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实施开放型经济虽然给实体经济的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剂，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却隐藏着危机。开放型经济是伴随着市场的开放产生的，在市场开放的进程中，跨国公司起到了桥梁的作用，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将资本安排到世界上回报率最高的地方，因此金融在开放型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金融支撑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使得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样就加大了金融风险传导的速度，增强了金融的不稳定性，从而造成了开放经济对金融稳定的冲击。
首先，开放经济促进了金融产品的创新，而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够对金融稳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随着中国开放型经济的不断升级，国内市场开放的领域越来越多，而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金融领域改革式的开放与创新。金融领域的开放会促进国外的金融资本与金融产品进入我国金融市场，这些国际因素的进入在给我国金融市场主体带来活力的同时也给金融行业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我国金融领域的金融机构为了吸引更多客户，会推出更多创新型金融产品与服务。金融领域的创新能够缩短资本积累的进程，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但在这种显著的成效中，以利益为中心的资本会带来不适应金融发展的结果。比如，实体经济发展导致收入分配不均等后果，这些都会影响到金融系统的稳定性，诱发金融危机的出现。另外，金融创新能够有力地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但是金融系统的运行毕竟与实体经济的运行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如果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不匹配，则很容易造成金融系统的崩溃。
其次，我国在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致力于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的国际化对于缓解我国人民币升值压力、缓解国内通货膨胀情况都发挥着非常有利的作用。而随着2014年英国决定在国内发行人民币国债的举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更加向前迈了一大步，但是在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诸多好处的同时，也会给我国金融的稳定带来一定不利的影响。关于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国际与国内学者都有一定的研究，国外的学者主要站在美元国际化的角度分析了美元国际化带来的对于美国国内货币政策运用以及美元贬值的不利影响。他们认为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这些年，使得美国国内贸易赤字非常严重，政府的负债压力也非常大，这些因素便促使了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出现，而对于财政及金融政策的放松管制，便引发了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这些都要引以为戒；而我国的学者主要站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分析了开放型经济下人民币国际化对金融稳定造成的不利影响。我国的学者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汇率政策的实施、金融投机行为等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由于我国的经济实力还没有强大到和美国相对比的地步，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可能会对我国的汇率制度造成不利影响，破坏我国汇率制度的统一，影响我国国内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从而对货币政策造成一定的压力。另外，如果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存在非正常流动，无论是某些国家大量买入人民币还是大量抛售人民币，都会对我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造成不利的影响。
总的来讲，在开放型经济中，无论是金融领域的开放带来的金融创新还是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可能出现的人民币大规模的非正常流动，以及整个国际宏观环境本身带有的不确定，都会给我国的金融稳定带来一定的挑战，都会对我国金融防范与自身化解外部风险提出严峻的挑战。但是我国采取开放型经济的大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因此，如何适应这个趋势，在开放经济中有效维护我国金融的稳定，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内容。
二、开放经济下维护金融稳定的实践
