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集中于20世纪第一个十年，正是求知若渴的青年学子，资质聪颖，意气风发，甚至有些年少轻狂。又恰逢日本近代史上第二次民主思潮，以及由此而彰显的时代新气象，对天才的期许和崇尚、对个性和创造力的讴歌、对人性的呼唤与伸张，这种开放的时代氛围令来自封建传统国度的创造社诸君，满心激荡、心驰神往。正如郁达夫所描述的，“两性解放的新时代，早就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智识阶层，学生群众———里到来了。”置身在这样的社会氛围，创造社诸君也将目光投向男女恋爱、婚姻等两性话题，再加上自身的性格和心态，以两性为主的创作占他们作品总量的大成。他们以大正时期的女性解放热潮为背景和参照，让他们所熟悉的中国女性成为作品的主角，批判的矛头对准她们被压抑的灵魂和被遮蔽的命运。在对光明和希冀的热切渴望中，因时代、社会、个人等因素而难以调和的“灵肉分裂之苦恼”成为包括戏剧界在内的日本文坛颇感棘手的现实问题。日本惠特曼研究权威有岛武郎就在《出生的烦恼》、《死及其前后》等作品中写出灵肉分裂的深刻痛苦。这种矛盾纠结的苦恼情绪引起了创造社诸君的共鸣，他们在早期创作中也表现出“个人的灵活与肉体的斗争”。
田汉在谈论那一阶段的创作时说:“无论创作剧，还是翻译剧，都有一种共通的‘灵肉生活之苦恼’的情调。”《咖啡店之一夜》中的林泽奇，不知自己是“向灵的好，还是向肉的好”，他的生活“是一种东偏西倒的生活”，“灵－肉;肉－灵;成了这么一种摇摆状态，一刻子也安定不了”。《灵光》中的张德芬，也因婚姻问题上“灵肉的交战”而感到难以摆脱的“烦闷”。同时，日本新剧在观照人类情感命题的同时，还有很多题材直接源于日本民族的现实生活，精神上更契合日本的民族文化心理。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创作，为当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方向，即如何将文学的艺术功能与社会功能结合起来。一向标榜艺术至上的创造社诸君在婚恋题材之外也开始尝试着用戏剧形式表现工农大众的生活状态，如田汉的《午饭之后》。还有一些作品，将戏剧的眼光投向下层民众的苦痛和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上，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戏剧反映现实生活的能力。如郁达夫的《孤独者的悲哀》、张资平的《军用票》、成仿吾的《欢迎会》等。然而，日本文学毕竟是有别于中国的文学，因此，创造社诸君在接受日本戏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中国因素”的制约。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文学启蒙是在中国本土完成，更在于中国文化在他们心理和情感塑造上所占有的“先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审美情调的角度进行理解。日本新剧非常重视抒情，这种抒情不是郭沫若《女神》中撼天动地、响彻云霄的无节制的情感宣泄，而是承袭了日本“物哀”的美学精神。“物哀”是日本传统的文学观念和美学思想，讲究“真情流露”，即情感主观接触外界事物时，自然而然或情不自禁地产生的幽深玄静的情感。“物哀”的美学传统不仅深深根植于日本文学，而且支配着日本民众精神生活的诸多层面。创造社诸君敏感多情的心性、内在的艺术修养、以及中国汉民族与日本大和民族的文化相通性，使得他们更容易领会“物哀”的美学精神，从而在创作中与之呼应，呈现出深沉淡泊的美学风格。
二、大正时期的日本文学界异常活跃
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各个时期的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在这一时段集体涌入，对日本文坛造成极大的冲击并呈现出活跃而纷繁的局面。创造社诸君在日本所受的影响，除了日本本国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外，还有以日本为媒介所接受的西方文化影响。“日本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过程中比任何的国家都更为重要，它发挥了双重的作用，既是启蒙的导师，又是输入西方文学的中间人。”这正是“日本机制”的第一重机制———环境机制之外，创造社戏剧艺术中“日本机制”所发挥的第二重功能———中介机制，或称媒介机制。自明治第二个十年之始，一股翻译文学的风潮开始在日本文坛盛行，“在这个时期里，翻译和介绍过来的有英国的莎士比亚、李顿、迪斯雷利和司各脱的作品，法国方面的有凡尔纳、费尔隆、大仲马和雨果，还有俄国的以虚无党的活动为中心的虚无党文学等等。”许多的日本作家和学者致力于翻译的再创造过程。正是得益于这样浓郁而开放的文化氛围，不仅为创造社诸君打开了接触西方文学的窗口，同时因日本文化界的推介，让他们在西方文学的选择上获得某种导向性的引领作用。如他们所推崇的歌德、卢梭、尼采、惠特曼、泰戈尔、波特莱尔等，都是通过日本文坛的推介而进一步接触的。这样，创造社诸君通过日本这个窗口间接地向世界文流靠拢。历史剧是五四时期很受作者青睐的戏剧类型，创造社诸君中郭沫若和王独清都有历史剧存世。他们的历史剧带有鲜明的自我色彩，借“古事古诗”以表达个人对“今事今人”的思考。郭沫若在创作戏剧之前，曾阅读莎士比亚、歌德、席勒、泰戈尔等人的作品。他将史剧分为两类，“一种是把自己去替古人说话，如莎士比亚的史剧之类，还有一种是借古人来说自己的话，譬如歌德的《浮士德》之类。”并强调自己的史剧观更多地来自歌德浪漫主义史剧观的影响，目的是“借古人的皮毛说自己的话”，“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王昭君不再是历史中那个被迫远嫁的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悲情女子，而化身成一个封建斗士和理想女性。王独清创作历史剧的兴趣也不仅限于历史事实本身，他要“把这中间的主要人从那已死的形体中复活了起来，投以特殊的新鲜的生命”，“用我的清热把生命的水力吹进它们的身中，使它们成为我的新的建筑的新的原料。”
杨贵妃不再是红颜祸水的形象，而是以“甘为民族甘为自由牺牲的人物”。正是这种个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观感受，这种将个人抒发融于史剧创作的方法，形成了创造社史剧创作中反传统的浪漫主义风格。在此还要提及的是创造社对“新浪漫主义”的美学追求。日本文论家厨川白村在《近代文学十讲》中对新浪漫主义的源流、成因、特征的阐述，极大地影响了创造社诸君新浪漫主义文艺观的形成。田汉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谈及自己是如何通过戏剧去体验新浪漫主义的，“我看新罗曼主义的剧目从《沉钟》起，至今罗登德兰海因利希的印象还是活泼泼的留着，同时一股神秘的活力也从那时起在我的内部生命的川内流动着。”他将写于1920年的《梵珴璘和蔷薇》标注为“一部新浪漫主义的四幕悲剧”。陶晶孙自称是“一直到底写新罗曼主义作品者”。他的剧作《黑衣人》是用日文写成的作品，后被译成中文发表于《创造季刊》。剧中的“黑衣人”痛恨毫无公道可言的社会，手握武器，却无所适从。社会在剧中被描绘成一个“无物之阵”，无论采用什么方法与之对抗，依然难逃宿命。“在这个很短的剧本里，他描写孤独，寂寞，恐怖和疯狂，描写在特殊时候的凄凉和失望的，而仍然含着神秘的美丽的向往的心情是值得赞赏的。里面的情调，非常紧张而且静默，而从这紧张与静默中传出美和理想和现实底幻灭。”他的另一剧作《尼庵》则表现的是人物在梦境与现实冲突中的迷惘与觉醒。兄长苦劝万念俱灰的妹妹，妹妹虽然听从兄长的劝告从尼庵中走出，却不愿再入尘世的纷扰，“宁肯进第二的尼庵”———湖水之中。两部剧作都是以新浪漫主义手法造就，剧作手法之新颖，反映之深刻，无不映射出作者的艺术积累，以及对所学创作手法的自觉运用。确认地说，创造社诸君接受的西方文化，是经由日本“过滤”或“中转”后的西方文化，不论这个过程中存在怎样的转换过程，其实现的重要途径正得益于“翻译”的手段。许多的日本名家，佐藤春夫、谷崎润一郎、森欧外等在创作之余都极为重视对以西方文学为主的外国文学的翻译和推介。创造社诸君目睹了日本文坛对西方文艺的积极译介从而对本国文坛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促进作用，也开始重视“翻译”的功效，身体力行地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他们通过“日本之桥”完成了离开第一文化语境(母语文化语境)后，思想观念和文学修养在第二文化语境中的二次积淀和储备，郭沫若就曾翻译过歌德的重要诗篇、小说及戏剧。田汉也“目睹了日本话剧家接受外来话剧样式的经历和艰辛”，非常重视译介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促进和启发作用，他出版翻译剧本15部、改编外国剧本原著5部，还发表外国文学评论50余篇。
