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论文范文一：对城市经济学意义和作用的分析与感想
摘要：很快这学期的城市经济学课程就结束了。学了城市经济学感觉学到了很多相关知识，非常有用，使我受益匪浅。
如今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城市化，而发达国家也在将城市的建设进行优化，使城市也更发达更现代化。不管是城市化阶段，还是使城市的更发达的阶段，城市的进一步规划都离不开城市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将从城市经济结构与城市成长、城市内部结构、城市公共服务及福利设施、城市人力资源经济、环境与城市生活质景、城市发展政策等方面通过经济分析方法，分析、描述和预测城市现象与城市问题。从而使我们在规划城市时使我们的建设更合理化，并用最优方法解决与城市或城市经济有关的问题。
关键词：城市经济、城市经济学、公共经济、市政建设、城市财政 、城市化 ，城市规划。
半年的城市经济学课程转眼就结束了，在学习这个课程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城市经济学的知识，感觉对我们非常重要。为了详细说明城市经济学，我们可以先了解他的分类。城市经济学学分为理论城市经济学与应用城市经济学。前者从理论上研究城市的经济活动，了解问题的现象与实质，不涉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及政策方面的研究，其
主要内容有：城市化理论，城市发展理论，土地利用及地租理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城市规模等。它有助于了解城市经济现象和问题，是城市规划前必须的基本研究。后者注重研究改善和解决城市问题，增进居民福利的对策及具体办法，研究内容为城市问题与城市发展政策，如住宅拥挤且质量低劣，交通堵塞、失业、种族歧视、贫民窟等。上述两者皆与城市规划关系密切，是城市规划工作的基本内容之一。 而在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面，城市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有：(1)城市经济结构与城市成长，包括城市产生、城市化、郊区化、都会化、城市发展结构、城市特性、城市规模、、新城建设等;(2)城市内部结构，包括土地利用、住宅、交通等;(3)城市公共服务及福利设施，包括城市财政、公共服务设施(如水、电，公园等)的供需状况;(4)城市人力资源经济，包括就业、消费、迁移、贫民、人力资源、投资等;(5)环境与城市生活质景，包括公害预防及处理、防范犯罪、旧城改造等;(6)城市发展政策。
城市经济学的包含的内容主要有：1、城市经济的基本理论，如城市概念，城市化，城市规模、类型、性质、功能、地位和作用;2、城市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条件、过程、特点，以及在各种生产方式下的表现;城市经济的外部关系，城乡对立运动及其规律;3、城市经济的内部结构、空间结构和经济关系;4、城市中的公共经济、市政建设和城市财政;5、其他城市经济问题，如城市住宅、土地、交通和就业等。
城市经济学的性质上，他是与经济理论从微观经济到宏观经济学再到中观经济学这一发展历程一脉相承的一种经济学。
在我看来，城市经济学的作用和意义在于：(1)城市经济学是发展中的经济学。城市经济发展的实践呼唤着一种全新理论的产生，并以此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进行前瞻性的指导。一些学者致力于城市综合问题的研究，诸如城市土地利用与价格问题、城市交通问题、城市运输问题、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城市规划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求解使城市经济学应运而生。此后，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在各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城市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点、区域发展的中心，更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纽带。与此同时，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也日趋复杂和深化，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城市化、城市空间结构、成都区域、城市管理、城市经营、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的课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城市经济学的羽翼不断丰满。
城市经济学的作用和意义(2)：城市经济学是综合性边缘学科。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城市系统，重点是城市经济系统，而城市经济系统是多层次的，它包括微观城市经济系统、宏观城市经济系统和城市经济管理系统，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是一门边界宽广的学科。它是把许多的部门经济学应用到城市经济系统之内，并对其内涵和外延加以丰富和发展所形成的综合性学科。城市经济学的诞生，给传统的 工业、商业、建筑业、金融业等部门经济注入了新的内涵和外延，使得对其研究从条条式的局部研究转入在城市这一综合有机整体下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城市经济学将许多部门经济学难以解决的问题纳入其研究的范畴，以探求应对良策。城市经济学又与各部门经济学密切而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门跨学科、跨部门的边缘学科。 城市经济学的作用和意义(3)：城市经济学是空间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产生适时弥补了传统经济学对空间因素的忽视，并关注空间要素在城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在空间范围内对城市进行综合研究，以实现经济要素在空间的合理布局，因此，城市经济学是空间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格外重视对经济要素之间的相邻效益、布局效益、网络效益和城市区域的聚集效益的研究，而这些城市空间结构效益具有比部门经济效益更深远、更广泛的意义，对空间结构的研究是城市经济学在发展一般经济学过程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城市经济学的作用和意义(4)：城市经济学是公共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以其独特的视角， 不仅从企业角度出发，而且，更多的是从城市和区域经济整体运行盛壅塑 皇出发研究经济问题。因此，公共部门的投入产出及其政策的研究构成了城市经济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城市经济学重点研究城市公共经济的地位、作用、内容体系，提出调控的方法和公共经济政策，如通过对城市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城市文化设施、公共福利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和住宅建设等问题的研究，为政府配置公共经济资源，提高公共经济效益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因此，城市经济学是完全不同于企业经济学的治市经济学，是市长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的作用和意义(5)：城市经济学是高级市场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变量比市场经济学多得多， 即使是相同的变量，在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下也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生产的动力和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且这种经济效益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而在城市这一经济集合体中，绝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更要兼顾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不能用货币来衡量的。综上所述，城市经济学站在比微观经济学更高的层次上研究市场经济，研究由无数单个经济主体组成的经济系统的运行、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通过这些规律寻求城市经济资源的最佳配置途径，以实现城市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城市经济学是比微观经济学更为复杂的高级市场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的作用和意义(6)：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城市经济管理是城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城市经济管理既不等同于以企业为核心的微观经济管理，也不等同于以国民经济管理为内容的宏观经济管理。城市经济管理将微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城市管理是落实国家宏观管理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是保证企业微观管理合理实施和充分有效的重要条件。虽然从总体上说三者都是从事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活动，但城市经济管理却有其独到之处，诸如定位城市政府职能、进行城市经济社会综合规划、确定城市发展战略和目标;完善管理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任用机制等。此外，城市经济管理的导引、规范、治理、服务、经营五大职能更是对传统管理职能的创新，城市导引是对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进行方向性引导
城市经济学的作用和意义(7)：城市经济学是先进文化经济学。先进的城市文化将有力地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落后的城市文化也会制约、阻碍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文化对城市管理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管理者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文化模式、文化素养等决定其观念、行为，进而影响城市管理水平的方面;另一方面，城市文化又通过市民的道德规范、文明程度、文化休养、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影响着城市的精神风貌，决定着城市管理措施的实效。将城市文化纳入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不仅又一次丰富了城市经济学，而且也使城市经济学成为先进文化的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的作用和意义(8)：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而不是理论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是为了把握城市系统经济运行、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以此来指导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的实践。研究城市发展规律，是通过对城市化基本规律的揭示，探寻城市发展的一般条件、动力及过程，这对于制定城市发展战略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结构，是通过对城市三次产业结构、产业技术结构和组织结构以及空间结构的分析，以期对城市经济结构进行不断的调整和优化，这对于确定城市的发展方向、规模以及城市功能的定位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环境，是通过对城市人居环境、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全面、系统的阐述，提高人们对人与自然、经济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认识，这对于城市规划和建设以及城市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有意义的。
总体感想：城市经济学覆盖的方面非常多，包括城市、城市经济、城市化经济、城市经济空间、城市经济结构、城市经济增长、城市土地经济、环境经济、城市区域经济以及城市经济管理。城市经济学具有显著的时代性、一定的研究性和较强的应用性，可作为经济学、国民经济、区域经济、人文地理、城市规划、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房地产经营管理、城市管理、行政管理等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的深入研究对象。该学科对促进城市发展，加快城市问题解决等有显著作用，是有极大的研究价值的，值得每一位学生每一位公民去学习。
在以后的发展中，我相信城市经济学将会受到更多的注重，受到人文科学界科学家青睐，并会迎来更多的爱好者，去继续深入探究城市经济学，并用于城市的打造上，会为我们造更多福没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为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开辟新道路。
参考文献：
[1]：(美)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谢文蕙，邓卫等.《城市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3]：张郭富.《城市经济学原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
[4]：(英)麦卡恩.《城市与区域经济》.格致出版社，2010
[5]：(日)佐佐木公明，文世一.《城市经济学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城市经济论文范文二：青岛市第三产业发展研究
摘要：在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成为一种蔚为大观的大趋势，当前世界工业发达国家都进入了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高级阶段。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引进第三产业概念以来，第三产业我国迅速发展起来，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渐加大。然而，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还是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发挥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让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之林屹立不倒。
近年来，青岛市紧跟全国发展建设经济的步伐，在优先发展第一、第二产业的同时，第三产业也悄然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青岛市国民经济总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是巨大的。目前，青岛市内四区的第三产业发展已经崛起，然而还有很多的问题亟待解决，各区的产业结构的单一、产业间协调性不高和各个市区之间的产业连接不够等问题成为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瓶颈。因此，青岛市在未来经济的发展中，应调整和优化市内四区(市南区、市北区、四方区、李沧区)之间的产业空间布局，加强各个产业的联系与对接，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第三产业;青岛市内四区;产业发展研究
引言
21世纪，在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从业人员也越来越多。目前, 美国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在全体就业人数中占70% 左右, 西欧、日本、新加坡等国占50% 上下;除阿尔巴尼亚外, 东欧各国占40%以上。然而，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为15%左右, 不但比越南、印度低, 而且低于马里、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等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一些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50%-60%, 而我国只占20%左右。因此,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我国的当务之急, 只有把第三产业全面、迅速地发展起来, 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从总体上活起来,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更好地改善人民生活, 同时也会广开就业门路。
青岛作为首先开放的城市，借助良好的国际经济交流形式，在第一、第二产业发展成熟之时，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初显端倪，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了社会生活服务。在过去十一五发展过程中，青岛市在市南区、市北区、四方区和李沧区着重发展品牌经济、会展经济、信息服务业、文化产业、旅游业、商贸流通及各种服务业，并成功打造了市南区国际化的经济贸易、四方区和市北区浓厚的文化基地和李沧区繁荣的旅游和工业生产基地等。由上面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在青岛产业布局中占有越来越多的空间，在全市经济生产总值中占有极大的比重。然而，青岛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中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加强各区之间产业的联系、如何调整和优化产业发展空间布局成为青岛市在十二五发展中的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同时更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一、青岛市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和成就
青岛在过去的十一五建设中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重点支持发展金融、保险、商贸、物流、文化、会展、旅游等产业，并将这些产业合理的分配到市南区、市北区、四方区和李沧区，第三产业在青岛市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市南区成为青岛政治、文化和贸易的中心，以红瓦绿树、欧陆风情成为著名的海滨游览胜地;市北区发展了成熟的中央商务中心，青岛啤酒街、婚纱摄影街分别被授予中国特色商业街和中国婚庆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并且拥有台东路步行街和中山路步行街两大商业区;四方区将传统的工业区转变成了富有生机和朝气的新城区，重点发展科技与信息服务、文化创意、金融保险服务、中介服务、现代物流等五个第三产业门类;李沧区东部发展为青岛的CLD(中央生活区)，是2014青岛世园会的主办地，中部商业发达，成为与市南区相媲美的青岛两大购物中心之一，西部工业基础雄厚，集中了青岛市近百家大中型骨干企业，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能力，逐步形成了以化工、建材、机械、针织服装、食品加工等行业为支柱的综合性加工工业体系。
二、各市区第三产业的发展与成就
1、市南区
市南区自2008年奥运会之后，酒店业、航空运输业、零售业、国际会展、国际旅游业及体育产业等现代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今年来，市南区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建设繁荣、平安、洁净、温馨、诚信市南的总体目标，迎接挑战，抢抓机遇，科学谋划，依托区位优势，扎实推进，全面发展。市南区如今已经拥有金融服务业、物流业、分销业、社会事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房地产业、旅游业、信息咨询服务业和软件信息产业等九大第三产业，占全区经济的绝大部分。2011年，全区实现生产总值(GDP)634.21亿元，增长12.1%。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63.05亿元，增长11%;第三产业增加值571.16亿元，增长12.2%。产业结构调整稳步推进，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达到90.1%，比上年同期提高1个百分点。
2、市北区
市北区自1946年成立后，针对城区经贸发展特点，制定实施了商贸兴区发展战略，并确定了一园二街二线三区的全区经贸整体发展布局，着重将第三产业放在重点发展产业的地位上。一园即市北区工业园，建成后的市北区工业园将成为市北区高新技术产业区和工业生产区;二街即青岛科技街和青岛地下中心商业街，成为市级科技开发、科技成果交流核心和集商贸、娱乐、饮食服务、交通于一体的大型地下综合服务设施;二线即市北区商贸走廊一线和308国道加工仓储一线，建设成为集购物、饮食服务、旅游娱乐于一体，在国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繁华商业街和全市重要的物资仓储基地和市北区加工工业基地;三区即辽宁路科技商业区、台东商业中心区和敦化路特色商业区，三区建设成为涵盖商业、文化、餐饮、金融和贸易等设施的综合商业区;青岛文化街和青岛婚纱街等文化产业也在市北区有较好的发展。2010年全区生产总值实现280亿元，增长13%。区级财政收入实现16.8亿元，增长1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204亿元，增长18%。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15亿元，增长25%。实际利用内资34.6亿元，增长18.5%。实际到账外资完成1.3亿美元;外贸出口总额完成12亿美元，增长30%。
3、四方区
在过去的经济建设中，四方区将传统的工业区转变成了富有生机和朝气的新城区，重点发展科技与信息服务、文化创意、金融保险服务、中介服务、现代物流等五个第三产业门类。
城市经济学范文一：城市经济发展论文
在我看来中国的经济在近30年内保持的高速发展的原动力在于对私有化的肯定和对市场的开放。我们所谓的GDP粗略可分为四大块，投资，消费，政府消费和进出口。而中国的投资，政府消费和出口一直是中国的GDP的发动机，它们吸取了国外资金到国内生产通过廉价劳动力以提高利润。当然问题就在于由于廉价的劳动力导致消费力疲软，经济只能单向地依赖对外贸易。而美国正抓住这个软肋，提高人民币汇率直接中国经济重蹈日本覆辙。
政府一方面逐渐升高人民币汇率，同时也把所得税起征点提高。这样有助于经济软着陆，扩大国内消费市场。以免造成越来越依赖出口，而消费越来越疲软，政府也可谓用心良苦。 可是在此背后却又有更多的问题等待国人与政府携手解决我认为主要为以下三点：
1。社会利益分配不均匀。太多人以不公平的优势或是市场制度漏洞取得与其贡献不符的财富。导致社会给人以误觉以为，财富与知识和技术无关等等错误观念。贫富差距过大，富翁比教授更受推崇，政府官员比民众要高一级等等不公平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些都是由于分配不均所导致。社会各个职业都应受到平等地位
2。社会制度缺乏发展经验。一个健康的社会制度应提供可以供人们广泛合作的制度，同时每个于此相关的人都可以平等参与此合作。而我们的社会却是一个只顾私欲，不管社会所要对此付出多少浪费的狭隘的经济观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人不如印度人，尽管大部分印度人懒惰，但是他们肯进行社会合作。一个深切的体会在于，印度的企业可以坐在一起制定一个行业标准来节省开发成本。而中国呢?每个人闭门造车，你早你的我早我的。这样子的发展永远只会停留在你所迈出的那么一两部。正所谓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缺乏合作，不愿坦诚对待他人是我们民族的缺点。
3。急功近利。所有与生产无关或短时间内不能转化成金钱的东西统统被忽略掉了。由于处在一个经济发展阶段，一切对经济发展没有直接作用的行业往往就被忽略。比方说，中学里学物理和政治的占绝大多数。因为他们代表着从事理工和商业管理等等专业。而诸如地理，历史等学科就冷冷清清了。与之对应的地理研究或考古研究自然就变成了人们所说的冷门。因为他们赚不到什么钱或者说从事这行的没有富翁等先例。可是社会需要的是全方面的发展而非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会按照木桶原理，发展最慢的行业到了其他行业发展后期必然产生制约因素。像诺基亚公司，他们设计手机的时候会用到人类行为学，动物学等专家来改进他们的产品。其实可以简单的以化学反应式来说明，很多时候需要催化剂来完成化学反应。在现实中化学反应也就是说一个成功的公司。对于中国的每个公司来说，要跨入世界一流企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为这是对一个企业文化和整个社会教育所提出的苛刻要求。
阻碍共青城市发展的因素
在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快慢严重影响城市的建设，我个人认为影响共青城发展的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旅游业的发展。阻碍共青城市旅游发展因素有以下几点：
1 城市竞争力相对较弱，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不健全。
城市竞争力是城市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绝对因素和相对因素，其中绝对因素主要包括区位要素、形象要素和政策要素，相对因素是较容易发生变化的，包括景区景点、交通、住宿、购物、餐饮和娱乐六个要素。旅游发展过程中由于交通、住宿等相对因素的影响，使整个城市的旅游竞争力受到制约，从而进一步限制了相对优势向驱动机制优势的可持续转化。
2 经济成本投入过高，降低了收益率。
旅游业表面的繁荣，容易导致地方政府、企业及个人对旅游业的过热投资， 表现为旅游街区、旅游景点、旅游服务业超过旅游需求的现状，城市经济背负着维持过多的旅游设施运营的经济重荷。城市旅游的经济成本过高，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对城市主题公园、会展业、大型活动与节庆的投入。近几年旅游发展迅速，使与此行业相关的行业或产业也随之升温，这不利于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和资源的有效配置。
3 旅游业科技含量低，信息化进程缓慢。
