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民族科技文化 政治理论 创新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离不开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关键，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大小的重要标志。然而一个国家的发展更离不开政治理论的发展和现代化。作为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政治理论也需要不断的进步和创新，才能适应中国迅速崛起的大趋势。因此，本文试图从二者的内涵及相互关系来探讨民族科技文化和政治理论的创新。
一、民族科技文化的内涵
从民族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属于民族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当然也包括文化研究的一般的三个方面。对其内涵的界定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从广义上来说，它是指由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总和。这一成果包括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制度方面的成果。从狭义上来说，民族文化专指民族的精神创造，它着重人的心态部分。从科技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强调的是科技文化的民族性。每一个民族由于其生活的环境不同，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等使各个民族间拥有不同的文化载体。民族的科技文化是各个民族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它们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每一个民族都为丰富祖国文化的宝库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政治理论创新的内涵
创新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种实践活动。政治理论创新是人类创新活动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政治理论创新，是指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论解答，对政治主、客体及其实践活动过程的本质、规律和发展变化的趋势做出新的揭示和预见，对以往政治实践经验和现实实践经验做出新的理性升华。政治理论创新和民族科技文化有着辩证的关系。
三、民族科技文化与政治理论创新的关系
政治理论作为思想意识形态范畴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发展和创新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民族科技文化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思想渊源。根据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理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也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过程，其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1.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政治理论的创新作为社会意识，它与特定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民族文化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政治理论的创新就是在吸纳历史上的优秀政治理论，吸收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其他先进文化成果，对它们进行去粗取精的筛选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民族科技文化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中最重要的因素――科技发展水平的直接反映，其内容将直接反映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理论之中。因此，民族科技文化理所当然成为政治理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它的内容直接影响到政治理论的创新，是一个民族对政治理论进行创新的最重要素材之一。
2.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支持
民族科技文化中的科技因素决定了其巨大的物质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决定了民族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科技文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条件，也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条件。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新的科学理论、新的技术不断涌现，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光缆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拓展了创新渠道。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自由、民主、开放的交流环境。
3. 现有的政治理论成果正在推动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
在政治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有利于民族科技文化发展的理论成果，如科教兴国理论、人才强国战略、科学发展观等。这些理论正在深刻影响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科教兴国战略思想和人才强国战略思想强调科技文化和科技人才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将科技、文化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组成部分，通过提高中华民族的科技水平，实现国家的繁荣和民族的振兴。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思想要求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则要求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应指向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科技文化创新成果要生态化，要积极发展低耗能、高效率的科学技术，为建设节约型社会服务，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和谐思想则要求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要为政治、经济及社会其他事业的发展服务。科学发展观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总之，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政治理论的创新也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在发展民族科技文化的基础上，一定要大力提倡政治理论的创新精神。尤其在我国提出实现“中国梦”的今天，更应该注重各个领域的理论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民族科技文化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邓小平文选（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一、民族科技文化的内涵
从民族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属于民族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当然也包括文化研究的一般的三个方面。对其内涵的界定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从广义上来说，它是指由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总和。这一成果包括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制度方面的成果。从狭义上来说，民族文化专指民族的精神创造，它着重人的心态部分。从科技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强调的是科技文化的民族性。每一个民族由于其生活的环境不同，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等使各个民族间拥有不同的文化载体。民族的科技文化是各个民族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它们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每一个民族都为丰富祖国文化的宝库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政治理论创新的内涵
创新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种实践活动。政治理论创新是人类创新活动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政治理论创新，是指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论解答，对政治主、客体及其实践活动过程的本质、规律和发展变化的趋势做出新的揭示和预见，对以往政治实践经验和现实实践经验做出新的理性升华。政治理论创新和民族科技文化有着辩证的关系。
三、民族科技文化与政治理论创新的关系