由于影响金融稳定的因素既有金融行业本身的不稳定性，又有相关外部政策原因，因此在维护开放经济下我国金融的稳定时，要从两方面考虑。从金融系统自身考虑。处在金融系统核心地位的银行业要做出重大调整，积极维护金融稳定。首先要提升银行的经营能力来防范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即提高银行坏账准备金率，使其资产不会受到突如其来的外部金融风险的影响；我国银行管理机构要完善对各大银行的监管力度，对贷款的额度以及比率等都做出相应合理的最高限额规定等。其次，加大银行业信息的透明度。加大银行业的信息披露力度能够驱使银行机构更加谨慎地经营与管理，这样就不会产生过多的金融产品泡沫，对于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后，化解银行业的支付与结算风险，在这个方面可以借鉴国际清算体系相关的做法，银行要时刻关注客户借贷的流动性，这样可以随时掌握贷出的资金的用途，从而化解某些不必要的风险。从相关的外部因素考虑，则需要强化金融市场的功能作用。我国政府在制定金融政策的时候要注意保持金融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宏观政策的变动是引起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券与股票市场变动的重要因素，在如今金融市场不断开放的背景下，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因素较多。另外还需要加强国际间在金融风险防范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建立起金融危机处理机制，既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全球性的经济组织加强交流，也要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加强交流，在此基础上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这样即使出现了金融危机，也会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将损失降到最小。
三、结语
（一）现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阶段现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1990年到2001年。多数国家和地区通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融入世界，赢得了各自的全球化红利。其中，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获得了最大的全球化红利。如1990年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约为26.1%，到了2001年，这个比重上升到32%，平均每年上升0.5个百分点左右。同期，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也获得快速发展。OECD学者安格斯•麦迪森（2001）认为，中国人均GDP增长率在这个时期高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现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2002年到2008年，这是金融和楼市泡沫推动全球性非理性繁荣的时期。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从2001年的32%降到2012年的23.8%。2001年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世界IT泡沫破灭，标志着1990年以来美国新经济繁荣周期结束。美国进入新一轮金融和楼市泡沫带动全球非理性繁荣阶段，加剧了美国产业空心化和虚拟化。二是爆发了“9•11”事件，加剧了世界文明冲突，美国转向反恐战争。三是中国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并融入世界，加快体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做了应对“狼来了”的长期准备，从而把中国经济带入发展的黄金时期。根据表1和表2的数据，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2003年到2012年GDP从1.64万亿美元增加到8.23万亿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同期GDP从4.12万亿国际元增加到12.47万亿国际元。③现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2009年以来，经济全球化站在了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上。是继续推进开放驱动、市场化驱动、创新驱动，还是转向排他性区域化、保护主义本地化、政治经济军事结盟集团化，前景很难预见。
（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前景当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金融自由化阶段④，与贸易自由化阶段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全球治理和金融监管体系的缺失，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上升，已危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前景。⑤这次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的恰恰是市场经济体制最完善、治理结构最成熟、全球风险控制力和转嫁能力最强的美、日、欧大三角地区。然而，危机发生后美国把其全球地位下降、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等问题归结为经济全球化失控和中国不公平竞争“搭便车”，进而把全球博弈策略的重点转向解决全球化失控的调整和变局。在短期，美国采用了量化宽松和扩大出口的经济复苏策略；在中期，美国启动再工业化、再创新、再就业的结构调整；在长期，美国谋划与其他发达经济体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高标准投资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竞争中性、高水平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等。这将改变经济全球化多边协议开放和市场化的性质，转向区域化、本地化、集团化。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的多边规则体系面临被肢解的风险，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面临四分五裂的危险。
二、危机后的全球经济规则变局
