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的瓶颈
“应试”的危害有目共睹，但却“屡禁不止”，说明有其深层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供求”关系长期严重“失衡”，“求”一直远远大于“供”。
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本应同步发展，应随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从精英教育变为大众教育，在学人数占适龄人数的比例在15％以内为精英教育阶段，以上为大众教育阶段。据统计，我国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仅为4％左右，远低于1994 年的世界平均水平（15.3％），而我国愿意上大学的生源数量远远超过大学的招生数量。很明显，高等教育在中国目前尚属稀缺资源，这必然要形成“过度竞争”，无论人们多不情愿，只要这种状况不改变，过度竞争自然要向中、小学蔓延扩展。由于大学容量太小，高中的发展也受到严重制约，致使多数初中生无法升入普通高中；为了上大学，人们只有千方百计考上高中，尽可能考上重点高中；要上高中尤其是重点高中，又要千方百计上重点初中；要上重点初中，就必须“从小抓起”，结果本应天真浪漫、嬉戏玩耍的儿童不得不背起沉重的学习负担。这种过度竞争持久不退说明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高度膨胀，但反过来看，这种“需求高度膨胀”又恰恰是高等教育大发展强大、积极的动力，如果没有这种动力，高教反而难以发展。这说明，近20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教育此时面临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转变，也只有高等教育大众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应试教育。
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大力发展民办/私立大学， 世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过半是私立大学，从哈佛、耶鲁到庆应、早稻田……私立大学可说是高等教育的顶梁柱。中国一直有私立办学传统，所谓“私塾”曾是教育的主流，近代虽引入现代化学校、建立现代化学制，国家对教育取得主控地位，但私立学校仍有不小的空间，不仅有大量的私立中、小学，而且有相当数量的私立大学，如南开、燕京、辅仁、金陵、圣约翰、光华、中法、之江、复旦、齐鲁、协和、湘雅、华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教育实行“全包下”的方针，从1950年起开始接收私立大学，到1952年私立高等院校的接收、改造全部完毕，高等教育完全由国家垄断。这种高等教育体制，与逐步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
但最近20年，中国进行了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变革，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社会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使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迅速膨胀，而高等教育制度实际却仍以计划经济为基础，一直没有根本性变化，与社会发展极不协调。虽然从80年代中期起国家重新允许创办“民办大学”，但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中，民办/私立大学的大发展毫无可能。除去政治的、 观念的原因（如所有制、计划体制、教育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等）外，发展民办/私立大学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严重限制。城乡“二元化”，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特点。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到1958年通过“户口登记条例”，这种二元结构被固定下来，公民因此被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两种壁垒森严的不同身份，而占人口少数的“非农业人口”一直享受着由国家提供的比“农业人口”多得多的各种“优惠”。几十年来，要想“农转非”几乎“难于上青天”，而考入中专以上的学校，则是广大农村青年可以凭自己努力“农转非”甚至“当干部”、改变“身份”的少数渠道之一。然而民办大学则无此功能（权力），不能转户口、没有干部指标……农村学生考上民办大学虽然能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但目前国家批准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也只有24所），但仍然无法改变其“农民”身份，更难成为干部/公务员/官员，而私立大学的学历目前仍未得到国家承认，其他更不必论。所以，这些学校根本招不到较好的生源，也无法大发展，这样怎能产生与北大、清华比肩而立的民办/私立大学呢？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民办/私立大学才能获得质、量的大发展：或是它们获得与国立大学同等的权利/权力，或是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从根本上废除农业人口/ 非农业人口的“身份制”（如果说这种体制在建国初期为了加速工业化还有一定合理性，现在则很难说“合理”，甚至已成社会发展的障碍，对教育发展的影响亦证明了这一点）。否则，民办/私立大学的发展空间极其有限，高教大众化也难以实现， 应试教育也不可能根本改变。
应该认识到，民办/私立高校与公立高校的区别只在于投资渠道的不同， 二者在其他方面应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国家应公平对待民办/私立高校的师生， 其学历证书具有与公立高校同级同类学历证书同等效力。当然，国家要对民办/私立大学进行严格的审批、监督，严格、科学地对其办学水平进行监测。但这种监管（不是具体管理、干涉学校内部事务）的目地是为了促进民办/私立高校的健康发展，而不能将其视为“另类”加以歧视。在严格监管的同时，国家更应对民办/私立高校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对其用地、用人给予适当优惠。总之，要用政策导向使社会和私人资本流向教育领域。
进一步说，民办或曰私立大学是否发达，也是“社会”是否成熟、发达的重要标志。衡以中国之现状，我们只能说，中国尚处为时不短的社会转型期，“公民社会”才刚开始产生。
二、考试的是与非
中国社会“二元制”结构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变革，教育的格局也难有根本性变化。在这种现实条件下，高等教育和中小学的优质教育长期将均属“稀缺资源”。如何分配这种稀缺资源，是任何教育体制的“制度设计”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更是我国教育“制度设计”的一个基本背景。离开这一基本背景来谈论“教改”，如果不使情况更糟，起码是难中肯綮。
从原则上说，所有适龄青少年都有分享这种稀缺资源的权利，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分享的机会，因此不得不设计出种种方法、制度选拔少数、淘汰多数。可以“举荐”，如凭血统、家庭出身、家长的政治权力、本人的表现（古时是“举孝廉”，现在是“三好生保送”）等作为推荐的标准；可以考试，以考分作为选取的标准；可以用金钱购买，把教育作为一种产业；可以抽签，如现在某些地方小学升初中实行的“电脑派位”；可以按地域分配，如“就近入学”。虽然种种方法各有利弊，但每种方法的利弊并不完全相等，历史表明，相对而言只有考试制是利大于弊。
当然，考试必然会有种种弊病，对此确不能忽视。但在恢复高考制度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一些人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试制的各种弊病，因而患了“历史健忘症”，忘记当年废除考试制必然带来的更大的弊病，甚至荒诞不经、费尽心机地要为当年的“推荐制”寻找某种“合理性”，并想以此来补考试之弊，这的确是“吃错了药”。“推荐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有一个完全公正无私，能了解、洞察学生一切，并不受各方干扰、压力，将最优者推荐上去的“推荐者”。但实际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推荐者”，因此，“推荐”实际成为“走后门”的同义语，“文革”废除考试、实行“推荐”的“教改”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还有少数“推荐”名额，原本是为补考试之弊，但在许多地方实际成为权势者子女享受的特权，亦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有人提出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扩大校长的招生权来补考试之弊，但这种观点忘记了中国的大学并不“独立”，而同时还是一个行政单位，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在这种权力架构中，如果扩大校方的招生权力，校方实际很难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即便在现在，每到招生时有关人员已为来自各方的电话、“条子”所苦，感到难以招架，如果再扩大校方的招生权限，其后果可想而知。“电脑派位”、“就近入学”原本是一些地方为减轻中、小学学生的学习负担而进行的入学改革，但在实际中，凡有权力有关系者，子女统统成为“择校生”，广大没有关系、权势的家长也想尽一切办法“拉关系”交钱，让自己的孩子“择校”。之所以要拉关系是因为“择校”严格说并不合法，所以如果没有“关系”有钱也交不上，用广大家长的话说就是“拎着猪头也找不着庙门”，“想交这几万块钱还要求爷爷告奶奶”。由于择校费并不是公开的明码标价，而是“看人下菜碟”，根据“关系”的亲疏、权力的大小决定“择校费”的多少，少则几千元，多则好几万元。在这种“运作”过程中，充满了惊人的黑幕。所以广大家长不禁发出“还是考试好”的感叹。更严重的是，这种政策实际上剥夺了贫寒人家子女原本凭考试的“高分”就能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即便在美国，收费昂贵的私立中学也十分注重考试，贫寒人家子女只要考分高，就能免费（免学费甚至免食宿费）被“择优”录取。教育产业化无疑是教改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正确方向，但这就更要有考试制使贫家子女能凭高分享受优质教育，而不是一切都由金钱决定，因为教育毕竟是种特殊商品，这不仅是国家培养人才、发展文化的需要，更是一种基本权利；同时，要防止现在已很严重的一些学校滥卖文凭和某些权势者拿公款买文凭的现象在“教育产业化”的名目下合法化。
