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社会稳定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思想文化及社会秩序稳定，等等。由于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以及带给整个社会和民众思想等方面的影响，思想文化中的社会舆论越来越成为影响当代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应正确对待社会舆论，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社会稳定，是指整体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安定、协调、和谐和有序，是通过政府、社会或人们的自觉干预、控制和协调而达到的社会系统的动态平衡。人类社会是一个由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种要素构成的系统，社会稳定包含了政治局势稳定、经济形势稳定、思想情绪稳定和社会秩序稳定等内容。因此，无论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秩序哪一方面出现了问题并且产生相关影响，都可能会造成社会系统的震荡甚至无序状态。而在这一系列影响社会系统稳定的因素中，有一个因素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思想文化中的社会舆论因素对社会稳定的重要影响。
社会舆论，是指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民众对社会发展或社会现象的共同意见和态度，是人们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和社会关系相互作用过程的思想产物，是社会系统中重要的精神生活现象。它所体现的思想内容是当时社会上发生的事件，反映的是人们现实的生活要求和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中可以触摸到时代的脉搏，倾听到现实的社会呼声。社会舆论往往会对公众个体形成强大压力，导致公众心理趋同倾向，成为公众看待问题的规范和行为规范，并进而影响部分或整体社会价值观念的变更，甚至形成新的社会价值观念。这些变化必然会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生活带来影响，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社会舆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现象和无形的社会力量，几乎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点、观念、情绪和行为，而且对社会权力、政府公共政策形成某种约束和制衡，是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和形式。马克思认为，舆论是社会中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近现代文明社会以来，反映社会发展进步要求的社会舆论之间的斗争，往往是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先导。从中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等等，社会的变迁、发展无不以进步的社会舆论作先导。而新的社会制度建立以后，社会舆论就成为统治新的社会制度和维持其稳定的重要手段之一。
近几十年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上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思想活动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在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等看法上，由于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及现代网络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看法呈现出复杂、多变的趋势，社会舆论对社会发展和稳定带来一定、甚至有时是至关重要的影响。
因此，应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舆论，以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
一、要重视社会舆论
正因为社会舆论对社会行为有很大的控制力，对社会发展和稳定起着重要的影响，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社会舆论，尤其是在某些重要社会问题或事件发生时的社会舆论。
相传我国周代就有采诗制度，目的就是为了“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子产很重视街谈巷议这种自发的社会舆论，把它作为巩固政权的条件。他主张保留“乡校”、听取“国人”意见，并因才任用，采用“宽猛相济”的治国方略，将郑国治理得秩序井然。班固《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动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这些都是统治者为了更好地维护政治统治而观民风、察民政，重视当时的社会舆论。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同样要重视社会舆论。各级党和政府部门要倾听下情，倾听民意。特别是要充分了解、重视群众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的看法和反应。在进行某些社会改革和社会政策实施的时候，更要密切注意公众的意见，认真对待群众的呼声，尽量使我们的改革及政策符合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由于现代网络媒体及网民数量的快速发展，互联网自身的开放、迅速、虚拟、复杂等特点，使得通过电子网络传播的社会舆论变得更加复杂化。越来越多的网民通过网络来表达民意、参与经济社会及政治生活。网络的“舆论场”作用，日益受到中央高层的重视和肯定。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强调：“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
二、开展社会舆论调查
社会舆论调查主要是采用有组织、有系统的、科学的调查方法对公众意见进行集合和传导，分析和描述社会舆论状况与变化趋势。社会舆论调查作为社会运行的报警器，对社会发展或事件走势进行预测，了解社会舆论动态，倾听民众意见、群众疾苦，反映民情、民声、民意，突出社会矛盾、热点。社会舆论调查可以为政府决策机构反映舆情，提供决策依据，让决策更趋科学、合理，减少社会摩擦，降低改革“成本”，从而促进社会良性发展。比如，对“中日关系”进行社会舆论调查，可以让我们比较清楚地了解到中日双方民众在对待中日关系上的大体态度。通过分析问题，了解引起分歧的原因，谋求恰当地解决途径，积极、正确引导民众的态度向正常、有益的方向发展，达到消除分歧、增进两国人民互相理解的目的。同时，政府进一步修改或完善外交政策，促进中日关系良好发展，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政府在进行社会舆论调查、重视民众呼声的同时，要加强民众呼声和政府政策的变动，使民众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和民主决策中来。这样，社会舆论调查既提升了政府公信力和政府执政能力，又传达了社情民意，凝聚人心，激发活力，增强了社会保障和治理，维护了社会稳定。当某种社会舆论兴起时，政府相关部门就应该快速做出反映，对此社会舆论开展调查，分析引起此种社会舆论发生的原因，社会舆论流传的时间、范围、类别，辨别真伪，并及时给出对策。只有这样，各级政府才能更及时发现、处理问题，掌握主动权，维护社会稳定。
三、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社会是复杂的有机体，由不同的阶级、阶层、利益群体组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要求、思维方式、情感心理，即使对同一个问题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因此，社会舆论复杂多样，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有进步的，也有落后的；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同时，社会舆论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角落，有时又是隐蔽性的。特别是群众中自发产生的社会舆论中，有时会不可避免地带有非理性的成分，他们在表达公众意志的同时，也掺杂了种种私见和偏见。社会舆论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力及其自身具有的多样性、多变性、复杂性，使得无论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时代，执政者都高度重视对社会舆论的引导。政府通过对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形成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舆论环境，形成有利于增进社会团结和巩固自身执政地位的舆论导向。邓小平指出：“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们，要从各个方面来共同努力。毫无疑问，这些方面的工作搞好了，可以在保障、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方面起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如果出了大的偏差，也可以助长不安定因素的发展。”宣传舆论工作的这种地位和作用，使其成为实现社会稳定各个环节中重要的一环。也指出：“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舆论导向正确与否，对于我们党的成长、壮大，对于人民政权的建立、巩固，对于人民团结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具有重要作用。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进一步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氛围”。
