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5 11:24:03
序论：在您撰写艺术文化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1.加强引导，注重班级精神文化建设针对高职艺术生的特点，我们应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尽量给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一个良好的氛围能对每个学生都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一个班级良好的文化氛围对陶冶学生的情操、塑造学生的灵魂有很大的影响。班级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又是班级文化的核心，建立一个良好的班级精神文化氛围不光局限于课堂，更大程度上应该以活动为载体，通过活动培养班级精神文化的建设，让班上的每一位成员在活动中领悟到班级与个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增强班级的凝聚力。针对高职艺术生的特点，我们应该抓住他们的爱好，找到突破口开展活动，引导他们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
2.激发兴趣，拓展课外活动高职院校的艺术生对课堂外的活动兴趣较大，根据这一现象，我们可以搞一些户外的活动，如户外拓展训练能够有效的挖掘学生的潜能，提升和强化学生个人的心理素质，还可以让学生体验个人与团队唇齿相依的关系。同时还能让学生感受现代社会的挑战，增强学生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实践表明，在班集体中，班级文化建设水平愈高，这种向心力、凝聚力和群体意识愈容易得到体现。
二、情理结合，升华班级的制度文化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个优秀班集体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依靠一套完善的班级制度，很多高职生自我约束力较差，这就需要班级制度来影响、约束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道德观念。高职艺术学院的学生对很多事情都不很在乎，对学校的校规校纪也不是很重视，学校虽然针对学生制订了学生手册来约束学生，但是因为宣传力度不够，学生很难会自发学习，所以对学校的管理规定并不了解。强化疏导教育在学生管理中的作用对艺术类学生的培养，既要依靠教育，又要依靠管理，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但由于艺术专业学生本身的特点，不能单纯地采取严加管理的办法约束学生的行为，应根据艺术类学生的特点来实施相应的教育，给学生一定的可以施展才华及创作的时间与空间，管理上采用以疏导为主的方式，与学生建立和谐健康的师生关系，尊重学生的个性表现，经常与学生交流，了解他们的思想现状，注重因人、因事、因时的不同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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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艺术化”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美学、文艺思想所提出的一个美学的、文学艺术的、也是文化的命题。所谓“人生艺术化”，也就是要以美的艺术精神来濡染人格与心灵，使人的整个生命境界成就为艺术般美丽而富有意义的诗性境界。
“人生艺术化”的核心精神源自梁启超。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在《“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为学与做人》等文中率先提出了“生活的艺术化”的命题，并将“生活的艺术化”的精神阐释为“无所为而为”的“趣味主义”精神，是“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喜欢做便做”。这种“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的境界梁启超将其誉为“趣味化艺术化”的境界。它的要旨是“责任”与“兴味”的统一，所谓“责任”是宇宙众生运化的大境界，“兴味”则是个体情感的激扬勃发。它倡导实践主体由情而动，有真性情，有大情怀，能将小我之兴味与众生宇宙之运化相融通，最终超越小我之成败得失而体会“无所为而为”的真生命创化之“春意”，从而使人生从烦闷至清凉，从平淡显灿烂。因此“生活的艺术化”非逃避责任，也非游戏人生，而是要求个体从生命最根本处建立纯粹的情感与人格，实现生命的大境界大价值，并从中体会到生命的美与意味。
“生活的艺术化”的命题与精神最早为朱光潜所承续。20世纪30年代初，朱光潜在《谈美》中专列了一节“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他较为集中而具体地发挥丰富了梁启超所提出的命题，并将其表述明确为“人生的艺术化”。这一提法日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逐渐定型为中国现代美学与文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朱光潜着重从艺术切入，强调艺术的精神就是“无所为而为”的审美精神，我们的学问、事业、人生都要像创造艺术品一样贯彻美的艺术精神。朱光潜对艺术的审美本质及其美感要素作了具体的阐释。他提出，“人生的艺术化”既是“人生的情趣化”，也是“人生的严肃主义”。
三四十年代，丰子恺、宗白华等也对“人生艺术化”命题的丰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丰子恺提出了“真率人生”的命题，成为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白华则从意境出发对生命的自由诗境进行了生动而深刻的阐释构建，成为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最为绚烂的华章之一。
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是有自己孕生的历史语境的。一战结束后，1919年至1920年初，梁启超携学生赴欧主要国家20几个名城考察。梁启超本是中国现代较早主张文化开放的先驱者之一，他曾主张要对不同文化作无制限的输入。但是，这次欧洲之旅却使他看到了西方文化中物质主义和工具理性所潜藏的弊端，虽然他把中西文化分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有某种简单化的倾向，但他却极其敏锐且不无超前地提出了现代社会中精神文化与价值理想对于人类的意义问题，提出了情感与人格建设在人类生活中的价值问题。20年代，他以“趣味”为核心范畴，建构了“无所为而为”的趣味哲学与“生活的艺术化”理想。20年代至40年代，“人生艺术化”的理论得到当时文化界人士的热烈响应。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华民族苦难深重之时，尖锐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决定了这种美学与文化思想在当时不可能成为主流话语。直接投身到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中，是当时解决中国问题的更为有效而现实的道路。但是，仍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了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路径，试图以民族和大众启蒙者的姿态来思考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答案。与梁启超一样，朱光潜、丰子恺、宗白华等也都是融通古今的饱学之士，同时也都有域外的经历，对西方文化有切身的体会。相对于国人，他们较早敏感到了西方现代化道路所伴生的某些问题。他们所提出的“人生艺术化”的道路相对于当时的民族困境来看，不免过于高蹈，但这恰恰又是这些人文知识分子对于现实的真挚发言。而它的价值与意义在今天进一步彰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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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的文化思想与历史实践看，对于人生的艺术化（性）追求并非只是中国现代美学与文化的专利。就其主导倾向与精神特征来区分，我以为其中大体呈现为三种不同的类别。