三、外界因素可以承担触动和启发的功能
但自我精神的内在诉求却是无法被替代的。深刻的人生体验，是文化环境、艺术交流这些外因所不能悉数诠释的。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或许才有可能将创造社诸君进行独立精神创造的过程给予生动描绘。正如王富仁对文化互动的一种描述那样，“文化经过中国近、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头脑之后不是像经过传送带传送过来的一堆煤一样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们也不是装配工，只是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部件装配成了一架新型的机器，零件全是固有的。人是有创造性的，任何文化都是一种人的创造物。”笔者在此讨论的正是创造社戏剧艺术中“日本机制”的第三重———体验机制。这一机制也可以概括为“留学体验”或“海外体验”。这是一种“对中国现代作家的生存、发展、成就以及历史地位，起到重要作用的留居他国学习的经历，以及这种经历经过学人个体特殊的精神转化后所形成的，对现代作家人生道路和创作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支援意识和背景因素。”创造社诸君的留学体验是以出生国(中国)为基础的内在知识、思维、情感，以某一个外在机缘(留学)为契机，通过另一个文化语境(日本)重新选择、整合、塑造的精神活动过程，而这个新的文化语境正是现代生活、现代思维、现代文化的一个新的传播地和创造地。初涉异域的创造社诸君，出国前大多生活在封闭保守的乡镇，受教的是传统儒家文化，来到日本后他们的内心无疑受到一股与既有思想体系全然不同的心灵冲击。“他们的文章和见解，难免受到留学所在地时髦的思想或偏见所感染。”日本社会的都市化刺激了他们年轻敏锐的神经，他们流露出对现代都市、物质主义的认同和倾心，看时报、泡温泉、观电影、谈恋爱，甚至去酒坊买乐。郁达夫、田汉等人就对作为“日本的风俗渐渐欧化的象征”的咖啡馆充满了想象，暗香疏影的咖啡馆成为他们早期创作中经常出现的空间设定。如田汉的剧作《咖啡馆之一夜》就是“以咖啡情调为背景，写由颓废向奋斗之曙光。”这样的精神体验已经不仅仅是生存空间的变更或者延伸所能简单解释的，而是“从传统中国向现代西方的转换中所产生的双重或多重情感空间、价值空间、审美空间的对立转化、矛盾发展或者自我超越。”内心所经历的复杂的心理体验和精神活动，就不可避免地让从“老中国”走出的创造社诸君时刻处于一种时空变换所造成的比对中。他们直面日本社会的资本主义化，社会风尚开放、现代文明发展，再反观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中国，新文化运动落入低谷、新文化阵营已然分化，以及身为被侵略国子民所受的屈辱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动所造成的民族自尊心的极大伤害。因而，创造社诸君在“日本机制”下的创作心理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充满了矛盾的复杂性。其实，日本文化和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远在创造社之前。“创造新文学之一人”的梁启超在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中提出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就是蒙受日本留学经历的启示。新文化运动的指导者中，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皆是20世纪初期的赴日留学生。
在拉里•里维斯的架上绘画里常常会见到多种风格与技法汇集在一个画面中，比如运用古典主义的写实方式与单纯的线描或拼贴方式杂糅在一起构成一幅绘画作品，或是通过对于边缘线的不同处理方式给人在平面使用拼贴的错觉(有的是真正的拼贴，有的是画出来的拼贴效果)等等。观者在似乎随意的处理方式中寻找到了另一种观看的乐趣，形象的叠加压平了画面的空间感，使空间交织在一起。他与大卫•萨利在架上绘画上都运用了比较多样的技法，有时一幅画面上同时出现古典技法、广告画的技法以及一些文字等元素。大卫•萨利异质混成的绘画作品显示出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强烈兴趣。既有抽象意味又包含自然主义的写实技巧。他的绘画作品主题来源广泛，有用严肃艺术中的素描等基础造型材料的，也有从艺术史中寻找的意义深刻、难以理解的绘画符码的。他同时也借用色情杂志作为图像来源，将这些主题相互重叠地加以描绘，比如在扩散的背景上再勾勒人型。
现代人和现代文明令人迷惑的视觉信息组成了大卫•萨利的代表性图解。他的绘画结构极为复杂，但是多种绘画元素在集结时都达到了较好的统一，同时作品也产生了新的视觉语言。给观者耳目一新的视觉感受。如果生活已经不同，艺术也就不同，那么实现艺术的手段也会不同。综合已经成为风格。
与集合概念有关的当代视觉艺术样式
除了被命名为集合艺术的艺术形式之外，还有很多与集合概念有关的当代视觉艺术样式，它们是贫穷艺术、合成摄影、达达、新达达、高科技艺术、矫饰摄影、摭拾物、极限主义、波普艺术、废品雕塑、拼贴画、装置艺术、弗鲁克萨斯等等。合成摄影是明显运用了集合概念的艺术类型，是一种平面的拼贴。它把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影像组合在一起形成另一幅单独的照片，产生的影像可以是现实的或幻想的。实际上，无论是多次曝光还是多次印片，或合成印片或是将几张照片剪切后进行拼贴，都是对集合概念的运用。
在最终完成的摄影作品里，其效果都是对多个影像元素进行挪用、拼贴、叠印或复制的结果。它在反映集合文本特征的同时，重组了一种新的不着实际边际的荒诞作品。比如:玛丽•贝尔于1968年创作的照片合成作品《北太平洋的时间》拼合出离奇的自然景象;大卫•霍克尼于1982年创作的照片合成作品《我的母亲》把照片分解以后重新组合使作品呈现出错位的空间感等等。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它们都运用了集合这一技术手法来创作作品。合成是此类摄影的创作手段，同时也是艺术语言的组成部分。合成摄影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后现代艺术中诸如:挪用、移植、复制、集合的修辞策略。在观念艺术中，有很多艺术家采用的手法是用照片分解后的再组合来做作品。比如法国的克里斯坦•波尔坦斯基于1990年制作的由照片，金属抽屉、盒子、串联灯组成的名为《骨灰盒》的装置作品，运用了纳粹集中营的犹太儿童照片、暗淡的夹口灯光、铁饼干盒，并置构成了巨型的装置，将无辜之死的悲剧感引申在单纯的罪恶控诉之外，给予观者一种宁静、和平的宗教性敬畏。
“新达达有时是对后波普解构装置及20世纪70年代后材料性质的观念艺术的泛称。新达达主要指涉琼斯与劳森伯格的作品。”
其中劳森伯格的作品运用废弃物与摭拾物来创造“拼合的”杂种绘画/雕塑。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达达思想的沿袭所产生的影响。他使用现成物与立体派惯用的粘贴技巧，那介于集合艺术与绘画之间的复合绘画即是对集合技法的平面的运用。
装置艺术与摭拾物的区别很小。如果要严格地区分它们，不同之处就在于装置艺术可以自创材料而不仅仅是堆砌现成的材料。装置艺术强调作品特定的空间性。全部要素或部分要素的汇集，给予作品另外的含义。当杜桑把自行车轮与四脚圆凳组成名为《自行车轮》的作品时，物体本身失去了其本来语言学上的含义，符号被独立出来，不再与物质相联系，它被唤起，被赋予新的意义。这也是装置艺术的意义之一。在形式上，图片、视像及各种方式本身，成为一种形式的集合，而集合本身成为一种言说方式，成为表现本身。
在废物雕塑的概念中，有人曾提到它是由工业残碎及废物集合而成的作品，根源仍然是立体派的拼贴与组构。“废物”是其材料特征，废物雕塑与摭拾物的差别，仅仅也在这一点。实际上无论是装置艺术还是摭拾物、废物雕塑，它们都利用了现成品，都赋予作品不同于材料本身含义的作品意义。包括在极限艺术、叙述性艺术中，都可以看到类似手法的运用。例如:德国艺术家伊娃•海斯创作的极限主义装置作品《关联》就采用了并置集结的创作方法;美国的爱德华•金霍尔兹与南茜创作的由综合材料制作的作品《阁楼7号》也运用了集合技法，而且在这里集合起到了在艺术语言中脱离符号与物质的作用，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技术手段而存在。
