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险业资金运用是随着中国保险业发展而发展的，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单一投资阶段（1980年至1987年）。保险业处于恢复时期，经营主体多为综合性保险公司，产寿险也尚未分业经营，产险资产和寿险资产并没有分开管理。此时保险资金投资形式单一，基本上以银行存款为主。
第二阶段为自由发展阶段（1987年至1995年）。尽管仍未实现产寿分业经营，但投资渠道却大为放宽，保险资金全面介入房地产、有价证券、信托投资等领域。这一时期保险投资处于探索阶段，在经验缺乏、内部风险管理和外部监管宽松的背景下，出现了很多不良资产，影响了保险业的偿付能力，也直接促进其后《保险法》对保险投资的严格限制。
第三阶段为严格限制阶段（1995年至2002年）。1995年10月《保险法》的实施，对保险公司的投资范围进行了严格限制，加大了监管力度，保险资金运用步入规范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原有的综合性保险公司完成了产寿险分业经营，资金进行了分账管理，寿险业管理的资产逐步超过产险业，成为保险投资的主导力量。尽管其间经国务院批准，自1998年开始允许保险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进行债券现券交易，1999年5月允许保险公司购买AA＋以上的铁路、电力等企业债券，10月允许保险公司投资证券投资基金，但投资渠道狭窄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加之管理经验不足和金融衍生工具的缺乏，保险资产的规模矛盾和结构矛盾日益突出。
第四阶段为专业经营阶段（2002年至今）。随着《保险法》修订并实施，投资范围进一步放宽。2004年8月，中国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管理暂行办法》,允许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2004年10月，中国保监会、中国证监会联合《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允许保险资金直接投资股票市场;2004年，国家允许保险公司投资银行次级债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将保险公司投资企业债的比例由20％提高至30％。同时，保险公司和保监会都非常重视资产管理的专业化。保监会成立了专门的资金运用管理部，中国人寿等保险公司均成立了独立的资产管理公司，保险业的资产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二、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中的风险分析
尽管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工作在近几年取得明显成绩，由于起步较晚、基础较为薄弱，目前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无论与国际同行相比，还是与发展目标相比，都存在较大的差距。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保险资金运用要实现又快又好发展，必须准确分析和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1、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是指由于市场利率波动而造成的投资收益变动的风险。目前，保险公司的投资组合中，90%以上的资金投向利率敏感性产品，利率水平的变化对保险投资业务有重要影响。由于债券已实现充分市场交易，流动性很强，市场价格波动大，其价值受升息影响也最大。利率风险成为了固定收益证券（特别是国债）面临的主要风险。据估算，利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债市价格将下跌5-10%。而且，升息周期的缩短也使财政、银行、企业等发债主体发行长期债券的意愿愈加减弱，市场上长期债券的供给会进一步减少，增加了保险资产负债匹配管理的难度。
2、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证券发行人在证券到期时无力还本付息而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风险。信用风险主要受证券发行人的经营能力、盈利水平、规模大小等因素的影响。一般而言，政府债券的信用风险最小，其它依次是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而投资回报率正好相反。随着我国债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债券品种日益丰富，保险资金投资债券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2005年末，我国1.4万亿的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中，国债为3591.76亿元，占资金运用余额的25.47%；金融债券为1806.04亿元，占资金运用余额的12.81%；企业债券为1206.05亿元，占资金运用余额的8.55%；次级债为820.7亿元，占资金运用余额的5.82%。其中，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的增幅大大高于国债的增幅。虽然增加持有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对改善保险业的投资效益有益，但在我国信用体系还不十分健全的情况下，保险业在增加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投资时，更要关注信用风险。
3、汇率风险
在人保财险、中国人寿、平安保险等公司境外成功上市后，保险外汇资产已达100亿美元，成为保险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投资中，汇率变化将引起投资收益的变化。当投资以外币表示资产时，就要承担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同时还要认识到的是，汇率的波动还会对保险上市公司资产帐面价值产生影响。由于记账货币的原因导致的账面数据变动以不同币种表示时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升值可导致以人民币计算的每股净值小幅减少，但同时也使以美元表示的每股净资产、每股利润以较高幅度上涨，从而改善在海外上市中表现出的财务数据状况。
4、资产和负债不匹配的风险
保险业务是一种典型的现金流运作业务，保险公司是资产和负债的集合体，保险公司的资产和负债不匹配风险，表现在某个时点资产的净现金流与负债的净现金流不匹配，从而导致保险公司的资产损失。保险公司资产和负债暂时的不匹配，只会影响保险公司日常赔付、投资的减少和财务的稳定性；而长期的不匹配则会导致保险给付危机，甚至可能导致保险公司破产。在寿险业中，主要表现为市场上缺乏与寿险长期负债相对应的长期资产，导致寿险公司资产和负债失配。在产险业中，主要表现为公司为套取现金而急于抛售手中的资产产生流动性风险。
5、股票投资风险
2005年2月，保险资金获准直接投资国内A股市场，截至2005年底，保险公司直接和间接投资股票额度达845.6亿元，占保险资金运用余额的6％。应该看到，股票市场的高收益率与高风险是对应的，加之股票市场变化原因复杂且动荡不定，我们不能简单的将保险公司资金直接入市与高回报等同起来，因为股票投资的系统性风险很高，投资收益率的波动也很大。
三、建立健全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制度
保险资金规模的扩大、投资渠道的增加、运作方式的改进，以及保险资产管理面临决定着新的环境、新的形势，进一步规范全行业的政策执行能力和投资运作行为，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防范风险的能力，必须采用新的办法，建立和完善新的制度。
1、改进保险资金管理，探索新的模式
加快保险资产管理改革，大力推进资产运营的专业化，组建保险资产管理的专业化机构，打破原有的体制框架，形成了新的管理和运营格局。目前、保险资产管理由原来公司内部的分工逐步变成公司外部的合作，保险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的关系已发生深刻变化。因此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建立保险资金管理的基本框架，确定委托人与受托人主要职责，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建立相互协作、相互制衡的机制。保险公司作为委托人，主要负责资产负债匹配管理，确定资产战略配置，分析市场运行情况，选择专业投资机构，督促投资机构履行职责。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受托人，应当根据委托人的要求，优化投资组合，防范投资风险，有效地配置资产，确保安全增值；同时要按照委托合同规定，及时向委托人报告委托资金运行情况，主动接受委托人的监督检查，建立委托人、受托人职责明晰、分工合理的新的合作关系。
通过这种集中统一和专业化管理，做到保险业务和投资业务相分离，能够形成投资操作、风险评估和内控监督相互制约的管理机制，将有助于切实提高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性和收益率。
2、改善资产管理公司治理，搭建新的运作平台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良好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越来越被国际资本市场和全球投资人看作是改善经营业绩、提高投资回报的一个重点内容。毫无疑问，完善公司治理是增强保险资金运用行业和资产管理公司竞争能力的重要途径。
实现保险资产管理的规范化，规范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行为，基础和关键都公司治理。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建立不久，公司治理结构不够完善，服务理念、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提高竞争能力的重要因素。保险资产公司作为受托人，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公司治理，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的职责，以优化股权结构为基础，以加强董事会建设为核心，以形成内部制衡机制为主要内容，从保险资产公司专业机构的特点出发，搭建有效运营的组织构架和运作平台，建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现代企业制度。
3、建立和完善科学的业绩评价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保险业投资缺乏科学的业绩评价体系：一是缺乏符合国际惯例的计算公式；二是计算收益往往只考虑了当期的利息收益，而不包括资本增值收益和再投资收益；三是计算业绩只考虑回报，不考虑资产风险；四是业绩计算和考核以年度为单位，不考虑资产与负债的匹配，导致短期行为。保险行业需要针对上述问题和不足，建立合理的业绩评价体系和有效的激励机制，防范化解资金运用中的各类风险。