第一类是对生活形式的艺术化（性）追求。主要是把艺术化理解为装饰性或新奇性。具体表现为对生活用品、生活环境及人体的艺术化装饰与修饰。如19世纪唯美派代表人物王尔德喜欢在自己的身体上装饰以向日葵，佩特则重视对日用器皿和居室环境的修饰。今天，对自己的头发、指甲、面部等身体各部位的修饰早已为人们所接受，而对生活用品、居住环境、购物环境等的艺术化追求也正成为一种能为大众普遍接受的情趣。“日常生活审美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这类情趣的一种表现。这类艺术（审美）化追求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提升生活的品位与情趣，但其着眼点主要在生活的外形式上，对于形式的过分重视亦可能流衍为奢靡、颓废与媚俗。第二类是对生活技巧与社会关系的艺术化（性）追求。即把艺术化导衍为生存与生活的技巧，具体表现为生活方式、生存态度、人际关系等的处理艺术。如中国传统士大夫所推崇的“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生存方式与态度，实际上就隐含着处理现实关系的某种圆滑技巧。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则，本来应该是“学而优则仕”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人是不能如愿的，这可能有多重原因。于是，士大夫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可进可退的，在某种情况下是明智的在某种情况下显然是圆滑的生存哲学。林语堂以“中等阶级生活”为基础的“生活的艺术”，以及种种所谓公关的艺术，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归于这个类别。这种艺术化化衍得当，确实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润泽，但过分重视则可能流为精神的退化。
这两种人生艺术化的理论倾向及其生活实践，严格说来是对生活中的局部艺术性要素的追求，而非人的整个生命境界与人格心灵的艺术化。
第三类则体现了对人格与心灵境界的艺术化追求，是人生艺术化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的基本取向。这个艺术化就是人类对自我精神与人格之美的追求。这个艺术化的本质实际上隐含着的是对于美和艺术精神的理解与把握的问题。在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中，美与艺术的精神主要被阐释为以情感为根基、理想为品格的弘扬价值、追寻意义的诗性生命精神。这个精神包含了对真率、生动、热情、圆满、完整、和谐、秩序、创造、自由等品格的向往，要求超越粗鄙、麻木、虚伪的纯物质人生。
前两种艺术化可以说是艺术因素对生活的渗透与泛化，而最后一种则是艺术精神对生命与人格的提升，它要求从根本上改造人格境界与生命境界。它所选择的武器就是美的艺术，它所追求的境界就是生命的审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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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艺术化”命题的核心是要将人的人格与生命境界成就为艺术，即要使人的生命在美的自由升华中获得诗意提升与诗性实现。这种人生理想与精神旨趣在其孕生的历史语境中具有不容讳言的乌托邦色彩，因为在严峻的民族战争中，光靠“人生艺术化”是不可能力挽民族于危亡的。但是在今天的文化建设中，“人生艺术化”命题所深蕴的诗性光芒，却具有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意义。
与艺术化相对的是科学化。艺术化代表了情感的、个性的、整一的、生动的、诗意的等创造模式。科学化代表了理性的、统一的、逻辑的、规整的、现实的等实践方式。在人类早期，我们并未严格区别艺术活动与科学活动的界限。理性的实用的活动中就蕴涵着艺术的审美的因素。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文化的进步，艺术与科学逐渐区别开来。这种界限尤其在现代性进程中日趋严格。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伴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也自然而然地促生了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
穷究宇宙的奥秘，科学与美并非不可通约。穷极人生的究竟，伦理与美也非互不关联。完美的人的是真善美的统一，这一认识在康德、席勒的人本主义哲学与美学中已明确提出。康德认为以情为本质的审美判断力是沟通纯粹理性的知和实践理性的意的桥梁。席勒提出可以通过审美自由的中间状态，使人实现从感受的受动状态到思维和意志的能动状态的转变，成为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相协调的自由完整的人。“人生艺术化”理论正是顺着这一理路而来的。当然它所针对的不仅是西方美学所主要批判的人性分裂问题，更基础的还是在民族困境中的人性麻木、自私庸俗的无情俗情问题。而在对后者的探讨中，它也警觉到科技文明发展所可能带来的与西方社会相似的现代性问题。由此，“人生艺术化”命题也把人格建设、人性完善的历史实践问题和人生意义、价值信仰的形上问题一并提到了现代中国人的面前。
妈祖信仰是一种文化现象。妈祖，原不是神，上确有其人。据《天妃显圣录》《敕封天后志》载：姓林，名黩，也叫黩娘，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三月二十三日生于福建莆田湄州湾的一个渔太宗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农历九月初九日去世，时年28岁（实岁27岁）。妈祖，被视为见义勇为、无私奉献的榜样而千古传颂：“传闻利泽至今在，千里桅墙一信风。”－－这是宋代黄公度的诗句；“巨浸虽稽天，旗盖俨中流。”－－这是宋代刘克庄的诗句；“桅樯出火海浪破，神鬼役使忘险艰。”－－这是元代洪希文的诗句；“洪涛巨浪帖不惊，凌空若履平地行。”－－这是明成祖朱棣的诗句。这些脍炙人口的诗篇无疑是妈祖奉献精神的真实写照。
诚然，妈祖本身没有什么经典著作，历史留下的只有一大堆神话传说。但神话既是科学蒙昧时人类的某种迷信思想的反映，也是人们在同自然和命运搏斗中所产生的愿望和美好理想的象征。它植根于广大民众之中。应当承认，也必须承认，神话也是一种历史文化，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迷人的神话。而妈祖神话，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从海外评价的角度来说，它是中国的“土特产”，她自然也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
妈祖，同神州版图的许许多多地名关联在一起，成为祖国统一和的一条精神纽带。传说香港的香炉峰是由于妈祖庙的流入港而得名。澳门之所以被西方人称为“妈阁”（MACAU），就是由于葡萄牙人初登岸见到妈祖庙殿阁即以之为名。澎湖列岛则由于“屿中曰娘宫屿，其状如湖，因曰澎湖”，其首府马公市也是由“妈宫”间转而来。总之，从祖国东北的丹东至南海群岛的许多地名，都与“妈祖”有关。此外，以天妃宫或天后宫为乡、村、寮、街、巷、澳、路命名的则不能悉计。
妈祖，在中国和平外交史上享有特殊的美誉。15世纪初郑和七次下西洋，前后历时28年，访问了亚、非两洲近40个国家和地区，靠的是祖妈精神统率数万人的意志，才能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在世界航海史和外交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中日友好关系的厉史更是同妈祖密切相关。自15世纪至19世纪，中国的使船和琉球的学者、商人都是以妈祖为护佑而频频往来于两国之间，而长崎的自然航标野间岳（娘妈山的日译），则堪称历史上中日人民友好往来的门户。
妈祖，在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留下了许多光辉的纪录。
妈祖，对推动中国近代商品经济发展起着重的作用。由于中国海运贸易与妈祖信仰息息相关，所以中国沿海沿江的许多港口、商埠的开发，也是以妈祖信仰在当地的开始传播为标志的。各地天后宫保存的清代以来的碑刻，都记载着极为丰富的有关海运贸易和商港开发的珍贵资料。
妈祖，这一名字凝聚着千千万万海内外炎黄子孙爱国爱乡，虔诚向善的心愿。瞻拜妈祖，已成为许多华裔、华桥和台湾同胞寻根谒祖的美好寄托，因此有了今天的“妈祖热”。
妈祖文化不仅是上述所提及的思想文化，妈祖文化的全部还应包括宗教、民俗、文学、艺术、建筑、服饰等等。可以从各个领域去探索、研究。
二、妈祖文化与客家文化
客家人是汉族一个系统分明的支派。
