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本文的主旨是探讨泰雅族的服饰文化，通过泰雅族人的生活文化、纹身文化，独特的衣着文化了解到衣饰对泰雅族而言，并不单纯是穿戴的，而和历史、宗教、生活、环境及风俗习惯都有很大联系。
在辽阔的神州大地上，居住着五十余个民族，各民族的文化都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和民族传统，而其中最具形象性的即为服饰。服饰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象征，也是人民思想意识和精神风貌的体现。
当人类的祖先在地球上站立时，可以说就有了服饰。只不过，那些挂在颈项间的串饰不一定是为了审美，而是有着更郑重的涵义，那就是护佑生命，祈福避邪。尤其在科学尚不发到的原始社会，人们更希望能有一种超越自然的力量，保护着一个部落甚至一个部落的繁衍兴旺。因此，在现在这个以自然回归、绿色、环保为主题的时代，我们只有更深入地了解原住民族的历史文化，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时代主题，创造服装界新的历史篇章。
一、服饰与文化的关系，我们要关注原住民族的文化
泰雅族，这个在我国台湾宝岛人口九族中为第二多，分布地区最广的民族，拥有着独特的文化历史和服饰历史。一直以来，泰雅族各社之间互相分立，没有施行统一的政治体制，因此各种争议最后都以武力解决。这不只是对异族，对邻近的同族也是如此。所以男子稍大之后，就执枪用刀。猎首时经常随行，以锻炼武艺及胆色。未取得敌人首级着不被认同为真正的泰雅族人，禁止施以种族象征的纹面。取得敌人首级着，还有衣服，手环，臂环等装饰品来表彰勇武。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服饰代表着男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价值。
二、泰雅族的历史文化
（一）泰雅族的纹面文化
泰雅族生活中最具有特色的服饰应该就是纹面了。纹面文化其来已久，只能由神话传说来推测纹面的起源。其一，兄妹通婚：很久以前，一兄妹从裂缝的大石头中爬出来，长大后也要传宗接代，但妹妹担心哥哥不肯与她成婚，于是用煤炭将脸涂黑，哥哥见后不知道是妹妹，终于结成夫妻。此后，泰雅族的女性婚前必定在脸上刺青。当然，泰雅族的婚姻与其它文明国家一样，男女关系已非原始自由的状态，而是处于完整的婚姻状态。其二，避灾祸：以前泰雅族的年轻女子无故接连死亡，某日一女子梦见祖先告示她：纹面则可避祸。但无人知道什么是纹面，就将衣服上的图纹刺在脸上，果然不再有人死于不明原因，而且泰雅族人变得很长寿。现在泰雅族认为纹面乃祖先的训示，可以避免灾祸，延长寿命。纹面次数越多，颜色越深，花纹越美，死后能越早见到祖先。相传在死后会经过彩虹桥，通过此桥就能到另一个世界，若没有纹面或是生前功绩太少，就只能走桥下，要花较多的时间才能到，若有纹面者，就走桥上，不仅能较快到另一个世界，而且祖先会在桥的另一头等，陪伴你到另一个世界。纹面也是一种纪录泰雅族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的方式。族中的男子必须学会打猎及猎到人头，才能纹面。而女孩子纹面后，方能学习织布。由此可知纹面代表了泰雅族人的心智成熟及经济自主。泰雅族认为纹面颜色越深，色彩越黑，越显美丽，可见纹面对泰雅族的审美观影响甚大。纹面所需的费用一般无法负担，因此纹面也为财富的象征。
（二）泰雅族的衣饰文化
泰雅族的纹面是特殊而美丽的，它承载着泰雅族的历史，也为泰雅族的衣饰增添了无限的魅力。因为地域的不同，泰雅族的服饰也与别的族饰有所不同。
1、泰雅族的衣服分为长衣，短衣，裙子，披风，胸兜，绑腿，遮阴布等七种。其中兜档的款式男女完全不同，护脚布只有女子使用。此外头部则男子戴帽，妇女用头巾。男女脚上都不穿鞋。泰雅族的衣服，无论在结构上或衣服的种类上，男女的限制都很少，有很多衣服都是男女共享。除了妇女不穿无袖短上衣，遮阴布外，其它似乎都可以和男子共享。裙子本来以女性为主，但男性却又可以穿珠裙。童装形式和成人相同，但尺寸较小，花纹较简单。衣服分夏天和冬天的，但结构上相同，厚薄也一样，只有不同件数的分别，夏季穿较少件，冬季穿较多件。泰雅族的衣着也是随着场合而变化的，工作时，为保护皮肤与保暖，便于工作，男子上身穿无袖的工作服，下围遮阴布。女子下穿粗布白裙。庆典，交际及约会时，为了美观、正式，男女都穿礼服，只是女子穿的裙子以绒线织成的条状花纹为主，男女皆需穿肚兜。出征时，为了行动方便，鼓励士气，男子都穿战服及披肩，头戴熊皮帽。泰雅族人用他们久远的历史造就了他们灿烂的文化，以及他们美丽的衣饰、丰富多彩的生活。 转贴于
2、除衣服之外，泰雅族还有各种佩戴在身上的装饰品，有头环、耳饰、颈饰、胸饰、臂饰、手环、指环、脚饰等等。泰雅族的饰品有男女共享的，男性或女性专用的，特殊资格才能使用的和任何人都可以佩戴的。男人们佩戴的有男压发箍，菌形耳饰，贝钱颈饰，野猪牙臂饰，臂铃贝珠串腰和腿饰。女人戴金属手镯，贝片颈饰，扇形耳饰，梯形耳饰和女压发箍。男女可同用的有：贝珠串发绳，贝珠串腕饰和裸饰。泰雅族的饰品也有深远的历史及文化意义。泰雅族是以狩猎及猎首来衡量男人在社会上的价值，因此许多男人的饰品是以猎物的器官来制成，如兽牙，毛皮，拥有此类的饰品除了代表功绩，也显示对社会的贡献。据说，泰雅族的一种耳饰，也和传说中耕作的起源有关。古时粮食之携带极为方便。将数粒小米装入穿耳作为装饰的细竹管中携带即可。某处某头目于耳上穿洞，戴上竹管，且常将小米数粒放入空管内携带。大家起而效行，在耳朵上戴竹管，并将小米放入其中。后来，将小米粒放入竹管之风虽已绝，但却变为耳饰传至今日。即现在的耳管。
泰雅族没有具体的钱币制度的，他们采用物物交换的方式，以贝壳制成的衣服饰品，被视为是最贵重的东西，聘金就时常以若干件珠衣，珠裙来计算，如想成为巫医，拜师前也须付给师父一件珠衣。
三、泰雅族的织缝文化
泰雅族的妇女早已懂得织缝之术。她们用自制的麻线或用麻线交换得来的棉线及毛线混合着织布，并且用麻布及交换得来的棉布制作衣服，不过泰雅族只有称为“薯榔”的茶褐色染料，没有红、蓝、黄、黑等色料。所以这些有颜色的布都是交换得来的，或是以交换得到的毛线混合织成。因此，泰雅族的衣服颜色有素色的，也有由各种色彩编织的花样。衣服上的织纹记载着泰雅族的历史，泰雅族人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有的织纹形状如同彩虹，和纹面一样代表宗教信仰中的彩虹桥，通过此桥就能和已经过逝的祖先见面；有如同眼睛一般的织纹，透露出泰雅族人对祖先的崇敬；臼米形状的织纹则代表小米在农业、饮食及祭祀上的重要性；还有鸟爪的织纹，代表泰雅族十分尊敬的一种鸟（sileq），此鸟是智能的象征，也是卜卦的依据；道路形状的织纹，则显示以烧垦方式的族人必须时常迁移的历史。
[关键词]服饰文化；传承；应用；审美情绪
服饰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仅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物质文明相联系，而且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精神文明相联系。它从来都是代表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主张，并且具有民族性和倾向性。尽管每一部影片所展现的服饰文化形态、内涵各不相同，但是其中包蕴的文化阐释大体是相通的。
一、传统服饰图案在影视中的应用
传统服饰图形强调的是主观精神的表现，不重外形的形似，而追求内在的神似，甚至用身形对自然界进行归纳夸张，从自然界中提炼最本质的东西。其造型手法与现代设计追求的是单纯、简洁形象，在影视作品的运用中尤其突出。那么将传统服饰图形中的“图形符号”运用到现代创作之中，不只是“形”的简单处理和原样照搬，而是要从传统图形中提取形的元素，然后考虑这些元素在其造型、结构、变化上的可行性和可能性，再进行新的设计和影视剧情相结合，恰到好处的表现出来。这样创作出来的影视作品不仅能保留传统艺术的精神，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还能充分表达作品所蕴含的理念和个性。
