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印刷文化；现代性；精英；大众；民主
印刷传媒的发展历史是和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紧密相关的，因为正是“在15世纪和16世纪，印刷术的扩散撕裂了西欧的社会生活结构，并用新的生活方式将它重新组合，从而形成了近现代模式的雏形。印刷材料的使用促成了社会、文化、家庭和工业的变革，从而推动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①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印刷传媒不仅是社会现代化的起源，也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动力因素。不过，现代化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的现代性问题非常复杂，它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本形态，但同时也对一些传统因素进行了否定或者重新改造。正如在19世纪以后，印刷传媒就受到现代化过程中工业革命、政治革命和新技术革命的多次冲击，它所具备的传统功能开始出现某种退化，直到在21世纪初期出现衰败的迹象。那么，作为一种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印刷传媒的历史会就此终结吗？从目前来看，还很难下这个结论，因为从当前的传媒市场来看，印刷传媒依旧有其生存的空间，而它所代表的文化本质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它极有可能会在新的社会秩序和媒介秩序中继续存在，呈现出某种复归传统的可能。
一、印刷文化的本质
“15世纪中叶之前，欧洲各地都没有印刷所，然而到1500年，每一个重要的都市中心都有印刷所了。印刷所给数以百计的城镇增加了一个新的文化元素”。②将印刷传媒定位为一种文化现象，而不仅仅是一种信息传播机构，是理解印刷传媒发展演变及其现状的重要认识论基础。因为传媒的含义不仅包括它传递了什么，还有它代表什么和引起了什么，正如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所认为的，“任何媒介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③这种尺度，即是媒介的文化本质及其社会规范性。印刷传媒经过五百多年的发展，技术层面经过了多次改进，结构层面也日益成为规模庞大的现代企业，但根源于其起始阶段的文化本质没有变化，因此，考察印刷文化的兴衰史，就要抓住这种文化的本质。
首先，印刷文化代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在印刷出现之前，人类社会的信息传递主要依赖于口语，小范围的文字传播仅仅局限在上层社会。相较于口语交流，文字的交流以严肃性、逻辑性和内在的理性化为主要特征。具体来说，它首先展现的是一种线性的逻辑，“印刷文化的线性逻辑，不仅是因为其文字的书写是线性的运动，而且其文本由字、句、语段再及文本的结构方式也是线性地推进的，进而由概念的运动形成判断，由判断的运动形成推理，由推理再构成思想系统这样的语言―思维演绎还是线性递进的”。④显然，文字语言的线性逻辑要胜过口语零散、随意的非线性逻辑。另外，语言一旦付诸印刷机，就会成为一连串有特定含义的文字，而“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⑤麦克卢汉认为，正是“印刷术的同一性、连续性和线性原则，压倒了封建的、口耳相传文化的社会的纷繁复杂性”，⑥构成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分野。而更深入地看，它其实代表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出现，即由印刷文化引起的具有分析推理能力的逻辑性思维的出现。
其次，印刷文化代表一种个人化的存在方式。从印刷文本的书写，到印刷文字的传递，再到印刷文字的被阅读、被理解，印刷文化改变了传统文化中信息的交流方式，重塑了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学家里斯曼认为，在传统社会里，人们往往根据默认的规则采取行动或作出判断，形成所谓的“传统指向型人格”。而活字文化将文化从外界带入到传统的小团体交流方式中，提高了人们的内在修养，因此培养出来的是“内部指向型人格”，也就是思想意识能够独立于小团体的近代人类。用波兹曼的话来说，就是“印刷创造出一种心理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对个性的要求变得不可抗拒。这倒不是说印刷术创造了个人主义，而是个人主义成为一种正常的、可以接受的心理条件。”⑦从这个角度讲，正是印刷传媒的出现推动了属于资本主义价值范畴的个人主义的出现，而它和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密切相关，共同构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价值基础。
最后，印刷文化具有精英化特点。印刷文化是一种知识文化，是基于特定基础的知识生产。知识生产者只有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受教育水平、经济基础之后才能进入印刷过程。因此，从生产者的角度来看，印刷文化表现为一种精英文化。而从布尔迪厄的文化场域理论来看，“随着专门化的文化生产者团体的出现，也出现了与之并行的一个文化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符号商品的生产、流通与消费变得越来越独立于经济、政治、宗教”。⑧这表明，以印刷文化为知识特征的文化领域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精英文化领域。除此之外，在现代社会，这种精英文化还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其一，现代社会的精英群体不是传统社会里相对固定的，以身份地位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群体，而是更加开放，具有很强流动性的多元化的社会群体；其二，处在社会结构顶层的精英群体通过印刷传媒进行信息与知识的传递，不仅形成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文化，也通过影响舆论的方式对社会文化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其三，这种精英文化演变存在一个不断分化和收缩的过程，即一部分走向大众化，一部分相对收缩，呈现出范围相对较小、专业化和精细化的特点。但从一种权力视野来看，后者明显处在支配性的位置。
二、印刷文化与社会现代化的源起
马克斯・韦伯曾经从文化的角度论述过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关系，认为“正是在宗教改革之后，大量的《圣经》被印刷出来，使其由一本只有教皇才能加以解释的经典，变成一本人人可以阅读和解释的福音书。这样，在每个教徒都在通过一本容易得到的《圣经》与上帝进行对话的时候，他对教皇，对宗教团体的依赖明显减轻了”。⑨尽管他的论述重点不在印刷文化，但可以看出，印刷文化不仅和现代化的起点相同，对宗教改革及现代化同样有重要的作用。简单来说，这种作用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印刷传媒以一种规模化的信息传播或知识生产方式，一方面打破了上层社会对信息和知识的垄断，实现了知识的世俗化和多元化，另一方面也使得社会实现了大范围的、甚至是整体的文化现代化转向。从15世纪开始的书籍印刷到17世纪开始的报纸、期刊印刷，出版物的发行规模越来越大、覆盖人群越来越广。以前只有上层社会掌握的知识开始被广大的平民所掌握，同时这种信息和知识的流通与交流广泛地改变了人们的知识文化结构和基本的人文素质。现代社会结构趋向的扁平化和多元化都和印刷传媒的规模化发展有直接的关系。
其次，印刷文化为信息或知识的整理、储存和传播建立了现代标准，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现代社会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它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现代社会是社会组织在分化的基础上实现专业化和标准化的过程。从知识的源头进行分类，意味着理性的、系统的、科学的现代意识可以不断地得到普及并且以此形成制度化的社会管理。正如爱森斯坦所言，“研究使西方制度合理化的冲动时，你不必只考虑‘装备精良的作坊’。‘让万物各得其所’的欲望是中世纪学人和早期资本家共同的欲望。印刷所将思想活动和商业活动集于一体，发挥了重大的作用”。⑩
最后，印刷文化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社会各阶层中思想者的力量，特别是在社会的转型时期，依赖于印刷广泛的传播力，新兴的文人阶层得以诞生，新旧思想也得以融合或转换。例如，欧洲“16世纪最先进的学术中心似乎从讲演厅和教学中心转移到了一些印刷商的作坊”，?“印刷作坊吸引各种才俊的方式有利于各种‘杂交’的思想成果。印刷商促进各种形式的联合行动，既有社交性质的活动也有思想性质的活动。这就改变了学者的关系，也改变了思想体系的关系”。?在各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思想体系的变革及其幅度的大小会对社会的走向产生深刻影响。例如，美国独立战争中，萨姆・亚当斯以《波士顿公报》为阵地对英国殖民者进行了长达20年的宣传战，代表了新的民族意识的诞生。
三、社会现代化与印刷文化的衰落
一般来讲，现代化是指以工业化为发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动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等方方面面的整体性的社会变迁，它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现代性则是一方面强调追求人生精神价值的解放，另一方面又要求社会为迎合工业化而不断制度化、结构化，因此常常导致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社会”与“文化”、“物质”与“精神”的分裂。从这两个概念可以看出，现代化和现代性带有某种矛盾性，也就是现代性带有否定性和断裂性的特征。印刷文化也体现出这样的特征。它以精英性本质推动了社会的现代化，但现代化产生的诸多因素分裂了它的精英本质，并使其出现衰退迹象。具体而言，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工业革命对印刷文化的冲击
