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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科技论文(合集7篇)

时间:2023-03-29 09:24:24
科学科技论文

科学科技论文第1篇

我国古代传统的生态自然观崇尚自然与人类的和谐统一,即“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提倡的是天、地、人的和谐统一,代表一种万物包容、相伴相生的思维观念,其中蕴含的哲学思考与伦理观念在当下也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天人合一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在宋代时有了进一步的新发展。宋代哲学家张载明提出“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思想,充分肯定了人与自然是统一的。“天人合一”观从起源、后经过庄子、孔子等学者的推动发展,再到宋代使其的相对成熟,体现了我国古代学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积极探索与发展,天人合一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核心底蕴,也以此为基础逐渐发展形成了生态道德观,无不体现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在西方哲学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是马克思关于自然观的论述。马克思的多部著作中都涉及到生态自然的相关论点。人化自然观点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的普遍性在实践上表现为整个自然界,人依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是人的生产材料和劳动对象。”从马克思的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系,人类的生产生活要依靠自然界。人类通过生产实践活动与自然发生对象性关系,自然界是人类汲取生产生活所需资源的源泉。

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人类自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人定胜天”、“万物皆备于我”等夸大人的作用的思想盛行。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使人类愈加功利主义,对待技术发展持盲目乐观态度。当今世界,人类所涉及的一切无不打上技术的烙印。“技术已经构成了这样一种新的特别的环境,并且人类必须生存于其中”。技术的二重性即技术善恶价值的两重性,告诫人们,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物质生活极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同时打开“潘多拉”魔盒,各种灾难也会纷至沓来。严重的雾霾污染、化学污染、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濒临枯竭……一幕幕触目惊心的事例正是人类不当发展的反射。人与自然关系从最初的和谐统一逐渐走向了分裂对立,人与自然关系走向异化。马克思曾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科学技术在创造了属于人类自己的自然环境,取得了所谓的对抗自然界的胜利,却也是遭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技术价值的乐观主义者们,如培根、圣西门、霍布斯等乐观地认为,科技带来的一切问题都能依靠科技本身去解决。这实际上是一种盲目的技术崇拜观,他们把技术认为是救世主,把技术过于理想化、神圣化。技术悲观主义论者,如中国古代先贤老庄,就认为技术是道德沦丧的元凶,西方以卢梭为代表,在人类沉浸在科技带来的财富与生活的巨大改变时,首先对技术提出了批判。自此以后,对于技术的批判不曾间断,并随着技术的发展逐渐增强,因为“技术正在变成全球性的力量,它开始染指于人类历史的根基,而且正在向人类历史注入极不稳定的因素”。极端的技术悲观主义者倡导放弃技术,远离现代文明,退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技术中理论者则认为技术没有善恶之分,即在政治上、伦理上都是中立的。这样的观点也是有失偏颇的。技术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在探讨技术价值时要用辩证的思维分析。

三、技术的合理运用

技术是存在理性的,我们在利用发展科技时,要考虑的是如何适当地、合理地利用科学技术,努力减弱技术的负面效应。技术运用的合理性体现在技术发展既要体现物性又要合乎人性。技术发展的物性即指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应符合事物的本质规律,合乎人性即要充分考虑人类发展的真正需要与目的。技术的发展首先要以事物的客观规律为基础,聚焦人类发展的需要,尊重的人类生存发展。技术的发展如若违背客观规律,技术的应用必将产生社会负效应,这不利于人类的长远发展与生态建设。当然,人们在利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时,也应依照人类的所需,有目的地利用改造自然,使事物的发展符合规律性与人的主体性,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技术的双刃剑作用,即技术的正负效应。技术的不合理运用给自然生态以及创造、利用技术的人类本身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环境的恶化不仅仅带给自然界致命的破坏、全球因化工污染、核泄漏等患病致癌的人数也逐渐增大,这是人类自己种下的因结出的果实,最终还是由人类自身来承担。但是,技术的发展的双重性也给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缓和带来了新契机。新技术革命的发展,绿色科技逐渐成为了人们的关注点。如新能源的开发,新型绿色科学技术的研发等在节约自然资源、治理生态污染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在发展科学技术时应注重利用技术的正面作用,缓解生态失衡与人类发展的尖锐矛盾,以求二者的统一和谐发展。实现科技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协调,统一发展,离不开全球的共同努力,自然环境为人类世界共享,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人都应切实为消除人与自然的矛盾,与之和谐相伴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国近年来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思想正是对人类活动与自然一种积极的发展模式。“十”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再一次重申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四、总结

