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劳动使用价值论;快乐经济学;基础理论
在当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立论的根据。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是，重新建立一个能够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并与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价值观上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就应该是研究快乐的快乐经济学。
一、劳动使用价值论的提出及其内容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他是最先从商品的分析入手的，他揭示了商品的两重性，即价值和使用价值。
在分析劳动使用价值论基本内容前，我们必须概括一下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有关论述。
1.有人认为，马克思不重视使用价值，对此，马克思是坚决反对的。他说:“这位瓦格纳还把我列在那些主张‘使用价值’应该完全从‘科学’中‘抛开’的人中间。”“这一切都是‘胡说’”。马克思把使用价值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说:“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它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它的价值的前提。”
2.从商品两重性也可看出，马克思是非常重视使用价值的，他把使用价值列为商品的两重性之一。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两重性是由使用价值与价值共同构成的，商品两重性是由劳动力的两重性决定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
3.在马克思看来，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是表现为商品具有的某种效用，这是实现交换价值的前提，“物品要成为商品，从而成为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一定要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因而一定要有某种有用属性。”
4.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但同时也认为使用价值具有社会性。“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不是对他本人即卖者的使用价值，而是对第三者即买者的使用价值。”
5.马克思看到一种商品在不同角度、不同环境、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使用价值。“至于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情况则不同。按照劳动过程的性质，生产资料首先分为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或者更进一步地加以规定，它一方面是原料，另一方面是工具，辅助材料等等。”
6.马克思认为，一定的使用价值只是资本增值的手段，“……资本对采取任何特定的使用价值形式作为自己一视同仁的化身加以采用或抛弃。”
7.马克思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使用价值，一方面他把使用价值看成是现实的具体物的属性，即“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他把使用价值看成是抽象的、类的存在，即作为政治经济学中的范畴，“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只有当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的时候，它才属于后者的研究范围。”
8.马克思看到了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所特有使用价值的作用，也正是主要由于这一点，马克思才把使用价值引入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内。“……剩余价值本身是从劳动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价值中产生的……所以在我看来，使用价值起着一种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中完全不同的作用。”
9.马克思认为，“货币的使用价值就是:货币创造交换价值，创造比他本身所包含的更大的交换价值。”在这里货币的使用价值实际上作为资本来让渡，它的使用价值就是获得利润。
10.马克思认为，“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但是对买者来说，这些服务只是使用价值，只是他借以消费自己收入的对象。”他还认为，“服务只是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表现，因为服务不是作为物而有用，而是作为活动而有用。”
11.马克思看到了使用价值在总供给与总需求平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应该强调的是，马克思认为，从总体而言使用价值对社会资源的分配起决定作用。“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么，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我们在论述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分配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这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以上我们简略地概述了一下马克思有关使用价值的论述，尽管上述的介绍存在着许多不周全之处，但本人认为，这基本上反映了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主要观点。下面本人就根据马克思有关使用价值的主要观点，对劳动使用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做一下初步的概括和总结:(1)使用价值与价值共同构成商品的两重性。(2)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前提，劳动的直接目的是创造使用价值。(3)使用价值除了代表商品的自然属性外，它本身也具有社会性。(4)从整体而言，对使用价值的重视使资源的配置趋于合理化。
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样，马克思主义的使用价值论也必然是劳动使用价值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价值取向的根本要求。正如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所说:“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7]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当然也要以劳动和劳动者为本位。
二、确立劳动使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并不是忽视或不看重使用价值的，只是出于革命性的需要，他在构筑其理论体系时，必然选择最能证明其革命性的那部分概念和内容，作为其论述的主线。尽管如此，由于使用价值的特殊重要地位，马克思还是大量地论及了使用价值。从他的大量论述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基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现在看来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1.使用价值与价值共同构成商品的两重性。这说明，从商品两重性构成角度看使用价值与价值是同等重要的。因此商品两重性的论述必然是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内容，同样也应是劳动使用价值论的重要内容。我们明确这一点，其最根本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对价值的研究，得出的劳动价值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基石;那么我们通过对使用价值的研究，即可得出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基石——劳动使用价值论。
2.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前提，劳动的直接目的是创造使用价值。这说明，从价值实现角度看，使用价值已经成为交换价值和价值的核心，离开了使用价值，也就无所谓交换价值和价值，因此，劳动的直接目的当然是创造使用价值。这一点对我们的启示是，作为企业必须首先注意新产品的开发，不断创造具有新的使用价值的商品，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获得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的创造当然也包括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而且这是使用价值创造的重要内容之一。3.使用价值除了代表商品的自然属性外，它本身也具有社会性。我们的国家和企业必须明确，为谁创造使用价值，为谁创造价值?可以说，这一条标明了劳动使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的根本取向，从而也证明了劳动使用价值论，能够成为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石和逻辑起点。
4.从整体而言，对使用价值的重视使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化。可以说，这一条是政府和企业重视使用价值的必然结果。政府重视使用价值，就必须重视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哪些是需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或过剩的产品，政府都应该在宏观上有所把握，政策的制定就应该以此为据。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即创造使用价值过程中，就应该对市场进行调查和预测，然后才能决定创造哪些使用价值以及创造商品的数量。
三、劳动使用价值论与快乐经济学
一般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价值理论包括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狭义价值理论即指劳动价值论。根据前文的研究，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应该包括: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使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最终要解决财富的公平、公正分配问题;劳动使用价值论最终要解决生产过程的合目的性问题。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核心和灵魂就是“以人为本”，即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
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快乐经济学，应该研究三大方面问题:一是生产领域的公正问题;二是分配领域的公正问题;三是消费领域的合理化问题。生产领域的公正问题要解决生产什么和为谁生产的问题。如生产粮食还是生产，建楼堂馆所、豪华别墅还是修希望小学等等。分配领域的公正问题要解决利益分配的广泛化，避免利益向少数人集中。如子女上学、医疗保障、社会保险等问题。消费领域的合理化问题要解决如何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文明消费。如封建迷信、铺张浪费、跟风消费等等。
快乐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就应该从生产领域开始。我们还是借鉴马克思的分析方式，即从分析“商品”入手。马克思已经发现了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重性。通过对价值分析得出劳动价值论，并以此建立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当代，我们就要通过对使用价值的分析，确立马克思的劳动使用价值论。并以劳动使用价值论为逻辑起点，建立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快乐经济学。
现实在变化，社会在发展，随着现实的变革，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也应该大发展。我们要善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部寻求新的生长点，使理论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08-716.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54-7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关键词:劳动使用价值论;快乐经济学;基础理论
在当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立论的根据。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是，重新建立一个能够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并与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价值观上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就应该是研究快乐的快乐经济学。
一、劳动使用价值论的提出及其内容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他是最先从商品的分析入手的，他揭示了商品的两重性，即价值和使用价值。
在分析劳动使用价值论基本内容前，我们必须概括一下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有关论述。
1.有人认为，马克思不重视使用价值，对此，马克思是坚决反对的。他说:“这位瓦格纳还把我列在那些主张‘使用价值’应该完全从‘科学’中‘抛开’的人中间。”“这一切都是‘胡说’”。马克思把使用价值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说:“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它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它的价值的前提。”
2.从商品两重性也可看出，马克思是非常重视使用价值的，他把使用价值列为商品的两重性之一。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两重性是由使用价值与价值共同构成的，商品两重性是由劳动力的两重性决定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
3.在马克思看来，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是表现为商品具有的某种效用，这是实现交换价值的前提，“物品要成为商品，从而成为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一定要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因而一定要有某种有用属性。”
4.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但同时也认为使用价值具有社会性。“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不是对他本人即卖者的使用价值，而是对第三者即买者的使用价值。”
5.马克思看到一种商品在不同角度、不同环境、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使用价值。“至于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情况则不同。按照劳动过程的性质，生产资料首先分为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或者更进一步地加以规定，它一方面是原料，另一方面是工具，辅助材料等等。”
6.马克思认为，一定的使用价值只是资本增值的手段，“……资本对采取任何特定的使用价值形式作为自己一视同仁的化身加以采用或抛弃。”
7.马克思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使用价值，一方面他把使用价值看成是现实的具体物的属性，即“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他把使用价值看成是抽象的、类的存在，即作为政治经济学中的范畴，“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只有当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的时候，它才属于后者的研究范围。”
8.马克思看到了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所特有使用价值的作用，也正是主要由于这一点，马克思才把使用价值引入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内。“……剩余价值本身是从劳动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价值中产生的……所以在我看来，使用价值起着一种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中完全不同的作用。”
9.马克思认为，“货币的使用价值就是:货币创造交换价值，创造比他本身所包含的更大的交换价值。”在这里货币的使用价值实际上作为资本来让渡，它的使用价值就是获得利润。