现代化最直接的后果体现在工业领域，由于技术不断得到革新，生产的效率和规模也不断得到提高，生产的成本也随之降低，因此，大量的廉价商品就开始进入市场，使现代社会具有了消费性的特征。这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对印刷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使得印刷文化成为一种文化工业，另一方面借助印刷媒介催生了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从批判的角度认为前者其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后者则是一种假象，但从社会现象上来看，原本具有精英本质的印刷文化分裂出大众文化的特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2.政治革命对印刷文化的冲击
现代化在政治领域所产生的后果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传统的精英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化使普通民众通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获得而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之中。在这种民主的政治文化转向中，印刷文化也随之出现了重要变化。原本由上而下的单向的信息传播模式开始出现部分逆转，不仅成为精英文化的传播渠道，也成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渠道。更重要的是，普通民众可以通过这个渠道监督政府，享有民利。在这种前提下，解放政治演变为生活政治，印刷文化的精英性、导向性和革命性特点转换成了大众性、多元性和改革性的特点。
3.技术革命对印刷文化的冲击
这里所指的技术革命主要指媒介技术革命，即20世纪以后产生的电视和互联网。由于同属于信息传播媒介，存在功能上的冲突，它们对印刷文化的影响最为直接。例如，电视在快捷性、直观性和娱乐性等信息传播特性上已经超过了印刷传媒，而互联网更是在信息的传输能力、存储能力、检索能力以及更便捷的社交服务、商业服务等方面对印刷传媒施加了巨大压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千年以来，国内外众多的传统印刷媒体开始受到新媒体的极大冲击，有的改为网络版，有的改为周刊，而有的已经难以为继、纷纷破产，印刷媒体开始显现出衰落的迹象。
四、印刷文化的终结与复归
正如前文所言，将印刷传媒看作一种文化现象，而不仅仅是一种信息传播机构，是理解印刷传媒历史演变的认识论基础。单个媒体的衰落或者传媒市场在总体上呈现出的衰败迹象并不能完全说明印刷文化的本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很有可能是处在一种结构的转化过程中。从历史和现状来看，印刷文化正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因此，它不是一种历史的终结，而应该是文化的某种复归。
首先，从历史来看，印刷文化的精英性本质是其存在的基础。尽管在现代化过程中，印刷文化的精英本质出现了某种分裂，外在的表现为大众性的色彩，但其内在的精英性本质没有变化，而且是支撑印刷文化走到现在的核心力量。以2002年的英国报业市场为例，当时超过一半的全国性日报服务于精英阶层，占市场总发行量的20%，而其他80%的发行量服务于其他读者。“在这种二元化的体系里，能够幸存下来的发行量较小的报纸，都是那些服务于广告价值较高读者的报纸”。?而在其他国家这也是一个普遍现象，精英性的印刷刊物往往生存能力更强，更少受到新媒体的冲击。
其次，从现状来看，印刷文化对抗新媒体冲击的有效手段还是坚持其精英性的本质。2012年，转向周报和网络平台的《纽约时报》开始在总体上实现盈利，标志着传统报业转型获得初步成功。值得注意的是，《纽约时报》的转型并未因平台的转移而改变了它的精英性本质，反而是因为很好地发挥了这种品质而再次赢得市场青睐。正如总编辑艾布拉姆森所讲，“我要确信我们得到了最令人信服的消息，我们将在准备好出版的时候再出版，而且不会再撤回”。?这表明，传统印刷媒体通过坚持或回归精英化的本质，以内容优势抵消新媒体的时效性优势，实现一种差异化的竞争策略是突破当前困局的有效手段。当前，我国报业市场的改革也体现出这样的特色。
最后，从一种文化格局或媒介生态格局来看，印刷文化正在经历一种结构性的文化重组，它的精英性特色会相对收缩，但更为集中和鲜明，而它的大众性色彩将更多地转向新媒体，从而体现出复归传统文化格局的现象。在传统社会，印刷出版物仅仅是上层阶级交流信息和传递知识的媒介，因此印刷文化代表着精英文化。而在现代社会，印刷出版物再次以其思想性、知识性、专业性与电子和网络出版物所代表的大众性、世俗性、娱乐性相区隔，仿佛又重现了传统社会的文化结构。目前来看，印刷传媒和新媒体及其所代表的不同文化并无彼此替代的可能，只存在共同发展的可能，印刷文化会以一种传统的方式在新的文化格局中复归，而不是终结。
（郝建国，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②[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 [M].展江，殷文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4，26，41.
③⑦[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2000：33，41.
④ 胡潇.媒介认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91.
⑤⑥[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9：47，190.
⑧ [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上海：上海译 文出版社，2006：257.
⑨ 孙立平.传统与变迁――国外现代化及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M].哈尔 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20.
⑩??[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 播与文化变革[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4，51，45.
[关键词]印刷史 出版史 图书馆学家 印刷工业 中国
伴随着电子书媒介与“无纸阅读”方式的盛行，基于纸质媒介的印刷书与纸本阅读方式本身则成为了一种传统的文化现象逐渐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作为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国的我国，对于印刷史的研究一直在不温不火地进行着，其中，图书馆界的研究者和印刷界的研究者成为两大学术主力。
1 图书馆学界的“印书史”研究
图书馆学家们关注书籍的印制与形成是自然发生的研究缘起。以曾经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多年的张秀民(已故)老先生和钱存训博士为代表的一些学养深厚的图书馆学者们，把对印书史的研究扩展到对印刷史的研究，分别著有传世的关于印刷史研究的代表作。正如钱先生所说：“现代印刷并非单指印书，除用纸张印刷的纸币、纸牌等以外，还包括在纺织品、金属、塑料、皮革、木版、玻璃、陶瓷等表面上的各种印刷。但是一般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主要对象是书籍，因为文字和图画的复印乃是人类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体，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影响。”…所以，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的发展历史在图书馆界的研究者们看来，就是一部书籍图文的印刷史。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为中国印刷史研究的成长时期，这个时期的书史研究与教学开始兴盛，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系都开设了中国书史课程，书史内容中融合了印刷史(主要是印书史)的内容，所以可称之为以图书出版印刷史为主流的研究阶段。
1956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校图书馆学系都给新招收的一年级本科生开设中国书史课，并编出了新的书史讲义，其中以北京大学刘国钧先生的《中国书史简编》影响最大。
武汉大学皮高品先生也于1956年推出《中国图书史讲义》油印本，书中提出按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对中国书史进行分期，故在材料和观点上都有所创新和突破。1964年修订增补后铅印，1986年又以《中国图书史纲》为题由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出版发行。
专门研究印刷史的当数北京图书馆张秀民先生于1958年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作者在广泛收集古今中外有关印刷术的文献资料和实物例证的基础上，提出雕版印刷发明于唐初贞观年间之说，论述了印刷术对亚洲与非洲、欧洲的影响，编制了“世界印刷术发展年表”，“朝鲜金属活字史料”等。
张静庐先生(1898—1969)历时20年苦心收集、精心整理、辑注，推出了七部专题出版史料，全书共250万字，收录了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7年间出版事业的重要资料。
除上述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和大型史料集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有关中国出版史的通俗性普及性读物，如刘国钧著的《可爱的中国书》(1952年)、《中国书的故事》(1955年)、《中国的印刷》(1960年)、《中国古代书籍史话》(1962年)，陈国庆著《古书版本浅说》(1957年)，阿英著《中国年画发展史略》(1954年)、《中国连环画史话》(1957年)等。
这个时期突出的特点是出版史、印刷史的研究互相交叉融合，由于研究者都来自图书馆界、出版界等文史领域，所以印刷史研究实际上是着眼于图书文献范围，书史、出版史、印刷史研究融为一体。
20世纪60年代中至70年代是我国印刷史研究的萧条时期。除刘国钧、张秀民等又编写出几本有关书史、印刷史的通俗小册子，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内部编印几本“中国书史”讲义外，几乎没有出版印刷史学术新著发表。尤其是1966年至1976年间大陆内地的出版印刷史研究基本陷入停滞状态。
