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金融发展；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出口结构
中图分类号：F7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1-0084-06
一、引言
从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角度看，服务业终将逐步取代工业而成为一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推动力。目前，全球贸易结构正从货物贸易逐步向服务贸易倾斜，服务贸易已迅速发展成一种继对外直接投资和货物贸易之外的非常重要的国际经济活动，一国服务贸易的发展逐渐成为衡量该国国际竞争能力和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指标之一。在这样的全球服务贸易迅速发展趋势下，中国的服务贸易也快速发展。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UNCTAD）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664.61亿美元，2012年达到4 730.37亿美元，2000—2012年中国服务贸易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8.21%，远远超过2000—2012年世界服务贸易的年均增长率9.41%；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从2000年的304.31亿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1 909.39亿美元，2000—2012年年均增长率为17.26%，同时间段，世界服务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仅为9.63%，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比重从2000年的2.00%提高到2012年的4.32%；旅游服务出口、运输服务出口、其他服务①出口在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中所占比重分别从2000年的53.34%、12.06%、34.60%转变为2012年的26.79%、20.43%、52.78%。数据表明中国在实现服务贸易规模扩张的同时，其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已开始从传统服务出口为主逐渐向现代服务贸易出口比例不断增大的趋势转变。
一国或一地区金融业的有效发展，一方面能刺激储蓄，将储蓄转变为投资；另一方面能提供更多的外部融资，提高一国或地区资本禀赋积累，降低融资成本，从而促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此外，金融业的有效发展能为技术创新提供人力资本投资、研究与开发费用投资和实物投资，从而间接促进一国或地区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的形成；在出口过程中，金融业的有效发展为出口企业应对国际资信风险、汇率风险、市场风险等出口风险提供风险转移保障。自1994年开始金融业全面配套改革以来，1999年中国金融业开始新一轮的快速增长，2007年金融业增加额同比增长52.33%，2008年和2009年其增长势头有所放缓，2010年开始，中国金融业增加额恢复大幅度增长。2000—2012年，中国金融规模总量②从304 933.07亿元增长至2 087 473.10亿元，增长倍数接近6倍，可以相信，中国金融业在一定程度上已实现有效发展。
灵活有效的金融市场可为服务业出口企业提供资本、融资平台支持，引导资本进入服务业，使资本成为相对便宜和富裕的要素投入生产，从而改变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实现贸易结构的优化，即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向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趋势转变。因此，在中国服务贸易和金融业迅速发展趋势下，本文拟以金融发展为切入点，研究中国金融业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溢出效应。
二、文献综述
随着对外贸易和金融的迅速发展，国内外学者在对外贸易与金融的关系、对外贸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金融发展对对外贸易的影响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在金融发展对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上，早在1987年国外学者Kletzer和Bandhan在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的基础上，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金融发展程度对两国贸易结构的影响，认为高度依赖外源融资发展的行业在信贷约束较低的国家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低度依赖外源融资发展的行业在信贷约束较高的国家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出口。Beck（2003）[1]也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金融发展对一国贸易的影响，基于56个国家36个行业的数据建立模型，实证分析结果与Kletzer和Bandhan得出的结论相同，金融发达的国家中依赖外源融资的行业拥有出口比较优势，且认为是技术因素决定了行业对外源融资的依赖程度。Becker等（2013）[2]从企业角度研究金融发展、固定成本和贸易的关系，认为出口需要巨大的前期成本，一国发达的金融体系能实现企业外部融资，从而促进一国的出口水平。Hur等（2006）[3]利用42个国家27个行业的行业数据分析认为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国家中拥有更多无形资产的行业具有高出口份额和贸易顺差。
国内学者在我国金融发展对外贸的影响研究上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和少量的理论综述研究。陈建国和杨涛（2005）[4]利用1992—1999年数据分析金融发展对中国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该时间段内金融发展的滞后和金融的低效率制约中国出口结构的升级。张晓涛等（2012）[5]在更长的时间区间内研究金融发展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认为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能显著促进出口商品结构升级。国内学者还进一步将研究视角扩展到金融发展对区域对外贸易和具体产业对外贸易的影响，陈恩和黄桂良（2009）[6]表明金融发展对广东对外贸易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杨丹萍和毛江楠（2010）[7]认为金融发展对中国纺织业进出口贸易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近年来，国内学者也越来越关注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的影响，马琳（2013）[8]认为现阶段中国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进出口具有单向的显著促进作用。林发彬（2011）[9]用金融中介率或贷款运用效率衡量的金融发展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行业差异。李丹（2012）[10]以美国为例研究资本积累对服务贸易结构优化的影响，认为资本投入可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推动服务贸易结构优化。
国内学者一般基于以下几种视角研究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或基于生产贸易出口和消费贸易出口在服务贸易出口中所占比重研究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或从传统服务和新型服务贸易出口在服务贸易出口中所占比重的角度研究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或基于产业内服务贸易出口和产业间服务贸易出口在服务贸易出口中所占比重的视角研究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或从运输服务出口、旅游服务出口和其他服务出口在服务贸易中所占比重分析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或基于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分析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其中，运用的最多的是基于从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和其他服务在服务贸易中所占比重分析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如刘丽慧等（2013）[11]从该视角研究服务贸易结构。而近年来很多学者对运用出口复杂度衡量一国或地区出口商品结构的方法展开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并且，焦点已慢慢转向对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测度和分析上。黄永明和张文洁（2012）[12]认为国家层次的出口复杂度能衡量一国出口商品结构和资本技术知识禀赋，一国出口商品的出口复杂度越高，则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和技术水平越高。董直庆和夏小迪（2010）[13]基于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研究中国服务贸易技术结构优化问题。戴翔（2012）、张雨（2012）[14]和Mishra等（2011）[15]借鉴Hausmann等（2007）[16]提出的制成品出口复杂度测度方法度量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
由国内外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发达的金融市场为行业出口提供资本、融资平台支持，促进无形资产高的行业的出口，对贸易结构升级具有正的溢出效应。在金融业和服务贸易将成为经济发展主题的中国，本文试图基于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算法，研究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商品结构的短期和长期溢出效应，探讨金融发展对我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变迁的影响。
三、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一）变量选取
本文试图用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ES）衡量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出口复杂度的测度方法有收入和出口相似度两种指标，收入指标假设一国或地区出口产品的技术和质量水平与该国或地区的收入相关，出口复杂度是该国或地区的人均收入的加权平均数，权重为该国或地区的出口相对比重；而出口相似度指标从一国或地区出口产品与发达国家或地区出口商品集的相似程度角度衡量该国的出口复杂度[12]。在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测度上，戴翔（2012）、张雨（2012）[14]和Mishra等（2011）[15]借鉴Hausmann等（2007）提出的制成品出口复杂度测度方法度量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因此，本文同样借鉴Hausmann等（2007）提出的收入指标测度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该方法分两步进行，首先测算服务贸易出口中各分项的出口复杂度指数（TSI），公式如下：
然后测算一国或地区的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ES），公式如下：
其中，ES（Export Sophistication）为一国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exk表示一国服务贸易分项k的出口额，EX表示该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TSIk表示服务贸易出口分项k的出口复杂度指数。
本文选取能衡量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商品结构的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中国金融业发展程度为解释变量。除了受金融业发展的影响，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还可能受该国技术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此，为使模型准确反映一国金融业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程度，本文也将技术和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中。
戈氏金融相关比率（FIR）是一国在某时点的全部金融资产与全部实物资产的比值，戈氏金融相关比率不仅能衡量一国金融规模的扩张，还能衡量金融结构的优化程度。因此，本文用戈氏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衡量中国金融业发展，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M2表示广义货币存量，L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S为股票市价总值、债券余额和保费收入之和，GDP为国内生产总值。
用第三产业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值衡量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用FDI表示；用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衡量中国技术水平，用TC表示。
（二）数据说明
在测算服务贸易出口分项的出口复杂度指数（TSI）时，需使用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数据，但数据的获取比较困难且工作量太大，因此，本文选取2011年服务贸易出口额在世界服务贸易出口中排名居前60名的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出口数据为样本数据，鉴于样本数据的可获性，最终选定的样本国家和地区为45个③，45个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为85.94%。2004—2011年样本国家和地区的11项服务贸易分项出口数据源自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UNCTAD），人均GDP数据源自世界银行数据库，用计算的2004—2011年各服务贸易分项出口复杂度指数（TSI）的均值测度2000—2012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ES）[15]，2000—2012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UNCTAD）。