10.马克思认为，“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但是对买者来说，这些服务只是使用价值，只是他借以消费自己收入的对象。”他还认为，“服务只是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表现，因为服务不是作为物而有用，而是作为活动而有用。”
11.马克思看到了使用价值在总供给与总需求平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应该强调的是，马克思认为，从总体而言使用价值对社会资源的分配起决定作用。“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么，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我们在论述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分配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这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以上我们简略地概述了一下马克思有关使用价值的论述，尽管上述的介绍存在着许多不周全之处，但本人认为，这基本上反映了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主要观点。下面本人就根据马克思有关使用价值的主要观点，对劳动使用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做一下初步的概括和总结:(1)使用价值与价值共同构成商品的两重性。(2)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前提，劳动的直接目的是创造使用价值。(3)使用价值除了代表商品的自然属性外，它本身也具有社会性。(4)从整体而言，对使用价值的重视使资源的配置趋于合理化。
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样，马克思主义的使用价值论也必然是劳动使用价值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价值取向的根本要求。正如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所说:“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7]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当然也要以劳动和劳动者为本位。
二、确立劳动使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并不是忽视或不看重使用价值的，只是出于革命性的需要，他在构筑其理论体系时，必然选择最能证明其革命性的那部分概念和内容，作为其论述的主线。尽管如此，由于使用价值的特殊重要地位，马克思还是大量地论及了使用价值。从他的大量论述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基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现在看来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1.使用价值与价值共同构成商品的两重性。这说明，从商品两重性构成角度看使用价值与价值是同等重要的。因此商品两重性的论述必然是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内容，同样也应是劳动使用价值论的重要内容。我们明确这一点，其最根本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对价值的研究，得出的劳动价值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基石;那么我们通过对使用价值的研究，即可得出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基石——劳动使用价值论。
2.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前提，劳动的直接目的是创造使用价值。这说明，从价值实现角度看，使用价值已经成为交换价值和价值的核心，离开了使用价值，也就无所谓交换价值和价值，因此，劳动的直接目的当然是创造使用价值。这一点对我们的启示是，作为企业必须首先注意新产品的开发，不断创造具有新的使用价值的商品，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获得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的创造当然也包括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而且这是使用价值创造的重要内容之一。3.使用价值除了代表商品的自然属性外，它本身也具有社会性。我们的国家和企业必须明确，为谁创造使用价值，为谁创造价值?可以说，这一条标明了劳动使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的根本取向，从而也证明了劳动使用价值论，能够成为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石和逻辑起点。
4.从整体而言，对使用价值的重视使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化。可以说，这一条是政府和企业重视使用价值的必然结果。政府重视使用价值，就必须重视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哪些是需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或过剩的产品，政府都应该在宏观上有所把握，政策的制定就应该以此为据。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即创造使用价值过程中，就应该对市场进行调查和预测，然后才能决定创造哪些使用价值以及创造商品的数量。
三、劳动使用价值论与快乐经济学
一般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价值理论包括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狭义价值理论即指劳动价值论。根据前文的研究，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应该包括: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使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最终要解决财富的公平、公正分配问题;劳动使用价值论最终要解决生产过程的合目的性问题。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核心和灵魂就是“以人为本”，即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
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快乐经济学，应该研究三大方面问题:一是生产领域的公正问题;二是分配领域的公正问题;三是消费领域的合理化问题。生产领域的公正问题要解决生产什么和为谁生产的问题。如生产粮食还是生产，建楼堂馆所、豪华别墅还是修希望小学等等。分配领域的公正问题要解决利益分配的广泛化，避免利益向少数人集中。如子女上学、医疗保障、社会保险等问题。消费领域的合理化问题要解决如何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文明消费。如封建迷信、铺张浪费、跟风消费等等。
快乐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就应该从生产领域开始。我们还是借鉴马克思的分析方式，即从分析“商品”入手。马克思已经发现了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重性。通过对价值分析得出劳动价值论，并以此建立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当代，我们就要通过对使用价值的分析，确立马克思的劳动使用价值论。并以劳动使用价值论为逻辑起点，建立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快乐经济学。
现实在变化，社会在发展，随着现实的变革，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也应该大发展。我们要善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部寻求新的生长点，使理论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08-716.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54-7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一、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实证分析
(一)关于劳动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国范围内省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从迁移和暂时居住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流动.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2000年，东部净迁入人数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0.2倍和5.2倍，东部地区除福建、山东、广西三省其余9省的净迁入人数全部为正值，西部地区除、陕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净迁入人数都是负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净迁入人数为负值。从劳动力暂时居住的情况看，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远大于省际迁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数要少得多。2000年全国外出务工、经商、服务、当保姆的暂住人口为3786.3万人，其中72.9%集中在东部地区，仅广东省就有1241.1万人，占暂时居住人口总数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及人口由西向东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及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现向东部流动的倾向，最主要是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与此相适应，三大地带的劳动者的报酬出现了较大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省区市之间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有计划配置，从而使劳动力的流动非常缓慢，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不明显，即便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某种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现劳动力由沿海向内地流动，那也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非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社会等有利条件，迅速推动其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使东部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随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的计划配置制度被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劳动者开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性流动。因为东部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差距高达一倍以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诱导劳动者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今后劳动力的流动仍将存在强化的趋势。
其次，讨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汇总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共有3384万，比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量上升约三分之一。其中，迁入城市2088.4万人，占61.7%。由城市迁出628.9万人，占18.6%。迁入迁出相抵，城市净迁入1459.5万人；迁入集镇679.5万人，占20.1%；由集镇迁出637万人，占18.8%。集镇净迁入42.5万人；迁入农村616.1万人，占18.2%。由农村迁出2118.1万人，占62.6%。农村净迁出1502万人。城市和集镇净迁入1500万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第434页)。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呈加速的态势，其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从暂住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按照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县市区的人口有3323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万人，占61.4%；居住在集镇的333万人，占10%；居住在县的949万人，占28.6%。全部在外县市区的人口中，农村在外县市区的人口1986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镇的1195万人，占60.2%；居住在县的791万人，占39.8%(《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第213页)。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样是城镇。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镇流动，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诸如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利益。由于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镇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只要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在国家对城乡劳动力流动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采取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数量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时扩大有时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数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达到2.86。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势必强化农村人口进城愿望，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农村人口进城比计划经济时期容易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城镇。他们中有条件的将户口迁入城镇，另外一部分则举家暂住在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
按照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可以推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对于那些具有迁移愿望的劳动者来说，收益较高的群体应当是最有可能迁移的群体。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00年的专题调查，1992年以来，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才外流的数量明显增加。1980—1985年六年间，宁夏共迁出2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年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支援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员；1992—1999年八年间，则迁出7000多人。在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80%，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67%。
