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总体评价受访者对产品质量总体评价的数据显示，大部分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具有一定的信心，64.4%的认为产品质量比较好或非常好，不过也有17.5%的受访者认为产品质量非常差或比较差，15.1%的受访者表示对产品质量很难做出判断，认为产品质量存在不确定性。这一数据背后，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定位不同的购物场所的产品质量存在一定的差异：赴港购物者对香港的产品质量评价较高，几乎全部受访者对香港的产品质量表示认可，其中65.6%的受访者认为质量比较好，34.4%的认为非常好；消费者对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的产品质量也表示认可，其中62.3%的认为产品质量比较好，37.7%的认为非常好；对于本土连锁超市产品质量的评价则出现分化，其中61.7%的受访者认为比较好，26.7%的认为很难说，也有11.7%的认为产品质量比较差；对于小商品市场的产品质量评价中，只有5%的认为产品质量比较好，35%的认为很难说，60%的受访者认为较差或非常差。上述数据说明，消费者对不同供给场所的产品质量评价是不同的，对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和香港的产品质量评价较高，其次是本土连锁超市，对小商品市场的产品质量评价最低。对产品质量的总体评价，还可以从“最近一年在该购物场所是否遇到过产品质量方面的问题”这一指标进行验证。赴港购物的消费者中有90.6%的受访者表示，在香港购物时从来没有或很少遇到产品质量问题；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消费者中有80.4%的受访者表示在这里购物时从来没有或很少遇到产品质量问题；本土连锁超市的数据则只有40%，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表示有时会遇到或经常遇到产品质量问题；小商品市场的受访者则有85%表示有时会遇到或经常遇到产品质量问题。
（二）消费者对产品价格的总体评价在对产品价格的总体评价中，26.9%的消费者认为产品价格比较贵或非常贵，13.5%的消费者认为很难说，也有59.6%的消费者认为产品价格非常便宜或比较便宜。不过，这一总体数据难以反映不同购物场所的结构性差异，研究发现，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的消费者中，有77.1%的受访者认为该购物场所的产品价格比较贵或非常贵，这一数据在本土连锁超市的受访消费者中占16.7%，小商品市场则是6.7%，赴港购物消费者对香港产品价格的评价中只有7.8%的认为比较贵。由此可见，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本土连锁超市和小商品市场的产品价格呈由高到低的差异变化。另一方面，香港的产品价格在汇率和产品自由贸易等因素的影响下，相对于内地产品价格而言比较低。消费者对产品价格评价是主观心理行为，会受到收入等因素的影响。通过对不同购物场所消费者的家庭年总收入对比发现，在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购物的消费者家庭年总收入相对较高，有83.5%的消费者称家庭年总收入达12万元以上，其次是赴港购物的消费者，为81.3%，再次是本土连锁超市，为58.3%，在小商品市场购物的消费者仅为48.3%。在这一收入效应的作用下，前面所分析的不同购物场所消费者对产品价格的总体评价可能存在更大的差异，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的消费者虽然总体收入较高，但仍认为该购物场所产品价格较贵或很贵，可能更加凸显出相对于其他购物场所而言的产品价格问题。
（三）消费者了解产品质量信息的难易程度在了解产品质量信息的难易程度方面，大部分赴港购物的消费者认为香港市场的产品质量信息比较容易了解，其中39.1%的认为非常容易，50%的认为比较容易；其次是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21.3%的消费者认为非常容易了解，65.6%的认为比较容易；而本土连锁超市的产品质量信息则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其中48.3%的消费者认为“很难说”，只有1.7%的认为“非常容易”，35%的认为“比较容易”，也有13.3%的消费者认为比较难以了解；小商品市场产品质量信息的了解最困难，65%的受访者表示“比较难”。四类购物场所在产品质量信息的了解上之所以存在差异，可能与产品的质量管理、市场的信誉、市场的法制水平以及真实披露产品质量信息的内在激励等因素有关。
（四）影响消费者选择购物场所的最重要的因素在问到“你之所以选择来这里购物，主要考虑的因素是什么？”问题时，不同购物场所的消费者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的受访者中有75.4%的认为“商家的品牌信誉好”是他们来这里购物的最重要的原因，13.1%的认为是“产品质量有保障”，这两个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产品质量有关；本土连锁超市的受访者中93.3%的认为是因为“离居住地的距离近”；小商品市场60%的受访者也认为是因为“离居住地的距离近”，除此之外，也有28.3%的受访者认为是因为“产品价格便宜”；赴港购物的消费者中，达到40.6%的受访者认为是因为“产品质量有保障”，32.8%的认为是“商家的品牌信誉好”，18.8%的认为“能买到自己需要的品牌”。
（五）消费者最关注的产品信息不同购物场所的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对于所购产品相关信息关注的侧重点和关注程度是存在差异的。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的消费者中，非常关注的信息主要是产品的生产日期和有效期限（98.4%）、包装是否完好（96.7%）、是否是知名品牌（95.1%）和有没有质量合格等认证标志（91.8%）；本土连锁超市的受访者非常关注的产品信息则主要是产品的包装是否完好（95.0%）、产品的生产日期和有效期限（80.0%）、是否是知名品牌（68.3%）和有没有质量合格等认证标志（68.3%）；小商品市场的受访者非常关注的产品信息主要是包装是否完好（73.3%）、产品的价格（43.3%）和产品的生产日期和有效期限（31.7%）；赴香港购物的受访者非常关注的产品信息则主要是产品的生产日期和产品有效期限（85.9%）、是否是知名品牌（71.9%）、外形是否美观（51.6%）等。
（六）消费者获取产品质量信息的主要途径关于获取产品质量信息的主要途径，对于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本土连锁超市以及赴港购物的消费者而言，大多数受访者表示通过“看是否为知名品牌”进行判断，比重分别达到75.4%、51.7%和64.1%，由此可见知名品牌不仅是产品的符号，在大多数消费者看来，也是判断产品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对于小商品市场的消费者而言，73.3%的受访者表示是根据自己经多次购买而积累的经验来获取产品质量信息，这种基于个人经验获取产品质量信息的做法，可能是披露的产品质量信息缺乏可信度的市场环境所逼，也将由于个人经验的差异而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七）购物过程中遇到最多的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对于“遇到最多的产品质量问题”的回答中，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以及赴港购物的受访者均认为主要是存在“以次充好”，分别占到13.1%和14.1%；本土连锁超市的受访者则认为存在“过期产品仍销售”、“虚假或错误标签标识”等问题，分别占21.7%和16.7%；小商品市场的产品质量问题更为多样化，存在“以次充好”、“短斤少两”、“过期产品仍销售”等多种问题。
（八）遇到产品质量问题时采取的措施在购物过程中遇到产品质量问题时，绝大部分消费者一般都倾向于采取直接找产品销售人员理论的办法，这可能是消费者遇到问题时的一种本能性反应。只有部分赴港购物和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的消费者会向质量管理部门投诉，而本土连锁超市和小商品市场的消费者较少采用这种较为理性的维权方法，可能是消费者对于质量管理部门的信任度上存在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土连锁超市、小商品市场以及赴港购物的受访者中，有不少人对于遇到产品质量问题时“自认倒霉”，分别占36.7%、30%和23.4%，这可能反映了消费者对于维权知识或能力的缺失，或者对于维权的效果缺乏信心，对于赴港购物而言，可能对于香港的权利救济方法不了解。
二、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第一，产品质量存在市场纵向分层现象。从消费者评价的角度来看，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和香港的产品质量相对较高，其次是本土连锁超市，小商品市场的产品质量相对较差。第二，产品质量是吸引消费者前往香港或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购物的重要影响因素，消费者认为在这两个消费场所遇到产品质量问题的概率相对较小。第三，产品价格和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存在市场分层现象。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本土连锁超市和小商品市场的产品价格呈由高到低的差异变化，而香港的产品价格在汇率和产品自由贸易等因素的影响下，相对于内地产品价格而言比较低。在购物场所的选择上，消费者因收入约束而存在差异，总体上，前往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或赴港购物的消费者收入水平高于前往本土连锁超市的消费者，在小商品市场购物的消费者收入则最低。第四，不同消费者因收入水平的约束和对产品质量的偏好不同，对产品价格和产品质量的边际变化的敏感度存在差异。赴港购物和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的消费者对产品价格的敏感度低于本土连锁超市和小商品市场的消费者，但对产品质量的敏感度则高于后者。第五，不同购物场所在产品质量信息披露上存在差异，导致消费者获取产品质量信息的难易程度上不同。在获取产品质量信息的难易程度方面，赴港购物和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的消费者认为比较容易，而本土连锁超市次之，小商品市场则最为困难。第六，不同购物场所通过市场细分的差异化经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对于消费者而言，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和赴港购物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商家品牌和产品质量保障；而本土连锁超市和小商品市场的竞争力在于离居住地的距离近，容易满足消费者的便利性需求，其中小商品市场还存在产品价格便宜的优势，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第七，不同消费者对产品信息的关注点存在差异。在对产品相关信息的关注方面，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本土连锁超市和赴港购物的消费者均关注产品的生产日期和有效期限、包装是否完好以及是否是知名品牌，而小商品市场的消费者不太关注是否为知名品牌，但对产品的包装是否完好、产品的价格以及产品的生产日期和有效期限非常关注。第八，不同消费者获取产品质量信息的途径或方式存在差异。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本土连锁超市和赴港购物的消费者非常注重品牌背后的产品质量信息，而小商品市场的消费者则主要根据自己经多次购买而积累的经验对产品质量信息做出判断。第九，不同购物场所存在的产品质量问题有所不同。在遇到的产品质量问题中，国际知名品牌会员制超市和赴港购物的消费者认为主要是“以次充好”问题，本土连锁超市的消费者则认为存在“过期产品仍销售”“虚假或错误标签标识”等问题，小商品市场还存在“短斤少两”“过期产品仍销售”等产品质量问题。第十，在遇到产品质量问题时，消费者往往倾向于采取直接找产品销售人员理论的办法，向质量管理部门投诉等其他深层次的维权办法在实践中较少使用，还有不少消费者在遇到产品质量问题时存在“自认倒霉”的心理，因此，需要建立一套有助于消费者合理、有效维权的产品质量救济机制。
