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专业相比，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具有一个突出的特色，即很强的现实性。然而，中国哲学史却首先表现为一种历史形态，因此，历史上各个哲学家之思想的本真意义到底是什么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针对现实感极强的思政专业大学生而言，“中国哲学史”教学过程中必须对历史上各家哲学思想的本真意义进行适度的现代转换，否则，该门课程就不可避免地会使学生因为它只是历史知识的传授而产生一定程度的隔膜感。问题在于如何进行适度的现代转换?我们认为现代转换的前提是真正把握中国古代哲学家之哲学思想的原始意义，通晓其本真精神。达到这个目标，要求课程讲授者首先对哲学家的思想进行一个还原化的工作，即对历史上哲人的思想进行反观、还原，最大限度地接近其所思、所想、所欲、所求。而这需要课程讲授者真正进入古人的内心世界，通过“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事实上，在了解哲学家之哲学思想的本真意义之前，所展开的所谓现代转换工作是缺乏根基的，由此也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的现代转换。本真意义指向历史本身，保证的是历史的延续性;现代转换指向的是当代社会，强调的是历史的变异性。两种工作同等重要。因为没有变异的中国哲学史缺乏现代眼光，其优良传统因此会陷于故步自封而失去现实性;而没有延续的中国哲学史忽视中国哲学本性，其现代转换也难以令国人从心底接受。举例来说，讲到孔子之“和”的观念时，在课堂中就可以与当代的和谐社会建设联系起来，而谈及孔子的和谐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表明在他的思想里，和谐并不排斥差异，而是必须以之为前提;他讲“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则可视为以礼乐为和谐的外在制度安排;他提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可以看作仁德为和谐的内在道德理性。［3］这种讲法，既可以使学生看到中国哲学史上孔子的原本思想面貌，又不至于使他们感到其思想只存在于古代，而缺乏对其现代意义的感受。事实上，一定程度的现代转换也是中国哲学向前发展的必然路径。众所周知，中国哲学在历史上主要是以经学形态存在的，而中国哲学史却是以近代意义的哲学形态登场。经学与哲学虽然存在交集，但是一为古、一为今的二者之间的张力也是天然本具。消解此种张力，无疑也需要处理好本真意义和现代转换的关系。
二、信仰与知识的关系
作为中国哲学史之主干的儒学，在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就成为中国人行为处事的指导思想，所谓“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即清楚地表明了这一事实。宋明理学产生后，儒学更是成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本原则。在一定意义上说，儒学就是中国古人的信仰所在，直到晚清，康有为仍然大呼立孔为教，即昭示了这一信仰在中国曾经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后，除少数现代新儒家中的人物，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儒学已经不再是信仰，而转变为一种历史知识。那么，当代社会是否有信仰教育呢?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质上就是一种信仰教育。高校思想理论教育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想通过教育的途径灌输给学生，使之从知晓与理解到认同与接受，然后升华为信念信仰，最后化为行动指南和精神动力”。毋庸讳言，当代大学生处于极度的信仰危机中，他们大多把信仰概念过度狭隘化，从而简单地视之为宗教行为，而不能理解精神追求也是信仰的一种，由此造成信仰缺失，甚至反感精神信仰的灌输。在这种形势下，思想政治的信仰教育，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等，就显得更为重要。在为思政专业讲授“中国哲学史”时，就要摆正曾经是信仰而今已是知识的儒学与当代国人的信仰对象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诚然，儒学的一些观念是国人挥之不去也没必要完全去除的，但不能因此在课堂上教唆学生放弃当代信仰对象马克思主义、背弃党和政府，那样做的后果是非常危险的，甚至会导致影响国家稳定和发展的严重后果。
三、继承与批判的关系
研究目的及意义(冒号)：施蒂纳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人物和逻辑终结者，他的代表作《唯1者及其所有物》第1次全面的批判了费尔巴哈甚至是启蒙思想以来的古典人本主义逻辑，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在现代性的语境中第1个自觉地消解形而上学的人，而且他直接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传统的思想史教学中，施蒂纳被贬为1个小丑式的浅薄理论家，虽然国内目前有个别学者深刻地认识到了施蒂纳的重要意义并作了简要的分析，但这种不受理论界重视的情况仍未完全改变。我的研究试图对施蒂纳的代表作的理论特色及其思想对费尔巴哈、马克思等当时各种哲学的巨大影响进行阐述分析以及对其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当代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进行浅要发掘。
研究计划(冒号)：立足现有资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纳的代表作《唯1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内容与理论逻辑，同时参照早年和现有学者对施蒂纳的研究成果(如张1兵《回到马克思》中对施蒂纳的研究)，然后进1步寻找分析施蒂纳反对形而上类本质思想的当世影响，以及他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及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
章节目录
1.施蒂纳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绍
(1) 施蒂纳其人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
(2) 施蒂纳代表作《唯1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 施蒂纳的理论观点及对其分析。
2. 论施蒂纳的当世影响与冲击
(1) 施蒂纳思想对当时各种哲学(重点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
(2) 施蒂纳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响。
3.施蒂纳思想的后世意义(冒号)：分析施蒂纳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后现代思想的相似性。
1. 施蒂纳与克尔凯郭尔
2. 施蒂纳与尼采
3. 施蒂纳与阿多诺
4. 施蒂纳与后现代思想
4.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冒号)：
施蒂纳《唯1者及其所有物》，商务馆89年版
张1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大出版社2019年版
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南大出版社2019年版
张1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3联书店2019年版。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馆1982年版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商务馆1992年版
尼采《权力意志》商务馆98年版
尼采《偶像的黄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馆2019年版
赵敦华《西方现代哲学新编》北大出版社2019年版
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谭培文《唯物主义如何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总第39期
崔子修《利 己 主 义 与 自 我 实 现———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施蒂纳利己主义批判的1个视角》，《探索与争鸣》
1、论文题目(冒号)：中国上市公司效绩评价体系的探讨
2、课题研究的意义
我国上市公司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截止2019年底，我国上市公司已达到1174家，总股本超过5050亿，其中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 328亿，市价总值高达5.55万亿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8%，约有股民6800万人，约占城镇人口的40%,资本市场规模越来越大。据统计，截止 2019年底，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10547亿元，实现利润1519亿元，分别占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32%和63%，国有上市公司已成为我国各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在国有资产质量上，上市公司已成为优良资产的富区，同时上市公司也成为中国人投资的主要领域。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上市公司不仅会得到更大更快的发展，而且会显示出更重要的作用。但也不 可否认，在我国上市公司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1些问题(冒号)：1是上市公司整体业绩下滑，竞争力下降，据资料反映，2019年我国上市公司加权平均每股收益为0.1369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1.0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5.53%,比上年同期下降22.55%,有151家公司亏损,亏损面为 12.67%，较上年又进1步扩大;2是部分上市公司内部违规现象严重，据了解，2019年有100家上市公司因各种违规问题而受到证监委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查处;1些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严重失真，虚增业绩，大肆“圈钱”，极大地打击了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信心;3是2级市场投机行为盛行，1些机构操纵股价，牟取高利，严重地扰乱了市场秩序。为了解
决我国上市公司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就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有效发挥政府的监管职能和社会的监督职能，加快建立上市公司的优胜劣汰机制，全面净化证券市场的环境。要实现这1目标，有效的手段之1是建立上市公司的效绩评价体系。
