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农业保险体系；体制多样性；区位特殊性；中介灵活性；分保配套性
我国的农业保险由于其保险标的的分散性，风险存在的广泛性，控制风险的艰巨性，经营管理的复杂性，政策配套的缺位性，严重制约和阻碍了其发展进程。《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有步骤地建立多种形式经营，多渠道支持的农业保险体系。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加速建立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体系，是推进农业保险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必由之路。
一、我国现行保险架构不适宜发展农业保险
目前我国现有的保险主体及架构，由于种种原因，难以适应大面积开办和发展农业保险的需求。主要表现：
(一)商业性保险公司受制
虽然现存的商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但在发展农业保险上，却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一是缺乏抗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农村种植业地广面大，农、林作物面积广阔，区域气候差异大，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而商业保险公司不具备有效的保险防御措施；养殖业种类繁多，管理和防疫条件较差，缺乏风险控制能力；对于现代农业中科技含量较高的生产项目，商业保险公司更是缺乏相应的管控人才和技术。二是缺乏对道德风险的防控能力。农村人口众多，法律意识比较淡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骗保骗赔等道德风险的比率较高，防控难度较大。三是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商业保险公司在经营农业保险中，特别是种养两业，由于风险大，成本高，导致严重的经营性亏损，在没有政府政策性补贴的情况下，不具备长期或大面积开办农业保险的能力。
(二)专业性保险公司受限
近年来成立的一些专门的农业保险公司，由于其人力资源匮乏，地域限制，经营范围限制及政策不到位等因素，导致业务量太小，形不成业务规模，承保和理赔能力较低，难以发挥保障作用。例如总部设在上海的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到2006年11月底承保蔬菜9388亩，保费收入175万元，尽管在专项承保上有了一些突破，但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户的保障需求。
(三)政策性保险公司受阻
国外及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已证明，由国家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或对商业保险公司实行必要的政策性补贴，是建立农业保险主体的主要手段，是完善农业保险体系的重要方式，是推进农业保险的有效措施。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的建立由于受资金、政策、法律、体制等种种因素的制约屡屡受阻。农业和农村保险这一重大的社会保障范围，需要政府的权威功能，而正是由于政府长期处于缺位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业保险的举步维艰。
二、加速建立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重视“三农”问题的一贯思想，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我国是农业大国，由于受不同自然环境及各种因素的影响，农业灾害和事故频发，但农业保险却几尽空白。因此，加速建立以服务“三农”发展为重点的农业保险体系，不断提高农村保障能力已成为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现有的农村经济及文化环境下，根据不同地域的不同情况，在建立农村保险经营机构和经营方式上，要特别注意考虑以下因素：
(一)体制上的多样性
经营农业保险的机构体制应不拘一格，要多种方式共同发展。现有的商业保险公司，在机构网络、经营经验、专业人才等方面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但要大幅度地发展农业保险仍有实际困难。因此，可对其予以必要的政府财政补贴，减免“三农”保险税赋，使其减轻为开拓农村保险市场而担负的高成本，并支持其建立巨灾风险准备金制度，增强抗风险能力；组建股份制农业保险公司，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与农民利益结合起来，利用其资金优势、管理优势、责任优势来提高保障能力；完善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的功能，创造条件将其垦区农业保险范围延伸到农业地区，提高盈利能力来反哺农业保险；引入外资农业保险公司，效仿发达国家保险的先进理念和经验，活跃农村保险市场；以政府为主体组建相应的政策性保险公司，通过建立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将政策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二)区位上的特殊性
根据不同性质的农业保险主体，视其特点有效地经营保险业务。全国性的公司，可利用自身优势在全国广大农村大面积地开展业务；区域性保险公司要发挥区位优势，特别是针对不同区域的不同特点、不同需要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化，提供有效的保险服务；专业性公司发挥其专业技术人才配置、业务经营专门化的技术和资源优势，针对种养业、林业及水产业不同特色开展专项保险，增强专项农业经济的风险保障能力。
(三)中介的灵活性
农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服务需求量大。但由于标的分散，展业成本较高，现有的保险机构网络难以适应需求，而保险中介具有机构广、人员多，服务方式灵活多样，快速方便，展业成本低的优势，这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保险服务体系，利用这个机制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分保机制的配套性
农业保险具有风险的不确定性、频发性和灾害事故的大面积性的特点，建立必要的农业保险分保机制是对农业保险的一种完善。一是组建多种形式的农业再保险公司，增加再保险主体，提高对巨额及大额风险的分保能力；二是完善农业保险业务的分保机制。对风险较高的农村种植业和养殖业，可规定实施法定分保；其它类农业保险可视不同种类，实施协议分保、标的较大业务的合同分保及临时分保。
三、积极创造发展农业保险的有利条件
(一)加速农业保险法的制定
农业保险既不是纯粹的商业保险，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保险，是一种既介于两者之间，又具有自身特别性质、特殊形式的保险。而现行的保险法主要针对商业保险，社会保险的各项法规又不适用于农业保险。当务之急是需要出台适宜中国特色的农业保险法，从根本上明确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目标、方向及法律规范。
(二)促进各保险主体的建立和完善
面对广阔的农村保险市场，单靠某种形式的保险主体难以适应发展需求，必须加速多种形式的保险主体的建立和完善。现有的商业性保险公司，需在政策融通、成本核算、专业人才技能等方面予以改进和调整，切实增强适应性。实践证明，区域性的保险公司是推进农业保险的有效尝试，应在现有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同时，赋于其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展业条件，并适当地扩大其经营品种和范围，不断提升其自身实力和发展农村保险业务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创造条件，加速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建立农业保险制度，提高政府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能力，使农业保险的发展步人良性循环的轨道。
(三)提高保险主体的专业技能
开办农业保险必须熟悉农村情况，懂得农业政策，了解农业经济，精通农险业务。一是要迅速造就出高素质的农业保险人才队伍；二是进行必要的农业保险业务培训，以适应农业保险发展新形势的需要；三是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不断拓展农业保险服务领域。
1.1基础条件薄弱
由于独特的地理条件，境内沟壑纵横，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难度较大，长期以来投入不足，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基础设施不足，且布局不均匀，资源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并存，严重制约了生产发展；坡地多，耕作条件差，且多数未开发整理，土地生产能力较弱。
1.2劳动者素质低
由于受地理、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制约，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低，思想观念落后，市场经济意识淡薄，加之近年来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增多，留守人员年龄偏大，粗放生产管理的传统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
1.3扶持政策资金不足
一方面由于受县级财力所限，地方财政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贷款贴息无法安排，对龙头企业的优惠政策也无法兑现；中央和省级财政安排的农业产业化贷款贴息资金，对于规模小的企业很难享受这些优惠政策。另一方面按照有关规定，申请项目贷款可以享受贴息政策，但企业反映办理手续非常繁杂，关口多、门槛高，无法争取。
1.4技术力量薄弱
