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统筹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关系版权所有
军队建设是一个有机整体，革命化是灵魂，集中体现着我军的政治本色，是保持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正确方向的旗帜；现代化是中心，是解决军队建设主要矛盾、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潮流和打赢现代战争的迫切需要，是革命化正规化建设的实践基础；正规化是重要保证，是军队建设走向高级阶段的客观要求。“三化”之间相互依存、紧密联系。各个方面的工作只有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军队建设才能顺利发展；也只有各方面共同进步，才有军队建设总体水平的提高。我军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左”的倾向，也出现过“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倾向，都对军队建设造成了严重破坏。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认真总结吸取经验教训，充分认识军队“三化”建设的系统性辩证性特征，把“三化”建设放在军队建设的大系统中辩证思考，各就其位，各显其能，各得其所，不断提高军队建设的整体水平。
军队“三化”建设协调发展，首先，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军事实践、武装官兵头脑，强化军魂意识，抵制错误思潮，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的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我军永不变质。要培育官兵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旺盛的战斗精神，为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其次，始终坚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军队建设的各项工作都要围绕中心、服务中心、突出中心、保证中心。现代化是一个由科技进步牵引和推动的发展过程，核心是提高作战能力。信息化具有军队现代化的本质规定性。所以，要以信息化为主导，以提高作战能力为标准，实施科技强军战略，扎实开展军事训练，加速武器装备发展，积极推进整体转型，全面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提高部队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能力。再次，大力加强正规化建设，把依法从严治军真正落到实处。加强军事法制建设，维护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权威性，严格按照条令条例管理教育部队，推动战备、训练、工作和生活秩序的正规化。
科学统筹信息化建设和机械化建设的关系
随着科学技术和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战争形态正在从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信息化已经成为军队建设的方向，没有信息能力的军队将被未来战争所淘汰。发达国家军队都加快了信息化建设步伐，以谋求战略主动权和竞争优势。我军现在总体上还处于机械化半机械化发展阶段，面临双重历史任务。形势逼人，时不我待。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准确把握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和实质，科学统筹信息化建设与机械化建设的关系，认真研究军队信息化建设的规律和特点，明确并解决好发展目标、建设思路和途径方法等重大问题。
要自主创新地探索我军信息化建设的特殊规律。军队建设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先机械化后信息化。然而，一般规律并不排斥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跨越或缩短某些发展阶段，提高军队建设起点，同时推进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使军队的火力、机动力和信息力协调发展。如果我们按部就班地在完成机械化后再进行信息化建设，就难以赶上发达国家军队的建设步伐。而且，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快速发展，也为我军加速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双重历史任务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技术条件。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走跨越式发展道路。在建设过程中，要防止把机械化与信息化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半斤八两地平均用力，而是坚持以机械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主导，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努力推进两者的复合式发展。
要用综合集成方法搞建设。军队信息化建设是一项技术复杂、投资巨大的系统工程，信息化战争的突出特点是一体化联合作战。综合集成的思想适应了信息化军队和信息化战争的要求，已成为许多国家军队建设的基本方法。在信息化建设的总体筹划和宏观指导上，要优化结构，调整布局，突出重点，集约使用力量和资源，防止和克服条块分割、自成体系、重复建设等问题，形成纵向衔接、横向联动、协调发展的一体化建设格局。在具体建设实践中，要以一体化联合作战为牵引，综合集成各种作战信息系统，构建高效的作战体系，按照“建战一体、点面结合、人装互动”的要求，把信息化建设过程作为实战准备的过程，着力提高部队在未来信息化战场上的战斗力；通过点上的聚力攻关和大胆实践，为面上部队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科学统筹部队整体建设和官兵全面发展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我党我军历来非常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和民利，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实行三大民主、坚持官兵一致原则。推进部队整体建设和促进官兵全面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官兵素质是军队现代化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我军履行历史使命、完成各项任务的决定性因素。人才是建军治军之本，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人才，是实现我军现代化、赢得未来战争胜利的根本大计。所以，必须抓住人才建设这个关键，为部队全面建设打牢坚实基础。
促进官兵的全面发展，核心是提高综合素质，这是推进部队整体建设的基础工程。只有遵循人才成长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科学素养和人文精神的全面培养教育，坚持集中育和正确引导个性发展相结合，才能有效促进官兵全面发展。科学文化知识是综合素质的基础，不具备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高素质和全面发展就无从谈起。创新精神是综合素质的核心和最高要求。要营造有利于官兵创新素质提高的良好环境，充分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引导官兵积极参加部队建设和改革。要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官兵综合素质。把依托国民教育、军队院校教育、部队各种培训基地教育、换岗锻炼培养等结合起来；把脱产学习和在职学习结合起来；把依靠传统教育渠道和运用诸如网络等远程教育结合起来，多途径多渠道地为官兵学习成才、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科学统筹军队内部诸种结构的关系版权所有
