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普遍服务 公共医疗卫生 经济法 法律调整 内容提要: 我国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发展失范所引致该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在根源上归结于：在价值层面是“普遍服务”理念的缺失，在机制层面则是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法因具备特有的赋权与限权的双重性质而成为调整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这一领域的重要法律，可以通过对现有经济法资源的整合，适用、制定、修订或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构造保障公共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实现“普遍服务”理念的法律规范体系，促进“普遍服务”理念的贯彻，推动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顺利进行。 一、“普遍服务”理念与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本文所称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包括具有普遍受众性的三个层次：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基本医疗保障。具体而言：“公共卫生”，按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是一门通过有组织的社区活动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和促进心理及躯体健康，并能发挥更具潜能的科学和艺术。它以“健康促进”为宗旨，范围包括：疾病预防和疾病控制、健康宣教，对食品、药品、公共环境卫生的监督管制等，并建立一套社会体制，保证每个公民均享有应有的健康与寿命，它是针对社区或者社会的措施。“基本医疗服务”，是指在医院进行的针对个人开展的有关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活动，不包括重大、疑难病症的诊治和个性化的特殊医疗服务。“基本医疗保障”，是指覆盖全部人口的医疗保险和针对特殊群体的医疗救助活动，不包括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上述三个层次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特性，其运行的宗旨是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健康，其有效提供依赖于政府的干预，需要经济法进行调整和保障。）要求的契合 “普遍服务”(Universal Service)一词是1907年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首次提出(One－net-work，One－policy，Universal Service)。1934年，美国《电信法》首次将“普遍服务”概念引入立法，并将之演绎为“尽可能为全体美国国民提供合理的价格、充足的设施，以享受快速、有效的国际或国内有线与无线通信服务”之内涵。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普遍服务和电信资费改革》报告中对“电信普遍服务”做出新的阐述：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以承担得起的价格享受电信服务，且服务质量和资费标准应一视同仁。世界电信联盟(ITU)在《1998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强调“普遍服务”包含可用性(Availability)、可购性(Affordability)和非歧视性(Equity)三个基本要素。由此可见，演绎后的“普遍服务”理念体现了对社会成员发展权的关怀，彰显了对社会公平的价值诉求，它包含两个层面的要求：一是在内容上，服务的普及一方面应使市场上每一个主体在支付对价后的需求均可得到满足，即具有量的可及性，另一方面应使市场上每一个主体能够支付得起相应的对价，并可获得持续而完整的服务，即具有质的可及性；二是在保障机制上，需要政府公权力的干预来约束市场主体克服利润最大化诉求的缺陷而向社会成员普适性地提供量与质相结合的服务。 近年来，因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形成了“教育鸿沟”、“医疗鸿沟”等社会不公平现象，“普遍服务”理念以其对社会公平的价值诉求开始被运用到人文社会建设当中，即借助政府的主导作用，整合公共资源和推行公共服务，让每一个社会成员在社会上能够拥有平等的生存、发展权利，为每一位公民提供最低生活支持、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等保障，让每一个社会成员在国土范围内任何地方，都能以可承受的代价享受到普遍提供的服务，防止群体间、区域间的现代化失衡与断裂，其关怀的对象从人的“生存权”向“发展权”扩张。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活动以恢复和维持人的健康为内容。根据《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的界定，健康是指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在自然法学派的眼里，健康权是先验的，人的健康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健康是人得以存在和繁衍的前提和基础，由此所形成的权利———健康权是人生存权的基本表现形式。世界卫生组织是第一个将健康作为人权加以规定的国际组织，1946年通过的《世界卫生组织章程》承认“享有能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此后，健康权被写入《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等国际性、区域性人权公约与文件以及各国宪法。从上述健康权演绎 的源流可以看出，它具有三个层次的属性及要求：一是作为一种自然权利，意味着每一个人必须受到一定水平的健康保护，其哲学基础在于生命面前人人平等这一事实；二是作为一种社会权利（社会权利(social right)指人的社会价值的积极肯定和充分发展的权利。包括生存权、劳动权、受教育权等。国家和政府不只是对这些权利作消极的承认和不侵犯，而是要采取积极的行动为这些权利的实现创设社会条件。(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编委会．魏定仁，龙显雷．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99．)），社会成员有依法从社会获得其基本医疗卫生条件的权利，并在这些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依法有向国家要求提供这些条件的权利，它体现出个人对于社会的依赖程度以及国家在个人权利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其2000年第14号一般性意见中就特别指出：在理解健康权的时候，要特别关注个人在享有健康权方面的非歧视和平等待遇，强调公平获得卫生保健和卫生服务的条件，国家对健康权的实现负有三种义务，即尊重的义务、保护的义务和实现的义务，并提出衡量义务落实情况的可获得性(availability)、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和可支付性(affordability)标准。(林志强．健康权的国家义务[J]．社会科学家，2006，(4)：94．)）；三是作为一种宪法意义上的权利，强调个人在享有健康权方面的平等和公正原则，这一诉求也就意味着政府对公民健康负有责任，即国家以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来保障公民所享有和应当享有的保持其躯体生理机能正常、精神状态完满并由此对社会适应的权利，否则就被视为违反了法律义务。 综上，以实现社会成员健康权为宗旨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人文社会普遍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权的属性及实现要求它所提供的服务达到量与质相统一，且不因社会成员的性别、年龄、收入等因素而有所差别，即瑞典学者卡尔耶所提出的“卫生公平”(“健康公平”)：服务的可及性相同；在相同情况下接受的治疗相同；按照需要进行治疗，而不管接受治疗的数量是否相同；健康水平相同(即结果相同)，并且这种“健康公平”需要借助一定的国家公权力的干预方能实现。可见，“普遍服务”理念与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要求是相契合的，前者应成为后者建立和发展的基本原则。 二、“普遍服务”理念的缺失：我国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发展失范的根源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非常重视发展卫生事业，在社会公益目标优先的价值取向指引下，强调“预防为主”、“全面覆盖”，重点干预成本低、效益好的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通过政府的统一规划、组织和大力投入，仅用占GDP的3%左右的卫生投入，就建立起了一个基本覆盖城乡居民、效率较高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大体上满足了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国民健康水平迅速提高，婴儿死亡率和人均期望寿命指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被一些国际机构评价为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典范。这一巨大成绩的经验就在于：定位于普遍性地提高社会成员的健康水平，强调社会公益目标的优先，且政府在公共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中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当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这一阶段主要实现的是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在量上的基本要求。 改革开放后，医疗卫生体制开始了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的被动性变革：(1)公共医疗卫生供给走商业化、市场化道路，包括公立医疗机构乃至公共卫生机构在内的所有医疗服务机构都成为了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利益主体，全面追求经济目标，公共卫生服务机构严重萎缩；(2)传统医疗保障制度瓦解，城镇企业职工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公务员、事业单位实行公费医疗制度，城镇居民则被排除在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外，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体制瓦解；(3)配合分税制改革，医疗卫生投入由中央统筹为主转向地方各级政府分级投入为主；(4)干预重点趋向追求经济利益，轻预防、重治疗，轻常见病和多发病、重大病，轻适宜技术、重高新技术。 上述改革在使医疗服务机构的医疗技术装备水平全面改善的同时也带来极为严重的消极后2－4：(1)公共医疗卫生事业费用投入严重不足，效率低下（虽然改革后我国卫生总费用、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的绝对额都在持续增长，但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总额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却在下降，从1980年的36．2%下降到2011年的17．1%，降幅超过50%。与此同时，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呈现快速增长势头，由1980年占卫生总费用的21．2%增长到2003年的55． 5%。由此可见，我国卫生总费用的不断增加是以政府支出降低、社会支出减少、个人被迫增加卫生支出和个人支出比例的急剧攀升实现的。而在OECD国家中，卫生总费用的绝大部分是由政府承担的，大部分国家政府承担比例都在70%以上，少于70%的只有6个国家。(张占斌．中国公共卫生政府投入及国际比较分析[J]．学习论坛，2009，(3)：43－44．)此外，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宽口径计算，我国卫生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和占GDP的比例均低于国际同类国家水平。以2002年为例，我国政府的广义卫生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仅为9．4%，占GDP的比重也只有2%，低于泰国(分别为11．8%和3．1%)、南非(分别为11．6%和3．5%)、哥伦比亚(分别为19．0%和6．7%)等很多同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比例，甚至低于蒙古(11．5%和4．6%)、坦桑尼亚(12．8%和2．7%)、海地(23．8%和3．0%)等一些低收入国家的水平。(Diane M．Learning from experience：Healthcare financing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Geneva：GlobalForum for Health Research，2007：53－58．)），“看病贵”问题突出；(2)公共卫生、基层医疗服务全面萎缩，医疗卫生资源向大城市、大医院集中，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降低，“看病难”问题突出；(3)医疗干预重点的转移，使得不同社会成员医疗卫生需求的实际被满足程度因收入差距而严重地两极分化（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列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4位。(刘激扬．公共卫生资源公平配置的伦理学研究[D]．中南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52．)），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下降；(4)医疗保障覆盖面太小，致使四成以上的城镇人口和近80%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5)医疗资源的不均衡以及过度的市场竞争、政府干预的淡出加剧了医患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加之医、药运营体制导致的“医药共谋”，使得患者的“弱势”地位突出。 