当今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和参与社会事务，网络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网络舆论中既有许多健康向上的内容，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比如西方敌对势力把互联网作为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渠道；国内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助论坛或聊天室等多种方式散布错误思想观点，传播腐朽落后文化；有人利用网络宣传过激的民族主义倾向及过分的政治言辞；一些网民有时会出现偏激言词、非理性言论，甚至对他人进行攻击和污蔑，等等。这些有时会对网络媒体的舆论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不利于形成良性网络舆论环境，有时会引发负面效应，造成不必要的恐慌，甚至给我国外交决策造成不必要的干扰，等等。因此，为了促进网络媒体的健康发展，让其对社会舆论产生正面的引导，就必须积极强化对网络媒体的引导和管理。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必须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既要坚持党对媒体的领导，又要适应现代传媒的发展趋势、内在要求、运行特点，自觉遵循客观规律，不断完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执政党要利用新闻媒体和各种信息传播渠道，导引信仰追求、示范道德典范、倡导观念潮流、促成价值认同。同时要求新闻媒体必须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坚持唱响主旋律，不要盲目模仿西方社会所谓的“新闻自由”。要大力宣传和弘扬一切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体现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体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和精神，真正做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着力营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良好氛围，营造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良好氛围。营造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良好氛围。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正确导向，有效引导社会舆论，为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四、正确开展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是我们党和政府现行监督体系中的一种特殊监督形式，是人民群众通过各种媒体对社会权力、公共政策以及社会事件进行评说、披露乃至批评的一种倾向性传播活动。新闻媒体运用社会舆论的独特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并引起中央或地方党委政府的重视，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公共准则的方向运作，促成问题的解决或状态的改善。舆论监督覆盖面广、迅速及时、震慑力强，“不怕上告，只怕登报”，因此被人们誉为“社会雷达”和“无处不在的眼睛”，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公共舆论；社会治理；公共决策；多元利益
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近年来广泛应用于社会领域。治理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与利益群体的多样化，而社会治理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畅通与供给，这样，社会治理就体现为对公众舆论的依赖与互动。
公共舆论是指相当数量的公民对某一问题具有共同倾向性的看法和意见，中国古代称之为“舆人之论”，即众人的议论。英文中的“PublicOpinion”是指公共的意见。公众舆论包括两个要素：(1)舆论与受到争议的或可引起争论的问题有关。对于真理昭然的或公众意见一致的事情不会有什么舆论。这点并不像说的那么简单。随着社会的日趋复杂，那些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越来越受到挑战，因而舆论的范围就扩大了。(2)舆论在理性上应当是可以被辩护的。这并不需要每个人都从理性出发来阐述各自的看法。舆论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从客观前提出发所进行的逻辑推论有时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舆论的产生可以是迫于某些人的权威，或者产生于某种复杂的成见或心理积淀。“总之，公共舆论可以被定义为：由人口的某些重要部分所持有的对某些有争议的问题的一系列看法。”
“公共治理”则是政府基于治理理论建立的与公民分享权利、分解责任和义务，从而实现同构与互动和谐关系的一种模式及过程。这一模式及过程的基本特征在于：一是政府制度设计及治理行为追求“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二是治理结构及其功能表现为“公共”关系的建构，即“公共”是“和谐”的政治条件与人文环境；三是公共治理方式强调政府与多元主体共享权利、分解责任和义务；四是公共治理的行政文化强调服务和服务的普适性、即时性与有效性；五是公共政策通过双向回应机制提高公信度和获得社会普遍认同。在当代，公共治理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关系到社会不同层次、不同阶层、不同团体的利益；而公共治理的主体构成也从传统的政府扩展到了所有的公共部门以及公民个人，公共治理成为一种包括政府治理在内的全社会的开放式治理。推动“多中心主体”公共治理，建立政府与社会的平等合作伙伴关系，提高社会自治与自我服务能力，已成为当代公共治理发展变化的一个趋势。这也意味着政府必须要进行相应的改革，从传统的无限权力的权威政府中走出来，建立有限且有效的法治政府，正如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所指出的：“政府要在公共治理中扮演催化剂和促进者的角色，是掌舵而不是划桨。”通过公共治理这样一种模式，政府与公民及社会团体在互动与同构的过程中，社会有可能成为“由政府和社会上的人员参与组成，而没有某个行为者掌握主动权充当领导者这样的一种组织网络。”
社会治理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积极而有效的合作，这种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参与政治管理的权力。公民必须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才能促使政府并与政府一道共同形成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显而易见，公众舆论是保障公民行使民利和实现社会治理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公共舆论反映着人心的向背，影响着人们的行动和局势的发展。”这样公众舆论就与社会治理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由于公众舆论代表了社会大众的广大的呼声，以及人们行使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的基本权利的表现形式，公共舆论受到了国家机构和国家精英的广泛重视。因为公共舆论包含着大众对现行政策方针的评价和批判，社会治理与公众舆论的契合点就在于二者对民意的强烈依赖性，可以说，社会治理与公众舆论有着天然的联系，公众舆论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要素，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主要体现为：
首先，公众舆论有助于公共决策的透明与科学。公共舆论是社情民意的一种经常性、集中性的公开表达，是“公意”的一种非正式化的民间诉求。新闻及公共舆论“如何报道政策行为将会影响公共政策的进程和公众对政府本身的评价。”这是政府和政治家“获得公众支持的重要途径。”每个公民都有获得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政府政策的信息，包括立法活动、政策制定、法律条款、政策实施、行政预算、公共开支以及其他有关政治信息。透明性要求上述这些政治信息能够及时通过各种传媒为公民所知，以便公民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并且对公共管理过程实现有效的监督。透明度愈高，社会治理的程度也愈高。这样同时也解决了决策的科学化问题。大量事实表明，没有民意的采纳、没有对公众舆论的重视，就根本淡不上科学决策。脱离广大民众，脱离利益相关者、不顾公众舆论的反对，只靠少数政府官员或精英们的决策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实践表明，少数政府官员、社会精英还不能完全表达民意、民心、民利，必须酌情加大公共舆论在决策中所占的比重。只有让公共舆论参与公共决策，才能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增加决策的科学性。
其次，公众舆论有助于对权力进行监督。社会治理离不开权利的制约和分化，只有在权力分化和互为制衡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而公众舆论所具有的重大监督力度，无疑为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公众舆论“在稳定社会情绪、端正社会价值导向以及推动社会重大政策实施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公共舆论逐渐壮大，并日益发挥着重要的制约和监督功能。在90年代中期之后，中央及全国各地的电视台就开办了舆论监督类栏目60余个，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各大报也都开辟了舆论监督专栏，曝光了很多违法违纪事件和权力滥用行为，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深切关注和热烈讨论，并形成了惩治腐败、推进法治政府的公众舆论和强烈呼声，构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和动力，从而促进了行政公开化、法治化和民主化。而从“致敬12003中国传媒”和“致敬12004中国传媒”中可以看到，“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SARS内幕”、“阜阳‘空壳’奶粉之祸”、“西安宝马案”、“最富争议的市委防记”、“1.6亿则政赤字上的豪华演出”等等，“像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日，每天收到观众来信100多封，电话近100多个，大部分是反映问题的。”