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贵州 大扶贫 战略 意义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1-0348-01
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上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经过改革开放37年来的努力，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这个成就，足以载入人类社会发展史册，也足以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我们要清醒认识到，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形势依然严峻。截至去年底，全国仍有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
“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脱贫攻坚是贵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中的“短板”。贵州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省份，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决战区。过去五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各方的大力支持下，全省上下深入W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视察贵州的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重中之重，坚持科学治贫、精准扶贫、有效脱贫，强力实施大扶贫战略行动，狠抓“33668”脱贫攻坚行动计划（“33”是“从2015年到2017年，用3年时间减少300万贫困人口”；“66”是“深入实施精准扶贫‘六个到村到户’，完成‘六个小康建设’任务”；“8”是实现贫困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000元以上）和“1+10”等系列政策文件落地落实，脱贫攻坚取得重大成效，创造了精准扶贫的“贵州路径”。五年累计投入财政扶贫资金305亿元，减少贫困人口656万人，易地扶贫搬迁66万人，35个贫困县、744个贫困乡镇摘帽，贫困发生率从33.4%下降到14.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数提高到82%左右。
贵州脱贫攻坚虽然取得了重大成效，但仍有493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落后仍是贵州的主要矛盾。我们要牢牢抓住这一主要矛盾，把脱贫攻坚作为“十三五”时期的首要任务，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谋划、部署和推进，所有工作都要向脱贫攻坚聚焦，各种资源都要向脱贫攻坚聚集，各方力量都要向脱贫攻坚聚合，形成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的强大合力。确保现行标准下49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乡全部摘帽、贫困村全部退出，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坚决打好易地扶贫搬迁关键一仗，坚持以自然村寨整体搬迁为重点，坚持贫困程度最深的村寨优先搬迁，统筹用好“扶贫云”和“国土资源云”，挂图作战、挂牌督办、逐一销号，确保完成130万贫困人口的易地扶贫搬迁。
贵州实施大扶贫战略，是贯彻贵州“十三五”时期同步小康的抓手，深入贯彻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对脱贫攻坚的重要指示要求。按照党中央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贵州的“两加一推”主基调，深入推进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战略，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切实抓好大数据、大扶贫、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奋力后发赶超，真正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地区的发展新路。
第一，贵州实施大扶贫战略，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客观要求。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本任务：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根本制度：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根本目的：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贫富分化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很多国家经过多年实践，也无法解决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对于中国来说，同样是一个沉重负担的话题。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大，东部西部发展不均衡、不均等，沿海内地发展有差距。如何克服和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党中央一直需要破解的发展难题，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确切来讲，要解决这些问题，缩小贫困差距，只有“对症下药，精准扶贫”。
因此，大扶贫，必然是贵州解决贫困问题的好方式。大扶贫不是普遍式的扶贫，就是要精准扶贫，做到“对象要精准、识别要精准、施策要精准”，着力培养贫困人口的发展思路、主人翁精神，提高自立自强，不断进步的进取精神。这不仅对于贵州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全国来说，同样也是意义深刻。
第二，贵州实施大扶贫战略，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需要。
全面小康，就是要建成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更全面的、发展比较均衡的小康社会。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而对于贵州而言，要跟上时展的步伐，要实现全面小康，那就只有精准扶贫，说，脱贫攻艰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因此，我们只有在精准识别上再深化，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扶贫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出实效，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才能实现扶真贫、真扶贫，这是实现全面小康这个目标的关键行动。这是一个大工程，更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工程。就目前来说，贵州要实现493万贫困人口全面脱贫，时间越来越紧，难度越来越大，标准越来越高，所面对的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采用常规思路和办法，按部就班推进难以完成任务，更不能采用敲敲打打、修修补补，尤其是贵州资源的贫乏，地区发展条件差异大，一边是全面小康的目标需要实现，一边又是贫困人口发展难度的不易改变。如何做？那就只有多管齐下，搞大扶贫，真正的为这些贫困人口树立发展的理念，找到发展的思路和致富产业。这也是全面实现小康的目的和出发点，也是能够持续发展，不断让民生得到致富的关键所在。
因此说，贵州实施大扶贫战略，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前提。对整个贵州实现全面小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贵州实施大扶贫战略，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需要。