上述表明，在我国已往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改革过程中，过分追求了商业化、市场化带来的竞争效益，忽略了“健康权”的基本属性和实现要求，忽略了公平价值诉求在该领域的重要意义，忽略了国家在实现“健康公平”中的义务和责任，其结果是不仅影响到国民健康，也带来诸如贫困、公众不满情绪增加、群体间关系失衡等社会问题。导致这种结果的根源就在于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构建和运行背离了“普遍服务”理念，致使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在量与质的规定性上的缺失。因此，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应重塑并坚决贯彻“普遍服务”理念，追求社会成员健康权在量与质上相统一的规定性，真正发挥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对生存权的保障功能，实现健康公平。 三、“普遍服务”理念的贯彻：经济法调整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法理 前述我国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改革的失范，在表面上是商业化、市场化导向的偏差，但实质上是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政府失灵是关键和重点。因此，笔者也将从对二者的矫正上来寻找法律的应对。(一) 政府失灵 政府失灵，是指政府在市场上为某一行为时，不能达到预期的社会公共目标，或者是损害了市场的效率。根据公共管理学理论，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是为社会提供充足而适宜的公共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失灵的一种表现就是“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没有充分履行职责，许多应由政府供给的公共产品生产与提供不足，或者政府轻言放弃一些本应由政府生产和提供的公共产品。”所谓公共产品，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给出了经典定义：“每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不会造成其他人消费的减少。”[11]萨缪尔森是从消费的“非竞争性”来定义公共产品的。而张五常则从生产或供给的角度以及私人供给公共产品的困难角度强调，“公共产品”不是“共用品”，更不是“公共财产”，公共产品的唯一特征是边际费用等于零，公共产品应当由政府提供。有的西方教科书把公共产品定义为“私人不愿意生产或无法生产而由政府提供的产品或劳务，……包括国防、公共保健、社会保障等。”[12]据此可以得出，公共产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等三个特性，并根据这些特性的完备程度可以分为两类：(1)纯公共产品，即同时具备上述特性，消费者不愿也无法为它支付费用，继而生产者不愿提供的产品。这部分产品， 政府有义务、有责任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2)准公共产品，即只具备上述某两种特性，而另一特性不显著的产品。此类产品由政府和市场主体混合提供。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也有投入－产出的过程，具有产品的属性，大体可分为四类[11]42：(1)疾病监测、疫情防控、健康教育、公共卫生课题的科学研究、环境卫生等项目，这类产品在消费上没有排他性，也没有竞争性和分割性，消费者不愿、也无法为它支付费用，因而具有纯公共产品的特性；(2)儿童计划免疫、结核病及其他恶性传染病的防治等项目，这部分产品属于个人消费品，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但没有竞争性，在市场上基本无利可图，外部效益明显，因而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3)基本医疗消费品和基本医疗保险，这部分产品由于医疗、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等不确定性因素的普遍存在，单凭自愿、自发、自控的市场化运作，无法有效地保障老年人、低收入或无收入的人群、重病患者等群体的产品供给，需要政府介入供给，从而具备了一定的准公共产品的属性；(4)重大、疑难病症的诊治和个性化的特殊医疗服务等项目，这些产品系针对个人提供，性质上属于私人物品。由此可见，大部分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根据卫生经济学理论：“由于医疗服务和保险属于特殊商品，而且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即使在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医疗领域也是政府干预最多的领域”[13]。自由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巴尔在其著作《福利国家经济学》中也指出，由于疾病风险的不可预测性和医疗保健市场的特殊性，政府介入医疗保健事务将会更有效、更合理[14]。因此，政府应承担起提供公共卫生、基本医疗保险等公共物品的责任，并有必要对医疗市场通过自由竞争分配医疗资源的结果进行干预，使公共医疗卫生资源真正成为人人普遍能享受的产品，促进健康权的实现。 目前，各国大多根据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特殊性，运用公共机制，通过政府对上述领域进行干预或采取由政府直接提供医疗公共产品的方法，实现承担国家责任的目的。而我国却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弱化了政府提供公共医疗卫生产品的职能，将这类产品交由市场竞争机制来决定供给，前述存在的公共医疗卫生事业政府投入不足、医疗资源可及率低、分布不均、医疗保障覆盖面窄等问题，正是政府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产品供给不足的后果，是“政府失灵”的集中体现，它所丧失的是“普遍服务”理念在量上的规定性，导致许多社会成员无法得到应有的医疗卫生服务（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在一次宏观经济与健康的研讨会上提出3个对我国卫生改革与发展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政府对贫困人群的医疗覆盖的作用。政府应该保证贫困人群对基本医疗服务，尤其是公共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所有人都应该可以同等地获得基本医疗服务。第二，政府在医疗保险中的作用，政府要考虑怎样防止人们因为一些疾病和突发事件而变得贫困。第三，明确政府在公共卫生服务中的作用。(Anil B．Deolalikar．The de-mand for health service in a developing country：the role of price，servicequality，and reporting of illness，Handbook of Applied Economic，2000：44．)）。因此，借鉴国外干预公共医疗卫生市场的方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干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健康权，已刻不容缓。 (二)市场失灵 所谓市场失灵，是指价格体系的不完备性，它阻碍资源的有效配置，主要表现为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不完全竞争。我国公共医疗卫生服务领域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市场失灵问题，主要表现为： 1．信息不对称。指信息在交易主体之间的分布不均匀，其中，一方被称为信息优势主体，另一方被称为信息劣势主体[15]。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1963年在其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经济学》中论述医疗市场的特征时指出，“医疗市场中医患双方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从而使购买医疗服务出现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16]。处于信息劣势的患者陷于被动接受治疗的境地，一切只能听从医方的安排，在医疗机构营利性目标的影响下，往往无法获得与病情相对应且必要的、保证质量的医疗服务，久之则导致医疗市场中常见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在我国，一些医疗机构为追求经济效益，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地位为患者提供大力的过度服务，甚至不惜损害患者的健康（参见练学辉．住院67天花掉550万元[N]．南方日报，2 005－12－1(7)．）。 2．医药共谋带来负外部性。所谓“外部性”，主要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是在有关各方以价格为基础的交换中发生的，因此其影响是外在的。如果给旁观者带来的是福利损失(成本)，可称之“负外部性”；反之，如果给旁观者带来的是福利增加(收益)，则可称之“正外部性”。目前，我国由于政府在医疗领域投入的减少，医疗机构形成了“以药养医”的盈利模式，加之多层次的医药流通体制，使得药品、医疗器械价格居高不下，患者往往无法获得使用那些高性价比的医疗手段，在“挤出效应”的作用下退出医疗服务领域。 3．医疗市场竞争不完全。由于前述医疗干预重点选择的偏差，我国80%的医疗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其中80%又集中在大医院，多数小医院、社区医院因无力与大医院的人力、技术和设备优势抗衡，已经基本失去消费者的信任和同大医院竞争的能力，医疗机构两极分化严重，而患者则成为医疗市场竞争不完全代价的最终承担者，为被垄断的医疗服务支付高额医疗费。 由此可见，在公共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由于市场的失灵，即使那些能够接受到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社会成员所得到的服务也是不全面、不完整甚至是不完全合理的，即缺失了“普遍服务”理念在质上的规定性，需要完善相关法律进行纠正。 综上所述，“普遍服务”理念的缺失导致我国公共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一方面需要运用国家干预手段直接或间接改变公共医疗卫生主体的权利义务分配，减轻或消除市场失灵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需要赋予国家提供适宜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产品的义务，并对其干预市场的行为进行规制。对此，植根于市民社会、以保护私权为宗旨、强调自由平等、意思自治的民法和肇源于国家管理、强调命令与服从的行政法均无法单独地、全面地胜任这一调整任务。而这种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恰恰构建了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经济法的逻辑起点[17]，使其成为非常合适解决公共医疗卫生领域相关问题的法律，理由主要有二： 一是从法律调整的功能来看，经济法具备调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功能。由于市场失灵问题的存在，需要国家的干预以弥补市场的固有缺陷，这是经济法肇端的经济机理。但政府如同其他一般组织也存在理性有限，会出现“政府失灵”，主要表现为政府缺位、越位和错位等形态。现代经济法在赋予政府干预市场权力的同时，也对其进行约束：既设置干预的边界，防止政府干预权力的滥用，纠正政府越位、错位的问题，让市场能发挥其应有的资源配置功能，也设置义务和责任，敦促政府履行相关职责，解决政府缺位的问题。故经济法特有的赋权与限权双重性质可以将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一方面强化政府在公共医疗卫生体制中的责任，加强政府在制度、规划、筹资、服务、监管等方面的职责，维护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促进社会公平。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高医疗卫生运行效率、服务水平和质量，促进公共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保持该市场长期稳定和均衡发展。 二是从价值取向来看，健康权的实现依赖于实质公平的价值诉求。目前对健康公平的界定大致分为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两种观点，前者认为“健康公平即是指所有社会成员均有机会获得尽可能高的健康水平，这是人类的基本权利。”[18]后者则认为“健康公平指不同收入、种族、性别的人群应当具有同样或类似的健康水平，各健康指标如患病率、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期望寿命等的分布在不同人群中应无显著差别，健康状况的分布不应该与个人或群体的社会经济属性有关。”[19]由于社会成员间的身体条件与经济社会地位必然存在差异，其追求健康公平的起点差异是绝对存在的。因此，笔者以为，健康权作为人得以生存和繁衍的基本人权的属性决定了它并非一种宣示性的权利，不能仅仅赋予社会成员追求健康的机会，而应强调在结果上是否获得了相当的健康水平，因为这种机会在现今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下往往会因健康起点的差异而成为空中楼阁。WHO和SIDA(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结构)在1996年的倡议书《健康与卫生服务公平》中将健康公平界定为“健康福祉的分配以需要为导向，而不是取决于社会特权和收入差异”[20]，即倾向于从结果公平的视角来界定健康公平，而这恰好契合了经济法视域中的实质公平的内涵。因为“经济法上的公平，是在承认经济主体的资源和个人禀赋等方面差异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种结果上的公平，即实质公平”[21]，“经济法对公平的关怀更趋实质，将分配公平引入自身的价值体系，在认同分配差距所具有的经济意义上的合理性， 更兼顾社会意义上的合理性，体现出法律不同于经济学的人文关怀特性。”[22] 四、“普遍服务”理念的实现：经济法调整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路径 200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相继出台。