这些新闻栏同之所以获得了高度评价，是因为它们作为礼会“守望者”把这些问题传达给了社会公众，社会公众对这些事件及其背后的深层问题进行了挖掘、讨论、反思和批判，进而形成了关注弱者、维护权利、鞭挞黑幕、惩恶扬善的强大公共舆论和监督力量、并使这些舆论监督进入了相关决策视野，加快了对这些事件的调查处理和解决。可见，公共舆论对实现社会治理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公共舆论具有强烈的可操控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李普曼很早就洞悉到了该点。在相关专著中，他提出了“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的概念，指出公众所处的信息世界并不是现实环境的真实再现，它不过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揭示的环境。“我们不妨这样假定，每个人的行为依据都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而是他自己制作的或者别人给的图像。”［10］而且，这个拟态环境所构成的符号世界，在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和客观世界互相混淆。李普曼极力阐述着这样一种观点：大众媒体创造了我们头脑中的象征性的想像，这些想像有可能与我们经历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同时，大众媒体充当了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和我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像之间的主要连接物，并逐渐占据了我们的“主观世界”。结果，公众越来越把这个拟态环境作为客观世界来认识和把握，生存在媒体设计的信息世界中而非客观的现实社会。公众的思维只是媒体的思维，公共舆论是被制造出来的，是一种“同意的生产”，而不是“同意的产生”。更直接的说，公众不过是媒体的背书机，所谓的公共舆论只是媒体精心炮制的镜像。因此，从古至今，作为舆论制造的工具，媒体往往服膺于国王亦或是政治家，从来都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独立。在柏拉图时代，充当媒介功能的诗人、歌者和文学家们通过“富有启发性的故事而不是通过训诫来劝服一大批或一群暴民，使其安其位，各尽其责。”
以此实现献身城邦的目的，而国王要做的便是搜罗和控制住这些诗人和文学家，使之为自己服务。即使城邦演变成国家，国王换做了政客，媒体也依然受着政治的摆弄。李普曼指出“现代政治的秘密在于对媒体符号的战略性运用，通过这些符号，统治者可以把自己包装成大众利益的代表，视觉符号可以让人们的情感倍增，思想弱化……领导者可以将杂乱的大众感情调集在一起，谁掌握了大众情感的符号，谁就基本掌握了公共政策的手段，控制了当下的情势。”［12］即便自我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政府，一方面虽然碍于体制要求而难以直接操控，但另一方面却在积极渗透各大媒体财团，对相关报道进行阻挠和扭曲。郭小安从宏观层面指出国家和媒体的这种关系表明“一个国家的媒体生态事实上是国家权力架构的反映……大众媒介处于各种权力的互动和博弈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权力的约束和影响。”
但总的来看，传统媒体虽然受到了政治机构的影响甚至是操纵，却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媒体发挥着整合和过滤的作用，将民间舆论中的各类政治诉求通过打包的方式输入政治系统并提前过滤掉有害信息。另一方面，媒体充当了翻译者的角色，在政治系统的各类信息进入公众视野之前，预先作出解读和评价，从而引导民间舆论形成合理预期，同时将生硬的政治宣传进行软性化处理，使公众更易接受。正是媒体构建起的媒介舆论场分隔了民间舆论场和官方舆论场，充当这两个场域的中介，避免了两者的直接对冲，从而表现出某种场域转换和对接的功能，使得公众语境层面杂乱无序的利益诉求和官方政治层面的强行意识灌输在媒体场域中达到平衡和共融。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体制性的原因，我国的媒体舆论场和官方舆论场高度重合，破坏了场域间的平衡。早期研究中国传播制度的学者指出我国的新闻业采取的是“苏联共产主义报业理论”。该理论源自20世纪的苏联，依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传播媒体存在目的是支援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服务。“苏联共产主义报业理论”相信真理只有一个，而且发言人也只有一个即共产党或党的领导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传播媒介的角色定位是集体的鼓动者、宣传者及建设共产主义的教育者。传播媒介具有强烈的工具性，为党和国家服务，并且为国家所拥有。也就是说，整个媒介结构异化为政治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一旦失去媒介场对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转换、联结功能，结果将是官方舆论场对民间舆论场的直接吞噬，于是舆论一律的畸形传播现象便应运而生。在舆论一律的场域中，你将分辨不清哪些是公众的意见、哪些是媒体的意见，哪些又是政府的意见，某种超然的政治意志将主宰一切，并代替人们的理性思考，成为让所有舆论单元面朝一处的权力核心。在舆论一律的场域中，人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而且是自己的声音，真实和虚伪根本无关紧要。以时期的地方报纸为例，1959年10月《南阳日报》公布河南南阳地方工业提前65天完成1959年生产跃进计划，秋季粮食比1958年增产27．7％，万亩水稻亩产800斤以上，22.4万亩棉花亩产皮棉150斤以上，86万亩红薯亩产6000斤以上。22．6万亩玉米亩产350斤以上。实际上，当年全区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75％，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3．02％，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78．76％［15］。
而《人民日报》对时期的这种现象发出了这样的评论：“打开最近各地的报纸，真个叫人心花怒放。跃进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革命的干劲洋溢在字里行间。农村中每天有近一亿人热火朝天地进行水利建设；城市中千百万职工，正在敲响挖掘潜力的锣鼓，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原订的计划指标。”［16］在舆论一律的场域中，政府因得不到正确的信息，制定着一项项错误的决定；民间舆论则因缺乏合理的引导，在盲目乐观的氛围中编造出一幕幕自我荒诞剧。总之，一旦媒介舆论场急剧萎缩，政府和社会的互动将难以开展，政治沟通本身也会失去意义，政治参与更是无从谈起。只有通过媒体构造出官方和民间交流的中介域，国家才能实现对公共舆论的有效领导，公众才能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这种国家———舆论模式并不是最理想的，但是至少可以维持国家和社会的相对稳定。然而，这种模式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生了嬗变并呈现出式微的迹象。
二、社会变迁与公共舆论
社会变迁展现了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结果，它源于社会体系为适应新的需要和不平衡，对原有结构进行重新调整的需求。某种程度上，网络舆论场的形成虽然得益于信息技术自身的发展，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更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各类结构要素变化的逻辑结果。
（一）社会整体结构的变迁经典社会变迁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处于线性发展过程，整个社会形态从会向工业社会演变，而工业社会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形态。工业社会的特点之一是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的整体分化。斯宾塞是这样描述社会变迁的这一过程的：人类社会在开始时，每一个个体既是作战者，又是耕地者；既烘烤面包，又制造工具。随后，军人、工匠、铁匠和面包师傅，便构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这就是从同质到异质的转化过程。人类社会通过个体的集成，经由运动的分散，凝聚为部族、城邦。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从集成到均衡，呈现出量的演化［17］。随着我国由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型，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将由简单转向复杂、由同质变为异质，整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和流动效率也将显著提升，从而产生一批新的社会阶层比如“农民工”、“个体户”、“北漂族”等等。而社会结构的这种多重分化十分有利于公共舆论构建的张力形成，因为异质性的舆论主体结构将使公共舆论朝着不同向度深度扩展，进而吸纳大量不同主体的意见。这些基于不同利益、视角进行的舆论表达经历了孕育、发展、成熟和衰变的过程，彼此又存在互相拉扯的动力，从而使得舆论本身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一步传播。在结构分化的基础上，现代化本身的意蕴也极具丰富，包括了国家发展的城镇化、工业化、大型组织的科层化、公共权力的世俗化以及正规教育的广泛普及，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等一系列内容。就我国而言，自1978年实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为公共舆论场域的建立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议题资源：既有大到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也有小到社会个体的生活隐私；既有征地拆迁的社会阵痛，也有大灾大难面前社会互助的温情和感动。总之，不管是大是小、是喜是悲，公共舆论指向的对象不断趋于多样化，内容也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议题资源的极大丰富将有助于公共舆论的构建和发展。需要指出的一点是，除去表达目标以外，表达本身也具有价值。对于生活在高科技社会中的多数人来说，生产的增长已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人们的平均寿命和主观惬意感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中，早期工业化的重心即强调经济增长的倾向退居到次要位置，人们更关心的是经济增长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在个人层面上，“最大限度地获得经济收入已非首要目标。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更重要的是表达自我和渴望从事有意义的工作。”舆论本身正成为舆论的目的。