摘要: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转基因食品进入了人类的食物链，但消费者对其的态度却不尽相同，明确了解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态度及购买意愿将有助于生产者及政府的决策。根据辽宁省十个城市消费者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深入研究了城市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态度及购买意愿。 关键词:转基因食品;认知态度;购买意愿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biotechnology， more and more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enter into human food chain， but consumers′ attitudes toward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are varied.Clear understanding of consumers′ cognitive attitudes and purchase intentions toward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decision-making of producers and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data of consumers who are in 10 cities chosen from Liaoning， we intensively study consumers′ cognitive attitudes and purchase intentions toward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Key words: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cognitive attitude; purchase intention 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植物是1983年培育成功的转基因烟草，第一例转基因食品是1993年投放美国市场的转基因晚熟西红柿，转基因食品真正大规模生产并商业化是在1996年左右。根据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国际服务机构(ISAAA)统计资料，从1996年到2006年11年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由最初的1.7Mhm2迅速增加到102 Mhm2，增长了约60倍，全球共有22个国家的1 030万农民以种植转基因作物为主。中国的转基因技术无论是在研发和应用上，都走在世界的前列，2006年我国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达3.5 Mhm2，位居全球第六位。 在转基因技术飞速发展的同时，有关转基因技术和食品的争论也愈演愈烈。支持者认为转基因技术可以提高农作物产量、降低生产成本、改善农产品品质，并且有利于环保，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反对者出于对食品安全、生态安全、道德伦理等角度的担忧指出，任何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然而，消费者的态度将最终影响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的发展方向和市场前景，因此研究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态度和购买意愿(1)就显得十分重要。基于此，本研究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组织沈阳农业大学经贸学院的学生对辽宁省十城市消费者进行了调查，以期把握现阶段辽宁城市消费者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态度及影响其购买意愿的因素。 一、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态度 本文以辽宁省城市消费者为主体，采用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抽取辽宁省内十个城市的1 000名消费者为调查对象。针对要考察的问题，问卷设计了五个部分:(1)消费者对转基因知识及转基因食品的一般认知;(2)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或转基因食品的态度;(3)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4)消费者了解转基因食品相关信息的渠道、来源及可信度;(5)消费者的个人信息。 1.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概念的一般认知。根据调查可以看出，转基因食品在辽宁省消费者中的知名度还是比较高的。在获得的有效调查样本中，被调查人有582 人听说过转基因食品，占总调查样本的64.8%。其中，仅听说过“转基因食品”一词的有86人，占听说过转基因食品受访者样本的14.8%;听说过“转基因食品”一词并对转基因食品有模糊概念的人数为233人，占比40.0%;比较了解且能较准确的回答出转基因食品概念的人数为172人，占比29.6%;非常了解转基因食品知识能准确描述其概念的人数有91人，占 比15.6%。 2.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知识的认知水平。设计了5道问题来考察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及知识的认知水平:(1)某种转基因农作物可以抵抗特定病害或疫病;(2)食用转基因食品会导致人的基因发生变异;(3)男孩子的性别由父亲的基因决定。(4)不可能把动物所具有的基因转移到植物上;(5)转基因食品包含基因，普通食品(非转基因食品)不包含基因。结果表明，完全答错5道题或只答对1道题的人仅占全部回答问题人数的6.3%，而18.6%的消费者回答对了全部的问题。大多数消费者对这些最基本的知识在认知上存在着模糊，总会答错一两道题，这部分占了一半多的人数(52.4%)。答对率比较高的题目是第一题，而对与正确理解转基因食品密切相关的第二题和第五题两个问题答对率相对要低的多，这说明辽宁省城市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知识的认知还比较模糊。 3.消费者了解相关信息的渠道、来源。从调查中看到，人们对转基因食品了解的信息渠道主要来自于报纸，其次是电视，其比例分别为72.3%和67.7%。从广播和期刊中了解转基因食品相关知识的人数比较少，分别只占16.0%和12.4%。从信息来源看，来自于政府和科学家的比较多，分别为79.7%和71.1%。亲朋好友和街坊邻居之间对转基因食品的谈论也比较少，只占16.2%。 4.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总体态度。总体上讲，辽宁省城市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持积极的态度。辽宁省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降低生产成本、降低农药残留、改善产品品质、减轻环境污染和益于身体健康这些正面特征均持肯定态度，有超过半数的消费者支持这些观点。而对转基因食品可能会带来的环境影响、可能含有有害物质这些负面影响则持比较保守、客观的态度，仅有少数(约占1/5)的消费者对此持肯定态度。 5.消费者对加贴标签及监管的态度。对调查数据的研究还表明标签制度深得人心，消费者对于“转基因食品需要加贴标识”这一说法，仅有6位消费者完全不同意加贴标签，而完全同意转基因食品加贴标签的有537人，占92.3%，是绝对的多数。在中国，由国家政府负责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审批、认证和市场监管。在被问及“政府应对转基因食品部门进行监控”这一点时，有411人，占70.6%的消费者表示同意，比较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的消费者共有35人，占6.0%。通过调查可知，绝大多数消费者都对政府加强对转基因食品的监管表示强烈支持。 二、对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在不考虑价格的条件下，消费者对于转基因食品持支持或反对的态度并不能直接反映出真正 的市场需求。因此，在研究中进一步分析了辽宁省城市消费者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 1.概述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 研究中设计了五个问题用来获取消费者对于转基因食品购买意愿的信息，分别是:(1)如果这种转基因食品与同类普通食品价格相同时，您是否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2)如果这种转基因食品比同类普通食品价格高时，您是否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3)如果这种转基因食品比同类普通食品价格低时，您是否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被调查人是否需要回答第三个问题取决于其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如果第一个问题回答的结果为“愿意”，则基于“所有消费者都是理性”的假设前提，第三个问题不需要回答，直接视为“愿意”。