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所接受的思想中，或者，对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第一位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第二位的，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比较表面和直接，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在思想中则是潜藏的，比较深层。事实上，在他人生的学习的最重要阶段即二十岁左右（用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容易接受的年龄”）主要学习的恰恰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18岁之前，所学的知识主要是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诸如“四书”、“五经”之类的，18岁到长沙之后就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等。自己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4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所谓“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其实都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沙时期是读书的最重要时期，对于求知有着强烈欲望、酷爱读书的来说，这一时期所读之书肯定远不止上面所提到的这些。而在读这些书时的感受如何，由于资料的缺乏，可能永远是谜了，所幸的是，在长沙时所读的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还被保存下来，从密密麻麻的批注来看，对这本书是读得非常认真的，后来当这本书“物归原主”时，他还说：“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注：1950年同周世钊的谈话，转引自陈晋主编《读书笔记解析》（上册），13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许多的证据表明，在年轻时曾阅读了大量的中西资产阶级的书籍，认真学习了中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这一事实，而在于如何评论这一事实。在青年时期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对于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最容易接受的时期，一旦接受，终身难忘。在这一时期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可以说深深地印刻在他的思想深处，并终身起作用。虽然后来更看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诸如《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对他的影响，但如果没有早期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为基础，是不可能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下子跳跃到马克思主义的。24岁才知道马克思，从此终身信仰马克思主义，但的历史并不能从此抽刀割断。事实上，后来多次从“二元对立”的哲学观点出发强调学习西方哲学的重要性，认为不懂西方哲学，就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注：《选集》，第5卷，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而且，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主义最初就是作为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一种而传播进中国的，只是后来由于特定的政治时局的原因它才从西方文化中独立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异质文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中国本土产生的，它本质上是西方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接受了西方，我们不能因为后来中西方的敌对关系而完全否定西方，甚至否定西方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入侵”中国，其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自古以来自尊自强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种伤害至今犹存，以至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外交上的敏感问题。另一方面，洋枪、洋炮、洋文化又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冲击、挑战、机遇，中国被迫从古代向近代转型以至最后向现代转型。对于后一方面，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我们过去对这一问题重视得很不够。其实，西方对中国的“正面”影响远大于它的“负面”影响，中国人一方面仇视西方，但另一方面又很理智地承认西方的先进并勇敢地向它学习，这正是中国民族精神中最可贵的地方。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思想。所不同的是，它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和批判精神，与当时西方主流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迥异，所以我们后来把它作为异质思想。其实，它根本就不是异质思想，不论是从理论根源上还是从实践根源上，它都是来源于西方本身。马克思著作中大量涉及西方的文化、哲学、经济、政治、历史等，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最先进、最科学的学说，是西方各种学说的集大成。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深厚的西方文化、哲学、历史等多方面的修养，能读懂马克思的著作吗？他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吗？