在女性艺术中，也有运用集合概念的作品。最明显的就是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用那铺天盖地的圆点和生殖象征物的堆积所组成的作品。集合的互异性或无序性的特征，在身体艺术中也有表现。比如美国艺术家凯•朗1992年用树脂玻璃挤压人体而制作成的摄影作品《美国身体》，不同的人体挤压着并且被压平似的贴在玻璃上，不同的状态放在一起给人强烈的变异感和压迫感。还有君特•布鲁斯1965年名为《自画•自创》的作品，在记录了艺术品形成的全过程的同时，每个图像都成为一个元素，将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才成为一个完整的作品。
如何才能使剧情真实，没有虚假的成分在里面，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各有言辞、莫衷一是。对于电影剧情真实性的讨论最早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这位古希腊的哲学家说：诗人和历史学家一个用韵文叙事，一个用散文叙事，他们之间的不同，不是他们文体表达方式的不同。亚里士多德喜欢用韵文叙述历史，这样的格律并非是限定内容的固定方式，能具有较好的艺术效果，唯一不同的是事情是否真的已经发生。因此，诗比历史更加富有哲学性，而成为更高境界的东西。诗词通常表现的是具有普遍性的事情，而历史记录的是过去的具体事件，”这种观点虽是一个较好的定论，但现实中的矛盾并不会消失，诗人认为此事“有可能发生”，而观众不可能全部赞同作者的观点，有些观众认为作者所叙述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纵观文坛的发展历程，许多文坛名家都对文艺创作中真实与虚假问题，提出过精辟的观点，结果是百家争鸣、莫衷一是。其中较权威的观点有：郭沫若的“失事求似”之说，茅盾的“两个真实统一”之说，余秋雨的“七项原则”之说，邵荃麟的“实实在在写史”之说以及郭启宏的“传神为上”之说等。在这些观点中，实施性较强的当属余秋雨的“七项原则”之说，其宗旨为：“一，对影响力较大的历史事件要反映其真实的一面。二，史书上确有的重要人物，其形象必须真实，他们若为剧中主角，则更为严谨。三，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要清晰，时代特征、历史氛围以及社会状况要做到真实。四，剧中由于剧情需要虚构的部分，要符合特定的历史情境。五“，真人假事”其所发生的事不但要与“真人”的身份、性格相匹配，还要符合特定的历史情境。六“，假人真事”，即剧情中虚构的角色在承担历史上发生的真事时，该“假人”外表和内心特征要与历史事件有内在的统一性。七，对于剧情中真实的内容，即所谓的“真人真事”要彻底保全其历史的原貌。”余先生的这段高论，对于历史题材的电影艺术创作，确有较好的借鉴作用。然而，它的不足之处是，它无法做到让任何题材的作品都能做到真实而不涉假。在国外同样存在着这样的争议和矛盾，最具权威性的说道是德国电影家法斯宾德的一句名言：“戈达尔说，电影是一秒钟二十四格的真理。我说，电影是一秒钟二十五格的谎言。”这两种说法观点相悖，但都各自立场坚定。崇尚真实，藐视虚假，是人们内心在接受事物的潜意识。然而，真实的界定很难把握，即便理论家的文章中满是为了证明真实性的各种论述，但电影创作者在创作中，依旧是茫然无措无从着手。其实，电影艺术的创作和其他叙事文艺作品类似，为了让观众在观看电影作品时真正融入到剧情发展中，随着主人公的情感波动而起伏。换言之，对于创作者追求的真实感并不是理论上的或者客观存在上的真实，而是以使广大观众认可剧情，与角色达到情感上的共鸣，即所谓的“真实感”。真实与真实感，虽一字之差，却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所以，艺术家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所追求的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真实，而是真实感，即以真实感作为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最大限度使观众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实现感同身受的境界。二千多年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可信却不一定有的事，比不可信却有可能发生的事有意义”。亚氏名言中的“可信”与“不可信”，就是上文所提到的真实感，即影片事件所给观众带来的主观感受，而并非纯粹追求历史事件的真实。
二营造易信不疑的剧情风格
风格是艺术家在创作时有意或无意的在自己作品上产生的一种特色形态，定型以后的风格会受到与之审美取向相同的人的借鉴和模仿。风格的另一个代名词叫“主义”，艺术理论把不同的作品分成不同的“主义”，有多少个主义就有多少种风格。具体来说有以下六种主要的风格：现实主义风格、古典主义风格、浪漫主义风格、自然主义风格、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后现代主义风格等。“主义”是不同国度在特定时期、特定理论体系支撑下的创作产物。它有自己的规律性和秩序性。从一定视角上看，各个“主义”表现的是艺术特色与生活的关系，或疏、或密、或近、或远、或形似、或神似。不同的风格有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这就要求创作者在对作品风格定位时，要准确把握特定的历史、地域、生活方式等理论。如果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撑剧情去拟真，可以选择对现实生活有一定夸张的后现代主义风格或浪漫主义风格，这样不易让观众起疑，从而增加剧情的可信度。电影创作者要营造熟人熟事，观众才会易信无疑。这是一个普遍的创作法则。同时，如若电影编剧对各类电影题材都很在行，那么大部分观众都能切身感受到真实感。老舍创作的经典作品《茶馆》，就是运用现实主义风格的手法，展现了一幕真实的故事情节。虽然该片也有人评价“故事不够紧凑，人物杂乱”，但是，没有人怀疑该片的真实性。因为老舍对老北京的普通民众、市井风俗等十分熟悉，在与观众书信互动时，老舍这样说：“官场达人我不熟悉，无法描述他们生活的真实面貌。我所结识的都是小人物，这些人过着清谈的生活，常下茶馆，我就把他们集中到一个茶馆里，从进出茶馆人物的变换洞悉社会百态的变换，同时映射出当时的政治时代特征等信息，这就是我写茶馆的初衷”。正因为老舍熟知北京文化，对茶馆文化深有研究，其作品《茶馆》的真实性让观众深信不疑。曾一度热播的《霸王别姬》《活着》《图雅的婚事》等影片引起了较好的反响，在这些影片的真实性问题上观众均具有较高的认可度，这几部电影的编剧均为芦苇，是位资深的剧作家，由这样一位深谙其道的编剧营造剧情，鲜有人疑其不真。为了表现电影的真实性，电影会竭尽全力向受众展示其真实的一面，如影片中角色的造型、剧情、动作等，摄影机常常以客观或主观的视角让受众去观察和体会。使之在精神的时空里，由直观的生理接触潜移默化为生理感受与意念幻觉，从而把自己的思想和意念附加到影片中某个角色的内心世界，站在片中人物的角度和位置来感受剧情中所上演的内容，有时还会将自己置身于剧情中去想象接下来的剧情发展。例如，电影《沉默的羔羊》就成功运用了现实主义艺术特点，把受众和片中女警官克拉丽共同引入变态杀人案的迷津中；《泰坦尼克号》运用浪漫主义风格把受众与露丝、杰克共同带入毫无心理准备的巨大海难场景中，体会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情节；《人鬼情未了》运用魔幻现实主义风格，表现了莫莉的危险处境，由于剧情的前期铺垫，观众比她更清楚事态的发展，从而处处为她担心；而在以“痴人说梦”形式进行叙事的《阿甘正传》中，以现实主义风格叙事，使观众通过对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产生的关注，产生对美国社会状况、历史、未来和人类社会生存状况的“真实”体验，透过剧情引发深入的思考与感悟。电影艺术的创作正是运用不同的表现手法，运用高度的真实性使有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艺术内容吸引观众，使观众体会到片中那一时刻的逼真场面。这样的电影让观众置身于现实生活不可能会发生的境况中，引发观众思考从未想过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
