的主要驱动因素，但监管程度的差异可能导致企业特质作用于ERM的效果发生改变。
2.多变量回归检验。从表5可以看出，在监管程度存在差异时，企业实施ERM的驱动因素存在显著的不同。在受到指导性监管约束的子样本中，影响ERM决策的变量（资产负债比率、经营现金流的波动性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不考虑制度背景时的回归结果完全不同。资产负债率的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越容易遭受财务困境的企业，反而越不倾向于实施ERM。这一结果与Liebenberg和Hoy（t2003）的结论相悖，而与Pagach和War（r2011）的结论一致。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所具有的预算软约束特征，可能的解释是，财务困境成本对于ERM决策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在低于门槛值时，财务困境成本对于ERM决策具有正向作用（正如其他子样本所展示的结果）；一旦高于门槛值，预算软约束效应将发挥主导作用，企业可能因为依赖心理而放松对于风险的主动管理。⑥与Liebenberg和Hoy（t2003）、Pagach和War（r2011）的结论相反，外部机构投资者不仅没有促进全面风险管理水平的提升，反而对ERM决策起到负向作用。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是由我国机构投资者的不成熟导致的。既有研究表明，在我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下，以价值投资为导向的成熟的机构投资者严重缺乏，由于羊群效应等原因，机构投资者并未扮演资本市场的稳定器作用（宋军、吴冲锋，2001[41]；孙培源、施东晖，2002[42]；何佳等，2007[43]；金鑫等，2011[44]）。较强的投机性决定了其更加关注即期利益，短期成本高昂且效果存在时滞的ERM项目明显对其缺乏吸引力。此时，机构投资者将采用“用手投票”或“用脚投票”的方式，抵制ERM的实施。此外，现金流波动性显著为正，意味着企业希望通过实施ERM项目，平抑经营波动，降低因现金断流所引致的财务困境成本。在非SASAC子样本中，由于没有受到监管约束这一制度冲击，企业实施ERM的驱动因素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具有较高成长性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ERM项目；独立董事占比与ERM决策负相关，而资产规模与ERM决策正相关。上述结论与全样本回归结果类似。综上所述，在受到指导性监管约束条件下，ERM实施决策仍受到企业特质因素的影响，但监管差异会导致企业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发生变化：受监管企业在制定ERM决策时，更多的受到财务状况的影响，而非受监管企业的ERM决策更多的受到治理水平和经营质量的影响。假设2得到证实。
（二）考虑市场化程度差异的实证结果
作为转型经济体，我国各地区市场化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不同的市场化水平下，政府干预、地方保护、对外开放、金融和中介发展程度等要素都存在很大的不同。那么，这一差异是否会导致“监管驱动”和“经济驱动”的地位发生变化？进一步，哪些作用于企业ERM决策的企业特质因素会受到市场化程度差异的影响？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参照樊纲等（2011）的报告，将样本企业按照注册地址划分为东、中、西、东北四个子样本。考虑到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样本较少，将其合并，并统称为非东部地区子样本。同时，借鉴杨灿明和孙群力（2008）[45]的研究，将辽宁省调整到东部地区子样本。⑦重新组合后，东部地区子样本包括183家ERM企业，非东部地区子样本包括119家ERM企业。
1.单变量描述统计。从表6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看，与全样本统计结果基本一致。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与非ERM企业相比，ERM企业的运营波动性更大，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更高，企业规模也更大。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ERM企业的财务杠杆更高，经营波动性更强，成长性更高，机构投资者持股量更大，治理结构更完善，规模也更大。统计结果同时也表明，流动资金持有量与ERM的实施呈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保守型企业更倾向于实施ERM项目，这些企业的管理层通过持有大量的流动性资金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非正常高额损失。
2.多变量回归检验。从表7可以看出，在不同市场化进程的地区，企业实施ERM的驱动因素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特质因素对ERM的实施起到主导作用。基于前述相同原因，经营现金流方差、市值账面比、资产规模与ERM的实施正相关，而多元化程度、独立董事占比和管理层持股数量则与ERM实施负相关。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在控制企业规模后，经营现金流波动率、市账比、多元化程度、独立董事占比、管理层持股数量等指标均不再显著，只有无形资产占比一个因素对ERM的实施有显著作用。上述结论可能意味着，在政府干预较强、市场竞争环境较差、对外开放程度较弱的地区，监管约束（而不是企业特质）在企业实施ERM项目的决策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假设3得到证实。