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旅游业开发的重点在于以观光为目的的景区、景点建设，忽视了信息这个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大多城市在发展观光、休闲、度假旅游城市，其人造景观缺乏高科技的武装，娱乐项目缺乏科技吸引力。
4 城市对单产业的过分依赖，增加了城市发展的风险性。
旅游业的发展本身要依赖一定的经济社会水平，而城市旅游需求的客观存在使得城市对依靠旅游带动地方经济的增长寄以厚望，以致旅游业的变动会明显影响城市经济良性运转，增加了城市发展的风险性。重点发展海洋、港口和旅游，这表明旅游业的发展中占有一席，所以经济的发展应主要依靠绝对优势产业，同时发展相对优势产业，避免过分的依赖某一行业。
5城市旅游容易引发物价上涨，通货膨胀。
旅游者的到来刺激了住宿与餐饮的繁荣，其价格也会相应提升，旅游者的购物带动也带动了城市商品价格的上升。经营者也会借旅游发展这个契机提高价格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这使城市物价整体上升，导致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尤其是城市的RBD(游憩商业区)表现较为明显。这影响了居民的日常消费，提高了城市建设的相对成本。
6 城市旅游使城市地价与房价不断攀升。
近几年地价和房价不断上涨，这个是居民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这其中少不了城市旅游业的功劳。城市旅游引起城市范围内的住宿、餐饮设施数量明显增多，使潜在的投资者对旅游业跃跃欲试，纷纷开发房地产，这使城市地价迅速攀升，尤其是城市中心地段和周边环境优美地区的房价更是居高不下，这加重了城市消费与建设成本，是城市通货膨胀的另一个表现形式。
建议：
1处理好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实现旅游又好又快发展
要更新发展观。30年来我国旅游业一直超前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保持着高速发展态势。相对而言，或多或少存在着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的倾向，接待游客人数、旅游收入、星级饭店数量、新建景点规模等往往成为衡量发展成绩的主要风向标，成为各类旅游考核、评比的硬指标。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为了确保旅游服务质量与综合效益，应该适当控制开发数量与发展速度。
在确定十二五发展目标时，各地要区别旅游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与条件，实事求是地确定发展速度与规模，确定发展重心，防止本届与上届、各地之间盲目攀比，更不要层层加码。要充分留有余地，对各类不利因素、突发事件要有足够的估计与充足的预案，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2 处理好旅游资源与产品的关系，实行集约、有限、高效开发
要更新旅游资源观。珍惜、节约、善待不可再生的自然生态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充分挖掘、大力利用各种当代社会资源(工业、农业、文化、科技、教育、康体、节事、现代科技工程等等)，依托整个不断完善的城乡环境，依托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无限创造，不断创造新产品，扩大旅游供给的规模、品种和质量。
4要更新旅游产品观，进一步扩展到公务考察、商务、会议、展览、人才培训等具有生产性服务功能的新型产品。在继续开发观光、度假和康体健身等生活性服务产品的同时，要以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观念，处理好资源与产品开发中新与旧的关系。在旅游比较发达的地区，应把重点放在资源的深度利用和产品的升级换代上;在旅游初始开发的地区，应坚持重点开发、集约开发和分阶段开发，在时空上留有充足后备开发余地，给后任者、后代人留有足够的发展空间。要防止遍地开花不结果的粗放式开发，制止急功近利的掠夺性开发。有些情况下，不开发可能是最好的开发。有些稀有性、脆弱性和濒危性的自然与文化资源要列为禁止开发范围，相信后人的智慧与技能会保护利用得更好。
4.创新旅游机制，促进经济全面和谐发展。
4.1 处理好国内、出境与入境市场的关系，全面促进旅游消费
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国民经济向消费、投资、出口拉动型转变，把消费列为促进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首位。要从这一大局着眼，认识并处理国内、出境与入境市场的关系，适应市场已经发生的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国内旅游已初步成为我国旅游经济的主体，成为拉动内需的生力军。随着国家财富分配将向国民倾斜、城乡居民收入会普遍较快增加;持续推进城镇化、农民工成为城镇居民的新成员，国内旅游的需求将从大中城市居民为主向小城镇与农村居民扩展，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扩展，国内旅游消费对国民经济的拉动更加强劲。
4.2坚持大力发展国内旅游方针，当前的重点是从政策、制度、产品、价格等各方面，扩大国内旅游的覆盖区域与参与群体，建立城乡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推进旅游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大众旅游的服务质量与旅游体验。
大力开发适应国际市场需求的观光、度假、会展及专项旅游产品，强劲开展国际宣传营销，抵冲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逆势而上奋力开拓入境市场，使入境旅游、特别是外国人入境旅游跃上一个新台阶。以更广阔的视野、更积极的态度、更开放的政策、更宽松的办法发展出境旅游，并通过发展出境旅游带动我国旅游企业大步走出走。
4.3 处理好政府、行业、企业之间的纵向关系，创新旅游体制机制
五中全会提出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加快体制机制创新，理顺政府、行业、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健全政府引导、行业自律、企业依法自主经营的旅游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游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快职能转变，集中精力解决旅游发展战略、法规政策、部门协调、国际交流、形象宣传、环境优化、公共服务与安全保障等大政方略。大力培育各类旅游行业组织、中介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发挥行业协调、自律、促销、联络、沟通、咨询、调研和培训等服务功能，五、处理好旅游部门与其他部门的横向关系，建立产业融合与部门联动的常态机制
4.4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
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是产业的高度融合，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之间的融合，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区域的融合。越来越多的旅游产品是多个产业的结合体，商务旅游、农业旅游、工业旅游、文化旅游、科技旅游、教育旅游、海洋旅游、地质旅游、体育旅游、医疗健康旅游、邮轮游艇旅游、环保旅游等等，无不是多种产业融合的产物。
旅游资源与产品的多样性决定了旅游产业的综合性。旅游部门要更新旅游管理的观念，在落实过程中，主动与各相关部门协商、合作，共同开发各类旅游资源与产品，优化旅游的社会大环境，在合作的实践中逐步密切联系、增强共识，建立各司其职、分工合作的旅游协调机制，使产业融合、部门协作走向常态化、制度化。
4.5红色旅游的迅速升温给全市的旅游业注入了活力。
自从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孔繁森纪念馆、范筑先纪念馆、张自忠将军纪念馆、刘邓大军渡黄指挥部旧址等的红色旅游线路成为党员和游客的好去处，党员纷纷赴景点上一堂党课，接受党的教育，重温党的历史发展进程。因此，全国红色旅游景区都备受关注，红色旅游异常火爆。我市精心设计以吸引了众多游客。同时，不断改善的城市环境，使我市面貌焕然一新，一大批新景点和新项目的出现，也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使聊城市国内旅游人数和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总之，江北水城不仅是山东的，而且是中国的，是世界的，在打造其旅游品牌的进程中，应该也可以走上世界舞台，参与竞争，寻求合作，可以联络发起一个世界水城城市市长年会，邀请诸如威尼斯、苏州等水城城市市长参加，研讨对水城的保护和管理，共商发展水城旅游业的大计，这种市长年会本身对扩大水城知名度和吸引游客，就是一种很好的形象宣传。还可以建一个世界水城博物馆，将世界范围内著名的水城都放在这个博物馆里面，这会大大提高江北水城的内涵，扩展其外延，增强对海内外游客的吸引力。城市旅游是20世纪8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旅游新现象，伴随着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步伐，大旅游时代的到来，城市在区域内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这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基础支持。城市旅游在给城市发展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沉重的压力，如城市旅游对生态的破坏，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对社会安定的挑战等，可见城市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对城市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构建和谐城市，和谐旅游的长期战略。
城市经济学范文二：对我国城市经济学的认识
城市经济学自西方传入我国20多年来,在我国经历了从兴起到不断繁荣的发展过程,在许多领域取得了若干重大研究成果,为我国城市化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国外的城市经济研究以解决城市问题作为出发点和己任,在不断进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城市实际问题的解决。在现实经济问题的左右下,近年来,国外城市经济研究的内容可集中归结为4个主要的领域:区位分析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化;城市化与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模型设计;特定城市市场与城市经济模型的建立;城市经济问题、城市政府行为和城市经济政策分析。
国内的城市经济研究在改革开放后才起步但是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20世纪80年代 我国城市经济学集中研究了城市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全方位展开了城市化道路和城市化理论的研究,并对城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学科体系以及具体的城市问题、城市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概括而言,近年来国内城市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5个方面: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研究;都市圈发展与城市之间经济合作及协调分析;区位选择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进研究;产业集群与城市经济发展分析;城市政府职能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等。
城市经济研究直面时代重大问题。现代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等领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越来越需要城市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实践的需要促使理论工作者从经济学层面上积极进行探讨。就城市化和城市发展问题的认识而言,也取得了一些新认识和新见解。城市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日趋活跃。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中观层次和空间范畴上对城市经济问题进行了跨学科、跨部门的综合性研究。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个性化研究的方式。与个性化研究方式相对应的是群体化的跨空间协作研究也正在兴起,出现了跨地域乃至跨国界的全球同步合作研究,这与网络化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密不可分。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的个性化、多样化,有力地促进了学科发的创新与突破。城市经济研究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日趋活跃。改革开放为我国城市经济学者提供了与国外进行广泛交流和对话的机会,各研究机构或高校的有关单位经常派出学者到国外进修、讲学、参加国际会议,了解国外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最新信息,同时邀请国外专家来华讲学,大大拓宽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
城市经济学的学科组织建设和教学工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时代呼唤着城市经济学的新发展,与此相呼应,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于2000年10月成立了城市经济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担负起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历史重任,为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组织保障。随着城市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推进,城市经济学教学工作在国内各高校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约有20所大学开设了城市经济学课程,有10多所大学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近百名教师从事城市经济学及相关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存在一些问题。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存在不足,城市经
济理论基本观点的表述不规范,城市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部分分离。城市经济学研究存在薄弱环节。对城市化问题、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的研究存在不足,对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不足。 城市经济学基础研究。一是在重视对特定城市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关注统领全局的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新背景下,对城市化和城市经济运行的规律性研究及城市经济学理论、方法、工具、经济模型的研究。其趋势是完善城市经济学基础理论体系,明确城市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范畴、结构等问题,创建相关经济模型,提高研究的规范性和增强其实践的可操作性,规范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规范相关概念的使用。
二是完善城市经济学学科体系与内容,应融会多个学科的理论方法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涵和外延。如可探讨建立科学的城市政治经济学,包括城市及城市区域的生产系上层建筑、社会福利和行政区划等在内的问题,将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视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将所有权的分配、经济组织结构乃至社会政治制度结构都理解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应创新和发展城市化理论,把城市化研究放到城市化时代的高度加以认识。应反思城市经济、社会、环境问题以及思想、制度和管理方面的原因。要提高城市经济学的实践性,研究城市发展的系统工程和价值工程,将城市经济学研究划分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研究。应研究城市化定理或定律,使之既接受实证主义的检验,又接受伪证主义的检验,成为经过科学论证和可以反复验证的结论及指导实际工作者实践的依据。城市化问题研究。一是研究城市化的方针政策。包括城市发展政策、城市产业政策、城市人口政策、城市户籍政策、城市土地政策以及城市社会治理的方针政策等。要加强以生产力为转移的城市化规律的研究、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的发展阶段性的研究和国情与地区差异的研究。二是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具体措施,特别是政府定位及其作用的发挥。
三是研究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如何抓住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契机,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较少关注落后地区的城市化问题,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四是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分析。从宏观的角度看,应加强对不同地区城市规模结构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城市规模效益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区域差别扩大与缩小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大城市化与城镇化的研究和不同地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规律等问题的研究。五是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如发达国家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资借鉴;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也极具参考价值。
六是研究城市化与教育、文化发展的关系。城市化不单单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国民生活方式转变、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加强城市化对国民生活观念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的研究。七是城市建设的规划研究。应加强城市建设创新性与国际性关系的研究;加强民间建筑与公共建筑协调性的研究;加强城市建设方法论的研究以及城市规划法制性与指导性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管理问题研究。
一是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政府的职能与定位。这是城市建设与管理的首要和基本问题,相关的研究已有很多,但还不够清晰明确,指导实践的能力也不足,研究工作仍需加强。
二是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三个效益的统一问题。下一步的相关研究将集中在确立实现三个效益统一的原则和相应机制的形成与完善上。
三是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传承与保护。在追求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从经济学角度确立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机制,平衡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的矛盾。
四是城市文化与城市文明的建设。研究精神文明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探索政治文明的推进措施;建树伦理经济和道德经济的产业文化观念;剖析城市环境的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科学制定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积极探索发展城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途径。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经济集聚城市化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时候，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关注城市经济问题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城市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高潮，当时不仅有城市“劳动分工”说(AdamSimth,1776)，而且还盛行另一种可用以解释城市的经济学说——古典区位理论(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后，城市经济学不仅没有在马歇尔天才的综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却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徘徊。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多次试图推动城市经济学的勇敢的努力，但它们最终均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到了199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经历了一番反思和调整之后，终于涌现了两股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参见图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之后，城市经济学却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具备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诞生。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为什么却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相对沉寂，甚至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曾经出现了几次试图将城市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为什么它们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再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再次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回答，本文将按如下顺序组织：第二部分回顾并评价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简评以屠能为代表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及其与城市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对新古典时期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的种种努力进行评述；第五部分对近年来十分盛行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进行评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对城市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二、“古典劳动分工”说——最早的城市经济学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有关城市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无疑是城市出现的先导，而专业技能的提高和产品开发无异于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很显然，这已经是最早的有关城市的经济学说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380年)则遵循着色诺芬的这一思想路线，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柏拉图写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种对劳务的相互交换，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们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图的这段话为城市产生于专业化和分工确立了经济基础，并奠定了交换理论的基础。很显然，在柏拉图那里，是专业化创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确立了互惠的交换，在这当中，城市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的相当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专业化有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又提高了这里的工人们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17世纪、18世纪，“古典劳动分工”说在解释城市问题时仍然占据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认识到，大城市与劳动分工的内在关联以及专业化的好处等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只有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独一无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方面，“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这里，分工的结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都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地谷物的全部价值。此外，他们还节省了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
