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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交流论文(合集7篇)

时间:2022-11-01 14:25:33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第1篇

关键词: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文化传播

当今时代,全球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改变了传统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条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产业和生产组织形式。在当今信息社会,经济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生产要素的范围,而越来越倚重于知识、无形价值和创新能力。经济日益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创新已经占据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比较优势,越来越体现为其学习、创新和知识生产的能力。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中,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国际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概况

当今世界已经全面迈人了全球化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人,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文化交往日益广泛,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发展也日益重要。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出版了《世界文化报告:文化、创造性与市场》和《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行动框架》,这两份文件都特别强调了文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美国的传播政策中,虽然没有声明要重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但作为美国政府的目标却是非常明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国内的文化产业政策基本上是越来越放松管制,其理论基础是市场理论和多样化原则。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英国政府为扶植文化产业发展,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英国政府认识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市场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完善自我,抓住机遇,扩展国内外市场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经济长期低速徘徊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开始把文化和经济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方略;2001年,日本开始全力打造知识产权立国战略,明确提出10年内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知识产权国;2003年,又制定了观光立国战略,计划到2010年让到日本旅游的外国客人达到1000万人,比2001年提高1倍。为把文化立国战略落到实处,日本政府还通过设立战略会议、恳谈会、幕僚会议、审议会等形式,研究商讨具体对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制定了“文化立国”的方针,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最终目标是把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和知识经济强国。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加强了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如:历时两年的中法文化年在中国圆满闭幕,在美国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天津周”和在荷兰举办的“中国文化艺术节”等大型对外文化活动,扩大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中法文化年影响巨大,盛况空前,全面提升了两国的政经关系,把中法以至中国与欧盟的伙伴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示范作用,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希腊等国已相继提出要与中国举办文化年。中国在对外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同时,“十一五”规划还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产业贸易,复兴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在文化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过去20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从1980年到1998年间,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等文化贸易的年贸易额从953亿美元猛增到了3879亿美元。但是,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1990年,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贸易出口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出口额的55.4%,而化贸易的进口额也高度集中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进口额的47%。跨人21世纪以后,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大国排序有所更替,然而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这些国家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产品进口国,2002年其进口额高达153亿美元;英国是第二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大约是美国的一半,为78亿美元;德国是世界第三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为41亿美元。

二、对外贸易中文化交流的方式

1.媒体作用

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媒体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为媒体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中国加人WTO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需要世界信息,世界也需要中国信息,双向选择剧烈增加。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目前中国有报纸2000多种,杂志8000多种,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约有2000个频道,有近10亿的电视观众,同时有超过1亿的互联网使用者。媒体、媒介成为中国对世界宣扬中华文化,加大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要手段。但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传媒在资本、经营网络、经营理念、管理体制和人才素质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文化贸易方面,我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逆差是以5一10倍的数字来显现的,中国书刊版权贸易上的逆差更高达10一15倍。因此中国媒体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专家预计,中国媒体要成为世界主流媒体,还需要很长时间,甚至10一20年。媒体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还肩负着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普及汉语文化,发扬宣传中华文化的艰巨任务。

2.政府作用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担负着提供文化服务的职能。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角色,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背景下考虑。十六届五中全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案就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对外开放的关键。这一提法表明了在“十一五”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以前涉及政府职能经常从经济角度考虑,许多地方政府把GDP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唯一标准,中国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重点放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科学发展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解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次,政府具有制定文化战略的职能。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总的来说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冲击。因为外国文化产品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我国加人WTO承诺文化市场的开放,首先面临占有国际优势地位的文化产品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冲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冲击。当外国文化产品在文化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时,他们一定会谋求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整合。国际文化资本进人中国参与整个中国的文化企业的生产,采取某种本地化的生产方式,就地整合资源,就地生产、产品就地出售,这是一种跨国文化企业的比较合理的商业模式。近年来,外国文化资本进人中国文化资本市场势头一直比较猛烈。第三个是文化价值观的冲击。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普及,它负载的是外国文化价值的内容,它一定会对我国文化消费者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三方面构成全球化对中国文化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需要制定本国文化发展战略,宣扬中华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对此,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学术界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其发展的历程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这段时间,被人称之为“军事立国”阶段。从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被称之为“经济立国”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阶段。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与美国、欧盟并驾齐驱的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日本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包括环境的问题、国家形象的问题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日本适时提出了文化立国的目标,这个目标包括这么一些内容:首先,要确立一个国家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创新精神的一个国度,而不仅仅是能够制造物质产品的国家。其次,要尽可能地满足公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再次,要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环境,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文化战略是许多发达国家为促进本国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我国目前也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发展文化产业,实际上制定文化战略也是政府应对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的挑战。

3.对外贸易自身作用

对外贸易自身作用体现在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大对外文化贸易来促进本国文化走向海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近期来看,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何通过整合我国的文化资源,开发我们的文化产品,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增加我们产业附加值,无论是高技术附加值,还是高文化的附加值,目前正在成为一个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新的战略重点,这就造成了一个大的发展态势。即把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把文化产业和传统产业融为一体,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业的中心这两件事也结合在一起。我们不仅要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所谓“中国制造”,而且我们要变成“中国创造”,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的创新中心。

三、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渐衰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呈现了严重的逆差。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十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到在海外多个国家设立100多所孔子学院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同中国经济和政治在世界上的地位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的主要产品,无论是文艺演出、影视作品、图书期刊、动漫产业还是语言文化等,存在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人超”,处于绝对输人国地位,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这对于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讲,对于一个正快速发展追求民族复兴的国家来讲,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缺乏品牌文化产品

我们输出的文化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面貌、当今中国人核心价值观和精神风貌的文化作品有限,有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的原创作品太少,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内在魅力、代表国家形象的高端文化产品更是凤毛麟角。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仍停留在以展示剪纸、泥人、刺绣、大红灯笼之类的民俗作品和兵马俑以及其他出土文物等为主的阶段,在国外较有影响的戏剧歌舞和影视作品也仅仅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动漫产业与美国和日韩相比我们才刚刚起步。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够吸引人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产品。而美国的品牌文化产品就遍布世界各地,如可口可乐、麦当劳以及各种美国大片等。

2.观念滞后,缺乏创意

在传统观念中,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卖文化,这种思维方式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不少的差距。文化产品能否赢得市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所内含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情感因素;在于文化产品是否具有思想感染力、情感的亲和力、精神的震撼力以及生活方式的凝聚力。只有赋予文化产品这几种力量,才会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购买你的产品。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企业在制定贸易策略时应注意与当地文化融合,创造为当地人易于接受又有吸引力的情境。在整个经营设计过程中注意配合文化环境要求进行创新,既要创造出适合销售国文化的产品,又要使定价的方式和程度为之接受,还要找到适合当地的渠道,采取购买对象乐意接受的宣传方式。美国人在中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店里将玉米羹、汤和可乐同售;海尔在美国的成功定位等都是中美文化融合的良好开端。

3。缺乏国家战略与支持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缺乏国家战略,缺乏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扶植,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缺乏国际化的运作和推介。国家应制定对外文化交流发展战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着眼长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循序渐进,搭建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平台,策划组织一系列高端的中国文化产品,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整体水平。

四、扩大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的现状是文化实力与经济大国地位严重失衡。文化的“人超”地位,客观上为西方文化提供了文化受众,强化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力,甚至影响了国家的文化安全。“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目标,中国文化要繁荣振兴,要加大对外交流已经刻不容缓。

