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本身是一种文化产业，参与文化运营深刻地影响文化格局。网络文学的出版因其出版资源来源于网络原创自身的特色更加鲜明。出版社在进行网络文学的出版时往往对图书进行刻意的“包装”与设计，使图书看起来前卫、新潮和时髦，网络文学出版的这种包装导向使得大学生的消费主义文化观日益时尚化。另外，网络文学在出版时为了增加销量、扩大宣传，往往采用一些娱乐化的宣传方式进行炒作，使得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日益娱乐化。
（一）网络文学出版的“包装”与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时尚化
出版社在出版发行图书时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盈利为目的，因此凡是能够提升图书销量的因素，出版社无不精心设计，这其中，出版时图书的外在设计和“包装”是一个重要的指数。具体到网络文学的出版，因为网络文学的新生性、前卫性、网络文学的受众主要是年青人，所以出版社在出版网络文学时，在外在包装上重视投年轻读者所好，包装华丽、唯美。郭敬明的小说在出版时一个显著特征是书中随处可见占据了重要篇幅的郭敬明照片，这些照片拍摄角度唯美、独特，视觉效果甚佳，图片上的郭敬明衣着考究、时尚、名牌意识浓郁。在包装的具体形式上，针对部分青少年读者群所谓“馆藏式”的消费习惯，出版社将当下时尚产业中流行的“限量珍藏版”概念引入文学出版，在每套书上设计一个独一无二的编码，为这本书蒙上“独特”“限量”的时尚光晕。网络文学出版的这种包装导向使得青少年的文化观在悄然转变，青少年在购买和阅读图书时，书的内容是否经典、厚重，让位于包装是否“养眼”“时尚”。当代青少年多为90后，他们出生和成长在我国开始步入小康社会以后，社会购买力和选择性越来越多，人们对物品的购买已经超越了单纯考量“使用价值”的阶段进而追求“美观”“时髦”，于是，消费主义文化在90年代全面进入我国的社会语境。青少年伴随着消费主义文化在我国的兴起而成长，他们对消费主义文化更接纳、更追随。网络文学出版时在包装上的时尚促进了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时尚”化，在他们看来，“时尚”本身即是文化。“时尚不是追波逐流的时髦，不是浅层次意义上的标新立异；时尚是一种文化，一种品位，是富有深刻精神内涵的社会现象。时尚不是盲目的消费，当然更不是荒唐的挥霍；时尚是价值的实现，是修养的外化，是消费领域足以折射人的素质的全方位的关照”1994年，《时尚》杂志在创刊号的主编寄语高举消费主义文化的旗帜，将“追求时尚”上升到“文化”和“价值实现”的层次，俨然成为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代言人。
（二）网络文学出版的宣传与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娱乐化
出版商在出版网络文学时，为了增加销量，往往大肆宣传，任何事件都可能成为出版商宣传炒作的工具。2003年底郭敬明的代表作品《梦里花落知多少》被指抄袭庄羽的作品《圈里圈外》，2005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郭敬明确系抄袭，必须向原作者庄羽作出赔偿并公开道歉。在这件沸沸扬扬的抄袭官司中，获利最大的是出版商，《梦里花落知多少》一书的销量猛增至百万册。值得关注的是这件事件中，郭敬明“粉丝”读者的态度，郭敬明的百万读者、千万微博粉丝把这件事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娱乐事件。面对抄袭事件铁的真相，郭的粉丝在网上发出了无视事实真相的言论：“抄算什么，这个社会到处都有抄袭”；“庄羽写得没有郭敬明好，郭敬明抄也抄得有才华”……为郭抄袭事件极力辩护的《是谁害了那个偷花的小孩》更是成为网上热帖。青少年群体利用自己的文化优势和对互联网技术的娴熟掌握，积极投入到此次事件中，在网络上展开骂战，攻击、发帖、转帖，将一个本来属于文学出版领域的版权事件演变成为一场文化娱乐事件。青少年充分享受着骂战的过程、发帖的过程，把网络参与此事件既当成是一个文化享受，又当成是娱乐狂欢，文化娱乐化、文化狂欢化。
二、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对网络文学出版的逆向映射
网络文学的出版对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影响不是单向的，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也逆向映射它的影响力。青少年群体在文化消费时有“符号化”特征，追求文化的符号象征意义使得网络文学出版出现了模式化的特点。另外，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不再追求深度意义、美学价值和宏大主题，更倾向于“快餐式”消费，为了投合读者需求，出版社在出版网络文学作品时也走向“无深度”“无高度”的庸俗化。
（一）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符号化”与网络文学出版的模式化
首先，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符号化”使得网络文学出版模式化。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因其特定的年龄阶段和青春特征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体现出了一定的“符号性”特点，即消费时不是从消费对象本身满足自己需要的使用价值出发，而是看重物品的符号象征意义，消费时从对使用价值的需求转化为对拥有物品“符号象征意义”的满足。如选择去电影院看《阿凡达》、《哈利波特》、《人猿泰山》这些影片时，是冲着“好莱坞大片”“大制作”等这些符号概念去的，影院里美国大片的票价通常高于国产影片，并不是《阿凡达》的情节比国产的《泰囧》更引人入胜，而是因为它戴着“好莱坞”“美国大片”这样的符号象征意义。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符号化”显示了他们追求潮流、欲望的满足、文化消费的盲目等。但是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这一特征却深刻影响了网络文学的出版，使得网络文学出版模式化。如青少年由于处于青春期，在阅读时偏爱爱情主题和明媚忧伤的风格，这一选择对出版的逆向影响是，以明媚忧伤为特征的青春文学如雨后春笋，一时间批量出版。郭敬明的《幻城》、《左手倒影，右手年华》、《天亮说晚安》、《梦里花落知多少》都因抒写了青春期的忧郁感伤情绪而被出版社相继出版。张悦然的《葵花走失在1890》，在出版时，莫言写的序言为《飞扬的想象与透明的忧伤》，出版社利用莫言的评语“记录了敏感而忧伤的少年们的心理成长轨迹”大做文章。在这种模式化的影响下，以至于连原来对现行教育体制加以批判的蒋峰，文风也由“激愤”转变为“感伤”。他的《维以不永伤》，通篇弥散着感伤的氛围。一时间，青春文学出版市场“感伤”“忧郁”之风盛行，模式化相当严重。
（二）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的“快餐化”与网络文学出版的庸俗化
消费主义文化研究的代表性学者、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在其专著《消费社会》中指出，“今天，我们到处被消费和物质丰富的景象所包围，这是由实物、服务和商品的大量生产所造成的。这在现在便构成了人类生态学的根本变化。严格说来，富裕起来的人们再也不被另一些人所包围，因为和那些人打交道已成为过去，而被物质商品所包围。他们并非在和自己的朋友或伙伴进行日常的交易，而从统计学的意义上来说，由于促使消费不断上升的某些功能所致，他们常常把精力花在获取并操控商品和信息上”。让•鲍德里亚的这一观点说明消费社会“人为物役”，人已经越来越被商品所左右，如何更加舒适的生活取代高远深刻的人生追求成为生活的主要目的和内容。在消费主义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群体文化选择也在悄然变化，沉湎于书斋寒窗苦读的做法被抛弃，当代青少年不再愿意花上一个星期去图书馆阅读一本厚厚的文学名著，他们更倾向于选择花上一个小时去影院观看一部由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至于改编是否忠实于原著，是否保留了原著的精髓已不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传统精英文化中追求“高雅”“深刻”“审美”让位与消费主义文化的追求———即刻满足和视觉享受，青少年文化观走向“快餐化”，文化观上的“快餐化”选择反射到网络文学出版领域，使得网络文学的出版走向了庸俗主义。出版业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长期作为“文化单位”担负着引导人们的文化品位和精神追求的潜在职能。在过去，一部书是否出版要看书的内容是否深刻、是否有思想性和文化意义，现在这些指标统统让位与市场效益和经济指标，不再追求内容的“深刻”与否，“思想性”也不在考虑之列。“奇幻”“穿越”“盗墓”“言情”成为网络文学出版的重头戏，《搜神记》、《盗墓笔记》、《步步惊心》、《佳期如梦》、《失恋33天》成为出版社的宠儿。“胡说比深思容易，粗品比精品多产，优秀者至少没有数量上的优势。”韩少功称为“无深度”“无高度”的现象在网络文学出版领域日益严重。网络文学出版从“文化精英”的神坛走向市场，走向庸俗。