许多的优秀的影视创作人非常注重服饰图形在影视作品中的运用，既吸收了传统图形现有精华，又融入了现代设计师的一些构思、表现手法和技艺以及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观念，将传统服饰图形用现代方法加以演绎，从而赋予传统服饰图形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新含义和视觉感染力。
《水浒传》中的史进曾以一身纹身“九条龙”获得当时名妓李师师的青睐。还有浪子燕青，一身花绣刺得好似“凤凰踏碎玉玲珑，孔雀斜穿花错落”。像许多历史长剧《贞观长歌》、《康熙王朝》、《雍正王朝》等，服饰中图腾的运用非常严格，基本按照史书记载的帝王的服饰上龙、凤图形的运用，这种图腾的运用代表一定的政治意义，龙袍上绣出龙头的正面，龙身则盘旋成团，代表稳坐江山的意思。而史进、燕青在身上刺龙刻凤，只是审美意义的代表。
二、影视中传统服饰审美情绪的反映
服装使人获得对自我的认知。人通过镜子审视自己，想象自己的外貌对他人的影响，想象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判断。进而获得某种自我感觉。自我感觉决定着人对于自己的认知，而这种自我感觉来自对于他人的想象，使之形成审美意识。历史学家吕思勉在《先秦史》中提出：“案衣服之始，非以为亵，而欲以蔽体，亦非欲以御寒。盖古人本不以为耻，冬则学穴居或炀火，亦不借衣以取暖也。衣之始，盖用以为饰，故必蔽其前，此非耻其而蔽之，实加饰焉以相挑诱。”这里说的衣服的起源既不为遮羞也不为御寒，仅仅是为了美化自身、挑诱异性。“衣服容貌者，所以悦目也。”《韩诗外传》“悦目”就是好看，这个观点强调了服饰的审美意义。《七剑》是一部以各民族之争为主题的电影，表现了一种江湖儿女的爱恨情仇，整部电影的服饰充满了较浓的民族风情。诸如此类的电影很多，造型师们从此类电影中汲取灵感，民族主义是个既老土却又割舍不下的主题，地域的跨度使得民族神秘的存在。电影中大多采用了褐色、灰色的组合，向观众反映了一种孤寂、冷漠的情绪体验，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很脏乱的层层包裹，这种无序和杂乱带来的却是彷徨和不坚定，而剧中高丽女人的亮色花纹的衣服，与此形成了一种对比，使得这种不安定和振荡更加强烈，整个影片的服饰一贯的灰黄色调宣扬了一种动荡的民族战争带来不安情绪。
三、影视中服饰的民族精神体现
服饰本身就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体现。服饰作为影视作品的道具，在表达人物性格体现剧情背景方面有着不可抹杀的关键作用，它更体现了一个社会文明时代潮流的发展趋向，它在与影视作品的结合过程中完美的展现了历史与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感性化了的人类文化发展史，服饰作为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有精神文明的含义。服饰不仅仅是装饰物，而是可见的创造力，是电影艺术的情感和思想表达，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传递。
看电影是为了满足一种心理的文化需求。好的影视作品向受众传递的不仅仅是它的艺术表现形式，或者只是传递着一个故事情节，它的精髓在于受众的精神体验。影视作品中的服饰设计如果过多的传递性与暴力的信息，势必会给社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会成为影响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因素。我们也不能忽视越来越多的日本等外来文化影视作品冲击着中国的市场，尤其是很多不健康的怪异服饰着装和非法的动漫作品的出现，这会带来一种文化侵略危机，因此我们不仅要多出反映本民族文化精神影视作品的同时，更要加大力度采取对外来影视作品的监控和审核制度，来保护我们优良的民族文化精神。
对韩剧《大长今》的热播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韩食和韩服的精美了。韩国的服饰早在上世纪的朝鲜歌剧《卖花姑娘》中已有领略，虽然中国的影视大腕们对该剧的知识性问题、韩剧的引进问题和媒体的宣传颇有微词，但《大长今》所受到的追捧已说明了它的艺术魅力，原因就在于《大长今》中的料理与服饰，与主人公的形象及其人生信念是高度整一的，它给人一种纯粹、通彻的视觉美感，体现的是一种对民族精神的宣扬。比较起来，要论服饰、美食、医术和权术，中国文化的原生性，电视剧《红楼梦》完全应该超过《大长今》。在《红楼梦》中虽然不缺乏食、饰、诗、画和美人儿，但我们的编导却缺乏一个对世界的独特理解所化成的“民族精神”来穿越这些材料，带动剧情的发展，于是片中的美食、服饰与美色成了摆设，情节成了热闹。我们如果没有华丽典雅的精神素质之“根”，如何会自然地生长出华丽典雅的语言之“花”呢?如果人物的对话缺乏与民族精神、人物、情节、意蕴的整体关联，那么作品整体的美学效果就是破碎而失败的。韩国文化曾经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大长今》的艺术魅力在于编导弘扬了中国儒家文化，韩国艺术家对韩国民族精神的一种创造性激活了受众的视野。
四、影视中传统服饰文化的不可替代性
影视本身的存在意义之一正是尽其所能地去感动受众，带动受众思维的延伸，于是服饰作为影视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表现方式，一定要在巧妙的运行中与观众形成对流，即观众与影片内容本身的对流。服饰在影视之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虽然只是影视中一个小部分，但是少了它，影视作品就等于少了灵魂一样，它的运用向我们传达的震撼，远不能止尽于用言语所能沟通的。
影视利用服饰的变换可以反映出人物情绪的变化，这种变换过 程在任何语言中都具有不可替代性。如影片《霸王别姬》无论从它所展现的历史人物背景来看还是从它炉火纯青的美学表达来看，都堪称是鼎世之作。非常明显，那些发着霉味儿、看上去破旧凌乱的布设、家具和小玩意儿都好像是出土文物，色彩非常的古旧怪异，而它们之所以打动我们，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向我们再现了一幅幅久已远去的、对我们来说陌生的时空场景，一如《霸王别姬》向我们呈现的。作品中张国荣塑造的程蝶衣的形象是绝对的“千古绝唱”。这个人物似女非男，却又让人丝毫不觉得别扭，反而很自然并且投入地去品味这个角色，甚至尤感同情。油然可见，蝶衣便是属于“特殊人物”的范畴之中的。台上的蝶衣，是霸王独一的爱――虞姬，那时的她被京戏的传统衣着装扮得异常明艳迷人，众多中国传统服装与配饰集于一身，流泻下来的闪光的头饰，灿黄流苏的金线刺绣红披肩……台上的她因为是霸王的唯一而璀璨，而台下的她则因为深爱的师哥不能对自己、对京剧“从一而终”而颓废、消沉以至于献出生命，也使我们更加怀念张国荣的表演艺术。传统服饰在京剧与生活中对人物角色情绪的宣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白马藏族；传统服饰；传承；变异
中图分类号：C958.1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3-0160-04
白马藏族是生活在甘、川两省交界处的少数族群，俗称白马人，总数过万。在特定的条件下，白马人创造出富有特色的服饰文化，并代代相传，留存至今。然而，在传统服饰的传承过程中，由于白马人所处的环境产生变化，其服饰随之发生了一定的变异。本文通过对文县白马藏族传统服饰穿戴情况的实地考察，结合文献资料，探讨白马传统服饰及功能的传承与变异现象，并分析产生的原因及特点。
一、白马人传统服饰现状
（一）在节庆活动中传承的传统服饰
目前文县白马人传统服饰穿戴人数最多、种类最齐全的场合集中在春节期间的各项欢庆活动中。根据穿着者身份的不同，白马藏族服饰主要分为普通大众服饰和宗教仪式服饰。
普通大众服饰中男装较为简单，以“沙尕帽”为主要标志。该帽为插有白色鸡翎的圆顶荷叶边白色小毡帽。相比之下女性服装较为复杂。老年妇女大都头包黑色布帕，身穿青黑色长衫，脚穿绣花布鞋，并佩戴手工绣制的荷包。青年女性节庆时多穿五彩百褶衣。这种衣服颜色艳丽，上下连体，下端百褶，领口、袖口及背部有花边或者绣花图案装饰，是白马人较有特色的服装。年轻女性们根据个人喜好，选择穿戴黑、红底花边马甲，头戴沙尕帽或者鱼骨牌。中年女性服饰则介于老人和年轻人之间。