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对我国国有企业制定了效绩评价制度，并正在逐步推开,但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还没有建立这项制度，所以本文的研究是有实际意义的。
3.本文研究的内容
本文拟从4个方面探讨上市公司效绩评价体系的建立。
第1部分主要从6个方面阐述建立我国上市公司效绩评价体系的意义，这6个方面是(冒号)：
(1)有利于国家对上市公司的监管
(2)有利于推动上市公司建立科学的约束和激励机制。
(3)有助于对上市公司经营者业绩的全面考核。
(4)有利于引导上市公司的经营行为。
(5)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的形象意识。
(6)有助于投资者的理性投资。
第2部分主要从3个方面论证建立我国上市公司效绩评价体系的可行性。这3个方面是;
(1) 国有企业效绩评价工作的顺利进行，为上市公司开展效绩评价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 我国上市公司现有的基础比较好，更适合效绩评价工作的开展。
(3) 政府有关部门、投资者、和上市公司比较支持上市公司开展效绩评价工作。
通过上述两个部分的分析论证，说明我国建立上市公司效绩评价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第3部分是本文要研究的重点。提出上市公司效绩评价体系的设计方案。设想从5个方面构建上市公司效绩评价体系框架。这5个方面是(冒号)：
(1) 全面阐述和分析效绩评价体系6个基本要素的内容、作用。
(2) 重点研究效绩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是效绩评价的核心，初步思路是参照国有企业效绩评价体系指标体系，结合上市公司现状和特征，设计上市公司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权数配置。
(3) 确定评价标准采用行业标准和评议参考标准。
(4) 制度评价方法。评价方法考虑采用工效系数法和综合判断法。
(5) 提出组织实施的方法。建议在起步由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第4部分是实例分析。运用本文设计的效绩评价体系对某1家上市公司2019年度效绩进行评价。
关键词：哲学专业学习；人文学科；思维能力训练；理论素质培养
北京市教委2017年1月4日了《2016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详解了2016年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报告》显示，有91所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超过90%，而在本科及以上就业中，哲学专业的就业率最高。为此，《光明网》特刊发评论员文章《哲学何以成为就业率最高的专业》，文章分析了其中的主要原因：“首先，哲学是非常典型的具有长线学习逻辑的学科，与很多专业不一样，它的精准就业一一‘从事哲学研究’，事实上是以博士教育打底的。所以，选择哲学专业的人会有更长的深造预期，而就业率统计是包含深造率的，即考研和读博同样归类于所在教育阶段的‘已就业’类别。”“二来，哲学是人类文明最早熟的学科之一，几乎是人类一切学科的母体，也表征着众多学科的价值归宿。”文章最后指出：“这两点，可看成‘哲学就业率最高’的解释，换个角度，也是对‘如何选择专业’的回答，甚至可以对‘怎样判断人生选择的得失’有所启发。”这个看似肯定哲学专业的结论却是存在很大疑问的：第一，真的是因为考研和读博归于“己就业”类别而使得哲学专业的就业率提高？第二，选择哲学专业真的与“怎样判断人生选择的得失”有关吗？由于《光明网》的评论员文章流传甚广，看似也回答了人们心目中的“哲学何以成为就业率最高的专业”这个问题，因此这里有必要对此加以澄清。
大学哲学专业的性质定位问题
哲学专业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定位究竟如何？根据即将出台的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哲学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15），“哲学类专业属于人文学科，又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密切相关。作为基础性学科，哲学对公民素质培育、民族精神塑造和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创新，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哲学类专业培养具备扎实的哲学专业基础知识、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能够运用哲学思维认识、分析理论及现实问题的能力，良好的人文基础和自然科学素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宽广的国际视野，良好的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能力，善于合作的团队意识和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的专门型或复合型人才。”这表明，哲学专业属于人文学科，哲学专业培养应当以塑造理论思维能力和良好人文与自然科学基础为主要目标。这样，大学哲学专业的性质定位就很清楚了。
首先，哲学专业是一门人文学科，而不是技术学科。所谓“人文学科”（Humanities），是指不同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中主要包括了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还包括宗教与文化等，总之这些都是与人作为个体的存在所需要回答的问题或必须解决的问题为主要热莸摹R虼耍哲学作为人文学科，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问题。这些问题都与现实的经验生活距离较远，也与人作为社会存在所需要的生活条件等现实问题相距甚远。这就意味着，哲学专业培养的目的并非为了职业的需要，也不是为了满足社会上的某些特殊岗位的需要，而是为了培养具有健全思维能力和深厚文化素养的理论人才。哲学专业的毕业生除去哲学专业的基础知识外，还必须具备以下的基本能力：（1）创造性地学习哲学专业知识的能力，（2）将所学哲学理论和思维方法用于处理具体问题的实践能力，（3）能够以哲学思维方式进行理论研究的创新能力，（4）较强的专业文献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5）较好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
创造性地学习，是指能够融会贯通地理解所学到的哲学史和哲学基本原理，并能够用这些知识去解释哲学上的重要问题，学会从理论上把握哲学基本观点和思想，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辨别和分析一切哲学理论和观点。要做到这些，的确需要超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分析论证能力。这些能力不仅可以用于解释所有的哲学理论，更可以用于解释一切理论观点，因为理论思维和分析论证原本就是锻炼人们思维能力的重要内容。当这些内容被用于解决现实的实践问题，就成为哲学专业培养所需要的实践能力。抽象的理论思维与严密的分析论证，经过哲学专业的严格训练，就可以成为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也是我们能够推进社会进步和思想变革的重要方式。因此，哲学专业训练就是要使学生熟练掌握思维上的抽象能力和论证上的推理能力，能够以哲学的思维方式从事理论创新和观念创新，为新思想的形成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和能力锻炼。显然，这些都与学生毕业后所要从事的职业无关，而是与他们走入社会、进入工作后所要面对的问题有关，与他们将来要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的事业有关。这才是哲学专业的毕业生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
其次，哲学专业虽说是属于人文学科，但与文学、历史以及艺术等人文学科不同，这个专业更多承继的是逻辑的思想训练和理论的概念分析工作，突出对已有哲学思想和理论的剖析考察，强调对逻辑论证的细微入理，提倡对哲学观点的思想阐述。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哲学专业教学中贯穿始终。或许有人会问，这是否意味着哲学专业完全是一门阳春白雪的学问，或者说是一种纯粹精英培养的方式？其实，细想一下，这不过是哲学专业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并不完全是少数人才能掌握的专业。相反，逻辑思维能力和概念分析的训练恰好是我们从事任何问题研究时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试想，如果我们无法从一个具体的经验现象得到对相近事物的普遍认识，如果我们无法对一个概念的使用形成观念或想法，我们如何能够从中得到教益呢？逻辑思维是帮助我们能够形成正确判断的基本方法，尤其是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形，如何能够通过分析梳理形成对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的正确理解，这就需要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哲学专业学习正是要培养学生具备更强的逻辑思维能力。
从概念到判断再到推理，这是我们通常了解的认识活动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概念的形成和理解是我们得到判断和进入推理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这就需要对概念的意义和用法作出清楚的界定，了解概念的内容和出处，并能够恰当地使用概念形成判断和推理等。对概念意义的澄清，始终是学习推理论证的第一步，也是构成推理的重要内容。只有当我们可以正确地理解概念内容，可以恰当地运用概念的时候，我们才能形成合理的判断和有效的推理。例如，对于“人”这个概念的意义和用法，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这个词，就会产生不同的判断和推理。抽象地使用这个词，就意味着不考虑语境和用法，就会导致很不同的结果。这就意味着，任何概念的使用，首先需要对概念所出现的判断或句子有清楚的说明，只有在这些判断或句子中才能真正理解概念的意义。孤立地使用概念或对概念的用法提出问题，都无法真正理解概念的意义。这些都是逻辑思维训练中的基础，但却是我们在日常思维中经常出错的地方。哲学专业学习就是要反复训练这样的推理能力。
哲学专业教育在对这种能力的训练中，主要采用的方法就是对写作能力的培养，通过论文写作检验逻辑思维能力是否得到了培养。论文写作是哲学训练的综合性考查，其中包括对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纳，也包括对重要观点的提炼和分析，特别是对自己观点的逻辑论证和对重要文献的使用。这些都必须通过文字的方式加以表达，辅之以口头陈述和讨论等。由此，哲学专业的培养方式应当包括这样一些重要环节：文献阅读、难点讲述、问题讨论、观点论证、文章写作、文章推敲和修订。由于思想观点的形成必须借助于文献的阅读，而对观点的表达则需要严密的逻辑论证方能成立，这样文献的阅读能力和观点的表达能力是需要着重锻炼和培养的。应当说，这些能力培养并非只有哲学专业的学生所需要的，而是所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都必须具备的。但哲学专业教育更强调把这种能力作为一种专业能力加以锻炼和培养。这如同音乐是人类共同的爱好和朋友，但把音乐表演和创作作为一种专业来培养却是专业的音乐学院所要做的工作。哲学专业就是如同音乐专业一样，是对人类共同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的专门培养。
