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课题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教师专业素质的快速提高，提高了教学质量。
1．重新认识了地理课程资源的概念，对地理课程资源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通过反复学习，科研教师对以往“课程资源就是教材”的错误认识有了可喜的转变———“课程资源分为校内课程资源和校外课程资源”：凡是学校范围内的课程资源就是校内课程资源；校外课程资源主要包括乡土资源、校外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以及网络资源。其中乡土资源主要指学校所在地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两方面的资源（乡土地理、民风习俗、传统文化、生产和生活经验等）。根据地理学科的特点，校外课程资源主要是对校内课程资源的补充和拓展，我们在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乃至国家课程的实施过程中适当地选择乡土资源，共同构建师生的知识平台，帮助学生养成科学的地理观、环境观和正确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并丰富充实了学校地理资源库的材料积累。
2．认识了地理知识既有静态的特点也有动态的特点，进行教学时必须与时俱进。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静态的地理知识就是比较稳定、较少变动的基础知识，而动态的地理知识一般具有时代感，因其具备了当前的社会价值而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比如说人口问题、城市化过程、环境生态保护等，往往在讲述这些知识的时候要列举数据、资料和图片等，以达到增强教材的说服力和实证性的目的。一般来说，授课内容往往是以静态的知识为主，动态的知识为辅，并要不断地更新陈旧过时的动态学科内容，广泛吸纳地理科学的新知识和技术。
3．资料的搜集整理增加了地理教师的知识底蕴。一位优秀教师之所以吸引学生，不仅仅在于他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出众的教学技艺，更在于他的博学多才、知识渊博。地理问题如果能够用相关的知识来描述，加以渲染、烘托、分析，可以让地理教学更加生动、充实、丰满。通过访谈和收集、整理资料，研究课题的教师变得更博学多才了，更知道如何激发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受到学生的欢迎。
二提高了教师的专业能力
经过差不多两年的课题研究与实验，教师自身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专业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逐步由教学型教师向研究型教师转变，成为教学—研究复合型教师。
1．课堂渗透整合能力得到提高。可以根据课程标准和教材内容，在课堂教学中适时地抛出乡土地理知识，然后充分发挥好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组织学生进行讨论，让学生畅谈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见解，逐渐培养学生的分析探究能力、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2．实现了信息技术与地理教学的整合与创新。参加课题研究的教师，学会了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信息技术与地理教学的整合与创新，充分发挥了计算机对文字、图形图像、动画、视频、音频等媒体的综合处理能力的优势，制作资源包，设计出精彩的课件，把高效、优质的课堂奉献给学生，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参与性，提高了教学效率和效果，有效地使学生由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变成主动寻求者，使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得到提高，让学生真正成为了学习的主体。
3．摸索出丰富多样的课堂教学模式。举行以乡土地理知识为主题的专题活动，通过竞赛活动、诗歌朗诵会、演讲赛、辩论赛等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使学生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变得会问、敢问、爱问，从而获得认识社会和创新实践的方法，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4．学会利用课外校外地理活动充实课堂教学。校外课程资源是对校内课程资源的补充和拓展，可以把地理教学的场所适当转移到大自然和社会中去，让学生们接触自然、接触社会，让他们针对某一个地理问题、地理现象，亲自动手实验及参与调查、考察研究，从而获得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动手能力、实验能力、社会活动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充实自己现有的地理技能。
1986年钱学森在地球表层科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地理科学”的概念，与原来的地理学的不同在于地理学受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局限，将自身分成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而地理科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科学；地理科学与地球科学也不同，在于地球科学是自然科学，地理科学不隶属于地球科学，而是独立于地球科学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跨界科学。笔者在1996年曾发表“论地理科学(1)的发展”提出了地理科学的三个层次。 1 地理科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钱学森在20世纪80-90年代逐步完成了总结全人类研究的科学体系。概括起来分11个门类、5大巨系统、4项建设（图1、图2、图3、表1），下面分别表述原著与解解的内容。 附图 图1 钱学森论人类的知识体系 Fig.1 The statement of human knowledge system by Qian Xuesen 钱学森将当今人类对科学知识的体系，分为数学科学、自然科学、地理科学、社会科学、建筑科学、军事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与美学11个体系。对上述人类知识体系解读，可以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地理科学作为客体世界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人体科学、思维科学和行为科学作为人类主体的主要研究对象；建筑科学界于客体与主体科学之间；军事科学实际上是指谋略科学（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等），是在掌握所有科学基础上的智慧较量；美学是纵贯于各个学科的；数学科学与系统科学是横贯于各个学科的。因此有以下的科学分类网络系统（图2）。 附图 图2 科学分类的网络体系 Fig.2 The network system of science classification 在五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中（图3），地理系统与星系系统、社会系统、人体系统、人脑系统并列，其中的物理、地理、事理、人理、脑理中的“理”都是指研究的“规律”。 钱学森提出的社会主义总体设计部（表1）中，除了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外，特别提出地理建设，笔者将其修改为地理系统工程，并增加了人口、科教、城镇、资源、灾害、产业。 表1 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结构（略有修改） Tablel The system structure of socialism construction 附图 2 地理信息科学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迅猛发展，来自外层空间的遥感、遥测、定位、通讯信息海量地增加；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处理与解决这些海量数据的能力大幅度地提高。地理信息系统、地理专家系统、管理信息系统、辅助决策系统应运而生，使得地理信息科学首先获得发展的机会。正是地理信息科学这门用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技术科学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地理科学的建立与发展。 附图 图3 五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Fig.3 Five open complex giant system 地理信息科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包括航天信息网络系统（外层空间卫星之间的信息网络）、地面的网络系统、天地之间的网络系统三部分，是有线网络与无线网络连通的一体化网络系统。1998年笔者发表了“航天信息与地理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及其应用”的论文，2002年又发表了“论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一文。两篇论文基本上代表了地理信息科学的创始与发展，当前各行各业都在进行数字化或信息化的建设，实际上都是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中的部分子网络或子系统。地理信息科学中最重要的原创性的成果是遥感信息模型与地理信息编码模型。 随着遥感信息的大量获取，数学家以模式识别为工具对遥感信息进行图像处理与分