也就是说，如果真想以“推荐”、“扩大校长招生权限”、“电脑派位”、“就近分配”等方法来补考试之弊，如果要使教育产业化改革健康发展，那实际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要对现在的教育权力结构、行政体制作相当大的改变。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之前，在教育权力结构、行政体制没有较大改变之前，这些措施不仅不能补考试之弊，而只会使腐败更加严重。改革，需要一定的“路径依赖”，当所依赖的路径并不存在时，改革实际无从下手；若不考虑“路径”问题而执意“向前走”，很可能欲速不达，甚至与原来的目标南辕北辙，所付成本之巨将远远超过人们的想像。
考试制度确有十分严重的弊病，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相对公平，即以考生的分数而不是考生的家庭出身、血统、背景、关系、金钱以及弹性极大的所谓“表现”作为录取标准。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推荐”弊端丛丛，远不如考试，所以在几千年前选拔官员时就以考试的“科举”取代了推荐的“举孝廉”。不问家庭出身、背景的考试制，把个人的能力、才学放在首位，无疑是对把家庭出身、背景放在首位的“身份社会”的否定。而推荐制的实行，恰恰是使一个阶层可以相对流动的社会向阶层壁累森严的“身份社会”的倒退。当然，考试的成败对某些个人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总体而言却是公平、正常的。对少数因偶然性而落榜的考生来说，的确不公，但若因此而否定考试，则会对绝大多数考生更为不公。当然不能说每一个考分低的学生就一定不如每一个考高分的学生，但如果作群体性比较，高分群体对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能力确高于低分群体。现在有种颇为流行观点，将“高分”等于“低能”；还有人认为：“那些在历次考试中获胜的学生，他们的证书文凭是以牺牲创新能力为代价而取得的。”照此逻辑，本科生的创新能力要低于专科生，专科生的创新能力要低于落榜生，而创新能力最低的应是北大、清华的学生。这与事实明显不符，事实说明，从总体上说，考分就是考生水平、能力的体现。
由于考试的优点明显，所以这一方法被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面对的考试会越来越多，几乎各行各业都要经过考试才能获得上岗的资格。如开车的要考驾照，想开出租车更要考“五证”，当厨师的要考级，烧锅炉要考上岗证，工人学完徒要有出师考，更不用说会计、出纳、护士……种种数不胜数的专业考试和职称考试，乃至最近才有的选用官员的公务员考试。虽说这些考试不胜烦琐，但考试却有自愿性，能使“人尽其才”，使应试者从事自己喜爱的职业。同时，考试又有筛选性，把不合格、不适宜者淘汰。正是这种自愿性和筛选性，避免了“分配工作”的强迫性和任意性。只要不健忘，总该记得当年“招工”是如何分配工作的，不管你是否愿意，分配你干什么你就必须干什么。同时，如果有关系，不论是否合适，想做什么工作就可以做什么，端看你的“关系”有多硬，“路子”有多野，“后门”有多宽。所以，当时知青从招工返城到分配工作，几乎每个人都想方设法拉关系、趟路子、走后门，因为这是早日回城、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的唯一办法。可以说，社会风气的败坏，道德的失范，实际是从那时开始的，是从废除考试制度开始的。人类社会的实践表明，尽管十分无奈，但我们今天还不得不面对的考试却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这本身就说明考试制度位居社会结构的核心之内，因此对考试制度的废与立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变动，而不仅仅是一种教育体制的变化。所以，三十年前“文革”开始时第一个被废除的制度就是考试制度。同样，近二十年前“拨乱反正”时首先恢复的制度还是考试制度。一个正常的社会，必定是一个“考试社会”；一个废除了考试制度的社会，必然会使社会价值体系严重紊乱，必然会由失范、失序而渐渐演变成一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混乱世界。
应当承认考试制度是一个弊端重重的制度，但还应当承认目前仍无更好的制度能够取而代之。因此，不应因考试的弊病而过激地否定它，而应从改进考试的内容和方式着眼，对于一个曾经狂热地废除过考试制度的社会来说，更应珍惜来之不易的考试制度，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更趋完善－－当然不可能是没有任何弊病的。
一、教育的瓶颈
“应试”的危害有目共睹，但却“屡禁不止”，说明有其深层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供求”关系长期严重“失衡”，“求”一直远远大于“供”。
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本应同步发展，应随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从精英教育变为大众教育，在学人数占适龄人数的比例在15％以内为精英教育阶段，以上为大众教育阶段。据统计，我国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仅为4％左右，远低于1994 年的世界平均水平（15.3％），而我国愿意上大学的生源数量远远超过大学的招生数量。很明显，高等教育在中国目前尚属稀缺资源，这必然要形成“过度竞争”，无论人们多不情愿，只要这种状况不改变，过度竞争自然要向中、小学蔓延扩展。由于大学容量太小，高中的发展也受到严重制约，致使多数初中生无法升入普通高中；为了上大学，人们只有千方百计考上高中，尽可能考上重点高中；要上高中尤其是重点高中，又要千方百计上重点初中；要上重点初中，就必须“从小抓起”，结果本应天真浪漫、嬉戏玩耍的儿童不得不背起沉重的学习负担。这种过度竞争持久不退说明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高度膨胀，但反过来看，这种“需求高度膨胀”又恰恰是高等教育大发展强大、积极的动力，如果没有这种动力，高教反而难以发展。这说明，近20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教育此时面临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转变，也只有高等教育大众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应试教育。
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大力发展民办/私立大学， 世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过半是私立大学，从哈佛、耶鲁到庆应、早稻田……私立大学可说是高等教育的顶梁柱。中国一直有私立办学传统，所谓“私塾”曾是教育的主流，近代虽引入现代化学校、建立现代化学制，国家对教育取得主控地位，但私立学校仍有不小的空间，不仅有大量的私立中、小学，而且有相当数量的私立大学，如南开、燕京、辅仁、金陵、圣约翰、光华、中法、之江、复旦、齐鲁、协和、湘雅、华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教育实行“全包下”的方针，从1950年起开始接收私立大学，到1952年私立高等院校的接收、改造全部完毕，高等教育完全由国家垄断。这种高等教育体制，与逐步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
但最近20年，中国进行了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变革，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社会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使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迅速膨胀，而高等教育制度实际却仍以计划经济为基础，一直没有根本性变化，与社会发展极不协调。虽然从80年代中期起国家重新允许创办“民办大学”，但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中，民办/私立大学的大发展毫无可能。除去政治的、 观念的原因（如所有制、计划体制、教育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等）外，发展民办/私立大学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严重限制。城乡“二元化”，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特点。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到1958年通过“户口登记条例”，这种二元结构被固定下来，公民因此被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两种壁垒森严的不同身份，而占人口少数的“非农业人口”一直享受着由国家提供的比“农业人口”多得多的各种“优惠”。几十年来，要想“农转非”几乎“难于上青天”，而考入中专以上的学校，则是广大农村青年可以凭自己努力“农转非”甚至“当干部”、改变“身份”的少数渠道之一。然而民办大学则无此功能（权力），不能转户口、没有干部指标……农村学生考上民办大学虽然能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但目前国家批准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也只有24所），但仍然无法改变其“农民”身份，更难成为干部/公务员/官员，而私立大学的学历目前仍未得到国家承认，其他更不必论。所以，这些学校根本招不到较好的生源，也无法大发展，这样怎能产生与北大、清华比肩而立的民办/私立大学呢？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民办/私立大学才能获得质、量的大发展：或是它们获得与国立大学同等的权利/权力，或是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从根本上废除农业人口/ 非农业人口的“身份制”（如果说这种体制在建国初期为了加速工业化还有一定合理性，现在则很难说“合理”，甚至已成社会发展的障碍，对教育发展的影响亦证明了这一点）。否则，民办/私立大学的发展空间极其有限，高教大众化也难以实现， 应试教育也不可能根本改变。
应该认识到，民办/私立高校与公立高校的区别只在于投资渠道的不同， 二者在其他方面应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国家应公平对待民办/私立高校的师生， 其学历证书具有与公立高校同级同类学历证书同等效力。当然，国家要对民办/私立大学进行严格的审批、监督，严格、科学地对其办学水平进行监测。但这种监管（不是具体管理、干涉学校内部事务）的目地是为了促进民办/私立高校的健康发展，而不能将其视为“另类”加以歧视。在严格监管的同时，国家更应对民办/私立高校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对其用地、用人给予适当优惠。总之，要用政策导向使社会和私人资本流向教育领域。
进一步说，民办或曰私立大学是否发达，也是“社会”是否成熟、发达的重要标志。衡以中国之现状，我们只能说，中国尚处为时不短的社会转型期，“公民社会”才刚开始产生。
二、考试的是与非