宗教仪式服饰主要指白马人春节期间跳面具舞时的穿戴，以“池哥昼”和“麻昼”服饰为代表。这些装扮一部分与围观群众所穿戴的传统服饰类似。甚至保留了大众服饰在传承中逐渐衰亡的某些服饰元素。同时，还有一些与大众服饰完全不同的衣服样式。
“池哥昼”队伍一般由四位池哥、两位池母和2—5个知玛组成。池哥代表男性形象，头戴插有锦鸡尾翎与彩色折纸的面具，身穿白色羊皮袄，腰系毛织腰带，其间挂有一串铜铃，身后戴山羊皮卷尾，脚上穿牛皮作底、绣着米字花纹的番鞋，扎绣花绑腿。左手持剑，右手拿牦牛尾，威风凛凛；池母头戴插五彩纸花的面具，身穿花边衣，脚穿牛皮与麻布制作而成的番鞋。知玛的性别有男有女（表演者皆为男性），是“池哥昼”中逗乐的丑角，其装扮以丑化为目的，男女皆不戴面具，脸抹锅底灰。通常男者头戴旧草帽，身穿麻布长衫（有些地方知玛身披旧床单、旧毛毯），手持破扇与拐杖，脚着旧草鞋。而女性知玛则头戴青黑色帕子，其上用萝卜皮做成仿鱼骨牌，手拿犏牛尾，脚穿破凉鞋。
现在薛堡寨人每年正月十五还有跳“麻昼”的习俗。“麻昼”也称“十二相”，表演时由两个池哥在前领路，两个小鬼紧跟其后，最后面是六个生肖面具。薛堡寨“麻昼”中的池哥的服饰与“池哥昼”中池哥的服饰基本相同：小鬼头戴面具，面具相貌与池哥类似，面部表情狰狞。跳舞时小鬼身穿白衬衣，外套黑色花边马甲，腰系红色毛织腰带，腰间系带穗长条状荷包，腿上绑“白缠子”（即缠在脚踝到膝盖的白色绑腿）。头戴猪、鸡、龙、虎、牛、狮面具的生肖所穿服装颇似戏曲服装，上衣为红、绿、蓝、黑等色的绣花锦缎，下裙为红、黄、蓝、绿、粉、紫等色的一色裙子，左右手中各拿一条红绿黄三色布条叠加而成的彩带。
在传承中，知玛和小鬼的衣着还保留有一些大众服饰中几乎消亡的元素。为了丑化知玛，白马人总会给他们穿着一些“过时”的服装。例如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女性都不戴头帕了，其传承正日趋弱化，而女性小知玛头戴布帕无疑是对这一传统习惯传承方式的补充。再如以前白马男子日常服饰之一的麻布长衫，现在即使是在节庆期间，也很少有人穿戴。而某些村寨的男性知玛却穿着麻布长衫走家串户。虽然穿在知玛身上的麻布长衫略显破旧，但从服饰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却弥足珍贵。此外，白马人以前穿番鞋，并在小腿上裹棉、麻或毛缠绑腿，现在即使在春节期间人们也多穿球鞋、胶鞋与皮鞋。而番鞋、绑腿却被“麻昼”中的小鬼传承下来了。
（二）白马人传统服饰的变异现象
服饰在传承过程中，总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人们自身观念的转变等原因而发生变异。早在清代，白马人的服饰就曾发生过变异。成书于乾隆年间的《皇清职贡图》曾记载文县番民“近亦多有效民间服饰者”，而光绪版《文县志》也说白马人“富者衣服与汉同”。寥寥数字，却透漏出白马人服饰变异的诸多信息：至少在《皇清职贡图》成稿的乾隆二十八年，白马人服饰就开始受到汉族服饰的影响，产生变异。但是这种变异只存在于白马人中为数不多的“富者”群体当中，规模较小，属于“萌芽”状态。大部分白马人服饰则依然保持传统，即男性头戴沙尕帽，佩戴短刀与弓矢。女性穿镶边大领褐衫，系八寸宽腰带，结辫并佩戴“珊瑚玛瑙”等头饰以及“重两许”的大银耳环。
当代社会，白马人服饰发生了剧变，日常生活中白马人多选择穿戴现代服饰。而其传统服饰的传承则是通过在节日庆典中穿戴完成的。而在传承过程中，传统服饰仍旧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变异。
目前，每逢重大场合，很多白马男子，要么直接穿西装或便服，要么选择穿戴简单的藏装。这种藏装通常为常见的藏舞演出服，据当地文化局白马人班某讲，男性穿此类服装的情况是近十几年来才出现的，衣服多为外出打工的白马人从甘南、四川等地购买而来。至于传统服饰中的长衫、番鞋、麻鞋等服装以及烟袋、牛皮沙袋和药葫芦等配饰已经很少有人佩戴了。
女性服饰的变异现象更为复杂。《皇清职贡图》和光绪版《文县志》都曾记载白马女性有佩戴珊瑚、玛瑙等昂贵装饰品的习惯。然而，当代白马女性节庆期间则喜欢佩戴鱼骨牌与沙尕帽。白马女性用红线将7-9枚圆形鱼骨牌串接后固定在辫好的发辫上，并将带有鱼骨牌的整条辫子盘在头上，鱼骨牌恰好绕额一周，而辫稍处珠串等物垂在右耳侧。由于佩戴简便，现在更多年轻女子穿戴传统服饰时喜欢佩戴沙尕帽，并在传统样式的基础上加以各色装饰，使得白马女性头饰丰富多彩。
与头饰多样化相反，白马女性耳饰和服装在传承中则日趋简化，某些服饰甚至已经衰亡了。光绪版《文县志》中有白马女性戴大耳环的习俗。而当代白马妇女依据个人喜好选择佩戴耳饰，很多人甚至没有佩戴耳饰，传统白马人饰品中的大银耳环已经在传承中衰亡了。鱼骨肚兜是未见于清代文献的传统白马女性服饰之一，目前在民间还有个别人家保存着老人留下来的这种周边绣花、中间缀有方形鱼骨牌的肚兜。但是春节期间几乎所有女性都不佩戴鱼骨肚兜，可以说鱼骨肚兜在传承过程中也走向了衰亡。以前，成套的白马女装包括上衣、下裙、外罩大褂，以及短衫、马甲等，目前很多青年女性在节庆期间仅穿一件百褶衣。此外，百褶衣本身也经历着日趋简化的渐变过程。旧制的百褶衣上边缘处及背部精美的绣花图案已逐渐被几何拼布纹样、机制花边等逐渐代替。总之，白马人传统服饰在现代环境下传承时，不可避免地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异。
二、白马人传统服饰功能嬗变
马林诺斯基认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服饰作为白马人文化的产物与载体，具备满足白马人日常生活以及社会生活需求的实用功能与社会文化功能。
白马人传统服饰具有身份象征、强化规范、信息承载、伦理教化、族徽象征等社会文化功能。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在传承过程中白马人传统服饰的这些功能亦随之产生变异，根据变异的程度可以分为消亡、弱化、保持、增强四种类型。
（一）消亡了的身份象征功能与强化规范功能
传统白马服饰的身份象征、强化规范等功能已随着白马人社会生活的变迁而逐渐消亡。传统的白马人社会是一个贫富有别、男尊女卑的社会。白马人这种身份、地位上的差距在其传统服饰上也有所体现。光绪版《文县志》记载白马人“富者衣服与汉同。余则衣服五色，不穿中衣，戴毡笠如盖，以鸡翎插之”，可见清末白马人传统服饰具有很强的身份象征功能。而通常穿戴五色衣服、戴沙尕帽的多为白马人中的普通大众。而在大众群体中，传统服饰的一些部件同样具有这种区分贫富的身份象征功能。张映全曾多次撰文，提及以前能够系上长达三米多的羊毛腰带者为白马人中的富裕户。
白马人传统服饰不仅能够体现贫富差别，还能折射出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这主要体现在白马人赋予男性某些穿戴特权上。以前沙尕帽只有男性可以佩戴，而在“池哥昼”、“麻昼”等各类面具舞中，也只有代表男性形象的池哥面具能插锦鸡尾翎。白马人借女性穿戴禁忌来强化白马社会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念，这使得其传统服饰因而具有强化规范的社会功能。
随着时代的变迁，几乎所有白马人的日常服饰已完全现代化，无论贫富，皆“与汉同”。伴随生活水品的提高，毛织腰带不再是富裕户的象征，所有白马女性只要选择穿戴百褶衣，都会系上红毛腰带。此外，节日期间女性佩沙尕帽的情况在白马人中已习以为常。白马人传统服饰身份象征、强化规范的功能在现代生活环境下已消亡殆尽。
（二）日益弱化的信息承栽功能
传统白马人服饰有很强的信息承载功能，透过服饰可以了解到白马人的及其与周邻其他民族之间的关联。然而，在传承的过程中，白马人传统服饰的信息承载功能正在随着服装工艺的简化以及穿戴人群的缩小而日趋弱化。
如前文所述，早期白马妇女会在百褶衣、鞋垫等衣物之上绣精美的图案，这些图案主要包括日月星辰、动物花草等内容，反映了白马人对大自然的崇拜。然而，随着近年来新制服装对这些纹样的简化，传统服饰对于白马人的承载功能已有所弱化。
目前，白马人中老年人还有包头帕、穿长衫、裹绑腿、穿绣花鞋的习惯。与藏彝走廊其他民族的服饰有着很强的关联性，体现出白马人与其他民族之间文化共享的特质。然而，中青年人已经很少穿戴上述服饰，受众群体范围的缩小使得传统白马人服饰承载多元文化的功能日益弱化。