在测算戈氏金融相关比率（FIR）时，2000—2012年M2、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股票市价总值和GDP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债券余额数据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债券信息网站相关数据整理得到，保费收入数据来自历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和中国保监会网站。FDI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商务部网站；TC数据来自历年国家统计局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四、实证分析
为探讨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与金融发展、技术、外商直接投资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关系，特别是金融发展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影响，即“溢出效应”，本文使用Eviews5.0软件对各变量指标进行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等。对变量指标取自然对数后不改变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因此，对变量指标ES、FIR、FDI、TC作对数处理，分别记为LES、LFIR、LFDI、LTC。
（一）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现象的出现，在回归分析之前先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对时间序列LES、LFIR、LFDI、LTC进行平稳性检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
由表1可得，LES、LFIR、LFDI、LTC变量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四个变量的一阶差分为平稳时间序列，因此可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二）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Johansen迹检验法对LES与LFIR、LFDI、LTC三组变量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
由表2可得，LES与LFIR、LES与LFDI、LES与LTC三组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拒绝了协整方程个数为0的原假设，不能拒绝协整方程个数为1的假设，因此，三组变量都存在协整关系，可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LES与LFIR、LFDI、LTC间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建立并估计协整模型。
LESt=？茁0+？茁1LFIRt+？茁2LFDIt+？茁3LTCt+？着t（4）
其中，？茁0为常数项，？着t为误差项。用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得协整模型为：
从模型（5）可看出，模型的拟合优度达0.909，拟合效果较好，三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t检验，各解释变量的系数较为合理。具体而言，在长期内，服务贸易出口结构（LES）与金融发展（LFIR）、外商直接投资（LFDI）、技术水平（LTC）呈正相关关系，即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水平是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其中，中国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具有长期溢出效应，金融发展规模和结构改善1%，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将优化0.031%。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LES与LFIR、LFDI、LTC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检验结果如表3。
由表3可知，在滞后阶数为3的条件下，金融业发展、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的变化是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变化的原因，但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变化不是金融业发展变化的原因，金融业发展与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呈单向因果关系，再结合协整模型估计结果，可认为：金融业发展可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但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优化不会影响金融业的发展。
（四）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与金融业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存在长期动态均衡关系，进一步采用误差修正模型建立变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DLESt=？琢0+？琢1DFIRt-1+？琢2DLFDIt-1+？琢3DLTCt-1+？琢4ECMt-1+？着t（6）
其中，DLES、DFIR、DLFDI、DLTC分别为变量LES、FIR、LFDI、LTC的一阶差分，ECM为误差修正项，是协整模型（4）的残差序列，？着t为误差项。
对模型（6）进行估计，通过试验，在短期内，中国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影响不显著，固DFIR变量未纳入误差修正模型中，最终误差修正模型为：
从模型（7）可看出，模型的拟合优度达0.742，拟合效果较好；各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t检验，各解释变量的系数较为合理；ECM系数为-0.573，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表明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动态均衡时，系统则以0.573的调整力度将模型从偏离状态调整到均衡状态。
五 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中国金融发展为切入点，基于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算法，研究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短期和长期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短期内，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没有影响；在长期内，中国金融业发展与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存在长期动态均衡关系，金融业规模和结构的改善能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优化，具有正的溢出效应，但其溢出效应具有滞后性；在滞后阶数为3的情况下，金融业规模及结构的变化是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变化的原因，但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变化不是金融业规模及结构变化的原因，金融业发展与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呈单向因果关系，即金融业发展可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但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不会影响金融发展。
基于上述结论，为实现中国金融业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长期可持续溢出效应，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 完善金融体系，做大做强金融业。金融市场的有效发展与否关系到企业融资能力和成本，自1994年开始金融业全面配套改革以来，金融规模和结构得到很大改善，但仍需进一步加大金融体系改革，通过渐进式推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和多层次金融机构体系，完善金融体系。实现金融体系的市场化要求改革现有靠行政手段管理的利率机制，建立灵敏、反映资金供求的市场化利率体系，从而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并积极培育高服务水平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及银行等金融机构，实现多层次的金融机构体系，做大做强中国金融业，从而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优化。
2. 合理引导金融机构贷款投放，加大信贷支持。根据服务贸易分项的出口复杂度指数测算结果，金融服务、专利和特许费和保险服务等属于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新型服务贸易出口分项。因此，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合理引导金融机构向服务业特别是新型服务业和融资能力差的中小型服务业发放贷款，同时，通过政府贴息和优惠利率加大金融机构对服务业特别是新型服务业和中小型服务业的信贷支持，可以为服务业企业正常稳健运营提供资金支持，从而促进整个服务业发展，优化服务贸易出口结构。
3. 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投融资渠道。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推进有助于服务业企业拓宽融资渠道，提高企业融资能力，获得充足资金支持企业运营，从而促进服务业发展，优化服务贸易出口结构[17]。在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过程中，要大力发展和完善创业板市场、企业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及保险市场等，使服务业企业除金融机构贷款渠道外，还可通过发行短期融资债券、企业债券、境内外上市发行股票、股权出让、引进风险投资、金融租赁等方式筹集资金。同时，应渐进式开放民间借贷，允许民间资本流入服务业企业，拓宽民间资本投资渠道。
注释：
①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UNCTAD）中的服务贸易分项是按照IMF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分类方法分类取得的，包括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和其他服务，其中，其他服务包括通讯服务、建筑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利和特许费、其他商业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政府服务，共11类。
②金融规模总量由广义货币M2、金融机构贷款、有价证券构成。
③45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中国、西班牙、日本、印度、新加坡、荷兰、意大利、爱尔兰、比利时、韩国、中国香港、加拿大、瑞典、瑞士、卢森堡公国、奥地利、俄罗斯、澳大利亚、挪威、泰国、希腊、土耳其、巴西、波兰、马来西亚、芬兰、葡萄牙、捷克、匈牙利、乌克兰、菲律宾、南非、克罗地亚、罗马尼亚、新西兰、塞浦路斯、保加利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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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引力模型;金融危机;国际贸易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通过多种渠道影响着世界经济。
金融危机与国际贸易方面的研究大都集中于金融危机的传导，意在寻求防范金融危机传染的策略。
普遍认为国际贸易是金融危机传导的重要渠道之一，但关于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却很少。如果金融危机不影响国家的进出口，如何通过贸易渠道传导呢？所以，需要弄清楚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Zihui Ma等（2003）首次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国际贸易所受的影响程度是测度金融危机传导的一个前提条件；国内学者主要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我国贸易的影响。这些工作对国际贸易视角下的金融危机影响的研究是十分有益的，但仍需至少在下列几个方面完善:(1)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尚未形成有说服力的系统理论；(2)缺乏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为此，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此展开研究：首先，对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理论进行梳理；
其次，用引力模型定量测度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二、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理论分析Diamond和Dybvig（1983）发展了一个银行挤提的经典框架。在一定假设下，认为投资者可通过建立一个银行来集中风险从而提高其效用。
所有的投资者在银行中储蓄他们的财产，根据无耐心的投资者的数量，银行划出一部分存款准备金，把其余的进行项目投资。但是，由于投资者的类型是私人信息，所以有耐心的投资者可能会自称是无耐心的而在项目到期前提取其存款。正常情况下，他们没有动力这样做，因为较早收回资金会降低他们的效用。但是，如果出现经济恐慌，有耐心的投资者会希望收回他们的存款。当出现这种情况时，银行的存款将不足以满足这种提取。银行不得不在长期项目到期前进行清算，因为项目的销售回报少于最初的投资，结果是出现银行挤兑和一些投资者什么也得不到。
上面的框架没有分析银行挤提对国际贸易的影响。Zihui Ma和Leonard K.Cheng（2003）通过提出四个假设，把这个模型扩展到包括国际贸易的情况，即在下面的假设下，就可以分析金融危机对进出口的影响了。
（1）假定投资者分为两类：本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本国投资者拥有本国商品，外国投资者拥有外国商品，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是有耐心的或无耐心的概率是一样的，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都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买卖。
（2）生产本国商品的长期项目需要外国商品和本国商品作为投入。由于总投资增加，所以对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的需求也会增加。为了简化，假定外国投资者的储蓄少于对外国商品的投资需求。所以，为了进口外国商品，不得不出口一些本国商品。
（3）外国投资者仅消费外国商品，本国投资者既消费本国商品又消费外国商品。投资者从银行收到的回报是本国财产，所以他们需要用一部分或全部回报在国际市场上交换外国商品。
（4）存在有重叠的后代。新一代的投资者像前一代一样，把其财产储存在银行里，银行把储蓄投资到一个长期项目中。假定本国投资者的数量是固定的，但外国投资者的数量依赖于前一资者的经历。如果以前出现银行挤提，新外国投资者的数量将会减少，即银行挤提后资本流入会减少。
