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管媒体”制度的解体
在前苏联以及俄罗斯的政治体制转轨过程中，媒体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引起了传播研究者和社会其它各界人士的密切关注。
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已经开始放松共产党国家对媒体的传统管制。前苏联出版部部长米.费多托夫参与制订的前苏联《出版和其它大众传播新闻媒体法》就是在苏联解体前夕由前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出版和传媒法》在法律上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公有国营广播电视制度”。该法律承认新闻工作团体有成立媒体公司的权利，并宣布每个编辑部都是独立的法人，这意味着那时新闻传播媒体已经获得了部份的自由和权利。该法律的缺点在于没有明确规范新闻媒体在经济发展中所应负的义务和如何利用来自国外的投资，以及国家如何管理媒体的金融运作[1]。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联邦继续执行1991年前苏联通过的《出版和传媒法》。俄罗斯联邦于1992年成立了“印刷委员会”和“广播电视委员会”，管理印刷媒体和广播电视媒体。
在上述《出版和传媒法》尚未通过的1990年，叶利钦的媒体改革总顾问波尔托拉宁在有关“办人民的电视”的文件中就提到：为了适应民主改革，俄罗斯需要建立一个完全新型的电视公司，其设想是要与苏联民众熟悉的苏联国家电视台竞争。叶利钦积极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两次电视采访中解释道：它应当是另一种电视，它应当维护社会的利益，对政府进行批评，并对政府及最高层官员的事件进行公开的报导[2]。叶利钦一直认为，报刊、电视对于自己的忠实是某种客观事实，他认为媒体的忠诚是对他在1991年8月所作的贡献的自然回报。但叶利钦不信任一些有影响的著名记者，叶利钦认为他们曾经为戈尔巴乔夫卖过力，疑心重重和猜忌心强明显害了叶利钦，但他无法克服自身的缺点[3]。
在俄罗斯政府高层争夺最高权力与扩充政治版图的竞赛中，控制媒体经营权或限制媒体活动是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手段。俄罗斯传播研究者亚仙.扎苏尔斯基认为，俄罗斯媒体是叶利钦登上权力高峰的主要工具，而争取一个属于他权力掌控之下的电视频道是叶利钦长久以来所希望达成的愿望[4]。1991年5月，当时担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与当时的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进行了激烈谈判之后，叶利钦终于成功地为俄罗斯联邦争取到开播第二频道《俄罗斯广播电视台》(俄文简称PTP)的权利，这立刻扭转了苏联时期《奥斯坦丁》广播电视公司一家独大的媒体垄断局面[5]。
1991年8月之前，在民主派中间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把电视、广播、报纸给我们，我们就能提高人们对改革的支持度。苏共发动的“八月”失败后，大众新闻媒体充满了民主主义的奢侈安乐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情绪。前苏联出版部部长米.费多托夫在自己的回忆中谈到：在那个时期，中央政府为减少保守的州和边疆区地方报纸的影响，出版部曾说服叶利钦计划出版几十种到地方发行的报纸，并准备与新闻工作者团体一起合作创办这些报纸。但许多报纸在初创时期行事草率仓促，既未做市场调查，也没有制定经营计划，结果一两年之后这类报纸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事实上，长期习惯于社会主义体制的官办媒体从业者往往只会完成上级的政治任务，而在经济管理上毫无头绪。
1993年3月20日叶利钦签署了第377号《关于保障新闻稳定和对电视广播要求》的总统令，总统令对于新闻市场、自由观点、新闻平衡、职业责任、电子生态、信息保护等分别提出具体要求。总统令中还强调：大众新闻媒体和权力机关在其相互关系中应遵守《大众新闻媒体和人权宣言》（欧洲委员会宪法大会1970年第428号决议）、《广播电视管理原则》（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1975年第748号建议）、《大众新闻媒体与议会关系原则》（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1984年第820号决议）。这一总统令的签署主要是叶利钦与最高苏维埃之间在电视问题上激烈斗争的反映。该命令加强了电子媒体获得独立的法律基础。
当时，叶利钦理想的媒体模式是美国式的商业化经营模式。但前苏联出版部部长费多托夫认为，民主派的政治领导人对媒体依然有很多旧式思维。例如，叶利钦本人受的是前苏联制度的教育，并接受了带有旧官僚式的新闻观念，即新闻就是集体鼓动者、集体宣传者和集体组织者。叶利钦担任过苏联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非常清楚如何让新闻记者扮演“党的助手”的角色。他担任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时，对报界的态度就是，必须由他决定在莫斯科的媒体上刊登什么，而且只能登他认为重要的东西。民主化之后，叶利钦对于大众传播媒体仍然会表现出家长式的态度，确切地说是父亲式的态度。普金担任总统以后的媒体政策也明显地有管制操纵新闻报导的痕迹。
由于俄罗斯联邦继承了前苏联的债务，又未能从西方国家获得经济改革所必需的巨额资金，政府无法在财务上支撑媒体的转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场化过程中崛起的新型金融寡头趁虚而入、经营媒体，并开始干预政府政策的制订，使《出版和传媒法》无法正常执行。
二、媒体民营寡头的兴起和媒体运营模式的转变
全球传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快速成长。跨媒体之间的资源整合通常采用建立卡特尔的形式。在一般情况下,西方国家的媒体由于受限于反垄断法，普遍采用隐蔽式的卡特尔；俄罗斯媒体由于前苏联的解体而提前进入卡特尔垄断时期，这属于非商业性质的卡特尔，俄罗斯媒体之间建立卡特尔的目的在于获得其自身所需要的政治利益；中国媒体则由于缺乏类似的法律限制，媒体之间普遍采用公开性质的卡特尔[6]。
寡头媒体之间建立卡特尔形式以获取利润或资源的前提条件为：
1．寡头媒体建立的卡特尔必须有能力不致引起来自其他媒体的挑战。寡头媒体在建立卡特尔之后，由于资源的集中而使成本及广告费上升，其他竞争对手可借机趁势而入，使大家的竞争壁垒普遍降低。
2．寡头媒体建立卡特尔之后，媒体市场的整体需求面的弹性降低。寡头媒体建立卡特尔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控制市场，当市场需求下降时，卡特尔可以增加向受众出售广告信息的数量，此时媒体市场的弹性空间往往变得更加脆弱，媒体卡特尔的收入反而下降。
3．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出于保护媒体竞争的考虑，往往对卡特尔实行严厉惩罚，只有当政府的惩罚门坎相对较低时，寡头媒体才会试图建立卡特尔。
4．相对于所得利润来讲，寡头媒体组织和执行卡特尔协议的成本必须较低。如果组织成本和执行协议的成果过高的话，卡特尔显然难以形成，市场中的媒介数量越多，新建立的卡特尔越难获得预期利益。
5．寡头媒体所达成的卡特尔协议、包括卡特尔之间的非公开性协议必须易于执行。媒体卡特尔通常对市场生产、传播信息产品数量或价格进行限制。任何一个卡特尔中的媒体如果要秘密执行非协议的商业行为，就会破坏卡特尔整体的利润获得，同时卡特尔之间的竞争经常会触犯国家利益，这会招引政府对卡特尔的整顿。
前苏联解体后，国家与传媒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俄罗斯联邦的媒体由国家一手控制的局面不复存在，大众传媒开始正式走向自由化、股份化、私有化、财团化和卡特尔化，政府则通过立法为媒体的发展提供法律保护。
