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论文2000字(一)：反思建国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论文
摘要：我国在1953到1956年间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并取得辉煌成果。三大改造中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整个改造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但实际上，因为理论不成熟和实践中的偏差，在改造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和思考。
关键词：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经济体制
一、改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步调过快，急于求成
马克思曾强调私营工商业改造的长期性。马克思认为改造私营工商业的目标是生产资料归无产阶级所有，想让人们接受这一变革，是一项长期性的事业。他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在现实中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3]。加之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教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具体需要多久没有表态。在1949年7月4日，毛泽东于中央团校毕业典礼上提到，需要二十年后，我国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再考虑到过渡到社会主义。由于目标还不明确，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并没有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前途的论述，为此，刘少奇解释道我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毛泽东也曾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急不得，要遵循历史发展规律。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制定的是由“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我们指定逐步过渡的政策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在后期执行的时候却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由于农业合作化速度过快，带来后续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改造问题。由于农业方面速度快，效益好的现象使得毛泽东认为可以加快步伐。1955年夏，以批判“小脚女人”邓子恢为标志，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加快了前进的步伐。1955年11月16日-24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决议案（草案）》，要求1956-1957年，加入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企业要达到90%左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争取过渡到国有化。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全国掀起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1956年1月8日-1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35个私营工业行业，42个私营商业行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继北京后，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118个大中城市和193个县的私营工商业户，在一个月之内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宣告成功，比预计早了将近12年，非常快速。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提到：“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显然过于迅猛，这属于实际工作中的偏差。从方向和路线上来看，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毕竟是符合客观需要的，完成这些改造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2]这种工作过粗，要求过急的作风被保留下来，为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埋下了隐患。
（2）对资本主义家处理不当
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技术人才没有很好的利用起来，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来临之际，中央就提出了要把企业主和工作人员包下来，“量才使用，适当照顾”，但事实上，实际工作中是存在问题的。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因为资本家剥削压榨的丑恶嘴脸被放大，是人们内心忌惮厌恶。有的人甚至提到“资本家”三个字就咬牙切齿，这种思想影响了之后公私方合营的关系，为私方过分改造埋下了隐患。在1956年8月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很小一部分公方能与私方融洽接谈，也有一小部分关系十分恶劣。大部分是各行其道，公方私方之间划清关系。公方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去接谈，还有的公方人员以和私方人员交流为耻，生怕收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私方人员的合理建议自然也听不进去。更严重的打着改造的幌子，给私方人员超负荷工作却没有补贴。公私合营后，私方工资明显调低，出现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当时对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看法过于激进。方恭温提及，三反五反运动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已经成了主要矛盾。因为，要确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不能单单看这个时期的某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应根据资本主義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否阻碍了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否阻碍了新中国刚刚产生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成长和发展，是否威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4]因此，对资本家的不正确态度和利用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不利于未来展望。
（3）过分强调高度集中，经济体制单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在我国还尚未完全建立，多种经济形态在市场中各显神通。尽管当时存在着剥削、竞争甚至两极分化，但却在客观上促进了我国城乡之间的交流，优化了资源配置，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1951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期，民族资产阶级在这年内获得的利润比国民党统治期间的任何一年都要高。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我国因营经济的发展，国营企业在市场论争中不断改进技术，提高质量，并积累了关于商品生产和销售的经验，为日后进行公私合营员定了基础。
在1953年开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后，公私双方所占比重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由19.1%上升到32.2%，半社会主义合作社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由2.2%上升到60.7%，而个体经济由77.7%下降到7.1%，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接近0，这表明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占到国民经济的92.9%。[1]单一体制使得企业的生产产品和销售手段由国家说了算，看似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但实际上企业循规蹈矩，扼杀了创新的积极性。企业只看国家的指标，完成指标不管质量。
还存在改造面过宽的情况，改造过多的情况，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有轻微剥削的小业主都纳入合营范围，混淆了劳动者和剥削者的界限。门市部变少，人们购买东西都需要上国家指定的地方，对于偏远地方的人民增加了生活成本。
高度集中利于管理但是过分集中扼杀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对企业发展缺少推动力。
二、对建国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启示
（一）先试后推，稳步执行
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就先在安徽凤阳小岗村进行了试点然后才向全国进行推行的。黨的政策决策是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前途和未来，是马虎不得的。要坚持科学决策，不搞“一言堂”和“脑门一拍，计上桌来”的行为。在可以试点推行的情况下，选择先拿出一部分地区做实验然后在推行是很有必要的。在政策实行时，切勿极端冒进，宁可慢点，求稳为主。如今我们吸取了教训，很大一部分关乎国计民生的政策都先进行试点，就比如和学子们息息相关的高考改革，选择先在部分省份试点，观察其是否合理再决定推行。
同时要有合理的容错机制，不搞“一棍子打死”和无限放大错误。在改革中不断探索，在探索中不断反思，在反思中不断总结提炼，一步一脚印扎实前进。
（二）公私并重，协调发展
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出现的问题就可以看出，单行公有制不可避免的会带来问题。不仅使得产品没有创新，竞争力下降，还会无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因此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其中，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不容撼动的，因为消灭私有制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会使我们走向歧途。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有极大帮助的，应当维续鼓励、支持和引导。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十六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做了补充，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据地效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它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必然选择。
（三）重视人才，善用人才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技术的载体便是人才。1962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报告初步总结了16条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基本经验教训，其中第15条就专门谈到了尊重科学技术问题。报告指出，对于科学技术人员，要在政治上给予团结和帮助，技术上给子职务和权利，认真学习他们的技能，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这正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人才安排不恰当的反思。
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企业家则是企业经济活动的主体，他们不仅是企业运作的负责人，也是企业战略的制定者和企业创新的引领者，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而企业家精神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泉源。为此，党中央多次强调尊重企业家，发扬企业家精神。在2014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市场活力来自于人，尤其是来自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他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完善学重企业家的体制机时，营边学重企业家精神的奥论氛国。全力支持企业家创新创业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让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投资。
结语：
以史为鉴、鉴知往来，这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问题的方法和原则。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举措，也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并非否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取得的成就，但是有反思才会有进步。要清楚认识改造过程中的历史局限性，才能更好的促进发展。