（三）稳健性检验
1.采用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对302家ERM企业按照行业（证监会三位代码）和资产规模分别构造配对组，然后采用Probit模型对ERM的驱动因素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如表8所示。结果显示，企业成长性、资产规模与ERM的实施正相关，多元化程度、机构持股比例、独立董事占比与ERM的实施负相关。对比COX比例风险模型全样本回归结果，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但部分变量的显著性有所降低（如前所述，这正是COX模型相对于Probit模型的一个优点）。总体来看，我们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⑧2.考虑两权合一的调节效应。在前述回归结果中，管理层持股数量与ERM的实施呈负相关关系，我们的解释是董事会的制衡机制发挥了作用。按照这一推断，如果CEO与董事长两权合一，那么董事会的监督机制便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此时，管理层持股数量应当与ERM的实施正相关。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我们在回归方程中纳入了管理层持股数量与两权合一的交互项，回归结果见表9。可以看到，加入两权合一及交互项后，主要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水平不变。测度CEO与董事长两权合一的变量符号显著为负，意味着两权合一不利于企业ERM项目实施，这与两权合一具有负向治理效应的结论一致（蒲自立、刘芍佳，2004）[46]。最重要的是，管理层持股数量与两权合一的交互项符号为正（但在10%的水平上不显著），这意味着当CEO与董事长两权合一时，董事会对管理层的制衡机制不再有效，导致风险规避动机越强的管理层（体现为持股数量大）越倾向于实施ERM，而风险追逐动机越强的管理层反而得不到相应的制约。原有推断得到支持。此外，我们还采用做交互项的方法，检验了监管差异、市场化程度差异对影响ERM决策的企业特质因素的调节作用，所得结论也证实了本文的研究是稳健的。
六、结论及展望
关键词：管道；工程建设项目；管理风险；量化措施
引言
我国的油气集输管网建设的幅度有所提高，随着西气东输管道工程的建设运营，给长距离管道输送油气创造了便利的条件。由于管道建设施工过程中存在安全风险，因此，有必要对风险进行量化管理，有效地遏制安全风险事故的发生，提高管道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质量，满足油气输送的要求。对管道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风险进行量化分级，确定风险的等级，通过计算，得出每种风险的量化结果，对所有风险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确定影响管道工程建设项目的主要风险，合理控制该风险因素，能够提高管道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质量，满足长距离输送的需要。
1管道工程建设项目风险管理
针对管道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特点，采取风险管理机制，由于管道施工的周期长，工程量大，涉及的面广，需要加强项目的风险管理，才能防范风险事件的发生，减少或者避免产生经济损失。管道工程建设项目的风险管理，需要进行风险识别，制定风险的等级，采取应急处理的方式。应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应对风险，通过对风险的量化管理，对风险进行分级管理，将等级高的风险进行强化控制和管理，规避风险，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经济损失。管道工程建设项目的风险管理措施的实施，必须有规章制度做后盾。通过建立健全风险管理制度，促进管道工程建设施工过程的管理，减少安全风险事故，降低管道建设施工的成本，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管道建设的经济效益。
2管道工程建设项目管理风险量化存在的问题分析
管道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风险，通过量化的模式将其表现出来。如管道施工的焊接质量问题出现的频次，管道工程建设的施工距离，完成的时限等，能够用数据进行测量的指标，合理控制管道工程建设项目的风险，保证施工全过程的安全，不断提高管道工程建设的质量，提高管道施工的效率。管道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风险因素比较多，通常从管道工程建设项目的立项开始，到交付使用的有效保质期内，存在着安全隐患，需要分析和控制安全风险，才能保证油气输送管道的安全运行。
2.1征地协调的风险
由于长距离的管道工程建设，经过的区域存在土地资源，需要对当地政府部门征地。如果施工项目手续不全，就会存在征地的风险，地方政府的不配合，会影响到管道建设的工期。导致管道工程建设滞后，影响到施工进度。征地协议谈判的难度系数高，风险等级高。使施工没有办法正常进行，只有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才能顺利得到管道区域使用的土地，满足管道施工的需求。如果征地补偿不及时，也不会正常开工，影响到管道建设的时间，增加管道工程建设施工成本。出现管道施工设计变更，带来更大的征地风险，重新规划管道的施工路线，从新开始征地的工作，延长了管道工程建设的时间。如征地补贴标准规定，给予一定的补偿，由于谈判不畅的问题，出现实际赔偿超出标准的现象，多出的部分需要从工程建设成本中支出，增加了管道工程建设项目的成本。如一块地的补偿数目为10万元，由于存在谈判的风险，施工单位和征地方沟通不畅，无法拿到土地的使用权，因此，为了不延误工期，竞以15万元的价格进行补贴。那么多出的5万元就成为施工的成本，给管道工程建设项目带来损失。
