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办学现状从幼儿园办学规模上看，总体呈现数量少、规模小的现象。黔东南地处黔岭深处，因交通和地理因素的制约，各项指标都保持着较低发展态势，因观念较为落后，基础设施欠缺，幼儿教育起步较晚，发展较为缓慢，从目前的统计上看，还是以民办幼儿园为主。单看统计数据，幼儿园的总数中县级以上和镇(乡)以下的比例基本持衡(见图2)，但是，黔东南16个县(市)，除去县城和市府所在地的街道，全州还有200多个县级以下乡镇，农村人口近300万。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现有的幼儿园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幼儿的入园需求。因此，大多数少数民族儿童基本上没有幼儿园的学习经历，思想意识稍微超前一点的家长，会在四五岁时提前将孩子送入小学学前班学习，但学前班的课程是幼儿园升入小学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其课程对于四五岁的幼儿而言，显然不适合。从教学课程与活动上看，幼儿园强调要以活动为主。具体分为区域活动(也称主题活动)、教学活动、生活活动和自由活动。在县以上幼儿园，特别是公立幼儿园和规模较大的私立幼儿园，基本没有课程一说，都是由幼儿园统一制定日活动计划时间表，再由教师个人拟定周活动计划和月活动计划，在幼儿园，已基本上看不到教材。但是在乡镇以下和一些规模较小的县城内幼儿园，因其基础设施和教师的水平有限，无法科学安排幼儿活动和自制教具，因此还是统一购买公开发行的幼儿园教材，教学活动也仅仅围绕授课和基本生活展开，形式较为单一，且缺乏地方特色。从民族文化课程上看，通过调查发现，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均使用国家统一出版发行的幼儿园教材，内容围绕大中城市幼儿的生活环境展开，现有课程内容脱离少数民族儿童的生活世界。根据统计，黔东南地区乡镇以下幼儿园各个年级学生少数民族所占比例达到98．8%，日常使用少数民族语言作为生活语言的学生达到76．4%，但教师在选择课程内容时较少考虑孩子原有的民族文化背景，致使学生在接受课程内容的过程中，游离于民族文化的环境之外。
(二)对民族文化资源与农村幼儿园课程开发的思考1.幼儿的文化安全与教育价值选择在全球化语境中，有关文化安全的讨论越来越吸引人们的关注，从最初热用于政治、经济的核心语汇，不断引伸到各行各业中。目前，对文化安全的解读普遍被认为是:“发达国家凭借其政治的优势，有意无意地通过文化帝国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的策略论，威胁着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的安全。”［2］在“2005年国际华人幼儿教育学术研讨会”上，幼儿的文化安全作为一项重要议题，得到了国际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就一般意义而言，文化安全是一个国家的价值体系，是本国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免遭来自内外部文化的侵略和颠覆，防止本国人民的价值观、思维与行为方式被他文化重塑或改变。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上，已形成了一套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思维与行为方式，直接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判断力。就我国少数民族幼儿教育而言，幼儿的文化安全并非是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而是充分结合幼儿的年龄结构特点与认知习惯，在以“多元文化教育”为出发点的前提下，制定正确的教育目标，选择科学合理的教育内容而实施的一种全纳教育。这种教育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幼儿能直观体验文化多元的生动性，在感觉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同时，能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其他文化，有效地实现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2.民族地区幼儿园园本课程的构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应根据所处的地理位置、民族文化特点、本园的基础现状，结合该地区教育的的状况以及本园幼儿的发展状况，开发具有本土文化特点的园本课程。园本课程的开发不能凭空想象，应该在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指导下合理开发。此外，园本课程的开发离不开专家的指导，同行的讨论，课程的试教与论证。只有充分正确掌握幼儿园的发展目标、原则，才能对园本课程的开发有全面的了解，才能做到科学构建。园本课程开发离不开地方文化。文化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如何结合民族和地域文化，合理选择、引用、加工，最后应用到园本课程中去，需要教育管理者和实施者深入社区和人们的生活中，从细节处观察文化对人们思维与行为方式的影响，并将文化与教育充分结合，开发出具有明显本民族文化的园本课程。同时，在园本课程的开发上，要认清特色课程与园本课程的区别，比如一些音乐、舞蹈、乐器、美术等特长班，不可否认有些是为了迎合市场需要或吸引家长眼球而开发出有特色的、以功利为目标的课程，这类课程只能开发幼儿的部分能力与特长，并不能实现幼儿的全面发展。如果以特色课程等同于园本课程，对幼儿园和幼儿的发展而言，其弊只会远大于利。
二、民族地区传统文化资源应用于农村幼儿园课程的实践及观察
黔东南州属多民族聚居地，以苗族侗族人口为主，苗族人口略多于侗族人口。为了解黔东南地区民族传统资源应用于农村幼儿园教育活动的情况，课题组选取了6个苗族聚居县和4个侗族聚居县，以每个县不低于5个镇以下的农村幼儿园课程为切入点，通过与专家和一线老师集体备课、听课、观察、说课，评课的方式进行调查实践实验，在以德育、言语技能、生活常识、手工与艺术、游戏与体育作为教育内容，将本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作为教育教材，分别进行观察并听课，重点将幼儿的注意、兴趣作为观察指标。
(一)课程活动的设计在将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应用于幼儿园活动的实践设计上，课题组把着眼点放在幼儿的文化根基上。幼儿的文化根基包括文化的本质基础和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前者包括本土文化传统和日常行为规范，后者包括外来文化以及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少数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并传承下来的习俗与文化，为少数民族幼儿提供了一个既定的文化环境，这成为现代少数民族幼儿教育的根源，它既是幼儿教育的丰富资源，也是该文化拓展和创新的起点;同样，在当下经济、信息高速交流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幼儿生活的文化环境复杂，相互的碰撞也较之以往更加频繁，幼儿的具体行为时时都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不同的文化在现实的生活中，都会转化成幼儿的日常生活内容。因此，在进行课程活动设计时，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框架下，以德育为中心，将德育融入各种课程中去(见图3)。
(二)课程活动的实施课程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没有既定模式，存在多变性和随机性特点。在课程活动的实施上，首先，我们以主题活动为主要实施方法，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安排授课，来实现民族文化应用到幼儿园课程中;其次，通过无意注意的安排，在区域活动中，通过贴画或者创设实景，让民族文化融入幼儿的活动中;再次，在幼儿的自由活动中，通过引导幼儿游戏，将传统体育与游戏融入学生的活动中。当然，各个课程不会孤立存在，在教育目标上也会有交叉。比如，在言语技能活动的设计上，在侗族地区农村幼儿园，选择这样一首儿歌。在该课程的设计上，以发展语言技能为教育目标，重点是培养幼儿团结互助的思想，在儿歌歌词中，又融入了生活常识，比如动物的认识，都是幼儿日常能见得到的东西，能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双语双文的结合使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少数民族幼儿因汉语水平低下的理解缺陷。
(三)学习效果观察通过观察，分别对比现代课程活动和民族课程活动，在54人的班级中分别将注意的保持和兴趣作为指标，注意的保持是在充分使用教具的情况下，尽量排除可导致幼儿注意转移的干扰因素，幼儿的注意保持贯穿于整节课的学生人数;兴趣主要是学生与老师互动的人数以及课后的检查与反馈。通过图4统计发现，现代课程对于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无论是注意的保持方面还是兴趣上，都稍低于民族课程，而这些特点在小班中尤为突出，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现代课程内容与幼儿生活经验脱节。比如在大班认识标志时，斑马线、红绿灯甚至宽敞干净的柏油马路这些内容都与农村幼儿的生活严重脱离，导致学生理解上的困难从而难提兴趣，因此注意保持时间较短;其次，现代课程在进行教授时，都是通过多次重复让学生强化记忆，这种方法下，多数学生得到的只是一个短时记忆，这些教育内容回归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难以再现，不能转变为幼儿的生活行动;第三，民族课程较现代课程而言，更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和参与的欲望，他们能通过经验习得参与到老师的教学中去。以游戏课为例，存在于民间的一些传统游戏通常会世代相传，虽说在细节上会有一些加工和改动，但大体上都沿袭着相似的内容并有着固定年龄的参与人群，将这些传统的游戏融入幼儿园的课程中，课后幼儿能够在社区、村寨得到拓展和实践，这有利于巩固和提高学生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也能激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三、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应用于农村幼儿园活动的反思
民族传统文化应用于幼儿园课程活动相关的研究并不罕见，但通过对现有的研究进行分析，内容上多是以民族艺术作为素材引进课堂;研究的形式都是一种理论研究;研究的人员多是幼儿园一线的教师。当然，一线教师在幼儿园的课程活动研究上，最具有发言权。但是，现有幼儿园教师总体水平偏低，特别是在教育理论的理解上缺乏较高层次的理解，因此，在提出的建议与意见上缺乏宏观思考。因此，将民族文化资源引进农村幼儿园活动，除了要有一线的直接经验外，还要有立体的教育理论思考。
(一)进行意识生态的多元文化教育对话“多元文化教育生态”是北京大学钱明辉教授率先提出来的，是用生态学视角来讨论社会现象。钱明辉教授认为，这种方法的独特之处在于关注个体与整体之间包括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能有效避免孤立看问题的弊端，一反过去只重视时间而忽视空间的做法。［3］进行多元文化教育的生态意识培养，能有效避免其他视角造成的“两极”对立，即过度开放接收，重视多元一体而忽视了多元共存;过度重视本土又会让民族文化陷入孤立和封闭。多元文化教育的意识生态化，社会整体的联系和不断交流和变化状态能将人们视为习惯的局限性揭示出来，能够引起人们对新的目标和结构的重新构想，从而得出一种最适合的社会形态。多元文化教育对话是一种对话教育，是一种平等的、互动的关系，而不是压迫和强制。进行教育对话，其目的是对面对的问题进行客观辨识，坚持价值中立，实现对彼此文化的理解。中国一体多元的少数民族格局，由人口最多的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每一个民族都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发展起来，每一个民族身上都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历史，每一个个体都有着某种文化特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格局中，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听到来自不同群体的多种声音，在对话中发现诉求，才能学会分辨，学会存疑，从而学会提问、学会表达。此外，通过对话，群体之间学会宽容、理解、接纳，才能实现和谐共处，才能增进潘光旦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安定和谐局面。进行生态意识的多元文化教育对话，能改变人们不再简单地从国家主义和地方主义、主流文化和特色文化的二元对立来看待问题，在进行课程构建的时候，就不再从制度化知识和非制度化知识的不平衡中寻找支点，而会站在一个较高的视角去审视国家、社会、文化、民族的整体性，从而发现生态学意义上的关联。