（三）保持不变的伦理教化功能
传统的白马人服饰具有伦理教化功能。池哥与池母是白马人心中的神，分别代表男性和女性形象，而知玛相传为白马女性与外族通婚所生的后裔。在“池哥昼”仪式中，知玛服饰的丑陋与池哥服饰的威严、池母服饰的华美形成强烈的对比。白马人正是通过池哥、池母与知玛服饰的差异告诫族人，血统纯正的白马人男性会如池哥一般英武雄健，女性则像池母一样华美优雅，而一旦与外族通婚，生下的孩子则会像知玛一样衣着破烂、丑态百出。因此千万不可与外族通婚。
白马人之所以如此排斥族际通婚，主要是由于白马人长期以来在人口数量上相对藏彝走廊边缘地带的其他族群来说一直处于劣势，一旦与外族通婚，则白马人固有的文化，甚至白马人将融合于其他族群当中。正因为如此，在白马人的传统观念中总是排斥族际通婚。目前，大部分白马人依旧实行内部通婚，白马人传统服饰的伦理教化功能仍旧没有改变，是传统服饰诸多功能之中最为稳定的一大功能。
（四）增强了的族徽标识功能
沙尕帽向来是白马人的标志，具有族徽标识功能。《皇清职贡图》中称白马人“男帽插鸡翎”，而光绪版《文县志》也有白马男子“带毡笠如盖，以鸡翎插之”的记载。目前在白马人传统服饰整体呈现现代化的趋势下，沙尕帽的族徽标识功能不但没有弱化，反而增强了。
每逢重大场合，例如春节期间举寨欢庆表演“池哥昼”、“麻昼”，跳圆圆舞、迎接火把时，参加青年男女婚礼时，以及出席各重要会议时，白马男子不管是穿戴普通藏装还是现代服装，都喜欢佩戴沙尕帽，以显示其白马人的族群身份；而在男女平等的新时代，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穿戴传统服饰时选择佩戴沙尕帽，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沙尕帽具有的族徽标识功能。沙尕帽从过去仅能被白马男性佩戴到今天成为所有白马人族群身份的主要标志，其族徽标识功能比起以往则大大增强了。
三、白马人传统服饰传承与变异的特点
传承与变异是服饰文化的两大特点。在传承的过程中，传统服饰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变异，而面对不断发生变异的服饰，人们仍旧尽量保持传统服饰的文化特色。白马人的传统服饰在传承与变异当中，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服装制作现代化与服饰商品化
在传统的自然经济社会下，白马人用自制的织机将麻线、羊毛线纺织成衣料，并手工缝制衣服、腰带、绑腿等服装。而在商品经济下，白马人大都直接购置衣物，会使用传统织布机的人越来越少。新制的传统服装的衣料和裁剪过程都体现出现代化特色。据文县文化局白马人班某介绍，现在缝制传统服装的衣料大都是市场上购得的成品，而缝制时也都依靠缝纫机提高生产效率。以前纯手工缝制一件衣服需要一个月的时间，现在用机器一次可以做好几件衣服，用不了几天就能完工。
伴随着服饰生产与加工的现代化，白马人的传统服饰的商品性质也日益增强。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下，白马女性会在农闲时节缝衣绣花，供自家亲朋好友穿戴。这种服饰是凝结每位女性智慧的劳动产品，不具备商品性质。目前文县的白马村寨中，大体上一个村庄只有3-4个人会缝制传统服装，会刺绣的妇女人数略多一些。白马人如果需要准备传统服饰，则需要出钱请这些能够缝制传统服饰的人帮忙制作。通常一件机器制作、手工绣花的服装在两千元左右，而一顶普通的沙尕帽则在两百元左右。传统服饰从原料购置到加工缝制再到成品产出的各个环节，都有流通与交换，并且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白马人传统服饰的商品化特征已非常明显。
（二）传统服饰礼服化
基于现代服装的诸多优点，多数当代白马人，特别是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多穿戴现代服装。而每当举行婚礼仪式、参加民族传统活动、欢庆传统节日时，白马人又纷纷穿上传统服饰，以前的日常服饰因而转化为节庆礼服。
在日常服饰向节庆礼服的转化过程中，传统服饰的实用功能逐渐弱化，而文化象征功能却增强了。当传统服饰被作为日常服饰使用时，它的主要功能为御寒保暖、辅助生产等实用功能。而当这些实用功能被性能更加卓越的现代服饰代替时，白马人传统服饰的文化象征功能则凸显出来。作为社会文化的外在表象，人们穿戴传统服饰可以最为直接地表达自己族群所代表的文化。白马人在各种民俗文化活动中穿戴具有自己群体特色的传统服饰，不仅能够在视觉上渲染喜庆的气氛，使得自身与本部落传统文化活动融为一体。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有意识地穿戴传统服饰，白马人将自己特有的文化信息展现给外界、传递给下一代，实现文化上的交流与传承。
（三）男性服饰变异大于女性
白马人传统服饰，不分男女，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变异。从整个白马人服饰文化变迁的过程来看，男性服饰变异的程度远远超过女性服饰。从人口比例上来看，目前节日期间选择穿戴传统服饰的女性人口要多于男性。而从传统服饰的穿戴状况来看，男性除了头戴沙尕帽之外，很少穿着其他的传统服饰。不仅如此，一些白马男子还穿上了从甘南、四川等地购置的藏袍，男性传统服饰发生了很大变化。而白马人传统女性服饰在传承时则产生相对较小的变异。虽然服饰整体日趋简化、面料日益现代化，但传统白马人服饰的核心特点，即不同于其他族群服饰的形象特征未曾改变。
造成男性服饰的变异性大于女性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白马人传统服饰的演变方式的差异。女性服饰的变异，多属于伴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能动性变异。女性服饰在制作过程中选择现代化原料以及工具和工艺都是对原有传统服饰的一种主动改进：在对外交流中，来自外界的强势文化以及社会主流文化对白马人传统服饰的影响是导致男性服饰彻底变革的主要原因。在对外交往中，白马人不得不通过改变自己固有的生活习俗来适应强势文化和主流文化，传统服饰也随之产生变异。由于男性承担相对较多的对外交往活动，男性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要远大于女性，因而白马人男性服饰的变异要远大于女性。
（四）地域象征性服饰衰落，族群象征性服饰复兴
白马人传统服饰有很强的符号象征性，具体说来可以分为地域象征性服饰与族群象征性服饰两类。在白马人传统服饰体系中，头帕、绑腿、刺绣等服饰，与周边其他民族服饰习惯极其类似，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而鱼骨牌、沙尕帽则是白马人特有的服饰，是区别于白马人和其他群体的重要标记之一，具有很强的族群象征性。目前，在节日期间，大部分人只穿西裤和新式皮鞋，仅有“麻昼”的小鬼保留绑腿的习俗：在白马女性中，包头帕者多为老年人，而鱼骨牌和沙尕帽则是实际穿戴和广泛宣传中白马女性服饰的典型代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服饰整体趋向现代化、传统服饰文化象征功能增强的情况下，代表地域特征的服饰部件正在随着传统服饰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的降低而逐渐衰落，而代表族群特色的传统服饰则伴随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而受到白马人的高度重视。
四、白马人传统服饰变异与传承原因分析
在很多人看来，体现“中国概念”的服装设计是最能突出作为一个中国服装设计师的显著之处，然而什么是“中国概念”、这一概念传递出的文化内涵又是什么？本文从“中国概念”服装设计的定义出发，论述了当下国内服装设计界在“国际化”和“民族性”之间的矛盾和困境，通过具体的服装设计个案研究，分析了服装设计定型化的危险，将服装设计中的“中国概念”看作一种传统文化价值和理念在当代设计艺术语言之中的重建、关照与建构。
关键词：
中国概念 服装设计 权力建构