新形势新任务不仅要求推进军队发展，更重要的是坚持科学发展。我军现在总体上还是一支陆战近战型、社会多能型武装力量，这种状况若不改变，势必严重制约和影响军队从机械化向信息化的整体转型。可见，影响我军协调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是结构问题。抓住了它就抓住了重点，就找到了军队建设的新突破口，就找到了部队战斗力生成的新增长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军队建设协调发展，必须进一步优化结构，理顺关系，加强体系建设，提高整体效能。
结构决定功能。结构影响发展速度和质量。不同的碳分子结构，有的是松软的石墨，有的是坚硬的金刚。同质量的官兵，不同的排列组合，战斗力迥异。世界上有的发达国家军队，数量少、规模小，但是结构好、质量高、发展快。这些经验可资借鉴。科学合理的结构是军队建设协调发展的前提。推动军队结构优化和升级，关键是加强质量建设，走精兵之路。贯彻“精兵、合成、高效”的原则，在压缩总体规模同时，把着力点放在调整结构，理顺关系，构建体系，提高效能上，使军队内部结构相互协调，功能相互补充。比如：优化军兵种结构，减少装备技术落后的一般部队，加强高技术军兵种和应急机动作战力量建设，提升军兵种高技术含量；优化官兵编配结构，改善官兵编配比例；完善领导指挥体制，减少指挥层次，健全作战体系，强化指挥功能，提高作战体系的联合化信息化水平；剥离军队承担的社会职能，深化改革，压缩精简机关、非作战单位和非作战人员，扩大生活保障社会化的范围和程度；优化人才培养结构，从信息化条件下部队战斗力生成的人才需求出发，重点建设好“五支人才”队伍，大力培养新型高素质军事人才。总之，要坚持科技强军战略，依靠科技进步推进军队内部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使我军建设真正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不断提高我军履行历史使命的能力和本领。
科学统筹当前建设和长远发展的关系
达成共识并成为行为规范。美国的大学领导者认为:学校的发展方向和远期目标要在大学的领导层形成清晰的集中意识;但绝不仅仅单独由学校领导层做出最后决议;战略定位和规划目标应是学校发展和个人行为共同的思想基础，是全校上下的行为规范。学校的各项决策都必须紧紧围绕发展方向和远期目标进行规划。同时还将长期目标分解为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短期目标，并创建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监督体系以确保完成。独立思考和独立办学的能力。为引导大学正确定位，美国政府积极放权只做引导，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引导高等学校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和目标。政府的作用仅仅是把握战略方向，而具体战略定位和目标则由各个大学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制定。政府虽然有立法约束，但真正的决策权依然归校方，校方在制定规划和决策时具有独立性，这为学校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前提和无限可能。
二、影响当前我国新建本科高校发展原因分析
政府方面引导模糊而又简单僵化。根据我国相关立法规定，我国的教育行政部门有权监督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并且负责制定对其评估办法。这一规定没有考虑大众化教育时代所出现的分层、分类教育的现实情况。这导致我国许多高校不能从实际出发，盲目追求实现表面的标准化建设，忽略自身优势和特色发展，从而导致高校教学模式化、无差异、无特色，最终造成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个性，降低了人才竞争力。此外，我国希望通过政府财政支持，积极建设“985计划”与“211工程”等高水平大学。这使得为得到更多的财政支持，许多院校盲目扩大规模，丰富学科门类，片面追求学校外部结构的高大上，忽略学校本身的内部建设和提高。而一些新建高校更是盲目追求高目标，致使专升本、本科由普通升重点、争硕士点博士点现象层出不穷。当前高校的运行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改善。学校是一个整体，是由高校领导、教职员和学生组成的大家庭。生存和发展是所有高校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每一个校领导、教工和学生应当关注的大事。高校的定位不仅要反映出校领导高层的意志，也要体现教职工的想法，更主要的是满足学生未来发展的需要。所以高校的定位应达成全校共识后，进而得到全校教职员工在心理上的高度认同，并将其化为实际行动，从而最终实现定位中的目标。就目前来看，我国高校官本位和行政等级意识浓厚，对学术权力和民主管理的重视越来越少，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以人为本，平等自由的理念。没有教工的真正参与，高校定位仅仅是管理层的事情。具体制度出台后，缺乏教工的认可，从而造成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运行不畅，缺少向心力和凝聚力。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对高校定位也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传统文化为我国的进步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国人的思维和价值取向。如大同思想，在主张特色化高等教育的今天，仍强调同一的思维模式与单一的价值取向，不利于形成与其他高校不同的高校定位。再如，中国传统文化推崇道家闭关、佛教参禅，这些无一不采用自我反省的修养方式。现今的高等教育发展如果继续采取“自省”的方式，将因循守旧的思想贯穿其中，就不能及时关注外部环境需求的变化，必然使高校在竞争激烈时代遭淘汰。此外，西方文化比较重视科技文化的发展，而中国文化重视伦理，轻器物、轻技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对职业有偏见。长期的偏见，使得高等教育人才分配不均，一些专业门庭若市，另一些专业却无人问津。
三、关于我国新建本科院校科学发展的启示
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1940年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经济学”这个术语，并根据这一思想写出了《中国经济原论》(后修订本改名《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应当说，无论是从提出“中国经济学”的初衷，还是从《中国经济原论》的思想，或是从经济学本身的学科性质来看，探讨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国经济学”，都具有特定的固有涵义。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开展相关讨论以来的有关文献看，关于“中国经济学”有两种对立的看法，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为“少数派”；主张建立“中国经济学”的是“多数派”。赞成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多数派”，相同点是都主张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出发进行基本理论的创新，实现经济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不同点是对“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理解，有“窄派”和“宽派”两种观点。以刘诗白、洪银兴为代表的“窄派”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以于光远、谷书堂为代表的“宽派”则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所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中国现阶段，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究竟有没有以及需不需要“中国经济学”呢?