在这里，斯密不仅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好处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进行了阐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页)的一个简单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则更为直观，其中，k代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p代表劳动生产率，w代表实际工资率，g代表物质增长率。很显然，在实际工资率w给定的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城市的经济或财富增长便主要取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比率k和因分工扩大而导致的生产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来，k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由此看来，斯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统地从劳动分工角度来论述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经济学家。
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优点在于：它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的好处、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等看法均颇富创见性，但由于这些阐述比较零碎、散乱、没有模型化，因而其内部组织和架构颇为散乱，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传播。
三、古典区位理论——城市经济学的摇篮
进入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在当时的后发展中国家——德国——萌发，工业革命的迹象已经凸现，但农业经济仍占据德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对城市周围农业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定程度上的接纳。虽然屠能(VonThunen)开创的理论(TheIsolatedRepublic,1826)阐述的是农业土地利用和地租问题，但从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力作。
在屠能的理论中，一个孤立的城市（镇）作为整个农业生产布局的中心事先给定，在它的周围布满了为它供应农产品的农户；同时，每一种农作物的产量和运输成本也各不相同，相应地，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着农户与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并且每一个体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农户之间相互竞争土地的结果，将使地租从中心向由高向低依次递减，直至为零。由于每个农户将面临地租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并且不同作物的运输成本和产量也各不相同，因此，农作物的生产将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给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观的结果。该图横轴代表距离中心城镇的距离，纵轴代表租金。图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竞租曲线”(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给定的距离时农户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实线组成的包络线定义了租金级差。该线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者愿意比别人出更高的地租，结果便会得到图下半幅同心圆式的种植圈层。越靠近最里层，土地的租金就越高，运输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为零，但运输成本最高。
从上看，屠能的理论似乎仅能对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化的解释，比如，它能解释不存在李嘉图式肥沃程度差异条件下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释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农户售卖农产品所得的价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然而，该模型在多方面的扩展也使得它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的一块理论基石，比如，该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问题，这构成了后来的“新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时期，通过建立有关集聚经济的模型，该理论又可以被扩展到探索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内生形成问题(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农业时代，当时盛行所谓“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经济，这也许正是他的模型能够与以竞争范式为特征的诸多新古典应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与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用劳动分工解释城市经济问题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的实质则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作为分析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所谓“离心力”。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的所谓“向心力”，他的模型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释，这样，有关城市为什么形成以及怎样形成的关键思想便被他人为地假设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区位理论形成了两个基本分支：第一个分支是要考察：在给定所有其他“经济人”区位的情况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经济人”的成本问题，也即“最小成本区位问题”。该分支主要由韦伯(Weber,1909)、艾萨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萨卡世塔(Sakashita,1987)、贝克曼(Beckmann,1987)、师叶和麦(ShiehandMai,1997)等继承和发展；另一分支则要考察：在给定厂商相互直接竞争的条件下，厂商们如何寻找最佳的区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条件下控制它们的市场区域问题，也即“中心地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该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纳(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经济问题的某一方面，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能够解释厂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趋势，克里斯蒂纳的“中心地理论”能够解释城市体系在具有不同区位的市场区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们在解释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均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们在解释城市区位问题时大多借用了物理学、几何学而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结果便在客观上限制了它们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中运用了“物料指数”、“位置权重”和“劳动系数”三个工具来解释工业区位中的最小成本问题，但该决策问题中的决策者到底是谁，是一家工厂还是企业主？如果是厂商，它是私人厂商还是其他？韦伯对此并未给予任何交代，换句话说，韦伯所说的最小成本问题既不是关于理性决策者如何做出合理决策的问题，也不是这些决策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问题，因此，严格地说，韦伯的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没有多大关联（Krugman,1995）。还有，克里斯蒂纳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论”讲述的是在权衡了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后，生产者决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结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提品，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个体相互影响的决策问题，但是，它没有给出明确的决策者是谁，也没有言明决策者决策时的市场结构或者厂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问题，因此，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心地理论提供的是某种纲要，一种可以把你对城市系统的思想和数据结合起来的方法，而没有提供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结构的经济模型”。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中的很多变量均表现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区在空间上是不连续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规模后可能会停止增长并在它的周围产生出更多的中小卫星城，还有，由于外部性的影响，一定量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经济活动具有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难完全体现在商品的买卖价格上，这样，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便无能为力，而应该用专业化和分工的方法来求解。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古典区位理论均在一个轻松的假定中将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总之，古典区位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时调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础上，它所作的假定与农业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小城镇经济相匹配，但是，当工业经济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识、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优势日益彰显的时候，它难以对城市经济的核心——城市形成——做出解释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结果，古典区位理论便走进了其理论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时期的城市经济学——无能而无奈的努力
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基本处于沉寂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区位理论一样，均与完全竞争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相容，这就决定了它难以对城市经济活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人理性，对价格和彼此之间的活动具有完全知识。企业被假定为规模较小、不能行事其权力的价格接受者；生产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场上交易，因之生产者能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支付全部费用，而消费者除非得到合理补偿，否则不会被强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极小的数量进行生产和消费；最终所有的经济活动在价格机制下均达致最优的均衡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经济是个非常不完善的领域，也即它以广为分布的外在性为特点，因此，客观上看起来比较理智的资源分配事实上很难办到，此外，城市的投资和生产倾向于“大批量、大规模”，这很难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相容(参见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以空间上的集聚为主要特征，这样的客观现实均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报酬递减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马歇尔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界流行的数学方法是所谓的“微积分法”。微积分法对于处理完全竞争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传统新问题得心应手，可对解释地理空间、城市等具有非线性特征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用于处理城市和空间问题的数学工具——非线性规划、库恩—塔克条件等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先后出现，这样，在经济学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好满足于现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构筑城市经济学的大厦，结果便导致了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时期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演进：第一条路径主要是继承所谓的“马歇尔传统”，将城市经济问题放在“外部经济”这一黑箱中来处理，从而演绎出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的诸多文献；第二条路径便是对屠能的理论进行简单地扩展和修补，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新城市经济学”的工作。
（一）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城市
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现象的始作俑者是马歇尔，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而且首开了运用“外部规模经济”解释空间集中和厂商相互接近的优势，“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区位时，他会是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相互从临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得到良好的市场”。
更一般地，马歇尔所说的同一产业的厂商相互毗邻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以支持专业化的投入品生产者；第二，雇佣同一类型工人的厂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劳动市场蓄水池的作用，也即当一个雇佣者的经营不好时，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类似的工作，反之，当他经营好时，又可以雇佣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厂商之间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马歇尔对城市或工业集中问题的处理法，给那些试图进行正规模型化的后来者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术方面的，还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则它会通过直接影响个人的效用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其作用，从而它与竞争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将影响以价格机制作为交易中介的厂商、工人和消费者，比如，厂商相互临近可以相互借债、融通资金，但是，当他这样做时，一定会与整个经济的微观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的程度、厂商垄断权利的强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金融外部性与完全竞争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实也许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所说，正是由于技术外部性与竞争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定集聚来源于技术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临的模型化难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此后的城市经济学在劳动分工之外的另一条道上越走越远。
比如，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为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例如，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两难冲突，其结果是最优的城市规模由此给定。如图2所示，该外部经济的净效应产生的城市规模与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现实中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规模的城市？亨德森争辩说，不同产业的外部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经济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城市规模，与具体的产业关系不大，比如，钢铁产业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经济的回旋余地也大，轻纺城市则相反，最终，轻纺城市的最优规模在O点，金融城市在P点，但不同类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将达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他通过假定将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布局在中心商业区来论述城市集聚现象。也就是说，他不能真正从微观主体相互逐利的结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诉诸于一个人们其实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匣子——外部性——来解决问题。比如，他在论述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时，依赖一个假想的大型开发商或者城市发展商来解决问题。从现实和理论来看，发展商或城市开发商均有内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趋势，这一点肯定是对的，因为内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让开发商或者发展商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该大型发展商或者开发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又来自哪里？作者对此含糊其词，并没有给予多少解释。因此，尽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几者均多前进了几步，但他在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经济学模型一样的错误。
（二）“新城市经济学”
“新城市经济学”(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其经典模型是一个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该中心被假定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该城市拥有一个事先给定的中心商业区（CBD），它规模既定，从每一个方向远离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是土地和居住区，居住区被假定为一维空间；该城市地区人口给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业；唯一的交通成本发生在居住区与中心商业区之间，中心商业区内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义为对中心商业区复合商品的消费和土地的消费；均衡时，消费和价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结果，城市的规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条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时间以及农业对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内生决定，土地价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区位等均由模型内生决定。
虽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经济学前进的征程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也产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见，比如，比如，它运用了经济学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将厂商、消费者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看待，又如，它的结论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优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与中心商业区的距离的函数，而该密度问题很可能与交通体系的拥挤有关；还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经典模型和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单中心城市(mono-centric)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解释：在工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城市为什么会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会形成很多居住区和农业区。换句话说，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样，均不能将城市的形成作为一个变量而内生决定，而中心内生这一点在工业经济时代却变得比农业时代越来越难以回避。尽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成了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此之前，城市经济学零星、散乱、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释力差、适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经济学开始拥有较为完整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分析工具较为先进、模型内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释力和适用面大大扩展。很显然，城市经济学在“新城市经济学”之后作为一门具备较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真正诞生(Mills,1998,pp.1-11)。
