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生态翻译学；译者主体性；生态翻译
0 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翻译发生文化转向之后，学者开始真正研究译者及其主体性。译者主体性研究也是目前翻译研究的一个热点议题。综观译者主体性的发展，译者主导作用的探讨经历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三个阶段：语言学阶段中学者对翻译的态度是主观的，并强调审美经验的对等性；结构主义阶段中译者对翻译的态度是客观的；后结构主义阶段中源文本的权威性受到动摇（胡庚申2004：45）。随着后结构主义的发展，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的内在讨论，而是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学科有着密切联系的一个新的、广阔的领域。学者们逐渐聚焦目标文本和目标文化，译者的主体性再次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译者的地位逐渐成为不同翻译理论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本文以生态翻译学为视域，从译者边缘化到译者主体，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再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的嬗变揭示译者主体性思想，这种嬗变体现了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思想转换，昭示了翻译研究与时俱进的变革性。
1 从译者边缘化到译者主体
后结构主义以来，译者主体性的后殖民主义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主张回归译者本身，张扬译者的主体性。然而，目前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没有形成统一的系统性与全面性，一个以译者主体性为讨论中心的理论框架尚未建立。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我们在承认翻译的巨大作用的同时，对翻译文化的创造者――译者却评价甚低，译者在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中并没有获得他们应有的文化地位，而出现了译者文化地位边缘化现象（查明建、田雨2003）。学者们大多将译者作为交际者，译者的主体性没有得到深入探讨，导致了译者主体性的边缘化。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很多关于译者主体性的讨论，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来看，“译者主体”这一思想指的是：译者为翻译过程中的主体，翻译的原文和译文为客体，译者既需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也需要依靠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文。译者的地位和价值开始得到普遍关注。
2 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
通过仔细研读以往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译者主体性仍旧依附于原文或译文，翻译思想并没有真正回归到“译者”本身，也就没有建构属于“译者”的家园。国内翻译家胡庚申教授绕开“译者主体”的模糊性与争议性，将其界定为具有中心地位与主导作用的“译者中心”，在翻译界具有重大意义，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指出了一条走出译者主体研究困境的重要出路。胡庚申（2004）认为“译者主体”这一说法并不表明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一定处于“中心”地位并发挥“主导”作用，而且在讨论译者主体性、不可避免地会引出翻译的“主体间性”这一理论问题的时候，如当突出原文作者、或在强调译文读者的时候，译者就又可能会置于“边缘”的位置、又不起“主导”作用了。对此，胡庚申（2013：207-208）明确指出，“译者中心”既不是“译事前”的翻译准备阶段，也不是“译事后”的翻译效果阶段，而是“译事中”的翻译行为阶段，因此它的取向是“翻译过程”与“翻译操作”，它指的是“译者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基于此，胡庚申把译者置于翻译生态环境的广阔视域中，竭力主张打破“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在翻译研究过程中的统治地位，大力倡导建立一种既能见静态的“文本”又能见动态的“译者”，促使译者与生态环境、源文本、目标文本等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从译者所具有的中心地位与主导作用角度来论述翻译，超越了“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的传统，最终构建一个以译者为中心的、平衡的、系统的翻译观。
翻译是基于翻译生态环境之上以译者为中心的促使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生态平衡的活动。翻译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进行适应和选择的结果。第一阶段，以源文本为代表的翻译生态环境是典型的生态环境。译者应该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以源文本为典型的重要元素。不然，译者在“生存的优胜劣汰”的原则下无法生存。第二阶段，译者已得到了自然的选择：译者不仅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决定和选择目标文本形式的人。整个翻译活动中，译者扮演着双重角色：适应者和选择者。生态翻译环境下，以译者为中心的适应与选择反应出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做出的积极响应，突出了翻译活动中的译者中心思想。
正是在“译者中心”思想的影响下，翻译研究才得以跳出基于传统译学的分析框架，抛弃了远离人文精神的传统研究方法，消解了“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的两极对立，开启了“原文-译者-译文”之间“三位一体”思考的研究进路，彰显了翻译的人本精神，回归到以“译者”为中心的研究中。
3 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
任何国家或者民族的进步都伴随着伦理精神的扬弃和发展，不具备伦理规范的社会必定会随着内部秩序的紊乱而不复存在。同理，翻译作为社会进步过程中的文化现象和活动，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遵从相应的伦理规范，翻译的社会价值将得不到体现。因此，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译者必须承担翻译伦理所赋予的责任。“译者责任”这一思想是从翻译伦理层面提出来的。所谓“译者责任”指的是译者在整体翻译活动中要负起“责任”，即译者有责，译者负责，译者尽责（胡庚申 2004）。翻译作为一种伦理符号，不断穿梭于源语与目标语。翻译生态环境下，译者直接作用于文本，而其它成员“翻译群落”（读者、作者、出版商等等）不直接参与翻译活动。所以，到底是谁来具体实施、践行、保持这一翻译活动呢？是译者。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群落”只有承担各自的应尽责任才能践行“境、本、人”关联互动、和谐共处的翻译生态观。总的来说，责任意识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必须培养的翻译素养。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思想转变的过程中，生态翻译的平衡与和谐在此也得到了更完善的诠释。
4 结语
在生态翻译学的视阈下，译者主体性形态的嬗变体现了一种译者主体性的超越，这种超越蕴含着译者中心对译者主体性的超越。这就是生态翻译学视野中翻译回归译者本身。译者中心是另一种角度看翻译，也是另一种方法看翻译，它使“原文-译者-译文”之间的互动生成了和谐统一的“三位一体”翻译观。因此，对译者主体性的理解需要提升和转换，这种提升与转换有利于我们理清翻译研究思路，寻得翻译研究方向，从而得其研究要领，最终有得利于我们不断地更新译者主体性思想。可以说，我们从译者边缘化到译者主体，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再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是我们关于译者主体性传统定位的思想转换与思想提升，是我们解释翻译面貌和重新认识翻译行为的一种新方式。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 翻译观； 翻译教学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5）02-0168-3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5.01.045
认知语言学的出现和发展为翻译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更为翻译教学带来了新的启示。翻译在学生英语综合能力培养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翻译教学研究不容忽视。但是在客观主义语言哲学观下，高校翻译教学一直以来采用传统的翻译教学方法，即只注重对翻译理论和翻译策略的传授。学生在翻译活动中的认知能力和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利用。认知语言学翻译观强调译者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认知语言学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在解释力和描述性方面比客观主义语言学更具有优势，对翻译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作用日益明显。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探讨认知语言学翻译观对高校翻译教学的启示。
1 .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
认知语言学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是一门“坚持体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着力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做出统一解释的、新兴的跨学科领域”。王寅（2007）在翻译的功能观基础上，结合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提出了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即“翻译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作用为认知基础的，读者兼译者在透彻理解源语语篇所表达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表达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王寅，2007：583）。认知语言学建立在体验哲学的基础上，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去审视翻译，相比传统的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观和传统语言学的翻译观，它突出了体验和认知对主体性因素的制约作用。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重视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追求实现“解释的合理性”和“翻译的和谐性”。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一方面承认认知活动对翻译的制约作用，认为译文是体验和认知的结果，一方面又指出译者作为认知主体之一应受到其他参与翻译活动的认知主体间互动的制约，翻译时应“创而有度”，而不是“任意发挥”（王寅，2007：583-590），因而它又是一种辩证的、追求平衡的翻译观。
2 . 高校翻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没有从学生的认知规律出发，而是以结果为中心，不重视学习的过程，教学过程由教师主导，师生之间没有较好的互动和交流，学生被动接受课堂上涉及的翻译理论和技巧，因而无法激发学生学习翻译的兴趣，无法达到提高学生翻译能力的目标。传统的翻译教学缺乏系统组织和理论指导，远不能满足翻译实践对翻译教学的要求。谭业升（2001：13-16）通过对翻译教材的考察指出，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以语言结构对比、传统翻译技巧传授为中心。这种语言知识教学方法很容易误导学生，使他们误认为翻译是语言对照体系的运用，因此翻译时会有对照的心理倾向，从而难以摆脱源语语言形式的束缚。
翻译课长期以来广泛采用的教学方式是教师提供原文，学生做出译文之后，教师根据参考译文对有关的翻译问题进行讲解，评价学生翻译的得失。这种“纠错”式（刘彤、陈学斌，2006）的教学法自身的缺点在于只进行语言训练，而不包含让学生进行信息提取、选择，根据既定的目的来创造译文等翻译能力的训练。
美国学者唐纳德・克拉力归纳了翻译教学中主要存在的9个问题，这些问题中包含了传统翻译教学的现状（问题1、4、5、6）及其原因（问题2、3、7、8），也暗示了改进教学的方法：（1）缺少教学和翻译理论相结合的有系统的翻译教学模式；（2）在翻译职业培训中忽视了其他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和现代翻译学的研究成果；（3）过分强调语言转换，忽视职业翻译中包含的社会和认知等因素；（4）在教学中未能把阐释和文化教学模式与语法教学模式相结合；（5）课堂上以教师为主导；（6）学生（甚至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处于被动地位；（7）未能对翻译过程进行实验性研究，从而未能在此基础上建立关于翻译和译者能力的模式，并进而确立翻译教学的方法；（8）未能明确译者能力的组成要素，从而不能区分持双语者的语言能力和译者的职业能力；（9）对于现有的和计划中的翻译课程缺少评价标准，不能评价课程的实用性、效果和某个特定课程（如把母语译成外语）的教学方式（Donald C. Kiraly， 1995： 181）。
