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FTA；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G63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一、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国内研究
盛斌（2001）从现实中贸易保护政策的存在与自由贸易理论解释的缺位入手，对贸易保护政策的内在形成过程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切入对国外研究进行综述。严建苗（2002）认为：新贸易理论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经济的假定，拓展了原来的纯贸易福利效应理论，使得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突破经济福利效益的分析，将政治因素作为贸易政策形成过程的解释变量，并对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应用进行了总结。盛斌（2002）在贸易保护政策的内生形成过程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中国“国家战略”贸易保护政策的政治经济研究模型，对跨时期跨部门的中国工业行业的贸易保护情况进行研究，以此实证相关理论结论的有效性。盛斌（2006）以新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多个视角综述了相关研究进展。
二、国内对FTA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实证研究
由于对政治经济分析的狭隘理解及对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前沿发展的追踪的缓滞，直到最近几年国内对于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实证研究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蔡宏波，黄建忠（2008）基于FTA的政治影响因素、福利效应、未来发展等不同领域里的研究对国外FTA理论进展进行了简单概括，从贸易的福利效应分析、FTA对一国贸易结构的影响及其对国内生产率的意义等维度对FTA的实证研究进展做了总结。但事实上近些年来伴随着全球FTA战略的积极推进潮流，国外FTA理论及实践研究的进展已远远超过国内研究所能触及的深度。
从FTA的战略层面的研究看，杨红强和武亮（2006），李富有和何娟（2007）等都对美国的FTA全球战略进行了研究，研究视角基本围绕在美国FTA的制度分析、实施进展、战略意义及对中国的启示等方面。孙玉红（2008）对跨区域FTA的决策动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指出单纯追逐经济福利的目标一国更倾向于选择具有地域性临近优势的国家缔结FTA，从全球战略目标、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外交政策目标、FTA长远发展的示范效应四个方面对当前跨区域FTA全球范围的快速发展的动机进行了总结。这里不得不重申的是，国内的政治经济分析通常缺少理论依据的支持，也缺少政治经济分析方法的运用，所谓的政治经济分析通常是较为狭隘的对于政治性、经济性影响因素的罗列，这是我们之后在贸易政策尤其是FTA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领域里研究模式、研究工具上应积极改善的地方。朱颖（2009a）认为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与知识产权保护是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主要目标。FTA是当前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贸易自由化目标的重要工具，是美国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借助本国的国际实力实现国家利益推进全球FTA战略的重要载体。他认为研究美国FTA战略是紧迫且必要的，对中国FTA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朱颖（2009b）具体分析了美国中东FTA战略，其战略进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美国-以色列FTA的缔结；美国-约旦FTA的实施；中东自由贸易区构想的提出。美国逐步推进战略实施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是加快中东地区国家的国内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促进其经济增长，为美国西方民主价值观的传播奠定基调，从而更好地实现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性目标。
关键词:日中贸易 抗战后 贸易
1945年8月，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彻底失败，同年9月，日本正式投降。此后的几年内，日中贸易在曲折中逐渐恢复起来，这一时期的日中贸易受到美国势力介入的影响以及中国内战的影响，呈现出了与以往时期不同的状况。
一、日本战败对日中贸易的影响
日本战败后，经济形势严重恶化，物资奇缺，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失业人数剧增，工业生产继续停滞。直到1947年底，日本工业产量也只有战前的46%。要使日本社会保持稳定，经济不至崩溃，美国每年资助日本大约3亿美元i，无疑会增加美国经济负担。如何推动日本经济复兴成为杜鲁门政府改变对日政策后亟需解决的问题。对日本来讲，可以说日本国力壮大是从中国掠夺而发展起来的也毫不为过。日本从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开始，中国就成了它输出资本的最主要对象。直到侵华战争全面发动开始的1930年至1938年间，中日贸易额年平均为两亿多美元，占日本外贸总额的15%以上。在侵华战争期间1939年至1944年，中日贸易额更达到6亿多美元，占日贸易总额近35%。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前，从中国进口物资占它进口总额的89%，对中国的出口则占其出口总额的95%ii。
日本战败后，中国国内反日情绪高涨，国民政府不愿维持与日本紧密贸易关系。中日贸易停止使日本经济大受影响。但杜鲁门政府为了减少对中日两国政府的援助试图通过促进中日贸易来巩固政权，并推动日本重建。自1946年，日本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制定了三项重大经济改革政策：一是实行“倾斜”生产方式，以重工业优先，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煤炭、钢铁、电力、肥料四个关键性工业部门生产，以此带动整个经济复苏。二是在农村实行农地改革，农民获得土地，大大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三是面对剧烈通货膨胀，日本政府规定，无论皇族、达官、财阀家族还是平民百姓，每人每月只能从银行提取500日元的存款（相当于当时一个月普通工人的工资）。迫使所有的存款、国债、社债、股份都在剧烈的通货膨胀中急速贬值，缩小了贫富差距。同时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规定军费开支不得超出国民生产总值的1%。此规定为日本节约大量军费开支，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到民生。这些政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复苏，走出战后的极度混乱和疲乏状态。iii日本经济的复苏给中日贸易创作了良好的条件。
