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众多，很久以来就成为中华民族的自豪与骄傲。人口众多的优势在技术水平极其低下的农业经济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后，新兴产业以及推动产业变革的工具所含科学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西方的差距已经明显，但由于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和经贸关系等条件约束，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感觉到人口众多有什么劣势，甚至相反，多数中国人认为人多势众，这是优势。当然，影响中国人的这种视角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是战争和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直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外资经济渐成规模，劳动力资源要素禀赋优势再次显现。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劳动力资源禀赋成为中国经济日益崛起的极其重要的特征，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一个比较优势（袁志刚，2006），这似乎成为学界的一个共识。
但是，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古话的哲理寓意深刻，如果用这句古话来诠释我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的话，那么，今天的比较优势在未来就转化为比较劣势。现如今，我们利用劳动力资源这一比较优势，通过国家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国外资金，外资经济、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形成三驾马车，并驾齐驱，使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保持在9%以上，加速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国制造”几乎遍布世界各地，中国日渐成为“世界工厂”，从而将因户籍制度而依附于土地的剩余劳动力晰出，中国的隐性失业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岗位达240万个（朱之鑫，2004）；同时，增加了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民的收入，1983年农民家庭纯收入为310元人民币，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1978年增长近一倍（1978年仅为134元人民币），而到了1993年增长为921.62元人民币。仅就中国经济增长来说，劳动力资源作为比较优势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仅是劳动力资源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从长远角度考虑，劳动力资源优势将中国铸造成“世界工厂”，也是未来利益的受损者，因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不单单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就业和经济增长，而且意味着对中国有限能源的巨大消耗，必然危及中国的能源安全。加之利益的驱使和“条块结合”的体制，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往往不惜一切代价，或造成资源的过度开发从而影响生态环境，或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甚至浪费。
所以，本文在承认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对推动中国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的同时，拟从未来的视角，而非现实的利益对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与能源安全的关系进行研究，其逻辑结构为：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吸引外资，变中国为“世界工厂”，从而使中国能源过度消耗，着眼未来，实施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反思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和“世界工厂”，实行产业结构调整及升级，制定相应的能源战略，置中国的未来能源于安全之中。
二、文献回顾与前瞻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并成为中国近30年经济增长中最为重要的要素禀赋。在劳动力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中，尤为具有代表性的是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比较优势，通称是指一个国家较之其他国家在特定商品的生产上比其他商品的生产相对地更有效率，也即具有较小的生产成本。亚当·斯密在1776年写的《国富论》中曾多次讨论比较优势。1817年，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系统提出比较优势原理，其基本观点包括：在两国生产两种商品的情形下，其中一国在两种商品上均占绝对优势，另一国在两种商品生产上均处于绝对劣势，则优势国可以专门生产优势较大的那种商品，劣势国可以专门生产劣势较小的那种商品，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国际交换，双方仍能从中获益。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原理包含一系列假定条件（黄辉，2001），如国际经济是静态经济、边际成本不变等。主张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的国内学者，大多是从劳动力要素禀赋对就业、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层面来分析问题的（吕政，2001；徐晓玲,2004）。但也有不少学者研究发现，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具有严格的产业和能源限制(许经勇，2005；陈庆修,2003)，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密集性和能耗较小的产业或领域。如果不讲产业和能源等约束条件，滥用劳动力资源，就可能陷入“资源的陷阱”：其一，低工资陷阱。有资料显示，我国工人工资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不说，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制造业工人周平均工资是最低的，与韩国的比值为1∶8.12。低工资成本造成廉价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会遭遇两种情况，一种是产品具有竞争力，市场份额在同类产品中有明显优势，另一种是遭遇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反倾销。近几年东南沿海一些发达地区的“民工荒”（钱凤娟、王晓娣，2005；刘湘国，2006），则说明人口红利随着未来人口结构进一步的变化和相关政策的调整终究是要消失的，为此，“避免经济增长源泉耗竭现象的出现，需要一个国家在仍然享受人口红利的同时，借助这种人口红利，创造出持久性的经济增长源泉。……提高劳动者素质对于经济持续增长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蔡昉、杜阳、王美艳，2005）。其二，高就业陷阱。目前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被制造业所吸收，其表面和现实的利益是就业机会不断增多，但如果不提升劳动力自身的技术含量及综合素质的话，廉价劳动力在未来科技不断创新的信息社会里注定是没有光明前景的，众多廉价劳动力必然随着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而大量减少，从而涌向社会，造成就业压力增大和贫富分化扩大，最终危及社会经济稳定和发展。
说到底，劳动力资源优势，毕竟不是人才资源优势，除去自身科技含量较低之外，还要受到来自外部诸多因素的限制，从而使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只能在一定空间内发挥作用。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实际上是世界分工格局和产业结构转换的结果，发达国家利用FDI，借助于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能源，将那些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生产充满危险的产业或生产过程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获取更高的利润（代谦、别朝霞，2006）。积极吸收和利用FDI，大力发展制造业，是中国进入工业化的一个显著标志，而工业经济相对于农业经济来说，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生产效率高，二是能源消耗大。1990年至今，我国经济对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从5%上升至50%（刘伟，2006），我国的能源弹性系数，也即能源消耗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1991-2000年为0.2，而2001-2004年为1.29，2004年则高达1.6。根据中国科学院最近完成的《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预测，到本世纪下半叶也就是2080年中国将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照此计算，我国人均收入将达8000美元，人口—车辆比率将从1998年的125大幅提高（傅庆云等,2004a），仅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从2000年的大约30%增加到2010年的60%和2030年的80%（傅庆云等,2004b）。这种严重依赖程度，不可避免地对经济运行，甚至政治、军事、外交等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王涛,3005）。能源如此重要，不仅提示我国政府要加大新能源开发的投资力度，保持一个长效机制，而且警示我们要节能，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能源安全的关系。