科学科技论文第2篇

论文摘要:本文从现代科技发展对社会经济和法制建设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切入,对于科技法制建设的时代需求、科技法学与科技法制建设的关系、我国科技法制建设和科技法学科发展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分析,指出科技法制建设是科教兴国战略和依法治国方略的集中体现,科技法学是一个同当代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新兴交叉学科,需要科技界与法学界共同予以关注。 论文关键词:科技法制;科技法学 刚刚过去的20世纪,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不断扩大为代表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科技创新能力为重要支撑的科技实力、经济实力乃至综合国力的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关注科技创新与发展,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共识。在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今天,研究探讨科技法学和健全科技法制的有关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加强科技法制——时代与发展的呼唤 面对国际上科技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竞争进一步加剧的总体态势,我们不论是对科技进步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之关系的认识,还是对于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解,都应该比过去更加深刻。这些认识和理解,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1、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科技创新。从总体上来看,知识经济是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知识经济之所以从最发达国家先形成气候,其原因即在于此。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知识经济是无国界的,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或核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不竭的动力,并非发达国家的专利。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认为,人类已经历了数千年的农业经济和200余年的工业经济发展阶段。近半个世纪来,计算机、晶体管、集成电路、个人电脑、全球网络、多媒体通讯等相继出现并迅速发展。一般认为,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已进入了信息化的时代,以微电子与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人类文明的基石和动力,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改变着人类社会的面貌。 显然,导致知识经济的产生这种革命性变革的,不是别的,正是以科技创新为基本特征的新技术革命。科技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生命和核心,没有科技创新,也就不会有所谓的知识经济。然而,创新是具有风险的,知识是可以为社会所共享的。没有国家的扶持,没有相应的法律机制确保这种扶持,并建立相应的知识产出与收益回报机制,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的社会运行,是难以为继的。 2、科技创新呼唤科技法制建设。在以竞争性和法制化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的法律环境,对于知识与科技的创新活动及其成效,影响极大。科技创新,呼唤科技法制建设。 随着科技进步和科技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经济运行中的科技、知识含量也在不断增加,知识经济也在相伴而生。相应的科技法律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强。 首先,科技知识的社会共享化属性,要求政府对科技工作尤其是基础科技工作的扶持,必须有相应的 法律保障。众所周知,今天所享有的有线通讯、无线通讯等许多为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极大方便的科技创新成果,其基本原型和原理知识,就是贝尔、麦克斯韦尔等早年的发明和创新成果。①基础科学知识和其他公用性科技知识,是一个国家科技人才的培养、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基础,需要国家长期稳定的投入与扶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计划、重大基础研究计划(攀登计划)和正在实施的国家知识创新工程,正是这种投入与扶持的具体体现。基础性研究和社会公益性研究,周期较长,其效果的显现所需时间更长,需要长期稳定的支持。为了确保国家在某些重大基础科学领域处于主动地位,为了使全社会科技进步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和平台,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确保政府的扶持和科技投入。 其次,科技创新的与知识经济的社会运作,呼唤顺应科技发展规律、公平有序的科技法制环境。按照市场经济运行规则,产权关系的明晰是对市场竞争主体间关系的基本要求,投入的市场回报和价值的实现,是市场竞争主体的基本权利。而这些,都有赖于法律的确认和界定。按照科技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少数基础研究和社会公益性研究机构以外,其他研究开发机构一律推向市场。2000年,242个原国家行业部门所属研究开发机构整体进行战略性改组,分别改制为企业或企业集团,或者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科技服务机构或中介机构。这些机构连同其它科技先导型企业,将以其适应市场需求的科技创新成果开拓市场、并在市场上取得其研究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条件。而要使科技创新能够形成这种良性循环,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是不可设想的。有人评判,如果没有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没有长达200多年的知识产权保护历史(美国1790年、英国1632年、法国1792年分别颁布实施保护发明创造专利权的专利法),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也许不会发生在今天的这些发达国家。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的许多新的法律问题,如基因专利的问题、电子商务的法律问题、互联网上的知识产权问题及其它法律问题等,都有待法学研究和立法做出相应的回答。 第三,科技创新需要一种适宜创新的文化氛围,更需要一种适宜创新的法律环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技人员的创造性劳动,不仅应成为法律所确认的原则,而且应为具体的法律规范所体现。科技人员权益保护制度、专业技术职称制度、科技奖励制度等具体法律制度的确立,正是构建适宜科技创新的法律环境的具体工作。 另外,某些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也需要通过法律的手段予以适当的限制。早在198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邀请联合国大学就科学和技术发展对人权与基本自由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进行研究,试图通过此项研究提出相应的法律方面的建议。近年来,生命科学领域里的许多重大进展如基因工程与技术、克隆技术的应用等,也正在面临许多新的法律问题。 3、应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离不开科技法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信息是知识的表达,知识的传播与转移,完全可以通过现代信息传播方式来实现。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更是为知识的传播与转移插上了翅膀。今天,人们通过因特网,即可以完成计算机软件类商品的交易和有关知识产权的 许可贸易。如果说,传统的海关,还可以对作为知识产权载体的有形产品的贸易实施监管,那么,对于主要依赖信息传播方式实现的知识产权贸易这种知识经济运作的中心环节,如何实现监管,建立什 么样的运作规则等,都有待相应的立法做出相应的回答。 二、健全科技法制——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 依法治国,首先就是要依法管理各项国家事务,使有利于人民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转移而转移,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当家作主根本利益的实现。科技事业,作为国家政府的一项重要事业,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础和关键,在国家管理工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健全科技法制,正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内在要求。 (一)科技法制的渊源与背景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当今世界,科技活动已成为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整这部分社会关系的科技法律规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相当久外远的时期。纵观当今世界,科技进步速度较快、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其科技立法也较为完备,科技法体系已经建成。如日本的《科技六法》收录科技法律、法规222件,另有科技条约31件,我国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文译本长达134万字,其中大部分颁行于五、六十年代。近几年,有关信息高速公路方面的科技立法,不论是各国国内立法,还是国际立法,其速度都在加快。科技法在保障和促进科技进步,进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正日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科技立法也越来越为世界各国所重视。 (二)我国科技法制建设的历程与阶段 我国的科技法制建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949年10月至1976年12月为我国科技法制建设的初萌期,50年代初,60年代初期分别颁布了一批科技法规,1966年至1976年陷于停顿状态。 1977年1月至1984年12月,全国科学大会后颁行了四个科技奖励条例和一些科技法规规章,科技法制的春天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春天同时到来,科技立法处于复萌期,其特征是,这时期较为零散,还不是有意识地进行系统的科技立法。 1985年1月至1993年1月间,我国《专利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技术合同法》等重大单行科技法律和有关法规相继出台实施,并对专利法等进行了修改,有关智力劳动成果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成,标志着我国科技法制建设已正式起步,并开始取得成效。在此期间,全国第一次、第二次科技立法工作会议相继召开;中国科技法学会正式成立并召开首届学术年会;科技立法作为软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已正式列入国家研究发展计划。由于科技法学及相关软科学研究的兴起,系统构建科技法制体系的任务已明确提出,并体现在国家科委的《科学技术政策指南(科技白皮书)》上。 自1993年以来,我国科技法制建设在“七五”工作的基础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其主要标志是,具有科技基本法性质的《科学技术进步法》已经正式颁布实施(1993年7月2日通过,1993年10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我国科技法制建设开始走向主动性、预见性、系统性立法阶段。科技进步法的配套法规,陆续出台并开始实施。 (三)科技法体系的建设与科技法学研究 综观世界各主要国家科技法制建设的情况,大多也经历了从零散的科技法规范的制定、到单行或专门科技立法、再到系统化法制建设的过程。60年代以前,除了旨在保护智力成果权益的知识产权法以外,各国的专门科技立法较少 ,大都散见于其他立法之中。“60年代以后,各国开始制定科技基本法。这一工作是从实行判例法传统的英国和美国开始的。英国于1965年制定了《科学技术法》,规定了国家的科技发展目标、组织形式等,成为英国科技活动的基本准则。美国于1976年在制定了《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组织和重点法》,确定了美国科技政策制定的准则、实施范围与步骤、政府职责、重点领域及科技计划实施的组织形式等。此后,法国等欧洲国家、日、韩等亚洲国家、墨西哥等第三世界国家以及俄罗斯等国都先后制定了本国的科技基本法,并加紧各方面的配套立法,走上专门化、体系化的发展道路。” 我国的科技立法,随着科技进步法作为科技基本法的颁布实施,开始进入有规划、系统性、着眼于科技法体系的建设阶段。相应地科技法学研究,也已不再拘泥于某个单行法的研究或者某个专门法律问题的研究,而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整个科技法体系的研究。 作为健全我国科技法体系的初步构想,笔者认为,除了宪法的有关法律规范外,我国的科技法体系应当是由科技基本法和15个方面的专门科技立法以及相应的配套法规规章组成的、多层次的科技法体系。这15个方面与科技进步法相配套的科技法律分别是:国家科技管理法,农业科技进步法,企业科技进步法,科技促进社会发展法,国防科技进步法,科技教育普及法(科普法),高新技术产业振兴法,基础研究与科学基金法,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合同法(已被吸收到合同法之中),研究开发机构法,科技工作者法,科技保障法(或科技投入法),科技奖励法,国际科技合作法,科技审议监督法。在科技法体系中,除了国家科技法律、科技行政法规、规章、有效的司法解释以外,地方性科技法规规章,也是其重要的构成部分。 广义的科技法与科技法研究包括知识产权在内,是我们应有的共识。这一点,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们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台湾地区一年一度的智慧产权法研讨会,2000年改为“科技法研讨会”,其内容包括许多知识产权问题的研讨,许多新的知识产权问题也的确都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 三、科技法学—— 一个亟待发展的交叉学科 法学理论的研究与学科发展,是法制建设的基础,也是铸就法治精神、培养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科技发展、技术创新需要加强科技法治,科技法治是科教兴国战略和依法治国方略的集中体现,科技法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研究与学科建设,亟待加强。 (一)法学科的整合与分化中科技法学的地位 80年代,在我国随着科技与法律的历史性联姻,科技法在中国诞生,科技法学作为一个新兴 交叉学科业被学术界接受,中国科技法学会和一批科技法研究机构相继成立,科技法学开始登上大学的课堂,一些全国性和国际性科技法方面的学术会议相继召开。然而,其在中国大学的发展却不那么顺利。在大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是同学科点的设置密切相关的。许多大学关心的是能否能他增加高层次学位学科授权点,至于该学科研究与发展真正的意义和价值等专业性问题,则很少考虑。另外,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同学位授权点的设置的关系在大学里的表现,也直接影响到社会对学科的认可。这已经成为受“名正则言顺”训导的人们的思维习惯。随着法学科的调整,科技法学作为19 88年新增加的研究生学位授权点专业被取消,研究生的培养也只能作为一个方向,有的放在法理学,有的放在经济法学。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对于科技法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淡化作用,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以及科技工作特殊的内在规律性、科技法律关系的复杂性等,都对建设和发展科技法学科提出了急迫的需求,即从社会需求和发展前景来看,科技法学科的建设与科技法学研究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或者说“只能强化,不能淡化。” 近年来,随着台湾地区科技产业的兴起与发展,科技法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科技法学在台湾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除了半官方性质的资讯科技策进会所属科技法律中心以外,台湾的交通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也设有科技法研究机构,承担科技法的研究工作,培养科技法学研究生。从2001年开始,东吴大学法学院也开始招收科技法的研究生。科技法学在台湾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二)法学科传统的分类方法及其对科技法学的影响 部门法的分类方法主要的可以表述为:依据调整对象的和调整方法的不同而将法律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同时又要考虑到现有的法律学科的划分和现有立法的实际情况划分为不同的法学科。然而,在实际的划分过程中,每位学者则各自又有自己的划分标准和方法。而这种划分标准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又同该学者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背景密切相关。 另外,学科的划分与认可,本来也应当是各个学科(含原本还没有被大多数人认可的学科)自由发展的结果。许多原来并不被认为是一个学科专业的,现在已经成为非常热门的学科专业。如计算机及其软件、网络工程、信息管理等学科专业的设立,大都是随着社会的需要和研究工作的开展而兴起的。原本搞数学和计算数学的部分人转来研究计算机及其软件;原本搞计算机或者通讯或其他专业的转来搞网络工程;原本搞计算机、管理学和其他学科的人转来搞信息管理等等。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创立了这些原本没有的许多新学科。这是科学发展的一种常态,一种趋势。 然而,这种情况在习惯势力和其他非科学因素影响较多的学术领域(请注意,这是事实而非应然)却表现得非常难以“容忍”。先是经济法学遭受“诘难”,后有科技法学学科点被取消,都是这种习惯势力和非科学因素的影响。 作为科技基本法的科技进步法,通过立法程序将我国推进科技进步的基本方针、基本准则、基本经验、基本政策和目标体制、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同时,就科技工作的主要方面和基本制度做出规定,从而,为建立科学合理、协调有序的科技法体系确立框架、奠定了基础。这部科技基本法的出台并实施,为科技法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也为科技法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法律上的基础。 (三)科技法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思路 国家发展战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有效实施,对于科技法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都是极为有利的,当代自然科学发展与新兴交叉学科的形成与发展的经验,我们也是完全可以借鉴的。因此,对中国科技法学界来说,理清发展思路,顺应社会实际需要,努力建设与发展科技法学学科,才是正确的选择。 1、既定学科专业目录的“限制”,不应成为学科建设的根本性障碍。随着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不断提高,尤其是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产权法学在国际上格外被受到重视。联合国设专门法律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来管理和协调各国的知识产权问题,世界贸易组织将知识产权问题作为其重要的谈判议题并成为其重要的法律规则,近年来的纠缠不清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所产生的 影响也是尽人皆知,知识产权法学科专业发展的社会需求也是清楚的。尽管知识产权法学也没有被正式列入研究生的专业目录,但其学科建设和人才的培养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北京大学、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的设立与发展均得到了有关方面的支持和肯定。 2、重视和支持科技法学基本理论的研究。结合深入研究科技发展与科技法治的实际,探讨科技法治的内在规律和特点,尽快确立起科技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为学科建设与发展奠定基础。社会实际需求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具备独立的学科特点和基本理论也是极其重要的条件。近年来,科技法学在科技立法和科技法的实施方面,国家和地方确立了一些应用性研究课题,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为我国科技法治建设做出了实际的贡献。但在科技法学理论的研究方面相对较弱。建议在这方面予以关注,国家科技管理部门也应当给以适当的经费支持。 3、重视和支持科技法学教学与研究机构的建设,是建设与发展科技法学学科的基础。在大学设立科技法研究机构,并开展相应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对于科技法学的发展与科技法制建设均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学科专业目录的限制,常规的经费和其他支持条件同“本子上”有的学科点难以相提并论,给这类研究机构的工作造成实际的困难,而他们的工作又是直接服务与科技工作与科技法制建设的,因此,对于这类研究机构的建设,科技与教育主管部门应当予以支持。 4、注重科技法学的教学研究工作。科技法学的教学,事关培养具有科技法律意识的新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管理者队伍,也是科技法学学科建设的应有之意。但是,由于缺乏科技法教学方面的研究,使得教学与教材建设工作存在不少问题,诸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等。 5、注重科技法学队伍的建设。由于科技法的研究毕竟涉及许多科技知识和科技管理问题,是许多原有的法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者所不熟悉的,而加盟科技法学队伍的研究人员,由于其学科背景的关系,尚未得到传统法学界的认可。其结果是,一方面从原法学研究队伍中进入的较少(远不如经济法兴起的时候民法和其他法律部门研究人员加入的多);另一方面,原本已有科技法基础的,也开始转向其他学科。因此,必须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稳定并发展这支队伍,这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 献: 路甬祥·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N] 科技日报,1999 1 1(1)。 罗玉中·科技进步与法制建设[A] 司法部 中共中央法制讲座汇编[C]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59-272。 C.G.威拉曼特里·人权与科学技术发展[M].张新宝等译 北京:知识出版社,1997。 《科技六法》翻译组。(日)科学技术厅 科学技术六法[Z].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 方明伦·中国科技法制建设的进程及沿革[A].段瑞春·科技进步的法律调节[C] 北京:专利文献出版社,1992.344-351。 & nbsp;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技术白皮书第3号[Z].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 211-242。 刘尚志·全国科技法律研讨会论文集[M].台湾:2000 11。 倪正茂·科技法学导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赵震江·科技法学(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郭庆存·科技法学在台湾的兴起[J].科技与法律,2001,(1):108-111。 郭庆存