二、美国势力的介入对日中贸易的影响
抗战结束后，在1947年6月，美国驻日占领军最高司令部（以下简称SCAP）宣布“允许有限制的开放日本对外私人贸易”。SCAP制定了日本对外私人贸易的方针。从1947年8月15日开始，逐渐恢复日本民间对外贸易，设置了几个基本条件，例如货物出口价由SCAP决定，并以美元标价，且不设置汇率。同时允许政府贸易继续存在，与民间贸易并行iv。
消息传到中国，民间反对的人不少，普遍认为开放对日贸易，那些价廉物美的日货会给中国工商业发展带来重创。v政府为了在政治上获得美国的支持，1947年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国务会议上，最后决定开放对日民间贸易，并制定了三个基本原则：(一)可组织赴日商务代表团，其名额及人选由行政院与经济界协商组织。(二)对日贸易输入输出种类数量以不妨害中国国民经济为标准。（三）中国对日所需物资，应尽可能先在赔偿物资中取得。同时，为了将中国对日贸易原则具体化，实行以下措施，一是成立对日贸易指导委员会和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二是通过行政院公布制定《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办法》与《进出口贸易办法》等条例，制定系统的对外贸易政策；三是响应纺织业商家要求，以“代织”为原则，即由政府贷给棉纱及工资费用，给予合法利润，以合理价格收购外销。使棉制品在政府有力协助下，减低成本，争取市场；（四）严格管理，防止日货的走私。
美国政府为复兴日本经济、摆脱援助日本的经济包袱，一方面不得不允许日本和中国通商，另一方面坚决贯彻对华贸易管制的政策，严格限制日本对中国出口美国安全清单上的诸多物品。这实际上依然不利于日本大幅度地改善其糟糕的贸易状况。日本工商业界人士极力赞成恢复日中贸易。日本重要报纸经常发表这样的评论：“中国和日本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依赖，日本工业化对中国的重要性与中国经济稳定对日本的重要性是相等的；日本经济问题很大部分是由于与中国贸易普遍减少造成的。”日本商界人士宣称，只有恢复中日贸易，日本才会出现真正的经济复兴。1949年5月，吉田茂否认共产党人在中国的胜利将威胁日本，并向国会声明，就日本复兴而言，与中国，甚至是共产党中国的贸易是必不可少的。日本其他官员也不断发表强调经济效益必要性的讲话vi。足以看出，日本对市场和原料的需求战胜了。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也表示“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并不会加强共产主义对日本的威胁”。因此，即使国民政府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中日贸易仍得继续。
三、中国国内内战对日中贸易的影响
杜鲁门政府内部就中日贸易问题展开争论，重新估价了亚洲力量对比，准备对二战后确立的以美中合作为基石的亚洲战略进行调整。为此，杜鲁门政府在尽力阻止中国成为苏联附庸的同时，开始培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用来抵御以后可能在远东出现的任何其他集权主义的战争威胁。首先，从政治政策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NSC13系列文件”，把美国对日政策的重点从“打击和削弱”转向“控制和利用”、从非军事化、民主化转向经济复兴。1949年3月，杜鲁门又批准了一份确定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指导方针的“NSC41号文件”。该文件所列举的对华贸易政策并没有完全放弃通过美中日三国贸易模式推动日本经济复兴的构想，称“日本若不与中国进行相当数量的贸易就不能恢复自立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又非常担忧恢复中日传统贸易会加强共产党政权。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主张以缓和政策诱使中国远离苏联一派占上风，加之日本经济复兴的迫切需要，所以NSC41号文件确定的对华贸易政策相当灵活：在不完全切断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经济联系同时，对中国解放区实行某种程度的贸易禁运和管制。这为杜鲁门政府以后根据形势发展对此政策作相应的调整留出回旋余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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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陶鹤山.战后初期中日贸易开放问题述论[M]．民国档案，1998
一、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三大贸易保护理论回顾
国际间的自由贸易、贸易保护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就是经济学家们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尽管自由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思想源远流长，但因其假设前提过于严格，其理论说服力并不强，而贸易保护观点则大有后来者居上的发展态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界先后产生了三次影响深远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一）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20世纪60年代以来，北北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的不断兴起，对经典的李嘉图比较优势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定理等传统贸易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从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诞生了基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为克鲁格曼，他用十分简洁的、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假设的数学模型，清晰地论证了国际贸易不仅可能在资源相似的各国之间（如美国和加拿大）发生，而且还可以在各国间同一产业内进行。[1]新贸易理论的主要影响之一是催生了战略性贸易政策。所谓“战略贸易政策”是指“在一个实际的或潜在的国际寡头垄断市场上，影响企业间战略互动结果的贸易政策”，其主要思想是，通过改变企业间的战略互动，一国贸易政策可以将寡头垄断市场中的超额垄断利润（或“租”）从外国企业转移到本国企业，从而提高本国福利。