客家民系有着极为鲜明的特色。它继承着中华民族众多优秀传统品质，又是最具开放性和最善于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汉族民系。客家先民来到闽粤边区和当地土著民族杂居在一起，一方面与当地人友好相处，吸收土著文化和外来文化、海洋文化，一方面面又顽强地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振兴中华作出了卓越贡献。
客家人所居的地方属于绵延千里的大山区，条件极为恶劣，交通极为闭塞，因而受外界的冲击和影响较小。千百年来，他们虽然也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前进，但在客家人的这个文化圈内却始终保留着一些古代的文化特征，诸如信仰习俗等。他们一方面保留中原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又吸收新鲜的东西，使之互相渗透、融合。南宋理宗绍定年间，著名法医学家宋慈任长汀县令，为缩短运盐路程，沟通汀潮经贸往来，打通了汀江韩江间的商业航道，接受了沿海一带崇祀盛行的妈祖信仰，从此妈祖信仰就融入了汀州民众民俗信仰的大潮，成为民间十分崇敬和信仰的“妈祖女哩”。（哩即母亲，把妈祖喻为母亲以上的祖辈之意）。妈祖是民众对这位海上女神的俗称呢称，天后则是清朝康熙皇帝所赐的封号。在客家地区，妈祖信仰和福建沿海及广东潮汕地区一样，十分普遍。可以说，几乎每县都有妈祖庙（宫）。在长汀城区就达6座之多。此外，庵杰（龙门）、古城、策武、馆前、水口、濯口、铁长、羊牯等乡镇也在汀江或其它河边建有妈祖庙（天后宫），尽管规模不一，但建筑风格却大同小异，妈祖信仰还启遍及城乡，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家民俗文化现象。妈祖信仰和妈祖庙宇作为载体，对于了解客家人外传、海交、商贸、民间信仰、居民迁徙、会馆组织等都是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可以认为，研究妈祖文化是研究客家大文化圈中一个有机的整体，应从广义的角度去认识、去理解、去探究，应该多视角、全方位、深层次去发掘。三、汀江与妈祖
汀州天后宫，是汀州群众为纪念聪慧、善良的海上女神林黩娘而建的庙宇，它寄托着汀州民众美好的愿望和追求。妈祖“升天化仙”的祖籍地湄州岛，后人建祠奉祀，这是陆地上最早的妈祖庙。妈祖原是一个地方的民间神，为什么会成为远近闻名至高无上的海上女神？以历史观点考察。总的来说应与航海事业的不断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当然这也与科学不发达，民众有迷信思想以及历朝皇帝出自统治的需要不断给妈祖加封有关。
“客家母亲河”汀江，是福建省四大水系之一，是福建省第三条大江，是唯一通往外省的航道。汀江发源于宁化治平赖家山将军凹，流入长汀境内大屋背、赤凹背、上廖、上赤、庵杰，穿过龙门，流经新桥、大同、汀州镇、策武、河田、水口，左纳南山河，右纳濯田河、再纳武平县桃兰河，经武平县店下，再经羊牯的回龙，直通上杭，经永定县峰市入广东，在三河坝与梅江汇合称为韩江，主流在澄海县入海，全长328公里，其中福建境内285．5公里，长汀境内153．7公里。“汀江自古以来便有舟楫之利”，一度号称“上河三千，下河八百”。到了宋代，汀州已建成相当繁荣的城市。
古代，汀州没有公路，交通极为不便。汀州各县市和外界经贸往来的通道主要是靠汀江航运。汀江沿岸居住的客家先民的生产、生活和汀江有着密切的关系，妈祖信仰和汀江航运更是有着直接的联系。据有关史料记载，南宋理宗绍定年间，著名法医学家宋慈出任长汀县令，打通了汀江、韩江间的商业航道，使汀州与广东潮汕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大大加强。但汀江河道曲折，水流湍急，有险滩27处，“三百滩头风浪恶”。州县吏和商贩们在潮州了解到妈祖作为海上航运保护神有祷必应的传说，很自然的接受了妈祖信仰，并按潮州“三圣妃”宫的样式在长汀自建一“三圣妃宫”以求得妈祖庇护。
四、研究妈祖要有正确的导向
本质特征体现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带给人的不只是视觉上的美感，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说，是需要创造出欣赏者与创作者之间的心灵共鸣，有意识的感觉到艺术品带给人的距离感和亲切感，只有达到对共同艺术本质的认同，这种共鸣才能得以产生。古往今来著名的艺术品令人眼花缭乱，尤其到了近现代，因为艺术市场的繁荣，艺术形式的多样化，使得我们身边的艺术世界更加立体和多元化。在这个时期的人们，多喜好回顾前人留下的艺术品，那是一个最能体现艺术起源和贴近艺术本质的创作时期，一种最简单、最能体现民族文化精髓的时代。在灿烂的中国古代青铜文化中，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是最具实用价值和烂漫气息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青铜制造工艺从商周时期的礼器和酒水器为主的器形上逐渐向生活用具上转变，其造型和装饰也由凝重、恐怖转向轻盈、浪漫。这种转变是和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现象不可分的，在思想上崇尚自由，是人类在各个时期共同的追求，艺术品作为艺术家思想的表现形式，在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特点方面尤为直观。楚文化是中华文明中闪烁耀眼的一颗明珠，独有的浪漫情怀和神秘气息令无数人为之心醉神往。在研究艺术本质问题中，无论是关乎各类起源说还是表现说，在这里都能找到合理的解释。笔者通过对楚文化代表性很强的一系列青铜艺术品的观摩和思考，选择以曾侯乙墓出土的铜鹿角立鹤进行分析，来分享我们对艺术本质问题学习的心得。
二、铜鹿角立鹤中艺术
本质的体现“铜鹿角立鹤，这是一件想象的吉祥动物，身体像鹤，而头上却立着鹿的角，造型非常别致。中国古代把鹤、鹿看作是神鸟、瑞兽，是沟通人、鬼、神的灵媒。鹿角立鹤为鹿、鹤合体，出土时放置在主棺的东边，可能意在引领墓主人灵魂升天，或祈求神灵佑护。”这是一段出自于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简介上的关于铜鹿角立鹤的文字说明，配以图片展示，使得未曾见过此展品的人有一种迫不及待想目睹国宝风采的激动。在湖北省博物馆中，关于楚文化展品和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中，名列中国国宝之物不在少数，有举世闻名的越王勾践剑、曾侯乙编钟、尊盘等大名鼎鼎的文物，然而笔者在各类展品中最为心动的还是楚文化青铜器上精美的纹饰和奇特的造型。在看到曾侯乙编钟时，对形制各异的连结、底座很感兴趣，其中不乏有着像虎座凤鸟悬鼓一样的神兽结合体，还有类似于铜鹿角立鹤这样的“想象中的吉祥动物”。从艺术的起源来看，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和创作者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联，无论是劳动说、游戏说、模仿说或是巫术说，它表达的是一种记忆或是祈愿。古人在创作这样一件青铜作品时，想到的可能只是它作为陪葬品所要完成的功能性，或许并未想过有一天会被挖出来作为陈列展品供世人瞻仰，所以这件青铜器是做给神灵看的，很纯净，是艺术家和神灵之间的沟通。所谓古人与神灵之间的沟通，还是基于当时的神话传说的基础，对各类神的形象性的描绘，再以艺术家个人的生活阅历，加以形象思维进行艺术创作表达。从创作者通过主观精神和其所在的客观世界的影响，对现实事物进行模仿创造，完成了这样一件作品，对于当时来说是具有实用价值的。
普列汉诺夫在《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中这样说过，“劳动先于艺术，总之，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中国古代艺术创作多是以言志、感物、缘情、畅神为其本源，从当今的观点来看，其功利意识是不那么明显的，战国时期的青铜工匠们或许没有当今艺术家那样崇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所创作的作品不过是一件产品，怀着虔诚、敬业的态度去完成自己的那份传承下来的工作。正是因为如此，这个时期的艺术作品是最为纯粹的，没有凡尘杂念的，因而从这些作品中，我们最容易感受到令人激动不已的震撼和感动。铜鹿角立鹤以其优雅的造型、完美的鹿鹤形象结合，完全可以作为楚文化青铜器的典型代表，其生动形象，使当时的审美意识展现在当代人眼前。这件青铜工艺品已经完全超越其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成为一个时期的文化艺术象征。能做到这一切，不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发扬光大，而是出于人的意识的本能，对艺术本质问题的共同认识。铜鹿角立鹤虽然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但是西方美学艺术本质观点也能帮助我们分析其艺术价值的所在。