中国社会“二元制”结构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变革，教育的格局也难有根本性变化。在这种现实条件下，高等教育和中小学的优质教育长期将均属“稀缺资源”。如何分配这种稀缺资源，是任何教育体制的“制度设计”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更是我国教育“制度设计”的一个基本背景。离开这一基本背景来谈论“教改”，如果不使情况更糟，起码是难中肯綮。
从原则上说，所有适龄青少年都有分享这种稀缺资源的权利，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分享的机会，因此不得不设计出种种方法、制度选拔少数、淘汰多数。可以“举荐”，如凭血统、家庭出身、家长的政治权力、本人的表现（古时是“举孝廉”，现在是“三好生保送”）等作为推荐的标准；可以考试，以考分作为选取的标准；可以用金钱购买，把教育作为一种产业；可以抽签，如现在某些地方小学升初中实行的“电脑派位”；可以按地域分配，如“就近入学”。虽然种种方法各有利弊，但每种方法的利弊并不完全相等，历史表明，相对而言只有考试制是利大于弊。
当然，考试必然会有种种弊病，对此确不能忽视。但在恢复高考制度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一些人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试制的各种弊病，因而患了“历史健忘症”，忘记当年废除考试制必然带来的更大的弊病，甚至荒诞不经、费尽心机地要为当年的“推荐制”寻找某种“合理性”，并想以此来补考试之弊，这的确是“吃错了药”。“推荐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有一个完全公正无私，能了解、洞察学生一切，并不受各方干扰、压力，将最优者推荐上去的“推荐者”。但实际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推荐者”，因此，“推荐”实际成为“走后门”的同义语，“文革”废除考试、实行“推荐”的“教改”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还有少数“推荐”名额，原本是为补考试之弊，但在许多地方实际成为权势者子女享受的特权，亦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有人提出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扩大校长的招生权来补考试之弊，但这种观点忘记了中国的大学并不“独立”，而同时还是一个行政单位，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在这种权力架构中，如果扩大校方的招生权力，校方实际很难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即便在现在，每到招生时有关人员已为来自各方的电话、“条子”所苦，感到难以招架，如果再扩大校方的招生权限，其后果可想而知。“电脑派位”、“就近入学”原本是一些地方为减轻中、小学学生的学习负担而进行的入学改革，但在实际中，凡有权力有关系者，子女统统成为“择校生”，广大没有关系、权势的家长也想尽一切办法“拉关系”交钱，让自己的孩子“择校”。之所以要拉关系是因为“择校”严格说并不合法，所以如果没有“关系”有钱也交不上，用广大家长的话说就是“拎着猪头也找不着庙门”，“想交这几万块钱还要求爷爷告奶奶”。由于择校费并不是公开的明码标价，而是“看人下菜碟”，根据“关系”的亲疏、权力的大小决定“择校费”的多少，少则几千元，多则好几万元。在这种“运作”过程中，充满了惊人的黑幕。所以广大家长不禁发出“还是考试好”的感叹。更严重的是，这种政策实际上剥夺了贫寒人家子女原本凭考试的“高分”就能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即便在美国，收费昂贵的私立中学也十分注重考试，贫寒人家子女只要考分高，就能免费（免学费甚至免食宿费）被“择优”录取。教育产业化无疑是教改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正确方向，但这就更要有考试制使贫家子女能凭高分享受优质教育，而不是一切都由金钱决定，因为教育毕竟是种特殊商品，这不仅是国家培养人才、发展文化的需要，更是一种基本权利；同时，要防止现在已很严重的一些学校滥卖文凭和某些权势者拿公款买文凭的现象在“教育产业化”的名目下合法化。
也就是说，如果真想以“推荐”、“扩大校长招生权限”、“电脑派位”、“就近分配”等方法来补考试之弊，如果要使教育产业化改革健康发展，那实际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要对现在的教育权力结构、行政体制作相当大的改变。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之前，在教育权力结构、行政体制没有较大改变之前，这些措施不仅不能补考试之弊，而只会使腐败更加严重。改革，需要一定的“路径依赖”，当所依赖的路径并不存在时，改革实际无从下手；若不考虑“路径”问题而执意“向前走”，很可能欲速不达，甚至与原来的目标南辕北辙，所付成本之巨将远远超过人们的想像。
考试制度确有十分严重的弊病，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相对公平，即以考生的分数而不是考生的家庭出身、血统、背景、关系、金钱以及弹性极大的所谓“表现”作为录取标准。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推荐”弊端丛丛，远不如考试，所以在几千年前选拔官员时就以考试的“科举”取代了推荐的“举孝廉”。不问家庭出身、背景的考试制，把个人的能力、才学放在首位，无疑是对把家庭出身、背景放在首位的“身份社会”的否定。而推荐制的实行，恰恰是使一个阶层可以相对流动的社会向阶层壁累森严的“身份社会”的倒退。当然，考试的成败对某些个人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总体而言却是公平、正常的。对少数因偶然性而落榜的考生来说，的确不公，但若因此而否定考试，则会对绝大多数考生更为不公。当然不能说每一个考分低的学生就一定不如每一个考高分的学生，但如果作群体性比较，高分群体对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能力确高于低分群体。现在有种颇为流行观点，将“高分”等于“低能”；还有人认为：“那些在历次考试中获胜的学生，他们的证书文凭是以牺牲创新能力为代价而取得的。”照此逻辑，本科生的创新能力要低于专科生，专科生的创新能力要低于落榜生，而创新能力最低的应是北大、清华的学生。这与事实明显不符，事实说明，从总体上说，考分就是考生水平、能力的体现。
由于考试的优点明显，所以这一方法被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面对的考试会越来越多，几乎各行各业都要经过考试才能获得上岗的资格。如开车的要考驾照，想开出租车更要考“五证”，当厨师的要考级，烧锅炉要考上岗证，工人学完徒要有出师考，更不用说会计、出纳、护士……种种数不胜数的专业考试和职称考试，乃至最近才有的选用官员的公务员考试。虽说这些考试不胜烦琐，但考试却有自愿性，能使“人尽其才”，使应试者从事自己喜爱的职业。同时，考试又有筛选性，把不合格、不适宜者淘汰。正是这种自愿性和筛选性，避免了“分配工作”的强迫性和任意性。只要不健忘，总该记得当年“招工”是如何分配工作的，不管你是否愿意，分配你干什么你就必须干什么。同时，如果有关系，不论是否合适，想做什么工作就可以做什么，端看你的“关系”有多硬，“路子”有多野，“后门”有多宽。所以，当时知青从招工返城到分配工作，几乎每个人都想方设法拉关系、趟路子、走后门，因为这是早日回城、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的唯一办法。可以说，社会风气的败坏，道德的失范，实际是从那时开始的，是从废除考试制度开始的。人类社会的实践表明，尽管十分无奈，但我们今天还不得不面对的考试却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这本身就说明考试制度位居社会结构的核心之内，因此对考试制度的废与立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变动，而不仅仅是一种教育体制的变化。所以，三十年前“文革”开始时第一个被废除的制度就是考试制度。同样，近二十年前“拨乱反正”时首先恢复的制度还是考试制度。一个正常的社会，必定是一个“考试社会”；一个废除了考试制度的社会，必然会使社会价值体系严重紊乱，必然会由失范、失序而渐渐演变成一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混乱世界。
应当承认考试制度是一个弊端重重的制度，但还应当承认目前仍无更好的制度能够取而代之。因此，不应因考试的弊病而过激地否定它，而应从改进考试的内容和方式着眼，对于一个曾经狂热地废除过考试制度的社会来说，更应珍惜来之不易的考试制度，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更趋完善－－当然不可能是没有任何弊病的。
一、教育的瓶颈
“应试”的危害有目共睹，但却“屡禁不止”，说明有其深层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供求”关系长期严重“失衡”，“求”一直远远大于“供”。
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本应同步发展，应随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从精英教育变为大众教育，在学人数占适龄人数的比例在15％以内为精英教育阶段，以上为大众教育阶段。据统计，我国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仅为4％左右，远低于1994 年的世界平均水平（15.3％），而我国愿意上大学的生源数量远远超过大学的招生数量。很明显，高等教育在中国目前尚属稀缺资源，这必然要形成“过度竞争”，无论人们多不情愿，只要这种状况不改变，过度竞争自然要向中、小学蔓延扩展。由于大学容量太小，高中的发展也受到严重制约，致使多数初中生无法升入普通高中；为了上大学，人们只有千方百计考上高中，尽可能考上重点高中；要上高中尤其是重点高中，又要千方百计上重点初中；要上重点初中，就必须“从小抓起”，结果本应天真浪漫、嬉戏玩耍的儿童不得不背起沉重的学习负担。这种过度竞争持久不退说明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高度膨胀，但反过来看，这种“需求高度膨胀”又恰恰是高等教育大发展强大、积极的动力，如果没有这种动力，高教反而难以发展。这说明，近20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教育此时面临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转变，也只有高等教育大众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应试教育。
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大力发展民办/私立大学， 世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过半是私立大学，从哈佛、耶鲁到庆应、早稻田……私立大学可说是高等教育的顶梁柱。中国一直有私立办学传统，所谓“私塾”曾是教育的主流，近代虽引入现代化学校、建立现代化学制，国家对教育取得主控地位，但私立学校仍有不小的空间，不仅有大量的私立中、小学，而且有相当数量的私立大学，如南开、燕京、辅仁、金陵、圣约翰、光华、中法、之江、复旦、齐鲁、协和、湘雅、华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教育实行“全包下”的方针，从1950年起开始接收私立大学，到1952年私立高等院校的接收、改造全部完毕，高等教育完全由国家垄断。这种高等教育体制，与逐步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