专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科技人才总体结构不合理，农技专业人员少，素质不高；没有一套有效的科技投入机制，科技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农产品缺乏科技含量，在品质上缺少比较优势。
2对策和建议
2.1优化立体产业区域布局
要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按照“高海拔地区抓林果、中海拔地区抓粮烟、低海拔地区抓热作、科学发展畜牧业”的立体空间布局，优化种植养殖结构调整。要在特色上做文章，用好特色、用足特色、开发好特色。
2.2建优势特色产业基地
按照“突出特色建基地、围绕龙头建基地”的原则，把基地建设与特色产业培育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优化区域布局，以大庄、法〇、妥甸等乡镇为主发展优质粮食、蚕桑、早青蚕豆、优质油菜生产基地；以大麦地、安龙堡、爱尼山等乡镇为主发展冬早蔬菜生产基地；以法〇、鄂嘉等乡镇为主发展茶叶生产基地；以独田、爱尼山等乡镇为主发展生态猪牛羊生产基地。加快绿汁江流域综合开发，以蔬菜、鲜食葡萄、农作物繁种、热区水果、中药材等特色种植为重点，大力发展热作经济。
2.3激发发展活力
鼓励农村专业大户、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外出务工经商回乡创业者等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流转，结合双柏主导产业和特色产品，建立生产基地，开展适度规模经营。对受让面积较大、流转期限较长的经营主体，各级财政应给予适当奖励，金融机构应把其作为信贷支农的重点，并优先安排农田基本建设、土地整理、农业综合开发、特色农产品基地等建设项目和农机补贴项目。
2.4培育发展主体
要着力提升壮大一批、培育发展一批、引进嫁接一批，实现贸工农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形成良性互动。大力支持城乡民营企业当龙头，鼓励城市工商企业带着资金、信息、技术参与农业开发，开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和系列加工。积极引导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新型利益分配机制，逐步由契约联结、服务联结向资产、资本联结方向发展，形成更为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
2.5提升人员素质
强化县乡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加强种养殖业重点示范户培育，采取派出去、引进来的办法，聘请有专业特长的人员指导特色农业开发和生产。有针对性地搞好科技培训，要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以重点村、重点产业为主导，对农民进行种养加工业生产操作技能培训，力争培训出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2.6打造绿色品牌
一、以农立国派
“以农立国派”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章士钊、董时进、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人。“以农立国派”主张复兴农村，主张振兴农业从而发展工业，其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以农立国”的原因。（1）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有着深厚的农本观念和农业生产经验，“以农立国”可以充分发挥优势。（2）基于“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优劣之分，所以应该“以农立国”。（3）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先行发展农业的重要性。
第二，关于“以农立国”的路径。“乡村建设派”基于自己的实践经验，认为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惟一道路。乡村建设运动的中心理念是中国的问题既非政治问题，也非经济问题，而是文化和教育的问题，认为中国的问题不需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应返回到“农本社会”、“伦理本位社会”，于是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
对于“以农立国派”可以做如下的判断：第一，梁漱溟和晏阳初他们的乡村建设运动取得了一些成绩，如识字教育、乡村卫生、农业推广、经济合作、农民自卫以及整个县政建设，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第二，“以农立国派”的思想所蕴涵的农业文化理念，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农业的意义，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章士钊基于政治道德和法律习惯的差异对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分析，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农业文明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区别：后者充满着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的贪婪，从而导致人与自然界日趋严重的对立，而前者则蕴涵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生存意识。当然，“以农立国派”也存在不能正确认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没有找到农村衰落凋敝的真正原因等问题。
二、以工立国派
在这次大的论战中，“以工立国派”占据了主流，原因是众多学者深为中国发展落后局面所震惊，急于改变中国落后局面。“以工立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恽代英、孙倬章、杨明斋、吴景超和张培刚等人。“以工立国派”认为，发展工业是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先决条件，只有振兴都市工业才能救济农村。“以工立国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以工立国”的优点：（1）从经济角度而言，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经济扩张时期，中国不发展工业，必然受制于列强的经济控制（孙倬章，1923）。（2）从政治层面而言，恽代英认为，能够以工立国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中国想要改变殖民地的面貌，改变被列强侵略欺凌的局面，必须发展工业（戴英，1923）。具体到国内的民主政治，孙倬章认为，两种分歧关乎保存专制政体还是实现民主政治。（3）从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角度而言，如果不发展工业，将成为文化科学技术的落伍者（孙倬章，1923）。
第二，关于“以农立国”的劣势。孙倬章认为“以农立国”的诸多不利因素，而吴景超则将反对“以工立国”者分为四派，即夸大派、禁欲派、因噎废食派和畏难退缩派（吴景超，1934）。
第三，关于工业化的途径。“以工立国派”的代表人物吴知认为，发展工业在资金、人才技术以及机制方面采取如下途径：（1）工业生产的资本问题，就是要“强迫统制消费”，储蓄资本。（2）人才和技术，就是要“积极普遍推行生产的教育与训练，培植工业化所需要的各种人才，救济失业的有用青年”。（3）要“讲求科学管理和生产统制”（吴知，1936）。很显然，吴知在这里所谈及的关于生产统制的问题在另一位“以工立国派”的代表人物张培刚那里得到呼应。
第四，“以工立国派”对农业问题的看法。“以工立国派”强调发展工业，并不是不重视农业。比如，孙悼章在主张发展工业的同时，也提出了发展农业的一些政策：如设立农业银行，提倡信用协作，从经济上援助农民；从法律上，在地租契约方面给予农民以法律上的保护；从教育上，设立农校，使农民接受普通的农业知识，提高农业的生产力等（孙倬章，1923）。张培刚更是在这一论战的过程中提出了广义工业化的概念，进而阐释农业的基础作用（张培刚，1938）。
“以工立国派”所提出的关于工业化所需的资本来源、工业化过程中的人才培养以及工作机制的思考至今仍有许多借鉴意义，他们所提出的关于发展民族工业的思想对于今日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仍然振耳发聩。不足之处有二：其一，他们中如袁聘之所强调的要与当时的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合作，要求政府维护关税、货币的独立性，阻止外国商品的涌入，扶持和发展民族工业，但在当时“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也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其二，在论争中表现出寻求工业化“捷径”的意图，存在盲目崇拜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过分强调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倾向，对工业化道路的具体路径和复杂结构分析还略显粗糙和肤浅，对社会转型期的各项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三、调和派
与“以农立国派”和“以工立国派”不同的是，在当时的论战中也有学者试图要超越“以工立国派”和“以农立国派”，走第三条道路，但这一派人数不多。他们打着走第三条道路的幌子，骨子里还是小农经济的思想。“调和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郑林庄和杨铨等人。