如果在项目到期前出现银行挤提，所有的投资者都会提取他们的存款。由于项目的非流动性，只有其中的一部分能取回存款，通常投资者会遭受损失。所有的外国投资者（如果没有银行挤提，只有无耐心的外国投资者）会带着提取的存款离开这个经济。在金融危机后，资本流入减少了。
综上，金融危机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国际贸易。
（1）外国资本流动渠道。在没有银行挤提时，有耐心的外国投资者会在项目到期后提取存款，且存款将会被下一代外国投资者带来的新投资的流入抵消。但是，银行挤提会使他们较早收回资金并减少未来的新外国资本流入。所以，金融危机在危机期间能刺激出口，但是在危机后会减少出口。
（2）投资需求渠道。随着总投资的降低，对外国商品的投入需求也随之减少。所以，通过这种渠道，金融危机对进口有长期的滞后负影响，短期内这种负影响不会显现。另一方面，由于外国投资的降低，经济必须出口更多的本国商品以便进口外国商品以增进投资投入。因此，金融危机在危机后将会促进出口。
三、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
本文运用引力模型来检验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引力模型源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即两物体之间的作用力与两物体的质量成正比，与物体间的距离成反比。最早将引力模型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的是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他们指出两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与它们各自的经济总量成正比，而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引力模型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估计双边贸易值，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中的一些经济现象。为揭示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本文把引力模型扩展到包括金融危机变量的情况，采用的回归方程如下：log(expa，b)=c+λ1log(pexpa，b)+λ2loggdpi+λ3loggdpe+λ4logpgi+λ5logpge+λ6logdis+λ7comland+λ8island+λ9bi+λ10pbi+λ11be+λ12pbe+εa，b其中，被解释变量expa，b是从a国到b国的出口额，关于各解释变量的含义及其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理论假设(正向或负向)和说明参见表1。
下面解释模型中部分自变量的选择依据:(1)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有的研究指出，当引力模型样本中包含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体时，最好使用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收入指标，这样可以减少一些偏差。但通常的观点是，购买力平价收入指标适合估计长期贸易流量，基于汇率的名义收入适合分析短期贸易流量。由于本文样本所考察的时间跨度小，所以使用了常采用的名义指标体系。
(2)人口与人均GDP。除了GDP这一衡量经济规模的指标外，原始的引力模型还包括人口变量，但Bergstrand（1985）等认为人均GDP比单一的人口变量包含了更广的经济意义，它包括经济发展的程度、代表性需求水平和要素禀赋比例。因此，本文在实证检验时采用了人均GDP。(3)绝对距离和相对距离。在地理距离这一变量上，一般采用的是两国政治或经济中心之间的空间距离来衡量绝对距离，绝对距离通常由两国首都或经济中心间的球面距离，或两国主要港口间的航海距离测定。
绝对距离通常代表贸易阻力，主要包括运输成本，两国间绝对距离越远，相关成本越高，贸易流量也就越小，所以绝对距离与双边贸易流量负相关。
近年来有学者主张采用相对距离来表示成本，即两个贸易伙伴之间的距离与它们与其他贸易伙伴的距离的比值，并有若干具体表述的统计形式。
但从已有的研究看，相对距离回归系数的显著性较低，所以这里选取了绝对距离。
（二）样本、数据和方法
选取的国家有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九个欧盟国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英国）、亚洲四小龙中的香港、韩国、新加坡、“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及遭受金融危机较严重的冰岛，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占据了世界贸易总量的大部分，所以很有代表性。
各样本国家之间的双边出口额数据来自联合国的COMTRADE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GDP和人均GDP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数据库；距离数据通过网站http://www.geobytes.com/default.htm中的距离计算器(Distance Calculator)计算得到；金融危机虚拟变量的赋值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9年四月的《世界经济展望》。
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基于年度截面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鉴于所使用的样本为单一时点的截面数据，模型应当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而通过对数变换也基本上克服了引力方程的异方差问题。
（三）实证结果
在测度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前，先检验基本的引力模型，见表2的第1列，回归结果显示，该模型拟合的是比较好的，大部分解释变量的系数都显著。这说明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可以较好地决定样本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种国际贸易的决定因素中，反映经济规模总量的GDP的影响力大于人均GDP的影响力，进、出口双方的人均GDP均不显著，出口方的该值系数甚至为负值。这可能是由于各国的贸易规模更多情况下是由本国和贸易伙伴国的总供求能力决定的，另外样本中的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结构还处于较低级阶段，参与国际贸易的商品主要是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然后，把金融危机变量加入回归方程，其结果在表2的第二列中。可以看出，拟合效果也较理想，前一年度的出口和进出口双方的GDP对双边贸易仍然是显著正相关的。从表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对进出口的短期影响（bi和be的系数）都是正的，但不显著，长期影响（pbi和pbe的系数）是负的，并且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外国资本流动效应大于投资需求效应。此外，进出口双方的人均GDP、距离和共同的陆地边界虽然与预期相符，但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为了获得更好的模拟结果，采用“后向法”对解释变量进行筛选，即从加入了危机变量的方程开始，每次减少一个变量，标准是其t值不显著而且过低，这样直到新方程中所有变量的回归系数的t值都是显著的。依据这个原理，剔除变量logpgi、logpge后得到表2第3列的回归结果，再继续剔除logdis和comland，得到的回归结果见表2第4列。结果表明，在未改变回归方程有效性的基础上，除了出口国当年的危机变量外，其他解释变量基本都保持了较高的显著性，调整后的R2仍高达0.989，pbi和pbe的显著性水平高于bi和be说明金融危机对贸易的长期影响更为重要。
（四）结论
本文基于国际贸易的视角对爆发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采用2008年20个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基本与理论预测一致，即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有显著影响，外国资本流动效应大于投资需求效应，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文中的实证分析采用的是双边贸易值，也可用双边贸易量来替代。另外，本文的研究至少可以在下列几个方面延续：（1）国际贸易商品分为很多类别，详尽研究金融危机对不同类别产品的国际贸易的影响，对有的放矢地指导贸易策略是有意义的；（2）不同国家由于其开放程度的不同，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因此，金融危机对The Impact of Financial Crisis on International Tradeand its Lesson for ChinaWang Xiaomei1，2 Qin Xuezhi1(1.Management School，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alian 116023，China;2.Business School，Shandong University at Weihai，Weihai 264209，China)Abstract:Observing the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s a direct way to measure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crisis.By quoting and comparing theclassical bank run theory and gravity model，this paper firstly mak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effects of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perspective ofinternational trade.It then uses bilateral trade data and macroeconomic data in 2008 from 20 selected countries to do an empirical research.Thefindings show that financial crisi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ts impact can be lagged.Finally，the paper discusses severalcountermeasures for the impact.
Key words:gravity model;financial crises;international trade（责任编辑：张积慧）单个国家国际贸易的影响也是值得研究的。
四、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主要通过外国资本流动渠道和投资需求渠道显著影响国际贸易，因此，要尽可能减少金融危机对我国贸易的冲击，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下功夫。
（一）吸引外国投资
在世界金融危机，资本流动性趋于缓和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提高FDI水平显得尤为重要。
提高FDI的引进，不仅能促进我国的出口贸易，而且能弥补出口下降产生的外资短缺。
（1）扩大吸引FDI的领域。根据全球FDI的发展趋势和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我国应利用外资政策引导外资的投向，可着重在基础设施、服务业、高新技术等领域积极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这些领域近年来是投资的热点，而且通过引进外资来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也有助于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2）拓展FDI的来源地。之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国外国直接投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有限，很大程度上是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增加的结果。我国在充分吸收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同时，应加大对发达国家投资促进的力度，大幅度提高利用发达国家资金的比重，这样既能提高外资规模，也有助于提高外资质量。
（3）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目前，我国的整体投资环境已有了很大改善，但随着外商投资进程的推进，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对此，我国一方面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各类法律，创造良好的制度框架，并使今后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更加公正和透明。另一方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要素供给的市场化改革，促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增强环境因素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二）促进贸易融资
在进一步放松银根，扩大贷款额度，降低银行利率，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等措施的基础上，还应采取以下措施：（1）创新金融机构贷款方式。一般来说，金融机构贷款是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来源。应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积极探索保单贷款、出口订单抵押贷款等多种贷款方式，并开展延长贷款期限、实行灵活的还款方式等支持出口企业融资。
（2）扩大出口信用保险。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不仅可以控制收汇风险，加速资金周转，增加贸易机会，还能从银行获得融资，对企业可谓是一举多得。所以，相关政策的出台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扩大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规模，使出口信用保险的覆盖率进一步得到提高；另一方面降低保险费率，以减少出口企业的成本。
（3）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大部分出口商多为中小企业，这类企业在贸易融资时困难重重，金融危机的发生对其无疑是雪上加霜。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建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加快发展短期融资券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拓展资本市场融资渠道。此外，鼓励金融机构针对中小企业的特点，充分运用银行信用、商业信用等多种信用增值工具，设计多层次的贸易融资产品组合，满足企业的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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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曹晓蕾.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新探[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4):13-17.