三、经验观察与结论
为了能够有效地阐明劳动力资源利用与能源安全的关系，我们不妨假定：（1）新能源开发在未来30年极其有限；（2）现有能源探明储量和生产量不变；（3）中国的GDP年均增长为6%。
1.人口数量、工业部门劳动力供给与工业总产值
对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传统的观点认为，两者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但近年来，学界出现了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的这一传统观点的反思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中，有三项研究成果：《人口的迅速增长：后果及其政策含义》（由罗格尔·莱维尔主持，1971）、《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政策问题》（由罗纳德·李、D.盖尔·约翰逊主持，1986）和《终极资源》（朱利安·西蒙，1981）。，有学者提出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盖尔·约翰逊,2004)。通过表1的有关数字分析，可得以下信息：
（1）我国的人口和经济都保持较快增长，人口自然增长率虽然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现下降，如第三个五计划期间年均自然增长率为26.21%，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均自然增长率下降到18.04%，下降了8个百分点。但人口总量仍在持续增长，2005年突破13亿。
（2）人口数量的绝对增加，使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呈绝对增加的趋势，特别是从第五个五年计划的6714万人增加到第六个五年计划的8349万人，增长率为近25%，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9697万人增加到第八个五计划的15655万人，增长率超过了60%，这四个五年计划中，工业部门劳动力保持如此高的增长率，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密切相关。这也印证了有学者关于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的观点。当然，要说明的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因自然灾害和政治等因素，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出现减少的状况。
（3）我国人口主要是农村人口增长导致劳动力供给增加并不断向工业等产业转移，加快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工业部门的总产值及其增长率保持大幅增加。改革开放之后，第五个五年计划到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总产值增长幅度都在50%左右，特别是“六五”计划到“七五”计划增幅为146.2%，“七五”计划到“八五”计划的增幅为284.11%。与此相联系，外资规模和贸易出口额也不断扩大。但这些都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我们是要借助工业部门总产值与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来说明这些数值增加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能我们源耗费过快过多，危及我国能源安全。
2.能源生产与能源消耗
资源禀赋及其生产能力对于工业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增长来说，其重要性非同一般。但凡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资源的诅咒”，便说明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限制作用，资源丰裕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往往慢于资源贫乏的经济体(徐康宁、王剑,2006)。这一命题给予我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的启示是，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也可能是一种“资源的陷阱”。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追求效率，劳动力资源优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趋于降低，而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趋于不断提高。所以，撇开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研究这一比较优势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中国能源安全的负面影响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的结果之一，就是对能源的消耗不断增大，能源供给弹性空间不断缩小。为了简捷方便，我们仅在表2中列出能源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以及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大能源子项目的生产和消费的比例。分析可得：
（1）十个五年计划中，除了“二五”计划外，我国的能源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均在稳步增长，但能源的消费弹性系数呈递减趋势，“六五”期间，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为0.51，但到了“八五”期间变为0.18，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降低了2/3。这充分说明能源消费增长率对GDP的增长率变动的影响程度取决于GDP增长率对能源消费增长率变动的敏感程度在降低，能源消费率增长的百分比高于GDP增长率的百分比，能源消费不合理凸现。
（2）我国能源结构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生产总量而言，原煤递减，原油、天然气递增。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至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原油、天然气的生产总量与消费总量基本持平，表明我国的能源自给率较高，2004年为94%。但是，经济发展的许多指标显示，我国的能源自给率有不断降低的趋势。从消费总量来看，2004年，石油消费总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2.7%,而生产总量只占整个能源生产总量的13.5%，两者之比为近2∶1；天然气消费总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0%，而生产总量只占整个能源生产总量的3.0%，两者之比超过2∶1。按此消费总量与生产总量之比，我国将面临巨大的能源压力。更何况在未来30年里我国经济仍然保持一个高速增长期。此外，我国科学技术水平较低，能源利用效率较低。2003年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单位能源生产的GDP（国际元/千克标准油），世界平均水平1990年为3.5，2000年为4.5，而同期中国的水平分别为1.7和4.1，虽然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在缩小，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
3.结论
比较表1和表2，可以发现，我国在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增加值及增长速度与能源消费总量及增长速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也即工业部门的增加值增加，能源消费总量也增加，当然，国民经济总量也在增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了十倍，而矿产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40倍（文懿铎，2005）。就“十五”期间而言，能源消费总量增长均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三者的增长速度之比分别为11.86∶9.5∶10.88，能源消费总量增长速度高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2个百分点，高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近1个百分点（参见图1、图2）。这种依靠高投入、高能耗、高资本积累带动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使能源供需矛盾日益加剧，引发了能源紧缺和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危及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问题的关键是，劳动力资源是可再生资源，即使未来的劳动力资源可能因计划生育政策而出现萎缩（曾毅，2006），但政府可以通过调整人口等相关政策，促使劳动力资源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然而，自然资源中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如果仍然保持目前的耗能模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可能每天要消耗50亿~60亿吨煤炭和8亿~10亿吨原油，这是无论如何都难以实现的。如果不精打细算，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必然危及后代人的能源分享，那么，我们今天制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也就成为一句空话。西方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能源开发和利用不能再走某些西方国家的老路，要注意节能和保护生态环境，防止经济发展与环境危害的不良循环。