（一）世界经济正处于规则、秩序、格局大变局阶段危机后，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⑥、双边投资协定2012年范本（BIT2012）、服务贸易协定（TISA）、欧日“经济合作协定”的推动和竞争中性国际新规则的制定等。这些变化的共同特点之一，是发达国家通过主导新一轮高标准规则变局，重塑未来全球经济格局。美国副总统拜登（2014）认为，TPP和TTIP从规模上看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它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塑造全球经济的机会，从中加强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特点之二，是这次全球规则变局主要以美国意愿规则作为标准来划线。接受者，可继续享受开放利益；不接受者，将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特点之三，美国治理将成为全球治理规则的范本，其风险是有可能把国际经济秩序引向以邻为壑、各自为政、四分五裂。由此可见，当今世界出现的本地化、集团化和区域化趋势，将加剧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将可能进一步恶化而不是改善世界增长的长期前景。对于全球经济规则变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以周边为基础扩大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经过中国推动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2013年12月7日达成巴厘一揽子协议，是WTO成立以来首个多边贸易协定，包括在贸易便利化、农业、棉花、发展等领域取得积极进展（张琳，2014）。
（二）美国主导全球经济规则变局一是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名义上是要打造世界高标准自由贸易区（FTA）范本，在全球倡导公平竞争原则，实质是美国要将本国规则转化为全球标准，为未来全球治理改革建章立制。二是推动双边投资协定2012年范本（BIT2012）、服务贸易协定（TISA）。前者纳入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等条款。后者要求所有服务部门，包括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服务业，对外资都要一视同仁。要求取消设立合资企业的各种要求，不得限制外资控股比例和经营范围，新的开放措施一旦实施不得收回等。名义上是要打造高标准投资自由化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范本，实质是打造不对称规则优势，为美国投资和服务业进入全球市场打开大门。三是制定竞争中性等国际新规则，限制政府利用优惠政策扶助国有企业战胜民营企业的能力。同时，大力推进更高标准的劳工与就业、环境治理、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竞争政策、国有企业、产业政策等新规则。其特点是从以前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转向边境后竞争政策约束为主的公平竞争规则。四是推动全球再平衡调整。美中经济安全与评估委员会（USCC）2009年度报告提出，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失衡。中美各自应为失衡承担一半责任。为此，美国要求中国通过扩大内需和消费、扩大进口和开放、扩大人民币升幅和非贸易部门改革，更多地承担全球再平衡责任，为世界经济摆脱衰退困境做贡献。从而产生这样一个可能性前景，即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困境之日，则是新兴经济体陷入调整困境之时，2014年将可能是这种情景的一个拐点。
（三）全球规则变局对中国发展的影响1、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还是机遇已不再在全球最大的四个经济体中，TPP包括美日，其12个成员GDP和贸易额约占全球比重的40%以上；TTIP包括美欧，其成员GDP和贸易额占全球的比重分别约1/2和1/3；正在谈判中的欧日“经济合作协定”也涉及全球GDP约1/3的经济体。上述自由贸易区协议唯缺中国。史蒂芬斯（2013）认为，美国正将战后多边主义置换为与志同道合国家（盟国）间的特惠贸易和投资协定，让多边贸易协定靠边站。没有美国的支持，多边秩序将进一步陷入破损失修状况，而全球化也将会分崩离析。作为自由秩序的最大受益国，中国将成为全球化寿终正寝的最大输家。同时，中国也有人提出“去美国化”，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所有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其重要利益在平等基础上得到尊重和保护。⑦那么，中美关系是否只有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冲突和对抗的传统套路，中美走向全面对抗把全球化带入四分五裂是否符合中美和世界利益，中美是否可以走向互信合作？提出，“中美需要在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的过程中，不断推进新型大国关系”⑧。因此，中美建立超越零和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合作推进经济全球化发展，是赢得战略机遇期的关键。2、中国是否有机会加入TPP通常认为，TPP是美国主导用来遏制中国的工具，只有在TPP建章立制的任务完成后，中国才有可能加入。那时，美国会提出很高要价并对中国体制、产业、就业带来全面冲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及早加入TPP并参与规则制定，可倒逼中国改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课题组（2013）运用CGE模型，以2013年作为基期，进行了加入与不加入TPP的利弊影响测算。研究发现，如果现有的谈判成员国都加入TPP，而中国不加入，则中国的出口增速将比2013年的预期增速下降1.02个百分点，GDP增速将下降0.14个百分点。但是，与不加入相比，中国加入TPP之后，出口增速将提高3.44个百分点，进口增速将提高5.58个百分点，GDP增长速度将提高0.68个百分点。Li和Whalley（2012）也认为，在不同的成本下，中国加入TPP将带来产出增长3.816%、1.967%和0.59%。当贸易成本完全消失时，中国的产出将增长1.125%。同时，中国加入TPP也有利于其他成员国的经济福利增加。TPP对中国经济和贸易发展已经产生了越来越显著的排他性利益损失。如美国提出的“纺纱前沿”原产地规则，要求进入美国市场的纺织品，从纺纱、织布、裁剪至加工为成衣都必须在TPP境内完成。一些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已被迫将一些增值活动转移到越南等TPP谈判成员国。另一方面，加入TPP的真正障碍是美国会针对中国提出苛刻的特殊标准和条件，就像当年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的15条一样。可以预见，中国加入TPP谈判的难度将高于当年WTO谈判。3、2014年有可能是全球再平衡的一个拐点2014年将是全球经济从“双速”增长转向“倒双速”增长的一个拐点。对此，有人把新兴经济体增长减速归因于其内部结构和体制问题，也有人把问题归结为外部因素，如美国QE退出导致资本外流形成外部冲击。事实上，美、日、欧经济复苏是以新兴经济体经济泡沫为代价的。首先，全球失衡主要源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即全球化带来红利却缺少有效监管和治理（张燕生，2011）。