但最近20年，中国进行了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变革，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社会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使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迅速膨胀，而高等教育制度实际却仍以计划经济为基础，一直没有根本性变化，与社会发展极不协调。虽然从80年代中期起国家重新允许创办“民办大学”，但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中，民办/私立大学的大发展毫无可能。除去政治的、 观念的原因（如所有制、计划体制、教育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等）外，发展民办/私立大学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严重限制。城乡“二元化”，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特点。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到1958年通过“户口登记条例”，这种二元结构被固定下来，公民因此被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两种壁垒森严的不同身份，而占人口少数的“非农业人口”一直享受着由国家提供的比“农业人口”多得多的各种“优惠”。几十年来，要想“农转非”几乎“难于上青天”，而考入中专以上的学校，则是广大农村青年可以凭自己努力“农转非”甚至“当干部”、改变“身份”的少数渠道之一。然而民办大学则无此功能（权力），不能转户口、没有干部指标……农村学生考上民办大学虽然能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但目前国家批准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也只有24所），但仍然无法改变其“农民”身份，更难成为干部/公务员/官员，而私立大学的学历目前仍未得到国家承认，其他更不必论。所以，这些学校根本招不到较好的生源，也无法大发展，这样怎能产生与北大、清华比肩而立的民办/私立大学呢？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民办/私立大学才能获得质、量的大发展：或是它们获得与国立大学同等的权利/权力，或是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从根本上废除农业人口/ 非农业人口的“身份制”（如果说这种体制在建国初期为了加速工业化还有一定合理性，现在则很难说“合理”，甚至已成社会发展的障碍，对教育发展的影响亦证明了这一点）。否则，民办/私立大学的发展空间极其有限，高教大众化也难以实现， 应试教育也不可能根本改变。
应该认识到，民办/私立高校与公立高校的区别只在于投资渠道的不同， 二者在其他方面应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国家应公平对待民办/私立高校的师生， 其学历证书具有与公立高校同级同类学历证书同等效力。当然，国家要对民办/私立大学进行严格的审批、监督，严格、科学地对其办学水平进行监测。但这种监管（不是具体管理、干涉学校内部事务）的目地是为了促进民办/私立高校的健康发展，而不能将其视为“另类”加以歧视。在严格监管的同时，国家更应对民办/私立高校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对其用地、用人给予适当优惠。总之，要用政策导向使社会和私人资本流向教育领域。
进一步说，民办或曰私立大学是否发达，也是“社会”是否成熟、发达的重要标志。衡以中国之现状，我们只能说，中国尚处为时不短的社会转型期，“公民社会”才刚开始产生。
二、考试的是与非
中国社会“二元制”结构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变革，教育的格局也难有根本性变化。在这种现实条件下，高等教育和中小学的优质教育长期将均属“稀缺资源”。如何分配这种稀缺资源，是任何教育体制的“制度设计”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更是我国教育“制度设计”的一个基本背景。离开这一基本背景来谈论“教改”，如果不使情况更糟，起码是难中肯綮。
从原则上说，所有适龄青少年都有分享这种稀缺资源的权利，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分享的机会，因此不得不设计出种种方法、制度选拔少数、淘汰多数。可以“举荐”，如凭血统、家庭出身、家长的政治权力、本人的表现（古时是“举孝廉”，现在是“三好生保送”）等作为推荐的标准；可以考试，以考分作为选取的标准；可以用金钱购买，把教育作为一种产业；可以抽签，如现在某些地方小学升初中实行的“电脑派位”；可以按地域分配，如“就近入学”。虽然种种方法各有利弊，但每种方法的利弊并不完全相等，历史表明，相对而言只有考试制是利大于弊。
当然，考试必然会有种种弊病，对此确不能忽视。但在恢复高考制度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一些人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试制的各种弊病，因而患了“历史健忘症”，忘记当年废除考试制必然带来的更大的弊病，甚至荒诞不经、费尽心机地要为当年的“推荐制”寻找某种“合理性”，并想以此来补考试之弊，这的确是“吃错了药”。“推荐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有一个完全公正无私，能了解、洞察学生一切，并不受各方干扰、压力，将最优者推荐上去的“推荐者”。但实际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推荐者”，因此，“推荐”实际成为“走后门”的同义语，“文革”废除考试、实行“推荐”的“教改”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还有少数“推荐”名额，原本是为补考试之弊，但在许多地方实际成为权势者子女享受的特权，亦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有人提出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扩大校长的招生权来补考试之弊，但这种观点忘记了中国的大学并不“独立”，而同时还是一个行政单位，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在这种权力架构中，如果扩大校方的招生权力，校方实际很难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即便在现在，每到招生时有关人员已为来自各方的电话、“条子”所苦，感到难以招架，如果再扩大校方的招生权限，其后果可想而知。“电脑派位”、“就近入学”原本是一些地方为减轻中、小学学生的学习负担而进行的入学改革，但在实际中，凡有权力有关系者，子女统统成为“择校生”，广大没有关系、权势的家长也想尽一切办法“拉关系”交钱，让自己的孩子“择校”。之所以要拉关系是因为“择校”严格说并不合法，所以如果没有“关系”有钱也交不上，用广大家长的话说就是“拎着猪头也找不着庙门”，“想交这几万块钱还要求爷爷告奶奶”。由于择校费并不是公开的明码标价，而是“看人下菜碟”，根据“关系”的亲疏、权力的大小决定“择校费”的多少，少则几千元，多则好几万元。在这种“运作”过程中，充满了惊人的黑幕。所以广大家长不禁发出“还是考试好”的感叹。更严重的是，这种政策实际上剥夺了贫寒人家子女原本凭考试的“高分”就能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即便在美国，收费昂贵的私立中学也十分注重考试，贫寒人家子女只要考分高，就能免费（免学费甚至免食宿费）被“择优”录取。教育产业化无疑是教改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正确方向，但这就更要有考试制使贫家子女能凭高分享受优质教育，而不是一切都由金钱决定，因为教育毕竟是种特殊商品，这不仅是国家培养人才、发展文化的需要，更是一种基本权利；同时，要防止现在已很严重的一些学校滥卖文凭和某些权势者拿公款买文凭的现象在“教育产业化”的名目下合法化。
也就是说，如果真想以“推荐”、“扩大校长招生权限”、“电脑派位”、“就近分配”等方法来补考试之弊，如果要使教育产业化改革健康发展，那实际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要对现在的教育权力结构、行政体制作相当大的改变。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之前，在教育权力结构、行政体制没有较大改变之前，这些措施不仅不能补考试之弊，而只会使腐败更加严重。改革，需要一定的“路径依赖”，当所依赖的路径并不存在时，改革实际无从下手；若不考虑“路径”问题而执意“向前走”，很可能欲速不达，甚至与原来的目标南辕北辙，所付成本之巨将远远超过人们的想像。
考试制度确有十分严重的弊病，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相对公平，即以考生的分数而不是考生的家庭出身、血统、背景、关系、金钱以及弹性极大的所谓“表现”作为录取标准。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推荐”弊端丛丛，远不如考试，所以在几千年前选拔官员时就以考试的“科举”取代了推荐的“举孝廉”。不问家庭出身、背景的考试制，把个人的能力、才学放在首位，无疑是对把家庭出身、背景放在首位的“身份社会”的否定。而推荐制的实行，恰恰是使一个阶层可以相对流动的社会向阶层壁累森严的“身份社会”的倒退。当然，考试的成败对某些个人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总体而言却是公平、正常的。对少数因偶然性而落榜的考生来说，的确不公，但若因此而否定考试，则会对绝大多数考生更为不公。当然不能说每一个考分低的学生就一定不如每一个考高分的学生，但如果作群体性比较，高分群体对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能力确高于低分群体。现在有种颇为流行观点，将“高分”等于“低能”；还有人认为：“那些在历次考试中获胜的学生，他们的证书文凭是以牺牲创新能力为代价而取得的。”照此逻辑，本科生的创新能力要低于专科生，专科生的创新能力要低于落榜生，而创新能力最低的应是北大、清华的学生。这与事实明显不符，事实说明，从总体上说，考分就是考生水平、能力的体现。