作者简介：刘馨蔚，1999年9月出生，女，山东省东营人，济南市长清区山东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生。
资本主义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之长期性的再认识论文
摘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当今资本主义世界虽然矛盾重重，但并无法预期其何时发展停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才能代替资本主义，“两个必然”中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现在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创造能让世界听得懂的话语体系，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化大背景下，增强价值吸引力和解释力，营造良好的外部价值环境，而这个过程则是具有长期性的。
关键词：社会主义；长期性；再认识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是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真理性论斷。它建立在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之上，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种客观规律集中体现于社会历史进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过程。
一、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具有必然性
“当一种旧的、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时，终究是要被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所代替。”[1]资产阶级在其产生之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特定历史阶段能够展现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的方面，同时，资本主义在发展、深化、巩固这种生产方式的进程中，又孕育着自己的对立面和“死亡因素”。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得到释放的生产力，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反过来，逐渐被这种生产方式所束缚。因此，尽管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在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得到欣欣向荣的发展，其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只要认真考察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会发现它不是消除了，而是进一步强化了，自然地，一切演变都不能逆转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总趋势。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具有必然性。
尽管我们无法预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否已经完全释放了其发展生产力的能力，也无法预期依旧掌握着绝大多数具有创造性的智囊团体的资本主义世界，是否可以继续通过在科技和教育上的优势，使其发展生产力的潜力不停滞地增强，但是，我们要立足于历史现实的观察和分析之上，正确认识“两个必然”的科学性，不被“暂时的”资本主义的势头所迷惑，进一步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二、从“社会主义”的内涵认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提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因此，我们对于迎接“两个必然”到来的时间跨度有充分的理性准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经济计划化”，推行福利主义，调整企业劳资关系，实行改良主义等，使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一种“繁荣景象”。为了容纳迅速发展起来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内外政策作了进一步调整。在对内关系上，作为国家与垄断资本结合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节经常化和强化了；在对外关系上，通过“援助”“赠与”“贷款”等形式实行国家资本输出，成为资本主义实现其国际政治经济战略的重要手段。但是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的垂死性特征，即资本主义在表面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各种固有矛盾和危机，比如，经济危机时有发生；贫富差距扩大的状况没有缓解；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我们必须明确的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中的“社会主义”内涵，即要阐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处于哪个阶段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变成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引入社会主义理论之中。他们明确指出，消灭异化的两个实际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2]只有发展生产力，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能够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已经高度发达，生产力社会化水平非常高的情况下的新社会，是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这里需要对“社会主义”概念做一番历史的考察。
首先，“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起初是作为同义语来使用的，“社会主义”并不具有独立社会形态的性质，不是把它作为区别于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低级阶段来使用的。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并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型社会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见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是“完全成熟且具有典范形式的”新型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扬弃的结果，而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它只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初始阶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确切的涵义是指：“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其次，列宁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做出了区分。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3]这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且高于、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更先进的新社会的初始发展阶段。可见，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称的“社会主义”，是包含在共产主义社会之中、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它处在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
第三，众所周知，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率先发生共产主义革命，恰恰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最先在落后的俄国、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发生了。显然，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最初设想的逻辑发展样式，其自身并不具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样的“社会主义”甚至是明显落后于资本主义的，比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则是在比落后的资本主义更加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还属于邓小平所说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即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新社会所应有的标准的社会主义，就其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而言，它还不如与它同时代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先进。
所以，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两个必然”原理中的“社会主义”肯定不是上面提到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而是马克思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后来被列宁称作“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主要就体现在了，我们正处于一个生产力不发达、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还有较大差距。同时，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勇于、善于吸收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积极地创造我们自己的对外交流的话语方式，使我們的发展道路以及秉持的共产主义理想能够得到全世界的理解，为我国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价值环境。同样，这项工作也是具有长期性的。
三、从外部价值环境的创造把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
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任何问题都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国际问题。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也使得所有发生在地球上任何角落的讯息能够以便捷、快速、多样的形式传播开来，对信息的分享程度也越来越高。可以说，这个时代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时代，如果要固步自封，脱离与世界的对话，无论表面的发展情景多么繁华，都最终将被历史潮流所抛弃。特别是对我国来讲，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就得益于打开国门，充分利用世界发展资源，这种资源既包括诸如各种能源的硬资源，也包括技术、人才等软资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的历史发展原则，就是在讲，通过人类在空间上的沟通与分享，来争取发展所需要的时间；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其他地区的文明成果就在多大程度上有可能缩短发展所消耗的时间。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最基本的经验。
回顾以往，在对外交流中，我们主要将经济利益作为维系国家关系的重要手段。但是，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中国的话语权问题就逐渐浮出水面。而这种话语权并不仅仅可以由经济上的地位“直接”推出，当然经济上的强大是必要条件，更需要一种能为人类所普遍承认的价值观和人类所普遍理解的话语体系。用经济的手段可以让他人知道我们的“好”，而只有拥有一套让他人信得过的和理解得了的价值行为准则才能体现我们的“善”。经济状况的风起云涌，即时性很强，充满变数，而用恰当的话语方式建立起道德上经得起推敲的价值模式则是长久的，容易说服人心的。
现阶段，我们已经遇到在国际交往中自说自话的情况。一方面，我们一再强调中国市场的无限潜力，以此吸引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好中国，但是否可以很有底气地说能够向国外企业或团体提供他们欣赏的“价值环境”，而这种“价值环境”是如今全世界的普世价值的一部分，比如自由与平等，民主与协商。即使强调自身价值模式的相对性，是否我们的话语足以说服国际友人，以证明我们的价值与自由平等、民主协商是可以共处的。另一方面，与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各国的交往中，我们仅仅关注的是彼此之间经济上的依赖，不关心非洲各国对政治价值的敏感，进而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因此，我们亟需创建一套能够在国际上表达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让这套话语方式融入到世界体系当中，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的价值环境。因为我们只有先学会在价值体系上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沟通，才能依靠良好的价值环境努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至加快“两个必然”的实现。但是，这个过程仍然是长期的。