为此，拥有全球霸权和金融货币特权的美国更希望独占全球化红利而不惜制造泡沫。一次是1990年至2001年的IT泡沫，另一次是2002年至2008年的金融和楼市泡沫。既加剧了全球失衡⑨，也带来了美国产业空心化和经济虚拟化。然而，美国却把危机起因归结为全球化失控和来自中国、印度等的不公平竞争，要求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承担危机部分责任和再平衡调整代价。其次，美、日、欧等发达经济的复苏手段之一是量化宽松和扩大出口。催生了新一轮全球通胀、资产泡沫和保护主义浪潮，引致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增加、资产价格飚升、货币升值和进口增加。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一旦退出，泡沫平衡被再次打破，就会直接影响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稳定。再次，美国为摆脱经济和产业空心化而实施的再工业化、再创新、再就业调整方案，是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对外转嫁矛盾实现的，进而加剧新兴经济体外需萎缩、成本上升、生态环境压力加大、政治社会矛盾激化的困境。总之，新兴经济体的内因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外因发生变化，如全球增长减速、资本回流、资产泡沫破灭、赤字和失业增加、货币贬值等冲击，与本国结构和发展方式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就可能导致另一轮全球经济调整。新兴经济体在新一轮调整中产生分化，不改革则将陷入新的发展困境。
三、中国应对全球化规则变局的策略选择
（一）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推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是促进全球共赢性发展是增进国际合作的坚实基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形成面向全球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其中关键词是高标准FTA和网络。高标准FTA是建立更规范透明公平的市场经济原则为基础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同时与本国发展阶段和国情相适宜的制度标准。FTA网络是建立全方位合作体系，包括推进两岸四地CEPA/ECFA升级版，APEC/RCEP，中韩FTA、中日韩FTA，南南FTA以及与中美、中欧、中印、中俄等大国建立FTA，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二是实现全球包容性发展是维护世界公平正义的重要条件。从世界史看，发展中国家是否有机会平等参与发展进程，还是少数国家独占发展机会；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公平享有发展成果，还是少数国家独占发展成果；是判断国际秩序是包容性发展还是排他性发展的依据之一。在主要发达国家不愿承担更多责任、发展中国家又缺少话语权和治理能力的情况下，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就很重要。中国应承担与本国实力相匹配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促进全球包容性发展。三是推动全球平衡性发展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根本保障。现在有两种平衡发展观，一种是以开放经济衡量的全球失衡与再平衡。2011年2月和4月，G20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提出衡量全球经济失衡的一揽子指标，涉及私人部门、公共部门和对外部门这三大层面。这种衡量方法的缺陷之一，是难以度量经济全球化环境中产品内分工或工序分工问题，因此出现发达国家整体上是经常项目逆差，发展中国家整体上是顺差，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失衡源头的错误判断。另一种衡量是从发展角度来观察的。会发现在全球化环境中，发达与不发达、贫富、城乡的发展差距在继续扩大。对此，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摆脱贫困，尊重不同文化和制度条件下保护人权、财产权和发展权，在保护知识产权基础上提供更多公共创新和公共技术转让服务等。四是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当前，发达国家已进入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他们享有高碳、高能源资源消耗的高品质生活，拥有低碳发展技术和专业人才，却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低碳发展责任，并为低碳技术付出更高价格。对此，中国应大力推动以发展为基础的节能减排、绿色转型、低碳发展，尤其是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全面经济和技术国际合作。
（二）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推进超越零和博弈的大国互信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中美关系用利益攸关方，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敌人、对手或伙伴等都很难准确界定，这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两个差异最大的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学者Gilpin（2008）曾分析历史上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经典对策：一是采用各种手段削弱甚至彻底压制新兴大国实现崛起的可能性；二是降低本国国际事务中各种承诺和义务的成本；三是如同罗马帝国后期，借扩张来占据防守型低成本地位。在当今的国际格局中，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面对新兴之中国，主要采用了前两种对策。