在俄罗斯联邦成立初期的3年间，由于经济发展滞后，间接导致俄罗斯的国家力量几乎全部撤出媒体。在报纸方面，属于政府的报纸仅剩下《俄罗斯报》和另一份仅在内部发行、属于总统办公厅的《俄罗斯讯息报》。原有的两大中央电视台“社会电视台”和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中，仅剩下后者仍归政府管理，但由于政府拨款不足，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许多节目质量欠佳，收视率经常落后于“社会电视台”和一些商业电视台如“独立电视台”和“第六电视台”等。在广播电台中，国家仅控制着3个广播电台，即俄罗斯台、俄罗斯一台及灯塔台。俄罗斯台的收听率为23.7％，俄罗斯一台为2.3%，灯塔台不到1个百分点。
政府全面退出大众传媒之后，由于缺乏资金来源，媒体经过了一段短暂的阵痛期，这段阵痛期大约从1992年底一直持续到1994年底。1995年后俄罗斯的媒体基本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即代表过去的国营企业的国家天然气集团与代表企业改革派的欧耐克希姆银行集团为一方，另一方为支持莫斯科市政府的“桥媒体集团”，最后一派就是自成一体的别列佐夫斯基所拥有的媒体。
别列佐夫斯基1993年投资《独立报》时，该报正陷于严重财政危机而不得不面临停刊的窘境。别列佐夫斯基联合当时《独立报》的总编辑特里基雅科夫，把一些《独立报》的记者派到欧洲进行短期培训，然后再把足够的资金注入《独立报》，于是这份报纸又重新以崭新的面貌站立起来，基本上仍然坚持其一贯的前卫、辛辣的作风。在俄罗斯具有百年历史的《星火》杂志同样也有别列佐夫斯基的投资。该杂志同样在1993年遇到危机，叶利钦总统办公室主任由马舍夫曾任该杂志编辑。通过注入大量资金，别列佐夫斯基开始进入俄罗斯最大的电视台“社会电视台”。最初，别列佐夫斯基金仅拥有该电视台2％的股份，但他成功地登上了该电视台董事会主席的宝座。此后，他通过自己手下的财团不断冲抵电视台的亏空，到1995年，别列佐夫斯基已基本控制了这家俄罗斯最大的电视台。
“桥媒体集团”主要是由“桥银行”老板古辛斯基一手创办。古辛斯基完全以美国的传媒经营模式来塑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媒体。虽然“桥媒体”在1996年总统大选后得到叶利钦的大力支持，但其立场与2000年新任总统普京的强国政策相去甚远，这也是“桥媒体”后来走向灭亡的原因。由于古辛斯基与当时主管俄罗斯新闻事物和政策的波尔托拉宁关系密切，波尔托拉宁于1994年将国家电视台的第四频道让给古辛斯基经营的“独立电视台”，开始了“独立电视台””与第四频道的教育电视台共用频道的局面。起初，“独立电视台”只在晚上7点之后播出约3小时的节目，其创办人基辛廖夫所主办的“总结”节目，最初是在圣彼得堡第五电视台播出，每天也只有1个小时。“独立电视台”后来逐渐成为俄国一个颇受欢迎的媒体。
[page_break]1993年，古辛斯基创办了一份综合政论型报纸──《今日报》。《今日报》最初的报业人员都来自《独立报》，这使得《今日报》声名显赫，但由于主编奥斯塔尔斯基一直无法突破集团利益的障碍，《今日报》一直无法突破发行量10万份的大关。接任的总编辑别尔戈尔将《今日报》的内容、风格转向经济方面，《今日报》的从业人员也换成《每日商报》的编辑，发行状况有所改善。1996年，古辛斯基又联合美国的《新闻周刊》创办了《总结》杂志，《总结》杂志以丰富的内容、精美的画面和便宜的价格迅速占领了俄罗斯一部分杂志市场。但由于该杂志的文章中用了过多的西式语言，使得读者产生了不适应的感觉，最后《总结》的影响力一直停留在俄罗斯中产阶级的范围内。古辛斯基还一手创建了对俄罗斯政治影响力最大的“回声电台”，至今“回声电台”还是莫斯科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广播电台。
代表国营企业的国家天然气工业集团也逐渐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媒体帝国。1997年以前，国家天然气集团总裁韦辛列夫背后最大的支持者就是前政府总理切尔纳梅尔金。国家天然气集团控制着俄罗斯的第一大报《消息报》，以及《劳动报》、《先锋真理报》等。在言论上，该媒体集团一般都倾向于为政府的政策“保驾护航”，在经营上则重投资而疏于管理，这与前两派媒体的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代表企业改革派的欧耐克希姆银行集团基本上是将媒体作为进入政府的垫脚石。该集团总裁波塔宁在成功地经营《专家》杂志和《每日商报》等媒体后，便跻身政府，成为俄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担任副总理的银行家。1998年俄罗斯金融风暴发生后，该派媒体的影响力逐渐式微。
民营媒体的兴起也带来了媒体运营模式的转变。以电视业为例，它在90年代的转型期间凸显了4个特点：
首先，节目内容多元化。“独立电视台”率先采用SNG（卫星直播转播车），对重要新闻采取直播方式。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也采用多种方式来培养学生在现场新闻采写直播中的各种应付能力。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黑与白”节目的摄影棚就设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二楼，学生下课后可直接参加节目的录制。笔者就曾以观众的身份观看了该节目，当时节目主要是采访新闻系系主任扎束尔斯基。卫星电视台的出现使电视节目变得丰富多彩。例如，俄罗斯与美国成立的“宇宙电视台”属合资媒体，该台主要转播西方的新闻台与电影台的节目；1996年“独立电视台”开设了4个卫星电视台，它们分别为电影台、俄罗斯老电影台、体育台、新闻台，其中新闻台的影响面最大，该台可以在美国、以色列及西欧各国同步收看。
其次，制作方式多元化。俄罗斯各大电视台普遍改用制片人制度，整个节目的制作与发行都由制片人主持。
再次，观众分布多元化。俄罗斯的电视观众逐渐分化，因此电视节目的内容也开始面向不同的观众群体，有面向全国观众的节目，有面向特定地区观众的节目（如靠近高加索地区的观众所收看的节目有一定的特殊性），还有面向本地观众的地方性节目（这批观众以看有线电视为主）。
最后，电视台所有制多元化。国家、民营电视台同时存在，非国家经营的电视台主要包括私营、社会合资的有限公司及无限公司等形式，还有如“绿色和平组织”、以研究性质为主的媒体组织（如“公开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的媒体。
三、普京整肃媒体寡头并建立“国有公共服务体制”
苏联解体之后，媒体寡头通过与政治领导人的合作曾一度在政坛上十分活跃，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古辛斯基。叶利钦在执政的后半期才认识到寡头控制媒体对国家的影响。1998年5月8日，叶利钦以总统令的方式宣布以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为基础成立以国家股份为基础的媒体国家垄断集团，它包括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俄罗斯通讯社新闻”和遍及88个行政区、自治共和国的地方电视、技术转播中心。这一总统令的颁布表明，俄罗斯联邦政府开始逐渐收回自前苏联解体之后各大电视台获得的新闻自由权利，中央与地方共同建设新闻媒体的构想逐渐形成，而民营的媒体如“独立电视台”、“第六电视台”等则继续独立运营。
以1996年为分水岭，古辛斯基对俄罗斯政坛的影响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从苏联解体后到1996年，古辛斯基与其它合伙人一起创办了“桥银行”，又与莫斯科市市长鲁日科夫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使得“桥银行”的业务得以迅速遍及全莫斯科市。与此同时，古辛斯基与以色列以及美国的银行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使“桥银行”再上一个台阶，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大银行，古辛斯基也成为持有俄罗斯及以色列两本护照的银行家。1996年，古辛斯基以渐进的方式开始参与俄罗斯的政治。由于俄罗斯人对俄裔犹太人的印象不太好，古辛斯基起初隐藏在政坛的幕后，以避免不必要的误会与争执。待时机成熟后，他于1996年组织成立了“俄罗斯犹太人代表大会”，亲自出任代表大会的主席。他成立这个“代表大会”的主要意图是为了团结俄罗斯境内零散居住的犹太人，同时也可与海外的犹太人建立广泛的联系。
