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在原来的大陆法系基础上，同时其刑法、民法大量引进了英美法系（特别是美国法）的一些基本制度和民主原则，其司法制度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大陆法模式，而是把两大法系的相互融合，并在短时间内建立自上而下、独立的法院系统，形成了以法院为中心的司法独立机制。日本采用四级三审制的法院审判机制。日本法院层级分别包括：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家庭法院、简易法院，其中每一个法院都兼有审判和司法行政两种职能。法院独立是实现司法独立和公正的重要基础，在这方面日本采取的是法院财政独立和法官远离民众两种主要方式以实现法院独立，使外部人士干预司法的途径几乎不存在。以日本法院收入来源为例，在日本，诉讼费不是直接交给法院，而是采用买印花税的形式，此种税票在很多地方包括便利商店都可以买到，诉讼费用就以税票费用的形式直接交给国库，由此避免了将法院收入与受理案件数量挂钩。正是由于日本独立的法院和法官制度以及高素质的司法队伍为日本司法独立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使其能够在特殊时期仍然保持法律的尊严和民众对法律的信赖。如被誉为日本司法独立第一案的“大津行刺案”，面对外来各种压力，日本法院始终坚守住司法独立的底线，坚持审判严格依照“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禁止类推”的基本刑法原则，最终只以普通谋杀未遂罪而非大逆罪判处津田三藏终身监禁。这个案件对日本法院独立乃至司法独立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遵循着该案的历史轨迹，日本司法机关和民众坚定不移地走在了以法院独立体制为基础、司法权优位的司法独立道路上，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主法治意识的迸发，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2确立国民基础的司法制度
由于日本现行司法体制受美国法律文化和制度影响最深，具有较多的民主色彩，不仅大量引进了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制度和原则，让国民参与司法，并在具体制度层面上增设了多种民众参与司法过程的途径，充分体现了现代法律制度中对于民权和民主的特别关注。以日本的参审制度为例，2004年日本国会通过了《裁判员参与刑事裁判的法律》，规定通过选拔普通国民担任裁判员，与法官一起共同参与刑事诉讼程序，以此加深民众对司法的理解和信赖。日本的参审制较多吸收借鉴了美国陪审制的陪审员选拔方式和欧洲参审制的参与审判方式，以从有选举权的民众中随机抽选参审员、同法官一起组成合议庭共同讨论来认定案件和适用法律的方式，使得民众得以参与司法过程。对于日本的专门审判人员如法官而言，他们在法律研修过程中只注重对专业知识的获取和运用，但随着社会关系尤其是日本国际关系的日益复杂，日本法官太过脱离民众、脱离普通生活导致他们不了解基层民众的情感需求和价值选择，在审判过程中单一地采用纯粹法律思维去审判案件，极可能会得出与普通民众基本价值观念不相符的结论。以中国人在日本日本军的案件为例，有很多中国人因受过日本军伤害而向日本法院要求获得公正赔偿，然而此类案件中的很多审理结果都令人非常失望，因为日本法官们基本都是匠人式的、机械地适用法律，没有适当地考虑政治性需求。对这样的审理结果，日本很多普通民众感到不解，认为这与他们认为的公平、正义等理解是相悖的。因此，强调民众参与到司法过程中，以发现、纠正这些类似的错误显然很有必要。近十年来，日本的司法改革动态也显示出了日本已经逐渐意识到民众民权的重要性，如参审制、调解制等制度的设立，也在逐渐扩大对民众司法参与权的实现方式和途径范围。
3严格的法律人才筛选和培养制度
日本法官、检察官、律师等资格实行的是终身制，因此极其讲究法律从业人员的专业性和任职资格认定的严格性。日本习惯将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三种职业统称为“法曹”，其任职有着严格的人才筛选制度和相当培养过程。在日本，对于大多数大学院校的毕业生而言，要成为法官、检察官或律师首先必须通过日本司法考试，每年都有数万人报考司法考试，却仅有1500人左右被录取，并且每人只能考三次，三次未通过司法考试者，其法科大学院校的学历就作废了。正因为司法考试的高难度以及通过后良好的职业前途，其也被称为“现代的科举考试”。以2007年司法考试结果为例，当年的最终合格率只有1.3％，最终合格人数大约只为300人，其通过难度可见一斑。此后，只有经过激烈竞争获得考试合格者才能被录取为司法修习生，进入司法研修所进行为期一年半的一体化集中研修。这样严格的筛选法律人才机制其最大的好处就在于每年可以获得日本具备最高法律素质的适格从业预备人员，当然其中也不可避免地浪费了一定的人力财力资源。此外，司法研修所实行的一体化研修方式也能够最大程度地促使日本未来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们在一年半的集中研修期间，通过共同学习、讨论和交流从而形成较为一致的法律观念和职业一体化意识，以图日本法律能够在理解和适用方面获得和谐统一。然而，日本这种近乎严苛的法律人才筛选和培养制度也导致了其司法人员的严重匮乏和司法效率的极其低下，在经济界和产业界的要求下，日本终于推出新司法考试制度，新旧司考制度并行，以弥补社会对法律从业人员的强烈需求。但是，从猛然扩大到10倍的司考合格率可以预见，日本法律从业人员尤其是律师其职业竞争也将日趋激烈。
4顺应民主和法治期待的司法改革
司法制度论文2000字(一)：司法制度视阈下儒家思想价值论论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司法制度；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石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石荣广，武汉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7.080
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一方面强调德治和礼治在司法中的作用，同时倡导要德刑兼施。在古代社会中，德与礼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调整作用十分广泛，不仅可以预防犯罪，还运用到了具体的司法实践之中。
一、基于“德治”的司法观
古代中国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形态为儒家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沃土。从春秋时期开始，历经东、西两汉，直至今日，儒家思想仍不断地将中华文明的精髓进行融合传承，在民族精神的塑造方面起到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古代文献记载中，关于“德”“德教”“德化”的内容比比皆是。古人把德与国家治理紧密结合起来，“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布德施惠”强调的就是“德教”，以扬“德”为善教。“施实德于民”和“恤民为德”要求统治者以德施德，注重德化。西周时期，“明德慎罚”的思想逐渐成为统治阶层的主流观点，这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极大进步，充分体现出统治阶层的善治意识。
前期儒家十分推崇“以德教化、慎用刑罚”。“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孔子旗帜鲜明地反对单独依靠德教或单独使用刑罚，仅仅依靠德教很难处理政事，仅仅依靠法治也很难产生效力，体现出其德刑并举的治国理念。孟子的治国观点与孔子一脉相承，主张重德轻罚，德先而刑后。“杀一无罪非仁也”。同时，他提出，国家不应轻易杀戮，无罪而杀人，会导致君民离心，民众迁徙。荀子的看法与孔孟基本相同，他重视德教的作用，强调在司法过程中少用刑罚。荀子在《荀子·富国》中指出：不经过德教就采取刑罚，无益于治国；若无教化，刑罚虽多，但社会风气不正，难以实现很好的治理效果。
从孔子、孟子和荀子的言论中，可以得出儒家思想主张“慎用刑罚”的司法观念。
西汉时期，“春秋决狱”这一司法制度的确立，是儒家德治原则与法家法治思想的融合，结束了自秦以来儒法两家的对立，儒家学者的社会治理观念得到普遍认可，其经典大义以司法制度的形式上升为国家意志，将“少用刑罚、以德治国和以德施教”引入了司法实践。唐代将“德治”与国家统治紧密结合，法律思想的儒家化水平达到了古代社会的顶点，“德礼为政教之本”作为唐代法律的指导思想，将大量儒家经典学说直接作为法律条文的依據，唐代法律成为其之后的各个朝代的范本。
二、基于“礼治”的司法观
“礼”在古代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多数学者认为它起源于祭祀活动，在国家没有形成之前，它最主要的作用是调整宗族内部血亲的“长尊幼卑”关系。夏、商两个朝代，“礼”所涉及的范围逐步扩大，由早期的祭祀活动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仍不够系统，没有形成典章制度，构成不了法律关系。周朝实行分封制度，为体现天子权威，维护阶级统治的需要，周公旦整理并发展了礼乐制度，将祭祀、衣食住行、婚庆、殡葬、教育等都以礼制进行规范，礼的意义和范畴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主要体现为：首先，调整对象的变化，由调整宗族内部关系转变为调整社会关系；其次，内容更加广泛，囊括社会各个方面。不仅包括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礼仪礼节，甚至连法律规范都包含在内；再次，外在形式也发生变化，“礼”上升为国家制度。周朝末期，随着王朝的衰落，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春秋时期，孔子提出要恢复周礼，“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强调了“礼”在司法结果中的重要作用。
儒家思想中基于“礼治”的司法观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司法实践中注重伦理纲常。如“亲亲相隐”，这一制度与现代司法制度是相背的，但却是儒家礼法并行思想中人伦精神的体现。二是主张无讼。“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我国自古以来就强调以和为贵，当人们产生矛盾时尽量避免对簿公堂，现在许多地方仍存在这种现象，司法诉讼是传统礼法无法协调下的选项。三是倡导忠孝。“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在隋唐律中，不孝被列属“十恶”范畴，“不孝罪”体现了“礼”对司法制度及过程的支配和影响。四是司法诉讼制度必须遵循宗法制的原则。“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司法官员进行罪行判定之前，首先衡量其行为是否在宗法制度许可范围内，是否有违父子、君臣大义，然后再根据危害程度进行量刑。五是司法审判时，涉及家庭关系的适用法律优先原则。涉及家庭亲属关系的犯罪，如果有两个以上规定，其中一条规定涉及家庭关系则被优先适用。此外，从晋朝至清代，亲属关系的远近及尊卑也是司法量刑的重要依据，九族以内的亲属之间的相互侵害行为，按照“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进行定罪判决。六是司法上的特权制度。“礼不下庶人，刑人不上大夫”，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上引礼入律，“八议”制度是礼法结合的典制之一。其中规定，司法机关无权擅自处理这八类权贵，他们犯罪后，“大罪必议，小罪必赦”，这一制度和“官当”制度几乎贯穿了我国整个封建时期。
三、古代司法制度的借鉴意义
（一）健全司法监察机制
中国古代形成了完备的司法监察机制，不同的历史时期，司法监察机制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在具体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在这一机制中，监察人员的选拔、使用、考核都有严格的程序和相应的规定。同时，对于打击司法腐败，维护民众利益也有专门的制度。
古代监察体系强调独立性与垂直性，与现代管理制度中的垂直管理相似，各级监察机关之间是单线领导，相对独立。另外一个显著特征是赋予监察官员较高的政治地位，这种设计实际上也是强调监察权的非依附性。这种体制有力保障了监察权力的运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行政权的干扰，从而保证权力的高效、公正运行。
当前，加快司法体制改革，重点在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规范法院审级监督关系等。这表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优化职权需要进一步明确公、检、法、司部门间的关系和权限，使监督机制更加科学合理，监督渠道更加顺畅和多远化；改革审判委员会，实质上是强化法官的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突出主官在案件审理、裁定、负责的主体地位，且规范其参与行为；上下级法院之间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理顺法院审级关系，是解决审判权是否独立的核心问题；审检公开是群众关切的重点，能够直接体现司法民主，应借鉴我国古代及世界各国好的做法，保障群众司法知情权。
