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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货币论文(合集7篇)

时间:2022-12-29 12:31:56
基础货币论文

基础货币论文第1篇

【论文摘要】从交易的视角来观察,诚信制度是货币制度的基础。货币媒介商品交换的同时把直接的买和卖从时间和空间上分离开来,货币持有人将面临双重困境:币值稳定困境和信息困境。货币持有人的信息劣势地位及其委托人身份,凸显货币本身所承载的承诺和信任问题。因此,货币媒介交易功能发挥依赖于一个良好的诚信制度,应该关注诚信制度的建设问题。

大量的文献研究涉及货币发行超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及其对一国货币制度的不利影响,几乎所有的恶性通货膨胀都动摇了甚至摧毁了一国的货币制度,如1923年间的德国,1946年的匈牙利等(帕尔伯格,1998)。诚然,货币是作为交易媒介而存在的,其交易媒介功能使人们普遍地把持有货币视为持有财富,通货膨胀减少了货币持有人的净收益,从而使行为主体对现金余额的持有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因此,反通货膨胀成为各国货币当局共同的目标选择。但如果我们全面地审视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这一功能,我们会发现,伴随着交易的整个过程,在币值稳定这一货币制度的核心内涵之外,一个良好的货币制度还需要一个基础条件:就是良好的诚信制度。

一、引言:降低交易成本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了分工对提高生产效率的巨大作用。在改善自身福利水平的激励下,人类社会就会不断地追求分工的精细化。以杨小凯等为代表的超边际分析文献指出,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分工演进的过程(杨小凯,2002)。

分工的深化需要交易来配合。如“埃奇沃斯盒子”所展示的那样,交易是一个改善参与方效用水平的制度安排。同时,交易表面上是双方交换占有物,其实质却是控制人们行为方式和组织人们协作的制度安排。一个人如果发现另一个人拥有他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必须拥有为别人所合意的东西,这就诱使他为了别人的合意而从事生产和服务。

但交易是有成本的。由分工增加生产力的好处与增加交易费用的坏处之间的两难冲突,均衡的分工水平就由交易效率决定(杨小凯,2002)。因此,降低交易成本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提高,市场的扩大和经济的成长,降低交易成本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货币制度演化的逻辑

货币是一种有利于促进交易并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货币是作为交易媒介而存在的,如果没有货币,交易将陷入“需求的双重巧合困境”,另外,没有货币,交易将面临着“计价的困难”,在一个具有N种商品的交换经济里,没有货币媒介的交易价目表将包括N(N-1)2个项目,而货币的引入使价目表降低至N个。

在货币的起源问题上,Yang,andNg(1993)证明,哪种商品会充当货币依赖于各种商品的交易频率,只有那种经常进入交易领域并被大家拿来与其它商品相交换的商品才会成为原始的货币。清泷信宏和穆尔(2002)在一个时间维度的Wicksell三个时序的例子中指出,信任问题是货币起源的根本问题。人们在交易中做出多边承诺(信任问题)的困难使货币成为可置信的交易媒介,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货币是信任的载体,货币充当交易媒介是以承诺和信任为基础的。

货币的演化是从实物货币到金属货币再到目前的纸币,其过程内涵着一个经济发展,分工深化,市场扩大对货币的需要从质(信任的扩展)和量(交易额及频率的提高)上不断提升的逻辑。当市场范围从方圆十多里扩大到数百里时,每宗交易从一只羊扩展到一群羊时,货币就从具体的实物发展到了金属;在二战后西方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世界财富总量迅速扩张,其对交易媒介的需求也必然迅速上升。这时,黄金充当交易媒介就遇到了硬性的量的约束。事实上,人类社会很早就发现了金属货币过少而带来的交易不便的问题,9世纪初纸币就在我国出现。西方也很早发现了交易中金属货币的量的约束。在13世纪的香巴尼集市上,在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汇票作为一种媒介交易的手段进入交换领域,随后而至的是公共债券和各种各样的银行券(布罗代尔,1993)。这些为解决交易中金属货币的量的约束的货币符号的出现和参与流通,为纸币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作为金属货币符号的汇票、银行券,始终是生存在金属货币的阴影之下的。当金的储量与交易对媒介的需求出现较大缺口时,货币最终摆脱了物的束缚,走向了“一文不名”的货币符号:纸币。

纸币的出现是人们对货币本身的供求均衡演化所产生的预期趋同的结果。市场的扩大,交易额的增长,使媒介交易的金属货币遇到了硬性的量的约束,市场的成长要求寻找新的交易媒介,这是经济条件的变化所导致的货币的自然演化;另一方面,货币的演化过程中也充满了政府干预的痕迹,政府往往通过法律来强制性地规定法定货币的流通。尽管纸币本身一文不名,当人们相信纸币(不论这种相信是法律界定的或者是演化的结果)可以在较长时间内换来相同价值的物品,并且这种相信成为一种惯例时,人们就会接受和持有纸币。因此,纸币是一种制度化的产物。

三、货币持有人面临的两个困境

货币流通的基础是交易的需要,货币流通的背后是微观经济基础从事的市场交易,因此,货币的流通是微观经济基础支撑的。在媒介交易的过程中,货币持有者将面临两个困境:一是币值稳定的困境。由于纸币发行者的通货膨胀倾向,持币者将面临货币贬值的损失(有关这方面内容,本文略去不谈)。二是信息困境。在寻找交易对象和从事交易的过程中,货币持有者显然处于信息劣势的地位,作为商品和劳务的购买者,货币持有者显然没有卖出者更清楚商品和劳务的质量信息;作为金融市场上的贷出者,货币持有者显然没有借款人更了解项目的信息和借款人的资信状况。这样,作为委托人的货币持有者就会遇到问题,由此引出货币本身所承载的信任和承诺问题。与物物交换相比较,通过货币媒介的交换极大地促进了交换以至于经济的发展,但通过货币媒介的交换同时也把商品的买卖分割开来。在用自己的商品和劳务换取货币之后,货币的持有者就同时拥有了对货币本身所承载的信任和承诺的要求权,即货币持有者在让渡货币的所有权时必须避免交易另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换句话说,也就是交易的另一方必须同时提供诚信,才能完成一次完整意义上的商品交易。从这种意义上讲,交易对诚信的要求是从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开始的。诚然,物物交换也存在诚信问题,但由于物物交换的范围局限于地缘、血缘等关系的制约,诚信的供给是自然而然的事。只有在交易中引入了货币媒介之后,交易的频率和空间空前扩大之后,市场从熟人社会走上匿名社会之后,对完整意义上商品交易的需要,即对交易的质量的需要,才使诚信变得日益受人关注。