前者提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后者提出重点抓好五项改革：一是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二是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三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四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五是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通过这些方面的改革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述文件的核心精神是要“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是“普遍服务”理念在公共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从理念到体制的重大变革。这一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借助法制建设的保障。根据前述我国公共医疗卫生服务领域中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特征，“普遍服务”理念的贯彻需要营造两个层面的制度环境：一是政府的主导(解决政府失灵问题)；二是市场的基础(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由此，经济法对其调整也应着眼于此，通过对现有法律资源的整合，适用、制定、修订或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构造保障公共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实现“普遍服务”理念的法律规定体系。具体而言，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法律制度： (一)解决政府失灵的法律制度 1．卫生基本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卫生立法工作日益得到重视，相继制定和颁布《传染病防治法》、《母婴保健法》、《职业病防治法》等多部公共卫生法律，国务院先后制定和颁布《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配套法规，卫生部也颁布了涉及传染病、食品、灾害医疗救援、职业危害事故预防等百余个部门规章，公共医疗卫生立法初具规模，但仍存在着卫生法制体系不完善、法律规范不统一等诸多问题，2003年上半年SARS的流行就充分暴露了这一点。因此，为系统、有效地推进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首先应制定一部《卫生基本法》，统率公共医疗卫生法制体系。目前，已有不少国家或地区，如法国、芬兰、澳大利亚、肯尼亚等制定了卫生基本法[23]。我们应借鉴国外立法，在《卫生基本法》中确认政府、公共医疗卫生机构、公民等主体在预防、医疗、保健、康复、健康等活动领域中开展公共医疗卫生活动的方针、政策、基本原则，各类主体的基本权利义务规范等，为规范国家干预公共医疗卫生领域的行为，保障公民在公共医疗卫生领域的“普遍服务”权利获得、实现提供基本法律依据。 2．财政法律制度 如前所述，政府投入的缺失是造成公共医疗卫生领域现存问题的主要原因，而这又与我国财税体制直接相关。因此，应结合我国财政法律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来解决政府投入问题。笔者以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需要增加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但更应强调中央政府的投入和调控作用；增加的投入既要投给供方，也要投给需方，供需兼顾。具体而言，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确保投入公共医疗卫生领域的资金能落实到位。财政转移支付，就是财政资金在政府间的转移或流动，按照是否规定资金的用途，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形式：有条件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无条件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根据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地方公共医疗服务投入主要由各级地方财政支出，但因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及财政预算约束乏力，一些地区特别是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公共医疗服务到位资金少之又少（以卫生事业费为例，地方财政承担95%以上，中央财政只负担2%～4%左右。而在各省的卫生支出中，省级财政一般承担不足15%，而市级、县级和乡镇财政分别承担了30%，50%和5%。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许多县、乡财政只是“吃饭财政”，根本无力承担本地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卫生支出责任，进一步加大了城乡医疗卫生服务的不平等。(耿瑛，等．增加政府投入提高医药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J]．中国卫生经济，2009，(3)：14．)）。因此，必须增加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于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而在现有分税制的体制下，这一目标主要通过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来实现。一般转移支付是实现政府间纵向和横向财力均衡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平衡手段，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转移支付法，实践中主要适用国务院《 2002年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具体而言，应该尽快废止税收返还这种落后的转移支付方式，取消旧体制延续下来的上缴和补助，通过立法确定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财政法律地位，从而将一般性转移支付常态化，并通过立法程序将资金来源、支付办法、资金用途等明确规定下来，以便于地方政府预测财政收入的进项。对于专项转移支付，应明确公共医疗卫生专项转移支付系法定的财政拨款的性质，完善拨款的标准和程序以及违反拨款义务的法律责任，通过程序约束和舆论监督，规范专项转移支付的运行。（2010年1月8日，胡锦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世界主要国家财税体制和深化中国财税体制改革进行的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表示，要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规范专项转移支付，提高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加快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EB/OL][2010－03－10].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10/01－09/2063383．shtml．)） 二是完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根据《政府采购法》第2条的规定，政府采购是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是政府遵循市场的基本原则最有效地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重要途径。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卫生系统：改善和成效》的报告中提出了将战略性购买作为主要的改革策略[24]。欧洲一些国家也已经从卫生服务的中央集权管理模式转变成基于卫生服务提供与需求分离的购买模式。我国也已在部分地区开展购买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试点，并取得一定成效。可以预见，这一模式将成为政府投入资金和监管公共医疗卫生领域的常态机制。因此，笔者以为，应在《政府采购法》的基础上，制定《政府采购公共医疗服务细则》，具体规定(包括但不限于)：政府对公共医疗服务投入的责任；政府采购公共医疗服务产品的程序(如对公共医疗服务产品的采购主体、采购范围、采购程序、采购方式及管理等)；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产品的范围和内容；采购绩效评价体系；监督管理机构及职责；法律责任等。 3．医疗保障法律制度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医疗保障制度是以“城乡二元”社会分割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覆盖面非常狭窄。由于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是实现公共医疗卫生领域“普遍服务”的前提和基础，因此，笔者以为，应改变原来以“城乡二元社会”为基础分而治之的政策模式，进行统一立法，一方面可以节省立法资源，另一方面可以保证法律规定性的统一。具体而言，鉴于《社会保险法》已经出台，国务院可以制定《基本医疗保障条例》，确立“普遍服务”、“社会公平”的基本原则，确立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医疗救助共同组成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分别覆盖城镇就业人口、城镇非就业人口、农村人口和城乡困难人群。此外，还应对基本医疗保险的对象、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筹资模式、运营和监督、行政管理体制、医疗救助、不同对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之间的衔接等问题进行规定，从而充分体现“普遍服务”理念，实现“普遍服务”量与质的统一。 (二)解决市场失灵的法律制度 1．信息公开法律制度 信息公开是指拥有信息优势的市场参与者或政府等其他信息拥有者向市场参与的相对方或社会公众公开其有关信息，以使市场参与者在信息相对完全化、对称化的前提下实施市场行为，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一种制度安排[25]。鉴于公共医疗服务机构因专业性极强而拥有信息优势以及政府因公权力获取信息的成本较低的原因，笔者以为，可以通过国务院或卫生部制定《公共医疗卫生领域信息公开规则》，从公共医疗卫生机构和政府两方面规范信息提供的义务和责任：(1)赋予公共医疗机构信息说明的义务。该义务又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向社会公开普适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种类及收费标准、医生和护士基本情况、常见病症的基本表征等等。二是向患者公开个别性信息，包括患者基本情况、主治医生和主管护士基本情况、病症表征、检查项目和结论、处方和医嘱、单项费用与总费用详细清单等项目，从而使隐蔽信息公开化以达到消除信息不对称负面影响、切实保护患者权益的目的[26]。(2)规定政府直接提供相关信息的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公共医疗机构的分布及综合评价；公共卫生的服务项目内容；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知识；每种医疗服务平均的实际耗费，并根据地 区差异、工资水平差异和医院资质差异制定出医院的指导性收费标准；基本药物目录等。2009年8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2009版)、《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暂行)》同时，标志着我国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工作正式实施。同年10月，卫生部又《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09年版)》。这些都是我国在公共医疗卫生领域践行信息公开的有益尝试。 2．竞争规制法律制度 竞争规制法律制度着眼于市场主体竞争行为的规制，消除破坏市场竞争机制正常运作的各类因素，保障市场主体在自由、公平的市场环境中开展竞争。针对我国公共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存在的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导致各大医院实施限制竞争的行为，以及通过商业贿赂形成“医药共谋”等反竞争的问题，笔者以为，应积极运用经济法体系中的竞争规制法律来恢复医疗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并促使市场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提高医疗资源总体利用率。就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而言，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主体的“禁止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定，严厉打击医药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理顺药品价格形成机制，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为主体的“禁止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的法律规定，规范医药领域的广告宣传行为。就反垄断法律制度而言，应尽快制定《反垄断法》的《实施细则》，增强可操作性，有效地规范医疗机构出现的垄断或限制竞争的行为。 注释: James Alleman．Paul N．Rappoport＆Dennis Welle，UniversaI Service：the Poverty of Policy，71 Col．L．Rev 849，860．(2000)． 阎海．普遍服务的法理与制度———发展权视域下的重构[G]//李昌麒，主编．经济法论坛(第4卷)．北京：群众出版社，2007：460． 何晓行．电信普遍服务的法律规制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1． 马进．保障生存权与构建人文社会普遍服务的根基[J]．广西社会科学，2006(12)：151． 罗斯•霍恩．姜学清，译．现代医学批判———21世纪的健康与生存[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1． 杜承铭，谢敏贤．论健康权的宪法权利属性及实现[J]．河北法学，2007(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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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湾移民新村全村有228户，总人口1150人，其中男性591人，女性559人，男女比例大约为1.06。