[关键词] 国际贸易融资 国际贸易 关系
融资指的是资金在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流动，这种资金的流动同时包括资金的融入和融出。在国际贸易领域，融资过程中的资金供给者和需求者分别是银行和进出口商，开展国际贸易融资的目的是为了使进出口商能够有足够的资金进行贸易回转，确保进出口贸易能够顺利开展，同时也是提高银行业绩的重要表现。国际贸易融资具有收益高、利润丰厚的特点，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应用既能够有效解决进出口贸易资金短缺的问题，又能够为银行提供一个理想的资金运用方式。所以，在国际贸易进程不断深入的现代化时代，国际贸易融资已经成为促进股价GDP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现笔者主要我国国际贸易融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国际贸易融资简介
（一）概念
所谓国际贸易融资指的是银行给予国际进出口商提供的资金融通便利服务，是一种既能够解决进出口商贸易过程中资金短缺的问题，又能够有效提高银行业绩和效益的双赢举措。由于国际贸易融资是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所以可以说国际贸易融资是推动国际贸易顺利开展的推动力和辅助工具。
（二）分类
国际贸易融资用另外一种方式解释就是银行给进出口商放款，所以可以根据融资的期限长短分为短期融资和中长期融资。其中的短期融资指的是期限在一年以内的贸易融资，这种短期融资方式在企业运动资金周转方面最为常用。中长期融资则是相对于短期融资而言的，融资期限超过一年的贸易融资形式。这种时间比较长的贸易融资一般金额都相对比较大，所以主要是用在企业扩大规模方面。由于国际贸易融资的对象是进出口商，所以细分起来可以分为进口商的融资和出口商的融资。进口商融资的银行为进口方当地的银行，常见的贸易融通服务有开立信用证。出口商的融资主要是出口方当地银行为其提供的融资便利，比较最常见的有出口押回。国际贸易融资方式除了可以分为这四种类型之外，还可以根据资金来源的不同分为商业贸易融资和财政预算融资。总之，无论是按照何种方式对国际贸易融资进行分类，其根本性质仍然没有改变，即均是为国际贸易中的企业提供贸易融通便利。
（三）我国国际贸易融资存在的问题
从近年来我国国际贸易融资的发展概况中可以发现，我国国际贸易融资虽然在出口信用保险以及贸易信贷等方面都已经取得长足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水平相比于发达国家而言还是存在一些急需要解决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总结起来主要有：融资方式单一（以信用证结算为主要形式）；资金供给后劲不足（体现在政策性银行是将重点放在需要扶持的资本性货物出口上，而拥有更多资本的商业银行却主要是投资在有较大回收利润的大型企业上）；中小企业不受重视，融资难（与中小企业投资风险大、成本高以及利润低有关）等[1]。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与我国国际贸易融资相关法律不健全、商业银行经济管理水平低以及我国企业信用相对比较低几个方面有关。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从完善配套法律和条企业信誉等方面出发。
国际贸易融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国家贸易融资是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开展的一种资金融通便利活动，在保障国际贸易更加顺利进行和推动其不断扩大方面有非常显著的作用。没有国际贸易，国际贸易融资也就不复存在。同样，没有国际贸易融资，国际贸易也将难以得到更好发展，所以两者是一种相互依赖、相辅相成，互助互利的管理。有诸多学者对金融发展进行深入研究额探讨后指出，衡量金融发展可以发展规律、效率以及结构三个唯独变量进行探讨。且金融发展发挥作用的途径主要有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金融中介能够得以生存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为贸易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国际贸易融资就是金融企业提供的一种最主要金融支持服务。所以，无论从何种角度去探讨国际贸易融资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其结果都是指向两者是相互依存、共同促进的“盟友”关系[2]。下面就国际贸易融资对国际贸易影响方式以及影响效应两个方面进行详细探讨。
（一）国际贸易融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方式
影响机制。分析金融发展的性质可以发现，该活动具有储蓄动员、加大监督、减少风险以及实现有效配置的功能。储蓄动员指的是金融机构，比如银行通过动员人们将储蓄转入投资，使储蓄成为一种流动性的、可产生交易的投资资金的方式。金融发展的这些功能除了能够最大限度的增加资本积累之外，还能够通过将这些积累资本投入到流通领域的方式实现推动经济发展的目的。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际贸易融资是通过风险分散、资金配置以及便利交易三个介质作用与金融贸易，推动金融贸易的顺利开展。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是国际贸易融资的资金供给方，他们通过吸收社会闲置资金并将这些资金以融资的方式向国际贸易中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业务，为企业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使资金短缺企业能够更好的开展贸易工作，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3]。在国际贸易中最常出现资金短缺或者受资金约束需要贸易融资企业给予资金融通支持的主要是一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这些企业由于在交易过程中存在较大的不确定因素和未知风险，所以需要贸易融资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如此才能够有效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确保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能够具有更多优势，改变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结构方向。
（二）国际贸易融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
国际贸易融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可以从对企业的影响和国家乃至国际的收支影响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对企业的影响方面
从企业方面看，国际贸易融资的影响主要是影响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的融资金额方面。由于中小企业相比于大型企业而言资金能力的相对比较差、信誉也不如大型企业，商业金融结果在这些的企业中投入的资金回收利润较低也风险更高。加上这些中小型企业一次性的业务量都比较小，无法产生规模效益，无法为金融投资机构带来更大利润。且金融投资银行在确定投资对象之前均会对不同企业的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这个过程中也就不免会产生一些成本，而这一成本对于单匹业务量较少也资金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来说还相对比较更好[4]。另外，尽管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也就是国际贸易存在较多的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金融投资企业在发放贸易融资过程中也会优先选择资金能力较强的大型企业。所以，这种背景下，中小企业在国际贸易中或者的贸易融资概率也就远远低于大型企业，久而久之，中小型企业也就逐渐被排齐出国际贸易。这种中小企业被排齐的现象的前提是贸易融资方为商业金融机构。若贸易融资方为政策性银行，且政策性银行有目的给予中小企业更多便利，为了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而进行必要的政策新干预，那么这些中小企业将能够有机会在国际贸易舞台上一展拳脚，推动企业和国家经济的发展[5]。
2.对国家乃至国际收支的影响
从大的方向看，国际贸易融资能够对国际贸易的进出口结构进行有力调整，比如对于一些在国内已经有足够数量的、能够满足市场需要的产品则应该适当的控制其进口量，通过不给予或者给予较少贸易融通服务的方式限制其进口量，如此也就能够较好的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由于国际收支平衡不论是顺差还是逆差都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所以，在国际贸易中通过国际贸易融资调整进出口结构的方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国际贸易融资本身就存在明显的政治色彩，很多情况下是国家对贸易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一个国家若能够通过对国际贸易中的进出口商进行贸易融资选择和控制，那么将能够决定何种类型企业能够进出口，进出口的数量如何等，直接通过调整进出口结构的方式改正国际贸易秩序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国际贸易融资除了会影响国际收支平衡之外，还会对一个国家的GDP产生重大影响。也就是国际贸易融资会能够利用贸易作为中介促进一个国家的GDP增长，使国家之前实现一种双赢的目的[6]。比如日本协力银行，该银行主要是以提供出口信贷为主，且其主要投资方向是在日本的设备出口企业上，是专门为日本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设备企业提供的贸易资金。由于在当今国际舞台上，日本的货物无论在技术水平或者样式方面都处在先进行列，所以当这些具有多样性和先进性技术水平的资本货物被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后，也就直接或间接的提升了发展中国家整个工业的基础水平。但是，由于国际贸易融资本身就存在较大风险性，所以若国际贸易融资的资金供给方都是私人，那么将会严重影响到整个国际贸易市场的健康[7]。所以，国家贸易融资必须要有国家政府政策支持和控制以及国际社会之间的合理协调。只有如此，才能够确保国际贸易融资能够真正发挥推动国际贸易不断扩大的作用，实现两者共同促进的目的。
综上所述，国际贸易融资是国际贸易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辅助工具，两者是一种相互依托、共同进步的关系。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应用国际贸易融资，能够为存在资金短缺或者受约束的外贸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为外贸企业进出口产品实施风险分散，为企业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多优势，赢取更大的经济利润创造良好条件。且这种贸易融资形式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一个国家GDP值的乘倍增长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推动现代化社会进程的不断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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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发展 出口贸易 国际贸易
一、引言
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被誉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两大主题，在世界经济日益呈现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下，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越来越深入，但如此重要的两大主题间的关系却一直缺乏重视和相关研究，目前的研究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方面，侧重于研究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上，而忽略了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及作用机理方面的关系，相关研究比较缺乏。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为我国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依据，更好地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我国对外贸易从“大”向“强”的转变，对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金融发展对外贸易增长的直接支持作用分析
（一）金融发展对外贸易增长的直接支持作用
金融发展对对外贸易的直接支持作用还表现在风险分散功能对对外贸易所面临风险的规避上，风险分散功能的发展能够分散对外贸易中可能出现的国家性风险、汇率风险、欺诈性风险、运输风险、价格风险、利率风险等风险，在对外贸易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金融发展在防范和规避这些贸易风险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财产保险中的信用保险、货物运输保险可以有效地规避对外贸易中运输风险，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起到了极大的积极作用。我国财产保险和对外贸易规模基本上保持着同样的发展态势，在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发展和外贸易规模都有了一次大幅提升，2011-2014年的三年间我国财产保险承保额和出口规模增速远都高于其他时期的平均增速。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于对外贸易规模的发展速度相比，财产保险增速要相对缓慢。
（二）金融发展对外贸易增长的直接支持作用中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金融发展虽然对对外贸易发挥了相当大的直接支持作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出口信用保险率较低。伯尔尼协会的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世界一些贸易大国的出口信用保险投保比例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如法国为60%，日本为50%，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全球贸易额的12%-15%是在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持下完成的。而按照中国信保的统计资料，在我国出口总额中，只有约2.24%投保了出口信用保险，而且我国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的企业不到出口企业的10%，有的企业甚至不知道出口信用保险的存在。较低的出口信用保险率使我国出口企业在进行对外贸易时承担了极大的风险，不利于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
第二，金融衍生工具对对外贸易风险的规避功能尚未完全发挥。在当今世界金融衍生金融工具已成为各国普遍采用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扩大出口、防止金融风险的政策措施。利用衍生金融工具，有助于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帮助企业减少对外投资过程中的风险，提高收益。但目前我国在金融衍生工具方面仍然较为落后，由于利率、汇率未能完全市场化、金融机构治理水平和专业水平不高、法律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我国目前的很多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仍然空缺，出口企业使用远期、期权、互换等金融衍生工具的比率远远低于国际水平，导致金融发展对对外贸易中汇率、利率、价格等风险的分散作用没有完全发挥。
三、我国金融发展对外贸易比较优势的作用分析
（一）金融发展对我国资本禀赋的影响
本文认为金融发展对一国资本禀赋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动员储蓄和资本配置功能体现的，通过影响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和资本的边际社会生产率来影响资本禀赋。在我国，金融发展对资本禀赋的影响存在储蓄率高、而投资转化率和社会资本边际生产率较低的特点。