总之，如前所述，传统城市经济学只提供了经济活动如何在城市周围扩散开来的有关理论，而没有提供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城市集聚起来，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正构成了传统城市经济学的共同缺陷。毫无疑问，对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区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讨无疑将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五、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两股试图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联系和互动大大加强，这样，以研究单个厂商乃至一个行业的规模和资源配置问题为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难以适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个以空间上的集聚、交易成本节约、分工和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城市化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主载人类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能深刻、完整地解释和分析城市内生演进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经济学已成为时展的客观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有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等，所有这些发展均在客观上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为例，在该模型出现之前，城市经济学在“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视野内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在该模型解决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以后，有关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经济问题变得可以处理了。因此，该模型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鲁格曼和维纳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们的学生等为代表，其主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城市中心的内生性，还有，为什么在特定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福基塔和欧格华(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论证说，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区位同时决定的话，就必须在一个没有外生给定中心的区位上进行研究。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决定城市区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弃完全竞争而采用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投入会带来网络正外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新经济地理学所说的“城市中心的内生性”就是“集聚经济”的另一侧面。那么，集聚经济的源泉又来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释说：第一是非市场相互作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知识的共享，这会产生区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邻效应”(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垄断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其中厂商生产差别化的产品，而消费者则偏爱多样化的消费；第三，由于相互竞争的厂商在地理上的毗邻，便会产生所谓的战略外部性。正像一个铜板有两个面一样，集聚经济既是中心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由于集聚经济在产生正外部性的同时会带来两个“冲突”，第一是集聚带来的效率的提高与相应的内部运输成本的提高之间的两难；第二是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与其他城市之间的集聚的两难。总之，当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达到饱和时，它便会让位于拥挤、污染等“集聚不经济”，从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开始占主导，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网络化的城市体系会形成。
“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这样一些优点：首先，它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城市经济学核心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地解决；其次，它运用了非常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假设，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合理地解决了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空间外部性之间的古老难题；最后，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更高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低程度的差别化与城市分散对应，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高程度的差别化与集聚对应，这些结论大多已得到实践和现实的检验。然而，它也存在缺点，比如，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和生产者截然两分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虽然恰当地降低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但是，因为城市经济活动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事实，而使它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种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经济很可能与多种因素的集聚相关；最后，它不能预见很多与城市化进程共生的现象（杨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该模型能将地理学的生产布局理论、主流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结合在一起解释城市的出现和城市化进程，所以，它却为以后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线索和参考素材。
（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主要有这样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这些模型虽然数目较少，但内容丰富，且隐含了很深的政策和应用意义。
(1)从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经济的独特角度解释城市经济现象。在这些模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虑了不完全竞争和分工经济，从而内生化了城市的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交易效率优势、城乡低价差别以及与城市化进程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在这些模型中，第一，专业化经济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则它的报酬便是递减的。而专业化经济的报酬是递增的，它不仅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能内生出产品的多样性。第二，每一对“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将会引起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自发演进到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状态。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能通过缩小“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而使市场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第三，在新兴古典城市经济框架中，市场的功能将更加复杂，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这个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不仅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商业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化本身不过是专业化和分工程度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发生变化和改进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产力就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正是这个正反馈机制不断推动城市和城市化的进程。
(2)这些模型的内生程度更高，解释力更强。第一，它合乎逻辑地解释了城市的出现。在城市起源说中，既有“军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说，也有“社会分工说”，还有“私有制说”和“集市说”乃至“阶级说”和“宗教说”，但是，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相结合来解释城市的出现既能从整个社会分工网络的角度解释城市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又能从个人自利决策的角度解释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经济根源，因而，该说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说”更具说服力；第二，这些模型可以解释与城市化进程中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比如，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在城市生产的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相对比率的提高、每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职业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场范围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的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和每种产品生产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鲁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虽然也能解释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因为这一点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给定。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恢复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思想零碎模糊、体系组织性、逻辑性差、难以模型化等内在缺陷，能在一个具有严格组织体系的框架内将过去城市经济学的很多核心思想组织起来，此外，它的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很多现象能给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复杂程度较高，还有，很多人批评它的假设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比如，程炼，2002），另外，它的相关经验和政策分析还很少，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在经济学界的传播。
六、结论与展望
一部城市经济学的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失败的累积史。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洞见就是劳动分工对经济发展、城市和国民财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么重要的思想却在马歇尔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遗弃。同样的是，以屠能等人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尽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现实，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漠视”；在此之后，虽然也曾有些经济学家拿着锐利的分析工具，试图为将城市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不懈努力，但无情的现实却将他们远远抛弃；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痛定思痛的城市经济学家们终于抓住了城市问题的症结，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经济学的锐利武器，于是，过去几个时代的陈旧思想似乎一下子复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们去做的也许只是记取这些经验和教训，保持一个清醒、理智的头脑。:
首先，简洁的数学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学科的共同特点，要想使一门学科步入科学的殿堂并成为后人传承的经典，模型化也许是不多的几条出路之一。因为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不仅能为给定的理论模型提供从假设到结论的最简捷和有效率的逻辑链条，而且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多次的反复假设和检验来剔除模型中非本质的因素，并更快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大大提升一个理论或者模型的严格和内洽程度，从而加速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很显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关城市与劳动分工关系的学说尽管颇富原创性和说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进行严格的定义，且其理论没有用数学逻辑很好地组织起来，所以，它们只能是一些缺乏内部组织和秩序的理论片断的集合体，结果，在马歇尔对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这一缺陷便在客观上阻碍了古典城市经济学说的发展；一个可作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经济学”理论，虽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时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业区外生给定，但是，由于它拥有较为系统、严格的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基础，并且其模型均从“经济人”自利行为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导而出，所以它反而成为城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其次，一个理论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标多么宏伟，也不管它的假设是多么地不符合现实，但是，只要它能预测和解释现实，它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时代是典型的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时代流行的是所谓的“报酬不变规律”，城市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论虽然在解释城市形成时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现实，因此它是那个时代最具解释力的模型；与屠能相比，“新城市经济学”似乎显得比较幸运，因为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分析工具在那个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没有观察到现实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多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没有把握住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结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而未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笔者之所以相信“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可能有较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把握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报酬递增——以及相应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竞争、专业化和相应的数学工具。
再次，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质问题、根本问题，也是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寻找并把握核心问题，把握其规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视次要问题。古典和前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分工与城市关系的学说以及古典区位理论被时代遗弃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因为他们观察到了一个当时时代里并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并且当时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当时的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而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的兴起则是时展的必然，因为当代的社会已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城市已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而理解城市的内生形成已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和重点。同样的是，新古典时期用外部性来解释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经济学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区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将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放进一个人们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箱中而试图掩饰自己对城市经济学问题的无能和无奈。
最后，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综合、调整和融合的新时期，一方面，过去的传统理论不断在新的躯体上复活，比如，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就借用现代的分析工具——超边际分析——将前古典和古典时期的城市与劳动分工的理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再现在世人面前，新经济学地理学则在屠能的地租理论、缪尔达尔“循环累积”(Myrdal,1956,1957)、马歇尔“外部性”、赫希曼的“产业关联”(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城市经济学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断涌现，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将计算机模拟、演化经济学以及动态学来描述城市的演进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论则借助于非线性规划和库恩－塔克条件甚至计算机模拟等来建构起理论模型。还有，不同理论之间已经在某解关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均看到劳动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将主要由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组成：第一，两者均有一个比较接近现实的分析框架作为支撑，前者以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集聚经济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劳动分工、专业化和不完全竞争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两者均拥有一个具有相当高级的数学工具作为支撑，前者以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后者以超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第三，两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同时这两个学派又均熟知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演进路径。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城市经济学派的复兴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某种回归，而且是对过去的古典区位理论、新城市经济学、以亨德森为代表的用外部性对城市的解释、经济地理学经验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的总结，同时也是对过去城市化理论的某种综合和超越。
参考文献
Abdel-Rahman,H.M.(1990),“AgglomerationEconomies,TypesandSizesofCitiesJournalofUrbanEconomics.27,25-45.
Arnott,R.(1979),“OptimalCitySizeinaSpatialEconomy,”JournalofUrbanEconomics,6,65-89.
BaumgardnerJ.R.(1988):“TheDivisionofLabor,LocalMarkets,andWorkerOrganization,”JournalofPoliticalEcnomy,96,509-527.
Blaug,M.(1996).EconomicTheoryinRetrospect,Cambridge,U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Fujita,M.(1988),“AMonopolisticCompetitionModelofSpatialAgglomeration:DifferentiatedProductApproach,”RegionalScience&UrbanEconomics,25,505-28.
Fujita,M.(1989),UrbanEconomicTheory:LandUseandCitySize,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Fujita,M.andKrugman,P.(1994),“OntheEvolutionofHierarchicalUrbanSystems,”mimeograph,DepartmentofRegionalScience,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hiladelphia,PA.
Fujita,M.andMori,T.(1997),“StructuralstabilityandevolutionofUrbansystems”,RegionalScienceandUrbanEconomics,27,399-442.
Fujita,M.AndThissem,J.-F.(1996),"Economiesofagglomeration",JournalofJapaneseandInternationalEconomies,10,339-78.
Fujita,M.,andKrugman,P.(1995),“WhenistheEconomyMonocentric:vonThünenandChamberlinUnified,”RegionalScience&UrbanEconomics,25,505-28.