(一)宋湾村医疗机构数量及辐射区域
(1)村级卫生室。该村有一个卫生室，接待能力在五人以内，同时也对外开放。主要辐射区域除本村外还有邻近村庄，一般在2～3公里的范围。(2)私人卫生所。主要是持有医师资格证的人开办的私人卫生所，这种性质的卫生所虽然对外开放，但是由于区域的局限性，主要辐射区域为本村范围内，该村之前有一家私人卫生所但目前已经关闭，所以宋湾村没有私人卫生所。邻村有一家私人卫生所，平时也会有少量宋湾村人去看病就医。该村卫生室有一名村医，他是从部队退伍多年的卫生员，不具备专业的医学知识，虽然了解范围较广，但大多方面不够专业，主要治疗日常生活中的小病，如:感冒、发烧、腹胀及简单的伤口处理等。护士一职基本由村医兼职或者由其家庭成员不定时兼任，他们并不具备基本的护理能力，因此，宋湾村卫生室的护理人员为0人。
(二)卫生室及硬件配备状况
医疗室包括药房、观察室、诊断室、治疗室、值班室总面积50平方米，内部主要放置桌子、椅子、放药支架、病床以及电视机、空调等电气设备。卫生室没有任何大型医疗设备。中小型医疗设备种类十分有限。主要包括:血糖监测仪、体重身高测量器、血压计。日常小型医疗工具如温度计、听诊器等较为齐全。
(三)药品配置状况
卫生室里的药品主要是一些日常用药，完全以西药为主，包括治疗感冒、发烧、咳嗽，以及用于消炎、降血压、降血脂等方面的药物，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注射类常用药。药品数量有限，适用人群以成年人为主，老年人及儿童用药较少。
(四)资金来源状况
第一，村医转移支付。村医出钱将所购药物买回，然后从看病开药的费用中拿回属于自己的部分，同时获得自己的劳动报酬，以此作为村卫生室的首批主要周转资金。第二，国家或政府拨款。这部分资金是由政府提供用于改善农村基本医疗状况。这部分资金十分有限，同时也很难到位，容易被政府部门转用于其它方面。通过与村医谈话得知政府部门提供给本村的资金虽然已经公布但是并没有到位。第三，本村投入。本村投入的资金并不是直接用于看病或购置药物而是以实物的形式配给卫生室免费使用。
二、宋湾移民新村医疗资源存在的问题
(一)医护人员短缺，诊疗方法落后
移民新村有崭新的硬件设备，比附近其它村子硬件设备要好得多，但村医仍然是原来的村医，没有新补充的技术人员。村医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也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靠自身学习和积累的经验进行诊治，因此对药量的控制和药品的配置不够科学准确。他的知识结构陈旧，获得培训机会很少，对急性和慢性病人的处置欠规范，甚至可能拖延最佳治疗期限使病情加重。村民们只在村里看一些头疼发热的小病，严重一点的疾病去县城医院就医。新村卫生所的护理人员都由村医的儿子和其他家庭成员临时担任，家庭成员的所有诊疗知识都来自于村医的口头传授，在自己劳动之余，帮助村医护理病人。移民新村中医生的待遇不高，没有充足的资金保障，因此，村医年龄已经偏大，也没有合适的继任者。
(二)床位数量有限，使用紧张
新村卫生室原本只有一个床位，是医生自己配置，搬入移民新村之后，村里给卫生所配置了两个床位，2012年，全国每千人平均床位为3.05，但宋湾村只有1.74。紧张的床位严重影响到卫生室的服务接待能力，特别是冷暖交替的季节，生病就诊率比平时高，床位紧张状况更加突显。过度的床位紧张会造成病人临时外流，这将不利于流行性传染病的防治工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减小了本村的压力，但必将增加社会整体的防疫投入，从整体角度看弊大于利。平时床位使用率较低，但每当流行性传染病较多的月份床位使用率最高，因此每年都会出现一段时间床位空闲而另一段时间床位紧张的尴尬局面。
(三)医疗设备短缺，缺乏维护
移民新村里，大型医疗设备一直是空白，中小型医疗设备种类有限，例如打吊针的挂吊瓶的支架，病人的病床，小孩子吃药时候可以把药磨碎的小电器等，都是移民新村建设时候新添置的。在没有移民的时候，原来的村医疗室比这个简陋，这些设备也是没有的。但日常必备的医疗工具使用频率最高，因此这些医疗工具的受损程度较高，再加上这些工具使用时间过长，缺乏必要维护，精准程度已经不能保证。这会影响到村医对病情的判断，容易造成误诊甚至酿成严重的医疗事故。村民缺乏疾病防治和自我诊断的知识，大多数患者都是感觉身体出现较严重的症状时才到大医院检查，村卫生所必要医疗设备不全或者不准确，会给患者带来更大的痛苦也必然增加病人的经济负担。
(四)药品种类有限，数量不足
药品种类配置不够合理，适宜各年龄段适用的药物分配不够科学，儿童、老年人、高发病症药品严重不足，而这些人群抵抗能力最差，村卫生所没有适宜的药物，这给他们的正常生活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甚至让他们的处境十分危险。
(五)医疗资源缺乏协调
新村的移民大都集中在南阳市淅川县，该县位于豫鄂陕三省七县(市)结合部，地理环境大体为七山一水二分田，村民世代以务农为主，依然保持着厚重的乡土文化这种时代积淀下来的文化，一方面使乡土社会更加稳定，另一方面使村民与外部社会适应困难。移民新村的卫生所资源有限，例如村卫生室的床位，平时床位使用率较低，但每当冷暖交替的季节，或流行性传染病较多的月份床位使用率最高，因此每年都会出现一段时间床位空闲而另一段时间床位紧张的尴尬局面。由于村里药品的购买和配置都要由村医自己出钱购买，仅仅依靠国家所拨付的有限的工资，明显不能保障药品的种类和数量。尤其一些价格较高的药品，更加难以保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非自愿性移民到迁入地后，明显表现出种种不安与不适应，移民新村的村民们与外部社会接触较少，生活相对隔离，没有和迁入地的居民建立密切的联系。村卫生所也没有和其他相邻卫生所积极地展开沟通协作，医疗资源不能合理协调共享。
(六)医疗资金来源单一
过于单一的资金来源必然影响农村医疗资金的筹集，就宋湾村而言，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村医支付，政府的补助资金不过是杯水车薪，并且发放困难。根本解决不了资金紧张状况。村医在救死扶伤之余，还要解决自己的生存和报酬问题。因此村医在决定资金用途时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使一些重要但资金紧缺的项目留置，另外一些村医不能治疗的疾病，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村医也可能大胆地治疗，给村民的健康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这将大大制约移民新村医疗水平的改善和更好发展。
三、针对宋湾移民新村医疗资源存在问题的建议
(一)加强对村医的管理和农村医疗队伍的发展
提高移民新村医护人员专业化水平。村医全科化、专业化是必然趋势。只有对村医进行定期考核和培训才能了解村医的诊疗水平是否跟进，能否适应农村不断提高的医疗需求水平，根据考核结果，对不合格的村医进行必要的培训，使他们不至于在社会整体医疗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固步自封，落伍于医疗队伍。解决好农村执业(助理)医师的编制和待遇，切实维护好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切身利益，将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切实提高村医的工作积极性。
(二)实现床位的合理配置与利用
床位是衡量一个医疗机构服务接诊能力的重要指标，农村卫生室床位数量参差不齐，有的剩余有的不足，只有根据每个村的人口多少和大病人数合理配置床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床位紧张状况。如果可以使邻近村庄的床位实现资源共享并形成医疗规则将大大缓解部分农村床位不足的压力。
(三)完善并提高药物的可及性
1.提高基本药物的可及性基本药物是那些满足大部分群众的卫生保健需要，在任何时候均要保持足够的数量和剂量，并使其价格能被农村老百姓承受得起。提高基本药物的可及性，即人人可以承担的价格、安全地、实际地获得适当、高质量的药品，并方便地获得合理使用药品的相关信息。2.加快推进药品价格统一性、合理性药品价格受到生产成本和市场状况的影响，不同的地方价格差异较大，要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借助市场和政府的力量将药品价格控制在统一的范围内，而且要特别照顾农村的经济条件和地域限制，将农村药价合理的加以调整。
(四)逐步推进医疗设备的优化配置
医疗设备的检测结果是医生判断病情的重要依据，适当为新村卫生室配备各型医疗设备。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第一，由县乡两级卫生机构逐渐将自己的一些医疗设备下分到农村或者由卫生部门统一采购统一配备给村卫生室，并将这些设备作为国家财产登记。第二，由上级卫生机构与财政部门结合为农村购买医疗设备，然后每年从收费中扣除一部分先行偿还直到全部还清，这些财产划归村集体所有。第三，吸引社会资金购买医疗设备，然后每年从中抽成，抽成比例不得超过该医疗设备收费总额的30%，以免抽成过高影响农村医疗卫生的整体发展，抽成总额不得超过购买资产的150%，之后该财产所有权归村卫生室所有。
(五)促进交流融合，共享医疗资源
新村移民已经百分之百加入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可以帮助移民减轻家庭负担，解除后顾之忧。因此精神上的孤单无助是移民面临的一个更紧要的问题。加强移民与本地文化交流，强化移民对当地村民文化的认同。移民在与当地居民交流的过程中，学习了解当地文化，自觉调节原有文化和当地文化的冲突，最终促进移民和本地居民文化的融合。如新村在2011年新春之际举办的文化晚会中，当地的旱船文化令移民耳目一新，移民新村的村干部登台演唱也令当地居民备感亲切。当地居民的行为被移民认同后，移民的心理芥蒂就会减弱，进而增加了两地居民的认同感。在当地政府和新村干部的组织下，移民和当地居民的交流不断加深。如在农忙时相互之间借农具时常发生。在生病治疗的时候，可以互相分享医疗信息等资源，这种相互之间的帮助大大提升了移民和当地村民之间的相互认同，为医疗资源的协调打基础。例如新村卫生所床位不足问题，可以使邻近村庄的床位实现资源共享并形成医疗规则将大大缓解床位不足的压力。新村卫生所和邻近村庄卫生所协调配药，保证基本药物是能够满足大部分群众的卫生保健需要，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保持足够的数量和剂量，并使其价格能被农村人口承受得起。
(六)实现资金来源渠道多源化
1 总 则 l.1 编制目的 保障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以下简称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各项医疗卫生救援工作迅速、高效、有序地进行，提高卫生部门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反应能力和医疗卫生救援水平，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健康危害，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l.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突发公共事件所导致的人员伤亡、健康危害的医疗卫生救援工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按照《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执行。 1.4 工作原则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属地管理、明确职责；依靠科学、依法规范；反应及时、措施果断；整合资源、信息共享；平战结合、常备不懈；加强协作、公众参与。 2 医疗卫生救援的事件分级 根据突发公共事件导致人员伤亡和健康危害情况将医疗卫生救援事件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级。 2.1 特别重大事件（Ⅰ级） (1)一次事件出现特别重大人员伤亡，且危重人员多，或者核事故和突发放射事件、化学品泄漏事故导致大量人员伤亡，事件发生地省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请求国家在医疗卫生救援工作上给予支持的突发公共事件。 (2)跨省（区、市）的有特别严重人员伤亡的突发公共事件。 (3)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确定的其他需要开展医疗卫生救援工作的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 2.2 重大事件（Ⅱ级） (1)一次事件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其中，死亡和危重病例超过5例的突发公共事件。 (2)跨市（地）的有严重人员伤亡的突发公共事件。 (3)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确定的其他需要开展医疗卫生救援工作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 2.3 较大事件（Ⅲ级） (1)一次事件出现较大人员伤亡，其中，死亡和危重病例超过3例的突发公共事件。 (2)市（地）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确定的其他需要开展医疗卫生救援工作的较大突发公共事件。 2.4 一般事件（Ⅳ级） (1)一次事件出现一定数量人员伤亡，其中，死亡和危重病例超过1例的突发公共事件。 (2)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确定的其他需要开展医疗卫生救援工作的一般突发公共事件。 3 医疗卫生救援组织体系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在同级人民政府或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机构的统一领导、指挥下，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协调一致，共同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做好突发公共事件的医疗卫生救援工作。 