从1999至2014年间，我国储蓄率基本上一直高于投资率，投资缺口连续多年为负。根据开放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核算的恒等式，净出口等于国民储蓄于投资的差额，国内储蓄持续过剩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就表现为商品和服务贸易顺差，即存在净出口。净出口增加意味着我国对外净债权，这其中很大比重是对发达国家的债权，也就表示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资金，由于投资不足，资金缺口持续为负值，资本被大量输往海外，没有用来提高我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因此低储蓄投资率的存在制约了我国资本禀赋的提高。较低的投资效率是影响我国金融发展提升资本禀赋优势的另一制约因素。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我国投资效率不仅低于日本等发达国家，也远远低于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投资效率的低下造成资本浪费，严重影响了我国资本禀赋优势的形成。
（二）金融发展对我国技术禀赋的影响
金融发展是影响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融资渠道越灵活高效，更能引导资金进入到更具潜力的部门；对技术进步的金融支持越强，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效果以及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越强，进而形成显著的技术禀赋优势，使得出口国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上的优势增加，贸易结构得以优化。这种优化体现在出口产品中制成品比重和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总出口的比重上。
从历年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年鉴数据表明，在1992年我国出口商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据主导地位，比重达到59%，这一阶段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劳动力资源充足而又相对廉价，使得我国在劳动力要素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产品特别是纺织品、服装、鞋类和玩具等轻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形成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出口导向的出口结构，在这一时期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出口商品中所占比重平均仅20%。在此后的十多年的时间内，随着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和知识密集型产品的产业化趋势加速发展，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出口商品中比较优势上升的行业主要是电子通讯类、机械设备类和运输设备类产品，比较优势明显下降的是食品和活动物、服装、饮料等产品。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比较优势上升的主要是对外部融资依赖度比较大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金融发展通过融资渠道引导资金进入到这些更需要资金支持的行业，满足该行业的融资需求，促进行业的技术升级换代，进而提升行业的技术比较优势。
参考文献
关键词：政府职能转变；投资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经济转型升级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悄然发生变化，建立在人口红利、高资源消耗、高能源消耗、高投资、高污染、高对外贸易依存度、低科技贡献率基础之上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产能过剩、结构失衡、流动性过剩、金融风险、债务危机等结构性问题日益显现。经济发展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的复杂阶段，面临着“刘易斯拐点”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双重威胁。经济增长由金融危机时期的“周期性减速”进入发展红利消退导致的“结构性下滑”，[1]“中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潜在趋势。面对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新形势和新变化，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阶段，我们要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常态”的思想内涵进行了具体阐释，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新常态”阶段演化，经济发展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为应对经济发展呈现的“新常态”，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积极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大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①通过简政放权，开放民间投资，提升服务业比重，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努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并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省市选取一定区域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意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通过制度的先行先试，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2013年9月30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开启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战略；2015年4月，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揭牌，把对外开放推向更高水平。自由贸易园区是继经济特区、国家经济新区之后，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按照国家总体部署，各地自由贸易园区均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积极贯彻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建设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率先挖掘改革潜力，破解改革难题。积极探索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升事中事后监管能力和水平。力争建成符合国际高标准的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治环境规范、辐射带动功能突出的自由贸易园区，形成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②在经济发展呈现“新常态”的转型期，自由贸易园区作为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承担着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示范、带动、服务国家经济转方式、调结构、促增长，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责任，其功能设计应充分体现引领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因此，分析自由贸易园区与经济“新常态”的内在关联，探讨自由贸易园区引领“新常态”阶段经济转型升级等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为价值取向，以上海、天津、广东、福建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研究对象，综合考察国内自由贸易园区的功能设计，探讨其在经济转型期推动经济制度创新、引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
二、完善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③在全面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和深水期，我国必须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自由贸易园区作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一直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作为一项重要探索内容。积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政府管理模式，按照国际化、法制化的要求，探索建立以国际高标准投资和国际贸易体系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大力推进监管模式创新，构建以“负面清单”为核心市场准入管理模式，转变行政审批管理方式，推进审管职能分离，制定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政府权力边界，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2]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给市场让出更大的空间，创造更公平的环境，让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发展潜力、市场竞争力竞相迸发，释放更多改革红利。积极推进工商登记与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相衔接，试点推行企业注册资本认缴制、“先照后证”制，改企业年度检验制为年度报告公示制，放宽企业准入环境，为市场主体提供便捷高效服务。为提高行政效能，自贸区逐步完善企业投资贸易的信息网络平台，创建不同部门协同管理机制，建立一口受理、综合审批和高效运作的服务模式。改变了原有的工商、质检、税务、鉴定等职能部门办事窗口各自独立的格局，整合了各部门职能、简化了办事流程，形成了“一表申报、一口受理，部门流转、综合审批、统一发证”的运行方式。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创立以来，逐步完善企业准入的“单一窗口”模式，并推进其向企业工商变更、统计登记、报关报检单位备案登记等环节拓展，扩大“单一窗口”受理事项范围，提高整体服务效能。④其他三大自由贸易园区积极效仿上海经验，大力推进“单一窗口”模式。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立综合统一的行政审批机构，实施“一颗印章管审批”，⑤建立对外投资合作“一站式”服务平台；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探索全程电子化登记和电子营业执照管理，建立一口受理、同步审批的“一站式”高效服务模式，建设市场准入统一平台和“单一窗口”服务模式，实现多部门信息共享和协同管理。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一口受理”服务模式，建立对外投资合作“一站式”服务平台。在国际贸易领域，四大自由贸易园区统一实施了“单一窗口”管理模式，完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货物进出口和运输工具进出境的应用功能，进一步优化口岸监管执法流程和通关流程，实现贸易许可、支付结算、资质登记等平台功能，将涉及贸易监管的部门逐步纳入“单一窗口”管理平台。“一口受理”或“单一窗口”服务模式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节约了企业运行成本，在自由贸易园区注册一家企业原来至少需要29个工作日，现在最快只需4个工作日就能办妥备案证明、营业执照、企业代码和税务登记等手续；货物进出口通关时间也压缩了三分之一以上。在着力为市场主体营造宽松准入环境的同时，自由贸易园区相应加强了对事中、事后的监管。逐步推进监管标准规范制度建设，加快形成行政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的综合监管体系，着力构建宽进严管的市场准入和监管制度。加强对自由贸易园区内企业在区外经营活动进行全过程跟踪、管理和监督，构建适应现代市场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体系；建立安全审查机制、反垄断审查机制、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信用管理体系、综合执法体系和部门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对自由贸易园区经济运行的管理和风险防控，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和综合服务能力。深化海关、质检、工商、税务、金融监管及外汇等部门协作，依托地方政府主导的电子口岸等公共电子信息平台，整合监管信息，实现相关监管部门信息共享，建立市场监管的综合执法体系，共同提高维护经济社会安全的服务保障能力。推动信息公开和诚信体系建设，探索建立市场主体信用评级标准，形成“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局面。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督，探索把服务相关行业的管理职能交由社会组织；探索将原由政府部门承担的资产评估、鉴定、咨询、认证、检验检测等职能逐步交由法律、会计、信用、检验检测认证等专业服务机构承担，建立社会组织与企业、行业之间的服务对接机制。从而构建政府主导，行业自律、企业自控、公众参与，多元化的市场监管体系，提高监管效能，切实维护统一开放、诚信守法、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自由贸易园区政府通过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设置权力边界和责任范围，削减了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从不该管的领域退出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利用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自动调节经济运行。促进市场主体之间相互竞争，引导资源高效配置，激发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促使经济更具活力、更具效率和更具效益地发展。推动政府职能向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强化市场监督、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把政府该做的事情做好，真正解决在某些领域存在的政府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保障经济安全，弥补市场本身具有的不足和缺陷，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三、深化投资管理制度创新，引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发展，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在增长指标导向下形成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实现了产业规模化增长却难以推动结构优化和升级；政府以各种优惠政策扶持出口加工制造业，带来的却是高速增长下的产业低端化。