2.2施工组织及成本管控的风险
由于长距离输送管道的距离长，组织施工需要分段进行，之后进行管道的连接，满足长输管道的质量标准。由于组织协调的问题，很容易导致领导之间沟通不畅，影响到管道的衔接，给长输管道带来安全隐患。为了赶工期，过渡的投入资源，导致施工质量不合格，存在更大的安全隐患，经过质量检验，进行返工处理，给管道施工建设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合理控制管道工程建设项目的成本，强化成本预算和核算的机制。通过对长距离管道施工的成本预算，经过多种信息的认证，确定基本的建设成本，考虑特殊应急状况的出现，采取应急的处理措施。而额外的成本支出，会降低管道工程建设的利润。
2.3工程分包的风险
由于长距离管道输送工程建设项目的工程量巨大，需要多级的承包完成。承包方必须具有一定的资质，才能顺利完成工程建设任务。如果承包方在建设施工过程中，不重视管道施工质量，会引起工程整体质量的提高，对后续的长输管道的运行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一旦私人企业挂靠大的建设集团，进行实际管道建设施工时，会存在更多的安全风险，影响到管道的施工建设，施工状态不可控制，没有办法保证工期。承包方的管理水平低下，管理混乱，会降低施工的质量。非常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给管道施工带来危害。
2.4质量安全和环保风险
管道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安全风险管理，必须使其达到安全质量和环保的技术要求，如果管道施工建设的质量不合格，安全不达标，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就是不成功的建设施工项目，最终的质量验收也会不合格。
3管道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风险量化管理的措施
对于征地风险高的管道施工建设项目，精心研究合同，明确风险点，制定应对策略，解决征地风险问题。积极应对征地风险，主动出击，做好征地业主的工作，减少征地风险对施工进度的影响。配合施工部门尽快办理各种施工手续，给予征地方应有的赔偿，保证管道建设施工的顺利实施。在管道工程建设项目中实施有效的施工组织，更好地协调各施工方，有组织地完成每个管段的施工任务。降低组织风险，对临时的施工项目明确责任和质量验收标准，对不合格的施工质量不予以验收。合理控制成本的风险，避免施工成本超出预算，导致管道施工的过程中，多次的投资，影响到资金的使用。如果某一管段的施工预算是100万，实际施工过程中，合理控制这些施工成本，不允许超出预算，如果遇到特殊的情况，需要逐级进行审批，才能追加施工成本。总体上必须控制管道施工建设的成本，否则会造成大量的资金需求，形成成本的增加，给管道施工带来更大的损失。降低工程分包的风险，在进行项目的招标工作中，经过现场的招投标工作，对中标单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确认具有资质的施工单位，来完成管道施工建设工作，减少施工建设过程中的安全风险，保证施工的质量，才能建设成优质的管道工程。通过安全环保的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保证安全施工，以质量作为生存之本，严把工程质量关，避免管道施工造成环境污染，确立环保管理规定，防止各种泄漏施工事故的发生，保证绿色环保的施工理念，提高长输管道施工建设的环保性能。将管道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风险进行量化分级，每种风险的量化权重，然后按照其占有的比例进行量化结果的计算，计算公式为量化结果=∑基本分值×考核标准完成的比例。如果将影响管道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各种风险进行量化，分别给予的权重比例为：征地协调风险占5%，施工组织风险占10%，成本管控风险占10%，工程分包风险占10%，质量安全和环保风险占60%，其他风险占5%。通过对管道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风险进行量化分级。如质量安全和环保的风险占60%，按照完成的程度进行风险量化的结果为实际完成/计划×100%×基本分值，4/5×60%=48分，为合格的风险控制措施。基准的评分为50分，如果分值过低，说明风险控制的措施不到位，需要进一步进行改进处理。对管道工程建设项目的风险量化管理，对每个量进行分析和对比，掌握影响长输管道施工建设的所有风险的量化标准，对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和管理。实时控制施工成本，对成本预算和结算的重视程度，影响到管道工程建设的风险管理水平。如果在管道工程建设项目中，出现了应急的安全事故，必须启动应急预案，如果需要立即追加建设成本，必须予以执行。成本控制不是一成不变的，依据管道施工的实际情况，合理控制施工成本。最关键的风险管理要素是质量安全和环境的控制措施，是保证管道工程建设质量的关键，必须引起重视。
4结论
通过对管道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风险量化措施的探讨，降低管道工程建设项目的安全风险，提高施工建设的安全性，不断提高管道工程建设施工的质量。对管道施工的风险管理，需要识别风险，量化风险，管理风险，控制风险，采取应对策略，规避管道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风险，提高管道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水平，使其满足长距离输送油气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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