本课程是在强调人文地理学内容的系统性与完整性的前提下，突出以人地关系为中心，文化理论为基础的特点，构建人文地理学的知识框架。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与空间差异，提高对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的深层理解，并能够对人类各种文化现象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进行正确分析，树立科学的人地观。
本课程所讲是狭义的人文地理学，在学习过程中将全部内容划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绪论，介绍人文地理学的对象与任务、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史和人文地理学的思想进程和学习要点。
第二部分以TerryG.Jordan的TheHumanmosaic一书为基础介绍文化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内容包括分布区，扩散，文化生态学，文化整合和文化景观五个方面，并对相关的人地关系理论分别进行介绍。
第三部分从人的群体性特征出发，分别介绍“人口与发展”和“人口的分布与迁移”。
第四部分介绍农业与工业。基于对农业和工业本身就是文化产物和二者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关系的认识，以农业与工业的发展过程为主线，以空间的格局作为其发展的空间表现来阐述。
第五部分是人文地理学的主体部分，包括种族、民族、民俗、语言、宗教、聚落、旅游、行为、政治七方面内容。这七方面均是把每个要素作为人文地理学体系中的一门分支学科系统全面进行阐述，而且把文化作为人地关系的中介，强调其横向联系。
地图种类很多，就内容而言分为两大类：自然地图和社会经济地图。自然地图包括：地形、气候、土壤、水文、植被地图等；社会经济地图包括：农业、工业、居民、交通图等等。地图作为地理知识的载体，可以直观地将其包藏的地理知识、地理特点和地理规律呈现在学生的面前。地图在地理教材中的作用是地理教材区别于其他教材的标志，而且贯穿整个地理教材。新课改之前地理教材中图像和文字的比例就高达1：4，从当前的地理改革发展趋势看，地理知识更加图像化了。因此地图在地理教材中的重要地位，值得师生高度重视。
二、地图在地理教学中的作用
地图作为地理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地理教学的主要手段，在地理教学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专家认为，中学生在课堂保持高度注意的时间很短，地理课堂的教学内容知识性较强，枯燥乏味，传统的教学方法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尤其是自然地理部分理论性强，学生理解起来有难度。但是教学内容的趣味性和教师语言的艺术性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地理课堂上，教师可以运用地球仪、各种地理挂图、地理景观图等直观教具把学生带入一定的情景中，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在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出示有关地图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出示过程中，教师的展示、地图的颜色曲线等都可以引发他们的兴趣。教师也可以不出示地图，而是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形成空间印象，使形象直观的地理图片代替枯燥乏味的地理知识，从而大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地图是地理信息的载体和信息传递的通道。学生阅读地图的能力集中体现了学生的观察能力、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和总结能力。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特别重视引导学生学会阅读地图。要善于引导学生从地图中寻找所包藏的各种地理现象，并探究分析产生这些地理现象的原因，进而归纳总结出有关的地理规律。还要让学生能够进行图文转换，不仅把简明的图像转化成繁杂的文字，而且可以将繁杂的文字转化成简明的地图，这个图文转化的过程是学生思维能力提升的又一个重要过程。总之，教师要想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就必须教会学生阅读地图。
三、地图在地理教学中的实践
（一）直观呈现地理事物的形态
地图是各种环境的图像表达，可以直观呈现地理事物的形态，包括事物的大小、高低、形态等。例如讲中国地形时，教师先向学生展示立体的中国地形分层设色图。学生可以一目了然地找到中国的主要山脉、河流、高原、平原、盆地、丘陵等，以及它们的空间分布、所在地区和海拔状况。然后学生从图中找出他们的分布规律，归纳出中国地形的特点———西高东低、类型齐全。最后学生利用地图分析讨论地形地势对气候、河流以及水能资源的影响。这样一张地图就将所需要讲的地理现象、特征、规律及影响呈现在学生面前了。由此可见，地图可以直观地呈现地理事物的形态，将复杂的地理知识图像化、简单化，还可以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
（二）将零散的知识整体化
零散的知识用文字来描述不仅麻烦，而且学生不易记牢，也不易产生系统性的认知，学生还会产生厌烦感。地图是地理学的一种独特的语言，也是地理学的第二语言。它能以无声的语言帮助学生理解课本上的内容，以生动、形象、鲜明的形式反映地理地理事物的形态、成因、规律以及各要素间的联系使其形成一个整体。例如，讲世界植被类型分布时，单纯地让学生记忆植被类型的世界分布是很难做到的。教师可以让学生拿出世界植被类型分布图、世界气候分布图和全球性的大气环流图。这三个图是环环相扣的，大气的运动直接影响气候的形成，气候的类型有影响植被的类型。学生利用三者之间的联系来记忆有关的地理知识，这样就将零散的知识通过地图变得系统化、整体化了，而系统化的知识更有利于运用，有利于成绩的提高。
（三）地图使抽象的知识形象化
【关 键 词】地理；文化；重合论；分离论；；萨义德；霍布森。
【作者简介】顾乃忠，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主要从事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和中国文化转型研究。
“东方在何处”这个似乎在中学教科书中便早已解决了的问题，长久以来，却使古今中外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乃至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的许许多多的专家们深感头痛。因为这里所说的“东方”，不是地理上的东方，而是历史中的东方、文化上的东方。文化上的“东方在何处”的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文化上的东方与地理上的东方相联系，东方文化的名称因东方地理而得名；另一方面，文化的上的东方又与地理上的东方相区别。由于文化上的东方同地理上的东方交织在一起，这样“东方在何处”的问题不能不变得极其复杂。它包括这样一些基本问题需要我们去回答和解决：什么叫东方文化？什么叫西方文化？东方有没有西方文化？西方有没有东方文化？如果有，那么东方什么时候有西方文化？西方什么时候有东方文化？如此等等。显然这些问题都不是容易说清楚的，因为它们涉及文化研究的基础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方在何处”的问题是比较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只有正确地回答了它，比较文化研究、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转型和文化建设，特别是东方国家的文化转型和文化建设，才能具有正确的方向。
那么，“东方”究竟在何处？
要回答此问题，首先必须明白地理上的东方和文化上的东方这两者的联系和区别，同时也必须明白地理上的西方和文化上的西方这两者的联系和区别。
一、地理上的东方和文化上的东方——东方和西方的地理—文化
重合论考察
可以肯定地说，在远古人类那里，既无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东方概念也无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西方概念——无论是文化上的还是地理上的。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东方和西方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希腊人那里，这可见诸希罗多德的《历史》。不过，希罗多德在他的著作中用的不是“东方”和“西方”，而是“亚细亚”和“欧罗巴”，但是，这里的亚细亚和欧罗巴的概念分别同东方和西方的概念大致一致：亚细亚或东方指的是爱琴海以东的亚洲大陆，欧罗巴或西方指的是爱琴海以西的欧洲大陆。由希腊人确定并通过希罗多德流传下来的东方和西方的概念至今没有改变，估计以后也不会改变，因为这里所说的“东方”或“西方”是地理上的——地理上东方和西方是自然形成的，它们将与地球同在。当然，地理上的东方和西方具有主观性，如果当初人们愿意，把现在的东方叫做西方，而把现在的西方叫做东方又何尝不可。但是，既然人们已经约定俗成，就必须遵守这一既成事实的规定。就是说，在地理上，东方和西方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东方”或“西方”的概念除了地理上的意义以外还有文化上的意义。就是说，除了有东方地理或西方地理以外，还有东方文化或西方文化。什么叫东方文化或西方文化？对于这个问题我暂且不加严格界定，姑且沿用学界的通常理解，即主张静止、情感和群体的文化叫东方文化，主张变化、理性和个体的文化叫西方文化。在这里需要着重讨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东方或西方有地理上的和文化上的双重含义，那么地理上的东方或西方同文化上的东方或西方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在东方地理或西方地理同东方文化或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上，我们通常遇到的一种观点是认为这两者是分别相互重合的，即在东方地理上产生的文化就是东方文化，在西方地理上产生的文化就是西方文化。我们姑且把这种观点称之为地理—文化重合论。这种地理—文化重合论的观点同样可以溯及希腊人及其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希氏在他的史书里根据当时的历史幻想记载了希腊人同波斯人之间的战争和“欧亚之间的世仇”，这样就把“欧罗巴”和“亚细亚”当作相互对立和争雄的实体。“由于他的大手笔的影响，这个公元前5世纪的古代希腊的幻想便流行于后世”[1]。当然，在希腊人那里，乃至于在近代以前，由于东西方交往不是很多，更由于西方还没有发展出近代工业文明，因此，人们的地理—文化重合论的意识并不明显。对地理归属和文化性质关系的思考，是近代以来历史给人们提出的任务。具体地说，近代以降，尤其是19世纪以来，西方文化随着军事的和经济的力量进入了东方，与东方文化发生了直接的碰撞，地理—文化重合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而它则在现代特别是当代受到强调。下面对东方和西方的地理—文化重合论的三位代表者的思想加以考察；他们分别是中国的、阿拉伯世界的爱德华·萨义德和英国的约翰·霍布森。