由于这是一件墓葬用品，从其产生原因和其实用价值的角度来分析，是完全符合西方美学中对艺术本质问题的认识，尤其是对表现说、有意味的形式说等观点而言，这种假想的、充满浪漫与神秘色彩的作品，完全能令人疯狂。而从中国美学中的艺术本质观而言，这是一件不同于中国传统创作形式的作品，几乎不能代表着文人气息、儒家思想，但是究其文化产生本源来看，它属于更早时期的神话题材，神话从本质上说是人存在于自己意识中的反映，每一种文化都有属于自己的神话体系。中华民族的神话传说也是构建中华文明的精神基础，是文人思想中最为浪漫的部分，是真正超越现实的艺术创作。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中说，“艺术的第一目的是再现现实”，“再现生活是艺术的一般性格的特点，是它的本质”，这是对艺术本质问题上关于模仿说的精彩阐述，说的是艺术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关于“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描述，在黑格尔、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著里都有提过，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重点阐述过此观点，艺术观赏者对艺术价值的追求也正是如此，要去追求高于生活的精神享受。铜鹿角立鹤，在器物形式上，是客观现实的模仿和再创造，但是由于其特定的功能性，使之加入了楚文化特有的神话题材内容，在视觉上给人以更深远的想象，更加深了该物本身的内涵和质量。
三，总结
论文摘要：彝族漆器具有悠久的历史，是我国古老漆器工艺的特殊见证。本文从造型、纹样、色彩等三方面解析了彝族漆器的视觉艺术，得出了其造型特点和纹样在装饰中的特殊规律，揭示了其包含的民族审美情趣和文化特征。
彝族漆器艺术历史久远。相传，彝族漆技是一个叫狄一伙甫的人发明的，距今有58代左右，约1700多年。1.现今能够考察的漆器工艺世家为吉伍世家。吉伍家源于罗洪家支，血统为“诺伙”(即黑彝，贵族)。其祖先尼格吉史与白彝通婚而降为“曲伙”(即被占有阶级)。吉伍家既能获得贵族文化感染，又不失劳动者本色，从而发展了彝族漆器艺术。2漆彩绘在漆器中占绝大多数，本文便以凉山地区的彝族彩绘漆器为实证，从造型、纹饰、色彩三方面来解析其视觉艺术和文化特征。
一、彝族漆器的种类
(一)按材质分类
这里所指的材质是指漆器的底胎。按其胎骨分可以分为木胎、皮胎、角胎、竹胎四种，后期发展了竹木、皮木的混合胎。其中碗、盘、盒、钵、杯、勺等餐具以木胎居多，也有皮胎的碗。兵器(如盔甲、箭筒、护肘等)皮胎居多。牛羊角制的一般用于储放火药、种子或者做酒具。弓矢、箭筒、口弦筒、针线筒等，多用竹编织成胎骨。竹与木粘合制成的胎骨，如酒杯箭筒、毕摩用具等。用皮包木翘成的胎骨，如马鞍、盾牌等。
(二)按用途分类
彝族漆器按用途分主要有餐具、酒具、兵器、马具、毕摩用具等。此外还有茶筒、花瓶等日常生活用具，精致的法器也有着漆的。
由于饮食具一类在日常生活中长期使用得以很完好的保留，本文主要以彝族餐饮漆器为主要对象。彝族漆器中餐具主要餐桌、木盘(申品)、木盔(库祖)、木钵(库不)、木碗(朱窄)、木勺(义尺)、饭盆(梯梯)等7种；彝族漆器中的饮具主要是酒器，主要有圆形酒壶(撒勒博)、扁圆酒壶(莫耶)、木酒杯(罢珠)、斑鸠酒壶(黑沙)、酒舀子、酒碗、牛(羊)角酒杯、猪脚杯、鹰爪杯等9种。(参见表1)
二、彝族漆器的造型特点
笔者归纳云南彝族漆器造型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实用性
彝族曾经历了漫长的游牧生活，经常迁徙，所以彝族的先民选择了轻巧而且不易碎的木质生活用品。虽然彝族漆器的胎骨发展至今已有6种之多，不过用杜鹃花木制作的漆器还是占了大多数。这一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也和凉山地区木材丰富，便于就地取材有密切关系。
随着生产的发展，彝族漆器的造型不断改进为了放置稳当和方便移动而添足置底，为了方便提携举拿而添耳附柄，漆器的造型都是与其用途相适应的。彝族的漆制餐具除平底碗外，都保持了古代“豆”的造型特点，带有圈足。这与彝族一直保持的席地而坐的进食习俗有关，也是实用为本。
(二)民族性
彝族漆器中的某些器型为彝族仅有，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其中“莫耶”(扁圆酒壶)和“撒勒博”(圆形酒壶)堪称彝族漆器中的珍品。两者结构精致，原理相同，前者前后两半成子母扣合。后者上下两部分成子母扣合。两者腹腔都成密封状态，酒不易蒸发失味。腹侧都斜插一细管作吸口(出酒管)，酒能基本吸净下有高圈足，酒从足心孔(进酒口)倒人。进酒口有一竖管直通腹腔上部，装酒后液面低于竖管，滴酒不漏。这种独特的造型和巧妙的构造与彝族先民颠簸的游牧生活相适应。当凉山彝族从事农耕，农田散布山脊奋地，离住房较远，耕种收割，爬坡下坎，酒壶的适应性和优越性同样体现出来，故得以继承。彝族的很多酒具结构都同此原理，这无不是民族特色在器物造型上的反映。
(三)宗教性
彝族的漆器造型还带有一定的宗教性。彝族漆器中造型风格特别突出的是鹰爪杯。彝族先民对鹰十分崇拜，他们把鹰视为神的化身，传说支格阿龙(彝族史诗中的射日英雄)就是鹰血和人的结合体。至今彝族毕摩的法器中也有鹰爪，是神力的象征。因此鹰爪的象征意义是源于彝族的原始崇拜，鹰爪酒杯就带有了浓郁的图腾、宗教色彩。随着社会的发展，阶级的产生，鹰爪酒杯逐渐被统治者所占有，成为土司、奴隶主高贵、权势显赫的标志。1鹰爪酒杯在制作时，还会把鹰爪固定在四个正方位，这也是彝族宗教观的体现。彝族的酒壶上有三节小塔造型，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灵。(参见图1)这也是彝族宗教观念的表征。
(四)原始审美性
牛角杯和野猪蹄杯等是彝族常见的饮酒器皿，彝族先民用牛角、猪蹄做酒杯并非信手拈来，这些粗犷的造型下蕴藏着原始的审美情趣。这个审美情趣一方面来自彝族先民和这些动物的亲密和依托关系。另一方面，这种原始审美情趣还来自对猛兽的敬畏。彝族先民认为取猛兽身体的某些部分带在身上能起到镇邪的作用，而这些战利品，更是勇敢和灵巧的标志，因此先民们也以此为美。综上，彝族漆器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其造型历经漫长岁月继承至今，是彝族文化不容置疑的表征。
三、彝族漆器的纹饰
彝族漆器既是彝族传统的生活用品，又是精美的工艺品。在凉山彝族的漆器上，彝族先民摄取山河日月，花草鸟兽以及生产生活用品为素材，通过直接摹拟，再加以提炼、概括并表现出来，形成了众多的纹饰。
(一)漆器纹饰的种类和特征
彝族漆器纹样的种类大致可以分为自然纹样、动物纹样、植物纹样、生产工具纹样和其他生活纹样等。
1．自然纹样
彝族一直崇拜山和日月星辰，至今都有祭祀山神和祭星等活动。这种崇拜反映在漆器上便是出现许多以日月星辰的原型为纹饰的图案。
2．动物纹样
彝族的动物纹样里，有很多图腾信仰与原始崇拜的图案。例如蛙是原始生殖信仰的表现。虎纹是源于彝族对虎的崇拜。还有些支系以熊、羊、等为姓氏，这些动物也反映在了漆器的纹饰中。这些动物纹饰反映出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3．植物纹样
彝族的图形具有象形的特征。植物纹样大多是通过对身边常见的事物的模拟加以抽象形成的由于彝族长期游牧的关系，后从事农耕，所以动物纹样居首，植物纹样次之。
4．生产工具和其他纹样
开始农耕生活后的彝族，使用到了更多的生产用具，并开始一些纺织活动。这些农具也反映在了漆器的纹饰里。
彝族纹样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象形性，如果两种事物在某些程度上有些相似，就可能产生一形多义的现象，如鱼和蕨的符号。彝族纹样的象形性是通过一些抽象和打散重构来实现的。比如鸡冠、鸡肠等就是鸡的抽象符号。在彝族人看来，这些符号和一只完整的鸡是同等的概念，因此，会出现一义多形的情况。_l纠同一种纹饰在不同的漆器上也会有不同的含义。比如原点型的图案在酒器上是星星的符号，在木钵上代表苏麻，让人产生食欲，而在其他漆器上可能会代表菜籽，寓意后代繁盛。(二)彝族漆器纹饰的结构
彝族漆器的纹饰结构很讲究章法。器物的单方块图案上，多以一个圆为中心，由中心向四周延伸。若两方连续图案，则等距离勾绘，给人以美感。
从彝族图案的布局中，总结出如下绘制章法：
1．单一纹样根据器皿部位需要，以单个纹样为单位进行连接和组合，形成带纹或中心图案。带纹用来装饰器皿边沿或做色块、图案的间隔。一般水纹、鸡冠纹、火镰纹都可以形成带纹。
2．二方连续图案主要用于横贯器皿腹部分。如木盔、木盘和木钵的鼓腹，常用牛眼的二方连续作装饰。
3．单元纹样由中心图案和周边点缀的辅助纹样形成。多见于碗内或盘心的装饰。一般组合常以太阳纹或钱纹为中心，周边加尖角，或者是南瓜子、花蕾纹样的四方连续。
彝族纹饰的布局还和器型有关。漆器的表面涂饰都是先分割漆面，再勾勒纹样，最后点缀，填面。因此，筒状的器形一般是横向纹饰，鼓腹器形多有横向分层和分带，且纹样集中在鼓腹部。器物大小也影响纹饰布局，小型器物纹饰精致饱满大型器物纹饰多间隙，显得更简洁。有些器物还有固定的纹饰，木钵圆腹上会有山形纹样，木盔圆腹会有鸡肠纹等。“申品”上会出现指甲纹，让你联想到用手抓肉。不过这个指甲不是一般人的指甲而是“老神婆”的指甲。