从中可以看出，这里的“战略”并非军事目标或战略性产业，而是企业间的战略互动，即企业利润或其他目标是直接受其竞争对手或潜在的竞争对手的决定所影响的。[2]战略性贸易政策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布朗德和斯潘塞的“出口补贴论”：通过研发或出口补贴，本国企业能够从事更高水平的研发和生产，提高本国劳动生产率，从而迫使外国企业压缩其研发和出口，改变“古诺均衡”结果，排挤外国市场份额，本国产品在国内外竞争中获取较大的市场份额和垄断利润份额，将“租”从外国企业转移到本国企业。[3]另一是克鲁格曼的“进口保护论”：在寡头垄断市场和规模经济的条件下，通过进口关税或配额等贸易保护措施，本国企业能够通过扩大生产获得规模经济效应，不断降低边际生产成本，而外国企业的边际成本则随着生产被压缩而递增，从而增强本国企业在对方国家及第三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削弱外国企业在本国及第三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将垄断利润从外国企业转移到本国企业。[5]
（二）内生贸易政策理论与利益集团
20世纪80～90年代，在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推动下，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研究的核心问题。所谓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简言之，就是在分析国际贸易的模式及政策时考虑政治因素。该理论认为，贸易政策不是外生的，不是经过经济学家福利分析之后选出的由政府规定执行的最优政策；而是内生的，是各个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博弈的均衡结果。因此，该理论也被称为内生贸易政策理论。[5]内生贸易政策理论将代议制民主政府、国内利益集团和国际政治等因素纳入同一框架，分析一国贸易政策的决定因素和形成过程。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政治捐资模型”集中研究了代议制民主政府和国内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互动。该模型认为，各个利益集团会因为某个贸易政策或者受益或者受损，故会为获得利益或者避免损失而向政府进行游说；代议制民主国家的竞选运动和政党筹资方式决定了政治家具有兜售其政策影响的强烈动机，现任政府在给定政治捐资的基础上综合权衡总政治捐资和投票者福利之后，将其自身福利最大化、决定最优的贸易政策均衡，最后达到政府与国内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纳什均衡。[6]在其随后的论文中，他们将帕特南的国际关系“双层博弈”思想运用到其模型，构建了一个既能分析国内利益集团和政治家之间的战略互动，也能分析国际舞台上各国政府之间的战略互动的正式框架，阐明了在非合作和合作政策均衡条件下贸易保护结构的决定因素。非合作博弈时，博弈方都忽视其政策对要素所有者和国外政治家的影响，利益集团组织力量强大的产业将会出现较高的关税，关税保护程度与特定要素的政治捐资正相关，与外国出口供给弹性和本国进口需求弹性负相关。合作博弈时，贸易保护率不仅反映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而且反映出国外同一产业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当国内利益集团强大而同产业的国外利益集团弱小时，保护程度最高；当两者力量相当时，保护程度最低。
（三）新新贸易理论与技术转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企业异质性推动着国际贸易研究重心由传统的国家和产业等宏观层面日渐转移到新近的企业和产品等微观层面，并由此在21世纪初诞生了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和企业内生边界模型的新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为梅利兹和安特拉斯，其基本思想是，企业劳动生产率差异是造成产业内企业异质性的最主要原因，是进而决定着企业是选择退出市场、还是在国内销售、或出口到国外市场，以及是以FDI形式还是外包形式进入国际市场等决策的关键因素，企业根据生产率水平差异分化成不同的组织形式和贸易模式。[8]与此同时，在美国最著名的一些经济学家之间，引发了新一轮针对技术转移的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争论。为贸易保护进行辩护的代表性人物有鲍莫尔和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大师。鲍莫尔和戈莫瑞构建的贸易互惠区和贸易冲突区两国模型认为，只有一定条件下（贸易互惠区），自由贸易才是互惠的；如处在贸易冲突区，技术转移会增加贸易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挤占本国市场份额，对本国福利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如果本国与贸易伙伴处于贸易冲突区，最佳的贸易政策应是适度保护和阻碍技术扩散，而非自由贸易和技术转移。[9]萨缪尔森运用三组数字化模拟，分别说明美、中自由贸易和技术转移的三种可能结果，进一步支持了鲍莫尔和戈莫瑞的适度保护论观点。（1）相对于自给自足经济，自由贸易提高两国人均实际收入，两国均从中受益；（2）中国提高其出口产品生产率，改善美国贸易条件，美国从中受益更大；（3）中国提高其进口产品生产率，缩小两国生产率差异，美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优势不断被削弱，美国出口贸易量持续减少，甚至存在贸易消失的潜在风险，自由贸易使美国福利受损，而且是永久性损失。
二、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保护主义三种
主要形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多样，但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大类：一是不断施压人民币汇率升值；二是频繁启动反补贴、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特保）等贸易救济措施和337调查；三是继续实行高科技产品管制。接下来，我们运用前文已述的三大贸易保护理论，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分别分析其产生的经济与政治原因，并简要判断其未来发展趋势。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人民币升值声浪