四、政策涵义与启示
1.政府加大对劳动力的培训和教育，将劳动力资源转变为人才资源
“资源的诅咒”命题，说明资源丰裕的国家和地区把自然资源当作经济发展的唯一要素，而忽略了对其它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的开发。同样道理，如果仅把劳动力资源作为比较优势，而不着眼于劳动力资源的开发，转变为人才资源，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实际上是“资源的陷阱”。提出这一问题的目的，是在充分考虑具体国情和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条件下，如何兼顾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与未来的能源安全问题。仅仅依靠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实质上是把劳动力置于依附外资的条件之下，这不仅不利于国家的能源安全，也不利于缓解就业压力。当务之急，是将劳动力资源转变为人才资本。人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远大于劳动力资源的贡献率，这已为许多学者所证实。所以，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职责是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加强对劳动力的职业培训，提升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将一般劳动力转化为工业化所需要的技术工人，从而提升我国生产力的整体水平。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能源安全-[飞诺网]
2.吸引和利用外资既要考虑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更要考虑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清醒地看到，传统的比较优势战略在创新方面存在着明显不足，甚至有可能使人陷
入比较优势陷阱。在我国工业化初期，以劳动力成本或天然资源为优势的产业，通常都是进入门槛不高的产业（李义平，2006），要将这一优势变成真正优势、竞争优势，其中，关键的问题是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引进外资政策，对于那些对资源消耗大和对环境破坏大的外资项目，要做充分论证，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提高进入门槛，根据动态资源禀赋原则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这样，将劳动力资源与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结合起来，不仅可以节省能源，而且有利于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保证我国的能源安全。
3.反思地大物博的传统思想，吸取有关国家能源储备和利用的经验，制定能源新战略
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基于此，我们必须反思地大物博、能源大国等传统思想，借鉴日本和美国的能源战略经验，多管齐下，推行能源消费多样化，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建立石油储备制度，把石油的地上油罐储备与地下技术储备有机结合起来；加大新能源和再生能源的投资力度，制定有关节能的法律法规，把开源与节能有机结合起来；把国内生产与参与国际竞合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全社会的能源需求和能效变化的预警指标体系，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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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对能源供给形成很大压力。我国人口众多，能源资源相对不足，人均拥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我国又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消费规模不断扩大，能源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据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2007年我国能源消费增量占全球一半。同时，我国还是世界上单位GDP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每万元GDP能耗大致是日本的8倍、欧盟的4.5倍、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今后，随着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能源需求还会持续较快增加。据预测，要实现“十七大”制定的2020年经济发展目标，我国能源需求的年增长率需达到4.1％～5.0％(全球同期平均增长率约为2.1％)，除煤炭经挖潜和扩大生产规模有可能基本满足需求外，石油和天然气均有巨大缺口。因此，能源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瓶颈，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二)石油消费和进口依存度大幅度提高，进口来源单一。我国从1993年成为石油的净进口国以后，石油进口量逐年增加，对国外石油资源的依赖程度日益扩大。对外依存度从1995年的7.6％增加到2005年的42.9％。2002年，我国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2007年1—9月我国进口原油和成品油超过1.5亿吨，其中进口原油12407万吨，同比增长13.6％，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石油的进口量将超过5亿吨，对外依存度将到70％。石油供需矛盾更加突出，石油资源将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目前，中东地区是我国石油进口的最主要来源地，其中50％来自中东，这些石油全部通过海上运输运抵我国，其中有80％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能源运输通道受到国际恐怖主义、海盗活动猖獗及美日制海权的多重制约，因此，石油来源和运输通道都极易受制于人。
(三)能源结构不合理，能效低，污染严重。目前，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为：煤炭占69.9％，石油占25％，天然气占2.8％，煤炭所占比例远远高于世界22.5％的平均水平，而天然气、核电及可再生能源所占比例又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能源结构极不合理。由于煤炭所占比重过大，煤炭使用技术水平低，不仅浪费了大量能源，而且使环境日益恶化。
(四)可再生能源没有得到高效、充分利用。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是世界各国都在积极采取的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我国有较为充足的可再生能源资源。据有关资料介绍，我国可开发的水电资源居世界首位，我国有丰富的核能资源，风能、氢能、生物质能、海洋能等资源也居世界领先地位。但目前除水电得到相对较好的开发利用外，由于技术开发水平、使用成本等问题，可再生能源在我国能源消费构成中不到2％，远远低于8％的国际平均水平。因此，我国可再生能源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我国的能源安全战略选择
(一)多途径、多元化控制石油资源。在世界石油资源日趋短缺的情况下，石油资源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其中，中东地区就占到57.4％，排名前五位的国家也集中在中东。美国通过两次海湾战争已基本掌握了对中东石油的控制权；日本也在利用资金优势积极加强同海湾国家的合作；俄罗斯也正力图重返中东，显示昔日超级大国的影响。
目前，我国50％的石油从中东地区进口。而中东政局风云常变幻，全部依靠油轮通过海路运输，线路漫长、国际局势动荡和中国海军的实力均无法保障运输线路的安全，输送通道已成为我国石油安全的一个瓶颈。无论从地缘位置还是从供应和运输的安全上看，与中东、非洲相比，中亚无疑是中国理想的石油供应源。这些地区因为与我国接壤，且可提供相对稳定的资源，应成为我国投资和获取海外能源的首选战略要地。“中亚能源战略”可减少我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增加能源安全系数；同时，能源纽带可加强中国和中亚国家的互信，保证国家西部边境的安全。目前，已建成的中哈输油管线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条不经过第三国与市场直接相连的国际原油长距离输油管道，按照协议，管道运营初期年输油1000万吨，2010年升至2000万吨。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将各提供50％的输油量。据介绍，此条中国西部的石油运输大动脉还要往西一直修到里海边，届时长度将是目前线路的三倍。中哈石油管道的建成将为我国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陆路能源供应来源。
2006年8月，中国与委内瑞拉签署了能源合作等一揽子协议。目前，中委之间加强能源合作对我国摆脱对中东石油的过度依赖，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石油进口战略无疑大有帮助。因此，我国政府应大力支持国内有条件的石油企业尽快“走出去”，参与国外油气田的勘探开发，建立稳定的海外石油生产和供给基地。积极拓展国际能源的多边合作机制，谋求多元化的发展方式。这样，我国就可以逐步分散目前主要依赖中亚、中东等地的石油进口格局，实质性缓解地缘政治而引发的能源进口风险。