民生是党的生命源泉，也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点。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好区域均衡发展，首先扶贫攻坚要把“蛋糕”做大，同时要兼顾公平把“蛋糕”分好，真正的让人民享受到发展的成果。真正的实现“国富民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一直以来，保障和改善民生都是我们党的头等大事。这是我党始终贯彻的精神宗旨，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题中之意。对于我们党来说，只有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党的执政地位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十三五”规划的首要目标，实现“增长为本”向“民生为本”转变“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近几年，我国各项治理工作和制度建设逐渐走向成熟，农村面貌了极大改善。但从整体来说，我们依然面临着很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短板”。如何改善民生，如何实现区域的均衡发展？这是一个我们绕不开的课题。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需要。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扶贫工作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总理多次看扶贫、讲扶贫，亲自抓扶贫。在提出“科学扶贫、精准扶贫”新要求的同时，强调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但扶贫要做到“精准”，需要审计的“火眼金睛”来助力，通过有效、合规的程序，把贫困居民识别出来，使点多面广、资金零星分散的传统“大水漫灌式”扶贫向“滴灌式”扶贫转变，建立精准扶贫机制，确保扶真贫，为精准扶贫“保驾护航”。
1.过去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
以前“漫灌式”的扶贫政策资金成了不吃白不吃的“唐僧肉”。根据2014年3月《人民日报》报道，审计署公布的对19个贫困县扶贫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报告显示，几乎所有的县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扶贫资金“跑冒滴漏”问题。2015年11月份，审计署公告的扶贫重点开发县的财政资金扶贫使用结果显示，有17县骗取扶困金金额超过2150万元 。在“漫灌式”扶贫政策下，许多区县出现扶贫工作不到位，扶贫资金拨付不及时、违规认定扶贫对象、挤占挪用资金、扶贫资金效益不佳等现象严重。并且 “漫灌式扶贫”政策下，造成有些地方、有些人把扶贫政策当作“摇钱树”。导致国家给的越多，人们的依赖心越严重，甚至把一部分群众惯坏了：越给越赖、越懒、越等越改变不了贫困面貌。很多贫困地区穷就穷在观念上，扶贫先扶志，坚决革掉头脑中的“大赖”思想，改变等靠要的依赖观，才能使有限的扶贫资金发挥出“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2.精准扶贫的积极意义
2.1精准扶贫是真正消除贫困的有效路径
加快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奔小康，不仅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社会问题、民生问题，事关战略全局。精准扶贫，是削减贫困，实现城乡一体化、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的一场攻坚战役。“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在民生问题中，困难群体往往有更多更强烈的诉求，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扶持。 加速全面小康建设，是中国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划时代事变；推进精准扶贫，是扶贫进入到关键阶段所进行的深层次改革，是对传统扶贫的重大突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国家建设理论的新发展。
2.2精准扶贫必将使贫困地区开辟更加美好的明天
精准扶贫，就是在如何处理好全面建设与重点扶持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之而建立的一种良性互动机制。
中国幅员辽阔，先天性地容易产生“贫富差距拉大”。实现包容性发展，让贫困人口有公平的发展机会、更多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是中国政府致力追求的发展目标。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实行精准扶贫，确保扶贫到村到户”，这两句朴实的话，出自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展现出克服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的姿态，传递出国家扶贫开发方式创新转变的新思维、新思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具有开阔恢宏的视野，又具有对当下农村的现实关注，二者的结合，既考虑了贫困实际，又注意到扶贫的效果与方法，是“实事求是”的辩证思维。这是党和国家对农民、农村发展作出的大手笔，是“老、少、边、穷”等欠发达地区发展的重大机遇。务必采取“靶向疗法”划定帮扶对象，实施精准扶持，才能遏制贫富分化。精准扶贫，就是由粗放式转变为精细化，从输血到造血，增强后续发力，破解特困地区如何跳出“贫困陷阱”难题，实现多维减贫与自我发展。因地制宜采取一系列的重大减贫举措，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产业扶贫开发力度，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改变经济社会面貌；就是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更多的发展机会，加快脱贫致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村必须富。精准扶贫就是众志成城，以共同的使命、共同的愿景、共同的责任，凝聚全国上下和各级各界的力量，促使落后地区争取早日跟其他发达地区一道共同进步，过上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贫富分化消除的同时，就是贫困人口的新生，必将使贫困地区开辟更加美好的明天。
2.3精准扶贫是中国共产党在人类发展史上一曲极为重要的时代强音
党中央、国务院就精准扶贫工作专题调研，整体把握，出台专门的政策，把扶贫开发当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通过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各项措施办法，把扶贫模式从“大水漫灌”向“喷灌、滴灌”转型，体现更加结合实际、贴近群众、务实为民的施政方针，从而解决如何把贫困群体带出“泥淖”的历史难题。用“踏石有印抓铁有痕”的干劲狠抓落实，“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以民本情怀促进民生发展，为后发赶超奠定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老百姓感受到了实惠，拥护党，党的执政之基才能稳固如磐。精准扶贫，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贫困地区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继而迈向共同富裕的铿锵进程，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座丰碑！
1.对象精准是精准扶贫的基础
面对贫困状况，精准确定对象是扶贫的先决条件。通过有效、合规的程序，把谁是贫困居民识别出来。总的原则是“县为单位、规模控制、分级负责、精准识别、动态管理”；开展到村到户的贫困状况调查和建档立卡工作，包括群众评议、入户调查、公示公告、抽查检验、信息录入等内容。过去，全国曾开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两项制度”有效衔接试点，实践表明，这样识别扶贫对象虽然有一定效果，但是程序繁琐、操作性不是很强。我省宜宾等一些地方探索的“比选”确定扶贫对象的扶贫“首扶制度”，也是一个精确识别的好办法。其具体作是：根据国家公布的扶贫标准，村民先填申请表，首先由村民小组召开户主会进行比选，再由村“两委”召开村、组干部和村民代表会议进行比选，并张榜公示；根据公示意见，再次召开村、社两级干部和村民代表会议进行比选，并再次公示；如无异议，根据村内贫困农户指标数量，把收入低但有劳动能力的确定为贫困农户。总之，不论采取何种方式识别，都要充分发