中图分类号：J5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 （2015） 02-0046-03
“中国概念”作为国内服装设计领域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与设计元素，体现了这一概念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然而，对于“中国概念”的具体含义、表现手法、文化内涵及其与权力建构的关系，无论是学术界还是设计界却都始终没有定论。基于此，本文将从“中国概念”服装设计的定义出发，通过具体的个案研究，来探讨服饰文化中的权力建构及其与“中国概念”服装设计的内在相关性。
1 “中国概念”服装设计的定义与现状
有学者认为，“‘中国概念’，既有中国也含世界，既有历史也有现代，其内涵可以总结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指以中国的‘神’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则包括中国的历史、现代与国际时尚流行趋势两个方面。”“‘中国概念’符号则可分为三个部分：特有地域的‘自然符号’如领土领海、气候、人种、黄河、泰山等；偏于精神性的‘文化符号’如汉字、儒学的表征曲阜孔庙、孔府、孔林等；特殊状态的‘无形文化符号’如古琴、昆曲、年节、语言思维等。”
那么服饰设计中的“中国概念”到底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呢？本文认为，首先应该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体现中国民族文化的服装设计。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中国民族文化既是中华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同时也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特质和风貌的文化，是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此外，“中国概念”应该是一种传统文化价值和理念在当代设计艺术语言之中的重建、关照与建构。体现“中国概念”的服装设计符号也不能“停留在器物层面，而是定位在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环境外在有形和内在无形的物质载体上。”
2 服饰文化中的权力建构
在众多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中，文化与权力是其核心主题。“在文化研究看来，权力和权威分布与社会之中，形成了特有的社会形构与权力形构，而解释这些权力结构便是文化研究的核心主题。”谈到权力与政治，服装设计似乎与其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宏观的角度看，在全球化浪潮下的“民族”与“传统”意味着什么，是怎样塑成的又为何如此7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其实就是对服装设计和秀场文化中权力建构的追踪与透视。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的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马克思所预见的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因而，在整体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对话包含着复杂的多重的含义：既表现为对话、沟通和交流，也表现为竞争、对抗和征服。“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对话、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实际上是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强势民族和弱势民族之间的一场基于综合国力、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角逐而来的不同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的较量。”较量必分高下，那么谁能够被代表？谁在言说？如何言说？谁是沉默无声的？尼克，库迪（ Nick Couldry）在《走近文化》 （Inside Culture）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并认为文化研究即是在与权力的关系中思考文化。
回到对服饰文化的思考中，回答尼克，库迪的几个问题，得出的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在现代化进程中快速前行的中国，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间发生了严重不对等，整个民族在文化对话中丧失了话语权，其中包括在断层中迷失徘徊的服饰文化。袁仄教授在一次讲座中曾说“传统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有千年农耕文明和众多少数民族的中国有着无与伦比的丰富服饰文化，而这也一度成为制约当代服装设计师的弊端。余英时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一文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化的时间短促，而且是以急迫的功利心理去‘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余英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描述与中国服装设计师的情况不无相似，在西方服装体系中匍匐前行的中国服装设计一方面在寻找与“国际化”的无限靠拢，一方面又难以舍弃“中国概念”这张王牌，将自己置于一个边缘化的境地。
以祁刚为例，他的设计语言关键词是“结构”、“华丽”、“艺术”，体现在他的作品上，一方面是工艺多用提花印染、喷绘、手绘、刺绣、盘绣、珠绣、再造肌理等；材质方面坚持以丝绸、蕾丝、高支棉、丝羊绒、丝麻纱线、皮草、水晶、珠饰、金属、羽毛等材质进行多样组合；结构上除“X”形、“T”形、“S”形外，多以里外层透的多层次、层叠和褶皱来强化对廓形的追求。另―方面，“诗情画意”也是祁刚会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具体体现在服装往往是水墨画印制的面料、晕染的中国画色彩等，而舞台布景和秀场中的表演也每每出自祁刚本人的编排。故此，通过“中国概念”的艺术载体将结构的高级定制礼服呈现出来的这种表征方式，也成为了祁刚设计的理念和标签。在这样“交织”的情感下，祁刚的作品展现出犹如万花筒般的纷杂。在他的秀场中可以看到类似唐朝世时妆的夸张妆容、庞大的龙形配饰、宏大的罗马战场场景、唯美的花前月下古装表演，显示出“文化混搭”的边缘化特征。（图1-图4]
将中国民族与传统文化边缘化的一句“经典台词”想必是前些年流行的一个口号――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口号一度成为引领各行业走向国际的制胜法宝，在服装设计领域亦是如此，然而却多少带有些自我催眠的蒙蔽性。
首先，这带有明显的定型化特征。“民族”显然成为了中国服装设计师的标签，以及源源不断的设计灵感。这里的“民族”是指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话语，即包含民族文化也包含传统文化。民族情结令很多设计师囿于这种束缚，认为不继承传统就无法创新，从而不能冲破定型化的思维模式。两届“金顶奖”获得者，中国FDI指数最高的服装设计师张肇达擅从风格主题、造型结构、纹样色彩等方面展现本人对华夏文化及自然风光的热衷。张肇达重视民族文化和旅行，他认为做设计一定要走出去，被旅途中所见到的与生活环境不尽相同的异域景观所触动，从而有感而发的进行设计。他曾说过自己设计的三要素是“裁剪、肌理、色彩”，从他“不受滞碍的画笔泼洒”和叠加的三要素中，不难得出“张肇达作品”的特有形式。融合东方灵感与立体廓形，使他的服装设计作品更像是时装画的衍生品。（图5）