事物具有个性。每个国家的经济问题，都具有不同于其它国家的差异性。“任何一个社会，它的自然条件，从而它的历史条件，不能与其他社会恰好一致。”但并不是存在差异就需要建立国别经济学。王亚南认为，发达的法国、德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经济发展有一定特殊性，也有在理论上总结的必要，“但从整个经济学的世界性一般性上讲，它们却格外显得破碎支离，从而，把它们在对英国经济理论的对立意义上，冠以国别的，或有‘德国的’，‘奥国的’，‘美国的’形容词，那不但对其现实的一般妥当性，无何等益助，且反而表现那都不过是资本制经济在它各发展阶段，在个别国家特殊条件下的有局限性的意见而已。”王亚南进一步指出，只有一国的经济形态在质上具有特殊的规定性，只研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难以深入地把握问题的实质时，国别的经济研究才能形成独立的经济学。
中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任何国家市场经济建设的条件、过程、目的等，在本质上都是不同的。特殊性之一，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历史文化、自然环境、资源状况等客观情况，与其它国家有根本性的区别；特殊性之二，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既要破除计划经济又要建立市场经济，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特殊性之三，虽然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也已有10余年，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相当低，发展也极不平衡；特殊性之四，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是公有制占主导的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利益分配方式、宏观调控方式等，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相比都是特质的。
因此，中国目前需要且应当建立“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其例解，其引证，尽可能把中国经济实况作为材料”，“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会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中国经济学”。经济学界“少数派”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是不准确的和缺乏根据的。
那么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学”的科学发展观是什么呢?
事物又有共性。“中国经济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经济学。王亚南指出：“经济学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科学。科学上研究的诸般法则，都是有一般性的，比如经济学中的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乃是从现代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中发现出来，无论哪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商品货币关系确立起来，它就必然会有那种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等在其中发生作用，而由这诸般法则综合起来构成的经济学，也就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说明书’。”因而“经济学在当作科学的限内，不允许带上‘国别’的帽子，来破坏它的一般性。正犹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等，不允许带上英国，美国，法国或德国的帽子一样。”
事实上，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抽象意义上说，商品的内在矛盾和企业的性质是相同的，商品经济规律也是相同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只能是一套而不能是多套。即使是生产关系，本质上说也都是经济利益关系，同样有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作为研究生产一般和生产关系一般的科学，不论在哪个国家、在什么背景下研究，基本的原理和结论都应当是相同的或相近的，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属于全人类，各国都能相互理解和交流，都能共同探讨和应用。
[next]
王亚南强调指出：“在理论上，经济学在各国尽管只有一个，而在应用上，经济学对于任何国家却都是不一样。”只是为了科学的慎重起见，才没有使用“中国经济学”的名称的《中国经济原论》户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实践和真实写照。中国今天要建立的“中国经济学”，也是运用世界性的经济学一般原理，包括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中国学者的理论经济学创新，来研究中国特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
这种特定的“中国经济学”，具有固有的明确涵义。“中国经济学”需要有理论经济学的内容作基础，但根本任务不是理论经济学创新，而是应用理论经济学来分析特定经济问题，“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来考察中国经济，并在整个中国经济中来分析各部门或各种形态的经济。”研究的主体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的范围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全过程，研究的对象是中国过渡时期的特质经济问题，研究的目的是总结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因此，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并不是在基本经济理论创新使经济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基础上，“窄派”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或“宽派”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所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正确理解和定位“中国经济学”，树立“中国经济学”的科学发展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不利于科学地研究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特殊规律，也不利于通过有关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还不利于中国政府制定切合实际的宏观经济政策。
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先进行基本经济理论创新使经济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然后再建立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然后再来建立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总体，既不利于理论经济学的创新，也不利于中国特定经济问题的研究。
经济学讲分工，研究经济理论也需要分工。把特定的“中国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的创新混同一起，对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来说，容易导致主题不明确，影响问题的深入探讨；对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则易于限制视野，阻碍基本经济理论的创新。
中国的特定经济问题中，也包含着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因此在进行“中国经济学”研究时，可能会引发理论经济学的创新，并且这一创新还可能用来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但这一创新本身不属于“中国经济学”的范畴。从中国现实市场经济问题出发，进行理论经济学创新，与从中国特定的经济问题出发，进行“中国经济学”研究，根本的区别在于视角和目的的不同。“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和目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理论经济学则是一般性的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