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有两点：一是翻译学自身发展的局限性。翻译课时十分有限。翻译活动的独立性和价值在课程设置和教学中没有获得承认。二是因为我们对翻译活动的内涵认识不足。我们只认识到翻译活动中语言转换的一面，没有认识到社会文化环境、译者、翻译目的等因素对翻译结果所产生的影响，忽视了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和目的性，因而在翻译教学模式上过于简单化、机械化。由此，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作为自成体系的理论，因其对翻译过程中各个因素的关注，可以发展成一种可行的翻译教学模式，为解决当前翻译教学中的问题提供一条新途径。
3 . 认知语言学翻译观对高校翻译教学的启示
王寅提出，认知语言学的翻译模式包含六个观点，即翻译具有体验性；翻译具有多重互动性；翻译具有一定的创造性；翻译的语篇性；翻译的和谐性以及翻译的两个世界（即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去审视当前的翻译教学，将会有助于教师把教学重点转移到学生实际翻译能力培养上来。
3 . 1 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是翻译教学的目标
翻译活动的主体是译者，翻译教学的中心是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这在翻译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共识。Neubert（2000）主张翻译能力包括语言能力、语篇能力、主题能力、文化能力、转换能力，并认为转换能力既建立在前几项能力的基础上，又将它们统一协调起来，使译者能够完成翻译行为。翻译能力不仅涉及译者内部心理认知因素的整合与改变，而且受社会规范、翻译情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由于高校学生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学习翻译，进行翻译实践的，因此，译者内部心理认知因素在培养翻译能力过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认知语言学翻译观对体验的强调及其勾画两个世界（认知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能力，为我们提供了新视角。具体可以理解为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译者的认知能力，即译者要依靠自己对世界的体验来理解原文及其所反映的世界；其次，译者在译文中重构原文世界的能力；最后，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把握翻译效果，具备确定翻译目的、选择正确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能力。翻译认知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译本的质量，翻译能力就是译者的职业能力，是翻译教学的目标。
3 . 2 学生是翻译过程中的体验和认知主体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是以体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作为哲学基础，而译者是翻译过程中最重要、最活跃的体验和认知主体，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把译者推到了翻译活动的核心与主导地位。因此，在翻译课堂中教授不同语言之间的互换技巧远非教学的全部，亦不是教学的中心。翻译教学应包括引导学生去面对原文以及原文所反映的世界；确定自己对原文的态度；分析整个翻译的情境并确认自己在翻译活动中的立场；承担自己在翻译过程中所应负的责任并明确翻译活动所应达到的目的和效果等。翻译教学在内容上应该至少包括两个基本的板块：一是让学生理解并参与翻译过程的每一步，即认识原文―确立翻译目标―开展翻译活动―修改译文以实现既定的翻译目的；二是在开展翻译活动这一环节训练学生如何进行语言转换，如何处理翻译中的人际关系，译者如何进行翻译决策和选择等。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学习小组，由教师选定或编写不同主题和体裁的英汉双语对照文本，供课堂评析使用。由于翻译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所以小组成员的译文版本通常是不会完全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就要引导学生进行互评，使学生变被动接受信息为主动创造信息。最后评出最优秀的几个版本进行集体点评，把各自的优点集中起来，供大家借鉴学习。如此，学生与真实的翻译活动就可以互动起来，学生与学生之间也可以互动起来，就可以实现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的社会化的蜕变。这样做可以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严谨负责的翻译态度，学生们还可以互相启发，开发思维能力。
3 . 3 在翻译教学中应选择适合于学生使用的翻译材料
认知语言学翻译观认为，翻译具有体验性。翻译的这种特性，要求译者必须通过接触丰富的翻译材料以掌握翻译过程中所需要的知识，从教材的编写上来说，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必须从方法论上鲜明地体现以培养翻译能力为目标的教学思想。教师在选择翻译材料时，应该以翻译市场的需求为依据，应选择适合于学生使用的翻泽材料。若以“翻译的语篇性”这一重要的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点为参照，选择一些具有实用交流价值的语篇来编成教材，参考译文应配有两篇或三篇，组织学生对学生译文及参考译文进行比较评析，使学生变被动接受信息为主动创造信息，对全面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会产生良好的效果。翻译材料可以由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组成。在理论部分，教师应将翻译过程中需要掌握的重要和前沿的翻译理论和翻译策略介绍给学生，将相关学术论文加以汇编供学生学习或参考；在实践部分，教师不仅要选择体裁广泛的翻译文本作为训练材料，还应将与实际的翻译工作有关的内容也纳入其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对学生来说，这样做，可以为他们提供间接的经验。另外还可以让学生自主选择翻译材料并翻译。这一做法可以最大限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并体验从选材到完成译稿的整个过程。
4 . 结论
认知语言学不仅关注语言本身，同样关注语言习得和学得的整个过程，强调译者的主体体验性。反映到翻译活动上，即形成了“现实―（体验）认知―翻译”的翻译形成模式。翻译教学的对象是未来的译者，认知语言学直接关注译者认知活动的过程，强调主体的体验性和创造性，重视认知所产生的结果，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去审视当前的翻译教学，不仅有助于翻译研究者和教师在翻译教学的一些相关问题上有所突破，而且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在翻译教学中，我们也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整体语言能力和认知能力，从而提高翻译教学的效果和学生的翻译水平。
参考文献
Kiraly， C. Donald. Pathways to Translation： Pedagogy and Process[M]. Ohio：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刘彤、陈学斌.外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改革初探[J].科教文汇，2006（12）.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范式；实践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2)11-0179-3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2.04.054
1.引言
翻译是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往活动，作为翻译活动实践主体的译者，是联系原作者、文本和目的语读者的中间纽带，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不可或缺。然而纵观中外翻译研究史，人们对译者这一主体的认识和关注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不同的翻译主体中心论范式。翻译主体研究的历史，可以说是“范式更替”的历史。从其历史发展的脉络看，大致经历了“重建作者原意的作者中心论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文本中心论范式，读者接受反应的译者中心论范式”（陈大亮，2005:4-6）。本文试图通过对翻译研究中这三种不同的主体中心论的演进历史进行梳理，阐述译者的主体性经历了由蒙蔽到彰显的演变，并分析每个主体中心论理论中存在的不足，进而论述要从实践哲学的角度认识译者的主体性，形成辩证的译者主体观。
2.三种不同翻译主体中心论范式下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对于译者主体性，译界有学者界定如下：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查明建、田雨，2003: 20-23）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这种主体性在三种不同翻译主体中心论中的体现大致经历了从遏制—悬置—彰显的变化历程。
2.1 作者中心论范式对译者主体性的遏制
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译学研究为古典语言学翻译研究。在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中，文本被认为具有一种确定的单一意义，原文作者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是文本意义阐释的立法者和仲裁者，其主体性被神圣化和神秘化了，而译者被看作仆人，不能僭越仆人的身份进行创作，只能遏制自己的个性和主体性，由此形成了翻译研究中的作者中心论范式。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重建作者原意，不折不扣再现原文的内容就是翻译研究的宗旨，传达作者要表达的思想就是译者孜孜追求的目标，“似乎谁发现了作者的原意，谁就获得成功”。（吕俊，2001：115） 为了挖掘作者的原意，译者只能压抑自己的创作热情，将自己隐形，恪守忠实于原作者的原则，尽量揣摩作者的原意，克服与原作的心理和时空距离，排除理解过程中的一切主观情感因素，从而忠实地复制原作者赋予文本的意义。在这种范式里，作者无疑是主人，而译者只能心甘情愿地成为仆人，“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而酿出的酒却属于主人”。（谭载喜，2004：150）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讲究“信、达、雅”，提倡“神似”论、“化境”说，其中心理念都是要求译者唯原作马首是瞻，体现出作者中心论范式下译者主体性受到遏制的境况，译者的创造性主体地位被边缘化，其主体性被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作者主体性蒙蔽了。
2.2 文本中心论范式对译者主体性的悬置
20世纪80年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推动了翻译研究向语言学的转向。结构主义认为，文本的意义来自语言内部的结构，语言符号和它所指代的现实之间也没有本质的直接联系，作品的意义不是由作者的主观意图决定的。翻译的语言学派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为其理论基础，把语言系统视作自足封闭的体系，只关注语言之间的语码转换规律，排除言语行为中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甚至社会文化习俗的因素，从而压抑译者的主观创造性和能动性，逐渐形成了翻译研究的文本中心论范式。该范式否定作者意图决定文本意义，主张对文本意义进行客观分析。人们坚信翻译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永恒不变的内核，译者只要努力便可以找到，从而实现与原作的“等值”。（廖晶、朱献珑，2005：15-18）因此，翻译的任务就是寻找两种语言之间的规律。只要找到规律并遵循语言系统的客观规律办事，人人都可以译出忠实于原文的译文。如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Eugene A. Nida）就提出“能用一种语言表达的任何东西都可以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英国翻译理论家把翻译定义为：“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Catford, 1965: 20）。这样，翻译就变成了简单的语言转换活动，一切以原文为归依，翻译的主体被排除在外，译者的创造性被禁锢在静止的、封闭的语言结构枷锁里了。换言之，在文本中心论范式里，无论是作者主体、读者主体、还是翻译活动中的译者主体以及他们的主体性，都被悬置起来了，语言的规律性与规范性，文本的结构性成了理性主宰，译者沦为文本的忠实仆人。这种排斥译者的主体地位，忽略社会文化因素的范式终究难免陷入被“解构”的困境。
2.3 译者中心论范式对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开始出现面向译入语文化的“文化转向”，人们开始把翻译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关注的焦点开始从文本和语言转向重视文本之外的世界，出现了解构派、诠释派、目的派和文化学派等多种学派。他们认为文本意义具有不确定性，意义的理解具有多元性，从而颠覆了源语中心论的许多观念。为了寻找原文意义，必须发挥译者主观能动性，和文本进行对话，使译文和原文形成一种共生关系。这样，翻译研究就由文本中心论范式转向译者中心论范式。译者中心论消解了源语的权威地位，使“等值”的翻译标准受到质疑，彰显了译者主体性地位。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文化学派视翻译为一种通过译者独特的创造性实现的一种艺术再创造、审美交际、文化交流的过程，是译者对文本的操纵过程。（吕俊，2005：85-89）如解构学派认为翻译使异域文本经典化，使原作的生命获得了新生。这一时期翻译理论使曾被遏制和遮蔽的译者主体性得到极大地释放和彰显，曾被边缘化的译者地位得到显著提高。