三、“合谋”下的困境与出路
青少年消费主义文化观和网络文学的出版是双向互动、互相影响的关系，两者的“合谋”与“共舞”有着积极的一面，是对中国转型社会的主动适应，为多元文化生态体系增加了新的一元，丰富了文化生态体系构成。但是，两者的“合谋”也出现了新的文化困境，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受到侵蚀。在这样的困境面前，网络文学的出版坚持商业导向和文化意识的统一、现代意识和传统文化的统一才是两者走出“合谋”困境的必由之路。
（一）“合谋”的困境
两者的“合谋”出现了新的文化困境，网络文学的出版对消费主义文化的倡导使得青少年群体消费主义文化观肆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受到侵蚀。网络文学的出版内容上尽管五花八门，但是相当一部分是对“物欲”和“”的渲染和描写。郭敬明的小说是青少年热捧的读物，郭敬明的《小时代》中处处是对名牌的崇拜和奢侈生活的裸地向往。另外，近年来出版了一批被批评家称为“身体写作”的作品，木子美的日记体小说《遗情书》一经出版就在全国各地迅速脱销。出版社为了增加销量把其中露骨的性描写渲染成“女性用身体写作的一场革命”！丹尼尔•贝尔曾经指出：“在市场上，抛售的商品都用耀眼的风彩和魅力包装一新，以便提倡享乐型生活方式，诱导人们去满足骄奢淫逸的欲望”。这些对“物欲”和“”的渲染和倡导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典型特征，它们把青少年的精神生活与价值导向都引向为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甚至是主义。鲍德里亚曾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将消费与信息合成一种符码系统，这种符码系统是一个无意义的浮动的网络，它操纵和制约着大众的思想行为，并形成全面的文化霸权。”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壮大的这种消费主义文化思潮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文化霸权，它遮蔽了当代中国的现代性诉求，销蚀了主流文化，干扰了对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二）走出困境的途径
如何走出网络文学出版和大学生消费主义文化观“合谋”的困境，对其进行有效的学术思索和批判，是当下亟待解决的学理问题，笔者认为，出版业在进行网络文学出版时应该坚持商业导向和文化意识的结合。出版社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慢慢走向了改革和转轨的道路，运转经费也由原先的体制内拨款转向自负盈亏，在这种生存压力下，商业导向也是出版社必由的生存之路，无需苛求太多。但是出版业本身是文化单位，肩负着文化使命，这同样也是出版社无法回避的社会责任。就像图书本身兼具双重属性，是商品也是精神产品。近年来，消费主义文化来势汹涌，出版业也被深层次的卷入其中，出版社在出版图书、策划发行时商业导向压倒文化意识，只看到图书的商品属性无视图书的精神产品属性。木子美的《遗情书》销量火爆，郭敬明的《小时代》回报丰厚，这些图书单是从商业回报上讲，它们的出版和发行都是无比成功的，但是“性”“欲望”“物质崇拜”却充斥在文坛，使得文坛蒙上了一层身体和铜臭混合的庸俗气息，小了时代、窄了格局、矮了思想。我国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文化的现代化是现代性工程的重要一环，如何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本国文化的生机活力和特色不被消费主义文化同化和淹没，是每一个从事文化事业的个人和单位都不可推卸的使命，所以出版业应该在坚持商业导向时不辱文化使命。
四、结语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消费；问题；建议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8-0049-02
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把扩大文化消费作为实现文化成果全民共享的一项重要举措加以强调。一时间文化成为社会上研究的热点问题，这是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必然会出现的社会现象。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在满足物质需要的同时，更追求精神的享受，更加注重陶冶情操。但文化消费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比如说休闲时间、消费能力等，文化消费对某些人来说仍只是一种奢侈品。如何让更多的人享受文化发展成果，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解读文化消费
所谓文化消费，顾名思义就是对文化产品的消费享受，它是指消费者为了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消费文化消费品的过程[1]。它的产生是随着人们物质消费活动的进行而进行的，起初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人们的消费活动更多追求的是生理需要的满足，但人们在满足生理需要的同时也会获得满足感、幸福感等主观感受，也就是说其中也包含了精神享受的成分。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在劳动之余逐渐有了闲暇时间和购买能力来追求精神需求的满足。原本只有少数富人才有能力消费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逐渐被普通人所接触。由此可见，文化消费是以物质消费为基础和前提的更高层次的消费，如果说物质消费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那么文化消费的宗旨就是满足人类希望更好的生活的享受和发展性需要[2]。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马克思对消费的讨论一般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马克思非常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生活方式改变的重要意义[3]。马克思对“自由时间”、“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等与消费有关的概念的深层论述，为后来学者对文化消费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关于自由时间，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是这样论述的，“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4]他说：“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5]节约劳动时间就需要不断发展生产力，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创造出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更多产品，这样人们才有自由时间去消费去享受。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阐述，他认为其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二是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三是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四是人同人相异化。从消费的角度来看，这种异化就表现为劳动者对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他们过度追求商品，被自己生产的商品所奴役。在资本家眼中，“需求与货品之间的关系，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连接，都不是自我发展辩证中的一环，而是算计与剥削的产物”[6]。