(二)建立完备的石油储备体系。由于屡屡受到石油危机的打击和世界错综复杂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组织实施石油储备计划。美国花了近10年时间打造石油储备体系，其中包括颁布《能源政策和储备法》、实施战略石油储备计划等，目前美国的石油储备量已达120天的使用量。日本99.7％的石油是从国外进口，其中80％以上来自中东。自从上世纪70年生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就开始重视石油储备量。目前，日本的石油储备量已相当于160天的使用量。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也建立了大量的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石油库存，欧盟也建议欧盟成员国增加石油储备，将储备量从目前的可供使用90天提高到120天，并希望欧盟成员国尽快建立天然气储备。
目前，我国石油储备计划已启动，2004年6月，石油储备基地开始建设。至2008年底，首批选定的四个石油储备基地——镇海、舟山、大连、黄岛将全部完成注油。第二批石油储备基地的选址也已基本完成，甘肃兰州、新疆鄯善因可利用便利的中哈原油管道注油料将进入第二批名单。同时，第三批石油储备基地亦在规划中。兰州、鄯善进入第二批名单意味着国家有关部门已将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建设的范围从沿海扩大到内地，特别是将油气资源丰富的西部纳入其中，这将明显降低储备风险，更好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2010年中国石油储备目标是超过30天的使用量。我国石油储备下一步的发展计划应是进一步完善石油储备制度，合理石油储备布局，丰富石油储备方式，降低石油储备成本，逐步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石油储备体系。
(三)科学合理地配置能源结构。第一，依靠技术创新，充分利用煤炭资源。我国能源探明储量中，煤炭占90％以上，这种“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特点决定我国能源生产以煤为主的格局将长期存在。目前我国洁净煤技术已有很大发展，特别是煤炭气化技术。从近期看，利用现有煤炭气化技术使煤炭转变为合成气，可为电力提供清洁的燃料，并促进煤化工的发展。从长期看，可利用煤炭大量生产氢气，这样不仅会大幅度减轻煤炭燃烧产生的各种常见污染物的排放，也会有效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与此同时，应采用先进的燃烧发电技术，大力发展坑口电站，在终端能源消费中以电代煤，这样就可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第二，大幅提高核能消费比重。核电是一种不排放任何温室气体的高效和耐久能源。目前，全球核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17.1％，发达国家比重更大。而中国仅占1.8％以上。我国有丰富的核能资源，天然铀及其加工能力已初具规模，核燃料循环工业的各个环节相互配套。目前，在工程设计方面，我国已具备30万、60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站的自主设计能力，部分掌握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站的设计能力。在设备制造方面，可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0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成套设备。2008年11月，广东阳江核电站正式开工，以此为标志，我国核电建设进入了加快发展的新时期。第三，以气代油、以气发电。天然气是石油的最佳替代品也是化石燃料中是对环境污染最小的一种。我国天然气产业的发展方向应是：以气代油、以气发电和城市气化，技术措施是：合理规划“西气东输”管线的布局，加强油气资源的开发能力。第四，大力发展风力发电。2007年，我国风电装机累计已达605万千瓦，在建的420万千瓦，风电规模居世界第五位。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的风电定价政策尚未完全落实，电网配套建设滞后于风电场建设，国内大型风电机组的技术水平有待提高。下一步的措施是：加大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理顺风电价格；加快百万千瓦风电厂的建设，带动风电设备研发制造产业的发展，尽快形成每年1000万千瓦的自主装备能力。同时，要科学规划，重点建设甘肃河西走廊、苏北沿海和内蒙古三个1000万千瓦级的大风场，打造“风电三峡工程”。按此发展速度，2008年风力发电装机可达1000万千瓦，2010年有望达2000万千瓦，中国将建设成为世界最大的风力发电国家。
(四)坚持开发与节约并举、节能优先的方针。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付出了不小的能源资源和环境代价。经验证明，靠过度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支撑的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此，要把节能作为增长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在此项工作中，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要对公共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有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力量，确保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的实现。要把节能减排指标完成情况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继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理顺能源产品价格，抑制能源低成本消费，将低成本使用能源的鼓励政策改为高成本使用能源的约束政策。按此要求能耗将成为我国政府核准项目的强制性门槛。同时，要积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升级，强制淘汰高耗低效的落后的产品；要建立节约型经济体系，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扩大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逐步降低能源密集型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要广泛开展全民节能活动，把节能变成全民的自觉行为。
1．1安全文化建设是提高境外人员安全素质的重要手段
探求安全事故的成因，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是安全事故发生直接原因，经统计表明，其中因人的不安全行为导致的安全事故占据了事故总量的绝大部分，某些行业可能达到了80%左右，那么如何解决人的不安全行为这一问题，从而控制安全事故的发生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人的不安全行为来自人的思想和行为，归根结底是安全素质的体现，而安全文化是文化的一种，在人员安全素质的提高上正好可以发挥文化的影响力、激励力、约束力和导向力，在依靠现有技术、管理和制度手段等常规方法还难以控制或消灭安全事故的前提下，必须从安全氛围和文化熏陶的角度展开对人员安全管理的更新和改造，以弥补常规方法的不足，预防安全事故，保障安全生产。
1．2安全文化建设是建设“本质安全型”境外能源投资企业的主要措施
人是安全生产效益的创造者，是操作设备的劳动者，是制度的执行者，是本质安全“人、物、制度、环境”四要素中的最核心的要素，因此通过安全文化的建设，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系统中各种要素有机融合起来，实现思想无懈怠、制度无缺陷、设备无隐患、系统无死角、安全零事故，是境外能源投资企业建设成为“本质安全型”企业的必由之路。
1．3安全文化建设是“走出去”战略顺利实施的基本保障
“走出去”战略是实现我国经济与社会长远发展、促进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而境外能源投资企业便肩负着国家“走出去”战略执行的义务，那么境外能源投资企业怎样才能平稳、顺利地“走出去”，关系到安全的两个层面:一是安全地“走出去”;二是让安全“走出去”。
1)所谓安全地“走出去”，是指境外能源投资企业要保证所承担项目的人员安全、资金安全、财产安全、设备安全、设施安全等，概括起来也就是人、财、物的安全，这是“走出去”战略的最基础的层面，只有保证了人、财、物的安全，才能保证境外能源投资企业平稳、顺利地“走出去”。试想，如果某一境外能源投资企业连自己员工生命财产安全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怎能在境外立足，更别说实现“走出去”战略了。
2)让安全“走出去”，则是指，国内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在安全管理方面也做出了经验，产生了较多较好的安全管理标准、安全技术规程，为了推广安全管理方面的经验，同时加强我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决策权，特别是境外工程企业，有能力、有义务，在输出资本的同时，积极推广安全管理标准、技术规程，推行安全经验。
2境外能源投资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重点
安全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企业应当将安全文化纳入企业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单从安全文化方面来说，我们可以采用“纵横结合”的方法，先了解安全文化建设的形态与层次机构的内涵和联系，横向结构体系包含观念文化、管理与法制文化、行为文化和物态文化;纵向结构体系包含安全文化的形态、安全文化建设的目标体系和安全文化建设的模式和方法。
2．1正确的安全观是安全观念文化建设的基础