当前，我们既要看到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种种问题，坚定“两个必然”的信心，还要看到并不是现在的社会主义就能立刻代替资本主义，我们离代替资本主义的那个“社会主义”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同时，我们要立足现实，深刻地认识到要实现“两个必然”，必须先要发展好自己，发展好自己必须依靠吸纳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这首先要求能与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更好地在价值上进行沟通，而沟通所需要的是一种话语体系，这种方式使自己立于世界的价值环境当中，而这个创建自己话语方式，融入世界价值环境的过程本身就是具有长期性的。
一大众文化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景观之一是大众文化思潮的兴起和流行。所谓大众文化是同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亦即知识分子文化)相区别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两大潮流，二者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但是，当代的大众文化的势力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甚至有压倒精英文化的趋势。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传播工具迅速普及，电视已进入每一个家庭，而网络的兴起更使得各种信息能得到更迅速更普遍的传播。这就使得普通大众有可能享受到原来只有少数的社会精英才能享受到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劳动工作的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而工作时间却大大缩短，人们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去享受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
大众文化的出现，使文化不再仅仅是知识精英所独占的领域，而且也改变了传统文化那种突出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宣传教育的职能，从而不再使文化成为远离市场、远离经济的曲高和寡的高雅领域。大众文化甚至还导致了文化工业的出现，使文化成为经济领域的一种产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工业，文化走上了商品化、产业化的道路。人类能够象制造工业产品那样，规模化地生产出大众所需求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各种流行音乐、卡通片、电视连续剧充斥市场，供普通大众消费。资本家通过制造销售高技术的文化产品，从大众的文化消费中取得可观的利润，文化与资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文化的资本化。
大众文化是一种流行文化。大众文化迎合人们的趣味和爱好，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因为众多人的追逐、相互模仿形成一时的风尚，成为时髦。流行文化是同商业性联系在一起的，出于追求利润的动力，文化制造商们为了迎合大众的趣味和爱好，不断迅速地制造出大众所欢迎的文化商品，推动着某种时尚的流行，从而形成了某种流行文化。流行音乐就是流行文化的典型表现。一般地说来流行音乐能够抓住大众尤其是年青人的情绪，引起他们的共鸣，而又通过现代先进的传媒而迅速传播，从而成为了流行文化，就象当代西方社会普遍流行的爵士乐、摇滚乐、迪斯科那样。
大众文化的另一景观是追星文化。流行文化对大众，尤其对青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人们对某种时尚会形成一种疯狂的崇拜、追逐，从而产生了一批批的歌星、舞星、影星。追星文化的形成带有浓厚的商业主义的色彩，明星是大众文化的产物，也是商业炒作的结果，他们往往因为商业的需要而被制造出来。没有商业包装、没有传媒的炒作，就没有明星。明星本身就是知名度，明星就是金钱，能够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因此明星才会不断地被制造出来。在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的每一个领域中都不能没有明星，从好莱坞的电影到百老汇的歌剧，从流行音乐到通俗小说，从电视传媒到各种各样的杂志刊物，到处都是明星的风采，明星是大众关注的焦点。在大众中形成狂热的追星族、发烧友，从衣着到举动，模仿明星的一举一动，从而使大众文化成为由明星和追星组成的浪漫的世界。
大众文化也是一种消闲文化。大众文化的兴起及其流行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助长了人们消费、娱乐的心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剧烈的自由竞争中，人们为了生存，为了发财欲望的满足而不得不疲于奔命，人们的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此需要在工作之余放松高度绷紧的神经。糜糜之音、浪漫故事给人以一种感官的心理刺激，一种肉体享受，大众文化是消闲性的、娱乐性的消费，而不再是一种审美的精神享受。
在大众文化中，传统文化所具有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大大地弱化了，而其娱乐功能、消闲功能、商业功能却大大地强化了。通俗的大众文化对传统的精英文化构成了挑战，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的精英文化所具有的教化功能、宣传功能，也就是削弱了传统的精英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是一种客观事实。但是正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理论家所意识到的那样，特别是象法兰克福学派所作的批判性分析那样，大众文化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文化模式，具有操纵大众的思想和心理的作用，它缺乏批判和否定的向度，而是对当代社会的肯定性的文化。从表面上看，大众文化弱化了意识形态性质的宣传教化作用，但在实质上却堕落为维护现有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当人们沉溺在当代流行的大众文化中，却丧失了个人的独立、自由的意识，丧失了批判的革命的意识，从而保证了现存统治的继续。
二网络文化
当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了网络化的时代，网络不仅进入了社会经济领域，从而推动了生产、消费的经济活动的变革，而且网络也已进入了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使传统文化受到强烈的冲击，文化的载体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网络文化的时代。网络文化的兴起，再一次体现出科学技术对人类文化活动的巨大影响，科学技术的变革不仅能引起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而且也带来了作为精神活动的文化生活的巨大变革。
网络文化具有共时性的特点。网络的出现引发了文化载体及其传播方式的革命，使文化信息能在同一时间得以迅速的传播，打破传统文化载体及其传播方式所具有的时差性。传统的文化传播，或者是口头传述的表达方式，或者是文字印刷的书刊表达方式，其传播速度慢，传播速度有限。网络却能够以最快速的方式将声音、文字、图形、色彩、数字熔为一体，并以最快的形式同时传播出去，它使得文化产品不必经过出版社、印刷厂、书店而迟迟被读者所接受，进入网络的人们能够同时接受某种文化信息、参与某种文化活动。
网络文化又具有开放性的特点。网络文化不仅打破了传统文化载体及其传播方式的时差性，而且也克服了其地域的局限性，具有开放性的特征。网上作品的传播，能够迅速到达其它地域，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而进入别的地区和国家，为其它地区和国家的人所接受。网络时代是个地球村的时代，网络经济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而网络文化使全球性文化成为可能。网络文化打破了旧有的时差性、地域性，开创出一个共享性、开放性的文化世界。在网络世界中，人们文化交流的距离缩短了，文化交流的界限淡化了，甚至能进行超国界、超时空的文化对话、讨论和交流。
与传统文化相比，网络文化有了一种更新的文化存在和文化活动的方式。由于网络文化的载体及其存在方式的深刻变化，它超越了传统文化的那种纯语言化的存在方式，具有超文字、超语言化的特点。网络文化不仅具有语言、文字表达方式，而且有图象、色彩、数据、声音，甚至是气味的更为丰富多彩的文化表达交流方式，使人们有着全新的文化感受，调动起人类的各种感受器官的活动，甚至能营造出虚拟化、数字化的时空，使人的思维、想象力能够更自由的展开。就象普遍流行的电子游戏机那样，让人置于一个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无法感受到的梦幻世界中，使人入迷，甚至于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在网络文化中，人们的文化活动、文化消费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欣赏，而是融视、听、读、想象于一体的，具有了动态性、全景性、逼真性的特点。
网络文化的出现进一步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在传统文化中，文化的创作者和文化的消费者是相互分离的，作家、画家、音乐家等艺术家创造出作品，而读者、观众是被动地接受作品。网络文化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交流方式，原先作为被动的文化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同创作者交流，创作者也可以通过网络在创作过程中直接接受读者的各种意见和观点，从而使文化创作变为创作者和读者的共同参与，这样的文化过程是参与式的、交互式的互动过程，从而展现了一种新型的文化活动方式。
值得指出的是，网络文化的出现进一步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的潮流。网络文化为大众的直接参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人人都可以在网上自由地发表自己的作品，阐述自己的见解和观点，通过自己的网页直接与他人交流、讨论，而无需经过编辑的筛选，也没有权威的限制，而能自由地在网上直接发表自己的看法、展示自己的才华。这样，文化的创作就不仅仅是个别专家、艺术家所垄断的专利、特权，人人都有参与网上的文化创作的机会和自由，在这一点上就跨越了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鸿沟。通过网络的广泛参与，网络文化不再是供知识分子、社会精英所独享的雅文化，而是大众共同参与的通俗文化。
三后现代文化
后现代文化是后工业社会文化，也有人称其为晚期发达资本主义文化或后资本主义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59年美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丹尼尔·贝尔第一次用“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Society)来表示这个新型的工业化社会。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出现了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的趋势，诞生了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开始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美国，70年代盛行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至今仍风靡整个西方社会，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之一。后现代主义的潮流不仅影响到当代的哲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理论领域，也影响到当代的小说、诗歌、戏剧、音乐、美术等文艺领域，甚至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后现代文化是反抗性的文化。后现代主义潮流是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反抗，是对现代性的反抗。自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形成了占主流地位的资本主义传统的价值体系，确立起了“现代性”的文化霸权地位。后现代文化则表现为对这种传统文化的抗争，是对资本主义正统文化的超越和对抗，以其独特的文化形式来反抗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来动摇主流文化的统治地位。后现代文化的精神与旧有的稳定、秩序无缘，而充满了反抗的意识。美国60年代所兴起的“跨掉的一代”，那种放荡、服毒、酗酒、颓废的极端生活方式，已是后现代文化的初露端倪。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中，也处处体现着这种反抗精神、否定意识。而在后现代主义的那些理论家、如福柯、利奥塔、德里达等人的理论中，也时时处处都使人感受到其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否定，对旧有的文化霸权的反抗。
后现代文化又是一种解构性的文化。与后现代文化所具有的反抗性的特点相一致，后现代文化具有解构性的特点，对旧的文化的否定、反抗，同时也就意味着对旧的文化的破坏、解构。在后现代主义的眼里，世界被解构为支离破碎的一幅画面。传统文化中讲究的是完整的故事和主题，而在后现代文化看起来一切只是片断、零碎的，放弃了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整体构想，无情的将其瓦解、解构。后现代主义用解构的方法去重估过去的一切价值，现代文化所追求的“绝对的”、“永恒的”、“本质的”东西，在后现代文化中已经瓦解，已经不复存在。后现代主义反对一切绝对的普遍化的价值标准，所有的价值标准，甚至所有的崇高理想只是语言的游戏，都需要将其打碎、解构，也无需去重建新的价值标准、崇高理想。后现代文化的这种解构性的特点，表明它是批判性的而非建设性的。