扬基层民主，发动群众参与；透明程序，把识别权交给基层群众，让同村老百姓按他们自己的“标准”识别谁是穷人，以保证贫困户认定的透明公开、相对公平。2.项目精准是精准扶贫的抓手
没有帮扶项目，无法彻底解决脱贫问题。对于扶贫项目选择，要求领导干部做到三准：需求要准，不能闭门造车，不能凭空想象；听取意见要准，要认真听取农户的意见和想法，引导好项目选择的方向；算账要准，要帮农户算好经济账，结合农户实际困难，落实好帮扶路径。项目选好后要一项目一策，落实好项目跟踪考核。只有这样，才能找准发展方向，才能落实帮扶的项目，才能使项目发挥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帮扶措施精准是精准扶贫的关键
贫困居民识别出来以后，针对扶贫对象的贫困情况定责任人和帮扶措施，确保帮扶效果。就精确到户到人来说，重点为：一是坚持方针。精确帮扶要坚持强调的“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工作方针，重在从“人”“钱”两个方面细化方式，确保帮扶措施和效果落实到户、到人。二是到村到户。要做到“六个到村到户”：基础设施到村到户、产业扶持到村到户、教育培训到村到户、农村危房改造到村到户、扶贫生态移民到村到户、结对帮扶到村到户。真正把资源优势挖掘出来，把扶贫政策含量释放出来。三是因户施策。通过进村入户，分析掌握致贫原因，逐户落实帮扶责任人、帮扶项目和帮扶资金。按照缺啥补啥的原则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实施水、电、路、气、房和环境改善“六到农家”工程，切实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帮助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四是资金到户。在产业发展上，可以推行__市__区__村的专项财政资金变农户股金的模式，也可以通过现金、实物、股份合作等方式直补到户；五是干部帮扶。干部帮扶应采取群众“点菜”、政府“下厨”方式，从国家扶贫政策和村情、户情出发，帮助贫困户理清发展思路，制定符合发展实际的扶贫规划，明确工作重点和具体措施，并落实严格的责任制，做到不脱贫不脱钩。
4.脱贫成效精准是精准扶贫的落脚点
检验扶贫成效，必须建立健全考核机制。针对精准扶贫，应创新制定精准扶贫成效考核机制，实行过程管理，把扶贫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实现
扶贫任务过程监管全覆盖。真正做到“真扶贫、扶真贫，精准扶、扶精准，重点扶、扶重点，整体扶、扶整体，长远扶、扶长远”，加快贫困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
5.加强审计监督是精准扶贫的根本保障
关键词：留守儿童艺术教育扶贫
一、国内外文化艺术教育扶贫经验的借鉴
日本是开展文化艺术扶贫活动时间较早且成效显著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日本东京农村地区劳动力流失情况日益严重，当地政府开始实施文化艺术振兴计划，大力发展文化艺术教育事业，把文化艺术教育同当地特有的手工艺与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发展地方手工艺产业和文化旅游业,为当地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同时还有力地保护了当地濒临消亡的民间艺术和历史文化遗产。印度政府在2006年实施的包容性旅游扶贫战略，强调了教育和培训的作用，通过大力推行文化艺术知识的传播和技能的培训，让贫困人口的精神文化素质与职业技能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有效带动了贫困人口就业和收入水平的增长。韩国在文化扶贫中特别注重开展文化建设和教育活动，在2009年实施的农村新文化空间建设扶贫项目中，通过新办文化艺术教育事业，提高了农村居民的艺术素养，推动了地方文化旅游经济的发展。福建是我国最早推行文化艺术扶贫的一个省份，从2005年到现在，历经14年时间，福建已经走出了一条资源集约型艺术扶贫的成功之路，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福建经验”对于贵州等落后地区艺术教育扶贫的启示主要有：大力整合社会文化艺术资源，通过政府、高校、艺术单位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全面推进农村文化艺术扶贫教育，努力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的文化艺术素质，为他们今后的就业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贵州农村留守儿童艺术教育扶贫的意义
（一）为贵州农村发展特色文化艺术产业培养人力资源
贵州山地众多，没有平原支持，农业土地资源有限，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是一个发展传统农业条件相对薄弱的省份。贵州也是众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当地人民在相对原始和封闭的生产生活环境中保留了纯朴的民俗民风和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民族文化艺术，因此贵州应当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地制定农村扶贫政策，大力发展民族文化旅游、民族歌舞展演、民族民间手工艺品等特色产业。要将贵州独有的民族文化艺术转化为发展特色产业的经济资源，需要一大批能够传承、发展民族文化艺术的基层人才，对贵州农村留守儿童实施艺术教育扶贫能够为培养文化艺术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完全符合国家提出的精准扶贫的要求。
（二）为贵州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条件
贵州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贫困不仅是经济上的贫困，更是精神上的贫困。许多相关研究成果表明,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着心理、思想上的缺陷，这些缺陷给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埋下了巨大隐患。音乐、舞蹈、美术、戏剧等艺术形式能够为人们提供优秀的精神粮食，改善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人们的精神品质。在贵州农村留守儿童中推行艺术扶贫教育能够该感染孩子们的心灵，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情感能力和意志水平，消除他们的封闭、自卑与冷漠，帮助他们树立崇高的理想，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扶贫。
（三）为贵州民族文化艺术的保护与传承打下基础
如前所述，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民族文化艺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在民族音乐方面，民族村寨无论男女老少都能歌善舞，其中苗族飞歌、侗族大歌、布依族“浪哨”情歌、黔东南山歌等民族歌舞早已蜚声海内外，侗族大歌更是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俗民居方面，贵州各地的民居建筑具有很强的多样性和鲜明的民族特色。例如：黔东南苗族依山而建，气象万千的吊脚楼，黔东南侗族极具艺术魅力的风雨楼、鼓楼，黔西布依族朴素简洁，装饰考究的石板房等。在民族手工艺品方面，苗族刺绣、蜡染、布依族簸箕画、安顺傩戏和地戏面具等手工艺品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特点。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贵州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的山区，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加之随着城镇化率不断加快，大量青壮年人口离开乡村，导致贵州民族文化艺术的保护与传承后继乏人，面临严重的危机。笔者认为，贵州民族文化艺术的最大希望可以寄托在留守儿童身上，寄托在文化艺术教育扶贫事业上。通过加强对留守儿童的扶贫教育与培训能够实现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通过人力资源形成和文化艺术市场的开发能够实现民族文化艺术的保护与发展。