绝对不能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但思想不可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它不可能土生土长。同样可以说，没有近代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不可能有思想。对于来说，没有最初的对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接受，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如果把思想比作一座冰山，可以说，海面上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海面以下的绝大部分则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各种思想。海面以下潜藏的部分虽然是“无形”的，但它却是海面以上突出部分的基础。
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割裂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客观的。西方种种思想对的影响之巨大，恐怕本人也未必意识到了。文化对人的影响是非常深层的、藏匿的、异常复杂的，一旦接受，根深蒂固，是很难像洗去身上的污垢那样很容易洗去它的。青年时代的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期影响的行为，不仅是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晚年还说：“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有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注：转引自迪克·威尔逊：《历史巨人》，49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正是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哲人和西方历史引导走出传统，面对西方，奠定了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说明，并不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把推向革命，而恰恰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他、引导他走向革命。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并不是一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把以前所接受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完全放弃了，文化思想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复杂的文化思想问题更多地遵循的是辩证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这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一再强调的观点。是在24岁时即到北京后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以后终身信奉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是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他的思想领域中就只有马克思主义。在的文化生活中，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占有同样的地位，所不同的只是，他对二者的态度截然不同。早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他就一方面深受陈独秀、两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深受罗素、杜威、胡适、蔡元培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影响。罗素、杜威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胡适、蔡元培是当时非常有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
纵观一生的读书活动，可以看到，童年时代主要读的是中国古代的书，晚年“返老还童”，再一次主要是读中国古代的书，所不同的是，童年主要是学习，晚年则主要是欣赏。而人生的中间时段一直没有停止过读西方的书籍，长沙时期是这样，延安时期是这样，建国后同样是这样。“更多的涉猎西方哲学书籍，当是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后。在1965年8月5日接见外宾的谈话中，说他读过古希腊名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还说，德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列宁说，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也应该读唯心主义的书。我是相信过康德的。