第一,国家应制定和推行战略性文化贸易政策。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过程中推动文化的发展,是国家在制定文化贸易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政府进行合理的干预,适当运用关税、补贴,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会刺激和提升我国的文化产品乃至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也都采取过这样的政策。

第二,国家应加强完善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体制机制。互联网的无界性,使文化传播可以突破时空界限,对全球文化的发展、创新和传播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发展潜力巨大,是我们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和窗口。建议国家专门建立一个部门,招募聚集一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和网络技术人才,负责互联网的对外文化传播与管理。

第三,加强对海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思维特性的研究,以增强针对性;善于借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例如歌剧、舞蹈、交响乐等,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加强高等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国家良好的文化形象,有创意的、高精尖的文化艺术产品,要靠优秀的、杰出的文化艺术人才去树立、去创造、去表现、去经营。国家应按时代和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需要,设置更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对其投人更多的资金和精力,使这样的教育和培训机构成为国家文化走出去所需杰出人才的摇篮,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力不竭的助推器。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第2篇

关键词: 陶瓷装饰;新彩;创新

1 引 言

陶瓷装饰是为了点缀与美化陶瓷而采用的一种陶瓷生产与制作方法。可以说,从陶瓷产生之日起,陶瓷装饰就开始孕育并逐渐形成,成为陶瓷生产的重要工艺之一。

所谓新彩,就是陶瓷综合装饰及应用的产物,即集古彩、粉彩,以及珐琅彩瓷器的装饰于一身,并吸收了中国画、中国民间装饰,以及西方油画、水彩画等诸多画种的技法,进而与陶瓷工艺紧密结合而形成的综合性陶瓷装饰方法。它是中国陶瓷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产物。

2 新彩是集中外陶瓷材料与相应技法于一身的陶瓷装饰的新思路

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早在“丝绸之路”开拓时代就开始了,从最初的物物交流到后来的产品贸易,再到技术交流与思想文化交流。在交流中双方文化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形成了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新彩就是在这种文化交流下的产物。19世纪末期,中国陶瓷装饰利用了西方在陶瓷生产与制作上先进技术和工艺,将传统陶瓷彩绘技术发展到新阶段。新彩是传统陶瓷工艺、中国画,以及西方油画等艺术文化相融合的既含有陶瓷工艺技术,又具有中国画内涵与精神,并吸收了西方艺术精粹的现代陶瓷装饰类型。

中国陶瓷装饰发展到明清之际,不论釉下彩,还是釉上彩都达到相当成熟的高度。作为釉下彩的青花,在明清时期已经发展到釉下和釉上紧密结合的高度。所谓斗彩,就是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的结合。事实上,青花加彩,在明代成化时期就已经取得突出成就。青花加彩的装饰表现方法,实际上可分为斗彩和填彩两种。填彩的方法是先在胎上用“苏泥勃青”画出花纹轮廓,然后再花纹轮廓内填以彩色釉料。斗彩又称逗彩,其法是在胎上先用“苏泥勃青”青花釉料画出部分花纹,又在釉上与之相适应部位的加以彩绘,使青花和彩绘形成变化统一的装饰效果。“上下斗合,构成全体”,故名斗彩。有关斗彩的记述,最早见于康、雍年间的《南窑笔记》,“用青料画花鸟半体复入彩料,凑其全体,名曰斗彩”。由此可见,釉上彩在明清时期已经相当成熟了。

这种将釉下彩和釉上彩相结合的陶瓷装饰方法是明清陶瓷装饰工艺的突破与取得的成就。此外,中外文化交流,也给陶瓷生产和装饰工艺带来新思维、新方法,促进了中国陶瓷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清代康熙时期景德镇陶瓷装饰是在继承明代五彩技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陶瓷彩绘,俗称古彩,与雍正时期达到完善的粉彩,合成陶瓷装饰釉上彩绘之精华。它们在材料工艺和绘画工艺上都达到至臻至善的高度。古彩在清代又称为康青五彩,它是黑、蓝、黄、紫和绿及红彩的统称,并采用黑色的珠明料单线平涂,笔力健劲,色彩浓艳,又富有层次感,所以,又称硬彩。与硬彩相对应的,就是软彩。所谓软彩就是粉彩,它用玻璃白涂底,用渲染的方法表现,使画面颜色由深到浅,产生明暗浓淡变化,富有温润匀静之美,因此,称为软彩。不论硬彩,还是软彩,是为釉上彩,均属于二次烧成。与此同时,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影响到中国陶瓷生产的发展。18世纪的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的进步中促进了陶瓷工业的迅速发展,其中,“釉上陶瓷颜料的制备也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方法,即以氧化铁、铜、锰、锑、铬等矿物为原料,高温煅烧成各种色彩的熔块,再配以低温釉面附着剂(熔剂)研磨制备而成。”对于西方这种陶瓷釉上彩绘材料及其工艺的吸收,促进了中国传统陶瓷装饰的发展与进步,它不仅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吸收陶瓷装饰并使之发展到新高度,而且,将西方造型艺术中的绘画,诸如油画和水彩吸收至陶瓷装饰之中,进而改变了陶瓷生产工艺上的不可预见性。以“此种低温釉上颜料发色稳定,绝大部分颜色都可互相调配,烧成前后颜料色相基本保持一致,因此,绘制时对画面的最终效果有预见性。”尽管如此,这种材料还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新彩,它属于外来的“洋彩”。这种“洋彩”被引入中国以后,在陶瓷装饰上从根本上改变面貌的是经过相对较长的实践摸索而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新彩是中西陶瓷文化交流及合璧的结果。

新彩装饰是传统陶瓷装饰材料工艺与相应装饰技法的继承与发展,不仅如此,它主要吸收了西方近代陶瓷科学的积极成果并进行本土化的结果。

3 新彩是传统陶瓷装饰在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下发展的结果

在继承中国陶瓷装饰传统与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成果的同时,中外广泛的艺术文化也随之进入新彩装饰领域,并使之出现了姹紫嫣红的局面。

首先,新彩是相对对于洋彩而言的,是洋彩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这正如现代陶瓷艺术家李磊颖所言,“景德镇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瓷用化工厂,专门生产洋彩颜料、金水及陶瓷贴花纸,从此结束了洋彩材料依赖进口的局面,并鉴于洋彩艺术表现形式的本土化,这个时期的洋彩也正式更名新彩”。当然,洋彩更名为新彩的中国本土化也不仅仅是就创办了自己的瓷用化工厂而如此简单。洋彩在中国本土化,实则是中国诸多文化因素,尤其是艺术要素注入的结果;它吸收了中国民间艺术的若干因素,诸如图案结构的方式,内容以及文化内涵等表达因素;它还广泛吸纳了中国画的题材、表现内容、表现形式,与中国画的表现技法,诸如线描、晕染、皴法,以及虚实关系,乃至中国画的审美等等艺术因素;它是中国陶瓷传统技法的延续,吸收了陶瓷装饰中的古彩、粉彩等釉上彩绘的技法和相应的工艺技巧等等。总之,它伴随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中国陶瓷工艺技术的进步,并在“洋为中用”的过程中逐渐披上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陶瓷文化的外衣。