政治理论作为思想意识形态范畴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发展和创新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民族科技文化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思想渊源。根据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理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也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过程，其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1.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政治理论的创新作为社会意识，它与特定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民族文化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政治理论的创新就是在吸纳历史上的优秀政治理论，吸收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其他先进文化成果，对它们进行去粗取精的筛选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民族科技文化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中最重要的因素――科技发展水平的直接反映，其内容将直接反映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理论之中。因此，民族科技文化理所当然成为政治理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它的内容直接影响到政治理论的创新，是一个民族对政治理论进行创新的最重要素材之一。
2.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支持
民族科技文化中的科技因素决定了其巨大的物质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决定了民族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科技文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条件，也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条件。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新的科学理论、新的技术不断涌现，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光缆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拓展了创新渠道。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自由、民主、开放的交流环境。
3. 现有的政治理论成果正在推动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
在政治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有利于民族科技文化发展的理论成果，如科教兴国理论、人才强国战略、科学发展观等。这些理论正在深刻影响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其进入课堂成为可能、成为必然。而现代信息技术进入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课堂，是时代赋予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的机遇与挑战，是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质量提高、思想政治学科教学创新的重要手段与有效途径。
(一)课堂导入环节
思想政治学科老师导入新课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引入新课程，能够让学生们提高学习的兴趣，感受到学生的乐趣，迅速地将思想集中到课堂上，进入学习的状态。比如，初中思想政治课有一节内容《磨砺坚强意志，拒绝不良诱惑》，任课老师完全可以在课堂导入时，播放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片尾音乐，甚至可以剪辑一些唐僧师徒四人经历磨难、取得真经的电视片断，作为该课教学的情绪引导，往往能够取得良好的引导效果。运用这样的课堂导入形式，比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口述故事或问题式导入等形式具有明显的优势。
(二)内容展开环节
思想政治学科运用信息技术辅助最多的环节就是内容展开环节。当前，众多的任课老师在政治学科课堂教学时运用的多媒体，主要是“幻灯片”课件进行教学辅助，这只是用电子文本代替了传统的板书及书本，但内容同样的枯燥，并没有真正利用到信息技术的真正功能。所以，要想真正将信息技术运用在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之中，就必须针对思想政治学科的内容，运用具有针对性和吸引力的多媒体技术，比如一曲动人的音乐、一段感人的视频等都能够帮助到任课老师的教学。比如，初中思想政治学科中“遇事要沉着冷静”这个知识点，任课老师完全可以用“司马光砸缸”的视频或动画来展现，同时配上砸缸的声音以及故事讲述的话外音，这比老师单纯地念课文或文字讲述要有趣的多。
(三)学习讨论环节
任课老师在学习讨论环节，将课堂交给学生，让他们自主地学习，最常采用的形式有模拟情境及小组讨论。学习讨论环节可以大量地应用信息技术:第一，收集相关资料与信息。课堂教学运用信息技术后，师生们能够通过网络快捷方便地获取资料与信息。学生学会使用网络收集资料后，就能够为其自主学习、思考提供丰富的资料来源、知识来源;第二，在小组学习过程中，情境模拟经常被用到而且效果大多很好。当课堂上在进行思想政治学科的真实情境模拟时，运用信息技术能够提高情境的真实性，从而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比如，情境模拟时全程摄像，能够让学生感觉到情境的真实性，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模拟，获得最真实的感受，从而加深对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信息的理解。(四)总结点评环节总结点评环节是对教学知识点升华的重要环节，思想政治任课老师在这个阶段对整堂课的内容进行总结与点评，不需要应用过多的信息技术。但是，老师同样可以适当地选择背景音乐、电视剪辑、名人讲话录音等新媒体，配合自己的总结与点评，往往会取得特别的效果。
(五)实践提高环节
新课标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增加“教学实践”环节的比重。思想政治学科的实践提高环节应当以实践为主线，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更好地掌握知识、灵活的使用知识，从而获得真正的提高。这个环节虽然大多是在课后开展，但同样离不开老师的引导，这是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的辅助。比如学生在对社会案例进行分析时，任课老师完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教学平台等信息技术手段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实践提高的目标是体现学生的自主性，教师应当像重视课堂讲授一样地重视学生的实践提高，从信息的获取、传达到实践过程及结果的评价，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实现实践环节的教学最优。
二、结论
新时期科技型中小企业员工思想观念呈现出许多与当前主流价值观相违背的价值取向。例如，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这就要求我们在企业内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要紧跟着时代的步伐。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的引领作用，坚持以人为本、与时俱进、锐意创新的精神，不断适应新形势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需要。还要把解决思想问题寓于解决实际问题之中，密切联系员工实际需要。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在科技型中小企业内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二、健全科技中小企业员工思想政治工作机制
健全的制度，是一项工作开展的必要前提。在科技中小企业内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此，从“顶层设计”出发，在制度层面上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相应的机构和各项工作机制。从制度上来对中小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加以规范，让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拥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只有从制度上加以固定规范，才能保障思想政治工作顺利开展与科技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步运作，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思想政治工作是面向全社会的一个工作，科技型中小企业仅仅是这个庞大群体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因此，单单依靠制度建设还不够。在科技型中小企业内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最重要的是获得社会的认同。通过相应的制度保障，让人们认识到在中小企业内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并不异类，而是一个企业发展的重要路径。此外，在企业员工管理制度方面也应加强相应的制度建设。
三、注重发挥新媒体的作用