三运用“逻辑真实”手法营造电影真实感
如何切实可行的获取真实感，紧跟时代步伐，领悟社会精髓，深入剖析事实真相，创作出可信的故事，是每一个创作者的心愿，电影创作者应依据电影艺术创作的内在规律，灵活运用创作法则，以抛弃虚假为准则，烘托真实感为目标，做到理智的创作行为，这才能够体现电影创作者的巧思与睿智。在一部电影中故事情节的主要内容以及起、承、转、合的发展过程，作为剧情发展的主动脉，也是电影创作者最关心的问题。在电影创作中营造真实感的常规手法是：第一，故事情节要投观众所好；第二，故事情节要表述作者熟知和感兴趣的内容；第三，故事情节的内容要符合电影的表述。除了这些创作法则，在营造故事情节真实性的手法上“，逻辑真实”艺术手法的应用也是营造电影真实感的良好手段。美国的科幻大片《第六日》讲述的是关于克隆技术的故事。影片开始就设定了一个大的前提：克隆技术的研究是为了造福人类，野心家却打算用来操控人类，这是该电影的主要线索，并以此为基点辐射开来，讲述了不同类型克隆人间及克隆人与人类之间的故事。在影片的大前提下，使编剧设定的场景及各种情节进入我们现实生活空间，让观众产生了真实的内心感受，而且影片还给真人和克隆人赋予不同的人性进行各种较量，使观众产生更加真实的身心感受，在带来视觉感受的同时，也使观众产生了对社会价值观的思考，加入真的存在克隆人，那么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又会有怎样的变化？该影片有效运用“逻辑真实”的艺术手法，既做到了艺术的真实，又达到了生活的真实，在这种兼具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艺术表达中，由于“逻辑真实”手法的有效运用，使电影给观众呈现出来的故事情节在符合观众内心真实感受的同时，又与现实的社会生活与人物活动轨迹相似，使人物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使观众的内心真实感受与情感逻辑达到了统一。由此可见“，逻辑真实”是电影艺术创作营造真实感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偶；偶型艺术；偶型文化意涵；文化创造；创意设计
中图分类号：J52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4）04-0166-06
收稿日期：2012-06-23
作者简介：孙浩章，男，陕西西安市人，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吉晓民，男，陕西乾县人，工学博士，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偶型艺术是一种以拟人型为主的艺术形象制品的总称，历史上也被称为“人偶”或“偶人”。现代偶型艺术制品在以人为表现对象的同时，增加了动物形象的表现并扩展了应用空间，如玩偶、偶饰品、偶动画等都包括人和动物的形象。因此，广义上的偶型艺术则包括拟人化事物形象的作品或产品，如吉祥物、立体广告等。在中外文明历史与文化创造活动中偶型艺术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偶型的创意及其艺术形象制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并被世界各国所重视，这已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偶型是历史长期积淀和文化不断创造的产物，对于“偶”的原始动机、演化进程、文化解读等在不同国家和区域不尽相同。诸如关于偶究竟是“巫”的蛊惑之具、“葬”的冥器之俑、“善”的吉祥之物等都存在着相左的观点。这些关于偶型艺术发生、演化与发展的不同观点和文化理念等，都影响着偶型艺术品的价值取向、创意设计及其发展空间。事实上，国外偶型艺术品的发展是以偶型表现对象的丰富、应用功能的转变、品牌观念的浸润和产业化目标引领等为基础的，尤其是日本及欧洲等国家人们对“偶”的心理认同度高而促进了偶型艺术品的价值拓展。对偶型艺术的文化解读将直接影响着偶型艺术的价值创造与发展。因此，客观解读偶型艺术、明确偶型文化认知，了解并适应偶型艺术文化价值的转变和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偶”和“偶像”与“偶”和“俑”
偶型以其具体的视觉形态作为神祗替身或人的象征，因其历史悠久、文化意义深刻而被多视角认知与解读。这种解读包括艺术、民俗、历史、哲学等方面的分析与考察，故而成为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复杂话题，同时也成为影响偶型艺术品发展的突出问题。
1.“偶”与“偶像”的文化隐喻
偶型艺术品繁荣发展的现象说明，注重对于“偶”的寓意发掘并利用是偶型艺术品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基础。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看，偶型作为人（巫、神、动物）的象征之物，所表示的你、我、他（它）等对象可能是明确的，但其好坏、善恶、爱恨的文化隐喻却是深奥或不确定的。作为玩具的人形偶型和动物偶型风靡世界并受到人们的喜爱，就是充分利用了人或动物的善良、友爱、和善和美好的人文精神隐喻，它们试图为心灵孤单或精神寂寞的人们，尤其是儿童提供伴侣、排解忧郁。正如VOLKS公司为人偶型作出的文化解读和市场诉求：“人偶虽是无心的孩子，但却是灵魂的载体；让人偶隐藏着的真实的自己，伴随你一起成长；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被主人所爱，拥有独一无二的灵魂”。这种全新文化观念引领下的偶型艺术品受到青睐，逐渐成为流行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形成了收藏之风。
显然，现实中的玩具偶型所体现出的友善与爱的概念是对偶型即是巫术邪恶报复认知的否定。具体来讲，玩具偶型所承载的是对人的关心与陪伴，是爱与爱护的指代，不涉及类似巫术中阴暗、背叛、邪恶的成分，因而人们对玩具偶型的认知就习惯性地归类于光明向善、可以信赖、积极健康的文化指向。当这种文化指向趋于一致时，偶型就自然成为爱与关怀的象征。而当绝大多数人对偶型的认知或者直观感受是善良与积极时，偶型被巫术借用于报复的形象特征就自然被忽视和淡化。因此，从某种层面上讲，现实中的偶型所体现出的爱、友善与责任的价值观念与伦理道德颠覆了偶型的巫术报复认知，而且这种更加积极健康的认知在当下崇尚关爱的社会意识形态下更易于被放大，甚至成为被崇拜的对象。此时，偶型作为一种文化形象进而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符号化象征或指代，用于表现“我所支持”、“我所向往追求”等意义。这种思维现象的普遍存在被广泛认同且共通表述，固定地以一语代之，称为“偶像”。对于大众来说，偶像是对个体或集体所崇拜、尊敬、喜爱的伟人、英雄或美好人物的代词。如《辞源》引用《太平御览》卷396《偶像》“削木象黄帝”，就是偶型与偶像文化的集中体现。
已知考古报告断定的人类最原始的雕塑作品，如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奥瑞纳文化阶段的女性雕塑，在奥地利的威冷道夫、意大利的巴尔兹和罗西、捷克的维斯托尼斯以及西班牙、法兰西、俄罗斯，甚至北美阿拉斯加的普努克岛发现的各种类似裸妇雕塑，还包括我国辽宁省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属于5000年前的人像陶塑残片中形体清晰可辨的孕妇裸像等，都是鲜活生动地象征着生命繁衍的偶像。从其表现丰盈乳胸和肥硕臀腹等女性特征的夸张的造型手法可见，她们是原始人对女性形体及生育现象最直观与生动的刻画，是一种遍及世界各民族的原始生殖崇拜的表现。因此，作为偶像替身的偶型艺术品，无论从社会学、文化学还是民俗学等方面来认识，其鲜明的伴侣隐喻、情感寄托、崇拜意识等文化意义都需要人们予以表现与张扬。
2.“偶”同“俑”的文化内含
对于偶型文化的不同解读，可能是我国偶型艺术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原因之一。偶型在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最大区别就是把“偶”与“俑”相等同而成了丧葬文化的组成部分。我国历史上对“偶”的解释在文献典籍中屡见不鲜，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注“《礼记・檀弓下》之‘谓为俑者不仁”’有：“俑，偶人也”。由此而始，世代承袭，偶型就被解读为“古代坟墓中陪葬用的俑人”。虽然墓葬考古中发现的诸多泥人、陶人、木人等作为陪葬的冥器――“俑”――与偶型艺术品的材料选择、制作工艺相似而被相互解释，但是“偶”同“俑”的内涵还是不同的。