(二)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文化的构建与传承幼儿园文化是指幼儿园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淀和创造出来的，为其成员所共同遵循并得到同样的价值观体系、行为规范和共同的思想作风的综合，表现为幼儿园的“综合个体”［4］。进行幼儿园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首先要解决的是剥开文化的外衣，寻找到文化的核心，即价值观。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抑或是个人，要走发展的道路，都离不开文化，文化具有凝聚力的作用，是发展的核心动力。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要想在现代教育需求下健康发展，就必须走“民族文化兴园”之路。当然，在起步低、底子薄的农村幼儿园，要形成自身的文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要清楚地认识到，幼儿园文化绝对不是简单的买校服、唱园歌。幼儿园文化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外部文化，二是内部文化，三是制度文化。外部文化是幼儿园的空间物质形态，包括环境、设施;内部文化也可以称为精神文化，包括价值观、园风、园精神等，内部文化是幼儿园的灵魂和精髓;制度文化是规范和保障，包括规章制度、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是全体师生共同认可的规范体系。在三种文化中，外部文化是基础、内部文化是主导、制度文化是关键，三种文化相互依存同时也相互制约。进行幼儿园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要有明确的办园宗旨，要以高品质的教育质量作为追求目标，要以育人为中心出发点，以民主、开放、科学的理念和方法进行幼儿园管理。此外，还要注意主流价值观的传承与弘扬。这要求教育管理者和幼儿园管理者要有清晣的文化观，以诚信、合作、共赢的态度引领团队文化，加强对幼儿园教职工的培训与教育，不断践行主流价值观，让幼儿园文化成为师生的行动指南。
(三)开发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园本课程重构幼儿园课程，必须在多元文化教育的原则下重视幼儿文化的开发，要充分认识到学生的民族意识，在以本民族口头文学、历史人物、自然地理、风俗习惯、艺术、信仰等素材为蓝本的基础上开发园本课程。要充分重视少数民族幼儿的生活经验，使用少数民族幼儿最容易理解的教育方式，在进行主流文化与民族本土文化教育时要始终坚持“对话”，开发出具有典型民族特点又不失现代性的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园本课程。幼儿园园本课程，不是单一的内容那么简单，最为重要的是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所采用的教育方法。实施幼儿园园本课程，其多元文化特点要求教育方法必须以多样性、生活性为主，具体实施时首先应该在园本课程目标下进行文化分析并设立主题统整课程内容。众所周知，幼儿的认知能力有限，如果单以民族文化纳入课程中，没有进行加工、整合，没有充分认识学生的年龄特点就进行传授，这样的教学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应该在园本课程基础上，选择最有价值最适合的民族文化内容，结合幼儿的认知特点和年龄特征，设立中心主题来引领园本课程;其次，幼儿园本课程应该以活动为主要途径展开，在县级以上幼儿园，活动引领课程基本已是一种常态，但是在农村幼儿园，大多采用的是小学式的教学手段。开发园本课程时，要把教育手段和方法写入课程中，仔细考量学生的文化心理和学习方式，鼓励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都能以自己的学习方式来形成自身的经验体系。
(四)培养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师资当下，大中城市的社会转型已基本完成，在民族地区，随着城乡一体化格局的加快，农村幼儿园家长进城务工也越来越多。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农村的有线电视、网络、广播也深入多数人家。在这样一个格局之下，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层次的人们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高求。作为核心部分的幼儿园教师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教师发展的需要对幼儿园的师资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进行教师培养培训离不开资金的投入，教师学历水平的提高，改善教师的工作环境和待遇等等，但是对于广大的农村幼儿园，因为面积大、学前教育需求大、办学分散等客观因素，尽管国家不断加大投入，但是对于不断增加的需求，现有的条件仍然远远满足不了农村幼儿园的发展需求。培养少数民族学前教育师资，在客观条件面前，不能等、靠、要，要结合自身优势创造教师培养培训路径。所以开展地区间的学习对话是一条重要途径。在传统教育系统中，教师看似是核心角色，但真正拥有话语权的不是教师，而是教育行政管理者、学者，幼儿园教师始终处于知识权威的底层，特别是农村幼儿园教师。开展教师培养培训的地区间对话，是将教育的话语权交还给教师，通过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园与园，师与师之间的对话，形成灵感的交织，让思维产生碰撞，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交流。所谓地区间的学习对话，是在既定地理区域内，通过教育活动、实践、幼儿园发展等各个方面，就一些问题与同行们讨论，从对话中汲取他人经验，表达自己的疑惑，探索解决办法，从而得到提升。开展对话有直接对话和间接对话两种，可在园内和园外进行，对话内容可由横向和纵向进行，横向是跨越地区界线的对话，纵向是在教育各个领域内的人员，包括教育行政人员、学者和一线教育工作者。直接对话是通过人与人之间口流，间接对话是就某一问题参阅教育专著、论文以及网络的评论等等。
当前，在绝大多数人的概念和意识中，多元化的艺术教育理念和思想是一种标准的外来文化，但正如前文已经提及的，我国的现代民族声乐艺术，民族声乐教育从诞生、发展之初就具有鲜明的多元化特质，可以说多元化是我国现代民族声乐艺术与教育发展的肇端，但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在新的世纪，新的时期将这种思想和理念一直坚持继续秉承和发扬。总体来讲，我国现代民族声乐的发展与形成主要分为四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我国的民族声乐学科教育与建设还没有完全走上正轨，这时的民族声乐无论在教学和演唱上都受到传统民族声乐的深入影响，无论是在演唱方法还是作品艺术风格层面，如郭兰英演唱的《一条大河》、郭松演唱的《乌苏里船歌》、王昆演唱的《秋收》《南泥湾》等等。这时的民族声乐作品或改编自少数民族或地方性民歌，或源自戏曲曲艺的曲调，在演唱的处理与表现上也带有鲜明的传统民族声乐的唱腔和韵味。第二阶段是20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这一时期对于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来讲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因为很多特殊的原因我国的社会十分封闭，动荡不断，一切艺术都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但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却仍在夹缝中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和发展。由于极端的思想影响，在我们的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否定外来文化的思想，武断的否认一切外来文化的作用和价值，而一批早年有过欧美留学经验的声乐教育家则坚决的抵制这种思想，并与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主张我国现代民族声乐的发展必须走一条“土洋结合”的道路，这便是我国现代民族声乐发展史中非常著名的“土洋之争”。而随着我国社会动荡的结束，改革开放的开始，我国开始再次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而争论的结果自然是“土洋结合”道路的胜利。而这次争论的积极意义则在于从此明确了我国现代民族声乐的发展理念与发展防线，使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和教育重新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开始至20世纪末。这一时期我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也重新开始发展和完善，民族声乐也正式作为一种艺术学科进入了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因为我国的高等音乐教育一直完整的沿用西方音乐教育体制，因此，这时“土样结合”的音乐教育理念与思想在我国的民族声乐教育教学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和发展。通过以中国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为代表的一批声乐教育家不懈探索和努力，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在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上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培养出了大量优秀的具有较高艺术水准和演唱水平的民族声乐教育家与歌唱家，如、阎维文、宋祖英、等等，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和繁荣。而大量具有新时代气息的专业化声乐作品也大批的出现，这些作品同这时的民族声乐演唱方法和风格一样，鲜明的带有欧洲古典音乐的艺术特征，无论是在音乐形式还是在音乐风格上。可以说这一时期堪称是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发展的黄金时期，无论是在演出市场的繁荣程度还是在教育教学的学科建设上。而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时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这时我国的高等民族声乐教育完全起到了民族声乐艺术进步发动机的作用，在借鉴和吸收外来声乐文化，尤其是欧洲美声唱法上完全做到了多元化的理念和思维，在坚持本民族艺术特征与审美特质的前提和基础上最大限度的做到了开放性与包容性，兼收并蓄，才使得我国现代民族声乐的艺术形态最终确立。第四个阶段是21世纪初至今。这一时期我国的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进步、发展和转型。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实际需求的变化，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演出市场和舞台上出现了很多新鲜的元素。