（二）进一步完善案件复审制度
“慎刑”是古代少用刑罚的体现，说明古人对案件的谨慎态度。如“秋后问斩”制度，古人认为秋主“杀”，其他季节不适宜处决刑犯，秋天草枯叶落，合天时。实际上这只是设立该制度的缘由之一。这期间卷宗会逐层上报，直至最高决策者，形成古代的“死刑复核”制度。
古代的逐级复审制度源于夏朝的“锡汝保极”，下级官吏审核案件做出判决时，一定要罪刑法定，注明处以刑罚的依据，至唐代时，我国古代复审制度基本完善。这一制度全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儒家思想。
我国古代儒家“慎刑”思想和案件复核制度，经历了数千年的实践，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完善司法复核制度，可以避免一些人为因素造成的冤狱错案，使司法更加公平公正，更能够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三）完善司法调解制度
“无讼“是古代中国的法律诉讼观念之一，在我国许多地区仍普遍存在。它反映了人们朴实的传统道德观，不希望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希望基于伦理道德、乡约民俗、族规家法等传统方式来协调问题。
现代调解制度的价值追求正是我国的传统价值取向，也是解决纠纷卓有成效的方式之一。由于相关规定较少，规范性不足，民事诉讼法没有就司法调解做出明文规定。在具体实践中，通过司法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的成功率不高。因此，完善司法调解制度，从制度上予以规范；另一方面，各级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应有针对性地提高司法调解能力，积极预防纠纷扩大化。
（四）改革司法保障制度
上述有关儒家思想中基于“礼治”的司法观的论述中见，对古代司法制度对部分群体给予了较好的司法保障，其主要针对长者、弱者、特权等特殊群体，不具体普遍性。在证据、程序、监督等方面，我国古代司法保障措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证据方面，如西周时期的“五听”制度。再如，《清会典·刑部》中规定，“凡斗殴伤重不能重履之人，不得扛抬赴验，该管官即带领仵作亲往验看”。通过回避制度，来实现司法公正，西周时期的“五过之疵”中就包含了回避制度。鞫谳分司制度、翻异别勘制度、录囚、会审制度等也都蕴含著智慧。没有司法保障作为前提，司法公正就无从谈起。改革司法保障制度，除了借鉴中国古代司法中长处，更要结合我国社会现状，坚持党的领导，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充分保障各级司法官员独立行使权力，逐步废除干涉司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在经费、人力、物力方面也应予以保障。
（五）建设合格的、德才兼备的政法队伍
受儒家“礼法”思想的影响，古代官员在行使司法权力时，往往心怀仁义，“少用刑罚”深入人心，道德约束力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秩序。古代官员选拔制度中，“德”是最重要标准之一，周朝有“六德六行”的官吏选拔条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提出了吏治的重要性；“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通过“以德选官”来实现“以德治民”。古代的“司法”是“行政”的组成部分，除了选拔官员注重“德”，在官员考核时也往往把“德”放在首位。由此可见，司法人员的普遍道德水平，在一定程序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安全。
指出，“要按照政治过硬、业务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要求，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政法队伍”。“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一个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主要还要依靠人才来保证的，因此，建设一支合格的、德才兼备的政法队伍尤为重要。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期，无论是国家制度还是法制建设，基本上都以“外儒内法”为指导，但总体上倚重儒家思想的作用。在司法制度建设和司法执行中，“德治”与“礼治”并举。可见，古代中国的司法制度具有较强的变通性，“法”“儒”思想高度融合，有力维护了王权与社会秩序，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司法制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清朝对明朝司法制度的继承与创新论文
摘要：明清两代的直诉制度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日益趋近成熟地表现，在明代，直诉制度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日益成熟，清朝建立后继承了明朝的直诉制度，并对它加以创新。明清两朝的直诉制度在设立时间、表现形式和处理方案上都有着极大地相似性与不同之处。直诉制度一方面起着平反冤案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有着不足与缺陷，因此对直诉制度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关键词：直诉制度；继承；创新
一、引言
众所周知，明朝国祚276年，清朝国祚268年。这两个封建王朝国祚几乎相同，通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明清两朝有着极为相似的统治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司法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清朝能享有268年的国祚，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汉化，而汉化的具体表现就在于清朝对于明朝各方面制度的继承与创新。在司法制度上，直诉制度作为司法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在维系明清两朝的統治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被两朝统治者重视。近年来的中国历史学界，独立的研究明清两朝的直诉制度的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但对于将明清两朝的直诉制度联系起来看待两者之间的继承与创新，则是少之又少。
二、明清两朝直诉制度的设立时间、表现形式、处理方案
（一）设立时间
中国古代的直诉制度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的“路鼓”“肺石”等直颂制度，“路鼓”到了西晋时期，有了一个更加形象的名称——登闻鼓。而“肺石”也演化为冤鼓，或曰喊冤鼓。东汉的郑玄注说：“肺石，赤石也。穷民，天民之穷而无告者。”登闻鼓是直诉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刚一成立，朱元璋下令“置登闻鼓于午门外，日令监察御史一人监之，凡民间词讼，皆须自下而上，或府州县省官及按察司官不为伸理，及有冤抑机密重情，许击登闻鼓。”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一入关，在监察院设立登闻鼓，由御史负责监管。从两个王朝设立登闻鼓的时间来看，我们不难看出王朝统治者对直诉制度的重视。两个王朝统治者在开国第一年即设立登闻鼓，可见直诉制度确实有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国家统治的作用。
（二）表现形式
所谓直诉，在明清两代均叫做“叩阍”，即封建国家的全体军民直接向王朝最高统治者直接诉冤。《清史稿·刑法志》中记载：“其投厅击鼓，或遇乘舆出郊，迎击驾申诉者，名曰‘叩阍’。”在表现形式上，明朝直诉制度的形式主要表现为登闻鼓制度，邀车驾制度。清朝在直诉制度的形式上有许多方面沿袭明朝，但又根据王朝的实际统治需要加以创新。清朝继承了这两种主要形式，又吸纳了历朝历代关于直诉制度的经验教训，增加了上表制度、肺石制度和京控制度。
（三）处理方案
《大明律》规定：“若迎车驾及击登闻鼓而不实者，杖一百；事重者，从重论；得实者，免罪。”《明会典》也有相关记载：“凡有申诉冤抑者，止许于仗外俯伏以听。若冲入仪仗内而所诉事不实者，绞。得实者，免罪。”顺治十七年清朝统治者也做了类似的规定。可见直诉案件如果不实，是要被严厉惩罚的。而如果所诉案件属实，便会被成功受理，能起到有效减少冤假错案的作用。
三、直诉制度对当今社会的启示
（一）利弊
直诉制度在从西周时期诞生，到1912年封建帝制的终结。在数千年的时间里，确实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减少了冤假错案，对实行仁政治国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另一方面，有利于监督各级司法官员公平、公正、公开的执法。但执诉制度同样存在缺陷，直诉案件的直接受理者是皇帝，皇帝日理万机，不可能对每一宗案件都详加审理，因此可能导致直诉案件的处理效率不高。皇权直接干预司法，有时会导致皇帝与官员的对抗，这也是直诉制度在制度上设计的不合理之处。
（二）启示
封建直诉制度在封建帝制终结时便随之终结。但它对现在的中国社会的影响依旧是深远的。在21世纪的今天，信访制度发挥着与直诉制度相类似的作用。为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人治转向法制，吸取直诉制度的经验，改进信诉制度，因此对直诉制度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四、结语
(一)西方法律信仰观之变迁“没有法律，人类便无法维系当下的社会
失去信仰，人类则无以面对未来的世界。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法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纵观历史，法律之诞生，规则之创设，宗教与信仰之树立，即在于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民族国家与国际的互动中创生与发展。法律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就在这种互动中而诞生。在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达至顶点。起初，它出自于对自然法那种任其为神圣的理性和正确的规则的最高诠释的“自然法信仰观”，到中世纪形成了以对上帝之法的永恒地智性参悟的“神学自然法忠诚观”，在此期间，西方人在漫长的中世纪形成了两种人文情怀:人应当寻求征服自然还是寻求在充满上帝之爱的另一个世界中得到救赎?后来自启蒙运动至今，西方人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从而形成了与上帝权威平起平坐的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个人主义的被所谓解放了的人的“理性———实证主义信仰观”。纵观西方可以看出，它发端于对自然的忠诚，最后回归于个人主义的浪漫情怀之中。
(二)实证主义浪潮下的法律信仰危机然而，我们试问
在经历了霍布斯式“权力创造知识”和“为了秩序的狂暴”的二元思维模式的浪潮下，我们是否陷入了实证法律观的普世主义陷阱。马克斯•韦伯也进一步指出，现代性伴随着人们对理性的忠诚，但理性不能告诉我们生活的意义何在，它忠于知识，但我们无法从中得出人类该往何处去。此乃无论东方西方，见于现代性之构建之通病。因此，我们所信仰之“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实证法、实在法，更不是潘德克顿式的法律文本的静态的条文与结构体系，应当是一种超越实证主义的动态的“整体法学”观。正如上文所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所提此法律名言之“法律”观，是针对西方法律传统出现的整体性危机而提出的，他指出，“过去九个世纪里一再威胁着西方人整体性的二元思维模式。主体全然分离于客体，人疏离于行为，精神疏离于物质，情感疏离于理智，意识形态疏离于权力，个体疏离于社会。”在伯尔曼看来，西方法律传统正经历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整体性危机(integritycrisis)。对于中国而言，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也同样面临着二元论问题，同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并存于制度建构与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对于从“内圣外王”、“儒外法内”一跃到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现实主义的中国人来说，我们不仅需要的是外在建设或外在超越，更需要的是内在超越，即宽容与自由的精神，否则，我们不仅会感到方向上的迷失，更会丢失本属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三)所信仰之“法”