四、诚信制度

诚信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保障交易质量的制度安排。交易双方的彼此信任能够减少信息搜寻、信号显示、信息甄别、契约订立从而建立交易关系的信息处理费用与谈判费用;诚实守信的交易者能够自觉遵守契约从而减少契约的实施和监督成本。如果我们把交易看作是一种商品,把诚信看作是另一种商品,显然这两种商品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货币持有者只购买到了“交易”而没有购买到与之相关的“诚信”,“交易”这种商品给他带来的效用就会大幅度下降,这样就会强化人们对“诚信”这种商品稀缺性的感受,从而限制他们对交易的需求(同时也是对交易的媒介物货币的需求)转而谋求自给自足。只有在购买到了“交易品”,又同时购买到了与之相关的“诚信品”之后,人们才会切实地感受到交易的好处,货币媒介商品交换才会畅通无阻,市场交易的扩展才会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交易的卖方(货币持有者对应的一方)是否提供诚信,均会带来其收益的变化。失信的当期收益主要来自于机会主义行为的即期收益;守信的预期收益主要来自于信誉租金。如果守信带来的预期收益的贴现值大于失信的当期收益,人们就会选择诚信;如果守信带来的预期收益的贴现值小于失信的当期收益,人们就会选择失信。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有无诚信,关键在于经济主体对信誉租金与机会主义行径的当期收益的比较。因此,要保障足够的诚信供给,关键在于提高经济主体对信誉租金的预期,和降低机会主义行径的当期收益。前者需要一个良好的产权保护制度和以自由契约为特征的市场竞争制度;后者需要一个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和法庭抗辩系统等。

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不需要诚信,一切经济活动都由计划来指导,在转型初期,分工和交易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由地缘、血缘等特殊的纽带供给的诚信基本上可以满足对诚信的较低水平的需求。在经济转型中,随着市场的深化和市场范围的扩大,面临着高度专业化分工,却要满足多样化需求的个体,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快速增加,对诚信的需求必然快速增加。但是,对诚信的需求的快速增加并没有带来诚信的供给的增加。

原因在于转型经济中的机会主义大行其道,作为消费者,个体希望购买到一流的产品和服务,而作为生产者,他又往往抵挡不住假冒伪劣的利益诱惑。就这样,伴随着经济转型,诚信问题愈来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客观地讲,诚信的缺失缘于市场交易的扩大对诚信的需求快速地增加,是市场经济深化和市场范围扩大的必然。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增加诚信的供给。增加诚信的供给不能单纯依靠道德教化,也不能单纯依靠政府的监管,尽管在司法不完备,缺乏独立的中介机构(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的情况下,政府监管权力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诚信的供给。但从根本上讲,一个良好的社会诚信基础,需要我们建立一个良好的产权保护制度和以自由契约为特征的市场竞争制度,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和法庭抗辩系统等。

五、结论

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是一种促进交易,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在货币制度的演化过程中内含着交易对其媒介的需要从质和量上不断提升的逻辑。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使市场交易有可能在更大、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市场才得以从熟人社会走向匿名社会。但由于货币媒介交易把直接的买和卖从时间和空间上分离开来,在直接的商品买和卖之间,货币持有人将面临币值稳定的困境和信息困境。由信息困境所导致的货币持有人的委托人身份使其可能遇到问题,由此就引出了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本身所承载的信任和承诺问题,这就使交易的另一方必须提供诚信,才能完成一次完整意义上的商品交易。因此,从交易这一视角出发,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功能背后,是良好的诚信制度的支撑,离开了良好的诚信制度的支持,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功能就会大打折扣,交易、市场的范围和规模而是经济成长就会出现萎缩。因此,诚信制度是货币制度的必要支撑。如果说货币制度是一国经济运行的核心基础的话,诚信制度则是这一基础的基础。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货币当局应该关注诚信制度的建设问题。原因在于,诚信的缺失将加剧货币持有人在交易中的信息困境,从而使现金余额的持有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参考文献】

[1]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M].北京:三联书店,1993.

[2]清泷信宏,约翰·穆尔.罪恶是所有货币的根源.载吴敬琏.比较(4)[C].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基础货币论文第2篇

关键词:倒逼特性;协整;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反应

货币供给属性之争是货币经济理论界长期存在的现象。在实际争论中,无论是货币供给外生论者还是内生论者都将货币供给机制的运作方向作为其立论基础。外生货币供给理论坚持货币供给“乘数机制”,认为货币供给是基础货币通过乘数效应实现的,是基础货币决定货币供给量。而内生性理论则相反,其货币供给机制可称之为“倒逼机制”,而货币供给量对基础货币供给的“倒逼”是最后一个环节。同时,在现实经济实践中,货币政策制订者都以货币供给机制的运作方向为依据而制订货币政策,故以基础货币供给为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因此,研究一国的货币供给机制运作方向,尤其是基础货币供给机制的运作方向,无论是对货币经济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一国现实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评判以及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理论综述

目前,对货币供给机制运作方向的理论研究都体现在货币供给属性的研究之中。现代主流内生货币供给理论都体现出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Siney・S・Weintraub(1978)在论述其货币供给内生性时,基于工资加成的价格形成定理认为,货币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导致货币收入的增加,造成既定实际产出水平下的交易性货币需求的增加,假定货币流动速度不变,中央银行为了维持充分就业和实际产出的增长,就必须增加货币供应。Nicholas・Kaldor(1982)在从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职能的角度论述货币内生性时认为,虽然从形式看,现有的货币供应量都是从中央银行渠道出去的,但实质上并不完全由中央银行自主决定,是中央银行被动地适应公众货币需求的结果。这是因为公众的货币需求经常大量地表现为贷款需求,而银行贷款和货币供给量是紧密相关的,银行贷款的增减实际增减了现有货币供给量。Basil・J・Moore(1988)在论述基础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时,基于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给的“三大法宝”,认为基础货币的投放取决于商业银行对流动性的需求。

上述货币供给理论的逻辑可以概括为:“实际经济因素货币供给基础货币供给”的一般形式。可以看出在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中,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供给的“倒逼”是其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同时,由于各国中央银行都把基础货币供给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因此,从经济实践角度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倒逼”环节。

经验研究的程度取决于理论研究的发展水平。基于当代货币供给内生理论,国外学者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具体到最后“倒逼”环节的实证研究文献比较有限。其中比较有名的是Lombra、Torto(1973)以及Forman、Groves和Eicher(1985)的实证研究,他们证实了美国基础货币的变动是被动的和适应性的。

我国学者在对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实证研究中,其“倒逼特性”只体现到实际经济因素对货币供给量的“倒逼”这一层次。然而,外生货币供给论者都将基础货币与货币供给量的关系作为其主要立论基础:M・Friedman,A・Schwartsz(1963)、Phillips・Cagan(1965)、Jerry・L・Jordan(1969)、Albert・E・Burger(1971)等都分别从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决定货币供给量这一角度论述其货币供给外生性思想,并进行相应的实证检验。因此,从这一角度说,我国相关学者的实证研究是不够彻底的,并不能从外生货币供给论的立论基础角度反驳外生货币供给理论,其实践意义也必然是有限的。