人民币汇率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实施对华贸易保护的重要“武器”之一。2005年的“舒默-格雷厄姆议案”曾在美国国会掀起一股对华贸易保护新浪潮。2009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声浪又起，且与以往不同，奥巴马政府与美国国会遥相呼应，齐声协力共同“讨伐”人民币汇率。如2011年10月，美国参议院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其主要内容是要求美国政府对“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同年11月，奥巴马在夏威夷APEC会议上表示：“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被低估20～25%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快升值。”奥巴马政府施压人民币升值有多种图谋，如对外经济方面，中国坐拥庞大美债，人民币升值将稀释债务；国际政治方面，通过干预人民币汇率影响中国崛起。本文主要从战略性贸易政策角度来分析其背后产生原因和发展趋势。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失业居高不下，财政赤字屡创新高。为摆脱高失业、高财赤的“双重困境”和重振美国经济，2010年1月，奥巴马提出“五年出口倍增”目标，举政府全力实施“国家出口计划”：一方面，通过推行“商业外交”和提供“一站式”服务等，大行“政府补贴”，帮助本国企业打开国外市场；另一方面，以“公平贸易”和“世界经济均衡增长”等为由，大力保护国内市场。显然，这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美国又一次新的应用。根据克鲁格曼的“进口保护论”，施压人民币汇率升值无疑是奥巴马政府实现其“出口倍增”目标最有效又最“理直气壮”的手段。一方面，如果施压人民币升值成功，既可以削弱中国出口产品在美国及第三国市场的竞争力，又可以提高美国出口产品在中国及第三国市场的竞争力，将“租”从中国企业转移到美国企业。另一方面，不仅中国的贸易顺差与美国的贸易逆差形成强烈反差，而且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2009年、2010年和2011年美中贸易逆差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额的比重分别为45.3%、43.0%和40.6%。美国经济“双高”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11年10月，美国失业率仍处在9.0%高位。白宫预计，美国失业率2012年底还将处于7.9%的高位。美国财政部报告则警示，2011年11月，联邦债务已经突破15万亿美元大关，将很快达到其GDP的100%警戒线。另一方面，由于两国产业和贸易结构原因，美中贸易赤字也恐难以迅速减少、甚至有可能还会加大。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美中贸易逆差2011年1～10月为2454.5亿美元、同比增长8.0%。因此，美国“国家出口计划”“任重道远”。从这个角度看，未来几年人民币汇率问题将可能不断被“旧话重提”。
（二）利益集团与贸易救济措施
贸易救济措施和337调查是奥巴马政府发动对华贸易保护使用最为频繁的工具。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统计数据，2009～2011年期间，美国共发起针对或涉及中国产品的贸易救济措施21宗，占其总数（31宗）的67.7%；共提起44起涉华企业的337调查，占其总数（153起）的28.8%。本文以“轮胎特保案”为例，从利益集团角度来分析其产生原因与未来发展趋势。2009年4月，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SW）申请USITC对中国轮胎发起“特保”调查。6月底，USITC建议对中国输美轮胎连续3年分别加征55%、45%和35%的从价关税。此建议提出后立即遭到中、美两国产业界的广泛反对。7月初，美国轮胎产业协会（TIA）致函奥巴马总统，强烈要求其否决该建议，因其不仅不能保护美国就业，而且还会导致美国轮胎消费者面临更高价格与更少选择，从而损害美国消费者和轮胎贸易商的利益。7月底和8月初，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分别致函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总理，提出类似请求尽管如此，2009年9月，奥巴马仍宣布未来3年对中国轮胎分别征加35%、30%和25%的惩罚性关税。事实上，正如美国TIA所言，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研究报告，2010年美国轮胎制造业就业率同比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10%；而其进口轮胎价格同比也上涨了10%～20%。那么，为什么奥巴马政府会做出如此“下策”呢？USW的全称是“钢铁、造纸和林业、橡胶、制造业、能源及相关工业与服务业工人的国际联盟”，是北美最为活跃的劳工组织之一，目前有大约120万会员，其会员不仅积极参与选举投票，而且投入大量资金从事政治捐资活动，对美国政治选举与政府决策产生着极大影响。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奥巴马正是因为得到其大力支持，才得以在初选及随后的全国大选中拿下关键的几个制造业州。较之USW，无论是美国TIA还是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其影响力显然都弱小得多：美国TIA只有6000多个成员单位；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则只有800家左右成员单位。因此，无论是美国USW与TIA之间在第一个层次的国内博弈，还是美国USW与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之间在第二个层次的国际博弈，前者的力量都比后者强大得多，按照“政治捐资模型”，双重博弈的最终结果无疑是USW获胜，无论其建议是否合理。
（三）技术转移与高科技产品管制“放宽”
美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问题由来已久，1950年12月曾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国。目前的管制政策始于2007年6月，其管制清单包括航空发动机等20大类的高科技产品。奥巴马执政后，其管制政策似乎有“松绑”迹象。2010年8月，历经一年审查之后，白宫正式公布了美国出口管制改革的新方案。2011年5月，奥巴马表示，“美方愿向中国和其他国家出口更多高科技产品，这符合双方的利益。”有的学者认为，此番改革是奥巴马政府实施出口促进战略的必然结果，美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或将逐步放宽。果真如此吗？我们认为，无论是从对外经济与贸易角度，还是以国际政治视角，都不应有过高的期待。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迅猛，不断挑战和冲击美国的经济和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国经济总量，2010年已经跃居全球第二；世界银行预计，2020年将超过美国。WTO数据则显示，中国货物出口早在2007年就已经赶超美国；中国服务出口与美国差距也不断缩小，其全球相对份额从2001年的2.4%持续上升到2010年的4.6%，而同期美国份额则从18.1%不断下降到14.1%。因此，这很容易让奥巴马政府产生错觉，认为美中两国处在“贸易冲突区”，尽管事实上两国贸易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根据鲍莫尔-戈莫瑞模型，显然，奥巴马政府的“上策”是阻碍技术转移，不太可能放宽高科技产品管制。