其次,新彩重在“彩”字上发展技术、技巧,并具有一套综合装饰方法。新彩因为其用料适宜,既能勾线,又能填加,还能彩绘,甚至是渲染,所以,新彩不仅在表现技法广泛吸收,而且在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借鉴上也同样具有游刃有余的独特创新性。从表面上看,新彩是简单的彩字的深化和演义,其实不然。新彩之所以“新”是因为它在陶瓷工艺制作上,综合利用了陶瓷装饰的传统工艺的技法,诸如古彩、粉彩的勾线法,与创造性地吸收了中国画晕染的效果。彩既可以彩出不同的色彩结合效果,又可以彩出不同层次的色阶变化效果;还在于新彩吸收中国画和中国传统图案并西方油画和水彩画的表现技法的综合,形成了自身独居特征“新”。正因为如此,新彩才真正成就了自己独特的装饰方法,并与传统陶瓷装饰相媲美。

再次,“新彩”是中国传统陶瓷装饰的继承和发展,新彩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它不仅将中国传统装饰因素更多地吸收到它的装饰领域,――从而表现了民间艺术文化内容,并具有喜闻乐见艺术形式,而且,将中国画的艺术成分吸收到它的装饰领域,在陶瓷装饰上更加广泛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审美精神。“新彩”从中国画中吸收的精到多样化的线描,以及靠彩所达到的晕染效果,既能表达中国工笔画严谨工致的技术干练,又能伸张中国写意画挥洒自如的人文胸意。从某种程度上讲,正因为新彩的出现与在釉上的广泛运用,促进中国陶瓷艺术审美与中国画艺术审美的紧密靠拢与相互渗透。

陶瓷文化的发展不仅是传统陶瓷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延续,更是对传统陶瓷文化内容和形式的继承,突破与创新。“新彩”装饰具有这种思维精神。“新彩”在形成过程中,广泛继承传统与吸收现代创造成果既表现在时间上跨越,又突出体现在地域上的纵横,它集东西方艺术表达之精华而富有创新特征及风格。由于新彩从时空上对优秀陶瓷文化成果进行创造性的吸收,继承与发展。因此,新彩具有多元性的文化特征,并体现了多元性的人文精神。

因此,陶瓷文化的创新,不仅是陶瓷材料的创新,也是表现技法的创新,更是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新彩就是在陶瓷文化不断创新思维引领下的创造性成果。

最后,新彩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尤其重要的是它吸收了西方绘画艺术的内容、形式,以及表现技法,将中国传统陶瓷文化推进到一个更加多元化的高度。新彩的所谓洋彩说,就是中国陶瓷文化从利用舶来材料到利用舶来技术的转化,不仅如此,新彩在吸收舶来陶瓷材料工艺技术的同时,还吸收了西方油画、水彩画的表现技法,表现内容、表现形式,以及艺术特色和艺术审美。在具体表达及其艺术效果上,新彩可以达到写实甚至超写实的程度,可以与当代摄影艺术效果相媲美。此外,新彩富有创新性的特征主要在艺术效果上,它同样可以表现出西方古典艺术的古典美,近代艺术的理性美,以及现代诸多艺术流派的风格和特征。这样,集中国传统陶瓷装饰与外来文化因素于一身的新彩,成为陶瓷装饰之族的新成员。

总而言之,新彩是在中西方陶瓷文化交流与互动中产生的,并在发展过程中不仅继承了陶瓷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又进行着突破与创新。正因为新彩的广收并蓄,所以,使得新彩具有多元性文化的艺术特征。

4 结 论

显而易见,从新彩装饰在中国的成功诞生可以看到,中外文化交流,对于双方而言,皆是共赢的。中外文化交流不仅使中国的陶瓷文明传播到西方,而且,西方文明也影响到中国陶瓷的发展,尤其是近现代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陶瓷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第3篇

关键词:文化差异 对外交流 文化教育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根植于语言,因而学习语言时不可忽略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这是社会语言学家的通常看法。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在其著作《语言论》中指出:“语言有一个环境,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传统和信念。”因此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

外语教学很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对外交流的能力。近年来,我国跨文化交流的研究使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教学中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提高外语人才文化素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提出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而这种交际能力除了包括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还包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能力交际的有效性。当然这就不完全取决于语言形式的正确与否了,更是要考虑该语言形式所涉及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

中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学生在传统互赖性文化背景的影响下,提出问题、发表看法,习惯于运用委婉含蓄的方式,而英美文化,则更强调个性的独立与张扬,在语言表达上更加直截了当。因此对于学习者而言,文化上的共性较易掌握,对于差异或者个性,往往缺乏了解,易于造成交际失误。因此在教学中作者发现学生运用语言时常以“中文思维+英语表达形式”来套用所学词汇和表达句子。这时就会出现不得体的句子,在交际中产生失误或尴尬局面。所以在英语学习时,当学生的文化背景与英美文化背景发生碰撞时,在交际过程中就会不可避免地遇到文化障碍,文化障碍给语言教学带来了许多困难,这种文化差异也影响着外语教学。如果没有得到解决的话,必定会影响对外的交流。

下面列举在文化差异方面的一些最基本的实例,说明研究这一问题的必要性。

(一)致谢:在中国,亲戚、朋友当中一般不说“谢谢”,你要是这样讲,对方会觉得被当作外人,少了亲切感。而在英美国家,“Thank you”几乎整天挂在嘴边。

(二)谦虚:中国人以“谦虚”为自豪,美国人以“坦率”为荣。中美两国人对称赞有着不同反应。当有人称赞你或你的家人时,中国人通常会说:“哪里,哪里,不行的,还差得远呢”等等。相反,英美国家人遇到这种情况,通常会说:“Thank you”表示感谢并会十分骄傲地夸耀自己孩子的成绩优秀等。

(三)就餐时:交谈是西方餐桌上的重要活动之一,西方的就餐是绝对安静的行为。菜是一道一道地上,每道菜之间,留有余地供大家安静地与邻座的人交谈。一些就餐时的闹声都应尽量避免。

(四)打招呼:在中国,熟人或朋友见面通常会问候:“到哪儿去?”“吃了吗?”等。我们对对方的答话内容并不真正感兴趣。但若要译成英语,就会变成期待对方给予答复的真正问题,就不再是打招呼或寒暄了。英语中,“Where are you going?”只能在特定场合使用,否则会被认为是在干涉别人的隐私。

从以上这些文化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不了解语言中蕴涵的文化知识,那么有时就会出现交际失误甚至是错误。所以,重要的是要把对文化的理解融入到语言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增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克服文化障碍,促进教学。

一、加强文化教学

了解文化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和使用语言,语言的使用是为了交际。因此,在课堂上,可结合教学内容,采用介绍相关文化背景知识、讲解词语文化、对比文化差异等教学方法。

(一)文化背景知识。介绍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如:在学习教育类的文章时,可向学生介绍英美国家的教育体制,开放教育的提出、开放课堂的出现、开放大学的普及以及目前英国的继续教育情况等。学习西方节日的时候,要介绍西方重大的传统节日,如:圣诞节(包括其来历、耶酥诞生、圣诞老人等);感恩节(其起源、感恩节的食物等)。学习经济金融类文章时,可介绍世界银行以及各大知名银行,以及银行内部各个部门的职责。

(二)语言练习。英语的学习离不开练习。对于学过的有关情景交际的对话,教师可以先就学习过的话题给予一定的指导,然后再创设一个类似的情景,让学生通过使用学习过的内容进行练习。话题可以结合课本的内容。通过一系列的交际练习,有些学生原本觉得生疏的内容就会变得熟悉;有些模糊的概念就会变得清晰,在日后的学习和交际中就会自然而然地用英语去思维和表达。