郑林庄主张，要超越“以工立国”和“以农立国”，在农村发展合作社工业，这也就是郑林庄提出的试图超越“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的“第三条道路”。为什么不能走吴景超所主张的“都市工业”的道路而只能走他所主张的“农村工业”的道路呢？郑林庄认为，“都市大规模工业是要具备了以下三个条件，才可以得到长足发展的：（1）一个能够自主的国民经济；（2）一片可做工业化必然产生的过剩生产的销售之尾闾的土地；（3）一群真实的科学家和有科学意识的民众”。郑林庄认为，这三个条件中国都不具备，而培植农村工业则行得通。郑林庄的“第三条道路”只是一个从理想化农村工业发展到都市工业的模式（郑林庄，1935）。张培刚对郑林庄的观点提出了自己不同的意见，在《第三条道路走得通吗？》一文中谈到：“我们承认中国经济建设，应走上工业化的路径，同时也承认由农业社会的阶段不能一蹴而就达到工业社会的阶段。但是农村工业是否能作为二者间的一架桥梁，在目前的中国，究竟能否使国民经济的基础树立起来，我们却有几点意见。”张培刚主要通过对工业生产日益标准化和合理化分析，说明发展农村工业是行不通的，工业化才是正途（张培刚，1935）。调和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杨铨也提出过“工与农并行而不悖，相得而益彰”的思想（杨铨，1923）。客观而言，“调和派”的很多想法只能说是空想，在实践中更是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在当时的争论中，这一派的声音显得非常微弱。
四、先农后工派
基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以及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先农后工派”认为应先行复兴农村、振兴农村，才能进一步发展工业。“先农后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漆琪生和翁文灏等人。“先农后工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先行发展农业对于复兴农村、振兴农村的重要性。（1）先行发展农业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困境的必要条件。（2）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必须先行发展农业，振兴农村。（3）复兴农村和振兴农村对于社会稳定的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先行发展工业缺乏现实的客观条件。漆琪生认为，如果先行发展工业，那么，现实的状况就是，“帝国主义之抑制与摧毁”，同时，中国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不能采取有效的关税保护政策，其结果是中国幼稚的工商业不可能存活下来（姚溥荪，1935）。
第三，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循着上面的思路，翁文灏则进一步提出了“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思想。“立国虽不妨以农业，建国则必须以工业”（翁文灏，1940）。
第四，“先农后工”的路径，就是要建立农村合作社，从而变革农村的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农业生产关系。在漆琪生看来，农村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生产关系与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问题，要革新农业生产关系，建设新的农村经济体制（漆琪生，1935）。
应该说，“先农后工派”在立国方面把农业和工业置于同等重要的程度，只是由于国情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差异强调其发展次序和着重点的不同。特别是翁文灏提出的“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口号，是综合了各方观点所长，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但是，“先农后工派”也是避免涉及政治问题，把讨论仅仅限于经济层面。漆琪生就不主张在农村建设中谈论政治问题，原因在于“假如一定要将政治问题牵入，则不仅问题讨论的范围益增扩大，内容益增复杂，而且还将因政治问题解决之艰难，容易陷溺于悲观的宿命论者之泥沼，坐听政治的裁判，放弃一切经济的活动。在这样的情势下，农村建设故然没有成果，工业建设亦将是同一的运命”（漆琪生，1935）。由于缺乏现实的制度保障，“先农后工派”的许多思想也就仅仅限定在理论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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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革新制度派
无论是“以农立国派”的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工立国派”的袁聘之发展民族工业的思路，还是“先农后工派”的漆琪生关于变革农村生产关系、建设农村新的经济体制的设想，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强调与现政权合作，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他们理想的幻灭以及他们思想和理论在实践中的破产恰恰是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发展道路根本所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根本所在，关于这一方面，“革新制度派”做出了很好的回答。“革新制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千家驹和许涤新等。“革新制度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革新制度”的必要性。对于如何认识中国的发展前途，究竟是以何立国？为何必须首先要革新制度。在“革新制度派”看来，从政治层面而言，取得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是讨论“以何立国”的首要问题，只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局面，建立民主的共和国，我们才有资格谈论“以何立国”。
第二，如何“革新制度”？在“革新制度派”看来，首先要推翻旧的政权，建立新中国。随后为了使中国工业化，农业走向工业化的途径，必须做到：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办法，扫除农村的封建关系。这才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工业化应走的道路（许涤新，1940）。
“革新制度派”的许多思想后来得到了印证和实现，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实行的发展农业和工业的许多举措，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初步建立，恰恰表明了“革新制度派”的观点，那就是只有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的农村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中国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讨论和实现立国问题。
六、若干思考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关于中国究竟是要“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可以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先贤们无论处于怎样的立场，他们对于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满腔热情和理性思考。同时，也给予了我们诸多的启示：
1.1920年代末到1940年代的这场关于农村建设的争论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作为深受西方列强侵略之苦、之辱的中国的知识界，为了自强图存而对中国发展方向所展开的进一步的争论和深入的思考。他们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进行民族主义回应的同时，对西方的文明估价由最初的器物层次上升到制度层次，进而涉及到精神领域，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历史进步。
2.作为“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四大论战之一的“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争论的分歧实质，是中国的知识界的文化方面分歧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进一步深化和反映。在1920年代，当论战刚开始时，双方的阵线分明：所有反对中国大革命的封建顽固派，阻止新思潮反对新文化的国粹派和“甲寅派”，以梁漱溟为代表鼓吹复兴中国文化的新旧调和派等等，都属于“以农立国派”。而“以工立国派”的阵营则都鼓吹新文化运动，甚至是西化论的主张者。
3.论战在最初表现出应景化、简单化和理想化的特点，论战的各方对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变革，对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改造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比如，“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两派的争论表现出非此即彼的简单的二元化思维模式，认为农业化就是恢复小农经济或小生产力的农业经济，而工业化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而对社会发展道路的设计常常表现出理想化的倾向，这也导致了他们的许多论争仅仅限于理论的层面，缺乏实践的基础。随着论战的深入，各派思想的碰撞，论战的简单化和理想化倾向才逐渐改变。
4.“以农立国派”、“以工立国派”和“调和派”的思想反映了他们没有弄清农业与工业、农村和城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辩证关系。他们或片面强调农业和农村的重要性，故而主张复兴农村；或片面强调工业和城市的重要性，而主张发展工业、繁荣都市；或者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进行调和折衷。故而用翁文灏的话来说，这几种主张“各有其长处，分开来看，都觉得太偏，合起来说，才是正道，二者是相辅相成，而不可分的”（翁文灏，1940）。因此，作为“先农后工派”的代表翁文灏提出的“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可能更切合中国的发展道路。但毋庸置疑的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是制度问题，这一点，“革新制度派”对中国发展问题的认识显然又超越了上述四派。