马克思还全面阐述了“商品拜物教”的社会，在这里，人们进行商品交换表面上看是物与物之间的平等直接交换，实际上它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交换，是商品背后所隐藏的不同劳动行为之间的交换。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7]。“商品拜物教”所反映出来的消费文化，意味着消费者个人批判质疑能力的萎缩，他们成了商品的奴隶，抑制了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从马克思在他经典著作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人们要想很好地进行文化消费，不仅需要有一定的自由时间，还需要有一定的消费能力，这不仅包括经济能力，更包括选择、欣赏、审美能力。对于文化商品，我们要有正确的消费观念，应该让它们真正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为我们个人的全面发展服务，而不是成为它们的奴隶，失去作为人的主体地位。
三、我国当前文化消费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人们在温饱问题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更加注重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对文化消费的数量和质量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文化消费市场的发展。文化消费蓬勃发展的局面不仅有助于我国的物质文明建设，对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更是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但是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使得我国的文化消费总体上处于一个较低水平。细看我国的文化消费，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1.文化消费水平发展不平衡
我国的文化消费因地域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而呈现出消费水平发展不平衡的现象。首先，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发展不平衡。在经济发达、人民富裕的地区，文化消费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明显高于经济落后地区。其次，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发展不平衡。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像杂志之类的文化消费则很少，提高收入改善生活水平更为实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文化消费在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逐渐上升，但这仅在经济发达的大中型城市和沿海地区中有所体现；在经济较落后的农村和西部山区，文化消费才刚起步，对大多数人来说仍是一种奢侈消费。
2.消费动机更多寻求感官满足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在社会压力之外的闲暇时光，人们追求轻松愉快的娱乐生活是理所当然的，领略文化消费中的审美情趣也是人们缓解压力追求生活的重要内容[8]。然而由于人们的文化修养不同，有些人在他们的文化消费中，更多寻求的是一种感官的满足，更加热衷于黄色与暴力等不良消费产品带来的刺激和体验，而不是追求个人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
3.文化消费市场亟待规范
目前，在我国的文化消费市场，商品质量参差不齐，大部分商品都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而创作出来的，但其中也充斥着部分低俗、暴力、封建迷信等方面的文化产品。为了追求更大的商业利润，文化产品的有些生产者和销售者们已经无暇顾及相关的道德要求与法律规范，他们迎合部分人低俗的审美需求，制造或销售违法的文化产品，扰乱了正常而健康的文化消费市场。
四、建议与对策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来看，文化消费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个人更好更全面地发展。针对目前我国文化消费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积极采取措施，提高文化消费的质量，让人们真正地享受文化发展成果，感受文化之美。
1.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满足居民文化消费需求
根据恩格尔定律，一个家庭的收入越高，则家庭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高层消费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就会越大。通过一系列政策不断缩小地区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让人们有经济能力进行文化消费。有针对性地开发面向低收入者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不断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在农村，要给农民提供更多更丰富的有助于改善他们精神生活的文化产品，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
2.倡导科学健康的文化消费观，营造良好的文化消费环境
文化产品传递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因此，要通过新闻媒体等途径在全社会倡导科学健康的文化消费观，引导人们对宣传团结互助、诚实守信等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文化产品进行消费，对那些鼓吹好逸恶劳、骄奢淫逸不符合道德要求的产品坚决抵制。大力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精华，鼓励文艺工作者创造出更多有益于丰富群众精神世界的作品，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消费需求。
3.完善关于文化消费的法规，为文化市场的监管提供依据
不断完善文化消费方面的立法工作，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监督和管理，确保文化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当然，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仅有法制的监管还不够，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参与。文化产品的供应者要有良知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多提供符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求的产品。公民也要有自律精神，对不良的文化产品做到坚决抵制，多欣赏和消费优秀的文化产品。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相信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文化建设会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人民将会更好地享受文化发展成果，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程洪海，薛华.我国文化消费问题研究[J].企业家天地，2006，（4）：147-148.