三、贵州农村留守儿童文化艺术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现阶段，贵州农村留守儿童普遍接受了国家提供的义务教育，但在教育质量上存在不足，尤其是在文化艺术教育方面与城市的同龄儿童相比具有很大差距。例如：贵州长顺县茅山村是一个省级贫困村，由于土地贫瘠，石漠化程度高，农业基础设施滞后，茅山村有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2018年笔者参与了贵州省民盟组织的茅山村小学文化艺术扶贫活动，该小学的在校学生人数为234人，其中70%以上是留守儿童。在文化艺术扶贫活动中我们发现孩子们对音乐、美术等艺术类课程抱有浓厚的兴趣，学习积极性很高，但是学校缺乏教授艺术类课程的老师，缺少乐器、画具等基本的教学设备，导致学生在艺术方面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几乎是一片空白。贵州罗甸县打改村是省级一类贫困村，大概小学的学生绝大多数是留守儿童。笔者在扶贫走访该村期间，发现该小学过去的音乐、美术等艺术类课程是由一位来支教的语文老师兼职教学，这位老师离开后音乐课、美术课就一直处于停课状态。当前贵州农村留守儿童的文化艺术教育主要面临以下几个突出问题：首先，缺少艺术教育扶贫的有效路径。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艺术教育扶贫不够重视，没有整体规划，政府投入不足，社会各方力量的帮扶缺乏长效性。其次，师资力量奇缺。由于条件艰苦，教师待遇缺少保证，贫困农村的中小学严重缺少艺术类专业老师，许多学校根本无力开设艺术类课程。再次，针对民族文化艺术保护、传承与发展的扶贫教育处于空白状态，不能为民族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储备。
四、贵州推行农村留守儿童艺术教育扶贫的对策建议
（一）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科学规划农村留守儿童艺术教育扶贫路径
首先，要立足贵州省情，制定农村留守儿童艺术教育扶贫长期规划，将扶贫教育同民族文化艺术的保护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实施艺术教育、职业培训、文化艺术就业并举的长期扶贫机制，推动农村留守儿童文化艺术素质、经济状况、精神品质的不断改善与提高。
（二）强化文化艺术扶贫的人才机制和教育机制
政府对于艺术教育扶贫应当从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全面扶持，将更多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艺术教育扶贫事业中。鼓励和充分利用艺术院校、文艺事业单位、民间艺术团体三方的力量，全面推进贵州农村留守儿童的艺术教育工作，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的文化艺术素质，为贵州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培养人力资源。
关键词：光伏发电；精准扶贫；推广普及
中图分类号：TK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16-4327-03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16.064
光伏扶贫是政府精准扶贫项目之一，将光伏发电与精准扶贫结合起来，体现了“绿色发展”新理念，利用光伏产业服务“三农”，能够加快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脱贫步伐。光伏发电将太阳能直接转变为电能，清洁环保，加之大多利用的是荒山荒坡和屋顶，节约了资源，是最近提出的“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在扶贫开发领域的生动实践，是对“绿色决定生死”理念的贯彻实施。
1 发展光伏扶贫的政策“黄金期”
光伏作为最清洁、安全和可靠的能源，发达国家已经把太阳能的开发与利用作为能源革命的主要内容进行长期规划。光伏产业正日益成为国际上继IT、微电子产业之后又一爆炸式发展的行业[1]。目前，中国光伏行业显然已在回暖，各路资本纷纷瞄准光伏行业，上马光伏电站，挖掘商机。造成投资热这一局面的，除了光伏电站建设成本降低这一因素外，国家政策扶持的推动更是举足轻重的主因。
1.1 国家优惠政策密集出台
2016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快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力度，密集发文要求各地方政府将扶贫开发和能源开发建设相结合，积极开展光伏扶贫建设，对服务农户和农业基础设施的光伏项目进行投资补偿和利息优惠。
2016年3月23日，国家发改委、扶贫办、能源局、开发银行、农发行五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光伏发电扶贫工作的意见》（发改能源〔2016〕621号），全面部署实施光伏扶贫工程。在2020年前，将重点放在前期开展试点的、光照条件较好的16个省的471个县的约3.5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以整村推进的方式，保障200万建档立卡无劳动能力贫困户（包括残疾人）每年每户增加收入3 000元以上。
2014年10月17日，国家能源局、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实施光伏扶贫工程工作方案》，决定用6年时间组织实施光伏扶贫工程，为7 000万贫困人口提供绿色、阳光、可收益的精准扶贫方案[2]。2016年5月5日，国家能源局、国务院扶贫办印发了《光伏扶贫实施方案编制大纲》（国能综新能〔2016〕280号），为进一步指导贫困地区编制光伏扶贫实施方案、推进光伏扶贫工程建设与实施提供了重要参考。
1.2 各类政策补贴力度不断加大
以湖北省宜昌市为例，分布式光伏扶贫电站采用全额上网模式，按鄂能源新能[2016]7号《湖北省光伏扶贫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中规定的2016年国家光伏电站上网标杆电价0.98元/（kW・h）（20年），湖北省补贴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上网电价0.25元/（kW・h）（补贴5年），以及宜昌市补贴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上网电价0.25元/（kW・h）（补贴10年）。结合当地市场经营情况测算，目前光伏扶贫发电项目投资约8 000元/kW，25年使用寿命，平均每年收益约1 000元。建设3 kW户用分布式光伏扶贫发电项目，投资约2.4万元，25年年均收益约为3 000元。
1.3 光伏主办银行贷款支持模式锐意创新
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光伏发电扶贫项目的主办行，及时编制光伏扶贫金融服务方案、研究创新贷款模式、优化贷款担保方式、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合力推进光伏扶贫工作开展。针对光伏发电扶贫项目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可以按照专项建设基金项目申报要求，申请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专项建设基金投资解决。
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出台了光伏扶贫贷款管理办法，其向借款人发放的用于支持列入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务院扶贫办批复的光伏扶贫实施方案的光伏扶贫项目建设的政策性贷款，具有期限长、利率优惠、担保方式优化等优惠政策。融资模式可以探讨由地方政府搭建专门承担光伏扶贫开发的投融资主体，由其统一实施、统一承贷、统一选择建设运维企业、统一落实政府购买服务。也可以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运作。
当前，光伏扶贫面临良好的外部环境、优惠的政策，加上科技的突破，中国的光伏发电产业和光伏扶贫事业将迎来大发展的契机，光伏发展将实现质的飞跃。
2 发展光伏扶贫的战略意义
光伏扶贫是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的一项重要措施，中共中央、国务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有关决定明确要求“加快推进光伏扶贫工程”。
2.1 可以加速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光伏产业在现代农业中有广泛应用，因其具有相当的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光伏农业将是解决中国现代农业发展长期困境的发动机，推动中国农业的迅速发展。目前，光伏农业大致有5种模式，各个模式都有其独特的优势。①太阳能光伏农业大棚；②太阳能动力水泵；③太阳能杀虫灯；④太阳能光伏养殖场；⑤太阳能污水净化系统。所以，光伏农业的普及可谓与中国“三农”问题密切相关[3]。