5.这场论战表明，农村的真正出路、中国发展的真正希望是推翻旧的政权，建立一个真正代表民众利益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奉行改良主义的路线，只是在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实行社会改良，而无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其结果是“能在某种程度上解决农民（尤其是自耕农）生产生活中的一些困难，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的衰落，实现农村经济的复兴”（郑大华，2006）。
一、以农立国派
“以农立国派”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章士钊、董时进、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人。“以农立国派”主张复兴农村，主张振兴农业从而发展 工业 ，其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以农立国”的原因。（1）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有着深厚的农本观念和农业生产经验，“以农立国”可以充分发挥优势。（2）基于“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优劣之分，所以应该“以农立国”。（3）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先行发展农业的重要性。
第二，关于“以农立国”的路径。“乡村建设派”基于自己的实践经验，认为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惟一道路。乡村建设运动的中心理念是中国的问题既非 政治 问题，也非经济问题，而是文化和 教育 的问题，认为中国的问题不需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应返回到“农本社会”、“伦理本位社会”，于是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
对于“以农立国派”可以做如下的判断：第一，梁漱溟和晏阳初他们的乡村建设运动取得了一些成绩，如识字教育、乡村卫生、农业推广、经济合作、农民自卫以及整个县政建设，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第二，“以农立国派”的思想所蕴涵的农业文化理念，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农业的意义，重新认识人与 自然 的关系，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章士钊基于政治道德和 法律 习惯的差异对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分析，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农业文明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区别：后者充满着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的贪婪，从而导致人与自然界日趋严重的对立，而前者则蕴涵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生存意识。当然，“以农立国派”也存在不能正确认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没有找到农村衰落凋敝的真正原因等问题。
二、以工立国派
在这次大的论战中，“以工立国派”占据了主流，原因是众多学者深为中国发展落后局面所震惊，急于改变中国落后局面。“以工立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恽代英、孙倬章、杨明斋、吴景超和张培刚等人。“以工立国派”认为，发展工业是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先决条件，只有振兴都市工业才能救济农村。“以工立国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以工立国”的优点：（1）从经济角度而言，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经济扩张时期，中国不发展工业，必然受制于列强的经济控制（孙倬章，1923）。（2）从政治层面而言，恽代英认为，能够以工立国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中国想要改变殖民地的面貌，改变被列强侵略欺凌的局面，必须发展工业（戴英，1923）。具体到国内的民主政治，孙倬章认为，两种分歧关乎保存****政体还是实现民主政治。（3）从 科学 技术文化的发展角度而言，如果不发展工业，将成为文化科学技术的落伍者（孙倬章，1923）。
第二，关于“以农立国”的劣势。孙倬章认为“以农立国”的诸多不利因素，而吴景超则将反对“以工立国”者分为四派，即夸大派、禁欲派、因噎废食派和畏难退缩派（吴景超，1934）。
第三，关于工业化的途径。“以工立国派”的代表人物吴知认为，发展工业在资金、人才技术以及机制方面采取如下途径：（1）工业生产的资本问题，就是要“强迫统制消费”，储蓄资本。（2）人才和技术，就是要“积极普遍推行生产的教育与训练，培植工业化所需要的各种人才，救济失业的有用青年”。（3）要“讲求科学管理和生产统制”（吴知，1936）。很显然，吴知在这里所谈及的关于生产统制的问题在另一位“以工立国派”的代表人物张培刚那里得到呼应。
第四，“以工立国派”对农业问题的看法。“以工立国派”强调发展工业，并不是不重视农业。比如，孙悼章在主张发展工业的同时，也提出了发展农业的一些政策：如设立农业银行，提倡信用协作，从经济上援助农民；从法律上，在地租契约方面给予农民以法律上的保护；从教育上，设立农校，使农民接受普通的农业知识，提高农业的生产力等（孙倬章，1923）。张培刚更是在这一论战的过程中提出了广义工业化的概念，进而阐释农业的基础作用（张培刚，1938）。
“以工立国派”所提出的关于工业化所需的资本来源、工业化过程中的人才培养以及工作机制的思考至今仍有许多借鉴意义，他们所提出的关于发展民族工业的思想对于今日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仍然振耳发聩。不足之处有二：其一，他们中如袁聘之所强调的要与当时的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合作，要求政府维护关税、货币的独立性，阻止外国商品的涌入，扶持和发展民族工业，但在当时“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也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其二，在论争中表现出寻求工业化“捷径”的意图，存在盲目崇拜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过分强调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倾向，对工业化道路的具体路径和复杂结构分析还略显粗糙和肤浅，对社会转型期的各项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三、调和派
与“以农立国派”和“以工立国派”不同的是，在当时的论战中也有学者试图要超越“以工立国派”和“以农立国派”，走第三条道路，但这一派人数不多。他们打着走第三条道路的幌子，骨子里还是小农经济的思想。“调和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郑林庄和杨铨等人。
郑林庄主张，要超越“以工立国”和“以农立国”，在农村发展合作社工业，这也就是郑林庄提出的试图超越“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的“第三条道路”。为什么不能走吴景超所主张的“都市工业”的道路而只能走他所主张的“农村工业”的道路呢？郑林庄认为，“都市大规模工业是要具备了以下三个条件，才可以得到长足发展的：（1）一个能够自主的国民经济；（2）一片可做工业化必然产生的过剩生产的销售之尾闾的土地；（3）一群真实的科学家和有科学意识的民众”。郑林庄认为，这三个条件中国都不具备，而培植农村工业则行得通。郑林庄的“第三条道路”只是一个从理想化农村工业发展到都市工业的模式（郑林庄，1935）。张培刚对郑林庄的观点提出了自己不同的意见，在《第三条道路走得通吗？》一文中谈到：“我们承认中国经济建设，应走上工业化的路径，同时也承认由农业社会的阶段不能一蹴而就达到工业社会的阶段。但是农村工业是否能作为二者间的一架桥梁，在 目前 的中国，究竟能否使国民经济的基础树立起来，我们却有几点意见。”张培刚主要通过对工业生产日益标准化和合理化分析，说明发展农村工业是行不通的，工业化才是正途（张培刚，1935）。调和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杨铨也提出过“工与农并行而不悖，相得而益彰”的思想（杨铨，1923）。客观而言，“调和派”的很多想法只能说是空想，在实践中更是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在当时的争论中，这一派的声音显得非常微弱。
四、先农后工派
基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以及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先农后工派”认为应先行复兴农村、振兴农村，才能进一步发展工业。“先农后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漆琪生和翁文灏等人。“先农后工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先行发展农业对于复兴农村、振兴农村的重要性。（1）先行发展农业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困境的必要条件。（2）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必须先行发展农业，振兴农村。（3）复兴农村和振兴农村对于社会稳定的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先行发展工业缺乏现实的客观条件。漆琪生认为，如果先行发展工业，那么，现实的状况就是，“帝国主义之抑制与摧毁”，同时，中国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不能采取有效的关税保护政策，其结果是中国幼稚的工商业不可能存活下来（姚溥荪，1935）。