必须特别说明，哲学专业培养的目标并非哲学家，更不是思想家，而是从事哲学专业教学和研究的专门人才，以及具备以上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从严格意义上说，哲学家和思想家从来都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由时代造就的，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大学的哲学专业既不可能也o意培养哲学家或思想家，只能致力于对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的文献阅读和知识学习，掌握更多以往人类的文明和文化。这就意味着，哲学专业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成“名”成“家”，而只是为了使学生能够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更好地运用逻辑分析和理论思维能力处理更为复杂多变的情况和问题。因此，哲学学习是一种思维能力训练，也是一种培养学生能够更好地成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的方式。
哲学专业学习对未来生活的影响
《光明网》特约评论员在分析“哲学何以成为就业率最高的专业”这个问题的原因时，提及深造率被归为就业率统计的问题。的确，哲学本科专业毕业生的深造率（包括读研、考博和出国等）一直比较高，许多毕业生选择深造，为自己的未来发展打开更为宽阔的道路。这恰好说明哲学本科专业学习的重要特点，即哲学专业不是为了传授某个特定的知识体系，或者培养某类专门的人才。换言之，哲学专业学习不是一种职业教育，而是一种特殊的素质教育，或者说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通识教育。
这里的“通识教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素质教育，如目前各高校开设的各类通识课程。哲学作为一种通识教育，是指“哲学”的本义就是使人变得更为智慧的学问。我们知道，“哲学”本身并非智慧，而是对智慧的热爱和追问。早在20世纪初，当哲学专业从日本引入中国之后，哲学教育就被当作哲学学习的主要内容。很多大学的哲学系甚至就直接称作“哲学教育系”，如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即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哲学教育被李达、潘光旦、冯友兰等哲学家看作是哲学专业的重要内容。如今，在各师范类院校以及其他大学中设置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最初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为核心内容的。一些师范院校的哲学专业就是根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发展出来的。由此可见，哲学教育原来就是哲学专业的本义，哲学专业就是以培养学生掌握能够更好地寻求智慧的方式为目的的。所以，自从哲学专业设置以来，哲学专业本身并无专门的技术和知识需要传授和掌握，而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更好掌握人类一切知识去做好准备，是为了使学生具备在一切知识中分辨真假对错的能力，是为了使学生武装自己的头脑，以便能够对一切问题提出分析判断和形成理论观点。一句话，就是为了使学生有一颗求真之心和理性大脑。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总是误解哲学是“无用之学”的问题了。
的确，从功利和实用的角度看，哲学专业属于“无用之学”。不仅如此，一切人文学科都应当属于这样的“无用之学”，因为它们都不能给人直接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也不会传授某些专门的知识或技术。它们只是关乎人的精神世界，关乎人类自身的认知方式，关乎个人的人文素质培养。这样，包括哲学专业在内的人文学科都是仅仅与人的精神世界相关，与人类和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相关。进一步说，如果说历史、文学、宗教、艺术等学科还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些专门领域的知识的话，哲学专业则基本上不提供这样的专门知识，而只是帮助学生训练自己的理论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虽然哲学专业学习也要了解大量哲学史和各种哲学理论观点，但掌握这些内容并不是哲学专业学习的最终目的，它们不过是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能力培养的训练手段，类似于数学学习中要做的大量习题一样。所以，死记硬背地掌握哲学史的知识并不是哲学学习的主要目的，甚至不是最好的方式。相反，掌握这些知识是为了从历史中发现规律，通过对各种哲学理论观点的分析，更好地训练理论思维和逻辑推理的能力。这才是哲学专业学习的最终目的。
既然哲学专业学习本身并不是对某个具体学科领域知识的掌握，而是一种思维训练，这样，哲学专业的毕业生就有了更大的空间去选择自己进一步发展的领域，并在自己所选择的领域中更好地运用在哲学专业中所得到的能力训练。所以，哲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中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时，更多会选择非哲学专业，其中既有与哲学专业密切相关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也有关系较远的自然科学或实用学科等。而最后选择哲学专业作为自己进一步发展方向，或许更有机会从事哲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也说明，为什么哲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有比较高的深造率，而哲学专业毕业生的深造率被纳入就业率也就顺理成章。
另一方面，哲学专业学习是否能够有助于学生未来人生发展？其实这个问题与哲学专业学习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通常会认为，哲学是一门爱智慧的学问，所以能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人生，考察人生，过上更好的生活。的确，苏格拉底说过：“未经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似乎是在暗示，只有通过哲学的思考才能了解人生的意义。从广义上来说，哲学的确可以并且总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但哲学专业学习与此不同。正如我们每个人都会热爱音乐，这是人之常情，但要把音乐作为专业来学习则是另一回事情。严格地说，哲学专业学习不是直接地考察人生的意义，也不是对智慧的追问，而是为更好地考察人生的意义做好准备，是为更好地追问智慧而锻炼自己的能力。所以，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哲学专业本身并不培养哲学家，而是培养哲学研究者，是培养有可能成为哲学家的候选人。
一、目前我国高校哲学教学现状分析
我国高校哲学教学始终是伴随着哲学研究展开的，哲学课堂既是传播哲学思想的场所，也是提供最新研究成果和开展哲学讨论的场所。哲学教学工作基本上反映了哲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哲学教师既是授业解惑的学生导师，更是不断探索的哲学研究者。这样，我国的哲学教学就充分体现了哲学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课堂教学工作内容的鲜明特点。
基于这个特点，目前我国高校哲学教学呈现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第一，注重哲学史的系统学习，提供完整的学科史背景。
重视对哲学史的学习，是哲学教学的一个突出特征。正如恩格斯所说，哲学学习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要了解历史上的哲学思想。我国哲学教学历来重视哲学史的讲授。目前，几乎所有的哲学系或哲学本科专业教学都把哲学史作为专业基础课程。这些课程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伦理学思想史、宗教发展史、中外逻辑学史、中西美学史、科学哲学史等。每个学校根据各自的情况，分别制定了这些课程的学时数和具体要求。
第二，注重原著选读课程，开设经典专题研讨。
学习哲学史必须从阅读哲学原著入手，这基本上是国内哲学教学工作的一个通常做法。为了强化哲学史的教学效果，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哲学家们的思想，每所高校的哲学系都开设了原著选读课程，包括哲学的各个二级学科都有原著课程。有些高校还围绕一本原著开设了多门课程，由不同教师讲授。围绕原著学习，有些高校还开设了专题研讨，极大地帮助学生理解原著。
第三，强化导论学习，夯实学生专业基础。
哲学导论性课程基本上是各高校哲学系必开的基础类课程，也是哲学专业教学的第一课内容。各高校哲学院系在该课程上根据自身的优势特色，开设了各自不同的导论类课程。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开设“哲学素质培养”和“哲学入门”，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开设了“哲学导论”和“批判性思维”，北京大学开设了各类导论课程，主要包括“哲学导论”“伦理学导论”“宗教学导论”“科学哲学导论”等内容。
第四，课程设置多元化，突出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79所拥有哲学本科专业的高校都能够完整地或比较完整地开设哲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和专业方向课程。某些历史悠久、基础扎实、队伍强大的高校哲学院系还为学生开设了许多选修课程，丰富了哲学专业的教学内容，扩大了学生的学术视野，特别是为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具有学术前沿研究成果的学术研讨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极大地满足了学生的学术要求，提供了为他们未来从事学术研究奠定基础的很好平台和方法论指导。有些学校还专门在小学期中开设了国际前沿课程，邀请国外著名哲学家前来讲学和研讨，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推动了我国高校哲学教学工作的国际化进程。
第五，注重对学生的层次培养，努力提高学生的学术水平。
随着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越来越强调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哲学教育在高等教育素质教育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许多高校哲学院系都为全校学生开设了诸如“批判性思维”“哲学入门”等通识类课程。有些条件好的学校还为学生开设了固定的专题讲座，普及逻辑思维训练，传播哲学基本理念。同时，哲学专业教学则开始走向层次培养的道路，不少高校开始施行本硕博连读的模式，或者在本科生中直接挑选优秀人才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北京师范大学开始实行的本科新生导师制，就是为了能够在本科新生中尽早发现专业人才，重点培育，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发展提前做好准备。