医疗卫生救援组织机构包括：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成立的医疗卫生救援领导小组、专家组和医疗卫生救援机构［指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包括医疗急救中心（站）、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化学中毒和核辐射事故应急医疗救治专业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卫生监督机构］、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 3.1 医疗卫生救援领导小组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成立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领导小组，领导、组织、协调、部署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医疗卫生救援工作。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卫生应急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 省、市（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成立相应的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领导小组，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工作，承担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的组织、协调任务，并指定机构负责日常工作。 3.2 专家组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组建专家组，对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工作提供咨询建议、技术指导和支持。 3.3 医疗卫生救援机构 各级各 类医疗机构承担突发公共事件的医疗卫生救援任务。其中，各级医疗急救中心（站）、化学中毒和核辐射事故应急医疗救治专业机构承担突发公共事件现场医疗卫生救援和伤员转送；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卫生监督机构根据各自职能做好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工作。 3.4 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在突发公共事件现场设立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现场医疗卫生救援工作。 4 医疗卫生救援应急响应和终止 4.1 医疗卫生救援应急分级响应 4.l.1 Ⅰ级响应 (1)Ⅰ级响应的启动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启动医疗卫生救援应急的Ⅰ级响应： a．发生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国务院启动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b．发生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国务院有关部门启动国家突发公共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c．其他符合医疗卫生救援特别重大事件（Ⅰ级）级别的突发公共事件。 (2)Ⅰ级响应行动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关于医疗卫生救援特别重大事件的有关指示、通报或报告后，应立即启动医疗卫生救援领导小组工作，组织专家对伤病员及救治情况进行综合评估，组织和协调医疗卫生救援机构开展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导和协调落实医疗救治等措施，并根据需要及时派出专家和专业队伍支援地方，及时向国务院和国家相关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机构报告和反馈有关处理情况。凡属启动国家总体应急预案和专项应急预案的响应，医疗卫生救援领导小组按相关规定启动工作。 事件发生地的省（区、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指挥下，结合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组织、协调开展突发公共事件的医疗卫生救援。4.1.2 Ⅱ级响应 (1)Ⅱ级响应的启动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启动医疗卫生救援应急的Ⅱ级响应： a．发生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省级人民政府启动省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b．发生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省级有关部门启动省级突发公共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c．其他符合医疗卫生救援重大事件（Ⅱ级）级别的突发公共事件。 (2)Ⅱ级响应行动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关于医疗卫生救援重大事件的有关指示、通报或报告后，应立即启动医疗卫生救援领导小组工作，组织专家对伤病员及救治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同时，迅速组织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队伍和有关人员到达突发公共事件现场，组织开展医疗救治，并分析突发公共事件的发展趋势，提出应急处理工作建议，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机构报告有关处理情况。凡属启动省级应急预案和省级专项应急预案的响应，医疗卫生救援领导小组按相关规定启动工作。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对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的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工作进行督导，根据需要和事件发生地省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请求，组织国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队伍和有关专家进行支援，并及时向有关省份通报情况。 4.1.3 Ⅲ级响应 (1) Ⅲ级响应的启动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启动医疗卫生救援应急的Ⅲ级响应： a．发生较大突发公共事件，市（地）级人民政府启动市（地）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b．其他符合医疗卫生救援较大事件（Ⅲ级）级别的突发公共事件。 (2) Ⅲ级响应行动 市（地）级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关于医疗卫生救援较大事件的有关指示、通报或报告后，应立即启动医疗卫生救援领导小组工作，组织专家对伤病员及救治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同时，迅速组织开展现场医疗卫生救援工作，并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机构报告有关处理情况。凡属启动市（地）级应急预案的响应，医疗卫生救援领导小组按相关规定启动工作。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卫生救援较大事件报告后，要对事件发生地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工作进行督导，必要时组织专家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并适时向本省（区、市）有关地区发出通报。 4.1.4 Ⅳ级响应 (1) Ⅳ级响应的启动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启动医疗卫生救援应急的Ⅳ级响应： a．发生一般突发公 共事件，县级人民政府启动县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b．其他符合医疗卫生救援一般事件（Ⅳ级）级别的突发公共事件。 (2) Ⅳ级响应行动 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关于医疗卫生救援一般事件的有关指示、通报或报告后，应立即启动医疗卫生救援领导小组工作，组织医疗卫生救援机构开展突发公共事件的现场处理工作，组织专家对伤病员及救治情况进行调查、确认和评估，同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机构报告有关处理情况。凡属启动县级应急预案的响应，医疗卫生救援领导小组按相关规定启动工作。 市（地）级卫生行政部门在必要时应当快速组织专家对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进行技术指导。 4.2 现场医疗卫生救援及指挥 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队伍在接到救援指令后要及时赶赴现场，并根据现场情况全力开展医疗卫生救援工作。在实施医疗卫生救援的过程中，既要积极开展救治，又要注重自我防护，确保安全。 为了及时准确掌握现场情况，做好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工作，使医疗卫生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有关卫生行政部门应在事发现场设置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主要或分管领导同志要亲临现场，靠前指挥，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决策效率，加快抢救进程。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要接受突发公共事件现场处置指挥机构的领导，加强与现场各救援部门的沟通与协调。 4.2.1 现场抢救 到达现场的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队伍，要迅速将伤员转送出危险区，本着“先救命后治伤、先救重后救轻”的原则开展工作，按照国际统一的标准对伤病员进行检伤分类，分别用蓝、黄、红、黑四种颜色，对轻、重、危重伤病员和死亡人员作出标志（分类标记用塑料材料制成腕带），扣系在伤病员或死亡人员的手腕或脚踝部位，以便后续救治辨认或采取相应的措施。 4.2.2 转送伤员 当现场环境处于危险或在伤病员情况允许时，要尽快将伤病员转送并做好以下工作： (1)对已经检伤分类待送的伤病员进行复检。对有活动性大出血或转运途中有生命危险的急危重症者，应就地先予抢救、治疗，做必要的处理后再进行监护下转运。 (2)认真填写转运卡提交接纳的医疗机构，并报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汇总。 (3)在转运中，医护人员必须在医疗仓内密切观察伤病员病情变化，并确保治疗持续进行。 (4)在转运过程中要科学搬运，避免造成二次损伤。 (5)合理分流伤病员或按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指定的地点转送，任何医疗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拒诊、拒收伤病员。 4.3 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工作 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有关卫生行政部门要根据情况组织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等有关专业机构和人员，开展卫生学调查和评价、卫生执法监督，采取有效的预防控制措施，防止各类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次生或衍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4.4 信息报告和 医疗急救中心（站）和其他医疗机构接到突发公共事件的报告后，在迅速开展应急医疗卫生救援工作的同时，立即将人员伤亡、抢救等情况报告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或当地卫生行政部门。 现场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承担医疗卫生救援任务的医疗机构要每日向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伤病员情况、医疗救治进展等，重要情况要随时报告。有关卫生行政部门要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机构报告有关情况。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认真做好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信息工作。 4.5 医疗卫生救援应急响应的终止 突发公共事件现场医疗卫生救援工作完成，伤病员在医疗机构得到救治，经本级人民政府或同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机构批准，或经同级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医疗卫生救援领导小组可宣布医疗卫生救援应急响应终止，并将医疗卫生救援应急响应终止的信息报告上级卫生行政部门。5 医疗卫生救援的保障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医疗卫生救援机构和队伍的建设，是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遵循“平战结合、常备不懈”的原则，加强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工作的组织和队伍建设，组建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队伍，制订各种医疗卫生救援应急技术方案，保证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 5.1 信息系统 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建设医疗救治信息网络，实现医疗机构与卫生行政部门之间，以及卫生行政部门与相关部门间的信息共享。 5.2 急救机构 各直辖市、省会城市可根据服务人口和医疗救治的需求，建立一个相应规模的医疗急救中心（站），并完善急救网络。每个市（地）、县（市）可依托综合力量较强的医疗机构建立急救机构。 5.3 化学中毒与核辐射医疗救治机构 按照“平战结合”的原则，依托专业防治机构或综合医院建立化学中毒医疗救治和核辐射应急医疗救治专业机构，依托实力较强的综合医院建立化学中毒、核辐射应急医疗救治专业科室。 