相反，如果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不愿意”，则被调查人需要回答第三个问题。(4)如果您事先得知某种转基因食品有益于您或您家人的身体健康(比如，某种转基因大米富含有益于儿童健康的维他命)，您是否会在转基因食品与同类的普通食品价格相同时，选择购买转基因食品?这个问题同样取决于消费者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如果第一个问题回答的结果为“愿意”，则该问题不需要回答，如果第一个问题回答的是“不愿意”，则这个问题需要回答。(5)如果已经证实某种转基因食品有益于您的身体健康，您是否愿意为此支付比购买普通食品更高比例的价格?同样的，这个问题也取消费者对第四道问题的回答，若第四个问题回答的是“不会购买”，则这道问题不需要回答，如果第四个问题回答的是“会购买”，则本道问题需要回答。 调查结果表明，在听说过转基因食品的582人中，有498人，约占85.6%的消费者表示在价格相同的条件下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有84名消费者表示在转基因食品与同类的普通食品价格相同时不会选择购买转基因食品。对表示愿意购买的498名消费者进一步询问得知，当转基因食品价格高于同类普通食品时，在 不同的价格幅度下，表示愿意购买的消费者人数及比例明显下降，当转基因食品的价格高于同类普通食品50%时，有394人，占79.1%的消费者拒绝购买转基因食品，而在转基因食品的价格比同类普通食品的价格下降的情况下，愿意购买的人数有所增加，当转基因食品的价格低于同类普通食品价格50%时，原先不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84名消费者中有29人改变了购买意愿，由此可见价格是影响消费者做出购买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也可同样看到，随价格的下降决定购买转基因食品的人数增加幅度先升后降。也就是说，一部分不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无论价格下降的幅度是多少，也难以改变他们的购买决策，价格已经不是影响他们做出购买选择的一个考虑因素了。 当告知消费者某种转基因食品有益于消费者自身或其家人的身体健康并且价格与同类普通食品相同的情况下，曾经在第一种假设条件下表示不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84名消费者中有22人改变了态度，表示考虑购买转基因食品。进一步询问这520名消费者在不同价格条件下的购买意愿可知，在转基因食品价格高于同类普通食品价格10%的情况下，表示愿意购买的人数减小到453人，当价格高于50%时，表示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人数明显降低，仅有111人表示愿意购买。从这个结果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转基因食品品质的改善的确能够促使一部分不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改变购买意愿，但价格仍是消费者在购买转基因食品时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2.分类分析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 根据对调查问卷的分析，在上述的五种假设条件下，还可以总结出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比例对于具有不同特征的消费者群体都表现出一定差异的结论。从性别角度来看，在这五种假设情况下，表示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中男性的比例均高于女性，但差异不是很大，幅度范围在0.9%-6.9%之间。从年龄结构方面分析，年龄在40-49岁之间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比例最高。在价格相同的两种情况下，分别占比93.8%和96.3%，而对于年龄在30-39岁之间的消费者来说，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比例与40-49岁年龄组水平相比差异不大。与这两个年龄组相比，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中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比例下降明显。这一比例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消费者群体之间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在不识字或小学受教育程度的消费者中，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比例略高于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及研究生以上的受教育程度的群体。 收入水平对消费者是否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影响与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大体一致。归纳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随着消费者年收入水平的提高，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比例会逐渐下降。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面对一般转基因食品与同类普通食品，年收入水平低于10 000元的消费者群体中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比例为89.2%，这一比例较之年收入水平高于70 000元的消费者群体高26.2%。面对有益于身体健康的转基因食品与同类普通食品，年收入水平低于10 000元的消费者群体中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比例为95.2%，这一比例较之年收入水平高于70 000元的消费者群体高24.8%。 从职业身份来看，全职工作人员比其它身份的消费者更加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在价格相同的两种条件下，其比例分别占到92.1%和94.4%。退休人员和失业人员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相对于其它各种身份的消费者来说较低。从消费者的认知水平来考察，对转基因食品认知程度越高的消费者其购买意愿也越高，在价格相同的两种条件下，对转基因食品认知程度最高的消费者其购买意愿的比例分别占到93.4%和96.7%。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初始态度严重影响了其对转基因食品的选择，初始态度是积极态度的消费者，其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比例无论在何种价格、何种特性的条件下都要明显高于初始态度是消极态度的消费者。同样的，根据调查数据，消费者对信息渠道和信息来源持相信态度的，其购买意愿也都高于持不相信态度的消费者。 三、结论与建议 1.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度较高，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是积极的。调查分析的结 果表明，有64.8%的受访者听说过转基因食品，在转基因食品与同类普通食品价格相同的情况下，约占55.5%的受访者表示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若是受访者得知该转基因食品有益于其本人或其家人身体健康，表示愿意购买的比例增加到了57.9%。辽宁省消费者愿意购买转基 因食品的比例介于国内其它城市之间，处于较高水平。2011年对南京市的消费者调查表明仅有27.3%的人愿意在价格相同的条件下购买转基因食品，2005年对北京市城区居民的调查发现，在价格相同的基础上，有33.3%的人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2003年对上海市消费者的调查结论为有55%的消费者在被提示转基因食品营养价值可能更高的情况下，愿意在价格相同的条件下选择转基因食品，而济南市有65.1%的消费者更愿意购买品质能有所改善的转基因食品。 2.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会受其个体特征、社会经济因素、初始态度及认知水平的影响。分析的结果表明，男性消费者比女性消费者更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年龄大的消费者更不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受教育程度高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低于受教育程度低的消费者，收入水平高的消费者比收入水平低的消费者更不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全职身份的消费者显著地比其他身份的消费者更加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对转基因食品认知程度高、初始态度积极的消费者会比认知程度低、初始态度消极的消费者更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 3.转基因食品价格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会受到产品价格的影响，这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通过考察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等因素，转基因食品的价格在决定辽宁省消费者是否选择消费转基因食品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转基因食品的价格比同类的普通食品低，那么愿意选择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比例就会上升，尤其是对那些收入水平较低的消费者群体来说更是如此。如在研究中，当转基因食品的价格低于同类普通食品价格30%时，年收入水平低于10 000元的受访者无一例外的都选择了价格较低的转基因食品。因此，可以假设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价格的下降会使低收入的居民从购买转基因食品中得到更多的益处，同时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生产后所面临的市场需求也就会更大一些;当转基因食品的价格比同类普通食品价格高时，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则会随之降低，这一特点在低收入水平群体中表现的也尤其明显。当转基因食品的价格高于同类普通食品50%时，年收入水平低于10 000元的受访者，仅有4.8%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购买转基因食品。 