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文化是一种生成于科学技术实践的文化,也必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今天,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向,生态科技文化也随之兴起,并逐步成为当今时代科技文化发展的新阶段、新样式。所谓生态科技文化,一般有两种理解:“生态科技的文化”和“生态的科技文化”。我们这里所说的生态科技文化,指的是基于生态科学技术发展,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生态文明为归依的科技文化。一定意义上说,生态科技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源于现代化进程中生态危机的加剧和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向。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为了人类文明的持续进步,人们开始进行反思,于是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这个问题被提了出来。所谓科学技术生态化,是指“用生态学整体性观点看待科学技术发展,把从世界整体分离出去的科学技术,重新放回‘人—社会—自然’有机整体中,运用生态学观点和生态学思维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对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的目标,主要包括科学价值观的变革、科学世界观的变革、科学观的变革”[5]。走出生态危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呼唤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向,而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向,首先基于人类思想观念上的转变。生态危机实际上是文化的危机,是不合理的文化观念指导下的恶果。正如有学者所说:“对于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们曾经错误地把它当成了一座能够为人类服务的、取之不尽的天然宝库,人类利用先进的高新技术不断加大对大自然的索取,随着家园不断地被自己破坏,人类已经感到生存危机的彻骨之痛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当人类砍倒天然林中第一棵大树的时候,文明就宣告开始了;当人类砍倒最后一棵大树的时候,文明便宣告结束了。”
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既是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选择。文化观念上的转变必然引领科技文化的转向———从传统科技文化走向生态科技文化。生态科技文化“立足于系统整体观的科技文化思想、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技思维方式、主张保护自然和环境的科技价值观念、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科技成果评价标准,代表了未来科技文化发展的方向。生态文明社会的实现,要求人们用生态价值观来评价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应用。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从科学技术可以改一切的传统科技文化转向主张利用科学技术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生态科技文化,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7]。当今时代,生态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从传统科技文化走向生态科技文化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而科技文化的生态化发展必将影响甚至决定人类文化和文明发展的未来。作为科技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生态科技文化必将成为科技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这是因为:其一,科学技术在不断演化,生成于科学技术活动的科技文化也在不断演化,现代科学技术正在走向生态化,而科学技术生态化必将催生科技文化的生态化;其二,生态科技文化是当代中国科技文化成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逻辑展开,建设生态科技文化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战略目标的统领下是辩证统一的;其三,科学发展观既是衡量科学技术发展合理性的重要尺度,也为我们在新时代认识和发展科学技术提供了新的视角,因而为科技文化的生态化转向指明了方向。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加强生态科技文化研究,在全社会弘扬生态科技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科技文化观的指导。西方学术界关于科技文化的思想层出不穷,理论派别也是蔚为大观。在这众多的科技文化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文化观以其独到的前瞻性和系统性备受关注,对当今时代生态科技文化的建设和弘扬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马克思主义科技文化观本质上是一种生态文明的科技文化观,它也是科技文化生态化的重要理论来源,加强生态科技文化研究,在全社会弘扬生态科技文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技文化观的指导。坚持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科技文化观,就要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努力实现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这就要求21世纪的人类在发展和应用科学技术时,必须以更加负责和慎重的态度全面估价科学技术的环境后果,更加正确地开发和利用科学技术,努力实现科学技术的绿色化,切实把握生态科技文化的发展方向。总之,生态科技文化是当代中国科技文化成长的明智选择,生态科技文化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新的文化价值取向,必将有力促进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化转向,推动人类文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从而实现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科技文化研究,也必将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技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科技文化社会功能研究的新视野:科技文化软实力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党中央在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发生广泛而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尤其是针对全球范围内和平与发展的新形势而提出的一个崭新理念。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科学分析当前形势,深刻总结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对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大政方针和目标要求,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所谓“文化软实力”,即以文化为基础的国家软实力,是指在经济、社会活动中以人为主体的蕴涵,并通过人们的活动整合而显现出来的一种综合力,其核心是人的素质和在经济、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创造性能量。科学技术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软实力当然包含科技文化的力量,科技文化软实力是当今时代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构成。笔者曾经撰文指出:“科技文化作为一种在科学技术实践活动中积淀而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形式,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文化软实力逻辑地包含着科技文化的力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加强科技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广泛弘扬科技文化,让科技文化的理念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之中。”
加强科技文化建设,打造科技文化软实力,就要加强科技文化软实力研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技文化软实力研究的重点应该是科技文化何以成为一种软实力、科技文化软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科技文化软实力的特质及构成以及科技文化软实力的实现路径等。客观地说,这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但却展现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孙波撰文指出:科技文化软实力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主要包括作为智力支持的科技文化软实力和作为精神动力的科技文化软实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技文化构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和重要支撑。笔者认为,科技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其功能集中表现在:推动科学技术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向既定目标发展的导向功能,协调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以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协调功能,引导科学技术资源合理分配、提高科学技术运行效率的增效功能,以及激励全社会特别是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共同为科学技术发展而不懈努力的凝聚功能等。科技文化软实力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化软实力的特质及构成。首先,科技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自身的发展中呈现出了鲜明的特质,包括普适性、基础性和整体性等静态特质,也包括发展性、创新性和开放性等动态特质。其次,从科技文化特殊样式考察,其软实力构成主要表现在:科技文化价值观念的吸引力、科技文化政策法规的保障力、科技文化公共服务的亲和力、科技文化创新氛围的聚合力以及科技文化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影响力等。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其他方面考察科技文化软实力构成,如物质层面的科技文化软实力、制度层面的科技文化软实力以及精神层面的科技文化软实力等。科技文化软实力在当代中国文化强国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加强科技文化软实力建设,有利于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有利于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中国文化影响力;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注入文化创新的生机和活力,永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要求,加强科技文化软实力建设,就是要努力构建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科技文化体系,通过宣传教育等多种形式在全社会广泛弘扬科技文化,不断增强全社会对科技文化软实力的认同感,着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让科技文化的理念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之中。
三、面向现实的科技文化研究新课题:科技文化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党的十坚定地回答了我们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什么方向前进的时代主题,明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提出,是我们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鲜明标志和集中体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努力,通过不断改革创新来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形成,对于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其中,文化建设逻辑地蕴涵着科技文化建设的内容,而生态文明建设也呼唤着科技文化的广泛弘扬。从文化建设的角度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文化的根基,切实加强科技文化建设。党的十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1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文化的引领,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当然也离不开科技文化的支撑。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社会化进程,“科学技术成为一种与人类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建制化社会活动,科学文化也广泛渗透进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之中,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深刻影响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11]。科技文化是现代社会文化的基频,科技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基石,代表着新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众所周知,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对科技文化的支持程度以及有效需求不同,发展水平越高,就越需要科技文化,因而对科技文化的支持程度越高。由此可以说,科技文化的广泛弘扬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没有科技文化的广泛弘扬就无所谓小康社会。就生态文明建设而言,科技文化建设也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种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态文明也要求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相适应,呼唤科技文化在全社会的广泛弘扬。党的十非常明确地将建设生态文明规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目标,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明和人类文明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文化与文明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现象,二者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文明是文化创造的结果,没有先进的文化就创造不出高级的文明。今天我们要建设的生态文明,是建立在深刻的文化反思基础之上的生态文明,没有科技文化的广泛弘扬也就无所谓生态文明建设。概言之,科技文化是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也是生态文明崛起的前提条件。
［关键词］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概述
Abstract:Philosophyonscienceandtechnologyhasbeendevelopingrapidlyinrecentyears.Thecurrentacademicresearchaboutitisascendant.Thearticlesummarizestherecentstudiesonthephilosophyofscienceandtechnologyfromthefollowingaspects:origin,disciplinelocalization,developmentprocess,disciplineboard,currentissues,tendencyaswellastheproblemsinthefuturedevelopmentofphilosophyonscienceandtechnology.