3.实践视域下译者主体性思辨
3.1 三种翻译主体中心论范式存在的不足
三种翻译主体中心论范式的嬗变揭示了翻译研究中译者的地位和主体性经历了从蒙蔽到彰显的更替。每种研究范式都包含了一些合理的成分，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和研究视角，推动翻译研究的理论不断地向前发展。但就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而言，三种研究范式都存在严重缺陷。作者中心论范式过度突出原作作者的主体地位，遏制译者在翻译中的创造性，忽视读者主体的反应，使翻译研究带有浓厚的主观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色彩；文本中心论范式过分强调文本意义的确定性和规范性，以及语言的规律性和系统性，将翻译中的译者主体和读者主体悬置起来，使翻译变成一种纯语言的操作；而译者中心论过分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忽视其社会性，抛弃文本客体，注重读者反应，使翻译研究成为没有内在关联性的外部研究活动，从而拆解了翻译活动本身。可见，三种翻译研究主体中心论都只专注于单一主体而忽视其他主体的存在，带有严重的片面性，使翻译主体的研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辩证地认识译者的主体性，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语言观来指导。
3.2 实践视域下译者的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实践语言观认为，语言是人类交往实践不可或缺的中介，具有实践性、社会性和现实性的特征。语言和实践联系密切。语言产生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又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中介。语言交往是人类交往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翻译活动就是一项以语言为媒介的社会交往活动，更具体地说是译者与作者之间以文本为中介的交往活动，它兼具对象性和交往性的特征。其对象性表现为译者与原文文本之间的关系，交往性体现为译者与作者之间的主体间性。文本中心论和译者中心论都没有把翻译看作是对象性和交往性统一的实践活动，从而导致翻译主体研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文本中心论只专注于译者和文本这一对象性关系，将作者主体彻底遗忘，视文本为无生命的对象，没有将文本视为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描述和个人主观情感的客体化，使译者和作者无法交流思想感情，从而导致翻译成为机械的解码活动，得出“翻译可以完全等值”的结论。译者中心论只专注于翻译活动中的交往性而忽视其对象性，认为翻译就是译者与文本（客体化的主体）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既不反映现实也不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使翻译活动变成脱离文本的一种文字游戏。译者对文本的理解不受语言规则和语用规范的制约，意义的生成取决于译者各自不同的前理解视域，从而得出“一切均是不可译”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实践语言观认为语言具有社会性和使用规范性，它是语言交往活动合理进行的基础。翻译活动既然是一项交往实践，翻译活动中的任何主体活动必须受到交往关系和交往中介的制约，并遵守语言构成规则和使用规则。翻译活动可以说是由“主体—客体—主体”组成的统一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作者和译者主体都不是孤立的、抽象的主体，而是由交往实践造成的异质性的社会化的个体，客体也不是脱离主体的孤立存在物，而是主体间交往的中介。客体具有社会性和开放性。在翻译活动中，以文本形式出现的客体，起着联系作者和译者的纽带作用，是译者和作者对话的中介和交流的平台。译者和作者的交往活动要遵守语言规则，并接受社会语用规范的制约，不能天马行空，信马由缰，不受任何约束。在文本的形成过程中，作者心中应嵌入了潜在的读者对象，希望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情感能引起他们的共鸣，作者必须使用人们在实践中使用的社会性的语言才能实现他的目的，这样文本才能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在翻译活动的过程中，译者一方面要遵循源语的语言规则和语用规范对文本进行解读，并以文本为中介来与作者进行对话交流，理解作者想表达的思想和感情；另一方面要根据目的语的语言规范进行解码，生成译本，将原文本传达的思想和情感传递于目的语读者。这样，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就能做到融入之后有超越，“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实践视域下译者主体性的辩证观。
参考文献
Catford, J. C.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20.
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J].中国翻译，2003(1)：20-23.
陈大亮.翻译研究：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向[J].中国翻译，2005(2)：4-6.
廖晶、朱献珑.论译者的身份[J].中国翻译，2005(3)：15-18.
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115.
关键词：认知 体验 隐喻 关联 顺应
一、认知翻译学综观
传统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以语码转换为标志的一种语言活动。然而，现代认知语言学已经揭示，语言是心智的表征，语言结构反映了人类经验结构。翻译活动中的语码转换，就是对心智的解读和解码，因此翻译活动必定反映心智活动的规律，翻译决不可忽视对心智的研究。正如同杨自俭、刘学云（1994）所言：“翻译不但是语言活动，而且是心理活动。联系翻译转换过程、研究心理机制是翻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依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翻译的认知观是：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是两种语言的心理转换，涉及复杂的双语信息转换加工的认知过程。同时，这种认知是以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的，译者在理解源语言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映射转述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
认知语言学给翻译研究的启迪是，认知中的隐语力图借用一个世界来表达另一个世界，而译者如同隐语本身，也是力求借用一个世界表达某一个世界。译者的认知活动也涉及到对世界的感知、经验以及对其加以概念化的方式等。以认知为出发点，来探究译者是怎样运用语言符号对事物进行抽象，以及怎样通过认知加工，运用概念范畴和语言符号来实现翻译交际活动，是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
在翻译活动中，不同的概念范畴可以围绕原型来建构，再现可通过词汇和概念来表达。然而，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概念和抽象的概念在另一种语言中再现又比较困难，而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隐喻、原型以及意象图式理论给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充分的解释力。这给强调翻译是“过程”而非“产品”的当代翻译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冲击并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这也正是翻译研究“认知转向”的意义所在。
二、国外当代认知翻译学理论的引进与探讨
从认知角度研究翻译，国外学者相继发表过相关成果。1998年切斯特曼提出以文本为内容的认知性研究，旨在识别和描述翻译过程中的决策点与翻译决定采取的路径，并把它分为比较模式、过程模式和因果模式。2006年奥格汉编著了一本关于文本与认知的翻译学研究论文集。该书所选论文角度多样，但都突出了对翻译活动的认知性研究，尤以德国Kussmaul的翻译认知研究最为突出。1971年，Kussmaul（2000、2006）在翻译策略研究中就萌发了对认知研究的兴趣。
此后，Kussmaul将认知语言学运用于翻译研究。他受到Lackoff动觉意向图式样和形式化空间理论的影响，并且结合了Fillmore的框架理论，专门从创造性思维认知过程角度研究翻译中的创造性问题。Kussmaul的研究在创造性翻译的分类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其理论论证过程主要是用现有的认知语言学理论来透视翻译创造性的一个侧面，而且对翻译充分性和创造性之间的关系还解释得不是很清楚。Bell（1991）的翻译心理模式研究也是基于心理语言学和人工智能的视角，尽管该模式存在一定问题，但也是对翻译认知心理研究的有益尝试。
随着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口/笔译学者与认知科学家的合作日益加强，翻译认知研究取得了一批新成果。由John Benjamins公司于2010年出版的《翻译与认知》一书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诞生的一部开拓性著作。该书实际上是由Shreve和Angelone主编的认知翻译学论文集，集中了许多专家对翻译与认知的思考，体现了自Danks等（1997）以来翻译认知研究的新进展，对相关课题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上述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表明了认知翻译研究的巨大价值与潜力。的确，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在当前中国及世界方兴未艾。
三、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的理论实践与丰硕成果
严格来说，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是对认知语用学中关联理论以及顺应论的探讨与研究。后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深入发展，我国学者也顺应国际认知翻译学研究的潮流与趋势，逐步将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与探讨。如今，已经在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关联理论、顺应论、隐喻和转喻的翻译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可喜成绩。
（一）认知翻译学本质的探讨与研究
王寅（2005）认为，经验论、唯理论和解释派哲学分别聚焦于交际的三个环节：作者、文本、读者，同时还产生了相对应的翻译观。这些理论过于偏重某一环节，似有以偏概全之不足。Lackoff和Johnson所倡导的体验哲学正好可以弥补这些理论的不足，而且也能对翻译作出较为全面的解释。文章根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拟构了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翻译是以以对现实世界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的，译者在透彻理解源语言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中映射转述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原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须兼顾“作者、文本、读者”三个要素，倡导和谐翻译。此模式特征如下：1.翻译具有体验性；2.翻译具有互动性；3.翻译具有一定的创造性；4.翻译的语篇性；5.翻译的和谐性；6.翻译的“两个世界”。
2009年，中国认知翻译学领域的首部专著《跨越语言的识解――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探索》诞生了。该书作者谭业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对翻译现象进行了系统研究。它吸收了关联翻译理论和翻译图式研究的成果，结合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创建了翻译中意义建构的认知模式。该书以“识解”作为文本对比分析的终极概念，刻画了具体翻译过程中涉及的多样化认知运作，并对若干翻译案例在系统描述的基础上结合三个认知原则进行了解释，构拟了翻译认知文体分析的框架。
（二）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探讨
1.关联理论的探讨与研究
最早引进Gutt（1991）关联翻译理论的是林克难（1994），他介绍了关联翻译理论的一些主要观点。作者认为关联翻译理论的立论基础是：翻译是一个推理过程。翻译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大脑机制。其基本论点是最佳关联性：处理努力/语境效果。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求达到的目标，也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标准。译者的责任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读者的期待相吻合。之后，赵彦春（1999）认为关联理论是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它的使命虽然不是解释翻译，但却能有效地解释翻译这一“宇宙历史上最为复杂的现象”（Richard，1953），它给翻译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奠定了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文章阐述了关联理论与翻译的关系，讨论了关联理论与其他翻译理论的本质区别：在关联理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语内或语外）进行阐释的明示-推理过程，译者要根据交际者的意图和受体的期待进行取舍，译文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间的趋同度。作者以关联理论为工具，证伪了翻译理论界的两个“超级酵母”：不可译性和对等原则，由此佐证了关联理论的合理性和解释力。文章初步建构了能解释翻译现象、并能指导翻译实践的理论模式，并对关联翻译现存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评论。