其一，从语源上看，“偶”与“俑”存在着显著的区别。（1）“偶”（Doll），古同“禺”而象形为猴，亦指传说中的神与偶像。现代释义为，是对人形（或拟人事物）外观的玩具偶型的统称，指具有商业价值的卡通艺术形象制品。（2）“俑”（Tomb figure），指古代用来陪葬的陶瓷、泥土、木质材料等做成的拟人形像，是殡葬文化与祭奠仪式的产物。
其二，从语义上看，“偶”与“俑”存在着“吉”与“不吉”的巨大文化差异。（1）偶有“吉祥”内涵，属于褒义词。如《说文》中有“偶，相人也”之说；《史记・殷本纪》也记载帝武乙“为偶人，谓之天神”。显而易见，“偶”具有指数成双、喻人婚配、象征完美等吉祥文化内涵，语言中常有如“妙选良偶”、“心中偶像”等词；在闽南和台湾地区的口语中，“偶”就是“我”的意思。（2）“俑”的惟一解读就是“古时陪葬用的偶人”。即是说，只有人土作为陪葬的拟人形才能称作“俑”。如“始作俑者”一词比喻首先做坏事的人，说明了“俑”的文化指向具有贬义性。
其三，既然只有作为陪葬的人形才可以称之为“俑”，那么许多人形偶型作为生活饰品而没有被葬于墓穴，就只能称为“偶”。如作为神像膜拜的佛祖、观音等，演绎戏剧故事和人物的木偶，装饰空间环境的石偶、用于食品装饰的面偶与糖人等，绝不会被称作“俑”。事实上，在人们的语言环境中“偶”与“俑”两字的区别也是泾渭分明的。如果有人把“兵马俑”、“武士俑”、“说唱俑”等改说为“偶”，将难以获得人们的认同。显然，“偶”被混淆于“俑”所产生的某种心理不安、不祥兆头，与人们对丧葬的忌讳、恐惧感等，是长期以来影响偶型艺术健康发展的原因之一。
二、偶型艺术文化意涵的嬗变
1.神的象征转变为人的表现
偶型的原始动机之一是作为神的象征。瑰丽伟岸的佛道造像艺术在我国拥有悠久的传承历史和辉煌的艺术成就。封建社会对佛道文化的崇尚极大地促进了偶型艺术与技术的发展，甚至出现了技艺高超、专门从事佛道造像的嫡传世家和师宗流派。各类道台法场中供奉着技艺水平与艺术价值极高的被认为是神的化身的偶型艺术品，为世人顶礼膜拜、供奉传承。对于神的敬仰和崇拜思想似乎控制了人的思维，限制了审美创造力之于偶型艺术的延展。高深的技艺似乎仅限于神、佛或似于神佛化的偶像崇拜。先人们在偶型艺术方面所积累的伟大成就被高置于庙堂之上，精粹艺术与市井生活的疏离决定了偶型艺术市场与对象的有限性，也制约了偶型艺术进一步发展繁荣的可能，曾经灿烂的偶型艺术的命运取决于佛道文化的兴衰。
日本早期的偶型（即偶人）主要作为神的替身而用于祭祀和占卜，制作工艺简单。而到17世纪以后，随着制作技术逐渐成熟，日本偶人被赋予了更多的人性化内涵和民俗化特征，偶型由此成为与人密切相伴的生活艺术品，形成了三大种类：保留着原始偶人的文化功能而用于祭祀和算命活动的占卜偶人；脱离了祭祀活动而可以为儿童把玩的玩具偶人；造型优美、选材考究、做工精细而具有审美趣味的鉴赏偶人。他们有的以城市命名（如御所偶人、大阪偶人、奈良偶人和京都偶人等），有的以人名或节日命名（如市松偶人、武士偶人、博多偶人、艺伎偶人、女孩节偶人、男孩节偶人等）。偶型艺术在日本受到人们的喜爱而成为文化产业的现实表明：由神的象征转变为承载历史人物故事的艺术品，尤其对普通人物的象征与表现是偶型艺术品在历史进程中不断衍生、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偶型艺术并不只是作为自我表现的载体或收藏爱好者的藏品，其文化价值与功能方面的延展还包括偶型动漫的衍生产品、食品与商品出售时附赠的礼品、儿童和青少年的玩具、科教工具和时尚产品等。偶型艺术品融入了时尚生活，表现着人的情感、意趣和期盼、祝福，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通俗共享的文化价值取向。
2.蛊惑之用转变为娱乐之具
最具蛊惑性的偶型艺术品当以“巫毒娃娃”为典型代表。在古老的非洲，巫毒原本是关于神灵洛阿（Loa）的传说。当巫毒发展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迷信、繁冗复杂的巫术仪式之后，就随之诞生了集善恶于一身的蛊惑偶型――巫毒人形。这种巫毒人偶型既用于招揽恶灵、诅咒恐吓、仇恨报复等迷信性质的巫术活动，又用于企盼爱情、渴望幸运、追求成功、保护健康和祛邪避灾等宗教式的祈祷过程。随着巫毒这种非洲原始信仰传播至美国等西方国家，它在市场与商机影响下文化价值发生了转变，神秘的蛊惑被赋予了娱乐精神，巫毒人偶型逐渐由巫术师手中的蛊惑道具演化为大众化游戏性质的玩具偶型，被呢称为“巫毒娃娃”。同时，偶型艺术的文化价值也在这种玩具偶型中得到了衍生。例如，黑色用来诅咒，白色表示和平及解除符咒，红色代表战胜敌人，粉红色象征爱情，绿色祈求财富，蓝色代表避邪和成功，黄色昭示让敌人走开，紫色帮人免灾，等等。这些“巫毒娃娃”通常还要与相应的咒语、物件等结合使用，才能够承载更多的主观愿望并增强使用者的意志力。“巫毒娃娃”简洁的造型、丰富的色彩表现、深刻的亲和力等为人们所接受喜爱，而颇具仪式感的“整蛊游戏”则演化成了一种特定的审美活动。这种文化蕴涵转变下的偶型艺术，使古老的蛊惑之物逐渐成为公众活动的载体，并不断增强着游戏娱乐性质，更具有了广泛的文化基础。
因此，偶型不仅是巫术师手中的施法道具，也可以是任何人都能拥有的玩具。不仅小规格的偶型艺术品作为玩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大规格偶型也在世界各地的集体祭祀、礼仪等活动中承袭与延续，如意大利每年一度的维亚雷吉欧（Viareggio）嘉年华活动的盛大游行，就是对“巨型人偶型”创意设计与制作水平的展示、竞赛与评奖活动；而西班牙法雅节（Las Fallas）焚烧的法雅人偶型的活动，则显然是由原始蛊惑、驱除恶灵仪式演变而成的一种现代游戏活动。
3.民俗概念转变为品牌范畴
如上所述，区别于俑的我国传统偶型艺术是以人作为表现的主体内容，并用各种材料制作成型的一种民间手工艺样式，诸如泥人、石人、木人、布人、面人、糖人等都是偶型的具体形态。这些偶型的应用指向多种多样，有的被用于生活环境装饰（室内外空间砖、木、石雕刻的人与动物形象），有的被用于生活用品装饰（儿童衣、帽、鞋装饰的布堆、布艺等人与动物形象），有的被作为食品装饰（面人、糖人及相关的动物形象），有的则成为演绎故事情节的表演形象（木偶戏、手偶戏、影戏等）。这些传统偶型艺术均张扬着强烈的吉祥文化精神，体现着最朴素的生活意义和最原真的文化价值。然而，“民间手工”的价值界定，“民俗概念”的文化解读，加之其“刀耕火种”的加工手段与口传心授的传播方式，以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限定了这些丰盈多彩的偶型艺术资源的利用与发展，使绝大多数的利用仍仅限于民俗范畴。
反观发达的欧美市场，偶型艺术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文化意义，并从“神像”还原于“人貌”的游戏娱乐性，这既是玩偶产品出现与应用的坚实基础，也是偶型艺术由民俗之物转换为市场品牌和产品形象的重要契机。20世纪中期在美国诞生的芭比娃娃，是偶型艺术品成为市场品牌而走进千家万户的典型。现已五十多“岁”的芭比娃娃依然畅销世界一百五十多个国家，销量总值超过十多亿美元，远远超越了玩具的定义而成为一个不朽的文化符号。
走出民俗概念的偶型艺术品步人快速与良性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动物偶型的精细手工制作与工业化生产的结合、小巧玩具与巨大偶型并存，既强化了偶型艺术的表现力，又拓宽了偶型艺术品的应用领域。不仅个性化的偶型玩具产品市场巨大，而且服务于品牌形象的偶型、POP情景偶型、立体广告偶型等形式的偶型艺术也得到长足发展，如迪斯尼系列的米老鼠创造了神奇的品牌形象，世博会的吉祥物向人们展现着全新的艺术概念，欧洲杯的“巨型球员”，麦当劳的“麦当劳叔叔”，米其林的“轮胎人”及诸多的品牌代言偶型等，都是对偶型艺术独立品格的认同与升华。
三、偶型艺术的文化创造
1.科技介入于产业化发展
世界范围内的偶型早期都是以泥、纸、蜡、布、稻草等材料为主的简单手工艺制品。从17世纪开始，有许多人不断地研究“自动偶人”的设计与制作问题。1934年，波兰的超现实艺术家汉斯・贝勒门（Hans Baylor man，1902-）尝试制作以球体装置为关节的人形偶型获得成功，以此为基础诞生于德国的球体关节人形偶型BJD（Ball-jointed doll），实现了手工艺偶型向工业制造的技术转变。日本较早地从欧洲学习并掌握了球形关节偶型的制作原理，从1998年起进一步利用现代工业技术和价格较低廉的聚氨基甲酸乙酯树脂材料，改变了人形偶型手工艺制作价格高昂问题。VOLKS公司的sD（SuperDollfie）球体关节偶型被广泛应用。韩国紧随其后，自2003年以来也出现了许多制作球体关节偶型的厂家。美国玩具制造商TY公司运用SD技术将现任总统奥巴马夫妇做成了自动偶型。球体关节偶型还频繁地出现于许多影视作品当中，为传统的偶型动画艺术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如日本动画影片《攻壳机动队》、韩国恐怖片《人形师》等都是以球体关节偶型作为演绎故事的主角。