关于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的工资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这次工资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各种类型的职工，调查人数共80万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学历层次高低与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学历层次低，其工资就低；学历层次高，其工资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约劳动力的迁移，劳动者的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可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在迁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高学历的劳动者进行迁移将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利。高学历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学历的劳动者迁移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高学历劳动者更具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
经济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虽然发达地区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高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对发达地区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发达地区21世纪的人才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有积极吸引人才这项内容。为了把这一人才战略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在户口、住房、工资待遇诸方面给予优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为了限制城市的规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即便是高素质劳动者也不易迁入。近年来一反常规，为了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对原来的户籍管理办法作了重大调整。如有的地方规定，对于外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本地有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该地落户；有的地方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在当地工作，可以先落户再找单位。(2)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由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除了，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一部分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来补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劳动力不愿意干，必须招聘外地劳动力；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求的报酬较低，用人单位愿意聘用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持欢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较低，所以迁居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比高素质劳动者要低得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难象高素质劳动者那样直接迁移到发达地区就业，而只能季节性地到发达地区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方面条件较差，对人才吸引力较小，所以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为了稳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较紧张的条件下，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稳定原有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为避免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努力提高这些劳动者待遇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质劳动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这些劳动者流出的门槛，阻止高素质劳动者外流。(2)对一般劳动者流动的态度。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不同，欠发达地区对一般劳动者的流动持积极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能力低，投资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劳动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一般都希望通过劳动生产输出来缓减其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就业，虽然这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但仍会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愿意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劳动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来中国西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都十分重视劳动力输出，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机构，有的省市在发达地区派驻了办事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劳动力输出，收集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劳动者解决外出中遇到的困难。
二、相关结论与建议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的这种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不论是迁移还是暂时居住，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经济和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虽然人口流动率可能低于劳动力流动率。利益驱动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迁居条件好地区的机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时居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政府和劳动者已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理性地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这对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动。全国各地应以此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条件。首先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壁垒，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对所有居民实行统一待遇。不论原有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方面都应实行统一政策，平等对待。再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根据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2)充分发挥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城镇的聚集经济功能，增强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而不能人为地“制造”。经验表明，违背客观规律而人为地制造的“经济中心”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劳动力及人口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和聚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确定我国城市体系的布局和结构的主要依据。据此可以设想未来中国城市体系应当是：以现有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城镇形成数百个城市聚集体，以此为依托形成以东部及沿海地带为重心、东中西部布局合理、规模不同的数十个城市化地带。它是未来中国工商业中心和大多数人口。的聚居地。
一、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实证分析
(一)关于劳动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国范围内省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从迁移和暂时居住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流动.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2000年，东部净迁入人数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0.2倍和5.2倍，东部地区除福建、山东、广西三省其余9省的净迁入人数全部为正值，西部地区除、陕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净迁入人数都是负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净迁入人数为负值。从劳动力暂时居住的情况看，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远大于省际迁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数要少得多。2000年全国外出务工、经商、服务、当保姆的暂住人口为3786.3万人，其中72.9%集中在东部地区，仅广东省就有1241.1万人，占暂时居住人口总数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及人口由西向东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及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现向东部流动的倾向，最主要是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与此相适应，三大地带的劳动者的报酬出现了较大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省区市之间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有计划配置，从而使劳动力的流动非常缓慢，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不明显，即便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某种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现劳动力由沿海向内地流动，那也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非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社会等有利条件，迅速推动其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使东部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随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的计划配置制度被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劳动者开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性流动。因为东部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差距高达一倍以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诱导劳动者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今后劳动力的流动仍将存在强化的趋势。
其次，讨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汇总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共有3384万，比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量上升约三分之一。其中，迁入城市2088.4万人，占61.7%。由城市迁出628.9万人，占18.6%。迁入迁出相抵，城市净迁入1459.5万人；迁入集镇679.5万人，占20.1%；由集镇迁出637万人，占18.8%。集镇净迁入42.5万人；迁入农村616.1万人，占18.2%。由农村迁出2118.1万人，占62.6%。农村净迁出1502万人。城市和集镇净迁入1500万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第434页)。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呈加速的态势，其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从暂住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按照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县市区的人口有3323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万人，占61.4%；居住在集镇的333万人，占10%；居住在县的949万人，占28.6%。全部在外县市区的人口中，农村在外县市区的人口1986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镇的1195万人，占60.2%；居住在县的791万人，占39.8%(《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第213页)。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样是城镇。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镇流动，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诸如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利益。由于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镇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只要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在国家对城乡劳动力流动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采取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数量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时扩大有时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数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达到2.86。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势必强化农村人口进城愿望，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农村人口进城比计划经济时期容易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城镇。他们中有条件的将户口迁入城镇，另外一部分则举家暂住在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
按照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可以推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对于那些具有迁移愿望的劳动者来说，收益较高的群体应当是最有可能迁移的群体。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00年的专题调查，1992年以来，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才外流的数量明显增加。1980—1985年六年间，宁夏共迁出2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年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支援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员；1992—1999年八年间，则迁出7000多人。在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80%，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67%。