王斌（2000）指出：关联理论作为语言交际理论，尤其是单元文化的语言交际理论，揭示了人类语言交际的某些本质，其理论基础是相同的文化认知心理图式，对最佳关联赖以存在的缺省模式之一――文化缺省模式是如何传递到另一个文化认知心理图式中去的，关联理论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文化缺省如何传递得不到解决，对跨文化的翻译交际也就难以作全面的解释。关联理论能够解释的翻译现象至多包括同化翻译、可译性与重译，而这些绝非翻译的全部。同样，孟志刚、陈晦（2001），钟勇（2014）依据关联理论认为：等值翻译只能是相对的、近似的，不等值才是绝对的；译文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间的趋同度。
另外，芮敏（2000）总结道：关联理论认为，对话语的理解应依靠语境来寻求信息的关联，然后再根据话语与语境的关联情况进行推理，求得语境效果。通常情况下，关联性强，推理所付出的努力就小，语境效果就好；关联性弱，推理所付出的努力就大，语境效果就差。按照这一理论，口译人员提高话语理解的速度和质量的策略在于尽量建立或寻找与话语信息密切关联的语境假设。最后，王建国（2004）首先对“关联理论语境观”和“系统功能语境观”作了简要介绍和对比，然后从与翻译研究相关的两个角度――“译文连贯”和“翻译单位”――进行了对比研究，综述了这两种语境观应用到翻译研究当中各有优缺点；但是，在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时可以互补。
2.顺应论
戈玲玲（2002）、张美芳（2005）等从顺应论的角度出发，旨在探索翻译的顺应论解释及顺应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在顺应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的语境和语言结构之间作出动态顺应的过程。从顺应论的视角看，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基于语言内部与外部的原因，在不同的意识程度下不断作出语言选择的过程。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
顺应性是语言使用过程的核心。任何语言在使用过程中都要作出动态顺应。在顺应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的语境和语言结构之间作出动态顺应的过程。由于人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环境都是动态的，译者只能根据语言结构和语境去识别源语交际者的意图，并把它传达给译语接受者。译语文本是语言结构和语境之间动态顺应的结果，译语接受者的解读过程也是语言顺应的过程。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不可能完全等值，而只能是在“信达切”标准中的语用等值。
3.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
师琳（2011）认为：翻译不但是双语交际，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翻译通常由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输入。在输入过程中，因为读者及译者认知的差异，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不可避免地在翻译过程中对作品进行若干改写：大到文化心理、意识形态，小到字、词、句的改写，以此来迎合强势文化的认知认同。同样，王德丽（1999）认为，按照认知语用学的观点，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受到其认知心理、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制约。译语语境与源语语境的最佳关联产生于译者与作者对认知环境的共同心理感应，即在具体语境中的思维耦合。这是认知推理再现源语信息和意境的最佳途径。
我们知道，体验哲学是认知语言学的基石。所以，认知翻译中有关体验性的讨论与探索颇多。如宋德生（2005）提出：人以“体验认知”方式认识世界，心智离不开身体经验。语言作为心智的表征和对世界进行范畴化的工具，具有体验性。语言结构反映着人类的经验结构。人的生理结构以及所处环境的相似性决定了经验结构的相似性，使翻译成为可能，这是语言互译的认知基础。经验结构是一个丰富的意象图式网络。意象图式是人在认识世界的主客观互动中，外部世界的物理能量转换而成的心理事件，是我们经验和知识的抽象模式。因此，思维带有具象性，这决定了信息的意码和形码的双重编码结构。翻译的过程即是以意象图式为媒介的、源语与译语文化意向之间的辨认和匹配，翻译中的“等值”只不过是经验结构的相似性。
于建平（2006）基于Lackoff和Johnson的体验哲学的语言体验观，研究汉译英时语言体验经历对译者翻译认知能力的影响。用实证方法考察了汉译英翻译的两个重要过程：1.对汉语原文的理解；2.对语义的转换和英语表达。首先，通过对比有不同语言体验经历的两组二语学生对同一汉语语篇英译的译文，考察学生对零代词的意识和还原能力、识别代语回指的能力和识别情态意义的能力，从而观察语言体验经历对源语的理解认知能力的影响。其次，通过比较中国大学生和翻译家W.Jenner对同一段汉语英译的译文，统计并分析中国学生在汉译英翻译的语义转换和英语表达中存在的问题，揭示语言体验经历对其翻译认知能力有哪些影响。最后，提出了在翻译教学中培养汉英翻译认知能力的方法。
最后，也有我国学者，如王寅（2008）基于体验哲学的基本原理，将Langacker的“意义概念化”修补为“体验性概念化”，并尝试以此为理论基础论述翻译中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有了体验性，就可限定“读者中心论”“译者自主性”；有了“概念化”（识解），就可解释翻译的主观性。作者通过“体验性概念化”分析《枫桥夜泊》的40篇英语译文，详解翻译中的体验性和客观性，同时揭示主观性在翻译认知中的体现，尝试为翻译的主观性研究提供理论框架。
4.隐喻的认知翻译
刘明东（2003）认为：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需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承。反之，语言也受到文化的影响。因此，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的翻译。文化图式具有可译性，可以通过“A-A”“A-B”“A-zero”三种对应方法实现。文化图式的翻译有助于引进外来文化，促进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同样，赵登明、丁瑶（2002）把比喻式复合词分为明喻式和暗喻式；并且从构词法的角度谈了比喻式复合词翻译的几种可能性，目的主要在于呼吁我国的翻译工作者在翻译时，尤其是把中文翻译成外文时，尽量把我国文化有的内容向外介绍，不应该一味迁就译文读者，尤其是欧美读者。正因为文化差异的存在，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才应该尽量平等地介绍文化的方方面面，逐步使译文读者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这种了解有助于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接受和认同。
冯国华（2004）认为社会文化不同，语言类型有别，因而取譬设喻，有同有异。有鉴于此，在英语和汉语的互译中，若要传达原文的喻义，必须把握原文的喻底；要把握原文的喻底，必须立足原文的喻体。翻译以“信”为本，力求“形神兼备”。涉及譬喻，亦无例外。同时，社会文化不同，语言类型有别，翻译并非“相行比制”，译文不能“貌合神离”，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对待，不能“形神兼备”，则不妨“得意忘形”――离形而得似，以意为工；不能“辞不达意”，更不能“以辞害意”。
5.转喻的认知翻译
谭业升（2010）认为在传统对等理论框架下，转喻被当作一种偏离性的语言来使用，其所得到的有关翻译的认识非常有限，无法反映转喻翻译中体现的人类认知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作者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探讨了在翻译过程中以语境为基础并受规约限制的转喻图式的例示，阐释了基于多样性邻接关系的转喻图式-例示级阶与翻译转换、翻译变体的关联，以及它为译者提供的认知创造空间；最后，提出了对今后开展转喻与翻译关系研究的建议。
四、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
当代世界认知翻译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得益于现代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及翻译学等学科的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对这些相关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纵观我国认知翻译学三十五年研究的蓬勃健康发展，并且结合当前认知翻译学发展趋势，笔者预测今后我国认知翻译学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三大必然趋势。
1.认知翻译的宏观理论研究与微观实践研究相结合。翻译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因此对认知翻译进行宏观翻译理论研究与微观翻译实践研究都很重要。客观而言，认知翻译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不可偏废，应该互相促进，共同和谐健康发展。宏观方面，总的趋势是把言语现象放在人类文化、社会活动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以语用和认知为核心的认知翻译学仍将是热点。语言学家开始从认知心理角度来考察翻译的运作机制及其心理过程。当然，运作过程不仅涉及认知心理，也与社会文化因素有关。微观翻译实践方面将继续探讨翻译与文化、语用、认知及外语教学等的关系。在这种认知翻译理论与实践探讨中，认知翻译学的科学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会进一步合理紧密结合起来。
2.认知翻译学的多学科、多层面的综合科学深入研究与探讨。从修辞、语义、语用、认知、心理、文化、语篇等多学科方面着重探讨认知与翻译现象，因而也导致了认知翻译学等新型交叉学科的诞生。传统翻译静态研究也注入当代认知科学与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成为洞悉与探索全人类普遍有效的心理思维方法与认知手段。不难预见的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学者会大胆吸收其他学科领域理论的长处，走认知与翻译综合深入研究、交叉互补的必然道路。
3.立足英语与汉语等传统与现代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创新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的理论。引进国外认知翻译理论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味盲目跟风国外学者的一时之言，终究不会有太大建树。从我国近代语言学与翻译学的发展来看，成就卓著的老一辈翻译家，如严复、钱钟书、赵元任、王力、吕叔湘、刘宓庆、刘重德、杨自俭、许钧等，无一不是自觉地借鉴国外先进理论和方法深入地研究汉语，从而从汉语的角度对语言理论作出贡献的。中国的翻译学研究也必须依靠外语界和汉语界“两张皮”的融合与共同努力，以汉语为语科，从汉语运用的实际出发，创造出自己的理论，形成自己的流派。只有这样，我国的翻译学研究――尤其是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才能立足于世界翻译学研究之林。
的确，我国早已经是语言学与翻译学大国，我国目前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语言学家与翻译家队伍，但在国际上独树一帜，成为世界大师或翻译大家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因此的确并非语言与翻译强国。所以，我国语言学家以及翻译学家必须知耻而后勇，在虚心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语言与翻译成就的基础上，脚踏实地地结合我国语言与翻译实践不断推陈出新，创新革新中国与世界的先进语言与翻译理论。只有这样，我国语言学与翻译学研究才会有质的飞跃。我们可以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十五年是认知翻译学研究收获颇丰的三十五年，是翻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突破的三十五年。这一时期也见证了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由传统翻译学科走向现代翻译学科，由单一学科研究走向综合式交叉研究大学科的必然历史趋势。
（本文为孟志刚主持的2014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4Q017]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冯国华.立足喻体把握喻底[J].中国翻译，2004，（3）.
[2]戈玲玲.顺应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外语学刊，2002，（3）.
[3]李平.认知过程的翻译理论研究[J].上海科技翻译，1999，
（1）.
[4]林克难.关联翻译理论简介[J].中国翻译，1999，（4）.
[5]刘明东.文化图式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J].中国翻译，2003，
（2）.
[6]孟志刚，陈晦.从关联理论看对等原则的局限性[J].湖北大学学
报，2001，（3）.
[7]芮敏.关联理论与口语理解策略[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
（3）.