当前我国必须加快转变生产方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向世界产业链中上游攀升，支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自由贸易园区作为改革开放的新高地，肩负着探索经济转型新路径，实现发展模式新跨越的重要使命，需以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市场机制创新，完善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模式，引导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并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自由贸易园区功能设置重点在于推进投资领域对外开放，探索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意在形成与国际接轨的、透明开放的投资服务体系,引导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入驻。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及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3]备案制的实施彻底改革原有的不分投资主体、不分资金来源、不分项目性质，一律按照投资规模大小分别由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审批的企业投资管理模式，投资企业只需向自由贸易园区主管部门备案，并依法办理土地使用、资金利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城市规划等许可手续，即可自行组织建设。企业自行决策项目的市场前景、经济效益、资金来源和产品技术方案，并自担风险，从根本上削弱政府拥有的强大行政审批权，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强化了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真正体现了“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基本原则，确立了企业在投资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各地自由贸易园区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减少或取消对外商投资准入限制，提高开放度和透明度，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生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引导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选择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领域等六大服务领域扩大开放，暂停或取消投资者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准入限制措施，并将对外开放措施扩展到自由贸易园区的新增区域。[4]第二批设立的三大自由贸易园区借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验，积极探索扩大对外开放的途径和方式。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凭借临近港澳的优势，加强粤港澳合作，推进仓储、港口贸易、物流、加工制造、金融领域合作，从过去的加工产业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转型，为现代物流、航运服务、供应链管理、金融创新提供强有力支撑。并充分利用广州、深圳等地制造业基础雄厚的优势，推进实体经济与国外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合作，发展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建立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服务枢纽，⑥激发强大的聚变、辐射和带动效应，以实现粤港澳经济一体化、服务贸易一体化，以及大珠江三角洲开放型经济率先转型。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以融资租赁和服务京津冀一体化为重点，进一步扩大投资领域开放，增加对内、对外辐射效应，凸显自由贸易港功能，天津港片区重点发展航运物流、国际贸易、融资租赁等现代服务业；天津机场片区重点发展航空航天、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高端制造业和研发设计、航空物流等生产业；滨海片区重点发展以金融创新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力争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立足两岸、面向世界、服务全国，努力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现代服务业、国际旅游岛、“海上丝绸之路”交流合作平台、两岸服务贸易与金融创新合作示范区，促进闽台产业的对接，努力打造闽台产业合作新模式,促进闽台产业的深度融合。⑦各地自由贸易园区意在通过先行先试，探索扩大投资领域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从注重引资规模向注重引资质量和效益转变，凭借高新科技知识聚集和体制机制创新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着力构筑高端产业链阵地，引领区域乃至全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积极谋划引进来的同时，自由贸易园区也在为企业走出国门探索新路。目前，我国在钢铁、水泥、电解铝、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纺织、服装等行业随着劳动力价格的提升逐渐丧失了成本的优势，急需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推动过剩产能走出去将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总理曾指出，许多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和推进工业化的需求强劲，而中国很多装备和产能质优价廉，综合配套能力强，与这些国家有很高的契合度。[5]支持中国装备走出去、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不仅有利于中国盘活存量资产，也有利于其他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扩大就业，还可以为中国与发达国家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创造更多机遇。因此，自由贸易园区内在地包含了促进对外投资的功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胆改革境外投资管理方式，对境外实体投资以备案制代替核准制，提高境外投资便利化程度。创新投资服务促进机制，加强境外投资事中事后的管理和服务，强化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和年检工作。支持区内各类投资主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鼓励设立专业境外股权投资项目公司、投资母基金等。为构建对外投资服务促进体系，创新投资服务促进机制，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成立一周年之际，创建了境外投资服务平台，涵盖了综合咨询、境外投资备案、投资项目推荐、投资地介绍，行业分析、境外投资专业服务等功能，形成了第三方搭平台、专业机构提供市场化服务、政府购买服务的运作模式。在推进企业境外投资的同时，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也在积极探索个人境外投资工作，目前正在研究制定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联动的方案，加快启动个人境外投资试点。自由贸易园区对外投资制度的创新和流程的优化，提高了投资效率，减少了运行成本，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助推剂。截至2014年8月底，自由贸易园区办结79个境外投资项目，对外投资17亿美元。其他三大自由贸易园区效仿上海的有益做法，积极构建对外投资促进体系。改革境外投资管理方式，对一般境外投资项目和设立企业实行备案制，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支持企业及个人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合作，逐步减少个人对外投资的外汇管制，允许企业或个人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项目。支持企业在境外设立股权投资企业、项目公司，以及从事境外投资的股权投资母基金。建立对外投资合作“一站式”服务平台，加强境外投资事后管理和服务，完善境外资产和人员安全风险预警和应急保障体系，努力把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企业“走出去”的窗口和综合服务平台。自由贸易园区逐渐成为境外投资的前沿阵地，推动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与技术先进、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同台竞争，倒逼国内产业不断提高技术、质量和服务水平，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推动中国经济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自由贸易园区实现了对经济特区、经济新区、保税区的超越，改变了传统的以特殊政策尤其是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外来投资的模式，进行出口加工、转口贸易、保税仓储的发展模式，更加注重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引导资本、劳动力、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从低附加值、低效率和高消耗的生产部门或产业链环节退出，向高附加值、高效率、低消耗的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转移，以适应新常态下优化经济结构的需求。
四、完善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
在传统贸易领域，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在低端制造业领域的低成本优势逐渐减弱、资源约束日益加重，继续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迫切需要改变依靠出口，特别是依靠传统制造业出口的贸易发展格局，推动我国对外贸易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5]一方面有选择地进口紧缺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重要零部件，提升我国的制造业水平；一方面推动高档次、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产品、技术、服务的“全产业链”出口，支持中国装备走出国门。让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与技术先进、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同台竞争，倒逼企业不断提高技术、质量、服务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打造新引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改造传统引擎，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自创建以来，中国自由贸易园区一直秉持贸易便利化原则，努力构建自由、开放、高效、有序的贸易规则体系。积极培育贸易新型业态和功能，转变贸易方式，打造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引领我国对外贸易由“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向“优进优出”转变，努力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攀升。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创立伊始就以培育新的贸易方式为手段推动贸易转型升级。鼓励跨国公司建立亚太地区总部，建立整合贸易、物流、结算等功能的营运中心。⑧加快推进大宗商品现货市场和资源配置平台建设，深化贸易平台功能，开展能源产品、基本工业原料和大宗农产品的国际贸易，推动文化、文艺产品贸易，生物医药、软件信息等新兴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⑨支持企业统筹开展国际国内贸易，发展企业离岸业务，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加快培育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功能。推进期货保税交割，开展质押仓单融资业务，探索融资租赁物登记制度和境外融资管理新模式。天津、广东、福建等地的自由贸易园区在借鉴上海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发展定位，积极创新贸易业态，强化贸易功能集成，推进贸易方式转变。三地自由贸易园区在贸易服务平台、融资服务、离岸贸易、跨境电子商务、文化服务贸易基地、绿色供应链合作、知识产权服务、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汽车平行进口、期货保税交割、保税展示交易平台、再制造业务、第三方检验检测结果采用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积极培育贸易新兴业态和功能，力争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发展之路和运作模式。同时，各地自由贸易园区还通过贸易监管制度和监管模式的创新，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在自由贸易园区内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实施“一线开放、二线安全高效管住”的监管服务模式，推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不断探索口岸监管制度创新，如果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规划面积不能满足发展需求，可按现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管理规定申请扩大区域面积。自由贸易园区内非海关特殊监管区，仍实施现行通关监管模式。推进企业运营信息与监管系统对接，加强电子口岸建设，推动海关、检验检疫等口岸监管部门信息共享和监管联动。创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管理制度，建立贸易、运输、加工等跨部门综合管理服务平台，鼓励企业参与“自主报税、自助通关、自动审放、重点稽核”⑩海关通关作业模式。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还总结了“先进区、后报关”、“企业备案制”、“第三方检验结果采信”等23项改革举措向全国推广，以及“期货保税交割海关监管制”、“分线监督管理制度”等6项监管改革措施向海关特殊监管区推广；“企业设立实行‘单一窗口’”、“信息共享和综合执法制度”等6项改革措施在各省区市借鉴推广。贸易监管机制和模式的创新优化了口岸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减少了大量中间环节，提高口岸通关效率，减少进出口货物在岸时间，节约了贸易成本，实现了贸易便利化的目标。据悉，2014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口平均通关时间比区外减少41.3%，出口平均通关时间比区外减少36.8%，降低企业运行成本10％左右。制度创新红利初显，市场活力明显释放，新一轮对外开放逐步展开。为保证对外贸易的顺利开展和贸易功能的转型升级，各地的自由贸易园区积极创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运发展制度和运作模式，以增强国际航运的服务功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打造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大力提升国际航运服务能级。积极发挥外高桥港、洋山深水港、浦东空港国际枢纽港的联动作用，探索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运发展制度和运作模式。发展航运金融、国际船舶运输、国际船舶管理、国际航运经纪等产业，支持浦东机场增加国际中转货运航班。推动中转集拼业务发展，优化沿海捎带业务监管模式，提高通关效率；简化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许可流程，形成高效率的船籍登记制度。其他三地自由贸易园区效仿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航运发展经验，探索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运发展制度和协同运作模式，增强航运服务功能。同时三地自由贸易园区又根据自身定位，创新了独特的航运制度。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出，建立与粤港澳海空港联动机制，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物流枢纽，探索与港澳在货运和货物运输等方面的规范和标准对接，推动港澳国际航运高端产业向内地延伸和拓展。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海运快件国际和台港澳中转集拼业务，支持部分对外开放口岸对有关国家人员实施72小时过境免签证政策。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力发展航运金融、航运保险业，力争建设中国北方国际航运融资中心，支持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建设航空物流中心。自由贸易园区意在通过航运制度和航运模式的创新，深化航运业改革开放、加强国际化航运人才培养、促进现代航运服务业发展，提升航运业国际竞争力，推进安全、便捷、绿色、高效的现代化海运体系建设，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区域航运中心。总体来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促进贸易便利化方面已经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与开放程度，形成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奠定了良好基础，有助于推动我国向全球贸易链中上游攀升。天津、广东、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借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验基础上，积极探索适合本地贸易发展的模式和制度，努力推动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和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