由于考试的优点明显，所以这一方法被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面对的考试会越来越多，几乎各行各业都要经过考试才能获得上岗的资格。如开车的要考驾照，想开出租车更要考“五证”，当厨师的要考级，烧锅炉要考上岗证，工人学完徒要有出师考，更不用说会计、出纳、护士……种种数不胜数的专业考试和职称考试，乃至最近才有的选用官员的公务员考试。虽说这些考试不胜烦琐，但考试却有自愿性，能使“人尽其才”，使应试者从事自己喜爱的职业。同时，考试又有筛选性，把不合格、不适宜者淘汰。正是这种自愿性和筛选性，避免了“分配工作”的强迫性和任意性。只要不健忘，总该记得当年“招工”是如何分配工作的，不管你是否愿意，分配你干什么你就必须干什么。同时，如果有关系，不论是否合适，想做什么工作就可以做什么，端看你的“关系”有多硬，“路子”有多野，“后门”有多宽。所以，当时知青从招工返城到分配工作，几乎每个人都想方设法拉关系、趟路子、走后门，因为这是早日回城、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的唯一办法。可以说，社会风气的败坏，道德的失范，实际是从那时开始的，是从废除考试制度开始的。人类社会的实践表明，尽管十分无奈，但我们今天还不得不面对的考试却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这本身就说明考试制度位居社会结构的核心之内，因此对考试制度的废与立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变动，而不仅仅是一种教育体制的变化。所以，三十年前“文革”开始时第一个被废除的制度就是考试制度。同样，近二十年前“拨乱反正”时首先恢复的制度还是考试制度。一个正常的社会，必定是一个“考试社会”；一个废除了考试制度的社会，必然会使社会价值体系严重紊乱，必然会由失范、失序而渐渐演变成一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混乱世界。
应当承认考试制度是一个弊端重重的制度，但还应当承认目前仍无更好的制度能够取而代之。因此，不应因考试的弊病而过激地否定它，而应从改进考试的内容和方式着眼，对于一个曾经狂热地废除过考试制度的社会来说，更应珍惜来之不易的考试制度，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更趋完善－－当然不可能是没有任何弊病的。
一、教育的瓶颈
“应试”的危害有目共睹，但却“屡禁不止”，说明有其深层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供求”关系长期严重“失衡”，“求”一直远远大于“供”。
应该认识到，民办/私立高校与公立高校的区别只在于投资渠道的不同， 二者在其他方面应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国家应公平对待民办/私立高校的师生， 其学历证书具有与公立高校同级同类学历证书同等效力。当然，国家要对民办/私立大学进行严格的审批、监督，严格、科学地对其办学水平进行监测。但这种监管（不是具体管理、干涉学校内部事务）的目地是为了促进民办/私立高校的健康发展，而不能将其视为“另类”加以歧视。在严格监管的同时，国家更应对民办/私立高校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对其用地、用人给予适当优惠。总之，要用政策导向使社会和私人资本流向教育领域。
进一步说，民办或曰私立大学是否发达，也是“社会”是否成熟、发达的重要标志。衡以中国之现状，我们只能说，中国尚处为时不短的社会转型期，“公民社会”才刚开始产生。
二、考试的是与非
中国社会“二元制”结构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变革，教育的格局也难有根本性变化。在这种现实条件下，高等教育和中小学的优质教育长期将均属“稀缺资源”。如何分配这种稀缺资源，是任何教育体制的“制度设计”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更是我国教育“制度设计”的一个基本背景。离开这一基本背景来谈论“教改”，如果不使情况更糟，起码是难中肯綮。
从原则上说，所有适龄青少年都有分享这种稀缺资源的权利，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分享的机会，因此不得不设计出种种方法、制度选拔少数、淘汰多数。可以“举荐”，如凭血统、家庭出身、家长的政治权力、本人的表现（古时是“举孝廉”，现在是“三好生保送”）等作为推荐的标准；可以考试，以考分作为选取的标准；可以用金钱购买，把教育作为一种产业；可以抽签，如现在某些地方小学升初中实行的“电脑派位”；可以按地域分配，如“就近入学”。虽然种种方法各有利弊，但每种方法的利弊并不完全相等，历史表明，相对而言只有考试制是利大于弊。
当然，考试必然会有种种弊病，对此确不能忽视。但在恢复高考制度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一些人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试制的各种弊病，因而患了“历史健忘症”，忘记当年废除考试制必然带来的更大的弊病，甚至荒诞不经、费尽心机地要为当年的“推荐制”寻找某种“合理性”，并想以此来补考试之弊，这的确是“吃错了药”。“推荐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有一个完全公正无私，能了解、洞察学生一切，并不受各方干扰、压力，将最优者推荐上去的“推荐者”。但实际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推荐者”，因此，“推荐”实际成为“走后门”的同义语，“文革”废除考试、实行“推荐”的“教改”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还有少数“推荐”名额，原本是为补考试之弊，但在许多地方实际成为权势者子女享受的特权，亦再次证明" 了这一点。有人提出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扩大校长的招生权来补考试之弊，但这种观点忘记了中国的大学并不“独立”，而同时还是一个行政单位，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在这种权力架构中，如果扩大校方的招生权力，校方实际很难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即便在现在，每到招生时有关人员已为来自各方的电话、“条子”所苦，感到难以招架，如果再扩大校方的招生权限，其后果可想而知。“电脑派位”、“就近入学”原本是一些地方为减轻中、小学学生的学习负担而进行的入学改革，但在实际中，凡有权力有关系者，子女统统成为“择校生”，广大没有关系、权势的家长也想尽一切办法“拉关系”交钱，让自己的孩子“择校”。之所以要拉关系是因为“择校”严格说并不合法，所以如果没有“关系”有钱也交不上，用广大家长的话说就是“拎着猪头也找不着庙门”，“想交这几万块钱还要求爷爷告奶奶”。由于择校费并不是公开的明码标价，而是“看人下菜碟”，根据“关系”的亲疏、权力的大小决定“择校费”的多少，少则几千元，多则好几万元。在这种“运作”过程中，充满了惊人的黑幕。所以广大家长不禁发出“还是考试好”的感叹。更严重的是，这种政策实际上剥夺了贫寒人家子女原本凭考试的“高分”就能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即便在美国，收费昂贵的私立中学也十分注重考试，贫寒人家子女只要考分高，就能免费（免学费甚至免食宿费）被“择优”录取。教育产业化无疑是教改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正确方向，但这就更要有考试制使贫家子女能凭高分享受优质教育，而不是一切都由金钱决定，因为教育毕竟是种特殊商品，这不仅是国家培养人才、发展文化的需要，更是一种基本权利；同时，要防止现在已很严重的一些学校滥卖文凭和某些权势者拿公款买文凭的现象在“教育产业化”的名目下合法化。
也就是说，如果真想以“推荐”、“扩大校长招生权限”、“电脑派位”、“就近分配”等方法来补考试之弊，如果要使教育产业化改革健康发展，那实际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要对现在的教育权力结构、行政体制作相当大的改变。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之前，在教育权力结构、行政体制没有较大改变之前，这些措施不仅不能补考试之弊，而只会使腐败更加严重。改革，需要一定的“路径依赖”，当所依赖的路径并不存在时，改革实际无从下手；若不考虑“路径”问题而执意“向前走”，很可能欲速不达，甚至与原来的目标南辕北辙，所付成本之巨将远远超过人们的想像。
考试制度确有十分严重的弊病，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相对公平，即以考生的分数而不是考生的家庭出身、血统、背景、关系、金钱以及弹性极大的所谓“表现”作为录取标准。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推荐”弊端丛丛，远不如考试，所以在几千年前选拔官员时就以考试的“科举”取代了推荐的“举孝廉”。不问家庭出身、背景的考试制，把个人的能力、才学放在首位，无疑是对把家庭出身、背景放在首位的“身份社会”的否定。而推荐制的实行，恰恰是使一个阶层可以相对流动的社会向阶层壁累森严的“身份社会”的倒退。当然，考试的成败对某些个人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总体而言却是公平、正常的。对少数因偶然性而落榜的考生来说，的确不公，但若因此而否定考试，则会对绝大多数考生更为不公。当然不能说每一个考分低的学生就一定不如每一个考高分的学生，但如果作群体性比较，高分群体对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能力确高于低分群体。现在有种颇为流行观点，将“高分”等于“低能”；还有人认为：“那些在历次考试中获胜的学生，他们的证书文凭是以牺牲创新能力为代价而取得的。”照此逻辑，本科生的创新能力要低于专科生，专科生的创新能力要低于落榜生，而创新能力最低的应是北大、清华的学生。这与事实明显不符，事实说明，从总体上说，考分就是考生水平、能力的体现。
由于考试的优点明显，所以这一方法被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面对的考试会越来越多，几乎各行各业都要经过考试才能获得上岗的资格。如开车的要考驾照，想开出租车更要考“五证”，当厨师的要考级，烧锅炉要考上岗证，工人学完徒要有出师考，更不用说会计、出纳、护士……种种数不胜数的专业考试和职称考试，乃至最近才有的选用官员的公务员考试。虽说这些考试不胜烦琐，但考试却有自愿性，能使“人尽其才”，使应试者从事自己喜爱的职业。同时，考试又有筛选性，把不合格、不适宜者淘汰。正是这种自愿性和筛选性，避免了“分配工作”的强迫性和任意性。只要不健忘，总该记得当年“招工”是如何分配工作的，不管你是否愿意，分配你干什么你就必须干什么。同时，如果有关系，不论是否合适，想做什么工作就可以做什么，端看你的“关系”有多硬，“路子”有多野，“后门”有多宽。所以，当时知青从招工返城到分配工作，几乎每个人都想方设法拉关系、趟路子、走后门，因为这是早日回城、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的唯一办法。可以说，社会风气的败坏，道德的失范，实际是从那时开始的，是从废除考试制度开始的。人类社会的实践表明，尽管十分无奈，但我们今天还不得不面对的考试却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这本身就说明考试制度位居社会结构的核心之内，因此对考试制度的废与立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变动，而不仅仅是一种教育体制的变化。所以，三十年前“文革”开始时第一个被废除的制度就是考试制度。同样，近二十年前“拨乱反正”时首先恢复的制度还是考试制度。一个正常的社会，必定是一个“考试社会”；一个废除了考试制度的社会，必然会使社会价值体系严重紊乱，必然会由失范、失序而渐渐演变成一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混乱世界。
应当承认考试制度是一个弊端重重的制度，但还应当承认目前仍无更好的制度能够取而代之。因此，不应因考试的弊病而过激地否定它，而应从改进考试的内容和方式着眼，对于一个曾经狂热地废除过考试制度的社会来说，更应珍惜来之不易的考试制度，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更趋完善－－当然不可能是没有任何弊病的。