就在内地处于停滞状态之时，港台及海外学者没有停止出版印刷史的研究工作，编辑出版了一批著作和论文集，这一时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及图书馆学研究院的名誉教授、兼东亚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书史》一书。该书原名《书于竹帛》(Wtitten on Bambooand Silk)英文本完成于1957年底，1962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20世纪80年代为复苏壮大时期，五年内出版了三部以出版史、报刊史、印刷史为名的通史著作，各具特色，均有建树，标志着这一阶段的高起点，也预示出版印刷史研究经长期蓄积、准备，盛期将临。这一时期国内也是以出版史研究为主流，但海外的钱存训博士为印刷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钱存训的《纸和印刷》(Paper and Printing)是英国学者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的第一分册。该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影响巨大。
1987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在中国图书史研究上又迈出新的步伐，郑如斯、肖东发编著了成套的教材，即《中国书史》、《中国书史教学参考文选》、《中国书史教学指导书》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三本书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专业教材，故发行量较大，被多次印刷，广泛流传。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教授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注意从广泛的文化领域去说明图书出版、编纂和图书馆发展轨迹及相互关系，分析中国图书对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贡献，局部理顺典籍发展的线索。
1989年最突出的成果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张秀民的又一鸿篇力作——64万言的《中国印刷史》。该书详细、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唐初贞观年间印刷术发明后，迄清末1 300余年的印刷事业的源流演进。不仅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更有许多新鲜资料和独到之处，被美国印刷史专家钱存训称为“划时代的作品”。
20世纪90年代为中国出版印刷史研究的丰收时期。研究的深入还表现在一些学术专著视野开阔，角度新颖，富有论辩性。如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曹之先生的《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一书是中国出版印刷史专题研究的新成果，开拓了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新思路，其方法是通过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多角度扫描，全方位、多学科地论证“唐明说”。
2 20世纪后期“大印刷观”的印刷史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刷工业界的一些学者专家们在对印刷史文化积累与保护措施的关注、印刷史知识的教学普及方面也有新动向，如1982年6月王益、王仿子先生联名提出《关于建立印刷技术博物馆的建议》，经过各方面的长期努力，1993年底举行了中国印刷博物馆奠基典礼，1996年6月举行了隆重的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典礼。1985年9月，北京印刷学院首次开设《中国印刷史》课程，由张树栋、张耀昆合编教材《中国印刷史(讲义)》。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印刷科技界专家对印刷史研究领域的加入，倡导“大印刷观”、从科技史角度研究印刷史问题的观念逐渐彰显，成为与传统的图书出版印刷史研究的观念相并列的另一流派。
1976年后，王益、王仿子、范慕韩等先生倡导建立“中国印刷博物馆”。在鼓励学术研究之下，印刷史学研究成果迭出，先后出版了多种重要的印刷史书，1993—1999年举办了6次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北京5次，台北1次)、百余篇，出版5册论文集等。
1991年6月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隋唐史方向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中国印刷术的起源》，赵永东著，作者从雕版印刷术的定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古代社会技术发明的一般机制和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技术背景等方面全面探讨了雕版印刷术的起源问题。1998年4月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方向方晓阳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古代特技印刷工艺研究》，从印刷工艺角度研究了古代的特技印刷。
1999年出版的张树栋等印刷科技专家合著的《中华印刷通史》填补了印刷史上的大部分空白，赢得了业界同行专家的高度赞誉。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肖东发教授盛赞该书是用大印刷史观、横跨中华各民族、纵贯历史五千年，视野开阔、有史有论、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该书后来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简明浓缩的版本。
以上约10年之间，印刷史学之研究成果远胜往昔。呈现如下突破：①由书史、印书史向印刷文化史转进；②由印刷文化史向印刷科技史转移；③由传统印刷史观向大印刷史观转移；④由争论“发明”年代向探讨“起源”时间转进；⑤由唐初向上延伸至隋代、南北朝、新石器时代；⑥由清末向下延伸至当代；⑦填补历史空白的《中国印刷近代史》及《中华印刷通史》问世；⑧中国印刷史由1 300年往上延伸5 000年，往下延伸百年。由雕刻凸版延伸到雕刻孔板、由汉民族延伸到各少数民族、由印纸延伸到印织物；⑨确认了与韩国的雕版纸上印刷品的发明先后之争，及多项模糊不清的史实结论。
3 印刷史研究的认识观和方法论
如前所述，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出版印刷史研究的学者大都来自图书馆界、文化学术界，对印刷史的研究其实是关于印书史的研究。钱存训《纸与印刷》、《书于竹帛》，从书名就可显示图书馆界的学者将印刷史视为印书史。张秀民、曹之等先生的研究也关注的是印书史。研究者们在历史唯物论认识观与方法论指导下，注重实物考证与史料查证，这也是出版印刷史学领域通用的研究方法。90年代后，随着“大印刷观”的推行，研究界开始扩展史料考证范围，并进行了工艺史、专题史研究。
1993年在全国第一次印刷史研讨会上，郑如斯教授《书史研究与印刷史研究的联系与区别》一文辨析了两门独立学科的相互联系与区别。她认为，书史与印刷史是交叉学科，两者研究的内容都涉及到图书的印刷。当然，两者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是不相同的：在书史研究中，图书是主体。对印刷的研究是第二位的。在印刷史研究中，印刷术本身的发展变化是主体，图书只是印刷品成果之一种，对图书的研究是第二位的，透过图书探索印刷技术发展的成就和水平。
印刷的起源，历来是中外学者研究的重点。诸多论断，大都根据文献上的记载加以解释。大部分意见分歧，只是由于对早期文献中镌刻或印刷的关键名词解释不同。研究的方法在突破了印书史的套路后，强调探讨“起源”。中国是世界上发明印刷术最早的国家，但无法确切知道中国的印刷术是何时由何人发明的。它是一种经验的长期累积，是一种源流的演进发展。从横的方向看，是相互重叠、综合应用的工艺。所以，探讨中国印刷史的源流演变，可将其看作一条光谱的谱带，李兴才先生更确切地比喻为一条调子丰富的连续调灰色尺，它可以概分为暗部、中间调、光部三大部分，但无法截然地明确分界。张树栋先生在《试论中国印刷史的历史分期问题》中，主张将中国印刷史分为四个时期：准备与发明时期；手工刷印的发展与繁荣时期(古代史)；近代印刷术的传人与发展时期(近代史)；现代印刷术的兴起时期(现代史)。
印刷史研究中观点的歧义，往往源自技术分析的差异。由流溯源，使得近年来的印刷史研究更加倾向于技术的分析。如周广学、宋青梅整体勾勒出活字印刷的技术演进过程及变化的原因，并首次对不同阶段泥活字印刷技术进行了类型分析；而杨玲通过对宋代雕版印刷的基本要素纸、墨与基本工艺的考察，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揭示宋代雕版印刷业繁荣背后的物质技术原因。
在实证研究方面上，北京印刷学院尹铁虎先生对毕升泥活字的仿真复原研究，是近年来我国在印刷史实证研究方面的一次方法创新。
从大印刷史观研究中国印刷史，即从整体的、全面的、全程的、全方位的角度来研究。
1996年6月1日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典礼之时，召开了第二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落实论文49篇。论题进一步深化、细化、方位更广阔。会上延续了对印刷史研究的历史观、方法论的探讨。自然地显现出图书馆界与印刷科技界专家学者们研究的着眼点差异。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曹之教授《关于印刷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探讨了印刷史研究的关于“印刷术”的概念问题。曹教授列举古今中外的例子说明，认为印刷术不是印染术，适宜采用约定俗成的“印字术”、“印书术”。钱博士也认为，一般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主要对象是书籍，因为文字和图画的复印乃是人类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体，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影响。
关于印刷术的起源问题，曹先生认为其发明时限范围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不可能有千年之久。不能把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同应用时间混为一谈。印刷术就是印书术，但在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时候，就不能从研究印刷图书开始。
对于“大印刷史观”，曹先生认为要从造纸史、制墨史、制笔史、藏书史、目录学史、教育史、抄书史、书业贸易史、图书亡佚史、佛教史、石刻史、外交史、篆刻史、拓印史、文字演变史、印染史、货币史等多方研究，全面考察。印刷史研究是一个巨大的综合工程，需要由一支考古工作者、印刷工作者、文献工作者等组成的一支“大”的队伍，要努力改变各自为战，信息闭塞的研究现状。