在商品市场化的今天，BJD或是SD球体关节偶型的吸引力绝不仅仅是令人着迷的外表和活动自如的身体，而是偶型作为被人创造出来的“另一个自我”的客观存在，作为心理寄托和情感载体的原始功能在球体关节与弹性树脂材料的包裹下获得了延伸。很多收藏者称自己的偶型为“孩子”，给偶型做服装、道具和布景，拍摄照片在网上交流，或在聚会上展出，并希望这些偶型如另一个隐藏着的真实的自己相伴成长。由此可见，偶型在科技介入于产业化发展的当下，在人们的心理和意识中已不再是简单的闲暇娱乐工具，而是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人文内涵，成为情感交流的载体。
偶型艺术品不断精致化并形成固定玩家市场，发展出特定的文化理念，是材料革命、技术进步与产业化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从巫毒娃娃、芭比娃娃到茜莉亚宝宝，从凯蒂猫、布里克小熊到大嘴猴或是球体关节偶型，都是庞大的创意团队不断进行完善偶型形象、改进偶型着装、丰富偶型道具的共同作业，是一个上下游产品共济互赢的巨大文化产业链。
2.文化扩充于市场化运营
偶型艺术品迅速发展成为成熟的文化产业，是文化创意与市场化运营的成果，也是偶型文化解读在抛弃概念消极内涵、增强积极内容基础上文化创造的成功。拥有着芭比娃娃的美泰公司不断拓展芭比娃娃的经营理念与文化价值，力图将小女孩的成长梦想转化为成熟女性奢侈消费的现实。副总裁理查德・迪克森声称：“要把芭比打造成跨越各个年龄层生活方式的品牌，永远不会让消费者觉得她无聊或是没有创意”；“芭比娃娃是一种生活方式。妈妈可以带着女儿一起来这里修指甲，小姑娘们能在这里学会照料自己。”偶型营销者们秉承这样的理念成就了芭比先于其他品牌的经营神话。在市场化运营环境下，他们不断扩充偶型外延，丰富偶型文化，利用品牌优势创造客户需求，实现多层次的产品开发，注重设计紧跟时代步伐，使原本简单的芭比偶型同时占据儿童玩具与收藏市场，既拥有着丰富的各种产品延伸，又时刻满足着时代审美需求，总能令人耳目一新。在已建成的芭比中心，消费者可以和众多芭比们合影留念，设计心中的芭比服饰，参加芭比时装秀，选购最新款式的芭比服饰与品牌文具，更能在芭比主题餐厅一边品味芭比风格的黑白马赛克地板、粉嫩沙发卡座，一边享受芭比气质的冰品、饮料。在这样一个以偶型为核心的主题体验区内，消费者步人其中，如同跳人童年洋娃娃的记忆，真实感受着时尚新潮带来的“芭比快乐”。
作为时尚代表的芭比偶型，以互动、参与、体验为主题，以扩展目标人群与消费市场为动机，不断深化偶型的延展，丰富品牌的文化内涵，利用潜移默化的文化扩充实现了生机无限的市场化运营。
3.创意呈现于个性化拓展
文化创意产业的繁荣带来了偶型艺术个性化发展契机。在偶型艺术的创作中，设计者的自我主张在精神层面的需求，被集中地表现为差异化的形象展示。许多新奇独特的偶型形象逐渐为人们所追求和认知，有学者称之为创意类偶型。创意类偶型一般通过在设计中融入独特的艺术形象、文化内核和有趣的背景故事来提升偶型的创意附加值，突出偶型设计中的另类想法和艺术文化，展现自由、开放的精神。这类拥有着良好前景和广阔市场的创意偶型在业界也被称为“设计师玩偶”（Designer Toys），这是从搪胶玩偶发展过来的。受流行文化的影响，设计师玩偶远离了传统以幼稚、功能为主导的方向，转而向增值与潮流方向靠拢，目标客户锁定追求个性的新潮人士。以“大头小孩”作品著称的日本现代艺术家奈良美智在2008年推出了深受喜爱的“梦游娃娃”，其市场一路飙升成为创意收藏界内的经典。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意类偶型品牌TOY2R，是香港设计师蔡汉成（Raymond Choy）由自己的爱好及成长经历开发而来的，其QEE系列偶型以个性化的成人形象挺进偶型艺术市场，并吸引了索尼、星巴克、阿迪达斯等知名品牌的跨界合作。上海田子坊的“喜豆豆”和“福豆豆”瓷娃寓意“喜到福到”，形象区别于欧美、日本的人偶，被“传说”为中国5000年东方文明最美好祝福的化身，并被赋予了“只要彼此信任，靠着亲情和友爱，就可能帮助大家实现共同的梦想”的精神信念。顾客可以在白色瓷娃娃身上反复创作、任意图画并购买回家，也可留下联系方式与作品合影，待他人选购。这种具有现代气息的创意类偶型在符合消费者展示个性需求的同时，也满足其自我认知的精神旨趣。
对于偶型艺术而言，个性化既体现于现代偶型注重个性特征的外表，也体现于大众在审美趣味上对个性张扬、品位独特偶型的追求。作为现代时尚的创意类偶型，在市场中的受欢迎程度绝不亚于芭比、泰迪等收藏观赏偶型或注重操作把玩的球体关节偶型。具有文化内涵与文化背景的偶型产品越来越受欢迎，并传达着多重的文化思潮与设计理念。受现代社会文化影响，消费者能够体会到偶型所代表的文化思潮的深层内涵，产生共鸣并追随其后，所消费的不仅是偶型的独特外形，更有符合个人性格与主观意念的思想价值。设计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对生活、人性、社会的不同看法去创作，在符合大众精神需求、以个性化为品牌、以创意吸引消费市场的发展进程中，偶型艺术的文化价值得到了拓展。
四、结语
一、新媒体在公共艺术教育中应用的必要性
1、公共艺术教育本质的内在要求
近年来，随着素质教育理念的逐渐渗透，学校公共艺术教育得以迅速推广和普及，并成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艺术教育不同于艺术专业教育，它面向的是全体非艺术专业学生，涵盖了音乐、影视、舞蹈、美术、戏剧和文学等多种艺术门类，是一门加强学生综合艺术修养，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发展创造力的的艺术课程。具体而言，公共艺术教育主要从艺术兴趣、艺术知识、艺术欣赏和艺术表现等方面对学生进行的课程学习和实践，兼顾了理论、赏析和技巧等多个层次，体现了教学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不仅直接影响着学生的艺术修养水平，而且对于未来学生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而在公共艺术教育不断深化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一些困境，存在着：教学内容和方法不当；艺术实践空间较窄；课程内容设置不合理；教学效果不明显等问题，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公共艺术教育目标的实现，成为了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此，只有在公共艺术教学中引入新媒体技术，运用其创造性，挖掘其教学本质，变革期教学内容和方式，找到两者相融合的教学模式，才能最终实现公共艺术教育的目标。
2、新媒体技术发挥自身优势的必然结果
在新媒体环境下，传统的公共艺术教育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网络化、多元化的新媒体教学平台的发展更是成为必然趋势，其作为新动力、新引擎影响着公共艺术未来发展之路。大力推进新媒体技术在公共艺术教育中的应用，既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客观要求，也是凸显新媒体技术优势，应对公共艺术教育变革，深化其教学本质认识，实现教学目标的内在要求。新媒体技术在公共艺术教育中具体应用优势体现在：首先，传统的公共艺术教育大多固定在教室，受时空限制较多，而新媒体教学平台的构建，拓宽了教育场地的范围，延伸了教学范围，使得学生可以随时随地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自主艺术培养，实现了学校教育和学生自主教育的融合发展；其次，新媒体的出现，将多媒体技术引入教学，使学生切身的感受艺术魅力，拉近学生与艺术本身的距离感，对于提升教学效果具有明显作用。
二、新媒体环境下公共艺术教育变革思路
1、加快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的变革