科学科技论文第3篇

学习重在方法,学习离不开读,写,背,练,问五步。 想要学好文科知识,上课认真是必然,课后要花精力时间反复复习。

读,一个星期坚持读课本两到三遍,有规律地读,在读的过程中握笔在纸上写写,以便加深印象,促进记忆,作业的笔记,考点都需要背,练,课堂上每学一课,课后练习也要随之同步,在大脑记忆最深刻的时候趁热打铁,巩固练习,记忆也会随之加深,要想要使文科成绩有所突破,首先难点有一一攻破,多提问,多讨论,多研究,多翻阅资料,这是关键········

再有,阅读课外读物也是一个技巧,这也是突破的好方法。

科学科技论文第4篇

[关键词]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概述

Abstract:Philosophyonscienceandtechnologyhasbeendevelopingrapidlyinrecentyears.Thecurrentacademicresearchaboutitisascendant.Thearticlesummarizestherecentstudiesonthephilosophyofscienceandtechnologyfromthefollowingaspects:origin,disciplinelocalization,developmentprocess,disciplineboard,currentissues,tendencyaswellastheproblemsinthefuturedevelopmentofphilosophyonscienceandtechnology.

Keywords:presentstage;philosophystudyonscienceandtechnology;summary

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呈现强劲势头。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献发表以及一些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召开,使得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专题得到了深入地探讨。文章就近年来有关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述。

一、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科学技术哲学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和历史背景,学界从不同视角阐述了科学技术哲学产生的渊源。如学者任元彪从学术渊源上指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2)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传统;(3)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1]。而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的根源在“自然辩证法”,他们比较突出“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演变关系,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从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是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继承和发展[2]。学者吴国盛则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实际上有三种构成因素、三重历史来源,即:(1)德国古典自然哲学;(2)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3)改革开放以来“大口袋”式的整合新学科[3]。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笔者认同郭贵春等人的观点。科学技术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关系密切,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在新时期的时代体现,是对自然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

二、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富有争议,学者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如学者黄顺基、黄天授和刘大椿在1991年编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科学技术哲学作出了明确的定位。他们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新问题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是自然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科技革命条件下的一门新学科。学者刘大椿在2001年出版的《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又进一步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要求和挑战的哲学回应”[4]。而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也曾指出,“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或科学部门体系,它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和色彩的诸多科学部门的总称,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学者于棋明据此认为,在自然辩证法旗帜下汇集或孕育、成长以至分化出了许多分支学科,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历史、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科学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等[5],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的分支学科。学者陈其荣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6],这意味着自然辩证法的范式在当生了改变。学者郑毓信则认为,要考虑科学技术哲学的定位问题,就应该认真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由于现代的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已经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就要认真考虑对包括诸多现实问题进来的种种研究是否能被看成真正的哲学研究?(2)科学技术哲学的现代研究与科学技术活动的距离究竟是变近还是变远?(3)在强调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应当立足于国内的同时,还应当认真考虑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7]。学者吴国盛则深刻地指出,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实际上存在“名实冲突”的问题,科学技术哲学虽然定位在哲学的分支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实际研究内容却远远大于哲学领域[8]。学者贾北树、陈北宁认为,在定位科学技术哲学时应该强调以下四个方面:(1)继续强调必须在哲学的层面上来建设科学技术哲学;(2)强调在科学的基础上建构科学技术哲学;(3)科学技术哲学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意识;(4)科学技术哲学必须关注现实。从以上众多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定位的不同见解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在要想对科学技术哲学进行学科定位,至少应该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否从“哲学”的范围内界定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内容,第二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内涵和外延的问题,第三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现实性问题。

三、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方面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一般都趋向认同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如学者张培富从历史的视角指出了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四个阶段:(1)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开始传播;(2)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学技术哲学及其教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3),中国科技哲学惨遭厄运,科技哲学工作受到任意摧残和践踏;(4)结束,中国科技哲学及其教育事业开始复苏,并迅速发展起来[9]。学者任元彪同样认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1)1930年以前的“科学为本”阶段;(2)30到40年代的多种流派竞争阶段;(3)50至80年代初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成型和发展阶段;(4)8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际化开始阶段[10]。从以上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发展历程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是指科学技术哲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当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的研究上争议较大,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学者吴国盛在1993年撰写《试论自然辩证法》一文中就明确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主张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作为自然辩证法事业大力发展的四大学科[11]。而学者陈其荣则指出,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自然科学的高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汇流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科学技术化,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经验材料和理论思想,使它拓展成为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在内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12],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应该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几个方面。而从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撰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作为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板块[13]。学者刘大椿指出,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再度发展时,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比较有共识的内容可归纳为下述几大块: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和科学技术社会研究。他还指出,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演变成科学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与哲学相连结的桥梁。同时他又指出,近10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框架有了重大突破,研究内容有了新的拓展,陆续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4]。从以上各位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尽管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分歧较大,但是一般比较认同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方面的内容。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知识链条的进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紧密需要,科学技术哲学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在工程哲学的研究上,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2007年7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人编著的《工程哲学》成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建立的标志。

五、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尽管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与时代主题紧密相关,但学界关于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差异。例如学者赵景来对近年来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他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关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2)关于技术的本质;(3)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4)关于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5)建构科技伦理何以可能[15]。学者安维复从科学哲学的视域指出了科学哲学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研究: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科学认识的方法论、科学发现的本质、科学发展的判据、科学的社会监制等问题[16]。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指出,就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而言,9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方面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他们特别还从技术哲学的视域展现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他们认为,对技术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17]。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分别从自然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哲学、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五个方面总结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还着重指出了他们在技术哲学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在科学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在自然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问题;在科学技术方法论方面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8]。可以看出,学者对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所关注问题的研究与他们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界定紧密相关。但是有一点比较明显,那就是学界一般认为“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科学与技术的本质问题”、“科学与技术的价值问题”以及“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和文化问题”成为现阶段关注的热点。