此外,语言教学也应该合着时代的节拍,展示给学生鲜活的语言与文化。引用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的观点:“应该教活的、使用中的语言。”因此,在教学中适时地介绍一些流行语、酷英语、俚语等,既有助于教学,又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对比文化差异。这是一种适用且有效的文化教学方法。如:在学习文化差异方面的课文时,可对比英汉两民族打招呼的差异;对比英美人和中国人发出和接受邀请的不同方式;对比不同的餐桌礼仪;对比中西方称谓关系的区别;对比不同场合下的握手礼仪等等。让学生从中了解到各个国家有各自的文化、风俗习惯。

二、加强教师的引导作用

首先,教师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应具有广博的知识,多学习一些西方的文化知识,特别是英美文化,了解西方风土人情、文化习俗等。其次,教师在进行语言教学的同时,还必须从文化思维模式的视角从宏观上给学生加以指导。在教材中课后的英译汉和汉译英练习中,这种常见的基本技能训练,体现了不同思维模式下语言基础结构方面的差异。因此在训练中教师的指导不可忽视。第三,引导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报刊时,注意积累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等方面的材料,扩大视野,增强对文化的理解力。

三、综合应用多种辅助教学策略

利用幻灯片、电影、电视、多媒体等教具,播放一些关于西方文化的影片、电视节目。如:电视英语教学节目《走遍美国》,尤其是电影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语言环境,生活化、场景化。这不仅使教学更形象生动,而且让学生体会到了英美社会丰富的文化材料。还可利用外籍教师,举办一些介绍西方文化方面的讲座。

著名语言学家叶蜚声曾指出:“一门语言是探索一种文化的灯火,一门语言正是了解那个国家、那个民族的一个窗口。”外语教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较注重语言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语言使用与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因此,在向学生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要学习该语言赖以生存的文化。这样才能帮助学生克服学习中的文化障碍,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改变教学思路、改进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1]张安.论外语教学的文化意识培养文化导入[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6).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第4篇

随着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与创新,中外流行音乐元素相互交融的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其中2012年夏天备受全中国音乐爱好者关注的一档音乐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The Voice of China)[1]就是该文化现象的一个典型创新,它不仅为许多音乐梦想人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大舞台,而且为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的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树立了新的典范。

一.中国流行音乐概述

我国幅员辽阔、人杰地灵,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着各具特色的音乐艺术品种,它们相互借鉴、相互吸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本民族鲜明特色、采用本民族固有音乐形式创作的传统音乐。20世纪20年代前后,随着新思想、新文化的日益推广,以及西方流行音乐元素的不断冲撞,我国传统民间小调和地方戏曲逐渐受到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艺术品种——中国流行音乐。

“流行音乐”亦称“通俗音乐”、“摩登音乐”,最早是根据英文“popular”翻译过来的,指的是一种深受大众喜欢的、广泛流行的、通俗的音乐。中国流行音乐诞生于上海,20世纪20年代初期,上海的音乐形式包括城市小调、戏曲、曲艺等传统音乐,但主要以外来音乐为主,随着外来流行音乐和歌舞表演的影响与启发,我国著名音乐教育家黎锦辉开始尝试大众化的情歌创作,并于1927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掀开了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序幕。[2]随后《桃花江》、《妹妹我爱你》、《特别快车》等一系列优秀作品的出现以及“明月歌舞团”的成立,使得我国流行音乐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黎锦辉不仅是我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还是近代儿童音乐创作的先驱,他为我国流行音乐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的交流与渗透

《中国好声音》源于海外许多音乐选秀节目,如《荷兰之声》、《美国之声》、《英国之声》等,它在保留原海外节目版本的基础上,又吸收融合了中国本土音乐选秀节目的特色。在短短的十四期节目中,每一位站在好声音舞台上的歌者都倾尽全力挥洒他们的音乐才华,独具特色的嗓音、歌曲新创的展示、以及导师们一次次激动的转身,都为我们呈现了一场中国当今流行音乐巅峰的盛宴。《中国好声音》的出现不仅体现了音乐娱乐与音乐文化的交流渗透,而且通过节目的传播与影响将流行音乐的核心价值观传入每个音乐爱好者心中。

《中国好声音》的音乐是全方位、开放式的中国流行音乐平台,它不拘泥于中国传统音乐或低俗化的流行音乐选秀。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有国际化的美声唱法、中国传统民族唱法、欧美流行音乐唱法、以及中国通俗歌曲唱法等,除此之外,在歌者的音乐创作中也体现出欧美大众流行音乐、美国爵士音乐、以及中国民谣等多种音乐元素相交融的音乐文化现象。

1. 中外流行音乐风格的混搭

《中国好声音》的舞台是一个多元化、时代化的舞台,在这里的中国流行音乐不单单体现本土化、民族化的元素,而是更多地突出包容化、开放化,与各国其它流行音乐风格的融合。如吉克隽逸演唱的《I Feel Good》,以大凉山彝族悠扬嘹亮的山歌民谣《阿杰鲁》开头,伴随着一连串强有力的上行音阶和一嗓带有爆发力的吼叫,立刻转入动力十足的James Brown经典单曲《I Feel Good》,给听众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冲击。但令笔者印象最深的风格混搭是《中国好声音》舞台上三位爵士唱将运用美国爵士乐与中国流行民谣的完美融合。

“爵士”出现于20世纪初期,它是把新奥尔良一带的古典音乐、民间音乐及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新型美国流行音乐品种,爵士是由英文单词“jazz”音译而来,最早也有“jasz”、“jass”等书写形式。[3]爵士乐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爵士乐的雏形期,由于它形成于新奥尔良市,又被称为“新奥尔良爵士乐”(New Orlands),是最早期的一种爵士乐风格。随着爵士乐的不断发展,如今已形成多种爵士流派,如摇摆乐、比波普爵士、自由爵士、冷爵士、融合爵士等等。

爵士乐的音乐节奏律动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它一部分采用双拍子的节奏律动,而另一部分却构成三拍子的律动,两种节奏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多重节奏(Polyrhythm)听觉效果,使听众在内心产生一种迷幻的错觉,始终被多重节奏交织缠绕在一起。[4]除此之外,爵士乐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即兴表演”。爵士乐中的每一个表演者都要尝试各具特色的即兴表演,这种即兴不仅可以将乐曲表演推向高潮,而且能在彼此的相互合作中产生共鸣,烘托乐曲气氛。

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袁娅维、王韵壹和赵可是笔者印象最深的三位爵士表演者。他们每个人的爵士曲风都有自己的小韵味、小拐弯,并且在选曲方面,将中国流行民谣融入丰富的爵士元素,呈现给观众和导师一种“新中国爵士民谣”的感觉。在第七期的晋级比赛中,袁娅维和李行亮共同演唱了一首中国早期的流行民谣——《渔光曲》。这首歌曲是由任光作曲、安娥作词,描述了30年代渔民悲惨生活的凄凉景象,抒发了当时劳动人民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与愤恨之情。袁娅维的演唱为这首《渔光曲》赋予了一种新的色彩,她将“巴萨诺瓦”BossaNova)这种简洁轻快的爵士曲风融入其中,展现的不再是凄凉、怨恨的景象,而是唯美的渔村和人们幸福的生活。“巴萨诺瓦”在葡萄牙语中指的是“崭新形态”,它诞生于1958年,是将巴西热情奔放的桑巴舞曲和美国酷派爵士乐相结合的一种新派的爵士音乐品种,其结构、节奏、和声、音阶等音乐元素都较为复杂,表现的是一种慵懒、轻松的音乐风格。另外,在第八期的晋级比赛中,两位爵士唱将——王韵壹和赵可也共同演绎了一首韵味十足的《一样的月光》。庾澄庆在比赛中说道:“唱爵士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JAM(即兴演奏),歌手跟歌手互相合作或斗唱过程是爵士乐中很高的一个玩法。”可见,即兴在爵士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将美国爵士乐、中国流行民谣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即兴的哼唱与斗唱将乐曲推向高潮,《一样的月光》为观众和导师展现出了“不一样的月光”。他们的倾情演唱和对爵士乐的热爱为中国爵士乐的发展带来新的力量,也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多元化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2. 中外流行音乐发声方式的嫁接