（一）的地理—文化重合论
20世纪20年代，持地理—文化重合论的观点。他认为，东西方文明之差异是同地理环境联系在一起的，“欧罗细亚大陆之中央有一凸地曰‘棹地’（Table Land），此与东西文明之分派至有关系。因其地之山脉，不延于南北，而亘乎东西，足以障阻南北之交通。人类祖先之分布移动，乃以成二大系统：一为南道文明，一为北道文明……南道文明者，东洋文明也；北道文明者，西洋文明也。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2]。还认为，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之间的差异是极其明显的：“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3]等等。在看来，东方文化是在东方这块土地上产生的，西方文化是在西方这块土地上产生的。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有其自然的即地理的因素，而且将与这个因素同在——与阳光辐射在地球上不同部位的差异同在。
在这里，我把的东西文化观归结为地理—文化重合论，对此尚须做进一步的论证。的文化观十分混乱，也相互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他说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他认为：“吾人认定于今日动的世界之中，非创造一种动的生活，不足以自存。吾人又认定于静的文明之上，而欲创造一种动的生活，非依绝大之努力不足以有成。”所以希望沉毅有为、坚韧不挠之青年要担当如下重任，即“俾我国家由静的国家变而为动的国家，我民族由静的民族变而为动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静的文明变而为动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静的生活变而为动的生活；勿令动的国家、动的民族、动的文明、动的生活，为白皙人种所专有；以应兹世变，当此潮流”[4]。从这一点来看，说是全盘西化论者一点不为过。但是纵观的东西文化观，全盘西化论在他的思想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在他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东西文化调和论。认为东西文化或东西文明虽有种种差异，但“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5]。他还对如何调和东西方文明制定了原则：调和的手段在于“自他”“两让”，调和的目的在于“自他两存”[6]。从此意义上说，是一个东西文化调和论者。东西文化调和论与地理—文化重合论具有内在逻辑联系：后者是前者的逻辑前提，前者是后者的逻辑发展。在此意义上，我认为的东西文化观的主导倾向是地理—文化重合论。这种观点直至今天仍然受到儒教文化圈中尤其是中国很多人的追捧。
（二）萨义德的地理—文化重合论
如果说在20世纪前期是在具体的描述中将地理上的东方或西方同文化上的东方或西方相互重合起来的话，那么萨义德（Edward W.Said）在20世纪后期则在抽象的论述中将地理上的东方或西方同文化上的东方或西方相互重合起来。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它不仅仅存在于自然之中，正如西方也并不仅仅存在于自然之中一样……作为一个地理的和文化的——更不用说历史的——实体，‘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因此，像‘西方’一样，‘东方’这一观念有着自身的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正是这一历史与传统使其能够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并且为‘西方’而存在。因此，这两个地理实体实际上是相互支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反映对方的。”[7]这种将“东方”和“西方”看成地理的和文化的实体，认为各自凭着“自身的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与对方相对峙而存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对方的观点，明显地是地理—文化重合论。但是，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如果我将这里的观点直接当成萨义德的地理—文化重合论，一定会遭到很多论者的反对。他们会说，这种将东方和西方二元对立的观点是东方主义的观点，而东方主义正是萨义德所批评的。但我以为，萨义德诚然批评东方主义，但是，萨义德所批评的东方主义——我把它称之为西方传统的东方主义——与萨义德所理解的东方主义即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以地理—文化分离论为基础的，后者是以地理—文化重合论为基础的。
萨义德实际上是文化相对主义者，仅在《东方学》中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论据就俯拾即是。他主张各种文明具有同等的价值——当东方主义者夏多布里昂认为主张自由、民主的西方文明优于并终将取代实行“暴政和奴役”的伊斯兰文明的时候，他明确表示反对，并批评说：“这是对下面这样一种在欧洲写作中将获得一种几乎令人无法忍受的权威地位的观念第一次意义深远的表达（下面的这种在欧洲写作中的‘权威地位的观念’，指的是夏多布里昂和其他东方主义者认为东方人，特别是穆斯林，不懂自由的意义。——引者注）。”[8]他要求人们对东方和希腊怀有完全相同的感情——他在批评另一个东方主义者诺尔德克时说：“诺尔德克是希腊文化的爱好者，但令人奇怪的是，他对希腊的热爱却是通过表达对东方的厌恶而显示出来的，这一点多少有些滑稽，因为不管怎么说，后者毕竟是他的学术研究对象之一。”[9]（顺便指出，萨义德这里的逻辑确实有些滑稽，在他看来，人们不管研究什么都应该对研究对象怀有景仰之情。）不仅如此，萨义德还像中国的季羡林一样，持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论。他承认自18世纪末以来，东学的西进与西学的东进不能相提并论；但是萨义德同时指出：“东西方之间的这一不平衡是不断变化的历史模式的产物。从8世纪到16世纪，伊斯兰一直处于政治的和军事的黄金时期，一直支配着东方和西方。接着，权力中心发生了西移，直到20世纪晚期才似乎又有回归东方的趋势。”[10]更有甚者，萨义德也像季羡林一样，持文化输出和输入相等论。他看到近东当代文化有受欧美文化模式主导的趋势，并把反映这趋势的东西方关系概括为“一边倒的关系”，即：“美国是（阿拉伯——引者加）少量产品（主要是石油和廉价劳动力）有选择的消费者，而阿拉伯则不加选择地消费着各种各样的美国产品——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但是，对于这种趋势和这种关系，萨义德的态度不是乐见此成，而是“痛苦地发现”[11]。从萨义德和季羡林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有着共同的文化心态和共同的文化观点。当然，这里我们更加关注的是，以上各点无不显示出萨义德的文化相对主义主张。
我们注意到，在《东方学》的结尾处，萨义德曾表示他的书是描述东方主义这一观念体系，“而绝不是试图用新的体系代替旧的体系”。然而，在我看来，萨义德的这一表白不仅不符合实际，即不符合他在描述这一体系时所持的批判立场，而且言不由衷。萨义德在他的书中明确指出：东方主义是失败的：“既是学术的失败也是人类的失败。”[12]既然一个观念体系失败了，又不用另一个可能成功的体系取代它，这在逻辑上说不通。实际上，在萨义德的心目中，取代东方主义这一观念体系的体系是存在的，虽然他本人没有着手去建立这一体系，但他从未对这一体系的诞生失去希望，并且明确地把建构这一体系的希望寄托于别人：既寄希望于“对伊斯兰的兴趣足够独特和具体”的而不是拘泥于“东方学的成规、偏见和教条”的阿拉伯的学者，又寄希望于“将自己从旧的意识形态枷锁中解脱出来”的“受传统东方学训练的（西方的——引者加）学者和批评家”[13]。那么，萨义德心目中的应该和可能取代东方主义这一观念体系的体系是什么？如果联系到他在《东方学》中也曾明确表达的取代东方主义的答案“不是西方主义”[14]的观点，那么，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萨义德的基本思路和基本观点是：东方主义是错误的，西方主义也是错误的，它们都应该被超越；理想的言说世界的观念体系应该是既超越了东方主义又超越了西方主义的“普世主义”。从这种普世主义观念出发，东方人在言说世界的时候只能（而且能够）言说东方，即使在需要言说西方的时候，也不应对西方（文化）怀景仰之情。同样，从这种普世主义观念出发，西方人在言说世界的时候只能言说西方，即使在需要言说东方的时候，也不应对东方（文化）怀厌恶之感。这样，东方和西方就完全平等、平权、平衡了。这就是萨义德主张的言说世界——具体地说，是言说东方和西方关系——的普世主义的观念体系和方法论[15]。以萨义德的这种既超越东方主义又超越西方主义的普世主义的观念体系和方法论为根据，我们说萨义德是文化相对主义者，难道这一结论还不足以成立吗？把思路引向此处的论题本身，根据理论逻辑，文化相对主义与地理—文化重合论二者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文化相对主义正是建立在地理—文化重合论的基础上的。由此看来，我们在前面引述的萨义德所概括的以东方和西方二元对立形式表现出来的地理—文化重合论，实际上并不是西方传统的东方主义的方法论，而是萨义德本人所主张的方法论。事实上，萨义德是一个典型的地理—文化重合论者。如果说的观点反映了儒教文化圈对地理上的东方或西方同文化上的东方或西方关系的理解，那么，萨义德的观点则反映了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文化圈对地理上的东方或西方同文化上的东方或西方关系的理解，尽管萨氏身在西方。