根据以上结论，可以采取以下政策措施，提高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 第一，国家应该加强对转基因食品的监管。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程度决定了他们的信息判断能力和初始态度，一旦受到突发负面事件和诸如来自绿色和平组织等反对转基因食品的组织的舆论影响，则极有可能动摇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从而影响到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方向。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监管，应加强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管理、提高转基因食品的检验、检测技术、强调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第二，加强对转基因食品的宣传。消费者获取相关转基因知识的主要渠道是报纸和电视等大众媒体。要发展转基因食品，当务之急是要加大转基因食品知识的宣传力度，使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的科学知识在全社会得到普及。加强对转基因食品的宣传力度，尤其应加大对年轻消费者的宣传力度，以便其在做出购买决策时更加理性，政府、科学家和消费者组织等作为消费者信息来源的主渠道，更应该积极宣传有关知识和信息，正确引导消费者，以免消费者由于受到比较片面的信息而扭曲其购买决策。此外，媒体在做宣传时，应当有正确的立场，时刻保持一种严谨、科学的态度。学术界对转基因食品的不同看法是基于大家的不同理解，是一种学术争论。但媒体在做宣传时不应有任何倾向性，这样做，一方面能引导公众科学、理性地对待转基因食品及技术，为这项新技术在我国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也能避免因不严谨的宣传而使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产生恐慌心理，或因无知而采取无所谓态度的消费行为。 第三，转基因食品研发的方向应适合消费者需求。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受转基因食品的品质影响，当受访者被问及是否愿意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选择购买有益于身体健康的转基因食品时，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原本不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的受访者改变了购买意愿，表示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当前转基因作物发展主要集中在对作物种植者降低生产成本等方面，没有很好地迎合终端消费者的需求。转基因作物的发展应更多地考虑消费者的利益，使他们能够切身体会到转基因食品的优点。尽管目前辽宁省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利弊的看法有较大分歧，但总体上对转基因食品的继续发展持支持态度，对转基因食品的未来持乐观的态度并寄予厚望。 第四，合理运用转基因食品的定价策略。价格对于消费 者的购买意愿影响比较大，为了尽可能的吸引消费者购买转基因食品，生产商和销售商可以通过适当调整价格来扩大市场占有率。
关键词：CCT 消费周期 认同工程
引言
目前“消费者文化理论”（CCT，Consumer Culture Theory）还不是一套系统理论，而是指涉一系列强调消费者行为、市场和文化意义之间动态联系的理论观点。尽管CCT的研究者们有着各种迥异的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他们仍然共享一种指向文化复杂性研究的公共理论标准，这种文化复杂性程度将其各自的研究努力联系在一起。
与其将文化视为共享情感、生活方式和由社会成员共享的统一价值（如美国人共享一种文化，而日本人则共享另一种文化），还不如说CCT更重在探索意义的同质贡献和重叠文化分群的复杂性。这种文化分群存在于更广泛的全球化和市场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性框架中。因此，消费者文化通过市场中介，为“生活文化”和“社会资源、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和符号及其依附的物质资源”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种社会安排。对市场制造商品和刺激渴望的营销符号的消费，是消费者文化的中心，然而这一系统的持续和再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日常生活中各人私人层面的自由选择实践（Holt，2002）。
CCT将文化定义为一种体验、意义和行为的结构。消费者文化及其传递的市场认知框定了消费者们可感知的行为、感觉和思维的标准，使消费者个体更可能制造出特定的行为方式和作出有意义的解析。CCT还强调消费者传统及生活方式有混和、碎化、多元化、流动性等动态特性。众多学者考察了CCT的心理科学基础和方法认知标准，并在具体领域探讨了该理论的贡献。这些研究带动了理论界从多角度对社会、文化以及发展关于消费者和消费间不同知识主体展开广泛研究。
CCT的研究内容
消费者文化理论围绕着一系列与以下关系相关的理论问题而展开：消费者的个人与集体认同；消费者现有世界创造和体现的文化；潜藏与表面之下的体验、过程和结构。不仅如此，CCT还展现了这些消费者文化动态特性的社会逻辑层级的性质和动态特征。在进行这项工程的过程中，CCT研究者整合了一个跨学科的理论主体，以此来发展新的解析理论框架，此框架可以详细阐释驱动消费周期的社会文化动态特性，又可以用于提出从四种内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内催生的理论探讨。
（一）对消费周期的阐述
CCT的主要研究者鼓励对于消费的文本、符号和体验层面进行调查。他们将消费周期分解为一个包含获取、消费、占有以及丢弃的过程，并解释了获取行为的符号、表现和体验层面、交易行为及关系的社会文化复杂性和赠品等内容，为消费现象研究打下了基础。
以往的CCT研究将消费及占有行为（尤其是享乐主义、艺术审美和仪式主义维度）纳入消费现象研究之中，并对消费者的协商角色与认同转换高度重视，但丢弃行为却受到相对较少的关注。
从更广的层面看，CCT的研究强调了消费的生产层面。CCT考察了消费者积极再造和转换编码的模式以及其在广告、品牌、零售店或物质商品中的符号意义，并认为这些模式彰显了消费者的个人及社会环境，并从中提升了他们的认同和生活方式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为消费者们提供了广泛而异质的资源，供他们构建个体及集体认同。
（二）CCT的四种研究工程
1.消费者认同工程。CCT认为消费者通过市场制造的物质而共同生产出商品的意义。此推断的前提是：市场是杰出的神话和符号资源，消费者（包括缺乏资源而无法充分参与市场中的人们）可以以此来建构认同。从这一层面而言，消费者可被感知为认同的追求者和制造者。消费者认同工程被认为是目标驱动的代表，但其追求的目标往往在本质上是隐而不现的，所以常被贴上内在相互矛盾和模糊不清的标签。这些复杂性常常造成了消费者会使用众多的应对战略、补偿机制和表面对立意义及想法并行。
CCT研究者认为市场为消费者制造了可供消费者选择的特定位置。当个体们能够且确实通过这些消费者追求个人初始目标时，他们就是显示并个性化了文化脚本，这种脚本将他们的认同与一种消费驱动型全球经济的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据此，Kozinets探讨了影迷的认同在与不切实际的念头及其通过公司媒介而达成的合作相联系的情况下的构成。Belk等考察了被全球化公司资本主义话语传播的市场意念构建具有渴望的消费者主体的过程。Grayson 和 Martinec从同样的角度解释了真实性的体验（娱乐的背景下）与特定形式的含义（指导且讽刺的真实性），指出消费者对这些不同符号形式相应的富于想象和幻想导向提升系统相关。
2.市场文化。市场文化的研究强调市场文化与那些将人当作文化承载者的传统人类学观点相反，它们视消费者为文化的制造者。该角度研究的关键问题是：消费，作为一种主要的人类实践，其出现是如何为人们的集群行为提供意义的，且反之又如何？致力于市场文化的CCT研究一直在努力解密消费者文化是如何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过程，且此过程对于经历过它的人而言又有什么启示。该角度研究审视了北美、非洲、亚洲和东欧等领域的市场文化。
CCT研究的这一方面也强调消费者是如何融合社会团结感，如何通过追求共同的消费者兴趣而创造独特的、碎化、自我选择的、有时是瞬间的文化世界的。不管是被定义为一种消费的亚文化、一个消费世界、一种消费者微观文化还是一种消费者文化，这种CCT的本性都基于Maffesoli（1996）关于新部落主义的理念。根据Meffesoli的看法，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经济变革的力量已经显着地侵蚀了社会性的传统基础，取而代之的是鼓励一种围绕者对个人独特性、生活方式上的自的永无止境的追求而展开的激进个人主义的主旋律。对应于这些正逐渐孤立和隔绝的境况，消费者形成了更多短暂的集体认同并更多参与基于共同生活方式、空闲副业、团结仪式等形式的群体。
大多数关于市场亚文化的初始研究都集中于青年亚文化（Thornton 1996）。这些研究突出了体验消费活动，如蹦极，球迷影迷、反文化生活方式和短暂的消费社区，是如何在共享信念、意义、神话、仪式、社会实践和地位中形成集体认同的。
以上研究表明，市场文化常通过正在进行的与主流（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规则及主流消费者感性的对立来定义其符号世界。与亚文化的古典社会逻辑描述相反，在这些群体内部的社会地位并不通过坚持整个消费规范来达成，而是通过展示本地化的文化资本及聚集、再造和创新由群体成员共享的符号资源的技能来得以建立。
3.消费的社会历史类型。消费的社会历史类型专注于消费者行为对制度和社会结构的系统影响，即什么是消费社会以及它是如何形成且维系的。
一系列研究调查了社会阶级等级、性别、种族、家庭、家族和其它群体对消费者选择及行为的塑造。Holt研究了由社会阶级分派的文化资本资源对消费偏好的系统性构造。Wallendorf认为作为有效消费者的一种基础技能的文学是依阶级及种族而分配。Allen揭示了文化资本资源模式如何影响工作阶层消费者的选择。
CCT审视了消费者体验、信念系统、实践和这些潜藏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举例而言，关于品牌社区的研究表明：虽然没有地域上的限制，但这些品牌社区仍然是传统的社区代表。而通过商业品牌的消费来建构社区的明显意图，仍是这种社区的特征（Muniz and O`Guinn，2000）。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后同化主义消费者研究指出：部落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已经成为了超文化的社会固定认同的一部分（Askegaard Arnould and Kjeldgaard，2005；Oswald，1999）。文化在社会的作用下，被重造成为了可以消费的事物（化妆品、食物、飞机、音乐）（Penaloza，1994）。