5.4 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队伍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组建综合性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队伍，并根据需要建立特殊专业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队伍。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保证医疗卫生救援工作队伍的稳定，严格管理，定期开展培训和演练，提高应急救治能力。 医疗卫生救援演练需要公众参与的，必须报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 5.5 物资储备 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医疗卫生救援应急药品、医疗器械、设备、快速检测器材和试剂、卫生防护用品等物资的储备计划建议。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组织应急物资的生产、储备和调运，保证供应，维护市场秩序，保持物价稳定。应急储备物资使用后要及时补充。 5.6 医疗卫生救援经费 财政部门负责安排应由政府承担的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所必需的经费，并做好经费使用情况监督工作。 自然灾害导致的人员伤亡，各级财政按照有关规定承担医疗救治费用或给予补助。 安全生产事故引起的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单位应向医疗急救中心（站）或相关医疗机构支付医疗卫生救援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有关部门应负责督促落实。 社会安全突发事件中发生的人员伤亡，由有关部门确定的责任单位或责任人承担医疗救治费用，有关部门应负责督促落实。各级财政可根据有关政策规定或本级人民政府的决定对医疗救治费用给予补助。 各类保险机构要按照有关规定对参加人身、医疗、健康等保险的伤亡人员，做好理赔工作。 5.7 医疗卫生救援的交通运输保障 各级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队伍要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配备救护车辆、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 铁路、交通、民航、公安（交通管理）等有关部门，要保证医疗卫生救援人员和物资运输的优先安排、优先调度、优先放行，确保运输安全畅通。情况特别紧急时，对现场及相关通道实行交通管制，开设应急救援“绿色通道”，保证医疗卫生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 5.8 其他保障 公安机关负责维护突发公共事件现场治安秩序，保证现场医疗卫生救援工作的顺利进行。 科技部门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技术研究方案，组织科研力量开展医疗卫生救援应急技术科研攻关，统一协调、解决检测技术及药物研发和应用中的科技问题。 海关负责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急需进口特殊药品、试剂、器材的优先通关验放工作。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药品、医疗器械和设备的监督管理，参与组织特殊药品的研发和生产，并组织对特殊药品进口的审批。 红十字会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自然灾害与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负责组织群众开展现场自救和互救，做好相关工作。并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具体情况，向国内外发出呼吁，依法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 总后卫生部负责组织军队有关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和力量，支持和配合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工作。 6 医疗卫生救援的公众参与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做好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知识普及的组织工作；中央和地方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要扩大对社会公众的宣传教育；各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要加强对所属人员的宣传教育；各医疗卫生机构要做好宣传资料的提供和师资培训工作。在广泛普及医疗卫生救援知识的基础上逐步组建以公安干警、企事业单位安全员和卫生员为骨干的群众性救助网络，经过培训和演练提高其自救、互救能力。 7 附 则 7.1 责任与奖惩 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工作实行责任制和 责任追究制。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对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工作作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要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失职、渎职的有关责任人，要依据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2 预案制定与修订 本预案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制定并报国务院审批。各地区可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的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 本预案定期进行评审，根据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修订和补充。 7.3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关键词：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R1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6-0277-02
0 引言
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健康则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它是体现人权、生存权、公平权的标志。2009年7月，财政部等部委下达了《关于完善政府卫生投入政策的意见》，对基本医疗保障将逐步提高筹资水平和政府补助标准，公共财政等一系列政策支持，有利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实施。
1 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及其均等化内涵的界定
1.1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内涵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Basic health services）的概念最早是由Winstow提出的，最初以初级卫生保健的形式成为各国政府和卫生部门的实施策略[1]，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马安宁等[2]给基本卫生服务的定义是“从现实性出发，指现阶段能够实现的、最大效用的、充分体现公平的、基本免费的、在基层卫生机构可以获得的服务”。杨永梅[3]指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指政府利用权力或公共资源，为满足居民基本健康的平等化，在分担居民健康风险的条件下，提供居民需求导向型的卫生服务。周寿祺[4]认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包含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两个方面。综上所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该主要由政府负责提供，为了满足广大人民民众最基础的健康权而开展的包括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以及基本的医疗保障在内的一系列公共服务。
1.2 均等化的内涵 从字面理解，“均等化”包含着均衡、相等的意思，而均衡有着调节、平衡的过程，最后达到相等。对于均等化的涵义，学术界的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理解。管永昊提出，均等化核心在于为每个人提供大体上平等的竞争机会[5]。安体富等[6]认为均等化应该包括机会的均等和结果均等两层含义，同时指出，这里的相等只能是大体相等，不可能绝对相等。常修泽[7]对中国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内涵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均等化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全体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与原则应该相等；结果应该大体相等；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过程中，社会成员应该享有自由的选择的权力。钟镇强[8]总结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必须有以下六个特征：相对性、是地域性、是层次性、城乡一致性、同一基本公共服务的地区一致性、不同基本公共服务间的水平相等。同样。在医疗卫生领域，均等化应该在结合区域经济文化差异、地方财政能力的基础上强调机会的平等，结果的大致均等。
1.3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具体内涵 我国新医改方案中明确提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努力实现全体人民病有所医”，奠定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改革方向。我国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范围包括“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形成四位一体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9]。符壮才[10]同样认为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就是指全体公民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机会均等、结果大体相同，并强调应该将基本医疗服务的差距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以内。
还有一些学者从健康、卫生服务需要、卫生筹资、卫生服务可及性以及政府卫生投入的角度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进行阐述。于风华等[11]认为，健康是最大的福利，卫生保健与医疗保障制度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政府在卫生保健与医疗保障制度中应承担主要责任，因此，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应该考虑健康公平性，尽量使每一个人都拥有同等的、公平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冯显威指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应该从服务的内容看，根据公民的卫生服务需要来确定[12]，即指有相同卫生保健需要的社会成员，能获得同样的卫生服务，而有更多卫生保健服务需要的社会成员，应能获得更多的服务提供。梁万年[13]指出，政府对卫生的投入应使经济收入低的人受益，即必须重视政府对卫生投入的公平。
2 国外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研究现状
【关键词】城乡差异；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一、相关理论和概念
（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性质。非竞争性使消费者对公共产品总是有扩大消费的倾向，非排他性则容易产生 “搭便车”现象，并且公共产品的投资成本大，个人和企业也没有承担如此雄厚资金成本的能力，因此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来向全体社会公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就是一种以服务为形式的公共产品。
（二）公共服务供给理论。从政府供给论到多中心供给论，公共服务供给理论不断发展完善。政府供给论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为代表，基于公共产品理论，提出公共产品必须要由政府来提供。多中心供给论则基于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必须与企业、公共组织共同承担公共服务。
（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是指每个社会成员无论其身份、职业、年龄、社会地位，都能够平等地享受到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并不是指“平均化”，而是力求每个社会成员均能享受到最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达到最基本的健康水平和生存标准。
二、我国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现状
通过对“软件”、“硬件”两方面，对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投入两项指标，分析我国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现状。