彝族漆器的匠人经过长期的时间，根据各种器具的用途和需要，应用不同纹饰，根据不同器物的造型特点做对应布局，使漆器的图案与器物形成和谐的统一体。
四、彝族漆器的色彩
彝族漆器装饰有黑、红、黄三色，由于其色彩极具特色，被称作彝族“三色文化”。漆器上用黑红、黄三种颜色有其文化渊源。
(一)彝族尚黑
川、滇凉山彝族全自称“诺苏”，云南彝族还有“纳苏”、“尼苏”、“涅苏”等自称。这里“诺”“纳”、“尼”、“涅”都是黑的意思，故彝族自称都是黑族。彝族中也以“黑彝”为贵，“白彝”为卑。哀牢山一个彝族聚居的小山岗名“纳罗山”，意为黑虎所居的山。金沙江和雅砻江彝族称作“诺矣”意为黑水。彝族自称黑族，所崇虎为黑虎，所居山为黑山，所居水为黑水，凡此标明，彝族尚黑。漆器上使用黑色一方面是因为原料的本色，另一方面也是彝族尚黑的表现。漆器上使用黑色，表明器物高雅与庄重。
(二)彝族对“红”的狂热
彝族也喜“红”色，视红色为生命之色。彝族作为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对红色最原始的概念应该是来自野兽的鲜血和火。笔者更愿意把彝族喜欢红色归结于他们狂热的火文化。至今彝族民居中，火塘上方都是最尊贵的地方。每年彝族盛大的火把节，是非常隆重的祭火仪式。红色与火的紧密联系，让彝族人相信对红色的敬重就是对火的敬重。红色还与彝族的宗教观念有关，红色既是火的象征，也是血的颜色。凉山彝族地区认为红色中有人的灵魂在，凉山彝族男子出征前要包红头帕，或在英雄结上缠红布，以表达勇敢、成功的含义。鲜血还象征着丰收的预兆，凉山彝族以梦见血色为喜。
漆器上使用红色象征着勇敢与热烈。
(三)彝族对黄色的偏爱
在彝族人的心中，黄色象征着太阳和光明，总是与一些美好的事物相联系，如春天开满油菜花的田地，秋收时候黄灿灿的景象等。因此，在彝族人的意识中，黄色是吉祥、美丽、幸福、光明、繁荣等象征。至今的彝族选美中，彝族姑娘都会手持黄色的油纸伞。黄色用在漆器上象征着吉庆。彝族漆器黑、红、黄三种色彩错综搭配，间隔使用，色泽明快亮丽。漆器着色均匀，给人光华亮丽的感觉。
五、结语
本文从造型、色彩、纹样等三方面解析了彝族漆器的视觉艺术，归纳出了彝族漆器在造型上的实用性、民族性、宗教性和原始审美性。探讨了漆器的纹样在装饰中的特殊规律和色彩寓意，从中揭示了其包含的民族审美情趣和文化特征。
漆器曾是许多民族使用过的一种生活用具，但许多民族的漆器制作工艺早已失传，彝族漆器为此提供了特殊的见证。然而这一彝族的共同的文化遗产在各地保护和应用都不一样，目前四川大凉山地区的现代漆器无论在工艺和应用方面都比传统漆器好很多，云南小凉山地区漆器用品正大量衰减，希望通过更多学者的研究，能为保护和继承彝族的漆器提供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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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价值的文化艺术作品必须可以和接受者进行对话或交流，尽管在有些情况下这种对话或交流可以是非正向的甚至对抗式的。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艺术的真实性或客观性。这种真实强调的是一种逻辑上的真实，而不是简单的写实主义式的真实。可以说，真实是一种原则，它来自于创作者的诚意和真诚表达的能力，同时也成为接受者理解和沟通的基础。所谓文化艺术反映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即是说文化艺术作品的形象要符合它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实际，符合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实际。这是一般再现型或再现性艺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特征。所谓“再现”是指艺术家在其作品中对他所认识的客观对象或社会生活的具体描绘，在创作手法上偏重于写实，追求感性形式的完美和现实的真实;在创作倾向上偏重于认识客体，模仿现实。再现性的文化艺术创作是中外文化艺术史上的主要倾向，其作品平易近人，如实摹写，生动细腻，具有独特的审美魅力，一般容易为受众所欣赏和接受，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其特点是感性的现实和冷静的理智在创作中起主导作用，观察缜密，技法严格，细节真实。文化艺术的真实性还体现在表现艺术家主观世界的真实，即真实地表现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包括他的思想、情感、个性、人生态度和理想追求等等。这是一般表现性文化艺术所特别强调的。所谓“表现”是指艺术家运用艺术表现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体验和审美理想，在创作手法上偏重于理想地、情感地表现对象，或抛弃具体的物象，追求超感觉的内容和观念，常常采取象征、寓意、夸张、变形以至抽象等艺术语言，以突破感受的经验习惯;在创作倾向上，则偏重于表现主体意识，直抒胸臆。文化艺术中表现的真实，即文化艺术形象中所体现出来的艺术家的真诚与真挚。表现性艺术具有震撼人心、高度概括、不求形似等特点，是中外文化艺术史上的另一主要倾向。不论是再现性艺术，还是表现性艺术，只要达到精品的程度，一般都会具有较高的作品接受难度，但其程度并不妨碍接受者的感受和认知。事实上，思想或形式上的高度或难度并不是阻碍读者或观众接受的根本。创作者充满诚意的言说以及有效的表达，是文化艺术精品产生群体影响力的前提和基础。在这种交流沟通机制中，文化艺术精品的社会功能得以实现。很多时候，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才可以真正地改变接受者，并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在这种有价值的交流与沟通中，接受者自身的理解力、创造力和感受力都会得到提高，从而产生对作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认同。
二、完善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机制
制定精品战略，提倡精品，都需要借助一定的平台和机制才可以最终落到实处。而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首先要从艺术家创造力的涵育入手。我们知道，任何一件文化艺术精品都是由某个或某群艺术家倾力创造出来的，除了生活阅历、个人信仰和创作诚意外，艺术家一般还需要系统的专业训练。艺术家的艺术技能、个人才情，再加上必要的作品物化条件，构成了一件文化艺术精品的“胚芽”。为这些有价值的“胚芽”提供成长所需要的土壤、水、阳光等环境条件，并为这些胚芽破土而出、成长为一棵枝叶葳蕤的大树保驾护航，最后设计渠道将果子输送给有需求的人，这就是贯穿于文化艺术精品生产与消费全过程的涵育与推动机制。可以说，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机制是一个需要各方协力的系统工程。
(一)文化艺术精品育成的环境条件
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需要具备必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条件。首先，国家和政府必须从战略高度进行顶层设计，为文化艺术精品的生产与推广铺设有效的绿色通道，并借助法律、法规的制定来使之常态化。比如，我国近年来连续推出的文化产业政策、艺术教育政策等新的相关文化政策，都为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基础。除了匹配支持政策之外，某些约束性政策和法规的出台则为文化艺术精品生产的专业化、规范化提供了环境条件。其次，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还需具备必要的经济条件。据有关文化产业研究的论证，某些文化产业类型的兴起与人均GDP有直接的对位关系，而文化产业的发展更是可以带动经济的整体增长。这种文化经济学的分析方式也可以用到文化艺术精品育成机制的分析中。事实上，文化艺术精品的规模化生产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可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系统推进文化艺术精品生产的程度，而且国民购买力也已经可以基本支撑起文化艺术精品的消费。最后，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需要匹配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其一，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需要文化资源的依托。因此在文化艺术精品育成的过程中，应深入挖掘所在环境中的文化资源，整合、利用并借助各种新的文化理念、艺术手段和技术条件，在数量和质量直接推动文化艺术精品的生产。