“原生态”的抬头“，跨界风”的盛行“，学院派”的坚守，等等。一批新生代民族歌手也相应而出，如融“民声”与“美声”为一体的吴碧霞，“民声”与“通俗”无痕跨界的谭晶，“神曲制造者”龚琳娜等等。多种多样的声乐演唱方式、表演方式、声音理念、审美理念纷至沓来，对我们高等民族声乐教育提出了严峻和现实的拷问和鞭策。我们的高等民族声乐教育在教育理念与思想、学科建设、课程设置等等层面上何去何从，是当前我们民族声乐教育工作者们必须要正视和重视的一个重要课题。前文已有所提及，我国的现代民族声乐艺术是在我国传统民族声乐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的，民族性是其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要想使其在新时期进一步发展和进步，我们在实际的教育和教学过程中就一定不能忽视对于传统的秉承和发扬。而民族性的保持本身就是多元化音乐教育理念与思想重要部分与明显特质。重视传统民族声乐，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从传统民族声乐中发掘和提取艺术养分本身也是多元化思想更加全面和彻底的贯彻。“事实上如果我们对我国的戏曲艺术有一个较为全面深入的理解的话就会发现，几乎我国每个地方和民族戏曲艺术都有着自己明确、鲜明的发声理念和规范系统的发声方法。例如我国的最大地方戏曲剧种京剧，其演唱发声方法就极具系统性、规范性和科学性。与美声唱法相比甚至在很多方面更为具体，要求更为严格，有很多专用的声乐演唱学术名词,如：真嗓、假嗓、左嗓、调嗓、喊嗓、丹田音、云遮月、塌中、脑后音、黄腔、冒调、走板、不搭调、气口、换气、偷气、嘎调、长吭、杂夯等。每一个名词都是一种十分具体的声乐演唱要求或声乐演唱标准，并且这些声乐演唱术语与西洋美声唱法中的学术名词相比更加易于国人的理解和掌握，如果能够在声乐教学中适当的运用和融入诸如此类的一些声乐名词和声乐演唱概念和要求对我们的民族声乐演唱与教学都是大有裨益的。”诚然，科学性的声音理念与意识对于我国民族声乐发展的作用、价值和意义是不容否定的，这是高水准声乐演唱声音质量的最基本保证，但如果在演唱中一味片面的强调科学性，而忽视或者忽略了民族性的概念和意识，或者对民族声乐作品本身没有一个清晰全面的认知，那么无论如何完美的声音也不能引起我国听众的情感与思想共鸣。因此，在我们的民族声乐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将传统民族民间音乐和声乐艺术作为必修科目系统的纳入我们的教学计划，并有效的开展和实施，这样才能使学生对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艺术本质与内涵有一个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知和理解，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建立起牢固的民族意识，才能最终在演唱中完美的表现出来。另外，加强对于各地方，各民族的原生态民歌的学习、理解和掌握也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原生态民歌的概念，价值和意义我们已经有过很多研究，了解也比较详细，无需过多赘言，但需要之处和强调的是，当前，从民族声乐的实际教育教学过程中，对于原生态民歌一定要避免矫枉过正的态度。我国原生态民歌众多，类型多样，举不胜举，每种原生态民歌的自身性质、类型、状态也都不尽相同，我们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学习原生态民歌，最重要的是要从其中理解和掌握更多的核心审美特质，并将这些潜移默化的应用于我们的民族声乐演唱，而不是浅显的学习某些特殊的发音方式、民族语言、方言或曲调，或是将其生硬的套装于课堂教学或者实践舞台、这样才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尊重艺术发展的科学规律，切不要形而上学。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符合了多元化的艺术发展精神与思想，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我们民族声乐教育教学的有效开展、进步与完善。
二、在坚持民族与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多元实践探索与尝试。
近年来，谭晶、龚琳娜、吴碧霞等“跨界民族歌手”的不断出现，以宋祖英为代表的学院派歌手与其他类型歌手“混搭”取得成功效果，都不停的冲击着人们的视听感受，同时也在极大程度逐渐突破了人们以往对于民族声乐概念的认知和理解。但从严格的声乐学科种类划分的角度来看，这些看似不同类型的歌手都属于民族声乐的范畴，但又各自具有鲜明的特色，吴碧霞本身具有深厚的传统民族声乐功底，她在艺校期间学习的是湖南花鼓，进入大学后正式开始学习民族声乐专业，而在研究生阶段却转而攻读美声专业，这种中西合璧的学习经历极大的拓展了她的艺术道路，展现出更强的艺术感染力与表现力。但如果我们对整体声乐艺术或者声乐理论有一个较高的认知水平就不难发现，如果单单从演唱的专业性与规范性来讲，吴碧霞的美声演唱只具其形，不具其实，是较为业余的，其根本性质上是一名非常标准的民族歌手，但即使她的美声演唱较为业余，只表现出一些皮毛，但这也极大的丰富了她的歌唱艺术层次，增强了她的艺术规格。再比如“民俗”唱法为代表的民族歌手谭晶，虽然她的民族与通俗唱法结合只是简单用民族声乐的演唱方法演唱流行性质的歌曲，在声音的运用于表现层面上并没有突破民族声乐的范畴，但至少为我们实际的教育教学和演出实践上拓展和丰富了曲目的选择。再比如凭一首神曲《忐忑》，以奇葩形象出现在人们视线里的龚琳娜，则以民族声乐为基点，开创了一条极为独特的蹊径，树立起自己鲜明的风格。如果我们深入的分析它的演唱风格，不难发现其实她无论从声音的运用还是表现的方式上人属于民族声乐的范围，首先，她的声音具有明显的非常正统和规范学院派特征，但在具体的艺术处理和表现上融入了非常多元的艺术风格。比如《忐忑》、《金箍棒》因为编曲和配器上完全由她的德国音乐家丈夫操刀，所以表面上带有一定的后现代风格，但究其实质，她此类型的声乐作品则运用了我国传统戏曲音乐的元素，也正是这种民族与现代结合所产生的非常独特的，甚至有些怪异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艺术效果才给人耳目一新的视听冲击，使人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认识了这位其实成名已久的民族唱法的歌手。同时，无论你对她的这种演唱风格是喜爱还是厌恶，认同或者唾弃，我们都无法否认其对于我国民族声乐演唱风格丰富和多元化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意义。上述事例说明，首先，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多元化的基点是民族性为基础与科学唱法相结合，而民族声乐多元化的方向一方面是继续深入挖掘传统民族民间音乐中的艺术元素、精神与气质，同时要继续秉承包容性与开放性，兼收并蓄的吸收外来音乐的艺术元素，从艺术处理与表现上不断的丰富和拓展自己，而现有的成功经验也为我们的民族声乐教育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因此，在实际的教育教学工作中要进一步更加彻底和完善的贯彻多元化的理念和思想，我们主要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在坚持民族性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学生声乐演唱的科学性、专业性与规范性，紧跟国际上美声声乐艺术发展的潮流，吸收先进的声乐演唱理念，另一方面还要在演唱的艺术处理、曲目选择、演唱实施上大胆的探索、创新和尝试，鼓励学生在合理的艺术范畴内，在教师的指导下最大限度的发挥主观能动性，展开多元的声乐演唱实践。我国民族声乐艺术与美声唱法的借鉴和融合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概念和课题，这本身也是我国民族声乐发展多元化的最根本体现，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声唱法本身也是多元化的，也是在不断发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对于美声唱法的概念、意识都源自俄罗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于美声唱法的理解和认知才真正与国际接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可以说意大利的声音理念占据主流，而21世纪初，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意大利的美声艺术发展逐渐陷入停滞，但在德奥地区美声声乐艺术则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发展，这时德奥的美声声乐理念与风格独占鳌头，而近年来，随着我国与法国之间交流的广泛和深入，我们发现法国的美声声乐艺术风格与我们的亦有很多契合和相融之处，所以，可以说，我们对于美声声乐艺术的借鉴与应用要具有发展性和国际性的眼光和视角，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更具普世性，才能更好地走向国际声乐舞台。同时，我们要在实际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加强学生的市场意识。作为新时期的民族声乐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对当前社会的艺术发展形势与艺术市场需求有一个清晰、全面的了解与认知，并从社会实际需求的角度出发，在教学中不断加强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我们必须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我们的高等教育不是空中楼阁，我们的学生在大学期间除了学习“高大上”的基本声乐演唱技能以外更要面对毕业后残酷的职业竞争，因此，在大学期间仅仅具有专业的歌唱技能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在保证学生专业演唱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拓展学生的艺术表现力。首先要不断的拓展教学曲目，传统的教学曲目固然很多是必须要学习的，但音乐是社会生活的实际表现，必须要积极鼓励学生演唱更多的新创作的曲目，而在选择类型上也不应拘泥于固有思维，无论是传统的民族声乐曲目还是新创作的曲目，无论是流行歌曲还是音乐剧选曲，只要是符合民族声乐演唱的风格与特质就可以为我所选，为我所用。而在演唱的表演形式上也要尽量的拓展，鼓励学生在课堂、考试和实践演出中选用对唱、重唱，甚至可以与流行唱法、美声唱法、民族乐器、西洋管弦乐器进行组合，然后教师要对其进行规范和指导，这样不但能够极大的拓展学生的艺术表现能力，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培养学生多元化的、富有创造力的艺术思维和意识，在“授人以鱼”的同时“授人以渔”，使学生在走进社会后真正适应多元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实际需要，成为具有较高实践能力、适应能力和社会竞争力的民族声乐专业人才，同时这也能够最大限度的杜绝教育资源的浪费。
三、结语
由于民族教师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意义，做到民族教师身份认知的梳理及加强民族教师对自身身份认同的认知，还需要在教育培训过程中，对民族教师相关身份进行强调和突出。民族教师的教育培训对相关角色身份在实际教学行为中的重点突出实质上是对民族教师身份的强调，有利于民族教师对自我身份的清晰建构，减少其因各种身份模糊而带来的观念、心理和行为的冲突及焦虑体验，从而使其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更好地履行相关角色所限定的职责，在其相关角色的有效履行下，民族教师在民族社区中的知识文化效应自然会有所增加，从而使其民族文化精英的角色也有所加强，并最终形成推动民族教育发展、民族发展的整体效应。从民族发展视角看，少数民族教师的角色内涵需要突出三个方面：首先是民族身份，这个身份看似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由于民族教师曾经接受的主流文化教育而使这个民族身份有些模糊，由于国家对民族教育的重视，大部分民族教师都曾经外出接受过高等教育，并在其他文化影响下重新回到其原来的生活环境中去，由于其所接受的主流文化教育和民族文化并不归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在主流文化教育对民族教师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民族教师和他所归属的民族文化系统产生了矛盾，在自然状态其归属于民族，但是其思想意识又不完全是民族文化的影响结果，因此对少数民族教师而言，其属于民族但又游离于民族文化之外，这种游离状态使得本来确定不疑的民族身份也在质上不确定起来。对民族教师而言，虽然其接受过其他文化教育，但是其民族身份是不容质疑的，作为民族的一份子，民族教师有义务也有责任需要为民族未来着想，只有对民族身份予以肯定，民族教师的教育培训才能从民族发展的角度来开展。由于现实条件制约，许多民族教师对其民族产生了复杂的情感，这种情感不仅影响到教师本人，也会使学生产生同样的感受。从源头上对民族身份的肯定，并促使其在民族身份上有所作为，是民族教师教育培训对民族教师的民族身份进行肯定。其次是教师身份，作为教师，民族教师需要具备教师所具备的师德，以及教师所拥有的专业素质，启蒙学生，传播文化，为民族学生开辟美好的将来打下坚实的基础。虽然教师身份毫无疑问，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大部分民族地区经济水平较低，民族教师的工作并不是简单的上课授课活动，在课堂活动的同时，民族教师还需要担负家庭重担，需要为学生做更多的事情，特别是在部分民族贫困地区，民族教师需要在教学设施、学校经费等方面付出更多的劳动，在家庭或其他角色的挤压下，民族教师的教师身份被无意中漠视，教师不能恪尽职守、教师流失等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在民族教师的教育培训中，也必须以教师的身份和职责来对教师的职业身份进行强调突出，增加教师的职业责任感。其三，多元文化社会的文化个体，相对于民族身份和教师身份较为明显的事实，多元文化社会的个体角色较为模糊。但是这个角色的隐匿并不意味着角色不够重要，民族教师处于多元文化社会环境中，民族学生也不例外，民族教师对于多元文化的态度直接影响着民族学生对多元文化的态度。而对于多元文化个体这一点，在现有教育培训中并没有体现出来，民族教师对多元文化的模糊态度，自然使民族学生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活动中不能对民族文化和其他文化抱持正确合理的态度，从而使学生自然的民族认同意识成为其对其他文化客观认知和评价的屏障。由此在教育培训中对民族教师的多元文化个体身份予以合理突出将对多元文化社会中民族学生的跨文化认知和交际提供有力地支持。