公共艺术教育最早源于广义的艺术教育，随着人们对于该学科教学本质的深化认识逐渐衍变成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其关注的是学生艺术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与培训。然而，就目前我国公共技术教育的现状来看，其课程体系还不健全，需要重新审视，以提高教学效果：首选，加强对公共艺术教育本质的认识，要更新传统的观念，正确看待艺术教育的目的，该课程的开设有其重要的审美艺术教育作用，是学生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次，要加强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除了要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和创造性思维之外，也要注重艺术教育在完善人格、陶冶情操、健康心理方面的作用，在课程类别选择上坚持多层次、多元化的原则，建立必修和选修相结合的艺术教育课程体系，兼顾兴趣培养、艺术感知、欣赏、实践能力的综合性提升，并注重艺术教育与其它学科的融合发展。
2、促进与新媒体技术的融合发展
公共艺术教育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而要想提升教学质量，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关键在于加强学生艺术实践活动，艺术知识的获取、艺术素养的培养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学实践，而鉴于新媒体技术优势，将其融入到公共艺术实践活动，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首选，新媒体是在网络技术、数字媒体技术和智能终端设备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于艺术教育的宣传和推广具有重要影响，能够让学生及时掌握现代艺术发展潮流，跟进艺术教育发展的新方向；其次，新媒体能够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艺术实践平台和氛围，艺术教育强调的是过程，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借助于新媒体的技术优势能够为学生搭建、创设更好的艺术情境，为学生的艺术实践提供良好的艺术氛围，从而推动学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全面展开。
三、新媒体环境下公共艺术教育创新发展策略
1、利用新媒体，为学生创造良好的艺术氛围。
公共艺术教育的关键在让学生切身的去体验和感受艺术魅力，以此带动学生学习兴趣，开阔学生视野，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而这都必须以良好的艺术氛围为前提。而新媒体的发展，推动了学校现代多媒体教学技术的应用，为学生营造了真实的艺术教育情境，改变了以往单调、范围的理论教学模式，学生通过观看精美的、生动的艺术图片和视频资料，可以真实的感受艺术效果，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并且据此促进了学生的艺术实践活动，提升了其创造性思维。
2、利用新媒体，创新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学模式
新媒体环境下，公共艺术教育突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开始转向远程教育、在线教育模式，教师通过网络上传教学资源，学生通过计算机就可以实现艺术课件的学习、下载和沟通交流。在公共艺术教育过程中，引入新媒体技术，拓展了艺术教育模式，使其呈现多样化发展，使得学生自主学生成为可能，学生可以通过e-mail、BBS、微博、微信等新型传播媒介进行在线学习，实时接受艺术教育，进行艺术交流，由此改变了单纯以学校教育为主的教学模式，实现了公共艺术教育模式的新发展。
四、结语
(1)陶瓷雕塑造型单纯。
因为陶瓷雕塑所采用的原材料的可塑性受到限制，所以在陶瓷雕塑的设计中艺术品的造型比较单一，都是采用简单的造型构造，雕塑造型的一个动作、一个表情都是可以直观地观察到的，形成之后是静止的。同时，这种陶瓷雕塑不是随意进行雕塑的，而是在原材料的形态的基础上所雕塑的。陶瓷雕塑在人物雕塑、动作雕塑、内涵雕塑等各个方面的造型都具有明显的单纯的特质，在人物雕塑方面都是以单一的人物形象或者物品为主，如在对武松打虎的造型进行构造的时候，多是采用着重描述打虎时英勇的形象，对于老虎采取简略的手法。在动作雕塑方面，无论所要雕塑的作品是什么类型，都是静止的单纯画面，没有动态的连续动作。在内涵情感上的雕塑也是采用单纯的情节和单纯的情感表达，注重某一时刻的状态表达。
(2)陶瓷雕塑造型完整。
陶瓷雕塑艺术成品都是非常完整的，它不仅包括人物形态、动作，也包括陶瓷雕塑本身所具有内涵。所有的陶瓷雕塑的内涵的表达都是通过陶瓷雕塑的整体所显示出来的，而并非陶瓷雕塑的一部分所表达的。同时，陶瓷雕塑整体中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的，看上去给人的总体感觉是非常的和谐，恰到好处。例如，在进行雄鸡打鸣的作品造型的创作时，只着重雕塑雄鸡的身子和脑袋部分，忽略了公鸡的双腿，将公鸡的脑袋和脖子通过整体的造型的呈现出高昂的状态。
(3)陶瓷雕塑造型具有艺术美感。
陶瓷雕塑的艺术品不想书法绘画等传统文化，它具有鲜明的立体效果，给人们一直观的感受，让人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对陶瓷雕塑的造型进行审美，不仅能够实现视觉上的美感价值，还能够充分体现艺术家的内在情感，将艺术家的心理素质、审美情况充分地体现在作品上。
2陶瓷雕塑的造型思想
(1)陶瓷雕塑造型美学思想。
自古以来，人们在对待陶瓷雕塑的造型上都是非常注重纹样和颜色的搭配，而对陶瓷雕塑的造型的选择却往往不太重视。然而陶瓷雕塑中最重要的就是造型的设计，一个陶瓷雕塑的价值与否，与陶瓷雕塑的造型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需要在进行陶瓷雕塑造型创作的时候注意它的视觉效果，充分的利用美学的思想。中国的陶瓷雕塑艺术与美学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在进行陶瓷雕塑造型设计的时候通常是采用中国式委婉的线条设计，表现出中国人追求自然和谐的美感，注重通过陶瓷雕塑的造型所表达出来的形式美。这样才能够保证中国的陶瓷雕塑流传久远，并具有一定的韵味。
(2)陶瓷雕塑造型与社会生活相结合思想。
不同的陶瓷雕塑会给人以不同的感受，但是所有的陶瓷雕塑都会表现出的一种氛围就是和谐。想要将陶瓷雕塑发扬光大，就要注重陶瓷雕塑与人们现实生活的结合，让陶瓷雕塑的成品能够与社会的生活状态相协调。所有的陶瓷雕塑的艺术作品都是来源艺术家们的生活体验，正因为如此，陶瓷雕塑才受到人们的欣赏与青睐。不同时代的陶瓷雕塑可以反映不同时代的生活状态，人文精神以及物质水平，也是源于所有的陶瓷雕塑都在追求与社会生活相协调的造型思想。作为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他不仅昭示着我国艺术文化水平的发展，也充分体现了人们在生活中情感的凝聚。
(3)陶瓷雕塑造型与文化底蕴相结合的思想。
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陶瓷雕塑更能透彻地反映出我国的艺术文化精髓。因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所具备的文化内涵也各有不同，不同时代的陶瓷雕塑所反映出的文化内涵也是各具特点。例如宋代的文化风格较为大气，所以当时的陶瓷雕塑作品造型都是比较大方典雅，透露浑厚的文化气息;而明朝时期则多数以素雅的造型为主，到了现代，陶瓷雕塑造型则多了几分现代的艺术特点，显得时尚简洁大方。陶瓷雕塑的造型将中国的传统思想与文化底蕴很好地结合并表达，显示了中国的古朴致雅，产生了别有深意的作品。
3陶瓷雕塑的表现手法
(1)艺术美感表现手法。
艺术美感也就是利用中国画的表现手法，采用中国画的笔法，对陶瓷雕塑造型进行线条的勾勒，制造出想要表达的意境，突出想要表达的情感形象。所谓的中国画手法也分为许多种表现形式，不同的手法对陶瓷雕塑的造型也起着很大的作用。现在的陶瓷雕塑造型中许多都采用中国画线条勾勒，以直接的方法对陶瓷雕塑作品进行整理，将陶瓷雕塑的造型表现出流畅的感觉。同时还可利用中国画意境表现手法，使陶瓷雕塑更具内涵性魅力，具有鉴赏的价值。
(2)真实性表现手法。