后现代文化是多元性的文化。后现代主义倡导多样性、差异性、个体性，而否定一元性的、统一性的、一致性的存在。从近代的启蒙文化开始，现代科学努力寻求统一性、普遍性的知识，探索普遍性的真理，统一性、普遍性成为解释世界的有效性的标准，是科学知识的合法性的根据。只有普遍的统一的东西，就象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那样方能对世界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对统一性、普遍性的原则的追求是现代的科学、哲学、文学等各类知识的目标。后现代文化对统一性、普遍性、一致性的存在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以片断性、差异性、个体性来取代统一性、普遍性、一致性，以多样性取代一元性。后现代主义认为，追求统一性、一致性、普遍性只会导致专制主义，甚至融入恐怖主义。世界本来就是无中心的、多元的、差异性的存在，不存在唯一的标准，应该尊重的是不同的个体、差异的存在。
后现代文化是相对性的文化。后现代文化反对绝对化的统一的普遍的价值标准，因此走向了什么都行的相对主义。任何个体、差异的存在都是合理的，无须区别高雅与通俗、崇高与卑俗、精英与大众，甚至无须区别艺术和生活。在后现代主义的眼光里，文化本身就是游戏性的，调侃性的，什么样都行，无需自命清高，也无需孤芳自赏，于是艺术可以通俗化，文化可以世俗化，它们都只是人生的游戏，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和价值。
后现代文化着力表现后工业社会的超传统、超现代的样式，以极度夸张的手法来描绘荒谬的世界，不要任何秩序、统一、一致的东西，而剩下不确定性、零散性、或然性、随意性、无序性、暂时性、相对性，不要任何中心，不要任何界限，不要任何价值，这就深深地陷入了非理性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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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陶东风，金之浦，高丙中.文化研究(第1辑)[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伍德不认同目前流行的历史时期的划分，认为把18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划分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个主要阶段是错误的，强调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质疑“现代性”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些学者强调文化的改变，并将其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另一些学者强调经济的转变，将其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多元化资本主义。这些分析的共同点都是关注新技术、新交流手段、消费主义等。后现代主义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资本主义高度繁荣，强调差异和新时代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后现代性不是一种历史时期，而是人本身固有的属性。伍德认为，文化和经济的因素产生了后现代性的概念，否认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个主要阶段，认为现代性概念是错误的，而使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概念能否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伍德从政治经济学视角通过考察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大卫·哈维的“后现代性”概念来论述这个问题。根据詹姆逊和哈维的理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并没有实现从物质模式到文化模式的转变。伍德指出，对于詹姆逊而言，后现代性对应着“晚期资本主义”或新的多样性的“信息化”和“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阶段。哈维将后现代性描述成一种从福特主义到灵活积累的转变。后现代性对应着资本主义的某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大规模的标准化的商品生产，而且劳动模式已经被灵活性所代替:新的生产模式团队概念、准时生产、多样性的商品市场、流动的劳动力、流动的资本等都因新技术而成为可能。伍德指出，这些改变主要是文化的改变。在哈维的后现代性理论中，时空压缩占据重要地位，依靠新技术，时间的加速和空间的压缩成为可能，出现了新的交流模式、生产方法和市场交易的加速、新的消费模式、新的金融管理模式，因此就出现了新的文化资源来构建“后现代主义”。伍德不同意哈维和詹姆逊等人的后现代性的观点，一方面，认为当今的确有一些像哈维和詹姆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视“后现代性”为一种历史态势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视其为一种有历史根源和物质基础、受制于历史演变和政治力量的社会、文化形态，但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她认为当代西方社会所谓的“最新”变化并不新，所谓的“后现代性”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晚期形态，是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普遍化，是它的运动规律、社会关系和矛盾的进一步普遍化，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利润最大化的逻辑渗透到更广阔的领域中。伍德指出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以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区别与联系。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后现代性概念进入现代性概念的范围，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相联系。后现代性代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以鲜明的经济和技术特征为标志，被描述为信息时代、灵活积累、自由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等，以特定的文化模式组成。后现代性只是一种历史症候，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后现代性”的概念在本质上是对“现代性”概念的倒置。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争论虽然“剪不断”、“理还乱”，但都没有超越现代性话语的场域。“后现代性”概念从其传统意义来说与现代性概念相对，后现代性紧随现代性，而现代性显示了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同一性，现代性没有使启蒙理性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区别开来。后现代主义关注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变，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连续性，代替了启蒙工程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文化和知识模式。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在历史的发展中被遮蔽，资本主义体系被看作一种自然的生成过程。伍德在批判后马克思主义时指出，“后现代主义在它们仍然保有的对于平等或者某种形式的社会正义之承诺的范围内并没有完全摆脱渴望解放与拒绝任何道德或政治基础的支撑之间的矛盾。后现代主义不能为它自己关于解放之承诺就此问题而言，也就是它自己的政治多元主义提供一个可信的基础。”伍德从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出发，认为正是后现代主义支撑西方帝国主义实施霸权，这表现在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无知，取消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否定启蒙运动的价值，否定结构和整体性思想，她认为，“后现代主义不再是对疾病进行诊断的一种方式，其本身已成了一种疾病。
二、现代性与启蒙运动
伍德指出，启蒙运动与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相关，或者是因为早期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现代性，或者是因为合理化的发展产生了启蒙运动，带来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观念来源于启蒙运动的精神，是启蒙精神哺育了现代性。伍德认为，现代性来源于启蒙运动，在19世纪才得以兴起。“启蒙运动的思想改变了世界。它们的传统是西方现代性……西方自18世纪以来学术论战继承的遗产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无论好坏，这些都是西方的现实。”启蒙运动代表了理性主义、技术中心主义、知识和生产的标准化、单线进步观以及普遍与绝对化的真理。这些特点同资本主义的发展相联系，已经成为最流行最吸引人的启蒙工程。启蒙运动诞生于独特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其许多特点根源于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不是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是脱离封建主义束缚的一种可选择的道路。伍德认为，现代性工程的主要发源地是农村占主导的法国，具有有限和分裂的国内市场，“在这个市场中，非资本主义原则仍然在起着作用，不从劳动力中榨取剩余价值，不存在生产价值的创造，而是古老的商业行为。”这个市场崇尚贱买贵卖的原则，以外地谋利为中心，主要以奢侈品买卖为主，农业人口占据大多数，是潜在的消费市场。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包括专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与贵族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同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的枷锁中解放没有任何关系。资产阶级对专制国家的态度是模糊的，对专制原则的挑战仅仅是对专制原则的延伸，完成了专制的集权化工程，这些同启蒙精神相悖。启蒙运动的假设是各种类型的国家都存在于西方历史中，“西方国家”在启蒙运动中形成一个共同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然而，其描述的“西方现代性”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学术工程共同代表的单一文化形式的第一原则是理性主义。广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已经对理性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描述。不管是启蒙运动的支持者还是批评者(或两者皆有)，从马克斯·韦伯或者在他之前的黑格尔到当代反启蒙的后现代主义者，几乎都以“善恶”二元对立的方式描述现代性。在这种情况下，“启蒙运动要么被看做是人类解放的高峰，要么作为在最好情况下已无法阻止现代悲剧(启蒙辩证法)和在最坏情况下导致种族灭绝和核毁灭威胁根源的惨败。”如果现在有一个普遍的“现代性”概念，那么现代性仍然是植根于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由资本主义市场、形式民主和技术进步组成的一个复合物。后现代主义抛弃所有启蒙运动中好的东西，特别是对普遍的人类解放的追求，将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归咎于启蒙运动的价值。现在应该将属于资本主义而不属于“现代性工程”的观点同启蒙运动的方案区分开来。“这样做可能有助于去抵制反启蒙运动思想的后现代主义，也有助于反对资本主义的欢呼雀跃。”后现代主义根源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工程的回应。“后现代主义认为这个世界根本上是碎片化的和非决定性的。否认任何完整的过程，任何所谓的‘宏大叙事’，并拒绝对世界和历史做出综合的普遍的理论解释。”后现代主义也拒绝任何普遍性的政治工程甚至是普遍性的解放工程。伍德认为启蒙运动已经死亡，但仍有价值，它要借助社会主义得以复兴。资本主义虽已经普遍化，但不妨碍启蒙精神的再生，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类的压迫，才能实现现代性与启蒙的联盟，才能真正实现理性、科学和自由的启蒙精神。
三、简评
但是，当今的学术论坛上出现了新的见解，或者说，出现了重新认识的要求。1973年，
一位以执着追求真理著称的经济学者，在他研究欧洲城市史以后所写的笔记中说道：渊源于希腊、罗马传统的“城邦国家，商业城邦”是“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这种“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国历史上所绝对不会发生的。”“中国的城市、市井、市肆，却从来是在皇朝控制之下”，“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
因此说“中国的中世纪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倘若不是意外的历史事变打断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云云,”这是“非历史的观点。”（1）应该说，这是新的见解之一例。（2）这个见解，在以后的论坛上，也时有出现。（3）