4、加强投资人员管理，增加新的运作资源
制度再好，关键在于落实。建立和完善保险资产管理制度，目的在于要按制度办事，用制度管人。积极参与金融市场改革，主动推进保险资产管理的市场化改革，建立市场化机制，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一切在于人才。目前，保险资产管理的人才资源问题十分突出，需要在全行业实行开放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大力吸引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大力培养已有的专业人员，迅速提升整个行业的人员素质和运作水平。
【参考文献】
[1]陈松男：金融分析：投资，融资和衍生创新[M]·复旦大学出版社
[2]屈丽丽：合规管理：把风险消融在管理层[N]·中国经营报·2005-12-24
可靠性与风险是两个互补概念，前者的研究始于本世纪30～40年代，用概率论研究机器设备的维修问题；后者的研究始于50年代，最早是由军工生产部门提出。到80年代初，可靠性和风险分析理论逐步形成一门内容丰富、方法多样、理论体系较完整的边缘科学。
在水资源工程中可靠性概念应用早于风险，例如在水库调度中，人们早就用发电保证率、灌溉保证率等概念方法评价水库运行策略的优劣。风险分析在70年代后期才渗透到水资源研究领域，并最早在美国水资源开发中得以应用。1984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了ASI高级研究所，专门从事水资源工程的可靠性与风险研究，并提出了水资源工程可靠性与风险的研究框架和系统理论、方法及评价指标。目前世界各国对水资源工程中的风险决策以及水资源系统运行的风险分析都高度重视，并开展了广泛的研究〔2,3〕。但作为水资源系统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水库调度，其风险概念和分析方法80年代才提出，研究刚刚起步。
近年来国内的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4〕。傅湘等用概率组合方法估算了水库下游防洪区的洪灾风险率，用系统分析方法建立了大型水库汛限水位风险分析模型；冯平等研究了汛限水位对防洪和发电的影响，通过风险效益比较定量给出了合理的汛限水位；谢崇宝等分析了水库防洪风险计算中水文、水流及水位库容关系的不确定性，研究了水库防洪全面风险率模型应用问题；梁川以极差分析法进行防洪调度风险评估；王本德等〔5〕建立了水库防洪实时风险调度模型，该模型考虑了水库下游防洪效益与水库风险两个目标，又在论述水库预蓄效益与风险分析的必要性和主要困难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一种风险率的计算方法，然后提出一种以经济效益与风险率为目标的水库预蓄水位模糊控制模型及求解方法；田峰巍等提出了依据典型联合概率分布函数的风险决策方法。李国芳和覃爱基采用频率分析方法，对水利工程经济风险分析方面进行探讨，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随着矩分析方法和熵理论的日臻完善，可将信息熵、概率论和风险估计结合起来，建立最大熵风险估计模型。李继清等〔6〕采用层次分析方法，将水利工程经济效益系统划分为防洪、发电、灌溉(供水)效益子系统，辩识出风险因子，通过两种风险组合方式，建立最大熵模型，得到系统经济效益的风险特性。
2风险分析的一般方法〔5～10〕<>
2.1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调查方法
调查方法是通过对风险主体进行实际调查并掌握风险的有关信息。动态与静态结合是指调查既要了解主体的现状，又要了解过去，又要归纳总结，预测它的未来。就水资源系统而言采用调查法对有些问题并不适宜，如水库调度风险问题。
2.2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系统方法
系统方法是现代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它是从系统整体性出发，通过研究风险主体内部各方面的关系、风险环境诸要素之间的关系、风险主体同风险环境的关系等，确定风险系统的目标，建立系统整体数学模型，求解最优风险决策，建立风险利益机制，进行风险控制和风险处理。该方法适用广泛，从理论上讲是较科学、理想，但应用难度大。
2.3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2.3.1定性风险分析方法定性风险分析方法主要用于风险可测度很小的风险主体。常用的方法有调查法、矩阵分析法和德尔菲法。德尔菲法是美国咨询机构兰德公司首先提出，主要是借助于有关专家的知识、经验和判断来对风险加以估计和分析。在水资源系统中有些不确定性因素难以分析、计算，因此该法在水库调度风险决策中具有实用价值。
2.3.2定量风险分析方法定量风险分析方法是借助数学工具研究风险主体中的数量特征关系和变化，确定其风险率(或度)。
（1）基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风险分析方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研究水库调度中可靠性与风险率的最为有力的工具，如过去对水库运行的发电保证率和灌溉保证率等的计算均是建立在该基础上的。该基础理论和方法也适宜于解决风险率的计算。
根据水库调度中风险的特点，以下介绍4种方法：
①采用典型概率分布函数计算风险率
在水库调度中，影响风险主体的不确定性风险变量(或随机变量)大都服从一些典型的概率分布，如三角形分布、威布尔分布、正态分布、高斯分布、伽玛分布、皮尔逊Ⅲ型分布等。因此用概率分布密度函数的积分便可分析计算决策指标获取的可靠率或风险率指标，该法计算简单且精度也可基本满足要求。
②依据贝叶斯原理计算风险率
设B1、B2、…、Bn是一组互斥的完备事件集，即Bi互不相容，则有∑Bi=Ω,又设P(Bi)>0,则对任一事件A，设P(A)>0，则有：
P
式中，P(Bi)为先验概率(已知)或事前概率；P(A/Bi)是与先验概率相关的条件概率(已知)；P(Bi/A)是事件A发生的条件下，引起Bi发生的概率，为后验概率(未知)。
在水库调度中当Bi为水库放水，A为影响水库放水的入库水量和库水位，则P(Bi/A)为水库在已知入库水量和库水位的条件下，水库放水的概率。同理，可对水库放水的风险率进行计算。
③风险度分析法
用概率分布的数学特征如标准差σ或σ-半标准差，可说明风险的大小。σ或σ-越大则风险越大，反之越小。因为概率分布越分散，实际结果远离期望值的概率就越大。
σ=(DX)1/2=((Xi-MX)2/(n-1))1/2或σ-=(DX)1/2=((Xi-MX)2P(Xi))1/2
σ是仅统计Xi<MX或Xi>MX。用σ、σ-比较风险大小虽然简单，概念明确，但σ-为某一物理量的绝对量，当两个比较方案的期望值相差很大时可比性差，同时比较结果可能不准确。为了克服用σ-可比性差的不足，可用其相对量作为比较参数，该相对量定义为风险度FDi，即标准差与期望值的比值(方差系数)：
FDi=σi/MX=σi/μi
风险度FDi越大,风险越大，反之亦然。风险度不同于风险率，前者的值可大于1,而后者只能小于等于1。
④离散状态组合法
此法的基本原理是，首先给出各风险变量的离散型估计值；然后按照概率组合原理由这些离散的估计值来推求结果出现的大小及其可能性。该法属穷举的范畴，当风险变量较多，且每个风险变量的离散状态个数较多时，就存在“维数灾”。但在风险变量个数较少，每个风险变量内有发生或不发生两种状态即三项分布的情况下，用这种方法分析风险十分有效。
（2）基于马尔柯夫过程的风险分析法
水库调度中的入库径流过程一般服从于马尔柯夫过程(马氏过程)。马氏过程是一类变量之间和相互关联影响的非平稳随机过程,其基本特性是无后效性。因此可用马氏过程状态转移概率来推求水库调度中风险变量相互影响的风险率计算问题。用马氏过程已成功地推求了水库调度方案的发电可靠率(保证率)。
（3）蒙特卡洛模拟法（MC法）
此法是目前西方国家广泛应用的投资风险分析方法，其基本思路是将影响工程经济效果的风险变量依各自的分析分别进行随机取样，然后用各变量的随机值来计算经济评价指标值，这样对每个变量随机地取一次样就可以计算出经济评价指标的一个随机值，要作出经济效果评价指标与其实现的累积概率的关系曲线，需要多次的重复试验，且随随机风险变量的增多，其重复模拟计算的次数也要增多，需借助计算机进行计算。另外，这种方法难以解决各个风险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且要求给出各个风险变量的概率分布曲线，在统计数据不足时难以实现。MC法可以考虑随机变量各影响因素，但计算量大且结果未必一定精确。所以，在有其它简单方法时，一般都避免使用MC法，或以此法作为一种对照。
（4）模糊数学风险分析法
水库调度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如径流、用水、库水位变化等，常模糊不清，具有明显的模糊现象和特征，因而用模糊数学进行风险分析是非常适宜的。
（5）一阶二次矩法
此法的步骤是先选择一理论分布族g(y)=g(y,θ)来逼近Z=f(X1,X2,…,Xn)的概率分布，然后用泰勒公式将Z在(X1,X2,…,Xn)的均值(μ1,μ2,…,μn)处展开，舍去二次以上的高阶项，这样近似求得的二阶矩，进而估计参数。
一阶二次矩法未考虑有关基本变量分布类型的信息，因此不能用概率指标合理反映结构的可靠度，实际上变量的分布类型对可靠度是有影响的。本法只适用于线性方程，当状态方程为非线性时，在中心点处取线性近似，因此可靠度指标是近似的。由于状态方程在描述一个问题时，因方程形式不同，其可靠度指标的近似值也不同，无法保持不变性是该方法的最大弱点。
（6）极限状态法（JC法）
JC法是一阶二次矩法的改进，该法适用于随机变量为任意分布的情况。其基本原理是：先将随机变量的非正态分布用正态分布代替，对于此正态分布函数要求在验算点处的累计概率分布函数(CDF)值和概率密度函数(PDF)值与原来分布函数的CDF值和PDF值相同。然后根据这两个条件求得等效正态分布的均值和标准差，最后用一阶二次矩法求出风险值。
（7）最大熵法
最大熵法的基础是信息熵，此熵定义为信息的均值，它是对整个范围内随机变量不确定性的量度。信息论中信息量的出发点是把获得的信息作为消除不确定性的测度，而不确定性可用概率分布函数描述，这就将信息熵和广泛应用的概率论方法相联系；又因风险估计实质上就是求风险因素的概率分布，因而可以将信息熵、风险估计和概率论方法有机地联系起来，建立最大熵风险估计模型：先验信息(已知数据)构成求极值问题的约束条件，最大熵准则得到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
应用最大熵准则构造先验概率分布有如下优点：①最大熵的解是最超然的，即在数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求解，解必须和已知的数据相吻合，而又必须对未来的部分做最少的假定；②根据熵的集中原理，绝大部分可能状态都集中在最大熵状态附近，其预测是相当准确的；③用最大熵求得的解满足一致性要求，不确定性的测度（熵）与试验步骤无关。
最大熵法的计算量小于蒙特卡洛法，需要进行许多数学推导，计算较复杂，所以通常只应用在大型工程项目的风险分析中。
3结语