近年来，房山区教委认真贯彻党的十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化教育改革，勇于创新，在全国率先创建无缝教育系统，即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的体系，着力于人的素质全面提高与发展，构建以终身教育为引领的大教育发展格局为目标，取得了显著成效。
近日，人民论坛组织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国家行政学院等院校的专家、学者，深入房山教育一线，对此进行专题调研。
十年探索，房山率先创建无缝教育系统
十多年来，房山教委始终坚持“终身教育”理念，注重思想引领和顶层规划，对幼、小、中、职、成教育进行一系列改革探索，在体制、机制建立，体系构建，发展模式和对外合作方面不断创新，在国内率先构筑“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的无缝教育系统，通过构建多渠道、多层次、多维体的教育体系，实现了房山教育系统性、示范性、指导性、开放性的有机统一。
所谓教育社会化，即指教育由学校教育走向社会层面，对人的培养由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共同完成，这已经成为现代教育发展趋势。而社会教育化，则是指学校教育发展与社会教育发展实现共生、联动，即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实现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共享，构建整个教育资源的互通、互联、共享机制。房山在探索实践“教育社会化与社会教育化”的体系过程中，充分发挥社区、学校、家庭、行政督导管理等功能，调动和利用一切具有教育影响的力量，着力提高人的素质，从而实现由教育大区向教育强区迈进的目标。
目前，除了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老年教育改革之外，房山区还在学历教育、社会培训、社区教育、学习型组织创建、乡镇成人学校业务指导、社会化考试服务六大领域进行全面深化；以“统筹、整合、合作、贯通、共享”为工作理念，推进教育系统整体改革，形成大教育发展格局，走出了一条符合房山实际的创新、改革、发展之路。
两大亮点，房山实现教育资源共融共享
亮点一：多渠道、多层次、多维体的有效联动。
多渠道发力，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力量。房山区统筹协调和整合调动了妇联、工会、科协、文委等各方力量，共同助推房山教育社会化与社会教育化的体系建设。妇联积极参与做好家庭教育活动的配合，组织开展“学习型家庭”、“最美家庭”、“书香家庭”等活动，满足家庭的多元化需求，使社会成员充分认识到学习型家庭的重要性，培养了科学的家教观。文委大力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整合文化、艺术、科技等行业领域内资源，将科技活动中心、少年宫、图书馆、博物馆等，发展为基础教育、职成教育的实践活动中心或培训基地。工会发挥团体组织力量，将民间艺人、名师专家等社会优质专业人才，请进各乡镇社区成人培训基地及中小学校，有效增强房山区各种师资力量，实现各部门各行业共同助力房山终身教育的发展，以此提升房山教育整体水平。
多层次联动，形成覆盖全年龄段、多社会群体的教育网络。房山区积极推进教育社会化，在“终身教育”理念指导下，幼、小、中、职、成各类教育共同发展，形成了基础教育中心开花、学前教育和职成教育两翼齐飞的局面。学前教育在北京市率先完成了乡镇中心园体制改革，公办园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走在北京郊区和全国农村地区前列；职业教育解决了“三校三制”历史问题，保留的两所均成为了省部级重点职业学校；破解成人教育体制的难题，在各个乡镇均建立起具有独立法人的乡镇社区成人职业学校，并全部达到市级示范校的标准。构建起以成教中心为龙头、23所乡镇成人学校为骨干，以村校和市民学校为基础的三级市民终身学习服务体系，成为首批部级职成教育示范区；建立起学习型房山建设的组织管理体系和工作体系，成功争创了北京市学习型示范区。
多维体运作，构建社区、学校、家庭在内的全方位教育系统。房山区面向社区居民、家长团体和教师队伍等，开展了多种培训，实现了社会化教育。面向社区居民的各乡镇成人职业学校，培训课程丰富多样，提升了村民技能水平和整体素养，丰富了精神生活。面向家长团体建立的家长学校，通过落实《家长学校教学大纲》，鼓励家长参与学校管理，推进“家校联盟体”建设，切实提升家长的家教知识和科学教子水平，实现家、校、社会共同育人。面向学校教师队伍的培训，对内建立中小学学校联盟，实现优势互补；对外开展与北京教育学院、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实现优质资源引入，提升在教育科研发展、课程建设、互动教研等方面的水平和能力。
亮点二：系统性、示范性、指导性、开放性的有机统一。
构建多元化教育体系，展示系统性。房山教育坚持以完善人格、增强体质、提升技能、培养兴趣为培养学生的目标，构建了科学、艺术、体育等多元化的教育体系，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房山科技活动中心，建有房山科普体验馆、4D影像室、机器人模型室等，学生可亲身体验和操作，培养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河北中心小学开设有古诗诵读和太平鼓、山梆子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课程，积极传承并发扬传统文化；房山五中，将教室过道巧妙布置成学生的阅览区，为孩子们营造了阅读氛围，推进落实了“大阅读项目”，此外，还提出并践行了“体育六大目标任务”、“艺术教育三个目标和六个实施途径”。这些共同构筑了一个融文化、艺术、科技、体育在内的多元化教育体系，使学生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中接受熏陶，身心健康地成长，素质也得到全方位的提升。
建成代表性培训基地，凸显示范性。房山区建设了一批有特色、受社区群众欢迎的“市民终身学习示范基地”。以阎村镇社区成人职业学校为代表，开设了茶艺班、瑜伽班、戏曲班、面点班等10多门丰富多样的培训课程，并建成2148平方米的种植实训基地，充分开发利用社会教育资源，真正做到寓教于乐，满足不同群体多样化需求，提升了自我价值。房山区共建成23所成人学校和培训基地，带动了周边学习型社区和学习型单位的建设，建成覆盖全区的终身学习网络中心，为市民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交流平台，搭建了全区互通互联的智能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基地模式成熟，对于各地开展成人教育、开展社区建设，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具有典型示范作用。
打造乡村教育联盟品牌，注重指导性。为整合房山教育资源，实现山区教育均衡优质发展，补齐山区教育“短板”，激活全局，房山以北京市教育“十三五”规划和北京市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等教育改革政策为基础，由北京市教委和房山区政府整体统筹，借助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教育学院、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等高校资源，分别建立“房山区南沟乡村教育联盟”和“房山区北沟乡村教育联盟”，实现了房山中西部教育资源共享。乡村教育品牌联盟对于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典范，指导性较强。
培养现代新型教师和学生，强调针对性。传统的学校教育重理性轻感性，重结果轻过程，培养出来的学生“眼高手低”现象普遍；传统教学以教师为主体，教材为重点，忽视与学生的互动及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反馈，学习模式及学习成效均无法适应信息技术时代的发展需要。房山区教育在实践过程中，强调针对性，注重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开展各类培训项目，学习借鉴其他优质学校的教学、备课等具体业务。同时，也重视发挥社会大课堂的实践作用，通过在学校开辟种植园、将当地旅游资源如圣莲山写成圣莲教育计划书编入课程、开展机器人模型大赛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利用多种实践手段来达到教育目的，培养能够适应现代信息社会发展的新型教师和学生。
整合各类教育场所，重视开放性。房山区本着“过去教材是孩子的世界，未来世界是孩子的课堂”的理念，强调要把生活、社会与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动员各部门各行业，为教育领域开“绿灯”，实现教育资源共融共享。以北京教育学院房山实验学校为例，孩子们可进入附近核工业基地博物馆学习、参观，也可以担当小记者深入社区采访原核工业基地的科研专家、学者，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知识的吸收和学习习惯的培养。此外，房山区开放职业学校汽车、印刷、根雕等7大专业实训基地，乡镇成校实训基地（阎村、史家营等乡校“青少年实习实训基地”已正式挂牌运行），服务中小学校外实践的功能，有效促进青少年实践体验空间拓展，形成人人学习，处处学习，时时学习的教育氛围。
五点启示，房山彰显深化教育改革成果
第一，遵循教育规律，深化教育改革。教育发展有其内在规律，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目标的实现，需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立足本地实际，主动遵循教育规律，探索出一条自己的路子。房山区坚持从实际出发，通过科学、系统、务实的顶层设计，以大教育观、终身教育理念为指导，以“做心中有人的教育”为出发点，以“立德树人”为培养目标，遵循教育规律，注重教育体系、机制的创新，持续深化教育改革，抓住教育的实质，注重人的素质提升，为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作出切实努力，使房山教育展露出强劲发展势头，为房山由教育大区走向教育强区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统筹教育资源，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教育是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强杠杆，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房山教育以促进大教育发展为宗旨，以坚持“五服务五促进”（服务房山产业转型，促进劳动者素质提高；服务城市化进程，促进市民文明素养提升；服务文化发展，促进新农村文化繁荣；服务教育综合改革，促进青少年实践体验空间扩展；服务学习型房山建设，促进农村社会治理新变革）发展为方向，通过加大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为房山区内各行业、企业，输送大量技术、创新人才，使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共生与联动，主动适应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紧贴房山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帮助房山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为房山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第三，打造教育品牌，创新社会治理。新形势下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维护权益、改善民生、赢得民心，房山区积极发挥了教育在社会治理中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作用，通过打造“乡村教育联盟”、“一镇一品”、“弱势群体居家就业网上开店技能培训”等教育特色品牌项目，实现了区内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构建了新型市民文明教育体系，促进市民文明素养的提升，服务于城市化进程。通过创新社会治理思维，探索了符合房山实际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使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打开新局面，实现房山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协调推进。