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注：陈晋主编：《读书笔记解析》（上册），69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是一个阅读广泛，知识渊博的人，他极善于从各种书籍哪怕是从一般书籍中吸取营养。他的思想，其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有苏联的，有中国古代的，有中国近现代的，还有西方资产阶级的。除了对马克思、鲁迅这样的极个别的人给予全面肯定以外，很少对某个思想家或某本著作作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区别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多是从正面接受；对于资产阶级思想，多是从反面接受，“批判地接受”，就是他总结所说的“洋为中用”、“吸取其精华，剔出其糟粕”。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民族正在初期发展的进程中。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相辅相成,影响着整个英格兰民族的文明,同时也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文学。基督教在当时的英国占主导地位,对英国的文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众多的早期英国文学作品中,创作于8世纪的英雄史诗《贝奥武夫》标志着英国文学的诞生,也是具有早期英国文学宗教思想特色的代表作品之一。
虽然至今学界仍对《贝奥武夫》的文学色彩持有不同观点,但就我看来,它是一部具有浓厚基督教色彩的作品。《贝奥武夫》主要讲述的是以贝奥武夫为主人公的英勇事迹和神奇故事,但由于作者是基督教徒,整部作品中还是糅合了不少基督教思想和文化传统。当时基督教开始在英国盛行,圣经对于当时的英国文学作品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将贝奥武夫看作是基督教中耶稣基督的化身。贝奥武夫的英雄形象,领袖气概和基督十分相似。尽管他不是宗教人物,但是他身上有明显的基督精神,一种强烈的救世精神,以及受到神力的帮助和指引,体现出的智慧和力量。同样作为领袖人物,身上担负着救赎受难大众的使命,贝奥武夫和耶稣都选择牺牲自我来换取民众的幸福。作者在这种刻画这种人物精神的同时,其实就是展现了一千多年前当时的英国人的价值取向以及人们对圣明君主的诠释。贝奥武夫所表现出来的人物特征,面对困难和挑战的勇敢和智慧,以及对人民的献身精神,就是凝聚了当时民众心目中伟大君主所必须具备的领袖特质。而作者则是通过在诗中对于此智慧和英雄行为之间关系的探究,来表达出这样的宗教文学思想。
然而这样的文学思想并没有持续很久。由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社会不稳定,战乱和疫病让人民开始呼唤人文精神。
从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更是将这股人文主义思想风潮推到前线。
二、人文主义思想的兴盛
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作为欧洲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不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开启了人文主义思想的思潮。掀起欧洲历史上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等奋臂疾呼,不遗余力地倡导以人性取代神性,以科学取代愚昧,以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取代消极悲观,遁世厌世的人生哲学,以追求个人理想和幸福作为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以鲜明的人文主义思想挑战腐朽的封建势力。这种以人文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文艺复兴运动同样也在英国如火如荼展开,其思想精神也扩散到了当时的英国文学作品中。
在文艺复兴时期众多杰出的英国作家,如托马斯·莫尔,埃蒙德·斯宾塞,菲利普·锡德尼等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伟大的莫属威廉·莎士比亚。他的诗歌和戏剧集中体现当时英国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其代表作《哈姆雷特》通过刻画了一个性格忧郁,为父复仇的王子形象,将哈姆雷特作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典型的人为主义代表。哈姆雷特并非生来就是忧郁的,面对父亲被谋害,母亲改嫁,自己爱情无果,这个黑暗的社会和残酷的现实逼迫他走向忧郁,内心的煎熬让他变得优柔寡断。然而,他并没有就此沉沦,内心满怀的理想和对人生的热情和希望让他决心复仇。他渴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击垮这股黑暗势力,拯救自己同时也拯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正是莎士比亚将哈姆雷特内心的迷茫和彷徨描写得如此细腻,才能更加衬托出他冲突这样的思维局限,为了国家,为了正义决心挑战,并牺牲自我的精神。哈姆雷特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和对一切丑恶事物的憎恶,以及他坚信人类前途的光明,相信依靠人的理性和力量能够创造出美好的人生和理想社会都充分表现了他的人文主义精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升华了莎士比亚的悲剧思想,并不仅仅是描写一个悲剧,而更重要的是透过悲剧所要传达给读者的文学思想。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爱情是崇高永恒的,友情是真挚纯洁的。在诗人眼中,拥有爱情和友情就能摧毁世界的邪恶和腐朽。莎士比亚在诗中对这种真善美的追求,是他的诗歌的灵魂,也是当时英国文学作品中人文主义思想的灵魂所在,对于积极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的追求,体现了他反封建,反教会的人文主义追求,表达了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向往和期盼。莎士比亚的作品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着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文艺复兴带来的冲破封建主义的旧俗,开启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新科技新文化促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用理性代替盲目信仰,用科学的眼光思考人生,认识到人的价值。这也是莎士比亚文学作品中的核心思想,也是当时英国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思想的主要代表思想。