二、民族教师重点角色内涵的针对性培训
民族教师教育培训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教师的素质，提高教育水平，并最终推动民族发展和民族民众素质提高。民族教师的角色建构和突出是民族教师教育培训的前提，“因材施教”才是民族教师教育培训的目的所在。根据以上对民族教师角色身份的梳理，可以看出，民族教师需要突出强调的身份在于民族、教师及文化个体，因此民族教师的教育培训也要根据相关角色来展开。首先是民族身份方面，少数民族教师来自各个民族，每个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习俗，因此在其民族身份强调过程中，可以在国家有关民族理论和政策基础上，结合民族历史，通过各种活动形式来对民族教师进行民族相关针对性的教育培训，加强民族教师的民族意识，激发民族教师的民族情感，使民族教师正视其民族身份，明确其民族责任，并在其教学活动中体现出来。通过教育培训对民族教师的民族身份意识加强，必然会使民族教师在日常的教育行为中体现出来，从而影响到学生建构正确的民族意识，使学生能够正确认识民族，并对自身在未来的民族责任有所理解。在民族村落中，民族教师不仅具有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功能，同时还因为知识文化的优势而形成了对当地文化技术方面的部分功能，因此民族教师还具有发展民族文化、实现民族繁荣的道义和责任，教育培训对民族教师的民族身份强化，正好可以使这种道义和责任在实践行为中得到落实。另外通过民族教师的教育培训对民族身份的强化，不仅要在理论上予以强化，更要通过实践活动来强化，并使这种强化行为持之以恒坚持下去，才能发挥其长久的影响力。其次，从教师身份来看，与普通教师一样，少数民族教师同样需要在专业素质上提高，同时由于民族教师所处的民族环境相关条件的制约，民族教师在专业化方面需要更多的提升，包括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策略等方面都是教育培训需要涉及的内容。以教学方式为例，在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下，多媒体为多数地区的教学工作带来了便利，但是对部分民族地区的教师而言，由于经费紧张，学校在最基本的校舍、办公等方面都配备不足，利用多媒体电教设备进行教学对当地教师而言，基本没有什么可行性，随着教育条件改善，民族学校的教学条件正在逐步改善，因此民族教师也必须在教学方式方面有所提升。另外从教学策略方面来看，教育理念在不断变化，教育的策略相应也需要有所调整，但是相对于其他地区教师在工作交流方面的便利性，民族地区由于交通、信息技术等条件的制约，民族教师缺乏足够的机会来进行业务上的交流，在教学策略方面自然有所不足，公平前提下开展的教育培训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其他教育理念、教学方法等方面也是如此，都是民族教师在教育培训中需要涉及到的问题。最后，对于民族教师的文化个体身份，教育培训也需要有所关注，现有的教育培训重点关注教育专业课程和学科课程，对于多元文化教育课程缺乏关注，这显然不能满足当前民族教师作为多元文化个体的角色，因此在教育培训课程中可以适当增加文化人类学及其他社会学课程，扩展民族教师的文化视野，促进民族教师对其他文化的正确认知，教育培训对民族教师多元文化个体的重视势必会使民族教师在多元文化方面建立起正确的观念，从而使其在教育过程中能够正确处理文化差异，并通过实践行为影响到民族学生的多元文化认知，为民族学生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及文化体系评价建构其正确的认知体系。
三、结束语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民族教育的关系不能简单理解为包涵的关系。从结构上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民族教育的有效载体;从互动上讲,民族教育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第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为民族教育提供有效载体。民族教育的内容非常丰富,途径也是多种多样,如民族团结教育、民族文化教育、民族意识教育等。今天在一些民族高校,民族教育还通过各种专门的教育内容和课程体系来承担其载体。但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长时间形成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使我国在民族教育方面单纯依靠民族高校开展统一的民族教育课程并不能实现有效覆盖,其他汉族大学生也需要进行必要的民族教育。在非民族高校中,设置民族教育的理论课程往往是一些专业课程,学习的学生仅仅是一部分,较少学生能学习到系统的民族教育内容,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成为高校学生民族教育的一个有效载体,无论在民族高校还是普通高等院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所有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它能有效扩大民族教育的覆盖面,同时多角度阐述民族教育问题,提高民族教育的有效性。第二,民族教育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题的内容。民族教育中民族团结、党的民族政策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内容,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是坚持民族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必然要求,也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长期任务。在一些民族高校中,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民族教育,经过长期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坚持、摸索,不断总结经验,现已逐步走向制度化、经常化,并在形式上、方法上呈现多样化。这些民族地区的学生除了在小学阶段在思想品德课教学中增加民族团结教育的内容、在小学高年级开设《民族常识》课、在中等教育阶段开设《民族团结和民族政策》课外,在高等教育阶段普遍开设必修课程———《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课,来讲授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在其他的普通类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大量的有关于民族教育内容,不仅是从教学内容方面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的丰富,也从教学方式方法上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提出了新的要求,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
二、高校思政课中民族教育的困境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途径,民族教育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重要内容,民族教育的好坏已经关系到我国整个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局,但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教育仍存在许多问题。
(一)缺乏系统完整的民族理论教育民族教育的有效开展,需要建立完整的民族理论教育体系,让广大学生认识到各民族团结互助的重大意义,形成各民族之间团结友爱的氛围。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课已经针对学生的情况,在不同年龄阶段设置了不同的民族教育内容,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内容。如从1994年起,教育部在全国中小学普遍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并针对学生年龄和认知特点,增加相应的课堂教学内容,培养学生树立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的民族观念,增强广大学生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自觉性[4]。在一些民族高校中,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理论教育安排也比较完善,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但是在一些非民族类的普通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安排中,民族教育的内容却是非常分散地散落于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门课程中,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体系。
(二)缺乏差异性民族教育课程设置现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人口比较多的省份、自治区的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都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作为一门必修的政治理论课,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少数民族学生,使他们懂得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观点,划清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资产阶级民族观的界限,增强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自觉性[5]。但是我们也看到,当前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教育的内容设置仍然缺乏差异性。虽然我们从宏观上注意到民族地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中民族教育内容设置与其他地区民族教育内容设置的区别,但是随着我国流动人口的增强,许多非民族高校也有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生求学,也有越来越多的汉族学生到一些民族院校求学,这就给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如何根据各民族学生的民族差异性来有效开展相应的课程设置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三)缺乏多样化的民族教育方式当前为了满足各民族大学生对民族教育的需求,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这一必修课程来加强当前高校民族教育的效果和水平,就成为一项好的选择。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民族教育的主阵地优势仍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单一的教学方式使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民族教育缺乏吸引力,当前思想政治理论在突出和统一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的功效自不用言说,但是在实现民族教育的过程中,往往只是注重理论的灌输,而缺乏网络资源、社会实践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同时,在非民族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中,也缺乏高屋建瓴式的系统安排,对民族教育的意义认识不够深刻,在校园范围内难以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外结合,从而提高民族教育的实效性。