（三）霍布森的地理—文化重合论
我们也注意到，地理—文化重合观念不仅存在于东方世界，同样也存在于西方世界。就当代而言，这种观念主要存在于西方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中，这里仅以英籍学者约翰·霍布森（John M.Hobson）为代表，试对他的地理—文化重合论略加剖析。
霍布森著有《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该书的基本观点是反对欧洲中心论[16]。霍布森认为，长期以来，西方的主流观点一直认为，自希腊起西方文明就一直高于东方文明，但是这是欧洲中心论者制造的神话。实际情况是，在自公元500年至1800年间，“东方一直比西方发达”，东方一直领先于世界并影响着西方[17]。此据，他提出“东方化西方”[18]的概念。所谓“东方化西方”，就是西方文明是在吸取东方的物质和思想资源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即西方被东方文化演而化之了，尽管西方在吸取东方资源的过程中也发挥了“能动性”；而西方只是在公元1800年以后才超过东方。对于霍布森的这一观点，我们不难考察它同地理—文化重合论的内在联系。
从“东方化西方”的概念来看，霍布森似乎是反对地理—文化重合论的，至少承认文化和地理可以分离——东方文化可以离开东方向西方传播。然而，这是霍布森在地理和文化关系上观点的实质吗？假如是的，那么他为什么要反欧洲中心论呢？众所周知，欧洲论不仅认为在公元500年至1800年间，西方文明高于东方文明，而且认为欧洲具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理性的制度，东方没有，而这一价值观和制度终将传至东方。正是这后一层意思，霍布森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他在该书带有绪论性的第一章中曾明确指出，他反对欧洲中心论所认为的“所有人类历史都不可避免地、渐进地通向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性的终点”[19]的观点，这才是霍布森同欧洲中心论分歧的实质所在。我在稍前论及萨义德的地理—文化重合论时已用大量事实证明，东方主义或欧洲中心论（霍布森承认这两个词在他的书中作同义词被交替使用）是建立在地理—文化分离论的基础上的，霍布森既然反对欧洲中心论，那么他必然反对作为欧洲中心论的理论基础的地理—文化分离论。霍布森既然反对地理—文化分离论，那么他必然主张地理—文化重合论；尽管他对地理—文化重合论和地理—文化分离论的关系可能未做更多的和自觉的思考，但是逻辑的结论只能如此。那么，如何解释霍布森在讲述东方文化向西方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地理和文化分离的现象？其实，霍布森在他的书中讲的东方文化向西方传播，其中能够成立的内容，主要指的是某种物质产品（如茶叶、丝绸、陶瓷等）和某项技术成果（如铁铧犁、马蹬、印刷术等），这些东西固然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却是文化的浅层次的部分，而不是深层次的部分，更不是文化的整体。这些东西是可能在不分整体文化高低的情况下，由一地向需要它的另一地流动的。承认这些东西由一地向另一地流动，并不等于承认了地理—文化分离论。所以，不能因为霍布森讲述东方的这些东西向西方传播，就说他主张地理—文化分离论。如果一定要把霍布森关于东方的某种物质产品和某项技术成果向西方传播的历史叙述说成是地理—文化分离论，那么这也只是一种不自觉的和不彻底的地理—文化分离论。而不自觉的和不彻底的地理—文化分离论必然导致地理—文化重合论，就像霍布森实际所为的那样。
在霍布森叙述的东方传向西方并在他看来成为促进西方文明成长的资源中，不仅有具体的物质产品和具体的技术成果，而且有思想和制度。远的不说，就近代而言，霍布森认为：文艺复兴是在东方尤其是在伊斯兰的影响下产生的[20]；启蒙运动得益于中国的儒家思想[21]；西方经济发展中的“自由放任”原则来源于中国道家的“无为”思想[22]；而英国的工业革命则是对中国宋代工业革命的“模仿”[23]。这些不都是东方文化中深层次的东西向西方传播吗？诚然如此。但是问题在于，霍布森的这些观点本身能否成立。无论从历史上考察还是从逻辑上论证，霍布森的这些观点都是难以成立的。仅从东方来说，既然伊斯兰影响了欧洲的文艺复兴，那么为什么伊斯兰世界至今未实现对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既然中国的儒家思想影响了欧洲的启蒙运动，那么为什么产生儒家思想的中国至今自己尚未完成启蒙；既然中国道教的“无为”思想是西方“自由放任”经济原则的渊源，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经济至今尚处于统制经济的体制中。同样，既然中国宋代的工业革命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样板，那么为什么中国至今仍然处于农业国时代。除非霍布森认为并且能够证明伊斯兰文化圈的阿拉伯世界和儒教文化圈的中国既实现了对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又完成了以弘扬理性精神为核心的启蒙，并且已处于市场经济和工业国时代。而这同霍布森认同的公元1800年以后东方落后于西方的观点是相矛盾的。所以，对这些问题的合理解释只能是霍布森犯了混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性质的错误。那么，他为什么会混淆东西方文明的性质？根本原因在于：在霍布森的心目中，文明或文化没有性质之分，只有地区之别。或者说，在霍布森看来，凡是在东方产生的文明或文化，不管其演进程度如何，都是东方文明或东方文化；凡是在西方产生的文明或文化，也不管其演进程度如何，都是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而这正是地理—文化重合论的要义所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对世界历史的叙述就是奠定在这一基点之上的，尽管它在表面上以文化传播的形式表现出来。
也许霍布森对我的批评根本不以为然，他会说，你这是欧洲中心论的观点——认为世界历史具有单一的发展模式：西方一直领先于东方。霍氏认为，世界历史没有、也不可能有单一的发展模式：全球的主导力量从来就不是一直在一个地方，而是在不同地区跳跃的：“在大约公元500年至1000年之间，全球的主导力量在中东。到1100年时开始向东转移，中国成了全球集约型经济的主导力量，到15世纪时成了全球粗放型经济的主导力量。约公元1500年后，当欧洲开始实行帝国主义，并且同时加强他们与东方的联系时，全球的主导力量开始逐渐向西转移。但是，英国仅仅到进入工业化时期时才成为全球集约型和粗放型经济的主导力量。”[24]鉴于对世界历史发展模式的这种认知，霍布斯则进一步说：假设我们生活在公元900年，那时伊斯兰中东或北非是文明的摇篮，它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和全球经济的中心。这时如果人们要写一部关于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书，题目肯定不会是《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相反“人们更可能会写一本叫做《伊斯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书，它将明确阐释为什么只有伊斯兰世界能够取得重大的经济发展，以及为什么基督教欧洲将永远陷入农业停滞的困境”。或者，假设我们回到了公元1100年，那时由于中国政权的强大和社会的稳定，特别是由于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以及具有独特理性的儒家信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许我们可以写本题为《儒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书，它将明确阐释为什么天主教教义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为什么只有儒家学说才包含了一套正确的美德，从而使经济取得重大进步”。“同样地，如果我们生活在1900年并探讨西方崛起成为主导力量的原因，如果我们还用先前伊斯兰或中国的优越性理论来解释就很成问题”。换言之，只有在这时，阐释基督新教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才有意义[25]。引文有点冗长，但评论可以简短。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季羡林的、同时也是萨义德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文化相对主义观。而文化相对主义同地理—文化重合论的内在联系还需要赘言吗？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霍布森的观点反映了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对地理上东方或西方同文化上东方或西方关系的理解。
由此可见，在地理上的东方或西方与文化上的东方或西方的关系的问题上，世界各地的人相当普遍地认为，这二者是相互重合、密不可分的。如前所说，我们把这种观点称之为地理—文化重合论。这是从古希腊起一直流行下来的观点，截至今日这种观点仍在人们的头脑中——考虑到儒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人口众多，可能在相当多人的头脑中——占居统治地位。
然而，地理—文化重合论是正确的吗？我暂且不想给出自己的答案，我只想依据事实提出两个问题来供人们思考。我的问题是：昨日之德国在文化上是西方还是东方？今日之日本在文化上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内涵做稍微全面的界定。