Keywords:presentstage;philosophystudyonscienceandtechnology;summary
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呈现强劲势头。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献发表以及一些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召开，使得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专题得到了深入地探讨。文章就近年来有关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述。
一、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科学技术哲学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和历史背景，学界从不同视角阐述了科学技术哲学产生的渊源。如学者任元彪从学术渊源上指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2）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传统；（3）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1］。而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的根源在“自然辩证法”，他们比较突出“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演变关系，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从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是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继承和发展［2］。学者吴国盛则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实际上有三种构成因素、三重历史来源，即：（1）德国古典自然哲学；（2）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3）改革开放以来“大口袋”式的整合新学科［3］。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笔者认同郭贵春等人的观点。科学技术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关系密切，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在新时期的时代体现，是对自然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
二、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富有争议，学者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如学者黄顺基、黄天授和刘大椿在1991年编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科学技术哲学作出了明确的定位。他们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新问题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是自然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科技革命条件下的一门新学科。学者刘大椿在2001年出版的《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又进一步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要求和挑战的哲学回应”［4］。而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也曾指出，“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或科学部门体系，它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和色彩的诸多科学部门的总称，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学者于棋明据此认为，在自然辩证法旗帜下汇集或孕育、成长以至分化出了许多分支学科，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历史、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科学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等［5］，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的分支学科。学者陈其荣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6］，这意味着自然辩证法的范式在当生了改变。学者郑毓信则认为，要考虑科学技术哲学的定位问题，就应该认真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由于现代的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已经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就要认真考虑对包括诸多现实问题进来的种种研究是否能被看成真正的哲学研究？（2）科学技术哲学的现代研究与科学技术活动的距离究竟是变近还是变远？（3）在强调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应当立足于国内的同时，还应当认真考虑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7］。学者吴国盛则深刻地指出，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实际上存在“名实冲突”的问题，科学技术哲学虽然定位在哲学的分支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实际研究内容却远远大于哲学领域［8］。学者贾北树、陈北宁认为，在定位科学技术哲学时应该强调以下四个方面：（1）继续强调必须在哲学的层面上来建设科学技术哲学；（2）强调在科学的基础上建构科学技术哲学；（3）科学技术哲学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意识；（4）科学技术哲学必须关注现实。从以上众多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定位的不同见解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在要想对科学技术哲学进行学科定位，至少应该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否从“哲学”的范围内界定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内容，第二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内涵和外延的问题，第三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现实性问题。
三、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方面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一般都趋向认同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如学者张培富从历史的视角指出了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四个阶段：（1）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开始传播；（2）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学技术哲学及其教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3），中国科技哲学惨遭厄运，科技哲学工作受到任意摧残和践踏；（4）结束，中国科技哲学及其教育事业开始复苏，并迅速发展起来［9］。学者任元彪同样认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1）1930年以前的“科学为本”阶段；（2）30到40年代的多种流派竞争阶段；（3）50至80年代初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成型和发展阶段；（4）8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际化开始阶段［10］。从以上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发展历程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是指科学技术哲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当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的研究上争议较大，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学者吴国盛在1993年撰写《试论自然辩证法》一文中就明确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主张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作为自然辩证法事业大力发展的四大学科［11］。而学者陈其荣则指出，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自然科学的高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汇流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科学技术化，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经验材料和理论思想，使它拓展成为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在内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12］，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应该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几个方面。而从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撰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作为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板块［13］。学者刘大椿指出，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再度发展时，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比较有共识的内容可归纳为下述几大块：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和科学技术社会研究。他还指出，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演变成科学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与哲学相连结的桥梁。同时他又指出，近10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框架有了重大突破，研究内容有了新的拓展，陆续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4］。从以上各位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尽管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分歧较大，但是一般比较认同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方面的内容。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知识链条的进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紧密需要，科学技术哲学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在工程哲学的研究上，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2007年7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人编著的《工程哲学》成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建立的标志。
五、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尽管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与时代主题紧密相关，但学界关于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差异。例如学者赵景来对近年来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他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关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2）关于技术的本质；（3）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4）关于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5）建构科技伦理何以可能［15］。学者安维复从科学哲学的视域指出了科学哲学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研究：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科学认识的方法论、科学发现的本质、科学发展的判据、科学的社会监制等问题［16］。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指出，就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而言，9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方面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他们特别还从技术哲学的视域展现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他们认为，对技术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17］。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分别从自然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哲学、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五个方面总结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还着重指出了他们在技术哲学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在科学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在自然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问题；在科学技术方法论方面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8］。可以看出，学者对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所关注问题的研究与他们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界定紧密相关。但是有一点比较明显，那就是学界一般认为“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科学与技术的本质问题”、“科学与技术的价值问题”以及“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和文化问题”成为现阶段关注的热点。
六、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哲学也呈现一些新的变化。学界对这个问题尤为关注，争议较大。例如学者黄瑞雄对学界近年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研究进行梳理，认为国内关于科学技术哲学走向研究分为5种类型：（1）以曾国屏和张明国为主要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技术学；（2）以吴国盛为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哲学；（3）以吴彤为代表的认为走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4）以郭贵春和成素梅为代表的主张保持科学技术哲学的多元性研究；（5）主张继承发扬自然辩证法传统［19］。波士顿大学的华裔学者曹天予对21世纪的科学哲学的趋势作出了预测，他认为科学哲学的趋势大体上有两点：（1）分析哲学的逻辑语言方法要淡出，历史、社会、文化、人类学方法兴起，科学哲学要进一步融入科学学；（2）特殊科学的哲学会有很大的发展，物理学上，特别是有关复杂性问题，在生物学上，有关还原、突现、层次等概念的探讨会大大加强。在认知科学上，计算机科学哲学和神经科学哲学都将对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产生重大影响［20］。学者赵跃红通过研究表明，科学哲学有三个方面的自我超越和三个路向，即：一是超越科学共同体这种社会建制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建制——机制视域下的元理论建构；二是超越科学(技术)文化这种文化范型的更大规模的文化范式——机制视域下的(哲学)理性建构；三是超越了语言学、修辞学、解释学的语言学路向,以至超越了整个西方(语言-逻辑的)哲学传统，对于(形式)逻辑范式予以彻底改造的“科学语言”的科学哲学。第一种路向是“科学社会学”的，第二种路向是“科学文化哲学”的，第三种路向似乎更多地承继了西方的哲学传统,并且还将是科学哲学的主流［21］。学者田鹏颖认为，“社会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视域。他提出，确立社会技术范畴并对社会技术进行哲学反思，开拓了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视域。特别是随着工程哲学初步建立，社会工程哲学大有作为，社会工程哲学将成为工程哲学关注的重要内容［22］。
七、新时期科学技术哲学发展面临的问题。21世纪科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科技哲学的发展也面临相同的境遇。国内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一些潜在的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要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其未来发展，必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科学技术哲学究竟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学者程倩春、崔伟奇指出，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三个问题：（1）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性哲学反思；（2）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重新反思；（3）确立知识创新的哲学基础［23］。而学者庞跃辉则认为，以现代科技变化发展规律和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技哲学，无论是从推进现代科技良性运行和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还是从科学技术哲学自身学科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来看，科学技术哲学都必须下功夫解决面临的三大前沿问题：（1）如何认识现代科技和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2）如何认识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的内政关系；（3）如何认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内政关系问题［24］。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方面的意见基本相同，但是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板块内容、关注热点和走向趋势方面的研究分歧较大。这也正好说明我国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10]任元彪.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简述[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4):p19~21.
[2][17]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演进和定位[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8):p99~101.
[3][8]吴国盛.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回顾与展望[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6):p80~82.
[4]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1.p1.
[5]于棋明.学科建设与课程定位[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2(12):p67.
[6][12]陈其荣.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2):p14.
[7]郑毓信.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定位[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4):p93~94.
[9]张培富.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哲学教育回眸[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1):p14.
[11]吴国盛.试论自然辩证法[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3(4):p1~4.
[13][18]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2):p54~59.
[14]刘大椿.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科学哲学[J].哲学动态,1999(6):p2~3.
[15]赵景来.近年来关于科学技术哲学若干问题研究述要[J].教学与研究,2004(6):p66~72.
[16]安维复.从社会建构主义看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社会哲学[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2):p36.
[19]黄瑞雄.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研究概述[J].哲学动态,2004(8):p19~21.
[20]曹天予.西方科学哲学的回顾与展望[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11):p7.