[2]车放.新时期我国文化消费问题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8.
[3]蒋建国.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理论及其当代意蕴[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3）：31-36.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8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8-219.
[6]DonSlate.消费文化与现代性[M].林佑圣，叶钦怡，译.北京：弘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189.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消费；问题；建议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8-0049-02
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把扩大文化消费作为实现文化成果全民共享的一项重要举措加以强调。一时间文化成为社会上研究的热点问题，这是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必然会出现的社会现象。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在满足物质需要的同时，更追求精神的享受，更加注重陶冶情操。但文化消费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比如说休闲时间、消费能力等，文化消费对某些人来说仍只是一种奢侈品。如何让更多的人享受文化发展成果，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解读文化消费
所谓文化消费，顾名思义就是对文化产品的消费享受，它是指消费者为了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消费文化消费品的过程[1]。它的产生是随着人们物质消费活动的进行而进行的，起初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人们的消费活动更多追求的是生理需要的满足，但人们在满足生理需要的同时也会获得满足感、幸福感等主观感受，也就是说其中也包含了精神享受的成分。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在劳动之余逐渐有了闲暇时间和购买能力来追求精神需求的满足。原本只有少数富人才有能力消费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逐渐被普通人所接触。由此可见，文化消费是以物质消费为基础和前提的更高层次的消费，如果说物质消费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那么文化消费的宗旨就是满足人类希望更好的生活的享受和发展性需要[2]。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马克思对消费的讨论一般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马克思非常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生活方式改变的重要意义[3]。马克思对“自由时间”、“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等与消费有关的概念的深层论述，为后来学者对文化消费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关于自由时间，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是这样论述的，“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4]他说：“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5]节约劳动时间就需要不断发展生产力，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创造出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更多产品，这样人们才有自由时间去消费去享受。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阐述，他认为其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二是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三是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四是人同人相异化。从消费的角度来看，这种异化就表现为劳动者对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他们过度追求商品，被自己生产的商品所奴役。在资本家眼中，“需求与货品之间的关系，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连接，都不是自我发展辩证中的一环，而是算计与剥削的产物”[6]。
马克思还全面阐述了“商品拜物教”的社会，在这里，人们进行商品交换表面上看是物与物之间的平等直接交换，实际上它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交换，是商品背后所隐藏的不同劳动行为之间的交换。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7]。“商品拜物教”所反映出来的消费文化，意味着消费者个人批判质疑能力的萎缩，他们成了商品的奴隶，抑制了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从马克思在他经典著作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人们要想很好地进行文化消费，不仅需要有一定的自由时间，还需要有一定的消费能力，这不仅包括经济能力，更包括选择、欣赏、审美能力。对于文化商品，我们要有正确的消费观念，应该让它们真
正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为我们个人的全面发展服务，而不是成为它们的奴隶，失去作为人的主体地位。
三、我国当前文化消费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人们在温饱问题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更加注重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对文化消费的数量和质量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文化消费市场的发展。文化消费蓬勃发展的局面不仅有助于我国的物质文明建设，对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更是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但是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使得我国的文化消费总体上处于一个较低水平。细看我国的文化消费，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1.文化消费水平发展不平衡
我国的文化消费因地域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而呈现出消费水平发展不平衡的现象。首先，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发展不平衡。在经济发达、人民富裕的地区，文化消费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明显高于经济落后地区。其次，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发展不平衡。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像杂志之类的文化消费则很少，提高收入改善生活水平更为实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文化消费在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逐渐上升，但这仅在经济发达的大中型城市和沿海地区中有所体现；在经济较落后的农村和西部山区，文化消费才刚起步，对大多数人来说仍是一种奢侈消费。
2.消费动机更多寻求感官满足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在社会压力之外的闲暇时光，人们追求轻松愉快的娱乐生活是理所当然的，领略文化消费中的审美情趣也是人们缓解压力追求生活的重要内容[8]。然而由于人们的文化修养不同，有些人在他们的文化消费中，更多寻求的是一种感官的满足，更加热衷于黄色与暴力等不良消费产品带来的刺激和体验，而不是追求个人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 3.文化消费市场亟待规范
目前，在我国的文化消费市场，商品质量参差不齐，大部分商品都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而创作出来的，但其中也充斥着部分低俗、暴力、封建迷信等方面的文化产品。为了追求更大的商业利润，文化产品的有些生产者和销售者们已经无暇顾及相关的道德要求与法律规范，他们迎合部分人低俗的审美需求，制造或销售违法的文化产品，扰乱了正常而健康的文化消费市场。
四、建议与对策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来看，文化消费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个人更好更全面地发展。针对目前我国文化消费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积极采取措施，提高文化消费的质量，让人们真正地享受文化发展成果，感受文化之美。
1.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满足居民文化消费需求
根据恩格尔定律，一个家庭的收入越高，则家庭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高层消费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就会越大。通过一系列政策不断缩小地区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让人们有经济能力进行文化消费。有针对性地开发面向低收入者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不断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在农村，要给农民提供更多更丰富的有助于改善他们精神生活的文化产品，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
2.倡导科学健康的文化消费观，营造良好的文化消费环境
文化产品传递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因此，要通过新闻媒体等途径在全社会倡导科学健康的文化消费观，引导人们对宣传团结互助、诚实守信等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文化产品进行消费，对那些鼓吹好逸恶劳、骄奢淫逸不符合道德要求的产品坚决抵制。大力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精华，鼓励文艺工作者创造出更多有益于丰富群众精神世界的作品，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消费需求。
3.完善关于文化消费的法规，为文化市场的监管提供依据
不断完善文化消费方面的立法工作，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监督和管理，确保文化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当然，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仅有法制的监管还不够，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参与。文化产品的供应者要有良知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多提供符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求的产品。公民也要有自律精神，对不良的文化产品做到坚决抵制，多欣赏和消费优秀的文化产品。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相信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文化建设会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人民将会更好地享受文化发展成果，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程洪海，薛华.我国文化消费问题研究[j].企业家天地，2006，（4）：147-148.