（二）社会心理结构的变迁社会变迁过快以致超越心理的承受极限，将导致大量失范行为。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通过对自杀现象的研究，揭示了心理图式的这一变化。涂尔干认为，个体心理的平衡源于欲望的达成，为了合理引导社会成员的求欲行为，社会会自发的形成一系列等级秩序和制度规范进行控制。但是，过快的社会变迁在生产大量欲望的同时，也将使制度化水平较低的社会失去原有的控制能力。于是制度外行为大量涌现，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也与日俱增。最终，整个社会的精神世界发生嬗变，甚至逐渐被撕裂。我国的社会变迁过程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其剧烈程度更大，跨度更宽，影响范围也更为深远，因而完全有必要加强对社会心理层面的审视。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周晓虹为了强调社会心理的重要性，提议学界引入“中国体验”这样一个全新概念。他指出“‘中国体验’是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既包括积极的心理体验，也包括消极的心理体验，前者诸如开放、流动、竞争、进取、平和、包容……后者诸如物欲、拜金、浮躁、冷漠、缺乏诚信、仇富炫富……”［19］而中国体验的最重要特点在于“人格的边际化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具体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颉颃”“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以及“积极与消极的共存”。总的来看，这样一种连续转弯且极端对立的社会心态难以有效地自我调适，结果“整个社会表现出来的现象是，每种人都多多少少有‘不守其分’或‘不安其位’的行为，每种组织都多多少少有越界逾限的作风。”［20］特别是在变迁过程中，各种社会思潮与观念将不断重组，传统的意识形态则趋于解构，整体呈现出对体制内的逆反情绪和体制外的仇富心理：一方面，公共舆论对体制内一些带有符号性的物象进行戏谑式的嘲讽和黑色幽默式的暗喻；另一方面，社会整体失范行为的增多导致部分投机取巧者的一夜暴富，从而引发社会的强烈不满并升级为仇富行为。这两种不满并非源自成员自身环境的直线恶化，而是变迁过快情景下，社会预期的提高和相对比较下的心理落差所致，也就是说其根源不是因为我们的环境变坏了，而是变得“太好了”。但是，这种不满依然有向怨忿转化的危险并逐渐弥散，从而内聚破坏社会的现实力量。总之，社会个体在快速的变迁过程中经历了各种复杂的心理体验，积蓄起强烈的心理压力，同时也就产生了释放压力、寻求平衡的动机。这些动机通常以发泄的方式得到消解。于是，受众在相似的心理场作用下相互聚合、彼此安慰，并在雷同的心理语境下制造舆论。这些舆论既是发泄不满、寻求慰藉的产品，也是个体尝试适应社会变迁的努力。所以，即使这些舆论充满了语言暴力，我们也应抱以更平和的心态面对。
（三）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主要表现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调适，以求更好地厘清两者的行为边界，并给社会充分的活动空间。因此，单中心的治理结构开始向网状结构演变，政府不再充当全权的管理者角色，而更多的体现协调和决策的功能，与其他社会主体的关系也亟需重塑。就我国舆论环境而言，主要反映在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再定位。然而，我国政府在全能主义模式的惯性影响下，面对媒体和公共舆论时，依然在用老脑筋思考新问题，对媒体的运用简单粗暴、惯于长官意志，对公共舆论置若罔闻、听之任之。官方媒体被大量的空话、套话和会议精神所填满，而政治家们则在一遍又一遍的重复那些“正确的废话”。这种呆板的舆论环境极易激发社会的某些对抗心理，这既有变迁过快下社会心理结构的不稳定因素，也隐藏了大众教育普及下政治行为再认识的冲动。总之，政府的公信力遭到了史无前例的质疑，民众对政府的调查和澄清工作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政府也因此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恶性循环。不少学者注意到了这种变迁情景下的不信任现象，郑永年指出中国社会目前出现了由高强度的“不信任”造成的“社会墙”，同时引发出“墙的出现和信任的解体已经在越来越多的方面阻碍着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行。”［21］的担忧。刘建明在分析两个舆论场互不信任的同时，进一步认为“主流媒体上的宣传如果盛行官话并由此造成压力，公众就心向网络，涌到网络上发表意见，网民在传统媒体上用真名说假话，而在网络上用假名说真话的现象就会层出不穷。”网络舆论场的构建可以说是社会治理结构变迁下，不信任危机向虚拟的延伸。对组织权威的不信任不只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更是一个时代性的特征，是一个历时性的全球性变化。所以，在不信任的逻辑线中还穿插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演进的痕迹。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换中，整个过程十分注重社会分工和团队协作的作用，并严格要求个体遵循规章制度，为高效率的生产服务。结果，组织权威被高高举上头顶并演绎出科层制的架构来实现这种权威。而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中，个体价值的彰显开始抬头，对个体权利的关注和自我个性的释放要求开始瓦解工业社会以来建立起的组织权威，并以“自我”为中心构建其新的范式。根据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研究，在1981年到1990年来自21个国家的资料表明在几乎所有这些国家中，对已确立的等级制度的信任度都下降了，并且这些工业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的受支持率几乎都降到历史最低点。“这里所反映出来的并不是他们比他们的前任们逊色，而是公众对现有的政治制度的支持在整体上不如往昔，人们的关注点转到个人的问题上。”［23］因此，面对信任流失问题，我们既要不断完善治理结构，更要在新的观念框架下整体把握，以期在组织权威和个体自由的张力结构中寻求平衡，在公共舆论的不信任中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四）社会媒介结构的变迁1978年，我国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多家新闻单位试点“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该方针成为我国媒介体制市场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我国的媒介属性发生巨大变化，市场思维逐步渗入媒体的日常运作，传统的政治宣传功能出现弱化。也就是说目前在中国新闻制度下的媒体，不再仅仅充当引导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而是在政治权力与经济逻辑建构中新生的复合体，既服膺政治领导，又迎合市场需求。就媒体而言，媒介体制的市场化引发了媒体对自身定位的困惑，使其摇摆于市场和政治。市场化运作之后，传统媒介的身份开始裂变并产生多种角色。媒介集团一方面是市场的主体，需遵循利益导向，实行企业式的操作和管理。整个媒介体制向“文化产业”的打造逐步转轨，积极地将信息内容包装成文化商品进行营销；另一方面，媒体即使在商业逻辑的影响下，也仍然难以摆脱公共舆论的引导角色，肩负着强烈的社会责任，需积极发挥传达民意的功能。所以说，媒体经济不是一个简单的宣传事业单位的运转，也不是单纯的企业经营活动，而是必须将两者融合起来的一种全新模式的经济运行。除了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我国目前的媒介体制并未实现充分自主，依然深嵌政治体制，承担着大量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的功能，因此难免受到权力的制约和控制。总而言之，研究新时代的媒介结构，应该超越传统的“市场对国家”、“国家对社会”的简单二重逻辑，把握媒介角色的多元复合特性（经济、政治、社会功能的统一）。但是，这些多重身份相互之间存在着结构上的内在矛盾，无论媒体饰演哪种角色都难以自洽：作为政治体制延伸的媒体，容易被这个充满逆反心理的社会所抛弃，最终难以赢得市场的青睐；作为社会代言人角色的媒体，在涉及到社会稳定、公平正义等较为敏感的话题时，一旦与政府的认识发生偏差，以致处理失当，不仅会影响社会和谐还易受到政治上的排挤；作为市场主体的媒体如在逐利过程中抛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则会遭到人们的摒弃和唾骂。在这种身份的对立中，媒介开始分化，在不同动力（政治的、经济的或社会的）的驱使下，同时又为顺应形势的变化和政治任务的阶段性需要而轮流扮演着三种角色，发出了各种不同的声音。面对媒介体制的变化，我们采用了所有权由政府垄控，经营权相对自主的权力分配方式来应对，并初步形成了一个不完全竞争的信息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新闻媒体有了三个“老板”，一个是党和政府，为媒体活动的范围划定底线；一个是社会正义，对媒体活动的内容进行道德评判；另一个则是经济利益，为媒介活动的路径选择提供最终目标。媒介结构的这种变迁使得公共舆论的引导较之过去更加复杂多变，而公众在纷乱的信息浪潮中也逐渐陷入集体迷失的困境。
三、网络舆论场域的确立
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此，我们党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必然是一个以人为本、自觉维护人民权益的社会。媒介舆论监督功能是确保公民民利得以充分实现的重要途径。舆论监督的权利主体是公众，但由于现实生活中权利主体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使得公民依法享有的政治权利大多需要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介来实现。人们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了解外部世界，实现自己的知情权，人们又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对公共事件发表意见，实现自己的言论表达自由。事实上，在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公民个体是舆论监督活动新闻素材的积极提供者，而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是公众舆论监督权利的具体实行者和代言人，它代表社会大众在行使言论表达自由。因此，大众传播媒介成为一种实现公民基本权利的社会公器。媒介舆论监督功能的发挥对于保障公民权利的平等实现，有着现实意义。