对我国货币供给“倒逼机制”的实证研究必然涉及到实证研究路径的选择问题,而合理的路径选择取决于相关理论争鸣的焦点及其表现形式。因此,笔者将以基础货币和货币供给量为主要变量,展开对我国货币供给“倒逼机制”,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环节的实证研究。

二、数据说明和计量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探讨,本文将通过对基础货币与货币供给量之间计量关系的研究,以检验我国货币供给机制的运作方向问题。为了表述的全面性,文中将同时分别检验广义货币供给(M2)和狭义货币供给(M1)与基础货币(B)的关系。

由于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统计制度进行了较大调整,因此,1997年以后的数据与以往的历史数据是不可比的。本文选取从1998年第一季度到2006年第三季度的数据,共35组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各期,其中2006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月报。为了消除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本文对其取对数值,得三个变量:LNB、LNM2、LNM1,分别代表基础货币、广义货币供给、狭义货币供给。实证检验过程如下:

(一)ADF检验

由于采用非平稳序列建立模型将很可能导致伪回归。故在分析时间序列问题时,进行单位根检验是必要的。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原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后得到的ADF统计量若大于给定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则所检验序列为非平稳序列,反之亦然。若为非平稳序列,则继续对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检验,以确定其单整阶数。本文采用麦金农临界值,对上述各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LNM2、LNM1、LNB都具有单位根,而其一阶差分为平稳序列,即为I(1)序列。

(二)协整关系检验

协整是指若干个单整阶数相同的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为平稳序列,它可以表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关系。本文采用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的两步检验法(EG检验),分别对LNM2、LNB以及LNM1、LNB进行协整检验。

1、对LNB、LNM2进行协整检验

第一步:对LNB、LNM2建立协整回归模型:

LNB=2.243+0.696LNM2

第二步:令

E2=LNB-2.243-0.696LNM2

对E2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E2已经是平稳序列。故LM2与LNB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这样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以表明LNB和LNM2之间的短期变动关系。经过多次试验,删除不显著的滞后量,采用广义差分法得到方程如下:

上式四个变量的系数都有正确的符号,并且各系数都是显著的,DW统计量表明残差项之间不存在序列相关,因而上式是理想的单方程误差修正模型。

2、对LNB、LNM1进行协整检验

第一步:对LNB、LNM1建立协整回归模型:

LNB=2.803+0.708LNM1

第二步:令

E1=LNB-2.803-0.708LNM1

对E1进行单位根检验,同样发现E1也已经是平稳序列,故LNM2与LNB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同样经过多次试验,删掉不显著的变量,我们可以得到误差修正模型:

上式四个变量的系数都有正确的符号,并且各系数都是显著的,DW统计量表明残差项之间不存在序列相关,因而上式也是理想的单方程误差修正模型。

(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1969)提出,如果由yt和xt滞后值所决定的yt的条件分布与仅由yt滞后值决定的条件分布相同,则称两序列存在格兰杰非因果性;若加入xt滞后变量有助于改善yt的预测精度,则称两序列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对上述各货币供给对数序列两两配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在1998到2006年的季度数据样本区间内,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NM2是LNB的格兰杰原因,LNB却不是LNM2的格兰杰原因;LNM1是LNB的格兰杰原因,LNB却不是LNM1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我国货币供给体系存在明显的“倒逼机制”,具有显著的“倒逼”特性。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国货币供应体系中,是广义货币供给以及狭义货币供给决定基础货币供给,而不是外生货币供给论所认为的狭义货币供给通过乘数效应决定广义货币供给的外生货币供给思想。

(四)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和脉冲反应分析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只能说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不能说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强度。本文通过对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和脉冲反应分析,揭示出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动态影响过程。

1、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的基本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新息相关联的各部分,从而了解各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方差分解不仅可以对样本期间以外的因果关系检验,而且还将每个变量的单位增量分解为一定比例的自身原因和其他变量的贡献。笔者通过建立VAR(2)模型,进而得出方差分解结果。为了更形象地反映各变量贡献的变化趋势,文章用趋势图给出(见图1和图2):

从图1可以看出,从第三期开始,广义货币供给(LNM2)对基础货币供给(LNB)的影响持续、显著地增大,而基础货币对其自身的影响却持续地明显降低。

从图2可以看出,从第一期开始,狭义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供给的作用就显著地增强,在第十二期就占到基础货币供给预测误差的50%,并且之后依然持续增强其对基础货币供给的影响。而基础货币对其自身的影响却是相反的。

2、脉冲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是试图描述任意一个变量的扰动是如何通过模型影响所有其他变量的,并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本文通过建立VAR模型,利用脉冲反应函数来分析LNB对LNM1、LNM的动态冲击的反应。

从图3可以看出,在第一期基础货币(LNB)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新息立刻有较强的反应,供应量增加了约0.042左右,但影响的时间不长,到第四期就回到原来的水平,以后一直以一个持续的、稳定的微弱负值影响基础货币的供给;而广义货币供给虽然在第二期对基础货币有一个微弱的负向影响,但很快从第三期开始就以一个持续的、稳定的较强正值影响着基础货币的供给。这与上述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是吻合的。并且广义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供给有较强的决定作用。

从图4可以看出,其基本结构与图1相似,第一期基础货币对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立刻起反应,但很快就回复到一个持续、稳定微弱的负值影响;从第二期开始,狭义货币供给(LNM1)就以一个较强的正向值作用于基础货币供给,并且之后以一个较大正值持续稳定地作用于基础货币的供给。而且与图3中不同的是,狭义货币供给并没出现任何对基础货币供给的负向作用,这应是狭义货币比广义货币具有更强流动性的缘故。

三、结论

通过对我国货币供给与基础货币供给(对数)变量之间关系的计量检验发现,各层次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供给具有持续的、显著的决定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得到的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在货币供给量与基础货币的长期均衡关系上,无论是广义货币供给还是狭义货币供给都与基础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说明我国的货币供给与基础货币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一点,主流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和外生货币供给理论都是认可的。

第二,从货币供给和基础货币的Granger因果关系来看,无论是广义货币供给还是狭义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变化都存在显著的Granger影响,表明我国货币供给机制存在显著的“倒逼”特性,而不是外生货币供给论者所长期坚持的由基础货币通过乘数效应决定货币供给的外生性思想。

第三,通过方差分解分析,识别了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变动的动态影响过程。方差分解的估计结果表明,货币供给在长期和短期对基础货币的影响是非常显著而持续的,“倒逼”特性非常明显。