三、启蒙思想的全面展开
随着英国政治革命的展开,17世纪开始英国作家们开始从对人性的追求转为对理性的思考。在哲学领域,约翰·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全面深入解释了经验主义的核心观点,认为人类一切知识的泉源就是经验。洛克开创的经验主义被后来的乔治·贝克莱以及大卫·休谟等人继续发展,成为欧洲的两大主流哲学思想。在科学领域,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号召人们采用实验调查法。他认为要清楚头脑中一切错误的观念,偏见和幻象,就要首先收集事实,通过科学化的实验方法,归纳推理手的段从这些事实中总结其差异性,寻求性质和特点,最后得出结论。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归纳法。在政治领域,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指出,人因为贪婪自私的本性一直发生战争,要让社会和平,结束战争,就必须制定社会契约。在这种博弈的社会关系中,有必要通过订立社会契约来规范所有人的行为,以达到自我持存的目的。他认为君主政体是实现契约原则的最好形式,这也正是影响深远的君主立宪制的最初形式。在宗教领域,伴随着宗教生活的多元化,以约翰·班扬为代表的社会底层民众与约翰·弥尔顿为代表的中产阶级为争取平等的宗教权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着名的《失乐园》中,弥尔顿采用宗教讽喻的形式,通过揭露当时的反革命力量,表达对自由的强烈呼吁。自由在欧洲历史上第一次作为一种政治主张被明确的表达了出来。在教育领域,约翰·洛克在经验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 “白板说”的教育理念,他认为他认为人出生时心灵像白纸或白板一样,人的一切观念和知识都是外界事物在白纸或白板上留下的痕迹,最终都源于经验。而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一个集德性,理智,才干与修养于一体的绅士阶级人物,并提出了极为具体的教育内容,开创了现代教育思想的先河。
四、18世纪人性的推求
18世纪的英国,君主立体确定,科技飞速发展,为工业革命奠定基础。在这个英国社会转型之际,英国作家的文学思想也逐渐转为现实主义。由于启蒙思想的传播,人们认识到要铲除愚昧和宗教迷信,昔日的宗教寓言和骑士小说已不再走俏,因为当时的读者似乎更渴望了解现实生活,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封建专制,从而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基于天赋人权的理性国家。我认为这正是现实主义在小说创作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由于科学的发展和科学思想的引入,作家们更推崇理性的文学思想。当时的小说大都体现了追求表现个人主义的创作取向。小说家们纷纷抛弃了以往的罗曼司和寓言小说留下的创作模式,将创作视线转向了更为现世的生活。
作为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可以说是影响英国文学的一部着作。作者通过描述主人公鲁滨逊漂流海岛,战胜困难,艰苦创业的传奇故事,塑造了一个坚韧不拔,具有超强理性的个人主义英雄形象。其实我们可以透过鲁滨逊这个人物来看笛福。 笛福出生于英国下层中产阶级家庭,一辈子在英国日益蓬勃发展的工商业奋斗。他热爱商海的挑战,喜爱投资和冒险性的事业。因此他也把自己的这份感情融入到了他的文学作品中,笔下的人物都极具冒险精神,不受世俗的约束,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也开启了18世纪英国小说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
五、19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想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文学思想出现了重大的改变也由此达到鼎盛时期。英国作家们不满资本主义城市文明的高速发展,追求向往自然,于是纷纷摒弃了古典主义追求典雅,规范的原则,转向重个性,好想象,尚自然,反权威的创作思路。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更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和理想境界的呈现。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作品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崇尚创作的绝对自由,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反抗习俗的束缚,要求文学突破描绘现实的范围。
2、从民主主义的立场,或者从迷恋旧制度的立场,抨击封建制度或资本主义的腐朽和沉闷,具有很强的革命性。
3、从历史中选材,酷爱描写中世纪以往的历史,从司各特开始,到雨果、大仲马等浪漫派小说家。但并不注重反映历史的本质面貌,而是重想象,力图通过想象创造出全新的艺术领界。
4、这一时期的文学题材转向自然,偏重于描写自然风光,厌恶资本主义的文明和现实,寄忧思于自然,用自然美来对照社会的丑。英国也是最早出现浪漫主义文学的国家之一。
六、批判现实主义思潮