[2]车放.新时期我国文化消费问题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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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8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8-219.
[6]donslate.消费文化与现代性[m].林佑圣，叶钦怡，译.北京：弘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189.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论文摘要：广告符号是建构消费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和方式，它不仅进行商品推销，也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行为，创造出虚假需求。广告的符号化，直接导致了消费异化，进而对消费文化和意识形态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对广告符号及其消费主义文化进行理性批判，是深刻认识消费社会的重要方面。
广告既是当代社会的经济现象，也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广告是一种社会行为模式，在消费品的销售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广告是一个产业，制造出来的文化产品叫做广告;广告是无所不在的符号系统，是无孔不人地赤裸裸地宣传消费文化。广告形塑着消费文化，而消费文化也丰富了广告的表现方式和符号价值。广告符号的泛滥，是导致虚假消费需求和消费异化的重要原因，也是消费主义文化盛行的重要表征。对于广告符号化所带来的消费主义文化危机，我们应保持理性的批判精神。
一、商品流动、广告符号与消费文化的形塑
就商品消费的本质而言，是其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而这种需要，是对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但是，“历史是富足的历史，而不是(基本)需要的历史。在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商品满足消费者基本需要的使用价值作用不断弱化。“物品的生产和消费不是因为它们满足了某些‘固定’的需要，而是因为他们是‘头脑的需要’。满足我们的虚荣心。消费者之间的地位竞争以及对时尚的渴求，使商品在满足使用的同时，打下了深刻的文化烙印。凡勃伦“炫耀性消费”理论认为，人们为了进行社会地位竞赛，使消费品的效用在使用价值之外，“有了作为相对支付能力的证明和派生效用。消费品的这种间接的或者派生的用途，使消费行为有了荣誉性，从而使最能适应这个消费的竞赛目的的物品也有了荣誉性。消费者在购买消费品方面的荣誉竞赛，使物品所体现的社会意义不断强化，它在不同的消费者之间充当着社会身份区隔的作用。人们为了提高消费档次，对商品的时尚性非常重视。那些能够带来荣誉和地位的商品，可以大大超过其本身的使用价值，成为奢侈性消费追逐的对象。这些消费者对时尚的崇拜，带有宗教般的虔诚，这就使商品的符号意义进一步凸现。它不但体现社会地位，传播社会文化，商品的流动更具有文化互动作用。人与物品的关系在商业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马歇尔·萨赫利斯(MarshallSahlins)所言:“被生产的物体是现代社会的图腾，而消费群体就相当于传统社会的部落。消费者被商品关系重新建构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在商品符号的指向下，区隔为不同的消费阶层。
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的交换价值，由于商品流动而显得格外重要。而消费者价值观的变化，对于商品的价格产生决定性影响，时尚使商品具有非同寻常的符号价值。它通过对商品的编码，赋予商品特有的“社会生命”，使商品通过一系列的编码和解码，展现丰富而生动的社会意义。而在消费社会，消费者并非满足于功能性诉求，而是购物活动寻求自我表达的意境，鲍曼(Zqgmunt Bauman)指出:“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它是自我推进的。”
在现代社会，广告是商业活动的重要催化剂和商品符号传播的基本载体。广告以消费者熟悉的语言、语调和生活景象，传播和创造着生活方式。广告作为商品符号的制造者和撒播者，“通过一种同谋关系，一种与信息但更主要是与媒介自身及其编码规则相适应的存在，即时的勾结关系，透过每一个消费者而瞄准了所有其它消费者，又透过其它消费者瞄准了每一个消费者。……它参照的并非某些真实的物品，某个真实的世界或某个参照物，而让一个符号参照另外一个符号，一件物品参照另外一件物品，一个消费者参照另外一个消费者。在不断的“参照”过程中，广告成为形塑和传播商品符号的最为重要的媒介。
在广告符号的语境下，商品在“消费需求”的导 向下被重新赋予“价值”。“将产品置于一种特殊的象征语境下，构成许多广告基础的基本技巧，这种特殊象征语境赋予自身没有意义的产品以意义。在广告符号作用下，商品的使用价值被符号价值所遮蔽，由于广告推销，商品发生了“意义转移”，广告的目的，“就是使消费品变成代表某种文化含义的符号象征，或是让消费者在消费品和某种文化意义之间取得某种习惯性联想，以至一见到某种在广告上出现过的产品，就联想到它所代表的文化意义。因此，广告成为商品推销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已从媒介流程中的商业插播形式转变成传播的基本方式，在公共空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消费者对于商品的认识，大多来自广告媒介的传播，商品符号意义的获取，离开了广告，就很难得以进行。当代广告技术运用了最先进的科技手段，声、光、电等多种表现方式的综合，使广告成为人类技术消费的前卫领域。
二、符号消费、虚假需求与消费异化