4.大众传媒市场认知论和消费者的解析战略。CCT系统考察了消费者认知和消费者思想及行为的意义。此研究层面的问题包括以下方面：商业媒介传送了什么样关于消费的规范信息；消费者如何使用这些信息来形成正式的回应。在该研究工程中，消费者被视为解析意义的对象，其意义创造活动可能会遵循广告和大众媒介中所描述的消费者认同和生活方式，但也可能会有意识地偏离这些广告和大众媒介的认知指导。例如Scott认为消费者符号会导致广告运作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
CCT将流行文化文本解读为传递市场认知的生活方式及认同指示和理想的消费者类型。通过解码和解构这些大众媒介的市场认知，消费者文化理论者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系统如何激发消费者渴望特定的认同和生活方式理念。例如Mick和Buhl发现消费者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环境会影响其广告阅读习惯，消费者会将广告扭转为适合其生活环境的认知来理解。
由于CCT将消费者视为主动而非被动的受骗者，所以各种各样的消费者抵制方式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了商业传媒及营销的主要范式认知影响。消费者努力形成否定主流消费者主义规范的生活方式或是直接地挑战公司权威。例如Kozinets和Handelman就对“消费者与消费者行为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这一基本假设提出质疑。
结论
CCT将个体层面的意义与不同层次的文化进程系统相联系，并将这些联系纳入历史及市场背景，其核心是：消费是一种由历史塑造的社会文化实践，它存在于动态市场的结构及认知需求中。CCT还强调对任何一位既定的消费者而言，一般意义的世界既不是统一稳固也不是明显理性的。许多消费者的生活都是围绕着幻想和现实的混和来构建的，且他们使用消费来体验这种真实。而且，基于文化资本理念，CCT能广泛地追求一种文化上广为人知的资源基础的消费者理论。这种消费者中心理论将调查消费者在竞争品牌和服务供给之间如何配置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并如何使用它们来丰富自身的财富。这一理论创新会引导人们关注关于消费者价值共同创造的理论。
消费者研究是一个重要且成熟的领域，不仅因为它正稳定地朝一种单一的理论主题发展，更因为它能生产并支持多种混杂的理论对话，每个对话都依赖其特定的理论问题。但不同对话不会妨碍交叉范式的涉入及丰富。归功于共享一种共同的学科矩阵，广泛的主题关注将不同的消费者研究领域联系在一起，且使消费者研究者可以从一系列中心主题的理论对话阵营中挪用和互相补充想法、方法和内容。通过文本化再造，CCT研究重塑和新生了核心解析构造，如品牌忠诚、消费生活方式，零售体验；广告信息加工；消费者满意和消费者参与。
但总体而言，CCT在宏观层面上的研究较少。所以，如何通过商品来讲述文化历史，这可能是CCT将来要面临的问题之一。这不仅从总体上指出了消费的社会历史显著性，还会影响与营销相关的学术和社会对话。
参考文献：
1.Allen， Douglas.Toward a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 as Sociohistorically Shaped Practical Experience： The Fits-Like-a-Glove （FLAG） Framework.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8 （March），2002
2.Belk， Russell W.， Guliz Ger， Soren Askegaard.The Fire of Desire： A Multisited Inquiry into Consumer Passion.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0 （December），2003
3.Grayson， Kent，Radan Martinec.Consumer Perceptions of Iconicity and Indexicality and Their Influence on Assessments of Authentic Market Offerings.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1 （September），2004
4.Holt， Douglas B.，Craig J. Thompson.Man-of-Action Heroes： The Pursuit of Heroic Masculinity in Everyday Consumption.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1 （September），2004
关键词：肯德基速生鸡；态度；行为倾向；博客；扎根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
央视曝光的"速生鸡事件"，以其使用违规药品，使鸡在短短40天内长5斤，并涉及包括肯德基、德克士等知名快餐企业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在"速生鸡事件"前，肯德基早已因其"苏丹红事件"、"豆浆门事件"等多起事件身陷食品安全事件的泥潭之中，这些突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对消费者的消费态度、行为和消费方式的改变产生了影响。因此，本文以肯德基速生鸡事件为素材对消费者食品安全事件后态度和行为倾向机理进行探索。
二、文献评述
态度是指人们对客观事物或观念等社会现象所持的一种心理反应倾向，消费者的态度即为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对商品或服务等表现出来的心理反应倾向，是消费者对某一事物或观念所持有的正面或反面的认识上的评价、情感上的接受和行为上的倾向（卢泰宏，2006）。
对食品安全事件后的消费者态度，众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如唐钧（2009）对问题奶粉事件的食品安全评价、对食品安全事件的归因和对问题企业奶制品的购买倾向等七个方面研究了公众的社会态度；全世文等（2011）指出新知识的积累和新信息的搜索都可以显著地促使消费者降低对奶制品的感知风险；靳明等（2013）将态度划分为：质疑、反对和悲观的消极情绪，中立，信任、支持和乐观的积极情绪等三个维度，认为随着事件的调查进展和公众的卷入程度加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公众的认知和态度。但都没有对食品安全事件后的消费态度进行从"认知-情感-行为倾向"整体性的框架研究，因此本文采取扎根理论探索型方法对其进行进一步研究。
三、理论模型的构建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本文采取扎根理论这一探索性研究技术，通过对文本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步骤来进行。资料分析过程中采用持续比较的分析思路，不断提炼和修正理论，直至达到理论饱和。本文的研究材料来自收集网络博客、贴吧中有关速生鸡的文章、帖子，截止时间2013年3月19日晚8点，除去对事件的单纯报道、转载以及重复、科普类的文章，仅留下消费者对于速生鸡事件直接的表达想法的文章和记着采访消费者记录消费者谈话的文章：A.以"速生鸡"在天涯博文里用标题搜索，共搜索到45条，保留10篇；B.以速"生鸡 kfc" 为搜索词，在新浪博客中按标题搜索，共搜索到16篇，保留2篇；C.以"速生鸡"在天涯贴吧搜索标题，共得到80篇帖子，以回复数排序，回帖数大于5的予以保留，共有15篇。
（二）范畴提炼和模型构建
1、开放式编码过程
开放式编码是对原始访谈资料逐字逐句进行编码、标签、登录，以从原始资料中产生初始概念、发现概念范畴。本文对原始资料进行逐字逐句分析，通过对相关资料语句贴标签的方式进行初始概念化。天涯博文为A、天涯贴吧为B、新浪博客为C，字母后边的数字代表第几篇文章或帖子。通过开放式编码共得到有用语句113条。然后进一步对获得的初始概念进行范畴化。例如对于描述速生鸡"40天长5斤"、"非人道圈养"等归为"产品知识"范畴。最终得到产品知识、风险估计、责任归因、过激言论、理性质疑、负面情绪、客观关注、品牌信任、消费习惯、少吃、不吃和替代12个范畴。
2、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的任务是发现范畴之间的潜在逻辑联系，发展主范畴及其副范畴。本研究根据不同范畴在概念层次上的相互关系和逻辑次序对其进行归类，共归纳出5个主范畴。
事件认知。其副范畴为产品知识、风险估计和责任归因。产品知识是指具备不同产品知识的消费者对事件的认知不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性的风险估计是一种能够影响消费态度和购买行为的重要心理；消费者对出事产品的责任归因主要为三类：企业层面、政府层面和技术层面。
情绪型。其副范畴为过激言论和负面情绪。过激言论一般都是因为某种特殊环境和事件的强烈刺激而引起，当事人有可能因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而导致情绪上的不稳和过于激动而无法控制自己的言语；负性情绪是指消费者由于事件而产生的焦虑、愤怒等情绪，两者都是是情绪型态度的表现形式。
理智型。其副范畴为理性质疑和客观关注，都是理智型态度的表现形式之一。
信任型。其副范畴为品牌信任和消费习惯。品牌信任是因对出事产品品牌具有高信任度而不受或者略微受到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消费习惯是指出于对消费习惯的坚持而不受或者略微受到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
行为倾向。其副范畴为不买、少买、替代和继续购买。
3、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从主范畴中挖掘核心范畴，分析核心范畴与主范畴及其他范畴的联结关系，并以"故事线"方式描绘行为现象和脉络条件，从而发展出了新的实质理论构架。我们确定"食品安全事件认知对消费者态度和行为倾向的影响"这一核心范畴，围绕核心范畴的故事线可以概括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事件的认知影响消费者态度类型分类最后导致不同的行为倾向。消费者对事件所产生的的消极情绪作为负面因素，促进消费者产生替代行为；消费者对事件品牌的信任作为正面因素促使消费者继续使用原产品；而消费者对事件的认知属于中性因素，更具理性。因此，本文以"认知-态度-行为倾向"为食品安全事件对消费者替代行为的影响的"故事线"为基础，提出一个全新的食品安全认知维度。模型图见图1。
四、研究结论
本文对肯德基"速生鸡事件"进行扎根理论研究，发现消费者的认知机理为"认知-态度-行为倾向"模型。消费者对事件进行认知后，会形成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又会导致不一样的行为倾向。认知主要由风险估计、产品知识和责任归因三大维度构成；行为倾向为继续购买、减少、替代和不购买四种；而在态度方面，主要分为情绪型、理智型和信任型三种类型。
参考文献：
[1]Solomon， M.R.消费者行为学[M].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
[2]靳明，靳涛.从黄金大米事件进展透析公众的态度与认知变化[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3，（11）.
[3]唐钧，林怀明.食品安全事件中的社会态度与管理建议[J].公共管理，2009，（3）.