[21]赵跃红.论域、主题和基本方法:科学哲学究竟会走向何处[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6(3):p56.
[22]田鹏颖.社会技术: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视域[J].社会科学辑刊,2004(6):p12.
主题词科学技术创新复杂性系统整体思维
科学技术创新是复杂的非线性系统，而复杂性来自混沌与秩序的边缘。在圣塔菲研究所成立的时候，原来“混沌理论”一词已被宏大的“复杂性理论”所取代了。混沌理论对其范围有严格限制，仅限于对自然界系统的非线性动态行为的数学研究。相反，复杂性理论则被认为可以用于复杂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中随时间变化的行为层面。社会系统并不仅仅是由它们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固定规律所限定的“复杂适应性系统”（complexadaptivesystems）。相反，它们是可能随时间演化而改变其自身发展规律的“复杂演化系统”（complexevolvingsystems）。
科学技术系统创新运动是一个貌似无规则运动的有序性演化过程，具有典型的复杂系统特征。第一，多因素性。技术本身是各因素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技术不等于各因素简单相加。各技术要素在技术系统中也不再是原来的因素，因素自身在技术系统动力下也发生了相变，或者说，技术性因素、实体性因素与知识性因素都具有了技术所拥有的整体性。技术因素的作用方式要受技术系统运行模式和运行状态的制约。第二，多层次性。尽管技术的各因素受技术系统动力的作用发生了相变，但技术本身却生成了一种稳定模式。技术的稳定模式是由技术本身决定的，是由科学的技术应用与技术理论的层次性决定的。科学技术系统内有稳定的周期解，周期解内还有混沌区，这种结构无穷次重复着，具有各态历程和层次分明的特征，即存在有界性。第三，多变性。复杂非线性科学技术的创新过程本质就是经历混沌走向有序，因此具有混沌伸长和折叠的特性，这是形成敏感依赖于初始条件的主要机制。伸长是指系统内部局部不稳定所引起的点之间距离的扩大；折叠是指系统整体稳定所形成的点之间距离的限制。经过多次的伸长和折叠，轨道被搅乱了，形成了新对称结构或混沌。
由于科学技术创新系统具有典型的复杂非线性系统特征，因此，可对其运用复杂性理论进行管理。
1转变思考方式
牛顿力学是近代科学的典范，是近代科学建立的基础，牛顿力学是典型的决定性理论，是可测量和可预测的。20世纪初物理学的两次重大变革所创立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分别排除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和测量过程的完全可控性。混沌理论的诞生打破了拉普拉斯决定论，被视为20世纪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第三次革命。混沌理论认为，非线性系统运动具有无穷大周期且始终限于有限区域、轨道永不重复的、性态复杂的运动，不可能无限精确和无限长时间地测量和计算连续变量。混沌理论解决了困扰牛顿（Newton）力学的三体问题，创立了研究n维相空间的不确定解的理论，混沌理论使人们认识到非线性系统演化既是决定论的又是随机论的。决定论的可预测性，只适用于那些宏观的缓慢的周期或准周期的稳定运动，然而，这样的运动实在是太少了。
科学技术创新复杂系统倡导最重要的事情是改变固有的思考方式，放弃机械论和宿命论，学会欣赏并应付联系、物力论（Dynamism）和不可预测性。因为科学技术创新过程是多因素复杂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对确实存在的运行模式（即现实存在）进行领会，即正视多元化存在，并对不可预测的事件进行反应。为了使科学技术创新过程自我发展为“复杂演化系统”，有必要对学习、多样性和影子系统（Shadowsystem）观点的多元化进行鼓励。
2并不是对每件事都需要进行控制
科学技术对客观事物既进行决定论描述又进行概率统计论描述，这两种描述方法已经共存了几百年。决定论认为，任何一个力学系统只要知道现在的行为就可预测系统的未来行为。概率统计论认为，受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系统的未来状态并不完全确定，需要用概率统计方法来描述。
KAM定理很好地解决了决定论和概率论这对貌似矛盾的问题。KAM定理指出，保守系统有可积和不可积之分，可积系统的运动是规则的，遵循决定性规律，不可积系统表现出随机性，成为统计物理学的基础。对不可积系统，KAM环面包围着随机层，当不可积系统的自由度少和扰动不大时，KAM环面包围的随机层测度极小而可忽略不计，统计物理学就不适用了，而应该应用牛顿定律。当不可积系统的自由度和扰动很大时，根据“阿诺德扩散”，KAM环面逐渐减少而随机层迅速扩大，系统只具有极少数的规则运动，规则运动变为次要的，系统出现了大量的混沌运动，这时才能用统计物理学来研究该系统。
科学技术创新过程是一个近可积哈密顿系统，随机成分有限，导致不可积性的扰动项很小。在科学技术创新知识系统处于混沌性态时，确定论和概率论随机交替作用，但确定论占据主流位置，基本能朝向希望的途径发展。随机成分确实存在但有限，因此，在复杂的非线性技术创新过程中，不可能对每件事都进行控制。应该相信混沌性态是貌似不规则的有序，科学技术复杂演化系统不仅反作用于环境，还会反作用于自身，随着时间的发展，科学技术总会不断出现新的有序状态。
3与环境共同演化
复杂性理论借鉴湍流研究思路和方法，认为科学技术创新系统同时存在混沌子空间和对称子空间，两种性态此消彼长，不断和外界环境互动而发生转换。在湍流中规则运动包含有小尺度的混沌运动，在混沌运动中又包含着更小尺度的规则运动。这说明，科学技术创新系统是与外界环境紧密联系，并不断互动发展的耗散系统。
科学技术创新系统与环境相互影响、共同演化，这就需要时刻准备好对环境进行反应，凭直觉领会那些驱动科学技术创新变迁的环境模式，根据需要进行适应，而且随时准备抓住各种出现的机遇。科学技术创新系统的三种性态，稳定区域（墨守陈规）、不稳定区域（瓦解崩溃）和混沌边缘（变革栖息地）中，混沌边缘最适宜与环境共同演化。
在混沌边缘，在一种“有限不稳定状态”下，正统系统（主流文化、结构权力等级体制）和影子系统（蕴藏矛盾、变化潜力的非正式组织）能维持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张力。正统系统可以提供清楚的指导，对适当的结构和程序进行授权，以及抑制人员中的不安情绪。同时，影子系统可以激发观点的多样性，并且削弱正统系统的力量迫使它进行不断变革。这样，组织行为表征为耗散结构，组织在不断变化的现实面前能以新的方式执行基本任务或者追求崭新的基本任务，组织的创造性和创新方面的潜能都展现了出来。
4整体思考
技术创新系统的复杂非线性要求寻找整体模式来思考问题，并用整体的方式来控制创新过程，而不是试图控制每一个细节。整体思考是探索那些在不利的模式下能够产生最大影响的微小变化，并施加微扰改变系统运行轨道，避免蝴蝶效应。
4.1建立连接
在经典物理学中，时间是可逆的，事物的发展不存在演化；空间是平滑的、线性的；时间和空间不相关联，各自独立存在。复杂性理论认为，由于非线性的作用，时间的变化是单向的、不可逆的，既可以实现从有序到无序的变化，也可以通过自组织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空间也不是平滑的，不仅存在整数维也存在分数维，整数维是分数维的近似和抽象。此外，通过考察系统中某一物理量随时间的变化序列，可以重构相空间，得出奇怪吸引子的维数。这表明复杂性空间的形成也反映了事物发展在时间上的积累。因此，在复杂非线性系统运动中，时间和空间是相互关联的，应该将时间和空间看成一个统一体，系统地把握事物发展过程中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科学技术创新过程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时空整体性的，任何因素在时间维度或者空间维度的变异都可能影响到其他因素的正常功能，进而影响整个进程。而整个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复杂系统的动力机制下，似乎只能通过彼此之间以及与整体的关联来得到了解。因此，科学技术创新过程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各种因素的时空关联，正是时空关联的模式决定了一个系统的表现。整个系统处于密切关联之中，并与他们的环境不断进行交换，与之共同演化。
4.2适应复杂性
混沌理论是关于非线性的科学，它认为世界的本质是非线性的，线性只是非线性的特例。经典物理学的线性观，导致了事物发展的简单性、确定性和还原性。复杂理论的非线性观，是线性与非线性、简单性与复杂性、确定性与随机性、局部与整体的辩证统一，它们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对立而统一的，前者是事物发展的暂态，后者是事物发展的更基本的更普遍的本质特征。因此，研究问题时应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研究复杂性现象时，用复杂性方法来处理将会显得简洁而有效，反之，采用简单性的方法来研究将会显得繁杂而无效并且得不到事物发展的本质特点。例如，奇怪吸引子是很复杂的，它可以采用自相似和分数维来简单表示，但如果采用探究轨道的简单方法来研究将是得不到一条确定轨迹的。同样，在研究简单性事物时，如果采用复杂性的方法来研究也将是无效的。
将多元高阶方程化简以便求解，即将复杂现象简单化是我们的思维定势。然而在科学技术创新过程中，过于关注细节往往不能产生创新成果，在创造性思考时，复杂性思维是必要的。虽然复杂性思维可能不符合常规，甚至会引来混乱和困惑，那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受欢迎的。很多创新团队刻意追求工作环境、工作方式的不可思议，目的是激发人的创造性，而不是被惯常的生活习惯所泯灭。最好的想法不总是来自高层，而且组织内的人都想事业有成，控制只是一种幻想，如果给予适当的扶持，每个人都有可能做作出一番自己的事业。
4.3让过程成为进行时
物理学中的经典力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它们所揭示的是关于简单性事物的基本规律，事物的发展是线性的、可逆的，必然也是前因后果的。而关于非线性现象的复杂理论，由于存在奇怪吸引子，事物的发展结果必然会导入吸引子，呈现出目的性。由于生物学、社会学等是关于复杂性现象的科学，因而也就是目的性的科学。事物发展的因果性是基本的、暂态的，而事物发展的目的性是事物的最终结果，两者是不可分离的。事物发展的目的性要通过事物发展的因果性来保证，而事物的因果发展必将会导致一定的目的性。
物理系统，如天气预报是由有限的确定性定律来支配的，有可能观察到奇怪吸引子是怎样产生的。然而，科学技术创新是人类一项复杂的创造过程，受到无穷多个因素及大量随机因素的影响，奇怪吸引子似乎说明不了什么。由于人类表现出来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科学技术创新的行为不可能用相同的方式进行解释。人类可以思考和学习，根据自身目的进行行动，而且能够反对及驳斥假定适用于他们行为的任何规则。因此，在方法论上要求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时必须要制定所要达到的目的，而对于实际工作中的每一步则要实事求是地遵循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取得成功。