另一位在80年代中期主编了一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著名学者，在该书中不但承认中国的明清时代，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强调资本主义萌芽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事物的生命力，它既然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力量，是不会夭折的，而是导向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就应该考察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4）这里所说的延续性和导向性，自然是指资本主义的导向和延续，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这一巨著出版十年之际，著者“在进行了更深入、更周密的思改之后，”在多次学术会议上“提出了与自己过去观点完全不同的新见。”（5）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最近一次的“笔谈”中，著者进一步明白宣示：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上，不要提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了。”（6）既然不提资本主义萌芽，那么“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自然更加无从谈起。
而在最近的一次关于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的学术讨论中，有些学者进一步认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一种假设”，是一个“假问题”。（7）
因此，如果说前者代表一种创新见解的提出，那么，这后者就代表一种重新认识的要求。
无论是新的见解的提出还是重新认识的要求，都令人耳目一新，无疑会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兴趣。就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它富有启发的意义，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城市和古希腊、罗马以至中世纪以后欧洲城市的不同，是否就能引出“中国社会自己不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结论，这也许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但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过程的缓慢、延续的迟滞和向资本主义导向的乏力，却是确定不移的现实。这里的篇幅不容作全方位的宏观估量。下面仅提供两个具体实例，附带作一点解说，看看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注释：
（1）顾准：《顾准文集》，1994年版，第312～316页。
（2）应该同时指出的是，在国外，这又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观点。中国社会停滞论，在18世纪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德国的古典哲学著作中，就已经出现过。
（3）参阅《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版，第353页；《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71页。
（4）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载《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版，参阅许涤新、吴承明主编《资本主义的萌芽》，1985年版，第6页。
（5）李伯重：《吴承明先生学术小传》，见吴承明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1996年版，第300页。
一传统的看法
黄仁宇先生在与李约瑟共同撰写《中国科技史》的十几年里曾对研究资本主义的诸多作者有过一个综述：“……写资本主义的文章大略有三类。一类注重生产关系的转变……。一类注重资本主义精神……。还有一类注重自然经济之蜕变为金融经济。”马克思自然被归入第一类。韦伯是第二类。诺斯（DouglassNOrth）应属于第三类。也许这种把作者简单归类的办法会误导读者。事实上，韦伯和桑巴特以后，黄仁宇，余英时，以及三十年代的梁漱溟，都持一种整体演变的看法。即“资本主义”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是由许多原因生成的。所以余英时先生又称韦伯和他的立场为“历史多元论”，以别于”一元论史观”。极而言之，从西欧历史中挖去任何一段（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时代，古希腊，……）都会使现在西欧北美的社会不成其为“资本主义”。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后来的《中国文化要义》中一直认为中国即便再独自发展五千年也出不了“资本主义”。他的观点后来由余英时先生再度提出。
黄仁宇提到，形成“资本主义”的三个主要条件：（1）信贷关系的拓展。（2）专业经理人员的使用。（3）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管理的技术的社会共享。我们也可以认为这里的第一个条件包括了金融市场的发展或资本的自由流动。第二个条件其实是要求“企业家的自由进出”（隐含着“企业家与资本家职能的分离”）。第三个条件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隐含着“信息的自由流动”）。“企业家的自由进出”被新奥地利学派的领袖克兹涅尔（Is-realKirtzner）认做“资本主义”的定义。如果我们把“信贷关系的拓展”扩充理解为“一般的合作信任关系的扩展，那么资本主义形成的三个条件实际上就可以涵盖在“一般信任关系的扩展”这一个条件里。不仅专业经理人员的任用依赖于“人关系”中的相互信任，而且技术的分享和法律，会计，契约等等的可计算性，都是职务于“信贷关系的扩展”这一目的的。这就要说到哈耶克后来的看法，留待稍后再述。
说一个封闭的中国再有几千年也产生不了资本主义，梁漱溟是有极扎实的根据的。他的根据首先是，中国社会自秦汉始已经用伦理道德代替了宗教，用礼俗代替了法律，用家族关系调和了西方社会固有的“个人与社会”和“社会与国家”的冲突。所以自“战国”以后中国社会“废封建，建郡县”，两千年以来徘徊于一个既非“资本主义”又非“封建”的社会形态中。梁漱溟的另一个根据是，中国人的精神意欲并不指向“资本主义”的方向。余英时先生在“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特质的一些看法”里提到，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缺失的原因，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搞个清楚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他认为若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社会仍会在自己的传统内演变下去，出不了“资本主义”。中国人的精神是中庸与主调和的。即使我们无视“宗教伦理导致资本主义”的简单说法，假设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也可以产生资本主义，我们仍然难以相信中国人会把任何一个工作推进到如此大的规模以致“人”必须从家庭，朋友，道德，和陶冶人性的种种“生活的艺术”异化出去，变成大机器的奴隶。对于按照狭窄的“科学方法”组织分工以至人生，诚如冯友兰论及中国哲学的特点时指出的，中国人认为是“奇技淫巧”，“乃折枝之类，非携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换句话说，中国人“志不在资本主义”。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到底“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呢？还是欧洲人文化传统与扩张精神产生的独特结果呢？对于这个问题，余英时认为在欧洲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的几百年里，确实先有了一场连续不断的，指向资本主义的精神运动。当然，我们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考查。例如黄仁字和李约瑟对威尼斯城邦民主与信贷扩张，低地尼德兰的市民自治与贸易管理，到后来英国限制王权和金融发展的案例研究，以及他们对英国法庭法律变迁的研究。又例如许倬云强调资本家参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环节。所以，政治，法律，这些“上层建筑”的演变是伴随了资本主义的“物质发展”的。政治事件与精神运动的关系（例如“三十年战争”）在欧洲十四到十七世纪间极其错综复杂。我们考查的最后结果也许仍是不了了之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所以，从宏观上说，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应当同时“伴随”着一个精神过程，我们无法证明哪一个为主，哪一个为辅。但是从微观上说，人的精神导向总会随着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即摆脱物质生产的束缚）而越来越占据主要的方面。只不过现代精神仍受约束于“传统”，而传统的精神是从原始物质生产状态脱胎而来的。所以我们才观察到两个过程（精神的和物质的）相“伴随”的现象。
在“传统的看法”里，马克思和韦伯代表了两个几乎完全相反的看法，以致帕森斯（TalcottParsons）坚持认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为了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写的。我假定双方的观点已经为读者熟知。这里要讨论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他们的观点或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可以从具体历史过程中抽象出来的程度。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念与他对“欧洲理性”的理解有关。他著名的观点是，商业行为，甚至大规模商业行为，在中国和印度都一直存在并早于欧洲。但那不是资本主义，因为那里缺少一种“理性”，缺少一种依赖于精确计量的法律，会计，契约，雇佣关系，政治活动等等的有理性目标的社会组织（德克海姆的“有机的社会”）。他定义“资本主义”为“用企业的方法实现人的需求”并且这种企业必须是“使用资本主义簿记方式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韦伯大量地使用“系统地”这个词，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理性地和系统地追逐利润的态度”。他并且把一切“资本主义”分类成四：（1）非理性的，政治的资本主义。（2）非理性的，工业的资本主义。（3）理性的，政治的资本主义。（4）理性的，工业的资本主义。只有西欧的资本主义才属于第（4）类。因此“资本主义”（同样地，“社会主义”）做为理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运动在西方以外的社会中并不存在。
韦伯的另一项研究也可以说明他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他在《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论证说，现代西欧“自然法”的真精神在于“自由”或准确地说，“契约的自由”。由于这种契约的自由，西方社会得以发展理性的工业资本主义。他认为这种具有自由精神的“自然法”部分地导源于宗教运动中那些理性的宗派，部分地导源于文艺复兴时“自然之道”的理念。于是“理性”与“自然”成了自然法判断案例合法性的两个基本判据。
虽然韦伯也强调理性地雇佣和组织“自由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但他并没有象马克思那样把“雇佣劳动”看成是“理解资本主义的轴心”。韦伯这种强调精神过程的“资本主义”概念于是很难从西欧社会具体的历史中抽象出来。
马克思的研究几乎可以看成是对资本主义“微观基础”的研究。他的深刻性在与他同时代经济学家的比较中立刻显现出来。例如同时代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对利润的追逐或循环公式：“货币一资本一更多的货币”。这种看法在学术上纳入一个很流行和著名的学派，我们不妨按黄仁宇的分类称之为“金融的资本主义学派”。这类看法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资本的堆积”，在于“金融资本的吞并行为”（acquisitivecapitalism）。但是马克思抓住了“剩余价值”这个关键，来解释“利润”和资本的金融扩张如何成为现实可能性。“雇佣劳动”于是成为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做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实质。从我们的角度看，马克思的雇佣劳动概念是可以应用到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过程中的，所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比韦伯的有更大的普适性。当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对“价值”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理解不同使其他经济学家被马克思视为“庸俗”。我在《经济研究》中曾详细阐述了以奥地利学派为首的主观价值理论对价值创造过程的理解。按照门格尔和熊比特的理解，企业家或追逐“利润”的人对于“剩余价值”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正是他们发现了价值的?笆S唷保撬堑摹捌笠导也拍堋笔棺杂衫投靡宰橹鹄矗袢笆S嗉壑怠薄H绻嫡馐恰鞍鳌保敲纯梢匀衔鞍饔泄Α薄?nbsp;
桑巴特在马克思和韦伯之后，他不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可以从“物质的”方面单独地得到解释。我们从陶普的书里读到桑巴特的看法：资本主义的实质不能从其经济的或生理的任何一个方面求得理解。只能从那个激励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总体（thetotality）去寻求。桑巴特把这种整体精神概括为“布尔乔亚的精于计算和理性的企业精神”。这种总体演变的看法受到余英时先生的重视。后者早在1958年就著文介绍芝加哥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奈夫（JohnNef）的著作《工业文明的文化基础》。余英时试图描述的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全部精神基础。他的文章的题目被有意识地定为“工业文明的精神基础”。根据余英时的介绍，奈夫的博大著作论证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是十四至十七世纪欧洲人文追求中宗教所倡导的道德和帝王所赞助的艺术结合的产物。其间对艺术美的追求发展了科学（例如绘画与光学，几何学和化学；雕塑与解剖学；建筑与力学和几何学），同时道德生活的体验培养了互相尊重的“自由契约”精神（民主的前提）。“赛先生”和“德先生”由是而生。余英时专写一附文论述西方此一时期道德精神与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相通之处，并认为启蒙时代欧洲人对中国产生的“同情的理解”盖源于此。