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多元的民族和广袤的地域，千百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如何将文化资源转换为文化创意，一直是文化艺术生产者探讨的重点。其二，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需要培养创造性的思维环境和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艺术家个体创造性的激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一个比个体作品创造还复杂的创意激荡环境。从纵向的角度看，艺术家既有长期积累的惯性优势，也有一定的群体依赖性和个体惰性。真正独立、自主的创作者必须在时代背景下，借助有效的手段激发和培育出来。此外，从横向的角度看，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还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虽然在文化发展史上，不乏“悲愤出诗人”的个案，但一个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才是保障人才和作品井喷式出现的基础，文艺复兴时期群星璀璨、盛唐时期文化精品频出充分说明了多元的文化、宽容的环境才是文化艺术精品育成的根本条件。
(二)建立文化艺术精品的创作支持机制
良好的环境条件为文化精品的育成提供了必备的土壤，但“胚芽”破土而出还需要更有效、更直接的支持机制。就目前而言，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应该在国家顶层设计之下，建立相应的引导、激励和扶持资助机制，以提供系统的、长线的、高效的文化艺术精品育成支持。我们知道，艺术家完成一个有价值的艺术创作往往受诸多因素影响与制约。其中，就主观层面而言，艺术家的个人情感、心理诉求、生活阅历、创作灵感、形象及抽象思维能力都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此，对艺术家的“同情的理解”和“适当的管理”就构成了文化艺术精品育成的引导机制。如果这个原则和分寸把握好了，并且在具体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那么，我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国策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这样一来，长期困扰基层管理者的“一管就傻、不管就疯”的窘境才可以改变，而艺术家的精神独立性和个体创造性才会得到有效的保障。在此基础上，科学的文化艺术精品激励机制才可以建立起来。要实现文化艺术精品的育成，仅仅靠政府财政补贴和奖励等直接物质激励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在科学评估体系和绩效评估体系尚未确立之际，一味的补贴和奖励或许会走到精品育成的反面。久而久之，趋利的寻租心理将束缚而不是激励艺术家的心灵。艺术家创造的初衷如果掺杂了过多杂质，那么他的创造活力和深度势必会受影响。因此，分类分层管理才有可能实现正向的激励作用。简而言之，设计高效的文化艺术精品激励机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妥善处理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找到一个富有成效的平衡点。而在此基础上，还需要通过政策、舆论甚至物质刺激等手段，梳理艺术家乃至全社会的精品意识。在文化艺术作品生产过程中，精品艺术也是精品生产的先导。可以说，没有精品意识就不可能有文化艺术精品的产生。精品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它不是某个人靠一时的灵感侥幸创造出来的。它需要艺术家不断丰富自己，并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创作完成。在这期间，精品意识始终占据着创作者的头脑，它是创作者精品创作的先决。当创作者怀着一种生产精品的意识去从事创作时，他才会用十分的心思到生活中去选取素材，用十分的心思去结构布局他的作品，用最为真挚的深切的语汇去表现他的作品，而只有这样，那种高品位的、人民群众最为喜爱的精品之作才能够产生。
(三)构建良性的文化艺术传播与接受机制
文化艺术传播古已有之，方式多种多样。从远古就出现了口头传播，随着时代的前进、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社会又陆续出现了文字、纸质出版、电子和网络等传播方式。当今时代，传播方式中比较集中、为人们普遍接受和经常使用的传播方式是现场传播、展览式传播和大众传播等。文化艺术作品因其自身的特点，有其独特的接受机制。文化艺术作品通过受众的鉴赏来体现自身的价值。文化艺术鉴赏指作为文化艺术传播的接受者，读者、观众、听众凭借艺术作品而开展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审美再创造活动。文化艺术作品为了满足更多受众的期望同时又承载了传承优秀文化艺术的重任，不仅仅只停留在外在形式的推陈出新。受众的需求、要求不断提高，促使文化艺术作品不断涌现出精品。精品本身所具有的教化作用、审美功能也深深影响着受众群格调的提升。
三、建立文化艺术精品的判定标准
(一)文化艺术精品的分层与分类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不断增加。文化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艺术创作者精益求精，力求打造文化艺术精品。然而，划分文化艺术精品和非文化艺术精品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在此，我们着重将文化艺术精品与非文化艺术精品在内涵层次进行区分。真正让受众感同身受、产生较好审美感受的是传统文化艺术精品;次之，大众流行文化时尚精品也为我们提供了文化艺术社会化的典范;再次之，审美功能一般、旨在填充精神生活的，便只能称作文化产品。其中，传统文化艺术精品在内容上更加具有经典性、先锋性和开创性，形式紧紧围绕内容并为内容服务，同时，传统文化艺术精品更加注重作品的艺术性，具有很强的审美价值。大众流行文化时尚产品在内容上具有大众性、流行性和时尚性的特点，形式多样，形态也更加开放，传播手段丰富新颖，注重受众的拓展，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在两大类文化艺术精品中，根据其基本形态又可以划分为视觉艺术类文化艺术精品、表演艺术类文化艺术精品、影视艺术类文化艺术精品、建筑及城市时尚类文化艺术精品、城市民间及公共艺术类文化艺术精品等五种。一般而言，文化艺术精品是文化工作者思想水平和艺术造诣的体现，是对时代生活的思考和再现，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是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和审美需求不断提高的产物。因此，对文化艺术精品的判定标准绝不是单一的、绝对的，而应该是复杂的、辩证的。任何一件艺术作品的好坏与观众的主观意识和审美水平有很大关系。观众通过用视觉、听觉等感官意识对艺术作品进行观察和欣赏，经过复杂的审美过程得出结果。迄今为止，并没有专家学者得出绝对准确的审美判定标准，更多的是通过各门类艺术作品的审美特征，对作品进行理性和感性分析，从而得出相对合理的判定。例如:对建筑艺术作品的判定，首先应遵循“实用、坚固、美观”的标准，其次看其是否具备形象美、文化性和时代感的艺术形式，综合各方面数据判定是否是建筑艺术精品;对影视艺术作品的判定，看其是否有效运用影视艺术的艺术语言，将各门类艺术和谐统一，其作品是否具有情节性、文学性、表演性等艺术特征，是否具有时代感，是否具有创新性。简而言之，判定一件文化艺术精品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需要仔细探究每一门类艺术作品所具有的统一性和特殊性，并制定相应的一般标准和特殊标准。
(二)文化艺术精品的判定标准