一方面采取各种手段遏制中国，另一方面，降低本国所承担的国际事务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减少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对此，中国的回应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积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当今中美利益关系已不可阻挡地交织在一起，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中国希望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通过推动负面清单管理、准入前国民待遇、服务贸易开放，来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这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但在制度层面上，中美之间缺乏战略互信。美国希望永远当老大，而最可能取其代之的是中国。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和制度上又与美国有着巨大差异，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对世界发展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因此，增进战略互信，减少共同利益重大决策的不可预见性，是两国合作努力的方向之一。首先，中国保证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是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美国学者Elvin（1973）指出，在历史上，中国作为大国能够长期生存并成长壮大之道，就在于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科技创新能力，足以抵御外来侵略危险，保证本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古为今用，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依然是当今中国保证国家实力地位的最佳策略。另一方面，美国也将保证其现有地位，遏制中国取其代之的一切可能性。按照Nathan和Scobell（2012）的观点，美国应当不断压制中国获得国际事务上合法领导力的努力,不断增强军事实力，保持高精尖人才优势，保护美国知识产权，赢得世界人心。其次，中国要求建立尊重本国利益诉求的国际新秩序。中国要挑战旧有世界秩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个秩序前期中国既无参与制定，后期加入后又没有充分尊重中国的利益诉求。因此，中国理应质疑美国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但是面对这一质疑，西方社会将难以让步。按照Ikenberry（2001）的观点，因为全球公共产品需要供给，将存在大国来合法充当世界领导力，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同时也实施治理。这一责任最好由民主政体的国家来担任，以保证更好的公正透明。Ikenberry进一步论述道，一国的国内政治体制会影响其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由于美国是民主法治国家，所以，国际社会比较容易接受美国治理规则。而按照西方标准，中国在国内不是民主政体，在国外不会遵循西方规则，国际社会将难以想象中国会民主、透明、规范地实行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这即是说，中国要求的国际社会新秩序将难以被接受。对此，中国必须向世界证明，中国有意愿并有能力提供公平透明、规范专业的国际社会新秩序。这意味着，实现符合中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将需要时间、大量专业化人才、取得和美国未来而非当下之G2关系的共识。再次，中国应当承担大国责任。Leonard（2013）认为，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不同，美苏是意识形态之争，而中美是实力和利益之争。中美之间曾建立了经济互补性合作的蜜月关系，但随着经济结构相似度越高，竞争和冲突越激烈，中美之间的蜜月期宣告结束。他还指出，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就职后，曾希望动员中国加入现有世界秩序，建立中美G2关系，确定中国在现有秩序中的利益和责任，以保持冷战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但最后他失望了。尽管竞争加剧，中美之间仍有大量共同利益，如美国希望中国增加对美投资，中国希望获得美国建立知识经济社会的经验。目前，中美在刻意回避正面摩擦。美国希望与盟国一道建立没有中国的高标准规则，如TPP。同样，中国也希望建立没有西方的统一战线，如金砖国家。美国会继续打压中国违背美国利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中国该如何应对呢？中国应对策略是超越零和博弈，开放合作，避免对抗，寻求两国长期共同利益最大化的交汇点，通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推动经济全球化作出实质性贡献，真正承担大国责任。对此，美国工商领袖曾建议中美合作研究中美机制性合作的前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13）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如果中美签订FTA，将给美国国民收入带来1%的净增长，给中国带来2%的净增长。同样，欧盟安全研究所（EUInstituteforSecurityStudies）的尼古拉•卡萨里尼（NicolaCasarini）也认为，在未来的十年中，经济因素将依然是中欧关系的支柱，将很可能达成中欧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将进一步促进中欧经济和就业增长，同时增进双方之间的战略互信。
本文作者：谭冰工作单位：广西科技大学
广西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广西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沿阵地，东盟各国产业的调整、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广西工业产业结构面临着很大的调整压力。因此，调整工业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显得尤其重要。广西需要利用先天的地理优势，增强与东盟国工业结构的互补，发展优势产业，加大投资优势不足的产业。区域内的产业分工促进广西工业产业的快速发展从产业分工的角度看，双方的降税进程将促进广西与东盟的产品和产业分工的发展，有助于广西一些产业、行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获得规模效益，提高生产效率。在资本密集型产业方面，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将使广西的工业产业相对东盟新成员国的竞争优势得以发挥。