在西方消费社会里，广告充当了买卖双方的中介，并营造着新的文化。“广告既是共同象征文化构筑的组成部分，又是共同象征文化的反映。在广告的象征语境下，消费者和商品进一步风格化。苏塔·杰哈里(Sut Jhally)认为:“资本主义“挖空”了产品的真实意义，与此同时，广告就把自己的意义灌注进去，填满那些空壳。通过广告，消费者得到的是通过符号编码的商品信息，并赋予了新的符号意义。“意义上的重组，使商品原有的‘自然’使用价值消失了，从而使商品变成了索绪尔意义上的记号，其意义可以任意地由它在能指的自我参考系统中的位置来确定。在广告社会里，商品的消 费不断超越使用价值和消费，而主要表现为符号消费。
符号消费导致了现实世界的虚拟化，“记号与影像的激增消解了现实与想象世界之间的差别。消费者对商品的追求被罩上审美的光环，追求时尚、休闲、浪漫和狂欢，成为现代消费文化所鼓动的新内容。这些消费者热衷于符号的消费，对于商品的使用价值视而不见。广告商为迎合生产商的需求，将广告作为一种促销工具来控制消费者，使消费者购买一些本来不需要的东西。广告创造了虚假的需求，消费者在追求时尚的同时，却忘记了自己的真正的需求。在广告的虚假信号鼓动下，消费者对生活方式的理解发生了重大转变，消费直接成为了主要目的和任务。
在符号消费过程中，消费者对商品符号的标志性意义尤为看重。广告商和厂商为了迎合消费者的旺盛需求，以符号形象取代商品的功能说明，以此诱导消费者的购物欲望。在商品符号的逻辑演绎过程中，广告不断创造出虚假的社会需要，“符号价值的逻辑代表了资本主义通过强加一种与商品的大规模生产之需求相适应的文化秩序的最终胜利。商品符号被无止境地大量伪造，消费者陷于虚构的符号世界里，用金钱文化维持着无法满足的虚假需要。“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达成一致。哈维·弗格森指出，“这是一种及其有限的心里体制，它终将让位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系统’。愿望最终取代了欲望，并变成消费的动力。愿望是随心所欲，对现实需求无所顾忌，是彻底的消费主义。这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愿望，使消费上的禁欲主义完全失去了意义。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广告符号泛滥，导致消费的异化。弗罗姆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了消费社会的异化现象，“如果我有钱，即使我对艺术没有鉴赏力，我也可以得到一幅精美的绘画;即使我不懂音乐，我也可以买最好的留声机;我可以买下一座图书馆，尽管只是为了炫耀之用;我可以买学问，尽管除了作为附加的社会资产之外这学问别无它用。我甚至可以毁掉买来的绘画或书籍，因为除了金钱损失之外，我一无所失。只是有了钱我就有了权，得到我所喜欢的任何东西并随意处置它们。这是消费社会的典型异化图景，消费者为了消费而消费，商品失去本来的社会价值，成为金钱文化的依附品。这种异化的消费活动，是消费者意愿的表达，远远超过了欲望的层次。但是这种消费上的戏耍，并非真 正的自由。由于广告符号的操纵，厂商与广告主之间常常达成共谋，控制着消费社会的消费模式。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成为一种“强制性的非理性的目的。”这种非理性，是消费异化的直接结果。消费并没有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如弗罗姆所感叹:“在异化的享乐形式中，我心中什么也没有发生。
在消费社会，消费异化加剧了人的全面异化。卢卡奇(Lukacs， Gyorgy)把“物化”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采取了物与物之间的歪曲关系。这种歪曲形式表现在资本主义 的整个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物化”的后果是人们的工作越来越职业化，失去了对社会的宏观观察和判断，人们对物的追求代替了对生活和未来的思考，从而丧失了批判意识和评判能力。列斐伏尔( Lefebvre ， Henri )在他的异化—日常生活评判理论中，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解释成一种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异化而无所不在的理论。他认为，在二十世纪，技术客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去，在日常生活中，基本的社会相互作用，是孤立的消费者和孤立的消费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消费品在本质上是一些自我包含着其意义的信号。这样，日常生活的符号学领域就把消费者归结为反映、自动的反应，归结为消极性。正如那些把功能设置在其结构中的装置，没有为操作者提供选择那样，大众传播工具也被组织得扫除了听众的独立性和判断。 三、广告符号化与消费主义文化危机
广告符号的泛滥，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消费传统、道德伦理乃至社会制度，使消费话语从原初意义上对需要的满足演变为无法满足的消费神话。面对光怪陆离的广告，“那种建立在真伪基础之上的意义和诊释的传统逻辑遭到了彻底颠覆，而那种和物质财富生产一样被工业化了的言语的生产，也就是神话(或范例)，找到了现世事件。然而，广告符号提供的是真伪不分的混沌逻辑，并直接推动了消费主义文化的发展。
第一，广告符号充斥了生活空间，歪曲了消费的目的。“既不让人去理解，也不让人去学习，而是让人去希望，在此意义上，它是一种预言性话语，它所说的并不代表先天的真相(物品使用价值的真相)，由它表明的预言性符号所代表的现实，推动人们在日后加以证实。广告呈现给消费者几乎都是美好的一面，购买行为成为实现美好生活最重要的一环，对广告形象的期许使消费者陷于虚幻与梦想之中。消费由手段变成了人生目的，由需要变成迫切的日常行为，由理性控制变为非理性纵欲。在消费社会，商品围困了社会，在欲望的丛林中，消费主义文化正以妖魔化的姿态，随着经济全球化，在世界各地招摇过市。