三、促进高校民族教育的对策
为了有效推动民族教育在大学中的有效开展,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水平,我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在高校思政课中构建完整的民族教育体系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需要完整的民族教育体系。首先,应该更加注重民族教育内容的系统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民族教育不仅针对民族高校,也应针对普通高校。同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教育的内容也需要进一步改进,增加民族教育的内容,形成民族史观、民族政策、民族关系教育内容的完整体系。其次,更加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教育理论的衔接性。民族教育的内容不能仅仅靠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来完成,在小学、中学阶段都应该有相关的民族教育内容,并且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特点来设置相应的课程内容,从而使民族教育内容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相结合,形成完整并相互衔接的体系。再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民族教育内容要更具有系统性。思想政治理论课四门必修课中,每门课关于民族教育的侧重点不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适当介绍民族团结革命的历史,让学生了解各民族人民团结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历史;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可以将民族政策部分扩展细化;在《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中可以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也是每个公民的义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则可以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民族观问题。
(二)在高校思政课中设置差异化的民族教育课程首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关于民族教育的课程设置,要充分考虑到各民族的特点,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特点,是我们制定民族教育有关方针、政策和措施的重要依据[6],也是少数民族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理论中关于民族教育问题设置的重要依据。其次,在非民族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设置合理的民族教育内容。非民族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关于民族教育的内容往往更多的是关于民族政策的相关内容,但是对民族团结的必要性、民族知识的了解并不多。在一些汉族和民族学生混合的院校,也缺乏针对不同民族学生而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最后,除了一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外,还需要对大学生加强民族观、宗教观、国家观、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及法律等方面的教育,还可以通过分类进行专题讲座的形式,从他们进校伊始,就明白国家概念,民族概念。
(三)继续巩固高校思政课的主阵地作用首先要从思想上认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民族教育的重要途径和作用,民族教育并不是通过专门设置相关的课程才能有效,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高校的必修课程,是各民族大学生学习和掌握民族理论和知识的有效渠道。其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阵地建设需要大量的具有完善学科背景的优秀教师的加入,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教育的效果,与教师的素质也密切相关。最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阵地的建设也需要多种平台的支撑。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教育的目的要实现好,离不开其他教学途径,如民族教育基地的建设。通过建立民族教育基地建设的形式,来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教育的内容,提高民族教育的实效性。
(四)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来完成教学目标为了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教育的目标,一些高校针对不同民族大学生的行为特点和心理特点重点开展了民族形势与政策教育。但是我们看到,大部分地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民族教育仍然习惯于单向灌输、口号式的简单做法,我们应该代之以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说服教育、引导渗透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首先,在教学内容上,我们应该把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等与民族教育紧密结合,纷纷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课堂。而不能仅仅片面的谈到民族教育的时候就是民族政策、民族理论和民族精神的教育。其次,在教育方法上,除了课堂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外,还可以采用专题讨论、社会调查等手段,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活动感染大学生、影响大学生、引导大学生,把民族教育的内容渗透、融化到各项活动中去。最后,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结合,正确处理好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教育的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确认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教育的价值,促进大学生在增长民族知识的同时提升思想政治素养,德知并进、全面发展。
(一)本体观
本体观是指学科之“存在”，反映了学科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本源性在实践层面上的意义。苏格拉底引导式的追问，单凭对话的方式获取本体性知识存在着片面性，唯经验性的归纳是不够的;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则以超经验的世界树立“理念”为本体性知识的内在依然存在偏激。毫无疑问，民族教育学科应探索出内在发展的研究逻辑，以此作为起点来实现学科的应然价值。对于学科建设这一命题来说，存在着三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应该做什么?如何进行科学的学科建设?这三个问题可以衍生出其他细小的问题，诸如当前我国民族教育实践面临的困境、主要范畴和基本规律问题、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等问题。诸多问题的解决都要以本体观作为突破口，遵循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模式，方可挖掘出民族教育学科发展的创新点，完善其本体性知识。
(二)对象观
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以及研究方法可通过“目的－手段”关系发现其核心问题和边缘问题，这也是凸显民族教育学功能最富有成效的维度。“任何研究领域都有自己特殊的对象，每一个领域的对象又都有自己特殊的性质，正是这两个‘特殊’，决定了各学科之间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别”。民族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应当以民族学基本理论为基础，同时兼顾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以小样本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更形象、更具体;而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则应当以教育学基本理论为基础，同时兼顾民族学的基本理论，比较偏好将大样本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笔者认为，民族教育学应从教育的微观领域去把握，探讨民族地区的多民族教育现象。它以不同民族群体的教育现象和教育生活为研究对象阐释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各民族教育规律，学科体系包含一切与民族历史文化相关的理论与实践。比如宁夏回族教育的研究，一方面特指宁夏区域内的回族教育，另一方面也“包括回族地区各民族的教育，不仅限于宁夏回族的教育”，既要着眼于民族教育的共性，又要研究其个性特征。
(三)价值观
一门学科的建立和成熟要以专业化的努力实现学科内在的价值，完成学科体系的科学化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广义的民族教育学指的是全国人民的教育;从狭义角度来讲，民族教育学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下自成体系的各民族教育，比如民族学前教育、民族中等教育等，表明民族教育学科层次清晰。这些学科的分类以民族历史文化为依托，通过民族课程的实施，培养民族人才、传递民族文化传统，繁荣民族发展。民族教育学科一定要有科学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从而形成学科研究的内在逻辑，解决民族教育中的实践性难题。现代社会情境下，个人对社会的认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认同都是通过互动方式产生的。民族主义情感是认同的一部分，而民族教育提供给民族个体整合的机制以期望达到自己归属于某一民族强烈的认同感，从而形成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点的共同体。民族教育学应肩负起社会责任，由内在的“为己”意识转向为外在的“为他”情怀，传承共同民族文化和培养共同体成员的文化适应性。