首先，我们要对文化艺术精品的主要类型进行判定标准的设置，就要对其有所判断。我们必须考虑到的是文化艺术精品的民族性、时代性，同时还要兼顾到各门类艺术作品的本体特性。各种因素下更需找到综合考量的一般判定标准，即文化艺术精品大体一致的评价体系。据此，在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中国文化艺术与西方文化艺术等艺术精品之间，我们势必应当找到一种可能的桥梁———沟通路径。在沟通路径的选择上，通常情况下，我们有艺术创作维度与接受维度的沟通，创作、接受艺术与社会文化判断基础标准的沟通。而倘使我们将其两个方向上的沟通剥离开来，将内核部分抽取出来，弃置差异性，回归共通性，就找到了文化艺术精品的“最大公约数”，这也是一种可行的文化艺术精品判定标准。好的文化艺术精品需要具备怎样的“最大公约数”呢?就艺术系统角度而言，文化艺术精品需要同时具备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也只有这三性合一，好的文化艺术精品创作才能真正成为精品。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文化艺术精品判定标准的“最大公约数”。据此，我们可以对文化艺术精品进行一个初始界定，并进而找到文化艺术精品判定的具体方法和标准。首先，文化艺术精品必须具备思想性。所谓思想性标准一般会根据作品的层次和类型而有所区别。比如，对传统文化艺术精品而言，作品的深度、广度和厚度就是必备的思想性要求。这类文化艺术精品往往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时代的精神价值与追求。当这样的精神信息传递给读者或者观众时，往往会起到启迪心智、涵育情怀，甚或提升意志的作用。而对大众流行文化时尚精品而言，作品的娱乐性、消遣性和舒缓性作用就会凸显出来。这类作品所传递出的思想、意识、情感大多已经类型化、正典化，接受难度不高。大众流行文化时尚精品往往会起到缓解社会矛盾、提升生活品质的作用。在有些情况下，一些有难度的传统文化艺术精品也会向时尚类精品转换，而其富含的思想精神则会在这种转换过程中随着受众的拓展而“稀释”，从而成为某种时尚的元素。例如，早年颇具先锋意识的孟京辉话剧如今已经成为都市白领们的时尚消费品。同样，某些流行时尚精品随着流行性的降低，或许会因其承载的文化含量的上升而为传统文化艺术精品。例如，早年的流行剧场艺术京剧，在今天则成为居庙堂之高的传统文化精品了。其次，文化艺术精品必须具备艺术性。我们固然强调艺术性与思想性的统一，但事实上，文化艺术精品的艺术性标准主要用来衡量其艺术本体的价值，包括作品的独特性、原创性和有效驾驭同类艺术的技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丰富的审美价值等。具体而言，评估一个文化艺术作品是否在艺术性方面已经达到精品的高度，可以有如下两个评估维度入手:第一，其艺术语言是否鲜明、独特、准确，能够有效传递其精神内涵，并且创造了典型的艺术形象或意蕴;第二，其创作手法是否老道、精准或创新，能够创造节奏适当的艺术结构，并在艺术处理和表现方面达到巧夺天工的高度。
由文化精神、文化制度和文化物质三大层面构筑而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的智慧结晶。在中国历史岁月的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渗透其中的文化精神精华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象征之一。也为中国传统动画情感基调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从精神文化层面探讨动画情感的表达是最实质的出发点。动画艺术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中国传统习俗文化等主流文化中吸取养分，形成情感表达。
1.儒家的“中和之美”
儒家思想是古典文化在昌盛时期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主干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变化。其鲜明的特点，深奥的内涵，也使其成为众多动画创作所追求表现内在情感韵意的主要载体。“天人合一”思想是儒家传统文化精神最基本的观念，主张通过对人类普遍规律的自我感知，将其贯彻到人与自然、社会、政治、道德修养与人生价值等方面。从而教化众人应心胸宽广，心态健康平和，举止优雅得体，才学渊博而灵动。“仁者爱人”是儒教伦理精神的体现，提倡以道德来规范伦理，促进了道德自我的建立、人性智慧的提升与开发。造就中国人重气节、重操守，正义爱国的民族性格，也正是动画情感表现的本源。此外“刚健有为”“贵和尚中”是儒家思想对积极的人生态度与处理人际关系方法的高度集中概括，培养中华儿女崇尚团结、热爱和平的价值观。这些都为动画人物性格设计提供了鲜明丰富的情感表达，也是动画片中英雄气节的文化缩影。2.道家的“道法自然”天地万物自然循环的规律及其本质是道家所主张的“道”。处于运动变化中的天地万物以“道”为其基本的法则。《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关于“道”的具体阐述。道家提倡“道法自然”就是要顺应自然，对待事物不要过于刻意。道家有着平和、宽容、淡然的处事态度。超脱自然，除去心中烦重心事就是快乐。心虚者，没有心事，才能体验生命的趣味，从而不断提升自己，超越自己。也教育世人虚心谦卑才是做人的美德。王强在他的著作《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提到“中国人在本性上是道家，文化上是儒家，然而其道家思想却更甚于儒家思想”①。道教对人生态度的情感表现也为中国传统乃至现代动画片在衣着、场景的设计方面提供了质朴、简约、淡雅、清新等风格的视觉元素。另外，道家思想中，“清静无为”“返璞归真”“顺应自然”“贵柔”等主张，对动画艺术创作有很大影响和促进。蕴含民间丰富创作力与想象力的道家文化为动画设计提供了创作借鉴的源泉。如道家吸收了各地宗教神话传说，形成的庞大的神仙世界体系，为我们创建动画人物关系、人物性格造型提供了合理依据。
3.佛教“含而不露”的意境之美
佛教文化具有强烈的世俗性精神，认为宇宙和人并不是由造物神主宰和创造的，而是因缘而起，世上的一切都存在于永不停息的“生命之流”中。王强还在他的书中提到“生命被分为过去、现在、将来三世的轮回之中，强调因果报应来奉劝世人要心存善念，多行善事”②。禅宗是印度佛学在中国创造发展的产物。在禅宗的影响下，中国的音乐、书法、绘画、园林都呈现一种幽远清静、别有一番意境之美的魅力。佛教文化精神对动画的情感影响更多地表现在“意境”二字，“意境”一词起源于佛教，动画设计中的意境更凸显它在美学上的应用。比如，一些经典的水墨动画，其灵动性，浑然天成，充满了诗情画意，已经超脱了动画单纯的娱乐功能性，更多地用来表达艺术家内心情感与思想的产物，也是自然流露的情感艺术瑰宝。
4.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习俗文化
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宽广，民族的多样性也成为传统习俗文化丰富多彩的主要原因，传统习俗文化精神更是在动画创作过程中被作为传达民族情感的重要媒介。传统习俗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不同民族在历史实践中创造积累的文化宝藏，也是人类生存繁衍的精神支柱。传统习俗文化又包括节日习俗、饮食习俗、服饰习俗，贯穿到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的同时，也为中国动画的表现内容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价值。传统习俗文化在动画设计中有着强烈的民族精神激励作用，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与凝聚力。不同的民俗节日表达着不同的民族情感，不同的民族服饰风格代表着不同民族的个性彰显，也蕴含了动画设计者想要表露的情感基调。
二、传统文化对中国动画设计情感表达的影响
1.对动画造型风格中情感表达的影响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民间艺术文化，也造就了中国传统动画造型风格的多样性。可传承的文化风格有皮影、木偶、戏曲、建筑、剪纸、年画、水墨等。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形式使动画以不同的风貌和形态带给观众更多独出心裁的审美体验。剪纸动画是从皮影、木偶、年画等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中汲取发展创造而成的。艺术家运用象征寓意的手法，赋予了剪纸动画片独特的情趣美感，表达了民间百姓对生命的热爱，对喜庆事物和大地丰收的赞美。比如，在动画《渔童》中，渔童从汉白玉鱼盆的莲花中诞生，莲花在古代民间象征着神圣，纯洁与美好，有用来辟邪的说法。继而渔童也成了正义、勇敢、机智的化身，担负起了惩恶扬善、除暴安民、保护百姓的职责。这是人们对传统剪纸文化心灵的寄托与依靠，也是对生命延绵不息和对大地母亲养育之恩的崇敬。《渔童》中渔童的形象非常可爱，也具有浓郁的民间艺术情趣。以大量夸张的侧面表现形式来增加人物的艺术感染力。色彩明亮和鲜艳，乡土气息十足。剪纸动画具有形态上虚实相间的独特艺术美感、内容上朴实而热烈的精神内涵。