自1996年到2000年，古辛斯基把“桥银行”的管理权交予他人，开始筹组他的媒体帝国”。他梦寐以求的目标是既控制克里姆林宫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传递，又发挥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作用；这样，无论谁当总统或谁想当总统，古辛斯基的话将会有一言九鼎的作用。到2000年，古辛斯基已建立了一个涵盖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与互联网的媒体“帝国”。在他的媒体“帝国”中，电视以“独立电视台”、“独立卫星电视台”为主，虽然这两个台的信号发射面不能象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以及“社会电视台”那样，远达全俄偏远地带，但“独立电视台”与“独立卫星电视台”以精采的电视节目吸引了主要都市将近2千万观众，他们遍布各阶层。此外，古辛斯基的“莫斯科回声电台”也是一个莫斯科市民必收听的政论广播台。他的《总结》杂志与《今日报》也得到俄罗斯白领阶级的青睐。在俄国传媒界，“桥媒体”职员敬业的精神成了其它媒体学习与竞争的对象。
2000年，古辛斯基曾出席克林顿夫妇为美国所举办的筹款餐会，坐在克林顿夫妇的斜对面，并且在克林顿致词后也发表了讲话。由此可见古辛斯基在美国的知名度，“桥媒体集团”一度成为美国影响俄国政坛的一个桥梁。然而，正当古辛斯基一步一步地走近自己的目标，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时，这位从叶利钦时代开始，一直是克林姆林宫好夥伴的犹太裔媒体寡头大亨却遭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彻底清算。
普京登上俄罗斯总统的宝座之后，一方面以司法诉讼的手段来对付媒体寡头，另一方面让国营工业能源财团兼并大型商业媒体，这一兼并最后演变成为电视媒体营业执照权的争斗。
普京对媒体的整顿从2000年5月份就开始了。在此过程中，一浪高过一浪的法律追诉与调查令人眼花缭乱，非常典型地反映出俄罗斯政界整人的特性：稳步展开，但力道会越来越猛，直至对手投降为止。
2000年5月11日，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后的第三天，俄罗斯国家税务警察以偷税漏税为名，搜查了古辛斯基所拥有的俄国最大媒体垄断集团之一的“桥媒体”总部的4个机构，并于5月13日逮捕了担任该集团总裁的古辛斯基。这是普京整顿寡头媒体计划的开始，具有投石问路的味道。6月12日，俄罗斯最高检察院扣留了古辛斯基，此举在俄罗斯引起了巨大反弹。尽管不久之后古辛斯基被释放，但对“桥媒体”涉嫌经济违法的指控并未撤销。后来普京发现，俄罗斯社会上站出来保护“桥媒体”的只是一些右翼人士而已，于是他对俄国的犹太裔群体采取了一拉一打的两手策略，把古辛斯基与一般犹太裔区分开来，对俄国的犹太人采取开明政策，不反对犹太人的，但对已参政的古辛斯基则采取坚决依法处理的作法。
普京之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处理古辛斯基，是因为他认为古辛斯基的媒体在俄罗斯已严重地威胁到政府及政策的制定。而身为前国家安全局局长的普京深知，这些靠前苏联解体而发家的寡头们的淘金史没有一个是干净的。古辛斯基以前在莫斯科周边城市图拉开计程车，能在短短的几年内一跃而成为媒体大亨，自然有种种把柄，整肃他并非难事。俄国总检察院因古辛斯基于当年11月受传讯而未出庭，对他发出了国际通缉令，结果古辛斯基于2001年12月在西班牙遭当地警方拘捕。
归结起来，古辛斯基受到的指控共有3条。其一，“桥媒体”未按时足额缴纳税款；其二，“桥媒体”下属的“独立电视台”未按时归还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2亿6千万美元的债务；其三，古辛斯基非法取得以色列护照[7]。
前两点主要是“桥媒体”作为跨国企业与俄罗斯法律的矛盾所造成的。1998年“桥媒体”收购了以色列的地方性电视台马特夫电视台，还购买了以色列的著名报纸《马利夫报》25%的控股权，成为该报最大的股东。2000年初，“桥媒体”又在美国设立了“独立电视台”的美国分台，为自己万一沦为俄国政坛权力斗争的祭品时预留一条后路。1999年末，古辛斯基把“桥媒体”分解为2个机构，即在直布罗陀（英属殖民地）注册、拥有大量美国资本的“欧洲媒体中心集团”，以及在俄罗斯运营的“桥媒体集团”，前者主要负责古辛斯基媒体帝国在全世界的统筹运营和资金管理，而后者则只从事在俄国的传播业务，以维持古辛斯基在俄国的经济利益。“桥媒体”之所以未按时向天然气工业公司偿还2亿6千万美元的债务，并非古辛斯基无钱偿还，而是“独立电视台”本身并没有那么多的现金，古辛斯基控制的现金都在“欧洲媒体中心集团”手里；根据俄罗斯的经济法规，“欧洲媒体中心集团”属于外国公司，在俄国对外汇的出入境实施严格管制的情形下，古辛斯基根本不可能在半年之内从国外调入2亿6千万美元的现金去还债。
普京整肃媒体寡头成功地达到了政治目的，但也为俄国经济埋下了潜在的危机。寡头们担心再遭整肃，纷纷将金融资产转移到国外，使俄国经济大量“失血”，而普京只好靠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和出售军火武器来维持经济运转，这一策略相当冒险。
普京整肃媒体寡头之后，俄罗斯的广播电视媒体的管理形式开始转型为“国有公共服务体制”。“国家部分所有的公共服务体制”的具体特点是：国家资本进入广播电视领域，并以广播电视公司的最大股东身份出现；广播电视公司的管理原则是以专业人士实行专业管理，国家政府人员及政党人士绝不参与。这种管理形式的优点是，在媒体经营仍然离不开金融机构投资的情况下，既可以减少金融寡头干预政策制定的机会，又不至于让政府为媒体的亏损担负过重的责任。
当媒体的“国有公共服务体制”基本确定以后，1999年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出版委员会”与“广播电视委员会”合并升格为新闻部，“全俄罗斯广播电视公司”则成为国家媒体的专业管理机构，对各大电视公司调整分配资源。同时，俄罗斯各大电视台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主持人要在节目播出之前将自己准备讲话的内容以书面形式交给“全俄罗斯广播电视公司”，这样一道新闻检查屏障就形成了。“广播电视公司”对合资、私营或国家的电视台有不同的要求。比如，为了让合资或私营电视台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对这些电视台的侧重提高收视率的节目一般会放松要求；而对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则要求它每个星期播出1小时的“国会”节目，政府对此给予补助。
自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的电视业基本上形成了以国家媒体居主导地位的格局，私营电视台以及莫斯科市政府的电视台仅侧重于娱乐体育等节目，而政府丑闻则一般会被禁止报导。
普京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学生和教授座谈时谈到，如果新闻受控于“两三个”钱袋子，新闻媒体本身就不会存在任何自由，媒体反而会成为利益集团的保护者，新闻媒体只有在确定自己的基础之后，才能实现新闻自由。他的观点是，所谓“自由”就是公民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与此同时公民要受到用民主方式通过的法律限制，否则，“自由”就成了为所欲为处于失控状态的无政府主义[8]。他认为，俄罗斯媒体有维护国家利益的义务，而这只有在媒体的国有公共服务体制下才能实现。
【注释】
[1]吴非，《二十一世纪》（香港），2003年第4期。
[2]O.波普佐夫：《沙皇侍从惊醒》，莫斯科，2000年版，第101-102页。
[3]格·萨塔罗夫、雅·利夫希茨、米·巴图林、格·皮霍亚等著，高增训等译，《叶利钦时代》，2000年版，第607页至608页。
[4]ЗАСУРСКИЙИ.Я.МАСС-МЕДИАВТОРОЙРЕСПУВЛИКА,МОСКВА:МГУ,p.141.
[5]ibid.,p.142.