Fujita,M.,andThisse,J.-F.(2002),EconomicsofAgglomerati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Fujita,M.,Krugman,P.,andVenables,A.J.(1999),TheSpatialEconomy,MITPress.
Gordon,B.(1975),EconomicAnalysisbeforeAdamSmith,London,Macmillan,p.41.
HendersonJ.V.(1974):“TheSizesandTypesofCities,”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9,640-656.
（1）转变观念，确立都市农业新定位。虽然宁波市区农业在市区GDP中所占比重不到2%，更有逐年下降趋势，但衡量都市农业的价值，不能仅凭产值等直接指标，更要看其对城市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产生的间接效益。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均将都市农业定位为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将都市农业的发展状况作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评价指标。但根据《宁波市“十二五”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规划》，我市都市农业目前仍然被定位为“在现有产业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精品蔬菜瓜果、高档观赏园艺和生态稻米种植”，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作为我市城区蔬果花卉等初级消费农产品的提供者，在整个城市经济中扮演着次要角色。因此，在后续我市推进新型都市化与发展城市经济的进程中,要切实转变观念，重新调整都市农业定位，将其视为我市城市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都市农业发展水平作为重要指标纳入我市城市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中。
（2）优化布局，构筑都市农业新框架。根据《宁波市“十二五”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规划》，我市都市农业布局仍主要局限于沿绕城高速的市郊环形区域内，城市内部布局基本缺失，因此需要对我市都市农业生产布局和生产分工框架进行优化调整，做到充分利用好每一寸土地资源，充分发挥好中心城市的高端要素集聚优势。一是融合我市新型都市化规划，按照“一圈多点”的思路，更加灵活机动地筹谋规划都市农业生产布局，针对不同情况制定更加适合的用地政策，引入或实施不同的都市农业项目。首先，对于沿绕城高速分布的都市农业圈范围内的较为集中的农地，宜引入资源要素集中、生产经营相对集约化的经济功能较强的都市农业项目。对于此类土地，可探索建立农村耕地有偿使用、有偿退出和跨社置换机制，在符合规划和不改变用地性质的前提下，对农村耕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允许采取出让、租赁、作价入股等方式参加都市农业项目开发。其次，对于我市“两带三片双心”等城市组团间分片零散的农地,以及城市组团内部的点状分布土地,如道路沿线空地,河川空地,待开发用地,宜引入小微型、孵化型和生态社会功能较强的都市农业项目。对于此类土地，不论其所有权,不论其土地性质，只要适宜于开发利用的土地,均可考虑放宽政策，引入更加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进行都市农业项目开发。二是按照“研发销售在城区、转化生产在周边”的分工思路，统筹谋划都市农业产业分工框架。首先，推进都市农业生产功能区的转型。着力把甬江南岸现代农业综合区、镇海九龙湖、骆驼、澥浦、江北慈城、东钱湖等重点农业生产功能区建设成为以精品型、服务型农业为核心的都市农业产业的重要集聚平台。其次，进一步强化农产品深加工能力，提升农产品加工附加值。将孔浦水产品加工园区、北仑现代农业综合开发区、镇海农业开发区及鄞州区、北仑区、江北的蔺草、茶叶和水果加工基地建设成为以创新型、科技型农产品加工为核心的都市农业与工商业融合的重要平台。再次，提升都市农业创意创新水平。借助我市国家高新区研发园、南、北高教园区、南部商务区等功能区，培育引进涉农创新型、营销型企业和团队，培育打造出我市都市农业创新项目孵化平台和品牌建设平台。
（3）聚集要素，延伸都市农业产业链。针对我市都市农业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大力引导农业产业链的延伸，推进都市农业与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资源要素集中、高效配置功能、区域互相联动的都市农业产业链，将以农产品生产加工为主的产业形态转型为以提供服务附加值为主的产业形态，提升都市农业产业层级，打造都市农业品牌，提振都市农业的经济效益。一是要建立都市农业经营平台。建议由政府主导，直接引入社会信誉较高、经营情况较好、资本较为雄厚、技术较为过硬的平台企业。形成集农业信息服务、管理咨询、产品流通、营销推介为一体的现代信息支撑体系，为都市农业产业链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在平台建立后，可将整个我市都市农业圈产业链上的农业生产、农业生产配套服务、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产业主体吸纳到平台内集聚发展，同时平台企业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共同肩负整个农业生产与流通环节的安全监管，保障最终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整个过程中的质量安全。二是要培育梯次合理、分工精细、合作有序的都市农业经营主体。首先，鼓励积极探索农村股份合作“庄园农业”发展模式。按照“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民主管理”的原则，依托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等农村基层组织，选取产业特色鲜明、集体资产所有权清晰、农民参与积极性高的村集体开展试点工作，引导农户以土地入股开展合作，转变生产方式，将农村股份合作“庄园”做强做大为都市农业的重要市场主体。其次是大力发展农业龙头企业。鼓励和支持工商企业从事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服务、农产品加工等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探索建立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的准入和监管制度，集中扶持建设和引入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创新能力强、资源优势明显、产业增值效益大、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并紧密带动农户的都市农业龙头企业，在贷款贴息、技术改造、购置设备、扩大规模等方面加大对都市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和培育力度，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和市场化程度。三是要培育区域都市农业品牌。首先要大力鼓励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关农业行业组织积极申请、注册和使用农产品证明商标、集体商标和原产地标识。其次要加强有一定知名度的都市农业品牌的二次创意开发。鼓励相关市场主体围绕已有知名都市农业品牌进行多方位的创意挖掘，使品牌以多种形式与不同的产业相融合,最终建立起以品牌为中心的都市农业产业链。最后是要提高都市农业品牌管理水平，充分利用会展、网站、媒体、户外广告等传统宣传平台和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加强我市都市农业品牌宣传推介。
（4）创意创新，打造都市农业新亮点。我市部分都市农业项目既未充分发掘当地的农业生态、文化，也未开发创意或者创新技术，没有鲜明主题，立意和层次都不高。以我市都市休闲农业产业为例，基本上都是以农事体验、食宿为内容，不同项目之间只是体验内容和食宿服务稍有区别而已，没有专业化的市场差异定位，产品服务雷同，经营模式相同，可持续发展乏力。因此亟需根据区域农业条件，深入挖掘区域农业“三生（生态、生产、生活）资源，并通过创意创新对其加以整合和包装，使其成为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资本。可考虑采用如下几种创意方式：一是突出农产品本身特性。如我市现有的各个蔬果花卉精品园区，可考虑引进相关新型品种和新型培育技术，构建以各类蔬果花卉为本体的“新、奇、特”农产品种植、观光等项目，有效增加蔬果花卉等农产品的附加值。二是突出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过程，可考虑对我市年糕制作、蔺草编织等进行发掘和创意，构建特色农产品制作体验等项目。三是发掘农业文化内涵的创意。可以考虑对我市“稻米文化”、“海洋渔业文化”相关的农业传统、农事节日习俗等进行深入挖掘和二次创意，定期举行相关商业庆典和文化艺术活动并发展相关衍生产业。
（5）融合社区，凸显都市农业新功能。都市农业对于推进新型都市化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经济效益上，还应体现在社会、生态效益上。社区支持农业（CSA）被世界公认为是一种可以兼顾经济效益、社会生态效益的都市农业成功发展模式，我国上海、北京、杭州等发达城市的CSA发展已趋向成熟，涌现了“小毛驴市民有机农园”等一批成功案例。我市目前的CSA则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仅有零星的“农产品配送”、“农产品直销”等一些初级业态，发展空间较大。因此，建议我市大力发展CSA以及其衍生的各种创新都市农业发展模式，推进都市农业与城市社区融合，与市民生活融合，与城市生态融合，打造产品安全有机、产业与消费者互相支持的可持续发展都市农业，凸显都市农业的社会生态效益。一是大力引导发展较大规模的生产型CSA项目，打造有影响力的CAS品牌。鼓励都市农业圈原有的种养殖特色鲜明、基础设施优良的特色农业精品园发展CSA项目。并从土地流转、土地租金，产品营销、设备购置、技术改造等方面进行适当倾斜和补贴。引导优质CSA项目与家庭、社区、食堂进行对接，建立CSA农场农产品进家庭、进社区、进食堂的“三进”的长效机制。提高优质CSA农产品市场占有率，打造CAS品牌知名度，解决CSA产品营销这个最大的难题。二是引导发展贴近市民、贴近社区，小微化、体验型的CSA项目。鼓励公共事业机构、企业和农民个人利用城市组团、片区间隙和周边空间的零散土地，以镶嵌式的“农业绿岛”、“农业花园”等形式发展小微化的CSA项目，提供农事体验、种（养）植等服务。对于该类项目，建议在许可情况下应尽量放宽相关政策准入条件，为其水、电等基础设施改善提供一定的便利，同时建立监督机制，对其在经营中对市容市貌、环境影响等方面进行引导和监管。
二、相关工作建议
（1）加强协同，完善机制。发展都市农业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协调与都市农业发展相关各部门的机构，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共同制定相关政策，创新制度建设，完善机制，明确职责，形成合力，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在此机制下，农业主管部门认真履行规划指导、政策落实、项目落地、协调服务职能；发展改革部门积极支持规划内重大建设项目的实施；财政部门落实各类农业补贴补助资金；其他相关各部门立足自身职责，加强协同，推进规划实施；区县政府结合实际，明确发展目标，保障工作经费，扎实推进本地区都市农业发展的落实。为推动都市农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和向高端化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2）科学谋划，细化规划。作为都市农业起步较早、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宁波尚未出台一个单独的综合性的都市农业规划，只是在《宁波市农业“十二五”规划》、《宁波市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等文件中散见对都市农业圈规划的描述。建议加强专项规划，从功能、产业、区域等方面对宁波都市农业进行系统规划，充分发挥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功能，使农业的“蓝天碧水”与城市的“宜业宜居”相映生辉。
1.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城市经济学于上世纪中期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社会研究的重点学科，城市功特殊功能区的划分使城市经济学开始对城市郊区化、都市化、城市发展的结构以及城市的区域特征进行研究；城市区域的不断扩大使得城市更新、城市土地利用、交通规划、对城市公共设施和城市环境建设进行研究也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到了20世纪晚期，我国开始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加以重视，除了以上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之外，全球城市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三个共同的特征：首先，由于城市的不断增长，由于社会生产生活造成的污染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巨大问题，研究城市化和自然生态的协调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其次，城市发展使人口流动加剧，进而引起城市就业、消费和人力资源利用等问题，这也是现代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最后，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城市文化的交流，使国际都市的发展对比和竞争力研究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内容。
2.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需要有严谨的研究方法作为指导，才能够在研究过程中保证研究手段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才能够使科学研究为真实生活提供指导和建议，城市经济学也是如此。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为两大类，一类是使用区位分析的方法，即对城市中的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例如对城市内部商业区的建设、居民住宅区的规划、城市设施建设等进行研究，此类研究常用问卷调查、访谈、个案分析、对比分析等手段进行研究；另一类是从宏观层面探讨城市经济问题，忽略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特点而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例如对城市人口发展的研究、生态问题的研究、资源利用的研究等，此类研究多应用各种元分析方法对研究目的进行探讨。无论采用何种路径和研究方法，城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原则始终是：客观、严谨、适用。
3.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论
我国城市经济学研究发展至今，在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上都得出了十分符合我国国情的结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在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道路与城市圈进化问题，认为城市圈和城市发展以道路的形成主要原因，这使得我国的道路建设一度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点内容；研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均衡是导致城市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得出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之根本”的结论；探讨城市化水平的测量问题，发现城市常住人口量是城市化测量的重要指标；在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解释城市经营管理中的问题，所得的结论包括不同城市区域的土地使用和经营管理权力划分对城市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城市规划应遵循艺术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行城市生态重构、发展“城中村”等行为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土地资源枯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加重企业负担会影响城市的健康发展等。
4.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很多社会学领域都存在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脱节的问题，这也是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最主要问题。首先，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始终是薄弱的，很多研究结论是基于当前城市发展状况的，因此，当城市行政管理人员将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搬用到城市管理上的时候，研究结果对城市发展并不能起到十足的促进作用，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否定和忽视就此产生，这在城市经营当中尤为明显。不恰当的城市经营观也是城市经济学应用中的弊端：有人将城市视为超企业的经济实体，进行城市产业发展和建设发展的经营比比皆是；还有观点认为城市经营就是经营城市者通过创造、提供有价值的城市产品以满足城市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这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文明发展的主线，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城市经济学研究结论的，“畸形”的城市也因此产生。
二、关于城市经济学的未来展望
1.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
追求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前瞻性，使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具有“预测”功能，能够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指导作用，规避城市发展的风险，是目前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这就意味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除了继续在目前的宏观城市和微观城市的研究路径中继续发展之外，探索文化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内在机制，解释城市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以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同城市的文化风格不同，经济发展状态不一，城市发展历程必然有区别，城市发展趋势也不相同。无论是在宏观城市经济研究还是在围观城市研究领域，将城市经济研究细化到探讨文化元素方面，将对预测城市发展以及为城市发展提供预测性建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创新
采用问卷调查、实际访谈等方法进行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采用对比研究、文献分析等方法进行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仅能满足目前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要求，在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十分必要的。为了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具有前瞻性的作用，进行跟踪调查、进行不同年代的城市发展总相比对研究、探求城市发展的共性，进行空间上的横向对比研究，是模拟化的“实验研究”方法，这能够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预测性的研究结果。另外，在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进行对比性的实验研究也成为可能、进行试点性的城市发展行为研究成为以后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些创新性的研究方法的使用，都能够为城市经济学研究提供动力。
3.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作用范围更广
现代城市发展受到全球信息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影响，便捷而快速的信息交流不仅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手段更加先进、研究更加高效，也使得研究结果的作用范围更加广泛。在信息化的支持下，针对一个城市的发展研究结果会很快被其他国家和城市经营者接收到，比对当下城市发展的状态，并采用其他国家和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继续完善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手段，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作用方式之一；另外，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当前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发展动力之一，这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从单纯的“对政府经营城市提供帮助”逐渐发展为“为相关经济体的发展提供帮助”，跨国公司和连锁企业的发展也需要借助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这也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作用范围扩大的表现。
4.城市经济学研究受到政府大力支持
城市经济学发展对城市发展、社会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乃至自然生态发展的重要影响，使世界各国和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对城市经济学研究本身的建设。我国确定城市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地位，允许全国各高等院校设立城市经济、城市管理等本科专业、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在条件具备的大学和城市,设立城市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将城市经济学的学科重点基地建设纳入教育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设规划中就是政府大力支持城市经济学研究的表现，随着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投入将不断增多，城市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将逐渐由边缘学科向学术研究的中心靠近。
三、结语
对全国19个大城市的1993、1995二年数据进行了主成份分析，提出用第一主成份作为城市综合经济实力的度量，给出了这些城市综合经济实力的排序。
关键词：城市综合经济实力，主成份分析，第一主成份
Usethe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toRank
TheCity′sSyntheticEconomicsPower
OuJunhao，MaFengshiJiMengxiang
(TianjinUniversity，300072)(StatisticsBureauofTianjin)
Abstract
Inthispaper，theauthorsraisethatthefirstprincipalcomponentcanbethemeasureofthecity′ssyntheticeconomicpower.AccordingtothedataofnineteenlargestcitiesofChinain1993andin1995，theordersofcity′ssyntheticeconomicpoweraregiven.