众所周知，文化是包括物质技术层面、组织制度层面和思想观念层面在内的整个社会系统。人们通常所说的东方文化，实际上是指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之上的、以专制政治为其组织制度特征的、并包括崇尚情感、群体和道德等价值观念在内的整个社会体系，简言之，实际上就是农业文化。同样，人们通常所说的西方文化，实际上是指建立在工业生产方式之上的、以民主政治为其组织制度特征的、并包括崇尚理性、个体、法律等价值观念在内的整个社会体系，简言之，实际上就是工业文化。那么，根据我们这里界定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内涵，究竟如何确定昨日之德国和今日之日本的文化属性？或者更进一步说，在德国和日本是否存在过或存在着地理归宿和文化属性的分离？
二、地理—文化重合论驳论之一：
德国是西方还是东方
在地理区域上，德国无疑属于地地道道的西方国家；然而在文化上，过去的德国却很难说是西方国家。这里且不说中世纪的德国到处存在着东方式的专制王权和东方式的田园诗画，也不说作为日耳曼民族的幼年时代的“查理曼时代可以和波斯帝国相比拟”[26]，更不说古代的德国存在着同东方的印度完全一样的原始公社制度，仅考察一下近代史上的状况，也完全可以说明德国在文化上曾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方国家。德国在历史上民族矛盾比较复杂，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与英国和法国相比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直到19世纪末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容克阶级一直执掌着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权。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发达，整个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都停留在东方式的阶段。
“朕即国家”是东方专制王权的基本理念之一。然而，这种专制王权的理念不仅存在于东方，同样也存在于德国。它在东方的具体表现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在德国的具体表现是“德国国王把人民称为自己的人民，正像他把马叫做自己的马一样。国王宣布人民是他的私有财产，只不过表明私有财产的所有者就是国王这样一个事实”[27]。国王把人民——人民的财产就更不用说了——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的制度和理念难道是西方的制度和理念？
人们之所以把东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称之为东方专制主义，就是因为这种制度不容许人民自由运用理性，不允许人们凭借自己的独立思考来判断是非，而强迫人们服从一个出自一人之口的统一的教条。然而，这种东方式的专制主义绝不仅仅存在于地理上的东方，同样存在于德国。在康德时期，德国政府在对待人民群众言论自由问题上的态度和制度与东方专制政府如出一辙。康德写道：启蒙运动中的德国民众普遍需要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可是我却听到从四面八方这样的叫喊：不许争辩！军官说：不许争辩，只许操练！税吏说：不许争辩，只许纳税。神甫说：不许争辩，只许信仰（举世只有一个君主说：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要听话！）。到处都有对自由的限制”[28]。在马克思时期，情形仍然如此。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规定：“如果作品因热情、尖锐和傲慢而带有有害的倾向时，应禁止其发表。”[29]以致马克思在批评普鲁士政府的这一检查令时指出：“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30]这种不给人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要求思想和言论只能以一种形式即官方形式存在的政治制度，究竟是西方还是东方？
贬抑物质崇尚精神、贬抑法律崇尚道德是东方文化的又一基本特征。但是，我们同样看到，这种文化价值也存在于德国。长期以来，德国人一直以日耳曼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自居，甚至赋予日耳曼文化以一种拯救人类的使命。而在他们看来，日耳曼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就在于它不同于英国和法国的崇尚物质和法律的文化，它是一种崇尚精神和道德的文化。这种思想尤其表现在费希特的思想中。费希特对中古社会及其有机式的本质加以颂扬，并以中古时代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为其理想。他提倡一种“民族社会主义”，主张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目的在于在每个社会成员之间平均分配所有的生产工具；他创造了一整套的国家哲学，主张由国家提供民众以经济、社会和精神上的种种需要；因考虑到德国受启蒙运动影响而变得个人主义化和道德败坏，他倡议建立一种全民教育，特别是对年轻人的道德教育，以训练他们不自私且能自制，使他们认识到社会比个人重要[31]。以费希特所代表的德国文化价值之所以崇尚社会贬抑个人、崇尚德治贬抑法治，就是要同英国和法国的崇尚个人和法治的文化价值相抗衡。在费希特时期的英国和法国或已完全或已初步西方化了。这种与英国和法国文化相抗衡的文化难道不是东方文化？
反物质主义、反个人主义的文化精神不仅是费希特生活时期的即近代中期的德国文化的价值，甚至也是魏玛共和国（1918-1933年）时期即现代早期的德国文化的基本价值。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文化不仅深受英国和法国的影响，而且深受美国的影响，主张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文化思潮日渐为民众所接受，因此来自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的“反物质主义”“反功利主义”的文化思潮也十分高涨。文学家戈特费里德·本高呼：“自1918年以来，几乎整个德意志文学艺术界都是用速度、爵士音乐、电影院、海外、技术活动等口号来工作的，在其中强调的不外乎是对所有灵魂问题的拒绝。我坚决反对这种美国主义，我认为，那种纯粹的功利主义思想，是与欧洲国家的人民以及他们的历史不相适合的。”[32] 20世纪前期，美国已被公认为是西方社会的代表，这种以“反美国主义”为宗旨的文化价值究竟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还有什么疑问吗？
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西方文化的特点是主张个人优先，东方文化的特点是主张社会优先。而自有史以来这种社会优先于个人的所谓集体主义传统在德国就存在，人们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把个人看作有机整体上的一个器官，个人毫无独立性可言。这种奉行社会优先的传统一直延续至20世纪前期。哈耶克对德国的这种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做了深刻的揭示。他在1944年写道：在一二十年前，德国和英国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模式，“使德国社会具有特质的，与其说差不多在任何时期，德国和其他国家相比，有较大部分的人民为着进行战争而被组织起来，毋宁说德国把这一类型的组织用来达到许多其他的目的。给德国社会结构带来特点的，是德国和其他国家相比，有更大部分的社会生活被有意识地自上而下组织起来了，是它的那么大一部分人民不把自己看成是独立的，而把自己看成是被指派的职员。正像德国人自己所夸耀的那样，德国早已成了一个‘吏治国家’，在这里面，不但在文职工作本身，而且几乎在一切生活的范围内，收入和身份都是由当局指定了和保证了的”[33]。这就是哈耶克笔下的20世纪前三分之一世纪的德国。这样一幅图景与其说是一个西方国家，倒不如说是一个东方国家更为确切。
诚然，无论近代的德国或中世纪的德国，其文化中都有某些不同于东方的成分。比如，在经济结构层面，城市和手工业已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乡村和农业的从属地位而能够相对独立地发展；在社会结构层面，民间力量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政府力量的制约；在政治结构层面，专制王权因受到教权的某种程度的制约已不像中国、俄国等世俗极权主义国家那样绝对；至上教权因受到王权的某种程度的制约已不像阿拉伯等地的极端神权政治国家那样绝对。但是，这些不同一方面说明德国文化由于受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的影响，工商文化的成分先于东方发育；另一方面，这种工商文化成分的初步发育并没有使德国文化的基本性质发生改变。总之，德国从古代一直到近代，甚至到20世纪前半期，在文化上一直是地地道道的东方国家——如果我们把所有国家的文化属性只分为东方和西方这两极的话。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地理上的西方与文化上西方的分离。
那么，日本的情形如何呢？
三、地理—文化重合论驳论之二：
日本是东方还是西方
众所周知，日本在地理上位于亚洲最东部，属于标准的东方国家。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文化也是标准的东方文化：当时日本的社会结构是土地国有、皇权专制且祭政一体。然而，由于西方——主要是荷兰和美国——文化的长期影响，在明治维新中，日本就确立了西方化的改革目标。其中，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这一口号一直成为日本的建国方针。我们看到，经过明治维新的第一次开国，特别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以后的“战后改革”的第二次开国，日本在吸收西方文化、改造本土文化的过程中，使日本传统文化的性质和外貌都发生了基本的改变。