整体法律观自然法强调人类理性，实证法强调国家强制力及其国家意志，历史法学重视民族精神及其经验。在人类的法律实践中，三种主导性法学思潮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后人展现了“非此即彼”的循环链条。然而，在当今社会，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早已被推入全球性持续性的关系当中，我们在生产和生活交往中毫不犹豫地大谈全球经济、世界技术、全球贸易、世界通讯、世界体育等等，我们正在经历全球社会一体化的阶段，在此背景下，我们正在意识或无意识地谈到世界法，更显著的是世界习惯法———万民法。譬如，适用于商业交易的法律可能是国家法，但是国家的法院要执行合同条款，而这可能是整个商业世界中惯行的习惯条款，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就是世界法的一部分。同样，世界贸易法也部分地受到国际公法的调节，包括建立多边或双边条约或公约，以及国家的公共调节手段。正如边沁所发明的“国－际”一词(inter－national)，原指管理或调节两个或多个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规则。因此，谈整体法律观之前提就是世界法的共同约定和遵守，它是我们当今的“万民法”———世界各民族共同的法，世界共同法或具体的讲世界习惯法的存在，已成为不可争议的事实。因此，我们所信仰之“法”，应当是由“非此即彼”到“亦此亦彼”的法观，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法律是分配权利与义务的程序“法律不只是一套规则，它是人们进行立法、裁判、执法和谈判的活动。它是分配权利与义务、并据以解决纷争、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程序。”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如是说。因此，我们所信仰之法律，不仅仅是静态的纸面规则和条文，当立法、执法、司法等法律实施活动一经启动，这种动态的法律运动过程应当为我们所考察的范围。然而，从静态到动态之认识，不足以成为我们所信仰之“真法”，它还应当是一种正义的过程。
2．法律是正义的观念和过程任何一个社会，即便是最发达的社会，都会拥有一个永恒的价值维系力量和对这种力量的敬畏、坚守和不同程度的信奉;任何一个社会，即使是最落后的原初状态，也会有维系该社会运行的程序规则及其支配该规则的价值信念，它或是宗教，或是迷信，或是意识形态，或是人之为人永恒价值的反映或践行。法律本身包含了两种矛盾，即秩序与自由的矛盾，在秩序内部，要维护秩序还是对现存秩序进行变革，同样，在自由内部也包含了两种张力，即权利与义务的碰撞和角逐。正义，实际就是平衡这种矛盾的价值力量，它是人类永恒价值的体现。
3．法律是一种关于价值尺度的事业“法律不是作为一个规则体，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和一种事业，在这种过程和事业中，规则只有在制度、程序、价值和思想方式的具体关系中才具有意义。”伯尔曼如是说。如今，它更应当是法治中国建设中司法体制队伍的核心“事业”，更重要的是将其上升为一种价值尺度的“事业”，坚守科学正确的法治思维体系，使其成为贯彻法治中国建设的首要任务。综上所述，树立法治思维，坚守正确科学的法律信仰观，是我们建设法治中国，在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的首要命题和应有要义。
二、贯彻法治思维之结构之维
法律信仰与司法队伍建设“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霍姆斯大法官如是说。然而，这种赋予法律生命的“经验”不是一蹴而就的。“凭着良心的审判”造就了衡平法乃至衡平法院的辉煌，究其根源，无非是法官们对于法律、公正或是自然法的崇敬和信仰。对于中国而言，司法体制队伍，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排头兵与孵化器，在运用法治思维解决大案要案疑案问题时，能否“凭着良心的审判”保全对法律的信仰，排除食色性也、功利之求之诱惑，做真正的法律人，是法治中国建设能否全面实施的重要议题。从空间来看，在组织结构中，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国家权力的整合方式，是过于集中还是过于分散，权力内部之张力是否畸形，是否被滥用等;另一个问题是社会本身之存在及其内部张力关系;第三个问题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了反腐败、行政放权等政策，可以看出在第一个问题上向前走了一步。对于司法体制队伍来说，无论集权还是放权，都关系到其利益关系，在现阶段条件下，在权力结构内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过早地强调司法独立，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腐败。为此，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强调法治及其法治精神，增强司法公职人员对法律的信仰，形成正确科学的法律思维，以制度和规则限制权力的滥用，将其从源头上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正如全会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从主体上看，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排头兵与孵化器，司法制度队伍担负着神圣而重要的使命。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司法队伍能否运用正确且科学的法治思维排除万难，解决问题，做到公平、公正。在当前，中国的司法队伍规模庞大，良莠不齐，因此，在技术层面上，建立一支精英化、专业化的司法队伍是当务之急，这其中，法治思维的运用和法律信仰或法治精神的坚定与否，关乎着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主体性思维来看，法治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法律思维的动态运用过程。它不是考察法官们在数以万计的法条和规则的本本主义中运用三段论的方法得出结论或判决的静态分析描述，它是主观与客观，是面对双方当事人、辩护人和公诉人的利益平衡与互动过程，即是否达致“凭着良心的审判”。然而，德性、良心是飘忽不定的，有些学者认为这会导致更大的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确实，这种担心在现今体制下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舍其本质而求其他，在法律方法与技术的高超运用下若没有对法律的信仰和对人们公正之渴望的“良心”关切，我们会成为法治机器的锻造者，乃至陷入上文所提及的实证主义的陷阱，如此一来，法治中国建设离人民会越走越远，最终会陷入西方式整体主义危机的恶性循环中。与其步西方法治发展弊端之后尘，不如先发自觉地走中国自己的法治建设之路，这不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吗?此乃“中国文化之早熟”也，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的伟大非他，原只是人类理性之伟大。”我相信，在此基础上，中国人自己可以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法治道路。因此，精英化、专业化建设是司法队伍之表，在解决大案要案疑案的训练中加强法理素质与法治观念的省察自治，才是我们司法队伍建设之本源。
三、总结
论文摘要：内容论文摘要：建立法治的社会，实现依法治国的伟大目标。离不开司法机关的独立执法，所以建立法治的国家，司法独立是前提，因此加强司法独立方面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论文关键词：论文关键词：司法资源独立 司法独立对象 地方保护势力 媒体 司法是维护个人的权利的最后一道保障，它不仅关系到给人的权利的能否实现，而且更是人们的理念实现的保障。自然法学派门追求的是一种自然的理性，而司法的过程也是一种追求理性的过程，它追求的理性就是“公平”。“正义”。虽然永恒的正义是不存在的，但是具体的正义标准的实现，只有通过一个大家公认的机关给予定位，才能为大家所接受。而这个机关就是司法机关。而司法机关只有独立才可能行使这项职“司法的独立性是其共公正性的必要条件，离开了独立性，公正性就失去了保障，就无从谈起。”（1）“司法独 立本身并非是目的，而是实现公正的工具，司法独立——尤其是独立于行政机关——本身不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它本身不是一种目的而是一种工具性的价值，它的最终的目的是确保另一项价值的实现——法官公正无私的解决争端。”（2）“司法独立不过是自在自为的物质表现形式，法律存在的价值是追求正义和理性，独立的司法可以追求正义和理性的为目 标，这是它的内在的价值和冲动。”（3）“司法独立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是实现公正走向正义的必经之路。”（4）又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它是实现法治的必由之路，是解决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利对抗矛盾的根本方法，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我们的国家实现司法独立的根本的原因。 但是现实往往是出忽意料的，我们的司法机关现在正是面临着独立难的问题。“多年以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权受到干预的情况比较严重，对法官的公正执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5）“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仍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6）“在中国，司法机关独立依法行使审判权的原则。。。。。。作为实践仍然不够完善。”（7）面对如此种种的问题，不由的不引起我门的深思，为什么好的制度却被抛弃，坏的制度却可以得意滋生？真要实现司法独立，这个独立的机关是谁？这些机关又是向谁独立？如何独立？我将在下文中对这些问题加以论述。 一，谁独立 “谁独立”的问题是司法独立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有的学者从权利的角度提出司法权的独立，有的学者从实施主体的角度提出司法机关的独立，其实无论是司法权的独立还是司法机关的独立，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因为司法权要独立，必须有人有机关去独立的行使这个权力。这就必然涉及到司法机关的独立，法官的独立等问题，我们权且称它们为“司法资源”，即一切用于实现正义的人，财，物组成的有机统一体。司法独立说的就是“司法资源”的独立。笔者认为“司法资源”主要由司法机关，司法权，司法官员，司法财政，司法人才五个方面构成，“司法资源”要独立，那么构成它的五个要素也必须独立，我将从这五个方面来论述“司法资源”的独立。 （ 一）司法机关独立，历来法学界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司法机关只能是法院。“司法独立仅指审判独立”（8）第二种观点认为司法机关应该包括法院和检察院。“司法独立包括审判独立和检查独立。”（9）第三种观点认为在我国，公，检，法三个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都是司法机关，因而应该是三者的独立。（10）综合看着三种观点，笔者认为具体的司法机关的划分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因此在确立各国具体的司法机关的时候就不能不具体的考虑各国的宪法。我过的宪法在第126条，131条中明文的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查院依据法律的规定独立的行使审判权和检查权，不受任何的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干涉。因此在我过把司法机关定位于法院和检察院是比较符合我过的国情的。从法理上看，审判权从来就不排斥检查权，我们知道有权力就会产生权力的滥用，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必然的腐败，所以在行使审判权的同时必须有一种和审判权是同一个权源的权力 去对其产生制约和监督，着就产生了检查权。在实践中，英国的检查机关是单独的设立的，日本的检查厅设在法务省，他们的薪水和待遇以及选任的标准都和法官是几乎一样的。因此承认法院和检察院都是司法机关是符合历史的发展的趋势的，而公安机关执行是权利是属于公行政的权力的范围，具有浓厚的行政的色彩，因此不宜做为国家的司法机关。 （二）司法权的独立，既然如上文所言，司法机关包括法院和检察院，那么理所当然司法权的独立应是审判权和检查权的独立。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国家就是人们通过契约的形式组建而成的，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的运转，就需要对各种的国家的权力进行制衡。这就是“分权理论”，而西方国家典型的分权理论就是“三权分立”，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种权力相互分立，相互监督制衡。