六、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哲学也呈现一些新的变化。学界对这个问题尤为关注,争议较大。例如学者黄瑞雄对学界近年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研究进行梳理,认为国内关于科学技术哲学走向研究分为5种类型:(1)以曾国屏和张明国为主要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技术学;(2)以吴国盛为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哲学;(3)以吴彤为代表的认为走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4)以郭贵春和成素梅为代表的主张保持科学技术哲学的多元性研究;(5)主张继承发扬自然辩证法传统[19]。波士顿大学的华裔学者曹天予对21世纪的科学哲学的趋势作出了预测,他认为科学哲学的趋势大体上有两点:(1)分析哲学的逻辑语言方法要淡出,历史、社会、文化、人类学方法兴起,科学哲学要进一步融入科学学;(2)特殊科学的哲学会有很大的发展,物理学上,特别是有关复杂性问题,在生物学上,有关还原、突现、层次等概念的探讨会大大加强。在认知科学上,计算机科学哲学和神经科学哲学都将对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产生重大影响[20]。学者赵跃红通过研究表明,科学哲学有三个方面的自我超越和三个路向,即:一是超越科学共同体这种社会建制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建制——机制视域下的元理论建构;二是超越科学(技术)文化这种文化范型的更大规模的文化范式——机制视域下的(哲学)理性建构;三是超越了语言学、修辞学、解释学的语言学路向,以至超越了整个西方(语言-逻辑的)哲学传统,对于(形式)逻辑范式予以彻底改造的“科学语言”的科学哲学。第一种路向是“科学社会学”的,第二种路向是“科学文化哲学”的,第三种路向似乎更多地承继了西方的哲学传统,并且还将是科学哲学的主流[21]。学者田鹏颖认为,“社会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视域。他提出,确立社会技术范畴并对社会技术进行哲学反思,开拓了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视域。特别是随着工程哲学初步建立,社会工程哲学大有作为,社会工程哲学将成为工程哲学关注的重要内容[22]。

七、新时期科学技术哲学发展面临的问题。21世纪科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科技哲学的发展也面临相同的境遇。国内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一些潜在的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要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其未来发展,必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科学技术哲学究竟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学者程倩春、崔伟奇指出,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三个问题:(1)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性哲学反思;(2)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重新反思;(3)确立知识创新的哲学基础[23]。而学者庞跃辉则认为,以现代科技变化发展规律和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技哲学,无论是从推进现代科技良性运行和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还是从科学技术哲学自身学科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来看,科学技术哲学都必须下功夫解决面临的三大前沿问题:(1)如何认识现代科技和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2)如何认识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的内政关系;(3)如何认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内政关系问题[24]。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方面的意见基本相同,但是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板块内容、关注热点和走向趋势方面的研究分歧较大。这也正好说明我国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10]任元彪.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简述[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4):p19~21.

[2][17]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演进和定位[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8):p99~101.

[3][8]吴国盛.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回顾与展望[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6):p80~82.

[4]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1.p1.

[5]于棋明.学科建设与课程定位[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2(12):p67.

[6][12]陈其荣.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2):p14.

[7]郑毓信.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定位[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4):p93~94.

[9]张培富.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哲学教育回眸[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1):p14.

[11]吴国盛.试论自然辩证法[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3(4):p1~4.

[13][18]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2):p54~59.

[14]刘大椿.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科学哲学[J].哲学动态,1999(6):p2~3.

[15]赵景来.近年来关于科学技术哲学若干问题研究述要[J].教学与研究,2004(6):p66~72.

[16]安维复.从社会建构主义看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社会哲学[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2):p36.

[19]黄瑞雄.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研究概述[J].哲学动态,2004(8):p19~21.

[20]曹天予.西方科学哲学的回顾与展望[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11):p7.

[21]赵跃红.论域、主题和基本方法:科学哲学究竟会走向何处[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6(3):p56.

[22]田鹏颖.社会技术: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视域[J].社会科学辑刊,2004(6):p12.

科学科技论文第5篇

一、作为科学—技术观的“技术化科学”

在现代科技叙事中,充斥着大量基于科学的技术和技术导向的科学,面对生命技术(biotechnologies)和新材料科学(newmaterialsscience)之类的称谓,人们往往为难以明晰区分科学与技术而倍感困惑。这种困惑的根源在于,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看来,科学主要涉及抽象纯粹的理论知识,技术是纯科学理论知识的应用。这就是源于启蒙理性主义并为逻辑经验主义所强化的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科学是追求自然永恒真理的活动,科学理论知识是对自然实在的镜像式的反映或表征(representation,又译“表象”,两种译法各有其意味,本文中采用“表征”,但在若干引文中为尊重原译也采用“表象”),技术被界定为应用科学;另一方面,虽然经验是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保障,但经验的获得要么被简化为被动的观察,要么被视为理所当然,工具和实验等技术性因素在经验获取中的作用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在科技通史或科技通论中早就以“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论及科学与技术渗透互动的事实,但这些大而化之的叙事的前提依然是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就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而言,对这一科学-技术观的超越经历了一个迂回而趋同的过程。

在科学哲学中,经过后实证主义与新经验主义两次转向,实现了从理论偏向的基础主义到理论偏向的相对主义再到注重科学的技术性向度的科学-技术观的转变。汉森等人阐发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论点对中性观察语言的解构以及杜恒-奎因论点对知识整体论的倡导,从内部削弱了逻辑经验主义主张的基础主义预设,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兴起则导致了后实证主义转向。在后经验(即后实证)主义看来,科学共同体将自己的理论表征与其他理论表征相比较,而不是与被观察的、未经解释的世界相对照(劳斯,2004,第4页)。但不论是历史主义或后实证主义,依旧是理论知识偏向的,在科学-技术观上依然重科学理论而忽视工具与实验等技术性论题。后起的新经验主义则既不愿意回归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的基础主义,又不满足于历史主义和后经验主义的相对主义立场。赫斯(MaryHesse)、卡特赖特(NancyCartright)、哈金(IanHacking)等新经验主义者意识到:技术已经内化于现代科学之中,对自然过程进行技术控制不再是理论发现的副产品;科学或许无法通过实验室环境下产生的理论推演出统一的理论架构,但人们依然可以在发现现象、建构唯象理论、操控自然与获得经验的能力上不断进步。(同上,第9-11页)哈金看到,“值得惊喜的是从17世纪以来,我们居然积累了如此之多的经验知识。”(哈金,载皮克林编著,2006,第32页)他认为这表明实验室仪器能够稳定地捕获和累积物质现象,而导致这种稳定性的原因在于,当实验科学在整体上是可行的时候,它倾向于产生一种维持自身稳定的自我辩护结构。这自然会令人联想到杜恒-奎因论点,但哈金却明确指出,基于心智论的杜恒-奎因论点拘泥于理论论题,而未看到:我们在调整理论与观察的不一致时所改变的不仅是思想,还有我们的世界;如果从物质论(materialism)出发,将论题扩展至思想、事实和制造过程的关联性,杜恒-奎因论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的世界和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何以具有如此显著的确定性,而不再止于暗示经验证据对理论知识的不充分决定性。(同上,第32-33页)由此,新经验主义最终超越了基础主义的理论优位的科学-技术观,形成了凸显科学的技术性与物质性向度的科学-技术观。

在科学与技术研究中,经过社会建构论与异质性实践分析两个阶段,实现了从基础主义到建构论的相对主义再到基于异质性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的转变。早期的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因受到基础主义的影响而鲜有针对科学认知过程和技术实践过程的探讨。在历史主义学派和后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科学知识社会学和新技术社会学(如SCOT)分别打开了科学知识的与技术实践的“黑箱”,试图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行动者的力量)还原概念网络与人工物的不确定性的形成、拓展和终结。而这种社会建构论难以克服的悖论是,它一方面导致了相对主义并主张多元主义,另一方面却建立在本质主义的预设之上——将社会利益视为隐藏在科学概念和技术人工物背后的更本质的因素。使建构论得以摆脱本质主义的是拉图尔(BrunoLatour)等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它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过程,从实践要素的异质性出发,关注实验室、仪器等技术性情境,用异质性要素的互动整合描述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过程。由此,科学、技术、知识、人工物、文化、社会等要素不再拘泥于逻辑与概念上的分殊,而在实践层面互动整合。正是基于此视角,拉图尔进一步引入了“technoscience”(鉴于这一概念较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更为重视物质性与技术的作用,本文将其试译为“技术化科学”)这一实践性概念。以此诠释具有内在关联的科学与技术实践的复杂性与多向性,便带来了基于异质性的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强调技术与科学在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中整合为同一过程;另一方面坚持物质论立场——“科学与技术通过物质性的行动与力量的相互转换而运作起来,科学表征是物质性操控的结果。”(Sismondo,p66)

技术化科学这一新的科学-技术观的提出,超越了基础主义和建构论的相对主义,使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究整合为科学与技术研究。但从哲学或科学哲学的层面来看,其内涵显然远不止于此。在进一步探讨这一观念的内涵及其对于当代科学哲学的意义之前,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技术化科学所蕴含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观吗?