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将使广西的工业产业相对东盟老成员国的竞争优势得以发挥。明显的区位优势奠定广西与东盟合作的基础广西与东盟毗邻，是中国唯一与东盟海陆相接的省区，又处于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与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和中国—东盟自贸区与泛珠经济圈的中心点位置。而便利的公路、铁路、海运、航空和边境口岸，使广西成为中国内陆省份到东盟地区海陆空交通运输距离最短、时间最省的必经区域，也是东盟进入中国的重要门户。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后，广西的这一独特优势更有利于企业广借外力，即引入泛珠、东盟国家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模式和资金来增强自身的产业基础，提高广西的产业素质，同时又可以向东盟欠发达国家输出我区的产业，如通过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投资办厂，促进产业链的延伸，从而推动我区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显著的战略地位提供广西与东盟合作的保障永久性落户于广西南宁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及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中国—东盟经济合作论坛成为部级、高层次、大规模、综合性的交流合作平台。2008年国务院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标志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将成为中国与东盟间，第一个“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2009年后开始陆续分期封关运作和拓展功能的钦州、凭祥等四个保税监管区，进一步加大了广西外向型经济对工业产业的辐射作用。2012年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该产业园区的开工建设，为广西加强与东盟国家的联系起到良好示范效应。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提高了广西对外开放程度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要求广西用开放的眼光重新审视广西产业的发展，要求广西尽快建立更为开放的产业体系。这有利于广西促进原有封闭式产业体系向开放式产业体系转变，有利于通过资源的集聚和整合以及产业集群的建立，促使广西在认真分析自身产业的比较优势和东盟国家产业优劣势基础上，能科学地选择一些基础较好，又具备资源优势的产业如汽车、铝、锰、糖、蚕丝绸、医药、珍珠等，建立形成广西的优势产业集群。广西与东盟全面对接导致广西工业竞争压力较大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从体制、政府职能、观念、发展环境、市场机制、配套设施、人才培养等方面对广西的经济增长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广西不能及时调整产业发展方向以适应外在变化，非但不能充分把握机遇，更严重的恐怕是被排挤、被边缘化。广西经济水平与东盟多数国家接近，工业产品结构相似，竞争多于互补。虽然广西工业已拥有制糖、有色、冶金、电力、汽车、机械、建材、食品、医药等一批优势产业，但优势限于资源型和初级加工型，深加工及精加工缺乏，上下游产业链不完整，产业附加值不高，竞争力不强。而且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后，在广西与东盟成员国的边境贸易与国际贸易中，边境与内地经济政策拉平，使广西边境贸易失去原有的贸易优势和政策优势，将严重影响广西工业产品的出口贸易。争夺外资的竞争日益激烈广西引进外资的主要来源是欧美等国家，与东盟外资来源雷同，加上经济水平接近、地理和气候相似，竞争必然激烈。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东盟投资环境大大改善和升值，对外资吸引力增加。由此将使广西的外资来源渠道减少，并使原本投向广西的外资转向东盟。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框架下广西工业结构调整思路
针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广西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立足自身发展的基础条件下，广西工业产业发展的思路，更应该站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区域经济合作背景的高度上去重新考虑工业产业的发展对策。以开放合作促发展，实施“产业兴桂”战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为广西与东盟的发展提供一个难得的合作与开放新契机，使广西的工业产业能充分的利用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地缘优势；利用近7000种零关税产品以低成本的优势，较快的融入到东盟自贸区经济合作中去，通过加强双方产业的合作，推动广西经济的跨越式腾飞。为此，我们应加强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坚持以开放合作促发展，以“产业兴桂”为目标，认真研究东盟国家产业的优劣势，科学分析广西与东盟的竞争性与互补性，在《关于做大做强做优广西工业的决定》和40个配套文件的指引下，明确优先重点发展14个千亿元产业，大力发展四大新兴产业，形成“14＋4”的产业集群。确定广西未来十年广西工业化发展路径。努力通过开放促进国内外产业合作，通过开放吸引国内外资源向广西聚集，通过合作增强区域间上下产业链的延伸，实现我区与东盟双方产业合作的共赢。以产业转移促优化，推动广西工业结构跨越式发展产业转移是国际间或地区间产业分工形成的重要因素。广西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资金、管理、技术和产业结构层次等方面，与东盟发达地区存在着较大差距。有利于用优势区域来吸引和承接东盟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电子、石油化工、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信息产业、生物技术等优势产业转移，促进本地产业链的升级。而广西与东盟的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之间又明显存在着经济结构的阶梯差异，双方互补空间极大，进行双边合作的前景广阔。