我们的国家实行的是议行和一的体制，国家的权力是分工而不是分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查院是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立法机关选出的，对其负责受其监督。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司法权是由立法权产生的一种亚权力。主权力和亚权力是相互的联系不可分立的。因此在这个层面上司法权是不可能和立法权相互的独立的。我国的宪政体制已经制约了它的独立。而行政权利和司法权一样都是由立法机关产生的亚权力。因此在我国司法权和行政权相互分立是可以而且也是应该可以实现的。 （三）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由此可见人对于法的运行、是起者很重要的作用的。最为运用法律的司法官员，如果不能够独立，他们就不可能忠于法律终于正义。司法官员应该包括法官和检查官。美国的法学家亨利*米斯认为：“在法官做出判断的瞬间被别的观点或者被任何形式的外部权势或压力所控制和影响，法官就不复存在......法官必须摆脱不受任何的控制和影响，否则他们便不在是法官了。”（11） （四）既然司法官员是独立的法律执行者，那么他们只服从法律。作为他们的生活来源保证的薪水也应该是独立的以一种稳定的高薪水的形式由固定的部门给予发放。人总是生活在现实的生活中的具体的人。法官，检查官也有人性自私的一面。如何能够使他们抛弃自私，而以一种超然的身份行使裁判。想最好的办法就是 使他门没有后顾之忧，而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的基础就是稳定的收入，受人尊敬的地位。汉密尔顿曾说过：“就人类的天性的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在任何置司法人员的财源于立法机关的不时施舍之下的制度中，司法权和立法权的分立将永远无从实现。”这也就是有些学者提出的高薪养廉，这种观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五）法律总是落后于时代的，为了使司法官员的队伍不时的流如新的血液，提高他们的 使用法律的能力。我们必须不断的给其输入新的生命力——司法人才。而作为司法人才的任用提供机构也必须是独立的。但是我国的现实中，公，检，法等机关成了广大的离职干部，退伍专业的军人的栖身之处。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法律的门外汉，但是他们却要从事一项需要专业的人士才可以完成的事业，这怎么可能产生公正，现在新的一轮司法考试制度的兴起和出台希望可以对于这种现状有所改观。 二，向谁独立 解决了谁独立的问题以后，接下来就应该确定具体的司法独立对象的问题了。我国的宪法明文的规定法院和检查院独立的依法行使审判权和检查权，不受任何的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干涉。我认为光是这几个方面是不够的，而应该向一切可能干涉到审判权和检查权的组织和个人独立。其中面对我国的现实，笔者认为作好向行政机关，地方保护势力，媒体三个方面的独立是当前的重点。 （一）关于立法机关独立于行政机关，分权学说的创始人孟德斯鸠曾经在起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中讲到：“如果司法权不 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实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握有压迫者的力量。”我们知道立法权实质 上是一种专制，而行政权的实质是一种压迫，如果司法权不能独立于行政机关，司法就会成为压迫人民的工具，甚至连自己也可能成为压迫的对象，受压迫者是无所谓自由的，连自己的自由都无从保障，怎么去保障别人的自由和正义。 （二） 地方保护主义势力是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产生的一种市场障隘。它是指为了一 个小集团的利益，各种势力相互勾结，从而达到满足自己的私利的目的。地方保护主义势力在我国是大量的存在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的经济，是不允许这种势力存在的，这种势力的存在，无疑对司法的运行是一个一大障碍。我们知道在我国的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的大权都是把握在地方的政府和地方党委的手中，而地方政府和党委有偏偏是地方保护势力的后台，所以这就为这种坏势力的生长埋下了恶种。因此司法机关必须改变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方式，否则法治终究难以实现。 （三）媒体是社会进步的产物，有了媒体可以加速信息的流通，也可以加强媒体的对大众的监督，但是媒体是具有导向性的，这种导向性也就是对事物的评价标准，但是媒体的评价是具有很大的主观性的 ，有时是正确的但是有时却是错误的。这就可能出现“媒体审判”的恶果。司法机关迫于媒体和大众的压力而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志依照法律和案件的事实去审判。“蒋艳平案”就是一个例子。在我国的“新闻法”没有出台的时候，言论自由如何定位，没有一个标准，因此更是应当让媒体过少的干预司法，尤其是没有审结的案子是十分必要的。 三，如何独立 如何构件我过的独立的司法体系，才是司法独立的关键。众多的学者已经做了大胆的想象和构件，我只想就一些方面提一些看法。 （一）司法人事制度至今还是控制在地方的党委的手中，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笔者认为可以借助当今新的一轮司法考试的春风，有国家司法部从上线合格的人中录用并具体的分配到各个地方的各个法院，检察院。有司法部的人事部门直接管理，垂直领导。 （二）面对地方的政府把持司法财政的现象。笔者认为可以有每年的国家的财政预算中统一的划拨，或者按照各个地方的生活水平有司法部拟订一定的比例，有地方的政府每年从上缴的财政中按比例扣除，并发给司法机关作到专款专用。防止地方的腐败。 （三）关于法院，检察院的内部管理的问题，笔者认为当司法官员在审理具体的案子的时候，他必须负责到底，不受任何的人的干预。更不能有由审判委员会等机构予以干涉。当司法官员为审理案子的时候，他门内部的管理应该是一种行政式的管理体制。 随着我过司法改革的进一不深入，随着我过wto的成功加入，我相信不久的司法独立 是我国建立法治的社会的必然选择。 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第106叶。 （7）苏立著〈〈法制及其本土资源〉〉，1996年10月第一版，第131叶。 （8）“关于司法改革，司法公正及司法独立”，载自〈〈法学前沿〉〉，第3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3叶。 （9）王利明著〈〈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3叶。 （10）李忠诚，陈刚：“中国法学诉讼法学研究会98年会综述”，载于〈〈中国法学〉〉，1999年，第1期。 （11）引自[英]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导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36——237叶。
河南 朱春伟内容提要：司法公正是法的自身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要求，其基本内涵是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公平、平等、政党、正义的精神。分析影响我国司法公正的主要因素，确定现阶段我国司法公正的价值定位和目标取向。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为了达到该宪法原则所设定的目的，公正司法就是必然和无条件的。现阶段影响我国司法公正的主要因素有：一、司法机关的行政化倾向现代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司法的非行政化。由于受到以行政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和司法传统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审判权与行政权的一个明显区别就是行政机关可以对行政事务进行主动的积极的干预，而司法机关则不应该采取主动的方式行事。从内部结构看，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检察长（院长）、副检察长（副院长）、处（科、庭）长到普通检察官、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凡是能和办案检察官法官的上级挂上钩的人都可以对检察审判结果产生影响，独立审判制度受到严峻挑战。法院行政机关化的另一个特征是按照法律规定，法院的上下级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种监督，也仅仅是审级范畴上的监督。但是，目前的状况却是上级法院是下级法院的领导机构，评比、考核、听取汇报、部署工作，所有“上级机关”所具备的权力几乎都具有。下级法院有什么疑难案件，也要向上级法院请示。殊不知，这实际上已经违反了组织法和程序法，影响了司法公正。二、司法权力的地方化倾向，影响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职能从1949年以来，我国法院的设置就与行政机关一样，实行按行政区划，设立不同级别的法院，每一级法院要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受同级人大的监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种设置使法院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地方法院”。在地方与地方的冲突之间，地方与中央冲突之间，当地党委不可避免地指挥属下的法院要为本地“服务”或者“保驾护航”，这就产生了地方保护主义。即使没有上述冲突，当地的党委也会从本地利益或者所谓的“政治利益”出发，指挥法院如何审理案件，如何“为改革开放的大局”服务，其背后就隐藏着干扰法院独立审判的因素。再谈独立审判，只能流于形式了，由此司法公正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涉及地方利益的案件时有可能受到地方行政机构的压力。后果就是损害国家法制的统一与威信，也和建设法制国家的目标相冲突，这也就是俗称的地方保护主义。三、传媒对司法权的监督没有法制化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来自传媒的监督，这是人民群众、社会舆论监督的必然载体。现代传媒的高速发展使得舆论的力量空前的强大。在欧美国家甚至称之为“第四种权利”。如今的中国媒体对司法监督的重大效能也逐渐显现出来。我们在肯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的正面作用的时候，也应当看到过滥的渲染性报道的负面影响。要使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发挥正面作用，必须使其规范化起来。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尚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过滥的渲染性报道又可能造成对司法活动的不公平影响。所谓社会影响大几乎成为衡量当事人社会危害性的主要标志。一个好人违法犯罪很多人会同情，一个贪官被抓，人们恨不能立诛而后快。特别是对有些案件形成一边倒舆论的情况下，对法院审判活动的报道实际上嬗变成为另一时空的审判案件活动，这种情况的结果只能是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活动的中立性。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良药是通过立法使传媒监督成为一项规范性很强的监督活动。四、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制度不健全人大和检察院对法院、公安机关的法律监督在宪法和三大诉讼法的法律条文中规定得比较明确，但是问题在于多方面的原因，使得司法权有着不受监督的一面。宪法强调了立法权对司法权的监督，但是在具体的诉讼法典及相关的法律却缺乏极具可操作性的关于具体司法机关间的监督，即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法院的法律监督。现行法律赋予的监督手段太过匮乏，规定的监督范围也很狭窄。对于许多即便是不公正的事件，检察机关也无权监督，对于求助的群众而言，这也自然使司法权威、司法公 正大打折扣。最高法院的一纸批复,让检察机关对即便是错误的民行裁定、执行，也不能监督，即为明证。公民在遭遇上述不公时便无法通过必要的司法途径，寻求获得权利救济，这也反映出监督机关对于此类纠纷的公正解决的无价值性。从检察院对司法权的监督实践来看，它本身存在体制性矛盾，作为刑事诉讼法的具体参与者，前受享有庞大无比的行政权、司法权的公安机关的掣肘，后有对其诉讼行为作最终评价的法院的制约。被监督者无处不显示比监督者更为强大，因而指望检察院现在的地位和权力去实现约束司法权滥用的目的是很难的。五、法院审判执行不分，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司法公正 人们在讨论“执行难”的原因与对策之时，却忽略了体系设计上审判权与执行权同时由法院承担带来的弊端。