特定的“中国经济学”，虽然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目的都是明确的，但研究的基础包括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结成熟市场经济的可供借鉴的西方经济学，以及中国学者的理论经济学创新。如何运用两大理论体系和中国学者的理论经济学创新来建立“中国经济学”，需要从多层面、多角度不断地进行探索和总结。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中国经济学”的不同流派，这是“中国经济学”走向成功的标志。同时，以中国市场经济问题为基准，站在总结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高度，创造具有世界性的经济学，并形成不同的流派，这是中国理论经济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
区分“中国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有利于中国经济理论界正确对待不同性质的经济学，一方面集中力量研究“中国经济学”，以更好地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为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和振兴中华服务；另一方面集中力量研究理论经济学，使经济学走向世界，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世界经济学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与文献：
[1]王亚南文集：第1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
[2]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王亚南文集：第3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
[3]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147．
[4]于光远．《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序[J]．经济学问题探索，1997，(9)．
[5]谷书堂．再谈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J]．经济经纬，1999，(1)．
[6]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J]．经济学家，1997，(1)．
[7]谷书堂，顾颉．理论创新与中国经济学之发展[J].经济评论，1998，(2)．
[8]盛洪．会有经济学的中国流派吗[N]，南方周末，1997—10—10．
关键词：与时俱进；科学发展；主导作用：现代新型教师
科学的发展观是对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性概括和升华。科学发展观是发展观上的与时俱进，其本质是以人为本的协调发展观，科学发展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和可持续发展。高等院校成为知识创新、理论创新、人才创新的重要基地，必须坚持科学发展与时俱进。教师肩负着“科教兴国教书育人”的重任，为培养对象传道、授业、解惑。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教师的观念、知识和主导作用也应与时俱进，并向学习型、研究型发展。
一、教师传道方法的与时俱进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教师仅作为知识的传授者，将学科知识“填鸭式”的灌输给学生，学生获取知识的方式基本属于被动式、死记硬背式，所以很多用人单位反映高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重理论知识轻动手能力，更缺少实践锻炼。
现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高新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出现端倪的知识经济预示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将发生新的巨大变化。”现代科学知识内容丰富、发展迅速，教师不可能在几年学校教育时间内完全传授给学生，而且，现代知识更新也很快，单纯的传授学科知识已跟不上新型人才培养的需求。此外，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学生获取知识与信息的渠道不断增多，教师已经不再是唯一的知识来源。教师更重要的职责在于发挥主导作用，指导学生获取和应用所需知识和信息。所以，教师应帮助学生确定合适的学习目标，引导学生选择达到目标的最佳途径方法，指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适当的学习策略、发展认知能力、挖掘潜能，还要创设丰富的教学情境、激发学习动机、培养学习兴趣。同时努力发挥学生的智力和非智力因素、挖掘各种潜能和个性特长发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建立一个宽容、轻松的学习氛围促进学生的学习，并为学生的学习创造机会、环境和条件。教师应成为学生学习的主导者、激发者、指导和帮助者，各种知识、素质、能力和发挥个性特长的培养者，将教学重点放在激发促进学生“学”上，真正实现“教”是为了“不教”和可持续发展。
“迎接未来科学技术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勇于创新。”我们在教学中坚持改革教学体系、内容，同时进行教学方式、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在教学工作中坚持“三为主”(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训练为主线)的思想，注重“四实”(实验、实践、实训、实习)和教学模式、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体系、结构、方式、方法、手段和考试等方面的改革，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同时探索出培养“新型信息技术人才”新的理论与实践教学模式(“八双”即双计划、双大纲、双教材、双教案、双教法、双练习、双作业、双考核)，通过多媒体教学软件演练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结合演示教学讲解操作，边讲边练、演练结合、平时与期末考核结合，对新型人才培养效果很好。
二、教师授业观的与时俱进
人们把教师比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不仅要用丰富的学识教人，更要以高尚品德育人。“师者，人之模范。”教师的培养对象尚未成熟具有可塑性。教师的品德、气质、性格和言谈举止等，都会对学生起到熏陶、感染和潜移默化的作用。身教胜于言教，以教师良好道德行为去影响、启迪和感化学生的心灵尤为重要。同时也应当意识到，在现代信息化时代，传统的价值观也在发生变化。过去的谦虚忍让、吃苦耐劳、认真严谨等美德，已经不全被认可，强调自信、效率、公平和个性化发展。
教师的工作是“树人”工程功在千秋，难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从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到现在的“园丁”、“人梯”精神，要求教师必须具有“春蚕”和“红烛”的高尚品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各种利益碰撞和调整的改革形势下，更需要以无私奉献为基础的职业道德情操。
每个人先天条件及后天经历不同，其价值观的形成也受到不同的影响。现代大学生比较强调自我价值体现，教师在尊重其价值体现的同时应积极引导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知道学会感恩他人和社会。学生兴趣和特长是人生选择的重要因素，从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得到乐趣和成就感，尊重学生的个性、自信自强、自我成长与实现。积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与面对现实中权利、地位、收入与财富等问题，教育学生应当努力进取，必须以正当手段、方法达到目的和理想，经过努力实现才具有成就感和满足感，同时也是为集体和社会做贡献。