二、技术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科学-技术观吗?

纵观两千年来的科学技术史或者“真理的历程”,从阿基米德的杠杆到波义耳的空气泵,从高能加速器到多莉羊,这些技术与科学的相互交织与结合,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技术对于科学的基础性作用。实际上,很多现代思想家并没有无视这些事实。意味深长的是,在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技术研究之前,海德格尔和杜威两位思想大师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地阐发过与技术化科学十分投契的科学-技术观,对这些思想资源的回顾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技术化科学这一观念的源流与谱系。

在海德格尔关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存在论反思中,所持的是一种超验化(transcendentalize)的本质主义立场,其基本理路是:(1)现代的命运取决于现代技术与科学共同具有的“技术之本质”——“座架”(Gestell)——兼具限定(stellen)与促逼(herausfordern)的去蔽(revealing)方式,使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沦为技术对象和持存物(Bestand)(Heidegger,P252-264);(2)然而,其所揭示出的并非存在而只是存在者,现代性的危机源于这种方式遮蔽了其他的去蔽方式,令真理无法彰显,并使存在本身无处安身;(3)由此,即便这个世界有其超验的本质,也跟现代技术与科学无关,从而在根本上颠覆了“科学探究真理,技术应用科学”这一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批判,实质上是从反思的角度论述了他的科学-技术观,其基本论点有二。其一,现代技术与科学统一于现代技术之本质。而在这种超验视角下,科学与技术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他指出:“科学乃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按地位而论,同样重要的现象是机械技术。但我们不能把机械技术曲解为现代数学自然科学的纯粹的实践应用。机械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实践变换,唯有这种变换才要求应用数学自然科学。机械技术始终是现代技术之本质的迄今为止的最为显眼的后代余孽,而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海德格尔,1996,p885)在《现代自然科学与技术》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指出,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与其说科学是技术的基础,不如说现代自然科学拥有技术化思维的基本形式。(参见Glazebrook,p252)正是在共享“技术之本质”的意义上,“技术将存在揭示为持存物”与“科学将存在表象为对象”互为基础,科学与技术成为相互交织的统一体。

其二,现代技术与科学是一种操控性和制造性的实践。根据《世界图象的时代》的论述,科学研究即“认识把自身建立为某个存在者领域(自然或历史)中的程式(Vorgehen)”,在本质上具有可操控性;而“唯有在自然知识已经转换为研究的地方,实验才是可能的”,因为实验意味着“表象出一种条件,据此条件,在其过程之必然性中的某种运动关系才能成为可追踪的,亦即通过计算事先可控制的。”因而,内在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技术之本质”,导致了世界成为图象和人成为主体这两大相互交叉、决定了现代之本质的进程,此进程就是作为图象的世界被征服的过程,其中“图象”(Bild)的内涵是“表象着的制造之构图”。(海德格尔,1996年,P887-904)

与海德格尔相反,早在1929年,杜威就在《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中从正面阐述了他的实用主义的科学-技术观。首先,他将科学视为一种借助行动来进行认知的知行合一的探究活动。他认为,科学认知过程事实上已经废弃了对知行界线的划分:“知识必须有观察而观察是深入自然界所知对象之中的”(杜威,2005,P165);“实验的程序已经把动作置于认知的核心地位”(同上,P26)。其次,他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控制,知识的价值取决于操作结果。他指出:“思想的任务不是去符合或再现对象已有的特征,而是去判定这些对象通过有指导的操作以后可能达到的后果”(同上,P104);“知识的准绳在于用来获得后果的方法而不在于对实在的性质具有形而上学的概念”(同上,P170-171)。

在杜威的思想中,渗透着两种基本的哲学立场。其一为反本质主义。他将那种认为科学的发现揭示了最后实在和一般存在的固有特性的见解视为旧形而上学的残余,并对哥白尼革命做出了反本质主义的诠释:“我们并不需要把知识当作是唯一能够把握实在的东西。”(同上,P227)也就是说,基于知觉和经验的知识观念,不应该被视为被知觉和被经验的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形而上学本质,不可以上升为形而上学的独断。其二为实用主义的实在论。他认为,认知活动意味着一种存在与另一种存在的交互作用。认知者在世界之内,其所经验的世界就是一个实在的世界(realworld),但其原始状态并非我们所认知的世界,所经验的对象唯有通过一系列的认知操作才可能被赋予以形式和关系,实在因此得到重构并可能被纳入受控制的变化进程。他认为,真正可与哥白尼革命相媲美的哲学变革在于:放弃本质主义并诉诸经验实在,不再试图通过把握本质而获得绝对的确定性,转而运用主动控制调节的方法寻求高概率的安全性,即把判断的标准从依据前件转变为依据后果,从无生气地依赖过去转变为有意识地创造未来。(同上,223-224)

三、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

杜威的反本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实在论观点发表多年之后,在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中,才开始反思杜威拒斥过的知识的表征主义模式。所谓知识的表征主义模式是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在认识论层面的表现,可上溯至西方哲学的源头,其大意是:我们可以获得对世界的表征,但世界又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表征,因此知识所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抵达那些被设想能与表征相符合的事物(劳斯,2004,p2-3)。在这种对于知识的镜像式的理解模式中,存在一个难以克服的悖论:一方面,为了保证表征的无误,认知主体只能被动地接受并反映认知对象或所与(given);另一方面,在表征的过程中,认知主体又必然有其自身的视角并受到工具(即便这种工具拥有超越的透视功能)等条件的制约。因此,受到这种观念影响的传统科学哲学虽然曾经在对科学理论知识的研究中收获颇丰,但在其内部的知识整体论和历史主义学派的冲击下,作为其预设的经验论的基础主义和超历史的真理观不得面对相对主义的挑战。

在这一挑战下,科学理论不再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具有真理性的、与世界相符合的表征,也不再拥有绝对优先的地位。这迫使科学哲学领域内外的一些学者或者视技术为科学的内在要素,或将技术与科学整合进异质性的实践网络,或将技术与科学统一于人的知觉层面的现象,开始从新经验主义、科学与技术研究(如后SSK)和现象学等不同的视角关注“作为技术的科学”(scienceastechnology),不再将技术视为低科学一等的“科学的应用”,而从技术与科学相互交织(interwoven)的角度统观二者,形成了一组不同于基础主义的科学与技术意象的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

1、从实验实体到现象创造

面对基于后实证主义和建构论的相对主义的挑战,新经验主义的基本策略是诉诸实验以拯救实在论,强调实验实体与现象创造,这使狭义的技术化科学的意象——作为实验科学的意象得以凸显。

针对由相对主义激发的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哈金(IanHacking)提出了实体实在论。他指出,关于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探讨大多拘泥于理论、解释和预言等层面,在这些层面上的争论必然是没有结论的。只有在实验等技术实践层面,才可能为科学实在论辩护,并且这种实在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关于理论和真理的实在论,而是关于实体(entities)的实在论。哈金认为,尽管两种实在论看似孪生关系,但事实上大多数实验物理学家都是实体实在论者而非理论实在论者。在实验物理学家看来,电子不是理论实体,而是实验实体;当他们承认电子和夸克真实存在时,是因为对这些原则上无法直接观察的实体的有规则的操控,能产生出新的现象,并引向对自然的新探究。在他看来,干预与制造都是形成实在的素材(stuff)。他从培根的思想中看到,实验者之所以相信实体的实在性,是因为他们能把握实体具有的因果属性(casualproperties)并将其用于干预自然。一些实体在发现之初,不过是假设的实体,而一旦掌握了它们所具有的因果力量(casualpower),就可以用它们建造一些实验设施并产生新的效应,实体因此变得真实。(Hacking,1983a,p71-87)在实体实在论的基础上,哈金又提出了现象创造的论点,强调实验现象是由科学家创造的。他拒斥了“实验科学家发现世界中的现象”这一刻板意象,并指出“实验就是通过创造和制造获得精致而稳定的现象”,而现象是“公开的、规则的、可能是规律般的,但也可能有例外的”(Hacking,1983b,,p222,230)。他认为,有史以来在实验室中首次产生的现象就是制造出来的,如霍尔效应就是由霍尔在实验室中创造出来的。当然他也注意到现象创造不等于物理实体的创造。

对此,哈雷(RomHarre)也主张,论及真实世界的行动与实体时必须研究实验,科学之所以有所发现是因为它能制造人工物,研究者训练有素的行动是实验现象与自然的因果属性的中介;并且实验现象不能纯化为仪器探测的语用(pragmatics)关联,实验室技能不可通过归纳论证模式加以还原。他强调,在当代科学中,科学发现所与(given)实在而技术仅以造物为旨归的二分已经消弭,真实世界的因果属性是某些实体在一定条件下可探测到的能力(capacities,此概念在卡特赖特处得到发挥),只有透过恰当的仪器才能揭示实验现象的因果机制进而驱使自然释放其能量。(DanielRothbart,GeneralIntroductionin:Harre,ppⅷ-ⅸ)显然,正是实验实体的功能性的呈现和发挥使其得以证明自身的真实性:一方面支撑起理论实体对世界的结构性描述,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可以揭示的现象的范围及其深度。实验科学中涉及的实体和现象的内在的功能性和技术性是使其成其为科学的前提,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实验科学是技术化科学。