第三，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循着上面的思路，翁文灏则进一步提出了“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思想。“立国虽不妨以农业，建国则必须以工业”（翁文灏，1940）。
第四，“先农后工”的路径，就是要建立农村合作社，从而变革农村的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农业生产关系。在漆琪生看来，农村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生产关系与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问题，要革新农业生产关系，建设新的农村经济体制（漆琪生，1935）。
应该说，“先农后工派”在立国方面把农业和工业置于同等重要的程度，只是由于国情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差异强调其发展次序和着重点的不同。特别是翁文灏提出的“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口号，是综合了各方观点所长，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但是，“先农后工派”也是避免涉及政治问题，把讨论仅仅限于经济层面。漆琪生就不主张在农村建设中谈论政治问题，原因在于“假如一定要将政治问题牵入，则不仅问题讨论的范围益增扩大， 内容 益增复杂，而且还将因政治问题解决之艰难，容易陷溺于悲观的宿命论者之泥沼，坐听政治的裁判，放弃一切经济的活动。在这样的情势下，农村建设故然没有成果，工业建设亦将是同一的运命”（漆琪生，1935）。由于缺乏现实的制度保障，“先农后工派”的许多思想也就仅仅限定在 理论 层面。
五、革新制度派
无论是“以农立国派”的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工立国派”的袁聘之 发展 民族 工业 的思路，还是“先农后工派”的漆琪生关于变革 农村 生产关系、建设农村新的 经济 体制的设想，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强调与现政权合作，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他们理想的幻灭以及他们思想和 理论 在实践中的破产恰恰是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 中国 发展道路根本所在，中国农村发展 问题 的根本所在，关于这一方面，“革新制度派”做出了很好的回答。“革新制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千家驹和许涤新等。“革新制度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革新制度”的必要性。对于如何认识中国的发展前途，究竟是以何立国？为何必须首先要革新制度。在“革新制度派”看来，从 政治 层面而言，取得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是讨论“以何立国”的首要问题，只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局面，建立民主的共和国，我们才有资格谈论“以何立国”。
第二，如何“革新制度”？在“革新制度派”看来，首先要****旧的政权，建立新中国。随后为了使中国工业化，农业走向工业化的途径，必须做到：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办法，扫除农村的封建关系。这才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工业化应走的道路（许涤新，1940）。
“革新制度派”的许多思想后来得到了印证和实现，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实行的发展农业和工业的许多举措，中国 社会 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初步建立，恰恰表明了“革新制度派”的观点，那就是只有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的农村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中国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讨论和实现立国问题。
六、若干思考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关于中国究竟是要“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可以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先贤们无论处于怎样的立场，他们对于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满腔热情和理性思考。同时，也给予了我们诸多的启示：
1.1920年代末到1940年代的这场关于农村建设的争论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作为深受西方列强侵略之苦、之辱的中国的知识界，为了自强图存而对中国发展方向所展开的进一步的争论和深入的思考。他们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进行民族主义回应的同时，对西方的文明估价由最初的器物层次上升到制度层次，进而涉及到精神领域，应该说是非常大的 历史 进步。
2.作为“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四大论战之一的“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争论的分歧实质，是中国的知识界的文化方面分歧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进一步深化和反映。在1920年代，当论战刚开始时，双方的阵线分明：所有反对中国大革命的封建顽固派，阻止新思潮反对新文化的国粹派和“甲寅派”，以梁漱溟为代表鼓吹复兴中国文化的新旧调和派等等，都属于“以农立国派”。而“以工立国派”的阵营则都鼓吹新文化运动，甚至是西化论的主张者。
3.论战在最初表现出应景化、简单化和理想化的特点，论战的各方对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变革，对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改造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比如，“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两派的争论表现出非此即彼的简单的二元化思维模式，认为农业化就是恢复小农经济或小生产力的农业经济，而工业化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而对社会发展道路的设计常常表现出理想化的倾向，这也导致了他们的许多论争仅仅限于理论的层面，缺乏实践的基础。随着论战的深入，各派思想的碰撞，论战的简单化和理想化倾向才逐渐改变。
4.“以农立国派”、“以工立国派”和“调和派”的思想反映了他们没有弄清农业与工业、农村和城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辩证关系。他们或片面强调农业和农村的重要性，故而主张复兴农村；或片面强调工业和城市的重要性，而主张发展工业、繁荣都市；或者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进行调和折衷。故而用翁文灏的话来说，这几种主张“各有其长处，分开来看，都觉得太偏，合起来说，才是正道，二者是相辅相成，而不可分的”（翁文灏，1940）。因此，作为“先农后工派”的代表翁文灏提出的“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可能更切合中国的发展道路。但毋庸置疑的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是制度问题，这一点，“革新制度派”对中国发展问题的认识显然又超越了上述四派。
5.这场论战表明，农村的真正出路、中国发展的真正希望是****旧的政权，建立一个真正代表民众利益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奉行改良主义的路线，只是在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实行社会改良，而无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其结果是“能在某种程度上解决农民（尤其是自耕农）生产生活中的一些困难，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的衰落，实现农村经济的复兴”（郑大华，2006）。
【关键词】农民职业培训;专业化;理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5）24-0052-03
【作者简介】陈东勤，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南京，219007）成人教育学硕士，主要从事成人教育学原理研究。
专业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性的概念，美国学者格林伍德认为专业化应包括以下五个要素：系统的理论体系、专业的权威、社群认可、支配性的伦理规则、专业文化。我国学者刘捷认为，专业化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一个普通职业逐渐符合专业标准、成为专门职业并获得相应的专业地位的过程，英文可以用“professionalization”一词来表示，侧重讲过程含义;二是指一个职业的专业性质和发展状态处于什么情况和水平，英文可以用“professionalism”一词来表示，侧重讲性质含义。农民职业培训该不该走向专业化？如何走向专业化？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农民职业培训要不要走向专业化道路