[8]师琳.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强势文化对翻译的影响[J].外语教
学，2011，（6）.
[9]宋德生.认知的体验性对等值翻译的诠释[J].中国翻译，2005，
（5）.
[10]谭业升.转喻的图式――例示与翻译的认知路径[J].外语教学
与研究，2010，（6）.
[11]王斌.关联理论对翻译解释的局限性[J].中国翻译，2000，
（4）.
[12]王斌.隐喻系统的整合翻译[J].中国翻译，2002，（2）.
[13]王德丽.翻译中的认知心理差异与语境的思维耦合[J].外语研
究，1999，（3）.
[14]王建国.关联理论语境观和系统功能语境观的互补性[J].外国
语，2004，（2）.
[15]王寅.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J].中国翻译，2005，（5）.
[16]王寅.认知语言学的“体验性概念化”对翻译主客观性的解释
力[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3）.
[17]杨自俭，刘学云.翻译新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18]于建平.从语言体验观分析汉英翻译的认知能力[J].中国翻
译，2006，（6）.
[19]张美芳.顺应论对翻译的解释[J].外国语，2005，（2）.
[20]赵登明，丁瑶.翻译过程中保留复合词比喻形象的可能性[J].
中国翻译，2002，（4）.
[21]赵彦春.关联理论对翻译的解释力[J].现代外语，1999，（4）.
[22]钟勇.四种典型思潮指导下的翻译实践及结果比较[J].中国翻
译，2014，（1）.
[23]Bell，R.T.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Theory and
Practice[M].Longman：London and New York，1991.
[24]Gutt，Ernest-August.Translationg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Basil Blackwell，1991.
[25]Kussmaul，Paul.Types of Creative Translating[A].In
Andrew Chesterman，Natividad Gallardo San Salvador and Yves Gambier（eds.）.Translation in Context[C].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0.
[26]Kussmaul，Paul.A Cognitive Framework for Looking
关键词：变译；伦理；中国哲学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变译伦理系统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9BYY114）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19Q1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德香，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翻译批评及文化研究。杨荣广，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伦理学、翻译史。
一、引言
2018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围绕“学以成人”（LearningtoBeHuman）主题，开展了以多元、包容、和谐为目标的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以全球化语境下多元复杂的生活世界为背景，就如何处理现实世界中“以文化与民族之间的利益和价值冲突为基本底色”①的各种关系提供了丰富思考，体现出高度的哲学反思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下，一切研究说到底是对人的研究，即便是高度科学化、技术化的病毒研究，也离不开对人的考量，揭开技术面纱，其背后潜藏的也是人的管理和智慧，依靠的也是人性的力量。科学技术尚且存在伦理价值问题，更何况与人类生活世界密切相关的翻译实践。因此，从哲学视角反思翻译当中的伦理问题就显得非常迫切而意义非凡了。
如果文明之间的交往注定是合作接纳与冲突相克共生的话，作为沟通桥梁的翻译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和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伦理”的本意是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伦理学”是研究“行为准则和人与人之间的义务的学说”（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896页）。翻译在本质上涉及的也是以文本和语言为介质的人与人关系，各种关系最终体现为译者决策中所需要考虑的面向各个翻译主体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如何处理翻译中的各种关系，也就成了翻译伦理关注的问题。中国哲学所主张的道德观念、行事准则、为人态度以及教育原则等，对翻译伦理研究颇有启迪。本文结合近年翻译界对伦理和译者行为的研究，拟从变译基本概念出发，运用传统儒道哲学及《论语》《道德经》等关于伦理的经典观点，从跨学科视角探讨变译的伦理基础、价值属性、多元功能等多方面问题。
二、何为变译伦理？
首先，什么是变译？变译由中国学者黄忠廉提出，是“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仿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黄忠廉19）。变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行为一直客观存在，变译理论作为对变译现象的理性思考从其诞生之日起也始终在翻译理论史的長河中时时闪现，并在当下翻译市场化和职业化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深化发展。然而，现有研究多基于变译过程分析，描述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缺乏对变译行为价值合理性的考量，而变译的核心理论，只有究其哲学及精神基础，方可得出该理论的核心价值取向与思想轨迹。有鉴于此，本文将围绕变译的特点，探讨变译伦理的本质属性、规范及内在理路等。凡事皆有理据，变译的理据除了语言学、翻译学等理论支撑外，还在于其背后的社会伦理或心理基础。要谈变译伦理，需从翻译伦理说起。
英文的translationethics译成汉语是“翻译伦理”，意思是关于何为“好/善”的翻译的观念、信仰和规则。正因为此，切斯特曼（AndrewChesterman）（443）指出“翻译伦理就是一系列大家接受的关于应该如何翻译的原则，以及由此产生的关于译文应该如何规范的问题”。换言之，对翻译伦理的探讨需要研究翻译活动的一系列思想源泉、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从翻译过程或文本出发，探讨译者所遵循的原则、策略和方法，由此得出翻译活动的一些标准和规范，并以此为准绳对其他翻译进行评价和判断。比如译文应该忠实于什么？原文及作者？还是译文与读者？抑或委托人？赞助人？当不同文化差异导致冲突的时候，译文应该忠实于谁？等等，类似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关乎译者的意识形态或思想观念。
中国传统哲学的道家和儒家思想对人伦关系的阐述主要围绕的就是人生、人性与人心。《道德经》说：“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之所以能长久，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存在不是为了自己。同理，翻译能够亘古不变，是因为其目的不是为了译文本身，而是为了原文生命的延续，从这一点上看，西方本雅明的翻译本质与道家思想殊途同归，即认为翻译是为了让“原作的生命之花在译作中得到最繁盛的开放”（胡德香70），使原作获得新的生命。而如何让翻译之生命延续，则取决于人，即译者。《论语》有言：“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孔子教给我们观察人的方法，不仅看其行为和表面，还要看其动机与居心，看其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如此“其人之人格与心地，将无遁形”（钱穆33）。“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认为的崇高道德就是遵循道。所谓道者，即为人心，此处的人心不过是种种记忆思想之集合，是译者掌握的全部精神世界。儒学大师梁簌溟认为，“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种心理学为其基础”（梁簌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7），钱穆也说“一切人文演进，皆由这个心发源。”在钱穆的世界里，“文化即是人生”，“研究文化则是一种哲学”（朱人求12）人文研究离不开对人心的研究，这个心即是精神。变译伦理所包含的人心即是由翻译活动参与者，包括译者、出版者、读者、评论者等构成的全部精神。
由此可见，翻译伦理也是翻译心理，是探究“翻译行为的源泉究竟是什么”这一命题，反映的是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翻译伦理子系统的变译伦理，其基础就是变译心理，也就是如何处理变译中的各种关系。
汉语当中对“伦理”一词的理解，与“道德”通常并列使用，几乎等同于道德。《现代汉语词典》“道德”的解释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281页），按中国传统哲学观念，“道德”意为社会中“能以彼此相安共处的一种路道”，此“路道取得公认和共信便成为当时当地的礼俗。凡行事合于礼俗，就为其社会所崇奖而称之为道德；反之，则认为不道德而受排斥”（梁簌溟，《人心与人生》202）。借用到翻译中来，就是译者按照一定准则通过一定的方法，对文本进行改变以期合乎读者的阅读习惯或审美要求。变译伦理的核心就在于，变译行为是否合乎社会的礼俗或准则，而社会礼俗准则的关键则在人心。
翻译之变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但是因何而变与如何变通则取决于译者的心理。这一点与西方学者的思想也不谋而合。切斯特曼强调伦理问题即是译者的责任心问题，认为译者的忠诚既不是针对原语文化，也不是译入语文化，而是跨文化交流涉及到的各方，一旦决定接受翻译项目，或承诺出版某种译作，译者就应该保证实现跨文化关系中稳定的互利互惠关系（Chesterman167-168）。简言之，译者伦理是对整个翻译职业而言，忠诚的是某种超越文本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译者所付出的努力与翻译结果产生的价值是成正比的，而译作的价值除去直接的经济收益，最终就是其对跨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对双方利益以及为增进社会幸福做出的贡献。
从这个角度说，判断译者翻译行为是否合乎伦理的标准不在于是否忠实于文本，而在于译者的翻译行为是否能够增进跨文化交际双方的整体利益。
三、中国哲学视角之变译伦理内涵