我们坚持面上教育与个别细致引导相结合，进行“树新风立志成才”、“就业和学科发展方向教育”、“理想前途和学习目的教育”等。并通过“导师”方式对学生融合思想和专业的教育与指导，在平时教学过程中也始终坚持严格管理、教书育人。还积极引导、支持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课外科技与文化活动，教师参与对学生实践活动方案指导、审查和评审等。如指导学生自己组织进行“网页设计大赛”、“程序设计大赛”等，从个性特长、兴趣、爱好和能力培养与合作等收获都很大。
三、教师解惑观与时俱进
现代新型教师应向学习型发展，注重教学相长、知识更新、与时俱进。信息技术广泛深入快速发展。致使教师无法做到先知先觉，更无法实现传统意义上教与学。现代高校教师应将自己作为学习的参与者，参与到学生的学习中去，成为学生的“学习伙伴”。交往可以凸显学生性、表现个性、激发创造性。交往使教师教学不仅是传授知识，而是一起分享理解、互相促进、教学相长，教学也不仅是单向付出，而是生命活动、人才培养、专业成长和自我实现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交流、沟通、参与、相互构建，不仅是一种认识活动过程，更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精神交流，这正符合信息时代学生强调个性、人权平等的需求。师生相互交流、沟通、启发、补充，也是师生交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分享彼此的思考、经验和知识，交流彼此的情感、体验与观念，丰富教学内容，求得新的发现，从而达到共识、共享、共进，实现教学相长和共同发展。
教师要改变教学方法，使教学方式服务于学习方式。在教学过程中要通过讨论、研究、实验、演示等多种教学形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使学习成为在教师引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的过程。教师要创设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激发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使每个学生智力和非智力因素都得到充分发挥与展示。另外，教师还要引导学生通过研究性学习、参与性学习、体验性学习和实践性学习，实现学习方式的多样化，从而促进学生知识与技能、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整体发展，加快创新人才的培养。
四、在教学研究中发挥主体作用
现代新型教师应向研究型发展，在教学改革中发挥主体作用。传统的教学与课程、教学活动和研究活动都是彼此分离的，教师的任务只是教学，按照教学课程、参考资料、考试试卷和标准答案去教，教学内容和进度是由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规定的，教师成了教育行政部门各项规定的机械执行者，这样，一方面新的教学研究成果不能及时转化为教学行为，不能为教学服务，另一方面教师的教学缺乏理论指导与创新，从而陷入重复旧经验、照搬老方法的泥坑。这种教学与研究的脱节，严重阻碍了教师自身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现代教学倡导民主、开放、科学的理念，要求课程与教学相互整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内容与思想方法融合，教师必须在课程改革中发挥主体作用，以研究者的身份去观察、了解和解决教学问题，在教学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创造性地进行课程建设和开发。对教材进行认真钻研和处理，以便学生能够深入理解和掌握教学内容和方法，不断提高各种知识、素质和能力。更好地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和认知欲望，使教材内容与学生的经验与体验相联系，更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和生活实际，引导学生在做中学、用中学、学中用、循序渐进、持续发展，帮助学生建构知识的意义，形成知识的框架，掌握知识的结构，帮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掌握课程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应以研究者的眼光审视和分析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反思自身的行为、探究出现的问题、不断积累总结经验，使其形成规律性的认识，把教学与研究有机地融为一体，把自己由“教书匠”变成专业或研究方向的“专家”和“教育家”，调整改善自身的知识结构，不断提高教学水平，从而最终实现自我完善、与时俱进、持续发展。
依法治国、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的实践需要为教育法学学科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和实践动力，但是一个学科的发展还需要有其内在的生命力。这个生命力就是教育法学本身的独特视角，其固有的学科内涵和特点。教育法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教育学和法学的结合，而且这种结合不是简单的1+1=2，而是“1+1>2>N”，起的不是简单的拼接作用，而是化合的作用。教育法学的特点，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教育法学关注法律的主体性
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特别重视人的主体性。有的西方汉学家认为，中国思想的精髓就在于强调流动的主体性。对于流动的主体性，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来理解。纵向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的精神一直是在生生不息的流动，在每个时代都焕发各自夺目的色彩。从法律发展看，历史上有不同的法律、法典，从秦律、汉律、唐律直到明清律，生生不息的发展流动。从横向空间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空间主体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空间功能在不断的转换。这说明中华民族具有一种空间上主体的流动性。中国的教育法律文化要注重这样的主体性。法律的主体性就是要强调法律的价值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了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始终贯穿的是法律的价值，都蕴藏着法制的精神。教育法律上的人更有特点。教育法律上讲的“人”，比简单的法律上的“人”含义更加深厚。比如说在教育法律上，把人分成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比刑法、民法上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含义更深，体现了对人的主体性更加深刻的关注。教育法律的主体性有其独特的属性。学生作为教育法律的主体，和一般的“人”是不一样的，和一般的公民也不一样。比如学生有发展性，发展性是学生的本质。发展可能不是一个成年人最核心的本质，但对学生来说，发展性是最核心的本质，德智体美诸方面都在发展，是在流动当中发展的人。学生具有开放性，他的心思是开放的，可以接受好的东西，也可以接受坏的东西，所以古人讲“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再比如教师，教师也有不同于一般的人的特点，教师具有神圣性，古来今往、各大文明的早期文化都强调教师的神圣性。孔子所谓的教师“万世师表”，强调的也是神圣性。神圣性就是具有献身的精神。现在有的教师没有这种神圣性，有的是世俗性，比的是工资待遇。此外，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也有它的特点。
2.教育法学关注法律的教育性
有人会问，法律是刚性的东西，怎么还有教育性？法律不是天生就是刚性的、利益导向的。古代的法律注重法的精神性、道德性、价值性和教育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律越来越追求解决利益问题、解决权利问题。在这样的法律引导下，社会大众的思想就变得越来越世俗，越来越利益化。有的人出来维权，维的不是尊严，而是金钱。这样一些观念在法律上得到了正当的确认，法律的精神性、教育性日益降低。1878年德国著名法学家耶律内克讲，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为什么守法变成最低的道德，为什么守法、执法不能成为最高的道德，甚至起码达到道德的中间度？按照这个逻辑，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僭越道德的行为越来越多。这个问题要在法律当中得以解决。教育法学要关注法学的教育性，在执法立法的同时想到要提高人的思想觉悟、思想价值，要促进人们的精神发展，只有这样法学才会有新的活力。
3.教育法学关注教育的规则性