五、推进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相对落后的金融制度已经成为经济转型的内在瓶颈。金融制度的滞后导致资源错配、效率低下，无法有效激发制造业的活力和创新力，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和提升，金融改革势在必行。自由贸易园区作为当前最前沿的开放领域，连接国外的重要窗口，内在地包含着试点金融创新的功能。各地的自由贸易园区也都把加快金融制度创新作为一大主题，积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扩大金融业开放，培育新型金融市场，推进利率市场化、投融资便利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跨境使用，引导资金合理流动、合理定价，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成立后，就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进金融制度和管理体制创新，加大金融创新开放力度，强化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联动机制。探索与国际接轨、与自由贸易园区相适宜的外汇管理体制，推进跨境投融资和人民币跨境使用，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境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跨境投融资自由化。鼓励跨国公司在自由贸易园区设立全球或区域资金管理中心，探索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模式。扩大金融领域开放，增强区内金融服务业功能，支持在区内设立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建立金融市场国际交易平台，鼓励金融产品创新，培育发展再保险市场。为支持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金融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以加快金融制度创新、增强金融服务功能为重点，支持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实体经济发展，先后出台了支持自由贸易园区建设的51条金融细则，大力推进外币存款利率市场化，企业融资自由化，支付结算便利化，企业资金管理规范化，对外直接投资自由化，金融机构集聚常态化，从制度层面构建了自由贸易园区金融开放创新的整体框架，明确了金融改革服务实体经济的总方向。金融业已成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包括交易、清算、托管等一整套金融服务平台体系逐渐清晰，必将有力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其余三地的自由贸易园区，积极借鉴上海经验，构建自身的金融制度创新体系，扩大金融领域开放。探索实行本外币账户管理新模式，建立与自由贸易园区相适应的账户管理体系，简化人民币涉外账户分类，促进跨境贸易、投融资结算便利化。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试行资本项目限额内可兑换，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权限下放给银行。提高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支持企业境外融资活动，允许境外借款结汇使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放宽境外发债的审批和规模限制，允许所筹资金可调回自由贸易园区使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推动融资租赁业发展，创新租赁业政策，拓展融资租赁业务经营范围、融资渠道，简化涉外业务办理流程，统一内外资融资租赁企业准入标准，形成与国际接轨的租赁业发展环境。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利用自身在融资租赁方面的优势，积极建设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筹建中国天津租赁平台和金融租赁登记流转平台，推进租赁资产公示和租赁资产登记、公示、流转等试点。广东、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也分别结合适应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两岸金融合作先行先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金融合作的特点，大胆推进金融制度和监管模式的创新，探索两岸四地金融合作的新途径。自由贸易园区大力推进金融创新，在改革金融制度、发展金融工具、培育金融市场、强化金融机构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融资便利化、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增强了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和功能。
六、结语
面对当前经济呈现的向“新常态”转型趋势，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希望在深化改革中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持续增长。自由贸易园区作为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承担着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大责任。因此，在经济全面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自由贸易园区更应发挥引领作用，在制度设计中充分体现经济健康发展的需求。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以“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为核心的管理模式，实现资本引进来和走出去的优化组合，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完善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深化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制度创新，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能，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构建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接轨的制度创新体系，打造开放度最高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园区，以形成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效应，引领全国经济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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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
一、引言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国际贸易和金融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明显，并且这种相互之间的关系共同作用于开放式经济的发展。本文首先详述了金融和国际贸易发展的之间的关系，进而分别国际贸易与金融的相互影响机制，从中探索关于国际贸易与金融发展的对策和建议，这些为未来我国在开放式经济中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二、金融、国际贸易、经济发展三者的关系
金融、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金融的发展可以调节社会的资金配置，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实现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其次，国际贸易则通过比较优势在世界范围内调整稀缺资源，从而产生更多的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对本国经济乃至福利状况产生影响。此外，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之间也是息息相关的，甚至共同作用与一国经济的发展。Beck(2002)和Riyanto(2004)分别从企业和行业方面对外源融资与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进一步说明了金融的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Blackburn和Hung(1998)以及Aizenman(2003)则从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出发进行了相关研究。近年来，关于金融与国际贸易的研究仍然在不断深化。苏建平(2013)以福建省为例，研究金融发展对地区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影响，得出结论：金融发展与进出口贸易之间有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金融深化更加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发展，而金融效率的提升对进口贸易的推动效应更明显。沈能(2006)认为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在长期中存在均衡关系，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上看，我国金融规模与国际贸易正相关，且两者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通过金融与国际贸易的正向因果关系，共同作用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三、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的机制
1.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机制
金融主要通过比较优势、投资组合、汇率和金融生态的等各种传播途径来影响国际贸易的方向、规模、结构乃至贸易程度(见图1)。
首先，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大量资金会流向国际上要素丰裕的国家，这些外源融资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其产品的生产，进而此国就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具有这种规模经济的行业在国际市场就因为物美价廉而获得了比较优势，进而随着本国出口量的增加，国际贸易顺差就产生。随着贸易伙伴国不断的增加，其贸易规模、贸易方向乃至贸易结构都会随着这种比较优势发生改变。
其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经济体之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日趋明显，即一国价格、利率或汇率的变动会波及其贸易伙伴乃至世界各国。这使得各国贸易部门获得的收入呈现不断波动的趋势，分散风险成为各国贸易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而金融通过对这些贸易部门所获得收入进行投资组合，使得其非系统性风险降到最低，实现贸易收入的保值乃至增值，国际贸易正常运行。所以一国金融结构的水平对国际贸易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即如果一国金融结构相对完善，风险规避机制相对成熟，就会使得本国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结构日趋合理，从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乃至国际地位的提高。
最后，金融生态作为影响金融机构运行的外部环境，其对社会资金的配置状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对资金的配置会影响我国银行界的存贷款利率，进而影响金融深化和金融效率，而资金的运行状况直接影响到金融发展水平和企业的经营效益，所以对于产品进出口会起到间接的影响作用。此外，政府相关的金融政策，比如对利率的调整或者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准备金调整等宏观货币政策来影响资金流向，站在国家的角度上对贸易结构和贸易规模实施宏观调控，使得国际贸易顺利发展。
2.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国际贸易对金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贸易规模、贸易自由度和贸易依存度的大小以及贸易结构的变化上。
首先，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大量资本会涌入国内或外逃到国外，这些资本的变动会引起我国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利率的波动。利率的不稳定会影响银行、证券和基金等金融机构的稳定乃至是股市的动荡，涉及到全国人民的整体福利。这时国家会通过财政货币等宏观调控政策来调整我国金融的发展。所以贸易规模会对我国的金融业的发展稳定与否形成传导机制。
其次，近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波及全球其他国家，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自由贸易受到限制。贸易的自由度严重影响贸易规模，而贸易量的大小主要表现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上，经常项目上的变动又会影响我国居民的消费储蓄以及投资结构。此外，贸易保护主义还会引起各国汇率变动，比如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主动贬值以减少我国出口企业对其出口，从而保护本国产业。这些都会对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产生重要的影响。