印刷工艺界人士与图书馆界人士的认识观与方法论各有特点。海外与内地的观点也略有不同。范慕韩先生的“大印刷观”和李兴才、张树栋先生的“大印刷史观”大同小异。“以印刷为伍，着眼点自然是印刷”，“对中国印刷历史的研究，理应、也只有沿着印刷工艺技术的发生、发展这条主线，顺藤摸瓜，才能逐步接近历史的真实，再现中国印刷术的发展过程。”印刷工业出版社的黄浮云、张子谦在《用大印刷史观研究印刷史势在必行》一文中指出，“印刷虽是以新闻出版为中心的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但从根本上讲，它是工艺技术，是工业，它的起源和发展，是沿着印刷工艺技术发展这条主线进行的。”
印刷工艺界人士认为，印刷术的导源和历程，织物印刷的起源，套印术的肇始和发展，近代印刷术的传人和发展，以及印刷设备、器材、科研、教育等一系列与印刷相关的领域的研究和考证，都是印刷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一个全面、系统、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中国印刷史的局面将会展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图书馆学界“大印刷观”的重点是强调方法论体系的博大，印刷工业界“大印刷观”的重点是强调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延展。
4 印刷史研究的现状和未来态势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出现了“盛世修史”的繁荣气象，印刷史研究也得到新的发展。笔者曾在2005年通过对国家图书馆的文献资料检索，得知馆藏现有关于印刷史方面的各类图书资料近30种，其中部分在2000年以后出版的专著举例如下：①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钱存训著，郑如斯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②简明中华印刷通史／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③插图本中国图书史／萧东发、杨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④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项翔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⑤古代版印通论／李致忠著.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11；⑥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任继愈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2。
近年来的研究成果频出。由北京方志编撰委员会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印刷志》(2001年)，该书史料详实，生动准确地反映了北京印刷业渐进的演变过程，从而也折射出中国印刷业的发展脉络，为后人研究北京乃至中国的印刷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国家设立了多项印刷史研究的项目来鼓励开展印刷通史的深入系统研究。以中国印刷博物馆为基地的印刷史研究活动也在我国印刷工业界的一些老专家的坚韧努力中得到持续进行并发扬光大。
[关键词]印刷史;出版史;图书馆学家;印刷工业;中国
伴随着电子书媒介与“无纸阅读”方式的盛行，基于纸质媒介的印刷书与纸本阅读方式本身则成为了一种传统的文化现象逐渐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作为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国的我国，对于印刷史的研究一直在不温不火地进行着，其中，图书馆界的研究者和印刷界的研究者成为两大学术主力。
1图书馆学界的“印书史”研究
图书馆学家们关注书籍的印制与形成是自然发生的研究缘起。以曾经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多年的张秀民(已故)老先生和钱存训博士为代表的一些学养深厚的图书馆学者们，把对印书史的研究扩展到对印刷史的研究，分别著有传世的关于印刷史研究的代表作。正如钱先生所说：“现代印刷并非单指印书，除用纸张印刷的纸币、纸牌等以外，还包括在纺织品、金属、塑料、皮革、木版、玻璃、陶瓷等表面上的各种印刷。但是一般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主要对象是书籍，因为文字和图画的复印乃是人类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体，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影响。”…所以，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的发展历史在图书馆界的研究者们看来，就是一部书籍图文的印刷史。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为中国印刷史研究的成长时期，这个时期的书史研究与教学开始兴盛，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系都开设了中国书史课程，书史内容中融合了印刷史(主要是印书史)的内容，所以可称之为以图书出版印刷史为主流的研究阶段。
1956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校图书馆学系都给新招收的一年级本科生开设中国书史课，并编出了新的书史讲义，其中以北京大学刘国钧先生的《中国书史简编》影响最大。
武汉大学皮高品先生也于1956年推出《中国图书史讲义》油印本，书中提出按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对中国书史进行分期，故在材料和观点上都有所创新和突破。1964年修订增补后铅印，1986年又以《中国图书史纲》为题由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出版发行。
专门研究印刷史的当数北京图书馆张秀民先生于1958年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作者在广泛收集古今中外有关印刷术的文献资料和实物例证的基础上，提出雕版印刷发明于唐初贞观年间之说，论述了印刷术对亚洲与非洲、欧洲的影响，编制了“世界印刷术发展年表”，“朝鲜金属活字史料”等。
张静庐先生(1898—1969)历时20年苦心收集、精心整理、辑注，推出了七部专题出版史料，全书共250万字，收录了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7年间出版事业的重要资料。
除上述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和大型史料集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有关中国出版史的通俗性普及性读物，如刘国钧著的《可爱的中国书》(1952年)、《中国书的故事》(1955年)、《中国的印刷》(1960年)、《中国古代书籍史话》(1962年)，陈国庆著《古书版本浅说》(1957年)，阿英著《中国年画发展史略》(1954年)、《中国连环画史话》(1957年)等。
这个时期突出的特点是出版史、印刷史的研究互相交叉融合，由于研究者都来自图书馆界、出版界等文史领域，所以印刷史研究实际上是着眼于图书文献范围，书史、出版史、印刷史研究融为一体。
20世纪60年代中至70年代是我国印刷史研究的萧条时期。除刘国钧、张秀民等又编写出几本有关书史、印刷史的通俗小册子，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内部编印几本“中国书史”讲义外，几乎没有出版印刷史学术新著发表。尤其是1966年至1976年间大陆内地的出版印刷史研究基本陷入停滞状态。
就在内地处于停滞状态之时，港台及海外学者没有停止出版印刷史的研究工作，编辑出版了一批著作和论文集，这一时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及图书馆学研究院的名誉教授、兼东亚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书史》一书。该书原名《书于竹帛》(WtittenonBambooandSilk)英文本完成于1957年底，1962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20世纪80年代为复苏壮大时期，五年内出版了三部以出版史、报刊史、印刷史为名的通史著作，各具特色，均有建树，标志着这一阶段的高起点，也预示出版印刷史研究经长期蓄积、准备，盛期将临。这一时期国内也是以出版史研究为主流，但海外的钱存训博士为印刷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钱存训的《纸和印刷》(PaperandPrinting)是英国学者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ChemistryandChemicalTechnolo-gy)的第一分册。该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影响巨大。
1987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在中国图书史研究上又迈出新的步伐，郑如斯、肖东发编著了成套的教材，即《中国书史》、《中国书史教学参考文选》、《中国书史教学指导书》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三本书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专业教材，故发行量较大，被多次印刷，广泛流传。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教授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注意从广泛的文化领域去说明图书出版、编纂和图书馆发展轨迹及相互关系，分析中国图书对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贡献，局部理顺典籍发展的线索。
1989年最突出的成果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张秀民的又一鸿篇力作——64万言的《中国印刷史》。该书详细、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唐初贞观年间印刷术发明后，迄清末1300余年的印刷事业的源流演进。不仅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更有许多新鲜资料和独到之处，被美国印刷史专家钱存训称为“划时代的作品”。