第四，提升全民素质，构建学习型城市。我国一直秉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科教兴国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房山区在探索实践“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过程中，依托终身教育、终身服务和学习型组织工作体系，通过搭建现代信息技术体系，联合科研机构、企业、高校的优质资源，形成了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氛围，使房山区城市发展有了一个广泛而深厚的人力资源基础，提高了房山区域软实力，对于“智慧房山”的建成、学习型城市的构建，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和人才储备。
第五，优化教育生态环境，抓牢五大发展理念。一地教育生态环境决定着该地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益，房山教育积极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完善教育社会化与社会教育化体系，实现贫困山区与城区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构建了社会一切有效资源都服务于教育的生态环境，使房山教育摆脱落后地位，实现跨越发展，五大发展理念在教育领域得到深入贯彻和落实。
【关键词】高等院校；会计教育；改革措施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和加入WTO后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以及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在教育教学中的普遍应用，高校原来的教育体制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面对许多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会计学专业课程的教育方法也必须相应地进行变革。只有不断地改革，高校会计教育才能适应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满足现代高等教育的要求，培养出大量符合社会需求、适应社会变革的专业技术人才。
会计教育的改革既要适应经济建设的发展要求，也要符合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划。本着以素质教育为基础，以能力培养为重点，以创新教育为目标的基本思想，培养专业基础深厚、知识面宽、适应能力强、德才兼备、能够胜任会计研究与会计业务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成为高校会计教育改革的总目标。
一、我国高校会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高校会计教育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会计教育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使高校会计教育的纵深发展受到较大的制约。目前我国会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定位过高
高校的培养目标基本上是要求培养出的专业人才能在学校及研究机构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成为社会上的高级专业人才。事实上，会计的实践性、操作性很强，高级会计专业人才不仅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还需要丰富的社会经验及人际交往、沟通等能力。让社会与生活阅历都较低的大学生单纯通过大学四年的学校教育，就要求成为高级会计专业人才是较困难的。高校毕业生所学的专业知识与社会实际需求有一定的差距，毕业后需经过相当长的实践方能适应工作。高校过高的定位目标，导致学生偏重专业技术课，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学习，造成学生应变能力差，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
（二）人才培养模式落后，缺少创新
多年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教学模式一成未变。在这种模式下，教学以具体专业为导向，将相应的专业知识灌输给学生，较少考虑学生是否能将所学知识完全消化，是否形成了合理的知识结构，是否能够运用这些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教师一般是将所有的知识灌输完后，就算完成了教学任务。
（三）教学方法单一、手段落后
目前，很多学校仍然沿用传统的教学手段，以教师为中心，以教科书为依据，采用黑板加粉笔的形式，进行填鸭式教学。没有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也没能科学地运用案例教学，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在大多数院校，上课时以讲授代替了问题讨论，在考试时以一些记忆性的问题和选择题代替了分析性的问题。这种教学方法，会使学生认为：会计纯粹是同数字打交道，而不是和人打交道。
（四）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交叉混杂
纵观高校的课程体系建设，就会发现部分专业课程体系交叉，各自为政，没有考虑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课程内容重复出现。比如《财务管理》、《管理会计》以及《成本会计》几门课程之间在内容上都有重叠，却又长期独立开设。结果是浪费了教学时数，收效却不大。
（五）专业教学中重理论轻实践
在会计专业教学中，理论教学固然重要，但实践教学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并且实践性教学的比重将越来越大。然而，在当前会计专业整个教学过程中，实践性教学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会计实践教学形式单一，缺乏系统性的实践教学体系，实训教材也很不完善。目前，许多高校会计学专业的教学实验仍然停留在会计核算流程或某一行业的实务模拟操作上，而且大多安排在毕业前最后一学期进行，而此时，学生已学完理论知识一两年，且一部分学生已投入到求职的大潮中去了，实验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二、我国高校会计教育的改革措施
（一）重树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
应将会计教育的重点转向对学生能力的培养上。会计教育最重要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其中既包括独立学习理论知识的能力，也包括独立学习应用技术的能力。这就要求学生在校期间不仅要学到必备的专业知识，而且要培养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沟通能力、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及较强的职业判断能力。
（二）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完善教材建设
在课程设置方面，首先应尽量避免内容的重复，在有限的课时内加大课程容量，使学生即使在一门课程中，也要力求知识的广博性。其次，在课程内容的选择和组织方式上，还应注重基础性、时代性、实用性和综合性相结合，既涵盖会计经典理论，又涉及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冲击下的新经济理论。因而，国家有必要组织经验丰富的专家、教授对会计学专业的教材进行整合、重编，突出主干课程、重点内容，力避课程之间的交叉重复，加大实践教学内容的比重，从而编出一套高质量、高水平的系列教材。
（三）转变教学观念，改革教学方法
教学应以学生为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起一种引导、启发的作用。采用启发式教学方式，可提高学生主动提问、讨论、回答问题的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参与，既可以活跃课堂教学气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使学生成为课堂教学活动的主体，锻炼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和思想交流的能力。
（四）利用网络教学，改进教学手段
现代的会计教育不能局限于枯燥的课堂教学，要善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把传统的黑板上教学变成声、图、光、文字同时显现的多媒体教学。利用多媒体课件进行讲解，既解决会计学专业课程中表格、报表板书难的问题，还能起到言简意赅、直观明了的教学效果。另外，教师在将基本会计原理介绍清楚之后，还可以借助于会计软件，将会计理论在实务中的应用进行模拟操作，起到立体教学的作用。
（五）加强实践性教学
由于会计学专业的多数课程都具有以理论为基础、以实务为主导、实践性强的课程性质，因此，在培养各种层次的会计人才中，理论教育与实践教学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实践教学组织过程中，强化学生学习动手自主性，让学生以会计人员的身份在实训中独立发挥作用，不仅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而且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组织能力以及营造和谐工作环境的意识等综合能力素质，更主要的是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潜在能力。