霍尔认为，“定型化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思考方式，一，定型化是对差异加以简化、提炼并使差异本质化和固定化的结果；二，定型化应用一种‘分裂’的策略，通过排他的实践，把自己封闭起来，从而维持―种既定的秩序；三，定型化倾向于在权力明显不平衡处出现”。将设计“固定”于民族的设计师张肇达，寄灵感于旅行，在异域民族的独特风景和人文情怀激发下做了将近10年的“民族”系列，以繁复的肌理和浓郁的色彩表达心中被广袤中华大地激发所带来的设计激情，并且在每一季的秀场中展示的作品数量颇丰。然而，自2009年以后，张肇达逐渐不再单独自己的设计作品，转而与其他设计师合作，开始着手于一些商业品牌的运作或是索性开始画油画、办展览，虽然成绩斐然，然而他在个人品牌服装设计上的表现不禁令人感到一丝对于民族情怀“固定化”的担忧。
其次，“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还带有一定的边缘化特征，即“在权力不平衡处出现”（霍尔语）的边缘化。这一口号带有积极性，试图颠覆“中华民族这一文明古国”在人们心中的定型化特征，然而却暴露出没有摆脱定见的自相矛盾的二元对立结构。这―观点的基础是承认和赞美我们的民族存在，强调积极却没有取消对立，民族一世界的二元结构仍然存在。用更激进的方法说，民族就等于世界的话，那么世界等于民族吗？世界又等于全部国家吗？世界究竟是谁在言说的世界，是不是仍是西方言说的世界？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中？换句话讲，“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观点甚至可以看作是我们对于“世界”的一味追求以至于对民族的一种否定。改变这一自我边缘化的心理首先应当做的就是打破这种二元对立结构，放弃对民族符号的刻意追求和对国际认可的一味向往，因为每一个受中华文化影响，在当代教育中成长的中国设计师做出的就是中国设计。
3 “中国概念”该走向哪里
【关键词】蒙古族传统文化；新媒体
中图分类号：J5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6-0288-01
2016年11月30日在京举行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深刻论述了文艺在当前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作用，进一步指明了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
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文化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要引起重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们要进一步增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这些扶持发展的计划、政策将和非遗保护政策一起，共同推进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全国第十届文代会在讲话中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四点希望，在第一、三条中提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ψ陨砦幕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希望大家勇于创新创造，用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
笔者是出生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人，在这个新媒体数字化发展越来越快的时代，本民族的服饰文化逐渐被冲击，淡忘。现今很多类似于笔者这样从小生活在省会城市的蒙古族青年已经不会说蒙语，已经不在平时甚至节日里穿蒙古族传统服饰，已经无法准确地辨认出某些图形是否属于本民族图腾。这到底算是一种民族的进步，还是一种倒退呢？
一、现在的蒙古族年轻人除了在牧区生活的孩子，其余的孩子对自己本民族服饰文化认知度并不高
现在很多蒙古族新生儿接受汉语教育，从小生活在城市中，已经不在牧区成长，所以蒙古族传统文化并不能很好地传承给下一代。为了让人们更好地认识蒙古族服饰，传承蒙古族部落服饰文化，让蒙古族的孩子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服饰文化，我们想要通过数字交互的形式来进行文化传播和传承。
二、现今人们并不能很好地区分多种民族中的差异性
蒙古族服饰是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服饰文化，但由于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地域广阔，故蒙古族服饰也有与满族、藏族等其他少数民族类似的情况，有时人们并不能很好地分辨出到底是哪个少数民族。
例如蒙古族服饰中，男性的帽子，就与清朝男性的帽子有所类似，蒙古族喀喇沁、巴林、奈曼、科尔沁、扎鲁特等部分地区的女性服饰与满清时期女子服饰相似程度在80%以上。从内涵来讲，民族服饰所包含的是历经千百年沉淀下来的民族文化精华；从表现形式来说，它是中华民族共有的审美感受。当下应该考虑如何将少数民族传统服饰元素与数字技术相结合进行艺术重塑，进而达到新时代背景下的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创新。
蒙古族服饰具有极强的草原生活特色，以袍服为主，因为袍服便于鞍马骑乘。
蒙古族的服饰也被叫做蒙古袍，主要组成部分包括长袍、腰带、靴子、首饰等。因地区不同，部落之间也有不少区别，所以在蒙古服饰的式样上也有所差异。即使同一部落，也往往因为居住地域和自然环境的差异各有千秋。以女子长袍为例，科尔沁、喀喇沁地区的蒙古族受满族影响，多穿宽大直筒到脚跟的长袍，两侧开叉，领口和袖口多用各色套花贴边；锡林郭勒草原的蒙古人则穿肥大窄袖镶边不开叉的蒙古袍；布里亚特妇女穿束腰裙。
乌珠穆沁、浩齐特、阿巴嘎、察哈尔、苏尼特、额鲁特、扎赉特、科尔沁、扎鲁特、克什克腾旗、四子王、土默特、达尔罕、茂明安、鄂尔多斯、乌拉特、和硕特、阿拉善伊斯兰蒙古族、喀尔喀、土尔扈特、巴尔虎、布里亚特等民族图腾之间也都稍有不同。
千万年来，蒙古族文化具有很好的传承意义，通过数字化传播传统文化也是有先例的。例如故宫的交互设备，通过点击某一花纹图样，便会出现有关于这个图样的来历、历史故事等。这样的方式不但可以运用科技，还可以很具体地传承文化。所以要通过交互的手段来演绎出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从而达到传承的目的。
新媒体大数据时代，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造成了一定冲击，例如过去的蒙古族属于游牧民族，终日生在广阔的大草原上，世世代代传承着历史文化。而现今信息化的发展，网络的全覆盖，生活在牧区的蒙古族人越来越少，蒙古族人不再穿长袍，开始穿上衬衣西装；不再策马奔腾，开始驾驶车辆；不再打猎因为食宿交通便利。
我们的传统文化逐渐被优越的生活所掩盖，我们如何才能在新媒体的视域下，重新拾回我们基因中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记忆？我们要将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融入到数字媒体中，这将有利于中国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有利于加强青少年对蒙古族传统服饰文化的认识。在传播方面，通过交互数字形式进行传播，也更容易让新一代的人接受。