另一方面，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新现实主义，技术是发达国家实力与霸权的重要基础，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则是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的关键部分，长期以来一直是其维护霸权实力、保障国家安全、推进外交政策的常用手段之一，加强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乃为更好地实施对华遏制的国际霸权大战略。由于美、中两国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有很大差异，使得美国朝野长期无法将中国视为可信赖的政治伙伴。在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日益快速发展的当代，这种不信任感也自然而然、有意无意地演变成为“中国”。美国有线新闻网在2009年6月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5%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对美国存在严重威胁，只有18%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对美国没有威胁。美国GBS新闻在2011年11月的民调结果则显示，61%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经济扩张对美国经济不利，只有15%的受访民众认为有利。因此，鉴于美国对中国日益加重的战略防范心理，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很难会有真正放松。
三、中国政府应对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策略思考
综上所述，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背后有其深刻的经济与政治原因，未来发展趋势也不容乐观。基于这一判断，运用第一部分的相关理论，并借鉴国际经验，我们对中国政府的应对策略进行一些初步思考。
（一）加强与美国战略对话和贸易谈判，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典型的零和博弈策略，一国所得正好是他国所失，极易招致贸易伙伴的贸易报复，如2010年6月，WTO裁定欧盟补贴“空客”之后，欧盟立即反诉美国，2010年9月，WTO再次裁定美国非法补贴“波音”。尽管在单次非合作博弈中，博弈方的占优策略或许是进行出口补贴或进口保护，但是最后达成的纳什均衡却可能导致囚徒困境。因此，在长期重复博弈中，博弈方的占优策略应该是开展互利合作的自由贸易，而非实施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因此，从这个角度，为避免中美贸易摩擦激化甚至贸易战爆发，同时也为实现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不妨“并驾齐驱”。一方面，通过WTO、APEC和G20峰会等国际组织平台，以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中美商贸联委会”等高层对话机制，加强与奥巴马政府的对话磋商和贸易谈判，反对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共同营造自由开放、公平公正的双边贸易环境，实现合作双赢。另一方面，借鉴国际经验，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逐步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平衡增长。首先，借鉴日本和韩国等国经验，主动实施贸易顺差回调措施：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实行适度的汇率升值，同时配以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既实现贸易平衡，又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其次，借鉴德国和日本经验，更加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在扩大出口中的作用，积极推动境外投资，继续推进“走出去”战略。最后，借鉴美国和日本经验，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与低碳经济：把握国际服务产业转移机遇，有选择地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领域，加强同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在能源、环保等领域国际技术合作，促进服务贸易与低碳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二）调动中美各方力量，削弱美国特殊利益集团的不利影响
根据“政治捐资模型”理论和“双层博弈”思想，针对USW等特殊利益集团对奥巴马政府贸易政策的影响，中国政府不妨调动中美两国各方力量，降低和削弱美国特殊利益集团的不利影响。一方面，挖掘美国有关利益集团的力量，从美国国内层面的政治博弈中施加积极影响。事实上，美中自由贸易对美国利大于弊，在对华贸易中取得的巨额收益使美国出现了一大批支持美中自由贸易和反对对华贸易保护的利益集团，并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产生积极影响。如2007年9月，微软、沃尔玛、花旗等122家跨国公司以及美国总商会等38家行业协会联手致信国会，呼吁避免采取专门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两国之间的严重贸易冲突。中国现阶段超过50%的加工贸易与美国大型跨国公司和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息息相关：据世行数据，2001～2011年期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利润汇款与其净流入量的平均比例为35.2%。中国政府应发挥在华美资企业和相关利益集团的积极作用，充分挖掘其对奥巴马贸易政策制定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壮大中国商协会及各种行业协会力量，在国际层面的政治博弈中产生积极抗衡。中国现有的六大商协会和各种行业协会在对外贸易促进、组织企业参与国际经贸活动、应对贸易摩擦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较之USW等组织，其影响力薄弱得多。中国政府不妨加大中国商协会以及中小企业贸易促进机构的改革力度，建立更为完善的贸易促进体系。同时，中国商协会和行业协会不妨借鉴美国工会组织的成功经验，加强自身组织建设，提高游说能力和国际谈判水平，在国际层面的博弈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抗衡美国特殊利益集团的政策影响。
作者又依据已存的一些理论假设，依靠公式模型的理论，可能会发现一些不同的理论和预期得到的贸易和金融在数据上的正相关的关系。下面列举了一些可能的理论：
1．金融相当于对贸易的输入。由于双方更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了更少的交易成本和更小的风险，更大的国家间的资金流从而产生。但由于更便宜的交易信贷，金融的发展也使得贸易繁荣。