二、多元化研究方法:民族教育学科实践的根基
方法论问题是理论与实践共通的桥梁。民族教育学科最终的目的是走向民族实践，丰富民族生活。在研究方法上，兼通民族学或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研究范式，做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我国学者苏国勋指出:“社会理论广义上关系到与人类行为有关的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内容上则涵盖和跨越社会学和社会哲学，而不专属某一学科领域”。从认识论层面来说，民族教育学理应拥有多学科的属性，因为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涉及到多门学科。所有的社会研究必然包含文化的、民族志的或者说是人类学研究的视角。民族教育学坚守来源于民族学的研究方法，采用田野考察法和教育研究中诸多方法的综合使用。比如参与式观察、民族志、访谈法和实物收集与整理，这些方法强调现场的进入与观察，“把直接观察到的事项进行转述、分析和解释，最终书写出所理解的某种文化”，多维度地展现民族教育的现实和民族共同体真实的教育生活。从教育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田野”二字被解读为本义上的原初、自然、本真和真实的再现;从民族学角度来看，“田野”则是指研究者进入现场，后来聚焦成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亲自进入某一教育场域，通过直接观察、访谈、住居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走进教育的“田野”，意味着走向教育实践、体验教育生活的本真，开展真实的民族文化实践研究。民族学的田野考察法实际上具有既注重深入实际调查、体验生活，又强调从大量的原始素材中得出自己的理论研究构架，秉承自下而上地得出研究结论的学术传统，要求“研究者深入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学研究方式”。田野研究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种有效的实践行为。当然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仅局限于一种方式，除过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之外，教育学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可以采用的，比如说“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运用。”考量研究方法科学化的同时，还应注重其他诸如教育叙事研究、比较研究法等。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应用促进了民族教育学科不断走向实践、趋向成熟。
三、民族教育学科的实践模式
(一)功能建设
如前所述，民族教育学的一大功能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探寻民族教育生活的过程和规律，注重文化性、区域性和多元性特点。民族教育学科建设的功能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价值。为什么需要民族教育学?在理论层面，民族教育学要树立学科自信，追寻民族教育的个性化。基于多元化需求、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差异化发展等因素，民族教育学理应破解个人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矛盾，遵从研究的本土化取向。实践层面，民族教育学坚持文化多样性，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民族教育活动，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比如民族地区建立文化学习交流中心、利用各种方式宣传民族优秀的文化，增强民族的包容性;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教材、作品等，有计划有目的地培养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使民族共同体在融入现代社会情境中彰显民族特色。一门学科的价值，当站在为人类全面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角度去考量时才能获得对学科价值更科学的解释。民族教育学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始终以民族教育发展为己任，注重宏观与微观的结构化整合;始终以增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为目的，自觉深入民族地区教育的内涵、重点和热点问题。通过加强与多学科的共同合作研究，为民族教育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建议，它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教育培育民族认同感，发展民族族群自身;另一方面传承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提高民族地区学生的学业水平。通过多元化的路径，民族教育学研究不断自觉地介入民族地区，促进民族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制度建设
学术生产力的创造来源于良好的制度建设。民族教育学科的生产力一方面来源于运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开展田野调查研究，提高学术成果的转化力。另一方面来源于实践成果的理论回归，以便科学地指导民族教育实践。这两方面都需要规范的制度来支撑，促使民族教育学研究工作常态化、自觉化。民族地区高校应尝试成立专门的民族教育研究基地，制定研究计划、引进高层次人才、多方面筹措研究经费，开展有价值的本土化研究。不断与民族定点地区学校实施一系列的深度合作研究，加强与民族基础教育的联系和互动。不间断地深入民族农村地区，贴近民族教育的现实，探究民族教育前沿性课题。总之，制定好各种规章制度、定期开展民族教育的相关论坛、培养好学术研究梯队，加强国内学术机构和国际学术平台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能够推动学科实践的科学化。
(三)创新建设
民族教育学的发展，离不开跨文化、区域化的综合性研究。民族文化是民族教育滋生的土壤。民族教育的健康发展以民族文化为基因。教育因文化的发展而产生，而文化又因教育而得以传承与发扬，民族文化的丰富性是构成民族教育特色的客观基础。教育就是一种天然的文化现象，民族文化传承就其本质而言不仅是一个文化过程，更是民族教育的过程。因此，民族教育学的文化创新建设是其实践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旨在鼓励学生利用民族文化知识、先前的经验、思维结构和表达风格，建立与学习之间的相关性，以提高民族文化学习的有效性。可以合理设置民族传统文化课程，比如民族语言、民族艺术和体育、民族风俗等课程;创设独特的民族文化校园环境，在积极渗透民族文化的同时，培养学生多元文化意识。民族教育学科的创新要立身于民族文化，注重学科的顶层设计，使学科拥有国际化视野和本土化融合的视域。同时关注民族教育学微观方面的实践，例如双语教育有效性的探索等，都离不开创新性实践模式的导引。
(四)人才培养
第一，人才培养要兼顾民族学和教育学的培养方案，做到人才培养模式相互补充和互动，这样有利于学科领域的拓宽。两种培养方案的结合既能够使民族教育学理论与实践特色更加鲜明，又能使人才培养结构多样化。民族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方案，突出了厚重的民族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方案，突出了教育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应用。人才的培养过程要做到教育阶段的相互衔接，据此来设计相应的课程体系和实践环节。人才培养的核心是厘清培养机制的基本技术路线，掌握人才培养的现状，整合学科建设的外部环境和人的社会发展的内在目标，重视人才培养模式的科学化和应用性。第二，人才培养要坚持多元文化理念，开发多元文化课程。富有民族特色、内容丰富的课程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不同文化群体学生的教育需求。积极引导学生走向社会实践，形成正确的文化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从而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多元化教学目标，一方面注重民族文化传承的方式;另一方面帮助学生正确审视文化多样性，关注学生的情感和技能的发展，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另外，整合民族学和教育学的基础课和选修课，进一步探索、优化课程资源建设，提高教学和科研质量。在执行国家课程计划的同时，突出民族地区学校的办学特色，将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整合到相应的课程中。第三，学校职能部门制定出具体的保障措施。譬如人才培养目标、结构、评价等体系，通过相关的管理制度来监控、评估、反馈，产生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的“协调增益”之效。通过提升人才培养模式的机制化管理，做到不断优化整合和反思改进学科教学，从而科学地拓宽研究视野。提高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水平，要加强人才培养的质量。这个过程是一个培养方案、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绩效考核以及培养质量改进等因素相互适应、相互调整和再改进的循环性过程。
四、民族教育学的发展前景
中国民族唱法与西洋唱法的融合问题逐渐成为影响民族声乐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如果仅是一味地采用西洋唱法，而忽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民族唱法，那么就可能影响到民族唱法的传承和发展。在单一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最后可能会走上过度西化的发展道路，而中国传统的民族声乐知识却大多被忽视。此外，如果学生不能接触到拥有56个民族文化背景的民族唱法的教学，就可能使其缺失传统声乐教学基础，影响其对声乐唱法的辨别，不利于其综合素质能力的提升。同时这种教学模式也忽视了民族声乐教学的本土性特点，会影响其今后的规范化发展。因此，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我国的民族声乐教学在处理“土唱法”与“洋唱法”的融合方面还需要加强相关的研究。
二、促进我国民族声乐教育持续发展的对策分析
（一）切实转变民族声乐教育观念