国学大师辜鸿铭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就是“精深、博大和淳朴（depth，broadnessandsimplicity）”，“中国人是用心生活的人（theylivewhollyalifeoftheheart）”，“中国语言也是用心的语言（alanguageoftheheart）”（辜鸿铭6-14）。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是哲学的而不是宗教的，“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冯友兰3-5）。《论语》的“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奠定了儒家为人行事的基本准则，即注重仁德，讲究忠信。
一切行为皆离不开人的心理活动。梁簌溟指出人类社会的心理学基础不在理智、不在本能，而在人心，人心与人类生命是统一的，“要从生活来看生命，来说生命，而离开人的种种活动表现又无生活可言；这些活动表现于外的，总不过一则是偏动的本能，二则是偏静的理智罢了”（梁簌溟《人心与人生》13）。该见解用于解释翻译中的变译及其背后的原因是非常恰当的，变译伦理也在人心。翻译取决于译者心，翻译伦理就是对译者的心理研究，译者的心，不过是种种关于翻译的记忆和思想之集合。
既然人心存在偏动的本能，译者在翻译的时候自然会做出调整变动，然而，偏静的理智又告诉人们必须遵循原文，忠实于作者，这一动一静之间的拉锯，构成了译文的面貌。很难说哪个译者或译作完全保留了原文、完全忠实于作者，即便主观上愿意如此，在客观实践中也可能是另外做法。此种现象在古今中外的翻译实践中可谓数见不鲜。严复首推的信达雅，其中心点是对原文的忠实。然而，他自己的翻译却是“不忠实”的，这一点他本人也承认“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且告诫读者不要向他学习，“勿以是书为口实也”（严复136）。此处无意分析严复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和动机及其翻译的好坏，只欲说明译者心理与行为上的矛盾。类似的译者不计其数。林纾虽然宣称自己的翻譯之讹，原因“均出不知”，不懂原文，错在助手，而实际他是“明知故犯”，“手痒难熬”，随意发挥之处不胜枚举。像他那样“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的人在各国翻译史上都找得到例子”（钱钟书87）。这些现象与中国哲学的理想人格“内圣外王”十分吻合。中国哲学的精神既是入世，也是出世的，人们在日常行为中努力做到“入世”，注重社会和人伦道德；但心灵上追求的是“出世”的超越境界（冯友兰6-8）。落到翻译上，就是对忠实心向往之，而行动上的变译则属社会需要和人伦道德作用的结果。
根据儒道哲学对文化、人生及人心的论点，可以得出对变译伦理的认识：首先，变译伦理是一种哲学理念与存在，是植根于“道法自然”的传统中国精神。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动”说明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物极必反，事物不会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翻译当中的转化与改变是客观规律，也是道的作用。不仅译者面对原文时要变，成品之后的译文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需要改变，这也是为什么每隔数年就需修订或重译的原因。“变以致用”是变译伦理的价值诉求。众所周知，翻译中的绝对忠实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做到。同时，也不存在绝对脱离原文的流畅译文。正因有了各种变通，才使林纾那样的翻译“起一些抗腐作用，林译因此而可以免于全被淘汰”（钱钟书89）。傅雷的译作几乎全都经过反复多次的修改，因为“十八世纪人士的谈话，与现代的中国话往往格调不合，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要把原作神味与中文的流利漂亮结合，绝不是一蹴即成的事”（傅雷47）。由此可见，变者，译之所倚也。
其次，变译伦理是一套关于译者之心的哲学理念与存在，是超越一般策略、方法、准则、规范等的学说，而非具体针对某些作品、某个译者，甚至某一类型的翻译。译者之心是超越个体、本质上存在的共通共有的东西，因为种种的记忆思想，都需依赖或运用语言文字而完成。语言文字不是某社团和个人私有的，人心也有一定共性而非个人所私有。任何人只要掌握了社会人群里所公认且共用的那套语言文字，他便能接受社会人群里的种种记忆和思想。无论是博学的译者还是初级译者，都具备一定关于翻译的种种集体记忆和思想，从而形成了他独具个性的心理，而这些共通共有的东西就构成了我们开展翻译、审视译文、评价译者等一系列活动的价值基础。中国译者的心理本质上包涵儒道各家学说的核心价值观，如仁、义、礼、智、信，真、善、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等。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历代翻译家的实践和认识中得到印证。正是这些深深植根于译者之心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记忆构成了译者之心并引导着译者的选择和决策。
第三，变译伦理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是围绕翻译中的“形”和“神”的取舍及平衡问题的探讨。因此，变译伦理既是认知，也是行为。纵观中西翻译史上对忠实通顺、直译意译、准确性可接受性的争论，都可以归结到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形神问题。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体系强调宇宙的阴阳平衡，万物周而复始，老庄哲学中涉及形神关系的论述很多，如《文子·下德》中引老子语曰：“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淮南子·原道训》中说：“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都表示了以神为主，以形为辅，神贵于形的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形神一致，不可分割的联系②。翻译史上无论是严复的“信达雅”、马建忠的“善译”，还是林语堂的“忠实通顺和美”的标准，及至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说，都体现出中国译者意识和行为上对传统文化崇尚的美、和谐、神韵的追求。正如古人云：“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韵者，美之极”（罗新璋11）。这些论述中的“神韵”体现了传统哲学的“以神为主”，大多翻译实践的成功，在于深得原文之神，同时能够将原文之艺术变成译文当中的艺术。
四、哲学审美视角之变译伦理外延
《道德经》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强调心灵保持虚和静的至极笃定状态，不受外界影响，日常行为中需遵循相对恒定的伦理与准则。由此而产生的中国哲学传统有虚实相生的特点，即冯友兰所说的“为学、为道”的区别，前者指“增加积极的知识”，是“实”的一面；后者指“提高心灵的境界”，是“虚”的一面，而“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冯友兰5）。这为变译伦理奠定了认知纲领。从哲学层面来看，“变译”更多属于“为道”范畴，其意义不单是为实践做参照。同样，变译伦理命题的提出不能说仅仅是为翻译实践做评判标准，也不能以此为批评的具体依据，而是为更好地理解变译乃至翻译本质，进一步剖析译者行为事实和行为目的之间的关系，从哲学视角拓展本土翻译研究的理论价值。
变译伦理对于译者和翻译过程而言，取决于译者心；对译作阅读的读者和评论者而言，则在于读者心、论者心。人们经常会把翻译伦理与价值、好坏等概念相联系。符合一定伦理规范的被认为是好的、成功的翻译，反之则被认为是不成功甚至是坏的翻译。例如，我们在评价译作时，会冠以“某时代译者普遍拥有的价值观念”，“某原语或目的语文化所持有的观念”等说辞，翻译是一系列行为，这一系列行为可以通过其翻译策略来进行描述，策略又是一套准则规范控制的，准则规范又是从特定人群喜欢的文化基因凝聚而成的。准则规范和策略的取舍背后蕴含着价值的取舍。
《文心雕龙》所言“文辞气力，通变则久”就是指文章需变通，才能流传。翻译的功能既是传播，也离不开具体操作上的变通。历代翻译家之所以名垂千古，正是因為他们善用变译之手段，达到翻译目的的。严复的翻译追求信达雅，但若仅用他提出的信来审视他的翻译实践，不考虑时间、语境及各种关系，对翻译妄加批评，总体上是有失公允的。“严复所关注的并不是翻译本身，也不是原著，而是经由翻译输入的思想怎样可以对中国读者产生作用”（王宏志94）。严复虽“非正法”的变译是“更宏观的翻译手段”，是“特定条件下特定程度上的最具特效的方法”（黄忠廉64），可见，读者、社会现实等效用方面，包含经济性和可接受性等，都是其实践的原则取向。需从变译结果看伦理，从伦理推断翻译过程。从虚实相生来看，译者心理伦理为虚，译文效果为实，需抓大放小，必须是伦理评判加实际译文评判，不可偏废。一味的伦理关照或译文评价，都不足以反映译文的全貌。也正因为此，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提出伦理原则和诗学原则共同作为翻译批评的原则。“虚实相生”也是我国古典美学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经过理论家的阐述与发展，逐渐形成了“神韵”“意境”等重要思想。如果说中国哲学强调的是人心，是天人合一的整体与融合；而西方则更注重物我两分的关系。诺德及功能学派将翻译的忠实fidelity改为忠诚loyalty，其实就是将人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前者强调对原文的忠实，后者注重翻译目的或功能的达成。切斯特曼区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两种，都包含着伦理价值的取舍，评价翻译，是看完成任务的好坏？是否达到委托人的目的？实现译文在目标语文化的功能作用？这些判断都过于具体，变译伦理总体上关注是否弘扬了一定时期一定人群认可的价值观念。
对翻译伦理的考查不能一概而论，一蹴而就，需从文化上全面分析，如对翻译原文的选择也是有价值取舍的，二十世纪以前的翻译材料多是外国传教士选择的关于宗教题材的作品或小说，不是因为其文学价值被译介，而是为其教化作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需要，加上个人趣味、意识形态的改变以及越来越多的接触机会，更多西方的文学作品被逐步翻译成汉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伦理应该注重境遇性。“好”与“不好”是相对的，对翻译伦理的考察也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翻译观念、对象文本、翻译目的等作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伦理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进而也就为变译伦理提供了衍生的空间。
变译伦理的客观存在并不导致随意篡改原文、译无标准可循的结果。无论理解存在多少的差异，无论读者怎样发挥主动性，原文文本是存在一定意义内核的，译者必须首先培养对原文的欣赏能力、再现能力，然后才学习节译、重写、改写等技巧，再学习解构方法，挑战权威，颠覆原文。倘若译者尚未弄懂原文的核心含义，就按自己理解或想象的意思去译，若是有意为之，那不如自己原创；若硬要用创造性叛逆为自己辩解，则难免被人识破而被诟病，这一点应该是翻译人的价值共识。当然，某些译者的创造性改写或有意识误译则另当别论。