4.4复杂演化管理
逻辑思维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强大思维武器，科学研究中所揭示的规律性是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来保证其正确性的。当然，知觉、灵感等非逻辑思维也是很重要的，它往往能导致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在研究科学问题的过程中，往往会陷入混沌迷蒙的境地。根据混沌现象的长期不可预测性和遍历性，我们将无法通过逻辑思维一步步地走出混沌。因此，这时就应该不拘泥于传统理论，而要大胆地猜测、冒险和创新，进行直接的下意识思维，然后再把中间过程联系起来进行逻辑思维来判断这种猜测的正确与否。所以说，逻辑思维是很重要的，知觉、灵感等非逻辑思维也是不可缺少的。
复杂性理论不是系统的，而是整体观的方法，它所强调的不是稳定性而是重视创造性与变革，追求的是“成为学习型组织”。当创新思维被非逻辑思维推向远离平衡态的时候，自组织过程会自然而然发生，它们可以产生更多的变异体并且对周围环境进行更加灵活反应。
参考文献
1AliOkasaoglu，TayfunAkgul.ChaoticMaskingSchemewithaLinearInverseSystem[J].PhysicalReviewLetters，1997（4）
2H-JStockmann，QuantumChaos：AnIntroduction[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3
3迈克尔·C·杰克逊著.高飞，李萌译.系统思考——适于管理者的创造性整体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黄润生，黄浩.混沌及其应用[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5王兴元.复杂非线性系统中的混沌[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
6周守仁.复杂性研究与混沌控制及其哲学阐析[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
7弗朗索瓦·吕尔萨著.马金章译.混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我国自解放以来一直用“科技”一词来涵盖科学与技术两个方面，包括在国务院下属部门中专管科学与技术的“科技部”以及许多单位中的“科技处”等等。毫无疑问，自然科学与技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也必须指出科学与技术虽然关系密切却又区别明显，在许多问题上还真不能混为一谈。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使用“科技”一词把科学和技术合二为一，也许是我国的创造。邹承鲁在1999年应《Science》编辑部邀请而写的“ScienceinChina”一文中，谈到了我国当前有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的倾向，而“科技”一词就是混同科学与技术所创造的专用术语。李醒民同志在“科学无”一文中（见《科学时报》2002年7月19日B3版）提到，这个词是有“中国特色”的。我们同意李醒民同志的意见，在我们多年国际科学活动中，也许除前苏联外，还很少见过别的国家有类似的提法。
科学与技术密切相关
科学仅指自然科学。科学和技术同样以自然界为对象，但严格的说，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认识自然，包括认识自然界发生的各种现象，剖析自然界存在的所有物质，揭示主宰自然现象的内在规律和相互联系。大至宇宙中的日月星辰，小至组成一切物质的基本粒子，都是科学认识的对象。不仅要认识其宏观和外观，还要认识其内部各个层次上的精细结构，运动特点及运动规律。而技术侧重将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去利用自然，向自然索取，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标准的生活的需要。李醒民同志指出：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比科学的历史久远得多，某些技术即使在今天也完全可以脱离科学自主发展。但是时至今日，技术上的进步，总体来说基于科学的发展，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不仅都将在一定时间内导致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的出现，还必定极大地丰富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的技术手段；新技术的发展又促使我们认识自然的实验手段不断增加、不断提高，从而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在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中，原子核结构和DNA结构的阐明无疑都是名列前茅的。19世纪末放射性元素的发现，表明元素是可变的。20世纪初，用重粒子轰击破碎原子核弄清了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构成的。这些方面的突破，影响了整个物理科学的发展。生命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生物学不仅研究自然界里所有的生物体，还要研究生命活动的各种表现形式，构成生物体的所有物质，以及这些物质在生命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出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构成生物体的物质，最重要的是蛋白质和核酸。生命活动主要由蛋白质承担，而生物体的遗传则以核酸为基础，或者说遗传信息的世代相传是依靠DNA分子的自我复制。1953年DNA分子双股螺旋结构的发现和阐明从根本上说明了这个问题。由于构成DNA分子的四种核苷酸之间有严格的两两配对关系，根据双股螺旋DNA分子的一个单股为模板合成另一个单股必然形成另一个和原来的DNA分子完全相同的双股DNA分子，生物体的遗传就是这样实现的。这一发现改变了整个生物学的面貌，使生物学进入了崭新的分子生物学时代。
无论是原子核结构还是DNA分子的双股螺旋结构的阐明，都是科学家研究自然所得到的重大认识，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而且在一段历史时间内，并没有与技术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两件在科学发展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突破作用的发现，很快激发技术上的突飞猛进。正因为对于原子内部结构有了深入的科学认识，才有可能利用原子核分裂所释放的巨大能量为人类活动服务，发展成为今天的核能工业。而根据对DNA作为遗传物质基础的认识，在农牧业上培育和改良物种，在医学上有效地预防和治疗大量疑难疾病，在工业上建立全新的基因工程产业。以上这些在技术上的发展，已经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我们今天所享用的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所有重要技术成果，几乎无一例外，全部都来源于科学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
如果把技术分为实验技术和生产技术两个方面，上面说的是科学发展对生产技术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实验技术对科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没有加速器的技术，就不能进行许多重要核物理研究的实验。没有X－射线衍射技术，就无法测得DNA的双股螺旋结构。这两项属于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突破，就无法实现。如果我们纵观一个世纪以来的诺贝尔奖的历史就可以看到，以实验技术上的成果而得奖的，特别是在物理奖和化学奖方面，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包括2002年得奖的在质谱和核磁共振方面的贡献。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差异
虽然科学和技术如此密切相关，但二者毕竟有所不同，而且有本质的差异。科学以认识自然、探索未知为目的。虽然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但是却有它的不可预见性。具体的发展途径，哪一项突破在什么时间在哪个实验室出现，一般来说是不可预见的。科学发展史上的许多重大突破，以百年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例，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获奖者从本人的兴趣出发而进行工作的，有的甚至是工作中偶然的发现，是原先完全没有预料的事情。而按照预定的计划，组织安排而最终获得突破的反而只是极少数。好像还没有哪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通过有目的的预先组织，精心安排、刻意培养而产生的。而技术是以对自然界的认识为根据，利用得到的认识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由于它有了科学的根据，就可以树立目标，因此总体来说是可预见的，也是可以根据人们的需要和现实的可能，包括人力、资金和技术条件进行规划的。
建国初期所进行的“科学规划”（实际上是否应该说是“技术规划”）得到了巨大的成功。原子弹爆炸了，火箭上天了，半导体工业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些技术成就，毕竟都是国际上已经实现了的，因此也是可以规划的，可以指日实现的。然而当时在科学方面的学科规划呢，由于不像技术方面那样有硬指标可供检查，就有些说不清楚了。当然我国的科学在解放以后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国际上的科学家也不是在原地踏步，与建国初期相比，我们现在和国际上科学先进国家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这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这一事实至少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科学是难以进行规划的。20世纪50年代的学科规划只不过是规划了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工作。回想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现实，有许多重要发展是当时没有预见到的，例如这几十年来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新发展而完全按照当时的学科规划进行工作，我们就会蒙受很大的损失，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1978年DNA双螺旋结构建立25周年之际，英国《自然》杂志记者采访克里克教授，要他预测到20世纪末生物学可能取得的成就。克里克回答说科学发展是不可预测的，过去的预言家大多是以失败而告终。他只是说，“我们现在见到的生物学问题，到20世纪末都可以解决，但是那时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现在看来他的预言也没有完全实现，例如癌症问题，当时在美国还是属于有一定程度组织安排并限期解决的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克里克教授也是一位失败的预言家。