通过研究蒙古族服饰，将文化传播与数字内容相结合，有效发挥教育性传承文化的作用。拾回文化，用新媒体交互手段传承文化，是非常必要并且很有意义的。
【关键词】彝族；服饰文化；研究综述
一、前言
彝族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个省区。西南地区深厚的文化氛围，养育了勤劳智慧的彝族人民，作为彝族文化之一的彝族服饰，绚丽多彩，具有丰厚的文化积淀。彝族服饰与彝族的历史、宗教、婚姻、丧葬、农事、节日庆典的关系极为密切，反映着彝族古老而灿烂的历史、丰厚而博大的文化。由于彝族支系繁多，所处的地域广阔，自然环境复杂，社会经济类型各异，因此，彝族服饰在质地、款式、饰品、纹样等方面形成了明显的地域差异。彝族服饰是彝族辉煌灿烂文化的重要代表，研究彝族服饰文化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彝族的民族风情、审美情趣、风俗习惯以及他们的。近年来，对彝族服饰文化的研究出现了许多专著和大量的论文，使我们对这个民族的服饰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本文将对当前彝族服饰文化的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其中的不足，再对以后这方面的研究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二、研究状况
1.有关彝族服饰文化研究的专著。有关这方面的专著有以下几部：中国彝族服饰编写组，石嵩山主编的《中国彝族服饰》本书以画册形式出版，根据彝族服饰的款式和语言分布情况的不同，将彝族服饰分为凉山型、乌蒙山型、红河型、滇东南型、滇西型和楚雄型六个类型。同时，这本画册以精炼的笔墨进行了文字说明，在欣赏精美图片的同时，也可以了解彝族服饰的文化内涵。
苏小燕的《凉山彝族服饰文化与工艺》一书作者以自己走访大凉山地区的亲身经历和大量图片资料为素材，全面而立体的架构了凉山彝族服饰的文化历史和地区差异概貌。全书从发式、头饰、服饰配件、足衣等方面对凉山彝族的服饰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同时记录了其制作工艺技法，并剖析了彝族服饰的民俗文化意义。
2.有关彝族服饰文化的研究论文。
(1)有关彝族服饰文化艺术的研究。以下几篇文章主要从彝族服饰的图腾文化、图纹文化、刺绣文化、数字文化几个方面介绍了彝族服饰的艺术特色。
冒晶的《火崇拜与彝族服饰艺术》认为火崇拜主要由于原始的生活环境因素、生产力水平等产生的对自然的敬畏，从而使火被赋予了精神寄托、标志作用以及审美作用等。彝族服饰上的火崇拜表达了彝族人对火的崇拜心理，以及火在彝族人心目中的至高地位。
曾广春的《浅析彝族服饰中的龙图腾纹样》分析了彝族服饰中龙图腾的由来以及龙图腾在彝族服饰中的体现。作者认为龙图腾在彝族服饰中的应用反映了彝族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民族感情的变化。范润琴的《彝族服饰与数学文化的整合浅析》认为彝族服饰在纹样和图案结构上蕴含着丰富的数学文化。作者分析了彝族服饰图案结构和纹样中对各种数学几何对称图形的运用，使数学文化中的对称美及数学思想方法在彝族服饰文化中得到了整合。
刘军、雷磊的《彝族服饰数字博物馆建设与服饰文化展示探析》认为彝族服饰文化中包含着深厚的数字文化，要充分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调查、挖掘、征集、研究和整合全国各地彝族服饰文化资源，建设中国彝族服饰数字博物馆，为彝族服饰文化的展示宣传保护做贡献。
(2)有关不同彝族聚居区的彝族服饰文化研究。
1)有关四川地区彝族服饰文化的研究。
陈晓莉《凉山自然地理环境对对彝族服饰文化的影响》探讨了凉山特殊自然地理环境对彝族服饰文化的影响，认为凉山彝族的服饰文化融合了大自然的和谐，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
杨洋《浅谈凉山彝族服饰的特点》作者通过对凉山彝族各个类型和款式的风格特点、文化内涵、各款式分布情况的分析，阐述了凉山彝族服饰的特点。
2)有关云南地区彝族服饰文化的研究。
赵璞的《楚雄彝族服饰的社会功能》认为彝族服饰具备了不同支系外传识别功能、职业标识功能、地位识别功能、年龄识别功能、婚否识别功能。彝族服饰的时尚化、生活化是彝族先民生活的写照。
曲义《论云南彝族服饰传统工艺的保护》认为在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彝族传统服装服饰制作工艺正逐渐走向衰落，保护和传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需着眼于促进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高度，深入分析根源，提出科学的方案，从而真正达到保护和传承之目的。作者分析了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措施。
朱进彬《浅论景东彝族服饰特点及文化内涵》作者论述了景东彝族服饰的款式、特色和文化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特点、生产方式、、民族特征，折射出了丰富的审美情趣和民族心理特征。樊艳萍《浅论云南姚安彝族服饰特点》姚安彝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了色彩绚丽、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服饰文化。姚安彝族服饰融入了特殊的文化信息、储藏着丰厚博大的文化内涵。
三、小结
综上所述，近年来有大量的学者对彝族服饰文化进行了研究，同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就彝族服饰文化方面的专著而言还是比较少的，彝族分居在几个不同的区域，文化上也有差异性，笔者认为可以根据每个彝族聚居区的服饰文化做专题论著。其次，彝族刺绣文化更是彝族服饰文化中的绚丽奇葩，可就刺绣文化出版有关的专著。再次，彝族服饰文化也是优秀的传统文化，面对当前传统文化的衰落，可就如何保护彝族服饰文化的传承论著，提出必要的措施，提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
就研究论文方面，也出现了大批文章。凉山和楚雄作为彝族主要的聚居区，所以对这两个地区的研究比较多。但是这些文章大多围绕彝族服饰文化的图纹文化、色彩艺术等方面论述，略显重复。笔者认为今后可就彝族服饰的制作方法、材料准备以及传承保护等方面在进行探讨。同时，加大对其它地区彝族服饰文化的挖掘研究，分析非主要彝族聚居区彝族服饰文化变化的原因、现状。
通过我对彝族服饰文化研究的综述，让我了解了更多的彝族文化，彝族服饰是人类文化的财富，它所潜藏的文化内涵值得我们去挖掘和研究，并且有必要进一步保护和发展。所以要加大对它们的保护传承，这样才能使各个民族的文化百花齐放，使我们的各个民族更加团结友爱。
参考文献：
[1]中国彝族服饰编写组.中国彝族服饰[M].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0.
[2]钟世民,周文林.中国彝族服饰[M].云南: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
[3]苏小燕.凉山彝族服饰文化与工艺[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
[4]黄瑾.浅谈彝族服饰的变迁与传承因素[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6,(5).
[5]冒晶.火崇拜与彝族服饰艺术[J].辽宁丝绸,2013,(3).
[6]曾广春.浅析彝族服饰中的龙图腾纹样[J].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13(4).