除了在音乐风格上有混搭的实验性之外,《中国好声音》的选手们为了使中外音乐风格做更紧密的结合,在歌曲的语言学特性上也有所创新。

在《中国好声音》第四期的节目中,一位胖胖的长发女生,蓝黑格子衬衫搭配黑色牛仔裤朴实无华,她以一曲阿黛尔的《Someone like you》震撼了全场的每一位观众和导师,她就是郑虹。随后在第七期的晋级比赛中,她与李代沫完美合作了《如果没有你》,再次震撼全场,颠覆了她“中国阿黛尔”的形象。刘欢在本场比赛中说道:“郑虹在临时改成中文歌曲的时候,完全发不出声音,但是她的学习能力很强,她竟然移花接木地把阿黛尔的声音套在这首中文歌上,而且高音非常嘹亮地唱出来了,这是我非常惊喜的一步。”

用阿黛尔的音色和唱法来演绎一首中文歌曲,这不仅需要音乐性上的实验精神,在语言学特性也是极富有创造性的。英语和汉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不管是发音还是语法都很少有相通之处,因此不论是哪种语言歌曲的演唱,最重要的是要掌握读音的规律,然后依据此规律进行专业的发声练习,从而才能熟练地运用该语言进行演唱。

英语的读音和汉语的读音存在有许多不同,首先体现在“音素”方面。所谓“音素”是由元音和辅音组成的人类语言中最小的单位。在汉语系统中,音素包括有10个元音和22个辅音,一至四个音素可以组成一个音节;而在英语系统中,音素则包括20个元音和28个辅音,并且一个音素只代表一个读音。语言在真正读音的时候除与音素有关外,所利用的发声肌体也存在着不同的差异,英语的大多数辅音、元音发音的时候,其发声器官肌肉紧张度比汉语发音要用力,嘴形也张大得多,尤其是唇部的力度与唇形(嘴形)的变化很明显,如果中国人只使用发汉语的读音习惯,即使发这些相同的音素,仍然不会像英语发音,更不利于歌唱。[5]

其次,各个语言系统的拼读音调和歌唱音调也是各不相同的。如汉语的音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而在演唱的过程中则以歌曲旋律为中心,这就与平时的读音音调有所不同。在英语中,元音字母在重读开音节中的读音,歌唱的时候可能更加强调气息的控制;而元音字母在重读闭音节中的读音,以及元音字母组合在重读闭音节中的读音,歌唱起来则要求气息的流畅性。[6]因此,任何语言在演唱时的音调规律与平时交流时的音调规律是有一定区别的。

最后,欧美流行音乐演唱的发声位置较靠后,产生的鼻腔共鸣也更宽厚一些,因此欧美流行音乐听上去音域更广,低音厚重而不沉闷,高音嘹亮而不刺耳。郑虹从《Someone like you》到《如果没有你》,完美地将欧美流行音乐的发声方式嫁接到中国流行音乐中,营造出了一种“中国式的欧美音”,为中国流行音乐唱法注入了一丝新的气息。

3. 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的交织

随着郑虹这种中外流行音乐发声方式的改变,在《中国好声音》第七期的舞台上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组合,男生运用浑厚宽广的美声唱法,而女生则采用细腻温婉的通俗唱法,一古典、一流行,将两种看似不搭调的曲风融合在一起,完美地演绎了一首《The Prayer》,赢得了全场观众和导师们的掌声。

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声乐演唱形式,其共同点是要熟练掌握发声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对各项呼吸器官、振动器官、咬字器官以及共鸣器的理解与感受,只有深刻理解歌唱器官间的相互作用,才能掌握基础的发声练习,只有正确的起音,才能为后来系统的声乐训练奠定基础。而它们的不同点则体现在气息的运用、呼吸的训练、以及共鸣点、发声位置等诸多方面。

美声唱法有一整套专业的训练方法,尤其重视呼吸的训练,纯呼吸练习法[7]就是其中一种较为科学的美声唱法气息技巧。而通俗唱法没有这么严格的呼吸训练。在喉位方面,美声唱法要求声音圆润而饱满,声音走向呈竖向进行,要求演唱者在吸气的时候尽可能地把喉咙底部打开,使喉头尽量下降,因此美声唱法的音域较通俗唱法来说更广、更宽,这种管状的竖向发声方法也使得美声唱法的音域延展性更快、更流畅。而对于通俗唱法来说,不论男声还是女声主要以真声为主,喉咙不用打开得太大,喉位较为偏高,因此所产生的共鸣效果不如美声唱法更具穿透力,音域也较窄,需要借助麦克风扩大表演者的音响效果,但是通俗唱法由于音位较为靠前,因而咬文吐字较为清晰,声音也更清澈一些。

佳宁组合将这两种完全不搭调的演唱形式交织演唱,带来了一种新的听觉享受,宽厚中渗透着柔美,细腻中夹杂着伟岸,真声假声的完美融合使得这种演唱方式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碰撞的里程碑。

“中国好声音”为通俗歌手搭建了一个创新实践的平台,各种不同演唱风格的混搭、不同唱法的交织、各种演唱方式的嫁接,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现,成为中外流行音乐交融创新的大舞台。这个节目是继湖南卫视的“超女”音乐选秀节目后的又一个引起大众关注的媒体节目,包括目前正在热播的“我是歌手”这些媒体节目不仅推动了通俗歌曲演唱专业的发展,而且更体现出当今流行音乐中一种新的音乐文化现象——多种流行音乐元素相融合,多元化音乐风格相借鉴,古典与流行、传统与国际相碰撞的中外流行音乐文化大交融。

注释:

[1] 由浙江卫视和星空传媒联合打造,并邀请庾澄庆、刘欢、那英、杨坤四位中国流行音乐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明星导师言传身教的一档中国大型音乐选秀节目。

[2]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P4

[3] 彭鑫:《爵士乐的发展历程及爵士乐在我国现状的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P6

[4]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P161

[5]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P90

[6]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P91

[7] 指的是“身体仰卧,双臂向头上伸直,先吸足一口气,然后双腿不动,上身慢慢向上坐起与双腿成90度,在坐起的过程中伴随着吐气;之后上身再平躺下去,与此同时吸气;躺平后双腿伸直向上抬起,与上身成90度,同时吐气;最后双腿放下,并同时吸气。”田玉斌:《谈美声歌唱艺术》,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62

参考文献:

1.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

2. 田玉斌:《谈美声歌唱艺术》,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

4. 徐元勇:《中国流行音乐史导论》,《中国音乐学》,2008年04期

5. 罗洪:《美声唱法与通俗唱法之比较》,《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03期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第5篇