加强民族声乐教学的发展，努力传承和发扬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创造更多优秀的民族声乐作品，培养具有民族声乐素养的专业音乐人才。要实现上述目标，首先要从思想观念上进行切实转变，即要树立与时展相符合的新的民族声乐价值观念，转变过去那种唯西方化的教育理念，逐步实现多元化的民族声乐价值观念。切实转变民族声乐教育观念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落实：1.加强对传统民族声乐理论的研究我国的声乐艺术从原始社会一些简单的声乐符号发展至今，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而又曲折的发展过程。在民族声乐教育发展历程中，伴随着民族声乐教学实践经验道德不断累积，相关的声乐理论也在日益积累和发展中逐渐丰富起来。而随着民族声乐在唱法上“土洋之争”的展开，使得我国的传统民族声乐教学理论遇冷。但是从我国老一辈艺术家的表演实践活动中可以看出，中国民族传统声乐理论在理论和实践教学过程中有许多值得借鉴和吸收的地方。但是，目前这些传统的民族声乐理论却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因此，目前最应加强对我国民族声乐教学理论的研究，注意在教学研究过程中加强民族声乐教学理论的传承和发展，积极探寻其在传统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对传统声乐理论中不合时宜的部分进行修正和创新，积极探索我国民族声乐教学在新时代的现实意义和价值。2.尊重民族声乐教学多元化发展理念现今，我国的音乐教育逐步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历程，并根据这一标准提出了诸多新的要求。在民族声乐教育中体现多元文化因素，其关键就在于必须确立平等对待各种文化的教育理念。我国教育部颁布的《艺术课程标准》中强调新时代，强调在发展民族文化艺术的同时，还应该平等地对待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艺术，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思维来理解和尊重其他形式的世界文化，让学生能够在教育教学中形成具有平性的多元文化发展观。多元化教育理念的形成能够使我国的民族声乐教育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也使得民族声乐教育的格局变得更加宏大，给我国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工作开展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因此，不断强化和完善民族声乐教育，就应该积极加强民族声乐教育理念的更新发展，努力转变教学思维模式，在民族传统声乐教学中落实多元化教学观念，让学生能够更加平等地对待民族声乐教学中所出现的各种不同的文化。
（二）加强课程设置的改革
课程设置的改革是民族声乐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实践基础，没有科学、完善的课程设置活动做支撑，民族声乐教育改革的各项内容就无法得到落实。加强民族声乐教育课程设置改革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1.改革课程设置应该遵循的原则民族声乐教学的课程设置改革首先要确立“实践性、综合性、系统性”的课程教学原则。将实践性切实落实到民族声乐教学之中，这是由民族声乐这门课程的实际应用性较强的特点所决定的。民族声乐教学的最终成果主要体现在学生在技巧、唱法等内容的实际掌握和运用上。因此，加强民族声乐课程设置的实践教学内容就显得十分重要。但是，仅是实践教学是无法全方位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和能力的。一名优秀的表演者还必须具备很好的理论知识素养、娴熟的歌唱表演技巧以及扎实的舞台表演功底。加强民族声乐教学在课程设置上的综合性，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此外，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在有计划、有系统地培养专业的民族声乐歌唱家方面还比较欠缺。这种缺乏系统性的民族声乐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一定会影响到人才的培养和衔接，进而影响到民族声乐事业的持续发展。因此，加强在民族声乐课程教学中的计划性也十分重要。2.建立完善的民族声乐课程体系加强对民族音乐课程的建设，主要包括民族声乐理论课程建设和民族声乐表演课程建设两方面内容。加强民族声乐理论课程建设，就是要加强文化理论方面的教学，应加强民族音乐概论、中国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表演、中国传统乐器演奏等课程在文化课程教学中的比重，以此来帮助学生打下一个良好的音乐教学文化基础，强化其对本土民族音乐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同时还应在开设西式专业技能课程的基础上，开设中国传统乐理基础课程，实行“双语”课程教学体系，让学生能够同时学习专门的声乐技能知识与本土的民族音乐文化。扩充民族声乐课程教学的内容也是帮助学生增加音乐理论知识的一个有效途径。因此，开设戏曲艺术、说唱艺术等课程也十分必要。这些最终形成一个完善的民族声乐理论知识体系。3.加强世界音乐课程的建立发展文化多元化的民族声乐教育，在课程设置上还要注意加强西方音乐课程的建设，即要跟上时代的发展进程，将世界各国优秀的音乐积极引入到我国的民族声乐课程教学中。目前，这一想法在我国还属于初步发展阶段，只有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这三家专业院校在开展世界音乐课程的建设活动。在民族声乐教学中加入世界音乐课程，能够帮助学生拓展其视野，让学生了解各种不同的音乐形式和音乐文化，以此来丰富其音乐知识体系，帮助其确立多元化的音乐价值观。
（三）加强民族声乐教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
现代化的民族声乐教学活动的开展，不能仅局限在声乐知识的学习上。如果仅仅学习与声乐知识相关的内容，而不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联系起来，这样的声乐教学就是闭门造车，能够获得的教学成果会非常有限。加之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民族声乐教学也应该积极改革，努力改变过去那种陈旧的封闭式的教学模式。要将民族声乐教学建立在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发展背景之上，以此来帮助学生不断获得更丰富、更广阔的知识积累。因此，要切实将民族声乐教学与社会、人文、历史、哲学等各个学科结合起来。只有先做好了人文知识的铺垫，才能在提升学生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品位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其文化视野，增强其对民族声乐作品中文化内涵的理解能力。而只有当学生真正理解了作品的意义，才能激发出其创作力，使其在民族声乐上的创作独具魅力。
（四）努力培养更多优秀的民族声乐专业艺术人才
独特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在教育和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研究上，以往的相关研究过多地集中在政治、经济对教育的影响方面，对文化与教育之间的关系认识不足，这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文化单因素对教育的影响作用，甚至把文化对教育的影响无限夸大，认为一切问题最终都可以从文化和价值观层面找到根本答案，同样是错误的。一般而言，一提及教育发展的社会制约因素，许多学者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政治、经济、文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三个因素几乎囊括了社会影响的各个方面和层面。然而，在真正着手研究时，许多研究者却抛弃了这三个要素的全面分析，仅仅从其中的一个层面进行研究，具体体现在民族教育研究中，就是仅从民族文化差异方面对民族教育中存在的各类问题进行分析，似乎民族地区的教育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都是文化的差异造成的。如果说在民族教育研究中存在着“文化差异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现象，实不为过。众所周知，因素分析法是自然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按照变量的不同可分为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其中，单因素分析主要是通过把实验分析的变量控制在一个，以便检测出这个变量是不是导致观测结果的诱因；而多因素分析则是变量在两个以上，研究多个变量相互之间，以及多个变量与结果之间的关系的方法。后来因素分析法也被借鉴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效。然而，对于教育问题研究而言，由于教育活动开展的环境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实验室，虽然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控制各种变量的方式，对教育研究的环境加以控制，但是，依靠这些方法得出的结论却很难有效地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有时候在单因素分析中的有效变量，在多因素中就无效了。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社会问题都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许多变量是无法控制的，因而，对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在对变量加以控制的研究中得出的因果关系，在现实中却难以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甚至会出现研究结论在现实中无效的情况，更遑论按照研究者提出的对策加以实施的问题。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所在。曾对西双版纳傣族学生的学习态度进行过较为深入的实地考察，在考察中发现与当地的汉族学生相比较而言，绝大多数傣族学生对待学校教育的态度十分消极。为了弄清这一现象的成因，曾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进行过分析。首先，从政策层面来看，我国对民族教育一直坚持优惠政策，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生活和升学考试上享有比汉族学生更多的优惠措施，这些优惠政策应该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具有激励作用，因此，我国的民族教育政策不但不应该抑制傣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相反，还应有助于其学习积极性的提高；其次，从经济层面来看，西双版纳傣族是一个经济富裕的民族，某些民族地区存在的“因贫辍学”和“因学致贫”而导致学生产生消极学习态度的问题也不存在；再次，从文化因素层面来看，傣族全民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寺庙教育是傣族传统的教育形态，它与学校教育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寺庙教育代表的是具有地域性的、非主流的某一民族的文化，而学校教育代表的则是国家的、主流的文化。从这一点来看，西双版纳傣族学生消极学习态度的成因似乎就可以定位在文化差异上。而最初的考察也似乎证明了这一推论：相对而言，与学校教育所代表的主流文化相一致的该地区汉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高，家长对孩子上学的态度也十分积极；而代表着具有地域性的、非主流的傣族文化的傣族学生和家长对学校教育的态度则相反，并且，相比较而言，他们接受代表傣族文化的寺庙教育的积极性更高。据此，似乎已经可以得出结论：文化差异是导致西双版纳傣族学生消极学习态度的根本原因。但是，通过进一步的考察和比较分析就会发现这一推论是错误的。通过对西双版纳地区汉族学生和家长的访谈得知，汉族学生和家长对学校教育的积极性之所以较高，其原因是当地的汉族学生多为外来打工人员的子女，在当地没有土地，只靠打工、做生意过活，相对于傣族来说，生活十分艰辛，因而，家长十分希望孩子通过考大学来摆脱当前的生存困境。而傣族学生的家庭条件普遍较为富裕，大多拥有大片的橡胶林和其他适合经济作物生长的土地，传统的耕作方式不需要太多的科学知识和较高的技术水平，他们没有通过学校教育改变生活条件的需求，所以，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因此，导致西双版纳傣族学生消极学习态度的最终原因恰恰是其富裕的经济条件。而同样与学校教育所代表的主流文化不一致的西双版纳哈尼族学生和家长对待学校教育的积极态度也印证了这一结论。西双版纳哈尼族也是世居于此的一个民族，然而，虽然同在西双版纳地区，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并没有像傣族那样占据西双版纳土地最为肥沃的坝区，而是居住在海拔较高的山区，那里的生存条件相对恶劣，生活艰难。因此，他们对子女的学校教育也持积极的态度，希望子女通过上学摆脱目前的生存困境。并且，我国西南许多民族地区都是多民族杂居区，但是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文化间的不同而导致冲突的案例极为稀少，这也充分说明了文化的差异并不是导致相应问题的必然因素。当然，不要过分地夸大文化因素对教育的影响，并不是对文化对教育影响作用的否定，文化间的冲突而导致的教育问题的确存在。之所以要强调避免文化单因素决定论，是希望民族教育研究者在分析相关问题时，避免把文化因素从复杂的影响因素中剥离出来，仅从文化的角度对教育问题进行分析，因为如此一来，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找到问题存在的根源，也不能得出有效的结论，无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总之，在对民族教育问题进行研究时，一定要摒弃有差异就必然产生问题的固定思维，避免文化单因素决定论，要从实际出发，从多个层面、多角度进行综合考察、分析，只有如此，才能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为提出有效地解决途径提供前提条件。