目前，风险分析的方法已有多种，它们在考虑因素、输入信息、计算量以及适用对象上各有不同，进行汛期水库调度风险分析时，应结合本领域本地区的具体情况、特点，比较和改进现有的方法。洪水调度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本身具有复杂性，因而还要积极拓展其他新理论新方法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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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保险市场上刮起了强劲的保险公司上市风，几乎所有的保险公司都在争取早日上市，报刊上也发表了许多文章论证上市的意义、作用，但对上市可能带来的问题，却很少谈及。本文拟在上市的一片赞同声中分析上市的成本及所带来的风险，以此给保险同行提供多角度的观察视角。
一、保险公司上市具有较高的融资成本
（一）具有较高的信息披露成本
2001年11月14日，中国证监会了《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至6号，其中第3至4号是专门针对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编制招股说明书时，除应遵循中国证监会有关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准则的一般规定外，还应遵循该规定的要求。
该规定要求公开发行股票的保险公司应披露的信息主要有以下一些：
1.应披露各种行业风险和保险公司自身风险。对这些风险因素能作出定量分析的，应进行定量分析；不能作出定量分析的，应进行定性描述。行业风险包括利率风险、欺诈风险、政策性风险和其他风险；公司自身风险包括假设风险、资产风险、资产与负债匹配的风险、再保险安排的风险、人力资源风险和其他风险。
2.应对其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作出说明，还应委托所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内部控制制度及风险管理系统的完整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价，提出改进建议，并以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形式作出报告。
3.披露保险公司概况及在保险市场中所处的地位，包括保险公司在市场竞争中的主要优势和劣势、各分支机构的分布状况、主要保险产品的市场占有情况、自身展业制度、投资理念、投资策略以及投资组合、保险产品的研究开况、保险公司与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4.应披露最近三年、最近一期的财务会计信息，如原保险业务收入、费用与利润的有关情况，各主要险种责任准备金的计提方法与依据，资金运用项目的有关情况，自留保费与所有者权益之比，自留保费增长率，分保比率，速动比率，保险业务成本率（财产保险），保单负债综合成本（人身保险），承保利润与投资收益两年平均比率，利润总额与所有者权益之比，准备金、权益与自留保费之比，准备金与权益之比，赔付率（财产保险），给付率（人身保险）与退保率（人身保险），偿付能力状况。
此外，保险公司还应将精算师评估报告作为招股说明书附录予以披露。
可见，新规则所要求披露的信息是前未所有的详细，是以前各种保险法规所不曾要求的，许多内容在以往年报中都不要求披露，公司的财务和管理人员对此都不熟悉，保险公司必须增加人力、物力、财力，才能编制好招股说明书。
除此之外，在报表审计方面，上市保险公司要求聘请有保险公司审计经验的、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按中国独立审计准则对其依据中国会计和信息披露准则和制度编制的法定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对补充财务报告，应聘请获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特别许可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按国际通行的审计准则进行审计。这些规定，增加了保险公司上市的费用。
（二）信息披露的要求，会使上市保险公司暴露在竞争对手的面前
上市及其以后的信息披露，要求上市保险公司要披露整体的经营管理情况，并置身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这必然使上市保险公司完全暴露在同行竞争对手面前。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上市保险公司面对竞争对手，将处于信息弱势，这对上市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来说存在不利影响。可以说，这也是上市所付出的代价之一。
（三）较高的发行和维持成本
1.发行成本高。拟公开发行股票的保险公司应聘请有资格的证券公司担任其辅导机构，辅导期为一年。在发行股票时，要雇佣承销商帮助其发行股票，需要支付承销费用（包销方式下占股票募集总金额的1.5％～3.5％），上网发行费（为发行总金额的3.5‰），审计、验资费用，评估费用，律师费用，股票登记费，上市推荐费，发行审核费，发行推介费等。据不完全统计，这些费用占上市公司发行总市值的2％～4％左右，这无疑加大了保险公司上市的融资成本。
2.上市公司必须按规定向交易所交纳月费和年费。
3.上市公司实施权益分派，要按下列标准向交易所缴纳手续费：
（1）公众股按照（红股面值总额+现金股利总额）×5‰计收；
（2）国有股、法人股、职工股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按照（红股面值总额+现金股利总额）×1‰计收。
综上所述，上市筹资虽然能较快捷地充实资本金，但其融资成本较高。据美国SEC公布的数据，上市公开发行普通股与其他可充实保险公司资本金的方式——定向募集、认股权募集、内部筹资等形式相比较，上市公开募集资本的融资成本最高。
二、影响保险公司长期稳健经营
保险公司上市之后，将面临投资者较高投资回报的要求，而保险公司目前利润增长还存在障碍，同时由于核算体系的不科学，难以实现在报表上利润数值的上升。而在证券市场，投资大众往往以一年期盈利指标作为评价企业效绩的重要指标，一旦盈利状况不尽人意导致社会形象下降，保险市场有可能进一步丧失，很可能使保险公司放弃长期稳健经营的理念。
（一）面临较高投资回报的压力1.投资者期望较高投资回报投资者选择投资于保险公司，和投资于共同基金相比，他面临着以下问题：
（1）保险公司负债所导致的额外风险保险公司的负债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普通负债，主要指一些应付未付的往来款项，如应付利息、应付分保帐款、存人分保准备金等；另一类是保单负债，即保险人在承保时对投保人所作的在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风险事故时给予赔偿的承诺。保单负债是负债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资产负债表中通常是根据以往的损失率、死亡率及利率情况以责任准备金的形式提存起来，如果在正常年景，所提存的责任准备金是能够应付保险金支付需要的。但是由于保险公司以风险为经营对象，而风险具有不确定性，所以保险公司常常可能遭遇所提准备金不足以支付索赔的风险，这时资本金就会被侵蚀。
（2）投资收益双重征税目前，投资者可以直接在证券市场上购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运用所得收益不需要纳税，当基金收益以红利形式分配给个人时，投资者需交纳个人所得税。与此相比，投资者如果投资于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运营资金，所得收益要交纳公司所得税，当保险公司向股东分派红利时，投资者需再一次交纳个人所得税。
（3）成本投资者购买保险公司股票，就给予了经理决定如何使用资金的权力，经理们有可能会利用公司的资产增加自身的福利，而非公司的利益，股东为监视和激励经理又会支付额外的费用。由于经理不根据股东的利益行事而使公司利益损失及股东额外支付的监视和激励经理的费用称为成本。
由于投资者购买保险公司股票面临着以上问题，加大了持有保险公司资本的成本，投资者会将承保风险、双重税收、成本视为投资于保险公司的劣势。投资者要获得税后收益与他们投资于共同基金所获得的收益相同，保险公司就必须有更高的税前利润。也就是说，保险公司为迎合股东的投资偏好，必须给予股东较高的投资回报，这对保险公司来说，上市有着较大的经营压力。
2.股市短期投机气氛对保险公司短期投资回报率的期望在我国，证券市场短期投机远胜于中长期投资，评价指标也以短期指标为主，常用指标如市盈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多与上市公司短期经营状况相适应，对中长期发展潜力、获利能力进行评价的中长期指标还很缺乏，股市不注重上市公司长期发展潜力的研究，而更多地要求投资之后能在短期内得到比较高的回报。在这种氛围之下，股市对保险公司的短期盈利水平存在较高的期望。
（二）保险公司要满足高投资回报的要求存在障碍
1.保险公司利润增长存在障碍保险公司的利润主要来源于承保业务和投资业务产生的利润。
从承保业务来看，我国保险公司经营具有明显的粗放式特点，重展业、轻理赔；重规模、轻服务。随着保险市场竞争主体的增加，尤其是加入WTO之后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竞争的加剧，可以预见的是保险费率将呈下降趋势，而成本将呈上升趋势，这将使承保利润水平下降。
同时我国保险资金运用范围存在严格的限制。《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运用，限于在银行存款，购买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它资金运用形式。保险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不得用于设立保险业以外的企业。虽然中国保监会陆续出台了一些新政策：允许国内保险公司购买铁道部、国家电力公司和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发行的企业债券；允许保险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资金拆借市场；在新的证券投资基金发起时，允许向保险公司定向配售，保险资金可进入一级市场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但和国外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相比，我国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仍较狭窄，不能贷款、不能投资于房地产、不能直接购买股票、更不能直接投资于企业。
所以要想提高目前保险公司较低的利润水平，存在较大的障碍。这就给保险公司上市之后的运作提出了挑战。
2.现有会计核算制度的缺陷我国目前保险会计制度存在缺陷，保费收入按权责发生制在会计期末提取责任准备金结转到下一年，而与当年保费收入相关的营业费用、手续费、佣金、税金等费用性支出却在当年全部计入损益，致使利润计算不准确，业务增长快的公司，利润反而出现下降，这实际上是利润计算没有体现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核算制度的不科学造成的。
而我国保险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业务增长平均每年达到26％，一方面会导致前期费用上升；另一方面由于会计核算制度的缺陷，可能会使保险公司帐面上在前期出现利润负增长。