水墨动画是中国特有的动画创作形式，在强调诗情画意墨韵的同时更多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注重对意境的营造，虚实艺术的结合，画面景色淡雅柔和，人物生动传神，用细致的笔调传达了艺术家对传统美学精神的追求。水墨动画以其独特的造型风格设计成为中国传统动画艺术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动画短片《小蝌蚪找妈妈》是借鉴了齐白石的水墨画笔法，并给予它们生命。那活灵活现的小蝌蚪，毛茸茸活泼的小鸡，惟妙惟肖的大对虾爷爷还摆着长长的胡须，生动传神而又如影如幻的金鱼妈妈，这些绘声绘色的动画形象让整个画面都活了起来。水墨风格带给这部动画更多的温馨、宁静、祥和之美。其角色的情感表现也刻画得细致入微，例如，小蝌蚪把鲶鱼当成了妈妈，吵醒并惹怒了它，小蝌蚪们吓得四处逃散，拼命地摇着尾巴躲进水草中。青蛙妈妈来帮忙，鲶鱼赶快道歉逃跑了，最后还不忘再伸出小头来看一下。非常传神地描绘了动物的人性化情感，让人不自觉地会心一笑，同时又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传统动画造型风格的神奇力量。显示艺术气息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成为动画造型风格表现史上的一朵绚丽奇葩。偶类动画是我国最早期的三维立体动画创作方式。和其他国家的偶类动画不同，中国的偶类动画是借鉴民间传统特色的泥偶、布偶和木偶等形式，运用各种材料创作出立体的人物背景效果，直接进行逐格拍摄。给观众带来更加真实、亲切，立体感十足的视觉效果。
中国偶类动画的造型风格融入了自己民族特有的文化情感。常以古代神话、寓言、童话故事为脚本，描述的多半是不辞劳苦大众百姓的生活内容，彰显了中国民间艺术的朴实无华、粗犷豪放的个性。短片《神笔马良》就是运用了泥偶的造型风格，以内涵丰富的中国童话小说为剧本，生动地刻画了马良这个爱憎分明、勇敢机智并闪烁着中华民族精神的艺术形象。小马良的外观造型简单朴实，脸型透露着善良与天真的个性。官老爷的形象是圆滚滚的肚皮、华丽的衣裳，脑满肥肠大腹便便的样子，揭示了官僚阶级肮脏丑陋的面孔。还有官老爷身边的师爷，脸型略尖而瘦长，一双狡猾的小眼睛，有点驼背，显示了其诡计多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丑恶内心。让观众在欣赏优秀泥偶动画作品的同时，又得到传统艺术审美的一种身心享受，更在无形中彰显了中华民族外柔内刚的民族气质与文化情感。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动画造型风格设计，中国传统动画所蕴含的艺术审美价值和人文精神，都是其走向成功的关键。它象征着中华民族对生命的热爱、对美的追求、对正义与善良的赞美、对自由的向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动画艺术中最真切的情感表达。
2.对动画场景设计中情感表达的影响
动画场景设计涉及片中材质、光影、色调的设计，是剧情发展与角色表达的衬托与辅助，同样能用自身独特的方式表现主题，传情达意。传统文化在场景设计上对情感的抒发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铺垫作用，装饰性设计的表达十分强烈。如水墨动画《牧笛》一片中，牧童沉睡在梦中，寻找丢失的水牛。一路上翻山越岭，遇到了渔翁，渡过潺潺溪流，询问了正在斗蟋蟀的牛娃们和羊肠小径上挑柴下山的少女，终于向着山顶奔去。艺术家借牧童的视角带我们领略了重峦叠嶂的山峰、云烟的美景、壮丽的激流。用儒雅的水墨风呈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又充满了诗情画意。唤醒了人们对美的追求和憧憬，又一次深刻地感受到了大自然与心灵的共鸣之音。又如《大闹天宫》这部取材于古典名著《西游记》的动画电影中，山、水、云及宫殿造型都是中国传统表现形式。山、树、楼阁的设计有棱有角，给画面增加了几分硬朗和坚韧感。云的形象加上其色彩背景，突出了朦胧仙境的意境之美，把整个环境烘托得逼真而又富有神话色彩。到处弥漫着中国传统文化浓厚的风情韵味，达到了“以形写神”的完美境界。
3.对动画剧情节奏中情感表达的影响
剧情的节奏，指的是影片情节进展的缓急，是影片内在的节奏与韵律。剧情节奏直接影响观众的情绪变化。传统文化既有提倡“含而不露”之美的，也有积极健康向上的民族情操，决定了中国动画影片节奏的内在韵律。动画剧情的设计既要做到选材的趣味性，又要做到具有教育意义的思想性，才是其创作的最终目的。在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熏陶下，中华民族具有乐观的人生态度、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豁达开朗的民族性格。所以，中国传统动画的剧情都是健康向上、带有正面影响、具有教化功能的内容。比如，结尾都是正义最终战胜邪恶，或者结局向好的方向发展，带给观众一些人生哲理的启示。在中国传统动画人文精神的传达中，作为五千年历史积累沉淀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贡献的艺术价值是功不可没、绚烂而又夺目的。因为传统动画秉承“寓教于乐”的创作理念，所以更注重对剧情的塑造。因受众群体的定位多针对儿童，所以故事叙述相对简洁直白。中国传统动画深受绘画艺术的美学影响，强调了意境的创作和内在的情感表达。动画短片《三个和尚》汲取了中国戏曲的表现形式。选取了“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无水吃”和结尾所表达的“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这样一个立意，作为影片的主题内容。叙事既直白简洁又具有强烈的煽情性和感染力。短片中出现许许多多重复内容，加强了叙事的节奏性。
寻求重复中有变化，变化中体现韵味的意境。例如，三个和尚的赶路情景，小和尚赶路时被乌龟绊倒，瘦和尚赶路时与蝴蝶做伴，胖和尚赶路时趟过河水和鱼儿玩乐。动画片中三个和尚之所以没水喝，是因为都抱着同样的想法，不想出力，为了小利益而锱铢必较。但影片却在后半部分出现了转折，寺庙因为老鼠吃断了蜡烛而引发了火灾，在危急时刻，三个和尚终于明白了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才能解决困难。影片以小事见大道理，更抓住了作品内在的灵魂与情感，并陶冶了我们的艺术情操。中国传统动画在叙事上有着单线顺序式的模式，着重表现一个主要人物和一个贯穿整部动画的主要事件。人物的发展为情节做铺垫，从而更好地突出主角的性格特征。《骄傲的将军》这部动画片所表现的主角是将军，配角是师爷，还有一条“不刻苦，就要落后”的简单思想主线。所有人物都是为了衬托将军而存在的，师爷无时不在的奉承满足了将军的虚荣心，也为剧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部动画短片虽然剧情简单，但蕴意却很深刻，故事对“临阵磨枪”这个成语进行了加工再造的延伸想象，使传统文化在动画的运用中得到更加丰满充裕的阐释。短片把将军这个打了一次胜仗就沾沾自喜不思进取，最终一败涂地的形象塑造得生动传神，夸张地再现了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情感韵味。传统动画的剧情设计在对民族文化故事进行改编的同时，又对其包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进行了全面的思考与整合，使中国民族文化的精髓在优秀的传统动画剧情设计中发扬光大。虽然在剧情设计方面，关于矛盾情节制造的复杂性，中国传统动画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但传统动画所注重“以形写神”的内在精神文化，才是艺术家对动画剧情设计更深层次的情感抒发与艺术追求。
4.传统艺术对动画人物刻画的影响
在动画中，关于角色喜、怒、哀、乐等情绪的变化，我们往往会对人物动作的脸部表情、外部形象以及动作的姿态进行夸张处理，再加上象征性、比喻性的动作细节处理，使这个动作更趋生动与完美。比如，刻画一个处于极度愤怒的角色，在文学中会用“怒发冲冠”来形容。如果绘制在纸面上，可以从他怒目而视的表情，高高竖起的头发将头上的帽子都顶起等细节体现。一个“火冒三丈”的人物，细节上可以表现为大发脾气，挥动双拳，甚至用升起一团火苗表现其极致的情绪变化。在动画动作设计中，透过几个关键帧将动作表现得自然流畅，并能充分体现角色的个性和当时的情绪，除了从角色的行、走、跑、跳等动作下工夫，还要配合脸部的表情。动作和表情的配合可以得到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假设孙悟空在大闹天宫的时候，仅仅是打斗而面无表情，观众在观看影片的时候会食而无味，味如嚼蜡。这可以通过借鉴戏曲艺术中，戏曲表演对人物情感表达的处理。分析戏曲人物表情和情绪配合的合理性与特定性，结合动画想象性和夸张性的特点，表现鲜明的人物个性。戏曲是通过动作来展现冲突以及人物的性格。戏曲的心理动作除了通过人物形体动作外，还配合表情动作传递人物的心理状态，表情与身体动作的配合，使人物更具有真实的情感。成功的动画设计就像一面折射人物内心世界的镜子———表演艺术家马金凤在表演“吃鱼”动作时，从剔刺到食肉，动作准确，表情满足，观众顿时闻到飘香四溢的鱼味;又如我国著名的京剧艺术家盖叫天在诠释“武松”饮酒这一情节时，神志清晰，但朦胧的醉意使得脚步踉跄，对人物微醉状态出演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
三、动画艺术的情感表达与传统文化进一步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