过去讲教育的时候，更多的是说“教育就是爱”。是的，这个话没有错，强调教育的弹性，是很重要的，但也是不完全的。教育也要强调规则，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强制。比如说，《义务教育法》就特别强调它的强制性。如果教育法学在教育的规律性和规则性方面取得进展的话，就会解决学校和教育活动当中的很多问题。现在在教育问题上，有一种观点是学校不敢作为，老师不敢作为，政府不敢作为，因为一旦作为，就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指责。所以，必须要加强教育的规则性。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则性，教育事业就不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二、教育法学面临的问题与任务
教育法学作为一个学科，其独特魅力和价值已经日益显现。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教育法学学科体系建设有待于得到进一步重视。教育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形成了以“教育法学”或“教育法律”与政策命名的博士、硕士学位点，但是教育法学的学科地位还有待提升。在很多高校，教育法学的博士、硕士培养还位于教育经济与管理或教育学原理等专业下面，作为一个培养方向进行招生。甚至在一些高校，师范专业的本科生、甚至是教育学专业的本科生都没有将教育法学列入必修课。在法学研究当中，教育法学往往被列为行政法学的一个方向，也缺乏独立的学科地位。教育法学学术著作的创新性有待于进一步突出。近些年，出版了一系列题为《教育法学》或近似的学术专著，但是一些教育法学专著照搬法理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而缺乏教育法学的独特性视角，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已经形成一种相似的固定结构，即首先比照法学的概念对教育法学的基本原理做些移植工作，在分别对现有的各部教育法逐一进行阐释”。这也是教育法学难以在法学研究领域取得应有地位的重要原因。因此，今后的教育法学研究，尤其是教育法学方向专著的出版，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新的突破。要突破教育法学研究对其他法学研究的依赖性，就必须加强教育法学本身的原创性，形成教育法学自身的概念体系、话语体系，使得其研究在原有基础之上取得新的突破。交叉学科的复合型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教育法学属于典型的交叉学科，其研究需要教育学和法学两门学科基本理论的复合型应用。但是由于研究者知识结构的单一性，法学研究人员往往仅从法理的角度对教育法律问题进行法理性分析，而脱离人的发展规律的教育法学研究无疑是机械的教育法学研究，甚至有可能是局限人的潜能和个性发展的教育法学研究。另外，教育学研究人员习惯于教育学的研究思维与研究范式，缺乏对法学研究的深入学习、借鉴。教育法学的研究也是法学研究体系当中一个部门法的研究，脱离法律的语言、法律的思维、法律的体系、法律的理论，这种研究是难以取得可持续进展的。所以，以上这些情况使得属于交叉学科教育法学研究难以得到实质性的突破，这是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教育法学的实践指导作用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当前的教育法学研究过于集中于学术性的探讨，这是必要的，但是教育法学研究的实践意义和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法学的分类当中，有以研究内容区分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的分法。而教育法学的研究，在注重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更加偏重于应用研究。但是，在当前我国教育法学研究当中，应用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同教育法学偏重应用法学的分类都是不相适应的。在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教育的依法行政、学校的依法治校过程中，教育行政部门、校长、班主任和教师对于教育行政管理以及教育教学当中基本的法律问题掌握还缺乏一定的引领，需要更多的学者深入学校教育教学一线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让教育法学的研究成为真问题的研究，并且通过教育法学的研究确实推进基层学校依法治校的进程，提高办学水平。教育法学的研究视角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在当前的教育法学研究当中，对于新出台的教育法律法规关注较多，对于当下教育热点问题关注较多，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教育法学的研究更要发挥引领实践发展的作用，在研究的视角上进一步拓展。例如对于即将立法的教育法律，教育法学的研究人员应当充分对其立法的体例、立法的原则和立法的内容进行充分的研究。对于尚未纳入立法机关视野的教育法律、甚至是今后的教育立法趋势，教育法学的研究人员都应当进一步的关注。这样才能更有效的为教育立法服务，发挥教育法学的应用法学作用。
三、加快推进教育法学二级学科建设
【关键词】:化学工程;系统;和谐;辩证法
自然界中的和谐系统比比皆是,大至宇宙,小到原子;地球生态系统是和谐的,动植物群落是和谐的,人类社会体系是和谐的,健康的人体更是一个绝妙的和谐体。所有这些和谐系统遵循着同样的辩证综合的规律,具体可以归纳出三条:1.统一律;2.层次律;3.进化律;所有和谐系统具有同样的性质:1.开放性;2.自组织性;3.非线性;4.无限发展性[1]。当爱因斯坦把大半生致力于统一场论时,其哲学上的需要相对物理学上而言或许要来得大,面对物理学的系统和谐,理论规则的分立是不能令他觉得满意的。而化学工程的发展是不是因循同样的哲学历程呢?
在化学工程作为学科开始被重视之前,化学工业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各种具体的工程与工艺都被独立开来,在认识上是被分为各门特殊的知识,因此,当国外高等院校在十九世纪末开始设置"化学工程学"时,开设的课程大多是学习当时化学工业的各种工艺学,"化学工程"的概念在当时还是相当模糊的,在理论上充其量是化学与机械的一种混合(amalgam)。然而这种理论混合的模式在德国人看来却是很正统的,即使在今天,他们也避免专论"化学工程",而是称之为"过程工程"(ProcessEngineering),这一名称实际上要比"化学工程"的范畴更广,甚至更为准确,凡是涉及一定流程与工艺的领域都是适用的。但我们习惯上还是沿用"化学工程"的名称。
二十世纪开始,化学工业迅猛发展,在社会经济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客观上需要化学工程学科的发展和支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事物运动规律性的认识也愈来愈深化,愈来愈有概括性。伴随着其他领域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人们逐渐认识到化学工业中各门看似不相干的工程和工艺中存在着共同的物理特性。1901年,美G.E.的Davis《化学工程手册》的发表,初步提出了"化工物理过程"的原理。1900年始,以合成氨、纯碱、燃料等为代表的近代化工厂出现,如1913年,德哈勃-博施法高压合成氨技术的产业化,星火燎原的,化学工业呈现出巨大的发展前景。到了二十年代,美MIT的一些学者提出:不管化工生产的工艺如何千差万别,它们在众多的典型设备中进行着原理相同的物理过程。1920年,美MIT成立了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化工系,时W.K.Lewis任系主任。1922年美国化工学会认同了新的见解,引出了"单元操作"(UnitOperation)的概念,这一概念在苏联时期和我国则广泛称为"化工原理"。
1900年始的"分离工程"研究使"单元操作"的概念日趋成熟。被称为单元操作的过程主要有流体流动、传热、干燥、吸收、蒸发、萃取、结晶和过滤等,以这些单元操作作为研究和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化学工程学科在二十世纪前半期发展的核心,其理论迅速成为发展化学工业的重要基石。这种把千变万化、千差万别的过程和工艺概括成"单元操作"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反映,是化学工程学从"个性"到"共性"的第一个哲学性概括,是在一个系统整体性把握的高度上建立了一门技术科学,体现了系统科学发展的和谐统一规律。
随着"单元操作"概念的确定,另一方面,化学工程学科中重要支柱之一的"反应工程"亦逐渐浮出水面。从最初的德Winkler流化床煤气化炉的应用到德Bergim-Pier三相液化床煤液化工艺的开发,又到1931年丁纳橡胶和氯丁橡胶的投产,化学工业上发展的高峰持续不绝,1940年美国FCC炼油开发成功,成为石油化工的起点。直到1957年,欧洲第一届反应工程会议,明确提出"反应工程"的概念,成为化学工程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化学工程学的进一步和谐统一。"反应工程"的建立,乃至今日仍备受困扰的"过程放大效应"问题,及从"逐级放大"到"数模放大"的研究都带动了"化工过程系统工程"的发展,并共同体现了系统科学发展的和谐层次律。