第二，广告符号所取得的神奇地位，使购物失去本来意义，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扩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广告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创造了大众文化的需求，“我买故我在”，广告符号给购物以新的定义，在广告符号的渲染下，消费者的购物活动，逐步失去了物质意义，而演变为一种文化仪式或文化事件。消费主义文化成为控制消费生活，进而控制生产和社会文化的主流文化，主导着现代西方文化的发展方向。
第三，消费主义文化所倡导的消费至上的价值观，消解了人文精神。广告符号与商品符号在共谋的过程中，过多地强调时尚、虚荣和差异，导致了感性消费的虚假繁荣，使消费者在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之后，极大地提高了感性上的需求和欲望。在到处充满诱惑的广告符号漩涡中，消费者找不到正确的“上岸”途径，在迷宫般的商品诱惑中，消费者对周围的“事件”和生态环境置之不顾，像潜水员一样，深人到符号世界里。“他们扎进水里去潜泳，不再喜欢投射在结实皮肤上的阳光，虽然他们不得不继续忍受喇叭使人通过的噪声。然而广告符号提供的是一种肤浅、平面、单向、庸俗的消费文化，它在不遗余力地推销享乐主义、功利主义。以广告符号构筑的传播场域，形成强大的控制力，通过金钱文化，不断控制媒介、厂商和市场，进而影响政治、经济、文化，并以一种强势的权力话语制约消费者。广告成为消费社会的霸权主义者，它所导演的消费主义文化，使受众成为消费社会的俘虏，并遭受消费主义文化的霸权统治。它通过不断的煽情，给人感官刺激，然而不留下思想和启示，更谈不上哲理和沉思。
第四，消费主义文化所造成的最大危机是道德危机。广告符号的充斥，使高雅艺术媚俗化，在利益的驱使下，好莱坞电影可以与广告融为一体，充当着人体艺术的说客。在金钱的诱惑下，性、暴力成为广告宠爱的主题，以达到提高刺激效果的目的。劣质消费符号的滥用，使消费社会的性别歧视、性侵犯、暴力犯罪日益增多，侵袭着公平、正义和友爱的价值体系，使恶的因素不断增加，文化传统遭受巨大破坏，受众的价值判断发生扭曲，舆论导向产生畸变，歪曲的广告符号如“恶之花”，大肆向人类思想领域施放毒气。然而，广告所鼓动的身体消费和暴力运动，为法律之外的一个特殊场域，以巧妙的方式，得到了消费社会的同情甚至赞赏，被不断赋予消费主义文化内涵古而一些媒体在金钱诱惑下，丧失了社会良心，为低级、粗俗、色情和暴力提供多样化的传播途径。成为社会价值的误导器，垃圾文化的帮凶，社会风险的制造者，与其所承担的社会职责格格不人。
第五，广告符号的泛滥，使消费的空间和时间被殖民化。在符号崇拜过程中，消费社会在建构着新的广告宗教。在消费社会里，“市场机能与消费取代了传统文化的功能。消费主义文化取得了主导地位。然而，“在意义的社会性生产与私人占有方式之间，有一种不健康的紧张矛盾”。同时，“价值的运动侵袭了人类需要的物质和符号两个过程，破坏了上层建筑与基础相分离的观念”。符号生产、消费与社会机制不可调和的矛盾，加深了消费主义文化危机。这种新的文化脱节，表现为消费主义摧毁了传统的道德伦理，而在消费符号化过程中，广告“缺乏作为聚合社会力量的道德因素。”势必导致消费社会的“历史性文化危机。”这种消费主义文化，在广告符号的强势语境下，“将作为关系到社会存亡的最重大分歧长期存在下去。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消费文化 影响
一、处于现代社会中的后现代主义
应该承认，“后现代主义（postmode rnism）”是个很难理解和界定的词汇，《现代流行观念词典》甚至这样解释：“这个词没有什么意义，却被人们尽可能地经常使用。”但它内涵的不明确性却并未对它的广泛流行产生不利影响，相反，在文化、艺术、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后现代”幽灵似的渗透在每个角落中。我们虽然无法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可以通过对其特征和影响的描述，来从各个侧面来理解何谓“后现代主义”。
首先，我们应理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对哲学概念。这是两个有时代涵义的词。从19世纪末的西方理论来看，现代性是与传统秩序相对比而言的，它指的是社会生活中进化式的经济与管理的理性化与分化过程。后来，人们经常以鲜明的反现代目光来审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过程。结果，说起后现代性，就意味着与现代性的断裂，或者说一个具有自己独立组织原则的新的社会整体的出现。
然后，我们来考察“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它们都处于文化之中心，现代主义指的是出现于世纪之交、并直到目前还主宰了多种文化艺术形式的一种风格和运动，其主要特征大概有以下几点：一、审美的自我意识和反省；二、对传统叙述结构的拒斥；三、对实在的看法的自相矛盾和开放的不确定性特征的探索；四、对喜欢强调结构、消解人性化主体的整合人格观念的拒斥。可以看出，现代主义的关键词就是解放和拒斥，解放的是个性、人性以及思想等意识形态种种，拒斥的是传统的桎梏。而当我们试图认识后现代主义时，我们发现，现代主义的许多特征大都以某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侵入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定义中了。
最后，虽然后现代主义者们的观点并不统一，但我们仍可以归纳出三点特征：第一，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个特征首先表现在解构主体性，消解主客二分。后现代主义主张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第二，推崇非理性。第三，不确定性。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反对普遍性和同一性，推崇自由、差异、多元和不确定性主体。
从以上论述的各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后现代主义并不是在时间上在现代之后，而是强调对现代主义的超越和颠覆，这充分体现在后现代主义者们提倡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上；其次，后现代主义主要是一种对传统的解构和摧毁；最后，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流行概念，符合现代社会人们的心理特征、顺应时代要求。