以上特征反映的是目前我国高校哲学教学中的主要成绩，集中代表了国内哲学教学的普遍水平。应当说，我国的哲学教育目前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比较集中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哲学专业属于国家控制专业，因而其数量发展在客观上就受到了一定限制。目前，全国拥有哲学类本科专业的高校只有79所，其中，具有宗教学专业的高校仅有8所，具有逻辑学专业的高校仅有3所，具有伦理学专业的高校仅有1所。这个数量与哲学专业在国家教育体制中的地位完全不符，与哲学学科在国务院学科分类中的地位也无法符合。
第二，由于哲学专业的特殊性，即高度的理论性和思辨性，导致哲学专业在招生、培养和就业等各个环节都无法得到学校和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这使得哲学专业的培养工作受到了极大影响，更是危害了哲学专业在社会上的正面形象。
第三，由于公共政治理论课程与哲学专业的某些课程存在高度重合的现象，这导致了哲学专业的本科学生在校期间要完成的总学分基本上超过了150分，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学生的课业负担，使得他们没有更多时间读书和思考。而某些重复性课程，也导致学生对专业理论课产生了一些疲惫甚至厌烦的情绪，这都严重影响到学生的专业学习效果。
当然，这里提出的三条一定是挂一漏万，以往提出的许多突出问题依然存在，仍待解决。我们希望在充分尊重哲学专业特殊性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保证哲学专业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应有地位，充分体现哲学教育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二、2013年哲学教学改革热点问题分析
2013年我国高校哲学教学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主要是各大学哲学院系在哲学的教学理念上得到了提升，在哲学的通识性和专业性、基础性和高层次等关系上达成了一些共识，在哲学专业学生培养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推进。综合对各高校哲学教学改革的具体调查了解，我们可以把2013年哲学教学改革热点问题分析如下。
第一，哲学通识教育地位的提升和存在的困难。
目前，许多高校都开设了哲学通识课程，对于提升哲学教育的地位和人文素质培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2013年，围绕通识课程的讨论引起了哲学教师们的关注。这主要体现在：
一方面，哲学导论课程是否可以在高校设立为公共必修课，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有些高校认为，目前学校已经对全校学生开设了公共政治理论课程，没有必要增加开设哲学导论课。这种看法较为普遍，主要原因是对哲学这门学科的性质没有清楚的定位，此外在教师配备上也存在一定困难。也有些高校非常支持在全校范围内开设哲学导论课程，并已经实行了多年，如中国人民大学等。还有的高校开设了“西方文明通论”“中华文明通论”等全校公共必修课程，其中也包括了部分哲学内容。
另一方面，如何对待批判性思维课程也成为不少高校讨论的热点之一。2013年6月，北京市逻辑学会和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联合举行了“批判性思维课程建设专题研讨会”，与会学者对如何理解批判性思维以及如何建设这门课程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有学者认为，批判性思维之所以是教育的解放力量，是因为它能创造知识和合理决策。中国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内容取决于教育目的和教育对象的性质，应当以问题为先导，通过灵活的教学程序，将各种辩证式、教练式、研究式、实践式的教学方法围绕问题配套运用。此外，批判性思维教育的不仅仅是学生，也要培养教师的新型形象，即苏格拉底式的、教练式的认知活动主持人。中国的批判性思维教育需要努力扩大和提高，一是需要扩大开展这门课程教学的高校数量，二是要提升教学质量。因此，需要增加那些对学生理性培养和多样文化发展必要的素质内容，同时要使用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法来教批判性思维。这样的改革是必需的，又充满了困难和挑战。为了真正改善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能力，走向自立和复兴，首先的努力方向，应该是在人才培育体制中加入对学生分析、综合、写作的能力要求，以及培养有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教师上。
也有学者不认同将批判性思维这一概念过于泛化，而是强调要将其与创造性思维、辩证思维加以区分，要对批判性思维加以限定，批判性思维的概念应更窄些，它主要关注的是日常逻辑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需要逻辑训练的过程。不同专业的逻辑思考能力具有一般的可比性，GRE测试的就是这样有一般可比性的逻辑思维能力。大学逻辑教育分为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通识教育目标应是提高受教育者的逻辑思维素养，作为通识课必须有专业知识含量，包括必要性覆盖逻辑知识和选择性覆盖逻辑知识。
还有学者指出，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属于不同层次。批判性思维不是一门专门学科，而是一种方法。此外，批判性思维教育应该理解成是一种“哲学教育”。“哲学教育”体现的就是一种批判性思维的精神。批判性思维是教育中重要的一环，哲学和逻辑在批判性思维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哲学专业教育与社会就业需求之间的关系。
由于哲学专业的特殊性，学生毕业后就业始终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长期以来，各高校哲学院系都在为哲学专业毕业生努力寻找就业出路。近年来，由于哲学专业本科生考研比例增加，研究生读博或出国留学的比例也逐年增长，哲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似乎有所减缓，但其严峻形势依然存在。如何走出就业困境，成为哲学教育中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大家提出的有效途径大致有这样几种：
首先，扩大学生的学习领域，注重学生的技能训练。课程设置上，尽量增加一些与哲学专业相关的课程，比如文史类和政治社会类课程，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有利于他们毕业后得到较好的工作。在技能训练上，主要强化学生的写作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尤其在政治和社会热点分析方面和论辩技巧方面加以特别训练。
其次，加强哲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或者与社会用工单位联合开展学生实习，帮助学生在实习期间展现个人能力，争取就业机会。比如在逻辑学领域，除了现在已经具有一定发展的逻辑学与数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法学、心理学等学科交叉之外，通过领域逻辑教育，使逻辑学能进一步与医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领域结合，在更多层面上体现领域逻辑的价值，从而为学生开辟更多的就业空间。在这方面，中山大学走在了前面。
第三，哲学教育的层次性要求势在必行。
随着通识教育的普遍开展，哲学教育进入通识教育已经成为定局。但如何处理哲学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哲学通识教育的度，却仍然是哲学教育中争论的热点问题。
按照传统的哲学教育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是哲学导论中的基本内容。许多高校的哲学导论课程，就是由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承担的。然而，近年来哲学导论课程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新的教案和课程内容纷纷涌现。特别是诸如“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出现，完全改变了传统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内容的哲学通识课程。有学者认为，在当今的中国哲学教育中，我们仍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哲学通识课程的主导内容，以保证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有的学者则认为，可以考虑按照不同学科的要求调整哲学通识课程内容。比如，“批判性思维”课程主要以逻辑学教学为核心内容，“道德推理”则主要以伦理学教学为主体，而“美学美育”则主要由美学专业教师完成，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哲学通识课程的特点。
有学者提出，美学教学必须分成三个最基本的层级，即哲学、文学艺术和一般美育。美学教师则相应具有不同的知识储备和特长，即哲学美学、艺术美学和大学美育教学。在当代中国大学美学师资力量普遍匮乏的状况下，如何兼顾这三个层面，是美学课程建设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四，哲学教育如何为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服务。
哲学作为时代的精华，不仅来自于时代，同样需要对时代的发展产生作用和影响。当今中国的哲学教育离不开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这是哲学界的共识。然而，如何使哲学教育为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服务，其作用的形式和影响的方式是什么，是大家争论的话题。有学者认为，哲学对社会的作用总是间接的，甚至是批判性的，因此，哲学教育的意义在于为学生提供批判的思想武器。有的学者则认为，哲学不能躲在象牙塔中作自我沉思，应当走入社会，与社会和时展同呼吸共命运。哲学教育中涉及的某些学科甚至可以直接与社会行业结合，一方面为行业发展提供思想和理论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某些领域的发展定向培养后备人才。比如，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在科技政策领域可以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特别是在公共政策方面提供理论支持和帮助。同样，美学专业也可以与文化创意产业联合，为国家的文化建设提供更多的思想支持。
三、2013年哲学教学改革难点问题分析
通过上述热点问题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热点问题同样是教学改革的难点问题，这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综合对各高校情况的调查了解，我们对2013年哲学教学改革难点问题做出以下分析。
第一，“马工程”教材的使用问题。