技术上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也完全是可以规划的。特别是国际上已经实现的技术，我们做一个具体的规划，安排一定的力量，经过努力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是可以做到的。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所制定的科学规划中有关技术部分，都属于这种情况。80年代在四位院士倡议下制定的发展高技术规划，也属于同样性质，在总体上也同样顺利实现了。但是要实现国际上还从未实现过的技术，特别是那些包含科学上尚未解决的问题的技术，就很难预见何时可以实现了，例如核聚变能量利用问题。虽然时见全世界媒体的炒作，迄今也无法断言何时可以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难以预见，因此也难以规划。我们可以做的也无非是和半个世纪以前一样，勾划出各个学科中的主攻方向而已。但是如前所说，科学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我们现在看见的主攻方向是根据当前的科学发展态势所认定的重要方向，若干年后整个科学发生变化，重要方向也会随之变化。如果我们硬性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就必然失去机会。我们认定的主攻方向也必须随时修正以适应形势的变化。试想20世纪90年代初，人类基因组全序列的测定还没有提上日程时，我们如果在当时制定规划，在生物学领域内我们能够预见到蛋白质组学，能够预见到生物信息学吗？
以认识自然为目标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由于探索性强，结果一般难以事先预见，原创性强的技术研究也是如此。因此除可以明确总体研究方向外，常常难以事先设定具体的研究目标，难以事先规定进度，或强求完成的日期。毋庸置疑，自然科学史中众多重大突破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从物理学上牛顿力学的建立，电的发现和电学基本定律的建立；化学上门捷列夫周期律的建立；生物学上细胞的发现，孟得尔遗传定律的建立等，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这些都已经在实际应用中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巨大影响。类似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在20世纪内所有诺贝尔奖获奖人中绝大部分都是由于在基础研究领域中的自由探索而获奖的。20世纪一百项重大事件中名列前茅的，像青霉素、半导体和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曾分别获1945年、1956年和1962年诺贝尔奖，这些也都是少数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而它们在实际应用上的巨大影响已经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近年来获诺贝尔奖的基础研究成果，如超导现象和新高温超导体的发现，胆固醇代谢调节，癌基因的发现等，仍然是少数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这些发现必将对21世纪人类文明产生巨大影响。
科学与技术的不可预见性
我们不是完全否定规划的重要性，而只是指出科学和部分含有原始性创新的技术都有相当程度的不可预见性。我们在制定规划时务必充分认识这一特征，规划可以一方面指出方向，而在另一方面也必须同时鼓励自由探索，不要在科学上设立，并且在规划中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在形势发展时可以随时修订。
当前在我国科学界流行的追赶国际科学发展热点，体现在对设定项目的高强度支持，这对我国科学努力追踪和赶上世界发展潮流是重要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设定热点项目的多数已经是全世界科学家辛勤工作了多年，有的项目年数已在万篇以上，超过我国全年发表全部SCI论文总数，要在这些国际上已经充分开放的领域中有所突破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进入热点领域，热点领域的研究往往对科学发展有重要作用，进入热点领域，在热点领域内进行工作以积蓄力量，对发展我国科学还是有重要作用的，我只是想强调在热点领域内取得突破的艰巨性可能更大一些。我还想强调的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因此既要重视热点领域，又要鼓励在那些目前虽还不是热点却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基础研究领域中去进行自由探索，对自由探索中已经取得有意义进展的项目，不仅不能予以限制，还要给以鼓励和支持。二者的关键都在于有自己创新的学术思想，这样才能在根本上有所创新和取得重大突破。没有自己原创性的学术思想，不仅进行自由探索寸步难行，进入热点领域也只能永远模仿或重复前人的工作，最多也不过为前人成果锦上添花而已。
科学和原创性技术的发展需要长期积累。自然科学的发展经常是波浪式前进的。在一段平稳发展的时期之后，会出现一件重大突破性贡献而给有关领域带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引起大量在有关领域工作者的密切关注，并涌入这一领域工作，造成一哄而起的局面，形成科学中的热点，这在国际上也是常有的事。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一些热点领域对于科学长远发展有其内在的重要性。因此，对于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而言，从全面布局考虑，安排适当力量去追踪热点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又必须认识到，在一件突破性贡献发表之后，一些较为重要的后继性工作，往往已经在同一研究集体，或有密切关系的研究集体中酝酿已久或者已经在积极进行，并且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就会陆续发表。外来者，即使急起紧跟，也已经落后了一个位相，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拾取一些残羹剩饭而已。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突破性进展常常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大量工作积累的结果。不用说佩鲁兹和肯特鲁关于蛋白质晶体结构分析的工作是经过长期努力才开花结果的，就是沃森和克里克关于DNA双螺旋结构的重大突破，看似突然，实际上如果没有剑桥关于X－射线衍射研究几十年的积累和威尔金森等人长期关于DNA衍射数据的收集，这一突破也不可能从天而降。
我国自解放以来一直用“科技”一词来涵盖科学与技术两个方面，包括在国务院下属部门中专管科学与技术的“科技部”以及许多单位中的“科技处”等等。毫无疑问，自然科学与技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也必须指出科学与技术虽然关系密切却又区别明显，在许多问题上还真不能混为一谈。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使用“科技”一词把科学和技术合二为一，也许是我国的创造。邹承鲁在1999年应《Science》编辑部邀请而写的“ScienceinChina”一文中，谈到了我国当前有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的倾向，而“科技”一词就是混同科学与技术所创造的专用术语。李醒民同志在“科学无”一文中（见《科学时报》2002年7月19日B3版）提到，这个词是有“中国特色”的。我们同意李醒民同志的意见，在我们多年国际科学活动中，也许除前苏联外，还很少见过别的国家有类似的提法。
科学与技术密切相关
科学仅指自然科学。科学和技术同样以自然界为对象，但严格的说，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认识自然，包括认识自然界发生的各种现象，剖析自然界存在的所有物质，揭示主宰自然现象的内在规律和相互联系。大至宇宙中的日月星辰，小至组成一切物质的基本粒子，都是科学认识的对象。不仅要认识其宏观和外观，还要认识其内部各个层次上的精细结构，运动特点及运动规律。而技术侧重将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去利用自然，向自然索取，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标准的生活的需要。李醒民同志指出：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比科学的历史久远得多，某些技术即使在今天也完全可以脱离科学自主发展。但是时至今日，技术上的进步，总体来说基于科学的发展，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不仅都将在一定时间内导致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的出现，还必定极大地丰富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的技术手段；新技术的发展又促使我们认识自然的实验手段不断增加、不断提高，从而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在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中，原子核结构和DNA结构的阐明无疑都是名列前茅的。19世纪末放射性元素的发现，表明元素是可变的。20世纪初，用重粒子轰击破碎原子核弄清了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构成的。这些方面的突破，影响了整个物理科学的发展。生命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生物学不仅研究自然界里所有的生物体，还要研究生命活动的各种表现形式，构成生物体的所有物质，以及这些物质在生命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出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构成生物体的物质，最重要的是蛋白质和核酸。生命活动主要由蛋白质承担，而生物体的遗传则以核酸为基础，或者说遗传信息的世代相传是依靠DNA分子的自我复制。1953年DNA分子双股螺旋结构的发现和阐明从根本上说明了这个问题。由于构成DNA分子的四种核苷酸之间有严格的两两配对关系，根据双股螺旋DNA分子的一个单股为模板合成另一个单股必然形成另一个和原来的DNA分子完全相同的双股DNA分子，生物体的遗传就是这样实现的。这一发现改变了整个生物学的面貌，使生物学进入了崭新的分子生物学时代。