20世纪90年代为中国出版印刷史研究的丰收时期。研究的深入还表现在一些学术专著视野开阔，角度新颖，富有论辩性。如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曹之先生的《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一书是中国出版印刷史专题研究的新成果，开拓了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新思路，其方法是通过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多角度扫描，全方位、多学科地论证“唐明说”。
220世纪后期“大印刷观”的印刷史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刷工业界的一些学者专家们在对印刷史文化积累与保护措施的关注、印刷史知识的教学普及方面也有新动向，如1982年6月、王仿子先生联名提出《关于建立印刷技术博物馆的建议》，经过各方面的长期努力，1993年底举行了中国印刷博物馆奠基典礼，1996年6月举行了隆重的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典礼。1985年9月，北京印刷学院首次开设《中国印刷史》课程，由张树栋、张耀昆合编教材《中国印刷史(讲义)》。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印刷科技界专家对印刷史研究领域的加入，倡导“大印刷观”、从科技史角度研究印刷史问题的观念逐渐彰显，成为与传统的图书出版印刷史研究的观念相并列的另一流派。
1976年后，、王仿子、范慕韩等先生倡导建立“中国印刷博物馆”。在鼓励学术研究之下，印刷史学研究成果迭出，先后出版了多种重要的印刷史书，1993—1999年举办了6次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北京5次，台北1次)、百余篇，出版5册论文集等。
1991年6月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隋唐史方向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中国印刷术的起源》，赵永东著，作者从雕版印刷术的定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古代社会技术发明的一般机制和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技术背景等方面全面探讨了雕版印刷术的起源问题。1998年4月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方向方晓阳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古代特技印刷工艺研究》，从印刷工艺角度研究了古代的特技印刷。
1999年出版的张树栋等印刷科技专家合著的《中华印刷通史》填补了印刷史上的大部分空白，赢得了业界同行专家的高度赞誉。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肖东发教授盛赞该书是用大印刷史观、横跨中华各民族、纵贯历史五千年，视野开阔、有史有论、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该书后来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简明浓缩的版本。
以上约10年之间，印刷史学之研究成果远胜往昔。呈现如下突破：①由书史、印书史向印刷文化史转进；②由印刷文化史向印刷科技史转移；③由传统印刷史观向大印刷史观转移；④由争论“发明”年代向探讨“起源”时间转进；⑤由唐初向上延伸至隋代、南北朝、新石器时代；⑥由清末向下延伸至当代；⑦填补历史空白的《中国印刷近代史》及《中华印刷通史》问世；⑧中国印刷史由1300年往上延伸5000年，往下延伸百年。由雕刻凸版延伸到雕刻孔板、由汉民族延伸到各少数民族、由印纸延伸到印织物；⑨确认了与韩国的雕版纸上印刷品的发明先后之争，及多项模糊不清的史实结论。
3印刷史研究的认识观和方法论
如前所述，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出版印刷史研究的学者大都来自图书馆界、文化学术界，对印刷史的研究其实是关于印书史的研究。钱存训《纸与印刷》、《书于竹帛》，从书名就可显示图书馆界的学者将印刷史视为印书史。张秀民、曹之等先生的研究也关注的是印书史。研究者们在历史唯物论认识观与方法论指导下，注重实物考证与史料查证，这也是出版印刷史学领域通用的研究方法。90年代后，随着“大印刷观”的推行，研究界开始扩展史料考证范围，并进行了工艺史、专题史研究。
1993年在全国第一次印刷史研讨会上，郑如斯教授《书史研究与印刷史研究的联系与区别》一文辨析了两门独立学科的相互联系与区别。她认为，书史与印刷史是交叉学科，两者研究的内容都涉及到图书的印刷。当然，两者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是不相同的：在书史研究中，图书是主体。对印刷的研究是第二位的。在印刷史研究中，印刷术本身的发展变化是主体，图书只是印刷品成果之一种，对图书的研究是第二位的，透过图书探索印刷技术发展的成就和水平。
印刷的起源，历来是中外学者研究的重点。诸多论断，大都根据文献上的记载加以解释。大部分意见分歧，只是由于对早期文献中镌刻或印刷的关键名词解释不同。研究的方法在突破了印书史的套路后，强调探讨“起源”。中国是世界上发明印刷术最早的国家，但无法确切知道中国的印刷术是何时由何人发明的。它是一种经验的长期累积，是一种源流的演进发展。从横的方向看，是相互重叠、综合应用的工艺。所以，探讨中国印刷史的源流演变，可将其看作一条光谱的谱带，李兴才先生更确切地比喻为一条调子丰富的连续调灰色尺，它可以概分为暗部、中间调、光部三大部分，但无法截然地明确分界。张树栋先生在《试论中国印刷史的历史分期问题》中，主张将中国印刷史分为四个时期：准备与发明时期；手工刷印的发展与繁荣时期(古代史)；近代印刷术的传人与发展时期(近代史)；现代印刷术的兴起时期(现代史)。
印刷史研究中观点的歧义，往往源自技术分析的差异。由流溯源，使得近年来的印刷史研究更加倾向于技术的分析。如周广学、宋青梅整体勾勒出活字印刷的技术演进过程及变化的原因，并首次对不同阶段泥活字印刷技术进行了类型分析；而杨玲通过对宋代雕版印刷的基本要素纸、墨与基本工艺的考察，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揭示宋代雕版印刷业繁荣背后的物质技术原因。
在实证研究方面上，北京印刷学院尹铁虎先生对毕升泥活字的仿真复原研究，是近年来我国在印刷史实证研究方面的一次方法创新。
从大印刷史观研究中国印刷史，即从整体的、全面的、全程的、全方位的角度来研究。
1996年6月1日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典礼之时，召开了第二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落实论文49篇。论题进一步深化、细化、方位更广阔。会上延续了对印刷史研究的历史观、方法论的探讨。自然地显现出图书馆界与印刷科技界专家学者们研究的着眼点差异。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曹之教授《关于印刷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探讨了印刷史研究的关于“印刷术”的概念问题。曹教授列举古今中外的例子说明，认为印刷术不是印染术，适宜采用约定俗成的“印字术”、“印书术”。钱博士也认为，一般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主要对象是书籍，因为文字和图画的复印乃是人类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体，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影响。
关于印刷术的起源问题，曹先生认为其发明时限范围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不可能有千年之久。不能把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同应用时间混为一谈。印刷术就是印书术，但在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时候，就不能从研究印刷图书开始。
对于“大印刷史观”，曹先生认为要从造纸史、制墨史、制笔史、藏书史、目录学史、教育史、抄书史、书业贸易史、图书亡佚史、佛教史、石刻史、外交史、篆刻史、拓印史、文字演变史、印染史、货币史等多方研究，全面考察。印刷史研究是一个巨大的综合工程，需要由一支考古工作者、印刷工作者、文献工作者等组成的一支“大”的队伍，要努力改变各自为战，信息闭塞的研究现状。
印刷工艺界人士与图书馆界人士的认识观与方法论各有特点。海外与内地的观点也略有不同。范慕韩先生的“大印刷观”和李兴才、张树栋先生的“大印刷史观”大同小异。“以印刷为伍，着眼点自然是印刷”，“对中国印刷历史的研究，理应、也只有沿着印刷工艺技术的发生、发展这条主线，顺藤摸瓜，才能逐步接近历史的真实，再现中国印刷术的发展过程。”印刷工业出版社的黄浮云、张子谦在《用大印刷史观研究印刷史势在必行》一文中指出，“印刷虽是以新闻出版为中心的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但从根本上讲，它是工艺技术，是工业，它的起源和发展，是沿着印刷工艺技术发展这条主线进行的。”
印刷工艺界人士认为，印刷术的导源和历程，织物印刷的起源，套印术的肇始和发展，近代印刷术的传人和发展，以及印刷设备、器材、科研、教育等一系列与印刷相关的领域的研究和考证，都是印刷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一个全面、系统、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中国印刷史的局面将会展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图书馆学界“大印刷观”的重点是强调方法论体系的博大，印刷工业界“大印刷观”的重点是强调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延展。
4印刷史研究的现状和未来态势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出现了“盛世修史”的繁荣气象，印刷史研究也得到新的发展。笔者曾在2005年通过对国家图书馆的文献资料检索，得知馆藏现有关于印刷史方面的各类图书资料近30种，其中部分在2000年以后出版的专著举例如下：①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钱存训著，郑如斯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②简明中华印刷通史／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③插图本中国图书史／萧东发、杨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④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项翔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⑤古代版印通论／李致忠著.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11；⑥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任继愈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2。