司法判决是一种司法行为，代表的是国家法律的公正和正义。而执行判决则是一种行政权，代表的是国家强制力，并为司法判决提供坚强的后盾。但现实却是本应由警察、军队为法院提供的国家强制力后盾不得不由法院自身来提供，此“后盾”也就名存实亡了。对于当事人而言，对一家法院或一名法官的评价标准侧重于其执行能力是否强，而不是其是否公正。一位法官尽管法律知识丰厚，裁判案件公正，但由于执行能力不强，往往被当事人认为“工作能力不行”。这种审执不分的局面，导致的后果就是在双方当事人心目中，法院的公正地位已经倾斜了。申请执行人认为，法院就是“给我作主的”，被执行人认为“法院是帮着对方讨债”的。判决本身是否公正已经被忽略了。六、检察官、法官的必要待遇也存在着不足实现司法公正、拒绝腐败，就要保证法官、检察官这一群体维持体面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所必备的基本物质条件，这一条件对保证作为法官、检察官的尊严和责任感是很重要的。以如今的差旅、住勤标准，很难想象当他们从住宿的简陋、有时甚至是肮脏的小旅店出来，在街头小摊处吃完大饼、油条，走上庄严的法庭，坐上审判席、公诉席与刚从星级宾馆出来的乘着小轿车来到法庭的辩护律师相对而坐，其内心的公正性、与职业的尊严感会丝毫不受影响。司法公正和司法清廉反映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一个国家中，司法公正是实现社会公正最重要的一道关口。同时也是最后一道关口。实现司法公正需要从改善机制入手，同时也必须从观念上转变过来。制度建设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然而，在建设法制国家的进程中，司法公正作为目标与价值所在，从制度上加以保障，使之不断完善起来的工作不能停顿。一、建立以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权力保障制度即司法权制度在我国，司法和司法权是一个不甚明了和模糊的概念。有时将公检法司安均视为司法机关，将上述机关分别行使的刑事侦察权、起诉权、法律监督权、审判权，对犯人的监管权均认为是司法权；有时又公将检察、法院人作为司法机关。肖建国博士在《司法公正的基础》一文中曾论述说司法“主要是解决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法律争执，消除社会冲突和社会紧张关系；而公民权利的保障，也有赖于法院的维持。”“在历史上，司法和司法机关曾是反对专利、对抗王权的一道屏障，负责监督政府、保护人民，同时也有效地保护法官”。这就说明司法权是有别于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另一种国家权力，它必然独立于行政权。司法的任务既然是定纷止争，那么行使司法权的主体必然保持社会的中立身份，行使司法权的结果必然具有终局性，行使司法权的方式必然具有被 动性。显然，只有法官和法院才具有这种身份。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其公诉权不具有司法权的本质内涵，其代表国家行使的法律监督权同样不具有司法权因有的本质，其他机关行使的侦察权等权力更不具有司法权的本质特征。因而，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权只能是法院的法官行使的审判权。司法权既然起着定纷止争的作用，那么这种权力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必然要以国家强权作为后盾。（一）分解检察权，真正树立司法权威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的监督机关。但检察机关同时又依法行使着部分刑事案件的侦察权，代表国家行使刑事案件的公诉权。也就是说，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同时行使侦察权和起诉权时，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自然很容易被漠视和侵犯。当检察机关对法院的裁判行使抗诉权时，实质是国家的一种权力对国家的另一种权力——通常被认为是最神圣、最具权威，唯一具有终局性的司法权的公然蔑视和挑衅。这种公然蔑视和挑衅国家司法权的制度，使得公众不再信仰法律，也彻底破坏了公众心中“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殿堂，法官是正义的化身”的理念。因此，可以将检察机关行使的权力 一分为三：反贪局、渎侦局，从检察机关分离出来单独成立类似香港廉政公署的机构，行使对国家公务员的弹劾和刑事侦察权；其法律监督权只能由国家的权力机关统一行使，而且，任何国家机关都不得对法院之个案裁判行使抗诉权；检察机关只履行刑事案件的公诉权，对裁判不服只能由受害人行使上诉权。唯其如此，才能从国家权力体系运行确保司法权威。（二）改革法官任命制度和法院经费保障制度，确保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任何个人干涉。”目前我国各级地方法院的法官均由当地人大常委会任命，庭长、副庭长、院长均需经当地党组织考察决定后再提请任命，法官的工资和法院的各项经费均由当地政府拨付，加之我国又是党政合一的体制，因此，法院人财物，法官的晋升任免基本上由地方政府控制。在这种背景和条件上，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干涉只能是一纸空文。为了使司法权真正独立于行政权尤其是地方行政权，建议在法官任免上，大法官由全国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任命，其他法官一律由最高法院院长任命，且非有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罢免。法官的薪金和法院的经费经全国人大审议后由中央财政足额划拨至最高法院统一管理调度使用，其经费能足以支撑整个诉讼运行，且法官的薪金能够与其身份地位相符，而非象目前绝大部分法院那样得靠争揽诉讼收取的费用来弥补缺口工资和办案经费。（三）完善党的领导，走出司法独立的误区我国宪法规定党领导一切，作为司法机关即人民法院必然接受党的领导。如何看待和认识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确实存在一些误区。当地方党委对一起经济纠纷指定法院作出有利于本地企业的判决时，当地方党委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利于该地当前中心工作的开展或会影响当地某一部门的利益，指令法院不予受理该案或判令驳回起诉，面对这样的地方党委的领导，法院该不该接受呢？接受了这种领导，显然违背了宪法中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破坏了法制的统一。宪法是党领导下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体现了党的根本意志，如果法院接受地方党委的这种领导，岂不是违背了宪法，违背宪法不更是违背了党的领导吗？早在1956年，刘少奇同志就指出：“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该干涉他们判的案子。”“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领导。它违反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①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对司法工作方向性的领导上，而决不是对个案的干涉上，党的意志已集中体现在宪法和法律中。因此，服从和坚持党的领导，首要的就是司法机关和法官要服从于宪法和法律，要敢于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四）改变现行审判体制，确保法官独立。司法独立，其核心是法官独立，法院即使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而法官不能独立于外界，不能独立于其同行和上司，就失去了人们的社会期待司法独立的初衷，丧失了司法独立的本质内涵。1987年8月，联合国通过的《世界司法独立宣言》草案第2条指出，每个法院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由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判。其第3条又规定，在作出裁判的过程中，法官应对其司法界的同等和上司保持独立。司法系统的任何差异都不影响法官自由地宣布其判决的权力。马克思也早就说过：“法官除了法律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上司。”我国《法官法》也作出了法官独立审判的规定。因为只有法官的真正独立，才有可能确保司法公正。二、建立高素质法官的遴选制度法官是司法的载体。法官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法治的质量和司法公正的程度。从国外经验看作为法官，必须是法律职业者中的精英，必须具有精深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社会经验及无瑕的品行。如英国的法官几乎都是从出庭律师中选拨的，而且只有那些出类拔萃的出庭律师才能有机会被任命为法官。（一）亟须营造一个仰慕法官职业的环境和氛围1998年，最高法院通过新闻媒体公开对外招考十名高级法官，条件是从事法律教学的教授、研究员、一级律师和从事法律工作的正处级国家机关干部。然而，报名人数廖廖无几，总共不足十人。为什么中国最神圣的司法殿堂对这些学者、律师毫无吸引力？其一，法官不具有独立性，教授学者进了法院不能依自己对法律的深邃理解和良知独立判案；其二，法院和法院不具有权威性。任 何机关、团体的负责人，任何媒体和公民个人，都可以对法院的裁判乃至庭审活动妄加评判，甚至对承办案件的法官和人品操守妄加揣测诽谤；对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公民个人乃至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以公然拒绝履行义务；其三，法院和法官不具有公信力，人们远未树立起对法院裁判和法官言行自然认同的理念；其四，法官待遇低，法官一直按公务员制度管理，尤其是地方法院由于地方财政困难，相当一部分工资及福利奖金得靠办案收取的诉讼费用弥补，甚至多年拖欠工资。在我国，法官这个职业远未达到它在社会上应有的地位和身份。如果法官这个职业不会被人仰慕，法官职业不再神圣，那么一个国家的正常秩序将得不到最终维护，社会的正义将难以被守卫，甚至连公民的基本权利都可能难于保障。仰慕法官职业，既是崇尚法律，也是在崇尚一种精神。亟须和极力营造这样一种环境和氛围，是建立一支高素质法官队伍所必须具备的重要的人文环境条件。（二）建立高素质法官遴选制度刻不容缓一个仰慕法官职业的人文环境和氛围，固然有利于高素质法官队伍的产生。但这种人文环境的培育，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而尽快建立一种高素质法官遴选制度，有助于法官的素质逐步提高，从而最终实现法官职业化、精英化。同时，法官素质的提高，能较快地改变社会对法官的评价，促进这种法律人文环境的培育，从而更好地改善整个司法环境。第一，从统一司法考试资格获得人选中，经考核遴选充实到各基层法院。第二，精减现有的法官队伍，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的法官资源。第三，实行任职公示制度，保证法官的良好品行。法官除应当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对社会深刻的理解，具有精深的法律知识外，还应当具备忠于职守、秉公办案、刚正不阿、不徇私情的理会，惩恶扬善、弘扬正义的良知，正直善良、谦虚谨慎的品格，享有良好的个人声誉，这样的法官裁判的案件必然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第四，实行法官高薪制度，使法律精英无悔地选择法官职业。第五，当法官独立审判的制度基本建立，当公众和社会仰慕法官的人文社会环境基本形成，真正职业化、精英化的法官遴选制度也就可真正建立了。三、全力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准我国自古以来便有“德主刑辅”、“刑主德辅”及“重刑去德”之争，法治与德化的关系究竟如何？德化究竟是促进法治进程还是制约法治进程？江泽民总书记在深刻总结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教训后精辟地指出，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同时要加强以德治国。道德规范好比奔流不息的长江固有的河堤。河堤用它那自然之力引导和规范着江水东流入海。法律规范正好象98年涨洪水时，百万军民奋力用砂包、土石乃至血肉之躯筑成的防洪大堤，防洪大堤一旦冲垮，半壁中华将一片汪洋。司法机关守护的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人们的道德沦丧，根本不受道德规范，其行为就会象咆哮的洪水一样冲垮河堤向司法机关坚守的最后屏障——法律规范恣意冲撞。即使司法机关能坚守住这最后的屏障，但那将是何其艰难，何其危险！而且人们的行为正象洪水一样已给社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灾难。可见，人们的道德水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法治程度，而只有在真正的法治社会里才会有人们所期望的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一）道德水准低下危及着人们对法律的信仰。道德素质低下是我国普遍存在的问题。