就在"反应工程"发展的同时,"单元操作"得到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人们发现各单元操作之间存在着更为普遍的原理,"过滤只是流体传动的一个特例;蒸发不过是传热的一种形式;吸收和萃取都包含着质量的传递;干燥与蒸馏则是传热加传质的操作……"[2]于是单元操作可以看成是传热、传质及流体动量传递的特殊情况或特定的组合。这种认识的深化过程并没有停止,人们进一步又发现了动量传递、热量传递和质量传递之间的类似性。于是从二十世纪50年代开始,人们综合了以往的成果,开始用统一的观点来研究三种传递过程。1960年,美威斯康辛大学(Univ.Wiscosin)的R.B.Bird教授出版了《TransportPhenomena》一书,系统地采用统一的方法来处理三种传递现象,从此化学工程学科的核心过渡到了"三传一反"的系统性概念。"三传"的研究是系统科学和谐进化律的又一体现,使化学工程学达到了一个新的整体性高度,这种高度的和谐统一是对客观世界本质性的认识,并在学科上反映出了系统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性质,其影响力是普遍性的,是跨学科的,不仅使"传递原理"成为化学工程学的重要基础,同时在生物工程、机械、航天和土木建筑等工程学科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并日益成为工程专业共有的一门技术基础课,只是侧重点有所差异而已。
至此化学工程学科自身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化和发展,并在短短的一个世纪中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涵括了众多的生产和应用领域,如医药、化肥、能源、材料、航天、冶金、日用化学品等,每年为社会提供数以亿吨计的千百万种产品,是人们衣、食、住、行须臾不可离开的物质基础,为社会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从人类发展最为激动人心的口号"征服自然"到今天庞大的工业化进程,地球自然生态系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这之中,化学工业是造成大规模环境污染及恶性重复污染的主要过程之一,化学工程学科需要肩负起新的使命。1990年,"生态化工"(Eco-ChemicalEngineering)的概念提出来了,相应在化工生产和过程工艺中提出了"清洁化工"和"绿色化工"的概念,因时应势,化学工程学开始了系统科学的自组织过程,这也是和谐系统对立统一发展的需要。在系统科学看来,自组织是和谐系统的基本性质之一,只有自组织系统能通过外部和自身内部的不断协调、整合,在适应环境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特性并产生新的功能。从自发到自觉地,化学工程学吸收了自组织的理论,不断在广度和深度上充实、完善和发展。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世界正发生着全球性的变化,经济、社会、环境和技术等领域都面临着新范畴新理念的变更和冲击[3]。化学工程学科需要因应时展而改变传统的限制,不断有新的概念提出来,如化学工程应是伺机而待的专业(aprofessioninwaiting);化学工程师必须"besteepedintechnology",能够创新、开发、变换、调控和适应取代;化学工程学科要从"ProcessEngineering"达到"ProductEngineering"再到"FormulationEngineering"。进一步的综合认为,化学工程学关注着同时发生在非常广泛的时空跨度内的现象,必须具备多尺度、多目标的方法来达到过程的总体优化。涵括了五个方面[4,5]:
①Nanoscale(纳观尺度):研究量子化学、分子过程与分子模拟等。
②Microscale(微观尺度):研究微粒、气泡、液滴、控制界面胶束和微流力学规律等。
③Mesoscale(介观尺度):研究换热设备、反应设备、塔器以及传统的"单元操作"和"三传一反"等。
④Macroscale(宏观尺度):研究生产装置和生产过程等。
⑤Megascale(兆观尺度):研究环境过程和大气生态过程等。
于是化学工程学的核心转变到了"多尺度、多目标择优"的概念,化学工程学科又到达一个新的和谐统一的高度,进入了更高层次的系统工程领域。
新的发展的深度促使化学工程学科作出了一定尺度的"分化",然而这还远未结束,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还在不断探索不断深入,一个更深刻更普遍也更一般的问题已经触到了化学工程学科的神经,触到了化学工程学的认识本质,并促使化学工程学需要有新的"融合"。这一问题就是"非线性及其包涵的混沌原理",相对于"线性"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工具,"非线性"则是客观世界的本质特征,是"线性"反映的目的,是从科学角度看待世界的一种和谐统一;而在对"混沌发展"的研究表明,"混沌运动的普遍存在,揭示了自然界中实际系统发展演化的新行为,混沌态的自相似性使这种时间演化表现为一种空间结构,而且以其不同空间尺度上的相似性,揭示了系统复杂运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一个观察"整体"的问题,只有在长时间范围(因为混沌运动是一种长时间行为)和更高层次复杂性中才能显现出来。"[6,7]这一问题涵盖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和深刻的哲学方法论意义。马克思曾经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会把关于人类的科学总括在自己下面,正如关于人类的科学把自然科学总括在自己下面一样:它们将成为一个科学。"从这一角度上,"非线性"问题是这种过程一体化的契合点以及整体认识论上的共性[8]。当站在这种整体性的高度上,化学工程学科获得了全新的视野和更强大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最终具有了学科融合的基础。
在整个化学工程学科的孕育、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始终交织着学科的"分化"与"融合",除了上述尺度(scale)上的分化以外还有着所谓的石油化工、精细化工、高分子化工等专业上的分化;另一方面,作为近代工程技术,它又是自然科学(化学、物理等)和技术科学(机械、材料等)的融合。正如物理学家普朗克(Planck)所指出的:"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分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身,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从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事实上,当化学工程学科的核心发展到"非线性混沌系统"时,实现科学的融合已是其客观系统性的需要,它需要强有力的非线性解算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基于人工智能和神经生物学的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NeuralNetworks)技术为这种系统性的融合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人工神经网络特有的信息处理能力在愈来愈多的领域中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它具有如下特点[9,10]:
①学习:神经网络可以根据外界环境修改自身行为,这使它比其他任何方法接受自身感兴趣的外界信息更敏感。
②概括:经过学习训练后,神经网络的响应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对外界信息的少量丢失或自身组织的局部缺损不再很敏感,反映了神经网络的健壮性(鲁棒性),即工程上说的"容错"能力。
③抽取:神经网络具有抽取外界输入信息特征的特殊功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能"创造"出未见的事物。
④模拟:神经网络由众多的神经元组成,以并行的方式处理信息,大大加快了运行速度,可以逼近任意复杂的非线性系统。
当然,神经网络并非十全十美,其自身的发展就曾经历过相当曲折的过程,但是,人工神经网络(ANNs)特性的融合将是化学工程学科发展到非线性核心系统的自组织适应和需要。例如采用神经网络设计的控制系统,适应性、稳定性和智能性均较好,能处理复杂工艺过程的控制问题,也使得化学工程师不但也是机械工程师,还首先是系统工程师,并能从最一般的非线性原理出发,解决实际过程的创新、应用、开发、生产等问题。
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不断深化,化学工程学科必将不断"分化"和"融合",体现出和谐系统的无限发展性质。
参考文献
[1]李立本.系统的和谐与和谐观[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14(5):39.