[6]赵曙光、史宇鹏，《媒介经济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255页。
[论文摘要]传播媒介管理体制的产生与发展，以下四个因素起着关键作用，即关于新闻出版的理念渊源；社会经济的作用；政治方面；法律道德。
作为传播媒介实体，要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它不仅要有先进的硬件和科技设备，也需要具有良好业务素质的从业人员，值得提出的是应有符合自身发展管理机制。管理机制直接关系着媒体的生存和发展，其管理机制亦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除去社会制度的影响外，主要的决定因素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以及传播机构的内在权力划分，利益分配模式，经营方式等，这些都是影响传播媒介选择管理体制的因素，西方新闻出版事业领先我国百年，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
一、关于新闻出版的理念渊源
探析西方传媒的管理体制，不能不提弥尔顿。传播媒介管理体制的建立，在理论渊源上同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分不开。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形容弥尔顿对传播媒介的影响时曾说：“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有一声炸响的霹雳穿过至今，仍隆隆回荡……这就是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
《论出版自由》的核心是（Givemeliberytoknowtoutterandtoarguefreelyaccordingtoconsience）“让我们凭着良知自由的认识，自由的发言，自由的讨论。”在这篇名作中，弥尔顿深刻揭示了对言论出版自由限制的弊端，他认为只有通过自我对事件的讨论才能不断的获取真知。弥尔顿大声疾呼任何权力机构不应该阻止、妨碍，公众运用合理的手段获得真知。
《论出版自由》虽然在思想界、传播界掀起轩然大波，但毕竟仍未具有法律效应。《人权宣言》的发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为媒体建构自身的管理机制提供了法律保障。《人权宣言》明确指出，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为珍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担负责任。
它言简意赅的表明：第一，人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人和利益集团、政府机构都不得以自身的利益为借口，干涉、限制公民获取及传播信息的权利。第二，要为自己传播的信息担负责任。美国的一位大法官霍姆斯在审理一件案件时曾说：“宪法中的言论出版自由不是绝对的，它绝不能保护诸如在剧场中大喊‘着火了’一般。”西方传播媒介管理机制，在建立时就对假新闻及新闻造假做了法律上的规定，如果在法律及宪法规定的规则范围内活动，政府会乐意看到这一切，但如果踏出这一范围，那么传媒机构必须要为它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二、影响西方传播媒介体制管理的经济因素
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二战中，由于适应战争与外交的需要，国际广播迅速发展，从1939年到1945年的二战期间，拥有国际广播电台的国家从27个猛增到55个，翻了一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形成了几家大型的垄断机构，但媒介从根本上说是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分不开的，是与社会化大生产密不可分的。例如，美国是高度私有制和高度竞争的国家，它的传播媒介管理体制必然要适应美国的经济发展，即市场经济。
英国的BBC公司，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另一种传播管理体制形式。表象上BBC是公营类似于我国的传播机构，其实不然，BBC由于技术方面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与其它西方媒体的体制管理表现出特殊，是由于英国与他国国情的不同决定的，其主要因素是英国的经济体制。其次，是新型科学技术装备的应用，影响着传播媒介管理体制的建构，正是由于高新科技设备的应用，西方媒介管理体制才日益完善。
三、政治体制是媒介管理体制变革的重要原因
政治体制是媒介管理体制建立的一大因素，在不同种的社会制度当中，媒介的管理体制的性质是不同的。我国的媒介管理体制是姓“社”的，所以媒介管理体制的建立就必须首先为广大人民群众而服务，对广大人民群众负责上面。而西方则情况就不同了，西方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媒介管理体制就必然姓“资”，所以它是建构于经济利益之上的，它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服务。媒介管理体制的构建以经济利益为目的，所以西方媒体存在付费的成人频道。
四、新闻道德和新闻法律理论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随着社会责任论的诞生，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加快了新闻道德建设的步伐，相关的职业道德规范陆续出台，旧有的规范被完善和修葺，媒介机构纷纷将这些道德目录拉入自身的管理体制当中，媒介管理机构在内部建立了严格的内部纪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我们需要明白这样一种现实，那就是自律本身只是在新闻机构内部依照自愿的原则上建立，其原则的应用只能依靠自觉来进行。尽管这一规则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新闻职业道德的建设，但因其缺乏无力的制裁措施没有很强的约束力。
新闻自由是必须的，但必须要有一种力量来约束，防止其“过于自由”。保护自由和预防新闻自由的泛滥，体现了调控传播媒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社会团体、政府的调控是极其必要的。
美国的著名法学家福乐（Fuller）在其《法律的道性》（《Themoralitylow》）一书中提到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并进行了深入的探究。福乐把道德区分为两种。第一是“愿望的道德”。第二是“义务的道德”。福乐认为第一种是对善的追求，追求的愿望是道德的进步，受到舆论的好评。而“义务的道德”是对人类秩序生活的基本要求，遵循义务道德不会受到人们的表扬，但是违背了它就要受到谴责及相应的惩罚。“愿望道德”是一种理念，证明“愿望道德”不是一种现实可行的行为准则，而“义务道德”则是人们所必须践行的。
近代以来，西方的新闻实践也贯彻新闻道德的法律化，但是任何关于道德方面的手段及行为方式都不具有强制性，它只是建构媒介管理体制的肉身，所以新闻道德化不仅要把道德法规与法律有机的结合起来，而且必须将社会普遍道德纳入到法律结构中来，这也是建构媒介管理体制的要求。
在新闻媒介管理体制当中，新闻道德法律规范化，作为新闻媒介管理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新闻道德的规章化和制度化使新闻媒介有了严谨的行政手段。约束其以利益为目的而不顾新闻真实性的恶劣行为。新闻从业人员必须遵循它，更好的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当然新闻传播媒介管理体制的道德的规章化、制度化，很可能造成两种情况，一种是“道德的过泛化”。二种是“规章过泛化”。“道德的过泛化”会使新闻道德显得过分脆弱，没有强制力的道德将很难约束新闻行政、运营行为；“规章过泛化”极易会发生新闻机构运营新闻呆滞化，没有任何创新的行政运营手段，只会让新闻机构走向衰败。如果新闻规范过于苛责的话，那么新闻从业人员将会对新闻采访、编写、播报畏首畏尾。
探析西方新闻媒介管理体制的产生和发展，对搞好我们现在的新闻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坚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看待媒体管理体制变革，搞好我们的新闻体制改革，使我们的新闻管理体制更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为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服务。
参考文献：
[1]周鸿铎.应用传播学.中国传媒大学.
[2]黄旦.从新闻职业化看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历史演变.浙江大学学报，2004，（1）.
我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各类媒体的全面发展。这当中也包括我国英语广播和电视媒体。随着我国的入世，申奥和申博的成功，我国必将进一步开放，我国的英语广播和电视媒体也将面临更多的发展和挑战的机遇。本文首先拟分析我国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趋势，探讨其发展中的问题，并从理论的角度思考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战略问题。
二、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主要有两大趋势：
（1）从“英语广播为主”逐步转向“英语广播媒体和电视媒体并重”
新中国的英语广播诞生于战争年代。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英语电子媒体主要是以中国国际广播台的英语台为主打媒体，并主导着我国的对外广播，成为我国重要的对外传播窗口。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目前每天能用43种语言播出211个小时的广播节目，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1年的听众来信多达90万封，代表了约4500万听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目前不仅是我国拥有海外受众最多、影响最大的外宣单位之一，它的广播语种、播出时间、发射功率和听众来信四项指标也均居世界国际广播电台前列。【1】
英语台则一直是国际台的大台。它创办于1947年9月11日，现在每天播出60个小时的新闻、专题、音乐以及其他节目，每年约有一千多万国际听众收听英语台的节目，占整个国际台听众数的四分之一。据估计，英语台已成为世界上了解中国最为有效的媒体之一。【2】
我国英语电视媒体起步较晚，是从教育类节目发展起来的，如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跟我学”节目。真正意义上的英语电视节目应该说是1987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英语新闻”，1988年播出的专题纪实类节目“焦点”的问世代表着英语节目版块的形成。此后推出的娱乐性节目“文化长廊”和“您好，北京！”则标志着中央电视台英语类节目日趋完整和正规。
1997年9月20日，中央电视台在上述英语类节目的基础上组建中央电视台国际卫星频道（CCTV-4），主要针对国外华人、华侨和对中国事务有兴趣的外国受众，每天播出17个小时英语和中文类节目，侧重新闻、时事、经济、娱乐、体育、少儿节目、影视、和电视纪录片。2000年9月25日中央电视台正式开播英语频道CCTV-9，每天播出24小时，分四大版块，每个版块六小时，以保证不同时区的受众都能收看国际频道的节目。目前，该频道的节目已在美国、北欧洲、英国和法国以及东南亚都已落地。【3】
中央电视台英语9频道的开通开创了我国的英语电视媒体时代，并迅速成为国际受众主要信息源之一，形成了英语电子媒体中广播和电视的鼎足之势，出现了我国英语广播和电视并重的局面。
（2）地方性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同时得到发展
在我国中央级两大英语电子媒体占主导地位的同时，我国地方性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也开始得到发展，其发展模式基本与中央级英语广播和电视媒体模式一致：基本都是先创办英语广播节目，然后再创办英语电视节目或频道。
以上海为例，80年代中期随着上海进一步对外开放，上海人民广播台于1986年9月15日率先开设了广播英语新闻（ShanghaiCalling），1989年到1997年平均每天有6小时的英语节目，95年前后甚至长达13小时。但随着媒体竞争的加剧，英语广播逐步缩减为每日10分钟的英语新闻，2001年起主要是转播国际台英语新闻为主。【4】