伴随着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维多利亚时代的到来,英国的文学思想也从浪漫主义思想过渡为批判现实主义思想。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作品更多的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罪恶和腐败,严厉批判了种种弊端和邪恶。注重道德内涵,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表现出对人类命运和前途的深切关怀。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小说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简奥斯丁和她得《傲慢与偏见》。作者通过小说中的一个家庭中的五桩婚姻,向我们表达了对在相互理解,真诚爱情基础上的婚姻的赞许和对以门第财产,衣食之计,以及相貌为基础的婚姻的讽刺。通过表达作者的婚姻观和价值观,我们也能从中看出作者对于当时社会女性地位低下,命运不公的愤愤不平。她的小说为英国文学从浪漫主义思想过渡到现实主义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开始对女性生活和命运的关怀。
七、20世纪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20世纪的英国文学一方面延续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承继英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并发扬光大,另一方面,许多作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进行突破。应和当时社会,科技,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变革,现代主义文学开始兴起,纷纷表达反传统的精神,否定固有的文学观念,表达方式,审美原则。他们崇尚全新的时空概念,重视艺术形式的改革和创新。杰出代表为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伍尔夫的《戴洛维夫人》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此外,女性作家群也在壮大。女性作家开始涉足文坛,通过文学作品来争取女性群体在社会的地位。代表作家有阿加莎·克里斯蒂,莱辛和默多克等。
一、文字、思维、文化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专制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页，商务印书馆版。
邓斌的《凉月》，是恩施州本土文坛第一部公开出版的散文集。这部约40万字的散文作品，选入了作者自1988年下半年至1999年上半年近H年间的创作13()多篇。文集共分为八卷，其中卷七主要是关于文学与作家写作的一些随笔，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作者的文学思想与文艺观点。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初浅解读。如有不当，敬请指正。 一、文学艺术与现实生活 所谓文学思想，归根结底，就是对“文学是什么”，或者“文学能做什么”，“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怎样”等问题的看法。 邓斌认为，文学，其实就是现实人生一种艺术化的折射。“艺术的使命就是感受生命，把握生命，表现生命。”“艺术可以总结与回答人生中悲欢离合爱憎生死的诸多现实问题及其缘由，可以架起人与人心灵沟通的桥梁和叫人学会从各种世俗欲望中走向超脱，可以从百花中采摘花粉酿成甘美异常的蜂蜜，可以凭作家艺术家的理想与意志去弥补天然的缺陷，创设生命的至境……”“艺术虽不能替代人生但可以使人生艺术化，艺术虽不能改变世界但可以赋予世界些许亮色而使人明朗起来高尚起来。”‘”总体说来，邓斌是现实主义的。其文学主张与创作，始终贯穿着现实的、社会的、民族的精神。在“论鄂西文学的民族化”等文中，作者谈到了文学与生活、作家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 “要想达到鄂西文学事业空前繁荣直至形成流派的良好愿望，文学工作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深入体察，正确认识鄂西现实的社会生活，了解它的历史进程、人文心理、风土自然，从分析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入手而推断将来。”“文学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相对于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永远是第二性的。鄂西文学如果不能准确反映鄂西带有民族地方色彩的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它的生命力无疑十分脆弱。”‘”邓斌非常重视文学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美感作用，尤其看重作家的社会使命。“文艺家的任务不仅在分析现实，描写现实，而尤重在于分析现实描写现实中指明了未来的途径。”(茅盾语)，由此，“文学作者既不应粉饰现实，把现实看得完美无缺;也不应一味地感伤现实，认为现实人生漆黑一团，毫无希望可言;又不能回避现实，做只会吟风弄月、顾影自怜的浅薄文人。我们只有以哲学的眼光和深度，通过冷静地凝视鄂西的现实，透视历史与现实善恶并存、美丑驳杂的社会生活现象，才能深刻认识到本民族地区壮丽多姿的将来，从而坚定信赖，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阴只有如此，我们的创作才能走向广阔的天地，“写出紧扣时代脉搏、与历史规律相一致的具有强烈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美感作用的鸿篇巨制，”川并以此酬答故土，弘扬民族精神，为生活增色添彩。 真正的文学应站在为时代而写作的高度，通过恰当的表现形式，以最大的真诚和绝对的真实描写现在。 向外部世界推出作品，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要忠实于自己经过提炼的社会生活经验，忠实于自己熟悉的人和事。