第一，日本在经济上建立起现代的工业生产方式。日本的国民经济生产各部门的科学技术程度之高，日本的国民经济生产的绝对总值及其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之大，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通过明治改革和战后改革，消除了各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建立起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系。在日本的土地制度中，早在明治维新时就消灭了作为东方专制主义基础的土地国家所有的土地制度，允许土地私人买卖；在城市，整个经济也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在战后的经济改革中，解散财阀，打击垄断，建立了资本和经营相对分离的新型管理体制。日本的经济改革走的是一条普世化的道路。尤其是战后的经济改革是在美国占领和主导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这种改革一开始就是同国际接轨的。所以，日本的现代化的工业生产方式在其基本性质方面已不再具有日本特点或东方特点，应该说它更具有西方特点。
第二，日本建立了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日本原本是一个典型的皇权专制主义国家，但是经过明治维新以后近百年时间的西方民主意识的输入和自身政治制度的改良，截至二战结束，日本的东方已经摇摇欲坠，而战后的政治改革则更使其土崩瓦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仍然残存着的世袭皇权只是日本国家和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而毫无实际政治权力，相反，在美国主导下按照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原则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则支配着国家的政治生活。现在日本已是公认的民主国家，阿兰德·利普哈特和罗伯特·达尔都把日本同英国、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排在一起，认为它是世界上二十一个“老牌民主国家”之一；日本和其他的民主国家一样，“它们的一些基本民主制度大约从1950年开始就没有中断过”[34]。这就是日本目前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的文化属性由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召开时日本首相位在其中这一事实做了结论。
第三，家族本位的价值观念日趋瓦解。家族本位是日本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由于受这种价值观的影响，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存在着权威的统治和人们对权威的无条件服从，存在着禁止独立思考和自主批判的社会枷锁。然而，这种家族本位的文化价值早就受到了日本启蒙思想家们的严厉批判。在明治时期，福泽谕吉就倡导“百人不如十人，十人不如一人”的个人主义[35]，直接向家族本位和社会本位的文化价值发起冲击。二战以后，社会学家川岛武宜也曾指出：“日本社会是由家族以及家族的结合而构成的，而在日本居统治地位的家族原理是与民主主义原理相对立的。正是这个家族原理，至今仍是妨碍我们的社会生活民主化的强大的阻力，不否定它，我们就不能达成民主化。”[36]值得注意的是，福泽谕吉和川岛武宜的观点绝不只是他们个人的看法。实际上，截至战后初期，上述观点已是日本社会科学界的一种“常识”，并且构成迄今为止的战后日本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旋律。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集团主义为表现形式的家族本位曾一度死灰复燃，但即使在这个时期它也不时受到人们的批评，甚至在60年过以宣扬集团主义为核心观点的、作为日本式经营理论代表作的《日本的经营》（中央公论社，1965年）一书的作者高尾邦雄本人，到80年代中期也转而批判这种家族本位的日本式经营；他指出了日本式经营存在的助长职工依赖心理、抑制自由创造精神和妨碍自由的横向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四大弊端[37]。因此，我们看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中的“终身雇佣制”受到冲击，企业员工的跳槽现象日渐频繁。对员工的“温情福利制”受到冷谈，取而代之的是严格的考核和管理。而由于在商品交换面前人人平等，日本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已基本瓦解，独立的人格却正在生成。尽管日本的家族本位的文化传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彻底根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日本是一个有民主而无自由的国家——但是，民主制度的长期运作必然带来个人自由的发展。我们看到，日本的家族本位的消亡与个人本位的生成同样日益彰显。而这正是西方文化精神在向日本渗透，或者说日本的文化正在失去其东方传统而变得越来越西方化。
总之，日本正在发生“脱亚入欧”的变化，并且在这个变化的历程中已走完了大半的里程。但是，日本的“脱亚入欧”只能发生在文化上，而不可能发生在地理上。日本在地理上永远只能是亚洲的国家，但是在文化上却日益成为欧洲的或西方的国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地理上的东方与文化上的东方的分离。
由此可见，地理上的东方或西方同文化上的东方或西方的相互重合论是错误的，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用静止的观点观察世界所得出的形而上学的结论；地理和文化的相互分离论才是正确的，它是从历史宏观的角度用变化的观点观察世界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我们在追问“东方在何处”这个问题时，必须以地理—文化的可分离论为前提——在这一前提下，地理上的东方或西方同文化上的东方或西方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另一番无比奇妙的情景。
注释：
[1][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第290页，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2][3][5]：《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载《文集》（上册）第557、557-558、5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载《文集》（上册）第439、4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调和之法则》，载《文集》（上册）第5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7][8][9][12][13][14][美]萨义德：《东方学》第6-7、222、266、421、419、422页，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
[10] 萨义德的这段话载于他的《东方学》第261页，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众所周知，季羡林曾经说过：“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来看，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关系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中国在汉唐时期“是世界经济文化的中心”；近代以来，“西方人挟其科技优势，自命为天之骄子”。但是，“自21世纪起，东方文化将逐渐取代西方文化”（季羡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第20-21页，[北京]华艺出版社2008年版）。看来，儒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面临的首要任务不是各自与西方文化比出轩轾，而是应该在相互之间分别伯仲了。
[11]萨义德的这一观点见他的《东方学》第415、417页，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同样众所周知，季羡林也曾说过：“讲文化交流，就要强调一个‘交’字，出入应该基本等同。入超和出超，都不恰当。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入超严重。”（季羡林于1988年6月5日给《中外比较文化丛书》所作的献辞，载高旭东：《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中西文化专题比较》扉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5]这使我们想起了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需要指出的是，亚洲价值观倡导者的基本主张是欧洲价值观不是唯一的，亚洲价值观也不是唯一，因为二者都有各自的缺点，因此二者都应该被超越和取代。取而代之的价值观是一种既超越了亚洲价值观又超越了欧洲价值观的普世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既能被亚洲人接受，也能被欧洲人接受。在这里我们不仅又一次看到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有着共同的文化心态和共同的文化观点，而且进一步确信上述对萨义德处理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关系的基本思路和基本观点的归纳是正确的。
[16][17][18][19][21][22][23][24]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第2、4、5、3、264、5、18、23、261、10、170、172、174、176、170-172、276-277页，孙建党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