2.2 拓宽了贫困户增收的新渠道
过去，贫困户增收主要依靠家庭种养殖业、加工业或外出务工等方式。现在，实施光伏扶贫，在贫困户传统增收的模式上，通过建设户用的小型光伏发电站发电卖电，实现与大电网并网，拓宽了增收渠道。如地处大别山片区的安徽省金寨县2014年底就有2 008座家庭光伏电站悄然屹立在贫困户的屋顶上，并全部接入大电网，累计发电128万kW・h，为贫困户带来直接经济效益100多万元。
2.3 破解了贫困村无集体经济收入来源的困局
多年以来，贫困村无集体经济收入可以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这也一直困扰着各级党委、政府。从湖北省建档立卡情况来看，该省共4 821个贫困村，其中无集体经济收入的贫困村占90%以上。而光伏扶贫，通过在光照条件较好的贫困村集中建设小型光伏发电站，将一举有效地治愈这一“顽症”、破解这一难题。
以湖北省宜昌市宜都地区年有效利用小时数1 185 h（已考虑80%系统效率）为例，结合当前国家、湖北省和宜昌市光伏扶贫政策，建设50 kW村级光伏发电站，静态总投资约40万元，按25年的使用寿命计算，年均收益约5.5万元，一年可基本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5万元的目标（表1）。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5万元，这是贫困村脱贫的主要指标之一。这样，贫困村就可一举摘掉贫困的帽子，各级党委、政府也不必再为贫困村无集体经济收入来源而困扰了。
同时，光伏扶贫电站的建设属于绿色无污染项目，可带动当地环境效益的提高，进一步促进当地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表2）。
2.4 光伏扶贫带来了能源经济的良性发展
光伏扶贫是民生工程、德政工程。推广光伏扶贫，相关企业扩大了市场，开辟了光伏发电的新领域，拉动了光伏产业的发展。推进光伏扶贫，政府推广了清洁能源，提高了清洁能源的比例，节约了资源，走上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
3 光伏扶贫面临的问题及推广措施
目前，在中国光伏行业回暖，国家积极扶持的背景下，中国光伏扶贫发展前景广阔，但是也面临着许多因素的制约。①国家优惠政策理解不透，没有用活用足。②光伏发电“并网”政策落实有差异，缺乏强硬的监督和督办机制。③融资渠道狭窄，补贴难以及时落实，光伏项目垫资严重，而且回报周期长。④核心技术和设备相对落后。⑤光伏发电节能环保知识宣传不够，广大居民认知有限，普及难度大。
随着企业技术进步及新技术突破，光伏应用也将呈多样化融合发展趋势，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光伏产业与扶贫、农业、环境、气候等领域不断结合，刺激了光伏发电行业的发展。同时，国家设立光伏产业股权基金，各级政府都会积极参与，扩大股权融资范围，从多种途径解决制约光伏扶贫发展的瓶颈，大力支持发展光伏发电扶贫产业[4]。基于以上分析，在光伏扶贫的推广中建议做到如下措施。
3.1 广泛宣传动员
光伏扶贫适用面广，既适合贫困户、贫困村建设小型电站，也可在空闲的荒地、水面或结合农业、林业种植，具有较强的推广价值和经济效益[5]。要通过新闻媒体、政府、社会广泛宣传动员，算好精准脱贫账、社会效益账和环境保护账，推广光伏扶贫，开辟光伏发电的新领域，提高清洁能源的比例，节约资源，走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
3.2 因地制宜、实事求是
发展光伏产业，排在第一位的是要光照条件好。要在光伏条件较好的地方开展，因地制宜、因企制宜，逐步推广，提高实效，不能搞“一刀切”。
3.3 充分调动“两只手”
通过政府运用“有形的手”，破解电价补贴落实难、农村电网设施滞后、并网接入难、光伏项目融资难等难题，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合力推进光伏扶贫的局面。同时，充分调动市场“无形的手”，探索建立政府补助、社会帮扶、金融支持、用户出资等多种途径相结合的资金筹措机制。
3.4 加大后期管护
探索建立健全光伏扶贫项目建设相关资质管理、质量管理、竣工验收、运行维护、信息管理等全过程质量管理体系，确保光伏扶贫项目长期稳定运行。光伏发电企业应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注重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实施多元化的营销战略。只有质量上去了，使用寿命才能更长久，也才能带来更持久的创收脱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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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欣然.浅谈光伏扶贫实施方案及其技术问题[J].求知导刊，2016（3）：38-40.
[3] 张小航，崔寿福，刘福平.光伏农业的发展概况[J].安徽农业科学，2015，43（19）：229-231.
【关键词】文化扶贫； 地方文化；意义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综合体，它是引导人类走向文明的载体。在我国广大落后地区，文化知识的普及一直存在滞后性，地区文化知识的落后，严重制约着当地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条件艰苦，思想保守且知识陈旧，地方文化体系的构建工作困难重重。针对落后地区文化知识的缺失，我国从上世纪以来长期开展文化扶贫，将现代化的知识和精神财富普及到贫困地区，提升人民的知识、文化素质和思想境界，同时帮助地区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体系，打造人民的文化归属地。从这一点来看，文化扶贫既属于政治范畴，同样也属于社会主义文化范畴，在开展文化扶贫时，将治贫与治愚相结合，对地方的整体发展和文化构建意义重大。
一、对文化扶贫的认知
1.文化扶贫的概念。笔者认为文化扶贫是我国针对贫困地区文化水平落后、精神文明建设迟缓的现状而采取的一项文化普及活动，它在贫困落后地区传播和注入有活力的现代文化科技知识，使得该地区社会群体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意识发生变化，从而更好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它以文化为武器，以文化缺失地区为主要阵地，通过建设文化学习设施、开展文化活动以及普及科学技术思想等促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2.文化扶贫的特征。文化扶贫不同于一般的扶贫工作，它具有鲜明的特征
（1）文化扶贫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文化扶贫是国家的有意识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政府执政行为或者政府救济。社会主义注重社会的公平和人民文化素质、思想境界的提升，但是社会现实却呈现出一种不公平化现象，落后地区文化水平低下，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大大地有违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国家进行文化扶贫战略，其实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公平，促使人们共同发展，因而它是政府的一项执政手段；
（2）文化扶贫属于社会主义价值观范畴。文化扶贫是我国针对国家实际情况而制定的一项长期战略，从文化扶贫的内容及形式、目的上我们可以看出整个文化扶贫就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内在要求。文化扶贫推广社会主义先进知识和文化、将科技技术普及进贫困地区，其主要由国家地区文化建设部门和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组织开展，在文化扶贫过程中人们受到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以及主流价值观的规范，其所构建的文化和普及的知识都存在于社会主义体制之内；
（3）文化扶贫属于文化形态。文化扶贫主要是通过知识和精神的传递来实现的，它不同于一般的经济扶贫，它针对的是人们大众自身的思想，而并非外在物质。它使用一切可能的文化道具来熏陶人们，是文化形态中的一个元素，与社会文化相统一；
（4）文化扶贫具有普遍性和公平性。文化扶贫是国家的一项战略行为，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它针对国内所有文化落后地区和人民，在理论上它是一种普遍的、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同时它也对所有接受文化扶贫的人民大众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它使用同样的文化道具载体对所有人都传播同样的文化，具有社会普遍性和公平性。