“真正经得住实践和时间检验的文学，应是历史的、创造的、批判的、民族的、美感的”，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是取材于现实生活和现代人的思想体系的。”‘51要写出真正的文学作品，达到文学的繁荣，文学作者“要深入体验生活，从情感上贴近人民群众;让脉搏与时代共振，让眼光穿透各种历史的尘封和现实的假象触及生活本质并投向遥远的将来。”“作家需要有一种殉道精神，永远不为眼底功利所惑。”囚二、文为情动，长歌当哭文学是什么，或者文学能做什么。言说的方式不同，得出的结论有异。王先需先生在他的《国学举要.文卷》里将其概括为中国古人对文学的三种基本态度以文为用，以文为哭，以文为戏。万丁一直以来，邓斌坚守着积极的心态，为鄂西南这块母性的土地而歌唱，为世代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苦难的灵魂而哭泣。他一直以自己的创作，实践着他的文学主张与梦想，探索着鄂西南文学的发展强盛之路。 可以说，他是在用心体验现实，用血与泪来书写文学，用真诚与良知来回报社会。 “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刘鹦语)。情从何来，爱向何生?文章不是无情物。没有对世界、对人生真诚的情与爱，是写不出好的作品的。作家正是凭着敏锐的心灵，深深体验人世间的离合之情，生死之变，兴亡之感，把万千优愁化为一声叹息，用嫣然一笑概括皆大欢喜，就“歌哭”成了或悲或喜的诗歌、小说、散文，“歌哭”成了许多长长短短形式各异的文学艺术作品。 “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邓斌喜欢引用艾青的这一诗句表达他的故土深情。他满怀着对故土的爱，用一片赤子之心，为故乡的母性土地、为世代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苦难的民族而哭歌。在他的《写作随谈之一》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作品感情的流泻，人物的命运，与作者的真情实感是一脉相通的，作品的魅力在创造中打动了作者，然后才能打动读者C，只有作者热爱生活，信守真理，多思善感，关心人的命运并视普通劳动人民为上帝，才会在作品中以其澎湃的激情撼动读者的心魄，使“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从而收到“握拨一弹，心弦立应”的效果。一”了邓斌是位积极的入世者，其文学思想深得中国古人进步文学思想之精髓。他正是以文为用，长歌当哭，在用真情实感抒写我们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企望着用辛勤的创作将我们这个民族伟大的人文精神奉献于世人。 三、作家的选择邓斌认为，文艺不是为了功利，是为人民服务并由人民群众评价，作家在创作中就要时时想到人民的生存状态与人民的本质愿望。“文艺的精魂也就是民族的精魂;作家的声音也应该是人民大众喷发悲愤、倾吐苦难的声音，追求完美、寻找光明的声音，声讨邪恶、反抗压迫的声音，讴歌幸福、表达爱情的声音”。 #p#分页标题#e# 一”作家必须以最佳的方式，去读懂我们民族的灵魂。用什么方式最佳?邓斌以为，以下几种选择，是为作家最佳选择。 (一)作家必须选择平常人的生活 写作的人以平常人之心，才可度平常人之腹。如果作家远离人民，高高在上，不愁衣食住行，疲于追名逐利，或把自己关在小圈子里划“级”为牢，其作品必然远离现实生活，陷于庸俗和矫情而不能自拔。作家本身是平常人，又长期与平常人一起生存、奋斗，同甘共苦，才能逐步理解平常人心灵深处所蕴含着的共同的民族精神。 (二)作家必须选择苦难 纵观千古，大凡文学名家，多是一些生活坎坷多难、命运潦倒落魄的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活得越窘迫，作家的感情愈丰，愈能深入底层，张扬正义，揭示苦难;愈能深刻感受大自然的奥秘，接触到社会人生千姿百态的现象。逆境与苦难，对于写作的人是一种财富，无数中外文学名著都是苦难的写照。作家经受苦难，饱含忧愤，才能认识复杂与沉重的人生，并通过作品激起人们改革与追求的愿望。 (三)作家必须选择孤独 海明威在他的获奖演说中有这么一段话:“写作，在其颠峰状态时，是一种孤独的生涯。”“当作家摆脱了他的孤独，他的名声日甚，但他的作品也随之衰落。 因为作家总是在孤独中工作，而且如果他是一名称职的作家的话，他会每天面对永恒的或是缺乏永恒的事物。”是的，平常、苦难、孤独，会促动作家读懂自己民族的灵魂，从而把本民族文化精神的大旗树立到世界文苑。邓斌，亦正是如此，以他的平常、苦难、孤独，执着地耕耘于鄂西南文坛，用他的心他的泪，来品读大山与大山的子民，为鄂西南文学的繁荣而奋斗不息呼号不止。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进行思想教育，相较于思想品德课的优越性在于，语文具有更强烈的感染力，它通过文学形象的塑造，使得原本枯燥无味的思想教育变得有声有色，自然流露的情感更易被学生接受，并且在文章的高潮部分，也是学生最容易感动的部分。教师通过引导，将文章的主旨深深印刻在学生的脑海中，达到渗透的目的，过早或过晚地为文章贴上标签都不会达到最佳效果。例如，在《晏子使楚》一文中，晏子与楚王精彩的辩论将是整篇文章最精彩的部分，而“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这句话则完美驳倒了楚王的谬论，维护了晏子及其国家的尊严，将故事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当讲解到这一时段时，学生被晏子不畏强权，维护国家尊严的行为深深感染，教师抓住这一时机，对文章中心进行渗透，使学生自然而然地受到一次思想教育，提升学生的思想水平。
2.以文育人，把握思想教育尺度
2.1把握好小学生认识发展的阶段性尺度
小学生的思想还不成熟，对于事物的认知处于懵懂阶段，加之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时间跨度较大，导致他们对事物的理解范围和接受能力不尽相同。因此，要想在语文教学中渗透思想教育，首先就要把握好小学生认识发展的阶段性尺度。一到三年级的学生对知识的学习处于模仿阶段，教师讲什么，他们就学什么，独立思考的能力较弱，不会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对他们只是灌输正确的思想观念，形成一个雏形足矣。四到六年级的学生对事物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教师需要进行正面引导，以免学生误入歧途，造成人格偏差。