3.保险公司经营特点由于保险公司经营具有长期性，对单个保险客户服务时间可能长达几十年，所以在经营理念上特别强调稳健经营，体现在保险核算上要求遵循保守主义，要提取保单责任准备金，如产险公司要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未决赔款准备金；寿险公司要提取寿险责任准备金，满足未来给付投保人的资金需要，保障投保人的利益。此外还要提取保险保障基金、投资风险准备金等，在核算上不高估利润、不低估损失；同时为开发保险市场，往往加大前期投入，并在短期内放弃一些利益，而追求长期利益。
综上所述，如果保险公司不上市，原有的股东数量少，且具备保险经营的专业知识，能够理解和正确评价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支持公司的经营策略；如果上市的话，保险公司将面对广大的普通投资者，很可能被迫为了达到短期盈利目标而放弃长期稳定的经营理念，甚至为达到短期内提高盈利水平的目的而少提责任准备金。这对保险公司长期稳定经营存在十分不利的影响，也不利于保护广大投保人的利益。
三、股价波动的风险
股票市价除了受企业经营盈亏影响外，还要受其他外部因素，如经济、政治、人为因素等的影响。股价的剧烈波动会带来以下一些问题：
1.对保险公司再融资的影响股东投资企业的目的是扩大财富，企业的价值在于它能给所有者带来未来报酬，包括获得股利和出售其股权换取现金。股价的大幅波动，尤其是下跌会使股东财富缩水，股东投资的信心受到打击，也使保险公司进一步融资难度加大。
另外，股价的下跌也会影响到债权人对保险公司的态度，会使债权人对保险公司的发展前景产生忧虑，不再给保险公司延长还款期限或批准保险公司举借新债。
2.影响保险公司业务的扩张股价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投资大众对公司价值的客观评价。股价的波动会影响投保人对保险公司的评价，如果股价连续下跌，会破坏保险公司的形象，使投保人的信心受到打击，退保现象增多，新市场拓展困难，从而会连累保险公司业务的扩张。
这种局面一旦出现，会使保险公司现金流出增多，流人减少，从而影响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香港曾有一家上市风光一时，但于1999年正式从香港联交所摘牌的以经营人寿保险为主的上市公司——国卫中国。国卫中国于1992年在香港上市，市场集资约10亿港元，其中7亿集资款项被用于偿还澳洲母公司债务。国卫中国上市后，由于投资者对于上市集资款项的用途表示不满，股价多数时间的表现不尽人意。在1996年到1997年国卫股价借香港回归中国的利好风光一时，国卫在整个香港人寿保险市场的份额迅速上升。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国卫基金投资严重失利，公司总体盈利水平下降80％，国卫股价严重受挫，迫使母公司将全球寿险业务卖给法国安盛集团。安盛集团接手后，为了维护国卫中国的市场形象，决定由澳洲国卫回购国卫中国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全部股票，并于1999年从香港联交所摘牌。
可能导致损失的风险因素很多，课题组在第一轮调查问卷中，共挑选了21个“关键风险因素”供专家评估，如表1所示。这些风险因素涉及机构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中1.1、1.2、2.1是外部环境因素，其余主要是机构内部因素。
为便于专家评估，课题组将风险因素的危险程度分为5个等级，对应着5个分值，最高危险等级为5，意指风险因素的“负面影响会带来严重的损失且波及范围较大”；其次为危险等级4，意指风险因素“负面影响比较显著”；危险等级3的含义是指风险因素“负面影响有限且一目了然”；危险等级2的含义是指风险因素“负面影响极为有限”；最低的风险等级为1，意指风险因素“几乎没有任何负面影响，不需要特殊的保护措施”。每位被调查的专家需要分别给每个关键风险因素确定分值。
为便于比较分析，我们根据危险等级平均值（以下简称评估值）的高低，将被评估的风险因素分为四组，第一组为极严重风险因素，评估值在4.5以上：第二组为严重风险因素，评估值在4.0～4.5之间，第三组为较严重风险因素，评估值在3.5～4.0之间，第四组为中度风险，评估值在3.0～3.5之间。
中外专家的第一轮评估结果既存在相同之处，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表现在如下方面：
1.专家们的评估结果表示电子文件风险客观存在。虽然本次调查问卷的结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专家个人背景、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影响，但由于评估者皆为电子文件管理方面的资深专家，故结果具有代表性，能够反映出人们对于电子文件风险的一般认识。中外专家给每个关键风险因素的评估值都在3以上，所有风险因素评估值的平均分为4，这说明课题组挑选的风险因素切实存在于电子文件管理之中，它们带给电子文件管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确系关键风险因素。
2.相对而言，国外专家的风险意识要高于国内专家。国外专家评定的危险等级超过4.5的极严重风险因素有4个，其中有2个风险因素的评估值为4.83，另外2个为4.6。国内专家评定的极严重风险因素只有2个，且评估值仅为4.5。这也许是发达国家电子政务建设的时间长，电子文件管理不当的惨痛教训较多的缘故。
3.电子文件管理标准缺失（1.2）、系统功能缺陷（3.13）、未迁移（3.18）是双方共同认定的危险程度很高的风险因素。国外专家评估结果表示，“1.2主管部门没有出台电子文件真实、完整、可读的管理办法、管理标准”排名第一，评估值为4.83，系最严重的风险因素；“3.18在系统升级、变换时未迁移电子文件”排名第二，评估值为4.6，是极严重风险因素；“3.13电子文件管理系统没有完整捕获文件内容、结构或者背景信息的功能”排名第四，评估值为4.3，属严重风险因素。
国内专家对这三个风险因素的评估值均为4.38，并列排名第二，属于严重风险因素。
双方专家给这三个因素的评估值都大于4.3，排名靠前。这三个因素都和电子文件管理方法的缺失有关。其中，管理标准为电子文件远离风险指明了关键的管理步骤和管理方法；而设计合理的电子文件管理系统则是满足电子文件管理需求的终极手段，①电子文件管理最终要依赖以软件系统为中心的综合性管理方法；②信息系统的频繁变迁给具有系统依赖性的电子文件的阅读输出造成极大的障碍，这是电子文件管理者需要面对的首要难题，迁移是应对该难题的一种解决办法。中外专家对这三个风险因素危险程度的共同认定，反映了对科学有效的电子文件管理方法的迫切需求，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4.国外专家对威胁电子文件可读性的风险因素的评估值均高于国内专家。除了给3.18打了高分之外，国外专家对另外两个威胁电子文件可读性的因素的评估值也明显高于国内专家。这两个因素分别是“3.14没有规定文件的格式”和“3.19未保存生成电子文件的软硬件”。
表1关键电子文件风险因素及其评估值
编号关键风险因素国外专家国内专家国内专家
评估值第一次评估值第二次评估值
1.1政府电子文件作为正式文件的法律地位尚未得到普遍认同3.004.134.38
1.2主管部门没有出台电子文件真实、完整、可读的管理办法、管理标准4.834.384.75
2.1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3.504.004.13
3.1机构领导很不重视4.004.254.50
3.2资金严重不到位3.504.133.88
3.3机构内各有关部门、人员文件管理的职责不明确3.834.254.38
3.4业务人员缺乏责任心4.603.383.75
3.5文档人员素质不高，技术、管理能力差(如错误操作等)3.503.883.88
3.6机构没有制定科学合理的文件操作程序4.174.134.00
3.9未采用严格的用户身份认证技术3.673.883.63
3.10未定义各类用户的存取权限或定义不当3.834.003.75
3.12未采用有效的病毒实时监视软件3.304.003.88
3.13电子文件管理系统没有完整捕获文件内容、结构或者背景信息的功能4.334.384.38
3.14没有规定文件的格式3.673.003.25
3.15没有对文件生成、管理、利用过程进行监控、审计4.174.004.13
3.16没有完善的备份措施4.004.504.63
3.17文件管理过程中的元数据记录不全3.834.504.25
3.18在系统升级、变换时未迁移电子文件4.604.384.50
3.19未保存生成电子文件的软硬件4.173.383.25
3.20没有文档保管场所安全保护措施4.834.134.38
3.21没有针对本地易发天灾的防范措施4.403.884.00
5.国内专家对威胁电子文件完整性的风险因素的评估值均高于国外专家。“3.16没有完善的备份措施”和“3.17文件管理过程中的元数据记录不全”是威胁电子文件完整性的风险因素。国内专家将最高评估值??4.5给了这两个因素。而国外专家的评估值并不高，分别为4和3.83。这种差别反映了中外文件管理工作对文件质量的不同追求。相比而言，我国更重视电子文件的完整，而国外更重视可读和可用。
6.国外专家对自然因素的评估值明显高于国内专家。在21个风险因素中，有两个风险因素是与自然因素直接相关，分别是“3.20没有文档保管场所安全保护措施”和“3.21没有针对本地易发天灾的防范措施”。国外专家对这两个风险因素危险等级的评估值分别为4.83和4.4，排名分别为第一和第三；而国内专家的评估值只有4.13和3.88，危险等级排名为第五和第七。
出现这种明显差异，其原因可能在于9?11事件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冲击。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倒塌，位于这座大楼中的许多公司，因为其所有业务数据被毁，无法继续业务活动，只得申请破产。世界著名的摩根?斯坦利银行的总部及其数据也毁于这次事件中，但是该银行采用了数据备份系统，在数英里外的新泽西州的蒂内克保留着备份数据，在重新安装好硬件系统后，第三天就恢复了营业。③
国内专家给自然因素打低分的理由是，虽然火灾、洪水、地震等自然环境风险一旦发生，造成的损失往往是毁灭性的，但是发生的概率比较低，而且风险应对方法比较简单，比较容易防范。根据以往历史记录，这种自然灾害造成的风险损失不是很突出。
7.国内专家对法律、体制和资金因素的评估值远远高于国外专家。在所有风险因素中，中外专家对“1.1政府电子文件作为正式文件的法律地位尚未得到普遍认同”的评估值差别最大。国外专家的评估值仅为3，排名最后；而国内专家的评估值高达4.13。对电子文件实行科学管理的前提就是承认电子文件作为正式文件的法律地位，即电子文件是电子的真实记录，是政府行使职能合法、有效的凭证，是政府记忆得以延续的手段。课题组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尽管《电子签名法》颁布，但是现实世界中电子文件的凭证效力仍然备受怀疑，绝大多数单位采用了双套制、双轨制作为电子文件管理的解决方案，忽视电子文件的全程管理与长久保存。而没有单轨制的政府电子文件管理，就不可能有全面的电子政务战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将双套制、双轨制作为电子文件管理的解决之道，所有的研究与探索都以电子证据的长久保存与资源共享为目标。国内外评估值的差异恰好反映了我国在电子政务建设尚不够深入。
与体制相关的因素有三个，分别是“2.1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3.1机构领导很不重视”和“3.3机构内各有关部门、人员文件管理的职责不明确”。国外专家的评估值为3.5、4、3.83，危险程度不高；国内专家的评估值则为4、4.24和4.25，都属于严重风险因素。由此可见发达国家文档管理的宏观体制以及机构内部管理体制相对完善。不过，从评估值来看，国外专家也较为认同领导重视的重要性。