第四,通过估计VAR模型的冲击反应分析,可以看出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冲击的动态反应路径。发现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冲击效果是持续而稳定的。估计结果不仅再次验证了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倒逼”特性,而且具体描述了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动态影响。

参考文献:

1、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弗里德曼.货币稳定方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盛松成等.现代货币经济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4、宁咏.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假设与经验事实[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5、刘斌,邓述慧.货币供求的分析方法与实证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基础货币论文第3篇

关键词:倒逼特性;协整;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反应

货币供给属性之争是货币经济理论界长期存在的现象。在实际争论中,无论是货币供给外生论者还是内生论者都将货币供给机制的运作方向作为其立论基础。外生货币供给理论坚持货币供给“乘数机制”,认为货币供给是基础货币通过乘数效应实现的,是基础货币决定货币供给量。而内生性理论则相反,其货币供给机制可称之为“倒逼机制”,而货币供给量对基础货币供给的“倒逼”是最后一个环节。同时,在现实经济实践中,货币政策制订者都以货币供给机制的运作方向为依据而制订货币政策,故以基础货币供给为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因此,研究一国的货币供给机制运作方向,尤其是基础货币供给机制的运作方向,无论是对货币经济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一国现实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评判以及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理论综述

目前,对货币供给机制运作方向的理论研究都体现在货币供给属性的研究之中。现代主流内生货币供给理论都体现出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Siney·S·Weintraub(1978)在论述其货币供给内生性时,基于工资加成的价格形成定理认为,货币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导致货币收入的增加,造成既定实际产出水平下的交易性货币需求的增加,假定货币流动速度不变,中央银行为了维持充分就业和实际产出的增长,就必须增加货币供应。Nicholas·Kaldor(1982)在从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职能的角度论述货币内生性时认为,虽然从形式看,现有的货币供应量都是从中央银行渠道出去的,但实质上并不完全由中央银行自主决定,是中央银行被动地适应公众货币需求的结果。这是因为公众的货币需求经常大量地表现为贷款需求,而银行贷款和货币供给量是紧密相关的,银行贷款的增减实际增减了现有货币供给量。Basil·J·Moore(1988)在论述基础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时,基于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给的“三大法宝”,认为基础货币的投放取决于商业银行对流动性的需求。

上述货币供给理论的逻辑可以概括为:“实际经济因素货币供给基础货币供给”的一般形式。可以看出在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中,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供给的“倒逼”是其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同时,由于各国中央银行都把基础货币供给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因此,从经济实践角度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倒逼”环节。

经验研究的程度取决于理论研究的发展水平。基于当代货币供给内生理论,国外学者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具体到最后“倒逼”环节的实证研究文献比较有限。其中比较有名的是Lombra、Torto(1973)以及Forman、Groves和Eicher(1985)的实证研究,他们证实了美国基础货币的变动是被动的和适应性的。

我国学者在对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实证研究中,其“倒逼特性”只体现到实际经济因素对货币供给量的“倒逼”这一层次。然而,外生货币供给论者都将基础货币与货币供给量的关系作为其主要立论基础:M·Friedman,A·Schwartsz(1963)、Phillips·Cagan(1965)、Jerry·L·Jordan(1969)、Albert·E·Burger(1971)等都分别从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决定货币供给量这一角度论述其货币供给外生性思想,并进行相应的实证检验。因此,从这一角度说,我国相关学者的实证研究是不够彻底的,并不能从外生货币供给论的立论基础角度反驳外生货币供给理论,其实践意义也必然是有限的。

对我国货币供给“倒逼机制”的实证研究必然涉及到实证研究路径的选择问题,而合理的路径选择取决于相关理论争鸣的焦点及其表现形式。因此,笔者将以基础货币和货币供给量为主要变量,展开对我国货币供给“倒逼机制”,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环节的实证研究。

二、数据说明和计量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探讨,本文将通过对基础货币与货币供给量之间计量关系的研究,以检验我国货币供给机制的运作方向问题。为了表述的全面性,文中将同时分别检验广义货币供给(M2)和狭义货币供给(M1)与基础货币(B)的关系。

由于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统计制度进行了较大调整,因此,1997年以后的数据与以往的历史数据是不可比的。本文选取从1998年第一季度到2006年第三季度的数据,共35组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各期,其中2006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月报。为了消除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本文对其取对数值,得三个变量:LNB、LNM2、LNM1,分别代表基础货币、广义货币供给、狭义货币供给。实证检验过程如下:

(一)ADF检验

由于采用非平稳序列建立模型将很可能导致伪回归。故在分析时间序列问题时,进行单位根检验是必要的。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原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后得到的ADF统计量若大于给定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则所检验序列为非平稳序列,反之亦然。若为非平稳序列,则继续对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检验,以确定其单整阶数。本文采用麦金农临界值,对上述各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LNM2、LNM1、LNB都具有单位根,而其一阶差分为平稳序列,即为I(1)序列。

(二)协整关系检验

协整是指若干个单整阶数相同的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为平稳序列,它可以表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关系。本文采用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的两步检验法(EG检验),分别对LNM2、LNB以及LNM1、LNB进行协整检验。

1、对LNB、LNM2进行协整检验

第一步:对LNB、LNM2建立协整回归模型:

LNB=2.243+0.696LNM2

第二步:令

E2=LNB-2.243-0.696LNM2

对E2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E2已经是平稳序列。故LM2与LNB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这样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以表明LNB和LNM2之间的短期变动关系。经过多次试验,删除不显著的滞后量,采用广义差分法得到方程如下:

上式四个变量的系数都有正确的符号,并且各系数都是显著的,DW统计量表明残差项之间不存在序列相关,因而上式是理想的单方程误差修正模型。

2、对LNB、LNM1进行协整检验

第一步:对LNB、LNM1建立协整回归模型:

LNB=2.803+0.708LNM1

第二步:令

E1=LNB-2.803-0.708LNM1

对E1进行单位根检验,同样发现E1也已经是平稳序列,故LNM2与LNB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同样经过多次试验,删掉不显著的变量,我们可以得到误差修正模型:

上式四个变量的系数都有正确的符号,并且各系数都是显著的,DW统计量表明残差项之间不存在序列相关,因而上式也是理想的单方程误差修正模型。

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1969)提出,如果由yt和xt滞后值所决定的yt的条件分布与仅由yt滞后值决定的条件分布相同,则称两序列存在格兰杰非因果性;若加入xt滞后变量有助于改善yt的预测精度,则称两序列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对上述各货币供给对数序列两两配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在1998到2006年的季度数据样本区间内,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NM2是LNB的格兰杰原因,LNB却不是LNM2的格兰杰原因;LNM1是LNB的格兰杰原因,LNB却不是LNM1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我国货币供给体系存在明显的“倒逼机制”,具有显著的“倒逼”特性。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国货币供应体系中,是广义货币供给以及狭义货币供给决定基础货币供给,而不是外生货币供给论所认为的狭义货币供给通过乘数效应决定广义货币供给的外生货币供给思想。