[关键词]宋代；婚服；礼俗
一个时代的服饰，是那个时代文化的表征。宋辽夏金时期，我国各民族交流频繁，融合进一步加剧。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各民族服饰在交融过程中相互影响、取长补短，中原宋王朝传统服饰吸收了许多少数民族元素，而北方草原民族服饰也逐步汉化。服饰是礼仪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礼仪、风俗文化在多民族政权并立的历史大幕下，通过服饰文化的交流，由中原王朝向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传播、发展。中原王朝内部，礼仪经历了统治阶层的不断调整、强化，最终形成了不同于汉唐的、独树一帜的风格、体系。服饰作为礼仪文化重要表现形式，其分等级、定尊卑的作用也进一步加强。为了人生最重要的仪式——婚礼而准备的婚服，是传统礼仪文化的重要象征。无论是婚礼用的服装、化妆、配饰、都是当时社会审美取向的体现。华美、精致的婚礼服饰，是服饰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礼仪规范的集中体现。研究婚服，能够更直接的了解这一时期各个区域的服饰审美取向和其中蕴含的礼仪文化内涵。近二十年来，虽然婚姻礼俗和服饰研究这两个方向研究成果卓著，但将它们相结合，研究婚礼服饰与婚俗、礼仪关系以及婚服的礼制内涵的文章却不多，可以说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
一、研究服饰、礼仪的古籍、专著
有关婚礼服饰的内容在众多史书中曾被提及，如在《宋史》[1]、《辽史》[2]、《金史》[3]、《西夏史》[4]中都对皇帝、后妃、命妇、官员等贵族的礼服形质有详尽的记载，并做了具体的规定。郑樵所著的《通志》[5]中对天子、太子、后妃、官员的章服和婚礼仪制也有明确记载。这类史书虽然记载了统治阶级的章服制度，但并没有专门对婚姻服饰进行记录。尽管如此，透过这些记载，我们还是可以一窥那个时代华美礼服的形质，婚服做为其中的精品，也必然包含了这些礼服的特点。
官方史书只关注了统治阶级，对于广大民众的婚礼服饰没有给与很多的笔墨。朱熹的《朱子家礼》[6]以及司马光的《书仪》[7]则对士大夫阶层的婚礼流程及礼仪规范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这俩部书侧重对礼仪习俗、规范的阐述，给我们认识和了解这个时代中下层人民的婚姻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但是对婚服给与的描述只有寥寥几笔，一带而过。
到了现当代，研究服饰通史的著作颇多，最著名的要数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8]，这部著作通过研究考古资料如壁画、画卷、刻印等，对中国历代传统服饰作了详尽的介绍，并对其中的文化内涵做了细致的刨析。其中第一百零二到一百三十一章是研究辽宋夏金的服饰，沈从文先生更多的从平民服饰入手研究，展现了这个时期社会各个阶层的衣着习俗。孙机著的《中国古舆服论丛》[9]对封建贵族阶级的舆服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描述了解那时婚礼服饰的基本特征。此外，陈茂同的《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志》[10]、朱和平著的《中国服饰史稿》[11]、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12]、陈高华与徐吉军编著的《中国服饰通史》[13]、周汛及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风俗》[14]、黄能馥编著的《中国服饰通史》[15]、王民泽编写的《中国古代服饰》[16]、臧迎春著录的《中国传统服饰》[17]、张书光《中国历代服装资料》[18]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服饰的著作，这些专著侧重点不同，叙述方式不同，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相互佐证，使我们更清晰的认识我国古代服饰的整体面貌。此外，王瑜所著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服饰》[19]对北方少数民族服饰进行了系统的介绍。王青煜所著的《辽代服饰》[20]、赵评春和迟本毅著《金代服饰》[21]为研究辽代、金代的服饰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黄强著的《中国内衣史》[22]是一部专门对历代内衣形质进行收录、介绍的著作。周汛及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历代妇女妆饰》[23]、孟辉撰写的《中国历代女子服饰史稿》[24]是专门研究女子服饰的著作。周汛和高春明编著的《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25]是研究我国服饰文化的重要工具书。阅读这些专著，可以让我们从各个角度，全面的认识宋辽夏金时期衣着服饰的状态，领略传统服饰的魅力。在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挖掘隐藏在这些靓丽衣饰下的礼仪内涵。在这些书籍中，并没有专门研究婚服的篇章，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此外，相关的服饰美学著作也是做论文的重要资料，近年来研究服饰美学的文章不少，主要有：叶立诚的《服饰美学》[26]、蔡子谔所著的《中国服饰美学史》[27]、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历代服饰艺术》[28]、兰宇与祁嘉华的《中国服饰美学思想研究》[29]。
除了研究服饰的专著外，关于礼仪、民俗研究的著作也是我要了解的重要部分。台湾学者彭利云所著的《宋代婚俗研究》[30]，是一部全面介绍和分析宋代婚俗礼仪的专著。美籍学者尹沛霞著，胡志宏译的《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31]，从外国人的视角审视宋辽夏金时期的女性和婚姻，有许多独特、新颖的观点。王文宝著的《中国民俗研究史》[32]对我国传统民俗做了系统、深刻的分析研究。朱瑞希等所著的《辽宋金社会生活史》[33]对辽、宋、夏、金的社会生活面貌做了全面的展示。陈戍国著的《中国礼制史·宋辽夏金卷》[34]对这一时期几个政权的各种礼仪制度做了论述。此外，陈顾远《中国婚姻史》[35]、吴存浩《中国婚俗》[36]、彭林著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37]、王炜民编著的《中国礼仪文化》[38]、钟敬文《中国礼仪全书》[39]都是研究婚姻礼俗的重要资料。
二、相关的论文
研究宋辽夏金时期婚服、婚俗的论文并不是很多，主要研究服饰的有：贾玺增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首服研究》[40]、殷冰瑶的硕士论文《探究中国历代婚服上的民族元素》[41]、邓雅的硕士论文《探究我国汉族女性婚礼服的演变和创新》[42]、王雪莉的硕士论文《宋代服饰制度研究》[43]。相关的有杉本正年著、樊一译的《中国古代的服色及其思想背景》[44]、许星《中国古代民间婚礼仪俗中的着装风俗初探》[45]、乔婷《宋代服饰特点的研究与探析》[46]，陈熠鑫、韩丽东、郝云华的《浅谈宋代服饰的民俗风格》[47]、谢檣《宋代女性词中的妆饰民俗》[48]，这几篇论文多从民俗的角度分析宋代服饰的特点，对婚礼服饰提得不多，也没有谈到其礼制内涵。
对于婚礼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有：吕友人、王立军所撰《宋代婚礼概述》[49]、于佐君《谈婚姻礼服文化的变迁》[50]、《中国传统婚礼习俗》[51]、甄进忠《中国古代婚礼浅论》[52]、彦斌《中国婚礼仪式史略》[53]、包福存《婚礼仪式研究综述》[54]、李金玉《略论中国古代的婚礼》[55]、大勇《中国传统婚庆礼俗与当代婚礼》[56]、段淑萍《中英婚俗文化及差异》[57]、王启发《礼义新探》[58]等等。
对于婚俗研究的主要有：王歌雅《中国古代聘娶婚姻形式略论》[59]、黄修明《中国古代“服禁”论》[60]、《中国各地婚俗》[61]、鲍宗豪《中国婚俗的文化意蕴》（1992年第5期）[62]、韩芳《中西传统婚俗之比较》[63]、《中国特色婚俗》[64]、鲁婷，陈娟娟《浅析中国“彩礼”婚俗存在原因》[65]。
对于少数民族服饰、礼仪进行研究的有：岛田正郎、何天明《辽代契丹人的婚姻》[66]、黄莉《辽代婚姻综述》[67]、杨富学与孟凡云《契丹媵婚制考略》[68]、夏宇旭及赵玮彬《辽金契丹女真婚制婚俗之比较》[69]等论文，为我们研究辽国婚姻礼俗提供了资料。谢静的《敦煌石窟中的西夏服饰研究》[70]、孙昌盛所撰的《西夏服饰研究》[71]、石小英《西夏平民服饰浅谈——以ДX.02822为中心》[72]、陈霞的《西夏服饰审美特征管窥》[73]等几篇文章都在西夏服饰方面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牛达生《从考古发现看唐宋文化对西夏的影响》[74]、艾红玲《西夏礼仪制度考论》[75]等文章对西夏婚礼制度作了介绍。关于西夏服饰、礼仪方面的论文相对而言很缺乏，这方面的研究也很不足。研究金代服饰、礼仪的文章同样比较缺乏，只见到俞超伟所写的《填补金代服饰制度的空白》[76]这篇文章通过考古发现充实了金代服饰史料。此外还有王春蕾《试述金代女真族服饰及演变》[77]以及顾韵芬、高岩、李丹《金代女真族服饰文化的整合性发展》[78]等。这些文章虽然为我们在服饰、礼仪这一领域进行探索、挖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让我们用以学习和借鉴，但是它们都没有对婚礼服饰及其与礼仪、风俗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鉴于这方面的内容对于我们清晰地认识宋代的服饰文化、礼仪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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