体育界黑哨一片，学术界论文剽窃成风，官场“花翎”买卖成市，商场制假售假、尔虞我诈，市井摊贩短斤少两，欺行霸市……。面对身边太多太多的腐败和不公，而这些腐败与不公既未受到应有的舆论谴责，也未受到法律固有的制裁，人们必然逐渐动摇心中对道德的崇尚和对法律的信仰。在道德水准低下的社会里，人们崇尚的必然不是道德和法律，崇尚的只会是权力、关系和钱权交易。它不仅危及和破坏着诉讼程序和实体公正，更严重危及和破坏着司法秩序和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二）道德水平低下必然侵蚀司法机关和法官人们常说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司法机关应当是最不能腐败和最不易腐败的地方。因为司法机关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可是，司法机关这个上层建筑并不是“建筑”在真空中，法官也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面对污浊的环境，真的能出污泥而不染吗？“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真的能永不湿鞋吗？张卫平教授在《司法公正与道德提升》一文中论述道：“在当下社会道德自律和道德低下的情形下，独立地要求作为法律工作者的司法人员要做到大幅度超越也是不现实的。”“从公正社会的要求 来看，权力越大者其道德要求应当越高。因为这种超越一切的人际关系的存在更容易使司法人员感染社会不正之疾，司法人员也是‘容易受伤的人’。”毫无疑问，道德水准低下必然侵蚀司法机关和法官，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准必然能提升法官的素质，提升司法公正的程度。（三）高道德水准是司法公正的另一支撑点国家权力是司法机关和法官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支撑点。但如果仅有这一支撑点，那司法机关和法官就成了国家单纯的专政工具，就很难充当公民之间纷争的裁判，更不可能充当公民与政府冲突的裁判。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几乎无所不及，连军队、警察都由政府养着，法院和法官凭什么力量去强制权力如此之大的政府履行判决义务呢？这就要求社会还必须给法院和法官保障司法公正的另一个撑点。这个支撑点就是全社会相当高的道德水准。这种高道德水准就是人们认为自觉服从法院或法官的判决才是最基本的道德，否则就是不道德，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就会降低人们对自己的评论，并会在今后的生活中付出相应的代价。这就要求人们普遍信仰法律，自觉认同法官的判决，视司法权为唯一能平等保护每个公民权利和国家社会秩序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既是一种法律理念，更是一种道德素质。因为这种理念此时已成为了人们一种自觉行为，是一种自律。只有人们普遍具备了这样的道德水准，法院和法官才真正具有了权威性和公信力，司法公正才会真正得到实现。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是司法公正的载体，法官独立审判的司法权制度和全社会相当高的道德水准是司法公正的两个支撑点，三者兼备，相辅相成，才能真正构架起司法公正的天平。注释：①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 第452页，中共中央文献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中国司法解释制度是被包容在法律解释制度这个大框架内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是法律解释制度的组成部分。与立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制度相并列。关于司法解释制度的概念，归结起来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司法机关说，即“司法解释指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和最高检察机关就在审判和检察过程中应用法律的问题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说明。”第二种是法官(或审判组织)说，即只有法官和审判组织在适用法律裁判案件时对法律所作的理解和解释才是司法解释。第三种是司法机关兼司法人员说，即司法解释既包括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又包括“两高”以外的其他各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和各级检察院在具体案件审理过程中，由具体司法人员对一般法律规定适用于具体案件时所作的解释。比较上述三种概念，笔者更认同第二种法官(或审判组织)说的实质性的定义。
因为这一定义与国外对法律解释概念的通行理解最为接近，更符合司法实践的本质特征。但在中国法制语境中第一种司法机关说，更符合中国的司法解释实际状况。这种描述性定义具有较准确的指称性，有利于确定行文目标，所以笔者在本文中采第一种概念。那么司法解释制度就是关于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和最高检察机关在审判和检察过程中就具体应用法律问题作出具有法律效力解释的机构、权限、程序等一系列的规则。
自建国以来，我国的法律解释制度先后经历了多次变革。现行司法解释制度运行现状主要是以下几方面：一是主体方面，依照全国人大“1981年决议”规定，我国司法解释主体只能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但事实上，我国司法解释主体已呈现出了“多元化”现象，诸多非司法机关也成了司法解释的主体，其中既有行政机关，更有党群团体。二是名称多样，程式不一。司法解释常见的名称达十多种，如“意见”、“解释”、“解答”、“批复”等。三是内容方面，既有对某一法律所作的系统全面的解释，又有针对某一法律局部内容进行的解释；既有实体法方面的，又有程序法方面的，还有关于操作规范的；既有对法条的规范性解释，又有针对具体个案的解释。四是在作出解释的时间方面，既有最高人民法院根据自己审理的案件和通过调查研究所得来的情况依职权主动作出的司法解释，其作出的时间一般在审理案件前。还有最高人民法院针对下级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的请示而被动作出的解释，其作出的时间一般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五是作出解释的数量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快。
二、我国司法解释制度的几个观念误区
(一)对法律价值的观念误区
对法律价值的观念误区主要表现在．对法律自身独立价值缺乏充分认识，一贯侧重其附属性的工具价值。法律在中国和西方都是古已有之，但两者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下产生与发展的。最明显的区别是：在西方，法律独立于政治(甚或是道德)的品性备受推崇，即认为法律具有其独立的价值；而在中国，法律一贯被视为政治与道德的实现工具．其不具有外在于政治或道德的价值。
中国自古以来，法律就未取得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它只是一种工具，依赖并服务于政治和道德。直到清末修律及民国时期的大规模法制建设，法律才作为一门学科获得了独立的地位，法律的自身价值问题才得到了重视。新中国成立后，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法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权利和义务为调整机制，以人的行为及行为关系为调整对象，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在阶级对立社会)或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意志，以确认、保护和发展统治阶级或人民所期望的社会关系和价值目标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
马克思主义法学坚持了唯物主义立场，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了法的本质，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观。整体上讲，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更富革命性的学说。但是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是建立在“社会分化论”基础上的，而中西传统主流学说则是建立在“社会整合论”基础上的。所以建国后，法律自身虽然也追求民主、平等等价值，但是由于其可随统治阶级意志而经常变动，无法形成比较稳定的独立的价值信仰，这样它的独立性和对政治的影响和控制就是非常有限，再加之它本身被视为和政治一样同属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而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是高度政治化的法律。2O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律虚无主义就是这种观念的极端反映。目前我们对法律自身独立价值的肯定不够，是导致司法独立难以实现的认识根源之一。表现在司法解释领域，则是法官独立自主地解释法律的权限非常小，司法解释权限被最高人民法院垄断。这是因为：其一，法律反映的不是社会普遍的价值和习惯，而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所以，作为社会个体的法官有可能凭学识、经验和良知感悟到社会普遍的公平正义观念，但很难准确把握具体案件中统治阶级的意志。其二，把司法解释权集中于最高司法机关行使，可以最有效地将统治阶级的意志贯穿到法律中去，使法律整体上不至于游离于政治目标之外。另一个表现则是法律解释变动频繁，内容冲突时有发生。这是因为，政治具有高度灵活性和因时性。政策的稳定性很差，而法律没有自身独立价值作为支撑，成为政治的尾随者，那么它的变化也会相应地比较频繁，而且政策的不连贯表现在司法解释方面，就是内容相互冲突。
(二)对分析实证主义的认识误区
分析实证主义法律观有两个前提，一是事实与价值是两分的，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上，分析实证主义法律观与自然法学法律观的分歧焦点在于一个规则成为法律，是否必须符合某种道德标准。分析实证主义的观点是，在一般情况下，法律的存在和内容无需引证道德便可以确定。而自然法学者的回答则恰恰相反；另一个提前是价值是主观的，因人而异的，抽象的价值是无法认识的，或者根本是不存在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代表哈特给分析法学注入了一定的道德色彩，他认为实在法律应当符合和追求某种价值或道德标准。
中国也是成文法国家，但是与大陆法系成文法国家在法律文化、法律方法等多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我国法律文化传统的特征之一就是重实体、轻程序；重内容、轻形式；重经验归纳、轻演绎推理：重形象思维、轻抽象思维。法的价值起点和归宿均为伦理道德，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缺乏抽象思辩。但是长期以来，我国法律文化传统中的弱项并未得到高度重视和切实弥补，一些错误的观念倾向仍是我国法律现代化的羁绊，这与我国以前忽视或敌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理论不无关系。
其一，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分析实证方法重视不够，没有对其最具特色、最为擅长的概念分析、规范分析、结构体系及逻辑推理等进行深入研究。所以我国目前的立法技术比较落后，制定法的质量不高，形成了原则化、粗线条、临时性的特点。相应地对司法解释造成的影响就是：第一，法律的缺位和规定粗疏，造成司法过程中无法可依或无法操作，于是大量的具有规范性的系统化的司法解释便应运而生，而这类司法解释只能由最高司法机关作出，才能形成全国范围内法律适用的统一和平衡，如果由法官个人通过司法解释来补充，则自由裁量权范围太大，必将导致法律适用的混乱，这就是立法落后对司法的影响，第二，对分析实证方法的忽视也影响了司法解释中法律方法论的研究和应用。法律思维是法律方法的核心内容，因为只有依靠正确的思维活动，包括严格合法的法律推理、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才可能推导出解决法律问题的正确结论，真正做到“依法办事”。