关于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的工资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这次工资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各种类型的职工，调查人数共80万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学历层次高低与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学历层次低，其工资就低；学历层次高，其工资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约劳动力的迁移，劳动者的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可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在迁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高学历的劳动者进行迁移将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利。高学历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学历的劳动者迁移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高学历劳动者更具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
经济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虽然发达地区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高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对发达地区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发达地区21世纪的人才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有积极吸引人才这项内容。为了把这一人才战略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在户口、住房、工资待遇诸方面给予优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为了限制城市的规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即便是高素质劳动者也不易迁入。近年来一反常规，为了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对原来的户籍管理办法作了重大调整。如有的地方规定，对于外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本地有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该地落户；有的地方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在当地工作，可以先落户再找单位。(2)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由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除了，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一部分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来补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劳动力不愿意干，必须招聘外地劳动力；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求的报酬较低，用人单位愿意聘用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持欢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较低，所以迁居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比高素质劳动者要低得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难象高素质劳动者那样直接迁移到发达地区就业，而只能季节性地到发达地区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方面条件较差，对人才吸引力较小，所以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为了稳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较紧张的条件下，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稳定原有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为避免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努力提高这些劳动者待遇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质劳动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这些劳动者流出的门槛，阻止高素质劳动者外流。(2)对一般劳动者流动的态度。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不同，欠发达地区对一般劳动者的流动持积极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能力低，投资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劳动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一般都希望通过劳动生产输出来缓减其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就业，虽然这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但仍会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愿意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劳动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来中国西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都十分重视劳动力输出，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机构，有的省市在发达地区派驻了办事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劳动力输出，收集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劳动者解决外出中遇到的困难。
二、相关结论与建议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的这种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不论是迁移还是暂时居住，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经济和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虽然人口流动率可能低于劳动力流动率。利益驱动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迁居条件好地区的机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时居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政府和劳动者已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理性地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这对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动。全国各地应以此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条件。首先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壁垒，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对所有居民实行统一待遇。不论原有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方面都应实行统一政策，平等对待。再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根据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2)充分发挥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城镇的聚集经济功能，增强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而不能人为地“制造”。经验表明，违背客观规律而人为地制造的“经济中心”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劳动力及人口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和聚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确定我国城市体系的布局和结构的主要依据。据此可以设想未来中国城市体系应当是：以现有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城镇形成数百个城市聚集体，以此为依托形成以东部及沿海地带为重心、东中西部布局合理、规模不同的数十个城市化地带。它是未来中国工商业中心和大多数人口。的聚居地。
关键词： 课程论文 劳动经济学 教学改革 运用
课程论文是指为达到一定的教学目的和要求，在任课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学生以个人或小组为单位，采用规范的科学研究方式，选择课程及其所属学科领域所涉及的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并结合实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运用课程理论所撰写的综述论文或创新性论文。课程论文具有传统教学方法不具备的优势，因此将成为未来高校教学改革和创新的方向和趋势。
一、课程论文的教学理论依据
课程论文以结构主义为依据，是结构主义在教学中的具体应用。结构主义由瑞士著名学者让・皮亚杰（J.Piaget）最早提出，认为智慧无非是对环境的适应，而且智慧适应是一种能动适应，外部的环境刺激只有被主体同化于认知结构之中，主体才能作出反应和适应。就功能而言，智慧实际上是一种高级的能动适应结构，它本质上就是一系列不同层次的认知结构的发展和构造。认知结构的功能（适应环境的功能）不变性和结构可变性是结构主义的两个立论基础。皮亚杰认为，认知结构是通过同化与顺应逐步建构起来，并在“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循环中不断丰富、提高和发展。因此，学习过程不是学习者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积极地建构知识的过程，即知识不是单纯地通过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情境中，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利用学习资料和社会实践，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
由此可见，结构主义强调在教师的指导和帮助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由于学习活动以学习者为中心，因而能激发学习兴趣，强化学习动机，鼓励批判性思维。尽管其中的一些观点受到诸多的程度不等的批判，但就其强调学习的主动性而言，结构主义无疑具有合理性，对于现代教育的发展，以及教学改革和创新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二、劳动经济学课程论文教学的必要性
（一）促进和深化劳动经济学的理解
劳动经济学主要以劳动力市场及其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除了必须了解相关的劳动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外，还应当结合实际特别是我国的实际来理解学科知识，同时尽可能地利用知识来解释和解决现实中的劳动经济问题。这在客观上要求劳动经济学课程教学必须改变传统的单纯传授知识的状况，使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推动和深化理论教学。
（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提高
以小组方式进行科学研究，小组成员实现彼此分工合作，能够培养学生的团队工作的意识和能力；在课题选择过程中，广泛阅读，能增强其发现、提出问题的能力；在搜集信息、资料利用过程中，能提高其掌握研究方法的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在解释资料中能锻炼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综合分析、抽象概括的能力；在集体撰写论文和论文交流过程中能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归纳总结能力。
（三）完善对学生的科学考核与评价
通过采取课程论文方式，可淡化考试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将考试与培养过程紧密结合起来，有效发挥考试的诊断、反馈、发展功能，使学生顺利学习，并有效克服学生为应付考试而学习等诸多弊端。因而，课程论文是对考核与评价体系的重要补充与完善。
（四）体现“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
“以人为本”是“教师、学生双主体性”在教学中的体现，是对“教师单主体论”、“学生单主体论”传统教育理念反思的结果。教师让学生自己动手，调动其自主性、合作性和创造性，体现了教师对学生尊重、信任和鼓励，能使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学生尊重教师，将遇到的问题随时与教师沟通，以求获得启发，使得教师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信任感。
三、课程论文教学的基本程序
首先，由任课教师根据课程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结合社会发展实际，给出若干题目方向。学生根据个人兴趣爱好选择合适的题目，也可以组成小组，并且小组成员不宜过多，一般一个小组5人左右。为保证学生搭配恰当，在组合过程中，教师可建议并协助学生，按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尽可能做到成绩好差搭配，不同性格、性别搭配。学生也可以根据课堂学习，自己拟定题目，并通过教师的指导与帮助确定题目。教师还可以只确定一个题目，以深化学生对同一理论知识的理解，同时明确学生的理解程度和理解视角。
其次，学生将小组名单反馈给教师，科研小组参考教师给定的选题范围，决定每组的题目，并将题目反馈给教师。以个人为单位的研究，每个学生必须把个人的题目反馈给教师。学生小组进行分工，查找资料，教师在文献查找方式和方法上给予学生一定的帮助和指导。学生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撰写论文大纲，并将大纲交教师审定；教师将修改后的大纲返回给学生小组或个人。这个过程往往要反复多次。
最后，学生分工合作，形成论文，教师对论文提出意见并建议学生多次修改。论文定稿后，要求学生作集体制作答辩大纲，并挑选一名同学做发言人，在论文答辩课上对论主要阐述并回答教师和其他小组的提问。以个人为单位的研究，则主要由教师来对其论文作考核和评价。
四、课程论文教学的注意事项及对策建议
在课程论文的实际运用过程中，由于课程论文的特点以及其他客观因素的存在，可能会导致各种问题的出现，例如学生选题过大、资料不易收集，个别学生不愿参与或应付了事，等等。因此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解决。
（一）必须“全程跟踪、全面控制、全体评价”
“全程跟踪”是指教师要自始至终积极跟踪，进行指导、协助，同时考察每个学生的情况或每个学生在团队中的表现，避免出现有些学生“搭便车”的现象。“全面控制”是指对论文的选题、大纲，以及内容进行质量控制，防止敷衍了事，从网上下载或抄袭他人的论文。“全体评价”是指进行评价时，不评价个人成绩，而是评价小组整体表现。以个人为单位的全体评价是指不仅对每个同学分别做评价，而且对全班做整体评价。
（二）学生必须具备相应的理论基础和科研规范
课程论文的撰写，要求大学生在此前已经学习相关的课程知识，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此外，学生还必须对科研规范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能够熟悉、掌握和运用科学研究的简单步骤和基本程序，能够有效选择和采取适当的研究方法，并能够较好地收集资料、整理和分析资料，并兼顾论文研究和撰写过程中的格式要求和其他规范。
（三）任课老师要有相当的素质、能力和责任心
教师具有较高的科研水平，才可能很好地对学生的选题和研究进行指导。此外，教师还应当具备相应的能力，如与沟通能力、洞察能力等。除了素质和能力外，教师的责任心也非常重要。教师必须对学生，以及课程论文的实际运用负责，以确保课程论文教学的顺利实施。
（四）课程论文教学尽可能实现制度化和规范化
课程论文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活动，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推广，没有被正式纳入教育教学体系。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客观上要求学校，以及相应的教学单位对课程论文教学实现制度化和规范化，并对其加强管理，把它作为一种普通的教学方式加以开发利用和推广。
参考文献：
［1］龙钢华.课程论文训练对高校文科专业人才培养的意义.时代教育，2011，（01）.