[20]霍布森在这里讲伊斯兰对欧洲文艺复兴的影响，不是指的伊斯兰教对希腊和罗马典籍的保存和在文艺复兴前向欧洲的传递，而是指伊斯兰教对文艺复兴的思想资源的贡献。此处霍布森的观点见他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第105、157页，孙建党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
[25][英]霍见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第262-264页，孙建党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
[26][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第391页，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
[27]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8][德]康 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载[德]康 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4页，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29]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30]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31]艾 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29-30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2][德]埃尔哈德·许茨：《魏玛共和国的小说，对德意文学的模式分析》第73页，转引自《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
[33][英]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第127页，滕维藻、朱宗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34][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第128页，李柏光、林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35][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第68页，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动力。地理课堂如果做到“教有趣、以趣促学”，那教学效果是事半功倍的。笔者在讲七年级下册《美国》时，发现有很多学生喜欢看美国的NBA比赛，课前布置学生任务，要求课中展示，让学生根据NBA的30支球队的分布，做一个球队的分布图，并且观察各个球队所在城市的位置，了解其名称的由来。如姚明以前所效力的休斯顿火箭队，为什么叫“火箭队”？因为该市是美国的航天城，是美国航天局所在地；而底特律活塞队的由来是因为以前的汽车城，老板是从事活塞制造业的。通过在地图找出这些城市的位置，学生比较感兴趣，这有利于加强教材的直观性，使学生乐于学习。又如笔者在绪言“与同学谈地理”一课中，启发学生思考：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男子100米、200米的双料冠军是拉丁美洲牙买加的博尔特，为什么美洲和非洲高原的黑人选手，在国际中长跑中，常能取得好的成绩？学生积极思考，得到结论：“高原上的选手，因为适应了缺氧的环境，在缺氧耐受力方面有优势。”然后进一步启发学生思考：那么我国的中长跑运动员的训练，能不能仿效美洲和非洲高原运动员的做法呢？让学生展开讨论，畅所欲言。通过创设情境，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学生能够主动参与和学习，教学效率提高了。
二、引图识图，获取新知
学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地理位置、地形、气候、农作物、交通、城市等内容，利用地图学习，要比读课文更直观、形象，更容易形成空间概念，学生更能感知和理解知识。比如，笔者在讲八年级《疆域》中的中国地理位置及优越性时，就以课本插图为核心，让学生结合文字读图，让学生找出纬线读出，我国位于52°N～4°N之间，判断出我国位于赤道以北的北半球，大部分在北温带，一小部分在热带，没有寒带。这样的纬度位置导致我国热量充足，跨纬度大，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还通过经线读出，我国位于70°E～135°E之间，判断出我国位于在20°W以东、160°E以西的东半球。然后让学生熟悉图中注记，读出我国是位于亚洲东部和太平洋西岸，是个海陆兼备的国家。再让学生在地图上找到俄罗斯、加拿大和巴西等国家的位置，加以比较，说明我国地理位置更加优越的原因。
三、图文转换，巩固知识
课本中有许多地图是配合课文内容而设计的，可以是帮助理解课文内容的，也可以对课文内容加以补充和拓展的，文字用于解释地图，地图又为文字作注释。地图是文字的载体，单独掌握文字部分忽略了地图，掌握的知识是片面的、枯燥的。课本中有许多地图是直接表达地理事物，特别是有关国家和地区的位置、范围、地形、气候等地理事物。笔者在讲中国的34个省级行政单位时，让学生按照方位“东北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南部沿海、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北部边疆省区”，结合地图，按空间方位找到和记忆34个省级行政区的名称和位置，然后为学生提供一组顺口溜“两湖两广两河山，五江二宁青陕甘，云贵西四北上天渝，内蒙台海福吉安”，进一步在地图上找到这些省区的位置。这样充分利用地图，图文结合，学生掌握知识更牢固，记忆更扎实，效果更明显。
四、创绘地图，增强记忆
1地理科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钱学森在20世纪80-90年代逐步完成了总结全人类研究的科学体系。概括起来分11个门类、5大巨系统、4项建设（图1、图2、图3、表1），下面分别表述原著与解解的内容。
附图
图1钱学森论人类的知识体系
Fig.1ThestatementofhumanknowledgesystembyQianXuesen
钱学森将当今人类对科学知识的体系，分为数学科学、自然科学、地理科学、社会科学、建筑科学、军事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与美学11个体系。对上述人类知识体系解读，可以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地理科学作为客体世界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人体科学、思维科学和行为科学作为人类主体的主要研究对象；建筑科学界于客体与主体科学之间；军事科学实际上是指谋略科学（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等），是在掌握所有科学基础上的智慧较量；美学是纵贯于各个学科的；数学科学与系统科学是横贯于各个学科的。因此有以下的科学分类网络系统（图2）。
附图
图2科学分类的网络体系
Fig.2Thenetworksystemofscienceclassification
在五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中（图3），地理系统与星系系统、社会系统、人体系统、人脑系统并列，其中的物理、地理、事理、人理、脑理中的“理”都是指研究的“规律”。
钱学森提出的社会主义总体设计部（表1）中，除了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外，特别提出地理建设，笔者将其修改为地理系统工程，并增加了人口、科教、城镇、资源、灾害、产业。
表1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结构（略有修改）
TablelThesystemstructureofsocialismconstruction
附图
2地理信息科学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迅猛发展，来自外层空间的遥感、遥测、定位、通讯信息海量地增加；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处理与解决这些海量数据的能力大幅度地提高。地理信息系统、地理专家系统、管理信息系统、辅助决策系统应运而生，使得地理信息科学首先获得发展的机会。正是地理信息科学这门用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技术科学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地理科学的建立与发展。
附图
图3五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Fig.3Fiveopencomplexgiantsystem
地理信息科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包括航天信息网络系统（外层空间卫星之间的信息网络）、地面的网络系统、天地之间的网络系统三部分，是有线网络与无线网络连通的一体化网络系统。1998年笔者发表了“航天信息与地理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及其应用”的论文[5]，2002年又发表了“论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6]一文。两篇论文基本上代表了地理信息科学的创始与发展，当前各行各业都在进行数字化或信息化的建设，实际上都是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中的部分子网络或子系统。地理信息科学中最重要的原创性的成果是遥感信息模型与地理信息编码模型。