其二，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比较混乱，任意性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法理学的千年难题，严存生教授将西方学者关于法与道德关系的论述归纳为亚里士多德的原生与衍生说、霍布斯的相互包容说以及川I岛武宜的共同根源说等十种模式。足见该问题在法理学中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而目前在中国法律实践中，对法律相对独立于道德的认识不够，以及道德多元化和基本道德的缺失是影响司法解释稳定性和统一性的两大因素。首先，法律的独立性不强，即与追求的道德分野不清：这一点是有传统渊源的，“关注法的最终价值的实现正是中国传统法的典型特征。中国传统法的价值体现于对道德理想的追求中，换句话说，道德是法的精神和灵魂，法条也好、司法也罢，只有在不背离道德的情况下法律才能得到普遍的认同。相反，法律若违背了道德就会引起人们的非议，甚至是执法者们的抵触。”其次，道德多元化和基本道德的缺失使司法解释充满了任意性。所以，在当代中国各种道德以及各种社会规范的搏奕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当然也就不可能对法官的权力构成强有力的道德约束。这也可以说是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制度规定由最高司法机关垄断司法解释权的原因之一，但是基本道德缺失的负面影响对最高法院法官同样存在，只不过是正确与错误在全国范围内显得统一一些罢了，司法解释对法治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并没有真正发挥出来。
(三)对司法解释权力的观念误区
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高度集权思想在中国数千年来一直被视为正统，绝对权力观念——一种至高无上，不受任何监督制约的权力意识——在中国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这种观念使原本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的司法解释蒙上了浓厚的权力配置色彩。
司法解释被视为独立于司法权的一种权力，并且被明确授予最高司法机关集中行使，在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对于促进法律统一，维护法律权威的确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却付出了牺牲广大法官主观能动性的代价。所以所谓法官不钻研业务，机械司法，～有疑难就请示解答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首先，法官认为这是对法律的遵守，因为法律并未授予法官司法解释权，如果在审判过程中对疑难问题自主进行法理上的论证解释，并据以裁判，不管裁判对错，均有越权违法之嫌；其次，人大的监督及错案追究制给法官造成的压力也使其不愿意积极主动地适用法律，解决疑难案件。而情愿请求上级法院作出解释并据以裁判，这样既省心，又不担责任，法官何乐而不为呢?
三、完善我国司法解释制度的路径
(一)完善司法解释制度的方向与目标
前面对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制度的现状和背后的观念误区进行了分析，目的是探寻完善司法解释制度的方向目标和切人点。首先其方向应该是以现代法治精神为导向，卖现中国法治现代化与国际法律现代化的融合与同步发展，目标是建立成文法背景下的以判例制度为主的法官解释制度。切入点主要有两个，其一，司法解释主体由多元转为一元，即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转为审案法官或合议庭。其二，逐步取消目前司法解释形成机制和程序，并建立新的判例制度。
法官解释法律或者说法官造法，其正当性不管在欧洲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还是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都能找到充分的证据。例如在德国，起初不允许法官解释创造法律规则，不是出于不信任司法权而是认为法官解释没必要。他们认为法律秩序已体现为一个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制度、概念和原则的完整体系。认为法官只是消极的法律“操作员”，通过逻辑的因而也是“科学的”适用，就能获得对所有法律案件的判决。随着“概念法学”神话的破灭，德国法官也积极通过司法解释创制新法律规则，以实现法律与现实的协调发展。
判例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也有重要的地位，虽然古代的判例与今Et之判例制度在价值取向、程序形式和效力等方面大不相同，但其弥补成文法之不足，缓解法律与社会现实之间张力的功能却是一致的。在中国法制史上，判例及其作用从未停止过，其对于弥补立法之不足，准确理解和适用法律，推动法律的发展进化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制度法学理论视野下的判例制度建构
制度法学是现代分析法学的一个新分支，是从分析法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综合法学，它在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基本立场不变前提下，从自然法学和社会法学中吸收了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从而创立的一种新的分析法学。制度法学派认为法是一种制度事实，而这个制度事实是将规则、公正原则、道德价值、司法活动等有机地融于一体的。他们认为“法律的制度”这一术语应被理解为意味着一些由成套的创制规则，结果规则和终止规则调整的法律概念。而同时，“我们并不否认法律是依据和体现价值和价值标准的；不否认法律只能用作为其背景的公正原则加以解释。不否认法律总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一种目的论活动，因而也不否认必须根据法律的目的论方面来看待法律。所有这些我们都是全心全意予以肯定的。”可以看出，制度法学对法律不论在横向上，还是纵向上都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但并不是漫无边际的，而是以用实证分析方法能够加以认识和研究为边界，使规则、价值、社会制度等要素在法律的体系中都有了相应的位置。而司法解释活动是主观与客观，价值、科学与事实互动的过程，所以以制度法学的理论及方法审视我国司法解释制度或许是有益的。
司法解释属于司法活动，依魏因贝格尔的观点，也属实证法系统，下面笔者尝试用制度法学的法律观及方法论，从规则、社会制度、价值、目的论等方面来大致分析建构以判例制度为主的新的司法解释制度的思路。
第一，从规则角度。应加强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方法论学习及研究成果的吸收，不断提高立法技术和司法水平：一是要提高成文法的制定水平，做到概念明确、结构严谨、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繁简得当，这样就给法官解释法律提供了一个最可靠的法律文本；二是要对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规定全面、完整。如裁判依据条款，一般指引条款等等，增强法律的弹性，给法官解释法律提供相对的自由裁量权；三是要加强法官的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的训练，增强其解释和适用法律的操作能力；四是对有关现行司法解释制度的规定等进行清理，制定符合法官解释体制的相关规则；五是制定关于判例的制作、认定、、废止、效力和适用等相关规则。
第二，从社会制度角度。一是完善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和保障司法权的独立性，不但法院要独立于行政、检察等外部机关、团体或个人，而且法官也要实现对法院的独立，这是其公正解释和适用法律的必备前提和保证。二是更广范围内的社会制度改革，这需要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通过对国家权力和社会结构的优化配置，为司法权创造更独立的环境。这也是判例制度稳步发展，而不致失控成为扰乱法治的最根本的制度保证，
第三，从价值角度。要大力进行现代法治价值观的弘扬，使其逐渐形成社会主流价值观，要以全球化的大视野和长远发展的目光整合社会道德和价值观的多样化，增强精英话语与大众结语、法律共同体和非法律人群之间的道德价值观的同质性，这是对法官司法解释的无形的，但也是最根本的约束，是判例制度推动法律进步的最有力保证。
第四，从目的论角度。法律除以自身为目的外．还多少具有实现社会政策的目的，但是对法律政策性目的的认可应持一种限缩的基本态度。也就是说，法律为一定社会目的服务的前提，必须是这种目的不违背法律的基本价值和人们普遍的道德价值观念，否则，那便是对法治的破坏。对于判例制度来讲，由于其柔性较强，所以对法的目的论的坚持，更应多一些警觉，避免使判例制度沦为社会政策的或为达到某一非社会共同目的的工具。
上述四方面只是对如何建构以判例为主的新的司法解释制度作了一些粗略的分析，而在实践过程中，这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逐步深化和完善的复杂过程。在我国目前实现法治的各种社会支持条件均未完全具备的环境下，技术、制度、体制、价值这些法律要素对建构合于法治精神的判例制度的推动方式，恐怕“只能是‘一种变形虫式的思维方式’，即在一定时段以某种方式变通某些基本准则但却不藐视它的公理性权威，随着可能性的具备即进一步实行其普遍性要求。”但愿这个过程不要太曲折、太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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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是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必须依靠法官来公正有效地适用。在西方人眼里，法官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role,或称之为作用）：通过法科的训练，旨在改善司法决策（judicialdecision-making）的质量，格外独立于司法委员会（judicialcommittee），拥有相当的自由而凭借其品质（merit）去审理案件。[4]司法独立要求“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此项权力”，[5]而其核心是“裁判者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只能服从法律的要求及其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者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6]也就是说，司法独立的核心要素是法官独立，下文的论述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参照英美法系国家，“最高法院于下级法院之法官如无行为不当得继续任职，并于规定期间领受酬金，该项酬金于继续任期之内不得减少”。[7]以此保证法官独立审判，忠诚于法律。我们在赞许这种制度的同时，应该充分认识到，法官个人的独立（或者说独立于组织和上级）必须以法官自身素养的提高为前提。倘若法官自身水平有限，其独立程度就是错案的程度了。考虑法官的素质，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演绎公正善良艺术的必须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职业（profession）不仅仅是一种从事的工作，它更要求诀窍、经验以及专门化的知识体系。波斯纳在讨论法律职业时指出“法律总是被理解为是一种既是学得的也是博学的活动，进入法律业总是受到这种或那种限制。（英文learned同时具有学得和博学两种含义——译者注）”[8]这种技能包括法律职业语言（行话）、法律职业思维模式及司法技术（解释技术、推理技术、文书写作技术等等）。这些职业技能与以学历为标准的文化素养密切相关，然而，“在文化水平上，现有的法官确实与理想状态的法官相距甚远。尽管很多法官已经以各种方式获得大专甚至大学本科文凭，但是，除了少数通过自学高考获得学历的法官外，绝大多数法官自己都不把这种学历当回事，他∕她们公开称自己是水货。”[9]我们不难发现，学历成为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一个基础。即使不能断言学历与职业水平有正比关系，也不能忽视我国法官的低学历现状。
另一方面，独立行使校正正义的人必须具备高尚的伦理道德，包括法治信仰（权利本位观念、程序正当观念、规则至上观念等等）和行业职业道德。法官的职业道德应从三个方面来确定：成文法（《法官法》）的规定，法官行业内部规则和章程，习惯和经验。前两者都可以用制度来约束，至于后者，国民的心理习惯还是官本位的权力思想，而法官所要求的是一种权利本位的人权思想。习惯的差距亦是一大障碍。
我们发现法官在司法独立中面临的两大问题：法科教育和习惯经验。后者必然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度，其基础是自身修养，其手段又回到法科教育上来。在法官的层面上，要改善现状，实现司法独立，势必要求法科教育先行。
二、民众的法素质司法独立的意义
民众，在这里是指普遍意义上的自然人，以区别特殊职业身份的法律职业群体。公民在现代法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别于臣民，不再是统治的对象。“民犹水也，法治赖之。成法治于民，败法治于民。”[10]
“法是表明理性和正义的概念。它不是人为设定的，更不能人为地加以改变，它高于和优于人类制定的法律。”[11]公民的法素质在这个意义上体现的是一种理性和正义的价值观念，代表了社会的理性和正义的价值取向，将推动司法独立制度建设。
首先，民众是司法的直接承受者，就绝大多数案件而言，公民或以个人身份，或以利益代表的身份参加诉讼。那么司法公正直接影响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如果出现司法不公或者司法腐败，其中必有一方当事人受到了非正义的对待。那么司法独立的推动力量不仅仅是权力当局，还包括普通市民。