上海的电视英语新闻开播较早，1986年10月1日上海电视台的英语新闻节目开播，后来组建的上海卫视（SBN）频道还专门成立了外语部，开设常设栏目。据上海卫视外语部主任戴骅介绍，预计在3—5年内上海电视台还将成立英语频道。【5】
据了解，目前广州、南京、武汉、杭州等地也都纷纷创办了或正在创办英语广播或电视节目。
三、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本文认为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目前还存在以下问题：
1．资金的相对不足
像其他英语媒体一样，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一般都不实行市场化操作。它们的资金来源一般有两种：一是国家拨款，二是大媒体的资助。目前而言，中国国际广播台英语台的资金靠国家拨款，而中央电视台英语9频道则基本靠央视资助。地方性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则基本都受中文媒体资助。
由于我国英语媒体一般只有投入，少有出产，资金相对不足一直是个困扰着我国英语媒体的问题，而对英语广播和电视媒体（电视尤为如此）而言，这一点显得更为突出，因为广播电视都是以技术为依托的媒体，而技术设备的更新都是以资金因素为基础的。从某种角度讲，资金是决定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能否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关键所在。
2．国际受众定位趋同
这一问题可能适用于我国所有英语媒体。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也不例外，其受众定位趋同倾向也较明显，一般都确定为：境内外受众（外国人和华侨）和国内受众（主要以外语学习为主）。
这样的定位使得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受众显得较为抽象、笼统，缺乏个性化。正因如此，我国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主要是中央级媒体）尚未能形成非常明确的国际受众群。
从长远来讲，这会影响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传播针对性和总体传播效果。例如，目前央视英语9频道用同样的节目向美国、欧洲和南亚地区播放，而这些地区的受众的文化背景和爱好肯定会有差异，因此从理论上不可能在这些地区取得同样的传播效果。【6】
3．可信度还较低
上文已提及，我国两大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已具一定规模并拥有较多的国际受众。但根据在来华外国受众中的一次调查发现，来华外国受众中对我国英语媒体新闻报道的认同度并不高，只有16.7%，而大多数外国受众持反对（19.7%）和谨慎的模糊态度（46.9%）。【7】
当然，可信度的问题不光是一个传播问题。它还与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联。由于我国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与外国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不一样，这些与我国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的受众自然不会完全信任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从而增加了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有效传播的难度。
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以上的三大问题尽管在性质上不相同，但它们都会影响到我国对外传媒的传播效果，影响我国英语广播和电视媒体实现其最高目标：为我国在国际上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最终为我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四、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战略思考
鉴于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如要能实现其肩负的使命，那么它们就必须能有效打入、影响和左右国际主流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空间。
但是，要做到这样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需要认真策划、考虑的战略性问题。因此，我们应该认真探讨一下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战略问题。
1．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战略应具备的特点
如上所述由于我国的英语广播媒体创办于战争年代，因此我们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总体思维模式很容易停留在过去战争年代的思维模式，较少从传播效果角度谈战略问题。我们老是想着要宣传中国，但所采用的手法往往不符合国际受众的特点。国际受众的特点和需求在多数情况下往往由领导决定，而不是通过调查研究来确定。我们总是把我们认为国际受众应该知道的当成国际受众真正要了解的东西。
此外，由于我国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由政府和媒体集团资助，因此资金这个重要问题很少在发展战略中提及。我们知道要打入国际舆论界，却不太研讨要打入国际舆论界的必要的经济条件。
因此，本文认为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未来的发展战略应具有三个特点：（1）必须体现以我为主，其发展模式能符合我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2）能注重实效，促进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不断进行新闻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3）以提高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自我形象为重点，并使之成为我国对外传播策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总之，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战略应该体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
2．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战略目标
目前，我国英语广播和电视媒体的规模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目前国际台英语台节目在能世界大部分地区接收，而中央电视台英语9频道也已先后在美国、北欧、英国和法国以及南亚地区落地，因此两台的发展战略应该以进一步提升影响力为重点。
本文认为我国广播电视媒体的总体战略目标应该是要打造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具体而言可以分成二个阶段：第一阶段目标是要让国际台英语台和央视英语9频道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地区性（包括我国国内）英语媒体，主要是在亚太地区能成为报道中国和世界的地区性权威;第二阶段就是要在我国打造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性广播电视媒体。
本文认为这样分两步走的战略目标是有一定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从理论角度讲，本文认为这符合了新闻传播学中“二段流程”（也叫“二级传播”）理论的原理。“二段流程”理论是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拉扎斯费尔德等人提出的一种有关受众中人际传播影响的模式，即受众可分为两类，一类被称为“意见领袖”，一类被称为“追随者”，前者可以影响后者。
从我国对外传播的角度讲，这里的“意见领袖”主要是指在亚太地区或在华的外国人，包括商人、技术人员、学生、游客、记者和使馆人员等。这些人一般是他们所在国家的中产阶级或以上阶层的典型代表。这里的“追随者”主要是指那些没有离开本国或没到过中国对中国不甚了解的外国公民，他们基本可以是中产阶级成员。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不但渠道有限，而且对中国的了解带有或多或少的偏见。但他们都是这些国家的舆论主体，有较大的影响力，可以自然成为较合格的对中国问题的“意见领袖”。这些人回国后对中国的一些评介和描述更容易使他们的“追随者”认同和接受。这是他们之间文化认同的结果。这种效果是我国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所无法达到的。
此外，我国英语媒体目前的各方面条件（包括财力、物力、管理模式和报道手段等）还有限，不应该全面出击，应该选择重点，集中突破，并在现有条件基础上取得最大的传播效果。客观地讲，我国英语媒体目前的受众定位确定为国内和亚洲地区的外国人为主并致力于成为报道中国地区性权威比较符合我国英语媒体的管理水平现状。因为我国的英语媒体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经济上还要靠政府和大媒体的支持，其总体管理水平还较低，一下完全跑到国际上与西方强势媒体竞争，显然不现实。
同时，能定位国内和亚洲地区的外国人作为为我国英语媒体的国际受众，积极打造具有地区性影响力的媒体权威对我们而言已极具竞争力，已经体现了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毕竟，我国英语媒体在报道中国问题或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时，享有利用天时地利的地理和文化优势。如果我们能报道好、报道透、报道足发生在中国的新闻事件，必然引起在华外国人的兴趣。尤其在报道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时，如我国入世、我国申奥和申博成功等，如按照西方的报道模式在时效性、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等方面赶超西方媒体，我们在这方面的权威性就可以树立起来。而只有在中国问题上的新闻报道树立了权威性，才可能在其他问题逐步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据估计，如果在今后的十年中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能基本达到第一步战略目标，出现够1－2个具有地区性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英语媒体，那已是一种非常令人满意的成果了。
第二步战略目标须是在实现第一步战略目标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从目前情况看，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是有可能的，并很有可能在本世纪中期达到这一目标。
这战略目标的实现主要是由中国国家发展实力和大国地位所决定的。到那时，我国已成为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虽然这时我国的发展水平可能还不及西方国家，但是考虑到中国是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和我国不断增长的综合实力，我国必将成为亚太地区以及世界中心之一。近代历史发展表明强势的国家必然会成为地区乃至世界性的信息中心，并造就强势英语和汉语媒体。这是实现我国对外传播第二阶段的战略目标的有利外部条件。有了良好的大环境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能够打造出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性媒体。如果我们不注重战略目标的实施，那么打入国际主流舆论界照样可以变成一句空话。
五、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战略实施
1．实施模式
根据上述确定的总体战略目标，本文认为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结构模式应该可以多样化，其实施过程也可以选择以下二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为官方媒体模式：这种模式主要以中国国际广播台为主，其报道方针、指导思想和整个运作体系可以由政府主管部门确定，并代表政府的基本观点和立场，是我国政府的窗口。