2、从实验室科学到实践的冲撞

拉图尓等人倡导的实验室研究和渗透于技术化科学概念中的异质性实践分析方法激发了后SSK研究,形成了整合性的科学与技术研究进路,也带来了广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实验室科学”或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

拉图尓在《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1987)一书中提出了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旨在描述“正在形成的科学”(scienceinmaking),并冀图以此涵盖所有与科学或技术实践相关的异质性要素。他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在符号学的意味下考察了各种人和非人的作用要素的相互作用,从文本到实验室再到自然,将其诠释为一种以技术为中介并负载权力的创造和解决争端的社会建制。显然,他所说的技术是一般的操作和制造意义上的。一方面,作为中介的实验室是产生记录的地方,但我们并不是通过仪器直接把握自然,而是对仪器所显示的可视的内容进行解释。为了减少不同解释间的冲突,实验室会引入新仪器,直到就解释达成某种共识。因此,人们所说的自然或科学事实并不像传统科学观所声称的那样——被发现、独立于科学解释而存在并作为科学争论的裁判,而是恰恰相反——科学事实是在实验室中建构的,是实验室与权力关系相互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科学并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是一种大规模的知识生产机制;当人们使用“科学和技术”这一虚构的概念来谈论科学活动时,会形成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少数科学家和工程师担负着生产事实的全部责任。(拉图尔,2005,第289页)

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并不仅仅指涉内在于当代实验科学的技术性,而意在进一步揭示当代科学技术活动的基本特征——异质性的社会文化实践。在拉图尔等人的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实验哲学家哈金从对科学实验的关注转向对“实验室科学”的讨论,并与皮克林(AndrewPickering)等人共同开启了后SSK研究。在哈金看来,“‘实验室’(laboratory)是一个远比‘实验/试验’(experiment)严格得多的概念”,“实验室科学在孤立状态下使用仪器去干预所研究对象的自然进程,其结果是对这类现象的知识、理解、控制和概括的增强。”(哈金,《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载皮克林编著,第36页)而引入这一概念辨析的根本原因是,实验室科学能够较实验科学承载更多的实践与文化意蕴,以此为要津,可以透过实验室之中和实验室之外所有可见的异质性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的过程。(皮克林编著,中文版序言第2-3页)正是在此意义上,实验室科学呈现出广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

沿着后SSK的脉络,其代表人物皮克林运用“实践冲撞”的概念,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的意象。大抵受到德勒兹的影响,皮克林一反西方对隐藏于世界背后的永恒秩序的追求,转而主张一种基于人与物的力量(agency)的实践冲撞(mangleofpractice)所带来的开放式的世界场景。他指出,我们不应该认为世界是由隐藏的规律控制的,不应只关注表征,因为那样只会导致人和事物以自身影子的方式显示自身,即便是科学家也只能在观察和事实框定的领域中制造知识。而真实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力量,始终处在制造事物(doingthings)之中,各种事物不是作为人的观察陈述而依赖于我们,而是我们要依赖于物质性力量,人类一直处在与物质性力量的较量之中(皮克林,2004,第6页)。因此,应该超越仅仅作为表征知识的科学,运用操作性语言(performativeidiom),把物质的、社会的、时间的维度纳入其中,将“科学(自然包括技术)视为一种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持续与扩展。更进一步,我们应该视各种仪器与设备为科学家如何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核心。作为人类的力量,科学家在物质力量的领域内周旋……构造各种各样的仪器和设备捕获、引诱、下载、吸收、登记,要么使那种力量物化,要么驯服那种力量,让它为人类服务”(同上,第7页)。在他的论述中,有一种德勒兹式的后人类主义存在论,即主张以人和物的非二元论组合来取代人类在历史行动中的中心地位。在作者看来,这不仅仅凸显了技术化科学的文化实践意象,更昭示着技术化历史这一后人类情境。3、从知觉拓展到工具实在

现象学作为一种欧陆的思想资源更倾向于将科学和技术作为一种整体现象加以考察,也就是说在相关的语境中,提及科学往往也包含了技术,谈到技术并不排斥其科学内涵。因而,在现象学乃至解释学层面更易于呈现技术化科学意象。

在科学哲学中,克里斯(RobertP.Crease)曾用现象学的方法探讨过实验(Crease,1993)。他将实验类比作表演(performance),认为其所上演的是自然之剧(playofnature)。他从胡塞尔的知觉现象的双重视域(内与外)出发,结合杜威的科学探究观,将科学实体视为可以运用可读技术加以把握和探究的现象。在后SSK谱系中,论及实验室作为解释科学成功机制和过程的场所时,诺尔-塞蒂娜(KarinKnorrCetina)放弃了理性或合理性等视角,转而诉诸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自我-他者-事物”(self-other-things)系统和科学所制造的现象域(phenomenalfield)在形式上的重组。她认为,“对于梅洛-庞蒂来说,‘自我-他者-事物’系统并不是独立于人类行动者,独立于主观印象,或独立于内在世界,而是一个被经历的世界(world-experienced-by),或与力量者相关的世界(world-related-to-agents)。实验室研究所暗示的实验室是一种改变与力量者相关世界的手段……它改进了与社会秩序相联系的自然秩序。”(诺尔-塞蒂娜,《睡椅、大教堂与实验室》,载皮克林编著,第122页)这种改进依赖于自然对象的可塑性:实验室很少研究那些仿佛是在自然中显现的现象,而大多研究对象是想象或视觉的、听觉的或电的等的踪迹,并进而研究它们的构成、提取物和纯化了的样本;以天文学为例,随着观测仪器和信息处理手段的提升,天文学正在从观测科学转变为处理影像的实验室科学。(同上,第133页)

伊德(DonIhde)的现象学意味的工具实在论所彰显的也是技术与科学相互会同的意象。他认为,假如人们可以借助仪器拓展知觉,即便是一些涉及高深抽象理论的科学研究也是与知觉高度相关的,甚至可以在知觉层面使人的身体获得拓展,而涉身(embodiment)于最前沿的科技现象之中。(ValDusek,pp22-23)他运用“知觉解释学”的方法将身体对世界的知觉与解释结合起来,由情境主义的方法揭示了作为经验中介的科学工具如何创造出新的知觉,并获得了工具实在论的立场:科学是一种解释学实践,依赖工具对事物的科学分析,真实的世界只有当其为科学工具所构建时,才成为科学探究的对象。他十分重视可视性,进而主张科学的视觉主义(scientificvisualism)。他指出,X射线、CT、MRI、声纳等图像技术使得事物变得可视,甚至像文本一样可读。在较弱的意义上,这种视觉主义的工具实在论认为,已经有越来越多实在被工具转换为图像。在较强的意义上,则意味着工具可以使得其他不可视的实在变得可视。这些科学透视装置不仅意味愈来愈多的科学的对象得到显示,还可能塑造和改变我们所能感知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德也谈到了技术建构(technoconstruction)。(Ihde,1999,pp158-177)伊德的研究再次表明,在现象学层面科学与技术可以在现象域整合为技术化科学。

四、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观

在对作为科学-技术观的技术化科学和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的思考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技术化科学这一观念能否给我们带来一套新的科学哲学观念?

首先值得思考的是,技术化科学这一视角对物质性与技术性的强调有何存在论意味?在当代相关研究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杜威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诺尔-塞蒂娜(KarinKnorrCetina)在《知识的制造》中声称,实验室科学是关于可以制造什么的科学而非什么独立存在的科学。哈金在《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中强调,他的主题是物质论的,其中只有一点与被称之为“实在论”的形而上学相冲突,即“实在论者通常设定科学的终极目的或终极理想是‘获得一个关于宇宙的真理’”(哈金,载皮克林编著,2006,第34页)。他认为,“理论不能在与我们所期望它们对应着的一个被动世界中得到检验,我们不能形式化一些猜想,然后去考察他们是否为真的”,“我们的理论至多对于那些从仪器抽象出来的现象来说是真的,而这些现象的产生就是为了更好地契合理论”(同上,第59页)。哈金和卡特赖特都曾表示,高能物理之类的理论只能在实验室中严格成立。这些观点表明,至少在实验科学或实验室科学中,科学知识是关于那些可以用于制作的自然物的知识,其目标不是(或不必要)由理论知识上升到真理性认识。人们很容易由此联想到实用主义,但根据艾慕士(S.Morris.Eams)的观点,实用自然主义(pragmaticnaturalism)能够更确切地涵盖通常被称为实用主义的美国哲学运动(艾慕士,序论第1页)。其中对自然主义的强调在于凸显人对自然的适应(adjustment)——顺应(accommodation)与改造(adaptation)(同上,第33页),透过这一立场,可以从人在世生存的视角反思技术化科学。