在党中央和教育部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简称“马工程”，下同）在教材编写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已经出版了哲学类教材多部，在国内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虽然这些教材的编写工作都是由各高校的哲学教师完成的，但我们却发现，完全采用这些教材作为课程指定教材的学校很少。经过了解，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其一，虽然目前有各类教材可供选用，但哲学教师较少使用教材授课，通常的教学大纲主要依据以往已经形成的传统内容，也不愿意对这些内容做出修订和补充。其二，哲学教学的特点之一是教师通常根据哲学家的经典原著授课，这是引导学生进入哲学思考的主要方式，而教材体例的结论性陈述多于思想的论证，简单的判断代替了对问题的思考，导致学生也不愿意使用教材。其三，目前国内哲学教育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外籍教师加入哲学教学队伍，也导致了国内编写的教材（不仅仅是“马工程”教材）无法在课堂上被采用。
党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要求高校必须落实“马工程”教材的普及和使用。这就为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贯彻好中央精神，是我们当下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二，自然辩证法课程与科学技术哲学课程的关系问题。
目前，在哲学本科专业中，以“科学技术哲学”课程代替了过去的“自然辩证法”课程；在研究生课程中，仍然开设“自然辩证法”课程，但学时数由38学时调整为16学分，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内容上都减少了一半，对该课程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虽然教育部组织了多次专门培训，在具体教学工作中仍然存在诸多困难。例如，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教学大纲的内容，如何通过这门课程真正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如何使该课程不仅仅是一门哲学课程，更是一门跨专业的交叉课程，等等。这是大多数从事该课程教学的教师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第三，文本阅读与通俗讲授的关系问题。
目前，各高校哲学院系在本科哲学教学中都非常重视指导学生经典阅读，这是哲学教学的基本方式之一。但同时，由于教学工作的需要和学生理解程度的差异，课堂上的通俗讲授也是必不可少的授课环节。
虽然有不少教师可以很好地解决文本阅读和通俗教授的关系，但许多教师仍然无法摆脱陷入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大家都知道文本阅读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又知道无法用文本阅读完全取代课堂讲授，而这样的讲授往往又弱化了文本阅读的重要性。目前，许多高校的哲学院系鼓励学生自主形成文本阅读的读书会或读书班组，但由于缺少教师的必要指导，往往又使得这样的读书会流于形式。
第四，大班授课与小班研讨的关系问题。
哲学教学的特点之一是启发性讨论，学生围绕教师提出的问题展开辩论，但这样的教学在目前的大班教学中很难实行。因此，我们呼吁增加更多的小班教学。
由于师资分配和工作量安排等方面的原因，目前在高校哲学院系要真正实行小班教学和研讨非常困难。首先，小班教学需要配备更多的哲学教师，但由于哲学专业在高校中往往属于弱小学科，学校很难支持更多教学岗位。其次，小班教学需要增加更多的工作量，但目前哲学教师的工作量都能够保证，他们对增加工作量没有更大的动力。第三，小班研讨需要教师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这对许多教师来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目前情况看，许多教师很难达到这个要求。
关键词：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国际比较
2009年以来，南京大学施行“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努力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教育，这使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升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南京大学哲学系积极开展国际比较研究，深入分析欧洲和美国6个世界一流哲学系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对哲学专业人才培养国际发展趋势、国内大学哲学系存在的差距和不足等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进而通过有针对性的改革，努力缩小差距、弥补不足，在进一步优化完善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一、世界一流哲学系的人才培养理念与举措
在此次国际比较研究中，南京大学哲学系收集、分析了欧洲、北美和东亚十余所大学哲学系的本科生培养方案，重点是欧美6个世界一流哲学系：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剑桥大学哲学系、牛津大学哲学系以及哈佛大学哲学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这6个哲学系所拥有的哲学传统迥然不同，但研究表明，它们在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和举措方面却高度趋同。
1. 不过分强调哲学的专业性，鼓励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复合
牛津大学哲学系明确指出，“在本科生层次上，把哲学作为唯一的学位对象进行学习是不可能的”。虽然没有同样的文字表述，但其他5个哲学系都认同这一理念，并结合自身的传统与实际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鼓励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复合，提高本科生的跨学科竞争力。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在单独的哲学专业之外，与其他学科相结合，设立若干哲学辅修专业。在这个方面，牛津大学的“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PPE）项目、哈佛大学的“心脑与行为轨迹”（Mind， Brain and Behavior Track）项目非常有代表性。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则坚持德语世界的悠久传统，要求本科生必须选修两个专业，其中哲学专业所占比重最多不能超过75%。虽然剑桥大学哲学系明确不提供类似的辅修专业，但它要求哲学专业本科生在第三学年选做古典学专业或神学专业的论文，从而在事实上进行了学科交叉。
2. 以能力培养为核心，重视论文写作
以重要的哲学问题及其答案为主体的哲学知识，当然是哲学系本科生需要掌握的学习内容。不过，与系统完整的知识掌握相比，这6个哲学系显然更加看重学生能力的养成和提高。这些能力包括：理解哲学著作和复杂现实问题的能力;符合特定哲学传统的分析能力和论证能力;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能力。作为注重能力培养的一个集中体现，它们都高度重视（学位）论文写作：都有辅导论文写作的制度安排，英语世界的4个哲学系主要依靠导师辅导，而德语世界的2个哲学系则有专门的写作与论证课程;英语世界的4个哲学系把高质量的毕业论文或竞赛获奖论文作为以优等生毕业的必要条件，而德语世界的2个哲学系则为学士学位论文赋予更高的学分，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主修哲学毕业需修满120学分，学士学位论文计10学分，海德堡大学哲学系需修满180学分，学士学位论文计12学分。
3. 以模块化的课程群设计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鼓励哲学专业本科生进行跨专业的交叉复合培养，必然导致学生学习需求的多样化。那么，如何在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与相对有限的课程资源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呢？这6个哲学系的共同选择是模块化的课程群设计，即将部分或者全部专业课程划分为若干课程群模块，每个课程群模块包含1门或多门相关课程，以供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需要和学业规划进行模块选择。柏林洪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将所有专业课程都划分进特定模块（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种），其中选修模块主要根据研究方向（相当于国内的一个二级学科或若干相近二级学科）进行设计;每个模块都有自己特定的课程形式和考试形式，并且是按照模块而非课程进行总体考核。英语世界的4个哲学系则主要是对高年级的选修课程进行模块化设计。
4. 以高强度的课程研讨激发学生的学习主体性
就课堂教学的形式而言，这6个哲学系的专业课程都分为两类：以教师讲授为主的讲座课（Lecture/Vorlesung）和研讨课（Seminar Discussion）。在德国，后者还会细分为初级研讨课（Proseminar）和专业研讨课（Hauptseminar）。两类课程的分布规律是：研讨课多于讲座课;越到高年级，研讨课的比例越高。不仅如此，6个哲学系都对研讨课作出了非常完整细致的安排，学生只有完成大量的课前准备和后续工作（其所用学习时间通常是上课时间的2～3倍甚至以上），才能跟上课程进度，进而修完课程，获得学分。因此，尽管6个哲学系对学生的专业学分要求都不高（略低于国内哲学系要求），但学生的学习压力却很高，课堂表现也更积极主动，其学习主体性得到了很好的激发。
5. 完善的导学机制助力学生成长
由于对学生入学不设置任何专业门槛，所以，这6个哲学系都设立了完善的导学机制，帮助学生尽快进入专业学习状态。低年级的导论课、高年级的辅导课和某种形式的导师制是它们的共同选择。一提到导师制，人们就会想起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似乎只有它们才有导师制。其实，除了实行学院寄宿制的前述三所大学哲学系外，其他3个哲学系也都实行某种形式的导师制，安排专门的导师为学生提供学业和人生指导。此外，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还把参加专业学术俱乐部作为导学机制的一个补充部分。
6. 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引导学生提升能力
培养目标决定考核方式。这6个哲学系都以能力培养为核心，均采取了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的能力掌握与提升。传统的闭卷考试依旧存在，但主要是写小论文，以考察学生对特定哲学问题的理解、分析和论证能力。在德语世界，这主要用于模块结业考试;在剑桥大学哲学系，这主要用于每年春夏季的学年（阶段）结业（升级）考试。对于大多数课程，6个哲学系采取的都是综合评价方式，即对平时表现（出勤率和课堂发言情况）、课程报告、作业或课程论文等分别赋分，然后按照比例合成最终分数，以对学生的学习态度、知识掌握、能力掌握等形成综合评价。在综合评价中，一个学生要想获得高分，就必须全程参与、积极思考、主动表现。
二、国内哲学系与世界一流哲学系之间的差距和不足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哲学系即开始新一轮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探索。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教育部所属重点大学哲学系已经基本实现“破旧立新”：“破旧”就是破除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前苏联模式对国内哲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消极影响;“立新”就是以英美世界一流大学哲学系为主要参考对象，初步确立了新的、与国际发展趋势相一致的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此次国际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尽管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国内一流哲学系与世界一流哲学系之间依旧存在不容忽视的差距和不足。