由于这类模式媒体性代表着我国政府，因此这种模式的媒体经营无需市场化，其运行资金基本依靠政府资助，其针对的国际受众群为世界范围内的听众。这是由电台的特性所决定的，因为广播对于听众的要求较低，只要买一个短波收音机即可。
第二种模式为半官方媒体模式：这一模式媒体以中央电视台英语9频道为主，并以打入西方占主导的国际主流舆论为目标。这类媒体初创时，由政府或者大媒体投入，但将朝着基本能依靠市场运作方向发展，其主要国际受众是主流国家的受众（包括居住在中国的国际受众），并兼顾非西方国家的受众和海外华人。
原则上，这类媒体应尽量以民间或非官方形式出现，其半官方地位主要是指它能介入市场运作的自。政府主管部门主要通过有关法规对其实行宏观监管并提供政策支持。政府主管部门的宏观监管主要是指对其媒体总体战略的调控和对媒体运作的年度审核，但一般不介入媒体的具体业务运作。此外，这类媒体的市场化程度也相对较高，可以允许其上市，吸引外来资金，以用于进一步发展。当然，政府应该保留在紧急情况下（战争等）介入媒体的权力。
要能真正形成上述两种模式，必须有二个必要条件：（1）政府职能部门要有决心推动这项改革，并决心分离英语媒体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尽量通过法律形式而不是行政手段实施对英语媒体实施宏观监管；（2）政府部门要把英语媒体的经营管理权还给媒体老总和管理层，让他们真正按照对外传播规律去开展传播活动，树立以外国受众为中心的观念，而不是盲目以我为中心。
这两个条件目前看来并非空中楼阁、纸上谈兵，而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1）英语媒体的改革是我国政府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而主动提出的；（2）由于是主动的改革，政府对可能会出现的失控情况可以制定并采取有效的防御措施。如果真的出现混乱，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和其他强制性措施解决；（3）由于语言的隔阂，这种改革在英语媒体首先试行可以尽量减少对国内舆论的影响，同时可为中文媒体国际化改革积累经验。
2．对外传播战略的重点
在实施过程中，我们还应该注重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战略的一些重点方面。它们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这些方面：
（1）注重这些英语媒体自身形象设计、提高可信度
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要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必须注重自身形象设计，这样才能有效提高我国英语媒体的可信度，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因此，英语广播电视媒体自身形象设计应该成为我国国际传播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以上两种实施模式，我国的英语广播媒体（指国际台）主要以塑造代表国家的官方媒体为主，树立的是国家形象，维护是国家的立场。当然，地方性英语广播媒体可以根据地方的情况确定定位。
半官方模式性质的媒体主要以央视的英语9频道为主。当然，半官方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它是我国英语电视频道的事实。它还代表着我们中国英语媒体的总体形象，还应该为我国的总体国家利益服务，但在具体运作方式上又可以发挥其电视娱乐化较强的特点融入市场化的轨道，增强其与国际受众的接近性并参与国际竞争，使之能在一个不同的平台上提高对外传播的有效度。
（2）建立高效的英语媒体人才管理体系
当然，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在这个大的战略之下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管理制度，这样我们才能在国际传播中逐步扭转被动局面。而要建立这样一个高效的管理体系，其核心问题是高级英语新闻人才的培养和管理。
人才问题解决了，其他体制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这是因为只有高素质、高觉悟的英语新闻人才也能推动解决我国对外传播管理体制其他方面问题，如：如何使我国对外传播的发展更加符合新闻规律；如何较好处理有效把关和有效传播的关系、政府和媒体的关系、长期效果和短期效果的关系等。
现在我国英语新闻人才的问题突出表现在：英语媒体采编人员队伍不稳定，普遍年龄较轻，我国英语媒体俨然变成了“对外传播人才输出中心”。由此可以看出吸引高素质的对外传播采编人才对我国对外传播而言已不光是这些媒体的人事工作，还是决定我国对外传播事业能否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否实行上述战略的重要因素。
当然，人才流动是正常的。但关键是我们的人才流出去的多，流进的却较少。流进的人才主要是指我国英语媒体根据我国的外事规定聘请的外籍专家，但就目前而言，这些外聘专家只能当成英语改稿人。他们可以修改由中国记者采写的英语稿子，而不能直接参与采访和报道，更不能进入我们英语媒体的管理层，参与决策过程。这样的规定和管理模式当然有其合理性：既可以利用外籍专家的语言优势，又可以保证在政治上的正确性。
但是，如果我们的英语媒体要能够打入国家舆论界，进入西方主流媒体，或与西方主流媒体进行竞争并能打造我国自己国家形象的话，那么我们上述的人才管理体制（当然也指媒体运作和管理体制）是落后的，至少在人才管理体制上已经注定我们的英语媒体是无法和西方媒体进行竞争的，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西方媒体的人才管理是相对开放的。
例如以美国文化背景的CNN之所以能在短短20多年中逐步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电视新闻中心，成功的人才管理模式恐怕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这丝毫不影响CNN在面临重大事件时（如9·11事件中的报道）成为一个代表美国国家利益的电视新闻中心。
因此，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如果要有所突破，首先必须在人才管理制度上有所突破。我们不光可以聘请外籍人员当我们英语媒体的英语改稿人，也可以聘请他们进入管理层，甚至当高层管理人员。当然，我们应该尊重“外事无小事”的传统。但是只要我们事先制订严格的、有效的人才管理制度，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怕老外进入我们英语媒体管理层后会做出不符合我国现行政策和法规的事情。严格的、有效的人才管理制度将会促使他们愿当一名守法的雇员，并用他们的知识和专长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所以，聘请老外进入我们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管理层本身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要能制订严格的、有效的和完整的人才管理制度。而当我们确立了严格的、有效的和完整的人才管理制度，那么我们的英语媒体的有效管理制度也就自然会建立起来。在这样的管理制度下，我国英语媒体的运作体制也会自然发生变化。
到那时，我们的政府部门可能没有时间来争论产业化是否会削弱我国英语媒体的喉舌功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底线，我们正在缔造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和国际性媒体展开竞争了，我们知道我们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可以塑造一个相对真实的国家形象，并最终为我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注释：
【1】张振华，个人采访，上海，2000年4月14日
【2】中国国际广播台2001年宣传小册。
【3】中央电视台9频道资料。
1.大大节省人力、物力、财力
按照传统未采用新媒体工作的方式，学生干部往往要话费大量时间往返于辅导员与学生之间进行工作交流，通知传达，打印文件。花费财力用于通讯、文件材料购买。运用新媒体工作后，大大减轻了学生干部的工作负担，同时也节约的办公经费，相应了低碳办公的号召。通过网络还可以直接、简单地了解同学的动态，节省辅导员进行繁琐调查的时间。
2.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宣传力度
对于新媒体来说，其最为核心的功能就是信息的和获取。许多高校纷纷将其作为信息的平台和对外宣传的窗口。目前，许多高校利用微博主页公布每年的招生计划、招聘信息、就业信息、学校动态等，让公众第一时间获得第一手信息。新媒体应用采用电子传输，网络交流，节约了大量时间，提高了师生之间的沟通，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传统通知、宣传板由于各种原因无法长时间保存，运用网络平台宣传不仅有利于同学及时分享消息，并且可以长时间保存。3.大大增进成员之间交流网络的即时性，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交流为多方面沟通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在新媒体中，高校广大师生的对话、交往等活动都是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网络环境下进行的，师生之间也就比较容易建立起互相信任、和谐相处的友好关系。这就更好地推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从而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
二、新媒体应用的问题及控制方法
目前，新媒体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应用率已经相当高，但必须看到，新媒体工具有其特有的弊端。
1.更新速度难以把握
在信息冗杂化的环境中，辅导员发送的信息很容易被忽略或误读。同时，那些不经常上网的同学则有可能错过信息。
2.舆论监督和管理难度加大
新媒体为受众提供了自由表达和信息共享的公共平台。而言论的自由和随意会导致大量无用信息的泛滥，甚至含有攻击、炒作和谣言。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新媒体平台中，不良信息会对他人的判断和看法形成煽动作用，极易形成一种舆论上的暴力。这种舆论暴力会直接影响学生的群体情绪，造成不安定因素，给学校管理带来巨大挑战。新媒体应用带来的管理问题需要高校学生工作者转变工作思路，采取新措施一一应对。
3.管理员的挑选培养
组织的网络管理员，特别是直接面向同学的主页管理员，其政治素养、工作能力直接影响主页内容的质量，直接影响组织在同学心目中的形象。所以，做好管理员的挑选和培训显得至关重要，应做到：（1）在学生干部中挑选政治素养高，积极与党组织靠拢，思想健康向上，乐观积极，工作能力强，熟悉学生工作的干部担任管理员，必要时可以设立多个管理员；（2）组织管理员进行文书写作，网络基本知识等的培训，必要时吸纳其进入党校进行再教育；（3）制定管理员管理行为规则，以制规范管理员的管理行为；（4）对于优秀管理员进行表彰，不合格管理员及时撤销。
1.基本概念
简单来说，媒体指的是一种传播信息的介质，也可以说是一种进行宣传的载体、平台。所谓新媒体，是相对传统媒体而言的一种媒体形式，其主要是以现代网络媒体技术为前提，借助现代化的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通讯技术等多种方式为传播渠道，给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的媒体形态。
2.特征
关于新媒体的具体特征，笔者认为其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互动性。互动性指的是媒体和用户之间信息的传输具有双向性，用户和媒体可以随时随地地进行互相的表达、沟通和信息交流。二是随时性。这主要是针对信息的者而言，信息者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在新媒体上即时发表心情、言论，而且随时可以获取新信息。三是多样性。网络新媒体的表现形式种类繁多，而且整个表现过程也十分丰富，视频、图片、文字以及音频等多种形式齐头并进，让新媒体的特征展露无疑。四是无形性。以网络媒体技术为主的新媒体，它所代表的世界是虚拟的，而且其媒体形式大多都是无形的，只能是将电子文本作为自己存在的形式。五是共用性。网络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个体差异，在信息主体的对待上秉持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将信息最大程度地传播给了每一位接受主体，达到了信息资源的最大共享，使得信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共用效果。六是多量性。就目前现状来说，网络多媒体基本囊括了各类资讯、社会信息以及不同阶层社会群体的自由表达或者的多量讯息，极大地丰富了网络新媒体的资讯信息库。