2．信息溢出。通过商业活动，产生了贸易联系；贸易联系加强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但这也反过来刺激出更大的将金融资本的流动。相反的因果关系也是可以想象的：更强的财政的交互作用何能会导致更客观的信息交换，这也会刺激更多的贸易。信息在公共和私人之间也会泄露。
3．完全违约和贸易惩罚。贸易的所得可以被用作一旦违约时的惩罚手段。
4．名声的间接影响。持续的低风险，在商品合同中的诚信交易可以提升名声，进而提升长线交易的可持续性。
5．风险共享和产量划分。国家间的金融发展和合并推动了风险共享，这就可以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产生更加专门的产品模式，从而提高贸易量。
6．外国直接投资。由于有建立“出口平台”的愿望，外国直接投资是有动机的。它是由价格因素决定的。FDI随着贸易的变化而一起变化。当运输成本太高时，本地市场就需要更多的本地厂家，FDI就替代了贸易。
基于上面的理论和双边贸易、资金流等数据的可靠性，作者假设上面的项目存在一定的关系，这个关系可用于从某个策源国到几个目的国的资金流：
ln(FinancialFlow/GDP)it=a+bln(TradeFlow/GDP)it+cXit+uit
金融资本流动量由参与国的规模适当规划，X是其他影响国家间金融流量的变量的矢量，u是误差，使公式保持正常。
这里有些单元是在过去某时段的接收部分，它是整个时期的平均数据。典型的数据可以通过不同时段的几个接受部分的数据获得。这里所依赖的变量值用来衡量双边金融流入量。类似的，贸易值也可以衡量贸易。可控变量X包括人均收入、货币制度等。这些变量值对贸易量、金融流动量、或二者兼有影响。
（一）稳健性检测：其他控制变量
经过分析，得到一些变量，这些变量反映了其他可能补充对该国的资本流动的因素的贡献：劳动力增长（通过人口增长率和移民率反映），人们的资本积累水平（通过教育费用衡量），自然资源（通过代表出口资源反映）。这四个另外加上的变量没有对私人部门有很大影响但初级产品变量对公共投资造成了较大影响。
（二）稳健性检测；辅助变量估计：
作者再次运用工具变数校正贸易潜在内生性的方法进行基准分析，当用贸易的工具变数分析时，贸易对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影响都要比在运用OLS分析时要大。从结果中得出在该例中贸易金融关系对于由金融到贸易的相反原因引起的内生性保持稳定。
（三）稳健性测定：违约和制度
对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决定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影响，因为该影响是间接的。讨论说明大英帝国继承了优良的体制，该体制和帝国与高的贸易流相联系，促进了更多的资金流。贸易和金融的关系，从表中得出的结论对默认值变量和体制变量并不敏感，事实上是固定的。
（四）模型检测：贸易帝国的交互作用和惩罚理论
最后，抛掉没有意义的体制系数，对战前例子中加入一个关于殖民的变量。关于殖民的系数可以说明贸易对资金流的影响相对独立国家是强还是弱。关于惩罚假说，表中没有提供支持。在殖民地贸易对金融的影响并不逊于独立国家。我们得出贸易和金融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的联系是一样强的，同时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
二、讨论
在美国情况就不同了，首先要指出的是在两次战争之间，美国的投资并没有像战前英国那样被贸易所引导向私人部门。因为人们公认在两次战争之间时期的贸易比战前贸易更为不安全而交易成本更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包括在战后持续的贸易锐减，金本位的崩溃，更严重的贸易壁垒以及增大的交易成本。有可能由于上述问题过于严重，从而使得连通私人部门间关系的渠道被削弱了。多年在世界金融领域处于领导地位，給战前英国足够的时间来展示这些累积的力量。然而在两次战争期间，在美国霸权建立的早些时候，美国没有显示出这种积累。这一在新金融霸权出现期间联系的削弱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我们接下来指出在两次战争之间所出现强烈的所得效益。这些所得效益对于私人投资和总投资说明了新的霸权是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上的。如果在两次战争之间，信用薄弱，持续时间很短且难以有效获得信息的话，美国的投资人将会寻找一个可选择的信号来帮助他们找出较好的债务人。这是人均收入可以被视为在该国能可靠经商投资的信号。这一因素在强烈的贸易-金融关系中尤为明显。
最后，要指出的是金本位制对于其他衰退的影响是十分轻微的。在研究中，贸易关系与殖民地地位比起前在投资目标国的货币体制更能吸引投资者。金本位制可以看作是贸易变量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许多采取金本位制的国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把殖民地这一因素和金本位这一因素结合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金本位制视为殖民地因素的一部分。
三、结论
总体结论是贸易-金融之间关系在1870-1913和1920-1929确实存在并发挥作用。通过对于机制等变量的分析可以发现：增长的贸易将导致从两个霸权国家获得更多的投资，一战前的英国和战后的美国的银行家走向了世界。
那些研究信息与信用有贸易外溢到投资的理论可能会借助于我们分析中所发现的两个霸权国家之间的差异。由于英国商人和借款人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相互关系及信用，外溢现象在一战前更为显著，而由于美国是新兴的霸权国家，缺少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充当领袖的记录，这一关系在两次战争间的美国较为薄弱。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发现在两次战争间私人投资的贸易-金融参数较小。
最终作者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有关贸易与金融之间的联系的解释说明应着眼于在各个时期都有效，并加入其他外生变量如政治，帝国，组织机构，运输成本及其它可以更好的说明这一理论的变量。
关键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机遇；挑战
中图分类号：F426.4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1
一、前言
1.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背景
中日韩均为亚洲重要经济体，其经济总量占亚洲经济总量约七成。在中国加入WTO的10年里，中日两国贸易和中韩两国贸易的结构逐渐趋同，这为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2002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首次提出了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在之后的约7年时间里，中日韩三国研究机构对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进行了大量的分析与研究，并初步得出了积极结论。
2.论文的理论运用以及实际意义