[论文摘要]传统经济学认为，家务劳动不像其他可以流转的商品或服务那样具有交换价值，只是在家庭内部有价值，各国也未将家务劳动价值纳入国民生产总值核算体系。法经济学分析指出，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我国婚姻家庭法应本着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收益的原则，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放宽夫妻家务劳动成本分担、收益分享的条件。
家务劳动是为直接满足本家庭成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这种通常由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从事的未支付报酬的劳动，主要包括下列活动:煮饭、清洁、整理房间、洗衣物、购物、修理和维护住房、照顾家庭成员、从事园艺、宠物照料及家庭安排等。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只在家庭内部有价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分工越来越细，家务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需要成本、能产生收益，具有社会价值的劳动。夫妻间从事家务劳动的通常是女性。通过立法承认夫妻家务劳动具有的价值是法律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了对女性的保护，有助于实现男女实质平等，被誉为是对经济上依存于丈夫的家庭主妇的“自卑治疗剂”。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成本构成分析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事家务劳动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及机会成本。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分析
在时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某种劳动中的精力成本越大，则投人到另外一种劳动或其他活动的时间就会减少。以全职夫妇为例，在夫妻工作时间相同时，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长，自由支配时间就越少。而自由时间可以用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可以用于“劳动者体力的恢复，智力的提高和个性的和谐发展’。非家务方利用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时间休息，可以促使其体力的恢复，产生新的精力，因而在市场投人方面具有较大的精力优势。家务劳动方，因在工作之余从事家务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该方就会有更少的自由支配时间恢复其体力，影响其市场投人的精力，在市场投人方面失去其精力优势。当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时，从事家务劳动的精力强度大于闲暇时间的精力强度，故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往往选择精力强度不大的工作，甚至因其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而根本无精力投人社会工作或早早地退出社会工作。而从事社会劳动的精力成本往往与工资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于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方承担，在已婚男女参与同样的社会工作时，女性的社会收人往往较之男性低，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已婚女性在婚后较之婚前在市场精力投人的降低。其次是女性在婚后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而可能会减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一切资本中，只有对人的投资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本。对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与花费在该项活动上的时间正相关，“当家庭部门用的时间更多时，主要提高家庭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会更大一些;而当工作时间更多时，对主要提高市场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积极性会更强一些。由于妻子的主要时间是从事家务，其对社会工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较男性低，加上女性社会劳动精力投资较男性更少，自然会降低他们的社会收人，而低收人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他们投人市场的精力及对市场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成本。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劳动不是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劳动和劳动结果相统一，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劳动解放的标志。
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同属于人类劳动方式之一，只是劳动地点及劳动内容等存在差异，属于不同的劳动分工，二者都需要精力成本。如果女性在家庭中以家务劳动这种精力成本进行投资而不能分享该投资的收益，会造成对女性的系统性剥夺，既违背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也会减弱该方投资家务劳动的积极性，对家庭这一经济组织体也可能造成破坏(导致解体)。如果不对夫妻一方的家务劳动成本给予回报，家务劳动方在夫妻时间配置博弈中处于不利境地，在婚姻解体时也会削减该方在离婚博弈中的能力。
(二)夫妻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分析
家庭是一个经济组织体，但其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显著的利他性特征。夫妻间可能会因为一方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而放弃社会工作选择家务劳动，或者基于婚姻家庭的利他思想而由一方主动承担主要家务劳动，“夫妻一方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时，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活动被放弃了”，因而家务劳动存在机会成本。由于从事家务劳动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投人，在时间总数不变的情况，家务劳动者就只能通过改变时间分配的方式以承担家务劳动，如通过不断减少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或者减少甚至放弃参与其他社会工作的时间等方式以保证有足够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此，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多、年限越长，其机会成本就越大。
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选择取决于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价值，“价值并不是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它不过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的关系，即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效用大则价值大，反之，价值则小。边际效用价值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物品所引起总效用价值的增量，它遵循效用递减规律。如果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比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大，其就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反之就会选择从事社会劳动，而且只有当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为正时夫妻才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如果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相等时，则无论从事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都无区别。因此，理性人假设下，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应当大于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且其边际效用价值为正，而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越大，表明家务劳动方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
总之，家庭“这一生产单位的最重要的投入完全不是市场产品，而是家庭成员的时间，特别是传统家庭中妻子的家务劳动。贝克尔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家庭中每一成员都在彼此了解、相互信赖下尽其所能，自觉履行投人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家务劳动具有精力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对婚姻的一种投资。一旦夫妻一方的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意味着该投资是有效益的，就会鼓励投资者继续投资。反之，该方就会减少投资，甚至不再投人而宁愿选择经济组织体的解体。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要求夫妻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并能更长久维持婚姻关系。
二、夫妻家务劳动产生的收益
收益通常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家务劳动所创造的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分担如家庭安排、照顾子女等可以减轻非家务劳动方精神上的压力，带来清闲的享受，而有些活动如清洁、整理房间、清洗衣物等，则本身可以为家庭成员带来精神方面的愉悦。物质上的收益，主要包括家务劳动带来的分工收益、家务劳动使得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及非家务劳动方在家务劳动时间内获得的人力资本等。由于精神收益纯属主观感受，难以客观衡量，本文主要分析物质性收益。
(一)比较优势分工带来的收益
夫妻之间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实行劳动分工，以增加家庭的产出?通常认为，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而男性在社会劳动方面能产生较高的生产力。男女只有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增加家庭的产出，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家庭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保持下来，表明了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化效能，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家庭促进了劳动的分工，取得了来自专业化的收益。家庭通过丈夫在劳动市场从事专职工作，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这种互补活动的专业化而促进了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男女之间根据各自的优势实行分工，有利于增加家庭的产出，提高家庭的经济效益。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家庭的最佳方案是机会成本较低的配偶专于家庭生产。由于女性的工资普遍较男性低，其机会成本相对较低，这样现实生活中从事家务劳动的任务就主要由妻子承担，丈夫则利用其在社会劳动方面的优势参与更多的社会劳动。妇女的时间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门，男性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市场部门的分工模式被认为是获得家庭福利目标函数最大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既然夫妻一方在家庭中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由一方从事家务劳动，另一方利用其在市场的优势参与社会劳动，夫妇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家庭产出的最大化。由于家庭分工是根据夫妻的比较优势，发挥各自所长的结果，所以，任何一方的劳动都应具有相应的价值。