(四)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和脉冲反应分析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只能说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不能说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强度。本文通过对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和脉冲反应分析,揭示出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动态影响过程。

1、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的基本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新息相关联的各部分,从而了解各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方差分解不仅可以对样本期间以外的因果关系检验,而且还将每个变量的单位增量分解为一定比例的自身原因和其他变量的贡献。笔者通过建立VAR(2)模型,进而得出方差分解结果。为了更形象地反映各变量贡献的变化趋势,文章用趋势图给出(见图1和图2):

从图1可以看出,从第三期开始,广义货币供给(LNM2)对基础货币供给(LNB)的影响持续、显著地增大,而基础货币对其自身的影响却持续地明显降低。

从图2可以看出,从第一期开始,狭义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供给的作用就显著地增强,在第十二期就占到基础货币供给预测误差的50%,并且之后依然持续增强其对基础货币供给的影响。而基础货币对其自身的影响却是相反的。

2、脉冲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是试图描述任意一个变量的扰动是如何通过模型影响所有其他变量的,并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本文通过建立VAR模型,利用脉冲反应函数来分析LNB对LNM1、LNM的动态冲击的反应。

从图3可以看出,在第一期基础货币(LNB)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新息立刻有较强的反应,供应量增加了约0.042左右,但影响的时间不长,到第四期就回到原来的水平,以后一直以一个持续的、稳定的微弱负值影响基础货币的供给;而广义货币供给虽然在第二期对基础货币有一个微弱的负向影响,但很快从第三期开始就以一个持续的、稳定的较强正值影响着基础货币的供给。这与上述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是吻合的。并且广义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供给有较强的决定作用。

从图4可以看出,其基本结构与图1相似,第一期基础货币对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立刻起反应,但很快就回复到一个持续、稳定微弱的负值影响;从第二期开始,狭义货币供给(LNM1)就以一个较强的正向值作用于基础货币供给,并且之后以一个较大正值持续稳定地作用于基础货币的供给。而且与图3中不同的是,狭义货币供给并没出现任何对基础货币供给的负向作用,这应是狭义货币比广义货币具有更强流动性的缘故。

三、结论

通过对我国货币供给与基础货币供给(对数)变量之间关系的计量检验发现,各层次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供给具有持续的、显著的决定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得到的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在货币供给量与基础货币的长期均衡关系上,无论是广义货币供给还是狭义货币供给都与基础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说明我国的货币供给与基础货币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一点,主流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和外生货币供给理论都是认可的。

第二,从货币供给和基础货币的Granger因果关系来看,无论是广义货币供给还是狭义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变化都存在显著的Granger影响,表明我国货币供给机制存在显著的“倒逼”特性,而不是外生货币供给论者所长期坚持的由基础货币通过乘数效应决定货币供给的外生性思想。

第三,通过方差分解分析,识别了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变动的动态影响过程。方差分解的估计结果表明,货币供给在长期和短期对基础货币的影响是非常显著而持续的,“倒逼”特性非常明显。

第四,通过估计VAR模型的冲击反应分析,可以看出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冲击的动态反应路径。发现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冲击效果是持续而稳定的。估计结果不仅再次验证了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倒逼”特性,而且具体描述了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动态影响。

参考文献:

1、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弗里德曼.货币稳定方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盛松成等.现代货币经济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4、宁咏.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假设与经验事实[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基础货币论文第4篇

关键词:外汇储备;基础货币;协整

      在一个开放经济体系中,外汇储备变动已成为国内金融政策和对外金融政策的连接点,成为反映本外币政策冲突的关键性政策指标之一,也是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因素。自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外汇储备持续稳定增长,出现了国际收支结构非对称性的双顺差。在我国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外汇储备攀升造成的外汇占款问题已影响到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增强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限制了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对维系币值稳定和控制通胀水平都产生了很大压力。因此,研究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供给的影响,探讨相关的政策建议和解决途径,关系到我国货币市场及金融秩序的稳定。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外汇储备对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影响,揭示外汇储备及其变动在货币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第一部分探讨了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供给影响的理论基础和影响路径;第二部分为外汇储备对我国基础货币供给影响的实证分析;第三部分给出了实证分析的结论以及从中获得的启示。

一、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供应量影响的理论分析

20世纪60年代前,经济学家大都将货币供给量视为中央银行可加以绝对控制的外生变量,凯恩斯就认为货币是外生变量,中央银行可以决定基础货币的水平,而货币供给又是基础货币的稳定函数,因此货币供给由中央银行所决定。60年代以后,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不是取决于货币当局的政策意愿,而是取决于经济体系中实际变量,新剑桥学派的卡尔多(1977)则认为货币是内生性特征。后凯恩斯学派的格利和托宾从金融创新和货币乘数等角度说明了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和不可控性。承认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要分析外汇储备变动是否是引起基础货币变动的前提。

基础货币(Monetary Base)也称为高能货币(High-power Money),是具有货币扩张或收缩能力的货币,是货币供应量形成的基础。基础货币为流动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和存款货币银行保有的存款准备金(准备存款与现金库存)之和,基础货币直接表现为中央银行的负债,表示为:MB=C+R。

根据国际收支货币分析说,在假定一国货币需求函数为一长期稳定函数的前提下,开放经济中一国基础货币由两个途径产生,即国内信贷(用D表示)和国际储备(主要是外汇储备,用F表示),则有:

MB=D+F

其中,D表示中央银行国内信贷,包括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对国家财政的透支和贷款以及一些财政性质的贷款以及其他以放款、证券投资等形式进行货币投放的项目;F表示中央银行国外净资产,即国家的外汇储备。而货币供给M为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乘积,于是有:

M=m·(D+F)

其中,m为货币乘数,m·D为国内货币供应量, m·F为由外汇储备波动引致的货币供应量。

由上述关系式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外汇储备变动是货币供给量变动的重要渠道,因而贸易余额和资本流动通过影响外汇储备会对货币供给产生冲击;其次,外汇储备占款是中央银行的一项重要资产,具有高能货币的性质,通过乘数效应对货币供给产生成倍的放大作用。可见,中央银行通过收购外汇,同时投放基础货币的行为影响基础货币,由此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供给产生内在的逻辑联系。

一般情况下,只有当中央银行收购外汇形成外汇占款时,才成为基础货币投放增加的动力,而并不是所有国际收支顺差引起的外汇储备上升都会导致基础货币的扩张。当外汇占款造成了基础货币的投放压力时,如果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例不大,也很容易通过收缩国内信贷等方式进行冲销操作,以抵消货币扩张效应。我国自1994年以来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除境外机构和投资者持有的外汇可以在指定银行开设现汇账户外,国内企事业单位所得外汇收入必须按当日外汇牌价卖给指定银行,而外汇指定银行由于受外汇头寸的限制,多余头寸需要在外汇市场上再出售给中央银行,实际上中央银行成为了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唯一的做市商。虽然2003年允许中资企业在指定银行开设外汇结算账户,但也仅只能保持在一定的限额之内。