关于农民职业培训有没有必要专业化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思考。一种思考是：农民职业培训并非一种专业，也不宜发展成一种专业。理由是：农民职业培训专业化有可能限制农民学习的自由、选择与独立。农民职业培训一旦专业化，将导致强迫性的“学习教育”。由于参与培训的农民情况复杂，且是以自愿的方式参与，所以，专业化的道路不利于农民以“自我导向”作为参与培训的出发点。
另外一种思考是农民职业培训应该朝专业化方向发展。理由是：农民职业培训的理论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没有一套可以评价培训成效的标准;此外，大部分农民职业培训的人员都没有专业背景和学历;教育工作者生涯路线具有不确定性，更为重要的是专业化可以提高培训的质量，可以帮助获得经费的支持，可以招募到有能力、有资格的专业对应工作者;同时，受过训练的农民职业培训的工作者可以设计出更好的培训方案，可以运用研究成果改进现实的工作，可以减少成人教育的边际性。
以我国的情况而言，笔者认为我国的农民职业培训应该走专业化的道路。从宏观上讲，2014年中央财政投入了11亿元启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此工程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创新：一是培育机制的创新。突出需求导向，开展全产业链培养和后续跟踪服务。二是培育模式的创新。实行“分段式、重实训、参与式”培育模式，强化分类指导，推行田间学校、送教下乡等培养模式，提高参与性、互动性和实践性。三是培育内容的创新。课程的设置适应农民的特点和规律，教学实践活动形式多样，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四是培育手段的创新。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化手段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在线教育培训、移动互联服务、在线信息技术咨询，全程跟踪管理与考核评价。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的启动，需要通过成立专业组织，构建理论体系，获取法律保障，以实现自身的系统化、独立化、合法化。目前我国的农民职业培训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的理论体系，立法工作不完善，参与农民职业培训的团体不是特别多。因此，走专业化的道路有现实的政策需要;从微观上来讲，我国农民职业培训的师资队伍建设需要进一步走向专业化，农民职业培训的管理活动缺乏统一规划，课程鉴定等方面仍不成熟。此外，农民职业培训需要专门的知识与专门的技术，所以需要走专业化的道路。农民职业培训专业化有利于根据实际职业需求进行农民培训，有利于增强农民职业培训的系统性，有利于明确各部门的权责，密切与培训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促进管理活动的有序开展;有利于农民职业培训制度化。因此，我国农民职业培训应该走专业化的道路。
二、农民职业培训如何走专业化道路
（一）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农民职业培训只有形成相对独立的、科学的、系统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农民职业培训的理论体系可以吸收和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如可以运用教育哲学来指导构建农民教育的原理、内容、过程以及目标;借助社会学来解决各组织对农民学习的影响以及农民职业培训在社会中的功能;运用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学来分析农民学习者的特点、学习动机、需求以及发挥培训的方式等，以便确立终身学习的原则;运用经济学来解释农民人力资源与社会、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等。农民职业培训可以在借鉴成人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加以修正和充实，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的理论体系。
（二）强化专业组织角色，确立专业权威
专业组织及专业权威是专业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发达国家农民职业培训专业组织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韩国农民职业培训机构主要由农村振兴厅、农业大学、农业协作合同组织（即农协）和其他农业民间组织构成。英国的农民培训工作由农业部培训局、地方教育局和农学院合作进行，农业培训局主要培训农业领域内的新雇员和提高就业人员的技能，使其学会使用新机器设备，主要培训农民的农业技能，而不是进行农业理论教育。加拿大的绿证培训工作主要得益于农业管理部门、教育部门、农场等组织的广泛合作与参与。专业化的农民培训组织，能够系统地阐明农民学习者的特点、农民培训的本质、功能、基本原理和培训过程等，从而建立起农民职业培训的专业权威。我国虽然有很多参与农民职业培训的组织，但是并没有专门负责农民职业培训的专业组织。国外许多发达国家，农民培训的专业组织较多，有的是全国性的，有的是地方性的，有的还是自发组织的。因此，我国应鼓励成立更多农民职业培训专业组织，可以是政府组织的，也可以是自发组织的;可以是全国性的，也可以是地方性的。这些专业组织可以开展一些关于农民职业培训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为确立农民培训的专业权威做贡献。
（三）提升农民职业培训人员专业化水准
农民职业培训的效果如何，培训人员的素质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因此，组建一支素质高、能力强、适应农民学习者特点的培训队伍是促进农民职业培训专业化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农民职业培训专业化的根本途径。
一般发达国家农民职业培训人员专业化程度都比较高。爱尔兰农民培训人员的结构具有专业化特点，农民实用技能培训主要由农业、园艺、森林等专业新毕业的大学生承担，他们在农业院校任教满五年后可以转为培训教员或咨询师。培训教员除了在地方培训中心提供兼职的培训课程外，还经常深入当地农场为农民讲解实用技能。咨询师是较培训教员高一级别的专业人员，他们主要通过拜访农民、集体讨论、电话咨询以及培训课程等方式向农民提供科学技术服务等。而在韩国，对从事成人教育指导者有自愿指导者、实务指导者、成人教育从事者、成人教育者等称呼。成人教育专门者是指专门从事成人教育的专任指导者，这里要摒除资源服务者或非专任性指导者。在韩国成人教育专门指导者的概念里，包括设计教育专门者和成人教育教师。韩国“社会教育法”提出的专门指导者概念如图1。[1]
图1 韩国成人教育专门（业）指导者的范畴
中国的成人教育培训工作者以兼职人员为主，他们大多数都有另一专职工作，如中小学教师或其他部门行政人员，编制挂靠在中小学或其他单位，极少数有独立的编制，因此，这些人并不把成人教育工作视为其生涯发展领域里一个重要部分。许多成人教育工作者把成人教育视为跳板，一有机会就转入其他相关工作领域，缺乏对成人教育工作的使命感及认同感。此外，还有很多人在没有接受任何成人教育的职前或在职进修，不了解农民这个社会群体的特点及需求的情况下，就担任成人教育相关的规划、行政管理、教学等工作。这些对农民培训专业化发展都有相当程度的负面影响。
其实，农民培训工作者除了应具有教育工作者的一般能力，还应该具备农民培训方面的专业能力。换言之，农民培训工作者除了是一位教育通才，还应该是一位教育专才。借鉴美国成人教育Malcolm S.Knowles对成人教育工作者应具有的角色功能及能力的分析，我们对农民职业培训所需要的专业人员的角色功能及能力进行以下分析。
从事农民培训的专业化人员，需要具备两种角色功能：一种是在农民培训机构里形成教育政策与教育目标的角色功能，需要有能力了解农民培训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并有能力分析农民的特质和需求，并能将这些需求转化成培训目标;另一种角色就是承担农民培训的行政管理工作，这种专业人员除了要有能力分析农民的特质和需求，能将这些需求转化为培训目标外，还要有能力训练、督导农民培训的教师，要有组织管理能力。
此外，从素质和能力上来讲，农民职业培训人员不仅需要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善于将专业理论与农民的特点相结合，还需要有与农民进行沟通的能力，迅速诊断出农民的需求并有能力将其转化为培训目标，能结合农民学员的特点和状况，根据农民的个人经验设计、组织、实施培训。
（四）实现农民职业培训机构化
机构化是指透过专属的培训机构来培养人才，开展研究理论、发展课程、解决问题以及推广活动等。机构化是理论与实务结合的必要媒介，也是发挥实用功能的必要途径。对于农民职业培训专业化来说，设置专业的培训机构可以协助发展系统的理论，探讨相关的知识，提供实验场地。农民职业培训专业化的机构也可以树立形象，确立成人教育的专业功能，得到社群的认可;而伦理信条的发展可从专业化机构内的人员开始，形成一种规范。再就特有文化来看，专业机构也有助于成人教育形成其特有的组织气氛与人格，发展特有的文化。因此，机构化是成人教育专业化的重要载体和媒介。
（五）实行培训管理过程的专业化
管理过程的专业化是指培训的决策者和管理人员能够从农民学习者的特点出发思考问题，关照农民学员的身心发展特点，在计划、组织、协调、领导和控制过程中做到恰如其分，真正发挥培训的作用，促使农民身心素质的提高。管理过程的专业化还包括管理制度的专业化，特别是农民培训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农民培训的管理要以满足农民学员的需求为目标，以服务农民学员为宗旨，以提高农民的技能和知识为中心，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走农民培训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此外，管理者还要做好成本核算、财务管理、培训人员调配等工作，通过科学管理，最大限度地挖掘农民人力资本，实现最有效的资源整合，促进农民培训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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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江西共大；三农意识；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4月18日