Keywords：City′ssyntheticeconomicpower，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TheFirstprincipalcomponent.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个体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功能愈加显著。当今世界已步入了全球性经济大协作、资源市场大竞争、经济循环一体化时代，城市作为国家(区域)的经济、政治、科技和教育文化发展中心，它已成为经济循环的主角，而决定每个城市在激烈市场搏击中的地位、作用、未来发展态势的主要因素是它们各自拥有的综合经济实力。
近年来，为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一些学者对构建城市综合经济实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探索和研究。我们在学习参考这些结果的基础上，利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主成份分析法，使用SAS统计计算软件包，对我国19个城市的1993和1995二年的一些指标进行了分析，提出使用第一主成份来评价城市综合经济实力的方法。现将有关结果整理成此文，供大家参考。
一、成果发展前沿
黎永林和林燕华在［1］及［2］中，提出要‘科学地反映中心城市的基本特征，仅用几个指标是不够的，必须构建城市综合实力评估指标体系，力求准确地反映现代化中心城市的整体功能’。他们建立的评价城市综合实力的指标体系由5个指标群，15个领域35个指标构成。如在第一指标群‘经济发展’下包括三个领域：1)综合经济实力2)经济结构3)宏观经济调控，共包含六个指标：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三次产业之比3)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劳动者比重4)第三产业中四个层次之比5)投资率6)物价上升幅度。在具体计算指标值时，首先列出本城市的战略目标(数值)，再求出目前已实现数值占战略目标的比值，最后再将所得这些值加权求和而得到总得分(100分为满分)。在计算中所使用的各指标的权系数是事先给定的。我们认为这种方法的优点是选定的指标涉及城市社会的诸多方面，考虑问题较全面、细致，是一种有效的评估城市综合实力的方法。但有其缺点：一是选用指标过多，计算太繁；二是各城市间不能比较；三是得分值依赖远景规划目标，会出现“城市规划远景目标越高则目前得分越少”这种现象，这显得不够合理。
近日，在未署名文章［3］中称：“国内有关人士”用层次分析法，使用了八个指标对九个城市进行了城市综合经济实力的比较，结果广州名列第一。此文利用1993年的数据［4］，使用的是八项人均指标(详见表1说明)。它所选用的综合评分Y是由八个指标加权平均而来的(权系数用层次分析法事先确定，文中未予列出)。我们认为，这八项指标对于涵盖城市综合实力确实具有代表性，选之进行计算简洁实用。但是，该文对各项指标都使用‘人均’指标，它对总体概括描述功能显然减弱了，因而不尽完全合理。如果对于深圳进行同样的计算，由于深圳的各项人均数值，除了个别项外，其余各项数值均高于广州。按照此文方法，势必得出‘深圳综合经济实力为全国之首’的结论，而这显然是不够合理的。
二、城市综合经济实力的主成份分析
1、定义依据及方法原理
根据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年)和国务院的《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的指导思想及原则，我们采用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提出的城市综合经济实力的概念：城市综合经济实力是指城市所拥有的全部实力、潜力及其在国内外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从此定义可以看出，评价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应使用城市经济总量(而不是人均量)，应该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状况、拥有的交通运输能力、现代通讯设施状况、商贸市场水平、对外交流水平、人才状况及社会医疗保障水平等统计指标。为此，我们选用下列八个指标，使用了各城市的总量数值(详见表1)。
表1相关系数矩阵
Z1Z2Z3Z4Z5Z6Z7Z8
Z11.00000.96150.78690.95490.63540.92710.20140.3976
Z21.00000.72160.96250.58750.93710.17270.4208
Z31.00000.84110.39140.80900.36640.6238
Z41.00000.51120.98110.22190.5258
Z51.00000.5608-.1956-.0435
Z61.00000.11820.4973
Z71.00000.5207
我们使用的主成份分析就是要从较多的指标中找出较少的几个综合的指标，而这些指标能较好地反映原来资料的信息。第一主成份Y是原来各变量的线性组合且具有最大的方差。将主成份分析用于反映城市经济状况的数据上，则第一主成份很自然的就是最能反映城市总体状况的综合经济实力。而第一主成份在各变量上的系数就是求综合经济实力的标准化了的加权系数。所以，我们可以用第一主成份的数值作为评价城市综合经济实力的标准。至于第二主成份，它将能反映城市经济状况的另一些特点，具体含义见下面论述。
为了使主成份分析更加有效，城市个数要大于指标个数，且越大越好。但实际计算中也不可能取太多城市。我们选出19个特大城市(1995年选了18个)，资料全部取自［4］-［8］。选用的八个指标Z1-Z8含义如下：
Z1：国内生产总值(亿元)Z2：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Z3：货运总量(万吨)Z4：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亿元)
Z5：外贸出口额(亿美元)Z6：拥有电话机数(万门)
Z7：每万人中科技人员(指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数
Z8：每万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
对于上述数据，我们用统计软件包SAS进行了主成份分析，得到下述结果。
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根数值依次为5.25450，1.57995，0.50441，0.35134，0.23049，…，累积比率依次为0.65681，0.85431，0.91736，0.96127，…。
第一主成份PRIN1的计算公式为(这里zi是标准化后的Zi数值，下同)
PRIN1=0.420z1+0.415z2+0.384z3+0.429z4+0.254z5+0.421z6+0.123z7+0.251z8(1)
第二主成份PRIN2的计算公式为
PRIN2=0.119z1+0.115z2-0.164z3+0.024z4+0.501z5+0.091z6-0.641z7-0.525z8(2)
仔细分析这两个公式中的系数值，我们可以看到前两个主成份的含义是明显的。第一主成份(PRIN1)在各个变量上的系数都是正的，而且数值上相差不大，因而可以认为PRIN1代表总的经济水平，亦即综合经济实力。当然，较大的系数是在Z1、Z2、Z3、Z4及Z6上，亦即这几个指标最能代表综合经济实力。按第一主成份之值排序，可得下列之表2。在此表中城市的顺序是按PRIN1的数值由大到小，即综合经济实力由强到弱而列出的。此结果显示：上海(PRIN1=6.785)明显居于全国首位，北京(4.527)、广州(2.385)次之。可以看出，综合经济实力的排序与Z1、Z2、Z3、Z4及Z6的总的顺序大体保持一致，但与其中任何一个并不总保持完全一致。这说明了综合经济实力不能只用任何一个指标完全代替(即使采用最有代表性的国内生产总值Z1也不行)，它确实是考虑了多项指标的综合情况而得到的。
从上面第二主成份(PRIN2)的公式(2)中可以看出，它在变量Z5上是较大的正值，而在变量Z7、Z8上是较大的负值，其含义是有较多出口而只有较少的知识分子、较少的病床将获得较大的数值。深圳名列第一，福州、广州、厦门次之。PRIN2也可以粗略地被认为是对“低投入外向型”的度量。由于取两个主成份的累积贡献率已达到85.4%，已可以说明主要问题了。
将第一主成份PRIN1作为横轴，将第二主成份PRIN2作为纵轴，每个城市就有了两个坐标，因而可以在平面上标出一个点。把这十九个城市全部标出就可以得到主成份坐标图(限于篇幅此图从略)。
2、指标的选取
从表2中可以看到Z5与Z7、Z8的相关系数是负值，这意味着出口额较多之城市常常只有较少的知识分子及较少的病床数，而这似乎不太合理。事实上，东南沿海地带不少城市确实存在这种情况。而且在统计数字中，Z7(万人含知识分子数)并不能准确可比(不同城市间、同一城市各年间均不一定可比)。例如，由于户籍管理原因，许多知识分子奔赴深圳创业，这些人中多数未能计入深圳的统计资料中。深圳市万人中只含116个中级职称的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够符合实际的。我们删除变量Z7及Z8，再进行主成份分析就得到了更清晰的结果。
表2前两个主成份表(按第一主成份值为序)
城市上海北京广州天津大连沈阳
第一主成份6.784984.526902.385470.977570.190340.11930
第二主成份0.78022-1.088691.244190.59031-0.99935[〗-2.04574
第一主成份名次123456
武汉深圳成都重庆杭州西安南京
-0.46792-0.62625-0.80446-0.82453-0.85382-0.85548-0.90376
-0.407303.20260-0.35251-0.058640.2363-2.03781-0.26295
78910111213
青岛哈尔滨济南长春福州厦门
-0.98600-1.04772-1.43990-1.62870-2.19944-2.34659
0.46742-0.62998-0.93095-0.204831.465321.03239
141516171819
这时，特征根值依次为4.93348，0.67707，0.28621，0.07378，…，累积比率依次为0.82225，0.93509，0.98279，0.99509，…。
第一主成份PRIN1的计算公式为
PRIN1=0.440z1+0.434z2+0.381z3+0.442z4+0.294z5+0.438z6(3)
第二主成份PRIN2的计算公式为
PRIN2=0.026z1-0.008z2-0.370z3-0.192z4+0.902z5-0.107z6(4)
公式(3)中的第一主成份各系数值与公式(1)用全部八个变量进行分析相差不大，它仍是正系数的加权组合，仍代表各城市的综合实力。上海依然名列第一，以下依次为北京、广州。第二主成份则以Z5为主要部分，其系数高达0.90，亦即它主要说明外向型经济的程度。结果，深圳名列第一，广州、上海跃居第二、三名。至于为何北京名列最后，这是由于我们选用的指标Z5是外贸口岸出口总额，而北京是内陆城市，不象上海、广州、天津那样都有大海港，因而北京的Z5数值明显偏低。较好的办法应该是用“出口创汇总值”来代表，但是目前各种年鉴尚没有此类指标。删除变量Z7及Z8后，我们可以看到前两个主成份贡献率高达93.5%，比原来有很大增长。前两个主成份数值见表3，主成份坐标图见图1。
表3前两个主成份表(删除Z7及Z8，按第一主成份数值为序)
城市上海北京广州天津深圳大连
第一主成份6.703974.161502.498611.054710.12001-0.14422
第二主成份0.49658-1.883351.064980.199562.307710.28870
第一主成份名次123456
沈阳武汉重庆杭州青岛成都南京
-0.47666-0.57326-0.61603-0.73002-0.73877-0.76976-0.90278
-0.56421-0.50645-0.61569-0.385470.41256-0.43164-0.18264
78910111213
西安哈尔滨济南长春福州厦门
-1.28904-1.33266-1.55961-1.59056-1.74873-2.06669
-0.31284-0.15074-0.14106-0.144680.217610.33109
141516171819
图193年各城市的主成份坐标图(删除Z7、Z8)
三、实证分析
我们根据1995年统计资料［5］，用本文的方法进行分析，得出了类似的结果。采用的指标含义皆同前，只是Z6由‘拥有电话机数’换成了‘邮电业务总量(亿元)’。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根值依次为5.17735，1.57971，0.62183，0.26742，…，累积比率依次为0.64717，0.84463，0.92236，0.95579，…。
与前述一样，可以得到第一主成份PRIN1的计算公式为
PRIN1=0.419z1+0.417z2+0.293z3+0.433z4+0.288z5+0.401z6+0.268z7+0.249z8(5)
第二主成份PRIN2的计算公式为：
PRIN2=0.149z1+0.123z2-0.026z3+0.026z4+0.506z5+0.152z6-0.571z7-0.597z8(6)
以这两个公式的系数值与(1)及(2)相比较，可以看出相应系数相当稳定，我们选择(1)或(5)作为分析综合经济实力的公式是合适的。取前两个主成份数值已达到总变差的84.4%。从1993年到1995年各城市的综合实力排序仅有较小变化。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1)在适当选取指标后，使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主成份分析法，可以将第一主成份数值作为城市综合经济实力的度量。其公式具有较稳定的系数且所得结果可靠可信。
2)由于各指标间有密切关系，评价城市综合经济实力时，不必选取过多指标。如在“指标的选取”一节中所述，选取Z1至Z6共六个指标就已经获得相当准确的结果了。
3)主成份坐标图(如图1)具有很强的直观意义，各城市的特点及相似性都非常清楚地展示出来，这是一个很有用的分析工具。
参考文献
［1］林燕华(1995)，“广州迈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指标与目标研究”，城市统计科研文集，首届科学论文讨论会，p216-229.