整体演变的看法固然是一种学者态度，但是要“学以致用”就不那么方便了。大凡“整体”一定难以脱离历史去看。那么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观念如何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呢？我们研究一个观念是否可以从它由以产生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抽象出来，目的在于把这一观念应用到其他的历史过程中去。对于“资本主义”这一极其重要的历史观念的抽象，是由哈耶克最后完成的。
二“最后的看法”
在芝加哥大学，哈耶克并不真正属于芝加哥学派，因为他任教于“社会思想委员会”而非经济系。但是如同奈特与芝加哥学派的关系一样，哈耶克显然是芝加哥传统的原流之一。通过米塞斯（哈耶克的老师）和扬格（奈特的论文导师），欧洲学术传统特别是奥地利学派那种贯彻始终的自由主义得以融入芝加哥学派。从芝加哥传统中，科斯（RonaldCoase），张五常，和德姆塞兹（H．Demsetz）吸收了足珍的养份来参与建立“新制度学”的工作。这样，从马克思到康芒斯到诺斯，制度研究最终由“批判的”演变到了“建设的”，并且在主要结论上与哈耶克的看法交相印证。事实上，诺斯的主要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绩》开篇就说：他的制度研究旨在搞清楚“人类合作的游戏”。
哈耶克晚年最后一本书《致命的自负》第一句话是：“本书论证那个我们文明由以发生并赖以生存的东西,精确地说只能够被描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该秩序通常被有些误导地称为资本主义。”我在这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讨论了哈耶克“扩展秩序”的意义。那是因为“经济发展”这个概念所指称的历史过程本来就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重合。《致命的自负》讲的是道德问题，道德传统的意义，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和理性狂妄自负的危险。在书的扉页哈耶克引了对他思想发展最具影响的三个思想家的话来支持他的宗旨。佛格森（AdamFerguson）：“自由不是像其字面似乎意味着的，是从一切束缚中解脱。正相反，自由意味着每一种正当的束缚对自由社会全体成员的最有效运用，不论他们是司法官还是老百姓。”休谟（DavidHume）：“道德的例律不是从我们推理的结论所得。”门格尔（CarMenger）：“那些服务于公众福利的制度，怎么可能在它们如此重要和显著的发展中，却反而没有一个公共意志来引导它们的建立呢？”从这里，我们又发现了上一节的主题：资本主义与传统。哈耶克达到这一认识的路程可说是艰苦，孤独，和漫长的。从使他名声大振的主义观点——《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toSerfdom）》，到他如日中天之作——《自由（TheConstitutionofLiberty）》，再到他晚年定论——《致命的自负》，和马克思一样，哈耶克的目光曾勘察了人类知识的每一个领域。从这一历程中，他得以抽象出“扩展秩序”做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马克思看见“雇佣劳动”的地方，哈耶克看到的是“扩展秩序”。
1920年代，当社会主义思潮终于具备了燎原之势时，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被认为是孤独的呐喊。即便当时，与同时代人相比，已经显露出哈耶克深远的关杯。米塞斯批评兰格与勒那（A.Lerner）的“有效率的计算机社会主义”时强调两个因素：（1）全面计算之不可能性，（2）“利润”与“价格”在公有产权下不可能提供有效率行为的激励。这代表着当时杰出学者的看法。而哈耶克在该书中所表达的看法则更深刻。他强调，企业家或人类思想的创新过程是不可能被计划出来的。一个控制着全部产权从而控制着思想者的生存条件的中央计划是不可能不试图去控制人们思想的方式的。然而对思想的控制最终必定导致一个社会所有成员的创造力的枯竭（因为正如黑格尔所说，“人”的实质在于“思想的自由”）。因此一个中央计划的经济就长期而言必定是无效率的（因为正如卡尔多所说，“效率”无非就是千万人日常的改进工作的创造性努力的结果）。继承了奥地利学派“主观价值论”的哈耶克就这样说明了使“一般均衡”之所以有效率的那个真正的“微观基础”——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所有方向上创新的自由。后来他在（致命的自负）里批评“宏观经济学”时又表述了这一思想；彻底的自由主义必须以主观价值论为基础，于是一般均衡或“看不见的手”才是有意义的（我非常同意哈耶克紧接着说的：奥地利学派“边际价值”革命的这一意义到今天还被多数经济学家所忽视；看一看今天经济学里边以数学代替经济学的倾向吧）。
1960年，哈耶克发表了《自由》。用他后来的说法，那本书表达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他当时给自己的任务是刻画出一个愿意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自由的政府应当遵守的宪法原则。然而，和布坎南一样，哈耶克在七十年代意识到，以孟德斯鸠的思想为蓝本的欧美政府模式不可能实现自由主义乌托邦。和布坎南一样，哈耶克达到了这一结论：那些制订了美利坚和法兰西自由宪法的国父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失败了。这个结论的逻辑的后果就是对修正宪法的思考。布坎南思考的结果是他1975年的著作《自由的限度》。哈耶克思考的结果是他1973、1976、和1979年分别发表的三卷本（法，立法，与自由）。这时的哈耶克注意到了社会主义的几乎永不枯竭的源泉在于人类理性的自负。由于这种“自负”，在所有市场经济的国家里都存在着政治家们“试图设计人类前途”的危险。哈耶克提出：“我们时代的最重大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分歧归根结底是基于两个思想学派在哲学上的基本分歧。”他称他自己和卡尔·波普属于“演进的理性主义（evolutinoaryrationalism）”，而另一派属于“建构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rationalism）”。后者在哲学上是错误的。
哈耶克对“理性”本身的考查把他带进了自然科学，他曾于五十年代初写了《感知的秩序》（theSensoryOrder）。后来又研究“控制论”，“系统论”，“协同学”等。他涉猎宗教史，科学史、艺术史，原始迷信和人类学，语言学，性，人口学，心理学和生物认识论等等。他是对一切知识有着深切关怀的古典意义上的“道德哲学家”。他最终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不是“价值判断”上的分歧，而是哲学认识论上的分歧。争论的一方在哲学上陷入了谬误。任何能够直面真理的人（不论他是不是“社会主义者”）应当能够纠正这一谬误。（多么西方式的纯学者态度！做为中国人我总是使我的理解带上感彩。）
1988年，哈耶克发表了《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我已经说过，这里的“谬误”是哲学上的）。这本不到二百页的小书，林统生认为是“最艰深难读的”。像一幅抽象画，一本抽象的书是要读许多遍的。我不认为我已经读懂了这本书，但是做为初步的理解，我想用四个命题来概括哈耶克在这本书中的思想。
“命题O”就是我在本节第二段里译的那句话，即“资本主义的实质是扩展秩序”。这里，扩展秩序概念有两个重要的内容：（1）它必须是“自发的”，非人为设计的。为了强调这一点，哈耶克曾长期使用“SpontaneousOrder”这个词，即“自发的秩序”。如前述，任何人为的整体设计都会最终破坏这一秩序的“创造性”（波普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认为理性只应当“局部地”设计社会系统）。哈耶克说，罗马帝国的贸易扩展是人为的扩展，其衰落是必然的。（2）它必须是“不断扩展的”，从家庭内部的分工，扩展到部落之间的分工，再扩展到国际分工，……直到全人类都被纳入这个合作的秩序内。诺斯研究的那些原始部落，虽然有自发的交易，却无法不断地扩展到部族以外。要想不断地扩展合作秩序，“超个人的规则”（如法律）必须受到尊重。道德与文明程度必须相应地提高。自然状态下的人是不可能适合于扩展秩序的。
命题一：“心灵是文化演进的产物，不是文化演进的向导。心灵更多地基于模仿，而不是基于明智或理性。”哈耶克论证说，人由动物状态进入文明，是靠了从传统中学习。人并不是生而具有聪明，理性，和良知。人必须通过教育才变得聪明，理性，有良知。所以不是我们的智慧造就了道德，相反，正是在道德规范下的人际活动使理智得以成长。从动物本能到人类理性的进化桥梁是传统。
命题二：“没有财产权利就没有正义。”这里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逻辑上的，没有“权利”就谈不上对权利的侵犯，从而就谈不上“正义”。这是洛克的原义。第二层意义指涉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包含“正义”理念的看法是荒谬的。“……如果自由的人们想要共存，相互帮助，不妨碍彼此的发展，那么唯一的方式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边界，在边界以内每个个人得到有保障的一块自由空间。”这就是财产权利的起源，哈耶克称为“权利的分立（severalproperty）”，并声称“分离的权利是一切先进文明的道德核心”，“是个体自由不可分离的部分”。（国内的经济学家如周其仁在八十年代初认识到“市场运作的前提是利益的分立”）。在地中海欧洲的历史上，是先有了财产权利的分离，才有了个人自由和尊重他人自由的道德观念。文明演进，又有了对法律及正义的共识。
命题三：“在扩展秩序下，行为的终极目标大多是为理性所认识不到的。”这是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卷一的看法。他批评“科学主义者”对人的判断，建构，和示范的能力作了错误的假设。在观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理性”在观测者周围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可能观测到并理解所发生的事件，但他不可能（通过与其他人的彻底交流和沟通）观测并理解在广大范围内发生的全部事件。“传统”是借了众多的人的心灵保存和传承的，所以是大范围事件。做为传统的主要部分的“道德”，它的效应于是不可能被任何个人的理性全面把握。哈耶文写道：“大部分知识——我承认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点——不是从直接的观实与经验得到的，而是通过一个连续的学术传统获得的。”命题三的另一层意义是，如哈耶克所说：人们“习得传统是为了应付未知。”注意，诺斯1990年那本书的主要部分就是论证非正规约束做为制度在“不确定性”世界里演化的重要方式。诺斯的非正规约束其实就是“传统”。对于“未知”,理性是毫无办法的。理性所能告诉我们的就是信赖那个经历了无数未知而使人类幸免于难的“传统”。然而这里的“理性”已经不是西方人的“理性”了，按照梁溟《中国文化要义》(章七）的说法，西方人的理性应当叫做“理智”，那是追求客观的（可观测的），冷静和非人情的“理”。而中国人的理性则真是一种性情，一种“求正确之心”的“情理”。总而言之，理性对于传统应当抱着非常尊重的态度而不是狂妄的“改造之和设计之“的态度。
最后我回到第一个命题，资本主义应当被称为“扩展秩序”。从扩展秩序的概念看，把它叫做“资本主义”确实是有些误导了。那是因为按照前述“传统的看法”，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总是围绕着“资本”的种种性质（社会史的，金融的，雇佣劳动的）。在哈耶克看来，“资本”只是人类合作的秩序由以扩展的手段之一，它甚至不是必须的。例如，资本雇佣劳动的情形在知识社会和人力资本的时代不会成为人类合作的主要方式。哈耶克的后三个命题合起来说就是，扩展秩序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以私有产权为运作基础的，而私有产权的道德基础则是由传统提供的，理性试图对传统进行整体设计和改造，那只表明“科学主义”在哲学上的谬误和理性的“致命的自负”。应当指出，哈耶克的“扩展秩序”概念是对“资本主义’仅为历史过程的一个抽象。它可以应用于其他的历史过程。事实上，哈耶克认为“扩展秩序”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实现。
[关键词]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资本主义新趋势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开始呈现一种胶着状态。“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标志着美国以和平的纯经济手段推进资本跨国渗透的发展战略已经走到极限；西方发达国家在各种借口下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步抬头。美国的新经济泡沫、房地产泡沫的突然破灭、美元大幅度贬值以及最近的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都表明，美国经济的衰退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们对于美国金融体系以及以美国金融霸权为基础的世界金融体系的信任发生动摇。全球生态环境、石油能源、粮食等都显露出危机。人们不禁要问，世界经济是否正在面临一场周期性的大危机?经济全球化是否会被打断?是否会出现逆转?在这个大背景下，人们想起了在以往繁荣年代久被遗忘的康德拉季耶夫，想到他的资本主义长波理论。
尼古拉·季米特里耶维奇·康德拉季耶夫是苏联著名学者、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他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确定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周期性的长期波动，创立了长波理论。从而享誉国际经济学界，被尊称为“长波理论之父”。在他的理论创新基础上，国际范围内形成并发展起长波理论经济学派。1939年，经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提议，世界经济学界正式接受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一术语，普遍用它指称经济成长过程中的长时段波动。康德拉季耶夫的理论贡献因此被载入世界经济学发展历史。