安全观，即是对安全的作用、地位、价值等总的看法，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位对安全的作用、地位和价值的看法总是表现的千差万别，但安全观总有一个趋向性，那就是“安全第一”，即把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看作是至关重要的大事，看作是企业生存发展的第一要义。对境外能源投资企业来说，把安全放在第一的位置，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局势、地区动荡，把安全工作看作是企业“走出去”的必要前提，只有建立了“安全第一”的安全观，才能处理好安全与生产、安全与效益的关系，才能做好企业的安全工作，确保企业的平稳发展和“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
2．2明确的安全责任是安全管理文化建设的保障
境外能源投资企业都比较重视安全，也会经常用“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来时刻提醒自己，但对“责”在哪里，“责”与“责”的区别是什么确无从答起，实际工作中就会引起职责不清，相互推诿，使安全工作无人负责，无法进行，安全事故就会不断发生，这不是一个具有良好安全管理文化的境外能源投资企业所应有的局面。因此境外能源投资企业应明确企业内部各部门、各岗位安全责任，建立各级领导、职能部门、工程技术人员、岗位操作人员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对安全生产层层负责安全责任制，并确保安全责任“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和分工合理。实践证明，凡是建立、健全了安全生产责任制的企业，各级领导重视安全管理工作，切实贯彻执行党的安全生产、劳动保护方针、政策和国家的安全生产、劳动保护法规以及项目所在国安全管理要求，在认真负责地组织生产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改善劳动条件，安全事故就会减少。
2．3遵章守纪是安全行为文化的良好表现
在我们重视安全的同时，也经常听到和看到一个个不安全的消息，在我们身边也时常有不安全的事故出现，追根究底，不难发现，很多事故的根源在于违章违纪，在于没有很好地落实规章制度，这一点可以从安全理论上加以证明。安全管理学认为:导致安全事故的原因不外乎人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和管理上的缺陷，而人的不安全行为是主要、直接的原因，这其中的主要表现就是不遵章守纪，可见遵章守纪的重要性。
2．4本质安全的构建是安全物态文化的全面提升
【论文摘要】我国的能源工业迅速发展，为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主要表现是：能源供应能力明显提高，能源节约效果显著，能源消费结构有所优化，能源科技水平迅速提高，环境保护取得进展，市场环境逐步改善。然而，必须看到能源现状尚不适应工业化和城镇化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 我国的能源工业迅速发展，为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主要表现是：能源供应能力明显提高，能源节约效果显著，能源消费结构有所优化，能源科技水平迅速提高，环境保护取得进展，市场环境逐步改善。然而，必须看到能源现状尚不适应工业化和城镇化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 一、我国能源资源的现状与特点 第一，能源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但人均能源拥有量较低。我国石化燃料比较丰富，煤炭资源占主导地位。2006年煤炭资源保有量为10345亿吨，剩余探明可采量约占世界的13%，列居世界第三位，开发潜力很大。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储量相对不足，而油页岩、煤层气等非常规石化燃料储藏量很大。但煤炭资源人均拥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而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左右。 第二，能源资源禀赋分布不均衡，开发难度和运输压力较大。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华北和西北地区，石油、天然气分布在东、中、西部地区和近海海域。能源消费地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大规模、长距离的北煤南运，北油南运，西气东输，交通运输压力很大，成本较高。煤炭资源地质开采条件较差，大部分储量需要井下开采，极少量可供露天开采，开采难度较大。石油、天然气资源地质条件复杂，埋藏深，勘探开发技术要求较高。 第三，能源资源结构不合理，环境压力较大，将在长时期内难以改变。能源结构是富煤、少气、贫油，优质能源资源相对不足。煤炭是中国的主要能源，煤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比较落后，煤炭消费是造成煤烟型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因为随着城市汽车数量的增加和家用电气的迅猛增多，油气消费很大，能源结构很难在短期内有所改变。 二、制定全球化的国家能源发展战略 1.能源发展的战略定位。新阶段研究能源战略定位十分重要。从总体上看，我国是能源短缺型国家，我们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保证能源生产与消费的长期稳定供应和国家的经济安全。 2.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强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坚持节约优先、立足国内、多元发展、依靠科技、保护环境、加强国际互利合作，努力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选准能源合作的重点战略区。从资源禀赋和地缘优势角度看，中东、中亚―俄罗斯和非洲，应为中国利用国外油气资源重点战略区。许多国家表示欢迎中国到他们那里投资油气资源，促进世界石油市场的稳定。我国应当充分利用自身机电产品、轻工纺织品的优势，向他们出口，换取合作勘探开发能源的机会，互惠互利，加快彼此的经济发展。周边国家，比如中亚和俄罗斯，油气资源蕴藏量极为丰富，陆路相连，具有陆上运输和管道运输的便利通道。中亚―俄罗斯又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成员，统筹考虑和积极推进中哈、中俄油气勘探开发和正在修建和通往中国的石油管道项目合作。缅甸石油、天然气储量丰富，越南近海石油、天然气、煤炭储量也很丰富。蒙古的石油、煤炭开发潜力也很大，运输路线短，具有成本低的优势。除上述重点战略区外，对澳洲、拉丁美洲及我国近海海域油气资源勘探与开发也不应忽视。通过“走出去”合作开发，不仅可以带动国内技术设备和劳务出口，而且对于保障国家石油供应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实施油气进口多元化战略，完善油气贸易体系，保障油气运输安全。应当明确，21世纪上半叶，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仍然是我国能源的主体。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其中，石油消费和石油进口均占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2010年之后，我国将会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我国必须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的石油贸易方式、贸易渠道，以及运输方式的多元化，以规避世界石油市场的风险。在运输方式上，应积极组建远洋船队，增加原油进口的自运量，
关键词：能源安全汇率人民币
近年来，人民币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在现阶段，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不仅取决于外汇市场的货币供求关系，更取决于对我国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及这一阶段上所暴露出来的经济矛盾。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近20多年来的经济改革，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重化工时期，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加，能源安全的形势非常严峻。显然，在这背景下，果断提高人民币的币值，对于缓解能源安全问题，促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成因
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因素又有经济因素，既有国内因素，又有国外因素，仅从经济方面来分析，主要原因如下：
（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为人民币走强奠定了经济基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整体实力不断提高。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89404亿元，按当年汇率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美元。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跃上10万亿元的新台阶，达到102398亿元。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182321亿元，按当年汇率计算，折合2.25万亿美元。从经济增长速度看，近10年来，我国GDP增长率均不低于7％，2003－2005年，GDP增长率均高于9％。我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决定了未来人民币汇率将保持稳定和升值趋势。
（二）我国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且持续大幅度增涨