（六）改进毕业实习方法
在完成校内仿真实习的基础上，毕业前最后一学期应安排学生到校外实习基地进行顶岗实习，在工作岗位上接受锻炼。经过在校仿真实习和校外实习基地顶岗实习，实现校内技能培养和市场需求零距离对接，让学生尽早适应企业和市场的需求，为正式走上工作岗位打好基础。为使学生能在实习岗位上真正得到锻炼，学校应该做到：
1.建立稳定的实习基地。学校应有选择地与各行业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为学生建立一个长久的实习基地。
2.加强毕业实习的管理与指导。学生到校外实习，学校应加强对毕业实习的指导与管理，不能把学生一放到实习基地就不管不问，应该给学生配指导教师，做到有问题及时解决。
3.重视实习报告。实习报告是检验实习效果与实习质量的依据，其文字功底和基本格式是实验报告的外在质量表现，业务核算准确程度、经济信息的分析预测能力及其可信度是其内在质量。因此应认真辅导学生做好实结及实习报告的书写。实习结束后，要认真检查和考核实习报告，提出学生实习后的优缺点，并加以总结，使会计实践教学和会计实习的信息在学生之间实现交流与共享。
（七）重视职业道德教育，促使学生形成较为成熟的职业心理和良好的职业习惯
社会体育
也称“群众体育”、“大众体育”。厂矿、企业、事业、机关的职工，以及城镇居民与农民，为达到健身、健心、健美、娱乐、医疗等目的而进行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身体锻炼活动。按区域特征分有：城市体育、乡镇体育、农村体育；按年龄分有：婴幼儿体育、儿童少年体育、青年体育、中年体育和老年体育；按性别分有：女子体育、男子体育；按职业分有：职工体育、农民体育、军人体育；按健康状况分有：正常人体育、残障人体育；按活动场所分有：家庭体育、社区体育、企业体育等。
休闲体育
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人们在闲暇时间以增进身心健康，丰富和创造生活情趣，完善自我为目的的身体锻炼活动。特点是具有自由性、文化性、非功利性和主动性等。对增进健康、强健体魄，预防疾病与康复，提高文化素养与精神文明建设，丰富生活内容与加强人际关系，以及促进人的社会化与个性形成等都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民族体育
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各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积累和发展起来的带有显著民俗特点，以健身、防身、娱乐为主要目的的身体锻炼活动。往往以其悠久的历史，动人的传说，瑰丽的色彩和独特的情趣反映了各民族的生活习俗、文化特点、道德风尚和，是各民族政治、文化、生活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具有传统性、集会性、节庆性、游艺性、风俗性、表演性等特点。
民间体育
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有鲜明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传统性的身体锻炼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自娱自乐，多数项目不受时间、地点、器材的限制。具有娱乐性、趣味性、民俗性、游戏性、表演性、节庆性的特点。
城市体育
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在城市开展以健身、休闲、娱乐为目的的身体锻炼活动。其主要作用是有助于市民建立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和提高生活质量。在我国，城市体育正向社会化、社区化、家庭化、设施配套化、活动内容多样化和高档化方向发展。
农村体育
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在农村开展以健康、休闲、娱乐为目的的身体锻炼活动。主要特点是：活动项目多样化、乡土化，活动时间农闲化，活动形式分散化。
乡镇体育
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在乡镇开展以健康、休闲、娱乐为目的的身体锻炼活动。在我国，主要作用是以其辐射作用促使农村体育网络化，推动农村体育的发展。
婴幼儿体育
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对出生1个月至学龄前的婴幼儿进行的身体锻炼活动。目的是促进身体正常发育、机能协调发展和身心和谐，培养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发展基本活动能力。要选择适合婴幼儿生理条件的各种户外活动，充分利用空气、阳光、水等各种自然因素；对活动场地、服装、设备。器材和项目等的安排要以安全、卫生为原则；合理掌握活动的生理负荷，一般以中等强度的有氧代谢为主；教法手段要生动活泼、有趣、多样化，活动组织游戏化。
儿童少年体育
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对7—18岁儿童少年进行的身体锻炼与教育活动。以身体运动、卫生保健为手段，有学校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和校外体育活动等多种组织形式。目的是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培养体育能力，促进身心全面发展。
青年体育
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对18—25岁的青年进行的以健康、娱乐、休闲为目的的身体锻炼活动。这一年龄阶段是身体的成熟期，要充分发挥其身体的潜在能力，学习和提高体育的技术、技能，发展身体素质，掌握未来从事职业所需的身体活动能力和体能。
老年体育
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对老年人进行的以增进健康、延缓衰老、防治老年性疾病，丰富晚年业余生活为目的的身体锻炼活动。要根据老年人的健康、体力状况和兴趣来安排活动内容；锻炼时要注意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安全卫生和因人而异；不要做憋气、速度太快或猛然使劲举起重物，以及突然蹲下
或低头等动作练习；应避免剧烈的对抗性竞赛。此外，定期的医务检查并指导参加者日常的自我医务监督，是开展老年体育工作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女子体育
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对女性进行的以健身、健心、健美、娱乐、医疗等为目的的身体锻炼活动。按其不同时期的不同生理特点可分为：青春期体育、怀孕期体育、产后期体育、更年期体育等。
职工体育
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在工商、企事业、机关、团体等职工中开展的体育锻炼活动。目的是提高职工健康水平，调节情绪，增强对各种环境的适应能力和防止职业病。以职工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和适合职业岗位劳动特点的各种有益于健身和娱乐的锻炼项目为主。形式有工前操、工间操小型多样的锻炼或竞赛活动、简易运动会等。
残障人体育
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对身体残疾或精神障碍者进行的身体锻炼活动。帮助残障人解除身体上、精神上的痛苦，锻炼掌握各种生产和生活技能，增强自信心。锻炼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坚持户外，健残兼顾，注重实效，持之以恒。
聋哑人体育
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对双耳听力丧失、听觉障碍、不能说话或语言障碍者进行的身体锻炼活动。目的是锻炼身体，促进身心健康，获得健康生活的乐趣。主要特点是以直观形象的演示，结合手势、口型等方法进行指导。
盲人体育
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对视力丧失以至全无光感者进行的身体锻炼活动。目的是提高机体的灵活性，触觉的灵敏感，发展听觉以补偿视觉的缺陷，提高定向、平衡能力和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活动前要让运动员熟悉运动场地。活动中结合采用辅助设备器材，以声音和触觉为导向是主要特点。
肢残人体育
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对四肢残缺或麻痹畸形而导致运动系统功能不同程度丧失或障碍者进行的身体锻炼活动。目的是增强残疾部位的血液循环和营养供应，避免残疾部位的肌肉萎缩和神经坏死，提高生理机能，改善残疾部位的畸形状态等。锻炼时要充分发展和锻炼健全肢体，加强残疾侧尚存肢体的锻炼，使补偿薄弱环节与促进身体全面发展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从而提高锻炼效果。
智障者体育
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对脑器官损伤引起认识活动的持续障碍、智能明显低于常人平均水平者进行的身体锻炼活动。目的是促使其身体得到正常发展、增进健康、增添生活乐趣，提高生活适应能力。
社区体育
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由社区居民自主进行的简便易行、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多样的身体锻炼活动。具有自主性、公益性、多样性、有趣性、服务性等特点。对丰富居民文化生活，提高生活质量，交流邻里感情，改善人际关系，促进社区繁荣发展等都有重要意义。
企业体育
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在企业中开展以健康、休闲、娱乐为主的身体锻炼活动。形式有工前操、工间操、小型多样竞赛和简易运动会等。是建设现代文明企业的重要手段。其目的是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振奋企业精神，增强企业活力和劳动者身体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
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中国社会体育的组织领导机构之一。是领导、组织、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群众体育组织。主要职能是健全社区体育组织的有关规章制度，制订社区体育发展规划，科学地组织社区体育活动，以及组织社区体育骨干的业务学习，开展社区服务，提高居民文化素养，促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等。
社会体育指导员
中国开展社区社会体育活动的组织者。从事体育基本知识、技能传授，指导锻炼活动和组织管理工作的人员。属非职务性，具有社会服务性，工作对象广泛的特点。主要职能是组织和带领居民参加体育活动，指导居民科学健身，有效地提高锻炼效果，引导和帮助居民进行合理的体育消费和投资。
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级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