1. 僵化封闭的哲学专业观念破而未除
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国内哲学系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具有十分明确的专业观念，即强调哲学是一个与其他专业不同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学说体系，因此，在实际的培养模式设计中，总是习惯于各自为政，画地为牢，在哲学与其他专业之间树立起了一道人为的、难以逾越的“藩篱”。此前几十年走的弯路已经充分说明，哲学是一个具有独立性的专业，但它绝不是一种可以脱离思想知识体系其他部分的孤立存在。经过近20年的反思，这种僵化封闭的哲学专业观念已经被打破，但并未被彻底根除，其突出表现是：哲学至多愿意与文学、历史学这两个相关学科进行有限的交叉融合，这连古典时代“文史哲不分家”的水平都没有超过！就更不用说与其他社会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生物医学、认识科学等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了。而与后两者的交叉融合恰恰是当代哲学发展的重要策源地。
2.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未能完全落到实处
任何好的人才培养模式都是以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专业人才为目的的。这就要求人才培养模式不仅要把学生发展放在中心位置，更要落到实处。国内哲学系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无疑都承认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重要性，但关键在于落实不够到位：只是在方案中承认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但并未能够制定出切实有效的措施，为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提供保障;对论文写作在哲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估计不足，因而未能为学生的论文写作提供专门的帮助与辅导;教学方式依旧以教师的课堂讲授为主，研讨性、互动性不足，未能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主体性;未能制定完善的导学机制，为学生的学业发展和人生发展提供全程、全方位的帮助，等等。
3. 课程设计的观念依旧落后，课程体系落后于教学改革和学生发展的需要
世界一流哲学系更多地是根据人才培养的需要进行模块化的课程群设计。相比之下，国内哲学系的课程设计考虑更多的还是教师教学的需要和便利，而非人才培养的需要，更多还停留在单一课程的层面上，而没有上升到课程群的高度。如此设计出来的课程体系，自然与教学改革的需要以及学生日益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距离。
4. 考核评价方式还比较传统单一
近年来，国内哲学系也在积极引进、推行综合评价方式，但往往因为教师缺乏足够的培训，未能熟练有效地运用这种评价方式，或导致评价流于形式，或导致评价不够客观准确，引发学生不满，其结果要么是无法继续推行，要么是变成形式主义。因此，国内哲学系目前的考核评价方式还是以传统的闭卷考试为主。于是，学生的学业情况还是依赖期末的几张试卷进行评价，而占据学分成绩榜首的也还是那些善于记忆的学生（特别是女生）。这显然与哲学学习评价的实际不相符合。
三、关于进一步推动国内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若干思考
2009年以来，南京大学哲学系顺应南京大学“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大势，比学赶超世界一流哲学系，在进一步优化完善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我们特将这些经验与思考简要汇报如下，以供国内同行参考。
第一，只有在学校层面人才培养模式整体改革的条件下，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才是可能的。对于具体的哲学系而言，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总是相应学校总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哲学专业中的体现。对它的改革必将涉及到总的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些基本理念和基本制度安排。事实上，如果南京大学不推行全面的“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提出要彻底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我们的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不可能启动的;即使我们有非常强烈的改革意愿，自发强行启动改革，改革也不可能持久，更不可能彻底。
第二，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要从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基本理念的改变入手。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不管从社会需要的角度看，还是从哲学专业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发展看，除了专业的哲学研究工作者外，哲学专业还应当培养那些具有较高理论思维能力、能够从事复杂现实问题分析或理论宣传工作的交叉复合型人才。一旦在这种基本理念上实现彻底改变，纲举目张，我们就能在顺利实现一系列重要观念的调整，把交叉复合人才的培养、学生的能力培养等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
第三，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应把新型课程建设作为主要抓手。近年来，慕课、微课、翻转课堂、新生研讨课等一系列新型课程形态被陆续引入国内，在教师和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客观上激发出了改革热情。在南京大学整体推进这些新型课程建设的进程中，我们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积极引导、推动教师进行新型课程建设。通过推出一批新课程，淘汰了一批老旧课程，以循序渐进的方式稳定地实现了课程体系的优化和升级。
关键词：语言学专业知识；语义直觉判断；专名指称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795（2014）02-0017-008
在当代语言分析哲学中，直觉似乎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纵览文献，哲学家普遍诉诸直觉以构建理论学说、做出论证阐析。譬如，克里普克的历史一因果学说、Recanati的真值条件语用学以及Borg的语义最小论（刘龙根，2010，2013）等影响甚远的理论无一不是建立在直觉之基础上。与直觉相符的理论往往被认为是合理的、可接受的，而与直觉相悖的理论则被视为错误的或不可接受的。为此，美国哲学家JonathanWeinherg慨叹“脱离了直觉，分析哲学看来就不成其为分析哲学了”（2007：318）。
对直觉的广泛依赖，集中反映了传统哲学研究方法的本质一一坐而论道式的思辨。然而，近年来这种哲学论辩方法逐步受到了挑战。尤其在分析哲学阵营内“实验哲学”（experimental philosophy）异军突起，一批年轻的美国分析哲学家不再端坐在摇椅上沉思，而是走出书斋，像自然科学家那样运用系统的实验方法，深入探究人们对语言哲学、心智哲学及道德哲学等领域内重要哲学问题的看法。其中一项既颇具开拓性又极富争议的研究是关于专名指称的实验研究，正是该项研究引起语言哲学中的实验转向。
1、研究背景
众所周知，当代语言哲学中有两种经典的指称理论：弗雷格、罗素等倡导的描述语理论o（descriptiontheory）与克里普克、普特南等创立的历史-因果理论（causal-historical theory）。描述语理论的核心是专名与描述语相联系，专名的指称就是那些满足相关描述的个体。换言之，专名等于一个或一些特定的描述语（陈嘉映，2003：293-303）。克里普克（1972）强烈反对描述语理论，认为专名绝不等于某一个描述语，并通过如下关于“哥德尔”的思想实验批驳描述语理论：人们一般认为哥德尔是算术不完备定理的发明者，假设事实上该定理由一个名为施密特的人发明，但因某种机缘巧合哥德尔将这一成果窃为己有并公之于众。按照描述语理论，当人们使用“哥德尔”这个名称时，他们事实上指的是施密特，因为施密特是唯一满足“算术不完备定理的发明者”这一描述的人。然而，这一结论似乎与人们的直觉格格不入。克里普克由此拒斥描述语理论，提出了历史一因果学说，认为专名的指称由与该名称有关的历史一因果链条决定，人们使用“哥德尔”谈论的就是哥德尔，而不是施密特（Kripke，1972：83-84）。
半个世纪以来，语言哲学家围绕这两大指称理论孰对孰错争论不休，各执一词。而来自美国的几位哲学家Machery，Mallon，Nichols和Stich（2004）另辟蹊径，采用实验方法为这场理论争鸣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他们将问题的焦点由指称理论本身转移到哲学家在论证过程中或直接或间接地依赖的个人直觉之上，并质疑是否所有人都拥有与哲学家相同的直觉。借鉴克里普克关于“哥德尔”的思想实验，他们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以香港大学和罗格斯大学的本科生为受试，研究他们关于专名指称的直觉。结果表明，中国学生倾向于用“哥德尔”指称施密特，而西方学生倾向于用其指称哥德尔，即东方人与西方人具有不同的语义直觉；而且同一文化群体内的语义直觉也有着较大差异。于是他们得出结论：克里普克的思想实验引发的语义直觉不为人们所共有，他对描述语理论的反驳并不被广泛接受。分析哲学家的个人直觉判断看来缺乏普遍性，并不一定可靠；因而，“哲学家必须全面革新研究方法”（Machery et al.，2004：10）。显然，这一实证研究是对传统哲学研究方法的革故鼎新，引起学界异常激烈的论战。
此后，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Machery等人的研究结果进行检验和批判，力图探讨直觉的跨文化差异究竟是真正的直觉上的差异，抑或由实验设计的缺陷所致。目前，针对其最初实验方案，学者们提出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主要包括受试的母语和二语语言水平的差异（Lam，2010）、说话者指称和语义指称的模糊性（Ludwig，2007；Deutsch，2009）、认知视角模糊性（Svtsma&Livengood，2011）、语言直觉与元语言直觉的混淆（Marti，2009）、普通大众直觉的不可靠性（因而应该倚重专家的直觉）（Devitt，2006、2011、2012；Ludwig，2007：Hofmann，2010；Williamson，2007、2011）等。随之，Machery及其同仁从理论和实验两个角度对各种质疑系统地做出回应，继续坚持原有立场（如Mach-ery et al.，2010；Maehery et al.，2009；Maehery，2011、2012：Weinberg et al.，2010等）。