本文旨在通过对中日、中韩的贸易现状，近年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情况，以及中日韩三国地理位置、文化、科技等多方面的分析，讨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在未来成立后对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得出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的深远影响及特殊意义。
二、中日、中韩贸易现状
1.中日2011年贸易情况
2011年，中日贸易额达到3449亿美元，同比增长14.3%，创历史新高。其中，日本对华进口额为1843亿美元，同比增长20%，日本对华出口额为1614亿美元，同比增长8.3%。2011年对华贸易额占日本外贸总额的比重为20.6%，同比下降0.1%，这是21年来的首次下降，主要受3.11大地震影响，日本从其他国家大量进口液化天然气所致，但中国仍继续保持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国。
2.中韩2011年贸易情况
2011年，中韩贸易额达到2206亿美元，同比增长17.1%。其中，韩国对华进口864.26亿美元，同比增长20.8%，韩国对华出口1342.05亿美元，同比增长14.9%。中韩双边贸易额占韩外贸总额的比重为20.4%，中国仍旧保持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出口对象国以及进口来源国地位。
三、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的前提条件
1.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内部条件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存在着一定的内部条件，笔者大致将其分为以下六个方面：自然资源、人口、经济发展水平、企业竞争力、政府工作效率和宏观政策。
2.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外部条件
同样，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还存在着部分外部条件，笔者将其分为以下六个方面：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差异、货币利率和外汇汇率、竞争和合作、与美国和欧盟国家的关系、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在世界和亚洲的政治地位。
3.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前提条件的分析
近年来，中国、日本和韩国都十分关注三国之间和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积极参与亚洲地区经济合作活动。中日韩三国分别寻找建立各自由贸易区的合作伙伴。因为中日韩三国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相当不同，制度性合作发展相当缓慢，没有形成协调机制，但由于三国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三国的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所以，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指日可待。
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的障碍
1.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日本属于发达国家，韩国属于新型工业化国家。从经济体制看，日韩是成熟度比较高的市场经济，而中国仍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之中。虽然经济发展的明显差距表明经济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地区合作前景广阔，但发展水平差距过大的国家间实施自由化贸易会对有关国家的产业造成较大冲击，差异明显的经济结构使各国需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程度也越高，对不同社会集团利益的影响也越深刻，从而面临的社会压力和阻力也越大。
2.中日韩三国间政治互信因素的影响
建立自由贸易区虽说是一种经济层面的区域合作，但不可否认的是政治互信对于区域经济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使得三国间的政治互信基础不够牢固，日韩在独岛和中日在的争端，以及中日韩海洋权益的分歧，都不可避免地将对未来的地区合作产生影响。
3.国际因素影响
任何一个带有自由贸易区性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都有一定的排他性，都会对非成员国家和地区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最主要地体现在贸易转移效应上。因此，非成员国家和地区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其他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关切，有时甚至会成为影响一个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五、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
1.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中国带来的机遇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丰富的资源，在贸易方面，不仅加强了与日韩两国的交流，更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仅仅将对三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依托贸易交流，三国之间必将增加更多关于政治、文化方面的交流。
2.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中国带来的挑战
在全文中曾经提到，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存在着很多的障碍，这也必将成为对中国的一种巨大挑战。
首先，在中日关系中，历史遗留下来的关于政治、军事和领土方面的争论很大，日本个别领导人对历史遗留政治问题看法的态度暧昧和倒退阻碍了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在自贸区建立后，需要相应的协调。而在中韩关系方面，中国和韩国政治和经济制度不同，对许多事物的看法不尽相同，同样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结论
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对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机遇，它不仅促进了中日韩三国在经济方面的交流，同时，深化了三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对中国日后在东北亚的贸易发展起到了较为良好的积极作用。总体来说，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不仅仅对中国有较为良好的促进作用，对中日韩三国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与挑战。