[2]韩兆熊.传递过程原理[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11:3.
[3]季子林,陈士俊,王树恩.科学技术论与方法论[M].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1991,9:115.
[4]金涌,汪展文,王金福,等.化学工程迈入21世纪[J].化工进展,2000,(1):5-10.
[5]黄仲涛,李雪辉,王乐夫.21世纪化工发展趋势[J].化工进展,2001,(4):1-4.
[6]张生心,梁仲清.从量子混沌再看物理学的统一性[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12(10):8.
[7]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5:20.
[8]成思危.试论科学的融合[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14(1):2.
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是教育科学，教学科学的研究方向又是什么？”教育科学其实是以教育现象和教育规律为共同研究对象的各门教育学科的总称，是若干个教育类学科构成的学科总体。它包括属于基础学科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属于基本学科的教育原理、德育原理、教学原理、教育管理学原理。而现代教育科学所研究的方向是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教育测量与评价科学研究以及教育发展理论研究。对于学前教育的基本理论大家已经熟知它的发展历程，但是对于学前教育中如何贯彻教育科学，如何进行教育的测量和评价科学研究，其形式则是多种多样的。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由于学习群体的风格不尽相同，所以所采取的教学方式也应有所不同，这都有待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探索、发现和调整。
1.提前制定合理的教学内容。学前教育与其他教育的不同之处在于教学对象是婴幼儿，教学对象的学习特点是理解能力较低，行为控制力不强，好奇心极强，因此，必须重视教学内容的制定。在制定教学内容时，要注意教学内容的生动性、趣味性、教育性和安全性。其中，生动性和趣味性有助于吸引学习者的注意力，保持学习者的学习状态；教育性则是教学过程中的根本目的，“寓教于乐”是学前教育应达到的基本标准。另外，学前教育中，大部分学习者都是自我保护意识较差的低龄儿童，属于弱势群体，所以在制定学习内容时，要考虑教学活动的安全隐患，切实保护好学习者的人身安全。
2.观察学习者的学习态度，灵活调整教学方式。在根据既定的学习内容进行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教师应不断观察学习者的学习态度变化、兴趣变化，并据此调整学习内容的顺序和教学方式，让学习者充分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来。另外，还要着重利用学习者的好奇心理吸引注意力，这样可以带动学习气氛，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3.注重成果反馈，总结经验。学前教育的成果往往没有系统考试类的衡量标准，所以需要细心观察学习者的行为变化和各项能力的提升程度来确定教学方式是否有效。并通过变换教学方式来对比学习成果的优劣，总结教学的方式方法，以适应学习者的学习习惯，提升学习效率，让学习者在学前教育中打下良好的基础，丰富知识储备，加强性格塑造力，让学前儿童的身心得到良好发展。
二、借鉴国外成功的学前教育经验
纵观国外教育科学研究的现状，我们可以看出世界各国的发展动向，学前教育历史发展的科学研究表明，幼教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是推动幼教事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幼儿教育从经验型转向科学型的必经之路，因此，幼儿教育的科研工作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苏联于1960年建立了学前教育科研所，内设早期幼儿教育、学前儿童教育、实验教学法、年龄心理学、生理学、美育、体育等实验室，研究所把全国学前教育问题的一切科研工作都统一起来加以分析和评价。国外的教育科学水平发展比较早，这种类似的教育科学实验在国外不胜枚举，而在国内却屈指可数，那如何借鉴国外的教育科学经验来丰富我国学前教育教学方式呢？笔者认为要遵循以下原则：
1.借鉴与修改
在观察国外先进的学前教育模式后再加以运用，并在运用的过程中了解它有哪些缺点和优点，然后进行改造再利用。这种做法的根据是：每一种科学的教育方式都是不分国家的，国外先进的学前教育经验当然可以拿来运用到我国的学前教育中，但前提是不能照搬照抄，要灵活地改良和修正，并在方法运用中反复总结经验，让国外的先进学前教育经验落地本土，并发挥它的优势。
2.创新改革
在引进国外先进科技的同时加以改造和创新，结合学前教育的实际情况进行创新性地改造，以达到先进水平甚至实现超越。但是创新模式实现起来很难，不仅要了解学习者的学习特性，还要能够找到彼此结合的创新点，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增强洞察力，要能够发现教学中出现的新问题，从而找到学前教育的新思路。
三、我国学前教育的教育科学未来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