无论是原子核结构还是DNA分子的双股螺旋结构的阐明，都是科学家研究自然所得到的重大认识，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而且在一段历史时间内，并没有与技术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两件在科学发展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突破作用的发现，很快激发技术上的突飞猛进。正因为对于原子内部结构有了深入的科学认识，才有可能利用原子核分裂所释放的巨大能量为人类活动服务，发展成为今天的核能工业。而根据对DNA作为遗传物质基础的认识，在农牧业上培育和改良物种，在医学上有效地预防和治疗大量疑难疾病，在工业上建立全新的基因工程产业。以上这些在技术上的发展，已经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我们今天所享用的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所有重要技术成果，几乎无一例外，全部都来源于科学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
如果把技术分为实验技术和生产技术两个方面，上面说的是科学发展对生产技术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实验技术对科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没有加速器的技术，就不能进行许多重要核物理研究的实验。没有X－射线衍射技术，就无法测得DNA的双股螺旋结构。这两项属于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突破，就无法实现。如果我们纵观一个世纪以来的诺贝尔奖的历史就可以看到，以实验技术上的成果而得奖的，特别是在物理奖和化学奖方面，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包括2002年得奖的在质谱和核磁共振方面的贡献。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差异
虽然科学和技术如此密切相关，但二者毕竟有所不同，而且有本质的差异。科学以认识自然、探索未知为目的。虽然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但是却有它的不可预见性。具体的发展途径，哪一项突破在什么时间在哪个实验室出现，一般来说是不可预见的。科学发展史上的许多重大突破，以百年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例，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获奖者从本人的兴趣出发而进行工作的，有的甚至是工作中偶然的发现，是原先完全没有预料的事情。而按照预定的计划，组织安排而最终获得突破的反而只是极少数。好像还没有哪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通过有目的的预先组织，精心安排、刻意培养而产生的。而技术是以对自然界的认识为根据，利用得到的认识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由于它有了科学的根据，就可以树立目标，因此总体来说是可预见的，也是可以根据人们的需要和现实的可能，包括人力、资金和技术条件进行规划的。
建国初期所进行的“科学规划”（实际上是否应该说是“技术规划”）得到了巨大的成功。原子弹爆炸了，火箭上天了，半导体工业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些技术成就，毕竟都是国际上已经实现了的，因此也是可以规划的，可以指日实现的。然而当时在科学方面的学科规划呢，由于不像技术方面那样有硬指标可供检查，就有些说不清楚了。当然我国的科学在解放以后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国际上的科学家也不是在原地踏步，与建国初期相比，我们现在和国际上科学先进国家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这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这一事实至少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科学是难以进行规划的。20世纪50年代的学科规划只不过是规划了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工作。回想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现实，有许多重要发展是当时没有预见到的，例如这几十年来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新发展而完全按照当时的学科规划进行工作，我们就会蒙受很大的损失，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1978年DNA双螺旋结构建立25周年之际，英国《自然》杂志记者采访克里克教授，要他预测到20世纪末生物学可能取得的成就。克里克回答说科学发展是不可预测的，过去的预言家大多是以失败而告终。他只是说，“我们现在见到的生物学问题，到20世纪末都可以解决，但是那时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现在看来他的预言也没有完全实现，例如癌症问题，当时在美国还是属于有一定程度组织安排并限期解决的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克里克教授也是一位失败的预言家。
技术上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也完全是可以规划的。特别是国际上已经实现的技术，我们做一个具体的规划，安排一定的力量，经过努力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是可以做到的。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所制定的科学规划中有关技术部分，都属于这种情况。80年代在四位院士倡议下制定的发展高技术规划，也属于同样性质，在总体上也同样顺利实现了。但是要实现国际上还从未实现过的技术，特别是那些包含科学上尚未解决的问题的技术，就很难预见何时可以实现了，例如核聚变能量利用问题。虽然时见全世界媒体的炒作，迄今也无法断言何时可以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难以预见，因此也难以规划。我们可以做的也无非是和半个世纪以前一样，勾划出各个学科中的主攻方向而已。但是如前所说，科学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我们现在看见的主攻方向是根据当前的科学发展态势所认定的重要方向，若干年后整个科学发生变化，重要方向也会随之变化。如果我们硬性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就必然失去机会。我们认定的主攻方向也必须随时修正以适应形势的变化。试想20世纪90年代初，人类基因组全序列的测定还没有提上日程时，我们如果在当时制定规划，在生物学领域内我们能够预见到蛋白质组学，能够预见到生物信息学吗？
以认识自然为目标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由于探索性强，结果一般难以事先预见，原创性强的技术研究也是如此。因此除可以明确总体研究方向外，常常难以事先设定具体的研究目标，难以事先规定进度，或强求完成的日期。毋庸置疑，自然科学史中众多重大突破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从物理学上牛顿力学的建立，电的发现和电学基本定律的建立；化学上门捷列夫周期律的建立；生物学上细胞的发现，孟得尔遗传定律的建立等，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这些都已经在实际应用中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巨大影响。类似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在20世纪内所有诺贝尔奖获奖人中绝大部分都是由于在基础研究领域中的自由探索而获奖的。20世纪一百项重大事件中名列前茅的，像青霉素、半导体和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曾分别获1945年、1956年和1962年诺贝尔奖，这些也都是少数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而它们在实际应用上的巨大影响已经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近年来获诺贝尔奖的基础研究成果，如超导现象和新高温超导体的发现，胆固醇代谢调节，癌基因的发现等，仍然是少数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这些发现必将对21世纪人类文明产生巨大影响。
科学与技术的不可预见性
我们不是完全否定规划的重要性，而只是指出科学和部分含有原始性创新的技术都有相当程度的不可预见性。我们在制定规划时务必充分认识这一特征，规划可以一方面指出方向，而在另一方面也必须同时鼓励自由探索，不要在科学上设立，并且在规划中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在形势发展时可以随时修订。
当前在我国科学界流行的追赶国际科学发展热点，体现在对设定项目的高强度支持，这对我国科学努力追踪和赶上世界发展潮流是重要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设定热点项目的多数已经是全世界科学家辛勤工作了多年，有的项目年数已在万篇以上，超过我国全年发表全部SCI论文总数，要在这些国际上已经充分开放的领域中有所突破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进入热点领域，热点领域的研究往往对科学发展有重要作用，进入热点领域，在热点领域内进行工作以积蓄力量，对发展我国科学还是有重要作用的，我只是想强调在热点领域内取得突破的艰巨性可能更大一些。我还想强调的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因此既要重视热点领域，又要鼓励在那些目前虽还不是热点却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基础研究领域中去进行自由探索，对自由探索中已经取得有意义进展的项目，不仅不能予以限制，还要给以鼓励和支持。二者的关键都在于有自己创新的学术思想，这样才能在根本上有所创新和取得重大突破。没有自己原创性的学术思想，不仅进行自由探索寸步难行，进入热点领域也只能永远模仿或重复前人的工作，最多也不过为前人成果锦上添花而已。