在科技型中小企业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还停留在以前的老的形式上。在新时期，随着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网络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微信、微博等网络新媒介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广泛传播。新媒体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科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了重要的途径。改变传统的宣传模式，利用网络新媒体等新形势，及时有效的各类工作信息，加强舆论疏导，将员工的思想聚集在一起。把新媒体作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阵地、新渠道、新形式和新载体，寓工作于网络之中。充分发挥网络载体的作用，通过更加生动、更易于让企业员工能够接受的新形式，不断丰富科技型中小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进而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收到良好的成效。科技型中小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形式，不仅要在同其他类型的中小企业的比较研究之中借鉴发展，而且要从时代的发展变化，结合企业改革发展与生产经营的实际，运用网络等新媒体，不断赋予思想政治工作新的内容。
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为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而树立形成的，被组织成员认为有效而共享，并共同遵循的基本信念和认知，它主要包括企业的经营宗旨、价值理念、制度规范、职业道德、群体意识等。企业文化集中体现了一个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主张。同思想政治工作相比，企业员工在心理承受上，更容易接受企业文化的教育。加强企业文化教育，把它渗透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之中，在“内化于心”的同时“外化于行”。将企业文化建设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起来，把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员工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借此形成企业自身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在科技型中小企业有效开展的感染力和凝聚力。
五、注重人的全面的发展
1.客体思想内化不易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金钱至上利益观的驱使,部分领导干部和党员身上存在着重表面、图虚名、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等现象;随着西方思潮的大量涌人,有些人盲目崇拜自由主义,敬业精神和责任感缺失;随着大众媒体的快速普及,一些负面的信息引导人们过分注重时尚和休闲,淡化了对人类社会和个人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削弱了对社会与国家的责任感。
2.主体素质急待提高
思想政治工作者政治素质的高低,学习知识、改造自我能力的强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当今高科技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激烈的竞争和工作压力以及畸形的快餐文化,浮躁之风日益盛行,人们很难做到“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科技部门思想政治工作者同样面临考验,不仅要在事关大局、政治方向、根本原则的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态度鲜明,更要加强专业知识、现代组织管理知识的学习,努力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与时俱进。
3.教育方式务必多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更多地考虑现实问题,有些人更注重眼前利益和现实利益,不关注远大前景,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及方式觉得无关痛痒,态度冷漠。随着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人们的民主意识也普遍增强,对思想政治工作中传统的说教方式和带有强制性的外部灌输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在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无论客体是怎样排斥,我们一方面换位思考,贴近实际、启发引导,唤起客体的觉悟。另一方面也要采取一定的赏罚措施、鼓励激励办法,唤起被教育者的重视和反省,增强教育效果。从而使思想政治工作在继承中加强,在加强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二、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三原则,明确大方向
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对世界认识、改造的能力,增强队伍的向心力和聚合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做到三坚持:
1.坚持走群众路线
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科技部门思想政治工作者要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一系列重要讲话,丰富理论知识,为思想政治工作做好智力支持;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指导工作,坚持正面教育为主、批评和自我批评、分类指导、领导带头的基本原则;在加强思想引导的同时,立足现有条件,发挥组织优势,依据政策制度,想方设法解决科技管理工作者学习、生活、工作和家庭上的难心事、挠头事,在办实事、解难题中融人思想教育,引导大家正确看待和处理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关系,提高精神境界。
2.坚持以人为本
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是人,对象是人,其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人,以人为本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上级和下级、领导和职工、这部分职工和另一部分职工思想互动、思想互助的工作。尊重、爱护、关心每一个工作人员是构建和谐科技的关键。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要始终遵照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规律,力求做到以理服人、以清感人,找准问题、对症下药,宣传先进、鞭策后进,从而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一位科技工作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心产生认同感,并在实践中积极配合,才能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化为一种内在需要。
3.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科技部门每一位党员要广开渠道,充分听取“上下左右”的意见。一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者把自己的言行置于组织、群众和社会的监督之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针对意见要进行实事求是的自我分析,加强自身改造,常怀律己之心,在科技管理工作者中树立闪亮的标杆,起到其它工作无法替代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时,关注和重视教育对象的个别差异,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需要,耐心说服,不能简单粗暴,在疏导中启发,正确的批评本身也是一种疏导,为开展形式多样的、针对性强的思想政治工作打好基础。
三、思想政治工作要找准着力点,畅通主渠道
1.思想观念创新
随着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的加快,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以高度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突破旧框框,不仅要以发展的眼光,增强对思想政治工作形势和科技创新新形势的超前认识。同时,也要进一步牢固树立思想政治召下,各地开展了不同层次的妇女教育和培训活动,妇女知政、议政、参政的能力不断提高。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他着重强调其指导地位,还将男女平等上升为基本国策。这对于妇女权利的提高、妇女主体意识的苏醒,以及妇女投身社会生产生活的意义重大。这是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于世界妇女解放运动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划时代贡献。新世纪之初,总书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并着重强调广大妇女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大力推进妇女发展事业。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完善了保障妇女就业权的法律法规,推动了妇女就业保障体系的完善,为妇女更深层次的参加社会劳动,避免遭受就业性别歧视做出了重要贡献,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综上所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四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他们虽然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面临不同时期的不同的社会具体问题,而且妇女发展的具体程度、状况和制约因素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妇女解放思想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践经验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发展,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解决妇女的具体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妇女乃至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和深化。工作的服务意识,以教育对象为中心,解决疑难问题,凝聚人心、鼓舞士气,调动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服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2.教育内容创新