二、民族教育研究中的文化相对主义倾向
对教育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有别于研究者的“他文化”状态下的民族教育问题的研究，由于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对一些现象的认识可能存在着较大差异。如果此时用研究者自身所处文化的价值观来认识和分析“他文化”的某些内容，极有可能会产生误解，甚至形成完全错误的结论。针对这一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在对“他文化”的研究中，首先要深入到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深入了解他们的文化，并站在研究对象的立场来理解他们的各种观念和行为方式的主位立场的研究方式。这种观点当然是正确的，因为只有站在研究对象的立场才能够真正理解其各种观念和行为方式形成的原因，才能对其文化有全面而客观地把握，也才能找到问题出现的根源。但是，“理解”并不意味着赞同。如果一味地站在主位立场研究问题，那么任何问题的存在似乎都有其合理性，如此一来，也就没有是非对错之分了，更无法对其进行评判，这就必定会走向文化相对主义的极端。文化相对主义的代表人物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也曾指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不与自己原有文化相吻合的东西。”文化具有相对性，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因为一个民族形成什么样的文化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受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各种制度制约的，有自己独特的评判标准，其价值的判定来自本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产生的需要，是各族人民适应自身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结果，因此，文化是多元的、平等的、相对的存在，没有低级高级之分，更不能笼统地说某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更为先进。但是，文化相对主义过分地强调民族文化是一个地域的范畴，强调文化的相对性、极端本土性，甚至于不可交流、不可理解、不可通约，这就使文化相对主义走到了一个极端。不同的文化间并非只存在着差异，也有一些普遍的、共性的方面，这源于创造了文化的人的共性。而文化相对主义片面地强调了文化的相对性，对文化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共性却加以完全否定，这当然是错误的。文化相对主义以强调文化的差异性来捍卫和弘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应该说是值得称颂的，然而，一旦将这种观念情绪化，就会因过分地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而忽略其可能存在的不足，从而在研究中把对民族文化个性的寻求转化为对他文化的排斥，把对差异性的考察演变为对立依据的探寻，并由此走向封闭、孤立的文化保守主义。由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相对于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而言，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而主流文化又常以代表国家的姿态加以推行，在这种状况下，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化很容易被主流文化同化而消失，因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是必要的。但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并不是要使其静止不变、固步自封，更不是要使其恢复到许多典籍所记载的“经典”状态中去。由于文化自身的复杂性，一种文化从整体上而言很难做出先进和落后的区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每种文化的内部都存在着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而其区分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人与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里的需要一定是原生的、内源式的需要，而非外部强加的。既然文化有了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的划分标准，那么在对“他文化”的研究中，就不仅仅要站在主位立场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地了解，以便尽可能地逼近所考察地区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真实，确保结论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同时，还要从主位立场中走出来，依据是否有利于人与社会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标准，站到客位立场来对“他文化”进行分析。当然，作为有着自身文化背景的研究者，要让其彻底地站到客位立场来分析问题是很难的，在研究中，研究者或多或少都会把自己所处文化的各种价值观带入整个研究过程中，这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研究中，研究者只能尽可能地采取各种有效的方法来避免主观介入，以确保研究结论的真实有效；同时，也要明确：绝对的客位立场和绝对的客观在事实上都是不存在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为理性地对待民族教育研究中对“他文化”的研究。
三、民族教育研究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倾向
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的身心特征、民族特性、社会组织、文化发展等都是受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条件支配的。这一理论萌芽于古希腊时代，当时的哲学家希波格拉底在《论环境》一书中通过研究气候季节变化对人的肉体和心灵的影响，得出了“人的性格和智慧是由气候决定”的结论。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影响个别民族特性与社会性质，其观点后经孟德斯鸠的发挥，扩展到不同气候的特殊性对各民族生理、心理、气质、、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认为“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怯懦，而寒冷国家的人民则像青年人一样勇敢”、“热带地区气候炎热、身体疲惫，没有勇气，所以奴性重，通常为专制主义所笼罩。寒带人体质和精神能从事长久、艰苦、宏伟和勇敢的活动，保持政治自由，所以欧洲多民主政体”。根据这一理论，在民族教育研究中，当涉及到民族文化问题时，许多研究者都会将各种文化现象与该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联系起来，甚至将地理环境作为决定性的因素。如：有的研究者通过对贵州高原少数民族传统生育文化形成的考察，认为由于贵州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使民族传统生育文化积淀很深，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行为规范，导致了少数民族人口出现增长较快，生育水平偏高，早婚早育等问题，给贵州以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压力；有的研究者还认为由于我国辽阔的疆域和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多元起源和多民族长期共存的格局，并使得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既表现为多元、多区域、多中心不平衡发展，又呈现出多元、多区域、多中心文化向中原文化内向汇集和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特点。的确，一个民族文化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最初都与其所生存地区的地理、地貌、气候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在某些方面是由其决定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谁都无法否认地理环境在文化形成的最初时期曾经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否则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最早的人类文明都诞生在地势低平、降雨量充沛的大河流域，如埃及的尼罗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东亚的黄河流域和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最早的人类文明都诞生在北纬23度至38度之间，更无法解释为什么即便在当今这个生产率高出古代成千上万倍的‘后工业’信息时代（而非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不便的古代），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也仍然集中在地势低平、适合农耕的地区。”但是，文化一旦产生便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德国人类文化哲学的代表人物卡西尔在其代表性著作《人论》中所表达的核心观点———人创造了符号，符号又反过来创造了人，就是对文化相对独立性的最好阐述。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使得文化可以脱离其所赖以产生的地理环境而实现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变迁。如今，根本不可能找到一种纯而又纯的文化———由于时空的变化、主体的流动，以及电视、网络、广播、报纸等大众媒体的普及，各种文化间的交流、融合不可避免，并且，这也是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但是文化的融合并不等于一种文化消灭另一种文化，而是不同的文化在动态的、相互的作用中实现文化的互补性发展。过分地强调文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不但不利于文化的保存，相反，还可能为了保持这种静止的、“经典”的文化状态而走向固步自封的文化保守主义，从而加速文化的消亡，因为文化的生存活力正在于文化的不断变迁之中。正如美国学者赛义德所说：“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一切文化的历史都是文化借鉴的历史，文化不是什么密不透风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