（一）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人力资源现状。根据《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在最近五年间，城市每千人口中卫生技术人员由2008年的6.68人增长到2012年的8.55人，而农村则由2.80人增长到3.41人，城市与农村的卫生技术人员增长速度差距明显，大多数卫生人员流向了城市。同时，在每千人口执业医师和注册护士的绝对数量上，2012年城市地区分别是3.19人和3.65人，而农村地区则分别只有1.40人和1.09人，城市所拥有的医疗卫生人力资源几乎是农村的两到三倍。城乡之间的卫生人力资源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均呈现出非均等化状态。
（二）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基础设施投入现状。关于基础设施方面的城乡差异我们可以选取城乡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这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来分析。依据《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截止到2012年，农村的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只有3.11张，而城市拥有6.88张，比农村的两倍还多。与此同时，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数在2008年仅有0.96张，到了2012年也才1.24张。农村地区医疗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农民的基本卫生服务得不到有效保障，逐渐拉开与城市的差距，加剧了我国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向非均等化方向发展。
三、我国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存在的问题
（一）城乡公共卫生资源分配不均。通过对我国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现状分析，无论是从卫生技术人员还是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在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上都存在着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大部分的卫生资源投入流向了城市地区，而农村的卫生资源投入的很少，城乡公共卫生资源分配不均问题尤为明显。
（二）城乡医疗卫生筹资水平差距较大。由于城市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城市与农村在公共卫生筹资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距。政府对农村的医疗卫生机构投入的财政资源相对较少，农村的医疗筹资水平远不如城市，城乡医疗卫生筹资水平上的差距影响了农村居民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三）城乡二元的医疗保障制度。城乡二元的医疗保障制度，城镇居民医疗卫生保障制度把进城务工人员排除在外，进城务工的农村流动人员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同等的医疗卫生保障。同时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保障水平相对于城镇居民来说也相对较低。
四、促进我国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对策
（一）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质量。提高我国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一方面在医疗卫生人员的质量上，加强卫生人员的专业培训，提高卫生人员素质；另一方面全力完善乡镇卫生院的医疗卫生硬件设施建设。
（二）合理分布公共医疗卫生资源。政府应依据各地区的公共卫生需求来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对于人口密集、需求量大的城市地区，提高卫生资源的供给数量。农村地区人口相对较少，农村医疗机构的就诊率较低，就要合理地整合农村现有的医疗卫生资源，减少卫生资源的浪费。
（三）完善财政体制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作为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主要供给者，基层政府的医疗卫生资源的供给能力起到关键的作用。省级政府要根据市县政府的经济状况，加大对市县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要落实好省直管县的政策，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直接落实到县一级，提高财政资金的利用率。
（四）提高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支付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村乡镇企业经济，设法为农民创收。提高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支付能力，既要提高农民经济收入，也要适当对农村居民进行救助，减轻农民在医疗卫生服务方面的负担。
参考文献
[1] Dennis C. Mueller. Public Choice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2] [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等.改革政府[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 陈昌盛，蔡跃洲等.中国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变迁与地区综合评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4] 解奎.城乡卫生医疗服务均等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5] 马海涛，姜爱华等.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关键词：新医改；公共治理；“看病难、看病贵”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9-0199-03
“看病难、看病贵”是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针对“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引发了众多专家学者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大讨论、大争论，出现了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的分歧。2009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新医改）正式公布，确定了中国医疗卫生领域改革以政府为主导。
本文认为，由于现代社会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公民社会失灵的存在，简单地由“政府主导”或“市场主导”都有失偏颇，政府调控、市场机制和社会自治机制各有其优势与缺陷（失灵），任何单一治理主体和单一治理机制都不能彻底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整合优化，形成合力，共同来解决。
一、医疗卫生公共治理的理论框架
医疗卫生由医疗和卫生两部分构成，卫生包括了预防、疾病控制、健康教育、母婴保健等内容；医疗则指就诊、住院和治疗等。医疗卫生事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否具有公共性，是能否将其纳入公共治理视野进行分析研究的关健所在。根据萨缪尔森关于公共产品或服务的经典界定标准：判断某一产品或服务是否具有公共性，取决于这种产品或服务是否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就卫生而言，诸多文献表明，其公共属性已获得学界的一致肯定，本文无须赘述。对于医疗而言，虽然其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不明显，但由于关涉人的健康，并且具有强烈的内部价值和工具性（注释：指健康对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收入增长的工具性贡献）的特点，因而普遍存在外部收益性，一般都不将其作为普通产品或服务来看待。因此，医疗卫生事业整体上也是一项有关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
由此可见，医疗卫生事业所涵盖的绝大多数内容，都具有公共产品或服务的属性，而且能够在公共管理视角下安排其属性坐标，因而具备用公共治理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
二、医疗卫生公共治理的现实基础
（一）政府失灵与“看病难、看病贵”
1.政府难以监管的垄断地位导致公共卫生投入不足。改革开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方针，这使各级政府都以经济增长为工作重心，而卫生事业是被认为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不能带来经济增长的事业事务。政府在公共财政有限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挤占或忽视公共卫生资金情况，致使公共卫生投入不足，公共卫生产品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根据卫生部《2009年中国卫生事业发展情况简报》、财政部《中国财政基本情况（2008）》和2010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数据，1978—2009年，中国医疗卫生总费从110.2亿元增长到16 118.8亿元，人均由11.44元增长到1 213.76元，增量很大。但2003—2009年，国家财政医疗卫生投入仅从831亿元增长到1 277亿元，即人均年1 213.76元的医疗卫生总费支出中，仅98.23元由国家财政负担。而恰恰是这几年，“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2006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了年度社会蓝皮书，“看病难、看病贵”跃升为首位社会问题 [1]。
2.政府寻租导致药价虚高。在政府部门进行宏观管理和对市场的管制过程中，也会发生管制者为了自身利益而忽视公众利益的倾向，甚至出现以公共利益之名而行谋取私利之实的“设租和寻租”现象。如，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价格虚高，影响了基本药物的可及性。价格虚高，这是导致药品费用上涨过快的重要原因之一，其症结在于只有将制定的药品出厂价、批发价和零售价远远高于生产成本，才能为药厂在竞争激烈的药品市场上流出足够的“回扣让利空间”，在医药市场上处于竞争优势，因此，才会经常出现天价芦笋片”[2]等事件。
3.政府公共决策失误带来的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是一个非市场化的决策过程，不确定性特征尤其突出。一方面，政府决策者面临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问题，只具备有限度的理性；另一方面，决策中缺乏类似市场决策的调控机制，很容易导致公共决策的失误。因此，由普通人而非全能的上帝组成的政府不会脱离人类固有的“有限理性”的掣肘，政府不是无所不能的，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而制订的计划、法规、政策也不是完善的，也天然存在政府失灵的可能性。如，中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70%左右的卫生资源在城市，高新技术、优秀卫生人才基本上都集中在城市的大医院，农村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能力十分薄弱，群众往往不在附近的城乡基层医疗机构就诊，纷纷涌向城市大医院，以至出现“全国人民上协和”的盛景 [3]。
（二）市场失灵与“看病难、看病贵”
1.医疗服务业的弱可替代性。一般来说，在医疗服务市场上，医疗服务由于供方在医疗设施、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差异以及需方在身体状况、疾病严重程度和并发症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不能满足“商品同质性”的要求，例如，不同医院提供的“阑尾炎手术服务”不是完全同质的，其替代性较差。医疗服务提供方所具有的这种垄断地位，如果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素的促使下，有些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可能会故意扩大本来就十分严重的医患之间知识和信息的不对称、不均等，出现人为制造需求的不正当经营行为，从而破坏市场均衡。
2.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严重不对称，即信息严重地偏在于医疗服务卖方手中，这是医疗服务市场的一个普遍的特点。我们知道，治病开方是需要专门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因此，一般患者必须通过医生的检查和诊断，进行专门和特殊的治疗，并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这就是说，人们一旦生病，便对医生产生极强的知识和信息依赖性。因此，医疗消费的决策不是由买方（患者）做出，而是由医院、医生来行使代位决策权。这样，医院、医生在诱导买方消费的同时，还可扮演供、需双重角色。在经济利益驱使下，医院和医生为了自身利益，往往会发生向病人推荐更多服务，从而诱导其医疗服务需求的现象，于是就有了开大处方、做不必要的检查、延长患者住院时间等情形，致使“看病难、看病贵”。
3.医疗卫生产品的“搭便车”（“公共悲剧”）。对于不具排他性和竞争性的公共产品，由于私人购买了也不能独享其效用，不能排除不花钱购买的人享受该产品，造成人们倾向与对公共产品免费享受的“搭便车”效应，导致公共产品的“需求不足”。在卫生服务市场上，可表现为个人不愿购买健康教育等公共产品。同时，由于每个人的自然禀赋、竞争能力和机遇的差异，导致部分人竞争失败，企业倒闭、个人失业甚至贫困等“不平等”的结果，为了维护市场存续和社会的稳定，政府不仅需要提供公共产品，而且必须为贫困人口等弱势人群提供必要的“私人产品”。因此，在卫生服务市场上，政府不但有责任提供“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还要为弱势人群提供具有“私人产品”性质的医疗服务。
（三）公民社会失灵与“看病难、看病贵”