(二)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防止积极财产流出)
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下，许多已婚妻子担当着从事家务劳动的主要责任。妻子从事的家务劳动自然可以减少家庭中雇佣保姆的费用，降低家庭经营成本，防止家庭中积极财产外流。“妻为家事劳动，则不须支付对价于他人，家计费用即可减少，则其减少部分，对家庭而言，就是家事劳动的价值。家事劳动之防止家庭中的积极财产流出之功能，即为其获得评价之主要根据。由于降低家庭经营成本是通过投人家务劳动的方式实现的，该降低的成本则为家务劳动的收益之一。
(三)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虽然家务劳动不具有一般商品的直接交换价值，但通过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以及“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
1.理性人假设中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
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们具有抽象人的基本特征，即假定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利己的，并且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在婚姻家庭中，夫妻会考虑婚姻的成本及从婚姻中获取的收益。家庭是一个资源交换的场所，只不过这种交换既包括情感等非物质的交换，也包括物质上的交换。现实中的男女有的偏重前者，有的更看重后者。“人是理性的动物，而社会生活是要求互惠关系的，人们的选择是建立在要得到最大的奖赏和最少的代价之下的，以便取得最大的利润或最好的结果。在家庭中，需要通过家庭成员共同投人共同经营，彼此分享家庭收益，获得对方经济上的供养及情感方面的爱与呵护。家庭成员应当共同投资于家庭，以获取投资的收益以分享，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增进家庭幸福。家务劳动是对婚姻非物质性的投资，对该投资除了精神与情感方面的回报，尚需要换取其投资应得的经济收益，此种收益是通过家务劳动换取非家务劳动方的社会劳动价值实现的。
2.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核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以萨伊的生产要素理论为基础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和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计算方法。这两种计算方法都未将家务劳动价值核算在国民生产总值内。而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实际也具有交换价值，符合商品的特征。只不过家庭这种生产单位生产的主要“商品”是子女，而不是传统的商品。“忙于抚养孩子的妻子用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换得’丈夫在市场上的工作，而丈夫则‘购买’妻子照顾他们共同的子女。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妻子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对于此，家务劳动虽然没有直接的交换价值，但其通过“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事实上，家务劳动价值对准确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有关资料资示，仅一项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价值就约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0--35%。
(四)非家务劳动方获得的人力资本
夫妻获得的收益除了经济上的现实利益，还包括一种并非直接以金钱形式体现的资本收益，即人力资本收益。“人力资本是一个人拥有的从事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的能力、知识和技能，它主要靠学习、训练和经历来获取和积累，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过程中，由于夫妻经济方面的共同投人及一方对家务劳动的分担，使得非家务劳动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人到自身的教育、培训中，积极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技能，而这些素质和技能使得人力资本投人方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中终身受益。“学校教育通过提供知识、技能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了人们的收人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收人分配的不平等与教育和其他培训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失业与受教育程度通常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在这些资本投资过程中，夫妻对人力资本在金钱方面的共同投资，极易获得夫妻及世人所认可。但夫妻在人力资本获得方身上投人的机会成本和精力成本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在婚姻期间夫妻双方共同分享该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而一旦夫妻离婚，非人力资本方就不能分享该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基于婚姻共同体的收益分享理论，此种情况下，此种人力资本一定范围的收益应当作为夫妻的共同投资所得。
三、夫妻家务劳动成本的分担与收益的分享:婚姻家庭法相关立法
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这种承认应体现在婚姻法立法中。我国婚姻家庭法应从以下方面考虑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的收益。
(一)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
我国婚姻法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人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现行婚姻家庭法并未将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包括尚未投人生成的知识产权和继续性使用的知识产权后期使用的财产性收益)纳人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也未规定夫妻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一方获得的管理技能、专业技能、执照、文凭、资格等人力资本收益。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实际上缩小了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投资回报。因为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创造知识产权或获得人力资本的过程，需要夫妻共同的经济投人，家务劳动方在履行协助义务、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行为中通常也存在机会成本及精力成本。离婚时如果不对家务劳动方的这些成本给予回报，必然会损害其经济利益，降低投人方的自我评价，也不符合家庭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因此，我国婚姻法应明确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收益。同时，宜借鉴经济学中对管理技能、专业技能等人力资本的估算方法，规定夫妻婚姻期间获得的人力资本在离婚后一定年限内的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
(二)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算方法，国外实践中采用替代成本法则和机会成本法则等进行计算。在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机会成本能够确定的情况，借鉴机会成本法则计算夫妻家务劳动的价值较为合理。如果能确定家务劳动方因从事家务劳动而失去从事社会工作的机会，宜以该丧失的机会作为家务劳动价值的补偿。如果机会成本的确立存在难度，则需要考虑相关因素，宜参照替代法则计算，但不宜采取简单的使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目前我国有学者提出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价值的主张)，因为此种计算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会降低家务劳动的价值。
对于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经济学主要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及市价法等进行评估。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在稳健、可行和公允的情况较多采用对未来收益进行折现的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计算。虽然这些计算方法还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但不失为经济学计算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重要的方法，在家庭法领域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三)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
在衡量夫妻家务劳动价值时，应增设具体的考虑因素，包括非家务劳动方从家务劳动中的受益的大小，受益的期限及婚姻存续时间等因素衡量家务劳动的价值。
在评估人力资本价值时，应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应考虑对人力资本方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的年龄，因为该年龄决定了人力资本投资后新增收人流的期限长短;其次应考虑人力资本的折旧现象，一定周期之后又需要新的人力资本的投人，该投资并非总是一劳永逸的;最后应考虑人力资本的取得需要夫妻共同投资、社会其他方面投资、人力资本获得方的主观努力及实现人力资本的前景等。因此，在采纳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人力资本价值估价时，宜确定一定年限内人力资本的收益作为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而不是所有的现值折算为夫妻共同收益。对此，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对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竞业禁止的年限限制(通常认为该期限与相关人员在前企业积累的人力资本或知悉的经营信息等相关)的规定，确定夫妻离婚后一定期限内获得的人力资本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笔者认为，结合人力资本的上述特点，宜以人力资本持有人未来3-5年时间的预期收益折现为夫妻共同收益，对非人力资本获得方给予相应价值的补偿。