二、媒介舆论监督为社会各方面利益提供诉求平台
舆论并不总是“全社会”或“全体”的声音。舆论监督的意义就在于它是通过对一部分声音或对局部利益的关注，起到对整个社会偏失的校正和提示作用。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能让所有人平等自由地表达。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社会群体利益日益多元化，这必然会带来利益群体诉求的多样性。新闻传媒可以通过舆论监督，建立起一个对所有社会阶层和社会成员平等开放的利益诉求平台，使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愿望、经济诉求、社会权益等都能通过这一渠道得以表达，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外，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尤其要保护弱势群体和少数人的权益。传媒舆论监督可倾听弱势群体的声音，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反映他们的愿望和呼声。这样才真正实现新闻传播资源的公平分配，使新闻传媒“满足多层次需要”，从而达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三、媒介舆论监督可以推动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每一部法律的出台，每一项社会政策的制定都关乎公众的利益。如何让出台的法律和制定的社会政策更加科学、更具有可操作性，新闻传媒的舆论监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新闻传媒通过舆论监督的形式深入了解民情，充分表达民意，为党和政府提供民主决策的民意基础。另一方面，媒体舆论监督可以使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增加，防止少数特权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片面制定政策，减少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同时，政府公务人员的权力及其运用也会成为社会舆论所密切关注的焦点。
在决策实施过程中，媒体报道政策的执行情况和群众对政策的满意程度，并把存在的问题及时反映给有关部门。由决策失误导致的消极后果，传媒也会通过舆论监督客观、真实的公开，这样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宣泄民愤，使有关部门进行反思，使以后的决策更加科学化。总之，媒体通过对政府决策前后的监督，不仅保证了决策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建立起一个政府与群众沟通的平台，增强相互信任，达到社会和谐。
四、媒介舆论监督是约束权力、遏制腐败的有效手段
新闻传媒是实现舆论监督最为有效的社会公器，它在遏制权力腐败,制约公权力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首先新闻传媒拥有大量受众,而受众是社会舆论的主体。媒体舆论监督不是来自媒体或新闻，而是来自媒体背后所代表的民意或公意。监督对象所惧怕的舆论压力,正是受众广泛参与监督形成的。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借助媒体舆论监督,可达到各自难以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其次，媒体舆论监督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的特征。许多被监督对象最惧怕的就是事实被公开,真相被揭露。在真实情况被公之于众之后,其隐蔽性和欺骗性就难以继续。另外，媒体舆论监督虽然本身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如其他监督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但由于它是一种社会性的公开评价,必将会引起社会各方的强烈反响甚至震动。在这种情况下,相关部门不敢轻易地包庇袒护,将被动或主动地改进工作,促成许多本来难以解决的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五、媒介舆论监督可以协调社会矛盾，疏导社会消极情绪
传媒的舆论监督可以起到疏导减压的作用，缓解由社会矛盾所引起的公众消极情绪。首先，媒体舆论监督大多是批判性、揭露性报道，它通过对社会黑暗面和丑恶现象的揭示与鞭笞，伸张社会正义，维护社会公平，起到大快人心的作用。尤其是被揭露对象在舆论的压力下得到法律的惩罚，或某些社会问题等到应有的解决，更会使在实际中受到损失的公众得到心理的补偿。其次，疏导社会消极情绪最好的方式就是让矛盾各方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利用媒体的舆论监督一方面可以使信息及时、准确的传播，避免了因沟通不畅所造成的矛盾和误解。另一方面，可以使积累的不满情绪得到直接有效的释放。因此，媒体舆论监督是通过新闻媒介的参与、沟通和引导，对社会意见、社会心态加以疏导和调控，排解社会不良情绪，降低了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直接摩擦的可能性,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由此可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闻传媒的作用不可忽视。新闻传媒要充分利用自身传播优势，发挥好舆论监督功能，使其真正成为政府的耳目、群众的喉舌。在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中，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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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展江.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
【关键词】新闻传媒 榜样文化 核心价值观 舆论引导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先进榜样人物是新闻媒体众多人物形象中具有积极意义和文化价值的群体。榜样是道德的楷模，是先进文化的符号，也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代表。榜样作为一个物理存在，具有催人奋进的无穷力量。分析新闻传媒中榜样人物的文化符号性，揭示其蕴含的积极文化意义，对凝聚全社会的精神力量具有重要作用。
榜样的文化符号性
符号学认为，任何事物都表现为某种符号。符号是人类载送信息的代码和携带意义的载体。现实环境中的榜样人物是自然符号，无论其业绩如何辉煌，行为如何感人，在新闻传媒广泛报道他们之前，他们的事迹仅在社会的小范围内被认知。因而榜样人物出现在新闻传媒构建的拟态环境之中，变身为新闻符号，才能更加充分地发挥榜样的作用。符号本身就是文化，新闻亦是文化，因此榜样人物具有鲜明的文化符号性。
榜样人物的符号性。德国学者卡西尔把人抽象为“符号”，把人的行为和人类的历史抽象为“文化”。换言之，作为物理存在的人，其本身即符号。符号可感知的层面即符号的形式，在符号学中被称为“能指”。任何一个可感知的符号形式都必须来源于一个物理实体，人们据此才能去识别符号，并具备进一步理解其形式背后意义的可能性。除“能指”之外，符号还具有抽象的内容，即“所指”。“所指”是符号表达的思想、情感、意志、价值、意义等内容。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体。榜样人物是现实环境中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道德模范、时代先锋，是携带特殊意义的符号，其一言一行皆可观可感，他们是符号可感知的形式层面，即“能指”。
榜样人物是新闻符号。新闻传播活动是以新闻符号传播新闻信息和接收新闻信息的活动。新闻传播通过创制新闻符号营造着由无数新闻事实组成的拟态环境。新闻符号由语言、文字、声音、图像、图片符号以及它们之间的整合而构成。新闻传播者通过“把关”、“议程设置”并依据一定的文化规范和新闻价值判断，将榜样的言行、事迹、思想、道德加以符号化。传媒所创制的新闻符号，是对榜样的事迹、业绩和精神境界的一种符号式转换，传播者将这些内容或意义进行传播，受传者对这些表达内容或意义的符号进行解读，以此来认知和理解新闻所表述的内容和思想，并对这些内容进行评价、判断、反馈，进而在思想意识中做出反应。
通过报道、宣传榜样，现实环境中的榜样人物以新闻符号的形式出现在拟态环境之中，这种拟态环境仅是现实环境的部分映像。也就是说，榜样人物从现实环境中的自然符号转变为拟态环境中的新闻符号，需要经过新闻选择过程，并通过编码将要传达的信息利用符号来实现可感的过程。现实环境中很多人物符号并未进入到拟态环境，原因在于其不具备新闻价值或尚未被传播者发现。榜样的感人事迹运用新闻报道的方式加以传播，创制出大量能够反映客观现实环境并具有象征意义的新闻符码。
榜样人物是文化符号。符号即文化，文化的传承需要可感载体。凡属精神、道德范畴的文化皆具有抽象的意义。抽象意义无声无息，无影无形，无法触摸，无法识别，也无法传递。精神文化必须具备一个能承载它的可感载体，使之携带着精神、价值、意识、思想、意义等抽象内容而实现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其意义需要物理形式来承载，需要特定的可感符号而具象化，而榜样恰好是这种可感符号的代表。榜样人物以符号的形式成为传承中华道德文化的载体，成为承载传统文化精神的符码。文化中抽象的价值、意义，通过榜样的形象以及他们的光荣事迹、感人经历而得以充分传达。榜样人物作为文化符号被受众的视觉或听觉感官所感知，因而确定了其文化意义，这种意义即符号的“所指”，即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
榜样的文化意义
符号具有“表义”功能，文化符号蕴含着文化意义。意义包括观念、价值、精神、认知等概念，新闻传媒中的榜样人物作为一种可被感知的文化符号，携带着正能量和积极的文化意义。
榜样人物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传统文化光辉灿烂，其最核心的内容是传统美德。传统美德的内容博大精深，各学者对其表述皆有不同，但阐释的内涵基本一致。具体而言，中华传统美德包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大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襟怀，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为政以德”、“修身为本”的重德观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敬业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诚信意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关爱精神等等。