［2］黎永林林燕华(1996)，“构建城市综合实力评估指标体系”，城市统计科研文集，第二次科学论文讨论会，p181-201.
［3］未署名(1997)，“国内城市综合实力排名次广州列居首位”，《信息快报》，1997年4月25日第一版.
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认为城市化的发展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轴心（注：周振华.经济增长轴心转移：中国进入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阶段.经济研究，1995;1）。世纪之交，国家提出的“十五”发展计划中，“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也被列为基本的发展战略之一。因此，城市化发展问题又一次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多数研究者分析和论证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滞后性，力陈城市化发展滞后的种种弊端和危害，主张克服制度障碍，大力推进城市化的发展。
进行中外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固然可以为我们分析中国城市化发展提供若干方面的有益参考，但归根到底，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是由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等内在因素所决定的，忽视这一基本出发点而翻来覆去论证城市化的滞后，便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理论研究的意义，甚至可能误导城市化发展战略，不利于推进城市化发展的社会实践。进一步说，仅仅分析城市化发展滞后是远远不够的，它要求我们分析城市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研究如何通过我国经济结构和城市结构的优化来推动城市化的发展。
2低度？适度？过度？标准的迷失与误导
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研究，从来就是一个充满混乱和争议的领域。90年代以来，对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判断是见仁见智，是滞后（低度）发展？还是适度发展？亦或是过度（超前）发展？各种意见都曾出现在不同的研究成果之中。表1仅仅是笔者所见各种文献中部分有代表性的研究结果。
从已有的研究不难看出，众多研究者的主流倾向是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是滞后的，与之持相反意见的“发展超前论”者所持的理由，其实在滞后论者那里或多或少地都有所提及，如统计口径问题，隐性城市化问题、流动人口问题等等。对同一现象，之所以会有截然不同的认识，是因为在如何认识中国城市化水平这一问题上，我们陷入了迷团之中。具体说来，我们认为在评价中国城市化水平问题上，有如下几点不应该忽视：
表190年代以来对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评价的不同意见
研究者时间分析依据基本结论
一发展滞后论
辜胜阻1991IU比、NU比，亚洲模型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10多个
百分点
杜辉1992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偏差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余立新1994钱纳里模型、经济计量模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约15个
百分点
俞德鹏1994城市化发展经验数据的“大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约10个
国模型”百分点
付晨1995114个国家人均GNP水平与城城市化水平提高幅度差距为
市化水平的国际比较7个百分点
孙立平1996修正后的人均GDP及其城镇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落后于
化水平的国际比较同等发达程度国家13至33个
百分点
叶裕民1999中、日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1997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
比较化水平与1965年的日本相比，
城市化发展的差距为38.2个
百分点
周一星1999人均GDP与世界下中等国家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12至14
及平均水平的比较个百分点
孙永正1999中国城镇化率、农村人口与城镇化至少滞后于工业化水
农业劳动力比重差异与世界平10个百分点以上
中低收入国家组的比较
2001与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相比城市化水平比世界城市化平
较均率低12个百分点
王茂林2000工业人口比重与城市化比重199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应
国际比较该达到43%左右，滞后约17
个百分点
二、基本适度论
刘连银1997与印、巴、泰等经济发展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这些国
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家基本相当，并没有滞后
刘勇1999中国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平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发
均模式”相比较展基本相符，仅稍显滞后
郭克莎4001人均GNP与城市化水平关系中国的城市化并没有严重滞
的国际比较、城市化与非农后，城市化与人均收入水平
就业关系比较和非农就业比重基本相适应
三、发展超前论
陈阿江1997把已经城市化了的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
统计进城市人口
董黎明199990年代中国城市的“超常规中国的城市发展脱离了经济
”发展发展现实、城市发展过快
邓宇鹏1999把乡镇企业和乡城流动人口1997年中国的隐性城市化率
算入城市人口加上公开的城市化，实际水
平超过60%
首先，拿不同时期、不同发展背景下，不同国家工业化、非农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互动历史资料来说明经济发展与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一般趋势固然没有问题，但套用其经验数据则有可能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一方面，人均收入从400美元到800美元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出现在100多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所谓多国模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料，也是30～50年前的，不考虑时空背景，仅仅从人均收入（而且是以汇率变化十分频繁的美元作为计量单位）这一指标，用此时的收入水平来套用彼时的社会经济结构，试图说明某个国家城市化水平应该在某个水平，是十分缺乏说服力的。部分学者虽然考虑了收入的不可比性，采用实际购买力评价(PPP)方法来进行论证，但也存在同样的缺陷，更不用说PPP方法本身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今日中国在实现工业化时的全球经济背景和条件也是不一样的，这些将直接影响到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对不同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取舍。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需的巨额初始资本有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外部渠道：一是通过殖民扩张，在殖民地进行搜刮，获取巨额的扩张红利，刺激了国内工业的发展；二是通过索取巨额的战争赔款，加速其原始积累的进程；三是引进外资。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一没有发达国家当年所具有的优越资源条件，不可能从其它的国家和地区掠夺到大量的资源为己所用，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发展民族工业；二来它们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决定了它们只能成为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市场。这些因素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工业和其它非农业发展的空间十分有限，要用比发达国家更短的时间实现城市化，困难很大。特别由于缺乏足够的市场空间发展工业以带动城市化，这些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常常出现过度发展第三产业，从而形成过度城市化的现象。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利用其特殊的地理及政治经济因素，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制造业外移中分得一杯羹，在较短时间里，实现了工业化、非农化和城市化的同步发展。中国长期基本上被排斥在世界经济市场之外，国内经济结构又与一般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不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自然既难以用发达国家的既往历史模式来套用，又难以用当今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格局来衡量。
其次，就IU比（I＝工业化率，U＝城镇化率）和NU比（N＝非农化率）的分析角度而言，一般情况是，IU比最开始大于1，随着经济发展程度提高，特别是服务经济成分提高，IU比逐步降低。这就是说非农化劳动力中的大部分被第三产业所吸收，城市发展的动力的重心由工业变为服务业。中国的IU比和NU比一直高于世界一般水平，根源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服务业发展的滞后；二是非农产业，尤其是大量农村工业分散地在城镇以外的区域发展。造成这种发展格局，既是过去制度选择造成的结果，也是发展中大国所存在的合乎逻辑的现象。类似的情况在印度也存在。作为人口众多、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相当的大国，印度与我国的IU比和NU比有相似的情况。因此，我国的IU比和NU比高于其他国家是一种正常现象，不能以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判断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多少个百分点。
再次，从“隐性城市化”的角度来论证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滞后，是试图克服目前人口流动和迁移的某些政策障碍的后果和统计资料口径混乱等因素而把握城市化水平。应该说，这种分析方法提供了一种参考性思路，但以此来说明城市化滞后，则存在难以克服的难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居住于农村的情况十分普遍，NU比大于1的现象是一种常态。按照“隐性城市化”的定义和计量方式，即使最不发达的农村地区，也可以计算出一定的“隐性城市化”水平出来，虽然通常人们不会去这么做，但理论上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这足以说明，“隐性城市化”的方法不能正确把握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滞后的程度。
虽然我国的城镇行政区划体制混乱和城乡人口流动二元性的特点，使人们从统计意义上把握城市化水平较为困难，但这个问题是可以克服的。参照一般经验，我们可以把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分成三类：一类是城镇建成区内的市镇非农业人口；二类是分布在城镇近郊、融入城镇社会经济活动、使用城镇基础设施、享受城镇文明的部分农业劳动人口。这类人口，依多数学者意见，按城镇人口的30%计算为宜；三类是以流动方式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的流动人口。这部分人口，部分是呈钟摆型在城镇与农村之间进行流动，部分是长期在城镇中务工经商。根据一系列典型调查，第三类人口中的一半以上人口也可以视为城镇人口。以此标准进行计算，90年代末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应该为37%左右，大致领先于按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口径计算的城市化率6个百分点，而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基本吻合。
除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人为抑制城市发展的现象，如中国20世纪60～70年代，朝鲜以及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执政时期，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发展水平，都是其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城市化发展水平也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相适应的。中国的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呈现出与其它国家有别的特征，是我国的经济结构和城市发展中的结构出现偏异的结果。过多地研究和争论中国的城市化是滞后发展、适度发展亦或是超前发展，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相反，我们研究的重心应该放在如何从经济结构和城市结构改善着手，促进中国城市化的发展。
3城市化偏差还是非农化偏差？经济结构与城市化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过多地把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缓慢归咎于城乡隔离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特别是户籍制度。认为城市化发展落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在于制度因素阻碍了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的集中，从而产生了“城市化偏差”。按照这种思路，只有把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不利于人口流动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应该从根本上予以废除，城市化偏差才能加以矫正。
客观地说，长期以来形成的阻碍人口流动的制度因素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但这并不是所谓“城市化偏差”的唯一原因，甚至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事实上，经过近20年的改革与发展，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影响人口流动从而阻碍城市化发展的制度因素的作用已经大大降低。8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逐步放宽了乡城人口流动的限制，如吸收农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落户、实施蓝印户口制度等等，但城市化水平提高有限，甚至在90年代以来步伐趋缓。如1979～1988年，我国市镇人口年均增加1140万人，城市化率每年上升0.79个百分点；1989～1998年，市镇人口每年只增加928万人，城市化率每年上升0.46个百分点。而在城市化速度放慢的90年代，前半期城市化发展速度又明显高于后半期。如1989～1993年，市镇人口每年增加938万人，城市化率每年提高0.47个百分点，而后半期的1994～1998年，市镇人口每年增加918万人，城市化率每年只增加0.45个百分点。（注：课题组.关于加快小城镇发展的对策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0;3）应该说，十多年来，乡城之间的壁垒是在逐步松动的，而且越来越多的乡城流动人口以各种不同方式进入到城镇，其中的相当部分已经融入城镇，成为城镇人口。在许多地方，可以说是城门大开，户籍制度名存实亡。过去政治经济制度下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政治经济利益已经消失殆尽，客观上并不构成继续阻碍城市化发展的重大障碍。户籍制度等造成的城市化发展滞后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补课”完毕。时至今日，城市化水平仍然出现“偏差”，且城市化从绝对人口增加到相对速度都有所下降的事实，说明把城市化滞后及发展速度缓慢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体制因素是缺乏充分的说服力的。实际上，有些地方倒是利用户籍制度政治经济利益的幻觉所遗留下的剩余影响，试图加快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典型的事例就是通过卖户口的方式筹集资金来进行城镇建设。其结果难尽人意，这恰恰从反面证明户籍制度已经不构成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障碍。
中国城市化发展之所以呈现出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同的发展模式，问题不在“城市化偏差”，而在于“非农化偏差”，尤其是“工业化偏差”。这就是说，中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结构之间呈现出的与其它大多数国家不同的特征，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与其它国家的差异。中国经济结构的特异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两个突出的方面，一是从产业的角度来看，非农产业发展对非农就业的拉力不足，从而对城市化发展的拉动弹性过低，我们可以称之为产业结构偏差；二是非农产业在农村地区的分散发展，限制了供给和需求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过程，从而造成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不足，我们可以称之为非农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偏差。