其实，西方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也想努力逐步摆脱过分强调个体与竞争特性，而更趋向靠近儒家的理想，认为理想的社会活动是“在合作基础上建立的融洽的有机体”（Bodde72-73）。这是西方学者深入研究中国思想体系后得出的结论，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的翻译研究转变，更多学者转向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领域，认为翻译“既是政治和诗学问题，也是美学与伦理问题”（Bassnet19-20）；另有人指出，翻译伦理涉及到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其重点在于对人的研究而非文本，人是复杂的个体，很多问题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Pym6-7）。可见，无论翻译研究作何转向，对相关文本、社会背景、译者行为及心理的研究将会得到日益突出的关注，从而为变译伦理提供更为丰富的现实注脚。
五、结语
【关键词】翻译批评 翻译教学 支柱 翻译能力
翻译批评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翻译实践的规范。很多翻译学家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翻译批评的标准。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翻译学也从其他的学科中吸取了新的营养元素，翻译家们对翻译批评的讨论仍有着极高的热情。虽然翻译批评活动很早就有，但是作为学科结构所构成的理论探讨还处于起步阶段。如何以翻译批评来指导翻译教学成为教学改革的新亮点。
一 翻译批评与翻译教学之关系
《中国翻译词典》把翻译批评定义为：从广义上讲，翻译批评即参照一定的标准，对翻译过程及其译作质量与价值进行全面的评价，评价的标准因社会背景而异，评价的目的旨在促使译作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作，并具有良好的社会价值。翻译批评除给予翻译实践以指导外，还充当着纽带的作用。 翻译学在发展当中有三大支柱，分别为翻译理论、翻译批评以及翻译实践。翻译批评是处于翻译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桥梁，也是中介，它是翻译理论和实践之间不能缺少的一个环节。首先，翻译批评可以根据变化的翻译实践活动把翻译理论通过补充以及修正而不断丰富化；其次，翻译实践在理论方面进行构建需要一个桥梁，也就是翻译批评。翻译学的三大支柱构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系统，促进了系统内各个元素的整合，推动了翻译学的发展。正如纽马克所论：“翻译批评是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一条根本纽带”。此外我们还应该从多角度来讨论翻译批评，可以从宏观或者微观的角度来审视它的本质。翻译批评不仅要包括自己的翻译观等宏观角度的相关内容，还要包含翻译欣赏以及翻译评价等传统方面的相关内容。所以，温秀颖博士所给出的翻译评价的定义比较到位，他认为，翻译批评是以翻译批评的理论作为基础，对各种翻译出来的作品、翻译现象以及翻译的思潮进行评论的认知活动。它是一种翻译接受活动和翻译研究活动，属于高层次的，有自己的独特地位的翻译活动；它不仅具有自律性，同时还具有他律性。我们可以看出，翻译批评所承担的不仅是对译本的评论和评价的基本任务，还要从宏观的层次上来认识翻译的思潮。
许钧认为：“翻译批评是对翻译活动的理性反思与评价，即包括对翻译本质、过程、技巧、手段、作用、影响的总体评析。就翻译批评的目的而言，它并不仅仅在于对具体译作或译法作裁判性的是非判别，更在于对翻译活动何以进行、如何进行加以反思与检讨，进而开拓翻译的可行性，促进翻译活动健康而积极地发展，体现翻译活动具备的各种价值，真正起到翻译活动应有的作用。”将翻译批评与翻译教学相关联，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教授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而不是把两者分开。翻译理论以翻译批评为基础才能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而对翻译实践的批评又丰富和校正了翻译理论。例如，教师首先让学生翻译原文，然后呈现参考译文，请学生将自己的译作与参考译文和原文进行比较，并讨论译文之差别。通过学生间的讨论和老师的评讲，提高了学生对原文的理解及译文的质量，也实现了翻译批评能力的提高。这种教学方式使翻译批评、理论和实践的三角关系得到了具体的展示。翻译教学是把翻译作为一门专业来进行教学，树立学生正确的翻译观念，培养学生良好的翻译习惯，让学生掌握翻译的技巧，熟悉各种翻译理论以及翻译批评理论，这样学生具有了翻译素养和翻译的能力，成为翻译事业的后备人才。翻译教学已逐渐成为区别于语言学的独立的翻译学科，因此，翻译教学应该树立自己的学科意识，探索翻译教学的最佳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在翻译教学当中引入翻译批评有很大作用。通过培养学生的翻译批评的能力，并且把学到的翻译批评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活动中，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以及文本的评判能力，帮助学生学会对译文做客观的评判。引入翻译批评还可以为翻译的实践建立参照系，增加对译文的理论和实践维度的质量评判，能够使译者和读者很好地进行沟通，最大化呈现出译作的价值。
二 翻译批评在翻译教学中的启示
翻译批评在翻译教学中起着实践的作用。比如，可以起到识别语篇问题的作用、反思和提高的功能。识别语篇问题的功能主要是树立学生的正确的语篇观念，运用翻译批评的基本理论以及方法，根据翻译所要达到的目的，对译文在问题上进行分析、识别以及做评价。反思提高是学生通过翻译的课内和课外教学的批评实践活动，提高鉴别译文意识、赏析能力和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反思能力。
原著的作者是价值的主体、是智慧的结晶，原著当中所包含的主体思想以及主体精神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状况以及作者的意向。在对原著正文进行翻译时，我们需要把握好原著当中所隐含的各种含义，如果想做到这点，我们需要了解原著的背景，在教学过程中，我们需要培养学生先了解作品背景的好习惯。很多学生在翻译时不看原著的作者是谁，不了解文章的出处，不考虑这部作品是如何写成的，而是拿到文章后就开始翻译，利用字典和语法书这些工具来完成翻译的工作，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想要保证翻译的质量，就需要充分认识翻译的课题，宏观把握整篇文章，才能在翻译过程中做到游刃有余。教师在教授翻译课程时需要让学生做到：首先，学生要谨记自己翻译的目的，翻译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的需要，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在学生下笔之前要明确自己的翻译目的和读者的范围以及翻译成文后的使用功能。学生在翻译过程中只有针对不同的文本来选取合适的翻译策略以及语言的风格，才能使得原著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发挥。其次，教师要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在翻译过程中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审美取向以及审美的兴趣，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人员，就需要提升自己的审美品位，提高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品位，学生可以大量阅读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译本等等，潜移默化地形成自己的审美标准。还需要学习大学语文等相关内容，提升汉语的修养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最后，学生要能够掌握英汉比较研究方面的内容。不少学生掌握了汉语的意思，可是翻译后的英文意思却不了解，主要是学生的语言基础弱，基本功不扎实，没有掌握好汉语与英语的区别。此外，学生还需要了解英语的文化，同一种事物在不同的文化中会有不同的释义，翻译不好就会引起误会和笑话。
所以，教师要教授给学生英汉语言的差异，从而提升学生的翻译能力。
1．翻译批评提高学生语篇意识
传统的翻译理论把整个翻译活动的重心放在原文上，所以，所有的译文都要保证对原文作者的意图做到忠实。多数的翻译批评也是以原文作为重心。这只是从理论上看起来合理，可是却偏离了实际的轨道。自从翻译工作开始专业化、翻译实践实现了文化转向以后，委托式的翻译就要满足委托人的利益。如果是规模很大、很重要的翻译，翻译人员首先要和委托人进行深入的讨论，以便达成共识，更好地去实现委托人的翻译需求。所以，多样化的翻译需求使得传统的翻译理念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如果翻译活动只是单一的以原文为中心一定会有失偏颇。翻译的要求、委托者的利益、原文的文体风格等很多原因都会影响翻译的重心。在这些所有的影响因素中，原文的文体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翻译的态度以及策略。例如，科技翻译与文学翻译在思维方式、翻译心理、译介过程、文本背景等方面均不同，其他诸如法律翻译、新闻翻译、经贸翻译等又各具特点。不同的文体具有不同的功能，比如商业和宗教公文多数使用祈使功能；诗歌和谈话多数使用的是表达的功能；新闻和法律多数使用的是描述的功能；小说和散文多数使用的美感的功能。但是，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只能说明语篇功能的倾向性。比如某个公司的年报会同时具有描述的功能，报告公司的业绩；表达功能，公司负责任向股东说明情况；祈使功能，建立形象和改变读者的态度等等。有些学者提出翻译理论本身很难体现翻译的语篇观念，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翻译教学来穿插一些翻译批评的练习，从而提高语篇意识以及对文体的识别能力。
转贴于
比如，教师可引导学生对下面的语篇及其两种译文进行分析与批评，从而使他们掌握语篇翻译的基本步骤与方法。
原文：
她慢慢地掉过头去，只见一把伞伸出车窗外。啊，自己的伞！刚才抱孩子的那只手正向这边用力地挥着。她心头猛地一热，快步跑上前去。
车，走远了，她却呆呆地立在那里……
译文：
A parasol sticking out of the bus window. Her parasol! The hand which had been holding the baby was beckoning to her vigorously. With a surge of warmth rising in her heart， she rushed forward…
The bus was disappearing in the distance， but she stood there stockstill…
点评：原文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描写了感人的瞬间，是记叙文章，所以译文也应该是记叙文的文体，确保整个文章的连贯性。但是，译文在连贯方面做得很差，在句法处理上也是拘泥于原文的句法，忽略了英语的主从结构的句式，大量采用的并列句法损伤了文章的连贯性，而且，译文还有很多语法以及拼写错误。
2．翻译批评提高学生的翻译技巧
通过对译文的评价可以帮助学生逐步养成对译文翻译现象以及翻译思潮的价值判断和对翻译活动的最终成果的鉴别的意识。学生通过不断反思，可以避免成为只是按照翻译技巧来进行翻译。翻译批评不断介入翻译教学活动当中，可以让学生摆脱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式，在更高层次上对原文进行翻译、总结，提高学生翻译的能力。还是以上面的例文为例，通过对翻译进行批评，得到以下更好的译文：
“Oh， my! My parasol!” with a surge of warmth rising in her bosom， she dashed back to get her parasol from the woman’s hand.