关键词：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理论模型；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3.088
0 引言
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健康、社会的稳定、厂商的经济利益。从目前的国内形势来看，消费者对我国食品安全状况评价并不理想，甚至有些消费者并不认同近年来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改善。在某种程度上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认知情况反映了大众对我国食品安全保障水平的满意度，也直接成为影响其消费行为的关键因素，总而言之，许多消费者对现有食品的供给产生了安全风险认知的偏差。Hornibrook等通过建立感知风险理论计算模型，研究了购买超市高级牛肉消费者的风险认知的情况和规律。高艳等构建了食品安全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理论模型，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模型的相关假设进行检验实证。本文通过回顾和总结国内外文献中有关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理论模型及测量方法和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及其措施，并重点分析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理论，为我国食品安全的监督和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参考。
1 风险认知的理论模型和测量方法
风险认知是心理学中的概念，周应恒等将风险认知定义为消费者进行购买决策时感知到所购买产品性能达不到预期的可能性，外界环境中的复杂多样性会造成个体风险认知产生较大差异。个体主义的风险认知理论亦称为风险的心理测量理论，在主观情况下，运用多种心理测量标度的方式进行定量分析，具有表达明确、成熟、影响力的特征。通过个人的经验数据概括出社会公众特征。风险认知的理论模型主要可以分为双因素模型和多维度模型两种，下面对两种模型进行详细介绍。
1.1 双因素模型
双因素模型又称不确定性后果法，它将消费者的风险认知划分为两个维度：即认知到的风险作为购买结果的不确定性和不利的购买所带来后果的严重性。两个维度可用来预测消费者风险认知的大小。对两个维度该相加还是相乘，学者们持不同的意见。
1.2 多维度模型
利用风险要素法，可将风险认知分为多个维度来研究。而国内外学者对感知风险维度的划分方法可以总结如表1所示。目前普遍使用的是六维度风险构面，即包括心理风险、财务风险、性能风险、身体风险、社会风险和时间风险。
1.3 风险认知的测量方法
测量风险认知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心理学测量范式和实验法。心理学测量范式是由Slovic等人提出来的，是目前多数风险认知研究中采用的测量方法。该方法是利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询问被访者相关问题，并利用李克特量表进行量化，最后通过赋值评分得出被测试者对风险认知大小。在心理测量范式中常运用揭示优先法和表达优先法两种方法。揭示优先法是从历史的角度，利用统计数据以及损益比等分析材料，对风险进行判断。表达优先法是假设公众自动在风险与收益之间取得平衡，选择有代表性的样本，并直接要求被测试者表述其看法，但这一方法的主要困难是样本的确定。国内研究比较倾向于心理学测量范式，但是该方法也有不足，例如在调研时往往描述的是被访者之前的经历，而不是对未来的描述，且风险感知是动态的，不利于调查者收集。实验法是以实验控制的方式，探讨风险认知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而Liu等基于多层次方法，提出了定性、半定量、定量三种层次的危险评估框架，指出风险危害的可能性和风险的交互作用。
2 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及其措施
基于前人研究结果可以得到消费者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个体特征、产品信息、风险态度、参与程度和信任等五个方面因素。
2.1 个体特征因素
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职业、文化水平、家庭结构、收入、居住地等。消费者的人口统计学变量是影响消费者风险认知的重要因素。杨柳等研究得出农户性别、年龄等个体特征显著地影响农户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担忧程度。曾寅初等研究表明女性对食品质量安全风险认知高于男性，于铁山却指出在食品安全本身风险认知方面，男性对食品安全风险认知要高于女性。周萍入等则认为性别、年龄影响不大，职业有一定影响。
2.2 产品信息因素
从信息来源角度来看，食品的质量安全信息包括政府、社会中间组织、企业和消费者这四类主体的信息。电视和报纸是当前消费者了解产品信息的主要途径。周萍入等认为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程度、渠道的获取显著影响消费者安全风险认知。积累、补充和搜索产品知识可以降低消费者对风险后果评估的不确定性和消费者的感知风险。但由于食品安全信息的不对称，消费者食品安全认知容易产生偏差。消费者食品安全感知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对购买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提品风险信息的不完全性、媒体报道的偏差、竞争激烈的加剧程度等因素造成消费者不能客观地感知产品风险水平，不利于做出科学的购买决策。新闻和娱乐媒体对塑造个体上的风险认知和社会层面的风险认知影响很大。减少风险认知偏差的措施主要包括提高消费者对超市的忠诚度，让消费者了解零售商在供应链方面的政策和投资策略。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风险认知属于主观的判断，这给政府食品安全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2.3 风险态度因素
风险态度是消费者面对不同风险水平的一贯选择趋向或消费者接受风险的意愿程度。大量涉及食品安全事件的实证研究表明，消费者的风险态度与风险认知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消费者的风险认知与风险偏好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偏好风险的人往往形成低水平的感知风险，而厌恶风险的人则反之。消费者的态度又与人口社会特征相联系。周萍入等认为风险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对风险认知有影响，其中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较显著。赵俊晔等对受访者进行调查，有99%的人认为目前市场上的水果或多或少存在农药残留，表明绝大多数人对水果安全持消极的态度。稳定其风险偏好，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风险感知水平，具体措施有：提供差异化与多样化的商品、保持风险信息渠道的畅通、优化产品的质量控制系统、提高产品结构的差异化程度、培育核心竞争力及提高供应链的协调程度。
2.4 参与程度因素
参与程度又称为“卷入程度”，指消费者与所购买产品之间的相关程度，可以表现为对产品的兴趣、关心程度等，是影响风险认知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当商品的价格很高时，消费者感受到损失金钱的风险水平会越高。消费者对奶制品的感知风险显著地受到阶段性因素的影响，比如消费的频率、个人经历。如果公众的关注程度越高、安全意识越强，那么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认知越高。
2.5 信任因素
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信任因素包括对信息主体、信息途径和信息本身的信任。实证结果得出当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时，对政府和企业所采取的措施的信任程度显著地影响消费者的感知风险。例如对于消费者而言，食品安全的信任属性是与高水平的感知风险相联系的。人们对绿色食品信息了解越多，信任程度越高。张文胜等人通过Logistic模型实证研究发现，通过朋友和家人的信息途径传播的乳制品安全信息，受到信任程度较高。另外，消费者对政策部门信息、专家意见以及互联网信息的真实性存在一定的疑虑，企业盲目进行品牌宣传及规模扩张可能会增加消费者对乳制品安全的不信任。
3 结论与展望
国外在研究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时考虑了消费者一些复杂心理因素的影响，主要研究对象为蔬菜、饮品、牛肉等食品，采用的研究方法或模型有因子分析、相关性分析、普通线性回归模型、Logistic模型、分层模型、结构方程模型等。然而，笔者还发现了已有研究中存在以下三方面的不足：第一，有关风险认知的实证研究方法较多，但是国内许多学者只是简单地将国外的理论应用，而没有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第二，研究的影响因素过于集中，基本上都是从人口统计学的特征入手，很少有文献是从消费者的心理特征和价值观角度进行研究；第三，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对二、三线城市研究较少。综上所述，应该进一步研究更为准确的测量方法，以测量消费者安全风险认知水平，深入探索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并合理地引导消费者的安全风险认知，减少消费者的认知偏差。
参考文献
[1]赵俊晔，武婕，张峭.北京市草莓农药残留超标风险事件中消费者风险认知和消费意愿分析[J].中国食物与营养，2015，（12）：35-39.
[2]王常伟，顾海英.消费者食品安全感知、监管满意度与支付意愿[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2）：89-95.
[3]杨柳，邱力生.农村居民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认知及影响因素分析――河南的案例研究[J].经济经纬，2014，（06）：41-45.
[4]Martin W E，Martin I M，Kent B.The role of risk perceptions in the risk mitigation process：the case of wildfire in high risk communitie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09，91（2）：489-498.
[5]Penney U.Exploring the urban consumers perception of local food[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tail & Distribution Management，2014，42（7）：580-594.
[6]Hornibrook S A，Mccarthy M，Fearne A. Consumers perception of risk：The case of beef purchases in Irish supermarket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tail & Distribution Management，2005，33（10）：701-715.
[7]高艳，石岿然.感知信息不对称、透明度及购买意愿――基于“食品安全”问题背景下城镇居民的实证分析[J].食品工业，2015，（01）：226-231.
[8]周应恒，卓佳.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研究――基于三聚氰胺事件下南京消费者的调查[J].农业技术经济，2010，（02）：89-96.
[9]于铁山.食品安全风险认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对武汉市食品安全风险认知调查[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6）：101-108.
[10]Oh S H，Paek H J，Hove T.Cognitive and emotional dimensions of perceived risk characteristics，genre-specific media effects，and risk perceptions：the case of H1N1 influenza in South Korea[J].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5，25（1）：14-32.
[11]Cunningham S M.The Major Dimensions of Perceived Risk[J].Risk Taking and Information Handling in Consumer Behavior，1967.
[12]Yeung R M W，Morris J.Food safety risk：Consumer perception and purchase behaviour[J].British Food Journal，2001，103（3）：170-187.
[13]Roselius T.Consumer Rankings of Risk Reduction Methods[J].Journal of Marketing，1971，35：56-61.