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中心内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内容的创新包括理想信念教育创新和日常群众性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一方面要不断丰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人生观教育、艰苦奋斗教育、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教育。另一方面要将科技创新形势和专业知识教育、理想道德教育、法制纪律教育等有机结合起来,突出重点,抓好教育引导。在科技工作不同时期,工作重点不同,即使一项重点工作,不同阶段的着力点也不同,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选准选好内容和环节,围绕中心工作抓好教育、引导和宣传鼓动。
3.教育方式创新
通过科技创新活动进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适合大学生群体特点的一种方式，有以下四个优点：
1.调动师生积极性，节约时间和精力大学生的科技创新活动从时间方面来说，是一项非常消耗时间的活动。从从事科技创新的技能上来看，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知识面不够完善，开展科技创新活动需要从头学起，本身就需要大量的时间。从积极性上看，由于科技创新大多基于自身的兴趣，学生愿意花时间去研究。同时由于科技创新在政策上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关照，参加科技创新活动对自身价值实现的一种较快途径，更激发学生的科技创新热情。
2.迎合学生的兴趣特点，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大学生的科技创新活动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综合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批判思想，使其勇于创新、敢于挑战权威。把科技创新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能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学生的实践活动中，有目的的进行实践活动，使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切实的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内涵，更好的达到教育的目的。
3.有利于大学生树立远大目标，培养科学的治学精神科技创新项目的涉及面比较广，在建立一个科创项目的过程中需要收集大量的专业发展历史和现状的资料，以及国内外对此领域的相关研究和发展方向，学生在了解了这些知识后，对其树立远大的目标有很大的推进作用。
二、依托科技创新活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1.在科技创新活动的实践中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学习以教师单方面教授为主，且只重视专业知识的学习，忽略了德育对学生素质的重要影响作用，造成德育和智育的分离。然而当今社会需要的是综合能力综合素质优秀的全能型人才，在人才培养上就必须把知识和能力结合起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为学生提高实践锻炼的平台，在实践中加固理论知识的掌握同时又获取多方面知识，使学生养成创新和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在科技创新的科研培训中，学生对科研的系统有了详细的了解，不仅仅掌握了更多学科的发展趋势和方向的知识，还在实践中学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2.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树立良好的思想品德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与其掌握的专业知识同等重要，但就其性质而言却具有性质上的区别，思想道德素质虽然也归于精神范畴，但思想道德素质要以践行为最终目的。一个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形成过程不仅仅是领悟而已，更要在领悟的基础上融入到自己的思想意识中，并能在意识的指导下落实到生活。大学生的科技创新活动就是一种很好的实践过程，在实践活动的过程里，不断地实地研究，深入社会，一方面更好的了解我国社会各层次的现状，切实感受国家政策方针路线的正确性，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在深入农村和基层开展调查时，学习人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并通过自己的了解和分析，解决实践中遇到的不同问题，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也有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
3.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大学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要教会学生更加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也就是所谓的“先成人，后成事”。当今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更全面，通过不断地引导和良好地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能科学的看待和解决随时出现的问题，形成健全的人格。人文精神是大学生综合素质的体现，然而很多大学的人文教育只是局限在知识层面，并没有深入的进行实践，所以难以达到预期的教育目标。从科技创新活动的立项到结题，学生通过自身实践完成科创项目的过程中，能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丰富学生的文化生活，拓宽学生的视野，能发掘学生学习知识、探索问题的兴趣。活动中培养了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更好的实现人才教育的目标。
【关键词】传统政治文化/科技政策
【正文】
1.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
当代世界可以称之为是人类的文化世界，各种文化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不断产生，如经济文化、社会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这种现象揭示了人们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理解，以及对相关文化形态的深刻分析。因此，人们对政治现象的分析和对政治现象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要把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到学术范畴，这便是政治文化的研究。〔1〕
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形成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出自人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客观现实的思考与认识；二是过去时代政治文化的积淀和遗传。因此，我们在对现实政治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时候，不能抛开传统政治文化因素而就事论事，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回顾历史能使我们更清楚看到未来，从政治文化，尤其是从传统政治文化这一新的角度反思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将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代化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物”的现代化，更有其政治方面和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更能使我们清醒的分辨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能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于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之中，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能在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稳定有节地向前发展。
什么是传统政治文化呢？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才能称得上是“传统”政治文化呢？