一、长波理论的提出
长波又叫长周期或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长波假说最早形成于1919－1920年，他的这个观点最初“未加特别分析地”写入《战时及战后时期世界经济及其波动》一书中，该书草稿在1921年被苏联出版社告知“稿件遗失”，他又根据笔记重新写作并在1922年出版。康德拉季耶夫书中的结论完全来源于对于价格趋势的实证分析，而这个结论在当时还是很不明确的，他只是说：“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长周期仅仅是一种可能。”他在1923年发表的《关于世界经济和经济危机若干问题的争论》一文中也提到了长波假说。1924年，他前往英国、德国、加拿大和美国，并参观了几所大学，当年返回俄罗斯。1924年冬和1925年春，他在行情研究所的《经济波动问题》论文集中发表了《经济生活中的长波》的专论(在译成外文时，这篇论文的标题被译为《经济生活中的长周期》或《经济生活中的大循环》)。在论文中，康德拉季耶夫系统深入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长周期波动问题，较完整地提出了长波理论。后来，他又对该文作了修改和补充，并在1926年以德文发表在《社会经济与社会政治文献》(第56卷)上。1928年，他强调了固定资本再投资周期对经济长波的影响。康德拉季耶夫持续不断地研究长波问题，一直到1930年被捕。最初相信长波理论的人并不多，在国内甚至遭到严厉批判。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康德拉季耶夫对20年代长波下降的预测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事实所证实，国际经济学界开始关注他的理论。国外期刊关于他所领导的行情研究所的工作报道以及在国外出版的康德拉季耶夫的著作，引起了研究经济和市场情况的各国专家的注意。行情研究所收到了菲舍尔、W.米切尔、凯恩斯等著名学者提出的合作出版一系列书刊的建议。康德拉季耶夫有关大周期的著作被收入权威性的百科全书《社会科学简明词典》。1935年，《经济生活中的长波》一文被译成英文发表在《经济统计评论》第17卷上。康德拉季耶夫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二、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康德拉季耶夫以前，各国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经济史上长时段的繁荣与萧条存在着某种周期性循环的规律性，并各自提出一些设想。康德拉季耶夫的贡献在于用大量经济统计数据证实了长周期的设想，从而使这种设想成为一种比较系统的周期理论。康德拉季耶夫详细考察了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约140年)的一系列行情指标(商品价格的平均水平，贷款利率，工业工人的工资，对外贸易额，煤、生铁、铅、黄金的生产和消费)按时间序列排列的统计资料，这些资料既包括“具有纯价值特性”的商品价格、利率和工资，或者“至少具有混合特性”的外贸等“对经济情况变动敏感的数量”，也包括煤炭、生铁、铅等“纯实物量数列的变动”。在此基础上，他对经济发展的长波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除了存在通常所说的7年到11年的商业周期和3年半左右的“更短变动”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平均长约50年的长期波动”。康德拉季耶夫指出，一个完整的长波的“持续时间在47年到60年之间”。他将人们的视野引导到更广阔的层面，为进行长期经济预测的可能性提供了依据。
康德拉季耶夫把1780年至1920年这140年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归结为两个半长周期波动：
第一个长波上升期是从18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开始，持续到1810－1817年，下降期从1810－1817年开始，持续到1844－1851年；
第二次长波上升期从1844－1851年持续到1870－1875年，下降期从1870－1875年开始直到1890－1896年；
第三次长波上升期从1890－1896年持续到1915－1920年，而下降期大约从1914－1920年开始。
康德拉季耶夫利用大量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材料证明长期波动的设想，虽然他没有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分析，但也从中证实了长期波动的存在，证明了这种长波的某些重要的经验性特点：
(1)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一个在长波推动下多种经济周期综合运动的演进过程，“在长期波动的上升期繁荣年份较多，而在下降期则以萧条年份为主”。
(2)在长期波动的衰退阶段，农业通常会出现特别明显的长期萧条；与此同时，在生产和交通运输领域会完成非常多的重要发现和发明。
(3)在长期波动的上升阶段开始时，前一阶段的重要发现和发明开始得到大规模的应用，通常黄金产量会增长，新的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会得到加强，从而导致世界市场的扩大。
(4)长期波动的上升期，即在经济力量的扩张高度紧张的时期，一般会发生灾难性的广泛战争或革命。
康德拉季耶夫著书之时正处于第三次长波的衰落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危机频频发作，尤其是1929年起连续数年的“大萧条”，这些事实都证明了康德拉季耶夫预测的准确性，进一步增强了“长波理论”的吸引力。因此，从20年代中后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是西方研究长波理论的活跃时期，研究重点主要是对长波现象的统计证明和对长波根源的定性分析。影响最大的是哈佛大学教授、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他在肯定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理论创新，对扩大长波理论的传播和影响作出了重大贡献。三、康德拉季耶夫关于长波理论的阐释说明
在进行理论论证的时候，康德拉季耶夫进一步作出了以下说明：
1、经济长波的长度和转折点都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其长度在40余年到60年的区间变化，人们不可能确切地把转折点固定在某一年份，可以有5－7年的误差。从康德拉季耶夫对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世界经济长波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在每个长波周期的上升期和下降期的转折点都有5－7年的交叉转折期。康德拉季耶夫对经济长波转折点划分持谨慎态度。因为“长期波动实际上是一种复杂的运动过程”，各种中小周期的波动和长期大波动交织在一起进行，时间跨度大，情况复杂，内外因交错，因而，“对长波周期的划分应有较大的允差范围”。否则，人类就没有进行经济预测的必要了。
2、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长期波动具有“国际性”，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基本因素，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主要领域都会受到这种因素的影响。康德拉季耶夫所掌握的统计数据除法国棉花消费、美国木材与糖的生产等几个少数事例以及美国内战与拿破仑战争这样的非常事件影响以外，世界各国不同经济部门的价格指数、利润率、工资、外贸以及生产与消费数据都受这种周期性波动的制约。虽然个别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变化会有一些自己的特点，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经济波动具有同步性。他认为，“经济长波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有机的部分”。周期波动将会使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或减慢，而苏联经济的发展不能不受国际经济形势制约，在世界经济进入长波衰落期的时候，苏联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很快，因此他反对不现实的“高速度”。
3、长波具有规则性的发展周期，它的存在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实质所固有的那些原因”。康德拉季耶夫承认“长波”理论主要建立在经验统计的基础之上，尽管目前还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经济生活中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无法描述它的产生机制。但他确信，与中期波动一样，“长期波动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实质固有的那些原因”，而否认它们是由偶然因素(如技术变革、战争和革命、新国家被纳入世界经济、黄金生产的波动等)造成的。他认为偶然因素论者颠倒了因果关系，并通过实例说明：(1)尽管不能否认科学发现和发明具有创造性因素，但决定技术变革“方向和强度的很可能是客观生活的需要和以往技术的发展状况”，“科学发明本身并不能自动地给生产技术带来实际变化，如果有利于采用新发明的经济条件还不具备，它们就不会有任何用处”；(2)战争和革命并非完全是由个别历史人物的主观意图造成的，而是“起源于经济生活步伐的加速和紧张程度的加强，起源于争夺市场和原料斗争的加剧，而社会动荡则在新的经济力量的压力下最容易爆发”；(3)至于新的国家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这是由于世界经济“新的高涨使得有必要和可能去开发新的国家、新的市场和新的原料来源，从而加速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世界经济的扩展限度取决于老牌国家对新市场和新原料来源要求的迫切程度；(4)黄金产量的增加，是由于采金技术的改进和新金矿的勘察，而这种改善和勘查则是因为在长波下降过程中黄金价值与它的成本之比与过去相比，变得更加不利了。采金技术的改进和新金矿的勘察促使在衰落期降到谷底的黄金产量开始微弱上升。在黄金达到它的最大购买力之后，高涨才真正开始，等等。康德拉季耶夫对外因论的反驳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无论是技术的变化和应用、战争和革命、新国家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还是黄金产量的增加都服从于社会生活的需要和经济条件的具备等内生的经济进程。
虽然康德拉季耶夫没有对导致周期性波动的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固有的那些原因展开分析，但1928年，他强调了固定资本再投资的周期性对“长波”的影响。他认为：“长周期的物质基础是基本资本货物储备的耗损、毁坏，替换和增加，它的生产需要有巨额投资，因而它是一个长期的进程”，而这些基本资本货物是指“大型厂房、重要的铁路、水道，以及大型的土地改良计划等等……事实上，对熟练劳动力的训练也属于这一类”。
至于转折点的动力，康德拉季耶夫指出，在下降波的发展进程中会逐渐形成新的经济长期上升的前提。这种上升当然不是必然的。国民经济制度的变革一般能改变经济动力的性质。但是，如果没有发生这种变革，那么在下降期之后接着就会出现经济上升。新的周期不会完全重复前一次周期，因为国民经济在先前周期末尾就已处于其发展的新阶段。不过，新周期的一般机制基本上是原先保留下来的。在这里，他既提到了制度的作用，又指明了下一轮上升的动力是在前一个周期的下降期社会生活的一系列内生变化中逐渐积累起来的。
虽然，康德拉季耶夫的分析不够明确，他关于“内生性原因”的观点也并没有成为后来大多数西方学者对长波分析的主要论据，但其中一些闪光的思想还是启发了后人的探索。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70年代初，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进入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也是长波理论研究比较沉寂的时期。此时，否定长波存在的学者处于主导地位。
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随着科技革命作用的不断消退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副作用的不断积累，第四次长波以危机和滞胀再现下降波，又一次验证了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的正确性。西方经济学界对长波理论的研究又开始重新活跃起来，形成了熊彼特学派、福雷斯特的动态系统模型长波论、罗斯托的相对价格长波论、门施的基础创新变形长波论、弗利曼的劳工就业长波论、丹因的创新寿命周期长波论以及篠原三代平的多元因素长波论等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研究的长波理论；比利时经济学教授、第四国际领导人欧内斯特·曼德尔则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长波，他把长波归因于平均利润率和资本积累速度的变动，试图实现长波分析史上的重大突破。
[关键词]资本主义；解读；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
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是什么?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否已经改变?资本主义将走向何方?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对我们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anandBraudel)是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杰出代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和《法兰西特征》是他的三部代表作。其“长时段理论”连同年鉴学派一起，对20世纪末的中国学术界有较大影响。本文主要是对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一书进行解读。该书是1976年布罗代尔应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邀请所作的三次学术报告演讲，并附录了布罗代尔在生前最后一次研讨会上的言谈。布罗代尔在他的这本小册子中既给读者提供了一些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动因的新解释，对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不同于其他学者的新界说，例如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竞争与垄断、中心与之间的关系等都提出了其独特的见解。布罗代尔重视从生活世界人手进行观察和研究，他的这些见解本身就是在资本主义生活世界的范围之内对资本主义所作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的结果，从而为我们这些外部读者深入了解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些全新的视角。作为20世纪西方史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布罗代尔是一位追求真实历史并对于人类前途有着热忱企盼的学者。他对资本主义的剥削特质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并期盼实现人类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然而，布罗代尔在阐述资本主义的动力、本质与特征时有不少观点是经不起推敲或存在自相矛盾之处的，对这些观点的批判与反思能够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与困惑。