[14]Jacoby J，Kaplan L B.The Components of Perceived Risk[J].Proceedings of the 3rd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1972.
[15]Stone R N，Gronhaug K.Perceived risk：Further considerations for the marketing discipline[J].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1993，27（3）：39-50.
[16]刘燕，纪成君.口传视角的消费者食品安全负面信息感知风险――维度与测量[J].经济体制改革，2013，（06）：36-40.
[17]周萍入，齐振宏.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健康风险与生态风险认知实证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1）：5-10.
[18]Slovic P.Perception of risk：Reflections on the psychometric paradigm[J].Social Theories of Risk，1992，236（3）：112-112.
[19]Liu Z，Nadim F，Garciaaristizabal A，et al.A three-level framework for multi-risk assessment[J].Georisk Assessment & Management of Risk for Engineered Systems & Geohazards，2015，（9）：1-16.
[20]曾寅初，夏薇，黄波.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购买与认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北京市消费者调查的分析[J].消费经济，2007，（01）：38-42.
[21]全世文，曾寅初，刘媛媛.消费者对国内外品牌奶制品的感知风险与风险态度――基于三聚氰胺事件后的消费者调查[J].中国农村观察，2011，（02）：2-15，25.
关键词：在线评论；信息特征；品牌信任；体验型产品
中图分类号：F2707文献标识码：A
在线口碑是传统的线下口碑借助互联网的发展而演化成的一种特殊的口碑类型，而在线评论（Online Reviews） 则是在线口碑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它作为一种新型的口碑传播形式已经成为消费者购买决策和企业营销重要的信息来源。依据消费者在购买决策前是否需要获得产品属性的客观评价的程度，可将产品类型分为搜索型产品和体验型产品。本文主要从体验型产品的角度，运用消费者认知过程理论和信息传播理论对在线评论与品牌信任的关系进行研究。
一、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一）在线评论信息特征分析
根据信息传播理论，在线评论为消费者提供了用户视角的产品信息，有用的产品信息可以提高消费者感知。在线评论有用性是指在线评论在消费者决策过程中的感知价值，是消费者对其他互联网用户提交的评论对自己购买决策是否有帮助的一种主观感知。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与研究发现，在线评论有用性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在线评论的信息特征、在线评论信息的发送者特征和接受者特征。其中，在线评论信息特征的维度上讨论最多的主要包括评论星级、评论内容、评论数量、评论差异。
1.评论星级
评论星级是指在线评论中消费者以星级的形式给产品或服务评分。多数在线评论平台的评论等级都定为从高到低、从正面到负面的五个星级，其中五星为最高等级，为极端正面评价，而一星为最低等级，为极端负面评价，中间的三星则为中立评价。凭借用户的评价星级，消费者可以清晰地判断评论人对该产品的情感倾向。Sen和Lerman指出在线评论的情感倾向对在线评论质量有显著影响，评价星级越高，评论的情感倾向越倾向于极端正面，评论质量越高[1]。也有学者得出不同的结论，认为评价星级越低而信息越可靠，因为消费者自身对产品有负面情感倾向，面对大量正面评论信息，极端评价的可信性受到质疑。对于体验型产品，Forman（2008）认为星级高的比星级低的在线评论更有价值，体验型产品消费者对商品抱有正面情感倾向，认为用户负面评论的动机应归因于个人而非产品[2]。
2.评论内容
在查看评论星级之后，消费者还会通过阅读评论内容来进一步了解产品或服务的信息。具有可读性的评论内容能够提高消费者的感知有用性，评论质量较高。评论的写作风格，即评论者在撰写评论时使用的词语、是否有拼写和语法错误、语句的长度等会影响评论的可读性，进而影响在线评论的有用性[3]。通常认为评论的长度和字数与评论的质量的相关性较大，评论较长，所包含的信息内容较多，但是太长又会增加消费者的认知成本；评论较短，则不能全面地表达评论者的观点。石旭（2011）通过对一种体验型产品（酒店）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证明易于理解的简明的在线评论信息更容易被消费者获取，能够让消费者快速理解评论的核心内容和情感倾向。所以，评论内容的可读性、易理解性成为消费者判断评论质量的主要特征。
3.评论数量
当消费者借助其他用户的在线评论做出购买决策时需要一定的信息总量，信息总量不仅与评论内容有关，还与在线评论的数量有关。在线评论中评论数量是最重要的特征[4]，评论数量的多少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信息获取总量。在线评论平台中的用户评论越多说明该产品的购买者或者关注者越多，消费者在购买决策过程中容易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从而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意向。通过对亚马逊书店的实证研究，Chen和Wu（2004）等发现在线评论的数量与图书销量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5]。从信息结构的角度出发，Lee和Park用实证方法对口碑数量与信息有用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验证，认为信息总量随着网络口碑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口碑数量的多少影响着消费者对信息有用性的感知[6]。
4.评论差异
评论差异主要指消费者所的评论信息存在的差异或不一致性，评论差异反映了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观点分歧，持有不同观点的消费者会给该产品或服务打出不同的评价分数。所以，对于评论差异的度量指标通常会用评论分数的方差或标准差。产品或服务的评论信息差异越大，说明产品或服务覆盖的消费者细分市场越多，评论信息在不同细分市场之间的越分散，公众获取该类评价信息的概率就越大。所以，评论差异作为在线评论的一个特征受到学者们的较多关注。Martin等通过实验的方法验证被试者在电影选择上更倾向于影评分数差异较大的，该研究认为评论差异会引发消费者的好奇心，在好奇心的驱动下消费者会产生更多的消费需求。Clemons等学者也利用共鸣理论证明该观点，认为口碑评论的差异程度对产品的销量有着重要的影响。
众多学者的研究发现评论星级、评论内容、评论数量和评论差异是评价在线评论信息质量和有用性的主要特征，我们将分别从这四个在线评论信息特征对体验型产品品牌信任的影响作用和影响路径进行实证研究。
（二）基于消费者认知的品牌信任分析
品牌信任（Brand Trust）的概念由Howard和Sheth（1969）提出后[7]，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定义了品牌信任的涵义，其中金玉芳（2005）采用头脑风暴法和深度访谈法，定性地研究了消费者对品牌信任的理解，认为品牌信任是消费者在众多的品牌中对某一品牌所持有信心的态度。迈克尔・R・所罗门和卢泰宏在《消费者行为学》中指出态度由认知、情感和行为三种成分构成，这三种构成成分可以表达为ABC态度模型，分别为基于认知信息加工的态度、基于行为学习过程的态度和基于享乐主义消费的态度。其中，基于认知信息加工的态度模型（图1）表明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决策过程就如同问题的解答过程一样，消费者要通过积极收集有关产品和品牌的信息来形成产品和品牌的认知，通过评价这些认知继而形成一种情感[8]。该模型假设消费者对购买决策是高度参与的，消费者会被激励收集大量的信息，仔细权衡利弊才最后做出决策。体验型产品的消费者为了降低网络购物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对网络信息更加依赖，使用更为频繁。因此，体验型产品消费决策的特征符合基于认知信息加工的态度模型的假设。本文将依据认知信息加工模型探讨对于体验型产品，在线评论提供给消费者的信息是如何影响消费者对产品和品牌的认知，继而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态度，形成品牌信任的（模型中的虚线部分）。
假设1和假设5未通过检验，且存在负向影响关系，说明高评价星级对于消费者的产品认同和品牌认同产生反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评价星级是消费者在消费体验产品后给出的综合评分，产品评价星级高，很有可能是消费者没有深入了解产品信息而习惯性地给出高分评价，而评价星级低的一般是消费者结合自身消费体验和感受给出的真实评价，信息来源于消费者真实情感倾向的可能性相对较高，信息更可靠。另外，假设1和假设5未通过检验还有另外一种解释。网络水军一般是指受网络公关公司的雇佣，以发帖、回帖为主要手段，在网络论坛中大量灌水，为雇主进行网络造势的人员。“网络水军”这一新兴现象在2009年被央视报道以后，不少网虫们纷纷加入网络水军一族，为企业提供品牌炒作、产品营销、口碑维护、危机公关等服务。对于产品或服务的在线评论，受雇于企业的网络水军们一般给出较高的综合评论得分，造成消费者对评论星级较高的评论持怀疑态度。因此，消费者更愿意参考评价星级较低的评论信息。