关于“传统”，有人称之为是由“历史沿传而来的”，也有人认为“过去的就是传统的”，还有人认为“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就是传统的”。这些说法的共同点是：“传统是从过去开始的”。这仅仅说对了一半，难道我们能够认为开始于过去的就都是“传统”的吗？我们认为“传统”的意义并不仅仅如此。所谓“传”为承前启后，“统”为一以贯之，其最明显的标记是带特征性的前后一致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静止是运动的特殊形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所以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传统”不应该是一个静止的观念，而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深刻含义不仅在于它是“开始于过去”，而且还应该是“融透于现在并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政治文化应该是在过去的政治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现在以至将来都有深刻影响的政治文化。它所具备的特征不仅表现为在社会机体组织及人的心理、生理结构中有着强大生命力和潜在影响力，而且是业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生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动，我们认为这才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真实内涵。我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范畴，而传统政治文化是其精华。在我国从古至今的社会中，能够具备传统政治文化特征的，只有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因为没有哪一种政治文化比儒家政治文化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贯穿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而且对我们的现在乃至将来都会发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在论述传统政治文化时，是以儒家政治文化为主的，它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流和代表。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其特征将伦理思想介入政治，使思想、道德、文化、理想、信念融于现实之中，并服务于政治体系。
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政治文化，在中国长久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通过各种机制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和情感状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构成我们民族稳定的心理形式和民族性格。这种政治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历经数千年各种内扰外患而始终能够保存、延续、发扬光大，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与其积极因素有很大关系。它那种来源于氏族民主制的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那种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那种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都曾感染、教育、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使他们成为“中国人的脊梁”，这些思想在中国悠久历史上确实起到了进步作用，是我们优秀的政治思想传统，并将为我们所继承。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清醒地看到这个政治文化的弱点和缺陷。即对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维护，对血缘基础封建等级的尊重，因循、保守、反对变革，不注重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满足于在某种平均的贫困中，来唤起人们精神上或人格上的完善，以“文以载道”、“怨而不怒”来要求艺术服从或服务于现实政治，强调人世现实与实用，忽然，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这些思想又都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它不仅对我国古代、近代、甚至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仍然有着消极的影响。
因此研究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的经验教训时，我们不能不从传统政治文化方面进行思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更深层次地揭示其内在原因。
2.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与功能
2.1“内圣外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
“内圣外王”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它由两个命题组成，一是“内圣之学”，主要是指圣人（或个体）的道德和学问修养；二是“内圣外王之道”，主要指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治理国家的规范，它实际是历代儒家的“治世”主张。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必然可以推进至“外王之道”，个人只要具备了高尚的道德修养成为圣人，便具备了做圣王的条件；这样的圣人一旦成为“圣王”，社会就能按其理想人格实现其理想政治。强调把个人品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统一起来，倡导“学而优则仕”，将人外在的道德规范（外王）与人内在的道德（内圣）自觉统一起来，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因此，以“德”治天下，使道德介入政治，并为政治服务，成为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德治”观念的含义即是：以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方法，并建立起一个人们普遍遵守的，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道德规范的理想社会。因此，“内圣外王”构成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其中以“德治”取代“法制”便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表现形式。
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仍然以“德”治天下，并赋予“德”以新的涵义，即以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信念为基本道德规范。因此，政治发展成为中国当代政治体系的核心，而政治发展，一是制度建设，二是观念建设，而且必须以观念建设带动制度建设。人们认为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有正确的行动方法，只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树立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的思想，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每个个体的内心道德必然成为外在于个人的政治规范，人们对此坚信不移。因此，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为此目标而努力奋斗，这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固然有促进作用，然而这种以世界观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政治思想的是与非，是超越当时人们思想境界范围的，其结果往往是揠苗助长，事与愿违，并没有完全调动知识分子投身于祖国科技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2“义利之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矛盾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学者关于道德和功利关系问题的争论。“义”指道德标准，“利”指物质利益或功利。