1.民间社会组织独立不足。即在民间社会组织的设立、组织、运行等各方面过度倚赖政府，如组织的领导仍然由“上级机关”任命，人员雇佣、聘任及工资由政府部门决定，组织运行的经费主要依靠政府等，民间社会组织缺乏独立性、仍然作为政府的附庸。因此，像在医院的分类管理中，并不是进行重新登记了事，而应重新规范政府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关系，通过分类管理，强化政府对“政府举办的非盈利性医疗机构的职能、弱化对非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管制”，达到改善服务、提高效率的目的。
2.民间社会组织慈善不足。即非政府组织活动所需要的开支与所能筹集到的资源之间存在巨大的缺口，导致其慈善供应不足。非政府组织用来“生产”公共产品的资源有三个来源：社会捐赠、政府资助和收费。通常志愿捐款只占非政府组织开支的很少一部分，服务性收费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过高则很容易使公民反感，会受到公民的抵制，而且这不符合非政府组织的初衷，一般来说，非政府组织不会将其作为主要资源来源。因此，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在，政府补贴一直是非政府组织的主要来源，在其预算开支中占主要地位，并还处于上升趋势。但由于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政府重塑运动，政府越来越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来过多地支持非政府组织了。虽然政府一直鼓励其他资本进入医疗卫生领域，开办各类营利性医院，但在“双轨制”下，非公立医院的发展状况一直不尽如人意，难以撼动公立医院的主体地位，也不可能形成公立民营互动竞争的良性格局。
3.民间社会组织对象的局限性。民间社会组织活动的对象往往只是某些特定的社会群体，如特定的种族、特定的宗教、特定区域的居民等。由于不同民间社会组织筹集资金、组织动员能力不同，不同群体受到的服务肯定会不同。以慈善活动为例，如果每个群体都要建立自己的慈善机构，很多机构提供的服务很难产生规模效应，或者成本很高，效率很低。
由此可见，面对公域之治，政府、市场与社会都存在着失效的可能性，那么，要达成社会公共事务良好治理目标，破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难题，政府、市场与社会都不是唯一的主体，三者间的互动、合作成为必然选择。
三、医疗卫生公共治理的方式
（一）政府主导：政府是医疗卫生服务的责任者
强调政府必须对医疗卫生服务负责，既是医疗卫生事业体现追求正义与公平的要求，也是体现追求效率的要求。政府是医疗卫生服务的责任者，并不意味着政府全揽一切事务，而是作为责任主体要明确自己应承担哪些责任，做好哪些事情。具体来说，政府要担负起这三方面的责任：一是政府担负增加公共卫生投入、支持卫生事业发展、增加医疗卫生服务的责任；二是政府担负调节医疗卫生资源分配的责任，即保护健康权利公平享有、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责任；三是政府担负对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监督的责任，确保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医患之间交易公平，医医之间竞争公平。
（二）重视市场：市场机制可以在医疗卫生领域发挥一定作用
竞争与效率是市场经济的普遍法则，这是卫生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又是医疗卫生工作所长期缺乏的。那么政府主导下的医疗卫生领域，市场机制能否发挥作用，又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呢？我们进行分析。根据前面分析，医疗卫生事业所涵盖的领域，可以划分为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三种类型。公共卫生为公共产品，基本医疗服务为准公共产品，特需医疗服务为私人产品。首先，在超出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范围的“特需”医疗服务领域，由于这种产品或服务本身不具备公共性的特征，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观点无须赘述。其次，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领域，因为其产品具有公共性和外部性，政府应该负责提供。但这不等于必须由政府唯一、直接提供，其生产和提供可以有不同的组合模式供选择。这就是说，在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领域，政府作为唯一、直接提供者的依据不足，市场机制可以在医疗卫生领域发挥作用。
（三）建设公民社会：发挥民间社会组织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作用
民间社会组织是由公民和社会组织机构自愿组成的各种公益性组织，包括公民的志愿性团体、各种协会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等。这些民间社会组织无论在公共卫生服务还是在非公共卫生服务领域都有着广泛的作用，如增进健康、提供医疗保障或救助、鼓励社会正义与公平、监督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等等。理论和实践表明，许多社会公共事务不宜由政府插手，某些公共产品和服务由公民社会组织直接生产或提供更加合适。因此，推动医疗卫生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完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破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应采取的重要举措。
（四）必须特别注意在不同的领域构建不同的政府、市场、社会有机合作关系
在公共治理理论的视阈下，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作用之间并没有轻重之分，为了实现公共领域的良好治理，必须而且应当建立起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网络治理机制，在互动中开辟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途径，更好地实现对公共事务的控制和引导。由于医疗卫生事业领域涉猎范围广泛，某种僵化的合作模式并不能适应不同的内在要求。因此，需要特别注意在不同的医疗卫生领域构建不同的政府、市场、社会有机合作关系。比如，在公共卫生服务领域，市场、政府、社会的合作关系，一般应建立以政府为主、社会参与、市场低限度涉猎的合作模式；在特需医疗服务领域，一般应是以市场为主、社会参与、政府监督的合作关系；在基本医疗服务领域，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市场政府并重、社会参与的模式，也可以是市场或政府为主、社会广泛参与的合作状态。
总之，医疗卫生领域活动有很大成分是由政府干预的，其公益性和福利性的根本属性不允许对其进行完全市场化操作。政府主导并非不要市场，没有市场作用的政府调控，势必回复到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要求市场调节，也不是要弱化政府的作用，没有政府调控下的市场运行，趋利倾向将是以群众的健康利益为代价。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在公共治理理论的视阈下，坚持正义、公平、效率的价值取向，在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特需”医疗服务等不同领域，进一步明确政府、市场、社会三个主体的功能和角色定位，通过有差别地架构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合作关系模式，形成三者之间有机结合的整体架构，实现医疗卫生事业良性发展，才能化解医疗卫生领域的矛盾，破解人民群众迫切希望解决的“看病难、看病贵”难题。
参考文献：
[1] 汝信,等.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关键词】城乡公共品；非均等化；公共产品供给理论
公共产品理论在西方很早就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萨缪尔森的“公共支出的纯理论”、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克鲁格的“政府寻租理论”、科斯的“产权理论”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公共物品进行了阐述。但他们都偏向于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公共物品的一般性研究，缺乏对区域性公共物品的分析，所以在研究我国农村医疗公共品供给机制的时候要结合自身的制度因素文化因素历史因素等。
一、公共产品理论下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分类
公共产品是保罗？萨缪尔森1954年提出来的，即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的产品，如基础设施、义务教育、科学研究、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属性决定了政府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
（一）农村卫生产品的公共品属性分类
按照公共产品理论农村卫生产品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纯公共卫生产品，如卫生监督、疾病监测、健康教育等，这类卫生服务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而且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完全需要政府提供。准公共卫生产品，如预防免疫、妇幼保健、计划生育等，这类产品为他人和社会带来明显的外部正效应，但具有消费上的排他性，可部分由政府提供，部分由市场提供。私人产品，如大多数的保健服务、康复服务和医疗服务等，具有竞争性、排他性和效用可分性的个人消费特征，可以私人市场提供。
所以根据我们对农村卫生产品的分类可见，农村基础医疗公卫生疾病的监测，预防，健康教育知识普及，计划生育等等大部分都是需要由政府提供的，因为它们都属于公共品性质。
（二）公共产品的投资直接影响到公共产品的供给
我国在医疗产品供给方面体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特征，城乡居民享受公共品服务差距很大，医疗卫生供给农村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不如城市；另一方面，农民为享用这些公共产品，往往还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表现在城市公共品基本上是由国家提供，而农村在集体经济解体后，即使目前的新兴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弥补了合作医疗之前农村整体医疗卫生落后的现象，但是我国城乡公共产品投资的非均等化问题仍十分突出。
二、农村医疗卫生公共品供给现状分析
随着老龄化加剧，卫生总费用将进入快速增长通道；同时，城乡卫生费用依然倒挂，到2012年底，我国有2566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口达8.05亿人，参合率为98.3%。2012年度新农合筹资总额达2484.7亿元，人均筹资308.5元。农村医疗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供给长期不能满足农民需求，城乡差异逐步扩大，占中国60%以上的农村居民，仅消耗了全国卫生总费用的23.7%，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
（一）卫生投入不均等
1990到2011年期间，虽然城乡人均卫生费用都有较大增长，但城乡人均卫生费用之间的差距却在扩大。2011年，中国卫生总费用达24345.9亿元，其中城市为18571.9亿元，占比为76.3%；农村为5774.0亿元，占23.7%。2011年，中国人均卫生费用1807.0元，其中城市2697.5元，农村879.4元。也就是说，城市人均医疗费是农民人均费用的3倍以上。2011年，中国人均卫生总费用城市为1145.1元，农村为442.4元，城市为农村的2.59倍。城乡居民个人卫生费用负担也有差别，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但农村居民个人承担的医疗保健支出占其全年消费性支出的比重（7.9%）却高于城镇居民（7.6%）。
（二）医疗卫生资源不均等
2012年底，全国3.32万个乡镇共设3.7万个乡镇卫生院，床位109.9万张，卫生人员120.5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01.7万人）。2012年，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由2011年1.16张增加到2012年1.25张，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人员由1.32人增加到1.37人。2012年，城镇居民每千人拥有的医疗人员数和床位数分别为3.6人和2.5张。与1990年相比，城乡每千人拥有的医疗人员数比率到2011年有所缩小，但是城乡每千人床位数比率到2011年还在扩大。城乡卫生资源差距也表现在城市和县级以下医院拥有的医疗设备方面。
三、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不均等原因分析
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不均等不均等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二元制”政策，农村与城市财政体制不同决定了医疗服务资源的分离。
（一）城乡卫生服务供给机制的分离
我国农村以户为单位的分散式农业经营决定了农民私人产品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强烈依赖性。现在的农村合作医疗机制也是如此。县、乡政府财政收入有限，使得农村公共品成本主要由农村基层负责或是农民自己来承担；城市由政府充足的公共财政包揽。农村本应由政府财政提供的公共品如卫生监督、疾病监测、健康教育等，由于财力的限制，政府并未提供或未完全提供。
（二）农村农民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现行的新农村合作医疗要求每年平均缴纳308元，对于平均纯收入只有8000多元的农民来讲，并不是一笔小的支出，而且308元相较于城镇个人医疗卫生支出来讲也严重偏低，导致城乡居民人均卫生费用相差3倍，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在目前城乡财政无法统一的现实基础之下，这成为提升农村医疗公共品数量的重要要求。
参考文献：
[1]李海金，《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城乡统筹与新农村建设》，东南学术，2007.2.
[2]郭瑞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