这种以强制结售汇制以及资本与金融项目的管制为主要特征的我国外汇管理制度,是我国官方外汇储备增加的制度性原因,也是根本性的原因。其造成的结果是:外汇储备被动地集中到国家手中,外汇储备的增加直接引起外汇占款和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加,银行和企业、居民等微观主体持有的外汇由于政策的制约具有刚性,没有同步增长,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与民间持有外汇所占外汇总量比例的差距日益增大。随着外汇储备规模增加并向国家集中,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以冲销操作维持合理货币供应量的余地越来越小,外汇占款增加引起的基础货币增加的压力转化为基础货币的现实增加,并导致货币供给量的扩张。本文对我国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关系的研究就是建立在这种传导机制的基础之上的。

二、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影响的实证检验

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本检验以基础货币(MB)为因变量。在自变量的选择方面,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来看,基础货币的投放渠道主要为外汇占款和对金融机构的债权,而外汇占款主要是受外汇储备的影响,这在本文理论部分已有论述,因而将外汇储备(eF)作为自变量之一。

除此之外,货币当局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受再贴现利率(RR)的影响。而从基础货币的定义可知,基础货币由流通中的现金和准备金组成,因而受到法定存款准备金率(LRR)的影响。为了保证模型的完整性,也将这些因素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

2. 实证分析

首先采用ADF检验法对各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其次进行协整检验,最后因果关系检验,均通过,说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和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可以用OLS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回归,得到LNMB和LNEF、LRR、RR之间的长期关系方程为:

LNMB= 7.20120 + 0.3244524*LNEF + 0.05275847*LRR - 0.04825578*RR   (3.1)    45.19      18.56         15.42           -4.6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R2=0.993124  D.W=1.68   F=1636.866   T=38

由 回归方程的参数可知,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D.W.=1. 68略微偏低,说明残差序列可能存在着自相关性。对模型进行一、二阶LM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上都不能拒绝原假设,即模型不存在一、二阶自相关。LM和其他残差检验结果见表1。各项检验都表明,模型统计性质良好,残差符合正态分布,且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表1 模型诊断结果 检验

LM1

LM2

 

正态性检验

White检验

(不带交叉项)

White检验(带交叉项)

F统计值

0.589092

0.589092

2.232411

1.004626

0.582076

P值

0.4482

0.1794

0.327520

0.4026

0.8003

通过对2001年至2010年季度数据的检验可以看到,我国的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模型(3.1)是对这种长期稳定均衡关系的数学描述。从各自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都可以看出,在长期中,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的影响是最大的,基础货币对外汇储备的敏感程度明显强于其它自变量。需要说明的是,在此模型中由于EF与MB均进行了对数处理,回归系数0.3244524是FE对MB的弹性系数,即EF每增加1%,MB相应增加0.3244524%,这表明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的影响十分明显。这充分映证了前文的理论论述:在我国现行的外汇储备政策和外汇管理体制下,我国外汇储备的变动对基础货币的投放有显著影响,增强了基础货币的内生性。随着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迅速增长,必然给基础货币调控制带来巨大压力。此外,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对基础货币的影响虽然具有显著性,但从系数来看,影响程度很小。这也从另一方面论证了随着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影响的增强,基础货币更多地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的形成及其影响作用过于集中,甚至是比较被动的运用,使得其它调控基础货币中国内信贷工具的作用不大,从而增强了基础货币的内生性。客观地讲,这样对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是不利的,因为外汇占款的运用限制了其它政策工具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有可能会降低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有效性。

三、结论和启示

利用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可得以下重要启示:

1. 从长期来看,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外汇储备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基础货币就同方向变动0.324个百分点。外汇储备是货币乘数的格兰杰原因(显著性为0.0326)。这一结论符合中国外汇体制现状:  政府结售汇,通过外汇占款影响基础货币。 而在现实经济中,外汇储备的变动是由国际收支状况影响的,这就加大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调控的难度,给开放经济下本外币政策的协调带来压力。

基于这种影响,在我国目前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形势下,需要通过调节国际收支、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以及发展公开市场操作等新的冲销手段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国际收支失衡是通过现行的外汇形成制度对基础货币产生影响的。如果现行的外汇形成制度不改变,这种传导途径就会一直存在,中央银行也就会一直处于购买外汇,以外汇占款的形式投放流动性,然后再通过冲销操作回收流动性这一困局之中。因此只有对我国目前的外汇形成体制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2. 根据格兰杰检验,准备金率与基础货币的联动性非常高,准备金率的变动是基础货币发生变动的显著原因。但根据模型3.1可知,准备金率的变动使基础货币变动的比例很小,准备金率提高1%(绝对变动),基础货币仅变动0.053。因此准备金率虽然是影响基础货币的一个重要变量,但影响力不大,如果过于依靠这一个工具,达不到货币政策的既定效果。而过高的准备金率将不利于我国的银行系统,会带来一些难以控制的副作用。

近两年来,为了收紧流动性,央行频繁的提高准备金率,变动次数多,幅度也非常大。与欧美国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17%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严重偏高。据统计,发达国家中,美国的法定准备率为3%、德国为5%、日本为2%、英国为0.5%,在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等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日益完善的情况下,有些国家甚至已经取消了法定准备金制度。尽管具体国情不同,但是我国的金融业已经日渐开放,并且越来越国际化。从长远来看,偏高的法定准备金率会让我国商业银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状态,不利于促使银行主动寻找资金投向,参与市场竞争。

另外,一种政策从开始实施到产生结果,中间会有时滞,准备金率也是如此。在前期政策效果还没有显现之前,就盲目地加大政策力度,往往会造成政策适用过度,本来想对经济降温,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却导致经济降温过渡,抑制了经济的正常发展。

基础货币论文第5篇

货币电子化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发展而逐渐出现的一种以电子货币取代现有纸币的现象和趋势。关于电子货币,国内外许多机构(如Basle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1]、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2]、European Central Bank[3])和学者(如赵家敏[4]、尹龙[5]、陈雨露和边卫红[6]以及王春雷[7])从不同角度进行过定义和分类,其中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电子货币是由银行等主体以数字形式发行的存储在银行卡或网络中并通过网络以数字传输方式实现流通和支付功能的货币;电子货币的类型较多,其中最主要最常见的是现金替代型电子货币,它是由银行发行的存储在各种银行卡中,代替现金发挥支付功能的货币。本文所说的电子货币就是指以银行卡存款形式存在的现金替代型电子货币,本文所谓的货币电子化是指公众用银行卡存款这种电子货币来代替现金货币,用银行系统的电子支付清算来代替现金支付结算的过程。