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辩”实际上是“公私之辩”，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从国家角度来讲，要求国家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相统一，倡导和鼓励有益于社会安宁、政治巩固的物质生产，以国家之“公利”服务于国家政权之“大义”。二是从个人角度来讲，要求人们物质活动服从于人的道德品格的修养，倡导“见利思义”，鼓励不损害国家“公利”的个人“私利”活动。“不久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 反对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去谋“私利”，当“公”与“私”发生矛盾时，儒家倡导一种奉献精神，即以牺牲“个人私利”而顾全国家“公利”，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和整体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儒家理想政治的实现是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统一起来，即“义”与“利”的统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义与利，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即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并不能同步发展。当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发生矛盾时，儒家则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论语·颜渊》：“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因此，当义与利发生必然冲突时，儒家宁舍“利”而不舍“义”。所谓“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3〕 儒家的这种义利统一实际上是对一种理想人格的描述，现实生活中，外在的道德规范必然与内在的物质要求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便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矛盾。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耻于“利”，乐于奉献一直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这种奉献精神，才在短短三年内迅速恢复了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并将“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为我国全面进入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这种奉献精神与人们的物质需要必然发生矛盾，当义利不能两全时，人们往往宁舍“利”而保“义”，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这里有了某种共识。
2.3“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所谓“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根源于历史悠久的农业小生产，它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天人合一”观点具有复杂的涵义，主要包括两层意义：一是指人是天地生成，人的生活应当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二是指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的道德最高原则合二为一。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人合一”，即以汉代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自然本体论和以宋代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儒道德形而上学。
汉儒的自然本体“天人合一”与宋儒的道德形而上学“天人合一”尽管有诸多不同，但其共同的基本观点是：都强调“人必须与‘天’（无论是作为命定、主宰的天，还是作为自然意义上的天）相认同、一致和协调，”同时也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在天地间有着卓越位置，充满了对人深情赞美，《曾子·士孝》：“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尚书·大誓》：“人为万物之灵”。而且这里的“人”都是以群体意识出现的。这是因为从远古而来的天人观念中，个体的人不能离开群体而独立存在，只有保住整体，才有个体生存的可能，而且这种整体意义上的人才能更有力，更能动地适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它强调个体对群体的顺应与协调。因此，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模式是一种深刻的群体人本主义，它既不同于西方式的，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个体人本主义（即完全脱离客观世界以展示人的主观世界），也不同于印度式的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纯然的“天人合一”（即物我两忘，把人溶于自然作为生命最高境界）。在中国的“天人合一”中，人始终是主要的，所谓“天道远，人道迩。”〔4〕“未能事人，焉能事鬼”〔5〕，当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发生冲突时， 就应该“敬鬼神而远之”〔6〕，因此，在中国， 对人世的眷恋始终没有被对天国的向往而取代，人的道德始终没有发展为西方式的神的宗教。“天地故生人”，然“无人则无以见天地。”没有人的客观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形成了儒家以人为中心，天、地、人的整体结构和体系，展示了独特的“天人合一”思维活动，虽然这其中有着某些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顺从的消极意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天人合一”即是世界观，又是人们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方法论，也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行为准则。
2.4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
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维系政治体系，二是指导政治行为。
所谓维系政治体系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维系原有政治体系，使之不发生变化。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关键在于传统政治文化这种维系功能的强大生命力。二是维持现有政治体系。新的政治文化建立之后，传统政治文化中某些部分被包容于新的政治文化中而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之共同承担维系新政治体系内的各层政治关系稳定发展。传统政治文化的这种维持功能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传统”是根植于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构成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的东西。新的政治文化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政治文化而独立存在，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成为别人中的“一个”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因此，传统政治文化对新政治文化的稳定和发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所谓指导政治行为是指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于我们民族性格之中，并通过我们的政治感觉、政治认同、政治反映、政治意识、政治思维、政治心理等多种渠道来指导我们的政治行为。因此，它不仅可以决定社会普通成员对政治体系、政治目的、政治决策、政治现象的态度和情感，而且可以决定领袖们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和领导方式。所以，传统政治文化指导政治行为的这一功能，将有助于我们在制定科技政策时的心理倾向和主观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思想与科技思想之间的必然联系。
因此，我国科技政策无论是在制定之时，还是在执行之时，都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也使得我国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与传统政治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辩证的观点看，任何“传统”都带有二重性，即积极性和消极性同时存在。一方面，从发展的眼光看，传统本身确实有许多落后的、僵化的、不适应新的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之所以能传下来，说明它本身还含有某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东西。我们在对待传统政治文化方面，一直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然而，“糟粕”与“精华”的标准是什么？“内圣外王”、“义利之辨”，“天人合一”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都有其消极的一面，是以道德尺度来衡量，还是以价值尺度来衡量，是以政治标准为准绳，还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正像马克思在批判西方政治文化的同时，其本身又不能摆脱西方政治文化一样。我们在严厉批判传统政治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亦同样无法回避这种自我相关，尽管这种自我相关有时是无意识。因此，当代中国科技政策的制定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是，即融合又对立。其融合主要表现为：把政治工作放在科技发展的首位，强调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相统一，并为国家政治服务；在义利关系上，强调道德自律与奉献精神，耻于谈个人的名与利，使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
其对立主要表现为：继承“五四”以来的文化传统，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
3.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科技政策的影响