[关键词]文化:交流;广西;东盟;柳州

一、中国古代的对外文化交流

在古代,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是逐渐发展的。

从周边的国家开始,像朝鲜、日本以致东南亚,然后渐渐扩散到印度、波斯、阿拉伯,最后到欧洲、东非和北非。

我国封建社会对外经济文化往来,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秦汉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往来仅限于近邻的朝鲜、日本、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等一些国家。直到东汉晚期才和西亚、欧洲有了正式直接往来。而由张骞开通的“丝绸之路”,则为这一时期我国外交关系最光辉的表现。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时,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到达了安息西境,因不明情况行至波斯湾而还。到166年,大秦国王安敦派使者正式来中国,这是中国和欧洲正式交往的开始。

第二个时期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更主要的是隋唐时期。唐朝由于经济发达,文化在当时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朝鲜、日本派来许多留学生到长安学习。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和雕塑有40%是唐代的作品。而唐代对外交通的繁荣,是在隋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使内地与外界的交通进入了新的阶段。尤其是在隋炀帝继位之后,专门设置了四方馆,负责接待并处理四方客使事宜,加强隋朝对外交往的职能。

第三个时期是宋元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自北宋开始,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内外贸易繁荣,对外航运也突飞猛进,尤其是海上运输,在世界名列前茅。宋元明时期,我国在对外经济文化方面出现了一批富有远航经验的国际大游历家。他们包括元朝的汪大渊、明朝的郑和等人。同时从阿拉伯、波斯和欧洲来的大批商人中,也涌现一批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如元朝时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等等。但清初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阶段采取闭关政策,这些联系便逐渐中断了。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

曾说:“文化之盛衰,民族之兴亡系之。”

2009年1月31日,总理在同西班牙文化界人士、青年学生座谈时的谈话中指出,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博大精深,从未间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中非合作论坛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良好效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理解,为各国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条件的若干国家建设以开展汉语教学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孔子学院”,并在中国北京设立“孔子学院总部”。孔子学院的广泛设立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也体现了新世纪中国语言文化将逐步融人世界的发展趋势。孔子学院已经成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品牌。

三、广西柳州的对外文化交流

广西是中国唯一与东盟国家既有海上通道又有陆地通道连接的省区。泰国的泰族,越南的岱侬族、泰族、高栏族,老挝的老龙族,缅甸的掸族等,均起源于中国南方,与广西的壮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水族等是同根生的民族,文化上的近似容易引起这些国家的民族对广西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共鸣。这些都是广西与东盟国家文化交流中的基础以及优势。

东盟博览会不仅对广西的经济贸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更重要的促进了广西乃至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广西充分利用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独特区位优势和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的重要机遇,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和贸易,不断摸索文化“走出去”的路径,文化交流和贸易的次数和规模逐年增长。可以说,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广西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里程碑。

2004年3月,柳州与越南永福省永安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这也是第一个与柳州结成“友城”关系的东盟国家城市,随着近11年时光流逝,柳州与东盟各国之间文化外事交流也日益频繁起来,“山水柳州”的文化风情,早已在东盟国家人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就在去年刚刚举行的第二届中越青年大联欢中,700名来到柳州的中越青年代表,不但游览了穿城而过的碧波柳江、欣赏了两岸斑斓旖旎的风景,参观了柳州市博物馆、柳侯祠、城市规划设计展览馆。而且在参观胡志明旧居时,看到胡志明的革命经历和在柳的活动,更是让越方代表团的青年们感慨万千。而作为第二届中越青年大联欢的分会场,柳州不但积极配合国家外交大局,同时,也让“山水柳州”的美誉通过活动在越南青年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作为广西重工业城市的柳州,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往来日趋紧密,贸易合作迅速发展。以贸易合作良好展开为基础,柳州对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也积极的展开来了。“自从东盟博览会召开后,东盟的留学生来到了柳州,到东盟经商、旅游的柳州人也越来越多,双方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从而‘山水柳州’的文化风情也越来越为东盟国家人民所熟悉和了解。”外侨办国际交流科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牛津大学教授雷蒙・道森在1967年出版的名著《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1]中详尽而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对中国的种种看法,并总结说:“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形象似乎在两个极端间变化:或者是理想的王国,或者是停滞与落后的象征。中国时而被描绘为富裕的、先进的、聪明的、美好的、强大的和诚实的,时而被描绘为贫穷的、落后的……。”矛盾的认知说明了世界需要更了解中国。

文化是沟通人与人心灵和情感的桥梁,是国与国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21世纪是文化制胜的时代,保护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才能留住民族的“根”。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文化建设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工作重点。

文化交流必须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发展是各国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碰撞、选择、吸收、创新的过程。由于西方国家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早,生产力较发达,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较高,文化势能也较高。我国在文化的对外交流和合作中不可避免地要与西方国家发生联系,因此必须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积极吸取其文化的精华,自觉抵制其文化的糟粕。

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应当坚持原汁原味,适当创新,切忌迎合,避免产生不中不洋的产品。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第6篇

初唐,福建尚属经济后进地区。武则天时,张循之《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曰:“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入贡还珠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当时的泉州即今福州。诗中用“傍海皆荒服”来形容,从另一方面说明福州经济还比较落后。当时,福州在与朝鲜、日本佛教交流中扮演中转站的角色。唐初有“慧轮师者,新罗人也自本国出家,翘心圣迹。泛舶而陵闽越,涉步而届长安”;天宝三年(744),鉴真和尚第四次东渡日本,先期派人到福州置办粮船,准备由此出洋;贞元二十年(804),日本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遣唐僧空海等人乘船漂流至福建长溪县赤岸镇海口,县长吏将其一行遣送福州,并且“到州,新除观察使兼刺史阎济美成分,具奏,且放廿三人入京”。

到了中唐特别是唐开元十三年(725),福州设置福建经略使之后,福建沿海地区的开发已取得很大成绩,社会经济相当繁荣,福州被称为“闽都都会,东南重镇”、“福建大藩也居民若是其众也”。正如1958年福州所发现唐元和八年(813)《球场山亭记》碑碑文所载“迩时廛闬阗阗,货贸实繁”,表明当时福州城内诸货丰盛,对外贸易发达,市场繁华。有的学者认为唐代的福州已成为仅次于广州、扬州的第三大国际贸易港。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宣宗大中六年(852),唐朝商人钦良晖的商舶自日本肥前国值嘉岛扬帆归国,在海上航行六天,从福州闽江口的连江县登陆,随船而来的有日本僧人圆珍、丰智、闲静等人。圆珍等人在福州居留达6年之久,于大中十二年(858)搭乘唐商李延孝的船返回日本。

由于受唐武宗“灭佛”事件影响,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也受到较大冲击,“鼓山僧徒逃窜皆尽”。直至846年唐武宗死后,福州的中外佛教交流才逐渐恢复,福州开元寺还被官方作接待各国来闽僧人之所。日籍僧人空海在福州期间,曾登临鼓山,访问华严寺,并留诗一首,题为《灵源深处离合诗》。诗曰:“蹬危人难纤,石崄兽无升,烛暗迷前后,蜀人不得灯。”空海后来成为日本佛教真言宗(又称东密)的开山祖师。唐诗人马戴咏晋安:“宾府通兰棹,蛮僧接石梯。”说明当时的福州海外僧人云集,佛学交流兴盛;李洞也有句:“潮浮廉使宴,珠照岛僧归”,生动地描绘了每年当海外贸易船遣发之际,福建观察使排办筵席,犒设送行以及当海外贸易船返航时,各国僧人乘船接踵而至的动人场面,反映了唐时海外大舶频频直抵福州,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