3.文化扶贫的目标与内容。文化扶贫的整体目标就是在贫困落后地区，采取一定的措施，以此来改变当地人们落后的思想观念，同时传播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科技知识，以彻底改变地区文化环境，加快地区经济建设。它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内容：（1）振奋地区民族精神；（2）提高地区文化知识水平；（3）改变地区精神观念；（4）丰富地区文化生活；（5）改善地区人民生活环境。
二、我国贫困地区文化建设的现状
文化的缺失是制约我国地区整体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推行文化扶贫，但是，地区文化的建设仍然不能尽如人意。笔者经过调研，认为主要原因在于：
1.传统思想占据人们思想的主导地位，落后观念根深蒂固。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受封建思想影响较深，一些落后思想难以根除，同时长期的小农思想积累，使得人们群众容易满足现状、闭关自守、墨守陈规，小农意识强烈。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区域较为封闭，人们思想观念较为落后；（2）缺乏商品经济和社会竞争意识；（3）对新生事物和先进科技技术难以接受。
2.文化基础设施较差。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就是对于促进文化传播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它是文化的载体和通道，是人们接受和理解文化知识的重要道具。当前我国贫困地区在文化构建方面缺乏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地区政府往往更加重视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人民大众文化知识的更新，政府对文化建设资金投入较少，使得一般的公益性、教育性基础设施建设稀少，质量较差并且更新频率低等导致地区人民整体素质较差，反过来又拖累了经济的发展。
3.地区文化建设过于笼统，且并未考虑实际情况。一些地方在构建文化体系时，往往实行“拿来主义”，即将别处成功的经验实例直接照搬到本地区，而并未考虑地区实际风俗民情以及人民的思想状况差异，从而导致地区文化建设事业发展缓慢。
4.地区封建思想抬头。一些贫困地区的文化建设过程缓慢、成效较差，使得地区落后封建思想以及腐败享乐等不良思想泛滥抬头，严重影响文化扶贫过程的开展。
5.文化建设队伍素质有待提高。我国落后地区较多，文化建设的相关人员素质往往较低，并不能很好地胜任这个任务，他们在工作中存在敷衍了事、得过且过的思想态度。另外他们通常身兼数职，并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文化建设事业之中，使得文化建设时断时续，难以取得成效。
三、文化扶贫在地区文化构建中的意义及作用
文化扶贫过程是推动贫困地区文化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实现社会公平及社会主义目标、促进国家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它对地方文化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1.文化扶贫有助于启迪地区人民的思想，形成地区文化启蒙和文化归属感。
国家所实施的文化扶贫工程将通过地方政府进行文化知识的宣讲和普及，它并不仅仅是将外来文化直接拿来使用，而是在地方政府的筛选协调下，使其更加符合当地人民群众的人文观和民族特性，从而点亮人民的思想之火，启迪人们，使之开始注意地区文化的存在，并形成文化归属感，为构建地区文化体系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在湖北省英山县，该县始终把文化扶贫放在农村扶贫的首要位置，并成立了专人文化扶贫帮扶小组，以乡、村为组织结构，为地方村配备文化协管人员，从基础上启迪地区人民的思维，开拓其文化创造能力，从而开展地区文化阵地建设，激起地区人民的文化归属感，使村民“爱党、爱村、爱家”。
2.文化扶贫将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文化知识的普及，促进地区摆脱落后的局面，为构建地区文化体系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文化扶贫对地区经济的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它是整个扶贫项目工程的重要一环。地区经济的落后，归根结底在于人们思想文化水平的落后，国家积极实行文化扶贫战略，扫清地区经济发展的文化思想观念制约因素，将推动地区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将为地区文化体系的构建提供物质支持，修建和完善文化基础设置，更好地促进文化的进步和观念的更新。至2012年，湖北省对省内农村地区已开展多项文化科普宣传活动，在宜昌，地区文化主管部门在农村设立多功能阅览室，成立乡村文化科技指导服务中心，并创办多种科普媒体，积极宣扬农作物及畜牧养殖知识，给农村人带去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3.文化扶贫将开拓人们的眼界和思想境界，使其有能力、有愿望去构建地区文化，使更多人能够了解和接受文化的熏陶。
通过文化扶贫战略，贫困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将发生巨大转化，人们不再像以前一样紧紧局限于眼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是紧跟社会主流文化知识，从而开拓了自己的眼界和思想境界。同时又使得人们有能力去深度挖掘地区文化，并努力传播和发扬地区文化，使更多人能够了解自己区域的文化，接受文化的熏陶，从而真正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化体系。
4.文化扶贫将为构建地区文化人才的培养开拓一条适合自己的培养途径。
文化扶贫将推动地区文化设施的建设，如学校、图书馆、文化活动中心、文化娱乐项目场地等等，同时也将宣传基本的科技知识，使人们不再蒙昧，为今后地区文化人才的培养扫清道路，并开拓出一条适合地区文化人才培养的新途径。以湖北省谷城县赵湾乡为例，赵湾乡是阳谷的贫困重地，地方文化管理部门为使人们摆脱蒙昧、落后的现状，自2008年开始采取了以点带面的文化扶贫策略，在农村新建“农村书屋”，并捐献图书资料近万册，光盘资料约500余套，积极开展“科技下乡”、“送书下乡”等惠民工程，并且兴建地区重点小学、初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贫困学生的补贴，从小学生到农村普通居民，都能在文化、科技方面学习到更加有用和先进的知识，形成自己的独特人才培养模式，为地区发展“造血”
5.文化扶贫将提高贫困地区人们的综合素质，推进地方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例如广东省从化市下辖的黄茅村，市扶贫办积极开展文化下乡活动，丰富人们的精神文明生活。在2011年新年之际，地区文化部门诚邀广州的艺术团进入黄茅村，举行文化帮扶慰问演出，同时资助黄茅村修缮文化广场、文化室，并赠送书画作品、春联，积极开展“书法进万家”活动，使传统文化入乡入户，极大地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明内容，提高了其文化素养和综合素质。
6.文化扶贫对贫困地区开展具体实践工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首先，文化扶贫将指导地方政府制定正确的决策，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文化、政治建设都能向现代化观念转变；其次，可以使人们从依靠外部援助转向自力更生、脱贫致富；最后，规范人们的行为，引导正确的价值取向。
文化扶贫是我国一项长期的战略目标，文化建设对社会的全面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文化扶贫工程关系到我国广大贫困地区能否走上现代化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它对地方文化体系的构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相信，只要扎实推进文化扶贫工程的稳步实施，就必将改善地区文化知识落后的局面，构建出属于自己的、具有地区特色的文化体系，促使贫困地区人们摆脱文化落后的现状，而步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生活。
参考文献