广西凭借这些优势向东盟欠发达地区输出本地的优势产业技术和产品，如钢材、五金机电、微型汽车、农用车、制糖、中医药、纺织品、建材等。广西与东盟各国在各自工业化过程中参与程度越深，越有利于推动广西工业结构在新的一轮调整中跨越式发展。以沿海战略为主线，提高产业集群效益随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深入实施，广西与东盟自贸区合作的突破口应以发展沿海区域战略、提高产业集群效益为主线，重新调整沿海工业园区集聚功能布局，确立沿海产业发展重点，强化产业优化升级的目标。以沿海工业带形成优势集群，有序的积极承接东盟发达国家和国内沿海区域大型工业区优势产业的辐射，通过双向承接国内和东盟的产业转移，形成沿海区域园区产业集群发展优势。在产业布局上，以港口为依托重点选择临海重化工业，如能源、石化、钢铁、铝加工、船舶修造、林浆纸等，充分发挥优势产业的经济和竞争优势，建立能源、石化、有色金属产业集群，利用广西、东盟沿海丰富的海洋资源和沿海区域优势建立海洋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如先进的海洋环保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工程产业等；提高新兴海洋绿色产业的发展能力，重点发展海洋生物、海洋绿色能源、海洋化工等；通过以上产业布局和发展，逐步形成广西沿海优势产业集群工业带，提高产业集聚效应。以现代物流为基础，推进“国际大通道”建设以现代物流的产业化意识，加强与周边省份和东盟的物流产业对接，通过加强对周边的辐射功能和集聚功能，增强广西工业产业的发展条件，这是目前广西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的重点。也是未来广西经济新的增长点。首先是强化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物流园区建设。为了适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需要，北海、钦州、防城港等沿海城市和凭祥、东兴等沿边口岸城市，南、柳等中心城市的物流园区建设要抓紧搞好。包括与车站、港口、机场相连的路网、仓库、物流中心、送配中心、站场、信息网络设施、运输工具机械等都要配套，以适应货物储运增加的需要。其二是强化物流中心和送配中心建设。(1)把北海、钦州、防城港、凭祥、东兴等五大物流中心建设好。以此形成不断的联线网络，加快物流流通速度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2)把两南宁、柳州把两大配送中心建设好。这样，远可以发挥物流业承东(广东、华东)接西(西南、西北)的作用，近可为广西沿海、沿边区域性物流中心的后盾，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平台的有力支撑。其三是强化国际区际物流服务。凭借口岸经济，开拓国际区际物流市场。北海、钦州、防城港等沿海城市和凭祥、东兴等沿边口岸城市，凭借区域经济，扩大区际物流服务。凭借城市经济，发展物流服务。
关键词：国际金融风险；风险指标体系；监测预警模型。
经济全球化是新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特征，也是不可逆转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总趋势。金融国际化、金融自由化将推动各国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结构走向趋同。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在金融效率提高、金融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我们所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也将加大，防范与化解国际金融风险成为金融工作的重点。为此，在搞好自身的金融安全、确保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正确选择适当的汇率制度、准确掌握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进度、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等前提下，通过国际金融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建立一个完善的国际金融体系十分必要。为了更好的防范和管理国际金融风险，本文提出了一个国际金融风险监测预估模型。
一、建立一个金融风险的监测预估指标体系
根据规范性、综合性、灵敏性、互补性和可操作性等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结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96年建立的金融市场预警系统要求182个成员国及时提供重要指标，我们在预警体系建立的构想中，除了要求各国宏观经济指标的资料外，还应该有反映金融体系变化的指标以及地区外部环境的指标。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宏观上监测、防范金融风险，应设置一些与经济运行密切相关的、反映金融体系变化的金融相对量预估指标。这一指标体系应包括三大部分指标：国内宏观经济指标体系、国内金融风险指标体系和金融风险外部环境指标体系。三类指标具体内容如下（各个指标后面的字母数字是为下面计算风险当量所设定的代号）：
1.国内宏观经济指标（G1）。大体上包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1.1）；通货膨胀率(%)（G1.2）；货币供给增长率（包括M0、M1和M2的增长率）（G1.3）；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G1.4）；国内储蓄占GDP之比（G1.5）；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之比（G1.6）；出口占GDP之比（G1.7）；外汇储备所能支持进口额月份数（G1.8）；经常项目赤字占GDP之比（G1.9）；外债结构指标（G1.10）（有：外汇储备占短期外债之比（G1.10a），短期外债占外债总额之比（G1.10b），负债率（G1.10c），偿债率（G1.10d））；总外债与出口值之比（G1.11）；国际储备与进口值之比（G1.12）；货币化程度指标，即M2占GDP的比例（G1.13）；实物资本与金融资本或虚拟资本的比例（G1.14）；消费率或积累率（G1.15）；货币汇率波动幅度（G1.16）等。
2.微观金融风险指标（G2）。大体上包括资本充足率指标（G2.1）；流动性风险指标（G2.2）（包括：存贷款比例（G2.2a），资产流动性比例（G2.2b），备付金比例（G2.2c））；银行不良贷款比率（G2.3）（包括：损失类贷款比率（G2.3a），可疑类贷款比率（G2.3b），次级类贷款比率（G2.3c））；金融机构海外借款占总存款的比例（G2.4）；金融机构向房地产行业放款占总放款比例（G2.5）；银行同业市场资金拆借利率波动率（G2.6）；银行业风险监测性指标（G2.7）（有：加权风险资产比例（G2.7a），外汇资产比例（G2.7b），利息回收率（G2.7c），资产利润率（G2.7d））；国内证券市场吸收的外国资本数额（G2.8）；股票市场股价指数变动率和日均交易量（G2.9）等。