其次，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又是一个监督者。在民主国家里，公民充分享有对国家机关监督的权利，并体现为一种舆论监督。此时，公民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一种群体的力量来保证司法权的独立运作。
我们在进行上述讨论时，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公民具备一定的法素质。而公民法素质的培养，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三、再论法律教育
通过上述两部分的论证，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在法官的层面上，法科教育起着提高业务水平、加强自身修养的手段；在民众的层面上，法科教育又是启发人民心智、演绎法律精神的方法。由此，我们断言：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人文基础应该立足于法律教育。
笔者认为，法律教育应该包含两个层面，即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
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法匠”，培养懂司法技术的专门人才，这一点是最基础最本原的一点。“在西方国家，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有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只对那些具有同一教育背景的人开放门户。”[12]职业教育的成果是法律职业主义（judicialprofessionalism）的产生。只有产生一个严谨的、相互认同并尊重的职业共同体，行业内部约束才能形成，行业对外力量才得以加强。法治社会缺乏了主体条件的保障，即使司法独立，也未必能实现最大限度的正义。
法律教育也是一种人文教育，意思是“法律教育是现代民主政治之下公民的基础教育，是培养现代民主政治的因子的教育，是国本教育。”[13]作为人文教育，法律教育培养的是司法独立的社会基础，是一个以全民为外延的法治土壤。当然，这里的教育不是“法学院式”的教育，而是一种普法教育，其目的在于树立法制观念，形成法治思潮。
四、简短的结论
司法独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依赖社会自身的力量。国家的意志
经济的需要，人民群众的呼唤和参与，都将是司法独立进程的推动力量，如果把制度改革视为硬件的话，那么以法律教育为核心的人文建设亦是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后者的作用虽未及前者立竿见影，但决不可忽视。
[1]所谓传统的，主要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中世纪的基督教时期及传统的中国。
[2][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在汉、舒逊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1页
[3]张晋藩、杨堪、林中著：《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页
[4]引自演讲稿AnAmericanLawProfessorinChina:CommentsontheFutureofRuleofLaw,byJeffreyE.Thomas
[5]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6]陈瑞华著：《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7]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项
[8][美]波斯纳著，苏力译：《超越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9]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页
[10]范忠信：《信法为真》，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11]梁治平：《法·法律·法治》，《读书》1987年第6期
[12]方流芳著：《中国法学教育观察》，载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13]同注[10]，第151页
一、法官的职业素养对司法独立的意义
法官是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必须依靠法官来公正有效地适用。在西方人眼里，法官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role,或称之为作用）：通过法科的训练，旨在改善司法决策（judicialdecision-making）的质量，格外独立于司法委员会（judicialcommittee），拥有相当的自由而凭借其品质（merit）去审理案件。[4]司法独立要求“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此项权力”，[5]而其核心是“裁判者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只能服从法律的要求及其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者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6]也就是说，司法独立的核心要素是法官独立，下文的论述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参照英美法系国家，“最高法院于下级法院之法官如无行为不当得继续任职，并于规定期间领受酬金，该项酬金于继续任期之内不得减少”。[7]以此保证法官独立审判，忠诚于法律。我们在赞许这种制度的同时，应该充分认识到，法官个人的独立（或者说独立于组织和上级）必须以法官自身素养的提高为前提。倘若法官自身水平有限，其独立程度就是错案的程度了。考虑法官的素质，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演绎公正善良艺术的必须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职业（profession）不仅仅是一种从事的工作，它更要求诀窍、经验以及专门化的知识体系。波斯纳在讨论法律职业时指出“法律总是被理解为是一种既是学得的也是博学的活动，进入法律业总是受到这种或那种限制。（英文learned同时具有学得和博学两种含义——译者注）”[8]这种技能包括法律职业语言（行话）、法律职业思维模式及司法技术（解释技术、推理技术、文书写作技术等等）。这些职业技能与以学历为标准的文化素养密切相关，然而，“在文化水平上，现有的法官确实与理想状态的法官相距甚远。尽管很多法官已经以各种方式获得大专甚至大学本科文凭，但是，除了少数通过自学高考获得学历的法官外，绝大多数法官自己都不把这种学历当回事，他∕她们公开称自己是水货。”[9]我们不难发现，学历成为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一个基础。即使不能断言学历与职业水平有正比关系，也不能忽视我国法官的低学历现状。
另一方面，独立行使校正正义的人必须具备高尚的伦理道德，包括法治信仰（权利本位观念、程序正当观念、规则至上观念等等）和行业职业道德。法官的职业道德应从三个方面来确定：成文法（《法官法》）的规定，法官行业内部规则和章程，习惯和经验。前两者都可以用制度来约束，至于后者，国民的心理习惯还是官本位的权力思想，而法官所要求的是一种权利本位的人权思想。习惯的差距亦是一大障碍。
我们发现法官在司法独立中面临的两大问题：法科教育和习惯经验。后者必然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度，其基础是自身修养，其手段又回到法科教育上来。在法官的层面上，要改善现状，实现司法独立，势必要求法科教育先行。
二、民众的法素质司法独立的意义
民众，在这里是指普遍意义上的自然人，以区别特殊职业身份的法律职业群体。公民在现代法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别于臣民，不再是统治的对象。“民犹水也，法治赖之。成法治于民，败法治于民。”[10]
“法是表明理性和正义的概念。它不是人为设定的，更不能人为地加以改变，它高于和优于人类制定的法律。”[11]公民的法素质在这个意义上体现的是一种理性和正义的价值观念，代表了社会的理性和正义的价值取向，将推动司法独立制度建设。
首先，民众是司法的直接承受者，就绝大多数案件而言，公民或以个人身份，或以利益代表的身份参加诉讼。那么司法公正直接影响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如果出现司法不公或者司法腐败，其中必有一方当事人受到了非正义的对待。那么司法独立的推动力量不仅仅是权力当局，还包括普通市民。
其次，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又是一个监督者。在民主国家里，公民充分享有对国家机关监督的权利，并体现为一种舆论监督。此时，公民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一种群体的力量来保证司法权的独立运作。
我们在进行上述讨论时，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公民具备一定的法素质。而公民法素质的培养，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三、再论法律教育
通过上述两部分的论证，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在法官的层面上，法科教育起着提高业务水平、加强自身修养的手段；在民众的层面上，法科教育又是启发人民心智、演绎法律精神的方法。由此，我们断言：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人文基础应该立足于法律教育。
笔者认为，法律教育应该包含两个层面，即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
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法匠”，培养懂司法技术的专门人才，这一点是最基础最本原的一点。“在西方国家，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有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只对那些具有同一教育背景的人开放门户。”[12]职业教育的成果是法律职业主义（judicialprofessionalism）的产生。只有产生一个严谨的、相互认同并尊重的职业共同体，行业内部约束才能形成，行业对外力量才得以加强。法治社会缺乏了主体条件的保障，即使司法独立，也未必能实现最大限度的正义。
法律教育也是一种人文教育，意思是“法律教育是现代民主政治之下公民的基础教育，是培养现代民主政治的因子的教育，是国本教育。”[13]作为人文教育，法律教育培养的是司法独立的社会基础，是一个以全民为外延的法治土壤。当然，这里的教育不是“法学院式”的教育，而是一种普法教育，其目的在于树立法制观念，形成法治思潮。
四、简短的结论
司法独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依赖社会自身的力量。国家的意志
经济的需要，人民群众的呼唤和参与，都将是司法独立进程的推动力量，如果把制度改革视为硬件的话，那么以法律教育为核心的人文建设亦是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后者的作用虽未及前者立竿见影，但决不可忽视。
[1]所谓传统的，主要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中世纪的基督教时期及传统的中国。
[2][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在汉、舒逊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1页
[3]张晋藩、杨堪、林中著：《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页
[4]引自演讲稿AnAmericanLawProfessorinChina:CommentsontheFutureofRuleofLaw,byJeffreyE.Thomas
[5]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6]陈瑞华著：《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7]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项
[8][美]波斯纳著，苏力译：《超越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9]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页
[10]范忠信：《信法为真》，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11]梁治平：《法·法律·法治》，《读书》198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