在召开全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会议的同时，召开全省扶贫开发推进会，就是要贯彻落实好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加快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步伐。总的要求是，科学规划，创新机制，集成资源，加大力度，转变作风，务求实效。刚才，心社省长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去年会议以来全省扶贫开发工作取得的成绩，明确了下一步的总体工作思路、五项重要原则、六项重点任务和四项保障措施。鹿省长的讲话篇幅不长，但主意高远、思路清晰、部署明确、措施得力，请大家回去后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
下面，我就贯彻好鹿省长的讲话精神，讲几点意见。
一、创新工作思路，谋划组织好扶贫攻坚的大战役
我省是革命老区，近年来，在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的总体战略指引下，取得了又好又快发展。但是，一些地方贫困落后的面貌需要进一步加快改变。就我省的中央苏区和特困片区38个县(市、区)来说，共有人口1940万，占全省总人口的43％；行政村数8018个，占全省行政村总数的46.5％，自然村数98529个，占全省自然村总数的49％；区域农村贫困人口338万人，占全省贫困人口的77％；区域贫困村数2790个，占全省3400个贫困村的82.1％。虽然这些年来，这些贫困县(市、区)与过去相比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但从全省总体发展来讲，仍然是薄弱环节。比如，38个县(市、区)的生产总值去年是2337亿元，仅占全省生产总值的20％；财政总收入仅占全省财政总收入的16％；人均财政收入是全省的37％；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全省的6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全省的61％。因此，我省要和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难点、重点都在这些贫困地区。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步伐，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十分迫切的任务，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历史使命，它关系到我省科学发展、绿色崛起、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的战略目标能否如期实现。特别是《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印发，实际上是要求把原中央苏区作为脱贫致富的龙头。从现在算起，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还有8年，所以到“十二五”末的今后3年是一个关键时期。我们一定要振奋精神，创新思路，统筹谋划，组织好扶贫攻坚大战役。
第一，以对老区人民的感恩之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投入扶贫工作。我们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特别是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如果不能带领老区人民脱贫致富，我们愧对人民。中央对老区人民给予了极大关怀和倾斜支持，同时也是交给了各级领导干部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任务，如果完不成扶贫任务，我们愧对中央。实现全面小康首先要实现老区人民的小康，如果完不成这个使命，把贫困继续留给后一代，我们愧对时代和后人。各级领导干部受人民的信任和重托，走上了领导岗位，大家有比较宽的知识面，在实践中锻炼积累了丰富经验和较强的工作能力，如果扶贫任务完不成，我们也愧对人民的重托和自己的岗位。所以，完成好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扶贫任务，首先必须深怀对人民的真挚感情。有了这份真挚感情，我们就能想出办法，找出思路；有了高度的责任感和敢于担当的决心，我们就能充满工作激情，就能赢得群众拥护，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二，以开放的视野和创新的思路，增添扶贫活力和动力。贫困地区长期贫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受到狭隘眼光和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是有些干部思想不开放、观念不新、视野不宽。推进扶贫攻坚，首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视野，扩大开放，把经济实力提上来，把竞争力提上去。要把国内外的优势资源引进来，特别是把资金、企业、技术、人才、市场等，与当地的优势资源结合起来，转化成经济财富，转化成人民的富裕。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拓展市场，有了市场，就有了财富。作为贫网地区，得到国家这么多的支持不容易。我们要创新思路，设计好项目，用足用好国家政策，争取国家更多政策，通过外力转化为内因，加快脱贫致富步伐。江西人杰地灵，要相信群众有办法脱贫致富。我们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添扶贫工作活力和动力。
贫困是全世界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古老而又现实的共同难题，同时与国家的社会管理（尤其与农村的社会管理）密切相关。当前，给社会管理带来诸多障碍的因素之一则是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产生了诸多不稳定现象。因此，优化农村社区管理、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已成为建设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也正是因为贫困与社会管理息息相关，国内外学者对贫困的研究热情一直不减。至于何谓贫困，诸多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其界定，但是至今也没有一个定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贫困的理解随着时代的不同以及人们对其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变化。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贫困大致可分为收入贫困说、能力贫困说和权利贫困说。本文就对国外学者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进行简要论述，并阐述其理论对当前中国扶贫工作的借鉴意义。
一、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
阿马蒂亚·森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的主要经济学贡献之一即是对贫困的研究。森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相对地比别人贫穷，贫困的概念中含有一个不能去掉的“绝对核心”，即缺乏获得某种基本物质生存机会的“可行能力”。[1]他认为“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这是识别贫穷的通行标准。”[2]
森所说的一个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是指对于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从这个定义上看，可行能力就是一种自由，是一种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3]森说的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4]一个人的“可行能量集”由此人可以选择的那些可以相互替代的功能性活动量组成，因此人们实现生活功能的可行能力也包括“不带羞耻地出现在公众面前，或参与社群生活的能力”。[5]概括地说，森的能力贫困所指的就是一个人有实质性的自由去选择任何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能力的缺失。