随着遥感信息的大量获取，数学家以模式识别为工具对遥感信息进行图像处理与分类，使用的数学工具主要是数理统计的方法，把遥感信息看成是没有成因关系的随机变量；物理学家则把获取遥感的物理过程视为遥感信息的成因，因此采用反演的方法，使用辐射传输方程为主的数学工具，事实上不承认地理现象的不确定性；大多数地理学家将遥感信息当成系列成图的基础信息，快速、准确地制作系列地图。地图是符号系统，其信息量远不可与遥感信息量比较，地图学家把遥感信息转化成符号系统的系列图谱。遥感信息模型则是将地理复杂现象中的非遥感信息转变为归一化的影像信息，与遥感信息一起用方程、统计与相似准则结合，也即演绎逻辑、归纳逻辑与类比逻辑结合；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包括随机的不确定性、模糊的不确定性、灰色的不确定性、分形的不确定性）辩证统一；图像与方程（一个像元或一个图斑、一个方程）耦合；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互动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地理复杂信息模型[7-9]。这种信息模型只有在遥感技术的推动下才有可能产生。这种信息模型是遥感信息与地理信息连接的纽带。地理信息系统本来就是为了制作地图而创建的，因此地图学家将从遥感中提取的系列地图存入地理信息系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这种地理信息系统无论空间分析功能多么强大，也不可能进行模型计算，外挂、内嵌种种方式都不可能解决直接进行模型计算问题。系列地图存入计算机的图形库时，信息又是冗余的，因此带来一系列与计算机技术发展格格不入的疑难，最为典型的是数据挖掘，数据挖掘说明存在数据库中的信息有冗余。遥感信息模型的运算要求地理信息系统可以直接进行模型计算，由此地理信息编码模型应运而生[10,11]。传统的地理信息系统以图形的叠合(Overlay)为主；而能够进行遥感信息模型运算的地理信息系统则以像元或图斑中的多位编码的抽取(Extract)为主。这又是完全相反的途径。地理信息编码模型还是地理定量信息与定性信息转化的纽带，也是地理信息系统中属性库与地理专家系统中知识库联系的桥梁。
总之，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这个巨系统的地理信息科学的内容远远超过了3S(RemoteSensing,GlobalPositioningSystem,GeographicalInformationSystem)的范围，而是以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为核心的天—地—人—机系统。地理信息科学虽然是从属于地理科学的技术科学，但是地理信息科学的诞生与发展是引领地理科学成长的核心力量，因此本刊更名时，将地理信息科学与地理科学相提并论，突出了地理信息科学的重要性。
3地理系统工程
地理系统工程当前尚未被广泛认识，已经认识到的也仅仅是系统工程在地理学中的应用。当地理信息科学中的模型在实践中应用时，必然会涉及地理系统工程的可操作性。地理遥感复杂信息模型的建立，可以进行定量预报和回溯，因此为地理系统工程打下了工程的基础。国民经济的主战场主要包括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灾害、城镇、基建、产业等8个方面，这8个方面是互动的。中国的人口问题、西部开发问题、21世纪水资源问题、能源问题、洪旱灾害问题、环境问题、生态农业问题、城镇体系问题、基建布局问题、产业结构动态调整问题以及相互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无不属于地理系统工程。
地理现象是复杂现象，地理系统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当研究西部开发时，如果国家各个部门各行其是，石油开发只考虑石油开采与输送管道；交通只考虑公路建设；铁路只考虑铁路建设；水利只考虑南水北调问题；城镇建设只考虑城市规划等，那么整体的西部地区有可能产生许多事倍功半的现象，例如修了公路没有物资运输；城市居民结构不尽合理；劳动力与产业结构不配套等。钱学森的社会主义总体设计部就是要把地理系统工程与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系统地结合起来，地理系统工程仅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而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灾害、城镇、基建、产业是地理系统工程中的子系统。人口中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是人口系统中的要素；资源中的矿产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土资源、大气资源等又是资源系统中的子系统；大气环境、水环境、土环境、生物环境、地质环境是环境系统的子系统；交通、铁路、航运、航空、供排水、供电、供气、供暖、电讯、电视、计算机网络是基础建设系统的子系统等。系统嵌套系统，分层次子系统与交叉子系统，构成完整的、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
研究开放复杂巨系统的方法，首先是将系统分解为多层次的子系统，明确其中的交叉子系统；其次是从定性到定量地确定子系统中各个要素与指标体系；第三是根据指标（相似准则）建立模型进行预测预报；最后是检验该巨系统的效益与效率。当前大多数是分别研究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灾害、城镇、基建、产业等子系统，在一个地区全面研究区域地理系统工程的有效实例不多，区域经济地理的研究还远远够不上地理系统工程。笔者曾在2000年底提出中国水资源、水灾害、水环境、生产用水、生活用水统一解决的洪水充分利用，全国水系网络化与渤海淡化的地理系统工程，中国科技报曾进行报道，之后笔者在“21世纪黄河系统工程方略”一文中进行阐述，首先所能进行的研究是虚拟地理系统工程。全国水系网络化与渤海淡化是21世纪的世纪工程，尚需有识之士共识，广泛地深入研究，进一步的论证。如果没有以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地理信息科学的支撑，研究复杂的地理系统工程就是空想，然而所幸的是人们已经掌握了地理信息科学的许多关键技术，地理系统工程的实践指日可待。
4理论地理科学
地理信息科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为地理系统工程提供研究方法与手段；另一方面又为理论地理科学提供技术基础。从遥感信息模型发展到地理复杂信息模型再到地理数学[8]，为理论地理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理论地理科学中首要的是建立开放的复杂巨地理系统的理论；其次是地理类比的广义相似理论[13]；第三是一般地理复杂模型理论与地理数学；第四是地理数学在部门地理—部门子地理系统工程与区域地理—区域地理系统工程中的应用。理论地理科学如果不能指导部门子地理系统工程的研究和区域地理系统工程的研究，那么就失去了理论意义。
如果没有以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地理信息科学的支撑，研究理论地理科学也是空想，然而所幸的是人们已经掌握了地理信息科学的许多关键技术，理论地理科学的建立指日可待。
5地理科学在可持续发展信息社会中的作用
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人类中心主义”，然后达到了地理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阶段。地球上人类消耗的资源、能源是极其不平衡的，按照发达国家的水平，一个地球是满足不了全人类的需求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在信息社会中才能实现，人类一方面需要依靠科学技术开发资源，如太阳能的利用，靠基因工程使绿色植被更多地利用太阳辐射，靠纳米技术直接转化太阳能为电能；另一方面是靠信息技术节省资源、能源，如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就是信息社会的重要支柱之一，靠航天技术获取外层空间信息源，靠计算机技术建立信息网络。由此可见，地理信息科学在可持续发展信息社会中的作用[14]。随着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地理系统工程与理论地理科学的发展，将为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做出重要的贡献。
由上分析，可见地理科学与地理信息科学已经被广泛共识，地理系统工程与理论地理科学的发展尚不够充分，因此本刊更名为“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是适时的，是既有继承性又有发展性的；是既有前瞻性又有现实性的。在这里我们希望地理科学界的同仁，切不要轻视技术，高新技术恰恰是新理论、新应用的强大推动力。
【参考文献】
[1]钱学森，等.论地理科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1-325.
[2]钱学森.发展地理科学的建议[J].大自然探索，1987,6(19):36-46
[3]钱学森.就“地理科学”答《地理知识》记者问[J].地理知识，1990,(1):90-93.
[4]马蔼乃.论地理科学的发展[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6,32(1):120-129.
[5]马蔼乃.航天信息与地理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及其应用[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34(4):533-541.
[6]马蔼乃，等.论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2,18(1):1-8.
[7]马蔼乃.遥感信息模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165.
[8]马蔼乃.遥感信息模型与地理数学[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37(4):521-529.
[9]马蔼乃.遥感地理信息模型[J].地理学报，1996,51(3):266-271.
[10]马蔼乃.地理信息编码模型[A].地理科学与地理信息科学论[C].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283-302.
[11]马蔼乃.地理知识的形式化[A].地理科学与地理信息科学论[C].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261-274.
[12]马蔼乃.21世纪黄河系统工程方略（首届黄河论坛暨王化云治黄思想研讨会）[N].黄河报（转载），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