无论是开发电子文件管理系统、配置计算机硬件和网络设施、购买存储载体，还是系统的维护和更新换代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国内外专家对资金因素（3.2）危险等级的判断也截然不同，国内专家的评估值为4.13，国外专家的评估值仅为3.5。
可见法律、体制、资金都是带有“中国特色”的风险因素。
8.国外专家对业务人员责任心缺失这一风险因素的评估值高于国内专家。中外专家在“3.4业务人员缺乏责任心”评估值差异也极为明显，分别为3.38和4.6，分别被判断为“中度风险因素”和“极严重风险因素”，仅次于法律风险的评估差异。也许在法制传统比较悠久、制度规范相对健全的环境中，人员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便会凸现。
二、第二轮专家评估结果的分析
第一轮调查之后，课题组仔细研究了专家们的评估结果和研究建议，调整了调查问卷的结构，将风险因素按照发生的层面不同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新增了5个分布在宏观和中观层面的外部环境因素；在个别问题的描述上也略有改动。
为使本文主题集中，我们仍然以原始的21风险因素作为比较对象。在本轮评估中，大多风险因素的评估值有变化，不过变化幅度并不是太大，未出现颠覆性的意见，上一轮评估结果中显示的中外差异仍然存在。由此可见，由于管理体制、信息化水平、观念等方面的差别，我国的电子文件风险确实与发达国家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纵向比较，国内专家第二轮评估结果显示：
1.就总体而言，风险因素的评估值增高。无论是最高值、最低值，还是平均值，第二轮专家评估值都高于第一轮。这说明专家们对电子文件风险的认同度增加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变化肯定了电子文件风险研究的意义和必要性。
2.电子文件管理标准缺失（1.2）的评估值升至第一。“1.2主管部门没有出台电子文件真实、完整、可读的管理办法、管理标准”由第一轮中的第二攀升到了榜首，评估值增加了0.37，是评估值增幅最大的两个风险因素之一（另一个是3.4），这再次说明该问题的重要性。随着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电子文件管理标准的纷纷出台和推广应用，相比而言，我国在标准制定与贯彻方面的缺陷愈发令人心焦。
3.法律、体制等软性风险因素的评估值继续走高。法律风险因素1.1，体制风险因素2.1、3.1、3.3在本轮调查中的评估值高于第一轮。其中“3.1机构领导很不重视”更是以4.5的得分由“严重风险因素”晋升为“极严重风险因素”。
4.资金、技术等硬性风险因素的评估值普遍降低。在整体评估值增长的前提下，资金、技术等硬性风险因素的评估值却呈现下降的趋势。除了“3.16没有完善的备份措施”、“3.18在系统升级、变换时未迁移电子文件”这两个技术因素之外，资金因素3.2及技术因素“3.9未采用严格的用户身份认证技术”、“3.10未定义各类用户的存取权限或定义不当”、“3.12未采用有效的病毒实时监视软件”、“3.17文件管理过程中的元数据记录不全”的评估值均低于第一轮的评估结果，3.3、3.10、3.12更是由“严重风险因素”降级为“较严重风险因素”。
5.自然风险和保管场所风险的评估值有所增长。自然风险和保管场所风险直接针对的是文件的物质实体，带来的危害可能是毁灭性的。因此，第二轮调查结果显示风险因素3.20和3.21的评估值都有所增长。
6.“人本”意识有所增强。“3.4业务人员责任心不强”是在法律风险因素2.3之外评估值增幅最大的另一风险因素，由“中度风险因素”跻身于“较严重风险因素”，人员主观能动性的重要程度在本轮调查中有所提升。
三、对评估结果的综合分析
中外专家评估结果的异同反映了信息化程度不同的国家在电子文件风险认识上的异同，为我国电子文件管理工作发展方向的确定提供了依据。通过本次专家的评估，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电子文件风险管理是电子文件管理的必要组成。专家评估的结果表明，电子文件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被评估的风险因素中，超过一半的风险因素的危险级别都高于4，负面影响比较显著。当今社会，危机管理、风险管理已经成为政府管理的常态性工作。将风险管理方法引入电子文件管理领域，是电子文件管理的客观要求，也是电子政务建设的必要内容。
2.电子文件风险来自多个方面，必须构筑起全方位的应对体系。为中外专家所承认的关键风险因素多种多样。无论是极严重、严重、较严重还是中度风险因素，都有来自多个层次、多个领域的风险因素。为了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提高管理质量，必须构筑起全方位的应对体系，关系到政府机关、主管部门、研究团体、软件提供商等多种机构，文件生成、处理、管理、利用的各类的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保管场所、信息基础设施、文件管理业务、系统设计、规范体系、人员素质和观念等多个方面。
3.克服法律、体制、标准方面的障碍，是我国应对电子文件风险之路上的当务之急。电子管理标准是中外专家公认的极严重风险因素。但同时，中外专家对于体制、法律风险因素的评估却截然不同，中方的评估值远远高于外方，而且在得知国外专家评价结果的情况下，在第二轮评估非但没有降低评估值，反而加大了分值。这个结果真实地反映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电子文件管理工作的社会条件。
随着电子政务建设的推进，发达国家纷纷建立电子文件管理标准，并凭借着其坚实的法治传统，通过软件的标准认证、标准咨询服务等手段推动电子文件管理工作。而同样的路径在我国未见得能够起到同样的效果。这是因为我国法治化、规范化管理基础较为单薄，而法律、体制的障碍不除，即便标准得以制定，由于欠缺制度上的保障，标准的贯彻实施过程必定充满艰辛。因此，法律、体制、标准的完善必须齐头并进。在某种意义上，法律的健全、体制的完善更为重要。
注释：
①赵屹，陈晓晖．电子文件管理的终极解决之道．档案学通讯，2002(2)
旅游风险具有一定的内生性特征，这种内生性主要表现为：第一，旅游经济运动具有特殊性，即旅游产品使用价值的获得是以人的流动而非物的流动为前提的，这一特殊性奠定了旅游产品购买结果的不确定性；第二，旅游产品属于组合性产品，旅游介体的不断转换与衔接，增加了旅游产品使用价值按约定让渡的难度；第三，旅游活动是惯常生活的溢出，在这个溢出的世界里，旅游者往往依照情感原则而非理性原则行事，旅游风险的内生性特征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此外，旅游需要属于超越性需要，与缺乏性需要不同，超越性需要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性、心理性内容，这也使得旅游风险变得更加隐蔽、复杂。
基于旅游风险认知的内生性特征，本文拟使用定量方法，以上海市民为抽样对象，结合风险认知概念模型对游客的风险认知状况进行探究性分析，以期进一步推动旅游风险及其防范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探讨的旅游风险认知，是指游客对旅游活动过程及结果的不确定性所作出的判断，这种判断主要来自于主观世界。之所以如此界定，主要原因在于，在参与旅游活动的过程中，虽然客观性风险的存在是现实性的，但主观性风险认知的作用更加明显。
二、风险认知概念模型及其在旅游产业中的应用
风险认知的概念模型主要有4种：双因素模型、多维度模型、Dowling和Staelin的复杂模型，以及Greatorex和Mitchell的整合模型。其中，双因素模型和多维度模型是复杂模型的计量基础，整合模型则处于理论层面尚缺乏实证性检验，所以，在旅游风险认知概念模型中，主要探讨双因素模型和多维度模型。
1、双因素模型
双因素模型最初由Cox(1967)提出。Cox认为风险认知是两个因素的函数：第一个因素是消费者购买前知觉到的购买后产生不利结果的可能性，第二个因素是购买结果为不利时，消费者主观上认为的损失的大小。Cuningham(1967)将Cox提出的第一因素称为不确定性因素(Uncertainty)，第二个因素称为结果因素(eonsequenees)。Peter和Ryan(1975)发展了双因素模型，认为风险认知的大小等于不确定性与结果的乘积。
双因素模型提出来以后，在旅游产业内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应用。近年来，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献包括，Sonmez和Graefe(1998)使用双因素模型作为计量工具研究了恐怖风险认知对国外旅游决策的影响；Mitchell(1999)等人结合神经网络模型研究了度假旅游产品的风险认知；Eitzingera和Wiedemannb(2007)分析了高山旅游目的地蒂罗尔(rryml)地区居民的风险认知，二者使用的指标是风险类型的代表性和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但严格讲，上述两个指标和双因素模型并没有本质区别；此外，Boksbergera(2007)等人还以人口统计特征作为区分变量专门探讨了航空旅行者的旅游风险认知差异。
2、多维度模型
风险认知涉及到多个维度。Bettman(1973)将风险划分成了固有风险(inherentrisks)和可处理风险(handledrisks)两个维度，Jacoby和Kaplan(1972)将消费者认知到的风险划分成了绩效风险、财务风险、身体风险、心理风险和社会风险5个维度，Roselius(1971)则将消费者面临的可能性损失划分成4个维度，即时间损失、危险损失、自我损失和金钱损失。
该模型引入到旅游产业领域后，风险认知维度更加丰富。Roehl和Fesenmaier(1992)将旅游风险认知维度分成了7类，即设施设备风险、绩效风险、身体风险、心理风险、满意风险、社会风险和时间风险。曹胜雄等人(1997)则从旅游活动顺利开展的视角将旅游风险划分为运输风险、治安风险、卫生风险、住宿风险、气候风险、观光场所风险和医疗风险7个维度。Boksbergera等人(2007)从财务风险、绩效风险、身体风险、心理风险、社会风险、延迟风险等角度对旅游风险认知进行了研究。Ytiksela和Ytikselb(2007)则把旅游风险划分成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两类。
三、旅游风险认知调查
1、调查设计与样本回收
在分析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设计了调查问卷。问卷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问卷的主体，内容为游客对旅游风险的认知评价量表，量表属性共有17项，涉及财物风险、绩效风险、身体风险、社会风险、心理风险、医疗风险、治安风险和设施设备风险等8个维度，受调查者需要从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风险结果的危害性这两个因素出发回答上述属性，该部分的计量尺度均为李克特5级量表法，即1表示非常不可能或非常不严重，5表示非常可能或非常严重；第二部分为出游经验调查，第三部分为背景资料。在问卷的第三部分安排了一道测谎题以甄别问卷信息填答的可靠性。
在8个评价维度中，财物风险是指旅游产品购买发生错误时游客感受到的风险；绩效风险是指旅游产品质量没有达到期望值时游客感受到的风险；身体风险是指旅途中因生病、意外事件、治安等因素对身体造成伤害的风险；社会风险是指选择的旅游产品不被别人认同而带来的风险；心理风险是指购买某项旅游产品导致自我形象受到损失；医疗风险是指医疗服务完善、及时与否对游客的损害；治安风险指旅游目的地的治安条件对游客造成的威胁；设施设备风险指旅途中各种设施设备的安全性引发的风险。