科学和原创性技术的发展需要长期积累。自然科学的发展经常是波浪式前进的。在一段平稳发展的时期之后，会出现一件重大突破性贡献而给有关领域带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引起大量在有关领域工作者的密切关注，并涌入这一领域工作，造成一哄而起的局面，形成科学中的热点，这在国际上也是常有的事。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一些热点领域对于科学长远发展有其内在的重要性。因此，对于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而言，从全面布局考虑，安排适当力量去追踪热点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又必须认识到，在一件突破性贡献发表之后，一些较为重要的后继性工作，往往已经在同一研究集体，或有密切关系的研究集体中酝酿已久或者已经在积极进行，并且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就会陆续发表。外来者，即使急起紧跟，也已经落后了一个位相，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拾取一些残羹剩饭而已。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突破性进展常常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大量工作积累的结果。不用说佩鲁兹和肯特鲁关于蛋白质晶体结构分析的工作是经过长期努力才开花结果的，就是沃森和克里克关于DNA双螺旋结构的重大突破，看似突然，实际上如果没有剑桥关于X－射线衍射研究几十年的积累和威尔金森等人长期关于DNA衍射数据的收集，这一突破也不可能从天而降。
1面向国际前沿党的十提出科技创新发展战略
是在契合大环境的背景下，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形势提出的强国策略，它直接引领着科学理论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会加快我们的发展步伐。西安光机所在推进转变观念理念、拆除围墙、开放办所、创新科研模式等方面采取的举措取得成效，放眼全球吸引凝聚具有国际水平的创新创业领军人才，构建多种体制并存发展、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创新体系，最大限度地释放科研人员的创新创业活力，形成了“孔雀西北飞”的良好局面。研究所秉承“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以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与培养统领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强化学科优势、打造事业平台、营造良好文化氛围及优美园区环境，吸引凝聚了一批优秀人才，为研究所创新跨越、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中有近30人入选国家“”、国家“青年”和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西安光机所与国际学术界交往密切，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丁肇士等国际著名科学家都曾来所访问讲学。西安光机所与意大利合作成立了“超高速光子网络与通讯联合实验室”，与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合作联合培养研究生。每年向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派遣访问学者和研究生。
2面向国家需求“十一五”以来
研究所以改革创新、服务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己任，圆满完成多项国家重大任务，为“探月工程”、“载人航天工程”等做出了新的贡献。研制的“嫦娥一号”、“嫦娥二号”有效载荷，成功获取了世界首幅分辨率优于7m的全月影像图，以及月面虹湾局部1.3m分辨率影像图。研制的“嫦娥三号”全景相机成功拍摄着陆器照片，成为嫦娥三号任务圆满成功的标志。与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共同研制的月基光学望远镜实现了人类首次月基光学的天文观测，开创了世界探月史上的先河。研制的成像敏感器光学系统为“天宫一号”与神舟飞船交会对接提供了精确导航。研制的“巡视器导航、避障相机光学系统”为嫦娥三号巡视器月面巡视实时提供导航和避障信息。研制的“星敏感器光学系统”辅助卫星及着陆器定姿测量。研制的“箭载、船载、舱内外摄像机”获取了我国首次太空行走以及“天宫一号”与神舟飞船对接的珍贵影像，见证了我国航天领域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此外，西安光机所还圆满完成了光学遥感系列卫星、环境卫星主载荷研制任务，均在轨平稳运行，为国家安全、自然灾害监测与防范发挥着重要作用。步入“十二五”，西安光机所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本着“特色、优势、不可替代”的发展思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制定了“创新2020”、“一三五”发展规划，加强前瞻性研究和新学科建设，组建起一批方向新、模式新、体制机制新的研究单元，强化重点学科专业化发展，强化创新与前沿技术研究，不断创新机制体制、引才引智，不断出创新成果、出创新人才、出创新思想，努力实现“四个率先”，发挥国家研究所的骨干引领作用，力争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面向民生需求西安光机所创新科研模式
促进科研成果就地转移转化，打破壁垒，打破条块分割，破解科技经济两张皮痼疾的探索、成效以及光电产业集群建设规划得到了陕西省委省政府的高度赞赏。并将西安光机所光电子创新园列为陕西创新性省份建设示范点。近年来，西安光机所面向国际前沿、国家需求和民生需求，以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为目标，利用研究所优越的科研条件及开放的科研环境，吸引了一批科研能力强、创业激情高、在相关领域拔尖的高端人才。西安光机所以市场和产业需求为导向，大胆创新，以“人才+技术+资本+服务”四位一体的转化模式成功转化了高功率光纤激光器、光纤陀螺、3D打印机、3D投影仪、投影式血管显微仪、离子风空气净化器、T800碳纤维、智能电网用电流传感器、智能电网用光纤测温传感器等一系列造福民生的高科技产业化成果。近年来，研究所面向国家经济发展与民生需求积极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布局研发与培育战略新兴产业，已在5个地区建立了技术转移转化基地，孵化出一批不冒黑烟、不排污水、低耗能、高效益的高科技产业公司。同时，创建了西北地区第一家天使基金，加速成果转移转化，在破解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痼疾上大胆实践探索，建立“高端光电协同创新示范基地”进行有效探索与实践，打造出科研成果从创新到转化的完整“接力棒”产业生态链。
二西安光机所科技创新的探索
西安光机所作为国立科研机构，肩负着时代和历史的使命，体现在面向国际科技前沿、满足国家重大需求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为此，西安光机所在创新科技体制机制模式、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模式、创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模式上进行了大胆而卓有成效的探索。
1创新科技体制机制模式
西安光机所实施科技创新战略，敢于在观念、胆识和实力方面突破，以敏锐的思维和前瞻的眼光、扎实的专业和准确的判断来实现科研体制和机制的突破、科研方法和模式的突破、创新意识和能力的突破，大幅提升传统学科的创新能力，加快新学科、新领域的布局。西安光机所的创新科研体制机制，营造创新氛围，在创新中把握好自身定位，形成了特色学科和核心竞争力。坚持产学研并举的科研模式，强调科研与市场的结合，推动研究所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学科领域。
2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模式
西安光机所历来重视领军人才、尖子人才和创新型青年科技人才的吸引、凝聚和培养。“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人是科技创新中最关键的因素，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在科技创新工程中，将人才工作置于突出地位，打破传统人才禁锢，多层次多模式地构建人才队伍。采用多元化的用人模式，形成多元文化、多元理念、多元人才结构，不搞一元化，包容各种人才，为他们创造适宜创新的条件，营造激发创新活力的氛围和环境，从而不断推进研究所学科发展充满活力，让国立研究所成为国家真正开放和创新的平台，让人才支撑研究所的创新跨越。
3创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模式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民生需要、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西安光机所通过实施政府、产业、大学之间“三螺旋互动的创新管理模式”，与地方政府、高等院校构建“院地校三极战略联盟”，当三螺旋的螺旋线相互缠绕时，创新呈现出现新的意义，当三螺旋线相互交叉重叠时，它们之间有更多的相互作用。新的组织创新正是由3个螺旋线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新型的创新主体通过这些相互作用而产生，如孵化器、科技园、风险投资公司等。政府在其中起到了组织和激励的作用，产业推动着技术产业化，大学则实现着知识资本化。西安光机所积极开展拓宽院地合作、院校合作，打造服务平台，推进科技成果就地产业化，孵化出一批一流高科技企业，为加快陕西建设创新型省份的进程，带动陕西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结语
关键词科技成果产业化试范基地运行机制