我国始终都很重视农业问题，农业问题由于受历史、社会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早已不仅仅是单纯农业方面的问题。它与我国的农民问题、农村问题相互影响，继而形成错综复杂的“三农”问题。早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江西共大就洞察到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着眼于社会实际，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秉承问题意识的“三部曲”，即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范式，为培养农业技术人才、普及农业科学知识、助力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一、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提出问题
“三农”问题隶属于经济学范畴，研究“三农”问题自然离不开经济学的研究思路。江西共大始终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提出问题。
其一，马克思恩格斯阐释了农村问题产生的客观规律：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一般规律。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专门研究了大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发现了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在城镇化历史进程中，他指出：“一方面它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同时也破坏着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如火如荼的时候，马克思强烈谴责了城镇化与工业化带来的城乡不平衡，并主张通过发展教育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江西共大也始终贯彻马克思主义有关农村问题产生的这一客观规律，将农村视为开展教育的主阵地。在这一思路的引领下，“我们的学校应该为谁服务？”“我们的学校应该建在哪里？”等也随即产生。
其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加速农业生产发展的经典理论：相对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阐释了剩余价值，并且明确地提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法的前提条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江西共大在提出问题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将科学技术视为促使农业高产的主要手段。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业仍属于小农生产，农业尚未普及机械化和现代化。由于缺乏技术和资本等要素的投入，广大农村地区只能维持着简单再生产的状态。江西共大自建校以来，就认识到农业是最基础和最根本的产业。因而将改造农业为己任，以实现农业“四化”为目标。同时，江西共大敏锐地发现了当时农业科学生产技术落后，农业科学知识尚未普及。对此，它基于农业生产的需要相继提出：“如何普及农业科学技术和科学知识？”“实行半工半读是否会降低教学质量？”等问题。
其三，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以农民为主体地位的经典学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站在广大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在其经典巨著《资本论》中把共产主义社会称之为“自由人联合体”。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提倡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江西共大在思考问题时也秉持这一宗旨。建国初期，我国“一穷二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现象。农民早已陷入了“双无”（即无资财、无文化）的境地，“高额”的学费将普通农民拒之门外，农民根本无暇踏入学堂，整个社会充斥着大量文盲。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文化素质低，生产经验写不下来，遇到问题说不出来，严重阻碍了农民的富足之路。江西共大深谙农民之苦，主张农民要想摆脱对人的依赖，摆脱对物的依赖，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唯有教育，才能增加农民的财富，改变农民的命运。江西共大深入思考以农民为主体的教育，提出“如何很好地完成教学与生产任务，保证搞好生产，又搞好教学？”的问题。
二、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分析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说，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江西共大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分析“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具有特殊性，要想正确认识事物，正确地解决矛盾，就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江西共大十分重视这种分析方法，在分析问题时适时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在办校期间，它按照农村、山区和各垦殖场的特点和需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提出各校应根据具体条件，因地制宜地确定生产和经营重点：在山区的分校，设置以办林学为主的专业；在湖滨、丘陵地区，以办农学、农机和畜牧兽医为主；而在少数分校根据当地的特殊条件，设有蚕桑、园艺等专业。同时，也根据当时当地的农业生产的需要，开设一些短期的会计、质保等训练班，实行长期的专业培养和短期的训练相结合。此外，江西共大还在劳动配当表、系科设置、课程安排以及生产基地建O等方面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由此可知，江西共大始终秉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分析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智慧思维来分析问题。
其二，理论联系实际。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联系实际是唯物主义认识规律的基本要求，是主观和客观、知和行、理论和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同时也是我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因而，奉行教劳结合教育方针的江西共大，察觉到理论和实践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始终践行着这一原则，成为这一理论不折不扣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它批评了办校初期在系科专业设置上曾经出现过的“设置过多，摊子铺得过大”、“忽视条件，贪多求全”现象，认为：系科专业设置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学与用紧密结合，实行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教师、技术工人、学生的三结合。另外，江西共大认为，设置专业应该根据生产基地、师资力量和当地发展的需要进行办学，做到与基地生产内容相吻合。将系科专业设置与资源条件、社会需要适当的结合起来，更加促进了生产内容和教学内容的大致统一。
其三，统筹全局。马克思主义早已“捕捉”到整体是事物发展的全局和发展的全过程。因而强调，应当用联系的观点看待问题，树立全局观念，立足整体，统筹全局，避免分析结果的“主观化”。江西共大亦善于用统筹全局的方法来分析问题，并以此指导实践。在办校过程中，江西共大始终坚持立足于农民、农村、农业的现实需要来分析问题。为了更好地秉持劳动建校，江西共大在要不要分系，要分多少系这个问题上，认为：农业的各个生产要素是相互联系的，如果把系分的太细、太杂，就会割裂知识以及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因为生产是有联系的，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不能割裂其中的联系。学生到社会上去工作，如果只注重“点”，没有了解到“面”上的东西，在遇到在学校里没有学过的东西时就会陷入困境，那这样必然会对工作的开展带来必要的困难。因而，必须坚持全面的观点看问题，注重系科之间的联系。江西共大立足整体，坚持从两个方面分析问题，统筹全局，用实践和事实说话，避开了分析问题“主观化”。
三、着眼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解决问题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贫困问题的经典论述多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人阶级而言的。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理论视域的特殊性，使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可能预见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的“新的贫困问题”。对此，江西共大辩证地吸取科学社会主义贫困理论的精华，将教育与“三农”的贫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教育脱贫”道路。