2.2把握好教材本身蕴含的思想教育意义的尺度
在语文课堂进行思想教育时，最忌讳的就是脱离课本，脱离实际，讲一些空洞的大道理，走形式主义路线。对于活泼好动的小学生而言，这种枯燥僵化的教育形式无疑是一种折磨，不仅最终达不到思想教育的目的，反而可能使学生产生厌烦心理，不利于思想教育工作的开展。为了避免这一局面，教师要把握好教材本身蕴含的思想教育意义，以课本为标准，联系实际生活，使学生得到的感悟更加鲜活可信，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3把握好渗透思想教育量的尺度
通过语文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只是语文教学的功能之一，小学语文教学最终的目标是对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因此，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明确语文教学与思想品德教学的区别，确定语文教学的本质，把握好渗透思想教育量的尺度，围绕这一主题对学生开展有效的思想教育。只有将语文教学与思想教育有机结合，并且以语言文字的培养为主体，才能打破本末倒置的特殊局面，从而全面提升语文课堂教学水平。
3.结语
对于教育管理部门来说，要提高对于数学思想渗透教学的认识，对教师加强相关培训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还要督促学校建立数学思想渗透教学的考核，增加数学思想渗透教学方法和教学过程在考核中所占的比例，努力使数学思想渗透成为数学教学的考核重点和教学重点。对于数学教师来说，首先要明确在小学阶段，教材涉及的主要数学思想有哪些，明确了这些数学思想，还要完善具体的教学策略。本文以苏教版教材为例，总结了以下几点：
第一，在学习新内容时要渗透数学思想。在设计教案时教师要有意识地增加数学思想的启发，将数学思想与新的数学知识结合起来，避免只讲知识表面不讲数学原理，只讲习题不讲思想。在讲授新内容时，不能直接将相关概念和定理告诉学生，而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引导和启发学生逐步探索、猜测，慢慢接近，掌握知识形成过程中的相关思想，锻炼学生的数学思维。这样学生可以发挥数学思维能力去推理，对所学知识理解得更加透彻，记忆也更加深刻。
第二，在解题中渗透数学思想。数学离不开解题，但是解题的方法不止一种，多一种方法就可能多一种数学思想。如苏教版的练习册中有这样一道题：1998×3.14＋199.8×31.4＋19.98×314。先让学生观察数字的关联性，学生会很容易看出数值1998小数点在往左移动，3.14的小数点在往右移动，两个数值相乘，根据小数点移动的知识，学生能够推断出三个乘积是相等的，无论它们怎么变动，小数点后面一共是两位，只要算出1998×3.14再乘以3就可以了。这个解题思路实际上渗透了划归的数学思想。教师要在解题之前就开始向学生渗透，解题之后还要进行深化点睛，久而久之，学生就掌握了这种方法。
第三，经常讲，反复讲。数学思想渗透是需要潜移默化的，教师要坚持这一过程，在讲课时不断举一反三，帮助学生深刻领会。
第四，要引导学生从生活中发现数学思想，鼓励学生将课堂中学到的思想运用到生活中，将生活中的问题带到课堂上。
二、结束语
（一）实现资源共享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揭示了诸多教育问题。传统教育模式单一缺乏应用资源。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思想政治教育也变得复杂起来。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文学教育作为辅助。通过文学蕴藏的巨大能力获得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同样，传统文化教育不能满足当代受教者的需求，需要强大的思想理论支撑文学教育，因此，思想教育与文学教育融合并实现资源共享，能有效促进文学教育发展。第一，将文学教育积极引入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会增添教育内容的亲和力及感染力，使得口头道德逐渐变成生动的文学形象[1]。第二，通过鉴赏文学作品，能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对受教者实行人格、思想、政治以及心理道德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讲，扩大思想政治教育在文学教育中的纵深和拓展，能有利于道德教育的渗透和覆盖。第三，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而言是虚拟社会，对受教者有一定的参照作用，能提供独特的社会体验。优秀的文学作品中，人物和性格塑造始终围绕着一种教育氛围和学习氛围，激发受教者的感性认知，能通过感悟和思考体会文学教育的思想内涵。文学教育的氛围要建立在优化育人环境的基础之上。第四，思想政治教育的意旨在于培养受教者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通过文学教育能使得受教者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更多的熏陶和感悟。利用文学教育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在适应文学教育的新发展方向。总之，文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性发展能使得文学教育环境和途径更加顺畅，实现了教育效益最大化[2]。
（二）提升思想政治感染力重视文学阅读
经典是通过积淀和时空转换诞生的。凝聚着一代又一代的智者的明哲和智慧，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和思想价值。如，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具有一定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文学教育的根本就是以文学经典为核心，通过对经典作品的鉴赏和品读，使得受教者获得心灵上的震撼和感悟，在心灵的对碰中提升智慧增强情感体会[3]。由于文学作文在人文素养教育中具有一定的优势，能够探知人性的光辉和魅力，也能促进受教者道德情操和高尚品格的形成，促使受教者综合全面发展。重视文学经典就是在注重自我超越，受教者能从丰富的内涵中获得一定程度的感悟，潜移默化的实现自我修养和文学素养的提升。同时，文学经典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能使得受教者心灵与作者心灵实践激情的对碰和交流，唤醒受教者的追求和渴望。逐步向大智慧、大知识氛围迈进，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人格陶冶和创造启迪。同时，在文学教育过程中，加强思想教育力度，使得文学经典逐步向追求自然追求真善美过渡。让文学教育成为一种知识、一种经验、一部人生[4]。