流动性是一个含义比较广泛的概念,它一般是指一种资产转化为某种支付手段的难易程度。夏斌和陈道富[8]从可测量、可统计的角度,对流动性进行了三个层次的界定:一是将流动性界定在银行体系内,指超额存款准备金;二是将与实体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货币供应量视同于流动性;三是将社会经济中一切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变现能力和支付能力的金融资产视为流动性。本文所说的流动性主要包括前两者,即超额银行准备金和货币供应量,特别是狭义货币供应量,流动性效应是指由某种原因引起的银行体系准备金或流通领域货币供给量,特别是狭义货币供应量增加的现象。

货币电子化过程中电子货币取代现金货币,会影响货币供给的诸多方面,可能产生明显的流动性效应,容易导致流动性过剩。货币电子化的流动性效应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但一直以来学者们对此问题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只有少数学者在有关研究[9]-[13]中有所涉及。研究货币电子化的流动性效应问题,不仅对于完善货币电子化环境下货币供给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加强货币电子化环境下流动性管理也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因此,本文以下部分,将首先从理论上探讨货币电子化流动性效应产生的原因、影响因素及其大小;在此基础上,根据理论研究的结论,利用我国的实际数据,从实证上进一步分析货币电子化流动性效应在我国的表现及大小;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有关建议。

二、货币电子化流动性效应的理论研究

货币电子化是指公众将手中的现金货币存入银行卡,用银行卡存款这种电子货币来取代手中的现金货币。这一过程不但会通过减少流通中的现金货币、增加银行准备金而改变基础货币结构,而且会通过改变公众持有的现金货币及电子货币与存款货币之间的比率而影响货币乘数,还会通过向狭义货币中加入电子货币这种新型货币形式而扩大狭义货币的范围,改变狭义货币的构成,进而扩张货币供给量,产生流动性效应。这一部分将通过分析货币电子化对基础货币结构、货币乘数因子和狭义货币范围及构成的影响,在理论上探讨货币电子化流动性效应产生的原因、大小及影响因素。

(一)对基础货币结构的影响

货币电子化的流动性效应,首先来自于它对基础货币的影响方面。基础货币是商业银行体系借以创造和供给最终货币的货币,它由公众持有的现金货币C和商业银行体系的存款准备金R两部分构成。货币电子化对基础货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对基础货币结构的影响方面。

由于货币电子化是指公众将手中的现金货币交给银行,存入银行卡中,用银行卡存款这种电子货币来代替现金货币,因此这一过程会对基础货币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客户向银行交出现金货币,会使这一部分现金货币退出流通领域,这会使式(1)的基础货币供给余额B中的现金货币C减少;另一方面,这一部分现金货币返回银行体系,则会使银行体系的准备金增加,这又会使式(1)的基础货币供给余额中的银行准备金R增加,形成超额准备。

B=R+C(1)

在上述过程中,虽然现金货币的减少额等于银行体系准备金的增加额,两者的数量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基础货币的总量不变,但基础货币结构却发生了变化:现金货币在基础货币中所占比重下降,银行体系准备金在基础货币中所占比重上升。而银行体系准备金的增加,则会刺激其发放贷款,进而产生派生存款,最终成倍放大货币供给量。

可见,从基础货币角度看,货币电子化是通过改变基础货币结构,来影响银行体系的准备金和派生存款货币创造能力,进而扩张货币供给量,产生流动性效应。

(二)对狭义货币范围、数量和构成的影响

货币电子化的流动性效应,还来自于它对狭义货币的影响方面。货币电子化对狭义货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对狭义货币的范围、数量和构成方面的影响。

首先,从狭义货币范围方面看,在传统货币环境下,狭义货币M1的范围只包括现金货币C与活期存款货币Dd。

M1=C+Dd(2)

在货币电子化环境下,由于货币电子化是指公众将手中的现金货币C存入银行卡中,用银行卡存款这种电子货币E来代替现金货币,而客户将现金存入银行卡与客户将现金存入银行活期存款账户并无多大差别,银行卡存款与活期存款本质上也并没有什么区别:活期存款是银行对客户的负债,银行卡存款也是银行对客户的负债;活期存款可以通过签发支票进行对外支付,银行卡存款则可以通过电子信息传输进行对外支付,所以以银行卡存款形式存在的电子货币可以看做是独立于活期存款之外的一种新的“存款帐户”,应该包括在狭义货币内。这样,在货币电子化环境下,狭义货币的范围就不仅应该包括现金货币与活期存款货币,而且应该包括电子货币。因此,如果将货币电子化环境下的狭义货币用M*1表示,则:

M*1=C+Dd+E(3)

其次,从狭义货币数量方面看,在货币电子化过程中,随着现金货币退出流通领域返回银行体系,银行体系会产生大量超额储备。而超额储备则会被银行用来发放贷款,产生派生存款,这会使式(3)中的活期存款货币Dd增加,进而使货币M*1也相应增加。

最后,从狭义货币构成方面看,虽然在式(3)中电子货币E代替现金货币C的电子化过程中,公众持有的现金货币的减少额正好被电子货币的增加额所抵消,两者的数量大小相等,方向相反,货币M*1不会因此而改变,但货币M*1的构成却因此而发生很大的变化:现金货币在M*1中所占比重会下降,电子货币所占比重会上升。此外,由货币电子化所引起的派生存款的额外增加,还有可能使活期存款在货币M*1总额中所占比重上升,从而进一步改变货币M*1的构成。

可见,从狭义货币角度看,货币电子化是通过改变狭义货币的范围、数量及构成,提高银行体系的存款货币创造能力来扩张货币供给量,产生流动性效应。

(三)对狭义货币乘数因子及大小的影响

货币电子化的流动性效应,还来自于它对货币乘数的影响方面。货币乘数是反映银行体系运用基础货币,创造和供给最终货币,进行货币扩张的倍数,它用最终货币与基础货币之间的比率来衡量。货币电子化对货币乘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对狭义货币乘数因子及大小的影响方面。

在传统货币环境下,假定中央银行规定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率分别为rd、rt,公众持有的现金货币C与活期存款Dd之间的比率即通货比率为 c,定期存款Dt与活期存款Dd之间的比率即定期存款比率为t,银行持有的超额准备ER与活期存款Dd之间的比率即超额准备金率为h,则传统货币环境下货币M1的乘数:

比较式(4)与式(5)可以看出,货币电子化环境下的货币M*1的乘数比传统货币环境下的货币M1的乘数多了一个影响因子e,并且与e成同向关系。

从货币电子化对K*1的各因子的影响来看,由于货币电子化是公众用电子货币来代替现金货币,用银行体系的电子货币支付清算来代替现金支付结算,因此货币电子化的快速发展,银行体系电子清算系统的高效运转,以及电子支付清算的方便快捷,一方面会使公众更多地选择用电子货币来代替现金货币,通过银行体系电子清算系统进行支付结算,这会使通货比率c降低,同时使电子货币比率e上升;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公众得以尽量减少满足未来支付所需的现金持有量,并相应地增加收益率较高的定期存款的持有量,这也会使通货比率c降低,同时使定期存款比率t上升;还可以使商业银行尽量降低满足清算所需的超额准备金,这会使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h下降。虽然定期存款比率t的上升会使货币乘数下降,但通货比率c及超额准备金率h的下降,以及电子货币比率e的上升,则会使货币乘数上升,特别是使M*1的乘数出现更大幅度的上升。

(四)在狭义货币供给总体变动方面的表现

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货币电子化对狭义货币供给量的总体影响大小,可以用狭义货币供给对货币电子化的弹性系数(即当流通领域的现金货币余额因货币电子化而减少1%时,狭义货币供给量增加的百分比)来衡量,所以为了考察货币电子化的流动性效应在我国狭义货币供给总体变动方面的表现,这里根据表2中 2006年的有关数据,c=0274,e=0267,t=0391,以及wind资讯提供的2006年数据h=28%,rd=rt=85%,运用式(11),计算2006年货币M*1的供给对货币电子化的弹性系数dM*1dC/M*1C=-c(rd+t·rt+h)(1+c+e)=-122。这表明,在2006年的货币环境下,当流通领域的现金货币余额因货币电子化而减少1%时,货币M*1的供给余额会增加122%。

四、结论与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第一,货币电子化影响货币供给的诸多方面,能够通过改变基础货币结构、提高货币乘数、提升银行体系派生存款创造能力、扩大狭义货币范围及数量等途径,产生明显的流动性效应。传统货币环境下的货币供给理论和模型已经不能完全正确地描述和概括货币电子化环境下的货币供给实际,亟需改进和完善。第二,我国货币电子化的快速发展,已使电子货币成为我国狭义货币领域一种新的重要的货币形态,并对我国狭义货币供给的诸多方面造成了明显的影响,产生了显著的流动性效应。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两点建议:第一,学术界需要深入研究货币电子化对货币供给的影响,积极探索货币电子化流动性效应产生的原因、大小和影响因素,努力提出一整套能够全面正确反映货币电子化环境下货币供给实际的货币供给理论和模型。第二,管理部门需要重视货币电子化对我国货币供给的重大影响,明确货币电子化流动性效应在我国的具体表现,加强对电子货币的立法、监督、统计和分析,提高货币电子化环境下流动性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Basle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Risk Management for Electronic Banking and Electronic Money Activities[R] Basle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Working Paper,1998

[2]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Implications for Central Banks of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Money[R] BIS Working Paper,No2027,1996

[3]European Central BankReport on Electronic Money[Z]European Central Bank Press,199813-16

[4]赵家敏论电子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2000,(11):19-24

[5]尹龙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的影响[J]金融研究,2000,(4):34-41

[6]陈雨露,边卫红电子货币发展与中央银行面临的风险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2,(1):53-58

基础货币论文第6篇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主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色色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我们首先应该从更基础的概念“货币”开始分析,弄清楚“货币”是什么,以及构成“货币”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76)在其开创性的着作《国富论》中详细讨论了货币的起源。斯密认为,由于社会的分工人们为了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不得不进行货物交换,而货币正是人们进行交换的通用媒介。斯密论述道,“(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可见,货币就是人们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它可能是牛马、可能是盐、贝壳、烟草、干鱼丁、兽皮等等,当然人们最后还是选择了金属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这是因为金属不易磨损、可任意分割等等优越的特性。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给出了货币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说明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所谓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指的是,在进行货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凭着什么对某种“通用媒介”保持信心。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愿意将手中的货物换成货币,又为什么这一货币可以与任何货物相交换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一“通用媒介”毫不怀疑,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答案,继续追寻货币得以通行的基础,那就触及到法律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社会契约论者对这一问题也给出了系统的论证。17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巨着《利维坦》,也由此开创了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此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为国家、政府、法律进行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的经典论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撰写《正义论》,对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抽象,并用其论证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使这一古老的理论重新焕发了青春,推动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主权者,而在主权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主权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主权,而主权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主权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主权;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主权。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主权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主权,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以上讨论了一国之货币和主权间的紧密联系,那回到“世界元”的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推理,这样的设想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任何一种货币都必须以主权这种国家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超主权”货币的身影。1865年,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签订了实行统一货币的协议,成立了拉丁货币同盟。根据协议,该同盟成员国采用统一的面值和成色价值标准铸造货币,只是保留本国的货币徽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拉丁货币同盟于1928年解体。现行的欧洲货币联盟的欧元则直接继承了拉丁货币同盟的这一先例。那当今的“欧元”是否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欧元的货币性质及其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基础货币论文第7篇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主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色色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我们首先应该从更基础的概念“货币”开始分析,弄清楚“货币”是什么,以及构成“货币”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76)在其开创性的着作《国富论》中详细讨论了货币的起源。斯密认为,由于社会的分工人们为了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不得不进行货物交换,而货币正是人们进行交换的通用媒介。斯密论述道,“(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可见,货币就是人们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它可能是牛马、可能是盐、贝壳、烟草、干鱼丁、兽皮等等,当然人们最后还是选择了金属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这是因为金属不易磨损、可任意分割等等优越的特性。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给出了货币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说明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所谓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指的是,在进行货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凭着什么对某种“通用媒介”保持信心。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愿意将手中的货物换成货币,又为什么这一货币可以与任何货物相交换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一“通用媒介”毫不怀疑,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答案,继续追寻货币得以通行的基础,那就触及到法律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社会契约论者对这一问题也给出了系统的论证。17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巨着《利维坦》,也由此开创了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此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为国家、政府、法律进行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的经典论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撰写《正义论》,对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抽象,并用其论证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使这一古老的理论重新焕发了青春,推动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主权者,而在主权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主权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主权,而主权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主权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主权;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主权。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主权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主权,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以上讨论了一国之货币和主权间的紧密联系,那回到“世界元”的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推理,这样的设想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任何一种货币都必须以主权这种国家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超主权”货币的身影。1865年,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签订了实行统一货币的协议,成立了拉丁货币同盟。根据协议,该同盟成员国采用统一的面值和成色价值标准铸造货币,只是保留本国的货币徽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拉丁货币同盟于1928年解体。现行的欧洲货币联盟的欧元则直接继承了拉丁货币同盟的这一先例。那当今的“欧元”是否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欧元的货币性质及其与国家主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