其一，教育为农，技术脱贫。教育为农，技术脱贫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路径。在科学社会主义贫困理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经济的发展，剩余价值的产生，离不开生产技术的提升与革新。据此，江西共大办教育也意识到技术对生产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发展与传播生产技术，帮助农业摆脱技术上的“贫困”。面对农业积贫积弱的困境，江西共大将教育视为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并通过一条可靠的路径――教育对农业进行技术脱贫，支撑农业发展。江西共大在专业设置上实行农业化改革。根据“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学习与劳动相结合、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的办校宗旨以及当时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始终围绕农业生产发展，培养“一专多能”的农业技术人才。专业设置改革为农业提供了一大批技术全面型的农业工作者。此外，江西共大还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攻坚农业科研项目。在植物学、动物学、遗传学、化学、物理学等学科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先进的技术。
其二，教育姓农，知识脱贫。开展教育要立足于人民群众中，才有利于对农民进行知识扶贫。恩格斯认为，“每个人都获得为自己社会进行劳动的权利并拥有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体力和脑力能力的机会时，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是解放人的手段。”可知，马克思主义非常强调脑力劳动的重要性。江西共大以此为指导，认为发展教育是提升人脑力能力的最佳途径。农民是“三农”问题的主体，教育根本为农民。江西共大始终将教育视为改变农民命运的一条重要途径，采取以下几种方法维护农民的利益。首先，江西共大规定年龄在十七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身体健康且具有生产劳动经验的工农群众，经审核政治历史合格者，均可录用；其次，江西共大通过放宽培养对象的学龄要求与文化程度，把生产劳动经验列为入学的基本条件，把劳动看作是最高尚的事业；再次，针对部分学生文化水平特别低、学生整体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状况，江西共大设立预科班，对这些学生进行文化补习；最后，还通过发放生活费和鼓励勤工俭学等方式为学生能安心学习进行兜底。这就真正为农民敞开了求学之门。
其三，教育务农，经济脱贫。当下完全照搬科学社会主义中关于贫困理论论述的做法的是不可取的，而应该辩证地看待。因而，科学社会主义的贫困理论需要在我国社会主义“反贫困”大本营中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众所周知，要实现所有农民的富裕，就必须立足于农村。农村是“三农”问题的阵地，要促进经济的发展，教育就要服务于农村建设。江西共大始终坚持立足农村，开展教育务农，从经济上帮助农村脱贫。在物质匮乏的环境下，江西共大仍然在三无条件下，坚持教育服务农村，农村经济脱贫。一方面在解决自身的办学经费问题上，江西共大坚持打铁还需自身硬，着手探索一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半工半读、自力更生、科学管理”的k校之路。通过征购农村农民无力经营的土地，“广开门路”保障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建立生产基地等方法，实现了生产自给和建校经费自给；另一方面在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上，给农村经济发展输入了中坚力量。由于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来源于农村，江西共大秉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要求毕业生遵照培养目标，按照“社来社去”的原则解决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主要参考文献：
[1]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半工（农）半读育新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学经验集[M].江西教育出版社，1965.10.
【关键词】 农民教育；理论研究；管理体制；投资途径
加强农民教育，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证。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要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努力提高农民素质。
一、深化农民教育理论研究
（1）深化农民教育体系理论研究。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化趋势，使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旧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已远不能满足农民和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时代在呼唤新的农民教育理论。构建农民教育学体系，使之成为教育学学科一个独立分支，已经成为农村社会发展和教育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对中国农民教育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分析，探寻农民教育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丰富我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2）加强农业技术理论研究。现代农民教育的最基本目的就是提高农民运用现代科技知识致富的能力，农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农村的经济发展起来。我国农业技术的现状是在绝大多数农业领域都没有革命性的农业技术理论成果，农业技术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作用不如人意。所以，我们亟需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然后才能紧紧把握使农民以文化求富裕、以知识求效益的思想，帮助农民学习科学实用技术，增强致富本领，实现增产增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二、革新农民教育内容
（1）突出农民综合素养教育。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民的新需求，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健康卫生教育、家政教育、环保教育和文化教育，以便使新时代的农民在接受农民教育后能够成为公正无私、志向远大、纯朴善良、遵纪守法、勤勉节约、爱护环境的高素质人才。（2）充实农民专业技能教育。农民教育在加强专项科技实用技能培训的同时，不断更新农民的专业技术，更应该帮助农民学习进行农民转岗技能培训，使农民成为“一专多攻”的复合型技术人才。为他们提供一条终身教育的专业进修渠道，从而为人们提供更多职业机会和终生学习的机会，为他们终身不失业提供技术教育保障。
三、完善农民教育管理体制
（1）建立健全农民教育工作管理机制。抓好农民教育始终是党的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应作为区镇两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基层干部的一项政治职责，列入工作计划，提上议事日程，纳入考核范围，做到思想上重视，工作上部署，措施上落实。一要建立健全领导机制，二要着力强化运作机制，三要完善农民教育激励机制，四要制定优惠政策，通过政策引导，促进科教兴镇兴村。（2）设立基层管理网点。在农村建立形式多样、功能各异的管理网点，以便使农民教育更快捷的更有效的得到开展。例如在城乡结合部设立农民教育辅导站，在村镇设立农民图书馆、文化活动中心，这些管理机构弥补了农民实时的技术和文明素质教育的需要，为现代农民教育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场所。
四、扩展投资途径
（1）拓宽农民教育资金吸收渠道。农民教育是一项公益性、社会性的事业，应实行政府、社会、农民三方支持农民教育的资金投入体系。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投入机制和体制，使农民教育步入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要着力建立社会推动与投入机制，坚持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大家办”的方针，广泛发动和依靠各行各业以及社会力量共同兴办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特别是企业等一些经济实体、农民合作组织开展农民教育，采取政府、企业、被培训者共同承担培训费用的办法开展培训工作。（2）农民教育资金投入方位多元化。农民教育资金投入应协调统一，不可偏废任何方面，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教育工作顺利开展。在新农村建设中，投入大量资金在农民教育的硬件设施上，如建造各种培训机构（农民教育辅导学校、辅导站、农民图书馆等），购置现代化教育设施（图书、音响器材、系统软件等），而在农民教育的师资、教育保障等方面投入却不足。一方面由于资金短缺问题不能及时更新自身技术知识，造成农技人员技术知识老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农民教育实践活动经费不能保证，使很多农民教育实践活动夭折途中。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教训。
参考文献
[1]舒学银.对农民教育问题的思考.实事求是.2006（6）
[2]李水山.解析农民教育中的几个焦点问题.理论研究.2004（7）
[3]申树森.建设新农村必须加强农民教育工作.山西政协报.200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