就非农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关系而言，我们可以分别从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表2利用序时统计年鉴资料对我国非农化与城市化发展轨迹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偏差所在。显然，方程(1)说明我国城市化与非农产值之间存在一定的依存关系，而方程(2)和(3)则又说明在两个不同发展阶段，我国的非农化和城市化之间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在1952～1979年，非农化对城市化发展的解释力较低；相比较而言1980～1999年，非农化对城市化的解释力则十分显著。数据的实证分析支持了这样的结论：我国的城市化发展缓慢，原因在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没有在经济产出结构变化的同时实现城乡结构的同步变化。
表2中国城市化与非农化发展的回归与相关分析
内容回归方程拟合度(R[2])相关系数(r)
城市化与非农产值
1952～1999U1=-17.8+0.56N1…………(1)0.7970.895
1952～1979U2=2.49+0.23N2…………(2)0.6040.787
1980～1999U3=-22.04+0.64N3…………(3)0.9010.952
城市化与非农就业
1952～1999U4=8.11+0.42N4…………(4)0.8220.909
1952～1979U5=14.28+0.12N5…………(5)0.1470.423
1980～1999U6=3.85+0.54N6…………(6)0.9510.976
从就业结构变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来看，上述特点更加明显。方程(5)说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的非农就业的增长对城市化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贡献，而改革开放后的非农就业的增长与城市化的发展呈现极强的对应关系，非农化对城市化的弹性大大提高。
归根到底，城市化只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化的一种外在性表现。它的水平高低，是由前者决定的。中国非农产值和就业的扩张没有产生相应的城市化拉动力，原因有三：一是非农经济的重型结构抑制了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二是广泛存在于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造成了非农化与城市化的脱节与背离；三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畸形限制了城市本身的辐射与吸纳能力。
在经济结构方面，90年代初，就有研究者分析我国工业的重型发展结构严重阻碍了城镇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吸收。据一项研究表明，从1952～1987年的35年间，我国的工业资本积累应该吸纳的劳动力就业量为1.7亿人，而实际吸纳的劳动力仅为8000万人，不到应当吸纳劳动力的50%。（注：课题组.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及国民经济的宏观协调.中国农村经济，1990;5）产生这种特殊的非农经济结构的原因：一方面是当时以工业为主导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另一方面则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强调先生产、后生活，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要建设生产性城市而非消费性城市，由此导致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轻型工业和服务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有了显著增强，但这方面具有的潜力远未充分发挥出来。由于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结构问题较为突出，吸收劳动力就业能力最强的城市服务功能难以发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受到产业结构的制约。
导致中国城市化发展与非农就业增长之间出现严重偏差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非农就业广泛地分布于广大农村地区，没有有效地向城镇集中。我国的NU比一直居高不下，甚至在90年代仍然呈上升态势，集中说明了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城市化发展缓慢的原因及我们努力方向所在。90年代以来，各地为实现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集中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遍布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各级开发区的设立，就是为了筑巢引凤。在一些地方，开发区吸引了一批投资项目，但总体来看，对引导乡村非农产业向城镇集中仍然效果有限。
中国的乡村非农产业难以向城镇集中，其根源是多方面的。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对乡村非农企业生产经营的产品的需求大多来自于当地农村社区的农民，一定社区圈子里的相对较稳定的需求使得小规模、低水平的非农产业企业得以维持。从供给方面看，把企业分散地布置在乡村，有利因素也不少。一是企业可以大大降低其生产经营成本。如有些企业本来就是就地取材，就地销售产品，把企业办在家门口，符合经济原则。二是可以以临时工的方式极为方便地从大量的闲散乡村劳力中招收工作人员，可以说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种对企业员工非正式的录用和管理模式，极大地降低了企业人工成本。三是企业用不着为员工提供食堂、宿舍等设施，省却了管理者的许多麻烦。四是企业使用的土地及其它资源都是自己或本村的，就可以不用或很少交纳各种费用。五是可以较为方便地逃避有关部门的监管，省却五花八门的各种正当和非正当的费用。
当然，乡村非农业企业难以向城镇集中，还存在另外一个体制，那就是农村社区的基层行政管理者并不热心甚至反对所管辖的区域内的非农企业向城镇的集中。对他们来说，在辖区内兴办了多少非农企业，是其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基层干部们的小金库或招待基地，他们享有“控制权”利益，自然不希望非农企业向辖区外的地方集中。
狭隘的目标市场定位、与低收入和低下的购买力相适应的产品和营销方式、非正式的生产和管理模式和不计成本的外部收益，使得非农产业在农村分散经营的交易成本和经营成本大大降低，而在城镇生产经营可能具有的诸如人力资源、技术、信息、管理、交通、市场等优势大打折扣，对它们难以产生足够的吸引力。这就是中国NU比一直居高不下进而导致城市化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4头重脚轻还是头轻脚重？城市结构与城市化发展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迟缓，还有另外一个不得不注意的重要原因，那就是我们的城市结构偏差。具体说来就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城市化发展过分地强调中小城镇的作用，把中小城市的发展看成是吸纳乡村人口的主要渠道。偏向中小城镇发展而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化战略，客观上抑制了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提高。
长期以来，我们通常的统计方法，是把100万人以上的城市列为特大城市，50～100万人口的城市列为大城市，20～50万人口的城市列为中等城市，20万以下的列为小城市。90年代以后，把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又划分为100～200万人的特大城市和2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在这种划分方法之下，中国的城市结构有所谓“头重脚轻”之感，即大城市多，小城市过少。从1952～1980年，特大城市数量年均增长2%，大城市年均增长4%，中等城市年均增长4%，小城市则年均减少0.33个百分点。为了改变这种结构，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小城镇发展的战略措施，使得小城镇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大中城市。根据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计算，从80年代初至上世纪末，小城镇年均增长8%，中等城市年均增长6.5%，而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年均增长仅为3.5%。
这种不平衡的增长格局是刻意抑制大城市发展，重点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实施的结果。但中小城镇由于其城市经济规模有限、经济结构单一、城市功能欠缺，无法形成对劳动力的巨大吸纳能力。现代城市中对吸纳劳动力就业最有前途的服务部门，只有在一定的经济规模和相应的经济结构上才能形成和发展，在中小城镇中是很难形成这些部门发展的环境的，因此，我们的小城镇偏向的城市化战略压制了现代社会城市中最有活力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从而也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这就是说，表面上，从城市数量的角度，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头重脚轻”的问题；但数量庞大、结构单一、对农村劳动力吸纳能力低下的小城镇又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障碍。这种“头轻脚重”的现象，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速度。
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城市化的进程及人口区域分布格局变化的基本动力在于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城镇发展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愈来愈突出。以美国为例，70年代中，最大的20个城市里有7个人口流失。80年代以来，虽然从整体上扭转了人口流失的态势，但情况仍有差异。以纽约、波士顿、费城为代表的城市，在发展金融业、高科技产业方面进展较大，人口增长也由负转正，并且增长速度较快；而像明尼波斯、堪萨斯城等本来以服务业为主的都市则无论在70年代中或70年代以来，都保持较高人口增长率。反之，产业结构过于单一或集中于制造业的城市，如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等历史上的重要工业基地的城市，仍处于人口流失或低增长状况。一些城市人口在萎缩的同时另外一些城市人口却在快速增长，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在于这些城市是否适应了后工业社会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的大趋势。（注：钟水映.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77）从发展趋势上讲，过去以制造业为龙头的经济结构将转变为以服务业为龙头的经济结构，所谓的Fire行业(Finanee,InsuranceandRealEstate)、高技术行业将成为吸纳就业人口的主要场所。在这场新的转变和竞赛中，谁转得快，谁就会继续增长，城市人口不但不会流失，反而还会增加；反之就会一步步没落下去，人口不可避免的流失。表3突出反映了美国不同经济结构的城市地区兴衰的格局。
表3美国不同主导产业类型的市区人口变化率(1970～1990)%
都市主导北部南部西部全美
产业类型19701980197019801970198019701980
～80～90～80～90～80～90～80～90
制造业0.90.613.55.7----2.91.5
商业、金融业-0.24.426.122.920.423.310.914.5
政府、军事部门8.26.916.116.428.120.020.017.5
医疗、教育部门8.37.124.117.443.122.916.612.2
娱乐、休闲17.815.660.948.566.551.757.646.6
石油、矿产0.6-9.419.42.940.2-14.812.6-2.4
其它1.93.716.29.629.026.714.110.6
合计0.83.022.017.422.723.910.011.6
资料来源：WilliamH,Freg,AldenSpeare,Jr,.TheRevivalofMet-ropolitanPopulationintheUnitedStates:AnAssessmentofFi-ndingsfromthe1990Census.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18,No.1March
1992.
美国城市发展的经验，一方面再次印证了本文前述的经济结构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同时，它也给予了我们强烈的启示：结构单一，不具备产业支撑，尤其是缺乏现代经济内涵的小城镇，其发展空间必然受到很大制约。现代城市化发展的趋势是由核心城市及其辐射地区形成的大规模的城市圈带。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和质量要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象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环渤海地区城市圈带的形成与发展。
5结论与政策含义
以上分析说明，推进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仅仅废除户籍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从调整经济结构、非农产业布局、优化城市结构等方面着手。
积极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推进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出路。前者是后者发展程度的决定因素而不是相反。具体的说就是要改变非农经济的重型结构，大力发展轻型工业、城市服务业并合理引导新型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发挥它们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潜力。这样不但适应了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变的需要，同时也打破了原有产业结构对城市化发展的制约。
推进农村非农生产经营企业适当向城镇集中，是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关键之一。为达此目的，必须从两个方面做起，一是降低非农企业在分散经营时由于不规范性和无偿利用外部收益而具有的种种比较优势，破除阻碍它们向城镇集中的体制；二是创造适宜环境，扩大非农企业在城镇生产经营所具有的优势。由此强化促成非农企业向城镇集中的推力和拉力。
突破“大、中、小”旧有思路束缚，建立城市体系发展的新思维，是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人口普查与多个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多年来大城市在我国流动人口的吸纳及城市化的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为控制大城市的发展显然是违反市场原则及城市发展客观规律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发展格局来看，在商品经济发展最快、市场机制发生作用最显著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一些大城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为数众多的中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如果我们积极引导和规划，把这两个区域的大城市发展与中小城镇的发展有机联系起来，形成布局合理、结构协调的城市圈带，则在下一个世纪，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与内容将有巨大的提高和改善。要向这个方向发展，必须跳出既定的“大、中、小”思维框框，让市场机制决定城市发展资源的流向。
【参考文献】
1辜胜阻.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2杜辉.略论我国工业化升级转换中的战略选择.经济研究，1992;4
3余立新.排除认识障碍，加快城镇化发展.人口研究，1994;1
4俞德鹏.中外城镇化进程的定量比较.人口研究，1994;2
5付晨.农村城市化滞后的症结与对策.经济体制与改革，1995;3
6孙立平.中国的城镇化是滞后还是超前.探索与争鸣，1996;5
7叶裕民.中国城镇化滞后的经济根源及对策思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5
8周一星等.改革开放近20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城市规划，1999;12
9孙永正.城镇化滞后的弊端.城市问题，1999;6
10孙永正.城市化内涵、进程和目标水准实证研究.中国软科学，2001;12
11王茂林.新中国城市经济50年.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12刘连银.中国城镇化道路的选择.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4
13刘勇.我国城镇化回顾与展望.中国经济时报，1999-04-14
14郭克莎.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之我见.光明日报，2001-08-21
15陈阿江.中国城镇化道路的检讨与战略选择.南京师大学报，1997;3
16董黎明.90年代中国城市超前发展战略透视.城市，1999;3
17邓宇鹏.隐性城镇化及其成因.中国经济时报，1999-09-29
18王桂新.中国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9王嗣均.中国城市化区域发展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20钟水映.中国城镇化发展滞后的原因与对策.人口与经济，2001;6
21WilliamH,Freg,AldenSpeare,Jr,.TheRevivalofMetropolitanPopulationintheUni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