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指导政治行为的功能，我们研究“一·五”时期的科技政策，不能不研究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思想。毛泽东的科技思想与其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时代特征的标志。科学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政治家在进行科学技术重大决策的时候总是以政治目标为前提，即领袖们关于科学技术的决策，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二是传统政治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即领导者的决策也取决于他们的科学文化背景和政治文化背景。虽然毛泽东终生都在与封建主义进行着坚定不移的斗争，并且始终把自己看成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具有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儒家的传统政治文化对他一生都有着重要影响。
1949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当时生产关系的解放，带动了生产力的解放，而尽快提高生产力还需依靠科学技术。因此，恢复和发展科学技术、恢复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而当时我们的生产力如何呢？“一辆车，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7〕因此， 建设国家迫切需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机械化，迫切需要发展科学技术。这一思想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为此，中国共产党的“八大”郑重确立国内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中心工作是要发展生产力。为了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毛泽东在“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强调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8〕 因此从1956年开始，中国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制定和实施了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156个重点项目也投入了建设。这表明， 毛泽东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就需更尽快提高技术水平，大力发展科学事业。然而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这一正确方针却没有被切实贯彻执行，阶级斗争仍被看作是当时的中心工作。这一方面由于当时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毛泽东沿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始终把巩固政权看成是国家的首要任务，把阶级斗争看成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因此，毛泽东偏向了重视思想战线的政治斗争，而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更多地被看成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工具，这不能不说传统政治文化对他的影响至深。“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就有道而正焉。”〔9〕 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再论述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时候，毛泽东却更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指导作用，而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地位上。
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走群众技术路线。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殷商周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0〕、“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1〕的“敬天保民”思想的形成，到孔孟“民贵君轻”〔12〕“民本”思想的成熟，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民本思想一直为许多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所继承。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更是赋予这种“民本”思想以新的内涵，即“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13〕，在民主革命的生涯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观念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加以批判继承，科学地阐述了“人民群众”的概念，全面论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并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14〕的科学论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这一思想贯彻于科技界，形成群众技术路线，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依靠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劳动经验，熟练技能，以及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使得国民经济在三年内迅速得到恢复，并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胜利更坚定了毛泽东群众技术路线。
但是，如果说在社会实践中走群众路线是正确的话，在科技界搞群众技术路线就有些不妥。因为劳动群众掌握的只是实践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对那些重大的理论发现，理论论证以及科学实验，劳动群众就不一定特长，因为现代科学理论与一般生产活动既相关又分离。所以必须强调群众与专家的有机结合，才是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这些科技思想对中国科技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则更侧重从政治角度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科技思想与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他始终把科学技术放在政治的从属地位，正如“中国的政治文化从来没有认识到任何自发的政治体系能够适当地独立于正统的政治思想之外”〔15〕一样，毛泽东同样也没有摆脱这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3.2科技发展中深刻的群体意识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具有一种重整体，求和谐的特征，传统政治文化不仅肯定了“人”必须与“天”相认同、一致、和睦、协调的天人合一关系，而且强调了其中人的整体主义意识，即强调个体对群体的归属与顺从，从而形成在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传统政治文化。
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性质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特别是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其政治文化性质密切相关，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也重视社会的整体，强调社会的和谐，实质上也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政治文化，这与中国社会“大同”政治理想有了契合，因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学说，成为中国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东西，并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
“一·五”时期这种整体主义精神在科技领域主要表现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仅要彻底清除封建剥削阶级思想，而且要彻底肃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为此，政府号召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抛弃自己的个人主义意识，把个人理想和祖国需要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为国家集体利益服务，反对追求个人名利，并视其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求加以彻底批判。在实际工作中，则强调集体协作，反对单干，并要求把这种集体协作扩大到群众中去，搞群众技术运动，使工人、农民与科技人员形成“三结合”，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科技发展中的难题。这是因为：“现在科学发展的生长点往往是几门科学交叉的地方，是几门科学杂交的结果。因此，单靠某一科学部门的人是很难克服研究工作中的困难的，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把各方面人才的智慧集中起来，能够很快地攻下堡垒。”