参考文献：
[1]谢康.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条件和三国之间经济合作[J].世界经济研究，2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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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举例 一、 选题意义 1、 理论意义 2、 现实意义 二、 论文综述 1、 理论的 渊源及演进过程 2、 国外有关研究的综述 3、 国内研究的综述 4、 本人对 以上综述的评价 三、论文提纲 前言、 一、 1、 2、 3、 ·· ·· · · 二、 1、 2、 3、 ·· ·· · · 三、 1、 2、 3、 结论 四、论文写作进度安排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提纲 一、 开题报告封面：论文题目、系别、专业、年级、姓名、导师 二、目的意义和国内外研 究概况 三、论文的理论依据、研究方法、研究内容 四、研究条件和可能存在的问 题 五、预期的结果 六、进度安排
多元化战略始于1992年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确立,并成为1994年前后出台的我国“大经贸”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被确立为我国外经贸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
贸易多元化,如果您需论文,可以咨询:QQ:357500023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已经产生了一些喜人的变化,在宏观方面的表现更为明显。
(一)贸易多元化,有利于抵抗地区贸易集团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 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地区贸易集团的产生和发展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使得集团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贸易被集团内部的贸易所替代。我国目前游离于各主要地区贸易集团之外,从而成为地区贸易集团负面影响的首当其冲者。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墨西哥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就超过了我国。幸而我国的纺织品在世界其它国家的市场都很大,我国的纺织品出口才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所以,只有推行多元化战略,才能抵抗其它国家结成地区贸易集团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
(二)贸易多元化当然也有利于分散风险和促进贸易的长期发展 亚洲金融危险爆发以后,尽管我国的外贸环境随之恶化,但我国的外贸仍能取得一定的增长,就是最好的说明。
通过使用经济计量,如果您需论文,可以咨询:QQ:357500023模型分析,对，！我国实行多元化战略的效果进行计量分析,将使我们对我国贸易多元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有更深的认识。
二、计量分析(一):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指标
首先,将我国出口地理方向分为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其它发达国家、非洲国家(除埃及)、香港地区、亚洲国家地区(除香港、中东国家)、欧洲国家、中东国家、拉美国家、大洋洲国家(除澳大利亚)15个分方向。分别计算某一年我国对某分方向的出口额占该年我国总出口额的百分比,再求这一组15个,如果您需论文,可以咨询:QQ:357500023百分比的标准差。这个标准差,就是衡量这一年我国出口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的指标。在下文中简称为“出口集中化指标”。
同样可以计算我国的“进口集中化指标”。这里计算了1986-1995年中国、美国和日本历年的“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1996-1997年中国的“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计算美国和日本的相应指标的时候,只要将原来中国对美、对日的分方向改成美国对华、日本对华即可。
以往用于衡量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分散化)程度的指标一般是对前10大贸易伙伴贸易占全部外贸的比重。这一指标并没有充分,如果您需论文,可以咨询:QQ:357500023利用外贸的全部结构信息。而“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就没有这一缺陷。而且所选取的分方向可以根据需要进一步细分中归并。
如右图,有以下结论:
以上数据由《世界经济年鉴》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贸易方向年鉴》。
我国在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曾出现一个波峰;1994年开始呈轻微下降趋势。作为对照的美日同期变化幅度保持在2个百分点内。我国进口集中化程度在80年代末呈现下降趋势,90年代则呈上升趋势,特别是1996、1997年两年的上升速度最快。美日同期进口集中化程度没有明显变化。剔除我国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则1986-1995年3国的进出口集中化程度排序为:日本〉中国〉美。
首先,我国1989-1993年,如果您需论文,可以咨询:QQ:357500023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是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制裁,迫使我国出口用转口的方式取道香港。结果,在那几年间,我国对香港出口占我国总出口40%以上。从而大大提高了出口集中化程度。1993年开始,由于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行和西方国家对我制裁的基本解除,我国出口集中化程度也就迅速下降。1994年开始的下降趋势则反映了1994年开始推行“大经贸”战略的效果。同期美日出口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呈现出轻微上升的趋势;数据显示,这与其对我国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上升有关。总的来说,这一趋势有助于缓解我国与美日两国的贸易争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