科技产业基地的科学内涵是已经或正在从事国家计划成果产业化工作，具有较强产业化、商品化开发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群）或具有鲜明产业特色的区域。其目的是进一步促进国家计划与地方、企业的结合,为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营造好的环境和创造好的条件,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使科技研究成果尽快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作用，进行产业化试点和示范,强化与地方和企业的结合,以产业化基地为依托,发挥国家计划的作用,组织资源(成果、人力和物力)进入产业化基地。
1科技产业基地发展的动力机制
科技成果产业化是一种高风险的社会活动，科技成果产业基地的发展就是建立在科技产业化基础之上的、将风险具体化的社会活动。科技成果产业基地建设和发展的各环节的启动和相互自动转换都需要足够的动力。科技产业基地发展的动力主要有：
1.1技术推动力
科技发展史证明，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必将促进新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在国内外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激烈竞争的推动下，我国有科技人员从事高科技研究与开发活动，高科技发明和高科技产品不断涌现，面向经济、面向市场,就是要以技术进步去参与市场竞争。这种推力促使某些科研单位和企业将注意力和各种资源投向高科技领域、项目，从而促使了高科技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更加带动了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的出现与发展。技术推力往往导致高科技的重大突破，这种高科技可能一时看不出它的市场需求，但却蕴藏着巨大的潜在市场。
1.2经济拉力
随着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浪潮有力地冲击着全球,引起了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深刻变革。发展高科技产业不仅可以带来高的增值，而且能够促进生产要素的改进，促进新型产业的出现及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科技产业化基地的集聚，促使基地从外部吸收了大量的资金、项目、人才的加盟，形成高科技产业化基地空间上的集聚，进而通过不断向外输出新产品或“分裂”出新企业，以强大的力量把科技产业基地的产品、资本、信息甚至观念向外进行辐射，集聚和扩散的最终结果是促使区域经济实力得以迅速增强。
1.3社会压力
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已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主要手段。实践证明,掌握了高新技术,抢占了高科技的“制高点”和前沿阵地,就可以在经济上更加繁荣,政治上更加独立,战略上更加主动。因此,许多国家都把发展高新技术列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花费巨大投资,组织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实施一系列的研究发展计划。世界上许多高新技术都是用于军事、政治等方面的需求而产生和发展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科技产业基地和科技产业化园区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蓬勃发展起来，建立科技产业基地以促进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已成为国际发展的趋势。
2科技产业基地的环境机制
2.1良好的政策、经济环境
具有稳定性、连续性的政策是科技产业基地发展的基础。在科技产业基地的发展中，逐步完善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快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不仅在投资融资方面给予优惠的政策，更在税收方面，给予最优惠的政策。在基地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还吸收和借鉴国外科技产业化基地的成功的经验，根据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出合适本地区发展的政策。建立促进科技研究与生产相结合的科技政策，完善经营承包责任制的经济政策及鼓励人才流动的人事政策，建立健全科技政策，制定发展科技产业化基地的中、长期计划，都有利于科技产业化的顺利发展和科技产业化基地的蓬勃发展。
2.2强大的科技环境
根据高科技产业的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特点，产业基地的发展要求具有力量较强的科技队伍与研发人员。科技产业化的关键就是创新，只有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科技人员和具有开拓精神的企业家，才能完成科技的研究、开发、扩散、渗透等工作。科技人才的集聚给予科技产业基地强大的科技氛围。我国科技产业基地建设发展的几年来，不断探索机制，寻找人才合理配置的有效途径，基本形成了“双向选择、平等竞争、自由流动、人尽其才、优胜劣汰”的人才机制，科技人才的流动极大地增强基地发展的活力。除此之外，先进的科技和现代化的生产设施也是产业化基地的一个显著特征，这将是科技产业基地区别于其他开发区和科技园区的重点。
2.3完善的情报和信息环境
在及时、准确、全面的搜集信息的基础上，对科技产业化进行技术论证、市场预测、经济评价，才能减少科技产业化的风险，同时也就保证了科技成果产业化和企业相互顺畅的沟通以及科技产业基地的良好运作及发展。要提高科研成果转化质量,还必须注重信息反馈,建立一定的质量保证制度,以促进技术成果完善和新产品的质量提高与商品定型。要建立完善的情报和信息环境就必须重视科技产业化中介服务机构的建设，要重视科技成果供求信息网络的建设，通过灵敏的信息网络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信息服务。除此之外，还应建立高素质的、规范化的、非官方的技术成果转化评估机制，这样就有利于产业化基地的边研究边实施科技产业化的进程。
3科技成果产业基地的市场机制
建立和完善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的市场机制，有利于促进科技产业化三个环节的相互适应、顺利过度和良性循环。当前，我国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的发展中市场的作用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结果使一些科技企业面临无计划渠道，又无充分竞争的市场，遇到了计划和市场的双重障碍。因此，迫切需要研究如何在强化国家计划管理的同时，完善科技产业化的市场机制问题。
3.1科技成果产业化以市场为前提的必要性
科技成果产业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发展必须以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为导向，离开市场体系来谈科技成果产业化就是一种空谈。许多企业对以市场为导向，以消费者为需求中心的提法并不陌生，但他们的理解往往带有片面性，尤其对科技型企业来说，把握市场动向不仅要以市场为导向，以消费者为中心，还要有对科技发展的方向和动向具有前瞻性。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客观要求科技产业化，无论其产业链的形成与组织结构的组合，或者是生产要素的配置和经营目标的确立等等，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应以市场为中心，总之，产业基地的建设、发展和经营都应以市场化为前提条件。
3.2市场化体系建设与措施
首先就是必须切实保证科研机构和研发单位的经济利益。科技产业基地其实就是一个产业化利益群体的集合，它包括了研发和生产等多个职能部分。因此，科技产业化基地从形式上看也是不同经济主体的合作。它不仅是不同生产经营活动的组合，也是各经济利益主体的组织结构的重新组合。目前，应进一步完善科技的有偿转让制度，它不仅可以促进科技成果或产品的扩散和渗透，而且有利于企业择优引进科技成果或产品，提高研究、开发、生产的经济效益。
其次就是建立市场体系。在市场体系建设过程中，当前除了完善商品市场外，还应着重于生产要素的市场建设。科技产品能迅速畅通的进入流通领域，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是产业化的基本要求。所以，在建设发展产业基地的过程中，积极培育和开拓市场显得尤为重要。产业链的形成，必须由企业的共同利益连接起来。
4科技成果产业基地的风险机制
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风险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财务风险。这些风险也就致使常态的融资投资方式对科技产业化及科技产业化基地的发展产生约束，这也就要求了科技产业化及产业化基地对风险投资的迫切需要。科技产业化的内在特征要求风险投资的支撑，这也决定了科技产业化基地的发展需要风险投资的支撑。从目前科技产业基地内的科技产业化发展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需求来看，需要大力发展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是以技术开发及商品化为手段的高级商业性投资，它有利地刺激了科技产业的新兴和成长。建立有效的风险投资机制是发展科技产业基地的有效途径，风险投资将成为科技产业基地新技术产业化的“加速器”。
5科技产业基地运行的支撑系统
科技产业基地不仅受其内部运行机制及政府宏观控制的影响，而且受到社会大环境中基础结构和有关支撑结构的影响。它们往往是自然机制和人工机制的有效载体。这一支撑机制主要可概括为“物”流和信息流的协同行为以及产业基地的软硬件支撑。
5.1“物”流对产业化基地的支撑
“物”流包括地理环境、交通、通讯、基础设施、金融机构的资金投入等。由于科技产业化对信息的交流要求很高，所以科技产业基地离不开发达的交通、通讯条件。当然，高科技产品质量一般对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要求很苛刻，所以环境清新、气候适宜、无污染都是有利条件。另外基础设施完整，可以提供舒适的生活条件，这往往有利于职工提高高技术产品的质量。金融机构的资金投入是科技产业基地发展的有力支撑要素，因为高技术及其产业化具有高投入的特点。“物”流的支撑条件一般都集中在包含有科技产业基地的高科技园区内或科技产业基地的园区内。
5.2信息流对产业化基地的支撑
信息流主要包括政策因素和竞争环境影响。任何国家的科技产业化都要受到政府政策和政治的控制影响。竞争环境包括企业之间的竞争环境，人才竞争环境和技术市场竞争环境。诚然，信息流也包括教育和研究机构这一重要环节。此外，科技情报和咨询服务机构、专利组织、标准化组织属于信息流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