问卷以上海市民为调查对象，时间为2008年5月，方法为滚雪球法(“snowball”samplingtechnique)，即从笔者所在学院随机抽取了63名本地学生完成问卷，然后要求每个学生负责在上海市民内寻找4个非在校大学生完成问卷。之所以选择上海市民为抽样对象，主要原因在于近些年来上海市民出游率居高不下，即便市民在被访时不一定属于游客范畴，但频繁的出游经历缩小了市民与游客的共同认识，特别是从心理认知记忆的角度讲更是如此。
本次问卷共发放315份，回收307份，有效问卷245份，总有效回收率为78.8％。需要说明的是，在62份无效问卷中有37份问卷是因为没有通过测谎题而被剔除的。在有效样本中，女性占63.3％，年龄介于21-50岁之间者占60.4％，已婚者占53.1％，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74.7％，收入低于5000元者占83.7％，学生比重占30.6％。其中，最近一年有出游经历者占82.4％。
2、问卷信度与效度
在旅游风险认知量表中，风险发生不确定性量表的克龙巴赫(Cronbach)α系数为0.822，风险结果危害性量表的克龙巴赫(Cronbach)仪系数为0.864，风险发生不确定性与风险结果危害性相乘汇总后旅游风险认知量表的克龙巴赫(Cronhach)α系数为0.780，均大于0.70水平，这表明旅游风险认知量表有较高的可信度。
而旅游风险认知量表是由财物风险、绩效风险、身体风险、社会风险、心理风险、医疗风险、治安风险和设施设备风险8个维度构成的，因此需要考量量表的构架效度(ConstructValidity)。从相关系数来看(见表1)，除医疗风险与身体风险(相关系数为0.593)、社会风险与心理风险(相关系数为0.575)、医疗风险与治安风险外(相关系数为0.564)稍高外，其余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00，且多数为低度(0.200-0.390)或极低度(0.000－0.190)相关。可见，问卷内部旅游风险认知维度之间的区别有效度(DiscfiminantValidity)符合要求。
四、旅游风险认知分析
1、旅游风险认知总体分析
依据双因素模型计算后可以发现，在8项旅游风险认知维度中，设施设备风险得分最高、其次是医疗风险、治安风险、身体风险、绩效风险、财务风险，而心理风险、社会风险的得分最低。因子分析(Bartlett值为578.199，相伴概率值为0.000；KIVIO值为0.777)则表明，8种旅游风险被降维为两个构面，即实体风险(包括医疗风险、治安风险、身体风险和设施设备风险)与无形风险(包括社会风险、财务风险、心理风险和绩效风险)。其中，实体风险获得了更高的关注。此外，从总体状况来看，旅游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评价多高于旅游风险发生的危害性评价，而较低的危害性评价则降低了游客对旅游风险的总体认知度——即便是得分最高的设施设备风险分值也仅有12.06。2、旅游风险认知属性分析
从17个旅游风险认知属性来看，属性“交通工具的安全性”得分最高，其次是“意外事件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景点内娱乐设施的安全性”、“旅游目的地治安状况”等属性；属性“购买的旅游产品与自己的形象或个性不符”风险评价得分则最低。在旅游风险主观评价中，属性“购买的旅游产品质价不符”发生可能性最高，“旅游目的地发生恐怖主义活动”的危害性最大；“异地环境不熟悉使人感到焦虑”发生可能性最小，“旅游产品无法得到新朋好友及其他熟人的认同”危害性最小。此外，绩效风险总体评价虽然不高，但游客对该风险涉及到的3个属性发生的可能性评价则普遍较高。
3、旅游风险认知差异分析
(1)旅游行为因素影响下的旅游风险认知差异分析
方差分析表明，最近一年游客旅游经验不同，旅游风险认知无显著差异(P>0.05)。最近一年游客出游次数不同，身体风险认知有非常显著差异(P<0.01)、医疗风险认知有显著差异(P<0.05)。描述性统计则表明，出游1～2次者对身体风险、医疗风险认知均值最高，分别为11，20、12.55；此后，随着出游次数的增多，身体风险与医疗风险认知均值逐渐下降。每次出游停留天数不同，对旅游风险认知无显著差异。每次出游平均花费不同，社会风险认知有非常显著差异，其中每次平均花费在5000元以上者对社会风险的评价最高，均值为8.85，远大于组内5.16的平均水平。此外，游客出游方式不同，身体风险认知有显著差异、医疗风险认知及治安风险认知均具有非常显著差异，其中以团队方式出游的游客，对上述风险的评价均高于以其他形式出游游客的评价。
(2)人口统计因素影响下的旅游风险认知差异分析
方差分析表明，游客性别不同，身体风险认知、社会风险认知、设施设备风险认知均有显著差异。描述性统计分析表明，女性对身体风险和设施设备风险的评价比男性高，男性对社会风险的评价比女性高。游客年龄不同，绩效风险认知及心理风险认知均有非常显著差异，其中21－30岁游客对绩效风险的评价最高，41-50岁游客绩效风险评价最低，均值分别为12.34、9.09；与此同时，61岁及以上游客对心理风险的评价最高，20岁及以下游客对心理风险的评价最低，均值分别为8.45、4.06。游客婚姻状况不同，绩效风险认知有非常显著差异，社会风险认知及心理风险认知有显著差异，其中离异或丧偶者的上述风险认知比已婚与未婚人士普遍要高。教育程度不同，社会风险认知及设施设备风险认知有显著差异，心理风险认知有非常显著差异，其中，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社会风险认知与心理风险认知逐渐下降、设施设备风险认知逐渐提高。不同月收入游客对社会风险认知有显著差异，对心理风险认知有非常显著差异，其中月收入突破万元者社会风险评价最高，紧随其后的是月收入介于1001-2000元之间的低收入者；对于心理风险认知，除学生外收入越低评价越高。不同职业游客对绩效风险认知、心理风险认知有非常显著差异，对财务风险认知、医疗风险认知、设施设备风险认知有显著差异。其中，对绩效风险认知、医疗风险认知、财务风险认知和设施设备风险认知评价最高的职业均为待业／下岗人员，其次是私营业主，最低的则是行政管理人员(设施设备风险为企业管理人员)；此外，私营业主对心理风险的评价最高(均值为8.22)，专门职业对该风险的评价最低(均值为3.73)。
4、旅游风险认知游客群体聚类分析
以旅游行为与人口统计因素作为标称变量，以财务风险等八项旅游风险为非标称变量进行二阶聚类，结果表明245名游客被分化为3类。第1类43人，均为最近一年无出游经历者，在该类群体中大专及以下学历占到了72.1％；第Ⅱ类77人，基本为学生群体；第Ⅲ类125人，其中82％的游客年龄集中在21-50岁之间且近70％游客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但方差分析表明，这3类游客群体对旅游风险的认知均无显著差异(置信水平为95％)。用同样方法分别对旅游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旅游风险发生后的危害性进行聚类，分析表明旅游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聚类结果与旅游风险认知聚类结果十分相似；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旅游风险发生后的危害性聚类上，但方差分析显示，上述3类游客对绩效风险认知、对身体风险认知和医疗风险认知有显著差异，对治安风险认知有非常显著差异，且第Ⅱ类游客群体的上述旅游风险危害性评价均高于其他两个群体，其次是第Ⅲ类游客群体。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风险认知概念模型基础上，定量分析了游客对财物风险、绩效风险、身体风险、社会风险、心理风险、医疗风险、治安风险和设施设备风险8项旅游风险的主观评价，研究显示：
第一，在对旅游风险的主观评价中，实体风险比无形风险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说明游客对旅游风险的认知主要是由直接伤害性损失特别是健康与安全性损失推动的，无形损失或间接伤害性损失在游客的心理认知中不占主导地位。财务风险与绩效风险在旅游风险认知中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其发生的可能性评价最高，这表明游客较为担心旅游产品的品质。在风险的危害性评价中，恐怖主义活动居高不下，这和恐怖主义给人们带来的震惊程度密切相关。
第二，受旅游行为与人口统计特征影响，游客的风险认知有一定的个性差异。其中，职业因素是最具影响力的出游变量，其次是出游方式与年龄因素，再次是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月收入、最近一年旅游次数、每次出游平均花费及性别因素，旅游经验和每次出游停留天数因素对旅游风险认知没有显著影响。此外，聚类分析显示，游客群体对旅游风险发生后的危害性评价也显示出了一定的差异性。
基于上述结论，旅游经营者需要关注以下内容以进一步激发游客的出游动机、提高其体验价值：
第一，旅游经营者需要特别关注游客的风险认知结构。对于实体风险的防范，除了进一步提高旅游企业的经营品质外，特别需要发展旅游保险以便承担、控制、分散以及转移游客关注的旅游风险；对于无形性风险，旅游经营者要确实采取实质性措施降低游客可能面临的财物风险和绩效风险，当然也要引导游客对旅游的目的进行心灵解读，以便其客观地认识社会风险和心理风险。
第二，旅游经营者需要进一步认识游客的风险认知差异，需要特别关注游客对旅游风险发生的危害性评价，并在经营中采取针对性措施引导游客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同时，基于旅游风险的内生性特征，对于不可避免的旅游风险，旅游经营者与游客之间的沟通必须保持畅通，以便双方共同应对。
此外，作为探索性分析，本文存在的不足在于：
第一，旅游风险认知评价量表析出于国外相关文献，量表中评价属性的合理性与覆盖性有待于进一步检验。
第二，虽然方差分析表明旅游经验对游客的旅游风险认知无显著影响，但是考虑到游客的成熟度，不同地区游客的旅游风险认知度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第三，旅游产品的购买与消费是不同步的，在不同阶段如购买前、购买后、消费中、消费后游客对旅游风险的认知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受以上三种因素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可能会存在偏差。
20世纪50年代，冯·纽曼和摩根斯坦(VonNeumannMorgenstem)在公理化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了不确定条件下对理性人(rationalactor)选择进行分析的框架，即期望效用函数理论。阿罗和德布鲁(Arrow，Debreu)后来发展并完善了一般均衡理论，成为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从而建立了经济学统一的分析范式。这个范式也成为金融学分析理性人决策的基础。1952年马克威茨(Markowi)发表了著名的论文“portfoliosdeefion”，建立了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标志着现代金融学的诞生。此后，莫迪戈里安尼和米勒(Modigliani－Miller)建立了MM定理，开创了公司金融学，成为现代金融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自上个世纪60年代夏普和林特纳等(Sharp－Limner)，建立并扩展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至布莱克、斯科尔斯和莫顿(Black－Scholes－Merton)建立了期权定价模型(OPM)，至此，现代金融学，已经成为一门逻辑严密的具有统一分析框架的学科。