关键词：劳动合同法产业升级既得利益制度变迁
从古代到现代，进步社会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劳动合同的完善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劳动合同法》的立法依据是《劳动法》，目的是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建设和谐的劳资关系，促进初次分配的公平。该法是一部符合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的法律，但是从立法到实施该法均遭到了建国以来所有法律最大的质疑、最多的误读和最强烈的抵制。因此，很有必要梳理有关观点，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分析该法，并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建议。
一、《劳动合同法》的制度经济学本质
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看，《劳动合同法》是一种共享品，其理念在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起到降低交易成本、保护劳动者产权的作用。
（一）作为共享品的本质属性
法律本身是一个契约，是一种满足公共需求的共享品（或共用品、公共物品）。契约是现代法治的构成要素之一，它规定着利益双方在权利与义务方面的双向依存关系；契约精神是一种平等、尚法、守信的品格，是一种为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订立劳动合同是在当事人平等、互利、自由、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合意协议。从本质上看，劳动合同在当事人自由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即可。那为什么很多国家出台劳动合同法，甚至出台偏向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法呢？根本原因在于劳资市场是一个不平等的市场，资本总是强势，劳动总是弱势，由国家提供劳动合同制度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劳资矛盾。因此，《劳动合同法》是共享品。
（二）当事人意思自治
正式提出“当事人意思自治”（TheoryofAutonomyofParties）学说的是16世纪的法国法学家查理士·杜摩林，其主旨是当事人意志决定论，即当事人有权依其自我意志作出自由选择，当事人的自我意志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约束其契约关系的准则，当事人可以而且应该对依其自我意志作出的选择负责。意思自治说的直接法律价值在于：一是有利于当事人形成权利义务的预期，当事人可根据自己选择的准据法预见法律行为的后果，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二是有利于契约争议的迅速解决，节约交易成本。《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明确了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密条款和竞业限制条款的规定。与《劳动法》相比，《劳动合同法》的主要变化在于：明确了竞业限制经济补偿金及违约金的标准均按双方约定执行。这些规定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理念，也符合契约的自由性原则。
（三）降低交易成本
劳动合同法是一种共享品，没有这部法律企业和劳动者也可以签订劳动合同，只是面临的交易成本很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合同内容上的谈判成本。由于没有劳动合同法的硬性规定，企业和劳动者围绕的劳动力的收益[薪酬包（CompensationPackage）包括工资和附加福利，如社会保险、赔偿金、带薪假期及带病工资等]展开博弈，耗时费力。二是协调处理劳动合同纠纷的成本。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工作中的情况是变化莫测的，签订的劳动合同不可能完备，会在执行中导致纠纷，有的还要到司法机关处理，成本很高。因此，国家出台硬性规定，提供一个统一的劳动合同规范就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劳动合同法具有合理的边界，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能够起到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
（四）保护劳动者产权
产权是收入分配的基本依据，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照生产要素分配，在本质上都是按照产权分配，劳动者的产权（或者说资本）就是劳动力。保护劳动者产权的收益能够保护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企业发展。在产权结构中，与使用权、处置权以及转让权相对应的剩余权利是剩余控制权；与收益权相对应的剩余权利是剩余索取权，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才是产权的真正核心。同样的劳动者，在守法企业劳动者的收益相对多于非法用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收益就是剩余权利。劳动者的技术、学历是一定时空的常量，最低工资是政府对各类劳动者收益的最低保护线，收益的多少在一定条件下取决于他（她）所在的企业是否守法。
此外，从政治意义上看，保护劳动者的劳动力收益也就保护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权利，因为作主无非是个人对自己的资产有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劳动者通过劳动合同转让自己的资本（劳动力），当然应该获取收益。
（五）符合李特尔“三重标准”的福利改善
英国经济学家李特尔将卡尔多——希克斯标准、西托夫斯基标准和分配的条件结合起来，提出了判断社会福利增进的三个条件：一是一种改变的受益者在充分补偿受损者后使自己的境况得到了改善，满足了卡尔多——希克斯标准。二是满足西托夫斯基的双重检验标准。三是有利于社会经济福利增进的适当的财富分配。李特尔的“三重标准”被不少经济学家赞赏为具有“稳当的富于常识的素质”，或者被推崇为“对于解决问题有真正的贡献”。据此分析《劳动合同法》可知，劳动者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有了稳定的工作，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效益，增进全社会的福利。显然，该法符合李特尔的标准，能够满足劳动者、企业和社会福利增进的需要。
二、《劳动合同法》的制度功能
法律是重要的正式制度，是一种影响未来行为的激励系统。制定实施《劳动合同法》是为了引导和促使人们按照最有效的方式利用稀缺资源，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企业盈利和劳工福利的改善。分析起来，《劳动合同法》的制度功能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弥补了《劳动法》的制度漏洞
《劳动合同法》对《劳动法》的不足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企业的所有违法行为都将承担责任。劳动者可以根据不签劳动合同、压低试用期工资、延长试用期、随意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等违法行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索取经济补偿。二是遏制了短期合同行为。《劳动法》对劳动合同的规定有漏洞，不少企业将劳动合同制度变成短期劳动合同制度，大多数企业一年一签，有的甚至一年几签。中小型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不到20%；劳动合同短期化，60%以上的劳动合同期限为一年以下。这样可以约束劳动者，更能避免因解除劳动合同而依法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三是扩大了有法律保障的劳资双方的范围。《劳动合同法》适用本法的对象较《劳动法》增加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及其劳动者。该法也扩大了劳动者的范围，使党政机关和参照公务员管理单位签订合同的工勤人员纳入该法的适用范围。
（二）促进了扭转劳资关系失衡的制度变迁
资本的逐利性总是倾向于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规制约束，劳动标准、劳动者待遇都将发生逆向运动。扭转当前劳资关系失衡的局面，由过去不签订劳动合同到必须签订劳动合同，从不给加班费到按时足额支付加班费，从无偿辞退工人到支付补偿金，从试用期一半工资甚至更少报酬到试用期支付80%的工资等多个方面的转变，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对象是企业，问题的关键在于利益的分割，将企业通过压低工人工资、不买社保等侵蚀工资手段获取的利润转移给劳动者。
（三）促使就业情况反映真实的经济绩效
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做法，给衡量经济效果带来了不便。因为不签定劳动合同，统计部门就无法得到就业的真实数据，有的企业为了少缴纳社会保险还故意少报劳工人数，造成劳工工资“虚高”假象，这些都不利于衡量经济发展的成效。通过实施这部法律，签订劳动合同，政府部门能够统计就业等情况，为制定政策服务，这也是《劳动合同法》出台的背景之一。
（四）为守法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政府的重要作用是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当然包括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规范企业用工行为，改变过去一些企业通过压低工人工资、不为劳动者购买社会保险、不支付或者少支付加班工资等违法手段极力降低生产成本，与守法企业进行不公平竞争。由于守法企业为职工支付了社保、加班费等福利，提高了成本，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不利于营造守法经营的环境，还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五）为规范劳务派遣制度提供规范
劳务派遣制度是制定《劳动合同法》时各地反映较多的一个问题，这种制度的出现源于规避劳动合同的法定义务。由于制度漏洞和利益诱惑，很多企业从采用这一制度中获利，承担的义务少了很多，即使出现了工伤事故，劳务派遣单位和用人单位相互推诿，使劳动者无法讨回公道。《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使用人单位不仅不能像以前那样采用劳务派遣制度，也使劳务派遣单位和用人单位难以规避应当承担的法定责任。
（六）为维护改制企业职工的利益提供制度依托
不少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大幅度裁减本企业老职工，雇佣外地劳动力降低成本。有的企业强行执行不合理的职工分流的方案和经济补偿政策，出现了“厂长低价买断企业，职工低价买断工龄”的现象，还不少企业借改制之名解除了职工的劳动合同，侵犯了职工的合法权益。在劳动弱势的情况下，员工维权的道路相当曲折，有的要经历数年的努力。这部法律的出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制度依托，体现了效率与公平分配合作收益的统一。
三、对《劳动合同法》质疑的分析
法律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实现社会财富最大化，《劳动合同法》符合李特尔“三重标准”，对社会有益。但该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反对和抵制，有人甚至认为这是立法史的败笔。对此，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可作如下分析：
（一）最值得争议的法律？
2005年12月24日，《劳动合同法》草案首次提交审议之后一个月，社会反馈意见即达19万条之多，远远超过一度让人惊叹的《物权法》。《中国企业家》杂志主要针对制造业与服务业企业的调查表明，有超过半数的企业对《劳动合同法》的某些条款有不同看法，有七成企业希望修改《劳动合同法》。劳动关系双方之间的博弈是零和博弈，即在给定的总收入下，劳动者的收入越高，劳动力使用者所获得的利润就越低，因而后者具有压低前者收入的利益驱动。
（二）劳动力价格过高？