五代时期,福建佛教发展进入高潮。虽发生周世宗灭佛事件,但福建不但不受影响,还获得大发展机会,成为南方各道内佛教最盛的地方之一。王审知自唐昭宗光化元年(898)十月为福建威武军节度使,政治上,他“宁为开门节度使,不做闭门天子”;经济上,他重视贸易,为“招来海中蛮夷商贾,资用以饶”,开凿黄崎海道,设甘棠港,与高丽、日本东南亚诸国贸易;思想文化上,他大力推崇佛教,巩固王闽政权的统治。主要体现在:宋初,宋太祖采取“重文轻武”的国策,许多有作为的南士被委以重用。这些南士多生活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对商品经济耳濡目染,加之宋代没有受外来入侵的危险,对外开放寻求海上交通,扩大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是必然的选择。宋朝廷规定:“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由于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提高,此时福州已成为豪华的都会。《高丽史》记载,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有福州商人虞瑄等100人到高丽进行贸易;北宋仁宗时“福州商客陈文佑”等从事中日贸易。苏轼曾说:“福建一路,以海商为业。”曾任福州太守的蔡襄《荔枝谱》中记道:“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宋元时期,福州是“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重要贸易港口城市。贸易的兴盛、人员的频繁往来,带动佛教的交流。福建佛教之盛冠于全国。寺院之多、僧众之多、佛教著作出版之多,都在全国名列前茅。“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主要体现在:

一、“崇宁藏”和“毗卢藏”的雕造和外传

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后,逐渐汉化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典籍的翻译、编辑、抄写、雕版、印造、收赎、供养以及寄托其中的精神企盼,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北宋末年朝廷放开印书之禁,民间与官府盛行印书。四川、浙江、福建是宋以来的三大刻书中心,福建路的雕版印刷业规模位于全国前列。福建除建阳外,福州也是重要的刻书中心。福州的东禅寺等觉禅院和开元寺先后开雕了大藏经“崇宁藏”和“毗卢藏”,创始了民间自发雕造大藏经的活动,并对日本佛教有重大影响。

从北宋神宗元丰年开始,东禅寺等觉禅院发起劝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寺院筹资雕造的大藏经。此藏开始只称“大藏经”,后因以藏进献徽宗皇帝祝延圣寿,于崇宁二年(1103)奉敕,赐名“崇宁万寿大藏”。后又因其所在地名和寺名被称为“福州东禅寺大藏”,或“东禅寺万寿大藏”,当今简称“崇宁藏”。“崇宁藏”经本流传于世界各地,以日本为最多。宋政和二年(1112)“崇宁藏”雕造初成,同县的开元寺也已经开始雕造另一部大藏经,并命名为“毗卢大藏经”,同样原因称之为“福州开元寺大藏”,或合称为“福州开元寺毗卢大藏”,今称“毗卢藏”。“毗卢藏”的全藏,国内已不存,海外亦闻无藏。根据叶恭绰先生探明东京宫内省图书寮所藏的大藏经,以“毗卢藏”为主,以“崇宁藏”补缺,系日僧庆政入宋求法,在福州捐财资助雕造,因得携归已经刻成的经本,再委托宋朝的商船将其后遞刊的经本陆续买去,合为全藏。福州版大藏经的传入,对日本佛教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日本各种佛经开始仿刻出版,翻刻刊本版式几与原本雷同。

二、佛教建筑的传播

根据傅熹年先生《福建的几座宋代建筑及其与日本镰仓‘大佛样’建筑的关系》一文,“福建地区的建筑特色和日本镰仓时期从中国南宋传过去的“大佛样”建筑极为相像,证明‘大佛样’是传自南宋福建的地方建筑式样”。“大佛样”旧称“天竺样”,是日僧俊乘坊重源为重建1180年被毁的奈良东大寺大佛殿,从南宋引进的建筑式样,日本建筑史专家称之为“大佛样”。他们根据“大佛样”中大量使用丁头拱(日本称插拱)的特点,推测它可能属于福建建筑样式。此外,建于南宋庆元五年(1199)的奈良县东大寺南大门、建于南宋绍熙三年(1192)的兵库县净土寺净土堂、建于南宋庆元元年(1195)京都醍醐寺和华林寺一样,具有“大佛样”相同特点,而且风格、构架方法和细部装饰与当时日本传统的“和样”建筑明显不同,是一种完全新的建筑式样。虽然在“大佛样”遗构中或多或少地带有日本传统做法,但从构架到细部都有浓厚的福建地方风格,建造这样的建筑恐不是简单的带回图纸所能做到,应是在请来的福建工匠指导下进行的。

三、与佛教有关的黑釉瓷器的输出

佛教与茶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唐李肇《国史补》及《唐书•地理志》记载:“福州有方山之露芽”;《闽小记》有关于鼓山半岩茶的记载,“鼓山半岩茶,色、香、风味,当为闽中第一,不让虎丘、龙井也。”福建的茶叶在唐代已成为贡品,宋代北苑茶更是名闻天下。到了元初,福建出口的货物中通过天龙寺船已经有茶叶输往日本。

福州的许多寺院不仅是佛教传播的圣地,也是禅茶一体兴盛的名寺。百丈怀海的《百丈清规》“赴茶”条:“方丈四节将为首座大众茶,库司四节将为大众首座大众茶、旦望巡堂茶、方丈点行堂茶等”“茶道”二字首先由中国禅僧提出,并通过禅茶交融途径向日本、朝鲜等国传播,才有日本茶道、朝鲜茶礼。有人把“海上茶之路”“海上瓷器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相提并论,是名副其实,只不过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起作用不同而已。

福建是古代盛产陶瓷的产区。由于宋代盛行“斗茶”,与之相适应的茶具——黑釉碗盏,应运而生。北宋末期,建阳水吉镇后井村的建窑因烧制出兔毫、油滴、鹧鸪、瓜皮、曜变等精美斑纹而称誉当世,并一度被指定为皇宋宫廷烧制御用茶盏,引发福州(包括福清东张、连江、罗源、闽清)等地各窑竞相仿制,并且大量通过福州“海上丝绸之路”出口到日本、朝鲜。这些黑釉盏在日本被称为“天目”,为日本朝野僧俗所珍爱[17]。在日本被判定属13~14世纪的长胜寺遗址,出土大量的天目茶碗。在韩国新安海底发现一艘中国元代晚期的沉船,从沉船中打捞出黑釉瓷117件,其中有建窑的黑釉天目碗和小罐。从出土实物的照片资料看,沉船中打捞出黑釉碗无论釉色、造型与建阳水吉镇出土的碗毫无二致,应是水吉窑的产品。这个事实为建窑产品曾远销日本、朝鲜等国的历史提供了有力证据。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第7篇

关键词: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文化传播

当今时代,全球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改变了传统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条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产业和生产组织形式。在当今信息社会,经济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生产要素的范围,而越来越倚重于知识、无形价值和创新能力。经济日益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创新已经占据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比较优势,越来越体现为其学习、创新和知识生产的能力。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中,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国际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概况