3.外部环境指标（G3）。大体上有国际资本流入流出量（G3.1）；国际资本在地区结构分布方面的变动（G3.2）；主要相关国的短期利率和汇率变动（G3.3）；主要相关国与本地有关的金融、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变动（G3.4）；主要相关国对本地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变动（G3.5）等。
但在评价时应注意上述各项指标尤其是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在不同的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数值是不相同的。也就是说，其横向可比性与纵向可比性都不是很准确。
二、建立量化分析模型
定量地测定国际金融风险当量(Riskexposure)是建立预警体系的客观要求，注意到上述指标体系框架中，大部分指标存在有经验数据，这对我们采用专家评判求得客观结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考虑到各指标对总体金融风险贡献的非线性性，我们的量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单指标超限预警检验和综合预警评判。
1.单指标超限预警检验
当某一项指标值极为突出，此时无论其它指标值处于何种状态（良好或突显），都有极大可能引起国内或国际金融风险，即此时的国际金融风险当量主要取决于此项指标值，与其它指标值关系不大。这是由指标体系结构的非线性引起的，但我们也因此可将复杂的评估体系简化为单指标检验和评估。
例如：当资本充足率指标大大低于8%时，则认为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将有可能导致金融风险；再如，当偿债率大大超过20%时，同样应该引起决策层注意。
此步骤虽然简单，却很重要，因为它是下一步得以执行的先决条件。我们这里判断“极为突出”的基础是经验值，是人类长期知识积累的结果，也可以认为当指标值超出经验值范围时，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相应的国际金融风险当量可以认定为最大值。
2.综合预警评判
单项指标检验剔除掉了指标间的严重非线性关系，使此步骤内所研究的指标值均处于正常范围内。但同时这一范围内各指标间关系高度相关、相互影响，单独那一指标均无法形成对国际金融风险的独立判断。为此我们利用专家知识，借助层次分析工具，构造综合预警评判模型，方法如下。
设国际金融风险当量为R，则R=w1G1+w2G2+w3G3（1）
其中G1、G2、G3分别前述的一级指标，而w1、w2、w3为对应的权重。权重的确定是专家综合判断、填写判断表的过程，在一般管理方法书籍中均可找到，不再赘述。
而（1）式中的G1、G2和G3分别为
G1=w1.1G1.1+w1.2G1.2+…+w1.16G1.16（2）
G2=w2.1G2.1+w2.2G2.2+…+w2.7G2.9(3)
G3=w3.1G3.1+w3.2G3.2+…+w3.5G3.5(4)
（2）、(3)和(4)中的W1.1…W1.16，W2.1…W2.9和W3.1…W3.5为对应的二级指标的权重。
同理，二级指标G1.10、G2.2、G2.3和G2.7分别为
G1.10=w1.10aG1.10a+w1.10bG1.10b+w1.10cG1.10c+w1.10dG1.10d
G2.2=w2.2aG2.2a+w2.2bG2.2b+w2.2cG2.2c
G2.3=w2.3aG2.3a+w2.3bG2.3b+w2.3cG2.3c
G2.7=w2.7aG2.7a+w2.7bG2.7b+w2.7cG2.7c+w2.7dG2.7d
式中所有权重确定方法是统一的层次分析法，其优点在于能对专家判断的一致性进行检验，避免出现对复杂问题的某一方面的偏见。
至此，总的国际金融风险当量R可以表示为指标的逐层加权和，具体预警和监测时只需搜集最基层指标（如G1.4、G1.5、G2.2a等不再分解有下层指标的指标）的现实值，逐层代入上述公式即可得R。
需要注意的是，对基层指标值，实践中应该加以归一化处理，即把所可能出现的取值范围等比例折算到0到1区间内，这样处理使得各指标值均为无量纲单位，且结果值R也在0到1范围内，保证了综合评判R，进而进行预警和监测的规范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该体系模型体现了规范性、综合性、灵敏性、互补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要求。此外，我们还应注意：上述数值权重值不仅取决于专家的知识，也随不同国家和地区及时段而异。[NextPage]
三、金融风险预估监测体系模式的运作
当然，仅有预警指标(甚至说这些指标还不够完善)，没有建立相应的组织、制度体系，便难以对国际金融运行实行有效的监督，所以，建立起金融风险预警组织和监督机构，并健全法规形成预警制度体系，最后形成国际性的金融风险预警网络。
金融业本就是一个技术性强、利润丰厚、竞争激烈因而存在高度风险的领域。想造就一个无风险的金融运行体系，这在任何国家都无实现的可能。金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这也是集合风险、管理风险、谋求盈利的金融组织存在的原因。所以，追求金融安全只能是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可能引致危机的临界点以下。为了阻止金融风险向金融危机转化，从统计角度来考察，主要是建立金融风险的监控和预警系统的指标体系，监测可能产生金融风险的动向与征候，及时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在我国构建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应建立严格、完善的统计报告报表制度；各层次的监测预警组织机构在收集到各阶层被监测金融机构上报的资料后，进行整理、汇总和分析，并运用金融风险预警指标，预测出各家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风险程度，然后找出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及时将金融风险反馈给金融机构，向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发出警号，提醒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及有关部门予以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其金融风险，政府根据金融企业风险程度的差别而实施分类管理。
图金融风险预估监测体系模式的运作示意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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