〔16〕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在“一·五”时期科学技术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这种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体竞争的整体主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竞争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因此只强调集体协作反对个体竞争，无形中会减弱个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破坏了科技人员的动力基础。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想，“枪打出头鸟（谁的成绩突出就怀疑谁是个人名利思想滋长的结果）”的传统行为，造成了人们的一种惰性，人浮于事，涣散意志，表面上集体协作，实际上一盘散沙，使原本美好的愿望成为泡影。所以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人竞争，不能增加集体的力量；而不讲集体协作，只顾个人利益又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因此，如何使集体的向心力和个体的竞争力得到统一是提高集体主义精神的关键。然而应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意识并不是我们的缺点，而是我们民族的优点和长处，中华民族历尽沧桑，50多个民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最终仍能统一于一张版图之内，靠的就是这种整体主义精神，不过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缺乏个体意识、竞争意识以及价值观念方面的缺陷，又使我们这个原本富庶，先进的东方科技大国，近代以来却变得停滞落后，以至于被动挨打，受尽屈辱百余年。
因此，我们应在增强群体意识的同时，也使个体意识得到增强，通过协作和竞争来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加快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进程。
3.3科技发展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处于经验状态，经验从未在知识体系中有所突破而上升为理论科学，这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密切相关。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它不在理论上探求、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不去进行纯思辨的抽象，如在看待生死、鬼神、天地的问题上，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努力进行抽象理论的研究，而是明确表示对现实的重视。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7〕重视的是如何妥善处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8〕，重要的不是言论，不是思辨，而是行动本身。因此，这种实用理性表现在中国人处理各种实务中（无论是政治、经济、经验科学、人事关系等方面）都习惯深思熟虑、不动声色、冷静慎重、周详细密、注意实际的可行性和现实的逻辑性，不冲动、不玄想、重功能、重效果、善于协调群体。这种理智态度构成了中国智慧的本质特征之一，在这种理性下，我们创造了古代灿烂的中国文化和从古自今引以为骄傲的“四大发明”，排除了反理性的泛滥，却也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过分偏重现实实用，造成忽视、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而没有抽象思辨的理论的发展，是不可能有现代科学的充分开拓的，这是中国古代、近代科学长久停留并满足在经验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理论与实际相脱离，重经验，轻逻辑是中国科学技术面临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一贯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他将“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思想原则贯彻到科技思想中，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提出了科技发展也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19〕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指导实践活动， 而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在科技发展的方法论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并弥补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缺陷。然而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实践中，这一原则有时却被片面的理解，甚至是教条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仅仅被简单地理解为是“科学研究（理论）必须为生产（实践）服务”；科技知识分子（理论的掌握者）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无论是思想上，还是业务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被教条地理解为是：政治干部（马列主义理论的代表者）对科技专家（具体业务执行者）的领导，以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虽然这其中也有合理、有益的一面，但也明显存在着片面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如在“科研为生产服务”方面，要求科学研究“服从于人民迫切的需要、国家当前任务、国家建设计划的任务”，〔20〕虽然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它却不能做为一项长远政策存在下去，因为科学研究本身并不仅仅是为了当前利益，更要顾及长远利益，做为一项科技政策，没有发展的意识是不行的。此外，“为生产服务”，仅仅把科学研究局限于解决生产实际中出现的问题或难题，科学理论只被看作是经验感觉的概括，实质上是把科学研究下降到通俗技艺的水平，所以片面强调“科研为生产服务”实际上对现代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其实，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方面，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专家的业务活动。这虽然有其有益因素，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科学研究活动确实能起到指导作用，但在具体工作中却不能教条地运用。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理论都一律拿来指导科学家的具体工作，拿着马克思主义标签对号入座，凡是被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一律批倒批臭，最有代表性的是我国生物界追随苏联而发起的“用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联系实际的李森科理论”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反动的、形而上学的、伪科学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给科技界、学术界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否定科学技术的自然属性，否认“为科学而科学”的存在，一味强调其社会属性，认为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科学，任何科学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这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而以政治斗争取代学术讨论，以行政管理取代科学管理，实际上又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此，这些以政治手段压制学术民主的做法，使得科技人员不敢思想、不敢行动，势必要造成人为灾难，影响我国科技的发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重实用、轻思辨的思想意识，为我国由古代、近代科学技术形态向现代科学技术形态迈进作出了重要贡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无疑是正确的，但要真正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要经历曲折的过程。从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科技政策的反思中，我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1〕Lucian W.Pye and Sidney Verber de ，Political Culture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65.
〔2〕《论语·述而》。
〔3〕《孟子·告子上》。
〔4〕《左传·昭公十八年》。
〔5〕〔6〕〔17〕《论语·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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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论语·学而》。
〔10〕《国语·郑语》。
〔11〕《尚书·秦誓》。
〔12〕《孟子·尽心》。
〔13〕《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602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932页。
〔15〕〔美〕理查德·P·萨特米尔著：《科研与革命》，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第51页。
〔16〕于光远：“关于科学技术工作中的群众运动”，《红旗》第3期，1960年2月1日。
〔18〕《论语·里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