以可行能力的剥夺来看待贫困，不像收入低下只具有工具性意义，这种方法更集中注意具有自身固有的重要性的剥夺。虽然收入低下影响可行能力的被剥夺，但其是可变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诸如收入不平等、性别歧视、公共教育设施和医疗保健的缺乏、高失业率乃至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不均、政府公共政策的取向等因素都可弱化或剥夺人的可行能力。
由此，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能力贫困理论比传统的收入贫困理论更合乎人自身发展的需要。收入贫困理论一般只针对“收入低下”，把对贫困的认识的变化统统纳入到以收入或资源占有量来衡量的概念框架中，[6]而森的能力贫困理论在承认收入剥夺与能力剥夺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相关性的同时，肯定了贫困的实质是人的“可行能力”的被剥夺（也即一个人实现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的被剥夺）。由此可以看出，森的能力贫困理论落脚点在于试图通过重建个人能力来避免和消除贫困，[1]森在阐述能力贫困时把人的全面发展和生活质量纳入自己理论的范围之内，其贫困理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全新理念。
二、阿马蒂亚·森的“权利贫困”理论
阿马蒂亚·森认为，认识贫困不应仅停留在收入层面，更应考虑贫困者的生存状态。森还认为，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其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由于权利的被剥夺或者其他条件的不足造成的。[2]森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具体论述了贫困发生的原因及其与权利体系的相互联系。他指出，要说明饥饿现象，必须深入到所有权结构的研究中去，因为，“除非一个人自愿挨饿，否则就可以说，饥饿现象基本上是人类关于食物所有权的反映。”[3]
森认为，所有权关系是权利关系之一，所以，要理解饥饿，理解贫困的起因必须首先理解权利体系，并把饥饿（贫困）问题放在权利关系中进行分析。在这里，森说的权利关系也即在私有制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所公认的典型的权利关系，其共包括四个方面：（1）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有权拥有通过自己自愿交易所获得的东西；（2）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有权拥有用自己的资源或在自愿的基础上使用雇佣来的资源所生产出来的东西；（3）自己劳动的权利：一个人有权拥有自己的劳动能力，并进而有权拥有与自己的劳动能力有关的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以及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4）继承和转移权利：一个人有权拥有他人自愿赠予他的东西，但后者对这些东西的所有权必须是合法的，而且，这种赠予可能要等到赠予者去世后才能生效（如果他指定这样）。当然，“所有制关系的范围会因经济体制不同而出现很大差别。”[4]以上关系中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与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的失败是自然经济致贫的原因，后两者的失败是市场经济致贫的根源。[5]
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是直接性的权利关系，还有其他更为复杂的权利关系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比如交换权利。交换权利也就是一个人在转换中，能够获得的各种商品所构成的集合。[6]鉴于五个影响交换权利的因素，森指出一个人避免饥饿的能力依赖于他的所有权以及他面对的交换权利的映射。因此，一般来说，一个人饥饿是由食物短缺引起的，饥饿的直接原因也是由于其交换权利的下降。[7]森还特别指出权利关系重视的是一个人具有由于没有支配足够食物的能力而挨饿的可能性和在一社会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具有合法控制食物的手段。通过权利方法分析贫困，森设下了诸多疑问，为什么粮食供给没有减少，还会发生饥饿？为什么粮食供给没有减少，有的人啼饥号寒，有的人肥肠肥脑？也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森用权利方法把贫困的原因分析深入到社会、政治和法律的层面。
三、森的贫困理论对当前我国扶贫的借鉴意义
“”结束后，党和政府在致力于自改革开放同时，也开始在城乡进行扶贫工作。在农村扶贫工作中，先后在不同阶段出台了多项扶贫政策。大体上分为：1978～1985年的农村改革，1986～1993年的国家扶贫和开发项目，1994～2000年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及2001～2010年的新世纪农村扶贫开发计划等四个阶段。 经过前几个阶段政策的实施，我国的扶贫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农村贫困人口已大大减少，农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1]但是，贫困是一个历史性问题，扶贫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当前，政府又出台新的扶贫政策：《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
实际上，人类历史上的所有重大事项都会有相应的理论作依据，我国当代的扶贫事业和扶贫工作也不例外，也需要借鉴人类历史上任何有价值的贫困理论。笔者认为，阿玛蒂亚·森的贫困理论相较于传统的贫困理论来说有其优点，可以一定程度上为当前我国的反贫工作及其扶贫政策的制订提供某些借鉴。
森的贫困理论的要点主要就是以上阐述的能力贫困理论和权利贫困理论。贫困弱化了低收入者的可行能力，[2]反之，可行能力的被弱化又限制了贫困者应有权利的获取。当前我国的扶贫工作，也不仅是要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同时，更要提高他们的能力，以及相应权利的实现。我们目前有些扶贫政策其实虽然有意和无意地体现着这些精神，但还需要进一步自觉。
（一）保障和落实农民应有的权利
尽管中国有庞大的农业人口，但仅仅只是数量庞大，其享有的基本权利却远不如城镇人口。当然，权利的实现也必须通过政府的力量，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农民应有的权利就无法实现，其脱贫的可行能力也就受到限制。因此，当前的扶贫也一定程度上把农民的权利和可行能力纳入到相关政策中。如国家扶贫政策明确提出，到2015年，较大改善贫困地区基本农田和农田水利设施、进一步提高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制度、全面解决贫困地区用电问题、基本健全贫困县、乡、村医疗卫生服务网、明显提高县医院水平，到2020年，显著改善贫困地区群众的居住条件、基本普及学前教育、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水平、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3]
（二）加快最直接的“济贫”制度建设及加大其覆盖面
最直接的“济贫”制度主要是指社会保障中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我国贫困地区农民的就业、福利、医疗、教育等制度性保障还存在严重不足，相关保障制度的不规范、不健全、甚至一定程度上的缺失导致他们脱贫的可行能力的弱化或者直接被剥夺。除此，要特别提到的还有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导致他们的选择受限，福利、救助、保险等制度性安排也因为其身份的特殊而被相对剥夺。这就使得加快包括广大农村人口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应当成为当前政府扶贫工作和扶贫政策的重点之一。当前的扶贫政策应时提出，到2015年，进一步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五保供养制度和临时救助制度，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这实际上也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体现。
（三）加大就业扶贫力度，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贫困者的可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