近年来的研究成果频出。由北京方志编撰委员会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印刷志》(2001年)，该书史料详实，生动准确地反映了北京印刷业渐进的演变过程，从而也折射出中国印刷业的发展脉络，为后人研究北京乃至中国的印刷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国家设立了多项印刷史研究的项目来鼓励开展印刷通史的深入系统研究。以中国印刷博物馆为基地的印刷史研究活动也在我国印刷工业界的一些老专家的坚韧努力中得到持续进行并发扬光大。
[关键词]印刷史 出版史 图书馆学家 印刷工业 中国
[分类号]G250.9；G239.19
伴随着电子书媒介与“无纸阅读”方式的盛行，基于纸质媒介的印刷书与纸本阅读方式本身则成为了一种传统的文化现象逐渐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作为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国的我国，对于印刷史的研究一直在不温不火地进行着，其中，图书馆界的研究者和印刷界的研究者成为两大学术主力。
1 图书馆学界的“印书史”研究
图书馆学家们关注书籍的印制与形成是自然发生的研究缘起。以曾经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多年的张秀民(已故)老先生和钱存训博士为代表的一些学养深厚的图书馆学者们，把对印书史的研究扩展到对印刷史的研究，分别著有传世的关于印刷史研究的代表作。正如钱先生所说：“现代印刷并非单指印书，除用纸张印刷的纸币、纸牌等以外，还包括在纺织品、金属、塑料、皮革、木版、玻璃、陶瓷等表面上的各种印刷。但是一般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主要对象是书籍，因为文字和图画的复印乃是人类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体，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影响。”…所以，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的发展历史在图书馆界的研究者们看来，就是一部书籍图文的印刷史。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为中国印刷史研究的成长时期，这个时期的书史研究与教学开始兴盛，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系都开设了中国书史课程，书史内容中融合了印刷史(主要是印书史)的内容，所以可称之为以图书出版印刷史为主流的研究阶段。
1956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校图书馆学系都给新招收的一年级本科生开设中国书史课，并编出了新的书史讲义，其中以北京大学刘国钧先生的《中国书史简编》影响最大。
武汉大学皮高品先生也于1956年推出《中国图书史讲义》油印本，书中提出按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对中国书史进行分期，故在材料和观点上都有所创新和突破。1964年修订增补后铅印，1986年又以《中国图书史纲》为题由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出版发行。
专门研究印刷史的当数北京图书馆张秀民先生于1958年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作者在广泛收集古今中外有关印刷术的文献资料和实物例证的基础上，提出雕版印刷发明于唐初贞观年间之说，论述了印刷术对亚洲与非洲、欧洲的影响，编制了“世界印刷术发展年表”，“朝鲜金属活字史料”等。
张静庐先生(1898―1969)历时20年苦心收集、精心整理、辑注，推出了七部专题出版史料，全书共250万字，收录了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7年间出版事业的重要资料。
除上述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和大型史料集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有关中国出版史的通俗性普及性读物，如刘国钧著的《可爱的中国书》(1952年)、《中国书的故事》(1955年)、《中国的印刷》(1960年)、《中国古代书籍史话》(1962年)，陈国庆著《古书版本浅说》(1957年)，阿英著《中国年画发展史略》(1954年)、《中国连环画史话》(1957年)等。
这个时期突出的特点是出版史、印刷史的研究互相交叉融合，由于研究者都来自图书馆界、出版界等文史领域，所以印刷史研究实际上是着眼于图书文献范围，书史、出版史、印刷史研究融为一体。
20世纪60年代中至70年代是我国印刷史研究的萧条时期。除刘国钧、张秀民等又编写出几本有关书史、印刷史的通俗小册子，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内部编印几本“中国书史”讲义外，几乎没有出版印刷史学术新著发表。尤其是1966年至1976年间大陆内地的出版印刷史研究基本陷入停滞状态。
就在内地处于停滞状态之时，港台及海外学者没有停止出版印刷史的研究工作，编辑出版了一批著作和论文集，这一时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及图书馆学研究院的名誉教授、兼东亚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书史》一书。该书原名《书于竹帛》(Wtitten on Bambooand Silk)英文本完成于1957年底，1962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20世纪80年代为复苏壮大时期，五年内出版了三部以出版史、报刊史、印刷史为名的通史著作，各具特色，均有建树，标志着这一阶段的高起点，也预示出版印刷史研究经长期蓄积、准备，盛期将临。这一时期国内也是以出版史研究为主流，但海外的钱存训博士为印刷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钱存训的《纸和印刷》(Paper and Printing)是英国学者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的第一分册。该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影响巨大。
1987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在中国图书史研究上又迈出新的步伐，郑如斯、肖东发编著了成套的教材，即《中国书史》、《中国书史教学参考文选》、《中国书史教学指导书》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三本书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专业教材，故发行量较大，被多次印刷，广泛流传。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教授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注意从广泛的文化领域去说明图书出版、编纂和图书馆发展轨迹及相互关系，分析中国图书对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贡献，局部理顺典籍发展的线索。
1989年最突出的成果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张秀民的又一鸿篇力作――64万言的《中国印刷史》。该书详细、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唐初贞观年间印刷术发明后，迄清末1 300余年的印刷事业的源流演进。不仅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更有许多新鲜资料和独到之处，被美国印刷史专家钱存训称为“划时代的作品”。
20世纪90年代为中国出版印刷史研究的丰收时期。研究的深入还表现在一些学术专著视野开阔，角度新颖，富有论辩性。如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曹之先生的《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一书是中国出版印刷史专题研究的新成果，开拓了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新思路，其方法是通过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多角度扫描，全方位、多学科地论证“唐明说”。
2 20世纪后期“大印刷观”的印刷史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刷工业界的一些学者专家们在对印刷史文化积累与保护措施的关注、印刷史知识的教学普及方面也有新动向，如1982年6月、王仿子先生联名提出《关于建立印刷技术博物馆的
建议》，经过各方面的长期努力，1993年底举行了中国印刷博物馆奠基典礼，1996年6月举行了隆重的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典礼。1985年9月，北京印刷学院首次开设《中国印刷史》课程，由张树栋、张耀昆合编教材《中国印刷史(讲义)》。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印刷科技界专家对印刷史研究领域的加入，倡导“大印刷观”、从科技史角度研究印刷史问题的观念逐渐彰显，成为与传统的图书出版印刷史研究的观念相并列的另一流派。
1976年后，、王仿子、范慕韩等先生倡导建立“中国印刷博物馆”。在鼓励学术研究之下，印刷史学研究成果迭出，先后出版了多种重要的印刷史书，1993―1999年举办了6次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北京5次，台北1次)、百余篇，出版5册论文集等。