此外，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增加，国外对我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也随之增加。杜凯、周勤(2010)、李猛和于津平(2013)等人也分别通过实证研究指出贸易壁垒对国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的因果关系。这些贸易摩擦刺激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而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利用己厂效应、水平效应和前后向关联效应等作用机制，将信贷资金投入到企业生产中，解决企业的投融资问题，提高储蓄的资金利用率和转化率;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也会对金融产生负面影响，即这种输入性通货膨胀进一步也会引起信贷约束，影响金融效率。
最后，贸易保护主义还会使得全球资源配置发生扭曲，而且这些贸易壁垒阻碍了我国产品的出口，就会促使贸易结构发生变化并促进产业升级，这时就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剩余产业或传统产业转移到国外，而对外直接投资又会对对我国金融深化和金融水平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四、结论和政策
【关键词】对外贸易 FDI 金融机构信贷 ALMON模型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与外商的投资活动紧密相连。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大量涌入，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国内银行贷款增长率每年都以近20%左右的速度增长。在我国民间金融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银行信贷就构成了我国企业发展，特别是出口型企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本文是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江苏省的实际情况为例，实证探讨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银行信贷在出口贸易的发展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异同，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1、 FDI对外贸的促进作用
Munde1.R.A.（1957）首先提出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他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其研究表明一种商品可以通过贸易或投资的方式进入他国市场，认为投资会替代贸易。当两个国家的资源禀赋、技术水平相接近时，这种替代效应尤为明显。Vernon(1966)则从动态角度阐述了FDI对贸易的替代效应。他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伴随产品生命周期运动而展开，是对企业出口方式的替代。在产品生命周期运动中，由于产品和技术的标准化，企业在国外市场便会受到当地企业的竞争压力，这时企业将会考虑用对外直接投资来替代出口，以保护企业在国外的市场。
国内研究有关FDI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关系的文献也相当丰富。封福育(2006)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我国FDI流入与进出口存在长期正相关关系，FDI提升了我国贸易产品的竞争力，改善了进出口结构，促进了国际贸易。 施敏颖（2001）则认为FDI与我国进出口总额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对进口的贡献大于对出口的贡献。戴金平和冯蕾（2003）选取1985年―2002年的各省数据，利用分布滞后模型，从FDI的来源、外资规模、外资企业出口数量、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科技人员数量和投入研发比重六个方面考察了FDI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揭示了FDI对我国出口贸易促进作用因地而异的原因。杨丹辉（2004）从外商投资对我国出口总量扩张、结构调整以及出口竞争优势三方面的影响考察了FDI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张军等人（2005）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采用中国1982年―2003年的数据，对中国FDI与国际贸易增长的均衡关系进行研究。王剑（2005）认为FDI与出口在长期内存在互补关系，但FDI与进口的长短期关系却有所不同，在短期内FDI与进口贸易互补，但长期中却表现为相互替代。王韦琳等人(2006)认为，中小企业主导的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促进程度要大于跨国公司主导的直接投资，FDI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促进程度下降。
一些学者和专家对江苏利用FDI与进出口关系也作了相关研究。许正荣，张敏（1999）研究指出FDI对江苏进、出口都有促进作用。沈坤荣，耿强（2000）分析江苏省FDI的出口需求和供给效应，并探讨了FDI产生的负面效应。朱（2003）指出外资企业的出口改善了江苏出口商品结构。梁志坚，卿琳（2004）研究指出FDI对江苏进口增长具有推动作用。翟波（2005）分析指出FDI对江苏出口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并提高了江苏出口商品结构的质量。
2、金融机构信贷对贸易作用的相关研究
目前已有的相关文献认为一国的金融发展与国家的对外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银行体系具有降低风险、有效配置资源、动员储蓄、便利交易和加强监督管理等功能。这些功能能够增加资本积累、推进技术创新，继而影响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Rajan（1998）从行业层面证明了国内银行发展对行业生产和成长的促进作用，一国对外贸易是国内生产的延伸，国内的生产水平决定了它的贸易模式。Svalery和Vlachos（2001）对此作了实证检验，分析了OECD国家内部金融部门与比较优势的关系，证明了是金融发展引起贸易的比较优势而不是反向的逻辑关系。Beck（2001）从动员储蓄功能分析金融部门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并采用65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他认为，银行部门对对外贸易发挥作用的一个主要途径是银行对出口型企业的信贷。 国内的陈建国、杨涛（2005）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出口结构升级的金融促进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金融部门可以促进国内资本禀赋的提高和技术进步，进而改变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实现贸易结构的升级。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FDI与对外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颇多，对金融机构信贷对贸易的作用的相关研究也不少，但对于FDI与金融部门特别是一区域内金融机构信贷在对外贸易影响的比较研究上，相关的文章不多见。本文借鉴前人研究经验和研究方法，以江苏数据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通过计量经济模型，系统分析FDI和金融部门信贷对江苏省进出口的作用，以期为江苏省进一步有效利用FDI、合理使用国内信贷资金、促进金融和外贸协调发展提出较为合理的建议。
三、江苏省实证分析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对外贸易是江苏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苏FDI流入与外贸总额持续增长。从1990年的江苏实际利用FDI为1.41亿美元，到2006年增加到174.31亿美元，每年增幅达20%。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也由1990年的821.89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18485.02亿元。同期，江苏外贸进出口总额分别为41.39亿美元和2831.95亿美元，增幅很大。如图1、2所示，在我国民间金融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银行信贷就构成了我国企业发展特别是出口型企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
1、变量和数据的选取
用实际利用外资额度量FDI流入量和金融机构人民币年末贷款余额（1995年以前为银行贷款）来衡量金融机构信贷，用进口额和出口额来衡量对外贸易，数据来源于《江苏统计年鉴》历年数据。样本区间设定为1990年至2006年，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到1990年以前是江苏省利用外资的启动阶段，实际利用外资率比较低，1990年利用率仅为50.92%。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江苏利用外资进入了全面推进和新世纪的提升阶段，因此样本选取为九十年代以后。
（LNLOEN表示信贷额取自然对数；LNFDI表示；FDI取自然对数；LNEX表示出口取自然对数；LNIM表示进口取自然对数）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在1990年以来表现出了一种强劲的增长趋势，通过传统计量经济模型来回归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江苏进出口总额的关系，能够计算出两者的相关系数，但是会存在数据序列不平稳、多元共线性等情况，从而导致回归结果没有任何意义，并且不能从动态角度讨论它们的具体联系。而且，理论上，外国直接投资从单纯的资金投人，转化为“三资”企业的生产性投资（包括基本建设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再到开始正常生产，因而对进出口产生影响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在当年就完工，对当地企业进出口的间接影响则需要更长时滞。因此，投资对贸易的影响是动态的，具有滞后性。同时，作为金融机构的信贷也同样具有相似的滞后性。所以模型中必然进行时间滞后的处理，包括若干滞后项。本文通过构建外商直接投资、金融机构信贷与江苏进、出口总额的ALMDN模型，利用Eviews计量软件从动态角度来研究彼此两者的关系。选择的变量是实际变量的自然对数，以避免异方差的生产。基于经济意义的合理性，本文利用考虑滞后二年的FDI和金融机构信贷分别对出口和进口建立回归模型，ALMON模型分布滞后模型的一般表达式为：
一个ALMON模型由三个因素确定，分别是滞后期p，多项式次数q和约束条件。其中约束条件分为近端约束、远端约束、同时采用近端和远端两种约束三种类型。
2、模型回归结果
考虑FDI 以及金融机构信贷对外贸的出口的影响不会超过3个时段，因此施加一个远端约束是合理的，运用两步滞后一阶多项式远端为0的限制条件对该模型进行估计，得到以下的回归方程，以括号内的数字为t统计量值。FDI与出口关系模型方程：
LNEX = -4.558997857 + 0.5788683159×LNFDI +
（ 7.224098） （7.22410）
0.3859122106×LNFDI（-1）+ 0.1929561053×LNFDI（-2）（2）
（ 7.22410） （7.22410）
R2=0.800576；F=52.18759；DW=0.926254 ，并且滞后系数和=1.15774。
FDI与进口关系模型方程：
LNIM = -5.020980987 + 0.5916485611×LNFDI +
（3.266059）（6.65827）
0.3944323741×LNFDI（-1）+ 0.197216187×LNFDI（-2）（3）
（6.65827）（6.65827）
R2=0.773253；F=44.33262；DW=0.368141，并且滞后系数和=1.18330。
金融机构信贷与出口关系模型方程：
LNEX = -5.749683693 + 0.6611119436×LNLOAN +
（ 9.684107）（18.8796）
0.4407412958×LNLOAN（-1）+ 0.2203706479×LNLOAN（-2）（4）
（18.8796） （18.8796）
R2=0.964811；F=356.4377；DW=0.344993，并且滞后系数和=1.32222。
金融机构信贷与进口关系模型方程：
LNIM = -6.310028146 + 0.6799789034×LNLOAN
（0.781011） （14.7618）
+ 0.4533192689×LNLOAN（-1）+ 0.2266596345×LNLOAN（-2）（5）
（14.7618） （14.7618）
R2=0.943701；F=217.9111；DW=0. 32768，并且滞后系数和=1.35996。
由以上2-5各式整理得出表1、表2。
从表1可以看出，自九十年代以来，江苏省金融机构信贷对出口的影响明显要大于FDI对出口的影响（金融机构信贷滞后系数之和1.32222大于FDI滞后系数之和1.15774），相比较金融机构信贷来说,不论是当年，前一年,还是前两年的FDI与出口额间的相关关系较弱。 同时表1，表2可以看出江苏进出口总额不仅受到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和金融机构信贷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其前两年FDI和信贷额的影响，但前两年的影响力在逐渐减弱。例如，当年FDI及其滞后两期FDI（-1）、FDI（-2）每增加1%，当年出口将分别增加0.5788%、0.3859%和0.1929%，当年进口将分别增加0.5916%、0.3944%和0.1972%，这也说明了FDI对江苏的进出口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结合表1和表2来看，相比较当年FDI及其滞后两期FDI（-1）、FDI（-2）对当年出口的影响弱于对当年进口的影响，即无论当年的FDI，其滞后两期FDI（-1）、FDI（-2）对当年进口的相关系数略大于其对当年出口的相关系数。同样，金融机构信贷也是对进口的影响要比对出口的影响要强些（各变量与进口相关系数以及滞后系数之和均大与出口）。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得到了以下几个结论。
1、滞后性
江苏省无论是FDI，还是金融机构信贷，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都具后很强的滞后性，滞后期大约都为两年。
2、影响不同
在同一时期内，FDI与金融机构信贷对进出口的影响程度不同，主导性金融机构信贷对进出口的影响明显要大于FDI对进出口的影响。国内金融信贷成为了江苏省企业发展特别是出口型企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江苏金融发展是江苏对外贸易结构优化的原因，因此金融的适度发展是实现江苏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九十年代以来江苏省FDI流入、金融机构信贷对进出口增长率的影响处于不同地位是因为，尽管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对FDI的流入起到了积极的刺激作用，但对江苏外贸影响依然小于金融机构信贷，说明江苏出口主要是依靠有限供给的国内银行信贷来支持，尤其是自1998年以来，由于我国中央银行规定放弃对银行信贷的规模额度直接控制，这有利于银行信贷市场的完善与发展，也刺激了对外贸易的投入与发展，结果是主导性金融机构信贷对进出口的影响要大于FDI对进出口的影响。
3、金融机构信贷对进口影响较大
在同一时期内，金融机构信贷，对江苏省进口的影响要强于对出口的影响。说明江苏的信贷政策对于进口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信贷政策过于偏向进口，建议应调整信贷政策，进一步向出口企业倾斜，支持和鼓励出口，以提高我省出口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促进金融与外贸的协调发展。
总之，从江苏省的实际看，江苏省经济外向型比较高、经济开发区众多，这种产业特点有助于“以贸引资”战略的实施。然而劣势在于江苏省的进出口额基本是外资企业完成的，外贸对外资过于依赖，这对江苏经济也有一定的威胁。同时，根据实证结果，金融机构信贷对外贸的影响不能忽视。在优化利用外资的同时，应加大国内金融机构对外贸的支持力度，实施鼓励内资企业发展战略，有效改善江苏省的经济结构，扩大内需，降低江苏外贸依存度和对外资的依赖程度，从而促进江苏外贸的可持续发展。
（注：本文为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立项课题08SJD7900056和徐州工程学院科研基金支持课题XKY20062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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