三、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本文以典型体验型产品化妆品为例，实证分析了在线评论信息特征对体验型产品品牌信任的影响，回答了在线评论信息对消费者品牌信任是否存在影响及影响路径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在线评论信息特征中，评论内容、评论数量和评论差异性能够通过提高消费者对体验型产品的认同感，进而影响消费者对体验型产品的品牌信任，进而影响消费者对体验型产品的品牌信任；消费者的产品认同感既可以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品牌信任，也可以通过提高消费者的品牌认同感间接影响消费者的品牌信任。体验型产品的消费者需要参考更多其他消费者的经验与评价，才能更为准确地判断其真实质量。在线评论给消费者的品牌认同与信任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对在线评论的管理是体验型产品购物网站的重点管理内容。
本文结论对体验型产品购物网站的在线评论管理具有一定的启示：
（一）引导评论内容
评论内容通过影响消费者的产品认同和品牌认同进而影响消费者的品牌信任，购物网站在线评论的管理者们可以通过对消费者的在线评论内容进行合理引导，从而使得消费者的品牌信任有效提高。管理者们应该深入了解消费者最为关心商品属性，有针对性地引导消费者从这些属性方面展开评论，如将单独的一个评价文本框分割成若干个文本框，分别标注产品质量、产品外观、物流速度等不同的消费者关注的商品属性，引导消费者在无形中给予更为全面的评论信息。 管理者们也可以采取有效措施激励消费者给出更多有价值的评价信息，如鼓励消费者可以通过上传图片、微视频的方式给出有事实依据的客观性的评论内容，对于这样的评论或者评价内容超过一定字数的给予积分奖励、返现等，鼓励消费者更为真实全面的信息，提高评论内容的可读性和易理解性，从而提高品牌信任。
（二）增加评论数量
消费者的在线评论越多说明该产品的购买者或者关注者越多，在产品质量相差不大时，评论数量比星级评分对品牌信任的影响更加重要。在线评论管理者们应该关注在线评论数量的增加和在线评论传播广度的加强，通过各种措施鼓励消费者在购物后在线评论，使更多的潜在消费者了解、认同和信任产品及其品牌，促进产品销售。
（三）管理负面评论
有差异或不一致的评论信息受到更多消费者的关注，评论差异越大说明产品覆盖了更多的消费者细分市场，越有利于消费者对产品和品牌的全面理解和认同。一般来讲，正面积极的评论信息可以直接有助于消费者建立品牌信任，而对于负面消极的评论信息，在线评论的管理者们应该有效管理，消除其负面影响。如商家应该有危机意识，应与消费者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和互动关系，及时回复评论，坦诚地承认自己的不足，并承诺改进，避免负面信息的影响扩散。另外，商家应在与消费者的沟通中表现出对消费者的关心，鼓励消费者提出更多产品或服务的改进意见，甚至可以邀请一些消费者参与新产品的试用，从情感上建立消费者的品牌信任。
（四）清除虚假评论
购物网站应该在大多数用户看到虚假评论之前对其进行过滤，清除假扮成普通消费者的网络水军，在购物网站上明文规定禁止网络水军的评论，对于有虚假评论的商户给予一定的处罚；同时，鼓励消费者尽可能地使用实名进行评论等，保持购物网站在线评论的清洁，以提高在线评论信息的可靠性。
参考文献：
[1]S. Sen， D. Lerman. Why Are You Telling Me This？ An Examination into Negative Consumer Reviews on the Web[J].Journal of Interactive Marketing， 2007，21（4）： 76- 94.
[2]C Forman， A Ghose， B Wiesenfeld.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views and Sales： The Role of Reviewer Identity Disclosure in Electronic Markets[J].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008，19（3）：291-313.
[3]廖成林，蔡春江，李忆. 电子商务中在线评论有用性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软科学， 2013（5）：46-50.
论文关键词：认知能力 情绪能力 消费者行为
论文摘要：纵观目前国内外学者就认知及情绪对个体行为影响研究发现，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分别讨论情绪及认知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对于情绪及认知对消费者行为共同作用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对认知能力与情绪能力的理论综述，分析两者对消费者行为的共同作用，最终为经营者提供经营建议。
近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攀升，中国已经开始进入消费大国的行列，消费者在社会经济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消费者行为逐渐影响着整个市场的变化与发展。本文旨在通过对国内外认知能力及情绪能力对消费者行为影响的理论综述及其共同作用的分析，为经营者提供经营建议。
1.理论综述
1.1认知能力
对认知的最早研究出现在医学领域，1947年出版的《变态心理学杂志》对电击休克中的认知功能损益进行了研究。美国心理学家H. A. Witkin通过对知觉的研究抽离出认知能力的两种类型，分别为独立型认知和依存型认知，所谓独立型即对客观事物的判断常以自己的内部线索（经验、价值观）为依据，不易受周围因素的影响和干扰，所谓依赖型即对客观事物的判断常以外部的线索为依据，易受周围环境或背景（尤其易受权威人士）的影响。随着消费力加强，研究者逐渐将对认知的研究延伸到消费领域。Oshikawa和Sadaomi指出通过认知失调的降低可以增加品牌回购率。Noel和Roger认为基本的认知能力措施是消费者信息处理策略的预测因子。丁丽敏指出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认知与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中的问题认知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企业必须从消费者行为角度出发，加强产品认知质量管理。同时杨伟文也指出品牌认知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当前购买行为，并通过品牌关系影响消费者的未来购买行为。
1.2情绪能力
情绪可以划分为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Kidwell指出消费者情绪能力是代表一个人能熟练运用情绪信息的能力，以达到期望的消费者购后，同时它也包含消费者解释自己情感的能力，了解购买决策和消费如何在一个消费集中使消费者感受和调整他们的情绪。情绪能力不同于认知能力，它被定义为特定领域知识的数量，这种特定知识是由先天个体差异或者经验久而久之产生的。张戈零和陈晓红指出，当积极的惊讶情绪被启动时，被试者的总体满意度显著提高。耿黎辉从广告、消费促进和公共关系等多方面引起的消费者情绪对购后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表明以上因素引发的消费情绪对满意有直接影响，并通过满意间接影响重购意向。陈晓红和张戈零探讨了消费者情绪对口碑传播意愿的影响，并指出处于惊喜情绪的消费者更易表现出口碑传播的意愿。田巧玲从营业员情绪的角度进行研究，并指出营业员在商业营销过程中应保持良好的情绪并传染给顾客，从而使购物过程顺利完成。
1.3情绪与认知共同研究
Yi-Ting Yu和Dean通过比较情感和认知的预测能力，指出正面情绪是消费者忠诚的预测因子。陈劲和李志探讨了认知和情绪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指出认知是情绪的基础，同时情绪又影响认知的加工水平。Sointu和Seppo研究了认知能力和情绪稳定调整的相互作用，并指出认知能力可以缓冲情绪对满意度的影响。
2.理论分析及经营启示
2.1情绪能力与认知能力对消费者行为的共同作用
在消费者的决策过程中，情绪和认知并不是单独影响消费者行为，情绪在该过程中起到显著的主导作用。当消费者处于正面情绪时其花费的金钱或时间将显著高于负面情绪时的消费者。同时，如果消费者在决策过程中产生认知与情绪失调，为了减少认知失调，消费者将最大可能减少消费投入。因此，不同的情绪会对认知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影响最终的决策。
而认知方式也在消费者接触产品资料过程中同样影响消费者情绪，从而作用于消费者决策。在相同的认知能力水平下，当消费者出现正面情绪时产品购买量将明显高于产生负面情绪时的购买量。而在相同的情绪能力水平下，独立认知型消费者产品购买量波动将小于依存认知型消费者产品购买量波动。与此同时当独立型认知消费者在面对负面情绪时其产品购买量波动将小于依存型认知消费者购买量的波动。
2.2经营启示
综上所述，经营者在培育消费群时应着重于消费者情绪能力的培养。而消费者情绪能力的培养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刺激因素，因此应把关系投资作为一种经营方式，来满足情感型消费者的需求，同时利用关系投资唤起独立型认知消费者的非理性需求，增强这部分消费者的品牌忠诚， 为经营者提供更大的利润空间。在经营者发展长久商业关系的过程中， 不能仅仅培养消费群的认知能力，而应通过认知的培养逐渐激发消费者的情绪能力，通过情感方式构建持久的买卖关系。
参考文献
[1]Stone CP，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1947，42
[2]Oshikawa Sadaomi， Can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Explain Consumer Behavior. Journal of Marketing.1969，33:44-49.
[3]丁丽敏.谈企业产品质量认知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职大学报.2007:99-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