实用自然主义较一般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更关注人的在世生存,并与海德格尔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简称“在世”)的思想具有类似的存在论(ontology)视角。在此视角下,人(此在)首先要应对(dealing)最为切近的周遭世界。在这种应对中,我们并非被动的观察者,而是现实世界的主动参与者。人(此在)周围的事物首先不是作为感知和认知的客体出现,而很自然地成为与日常实践相适切的工具性对象——最切近的应对方式并非一味地进行知觉的认知,而是操控事物并加以使用之类的操劳,这种操劳有其自身的“知识”(海德格尔,2006年,第79页)。基于人的在世生存的存在论是局域性的(regional),从这种存在论出发,认知对象乃至知识观念都不必纯化和提升为形而上学层面的实在(reality),人们只需在现象层面视其为局部实在(localreality)或情境性(contextual)的“现实”(actuality)。人们不再孤立地追问,认知对象是否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知识能否用于表征某种真正的实在?探求知识的直接目的转向以知识对象为手段带来行动上的差异或产出更多可以作为手段的知识和知识对象,即认知服务于行动并与行动整合为一体。

技术化科学所蕴含的科学-技术观与基于行动导向的知行整合观是契合的,这种契合或许与传统的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理论化、知识化解读大异其趣,但却更接近科学特别是实验科学或实验室科学的真实情境。在实用自然主义的影响下,包括新经验主义在内的很多科学哲学研究事实上都是以技术化科学为背景而展开的,我们不妨称之为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它们在科学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带来了哪些新的研究纲领?下面是对这个问题的尝试性回答,并以此作为本文的开放性结论。

(1)在形而上学层面,反对基础主义(fundamentalism),支持局部实在论(localrealism)。启蒙运动以来的基础主义的理性科学观将科学视为一种揭示所有自然现象背后的宇宙真理的独特的理性活动。但卡特赖特和吉尔(RonaloN.Giere)等人认为,这种科学观并未真实地反映科学家的探究实践。如果认真研究科学家在某些特定领域中建立抽象程度不同的模型和理论时真正做了些什么,就不难发现,科学所面对的不是基础论预设的理性化的世界——一个受系统的或齐一的规律(law)支配的统一的世界,而是一个斑杂的世界(adappledworld),科学家们只能获得适用范围有限的经验定律和模型,通过定律拼凑(patchworkoflaws)建立起非金字塔式的定律系统(卡特赖特,第25-36页)。值得指出的是,基于自然主义的立场,他们虽然不赞成形而上学的实在论(metaphysicalrealism)并质疑一切先验的宣称,但并未因为反对基础论的科学观而否定科学的实在性,或走向建构论的相对主义(constructivistrelativism)。他们所认同的实在论是局部实在论,其基本辩护模式是:我们通过局部科学活动可以进行预测、计划、操控等一系列活动,如果这些活动的对象不是某种实在,所有的活动会是不可能或难以想象的。(同上,第25页)

(2)在认识论层面,强调认知与操控的同一,主张透视主义的操控性认识论。杜威曾经预言:如果将认识中的“所与”(given)称为“被采取的”(taken),整个认识论可能会完全不同(杜威,2005,第136页)。古德曼(NelsonGoodman)也曾经指出:“规律的发现涉及草拟,模式(Patterns)的识别与构想和强加(imposing)高度相关,理解与创造同行。”(Goodman,p22)如果强调认知与操控的同一,就意味着操控不仅是认知的手段也可能与认知的目的发生关联。正是由于认知与主体的行动及目的相关,任何表征与干预的过程不必是绝对或唯一的,其认识论是操控性的和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乃至多元主义)的:某人S为了对A施行某种操控M而以B表征A,其中,A可以是自然实体,也可以是人工实体等各种实体及其混杂(hybrid),B所揭示出的命题或模型能够使S把握B的某些因果属性,以便实现操控M。科学中最常用分析方法(analyticmethod)也基于这种操控性的认识论:“要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我们把事物拆分成更基础的部分;要控制一个情境,我们把这些部分组合起来,并重新安排这些部分,它们一起作用时使事情如我们所愿地发生。”(卡特赖特,第97页)但这些都只是原则上的宣称,如果仅仅将科学观的重心从表征的一方移到操控一方,最多只能重申罗蒂的断言:所谓知识的“力量就是存在在那里有待人们去认识的一切——断言‘知道X’等于断言‘能够用X做些什么或对X做些什么?”(罗蒂,2003,p30)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何以找到那些因果属性,进而“能够用X做什么或对X做什么”?而这是方法论层面所必须回应的。

(3)在方法论层面,注重操控性(manipulability)因果观和溯因法(abduction)。恰如杜威所言:“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求动力因(efficientcause),而不是目的因(finalcause),在于寻求事物的外在关系,而不是寻求固有的形式。”(杜威,第78页)这里的外在关系应是科学方法论的着力点所在,即在操控之前或操控过程中,要对操控对象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所了解。这就涉及所谓因果属性或因果力——只有把握实验实体的因果属性,才可能以它们为工具展开深入的探究。对此,有关因果性与操控相关联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值得关注的思想资源包括冯.赖特(VonWright)等人对因果性与主体作用(causationandagency)的讨论,以及伍德沃德(JimWoodward)最近提出的操控性的因果观。

冯.赖特很早就提出,可以用主体(agents)的作用来界定因果性:“P是一个与q相关的原因,q是一个与P相关的结果,当且仅当通过做p,我们能导致q,或者通过抑制P,我们能消除q或阻止其发生。”(转引SosaandTooley,p16)尽管其中的操控性的概念在科学家思考因果解释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一直不为科学哲学与哲学界所重视。伍德沃德在2003年出版的《使事情发生》中指出,造成这一漠视的原因在于哲学家依旧持纯科学与应用科学(技术)截然二分的观点,而未看到科学中的因果解释往往与对自然的操控和改变相关(Woodward,2003a,pp9-11)。

伍德沃德认为,在表征主义的实在论那里,因果往往诉诸于形而上学层面,故容易受到工具主义的攻击,作为其对手的工具主义者则只谈关系,而回避因果性。但作为一名工具实在论者,他坚持任何科学理论如果要证明自己是真实的,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因果主张(casualclaims):如果某个反事实条件改变了,可能会发生什么。(Woodward,2003b,p115.)在背后支撑这种主张的,就是某种相对稳定不变的因果关系,而且并不定需要诉诸规律、跟踪时空过程或把握整个系统也可能获得这种因果关系,即可以从模态或反事实条件出发,依据对条件的操控(manipulation)以及结果的获得来寻找原因:

声称X导致Y意味着,至少对于某些个体而言,在适当的条件下(可能包括的操控是使其他变量取某个值而保持不变,以与X区分),他们有可能操控X所拥有的某些值,以改变Y的值或者Y的可能分布。(Woodward,2003a,p40)

这种与主体作用(agency)相关的操控性因果观中所内涵的就是寻找因果属性、建构因果力的方法。正是由于物质性的操控力量的介入,使人们得以超越纯粹的逻辑与认知层面,而不断构建出操控性的因果关系,甚至形成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果链。这令人回想到杜威意义上的哥白尼革命:“在知识中,原因变成了手段,而效果变成了后果,因而事物有了意义。所认知的对象是经过有意的重新安排和重新处理过的事前的对象,也是以它所产生的改造的效果来验证其价值的事后的对象”(杜威,第228页)

在操控性的因果关系的构建中,探究新的原因(或需要揭示的因果属性)的对于技术化科学的运行尤为重要;而新的原因的寻求,又是一个由(新的或重新组合的)物质性操控力量所引入的试探性行动与有助于形成假说的推理方法相结合的过程。关于后者,值得关注的是在最佳说明推理等领域得到应用的溯因法(abduction,又译假设推理、诱设法、外展推理等)。这个方法是皮尔斯在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相关工作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推理形式是:

令人惊讶的事实C被观察到了,

而如果A为真,C当然会发生。

因此,有理由猜测A为真。(转引Clarke,p11)

在皮尔斯看来,现代科学是实验性的,“溯因法”是一个形成“假设”的关键过程,是唯一能够导出新概念的“逻辑运作”(logicaloperation);“演绎法”证明出某些东西“必然是”(mustbe),“归纳法”表明某些东西实际上运作着;“溯因法”仅仅提议说某些东西“可能是”(maybe)。(转引自古添洪,第41页)。值得注意的是,皮尔斯是在讨论认知与视觉判断的关系时提出溯因法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一渊源,它在基于模型的推理、可视化、仿真的哲学研究中倍受青睐。

如果将溯因法与操控性因果构建相结合,就有可能建立起基于现象外部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关系的因果链。显然,这类因果链首先是相对于实验实体而不是理论实体而言的,是技术化科学得以重构世界和操控环境的基础,它们恰似莫比乌斯带,能够使原因与条件、规律与规则相互转化,将技术与科学内在地整合为不可分割的技术化科学。这种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观不仅有助于把握当代科技的真实过程,还使我们能够通过对可错的操控性因果链的追问,审视技术化科学中所渗透的内在风险和价值负载。

参考文献:

艾幕士:《实用自然主义导论》,2000,朱建民译,台北,时英出版社。

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傅统先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古添洪:《普尔斯》,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1。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孙周兴译,1996。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陈嘉映,王庆节译,2006。

南希.卡特赖特:《斑杂的世界:科学边界的研究》,王巍,王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布鲁诺.拉图尓:《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刘文旋,郑开译,东方出版社,2005。

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邱慧,孟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理查德.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新实用主义社会、政治和法律哲学》,黄勇编,张国清译,上海译文,2003。

安德鲁.皮克林编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柯文,伊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安德鲁.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Clarke,S,2002,RecentThemesinthePhilosophy:ScientificRealismandCommonsense,Kluwer.