真实性的表现手法就是讲中方古典的美感与西方的文化相互融合，进行真实写照的艺术表现形式。它最大的特点在于能够将作品真实地表达出来，对作品的造型进行客观细致的设计。这一表现手法可以从陶瓷雕塑的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可以再陶瓷雕塑的釉色的选择中表现，另一方面可以从陶瓷雕塑的色彩搭配中表现。釉色的选择方面，源于陶瓷雕塑的釉色不同所表现出的质感也有所差距，运用真实性的表现手法，则注重选用逼真的釉色作为陶瓷雕塑的基本材料用以实现以假乱真的目的。非常成功的例子就是著名的“皮夹克”陶瓷，可以做到无法辨别真假的境界。而色彩搭配方面，为了展现真实性的表现手法，可以再对陶瓷雕塑进行彩绘时候着重进行色彩的复原，是真实的场景设置于陶瓷雕塑的造型相一致，取得无法辨认的成就。不仅这两方面，在陶瓷雕塑的造型构造、陶瓷雕塑的装饰方面也是需要进行真实性表现手法的应用的。这种手法的应用，不仅可以实现逼真的效果，对于陶瓷雕塑的发扬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4结束语
关键词：艺术设计;创造性思维;多媒体
前言
与其他专业相比，艺术设计专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对学生创新水平的要求较高。目前，此专业仍以教师讲授式教学为主，教师与学生互动较少，课堂教学效率低，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及其就业均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创新性水平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主要途径。
1艺术设计专业课程的特点
艺术设计专业课程包括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两部分。基础课程教学内容以空间结构以及素描等为主，是培养学生设计基本技能的基础。专业课程根据时代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在信息化时代，多数高校的艺术设计专业均开设了网页设计与企业形象设计等课程。随着社会对人才创新素质要求的不断提升，是否具有创造性思维已经成为企业衡量人才素质的主要参考指标之一。[1]对于艺术设计专业人才而言更是如此。教学过程中，必须加强对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这是确保人才符合现代化需求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是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提高教学质量的必经之路。
2艺术设计专业教学存在的问题
目前艺术设计专业教学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2.1多媒体未发挥价值
当前，多数高校艺术设计专业均已引入多媒体教学。从理论上讲，该教学模式的应用能够有效解决传统的“板书式”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但由于高校教师并未充分认识到多媒体的价值，因此艺术设计专业的多媒体设备多作为黑板的替代品而存在，其价值并未得到发挥，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影响不大。
2.2教学开放性差
当前，高校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仍在教室内进行，学生的学习受时间与地点的约束较为严重。艺术设计专业与社会各行各业均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若将学生长期禁锢在教室内，学生将很难获得与外界接触、在实践中学习的机会，其思想会逐渐僵化。
2.3教师与学生无互动
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是活跃课堂气氛的主要途径。当艺术设计专业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缺乏互动，或是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教师通常作为课堂的主体存在，利用整节课堂的时间教学。在此环境下，学生很难参与到课堂当中，独立思考能力差，学习兴趣极其低下。[2]长期采用这种方法教学，容易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造成阻碍。
3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创造性思维教学方法
高校艺术设计专业应改革教学方法，解决当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3.1多媒体教学
可将多媒体教学应用到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中，提高多媒体技术的应用水平。以室内装饰为例，可采用以下方法教学：第一，教师在课前为学生准备室内装饰的典型案例，搜索图片，制作成多媒体课件。第二，课堂上，在讲解到某一设计方法时，需利用多媒体向学生展示最典型的设计成果，如室内颜色的布置方法等。第三，将设计成果拆分开来，要求学生对设计理念进行分析，如要求学生分别分析男性、女性以及婴儿三个群体卧室颜色的布置方案等。采用上述方法教学，优势如下：第一，采用多媒体为学生展示图片，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传统的板书式教学相比，学生对设计理念的理解更加直观，更加深入。第二，将设计成果拆分开来，要求学生对其进行逐一分析。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对设计理念理解的深入性，进而为其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奠定基础。
3.2开放式教学
将开放式教学理念应用到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以“装饰之美”为例，可采用以下方法教学：第一，教师将教学目标定义为使学生学会从人文以及色彩搭配等角度，充分欣赏装饰的美感，以及使学生独立设计出具有美感的装饰设计成果;第二，将学生带出教室，与装饰制造企业合作，带领学生进入企业，主动了解装饰;第三，在观察装饰的过程中，教师应作为主导者不断为学生讲解各个装饰的特点，使学生积累更多书本以外的知识，使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得到培养;第四，带领学生回到课堂，通过提问的方法，要求学生总结本节课的学习感受，要求学生根据学习到的知识自行设计一种装饰。采用上述方法教学，能够有效拓展学生的视野，使之能够挣脱课堂与书本知识的禁锢，真正走入艺术的海洋，感受艺术品的创新价值。同时，要求学生自行设计艺术品，能够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使之能够将创造性思维体现在设计成果中，进一步提高其创新性水平。
3.3互动性教学
艺术设计专业教师可以单独开设“设计比赛”课堂。第一，课前，告知学生下一节课的学习内容，要求学生以5～8人为一组，共同设计一套艺术品。第二，课上，教师在进行课堂导入后，需将更多的课堂时间留给学生，加强与学生的互动，以使学生充分参与到课堂中来。第三，教师要求每个设计小组的代表讲述本组的设计理念及创新之处，并组织学生从美学等角度鉴赏各小组的设计品。在此过程中，教师应适时发挥引导作用，使学生的思路集中到艺术品上。第四，课后，由教师总结本节课的知识，并进一步阐述创新设计的重要性，使学生能够通过思考与动手增强创造性思维。
3.4创新教学评价方式
单纯采用总结式评价衡量学生的学习效果有失偏颇，应在总结性评价的基础上，将形成性评价联合应用到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中。将学生的学习态度、设计理念的创新性水平以及设计作品的创新性，共同纳入形成性评价考核过程中。将上述几方面的内容以量化指标体现在学生的期末成绩总结中，提高教学评价的合理性，使学生认识到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性，为其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奠定基础。
4结语
针对目前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创造性思维水平低的问题，专业教师应给予高度的重视，应将多种新型的教学方法及先进技术应用到教学过程中。在培养学生理论知识的同时，培养其实践设计能力，提高学生思考的独立性与设计的独立性，提高学生思维的创造性水平，为其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