事实上，我国人工成本相当于韩国1/13、日本的1/26，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成本相当于台湾地区的1/8到1/9。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编著的《IMP世界竞争力年鉴2002》显示，2001年各国每个制造业工人每小时报酬（美元）最高的是德国，为22.2美元；其次是美国，为19.86美元；第三是日本，为19.51美元；中国排在倒数第三，为0.53美元。全国第六次职工调查数据显示，72.4%的普通工人月工资低于全国平均工资，其中10.2%的普通工人月工资低于500元，24.5%的普通工人月工资低于700元。
（三）《劳动合同法》只“保护劳动者，不保护企业”？
有人认为，《劳动合同法》只保护劳动者，不保护企业。其实，对于保护企业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已有很多，该法对企业也有许多保护性、支撑性的条文。例如，该法明确了企业的三种用工形式，也明确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也是可以解除的。政府的劳动合同立法只是让劳工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并没有使工人变得强势，也没有使企业变得弱势。《劳动合同法》绝非部分老板所言的“过度保护”。一些企业总认为《劳动合同法》太苛刻，过多地保护劳动者。
（四）《劳动合同法》过严？
有人认为《劳动合同法》过于严厉，原因是舍不得“无合同”时代的免费利润。实际上，一般国家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的保护都是超过中国的。例如，越南的劳动法比中国的劳动法严格得多，印度的法律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对劳动者的工资要按照投资所在国的工资水平支付。在印度，200名以上的企业集体裁员必须要联邦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即使按照现在的标准，《劳动合同法》所确立的约束程度仍要远远低于国外。在一些国家，只要用工超过三年就要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法国、德国、日本、比利时的立法强调不定期合同是主要形式。在过去近70年中，美国建立起了一个广泛而复杂的规范性结构，以便在公司与雇佣合同中势单力薄的工人之间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总共通过了涉及劳动合同的约20部联邦法律，包括对以往法律的修订，而这些法律无一例外地是对雇主的约束。其中，尤其是对雇主中止合同的权利加以更多限制。
（五）没有充分吸收意见？
有人认为《劳动合同法》征求意见过程太短，很多问题没有细致讨论。事实上，《劳动合同法》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它经历了最广泛的民主立法过程，在相当程度上吸纳了民意。从2004年重新启动立法，到*年6月正式通过，在历经四次审议、两年多的反复酝酿和多方权衡。全国人大非常重视《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工作，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开了很多次座谈会，还专门到珠三角搞调研。中央有个港澳工作系列小组专门招集有关部门开会，听取港澳各方的意见。来自资方的一些意见很大程度上被《劳动合同法》的制定者所吸取。
（六）企业用工成本上升？
有人反复强调，实施这部法律会大幅度提高企业的用工成本，使企业无法维持正常经营。从法律来分析，有三种情况：第一，对那些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基本没有影响，中金公司在浙江的调研和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的调查都证实了这一点。第二，对违法用工的企业确实有影响，因为这些企业以前规避了应当承担的法定责任，《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堵住了这些漏洞，使成本上升，实际上是回归正常。广东的调查显示，不守法企业所增加的成本不超过企业总成本的2%。用人单位因终止劳动合同所支付的经济补偿金一般不超过企业总成本的0.2%。还有就是山西黑砖窑之类“血汗”工厂，血汗工厂本身是违法经营，工人在那种企业不仅得不到报酬，连人身自由和健康也得不到保障。第三，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确实增加了成本。因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低，赚的就是工人的钱，长期以来依靠压低工人工资谋利。通常这类企业与工人签订较长的试用期，将试用期工资压低为正常工资的1/2甚至1/3。可见，《劳动合同法》是把过去一些企业不依法经营造成的“利润侵蚀职工权益”的现象回归正轨。至于有人所讲的“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增加超过20%”，是包括了两税合一带来的影响。广东省统计局年度报告所称的“估计工业企业生产成本会增加20%－30%”，是“实施最低工资标准制度以来，加上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并非完全《劳动合同法》造成。
（七）劳动合同法迫使企业外迁？
一些企业家将部分地区的企业外迁归咎于《劳动合同法》，一些企业家大肆叫喊以转移注意力，扬言新兴的企业都会跑到东南亚。有报道说不少鞋厂从东莞迁出，但广东省总工会专门到东莞厚街镇调研发现，当地转移出去的只是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核心的技术研发和采购贸易仍留在珠三角，厚街的国际鞋业采购商就超过1000家。而且，企业大量外迁并非事实，*年珠三角外迁企业244家，新进的企业有7000多家。外迁企业集中在五金、玩具、制鞋、塑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正常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施《劳动合同法》之前就有出现。
（八）员工不关注？
有人认为员工对《劳动合同法》不够关注。其实不然，不关注劳动合同的是短期工，因为他们的预期收益很低，不愿在工资中扣除社保等费用。随着法治化的推进，不少外来工懂得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包身工”、订立“生死合同”等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的现象，以及恶意欠薪、克扣工资、没有工伤、医疗保险等非法用工现象给予抵制。2008年春节前后，广东省总工会对50多家有代表性的企业进行调查，发现劳动者普遍知道《劳动合同法》。有的劳动者说，感觉最大的变化是过去没有签劳动合同，现在企业主动要求签劳动合同。据统计，2008年以来广东省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前所未有，各地普遍超过了90%，最高的汕头市达到了95%，职工参加社保的比例也有提高。
（九）实施《劳动合同法》导致用工机制僵化？
其实，无固定期限合同是为了对企业的用工有所限制，不能够让他们总是通过压榨工人青春的方式盈利。但这并不妨碍企业的自，企业仍然可以通过合法的正常途径解雇员工。《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依然拥有用工自。此外，与《劳动法》相比，《劳动合同法》扩大经济性裁员的范围，增加了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条件，放宽了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从实际效果来看，反而是扩大了用人单位的用工自。
（十）实施《劳动合同法》影响投资环境和就业？
贯彻实施《劳动合同法》，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与扩大就业和改善投资环境并不矛盾。据商务部*年四季度之后的初步数据显示，就业和投资都未受到影响，还有所增加。统计分析显示，*年第四季度需求人数比上年同期增加32.5万人，增长了11.2%；其中，对《劳动合同法》非议声音较高的珠三角地区比上年同期增长了71.3%。广州市春节首场招聘会有7000多个空缺岗位，但进场求职的人员只有4000余人次；个别企业为了招聘到员工，平均起薪点增幅达13%，达到了1160元，为历年之最，有个别企业甚至将工薪提高了30%。
（十一）劳动合同法超前？
有人鼓吹《劳动合同法》超前，应该缓行。其实《劳动合同法》的一些内容在一些发达国家多则有几百年的历史，少则有数十年的历史，中国的工商业发展早已超过发达国家对应历史时期的水平，目前出台实施《劳动合同法》一点也不早。我们要尊重一切劳动，不能因为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者都是初中以下学历就不保护他们的权益。研究一下亚洲国家的发展路径可以看到，在经济发展的某一个点，一定会有一个跳跃，这个跳跃首先就表现在对劳工的保护。韩国和新加坡在经济发展到某一个点之后就由立法确定劳动者工资最低标准，标准定得很高。尽管一时企业会觉得受不了，但正因为有这样一个跳跃，才促使社会往前走一大步。《劳动合同法》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恰逢其时，包括珠三角在内的很多地区本身都涉及到产业升级换代，需要把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出去。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我们不能去坚持高消耗、低利用的人才资源政策。
（十二）《劳动合同法》将劳工保障的代价转移给企业？
有人认为，《劳动合同法》实际上是把劳工保障的代价转移给企业，是国家把一些责任转交到企业身上。企业需要赚钱又要承担权利保护的责任，这其实对企业的要求就过高了，企业就是竞争性的利润最大化的一个经济体，不应当承担政府的职能。其实，我以为这既是为了促进初次分配的公平，也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如果让企业将这一部分资金上交国家，再由国家返回给工人，一是交易成本降低，二是环节多，可能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如政府腐败、企业少缴等。当然，需要适当降低企业税负保证企业正常发展。
四、实施《劳动合同法》的制度建议
实施《劳动合同法》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即企业规避劳动合同，或者不按照合同支付赔偿金；劳工提供虚假信息签订劳动合同，因为有劳动合同而不努力工作，甚至以假工伤欺骗企业等。为了减少这种不利于劳资和谐的问题，除去严格执法之外，笔者提出几点建议：
（一）设立劳动者补偿基金
为保证企业解雇员工时能够支付经济补偿，建议由劳动保障部门统筹设立劳动者经济补偿基金。资金来源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用人单位按照工资总额的百分比缴纳；一部分由地方和中央政府分别从企业所得税分成中提取一定比例存入。
（二）建立劳动者信誉档案
《劳动合同法》对于劳动者简历的虚假信息几乎没有监管，使求职者弄虚作假的成本很低，现实中应聘者弄虚作假情况也确实严重。由于缺乏对“道德风险”的遏制手段，有的劳动者以虚假工伤来骗取赔偿。应考虑建立劳动用工社会信誉档案，使劳动用工社会信誉档案起到“就业身份证”的作用。
（三）减轻企业税负
企业成本上升与税负过重有关，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的实际宏观税收负担为30－35%。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由1993年的12.6%上升到*年的27%，达到5.1万亿元。今后政府可提供减税、减费等政策措施来推动企业落实《劳动合同法》。
（四）辅以工资条例
《劳动合同法》虽然明确了同工同酬，但规定过于笼统，也没有明确具体惩罚机制。在《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实施后，一些用人单位为了规避法律，开始采用“劳动合同短期化”的用人方式，如订立11个月的劳动合同，合同期内身份为“临时工”，不享有“正式工”待遇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年就“同工同酬”问题调研了43家大型国有企业，发现所有企业都或多或少存在同工不同酬现象。这就要求出台工资条例，确保同工同酬。
（五）建立有效的工会组织
《劳动合同法》只有贯彻到企业、落实到职工身上才有实际意义。该法赋予了工会“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用人单位履行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的情况进行监督”等权力，今后工会要将为维护工人权益作为工会的首要目标。在保护工人利益的同时，对女职工怀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的劳动权益给予关注，遏制企业利用各种手段规避法定责任。
（六）推行信息公开
信息是监督的基础，利益是监督的动力，共赢是监督的目的。要实施《劳动合同法》必须对企业行为和劳工行为进行监督，监督就需要公开信息。一方面是推行厂务用工信息公开，另一方面是推行劳工劳动情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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