我国自1994年起外汇储备余额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自2000年以来快速攀升，至2001年就超过2000亿美元，2003年年底达到4033亿美元。2005年底，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8189亿美元，比上年劲增2090亿美元。外汇储备大量增长的原因是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我国在经常项目中鼓励出口，在资本项目中鼓励引入投资），尤其是经常项目顺差的持续性增长。比如，2005年我国出口7620亿美元，增长28.4%，进口6601亿美元，增长17.6%，经常项目顺差超过1000亿美元。进入2006年以来，由于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增长的继续推动，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至2006年2月底攀升至8536亿美元，与日本同期8501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额相比，高出大约35亿美元，我国首次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上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显然，国内市场外汇供给增加，如果中央银行不进行干预以保持汇率稳定，将会给人民币造成很大升值压力。
（三）美元的持续贬值与西方大国的政治压力
导致美元贬值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美国巨额的“双赤字”所导致的国际金融市场投资者对美元贬值的预期，二是美国政府对弱势美元某种程度上的放任态度。2002年美国经济增长连续下降，美元开始贬值。截至2004年底，经过贸易比重加权的美元累计贬值10%－20%，但是，这尚不足以将美元调整到可维持的经常项目赤字水平，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美元的贸易加权汇率还需要再贬值10%-20%，才能够将经常项目赤字/GDP比率调整到可持续的水平上。由于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欧元、日元、加元相对美元已经分别升值了43%、25%和19%，进一步升值的空间很小，出于欧洲、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和双边政治关系的考虑，美国以及欧日等国均要求人民币升值来缓解国内经济状况，其真实动机都是希望我国承担世界经济调整的沉重成本。
人民币升值的成本分析
一般而言，人民币升值可能面临的成本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可能减少外部需求和出口，并影响到实现短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可能增加国外直接投资成本，不利于吸引新的外商直接投资；可能造成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短期失业问题；可能会引发投机资本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等。但是，如果紧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有些成本即使发生，其影响也十分有限，有些成本的发生与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首先，我国出口弹性小于1，决定出口数量与金额呈反方向运动而不是同方向运动，因此人民币升值不会减少出口金额。贸易顺差增加。据计算我国中长期出口产品价格需求弹性为－0.857932，绝对值小于1，表明人民币每升值1%，假设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同比例提高出口数量就会减少0.857932，但是由于出口价格提高的幅度超过了出口数量减少的幅度，出口金额反而提高。
其次，我国外贸结构的特殊性即加工贸易的发展，使进口与出口之间呈同方向运动而不是反方向运动，因此汇率升值不会扩大贸易逆差。加工贸易“大出大进两头在外”的特点使我国进口呈刚性，出口增加的同时进口也在增加，进口对出口的弹性为0.8182，即我国进口一个单位商品时其中就有82%用于出口来料加工装配贸易。我国加工贸易进口占总进口40%。再考虑到外商机械设备进口和一般贸易中原材料和投资品进口，这个比例还有很大的上升余地。
再次，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外商到中国投资主要受到两个因素吸引，一是廉价劳动力，二是潜在市场。中国劳动力成本在出口产品的成本中不到10%，而发达国家在40%左右。中国过亿的过剩人口，作为流动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农民工，无法变成固定的城市人口并且组织工会，无法形成像发达国家那样的劳动垄断，在自由市场体制下作为弱势群体长期难以改变。工资的提高要依靠工会的组织协调和生产率的提高，人民币升值对工资不会有大的影响。
最后，从国内就业分析，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2年《贸易与发展报告》的计算，在17个重要样本国内，中国的单位劳动工资最低，样本国工资分别是中国工资的2.5－4708倍不等，即使考虑到单位劳动力的生产效率，17个样本国家当中也有10个国家高于中国的成本。因此，即使汇率升值，如果幅度不是非常大，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依然具有比较优势，失业压力也不会很大。
我国能源安全的严峻形势
2005年，我国人均GDP达13943.6元，按当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折合约1719美元，三次产业结构为12.4：47.3：40.3，表明我国经历了轻工业的高速发展之后，已经进入工业化的重化工时期。重化工时期的典型特点是对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2005年能源消费总量22.2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9.5%，能源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当前，讨论人民币升值问题，只有结合能源安全的形势，将人民币升值问题放在能源安全中进行审视，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方案。
现阶段我国的能源安全问题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主要矛盾集中体现在石油安全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石油消费量从1990年的1.15亿吨增加到2005年的2.9亿吨，年均增长6.7%，己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石油消费需求还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据预测，2010年为3.3亿吨左右，2020年将达4亿吨，2030年将达5亿吨，年均石油消费量增长超过5.4%，将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从国内能源供应情况看，由于受资源等条件限制，国内原油产量从1990年的1.38亿吨增加到2005年的1.8亿吨左右，年增长率不到2％，预计2010年的石油产量也大致为1.75亿吨左右，未来15年到20年内我国石油产量将保持比较缓慢的增长速度。面临供求缺口，在国内能源生产不能满足能源需求的情况下，能源进口的数量将大幅度增加。2005年我国进口原油1.1亿吨，同比增长34.8％，对外依存度从6.4%上升到43%。预计在2010年和2020年，中国石油缺口将分别为1.55-1.57亿吨和2.4-2.95亿吨，中国石油对海外资源的依存度分别为46.3%-52.3%和55.8%-62.1%。
在我国能源进口不断增加、中国经济发展对外资源依存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近年来国际油价的大幅度上升直接增加了能源进口的成本，使本来严峻的能源安全形势更加雪上加霜。受国际经济、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2004年来，国际油价不断持续攀升，2004年初，国际原油价格约每桶30美元，2005年底上升到每桶约60美元。2006年来国际油价延续升势，2006年4月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则突破每桶70美元大关。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国际石油市场价格一旦发生波动，中国必将受到严重打击。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的上浮，将使我国为进口石油每年不得不多付出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的资金，这必然影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
在我国工业化及其进程中的能源安全的背景下，人民币币值的变化反映了人民币购买力的高低，它直接关系到我国能源进口的成本，也从更深层次上关系到我国工业化的成本。因此，讨论人民币升值问题，进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应该结合我国能源安全的形势，只有这样，才能降低我国能源进口的成本，促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人民币升值可考虑的政策选择
在能源安全战略下考虑汇率问题，应该是在当前资源大量进口时期人民币果断升值，提高人民币的购买力，降低能源进口的成本，加快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速度。
人民币升值可考虑的政策选择是：改变人民币定值基础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政策把人民币名义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并轨，靠近均衡汇率，这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15%；继续与美元挂钩，先升值10%，再扩大浮动到3%-5%，估计人民币会连续升值2-3年大约20%-30%，然后稳定下来，这种办法对企业冲击小，小幅度升值期间会强化升值预期，我们将承担这一风险。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就实行了第二种方法，但人民币汇率水平一次性升值仅为2％。