先进榜样人物是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例如捐肝救子的暴走妈妈陈玉蓉，坚韧不拔、忍辱负重的孝女孟佩杰，高位截肢的最美女教师张丽莉，见义勇为的最美妈妈吴菊萍，舍己救人的英雄军人孟祥斌，义薄云天的守墓老兵陈俊贵，热血热心的“雷锋传人”郭明义，践行信念的好村官沈浩，老百姓的贴心人段爱平……这些榜样人物作为携带文化意义的符码，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给养，传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榜样人物宣传有利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任何一个民族、政党、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文化规范和价值判断标准，从而形成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核心价值观是价值观的核心，是全社会的精神旗帜。中共十报告首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为24个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充分概括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居于主导地位的主流价值观，对核心价值观的践行重在“落细、落小、落实”，对榜样人物进行报道、宣传，能够塑造受众的思想观念、引导受众的社会行为。榜样文化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表现之一，核心价值观以榜样人物的文化符号作为传承和传播载体。
榜样人物带给我们的感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这些感动或者是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通的。新闻报道传播关于榜样人物的先进事迹，培养国人高尚的道德品质，这既是对新闻事件的采集与挖掘，也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与践行。榜样人物的事迹和精神，使核心价值观变得更加具体、可感，增强了文化认同。
榜样文化的其他积极意义。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崇尚榜样、敬佩榜样、学习榜样的民族，而榜样文化是最具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文化形式。从现实环境中的榜样人物和新闻事实，到新闻媒体中的榜样人物和新闻符号的创制，是一个复杂而具体的转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文化与传媒文化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化现象。传媒符号在文化世界中以叙述事实的方式呈现，由此释放出来的建构性、整合性的属性，决定了新闻媒体总是一定社会制度条件下的社会主流文化、主导价值观念的传播载体，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手段和构建工具。榜样文化宣传大真、大善、大爱、大美、大义等积极的文化元素，对构建和谐社会，凝聚全社会的精神力量，具有重要作用。
榜样文化的舆论引导
榜样文化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引导舆论，进而引导受众的行为。
传媒“议程设置”是发挥榜样文化舆论引导功能的前提。对于榜样文化而言，首先要提供关于榜样人物最新事实变动的信息，减少受众对其认知的不确定性，其次才能对榜样文化蕴含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进行宣传并引导社会舆论。信息是形成舆论的必备条件，是意见态度形成的基础。
新闻媒体传播信息流，是实现舆论引导的前提。我们生活的现实环境中具有各种各样的议题，这些议题的重要程度、价值意义均有所不同，新闻传媒的作用就是对这些议题进行合理的设置，从而创建可以引导舆论的传媒拟态环境。媒体传播与宣传的榜样文化中也存在着议题日程的安排，传媒会给予其不同的报道程度。受众对榜样人物的认知，主要来自于传媒营造的拟态环境。如果没有媒介的拟态环境，榜样人物的事迹无法被大范围地、长时间的广泛传播，大多数受众可能永远也无法认知和了解他们。
新闻媒体根据一定的新闻价值标准、宣传价值标准，采集现实环境中的人物和事件，通过文字、图片、画面、声音、音响等视觉符号或听觉符号，把榜样人物的生活场景、生平事迹、言行举止、崇高精神真实地再现出来，直观、生动、准确地传递新闻信息。通过传播先进感人事迹，引导公众舆论，发挥榜样的模范带头作用。新闻媒体对先进榜样人物及其事迹进行适时、集中、重点报道，通过议程设置，影响受众对主流价值观的认知与判断，从而能够更好地引导社会舆论。
榜样文化对公众的舆论导向作用。舆论是公众的态度、意见，是人民的呼声。当今社会，社会舆论的主体和内容都是多元化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不道德的思想和行为在我们的社会中也时而会出现。引导公众正确的舆论，是新闻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媒体的舆论导向功能表现在对受众认知、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的引导，具体表现为政治导向、文化导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导向、行为导向等各个方面。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给公众共同的意识形态指出正确的方向，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进步非常必要。新闻舆论对社会领域的新闻事实进行宣传报道，有意识、有目的地向受众传递价值选择、价值评价的倾向性意见，可以形成较强的舆论态势传播，引导公众舆论向有利于舆论引导主体所代表的价值观方向发展，营造一种良好的、健康的社会舆论环境。新闻舆论影响公众舆论，就是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
中国人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应该具有共同的、正确的群体意识。榜样文化的舆论引导功能在于引导国民树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群体意识和群体规范。榜样文化代表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能够促使公众在心理上产生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使社会成员和群体的意见、态度在社会舆论中占有主流和主导的地位，增强舆论的优势。
行为引导是榜样文化舆论引导的深层目标。新闻传媒对受众的引导不仅仅体现在舆论引导方面，还体现为对受众行为模式的引导。新闻传媒通过树立榜样、塑造榜样，能够起到社会行为示范作用。榜样不同于常人之处就在于他们具有示范价值。新闻媒体弘扬先进榜样人物的精神品质，为社会提供思想的先导、行动的方向，为社会群体提供真实、鲜活的典范，使榜样们成为一本本真实、鲜活的教科书。
榜样文化构成了新闻传媒拟态环境中的一部分，其宣传的价值观、高尚的行为，最初可能只是社会局部现象，不具有普遍性，但经过新闻传媒的报道，榜样文化可以影响现实环境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使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精进不休，社会风气蒸蒸日上，精神文明程度与日俱增，实现了拟态环境的环境化，真正发挥榜样的力量。
如何有效发挥媒体的榜样文化舆论引导功能
榜样文化的舆论引导功能受到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对于如何更有效地发挥其舆论功能，笔者提出两点建议。
发挥媒体传播者的把关作用。新闻媒体的传播者根据一定的把关标准，对榜样人物的新闻事实进行发现、挖掘、选择、收集、提炼、加工、制作、发送，将榜样人物的信息进行符号化的传播活动。传播者如何选择榜样人物，如何选择报道形式、报道篇幅、版面位置，如何选择报道时段、报道频率，以及如何选择传播媒介、报道时机等问题，都是围绕传播者设置的议事日程而进行。传播者通过把关，做好榜样文化的内容建构，提高榜样文化内容的传播效果，是提高其舆论引导功能的最重要因素。
发挥多种媒介的联动优势。榜样文化的传播，需要中央媒体、地方媒体，报刊媒体、广播媒体、电视媒体、网络媒体的共同参与。每种媒介都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多种媒介相互协调、相互配合，能够将榜样文化的舆论引导功能发挥到最佳状态。例如央视的《感动中国》颁奖晚会，通过综合运用电视画面、解说词、音响、字幕、同期声等方式把榜样人物的生活场景、生平事迹真实地再现出来。短片中新闻工作人员的解说，获奖人物的感言以及其他人对榜样的评价，几乎每次都让台下和电视机前的观众热泪盈眶。特别是利用特写镜头展示人物细节，往往可以使受众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网络媒介的发展也为榜样文化开辟了新的传播途径，如新华网、人民网等网站，专门开辟了《“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时代先锋》等专栏，主流网站发挥了重要的渠道作用。对多种传播媒介进行有效组合，是实现榜样文化有效传播的必然选择。
结语
社会各领域、各阶层、各职业人群中都会不断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榜样人物，传媒符号的表述性，即体现在将这些榜样的言行、事迹、品德加以符号化的过程。作为自然符号的榜样人物，经过传播者的编码加工，成为一种带有象征意义的新闻符码。新闻符号的创制也成为一种象征行为，即用榜样人物的新闻事件叙述、先进榜样的塑造、榜样精神的挖掘，来表示抽象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境界、意识形态等概念，进而表现社会主流价值观取向的行为。
符号是交流意义的中介，榜样人物作为一种新闻符号和文化符号，表达的核心是意义和价值观。新闻传媒利用榜样人物符号传承和传达社会核心价值观、主流价值取向的观念体系，并利用这种体系引导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使之达成共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传受行为体现出了象征性的社会互动关系，对先进榜样符号的精神内容和文化意义进行交换，充分发挥榜样的舆论引导功能，从而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协调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使榜样的象征性符号意义得以传播。
一、舆论监督的广泛性