The bus was disappearing in the distance， but she stood there in a trance for quite a while…
综上所述，翻译批评在翻译教学中的文体识别功能以及反思提高的作用有很重要的意义。通过翻译批评，翻译技巧和理论得到更为透彻的阐释，师生之间及译者和读者之间得到更为良好的互动和沟通。它可以树立学生的语篇观念，培养学生对英语原文的赏析能力，根据翻译的目标和原文的文体来灵活运用多种翻译策略，建立翻译实践的有益参照系，提高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为培养专业化的翻译人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季羡林、叶水夫、冯亦代.关于恪守译德，提高翻译质量的倡议和呼吁［J］.出版发行研究，2002（04）
［2］吕俊.对翻译批评标准的价值学思考［J］.上海翻译，2007
［3］宋晓春、秦绪华.论当代翻译批评中的排他性——兼论走向交往实践的翻译批评［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4）
［4］王恩冕.论我国的翻译批评回顾与展望［J］.中国翻译，1999
［5］许钧.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6］朱健平.关于翻译研究各流派分类的现状分析——兼论中国译论在国际翻译理论体系中的地位［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02）
[关键词]译者 外部心理动机 翻译实践 操控 指导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02-0041-02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翻译学从其他学科那里汲取养料，衍生出很多边缘叉学科，翻译心理学正是其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苏联翻译理论家巴尔胡达罗夫曾说过：“翻译是一种心理过程。”英国语言学家兼翻译理论家罗杰・贝尔试图将翻译与语言学及心理语言学结合起来，他说：“如果承认我们有责任描述和解释翻译过程，而且从本质上赞同翻译是精神的而非躯体的，那么我们就应担负起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具体而言是知觉、信息加工和记忆的心理学研究以及认知科学的研究。”在国内，自上世纪初傅斯年先生提出“翻译心理学”的概念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人对翻译心理学进行专门的研究。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了对翻译心理学的专门研究。总的来看，1987年至1999年是翻译心理学研究的萌芽期，1999年至今是翻译心理学研究的成长期。目前翻译心理学的研究仍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很多研究只是就理论而空谈理论，未能用翻译心理学研究新创理论来解决翻译过程中的实际应用问题，翻译心理学实证研究存在空白点。本文从翻译心理学的实证角度出发，用译例剖析译者外部动机，即政治动机、文化动机和经济动机对翻译实践的操控与指导。
一、翻译动机定义及其分类
动机问题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自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后，心理学家如詹姆斯、弗洛伊德等都曾阐释过人类行为的动机，为动机心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心理学大词典给出的“动机”的定义是：“推动人们行动的内在力量，激发和维持个体进行活动，并导致该活动朝向某一目标的心理倾向或动力”。动机具有方向性和持久性的特点。它反映行为的目的性和能动性，影响并决定着个人行为。人们从不同角度将动机分为不同的门类。根据性质可以将动机分为生理性动机和社会性动机。根据动机的意识水平可分为有意识动机和无意识动机。马斯洛在其所创需要层次理论中将动机分为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他认为内部动机是指由个体的内在需要所引起的动机，外部动机是指个体在外界的要求或压力作用下所产生的动机。内在动机包括认知动机、自我实现的动机和审美动机。外在动机包括政治动机、文化动机和经济动机。事实上，内、外动机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任何一个人的行为都不仅仅是内在动机或外在动机单纯起作用，而是通过二者之间相互作用。许钧（2004）认为，译者的翻译动机是影响翻译具体活动的所有因素中最活跃且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任何一种翻译活动，都是某种动机运作的结果。他将翻译动机分为政治、文化以及艺术动机。本文将译者外部心理动机分为政治动机、文化动机和经济动机，并从以上三方面分别展开讨论。
二、译者外部心理动机对翻译实践的操控与指导
翻译动机可以影响译者的翻译方向和翻译态度，具体而言，译者翻译动机对其翻译实践的操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选择何种文本进行翻译;第二，用何种语言进行翻译;第三，采取何种文化立场及翻译策略;第四，决定翻译质量，影响译本的流传度。
（一）政治动机
政治动机是政治心理构成要素之一，指激励并维持政治主体的需求向政治目标的实现转化的内在动力。翻译是社会、政治环境下的跨语言交流活动，与政治和权力有着不解之缘。翻译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翻译标准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必然受其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因素制约。在中国，晚清时代的很多译本都是对原作的背叛，这是译者的政治目的使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启蒙思想家兼伟大的翻译家严复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严复只是从原文中节选了自己感兴趣的部分进行归化翻译，而且还将自己的评论融入到译本中。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达到翻译的政治目的，严复违背了翻译的忠实原则，因为他的翻译行为受其政治动机的影响，那就是在中国文化处于弱势的转型时期引进新的思维方法，当时的主流封建道德体系，将西方的民主制度介绍给中国知识分子，号召中国人民进行自救。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将翻译视为一项国际性的政治活动，认为翻译的功能有三个：第一，作为殖民化的一个通道，并行于教育，或明或暗的控制市场和金融机构;第二，作为殖民主义崩溃后文化不平等能够得以持续的工具;第三，非殖民化的一个通道。尼南贾那在她的翻译论文中提到：“在历史、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背景之下，翻译充当了殖民者统治工具的角色，翻译曾今甚至将来将作为统治的通道。”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家雪莉・西蒙在其著作《翻译中的性别：文化身份和传播的政治》一书中探讨了作为政治与文学运动的女性主义对于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她认为翻译是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的改写行为。女性主义者在语言与翻译中寻找性别的后天建构过程，通过翻译来构建女性话语权，提高女性的地位。
（二）文化动机
作为一种古老的人类社会行为，翻译对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借鉴、繁荣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一种沟通工具，翻译是人类文化交流与发展的动力。但译者具有主观性和主体性，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译者的文化动机并不总是高尚的、单一的。下文将译者的文化动机分为三类并分别展开陈述：跨文化交流、文化构建以及文化掠夺。
1.跨文化交流。王克非（1997）认为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涵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文化活动”。功能派的翻译理论家将翻译视为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翻译的第一历史使命便是引进和介绍外来文化，输出和宣扬本土文化，即跨文化交流作用。跨文化交流意味着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为了取得平等地位，互惠互利，彼此尊重，互相学习，相互交流。我们生活在多元文化世界，文化交流日趋频繁。随着二战结束，殖民体系的瓦解，西方文化中心主义退场，世界文化发展出现了多元主义趋势。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信息传输方式的改变，航空旅行、因特网等技术的发明使得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有了更频繁的接触，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直接方式居于前沿地位，它的地位已经被提升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三次佛经翻译高潮。都是典型的跨文化交流成功的例子。中国儒释道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这都是与翻译活动密不可分的。一个具有较高跨文化交际意识的译者是一个文化的创造者。林语堂是一位伟大而重要的中国文化输出者。他崇尚中国经典儒释道精神，中国的古典文学、文化和哲学得以向西方传播，得益于林语堂先生“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博怀与情思。
2.文化构建。文化构建乃是译者的第二种文化动机。翻译的操纵学派认为翻译是为了构建译者所期望的“文化”而在特定社会环境下所形成的基本文学工具之一。文化构建动机具体而言又可以分为两种。首先，翻译丰富、促进译者母语以及文化的发展。罗马的盖・普利尼・塞坤杜斯认为翻译可以丰富语言，促进语言的发展，在词汇和文体风格方面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意大利诗人但丁认为形成意大利民族语非常有必要，曾正式提出建立意大利民族文学以对抗当时的官方语言拉丁语，还提出只有用民族的文学语言写作的人才能称为诗人。他用意大利语写了著名的《神曲》，他的很多作品都是用意大利语撰写的，对促进意大利民族共同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对意大利语的倡导也促进了用意大利民族语言进行翻译。德国哲学家、翻译家约翰・高特夫利特・赫尔德认为译者的翻译动机是使不懂外语的读者能够读懂外国书籍，从而使译语读者了解与原作有关的民族及历史知识。译者文化构建动机的第二种类型是丰富、促进译入语及其文化的发展。刘宓庆（2012）在其著作《新编当代翻译理论》一书中曾说到：“翻译的目的就是文化交流。文化渗透是相互的。”法国诗人兼文学家雅克认为翻译可以丰富译入语，尤其是文学方面，因为译者的翻译是创造性的工作，对译入语的发展是有贡献的。翻译给译入语社会现有的文学形式注入新鲜血液，甚至给译入语社会带来一次变革。德利尔认为译者的翻译工作可以成为丰富语言的一种途径。
3.文化掠夺。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活动不只是简单的人际社会交往，它是包含冲突、友谊、仇恨和其他体验的复杂过程。文化掠夺便是这样一种不和谐、不平等的文化交流活动，它意味着某一文化成员承认并尊重异域文化，竭力吸收这一异域文化的精髓，但方式粗暴卑劣。罗马帝国时代的译者对希腊原著进行曲解、篡改后翻译，充当了文化掠夺者的角色。可悲的是，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下，一些着手保护自身文化的传统优势或习惯的西方理论家仍然抱有西方中心主义论调，同时，民族主义、东方中心主义等消极文化立场也有抬头趋势。这一切都是文化掠夺的罪恶渊源，不利于多元文化的共存。作为跨文化交流桥梁的译者，应该抵制这种文化动机，做一个有职业道德的合格译员。
（三）经济动机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到处充斥着经济利润，作为生存在一定社会中的译者，也会沾染一些不良风气。王浩（2011）在《对我国翻译职业的思考》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国的翻译人员只有少部分人具备了合格的译员资质，大部分从事专门翻译的人员都是兼职或自身工作需要。很多人仍然把翻译作为谋生的手段。对那些翻译报酬几乎成为全部收入来源的译者来说，经济动机有可能是他们翻译的唯一动机。在经济动机的驱动下，有些译者只会选择那些时尚性强、有卖点的文本进行翻译。为了赢得最大读者群，迎合读者期待，他们在翻译时会刻意追求流行，以至于牺牲原文的内容和形式，译文更无优雅可言。欧美国家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文本选择的初衷主要是读者的阅读兴趣。他们以适应读者为由，受商业利益的驱动更多。著名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对美国读者的阅读喜好就有很清楚的认知，所以他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不是诸如四大名著之类的经典作品，而是涉及政治等话题的名气不是很大的作品，因为这样的作品能赢取更多的读者，获得出版商更多的青睐，带来更多的商业利益。当然，葛浩文算比较尊重原著的翻译家，但除了葛氏以外，在翻译市场上，不乏少数的译者为了译本销量对原著随意删改，或者翻译一些可读性很差的粗俗作品，误导读者，贻害原著。我们不得不承认，市场经济强化了译者的经济动机，但这不能成为他们抛弃翻译职业道德的理由。粗制滥造的译作危害的不是个别读者，而是整个社会，甚至会葬送翻译这一职业。面对商业大潮的冲击，译者更应该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译技、译能，否则终将被竞争激烈的翻译市场淘汰。
三、结语
现代翻译学对译者的主体性研究正在不断深入，而与翻译学交叉的边缘学科――翻译心理学，正推动着翻译学的纵深发展。但是这一新兴的综合叉学科仍有待完善之处。刘绍龙（2007）在其发表的《论双语翻译的认知心理研究――对“翻译过程模式”的反思与修正》一文中指出了翻译心理学研究烦人不成熟之处，其中之一是“多数翻译心理学还停留在以理论理的阶段，缺乏实证检验”。译者动机是基于翻译过程的译者心理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翻译心理学实证研究中不可忽略的方面。本文从实践操作层面探讨了译者外部心理动机对其翻译实践的操控与指导作用，希望相关成果可以为翻译心理学应用层面的研究贡献绵薄之力。文章虽然对译者的三种外部心理动机进行了梳理，但未阐述三者之间的关系，而在现实的翻译实践中，译者的心理动机之间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所有动机可能同时影响着译者的各种判断，这是今后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Bell・T・Roger.Translating and translation：Theory and Practice
[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2]Gentzler，E.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
Routledge，1993.
[3]Susan Bassnet，Andre・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C].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