1991年6月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隋唐史方向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中国印刷术的起源》，赵永东著，作者从雕版印刷术的定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古代社会技术发明的一般机制和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技术背景等方面全面探讨了雕版印刷术的起源问题。1998年4月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方向方晓阳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古代特技印刷工艺研究》，从印刷工艺角度研究了古代的特技印刷。
1999年出版的张树栋等印刷科技专家合著的《中华印刷通史》填补了印刷史上的大部分空白，赢得了业界同行专家的高度赞誉。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肖东发教授盛赞该书是用大印刷史观、横跨中华各民族、纵贯历史五千年，视野开阔、有史有论、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该书后来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简明浓缩的版本。
以上约10年之间，印刷史学之研究成果远胜往昔。呈现如下突破：①由书史、印书史向印刷文化史转进；②由印刷文化史向印刷科技史转移；③由传统印刷史观向大印刷史观转移；④由争论“发明”年代向探讨“起源”时间转进；⑤由唐初向上延伸至隋代、南北朝、新石器时代；⑥由清末向下延伸至当代；⑦填补历史空白的《中国印刷近代史》及《中华印刷通史》问世；⑧中国印刷史由1 300年往上延伸5 000年，往下延伸百年。由雕刻凸版延伸到雕刻孔板、由汉民族延伸到各少数民族、由印纸延伸到印织物；⑨确认了与韩国的雕版纸上印刷品的发明先后之争，及多项模糊不清的史实结论。
3 印刷史研究的认识观和方法论
如前所述，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出版印刷史研究的学者大都来自图书馆界、文化学术界，对印刷史的研究其实是关于印书史的研究。钱存训《纸与印刷》、《书于竹帛》，从书名就可显示图书馆界的学者将印刷史视为印书史。张秀民、曹之等先生的研究也关注的是印书史。研究者们在历史唯物论认识观与方法论指导下，注重实物考证与史料查证，这也是出版印刷史学领域通用的研究方法。90年代后，随着“大印刷观”的推行，研究界开始扩展史料考证范围，并进行了工艺史、专题史研究。
1993年在全国第一次印刷史研讨会上，郑如斯教授《书史研究与印刷史研究的联系与区别》一文辨析了两门独立学科的相互联系与区别。她认为，书史与印刷史是交叉学科，两者研究的内容都涉及到图书的印刷。当然，两者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是不相同的：在书史研究中，图书是主体。对印刷的研究是第二位的。在印刷史研究中，印刷术本身的发展变化是主体，图书只是印刷品成果之一种，对图书的研究是第二位的，透过图书探索印刷技术发展的成就和水平。
印刷的起源，历来是中外学者研究的重点。诸多论断，大都根据文献上的记载加以解释。大部分意见分歧，只是由于对早期文献中镌刻或印刷的关键名词解释不同。研究的方法在突破了印书史的套路后，强调探讨“起源”。中国是世界上发明印刷术最早的国家，但无法确切知道中国的印刷术是何时由何人发明的。它是一种经验的长期累积，是一种源流的演进发展。从横的方向看，是相互重叠、综合应用的工艺。所以，探讨中国印刷史的源流演变，可将其看作一条光谱的谱带，李兴才先生更确切地比喻为一条调子丰富的连续调灰色尺，它可以概分为暗部、中间调、光部三大部分，但无法截然地明确分界。张树栋先生在《试论中国印刷史的历史分期问题》中，主张将中国印刷史分为四个时期：准备与发明时期；手工刷印的发展与繁荣时期(古代史)；近代印刷术的传人与发展时期(近代史)；现代印刷术的兴起时期(现代史)。
印刷史研究中观点的歧义，往往源自技术分析的差异。由流溯源，使得近年来的印刷史研究更加倾向于技术的分析。如周广学、宋青梅整体勾勒出活字印刷的技术演进过程及变化的原因，并首次对不同阶段泥活字印刷技术进行了类型分析；而杨玲通过对宋代雕版印刷的基本要素纸、墨与基本工艺的考察，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揭示宋代雕版印刷业繁荣背后的物质技术原因。
在实证研究方面上，北京印刷学院尹铁虎先生对毕升泥活字的仿真复原研究，是近年来我国在印刷史实证研究方面的一次方法创新。
从大印刷史观研究中国印刷史，即从整体的、全面的、全程的、全方位的角度来研究。
1996年6月1日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典礼之时，召开了第二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落实论文49篇。论题进一步深化、细化、方位更广阔。会上延续了对印刷史研究的历史观、方法论的探讨。自然地显现出图书馆界与印刷科技界专家学者们研究的着眼点差异。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曹之教授《关于印刷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探讨了印刷史研究的关于“印刷术”的概念问题。曹教授列举古今中外的例子说明，认为印刷术不是印染术，适宜采用约定俗成的“印字术”、“印书术”。钱博士也认为，一般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主要对象是书籍，因为文字和图画的复印乃是人类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体，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影响。
关于印刷术的起源问题，曹先生认为其发明时限范围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不可能有千年之久。不能把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同应用时间混为一谈。印刷术就是印书术，但在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时候，就不能从研究印刷图书开始。
对于“大印刷史观”，曹先生认为要从造纸史、制墨史、制笔史、藏书史、目录学史、教育史、抄书史、书业贸易史、图书亡佚史、佛教史、石刻史、外交史、篆刻史、拓印史、文字演变史、印染史、货币史等多方研究，全面考察。印刷史研究是一个巨大的综合工程，需要由一支考古工作者、印刷工作者、文献工作者等组成的一支“大”的队伍，要努力改变各自为战，信息闭塞的研究现状。
印刷工艺界人士与图书馆界人士的认识观与方法论各有特点。海外与内地的观点也略有不同。范慕韩先生的“大印刷观”和李兴才、张树栋先生的“大印刷史观”大同小异。“以印刷为伍，着眼点自然是印刷”，“对中国印刷历史的研究，理应、也只有沿着印刷工艺技术的发生、发展这条主线，顺藤摸瓜，才能逐步接近历史的真实，再现中国印刷术的发展过程。”印刷工业
出版社的黄浮云、张子谦在《用大印刷史观研究印刷史势在必行》一文中指出，“印刷虽是以新闻出版为中心的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但从根本上讲，它是工艺技术，是工业，它的起源和发展，是沿着印刷工艺技术发展这条主线进行的。”
印刷工艺界人士认为，印刷术的导源和历程，织物印刷的起源，套印术的肇始和发展，近代印刷术的传人和发展，以及印刷设备、器材、科研、教育等一系列与印刷相关的领域的研究和考证，都是印刷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一个全面、系统、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中国印刷史的局面将会展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图书馆学界“大印刷观”的重点是强调方法论体系的博大，印刷工业界“大印刷观”的重点是强调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延展。
4 印刷史研究的现状和未来态势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出现了“盛世修史”的繁荣气象，印刷史研究也得到新的发展。笔者曾在2005年通过对国家图书馆的文献资料检索，得知馆藏现有关于印刷史方面的各类图书资料近30种，其中部分在2000年以后出版的专著举例如下：①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钱存训著，郑如斯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②简明中华印刷通史／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③插图本中国图书史／萧东发、杨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④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项翔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⑤古代版印通论／李致忠著.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11；⑥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任继愈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2。
近年来的研究成果频出。由北京方志编撰委员会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印刷志》(2001年)，该书史料详实，生动准确地反映了北京印刷业渐进的演变过程，从而也折射出中国印刷业的发展脉络，为后人研究北京乃至中国的印刷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国家设立了多项印刷史研究的项目来鼓励开展印刷通史的深入系统研究。以中国印刷博物馆为基地的印刷史研究活动也在我国印刷工业界的一些老专家的坚韧努力中得到持续进行并发扬光大。