总之，在我国能源安全的背景下，人民币升值显得非常迫切。在大量进口技术和资源时期果断升值，降低进口价格，控制奢侈品进口，集中外汇进口能源资源和高新技术，对于已处于重化工时期的我国经济来说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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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粮价上涨可能引发的粮食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的部分媒体和政要，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把主要原因归结为“中国人吃肉多了，印度人的粮食消费多了”，使粮食和谷物饲料供求紧张。此言一出即引起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不满，这仿佛一个锦衣玉食的富人指责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的穷人过度消费。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印度和OPEC成员国等发展中国家认为部分发达国家加速发展生物能源，特别是“美国用数千万吨玉米生产燃料乙醇”才是本轮粮价飞涨的始作俑者。这个观点在国际社会上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如，2008年7月，英国《卫报》报道，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认为“生物燃料对粮价上涨的贡献是75%”，一时间舆论哗然。当日，该报告作者Don•Mitchell即向《华尔街杂志》澄清，“文中的75%是指从2002年到2008年2月粮价上涨了75%，并不是生物燃料使粮价上涨了75%；引起粮价上涨的原因有很多。”
价格反映供求关系，要探寻粮价上涨的真实原因，首先要考察粮食市场的供求问题。从统计数据可见，近十多年来，世界谷物、小麦、稻米和玉米的产量逐年上升，大米和小麦的年均增长率都在1%以上，玉米在4%以上；同时消费量也在平稳增长，消费年均增长率与产量的年均增长率十分接近，个别年份消费增长率还略低于产量的增长率。虽然2000年后，世界粮食库存呈现出渐进式减少的趋势，但仍在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消费库存比17%～18%的安全线以上。这些数据表明，最近十几年的世界粮食市场供需基本平衡。其次，判断以“玉米制乙醇”为首的生物能源开发是否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粮食供需失衡？数据显示，2006和2007年，美国分别用5340万吨和6500万吨玉米生产了乙醇，但2004－2007年美国的玉米出口量一直增加，其中2007－2008粮食年度还以7680万吨的出口量达到历史新高。这说明美国玉米产量的提高足以应付生物能源开发带来的玉米市场的供需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在此次全世界感受强烈的粮价危机中，恰恰是玉米价格涨势比较平稳（见表1）。
2007年3月-2008年3月期间，小麦的价格涨幅超过了130%，而作为生物能源（燃料乙醇）主要原料的玉米的价格涨幅不足40%，充分证明了生物能源对世界粮价危机的影响很小，不可能是“主要原因”。
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
时至今日，粮食价格已明显回调，对于当初的上涨原因，可做如下总结：
（一）市场的正常周期性波动被夸大
数据表明，1995-1996粮食年度国际市场粮价升至历史最高，同期全球粮食生产达到低谷。1996年以后，国际粮价走势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996-2000年，粮食价格处于下行阶段，并于2000年跌至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比1995-1996年度的历史高位下降了55%～65%；2001-2004年，是粮价的低位盘整阶段；2005-2008年上半年，粮价逐步回升并达到新的历史高点。
鉴于国际粮价的长期过低，2005年以来粮价的渐进式上涨，在某种程度上是市场规律的正常表现。然而追求新闻效应的媒体却对粮价上涨及其原因做了略显片面的报导，造成并加剧了社会的恐慌心理，对粮价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国际能源价格上涨提升了粮食的生产成本
通过长期研究历史数据，不难发现国际粮食价格与石油价格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全球的粮价和石油价格几乎同步涨跌。其缘由不难理解，因为粮食种植、加工和运输过程中需要化肥、农药、塑膜和农业机械，化肥等是石油的衍生品，农业机械需要消耗柴油和电力，油价的上涨必然增加粮食生产成本。由于粮食的需求具有刚性，成本的上升注定会抬升价格。
（三）金融危机中出逃的资金扰乱粮食市场
自2007年夏天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欧美股市屡屡下挫，金融市场动荡不安。欧美等国家多次下调利率，释放出大量的“热钱”。由于股市低迷和美元疲软，存在上行预期的农产品市场成为这些出逃资金的新流向。据新加坡《星岛日报》报道，2007年商品指数基金通过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持有的玉米、小麦、大豆等期货合约增加了29%；而据芝加哥农业资源公司统计，2007年11月份到2008年4月，对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投资已从250亿美元猛增至650亿美元。大规模频繁交易使得粮食价格和波动率都创出历史纪录，华尔街的投资家们一度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囤积居奇者。
更能反映世界粮食市场有非正常资金进出的，是国际粮食价格的迅猛回落。以2008年7月国际清算银行研究报告宣称“次贷危机影响被低估”和拥有150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为标志，次贷危机从2008年6月以前的金融系统危机阶段进入了7月以后的实体经济危机阶段。此后全球性的通货膨胀预期已不可能存在，投资者增加资本效用的主要方式也从增值转变为避险。在这个时期，虽然没有任何国家宣布减少用于生物能源的粮食数量，但国际粮价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大幅回落。FAS（美国农业部海外农业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11月初主要粮食作物的市场价格相对于各自的最高价跌幅都超过了40%（见表2），而且如此巨大的下跌都是在2008年第二季度以后突然出现的。这只能是投机者抽逃资金所致。
粮食安全问题的解决建议
（一）全面认识并积极对待生物能源
生物能源清洁环保、可再生。不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巴西、印度、马来西亚、阿根廷、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家，甚至委内瑞拉等石油出口大国都非常重视对生物能源的开发和扶持。我国曾在2006年出台四项财税政策，大力支持生物能源产业的发展。此后，因为顾及“生物能源威胁粮食安全”的舆论，生物能源的发展受到了限制。但实际上，这种舆论忽视了生物能源对于粮食生产的正面作用：一方面，农业及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会因生物能源的需求而提高，有利于刺激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以及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推广；另一方面，农民“卖粮难”的可能性会因此变小，有利于粮食政策的长期稳定和粮食的持续增产。此外，开发生物能源并不一定要消耗大量粮食，如巴西主要使用甘蔗，马来西亚主要使用棕榈油，中国可以主要使用薯类等非粮作物或农作物秸秆。总之，随着技术的成熟与成本的下降，发展生物能源既能控制环境污染，减轻对石油资源的依赖，又能推动农业产业链的发展，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现实选择。
（二）坚定不移地推行农业改革
“粮食安全”问题的出路在于提高粮食产量，而不是限制出口、压低粮价。保证和提高粮食产量的根本途径则是维护和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这必然要求粮食价格，即粮食相对于工业品、服务等的相对价格，要适时适度提升。实际上，农产品的供给完全不存在垄断，也不存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农民协议一致抬高农产品价格的可能性，因此，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只是供求平衡的正常表现抑或通货膨胀的中间环节。一切直接限制农产品价格的措施，只能压缩农民的利润空间，迫使农民减少粮食生产并且把预期升值的农产品作为“金融资产”囤积起来，进而在减少农产品供给总量的同时增大涨价压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名言：“粮荒和饥荒从来不会因气候原因而产生，更多是人为因素，即政府对自由市场的人为干预。”——说的正是这个道理。面对中国有13亿人需要吃粮的客观实际，中国必须比其他国家更加坚定地坚持农业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寻求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途径。在此过程中，一切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产业，包括生物能源产业都应当鼓励而不能打压。
（三）关注金融与粮食市场的相互作用
本轮粮价危机再一次提示，如今粮食的期货和现货市场都已成为国际游资逐利的重要场所，金融机构有必要更加关注粮食市场，建立健全监测评估体系，尽早发现异动，提示风险。当前中国还应当研究增加粮食期货的种类和数量，充分发挥期货市场发现价格和规避风险的作用，给粮食生产者和经营者以更多选择，给国家宏观调控以更大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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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与亚太、北美一起并列为世界三大能源消费地区，根据2004年和2005年的《BP世界能源统计=》，2003年欧盟15国一次能源消费占世界比例为15.4％；2004年5月欧盟实现第五次扩大后，欧盟25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单一能源市场，2004年欧盟25国一次能源消费占世界比例为16.8％。从1951年《欧洲煤钢一体化条约》和1957年《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签订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奋斗，虽然欧盟各成员国已不同程度地建立了能源生产、运输、分配和科研等一整套体系，特别是核能工业技术和生产居世界领先地位，基本保证了其能源安全供给，但是其能源安全仍受到众多因素的威胁。具体表现为：