（三）提升教育时效性避免形式化
以往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学教育缺乏层次，直接从教育者角度出发，填鸭式的教育很难让受教者接受。教育者往往以遥不可及的高大形象拉开与受教者之间的距离，不容易被受教者所接受，逐渐失去了应有的教育意义。从而导致受教者忽视了人生态度的感知和人文精神形成需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最终得不到应有的体现，人文素质和文化修养也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空间。因此，要以思想政治教育促进文学教育发展。将人文内容以及审美内容传授给受教者，使之拥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和欣赏水平及认知水平。同时，利用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完善受教者的文学素养，激发人生观的养成，提升人格素养。为了避免文学教育流于形式化，可以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通过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给课堂增添活力。使得文学教育不再僵化，在重视主体个性发展的同时，促进教育内容的吸收，摆脱传统填鸭式传授模式[5]。
二、重构文学教育
（一）重塑文学教育理念
通过分析文学教育内涵发现，改变文学教育现状走出困境，首先要从转变教育理念入手。通过文学即人学的卓识来丰富文学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背景下，强化文学教育就是在强调立人和育人教育。要体现出人文教育也要倡导情感教育和审美教育。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视域来陶冶受教者情操，丰富受教者的理解能力、想象能力、感悟能力以及协作能力。文学教育作为终身教育，必须要围绕文学教育特性，注重文学教育审美回归，关注“人”的思想情感以及现实理想。只有在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才能使得受教者做到自我超越、自我反思以及自我磨练，使得人格构建成为文学教育的最终目标。同时，文学教育的定位是以前瞻性和先导性为主，强调审美教育、人文教育以及文学性为核心的教育原则，明确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文学教育目标和方向。因此，坚持以人文本的教育理念，是文学教育的关键。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能否推进文学教育的重要因素[6]。
（二）回归文学教育人文性
新课改以后，强调文学教育的文学性和人文性。追求文学价值就是在追求人文精神，这也是重构文学教育的重要原则。艺术源于生活，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同样源于生活，是人对环境的体验也是人对环境的向往和追求。文学教育也是精神文化的重构要素。当有高学历的人不懂得感悟生命就如同野蛮人聚集的荒野。这句话说得就是文学需要人文性回归，作为一种精神来陶冶情操慰藉心灵，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精神联系。让受教者在接受文学教育过程中充满灵性与激情、感悟，积极体会生命价值并对未知世界形成一定的向往。文学教育回归人文性，不是短时间内能形成的，需要不断的熏陶和渗透。因此，文学教育回归人文性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支持，在提成人的品格修养以及心灵修养后，完善文学教育人文性。文学教育的真是面目是超越功利主义误区的，是承载着培养人类素养的重任，这也是文学教育的最终目标，在此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对文学教育有一定的推动型，因为精神教育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潜移默化渲染出来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学教育也会形成有机结合，并最终成为教学亮点[7]。
（三）改善文学教育模式
传统文学教育模式过度肢解化，因此要实现文学教育目标必须重构文化教育模式，达到育人的最终目的。文学教育的任务就是通过阅读和鉴赏文学作品并从中感知生命体会生命，了解文学中包藏的愉悦体验，培养人的情操和品德，并逐步完善人的兴趣爱好和文学导向。由于人文性决定了文学教育属性。因此，改善文学教育模式首先要从理性感悟和感性追求入手，充分发挥文学魅力避免失去文学韵味。构建充满活力且开放的文学教育体系。使得学生能通过不同的方法和内容拓展视野[8]。第一，文学素养的丰富与多元化的知识结构息息相关。因此，要积极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学教育活动，充分尊重教育课题并创造平等的对话环境，使得受教者能在心灵上获得美的熏陶和感悟。第二，尊重文学教育形式，坚持个体理解感悟原则，遵循个体体会和意会规律，从动态教育刺激受教者的学习情绪和学习兴趣，使得受教者能在文学赏析过程中感受到文学的情韵和风格魅力，做到抛其形而得其神。第三，教无定法却选择又发。文学教育过程是体验和感悟的过程，因此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人”为角度出发，在受教者一定的学习空间和思考空间，发挥受教者的潜能张扬其个性，提升受教者的思想品位和人生境界，最终增强生命的感悟能力。
三、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