(一)大印刷观为基础的印刷术视野我们分析印刷文化的构成体系，可以从“文化”的角度着眼，从“印刷术”产生于人类社会、服务于人类社会、又为人类社会所改造和创新等社会现象来抽象提炼，概括出印刷文化体系的主要构成单元。我们对于印刷文化的认识基础是来源于“大印刷观”。长期以来，传统印刷观念把“印刷”理解为仅仅是印刷书报杂志。这种落后于时代、落后于经济发展并带有很大局限性的旧有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印刷事业的发展。大印刷观是以系统、整体、全方位、多角度的方法来看待“印刷”的。印刷从属于文化这一概念已为人们所共识。文化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事实上印刷远远超出文化的范围，现代社会已充分显示印刷的社会性。即使在古代，印刷除应用于书籍印刷外，还应用于宗教(佛像)、金融(纸币)、政治(告白)、生活(印布)等各个领域。由于过去以出版为中心研究印刷史，所以书籍与印刷关系的研究比较详细，认识也较深，而对印刷在其他领域的功能与作用，及其对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则缺乏研究或研究较少。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印刷技术日新月异，功能不断完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新的领域不断开拓。印刷技术的应用领域已不再局限于文化、教育，印刷技术现已扩展到诸如:工业、农业、商业、科技、艺术、宗教、财政、金融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众多领域。“印刷”作为一种特种工艺技术正在更广泛的领域为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无愧于人类“文明之母”的称誉。印刷术发明后，主要用于印刷各种书籍，为出版服务。因而形成印刷业从属于出版业的结构模式，一般以出版机构命名沿袭千余年直至近代。传统印刷观，即以出版为中心，影响着印刷史的研究。如:在考证印刷术发明年代时，往往以印本书籍最早出现的年代作为印刷术发明年代的依据。这一论点已在学术界引起争论。大印刷观也应用到印刷史的研究之中。近年来，不少海内外学者提出了以大印刷史观作指导进行印刷史的研究。李兴才先生主张从整体的、全面的、全程的、全方位的角度系统研究印刷史。大印刷史观派生于大印刷观，应用于印刷史研究可以揭示印刷术长期被人们忽略的潜在社会功能与作用，对印刷术的发明做出更准确、更公正、更全面的评价。大印刷史观逐渐为印刷界众多人士承认与接受。张树栋先生提出的大印刷史观的涵义是:“站在印刷立场，从印刷角度出发，以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为主线，坚持历史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系统地研究印刷史。”这对印刷史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钱存训教授在《中国印刷史的研究范围、问题和发展》一文中也对印刷史领域的新课题进行了扩展性思考。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怎样考虑结合社会学、人类学、科技史、文化史、中外交通史等对印刷术的发明、传播、功能和影响等方面的因果加以分析，进而研究其对学术、社会、文化等方面所引起的变化和产生的后果，以及印刷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有没有产生影响?对现代西方文明和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有什么相同或不相同的因素和后果?印刷术对社会变迁有怎样的功能?笔者认为，所有这些研究新课题的提出，正是一种大印刷观的视角，同时也从线性的印刷史研究拓展到多元的印刷文化研究的新思路。(二)印刷文化的范畴体系综上所述，印刷文化的研究范畴是比较宽泛和丰富的。其主干部分由器物文化、技术文化、制度文化、行业组织文化、信息文化等要素构成。所谓器物文化，是属于物质层面的印刷文化，即由印品及其印刷设备所积累形成的一种印刷文化。印刷在不同载体介质上的印品丰富多彩，就拿印刷在纸本上的图书来说，图书的产生相应地就产生了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而围绕图书的研究，则衍生出了“图书文化”这个研究分支。不同时期、不同介质的印品、不同装备的印刷设备及材料(比如，位居我国印刷业重要行业协会的组织就是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则形成了不同形态与特质的印刷器物文化。这是一种生产资料和产品所构成的器物文化，也是一种媒介文化。所谓技术文化，则主要是由印刷技术的发展历史、印刷技术的动态趋势及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所构成的印刷文化范畴之一，包括印刷术的特性、印刷术的功能与价值、各种印刷术的演变历程与技术创新等。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印刷文化(比如我国古代以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为代表的雕版印刷技术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所谓制度文化，是指管理和调节印刷行业的各种政策法令、规章制度等印刷行业的各种知识成果与精神财富所构成的精神层面的印刷文化。所谓行业组织文化，是指主要由印刷行业的各种学会、协会、科研教育机构、企业事业单位等机构组织及其活动，以及行业代表人物的专业活动与知识成果等因素所构成的印刷行业文化。所谓信息文化，反映了一个行业的信息生态和信息活动所形成的文化业态。控制论的奠基人维纳(Wiener)在1948年指出:“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专门指出了信息是区别于物质与能量的第三类资源。信息是事物表现的一般形式，信息就是消息，具有一种知识属性。印刷行业所产生积累的大量书、报、刊等传统纸质文献资源和磁盘、光盘、网络数据库等虚拟数字资源，构成了印刷业信息文化的知识核心部分。以上各个文化子系统互相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印刷行业的文化整体系统。
印刷文化的社会知识价值
毋庸置疑，印刷文化是孕育和推动人类其他文化发展的“文明之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集》中有30多次提到谷腾堡和他的印刷术，以及后来的印刷机，高度赞誉了印刷术作为最伟大发明的意义。美国文化人类学学者克利福德•格尔兹的代表作《文化的解释》认为，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而文化就是这些网。印刷媒介的出现对人类社会整个交往环境、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过程有着极其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印刷媒介在很大程度上重新钩织了人类所悬挂在上的文化之网。印刷文化塑造了人类文化的诸多特性。印刷术带来了空前浩瀚的书籍，随之而来的是对这些书籍的编目、分类、整理，以及著作本身的索引。这势必引起知识分类的革命和学术传统的变化。麦克卢汉传播思想的核心之一就是:媒介是人身体的延伸，媒介可以改变人的心理和思维方式，进而在某种程度上重构社会组织。他在《媒介通论》中还特别指出:“在五百年的时间里，关于印刷术对人的感受力的影响所做的明确的评论和了解，实在是寥若晨星”。在他看来，印刷术的同一性、连续性和线性的特征影响了人们的思维过程。西方有一批历史学家在“新社会文化史”的旗帜下开始研究“知识”，探讨知识的组织和传播，以及人们对知识的接受等内容，他们将此称之为“知识的社会史”或“知识社会学”。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印刷媒介这一过去不受重视的内容进行研究，进而探讨知识、文化、社会等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在知识和传播领域中，印刷与书籍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在中国，留存下来诸多种关于书籍的各种论述和体裁，如艺文志、经籍志、购书记、卖书记、藏书约、书目、书跋、书序、题跋、书志、书刻、书约、校勘记、注疏、补遗、章句、疏证、读书记、书话、词话、诗话、评点、夹注、眉批以及有关禁书、焚书、藏书、书厄的表达，书籍地位之崇高自是不言而喻。印刷文化形态下的书籍造就了一代代独特的社会知识精英阶层。
作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雕版
关键词：CTP数字化印制工艺
CTP取代激光照排机是必然趋势，而且会非常快速。那么针对教材、教辅、普通图书实现CTP印制工艺，对出版社、代印点有什么好处呢？
1、对出版社的好处：
1）质量：
围绕胶片在不断的再版、修订再版时，带脏、马蹄印、划痕、重新拼版、拷贝都会带来质量的下降，因此出版物的印制质量是没有保证的。科技论文，CTP数字化印制工艺。科技论文，CTP数字化印制工艺。河北一新华说过，每年几千万的印刷业务中，再版的图书印制质量是最差的，不是技术、设备、管理不行，实在是胶片的质量太差，没法弥补。科技论文，CTP数字化印制工艺。
对比CTP印制工艺：
没有网点的损失，不会带脏等，可以根据自己印厂的印刷适性进行印前制版与印刷工艺的匹配，甚至是不同阶调的印刷补偿；利用特殊挂网技术配合CTP，可以轻松实现彩色300线、黑白175线的印刷，使印制质量进一步提高。科技论文，CTP数字化印制工艺。
2）成本：
对于有些出版社的教材在多省出版发行，出版社还要进行胶片的拷贝，胶片母板还要很好的保存，既是成本的浪费，也是管理上的麻烦。
对比电子胶片实现CTP印制工艺：
利用数据库保存电子胶片，极大的方便了管理，成本也进一步降低
3）效率：
春秋两季教材，对出版社、代印点都是一种挑战，电子胶片传版、CTP印制工艺都是提高出版、印制时效的有效手段。
4）对数字出版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电子胶片、与电子胶片一致的阅读PDF及JPG版面图是出版社出版资源建设所必需的成品数据，没有这个系统的支撑，出版社是获得不到真正与纸书内容一样的印刷成品电子文件的。
1、对印刷厂的好处：
对印刷厂来说，出版物采用CTP印制工艺后，可以大大提高印刷的效率，提高现有印刷机的产能，可以干更多的印刷业务；印制质量提高，可以为出版社更好的服务；大大降低印刷过版纸的损耗，节省胶片再次处理的所有成本。随着CTP板材的快速下降，书刊厂从成本、质量、效率的角度希望采用CTP印制工艺，即使是针对再版印刷。
比如：
万象思维是一个做教辅出版的民营书商，其直属印刷厂是陕西思维印刷厂，有二十多台印刷机。陕西思维从07年开始应用CTP，现在每月CTP用版量达到了20000多张（最高峰时达到每天1500张版），100％淘汰了两台全开激光照排机。科技论文，CTP数字化印制工艺。不管是新书、再版书都全部使用了CTP。科技论文，CTP数字化印制工艺。
河北一新华是一家综合性大型印刷企业，已经购买了两台CTP，一台用于商业、包装印刷，一台专门用于教材、教辅、普通图书的印刷，河北一新华已经体会到了CTP工艺的好处，迫切希望上游出版社能给他们电子文件，以充分发挥CTP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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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网点的损失，不会带脏等，可以根据自己印厂的印刷适性进行印前制版与印刷工艺的匹配，甚至是不同阶调的印刷补偿；利用特殊挂网技术配合CTP，可以轻松实现彩色300线、黑白175线的印刷，使印制质量进一步提高。科技论文，CTP数字化印制工艺。
2）成本：
对于有些出版社的教材在多省出版发行，出版社还要进行胶片的拷贝，胶片母板还要很好的保存，既是成本的浪费，也是管理上的麻烦。
对比电子胶片实现CTP印制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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