二、网络新媒体给学生管理工作带来的利弊
1“.利”
（1）增进了师生间的情感交流沟通
现下网络新媒体的沟通渠道多种多样，微信、微博、QQ、MSN、飞信等沟通渠道是学生和老师之间进行沟通交流的良好选择，或者可以建立QQ群进行多人讨论、多人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彰显了网络新媒体的强大优势。与此同时，这种沟通交流的方法还增进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班级的决策也更加民主、公开，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也呈现出一片大好态势，班级的整体荣誉感、凝聚力都大大提升。
（2）提升了学生管理工作的预见性
网络新媒体将信息传播变得更加便捷、快速和高效，达到了一种信息即时性传播的状态，为学生的管理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利用新媒体工具，学生管理工作者在第一时间可以获取自己想要的内容，对学生的生活、学习和情感状态进行了第一时间的捕捉，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管理工作的预见性，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为在第一时间解决问题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3）提供给学生信息获取的大平台
这点优势主要体现了新媒体的多样性特点，正是因为新媒体的多样性，才使得交流的平台更大、更有效。传统媒体时代的学生工作开展，基本上都是通过文本传达或者通过一些组织群体传递信息，而如今的网络新媒体时代完全摆脱了传统媒体传播的局限性。微博、微信等多种新媒体方式的选择，已经逐渐成为学生之间沟通交流的大平台，使得信息的了解更加直观、形象、生动。
2“.弊”
（1）错误引导学生产生信息迷茫选择
网络新媒体每天都会更新大量的资讯，新媒体的强大触角伸展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海量信息的感染，极为容易在这些信息中迷失自我，产生一些迷茫选择的现象。学生相对于社会上的人民团体来说，他们的思想认知水平较低，不谙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规则和条件，所以在面对一些是非问题时难以做出有效抉择。与此同时，学生的思维比较活跃，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十分浓厚，所以学生在大量信息世界中丧失自我、迷茫选择的现象并不少见，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2）容易引发学生价值观的多样改变
处于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每个人每天都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新鲜资讯，虽然说这么多的新鲜资讯广为传播，极大地方便了人们对于某件事情的关注和认知，但是对这些不谙世事的学生并不是一件好事。学生辨认是非的能力较弱，而且自身的意志不够坚强，在新媒体的广大平台下容易遭受错误思想的干扰，学生的价值观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难免会认可、赞成甚至推崇某些歪曲的价值观念，进而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
（3）直接造成学生生活空间的虚拟化
网络新媒体所营造的虚拟世界，间接给学生展示了另一个虚拟世界的各类事物，将学生放在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两种环境中，间接地影响了学生的生活空间的真实性。在虚拟世界中，学生个人的言谈、行为不受任何规范的限制，缺乏一定的真实性，使得某些学生沉浸在虚拟世界中无法自拔，严重者会影响到学生的性格和思维方式，有些学生变得紧张孤僻、丧失自我，有些学生傲视他人、自大狂妄，甚至出现了一些人格问题。这就是学生过多接触网络新媒体所产生的恶劣后果，是学生生活空间虚拟化最直接的表达。
三、网络新媒体环境下加强学生管理工作的具体工作策略
1.有效利用新媒体的渠道，发挥网络沟通平台优势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的日渐扩延和成熟，与新媒体相关的渠道和平台也变得十分丰富，类似QQ、微信、易信、微博、论坛等等即时性新媒体沟通形式已经渗透到学校生活的角角落落，学生也已经娴熟地掌握了此种交流工具的使用方法，从上文第33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内容就可以直观理解这一点。所以，学生管理工作者万不可小觑新媒体渠道和平台的强大作用，反而更应该将这种渠道和平台归为己用，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有效应用，以此促进管理工作的良好开展。在平时的学生工作管理过程中，工作者可以尝试建立属于自己校园的网络平台，设置专门的公告处和意见建议窗口，第一时间通知最新的校园管理工作形态，及时高效地传达管理工作的相关内容和通告，再者也给学生提供了一个专门的提意见的窗口，这对于师生管理工作的完善与监督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助于学生管理工作效率的提升。
2.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活动，全面展现新媒体互动性
上文已经提及到，互动性是网络新媒体的一大显著特征，尤其在互联网进入Web2.0时代以后，网络新媒体的这一特征更加明显，媒体也日益朝向中心化的方向发展，每一个使用网络新媒体的用户都是一个信息的者和传播者，形成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线上交流的态势。与此同时，智能手机和IT技术的日渐普及和发展，线上和线下之间的交流更加方便、迅捷。因此学校也应该结合时势，鼓动学生积极参与到校园新媒体活动中来，提升学生和老师、管理工作者、学校之间的互动，全面展现新媒体的互动性。比如，学生管理工作者、行政管理人员可以开设自己的博客、微博、微信等公众账号，随时更新与学生联系紧密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直接传达给学生，便于学生能够有效反馈；也可以设置在线讨论、在线问答的方式，及时并快速解决学生所遇到的疑难问题；再者，班主任老师也可以配合管理工作者设置班级QQ群，增强与学生的互动，辅助管理工作者完成高质量的管理工作。
3.管理者尽快适应新环境，确保新媒体环境的高质
处于当下这一信息化程度较高的状态下，学校如果想要尽快将网络新媒体应用到自己学校的管理工作中去，不但要求学生管理工作者拥有较强的网络技能，而且还应该具有较强的新环境适应能力，这样才能够确保新媒体环境布置的合理、科学并高质。网络新媒体引领下的媒体环境，充斥着丰富的“互联网化语言”，与传统媒体环境相较之下更显新潮，这些新媒体内容略显夸张、短小精悍、意义颇深、图文并茂，经常会衍生出一些网络新潮语词，新媒体似乎在经历一种新的蜕变。在此情状下，学生管理工作者需要加快充实自己的速率，强化自己的新媒体气息建设，善于汲取网络新媒体中的长处和优点，尝试在自己所在的学校推行，营造出新的媒体环境，并将媒体环境建设得更高质量。
新媒体是与传统媒体迥然相异的新型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有着信号的高速性，信息的高共享性、高互动性、多媒体化和个性化等特征。
1.新媒体对大学生生活的影响
新媒体具有多元性、娱乐性、互动性和虚拟性等特点，很容易被大学生群体接受和喜爱。另外，新媒体广泛的信息来源，能开阔学生的眼界，开发学生的思维，为大学生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新媒体言论的即时性，符合大学生的心理特点，有利于大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为大学生丰富自我、完善自我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机会；新媒体社交网络的运用，不仅能使大学生更好地保持和亲朋的联系，而且能结识新朋友，获得情感交流，得到尊重。
2.新媒体对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影响
新媒体打破了学生靠教师指导的传统学习模式，学生通过手机、网络等新媒体工具，就能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而且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在实际工作中，教师要努力探索出在新媒体时代，适合学生教育管理建设的可行性理论和办法，以建立管理载体与手段的结合为重点，推动高校管理教育工作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二、新媒体在大学生管理教育工作中的重要性
在新媒体时代下，教师只有充分认识新媒体，才能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更好地做好大学生教育管理工作。
1.新媒体的导向作用
在大学生群体中尤为重要大学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群体，认识并能快速接受新事物是他们的天性，而新媒体包含的大容量和生动性的信息，又比较容易吸引大学生的注意力。可见，新媒体的导向作用在大学生群体中尤为重要。但是，当今价值观多元化，大学生面对的诱惑较多，学生道德意识受到市场经济和物质社会的冲击，学生德育工作面临着新挑战，如何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学生成为新时代的课题。
2.新媒体有效促进学校的信息交流
当下，高校基本采用院校两级（院系两级）管理体制，这种模式更加明确了各教学系部的职责，能充分调动院系管理者的积极性。但是，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各种资源的浪费，一些制度和设施的重复建设，也不利于教师的交流和学生的全面发展。新媒体以其快捷的信息传递、多样的表现形式等特点，带来了社会意识的大交融、大变化，逐渐打破了系部之间的隔阂，教师交流、学生交往以及资源共享已日趋广泛，使得校际之间、院系之间和系部之间的信息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交流程度越来越深远。
3.新媒体科学带动学生的文化生活
上个世纪以来，世界性的“中国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新中国的诞生，震惊了世界，在西方国家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大辩论中，在“黄祸论”的鼓噪声中，对中国的封锁、围堵、遏制与打击也全面展开。第二次“中国热”出现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后。这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由“围堵”中国转而打开“竹幕”的一个战略性的步骤。这次“中国热”，更多地表现为西方世界对中国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东方文明古国历史文化的探究，其结果是中国的长城、故宫、兵马俑以及中国的医药、针灸、功夫等为西方媒体津津乐道，成为颇受瞩目的话题。第三次“中国热”始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并呈现出逐步升温的势头。在这一次“中国热”中，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2003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明显增多；2004年下半年到现在，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密集度也大为增加。例如在英国的主要报纸、杂志、出版物上，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中国的新闻和相关报道。今年5月22日，美国大报《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中，首次使用中文标题“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美国著名记者及中国通纪思道评论说：“如果你看不懂上面的中文标题，你最好开始学中文，因为它是未来的语言”。无论这篇报道的内容如何，世界性的英文大报向西方读者如此推介汉语的做法，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世界关注中国是一件好事，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确在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也的确在扩大。但是在世界性的“中国热”不断升温的同时，我们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必要的“冷思考”。