(一)能源进口依赖性越来越大。1999～2000年欧盟能源自给率约60％，其中石油、天然气、煤炭这三个最主要的能源资源自给率分别只有15％、60％和65％。近年来，特别是欧盟吸纳中东欧10国后，欧盟的能源自给率下降到50％左右。欧盟能源署认为，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措施，欧盟能源对外依存度将从现在的50％上升到2020年的70％甚至更多。
(二)环境保护对能源生产的严格限制。自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国际会议后，各国政府、国际机构都已积极行动，支持大会的决议，纷纷制定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计划，承担自己的国际义务，为建设一个无公害的、清洁的世界而共同奋斗。欧盟承担了自己应尽的义务，于1993年制定了欧盟《可持续发展规划》。经济发展需要能源，能源生产又不能破坏和污染环境。在这种新形势下，欧盟将面临重新调整能源工业结构、加大科研与技术力度、寻求新的能源开发途径的考验。
(三)能源市场加速国际化，竞争日趋激烈。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最明显的趋势就是市场国际化增强。其表现不仅在通讯、运输和技术等重要领域，而且也逐步发展到能源市场。1993年欧盟统一市场的开通，1994年东、西欧能源的签定，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皆反映了世界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深刻变化。面对能源市场的国际化及其激烈竞争的机制，采取什么样的有效对策也是欧盟急待解决的一个难题。
(四)协调机制的挑战。欧盟各成员国的能源机构千差万别，科研与技术开发能力悬殊很大，经济实力穷富不均，因此能源政策也有较大分歧。例如在可再生资源开发问题上，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基础较好，而英国却不愿为此投入大笔资金，法国也不想被强制性目标捆住手脚，更愿意充分利用核能。在这种情况下，制定一个能源发展总政策，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机制，指导和协调欧盟能源工业发展确实势在必行。
为了及时制定政策、法规和指令性文件以指导各成员国的能源安全措施，从2000年《欧盟能源供应安全绿皮书》开始，欧盟逐年发表能源政策绿皮书。2006年3月，欧盟委员会对外正式公布了“获得可持续发展，有竞争力和安全能源的欧洲战略”的能源政策绿皮书，为未来的欧盟共同能源政策设立了3个核心目标，即确保欧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确保欧盟能源产业的竞争力、确保欧盟能源的供应安全。欧盟能源政策绿皮书的连续出台，标志着欧盟对能源安全和整体能源政策的重视。2006年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曾指出，如果欧盟不统一行动，可能会面临能源供应中断的风险。欧盟希望拥有一个中长期的能源政策，这个能源政策具有竞争力，同时又有利于环保；为此，25个成员国的能源政策需要保持一致，有必要实行一个共同的能源战略。总体看来，欧盟的能源安全战略包括两个密切相关的方面：关于能源需求的对内能源战略以及关于能源供给的对外能源战略。
二、欧盟的对内能源战略
(一)完善欧洲能源内部市场和统一内部标准。这是欧盟对内能源战略的核心。在石油供应危机的压力下，欧盟各成员国认识到，寻求高度的石油供应安全，必须保持内部团结，实行统一的内部市场规则和竞争规则。欧盟建立并不断修订有关石油和天然气储备的欧盟法律，建立欧洲能源供应观察站，提供欧盟能源供应安全的透明度。欧盟制订统计规则，要求各成员国每月底向欧盟提供储量数据，并就原油储备安全指令，而各成员国则保持控制和使用原油储备的权力。欧盟成员国之间还有“非歧视性储备协议”，可以及时向最急需的地区调拨原油。
自2001年起，欧盟委员会每年出版一份关于天然气和电力的内部市场标准化报告，用于计量欧盟内部市场整合的程度和效率。2003年发生欧洲大规模停电事件后，欧盟开始建立统一的欧洲输电网络，包括统一的欧洲电网标准、调节机制和欧洲能源网络中心，并建立正式的欧洲输电系统运营商小组，增加输电系统运营商之间的协作。推动互相连接。2006年底，欧盟启动“电力”和“天然气”二号指令，完成对电力和天然气内部市场竞争机制的研究与规划。
(二)开发替代能源及利用可再生能源。欧盟强调开发自己有竞争力的多样化的能源，其目标是到2030年将能源对外依存度保持在70％，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达到12％，同时力争达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环保标准。目前，核能为欧盟提供的电力超过1/3。
发展再生能源是欧盟能源政策的一个中心目标。2006年欧盟能源政策绿皮书强调应开发具有竞争力的可再生能源和其他低碳能源和载体，特别是替代运输燃料。再生能源包括风能、水能、太阳能和生物能。再生能源不仅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而且还可以增加能源供应的可持续性，改善能源供应的安全状况，减少欧盟能源的对外依存度。欧盟利用强大的科技能力开发风力、光热、地热发电和现代化生物质能技术装备的制造能力，目前欧盟绿色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市场容量约占全球市场的35％左右，其中的风力、光热、地热发电等超过总量的45％。2007年1月欧盟委员会公布新能源政策提案，提出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在欧盟能源消耗总量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到20％，并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约束力的目标。
(三)强化管理措施。提高能效。欧盟为实现能源安全战略而采取的管理措施不计其数，像发展清洁能源，开发再生能源，启动前沿性研究，制定能源安全标准，这些措施都必须是政府行为。为了长远的能源安全战略，欧盟在推动再生能源及诸如太阳能、地热能和风能的开发上，进行了大量的投资。除了投资以外，欧盟还实行奖励措施，启动公共和私营的合作项目，设立了31种奖项，奖励了700多个项目、127项合作。欧洲理事会曾拨款4.8亿欧元，用于欧洲原子能框架计划，并考察如何更好地保障欧盟内部核能的高度安全以及核裂变、核废料处理等技术性问题。2003年欧盟还启动了“欧洲智能能源”项目，支持欧盟各项能源政策的落实，比如在建筑和工业领域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促进新的可再生能源与当地环境和能源系统的整合，支持交通能源的多样化，促进生物燃油的使用，以及支持发展中国家再生能源的开发和能源效率的提高。欧盟要求各成员国对这些措施作出承诺。有很多管理措施是强制性的。在此方面欧盟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节约能源20％。提高能效，包括建筑能效，利用金融手段和机制，鼓励投资，加强交通节能，在欧洲范围内启动“白色证书”系统，提供更多的能源性能信息，制定最低标准。
三、欧盟对外能源战略
欧盟对外能源的战略目标，是在世界上寻找价格最稳定、运输最便宜、供应量稳定增长的能源，同时尽量使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目前，欧盟进口石油中大约40％来自中东海湾地区，而48％的进口石油和96％的进口天然气则来自前苏联地区和北非。伊拉克战争以来，随着中东局势的持续不稳定，很自然地，欧盟在要求重新审视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的同时，将发展与临近能源出口国(俄罗斯及中亚五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视为其能源外交的重心。欧盟负责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索拉纳说得很直白，“问题并非能源与政治是否挂钩，而是如何挂钩”。
俄罗斯是欧盟天然气出口第一大国和石油出口第二大国。欧俄能源对话始于2000年10月，双方通过对话确定了一系列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如建立北欧天然气管道，在莫斯科建立能源技术中心等。2001年10月，欧俄首脑会议探讨了欧俄之间电网同步联接的可能性。2004年1月，俄罗斯与扩大后的欧盟之间又启动了核材料贸易谈判，并就完善海上石油运输安全标准开展合作。俄乌在2008年年初的天然气纠纷，暴露出欧盟能源供应途径单一的隐患，使欧盟确保成员国的能源供应安全成为首要议题。对此，2006年能源绿皮书建议成立“欧洲能源供应观察机构”来监控欧洲的能源市场，并强调：俄罗斯是欧盟重要的能源供应国，与俄罗斯建立更加紧密的双边关系被定义为“一个巨大的飞跃”；其中首要是建立欧盟和俄罗斯的能源条款，同时争取能与俄罗斯达成能源特许条款和运输条约。
中亚环里海地区也是欧盟建造跨国能源大市场的战略重心之一。中亚被称为“冷战时代封存下来的宝贵财富”。据能源专家估计，即使不把里海的石油储量计算在内，中亚也是仅次于中东和西伯利亚的世界第三石油储存区，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能源库之一。预计到2010年和2020年，中亚原油的净出口能力分别可达4340～5450万吨及7580～7810万吨。欧盟把该地区看作是欧洲安全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欧盟的各种研究报告和文件中都多次提到“中部欧亚”(CentralEurasia)这个概念，在欧盟能源安全的远景战略规划中，环里海5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南高加索地区(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及伊朗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欧盟的能源安全战略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面临日益严峻的能源短缺问题，欧盟的能源危机意识非常强烈，对能源的管理措施和法令日益系统化；第二，欧盟对内非常重视能源市场的整合，重视发展能源工业、新能源和节能技术，采取“开发与节能并重”的思路；第三，欧盟对外关注对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尤其致力于实现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