当今世界已经全面迈人了全球化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人,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文化交往日益广泛,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发展也日益重要。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出版了《世界文化报告:文化、创造性与市场》和《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行动框架》,这两份文件都特别强调了文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美国的传播政策中,虽然没有声明要重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但作为美国政府的目标却是非常明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国内的文化产业政策基本上是越来越放松管制,其理论基础是市场理论和多样化原则。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英国政府为扶植文化产业发展,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英国政府认识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市场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完善自我,抓住机遇,扩展国内外市场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经济长期低速徘徊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开始把文化和经济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方略;2001年,日本开始全力打造知识产权立国战略,明确提出10年内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知识产权国;2003年,又制定了观光立国战略,计划到2010年让到日本旅游的外国客人达到1000万人,比2001年提高1倍。为把文化立国战略落到实处,日本政府还通过设立战略会议、恳谈会、幕僚会议、审议会等形式,研究商讨具体对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制定了“文化立国”的方针,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最终目标是把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和知识经济强国。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加强了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如:历时两年的中法文化年在中国圆满闭幕,在美国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天津周”和在荷兰举办的“中国文化艺术节”等大型对外文化活动,扩大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中法文化年影响巨大,盛况空前,全面提升了两国的政经关系,把中法以至中国与欧盟的伙伴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示范作用,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希腊等国已相继提出要与中国举办文化年。中国在对外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同时,“十一五”规划还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产业贸易,复兴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在文化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过去20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从1980年到1998年间,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等文化贸易的年贸易额从953亿美元猛增到了3879亿美元。但是,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1990年,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贸易出口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出口额的55.4%,而化贸易的进口额也高度集中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进口额的47%。跨人21世纪以后,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大国排序有所更替,然而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这些国家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产品进口国,2002年其进口额高达153亿美元;英国是第二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大约是美国的一半,为78亿美元;德国是世界第三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为41亿美元。

二、对外贸易中文化交流的方式

1.媒体作用

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媒体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为媒体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中国加人WTO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需要世界信息,世界也需要中国信息,双向选择剧烈增加。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目前中国有报纸2000多种,杂志8000多种,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约有2000个频道,有近10亿的电视观众,同时有超过1亿的互联网使用者。媒体、媒介成为中国对世界宣扬中华文化,加大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要手段。但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传媒在资本、经营网络、经营理念、管理体制和人才素质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文化贸易方面,我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逆差是以5一10倍的数字来显现的,中国书刊版权贸易上的逆差更高达10一15倍。因此中国媒体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专家预计,中国媒体要成为世界主流媒体,还需要很长时间,甚至10一20年。媒体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还肩负着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普及汉语文化,发扬宣传中华文化的艰巨任务。

2.政府作用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担负着提供文化服务的职能。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角色,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背景下考虑。十六届五中全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案就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对外开放的关键。这一提法表明了在“十一五”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以前涉及政府职能经常从经济角度考虑,许多地方政府把GDP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唯一标准,中国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重点放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科学发展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解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次,政府具有制定文化战略的职能。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总的来说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冲击。因为外国文化产品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我国加人WTO承诺文化市场的开放,首先面临占有国际优势地位的文化产品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冲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冲击。当外国文化产品在文化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时,他们一定会谋求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整合。国际文化资本进人中国参与整个中国的文化企业的生产,采取某种本地化的生产方式,就地整合资源,就地生产、产品就地出售,这是一种跨国文化企业的比较合理的商业模式。近年来,外国文化资本进人中国文化资本市场势头一直比较猛烈。第三个是文化价值观的冲击。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普及,它负载的是外国文化价值的内容,它一定会对我国文化消费者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三方面构成全球化对中国文化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需要制定本国文化发展战略,宣扬中华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对此,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学术界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其发展的历程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这段时间,被人称之为“军事立国”阶段。从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被称之为“经济立国”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阶段。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与美国、欧盟并驾齐驱的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日本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包括环境的问题、国家形象的问题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日本适时提出了文化立国的目标,这个目标包括这么一些内容:首先,要确立一个国家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创新精神的一个国度,而不仅仅是能够制造物质产品的国家。其次,要尽可能地满足公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再次,要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环境,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文化战略是许多发达国家为促进本国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我国目前也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发展文化产业,实际上制定文化战略也是政府应对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的挑战。

3.对外贸易自身作用

对外贸易自身作用体现在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大对外文化贸易来促进本国文化走向海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近期来看,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何通过整合我国的文化资源,开发我们的文化产品,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增加我们产业附加值,无论是高技术附加值,还是高文化的附加值,目前正在成为一个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新的战略重点,这就造成了一个大的发展态势。即把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把文化产业和传统产业融为一体,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业的中心这两件事也结合在一起。我们不仅要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所谓“中国制造”,而且我们要变成“中国创造”,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的创新中心。

三、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渐衰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呈现了严重的逆差。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十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到在海外多个国家设立100多所孔子学院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同中国经济和政治在世界上的地位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的主要产品,无论是文艺演出、影视作品、图书期刊、动漫产业还是语言文化等,存在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人超”,处于绝对输人国地位,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这对于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讲,对于一个正快速发展追求民族复兴的国家来讲,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缺乏品牌文化产品

我们输出的文化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面貌、当今中国人核心价值观和精神风貌的文化作品有限,有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的原创作品太少,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内在魅力、代表国家形象的高端文化产品更是凤毛麟角。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仍停留在以展示剪纸、泥人、刺绣、大红灯笼之类的民俗作品和兵马俑以及其他出土文物等为主的阶段,在国外较有影响的戏剧歌舞和影视作品也仅仅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动漫产业与美国和日韩相比我们才刚刚起步。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够吸引人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产品。而美国的品牌文化产品就遍布世界各地,如可口可乐、麦当劳以及各种美国大片等。

2.观念滞后,缺乏创意

在传统观念中,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卖文化,这种思维方式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不少的差距。文化产品能否赢得市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所内含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情感因素;在于文化产品是否具有思想感染力、情感的亲和力、精神的震撼力以及生活方式的凝聚力。只有赋予文化产品这几种力量,才会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购买你的产品。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企业在制定贸易策略时应注意与当地文化融合,创造为当地人易于接受又有吸引力的情境。在整个经营设计过程中注意配合文化环境要求进行创新,既要创造出适合销售国文化的产品,又要使定价的方式和程度为之接受,还要找到适合当地的渠道,采取购买对象乐意接受的宣传方式。美国人在中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店里将玉米羹、汤和可乐同售;海尔在美国的成功定位等都是中美文化融合的良好开端。

3。缺乏国家战略与支持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缺乏国家战略,缺乏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扶植,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缺乏国际化的运作和推介。国家应制定对外文化交流发展战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着眼长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循序渐进,搭建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平台,策划组织一系列高端的中国文化产品,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整体水平。

四、扩大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中国的现状是文化实力与经济大国地位严重失衡。文化的“人超”地位,客观上为西方文化提供了文化受众,强化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力,甚至影响了国家的文化安全。“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目标,中国文化要繁荣振兴,要加大对外交流已经刻不容缓。

第一,国家应制定和推行战略性文化贸易政策。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过程中推动文化的发展,是国家在制定文化贸易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政府进行合理的干预,适当运用关税、补贴,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会刺激和提升我国的文化产品乃至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也都采取过这样的政策。

第二,国家应加强完善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体制机制。互联网的无界性,使文化传播可以突破时空界限,对全球文化的发展、创新和传播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发展潜力巨大,是我们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和窗口。建议国家专门建立一个部门,招募聚集一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和网络技术人才,负责互联网的对外文化传播与管理。

第三,加强对海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思维特性的研究,以增强针对性;善于借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例如歌剧、舞蹈、交响乐等,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加强高等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国家良好的文化形象,有创意的、高精尖的文化艺术产品,要靠优秀的、杰出的文化艺术人才去树立、去创造、去表现、去经营。国家应按时代和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需要,设置更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对其投人更多的资金和精力,使这样的教育和培训机构成为国家文化走出去所需杰出人才的摇篮,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力不竭的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