首先我们注意到，虽然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变化正在引起世界的关注，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全面，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认知还停留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思维定格中，对它的偏见与误解也普遍存在，比如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曲解，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的论调。令人遗憾的是，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及中国国力进行夸大式报道的同时，一些华文媒体也失去了应有的理性，对中国经济、华人经济以及大中华经济圈做了不恰当的报道，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某种注脚。由此可见，在当今这个西方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舞台上，如何向世界展示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负责任的、和平发展的中国，改变世界舆论对它的误解与偏见，已经成为包括中国本土和海外华文媒体在内的世界华文传媒的共同课题。
其次我们应当看到，虽然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虽然伴随着“中国热”，汉语热也在不断升温——据2005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世界汉语大会透露，目前海外约有100个国家的2500余所大学教授中文，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3000万。尽管如此，汉语却不能算是强势语言，它的国际化程度仍然比较低。目前将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或工作语言的国家和地区不多，汉语在国际社会重要交际领域（如外交、贸易、科技、教育等）中的使用也十分有限；联合国虽然将汉语列为其工作语言之一，但是地区性或国际性的组织、会议正式使用汉语的尚不多见。在这方面，汉语自然不如英语、法语，甚至不如日语。
这里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汉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低，缺乏一致性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问题在海外华文传媒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地域方面的原因，海外华文媒体在语言文字、词汇、字体以及行文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近些年来，这种差异虽然开始缩小，例如随着大陆新移民读者群体的增加，海外越来越多的报刊开始采用简体字，变直排为横排，但华文媒体同文不同体、同字不同音的现象仍然存在。例如美国纽约被称为“第一华埠”的曼哈顿中国城向以广东人和福建人为主，通用的语言是粤语，东百老汇一带的华埠则是福建人的天下；纽约“第二华埠”法拉盛地区的华人则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东南亚各地，虽通行“国语”（大陆称之为“普通话”），却操着不同地区的方言。这些均通过华文媒体体现了出来。
第三我们应当看到，由于海外华人华侨所来地区不同，移民海外的时间不同，与中国关系或乡土观念的程度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加之大陆与港澳有一国两制问题，大陆与台湾有两岸关系问题，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歧见也时有发生。例如前段时间海外一小部分分子为了“去中国化”而发起运动，要求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统计除华人之外，增设“台湾人”一项，闹出了一场。凡此种种，不但不利于华人社会以及华人受众群体的融合，也直接影响非华人受众群体对华文和中华文化的认知与认同。这与中国的和平崛起及其国际化的发展进程显然是不相符的。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软国力”的核心部分，华文媒体有责任、有义务在正确报道中国，提升汉语的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作用。而发挥好这个作用，又必须进行一系列的调整。
第一，读者定位的调整
长期以来华文媒体的主办者和受众都是华人，媒体说华人自己的话，办华人自己的事，替华人鸣不平，维护华人的利益，总之超不出华人的圈子。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华学习和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汉语作为主要外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华文媒体所在地通晓汉语的非华人群体的存在和与日俱增，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在中国学成还是在本地学习，这一群体对华文出版物无疑是有需求的，可以看作华文媒体潜在的受众。华文媒体的经营者应当注意到这种新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诉求，将这一群体纳入视野，予以充分的重视，在办报目标和宗旨上作相应的调整。特别是那些在全球发行、有一定影响面的华文大报，在面向华人进行新闻报道的同时，应当兼顾所在地“非母语”受众的需要，担负起推广汉语、推广中华文化的责任，使汉语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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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内容方面的调整
过去华文媒体主要关注与华人利益或族群利益有关的大事小情，为此具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华人、华报之间常常发生矛盾与纠纷。应当承认，目前大陆与香港、澳门在社会制度上有着不同的性质，包括大陆、港澳民众在内的广大华人与台湾一部分人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也有着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但从宏观上看，这些都属于“内部问题”。如果将这些矛盾、纠纷在华文媒体上过度强调或过分渲染，不但不利于海外华人自身身份的认同，也不利于所在国对华人族裔的认同。为了树立华人社会的整体形象，提高华文媒体的声望和影响，华文媒体应当尽可能摆脱局限性，关注人类发展的共同问题；尽可能少地强调“内部矛盾”，更多地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这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国际舆论对一个完整的、逐步强盛的中国的认知，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世界华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这种认知与“合力”是目前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最需要的，也是华文媒体国际化的重要前提。
第三，语言文字上的调整
为了改变汉语一致性差、方言分歧严重、有字体之别的情形，应当在华文媒体中推行标准化操作规程。只有将标准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实现华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这不是技术技巧问题，而是战略性的问题。目前许多大国都在有计划地实施各自的语言战略，并努力扩大语言的国际影响。美英等国通过贸易、文化、教育等途径，借助媒体向世界倾销英语；法国努力协调有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的法语区的语言问题；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日本、韩国建立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反观华人社会，仅仅是在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城市，就有不止一种方言在使用。如果说，海外华文媒体同文不同体、同字不同音的现象一段时期内适应了不同对象群体的需要的话，那么今天，以国际化的视野衡量，它已经不合时宜了。
第四，资源利用的调整
目前，作为对全球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经济发展状况、市场运行情况、投资环境等已经成为包括华人、华文媒体以及非华人（懂华文）群体普遍关心的问题。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建立起面向世界的、功能强大的华文网络数据库，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目前，网络世界的分割刚刚开始，争夺虚拟空间中汉语的地位，离不开数据库的开发与建设，包括面向世界华文媒体的、便于查询、检索的新闻信息资料库。这种权威信息的提供，一方面可以为海外华文媒体提供坚实的内容支撑，增强它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同时也扩大了华文媒体整体上的影响力。因此，华文媒体应充分重视互联网的作用，着力开发、利用互联网资源，形成全球华人信息传播网络，在未来的世界新闻传播格局中占得优势，占得先机。
第五，经营规模的调整
综观世界各国的华文媒体，除了少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经营规模外，绝大部分小而不强，且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例如在拥有40万华侨华人人口的纽约市，就有十几份华文报刊同时出版。在多伦多、东京、莫斯科等其他城市，也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形。由于市场相对狭小，报纸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为了在竞争中立足，一些国家的华文媒体采取不正当的手段相互排挤、倾轧，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对于华文媒体整体水平、声誉和竞争力的提高十分不利。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变小而弱为大而强，华文媒体只有与媒体发展的国际化趋势相适应，走联合经营的道路，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通过祖籍国（新加坡等华人已成为当地属民的例外）的扶助与支持形成集团优势，彼此间互助互利、共享资源，打造一两个华文媒体的“航母”。只有这样，华文媒体才能走出狭小的区域，走向世界，成为国际化的媒体。
参考文献：
王士谷著：《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
程曼丽著：《海外华文传媒研究》，新华出版社，2001年。
中国新闻社主编：《面对新世纪的海外华文媒体——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论文集》，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2001年。
中国新闻社主编：《送你一条中国结——第二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论文集》，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