在上述争鸣中，关于专家直觉与普通大众直觉孰更可靠的争论尤为激烈。特别是Devitt、Ludwig、Hof-mann、Williamson等哲学家提出所谓“为专业知识辩”（expertise defense），认为专业知识可增强直觉的可靠性，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的直觉比普通大众的直觉更加可靠。在当下语境中，专家主要指受过系统的有关哲学和语言学的专业训练、具有哲学和语言学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人，如哲学家、语言（哲）学家，甚至哲学、语言学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普通大众常指非哲学、非语言学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少数研究中指路人；可靠则意味着直觉能经得起推敲与检验。
Devitt一直对基于直觉的传统哲学研究方法颇有微词，力主将科学方法引入语义学研究，因而他赞同Maehery等人凭借实验手段来挑战传统的研究套路。但是，在应当以谁的直觉为基准的问题上Devitt却同Maehery等人发生了龃龉。他认为，选取普通大众作受试，以他们的直觉为理论依据的做法是错误的；相反，实证研究应该检测专业人士的直觉，因为他们的指称直觉更直接相关，也更为可信（Devitt，2012：5）。与Devitt不同，Ludwig（2007）坚决捍卫传统哲学研究方法，认为那些调查普通人关于哲学议题的看法的实验结果对坐而论道式的概念分析方法形不成任何挑战。在他看来，哲学思想实验是一项反思性活动，旨在引发人们关于恰当运用某一概念的潜在知识，这种知识正是直觉或直观判断（Ludwig，2007：135）。一般而言，思想实验涉及实验者和受试，其成功实施依赖于双方准确理解实验要点所在，而唯有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实验者和受试才能够满足上述要求。同样地，专家的直觉受到Williamson（2007、2011）与Hofmann（2010）的青睐。他们一致认为，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既能够更加准确地区别相似的概念从而避免将其混为一谈做出错误判断，还能够有意识地摆脱不相关因素的影响进而提供更加可靠的数据。
然而，“为专业知识辩”这一主张遭到了Weinberg与Gonnerman等人的反驳，他们从多个角度仔细考察哲学专业知识的构成要素，认为哲学研究不可与其他领域的研究相类比（Weinberg et al.，2010）。在诸如医学、气象学等领域，专业知识和训练可能会使专家的直觉判断更为可信。然而在哲学研究中，由于思辨活动本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哲学家缺乏来自外界就其在思想实验中的直觉判断的有益反馈；而且没有其他任何一个领域的研究人员像哲学家那样依赖直觉。因此，他们从根本上拒斥“为专业知识辩”。
除此之外，语言哲学文献中亦不乏实证研究结果与“专业知识增强直觉的可靠性”这一观点相悖的例子。譬如，Machely（2012）通过实验发现，语言学专业知识对不同领域的语言学家产生不一致的影响：语言哲学家和语义学家多拥有历史一因果直觉，而社会语言学家、人类语言学家、历史语言学家多拥有描述直觉。据此，Machery认为拥有语言学专业知识并不能提高语义直觉的可靠性，专业知识一定程度上使得专家们彤成偏见。然而，Machery的研究存在一个问题，即研究所用问卷材料中出现了一个专名（Tsu Ch'ungChih）和两个自然种类名称（lemon，mantup），而人们关于这两类名称的指称直觉是否一致仍待研究，故将二者一并讨论所得结果令人生疑。
综上，Machery等人的开拓性研究引发了语言哲学界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产出累累硕果，亦不断遭到质疑与挑战。专家直觉与普通大众直觉孰更可靠尚无定论，“为专业知识辩”亟需得到更多经验证据的有力支持。此外，迄今学界关于专业知识对语义直觉影响的研究均从西方学者的视角出发、以西方人为受试，鲜有研究专门针对语言学专业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东方人的语义直觉。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调查问卷手段，考察中国大陆受试关于专名指称的直觉，探究语言学专业知识与语义直觉的关系，以期为本研究领域做出贡献。
2、研究设计
2.1 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①语言学专业知识对语义直觉有无影响？
②语言学专业知识是否可以提高语义直觉的可靠性？
2.2 研究对象
本实验研究对象为随机选取的96名中国大陆学生（硕士、博士研究生）和语言（哲）学家，其母语均为汉语。其中，36名学生为上海某两所高校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具体包含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美文学、英汉翻泽等下设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经过若干年本、硕（博）阶段英语语言学相关专业课程的集中训练，均积累了一定的语言学专业知识；另外36名学生来自上海地区几所大学计算机、数学、物理、经济管理等专业，这些受试除了学习过一些公共英语课程之外，未曾研修过任何与语言学相关的课程，也未接受过与语言相关的专业训练，因而基本不具备语言学专业知识；另有24名受试为第八届中西语言哲学“夏日书院”系列学术研讨会的与会专家和学者，他们长期从事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研究，掌握了系统的语言（哲）学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下文中将这些受试分成三组，分别命名为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组（简称专业学生组）、非外国语言文学专业人t组（简称非专业人士组）和专家组。
2.3 研究工具
本实验使用的研究工具为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两部分：专名指称问卷及受试背景调查问卷。其中第一部分，参考已有文献中“哥德尔”及“祖冲之”的故事（Machery et al.，2004，2009；Machery，2012），并对其进行改编，以使其内容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见附录）。每个故事后设有两个问题：关键问题和干扰题，且故事一的关键问题设置采用了直接提法，故事二的关键问题则采用间接提法，以便更好地捕捉受试关于专名指称的直觉。无论哪种提法，关键问题后的选项A均符合描述直觉，而选项B符合历史.因果直觉。为了收集更多有关受试对故事材料和问题的理解的数据，在每道关键问题后配有一个受试对自己所给答案的把握程度的五点量表（“完全没有把握”、“没有把握”、“不确定”、“有把握”、“十分有把握”）；在故事二的关键问题之后还划有横线要求受试填写判断理由。正式发放问卷之前，对20名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硕士生和计算机专业的博士生进行了调查，预测问卷材料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在分析预测结果和受试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对原始问卷进行了修改和调整，使故事材料和问题表述更为清晰准确、简洁明了。
2.4 数据收集与处理
数据整理时，由于部分问卷未填写完整或干扰题回答错误，剔除了15份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81份：专家组22份、专业学生组27份，非专业人七组32份。作者将81份有效问卷编码后对关键问题的答案进行赋值。根据惯例，本研究集中报告有关历史一因果直觉的数据，故关键题选A（描述直觉）得O分，选B（历史-因果直觉）得1分，每个受试所得分值范围为0～2分。最后将实验数据逐一输入计算机，利用数据分析软件SPSS 16.0和Excel 2010对其进行描述统计和分析。为了考察语言学知识对专名指称直觉的影响，对专家组、专业学生组、非专业人士组三组数据进行一元方差分析，以检测三组之间是否有显著性差异。此外，本文间接测量直觉的可靠性，即通过计算分析每组受试得分的标准差来观察其组内差异的大小；若某组组内差异较小，即该组受试的直觉的一致性较高，那么该组受试的直觉就较为可信。
3、结果与讨论
具有语言学专业知识的专家和学生与没有语言学专业知识的普通学生关于专名指称的直觉到底有何异同，这一问题可以从对三组受试相关数据的描述统计与分析中得到答案。根据表1，专家组平均分最高，专业学生组均分次之，非专业人士组的均分最低。三组受试标准差由小到大为专家组
为了考察表1中的平均值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从而确定语言学专业知识对专名指称直觉有无影响，采用一元方差分析（one-way analysis of vaFiaHce）方法对三组数据进行了比较。检验结果显示，F（2.78=3.329，p=.045.05、p=.079>.05），而专家组与非专业人士组组间差异显著（p=.019
上述结果表明语言学专业知识对中国大陆受试关于专名指称的直觉有影响，专业人士、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学生、非外国语言文学专业人士具有不同的直觉；而“语言学专业知识是否可提高语义直觉的可靠性”这一问题似乎未能得到完全肯定的回答。下文将结合受试背景调查问卷收集到的数据对研究结果做进一步分析与讨论。
首先，专家背景调查问卷中研究方向/兴趣一栏的结果（图3）显示，从事语言哲学相关研究的专家占55%，从事语用学、语义学研究的占18%，其余的专家从事语言学及语言与认知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在“最熟悉的语言哲学、语义学著作”一栏中，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克里普克的《命名与必然性》、不同作者的《语义学》（如莱昂斯、萨义德）、《语言哲学》（如莱肯、陈嘉映）等著作多次被提到。概括而言，本组受试在大致相同的研究领域中，阅读和钻研相关经典著作及文献。常年的积累与思辨使他们掌握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从业经验，培养了精确地分析概念、准确地运用概念的能力，在解决复杂哲学论题时能够尽量避免做出错误判断。针对本研究中专名指称这一经典哲学论题，相似的学术背景使他们做出大体一致的判断。相比之下，他们更多地拥有克里普克式的历史-因果直觉，认为在假定的故事情境下，当张华、李明使用专名“祖冲之”和“哥德尔”时分别指称祖冲之和哥德尔，而非张衡与施密特。
与专家组相反，如图4所示，参与本次调查的非外同语言文学专业人士大多是数学和计算机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共占85%），他们对语言学学科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所知甚少。在既缺乏语言学专业知识，又未掌握解决语言学相关々业难题的技能的情况下，他们对于所读故事中专名指称的判断更符合描述语理论，更加倾向于认为一个专名的指称对象就是那个满足某一（些）描述语的个体。因而，在他们看来，当张华使用专名“祖冲之”时实际指的是张衡，因为只有张衡唯一满足“实际上推算出至日的精确时刻（却不为张华所知）的那个人”这一描述；当李明说“哥德尔真是个伟大的数学家”时，他实际指的是“施密特”，因为施密特唯一满足“实际证明算术不完备定理定理的那个人”的描述，所以李明所说的话应该是正确的。如此，非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组受试给出的答案大多不符合历史-因果学说，故全组均分最低。