随着金融市场上各种异常现象的累积，模型和实际的背离使得传统金融理论的理性分析范式陷入了尴尬境地。20世纪80年代，通过对传统金融学的反思和修正，行为金融理论悄然兴起，并开始动摇了CAMP和EMH的权威地位。行为金融理论在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被主流经济学接纳之际，对人类个体和群体行为研究的日益重视，促成了传统的力学研究范式向以生命为中心的非线性复杂范式的转换，使得我们看到了金融理论与实际的沟壑有了弥合的可能。1999年克拉克奖得主马修(MatthewRabin)和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monSmith)，都是这个领域的代表人物，为这个领域的基础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国外将这一领域称之为behaviorfinance，国内大多数的文献和专著将其称为“行为金融学”。
行为金融学发现，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过程中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会受到过度自信、代表性、可得性、锚定和调整、损失规避等信念影响，出现系统性认知偏差。而传统金融学是基于理性人假设，认为理性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是严格依照贝叶斯法则计算的期望效用函数进行决策的。即使有些人非理性，这种非理性也是非系统性的，会彼此抵消，从而在总体上是理性的；如果这种错误不能完全相互抵消，套利者的套利也会淘汰这些犯错误的决策者，使市场恢复到均衡状态，达到总体理性。
2行为金融对信用风险管理的影响
2．1风险偏好
根据行为金融学的基本理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同于传统金融学理论下风险偏好是不变的，而是变化的，是会随着绝对财富等一些其他因素的改变而发生改变的。因此，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借款人是特殊的群体，他们借款的目的大多都是为了投资，也是众多投资者中的一部分，他们的风险偏好也会发生改变。风险偏好的改变就会直接影响到他们面临的风险，最终会影响贷款方面临的信用风险。
2．2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或许是人类最为稳固的心理特征，人们在作决策时，对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概率的估计过于自信。投资者可能对自己驾驭市场的能力过于自信，在投资决策中过高估计自己的技能和预测成功的趋势，或者过分依赖自己的信息而忽视公司基本面状况从而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这种过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导致大量盲目投资的产生，盲目的多元化和贪大求全。
2．3羊群行为
企业决策由于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并涉及较多的技术环节，其决策往往由决策团体共同协商作出，主要属于群体决策，而群体决策有可能导致羊群行为(HerdBehaviors)的发生。羊群行为主要是指投资者在掌握信息不充分情况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而模仿他人决策的行为。在企业决策中，羊群行为的表现可能是决策团体中多数人对团体中领导者的遵从，也可能是领导者对决策团体中多数人的遵从，而且是一种盲目的遵从。决策中的羊群行为可能造成决策失误。
2．4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
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费朗哥·莫迪格里安尼(FraneoModigliani)和默顿·米勒(MertonMiller)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题为《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的论文，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主要内容是：在市场完全的前提下，企业的资本结构与企业的市场价值无关。即企业价值与企业是否负债无关，不存在最佳资本结构问题。如果证券价格准确地反映了公司未来现金收入流量的值，那么不管发行的是什么类型的证券，只要把公司发行的所有证券的市场价值加在一起，一定等于这个公司未来利润的现值。无风险套利活动也使得资本结构无关紧要，如果两个本质完全相同的公司因资本结构不同在市场上卖出的价格不一样的话，套利者就可以将更便宜的公司的证券全部买下，然后在价格相对较高的市场上卖出。因此，公司的资本结构就不再是不相干的问题。不同的现金收入流量对不同的投资者的吸引力也会各不相同，这些投资者对于他们感兴趣的现金收入流量愿意付出高价。特别是由于噪声交易者的存在，套利仍充满风险。所以，不同的资本结构，其公司价值显然是不同的，其信用风险必然不同。
3行为金融对金融租赁公司信用风险管理的启示
金融租赁业务由于涉及交易环节较多，交易结构较为复杂，不但面临客户(承租企业)不能按时履约的信用风险，也存在供货商不能按时履约的信用风险，因此，相对于商业银行传统信贷，其信用风险更大。
遗憾的是，很多金融租赁机构依然照搬商业银行机构那套传统的信用风险管理模式。在按传统金融理论进行信用风险管理时，基于理性人的基本假设，对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过度自信、羊群行为以及公司的资本结构均没有涉及。但是，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表明这些因素的影响是存在的，这就启示我们在进行信用风险管理时就不能回避这些因素了，这既对信用风险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金融租赁机构信用风险管理研究指明了方向。
企业战略风险的成因是很多的，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系统原因和非系统原因，本文主要从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来对企业战略风险的成因进行分析。
企业战略的成功只有在多方面的因素得到满足的条件下才能够实现。但是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应该包括5个方面：(1)公司战略内涵；(2)公司战略资源；(3)企业竞争能力；(4)企业领导者；(5)企业战略环境。前面四点可以归类为内部原因，第五点为外部原因。
战略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环境的支撑，并且环境任何时候对战略的运行和调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环境的概念是广泛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法律、产业政策、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等多种要素，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市场需求。在考虑战略的影响因素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战略自身产生风险的可能性。企业的主题战略是经过战略研究形成的企业的使命、发展方向、战略目标、战略方针和战略指导思想。战略本身的风险就是战略的发展方向是否正确、战略的指导方针和指导思想是否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和行业的发展规律。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环境的变化是诱发企业战略风险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对企业战略风险的进一步细化还要从环境入手，同样，对环境变化的分析也要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进行。
根据全球经济发展的现状我们可以看出目前经济环境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趋势，其中，来自外部环境的变化有：
1.经济全球化
由于信息技术革命性的变化，传统的资源配置从局部转向全球，在世界范围内重新进行分配和选择，打破了传统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原理，世界范围的社会、文化、经济环境因素有了巨大的变化，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竞争程度的加剧，企业竞争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竞争的主体由单个企业间的竞争转向跨国企业、企业集团之间的竞争。
2.技术革命和技术创新
(1)新兴技术及其不确定性。新兴技术产生的不确定性则完全不同，这种不确定性的来源不仅是外在的，更是内在的，与人自身的思想框架的偏见和局限有关，是一种“认识的风险”(epistemicrisk)或者称之为“剩余不确定性”(residualuncertainty)。
(2)新兴技术的创造性毁灭。新兴技术具有“创造性毁灭”(creativedestruction)的特质，即它可以创立一个新行业或者改变一个老行业，对传统价值链产生冲击；它改变了企业价值链结构，改变辅助价值链，并且重新定义其业务范围；它改变竞争规则，改变原来的基础结构、程序、组织结构、能力、思维模式、范式等。面对新兴技术的“创造性毁灭”，企业往往需要直面死亡或者自断命脉。同时，新兴技术具有“赢者通吃”的特质(即先动者优势和“马太效应”)。
来自企业内部环境的变化主要是：管理思维的变化。
管理思维对环境变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知识管理。在知识经济中，企业如果对知识管理的浪潮视而不见，就将错过探索商业和技术前沿的良机。知识管理就是以知识为核心的管理。它的最大特点是把知识作为最重要的资源，把最大限度地掌握和利用知识作为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关键。
(2)企业组织结构创新──扁平化组织。所谓扁平化组织结构，就是通过破除公司自上而下垂直高耸的结构，减少管理层次(可不设中层管理机构)，压缩职能机构，增加管理幅度，裁减冗员来建立一种紧缩的横向组织，从而使组织变得更灵活、敏捷、富有弹性和创造性。