在社会生活中法律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广泛性，因此与法律紧密相连的法制新闻也具有了广泛性。法制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也就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舆论监督的广泛性首先表现在它能够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行各业，无论是农林牧渔，还是工矿企业或是第三产业，社会舆论一旦形成就会有强大的作用力推动事件的发展乃至社会的变动。例如曾经在我国国企改革中存在的国有资产被侵吞的问题，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法律问题。通过媒体的报道引发了我们关于国企改革究竟该如何改的思考，并最终促成了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明确国企改革方向，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最终使一部分国企走出困境获得新生。
舆论监督的广泛性还表现在它能够反映国内各个地区24小时发生的事件。无论是前一阶段发生的“太原警察打伤北京警察”，还是国内一连串的矿难事件，这些新闻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攻势，从客观上推动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
二、舆论监督的公开性
公开性是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的重要特点，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监督。一旦公开揭丑、彻底曝光，就有别于一般的内部批评，更能激起广大民众的愤慨和相关部门的重视，促进问题的及时解决。正是舆论监督的公开性，使许多被极力掩盖的事件和惊心动魄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在众目睽睽之下，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吸取教训、完善制度、追究相关责任，事故隐患得以减少。这种公开性的成功实践，完善了我国新闻媒体公开介入社会事务和公众公开了解社会真相的新秩序，这是对公民知情权的极大尊重，也表明了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巨大进步。
2003年震惊全国的“孙志刚事件”突出体现了这一特点。南方报业集团记者公开、公正的报道把这一事件的始末彻底呈现在公众面前。一系列的问责、法律上的讨论随后展开。最终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一部实行了21年关于收容遣送制度的国家法规最终废止。
三、舆论监督的客观公正性
真实是进行舆论监督的生命线，也是新闻报道最基本的原则。从这一点出发记者的现场报道和用事实说话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们看到的法制新闻报道，以电视节目为例注重抓现场、抓细节；对关键过程使用长镜头拍摄，以保证事件过程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事实的关键内容
重视同期声的采集，尽量用完整的编辑段落，避免断章取义；用环境声保持事件的原生态，让观众了解事件的真实现场；注意兼听则明，平等对待每一个被访对象，双方都使用同期声，以保证双方都有表达自己的机会，避免偏听一词；解说词常采用叙述性语言，尽量少下结论，避免主观色彩强烈的用词和语气等。
在大量事实的交代基础上，主持人展开评论和观点阐发，从各个环节减免了给那些别有用心者授人于柄的机会，从而保障了节目的权威公正。客观的报道有助于形成客观的舆论环境，从而保证了舆论监督的客观公正性。
四、舆论监督适度性
舆论监督的适度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报道中批评性报道、中性报道与正面报道的比例关系；一是舆论监督不能越俎代庖，不能进行媒介审判。
舆论监督固然少不了很多批评、揭露性的内容，但我们应该明白，批评、揭露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揭露黑暗是为了追求光明，真正的目的是为了针砭时弊、匡扶正义，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法制新闻报道多涉及的是目前存在的社会问题，因此必须充分考虑报道的社会效果和社会承受力，以适度原则对材料进行取舍。另外，媒介的批判性仅仅是一个手段，在批判的同时应该注重建设性。
舆论监督不适度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媒介审判。“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违反司法程序，超越职权对案件做出判断，是一种违法和无效的裁判。但新闻媒介的影响力将会使这种裁判子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影响到公众的正确认知和司法的公正。新闻媒介、公众、政府和司法各有其特定的社会地位，有着各自的利益追求，也有相互的权力冲突。这四方在新闻活动中，为达到某种目的，或受某种欲望、习惯的驱使，都有可能或多或少的不合规则的履行自己的职权。媒介总在追求最大限度的自由，政府则希望将自由控制在自己允许的限度内，并为己所用，公众会要求媒介保护他们的利益，司法也不希望别人指手划脚的指责其权威，这是一个矛盾的过程。但是在矛盾的过程中媒介应该首先加强自律，并引导社会舆论朝着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媒介应该是为人民立言而不是替人民立言。
在当今社会，舆论的形成依赖于新闻媒介，媒介应该积极引导并帮助形成开放、公平、公开的社会舆论，并以此推动社会的发展。以上所述舆论监督的特征是最基本的特征，也是评价社会舆论是否成熟的基本标准。作为传播重点强势，新闻媒介应该勇于承担社会的责任，更好地通过新闻报道发挥其舆论监督的职能。
［参考文献］
［1］李铮：《论法制新闻的舆论监督》，《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10月10日。
［2］夏榆：《关于舆论监督与新闻法制》，新华网湖南频道2001年4月5日。
微博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微博的传播主体层次多、数量大，使得微博舆论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点。个性化语言和情感生活成为舆论传播的一部分，传播者在关注与被关注的过程中实现了人际交往的功能，构建起精神空间的人际传播圈，成为构建人际交流的新空间和新载体。《华盛顿邮报》在题为“在中国，微博成为言论自由平台”的报道中说，微博正在改变中国公共舆论的结构，过去公共议程或者热点话题均由精英和记者决定，民众只关心各自关心的问题，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变化。微博已经在塑造公共舆论方面占据优势地位，并逐渐发展成为介入公共事务的新媒体，成为网络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媒体，改变了舆论传播格局和生成、演变机制，直接或间接影响舆论的走向，对整个社会舆情产生重大影响，塑造了我国社会新的舆论生态。
微博的舆论生成机制
传统媒体环境中，新闻舆论集中在主流媒体手中，其生成模式也较为简单。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微博的出现改变了舆论生态，舆论成规模地聚集，舆论传播更具人性化，话语权、表达权进一步普及。虽然微博信息内容呈现分散碎片的状态，但是微内容按照事件或情感逻辑积聚起来，影响力会比较明显。微博传播超越了传统人际传播的范畴，其舆论影响力受到了传统媒体和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能够在舆论传播的过程中积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实现了“由下而上地反映舆论，由上而下的舆论引导”。微博是网络舆论传播的升级，对事件形成持续深化讨论的格局，引起社会的关注，促进事件的解决发挥重要的作用。虽然微博参与主体多样、舆论生成环境变化多端，但舆论生成有其基本规律。
第一阶段，舆论形成。事件曝光，微博架起了平民和政府之间、名人和草根之间的桥梁，让碎片化的信息传递出去，微内容会根据事件对社会的影响程度进行叠加，一些对社会有重大影响力的微内容，其扩展度特别大。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注册成为微博用户，根据自身的选择信息。在这一阶段，传播者提供有关事件的微内容，这个事件的来源可以是用户的所见所闻，也可以是其他媒体来源。传播者原创信息后，在粉丝的页面上出现，一方面，由于微博信息的繁杂、多样等问题，信息可能被其他海量信息所掩盖，无法广泛传播开;另一方面，信息传递出去后，引起大量粉丝关注、评论并转发，事件信息经过粉丝的评论、整合加工，裂变式地向外传播，其传播速度取决于粉丝量和对事件的关注度，用户在信息转发、评论中，网络舆论开始形成。
第二阶段，舆论爆发。随着事件的发展，微博舆论形态多元化，如漫画、恶搞歌曲等与传统媒体、其他新媒体互动，舆论的聚合力随着事件的发展而不断增强，网民纷纷通过论坛、博客、SNS、QQ等即时通信工具转载消息，舆论开始叠加，讨论和辩论随即展开。各方意见领袖就事件本身发表意见、看法并转发，传统媒体间互动协同，通过线上和线下活动，寻找并采访事件的当事人、根据事件的线索调查事件相关人员并邀请各界专家进行评议，尽可能地让更多的受众关注事件的进展，了解事件背后的真相，更深层次地探讨大众的态度和意见，将舆论推向一个新的层面。由于传播主体巨大，个体对事件的认知存在差异，形成观点交锋和碰撞，各方力量汇合起来，推动事件的升温，舆论爆发。
第三阶段，舆论波峰。在微博舆论爆发后，依据事件的典型性和重大性的不同，会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达到舆论传播浪潮的波峰。一般而言，事件越重大、越复杂，波峰到达的时间距事件发生的时间就相对远一些。
第四阶段，舆论缓解。有关部门就事件本身和舆论信息反馈，作出舆情应对措施，舆论由此得以缓解。随着事件处理的推进，公众对事件的认知趋于理性，情绪开始平复，加上层出不穷的新热点、新事件的发生，转移了部分公众的视线，舆论由最高点渐渐下落，进入事件的缓解期。在这个过程中，意见领袖的作用增强，公众在跟进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关注意见领袖和网络媒体中发表对事件处理的看法，在这个阶段，舆论会对政府部门的活动起到自下而上的监督作用，如果事件处置不当，舆论就会出现反弹，引发微博第二轮的舆论高潮爆发。
第五阶段，舆论平复。随着事件的解决，公众对事件的关注热情逐渐消退，舆论场逐渐平复，传播者将视线和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热点事件中，形成新的舆论，其舆论的生成演变过程会因事件的性质各不相同，有些焦点事件具有短时爆发力和瞬间吸引力，舆论形成期很短甚至会直接进入舆论爆发期。[1]这一阶段，原事件本身的舆论逐渐平复。
第六阶段，舆论再现。随着舆论的平复，公众对事件关注的注意力转移，但当新的事实、新的证据出现后，又会将整个事件的舆论重新爆发出来，形成舆论的链条，形成事件的下一轮微博舆论，引起用户的关注和讨论，直到弄清事件的真伪、始末。微博舆论的生成环境本身就具有波浪式的特点，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形成舆论的链条，影响着社会生活结构，推进社会事件的合理处置，引导社会思潮的运行轨迹。微博舆论生成新的特点