最后，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组的情况略有不同、由图5可见，一半以上的学生来自翻译（英汉笔译与口译）专业，另有部分组员来自英美文学和语言学学业（具体研究方向包括系统功能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少部分来自语言哲学专业。作为较高水平的英语专业学生，经过各种专业课程的学习以及在特定研究方向的训练与钻研，他们所掌握的语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多少理论上应该处于专家组和非专业人士组的中间水平。由此推论，该组受试作答时组内一致性也应该介于专家组与非专业组之间。然而，实际上该组的组内差异性最大，这一结果如何解释？Machery（2012）提出专业知识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形成偏见，进而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直觉判断，这一看法在此不无道理.就本组受试而言，在不同专业方向的学习和训练中，他们掌握了不同的专业理论知识与研究方法；面对某一语言现象或问题时，结合自身积累和经验给出相应的看法。然而，这些受试专业知识的掌握毕竟不及专家水平，他们还尚未形成专家那样坚定的理论立场，对于同一类型的问题或许不能给出完全一致的答案。藉此，不甚相同的专业研习背景和尚不坚定的理论立场双重因素使得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组的受试在回答关于“祖冲之”和“哥德尔”这两个原本属于关于专名指称的同一类问题时做出了不同的判断，致使该组所得数据呈现最大的变异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表明语言学专业知识的确影响语义直觉判断。具有丰富的语言学专业知识的专家、具有一定的语言学专业知识的学生与不具有语言学专业知识的普通学生在假定的故事情景中，对专名“祖冲之”和“哥德尔”的指称的直觉反应迥然不同统计检验一元方差分析结果证实了三组受试在对这两个专名指称的直觉判断上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异。对三组数据进一步两两比较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专家组与非专业人士组之间差异显著，表明这两组受试数据上的差异确实是由不同的实验处理引起，而非一些无关因素所致，在此研究中即是有无语言学专业知识所引起的系统差异。换言之，语言学专业知识的积累以及相关专业的训练使得专家更多地拥有历史一因果直觉；而非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大学生则更多地拥有描述直觉。
然而，关于专业知识能够提高直觉的可靠性这一看法，本研究结果尚不足以提供充分的佐证。假设一组受试掌握的语言学专业知识越丰富，他们对专名指称的直觉判断应该越趋于一致，组内差异性就越小，该组的直觉就越可靠；那么，只有当标准差――作为衡量可靠性的指标――的大小排序为专家组
4、结语
关键词:研究生哲学专业英语课程;专业与英语的结合;课程改革;教师考核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09)09-0103-02
一
笔者作为英语专业教师担任哲学专业研究生英语课程教学已经两年有余,在教学过程中,笔者逐渐发现,研究生专业英语课程的教学存在很多问题,如课程目标,实施手段,教材建设等等。关于这些问题已经有不少论文进行讨论。本文只探讨一个问题,以此为突破口,并提供一个自己的解决方案。
本文要讨论的是研究生专业英语教学这个最常见的问题:专业和英语分别是两张皮,无法有机结合。学哲学专业的英语水平不够,学英语专业的人哲学水平不够。导致的问题是,哲学专业老师担任专业英语教学,将重心放在专业内容的讲解上,复杂一点的原著语言自己都读不明白,遑论给学生讲清楚,学生受到的专业英语训练自然不足;英语专业的老师担任专业英语教学,则哲学理论修养不足,只能小心翼翼地在语言圈子内徘徊,学生对原著的提问一旦超过语言进入内容层面,老师就无法将理论问题阐述明白。笔者当年曾旁听过一门哲学专业英语课程,讲义是马克思早年未完成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英文版。当时的课程教师不是哲学专业的老师。笔者清楚记得该老师在整理这部著作的思路时遇到的尴尬。讲义中有这样一段英文:
Truth, the cognition of which is the business of philosophy, was in the hands of Hegel no longer an aggregate of finished dogmatic statements, which, once discovered, had merely to be learned by heart. Truth lay now in the process of cognition itself, in the long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which mounts from lower to ever higher levels of knowledge without ever reaching, by discovering so-called absolute truth, a point at which it can proceed no further, where it would have nothing more to do than to fold its hands and gaze with wonder at the absolute truth to which it had attained[1].
这段英文比较平易,理解难度相对较小。但是,学生问了一个问题:真理不再是既定教条的集合体,而是一个过程。这个观点在哲学史上有什么意义?往小处说,恩格斯在讨论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为什么要总结黑格尔的这个贡献?笔者清楚地记得,专业课程的老师当场傻眼,其他同学则在脸上写满了鄙夷。同样,在另一次哲学专业英语课堂上,哲学专业老师讲解《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的英文版。恩格斯专门用一段话讨论马克思的第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唯物史观。英文原文如下:
Just as Darwin discovered the law of development of organic nature, so Marx discovered the law of development of human history: the simple fact, hitherto concealed by an overgrowth of ideology, that mankind must first of all eat, drink, have shelter and clothing, before it can pursue politics, science, art, religion, etc.; that therefore the production of the immediate material means of subsistence and consequently the degre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ttained by a given people or during a given epoch form the foundation upon which the state institutions, the legal conceptions, art, and even the ideas on religion, of the people concerned have been evolved, and in the light of which they must, therefore, be explained, instead of vice versa, as had hitherto been the case[2].
恩格斯一气呵成,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含义讲得非常清楚。但是这位老师被复杂的句法彻底搅晕,最后直接要求同学去找官方译本对照阅读。他的要求引来学生毫不客气的白眼。
这就是研究生哲学专业英语教学的一个很大问题:课程老师无法同时解决自己的语言问题和专业问题,因此不是在语言上,就是在专业上遇到问题。更糟糕的是,在研究生扩招的情况下,大量老师也匆忙上马,专业课程出现老师语言能力和专业能力双重不过关的情况。
二
仔细思考,便能发现问题来自以下的未经反思与检验的错误认识:英语专业的老师认为,上课前浏览教材或讲义内的生词即可。没有生词,自己的阅读能力又强,讲解就应该没有问题。这个想法是十分肤浅有害的。因为一个英语词汇,你不认识它,你认为查阅字典后就认识了。但是这样你只是知道了一个词的名称(常常就是汉语翻译),而不是内涵。哲学不是经验科学,基础性词汇内涵很大,只知道一个哲学词用汉语如何说远远不够。例如, “metaphysics”一词,老师仅仅知道翻译成“形而上学”就远远不够,因为这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中和在西方哲学话语中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涵义。科任老师对哲学专业词汇的掌握如果不能从名称上升到涵义,可想而知他的教学经不起学生的任何发问。
认为只要没有生词就能胜任哲学专业英语教学,这种看法还有一个错误: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模式。如果老师不深入其中,接受熏陶,那么他的课程讲解就无法显示专业水准,出现理论表述的根本错误也不知道,尤其是概念混乱而不自知。比如黑格尔的著作《精神现象学》的序言是“论科学认识”,第一节和第一小节分别是“当代的科学任务”和“真理之为科学的体系”。 要理解序言,别的不说,先得知道黑格尔所讲的科学是什么东西吧。记得我在讲课过程中提到这本书时,就有学生问我“李老师,黑格尔是个哲学家,为什么一直在讲科学的问题?”这个学生的问题概念混乱而不自知的典型。这个学生理解的科学是自然科学,可能还有社会科学,但多半是社会科学。启蒙运动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自然科学逐渐确立自己的地位乃至霸权。但是在黑格尔的理论话语中,科学根本不是那种科学,尤其不是以数理逻辑为基础,借重试验的那种意义上的科学,而是对经验,常识的超越,是用辩证法构建的一种整体性体系性的把握精神历程的方式。可见,没有理论学习,出现概念的混乱是不容易被觉察的。
鉴于以上描述和分析的问题,笔者认为,哲学专业英语的课程应该实行改革,以提升课程老师的水准:
第一,对课程老师实行水平测试,以鉴定老师的英语水平。课程老师首先应该具备很强的基础阅读能力,能够从语言的角度,把专业课程的语言读清楚,说明白,杜绝直接用权威翻译取代英语阅读理解的做法。尤其是哲学专业课程教师,对文献很熟悉,在专业英语课程上,常常直接用讲解取代阅读。这些老师脑子里装的是权威的汉语版本,学生上课根本没有得到英语专业阅读的训练。经过鉴定,合格的老师应该在讲课的时候和学生一起,从专业英语中来,到专业英语中去,这样才能取得该有的效果。
第二,对课程老师(尤其是来自英语专业)提出专业理论素养的要求,熟悉理论体系和话语模式,明白基础性概念的内涵。通过这种要求,可以让老师跳出语言的圈子,进行理论的阐述和梳理,并回答学生的语言之外的问题,建立真正的课堂互动。比如,在讲解德国哲学家Hans Gerog Jadamer的著作《真理与方法》时,进行过理论学习的老师就能对这部著作的标题进行正确的解读:真理并不是近代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观,而是艺术作品揭示的真理;但方法却是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作者要证明的是:使用在近现代占霸权地位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我们没有办法获得艺术经验中的真理!作者想要证明,“科学认识不是我们认识世界和艺术经验的唯一方法,我们决不能以近代自然科学的认识和真理概念作为衡量我们其他一切认识方式的标准。”这种准确的理论话语能力是专业英语教师必须具备的。哲学专业研究生英语的课程教师如果在课程要求的压力之下,能获得理论修养和理论表达能力,那么这门课程的质量就会有很大提高了。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