(3)柔性管理。“柔性”是相对“刚性”而言的，即弹性、灵活性是也。所谓柔性管理，是指对企业外部环境因素变化具有响应能力和对企业内部因素变化具有应对能力的管理。它的核心和目的是怎样使企业资源具有柔性，即各种资源更加灵活有效的使用程度。[摘要]伴随着社会进步而来的需求多样性以及技术创新速度的提高和社会巨大变化，导致产业间的竞争与同行业企业间的竞争进入超竞争状态，使企业的外部环境更具动态特征和不确定性。企业环境中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控制是管理的核心问题，而由此产生的战略风险也是企业无法回避的。基于上述原因，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为我国的各种企业在纷繁复杂的竞争环境中提供一种可供参考的理论思路，对风险因素诱发企业战略变化的路径进行分析。
[关键词]战略变化企业战略风险路径分析
一、企业战略风险成因分析
企业战略风险的成因是很多的，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系统原因和非系统原因，本文主要从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来对企业战略风险的成因进行分析。
企业战略的成功只有在多方面的因素得到满足的条件下才能够实现。但是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应该包括5个方面：(1)公司战略内涵；(2)公司战略资源；(3)企业竞争能力；(4)企业领导者；(5)企业战略环境。前面四点可以归类为内部原因，第五点为外部原因。
战略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环境的支撑，并且环境任何时候对战略的运行和调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环境的概念是广泛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法律、产业政策、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等多种要素，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市场需求。在考虑战略的影响因素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战略自身产生风险的可能性。企业的主题战略是经过战略研究形成的企业的使命、发展方向、战略目标、战略方针和战略指导思想。战略本身的风险就是战略的发展方向是否正确、战略的指导方针和指导思想是否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和行业的发展规律。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环境的变化是诱发企业战略风险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对企业战略风险的进一步细化还要从环境入手，同样，对环境变化的分析也要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进行。
根据全球经济发展的现状我们可以看出目前经济环境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趋势，其中，来自外部环境的变化有：
1.经济全球化
由于信息技术革命性的变化，传统的资源配置从局部转向全球，在世界范围内重新进行分配和选择，打破了传统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原理，世界范围的社会、文化、经济环境因素有了巨大的变化，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竞争程度的加剧，企业竞争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竞争的主体由单个企业间的竞争转向跨国企业、企业集团之间的竞争。
2.技术革命和技术创新
(1)新兴技术及其不确定性。新兴技术产生的不确定性则完全不同，这种不确定性的来源不仅是外在的，更是内在的，与人自身的思想框架的偏见和局限有关，是一种“认识的风险”(epistemicrisk)或者称之为“剩余不确定性”(residualuncertainty)。
(2)新兴技术的创造性毁灭。新兴技术具有“创造性毁灭”(creativedestruction)的特质，即它可以创立一个新行业或者改变一个老行业，对传统价值链产生冲击；它改变了企业价值链结构，改变辅助价值链，并且重新定义其业务范围；它改变竞争规则，改变原来的基础结构、程序、组织结构、能力、思维模式、范式等。面对新兴技术的“创造性毁灭”，企业往往需要直面死亡或者自断命脉。同时，新兴技术具有“赢者通吃”的特质(即先动者优势和“马太效应”)。
来自企业内部环境的变化主要是：管理思维的变化。
管理思维对环境变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知识管理。在知识经济中，企业如果对知识管理的浪潮视而不见，就将错过探索商业和技术前沿的良机。知识管理就是以知识为核心的管理。它的最大特点是把知识作为最重要的资源，把最大限度地掌握和利用知识作为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关键。
(2)企业组织结构创新──扁平化组织。所谓扁平化组织结构，就是通过破除公司自上而下垂直高耸的结构，减少管理层次(可不设中层管理机构)，压缩职能机构，增加管理幅度，裁减冗员来建立一种紧缩的横向组织，从而使组织变得更灵活、敏捷、富有弹性和创造性。
(3)柔性管理。“柔性”是相对“刚性”而言的，即弹性、灵活性是也。所谓柔性管理，是指对企业外部环境因素变化具有响应能力和对企业内部因素变化具有应对能力的管理。它的核心和目的是怎样使企业资源具有柔性，即各种资源更加灵活有效的使用程度。二、诱发路径分析
在目前的时代背景下，任何企业都处在一种动荡、不均衡和巨大不确定的混沌环境中，环境变化推动了组织变化，使组织从一个状态进入到另一个不同的状态，这些不同的状态包括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组织结构等，企业战略变化的目的就是要使其同环境保持在资源能力以及组织上的匹配性。因此，研究战略变化的诱发路径必须直接从根本上入手，也就是从最初进行战略变化的动因入手。由于导致企业战略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环境的重大变化，因此，企业在实施重大战略变化之前，有必要认清环境变化的因素、性质、趋势及其对企业以及行业所带来的冲击。企业通过不断对战略进行调整以适应环境的变化，这里所说的环境变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外部环境变化所形成的冲击；二是内部环境变化给企业在实现既定战略方面带来的冲击。此外环境变化还具有趋势特征，这些变化的特征会给企业各个层面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企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此，这些影响更多是以突变的、不可逆的、非线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涉及到组织内部不同的组成部分以及内在联系。企业在处理这些由于环境变化而产生的问题，应充分考虑其趋势特征，如果这些趋势特征触及到了企业战略层面或使企业的经营的假设前提发生变化，那么战略变化就是不可避免的。环境的变化将会打破企业原有的运行机制。战略变化的动力就来自于环境变化对内部系统的冲击所造成的压力。变革的压力涉及到企业各个层面，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战略风险，可以认为战略变化诱发是按照环境变化变革压力战略风险战略变化的路径进行的。环境变化是战略变化的最根本动因，而战略风险是战略变化的直接诱发因素。分析变革压力的特点，可以提炼出战略风险的作用范围、风险的性质、种类等特征，从而更准确有效地引导战略变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分析战略风险是为了寻求实施战略变化的最佳手段，对战略变化进行更有效的控制，并不是说企业只能被动地承受风险。
在环境变化引发风险的过程中，环境变化对战略风险形成的作用有所不同，并且造成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具体表现在：(1)环境变化的易逝性，易逝性对风险的连续性构成直接的影响。(2)环境变化的深度。(3)环境变化的多样性。从上面关于风险范围的论述可以看出，环境变化的多样性对其具有较强的作用，环境变化的维度越大，其形成的风险维度也就越大。同时，环境变化的多样性又促使战略风险多样化的产生。大范围多种类的风险形成的风险体系将会对战略风险的性质构成影响。
以上分析了环境变化和战略风险的特征指标以及其内在联系，下面将着重讨论战略变化的特征指标及其与战略风险的联系。(1)战略变化的持续性。战略风险的连续性与战略变化的持续性有较强的相关性，一般来说，战略变化意图的形成是不连续的，它是一个跳跃的运动过程。而战略变化的效果由于难以量化，所以无法证明其具有连续的性质，这里战略变化的持续性描述的是变化在一个时间段内存在的事实，是指战略变化的时间跨度。(2)企业战略变化的方式。即，是主动采取措施应对可能发生的风险，还是等问题暴露出来以后再提出解决方案，或者利用“后发优势”采取更为合理的解决途径，以往的研究一般将企业战略变化分成主动式与被动式，以代表企业面对风险的不同态度。笔者认为在目前环境下，企业只有积极地面对风险，主动地接受变化，才有生存的可能，但应对变化的方式可能不同，因此对于战略变化的方式采用进攻式和防御式的划分较为合适。(3)战略变化的幅度。战略变化的幅度反映变化的程度，是指改变后的状态与原状态之间的差异。由于这种差异很难量化，所以大多用定性的方法加以描述。企业可以在较长的时间内通过一系列的细微调整形成战略大幅度的变化。(4)战略变化的范围。范围指的是在战略变化幅度相同的情况下，变化所涉及的内容。一般来说，战略变化的幅度越大，变化的范围也就越大，反之亦然。所以讨论不同幅度下的战略变化的范围是无意义的。同时可以看出风险的性质通过影响战略变化的幅度亦对战略变化的范围有作用。此外，与战略变化的范围有较强相关性的是风险的维度，从维度的含义可以看出他表征的是风险的作用范围，虽然战略变化的范围不可能与风险的维度一一对应，但是企业也不可能通过小范围的战略变化解决大范围存在的风险。从这个角度上讲，风险的维度越大，其造成的战略变化的范围也就越大。
三、总结
现代企业己经进入了超竞争的时代，企业战略管理将成为未来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资源的获取、核心能力的培育己经成为战略管理关注焦点和考虑的中心。战略目标的制定、战略的实施、以及管理和控制都是企业的战略行为和战略活动，由于这种活动和主体和客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随着企业环境的变化、管理者的主观特性以及与竞争对手的博弈，同时顾客的价值感受和观念的变化都会对企业的战略目标产生重大的变化。一旦企业的战略目标无法正常实现，就会出现战略风险，而保证战略成功的某些必要条件存在不能随时满足合理需要而对战略造成负面影响或破坏，就会导致战略目标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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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NarayananVK.程源，高建，杨湘玉译.技术战略与创新——竞争优势的源泉[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2.
[3]刘升福.基于战略转换的战略风险研究.管理科学，20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