议程的自主性。微博正在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之一，它的兴起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专业主义壁垒”，在直接发掘新的议题的同时，也从传统媒体那里“抢”走了部分议题设置权。众多新闻事件体现了这一趋势，例如，网民王凯第一时间在新浪微博上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的现场照片，短时间内被数千名微博网友转发;山西尘肺病矿工钟光伟用手机700多条微博讲述维权遭遇……这些微博内容都曾经引起传统媒体议程互动。微博议程设置实质上是不同主体对于议题核心观点的解读和传播，议程设置的主体由单一逐渐走向多元，议题来源也由上至下转变为平行、纵横相交错。议题的设置过程中又体现了“丛林法则”，当焦点的事件、焦点的发言自发形成后，滤去了媒体把关人的环节，用户在转发和评论中，各种观点碰撞在一起，并相互磨合，深刻的观点会由其他微博传播者以跟帖或深度讨论的方式在微博传播结构图谱中，不断置顶出来，不为其他传播者接受的观点将会在竞争中被淘汰、淹没，就像丛林中的树木，树林中总有一棵树长得最高大、最能吸收阳光，而有的树木因为吸收不到阳光而死亡。观点推出后，某些作为事件的参与者、见证人或知情者的网民所的揭露社会现象、挖掘社会问题的帖子，常常成为网络舆论的源头，话题对共同兴趣者的吸附，有益于共同兴趣者彼此交流，互相促进，建立群体感，逐渐成为网民视野中的重要议题，经过转载、评论等环节，成为二级或多级传播的过程，也引发了议题的交叉传播。在广州垃圾处理问题的发展过程中，网络舆论的力量是强大的，主要是该议程顺应了民心，城市垃圾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是百姓最关心的议程。微博舆论的自主选择机制在议程选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力量，能在第一时间把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提升到社会共同关注的层面，把握议题选择的主动权。微博日益成为公众传递信息、表达意见、评论时政、释放情绪的一个主要渠道，对传统媒体和社会大众议程设置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意见领袖与蒲公英效应。意见领袖又叫舆论领袖，是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等在20世纪40年代最早在《人民的选择》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这些意见领袖是活跃在人家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对于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和观点，有部分受众会积极接受，并加以再传播，这些人即为意见领袖;而另一部分人则主要依靠与这些意见领袖的接触来指导自己的行动。[2]在传统人际传播中，意见领袖扮演着中介者的角色，在网络时代，更高效更广泛的传播模式赋予了意见领袖更多的意义，与传统媒介相比，意见领袖产生的范围更广、更具有草根性的特征，互联网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发表自己观点的公共空间，人们享有信息传播的发送与接收权，互联网时代意见领袖影响舆论、引导舆论的能力越来越强，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如今，被誉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的微博开启了互联网媒介新时代，它的兴起与繁荣，既为传统意见领袖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又为新兴意见领袖的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3]微博意见领袖在舆情事件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他们信息成为舆论的源头，他们通过微博转发和评论，可以将某一事件迅速推至舆论高潮。
作为自媒体的代表，微博赋予了草根群体全新的话语权，微博对公共事务的传播中，在众多的互联网围观、舆情进程中，意见领袖有新的特点。虽然微博上的信息具有碎片化的特征，表面上看来，意见领袖的声音容易被海量的信息所淹没，用户是在一个相对宽松和分散的环境下传播信息，但是这并不代表微内容的信息对一个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没有作用。相反，在微博传播的环境中，意见领袖既维持了一定的权威性，也表现出一定的亲和力，改变了传统环境中公众仰望意见领袖的局面，微博强化了分散信息的组合和集中，微博上的意见领袖除了具有网络媒体的特征外，在微博传播中，具有信息传播的蒲公英效应，即人人都可以利用短小便捷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在一个社会热点的事件中成为意见领袖。微博舆论在辐射范围广的情况下，又遵循“适应法则”。当意见领袖一个话题时，这个话题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向外界散播出去，每一朵蒲公英的种子离开母体后，若找到合适的土壤，就会生长，开花后又会形成多个蒲公英向外扩散，如此循环往复，将信息先后辐射到各个角落，以达到增强意见领袖影响力的作用。如果某个议题蒲公英遇到合适的土壤，能引起他人的兴趣，他人可以通过转发和评论功能，让种子生根发芽，自主地选择评论、转发出去，而他的粉丝也会看到这个话题和评论……只要议题受到足够的评议和讨论，这个循环就会一直持续延伸，关注的人数越来越多，舆论所生长的土壤越肥沃，效果越好。被转发的微博又会形成蒲公英进行裂变式的传播过程，使话题得到最大限度的传播，而最早话题的人所要表达的信息和观点，也传达到世界的角落，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得到了提升。而如果话题传递出去，没有遇到合适的土壤，即话题不能引起粉丝和其他用户的关注，就会在信息中掩埋、消亡。
舆论监督范围更广。微博作为一个信息快速发展和舆论聚集的动态媒体，可以轻松地实现信息的传递和舆论的聚集，在信息传递过程中，让用户随时随地了解到世界每个角落发生的事件，倾听到世界的声音，丰富了用户的使用黏度。截至2011年12月，中国的微博用户已近3亿，成为互联网用户增长最快的群体，庞大的用户群体下，用户和接收信息的范围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进一步扩宽了舆论监督的范围。刘建明教授提出，无数个人的意见在“场”的作用下，经过多方的交流、协调、组合、扬弃，会比一般环境下快得多的速度形成舆论，并有加速蔓延的趋势。而构成舆论场的主要因素是同一空间人们的相邻密度和交往频率较高，空间的开放程度较大，空间感染力或诱惑程度较强，具备这些因素往往可以在这一空间形成舆论场。[4]微博传播者构建了精神空间相互对话探讨的舆论场，在信息传播的环境中，传播者的转发、评论、“@+”功能使信息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中得以传播，并在思想的碰撞中形成对某一事件的核心观点和看法。微博提供了便捷平等的发言渠道，成为舆论监督新阵地，丰富了民众表达的渠道，有益于还原民众的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等权利。正是有了微博的舆论监督，才让“开房局长”在网民的围观中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因为有了微博的推动力，才掀起了全民打拐的浪潮，“郭美美事件”引发了国民对中国慈善机构积压已久的质疑，致使多家慈善机构作出回应，推出公开透明的捐款管理信息网络查询平台。微博给予普通民众平等的话语权，提供社会判断的思想参照系，微博正在改变社会传播生态，推动社会进步。
微博言论具有平民化的特征，微内容更多的是体现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海量的信息符合人性的逻辑结构，其内容既有自己关注的新闻实事、各类资讯，还可以展现自己的心情、观点，体现了个体活生生的生存状态，传播者之间透过微博看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普通人，所以传播的范围更广，加上人们自主的情感的影响，让舆论监督的力度更具有人性的特点，微内容的价值含量决定了其传播深度和广度，对社会非公平正义的监督，在舆论传播中价值日益凸显。
舆情影响力汇集增大。公众可以利用微博发表自己的看法、意见，监督政府行为，并建言献策，对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机制、运作模式产生重大的影响。微博言论以主题的多元化、议题的广泛化，使民意表达更直接、更充分，能有效地表达和反映出不同利益的需求，推动了公众管理的进程。“微博问政”打破了传统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出台方式，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官员利用微博搜集民意、在线与公众交流，微博成为人大代表们搜集民意、了解民情的重要渠道，影响力汇集增大。中国社科院在京的《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1)》数据显示，2010年至少有155起影响力较大的社会舆情热点事件，政府舆情事件占比达到60%，而个人舆情事件的占比也在不断升高，占到14%。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兴起，使社会舆情发生了很多变化，网络舆论成为体现社会人心的巨大的力量，微博使民意表达的聚集性升温，促使一个事件、一个观点成为公众议论的话题，并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进而将其提上议程。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网络舆情特别是微博舆情对公共事务的影响会越来越深远，从宜黄事件、郭美美炫富事件极富戏剧性地风生水起，到日本核辐射引起的抢盐风波、中石化天价酒、局长开房直播、“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件、归真堂事件等微博传播事件，都是微内容引发的舆论浪潮和舆论累进到一定的程度，就有可能引发社会的共振。
综上所述，微博舆论已成为塑造当下社会舆论生态的重要力量，它的生成和传播规律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对微博舆论规律的深入研究有助于社会舆论的健康发展，有助于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的提升。（来源：《新闻爱好者》杂志 文/殷俊 何芳 编选：）
参考文献
[1]田卉，柯惠新.网络环境下的舆论形成模式及调控分析[J].现代传播，2010(1).
[2]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M].陈德民，叶晓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592.
[3]宋好.微博时代“意见领袖”特点探析[J].今传媒，20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