在该书中，布罗代尔首先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源泉进行了探索。布罗代尔关注的是日常生活，在他看来，“积年累世的，非常古老的并依然存活的往昔注入了当今的时代，就像亚马逊河将其浑浊的洪流泻入大西洋一样”。“对于人来说，过去获得的经验和受到的毒害都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需要，变成了平庸之物。而对于这些东西，没有人去细心观察”。布罗代尔坚持认为，正是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力量，这些力量包括人口、技术与市场。在对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分析方面，布罗代尔与马克斯·舍勒以及马克斯·韦伯存在着根本的歧异。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的动力归因于物质生活中的人口、技术与市场等客观因素，而马克斯·舍勒与马克斯·韦伯均把资本主义的动力在本质上归因于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其中马克斯·舍勒把资本主义精神归结为一种“怨恨”，而马克斯·韦伯则认为资本主义动力根源于新教伦理精神。
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联系给出了自己独特的判断，并对资本主义的特征与本质进行了分析。布罗代尔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使用这两种叫法表明我们意欲将这两个领域区别开来，在我们眼中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市场经济是由商品交换引发的，是资本主义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他坚持对市场经济作出某种区分，“至少有两种形式的所谓市场经济(甲与乙)，只要稍加注意，哪怕只从它们建立的人际、经济和社会关系来看，这两种形式即可识别”。在他看来，第一种形式的交换包括市场的每日交换、当地的或者近距离的贸易。这种形式的交换没有出其不意的因素，是“透明”的。第二种形式的交换主要是远程贸易。这种形式的交换容易避开规则和惯常的控制。布罗代尔总结道，两种形式的交换，“一种是普通的、竞争性的、几乎是透明的；另一种是高级的、复杂周密的、具有支配性的。两类活动的机理不同，约束的因素也不同，资本主义的领域所包含的不是第一类活动，而是第二类活动”。在物质生活、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与发展历程方面，布罗代尔正确地指出物质生活是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共同基础，他以一种唯物主义的方式认为，“其实，一切都驼在物质生活的巨大脊背上。物质生活充盈了，一切也就前进了，市场经济也就籍此迅速地充盈起来，扩张其关系网。资本主义一贯是这种扩充的受益者”。这种观点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是相符合的，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有着很好的吻合。
二
与以往的资本主义研究将资本主义的形成定位在封建主义末期的传统不同，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也不是在旧的封建土地贵族阶级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社会财产关系，而是寄生在封建等级制内，利用它的奢侈、闲散和缺乏远见，攫取它的财产。在论述资本主义的发展时，他指出：“资本主义的推进与成功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它要求社会秩序有某种安定，要求国家政权的某种中立，或某种宽容，或某种殷勤。”并且，他以欧洲、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不同社会条件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发展命运迥异的原因。与我们传统认为东方社会的高度封闭性与稳定性不同，布罗代尔认为中国与伊斯兰社会的构成远远不如欧洲封闭与稳定。在布罗代尔眼中，中国的科举是敞开的大门、开放的等级；晋升至顶峰的官位从来都是暂时的，弄得好，最多也不过是终生受用。布罗代尔对传统中国的社会关系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洞察，觉察到了那些过分富有、势力过大的家族将受到国家的怀疑，而在法律上国家是土地的唯一拥有者，只有国家有权向农民征税，对于矿、工、商、企业看得很紧。这就使得在中国，“每当资本主义在有利的条件下成长之时，它最终被可以称为极权的国家所制服”。在广阔的伊斯兰国家，尤其在18世纪之前，土地的拥有是临时的，领由国家分配。因此，社会的顶峰经常更新，大家族不可能牢嵌不动。而大家族正是布罗代尔所相信的初始资本主义铺展、显示力量并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地方。通过比较，布罗代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代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社会等级是开放的、流动的，而欧洲的社会构成显得远为封闭与稳定。这样，他就顺理成章地完成了他的论证。不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而是在欧洲，“财富得以积累，家系得以成长与维持。在货币经济的帮助下，资本主义最终得以浮现，所需要的正是这种平静的或相对平静的社会之水”。资本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旧的财产关系：“财产和社会特权相对地受到保护，名门世家还能相对平静地坐享其成。由于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各人基本上仍留在原来的位置上，……必须确立这种平静或相对平静的局面，才能使资本得以积累，使名门世家得以绵延长存，使资本主义在货币经济的帮助下降临人间。”过去流传下来的财产继承制度、封建地产、世袭家族的财富，为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基础。尽管布罗代尔是在全面考察资本主义长时段历史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概念，其论述包含了深刻的理论探索意义。但对他的某些观点还是应该作具体的分析、辩证的对待。例如，布罗代尔此处论证的符合逻辑并不能消除与文中其他地方的矛盾，尤其是与他对垄断与资本主义关系看法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资本主义从来都是垄断的，一切垄断皆具有政治性。“不用说，在伊斯兰国家也好，在基督教国家也好，这些资本家都是君王的朋友，是国家的同盟者或者是不择手段利用国家的人。”沃勒斯坦在总结布罗代尔的思想时也指出：“如果没有一种政治保证你就永远不能支配经济，永远不能扼杀或限制住市场的力量，要想设立非经济性的壁垒，不让人家涉足经济交易，要想将非分的价格强加于人，要想保证非优先性的采购，不依靠某个政治当局的力量是做不到的。认为没有国家的支持、甚至在反对国家的情况下也能成为一个(布罗代尔定义下的)资本家，那简直是一个荒诞的想法。”但是，即使我们承认上述说法，也不能消除布罗代尔的一个悖论。因为，如果国家对资本家是支持的话，那么显然国家就不是处于中立的状态之中，这与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条件的判断是矛盾的。
另外，在阐述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布罗代尔指出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两种不同的层面，竞争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市场经济的特征，垄断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诚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垄断的程度越来越高，由私人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再发展到跨国垄断，但是，竞争始终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否认了竞争，也就等于取消了资本主义。
最后，在关于专业化即劳动分工问题的阐述上，布罗代尔的观点也容易引起争论。布罗代尔认为：“劳动分工随着市场经济的进展，迅速增强，波及整个商业社会，但处于顶层的批发商——资本家却是例外。”对此，布罗代尔作出了三项判断：(1)商人不实行专业化，因为在他所能触及的范围内没有一个行当有足够的油水可以将全部的活动拢固；(2)大商人经常要更换经营活动，因为高利润不断地从一部门向另一部门转移；(3)大商人的经营活动只有一种有时具有专业化的倾向，那就是金钱交易。但是，对他的三项判断都不难予以驳斥：第一，他所谓的商人即资本家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由于竞争的存在以及市场规律的作用确实没有一个行当有足够的油水可以将其完全吸引住，而是倾向于将各行当的利润平均化，然而，由于竞争与市场规律的作用，资本家要在部门利润趋向平均化的市场中生存或取胜，就必须实行专业化，取得竞争优势。第二，高利润确实不断地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转移，直至竞争使得其利润向社会平均利润靠近。然而，如果布罗代尔承认垄断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的话，则大资本家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进入已为别的资本家所垄断的高利润部门；如果垄断并非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而竞争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的话，那么大资本家还是会选择自己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则专业化乃是其必然的结果。布罗代尔的第三个判断，事实上是对其关于专业化问题的自我反驳。金钱交易即金融产业本身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部门，其走向专业化与其他资本主义部门的专业化一样，具有必然性。因此，上述质疑不仅了布罗代尔关于资本家专业化的命题，并且又一次对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竞争与垄断关系的观点作出了有力的反驳。
三
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及其进程的认识是与世界总体历史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区分世界经济与经济世界两个概念，布罗代尔详细地阐述了经济世界、经济世界的中心与的关系以及经济世界中心转移的规律。布罗代尔将世界经济界定为整个世界的经济，即西第蒙斯所说的“全球市场”，经济世界则指的是在全球形成一个经济整体的情况下，地球上一个部分的经济。一个经济世界总要有一个极，一个中心，并且分解为中心地区、中间地区和地区。与沃勒斯坦提出的在从16世纪才建立起来的欧洲经济世界之外不存在其他的经济世界的观点不同，布罗代尔认为远在欧洲认识整个世界之前，自中世纪，甚至自古代起，世界就已经分成几个经济世界。这种观点现在基本上得到学界的认同。在阐述各经济世界中心变换即中心偏移规律的时候，布罗代尔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了一种“霸权稳定论”的观点倾向。他认为，每当出现一个中心失落的情况时，一个新中心的重组过程就开始了。一个经济世界若没有一个重心，若没有一个极，就不能生存下去。这种倾向随着他将欧洲的经济世界归结为世界的资本主义的模子，就自然而然地显示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特征。这也是西方学者惯常流露出来的一种神态。然而，布罗代尔毕竟是一位具有唯物主义倾向，追求历史真实，关心人类前途的学者，在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中心变换规律之后，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性质并未发生改变，资本主义仍然建立在剥削国际资源、利用国际机遇的基础之上；并且，它一贯地、顽固地依靠法理上的和事实上的垄断，不顾在这方面反对它的激励行动。这实际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中心国家对国家的剥削以及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制度的不公正。从布罗代尔把这两方面看作是资本主义性质并未改变的证据可以认为，布罗代尔正是把剥削当作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沃勒斯坦在总结布罗代尔的思想时强调说：“在我看来，参与布罗代尔所理解的市场世界就是意味着为世界的平等化而斗争，即为人类的自由与博爱而斗争，因为，这样一场斗争的逻辑不允许世界上存在着人下人。这是一个(对于传统观念的)扭曲：布罗代尔定义下的市场所取得的胜利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表征，反而是世界社会主义的表征。”布罗代尔的上述观点不仅说明了其作为一名史学家治学的科学性，也说明了他对人类前途的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而自由的解放”观相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