RobertP.Crease,1993,ThePlayofNature:ExperimentationasPerformance,IndianaUniversityPress.

ValDusek,2006,PhilosophyofTechnology:anIntroduction,Blackwell.

TrishGlazebrook,2000,Heidegger’sPhilosophyofScience,FordhamUniversityPress,NewYork.

NelsonGoodman,1978,WaysofWorldmaking,HackettPublishingCompany.

RomHarre(2004),Modeling:GatewaytotheUnknown,Elsevier.ppⅷ-ⅸ.

MartinHeideggr,TheQuestionConcerningTechnology,inRobertC.ScharffandValDusek(ed.),2003,PhilosophyofTechnology:TheTechnologicalCondition:AnAnthology.

IanHacking,1983a,ExperimentationandScientificRealism,PhilosophicalTopics,vol.13,no.1,pp71-87.

IanHacking,1983b,RepresentingandIntervening:IntroductionTopicsinthePhilosophyofNaturalScienc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DonIhdeandEvanSelinger(ed.),2003,ChasingTechnoscience:MatrixforMateriality,IndianaUniversityPress.

DonIhde,1999,ExpandingHermeneutic:VisualisminScience,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

SergioSismondo,2004,AnIntroductiontoScienceandTechnologyStudies,Blackwell.

ErnestSosaandMichalTooley(ed.),2002,Causation.OUP.

科学科技论文第6篇

工程活动不同于人类一般生活所需求的社会活动,工程活动的定义是人类的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它不旦具有科学内容,同时还具备科学内涵。是为了创造更能满足人类需求的新存在物。工程技术的定义指的是运用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如何研发成为有效的生产力做为原则和方法,它是更好的服务于工程活动,把工程和技术的统合为一体。工程与技术都是为了更好的改造世界。这一点看。二者都是都是属于同一实践范畴之内,二者除了相互联系,但也是有所区分的。工程实施过程之中是以改造自然为主要目的,尤其是主要是针对实施一些规模较大、并且非常复杂的组织系统的实践活动。然而,技术也同属实践活动,但一般对于技术活动的规模和形式是没有要求的,而更为看重的是在技术活动中所运用的手段和方法。我们讨论到这里,就形成一条知识链,即“:哲学—科学—技术—工程—生产力”。哲学指导及影响科学,科学推动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实践转化为工程,最终工程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这几点之中“,科学、技术、工程”它们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过程,充分体现了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从科学理论到工程技术实践的飞跃,体现了科学理论经过技术理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

2.树立正确的工程观

工程活动的辩证内容与自然界的辩证法是不同的,工程活动相比之下更丰富一些,它是以人造物为目地的社会活动过程,它把自然界的辩证法,人的活动的辩证法、科学技术的辩证法、社会辩证法组织一起。理论的角度来说,许多科技工作者都有多年的工作经验,但对于工程活动和概念的整体理解与本质区别还是掌握欠缺,他们需要对工程哲学深入研究,真正理解工程活动在人、自然与社会这三大体系之中的作者、地位与价值。如今,很多科技工作者在工程实践过程中,会出现各种盲目性或盲从性,主要分析原因就是对工程的理解还停留在经验认识的层面之上,并没有升华到理论认识层面。所以,这就要求科技工作者要在工程哲学和工程实践过程之中,认真正确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还应该重视工程和审美的研究,工程伦理的研究,这些研究会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当然,还应该讲的一点,工程哲学研究现在已经在独立推进,但是同时也应该关注和工程科学哲学的关系,技术哲学的关系和社会哲学之间的关系要相互借鉴,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工程是现实生产力、直接生产力,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工程能力是一种软实力,它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甚至是兴起或衰落。由此可见,工程哲学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深入研究工程哲学是认识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工程实践占据着科学的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地位,工程也被看成是由各种社会要素共同塑造的。整个工程系统都要运用哲学思维来分析、统筹综合,亦达到尽可能接近事物的客观规律,努力与周边环境的生态、与社会和谐相处。

3.结束语

科学科技论文第7篇

科技论文;生物科学素养;文献检索

高中生物学教学使用的教材以及生物科技书籍与生物科技新进展存在较大的时差,将生物科技论文中的新观点、新作法,以及相关的新知识、新成果和新应用传播给学生,可促进学生对不断发展的生物科学及其研究的理解和应用,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提高生物学学习能力和生物科学素养。

一、科技论文的概述

所谓科技论文是指论证、描述运用科学技术,开展科学研究,获得一定科研成果的学术性文章。中国国家标准GB7713-87明确指出:“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做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科技论文能体现最新的科技成果及科技发展,科技成果已广泛运用于生产、生活。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有效地运用科技论文,能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促进学生对生物学的认识,提高生物科学素养。

二、科技论文的选择

应选择近期发表的较高水平的科技论文,注意选择研究角度新颖、涉及生物学热点话题的研究文章。如学习有关育种知识时,介绍有关华中农业大学科研人员克隆出控制水稻光敏感核不育的基因pms3,该科研成果可加速水稻“两系”不育系培育,促进作物杂种优势利用。引导学生由此相关信息为主题,检索有关科技论文,让学生获取科学性、权威性的基因工程育种的最新科学进展。

还应注意选择有关促进社会、生产、生活等方面研究的科技论文。例如,在学习“生态环境的保护”时,根据不断加剧的“雾霾”天气,引导学生学习《北京一次持续性雾霾过程的阶段性特征及影响因子分析》,帮助学生了解北京地区持续性雾霾天气过程中的气象因素和气溶胶演变特征。学生结合“雾霾”天气亲身体验,加深了对“雾霾”天气的了解,提高保护环境的意识,有利于学生掌握生物科学知识,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许多实验验证性的科技论文包含有实验材料、实验方法、实验结果、讨论和结论,不仅具有科学的、最新的实验技术和方法,还有翔实的实验数据,让学生易于理解实验过程、实验数据和结论之间的关系,体现科技论文的应用价值与社会意义。

三、科技论文的教学应用

首先在课堂上为每位学生提供一份论文,要求学生围绕“文章的研究的目、研究的对象、研究的结论或结果、研究的问题对社会或研究领域有什么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进行阅读,培养学生快速地获取有关信息的 能力。

然后指导学生罗列论文中相关的生物学概念和难理解的专业名词,并尝试理清生物学概念与难理解的专业名词之间的关系,通过新情境的构建,培养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分析、应用等迁移能力,为理解实验和科学进展打下良好基础。

科技论文表述的实验原理和步骤等具有前瞻性,专业性比较强,学生难以理解。课堂教学时教师应简要地解释实验过程,引导学生理解新的实验方法和实验设计,尝试用通俗易懂的文字简化复杂的实验条件和方法,设计相关类似的实验,提高学生的实验设计能力。

四、科技论文的教育价值

1.促进学生学会文献检索

指导学生从公共媒体如报纸、公共科学杂志,比如《新科学家》《科学新闻》或者中国知网等相关网站,采用“文献检索方法”“数据库检索方法”“出版物检索方法”,使用关键词搜索,在论文期刊上网站上或搜寻合适的论文,比如早期原创性研究论文,进行对比阅读,培养学生学会求知、学会学习,掌握认识世界的工具、学会最迅速、最有效地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和运用信息的能力。

2.促进学生对生物学核心概念的掌握

高中生物核心概念是建立在一般概念、原理和规律之上的对生物学核心问题认识和理解,从不同的角度阐释生命的本质,有利于帮助学生理解与掌握生物学主干知识。在有关“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等核心概念学习中,以关键词“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影响光合作用、呼吸作用速率等”检索到《不同营养条件对金鱼藻净化作用及其生理生态的影响》《静止和充气培养条件下光强对龙须菜光合生理效应的影响》等科技论文,通过学习,拓宽视野,加深对光合作用速率、光合效率、净光合作用速率等生物学核心概念理解和掌握。

3.提高学生图文转换和图表处理能力

生物科学经常以生物绘图或图表方式呈现科学研究方法或成果,在教学中尝试将论文的数据用简化的图表进行特殊处理,剔除冗余信息,并将图表与文字相结合,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和习惯,提高图文转换和图表处理能力,加深对新的科学实验的理解。

4.提高学生解决问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