二、消费文化
在物质生产十分丰富的当代社会，“消费”不仅仅是一个生活现象，而是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消费文化，顾名思义，是指消费社会的文化。今天，我们使用“消费文化”这个词，是为了强调商品世界及其结构化原则对理解当代社会来说所具有的核心地位：首先，就经济的文化维度而言，符号化过程与物质产品的使用体现的不仅是实用价值，而且还扮演着“沟通者”的角色；其次，在文化产品的经济方面，文化产品与商品的供给、需求、资本积累、竞争及垄断等市场原则一起，运作于生活方式领域中。
消费文化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消费文化强调一种功利的、充分解放自我的处事方式和生活态度。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鼓吹得过且过、美的身体、逃避社会义务、向往异域风情、培养生活情趣、追求独特的生活格调。
第二，影像的过量生产和现实中相应参照物的丧失是消费文化中的内在趋势。商品、产品和体验可供人们消费、维持、规划和梦想，但对一般大众来说，能够消费的领域是不同的。消费不仅是为满足特定需要的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相反，通过广告、大众传媒和商品推销技巧，消费文化动摇了原来商品的使用或产品意义的观念，并赋予其新的影像和记号，全面激发人们广泛的感觉联想和消费欲望。
对此类现象，西方学者早有关注。法兰克福学派就以批判后工业社会中人的各种异化现象著称。其中，消费异化正是他们批判的焦点之一。弗洛姆认为，在铺天盖地的广告、推销面前，人们以及从商品的主体逐渐异化为商品的对象，在这个时代中失去了自主意识而在消费过程中为沦为商品的奴隶[2]。
三、后现代主义对消费文化的影响
第一，后现代主义攻击艺术的自主性和制度化特征，发展了一种感官审美，即一种强调对初级过程的直接沉浸和非反思性的身体美学。在消费文化中，追求美的身体就成为一个重要特征表现出来。为了拥有美的身体，人们不惜金钱，甚至不惜牺牲健康，铤而走险地尝试各种方法。
第二，后现代主义无论是处在科学、宗教、哲学，还是其他知识体系中，都暗含着对一切元叙述进行着反基础论的批判。
第三，在日常文化体验的层次上，后现代主义暗含着将现实转化为影像，将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段的倾向。因此，后现代的日常文化是一种形式多样与异质性的文化，有着过多的虚构和仿真，现实的原型和真实的意义都消失了。由于缺乏将符号和形象连缀成连贯叙述的能力，连续的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段，导致了精神分裂似地强调对世界表象的紧张体验：即生动、直接、孤立的体验。但问题是，影像的过量生产和现实中相应参照物的丧失造成了一种浮夸的商品形式，消费对象不仅仅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还包含有多余的那部分影像和附加在商品内的各种本不属于商品本身之价值的东西。这也正是如今许多人都感觉到的消费之后没有感到满足，反而感到有些空虚的原因之所在。
第四，后现代主义所喜好的是对以审美的形式呈现人们的感知方式和日常生活。这更多的是一种强调主观和个人的生活方式。在消费文化中则表现为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
应该说，无论是后现代主义还是消费文化，都体现了现代人们超越传统的试图。但在超越的同时，我们更应关注它们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异化现象。后现代主义昙花一现地过时了，成为哲学史中的一部分，而在人们越来越理性的今天，消费文化也将得到合理的充实而变成真正对人类有益的文化形态。
参考文献
关键词：王尔德 矛盾性 消费文化 唯美主义 纯艺术。
一、王尔德唯美主义的矛盾性
王尔德的文艺理论、作品还有他的生活中明显地充斥着自相矛盾的因素。在大力倡导“为艺术而艺术”，艺术无功利性，艺术无关政治、宗教、道德的唯美主义艺术观的同时，王尔德却创作出一部又一部具有道德教益的作品。作为唯美主义运动的主将，王尔德倡导纯艺术，生活艺术化，以此来对抗当时维多利亚的腐朽世俗生活，而他自己却紧跟时代脉搏，毫不落后地追随着当时的商业化发展进程，显示出强烈的商品崇拜。用唯美主义的艺术原则精心地打扮着自己的形象，衣着别致出众，表达着对资产阶级传统生活方式和趣味的蔑视与挑战，但同时他的这一举动也是吸引公众目光，渴望成名的广告式行为。正如他自己所坦言他即使不能成名，也要臭名昭著。的确，矛盾性是王尔德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在王尔德身上体现的是多重性格，多重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它们彼此共存，又互相否定，简直是一个多棱镜，万花筒。王尔德甚至刻意表现这种矛盾性，并证明它的合理与真实。
二、唯美主义运动与商品消费文化的对立
对于王尔德的矛盾性，批评界历来有着不同的解释。王尔德在牛津时很受罗斯金的器重，也深受佩特唯美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自己的文艺理论和实践正包括了对两者思想的融汇。我们知道，任何作家和他的创作都离不开他所生活的时代。所以，要考察王尔德的矛盾性，首先要了解唯美主义盛行的那个维多利亚时代。虽然倡导“纯艺术”的唯美主义思想倾向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中就已出现，但以“为艺术而艺术”为口号的唯美主义文艺运动是在19世纪下半叶拉开帷幕的。当时西方社会正经历着各个方面的巨大变革。商品经济突飞猛进，商品广告铺天盖地。在这个历史的大变革时期，异常敏感的知识分子无法接受资本主义商业化的庸俗现实和日渐发展的商品崇拜，对自我和社会的前途感到失望和迷茫。他们努力地维持传统的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对立，倡导艺术自律、纯艺术、生活艺术化。在王尔德眼里，艺术和现实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现实应受到贬斥，惟有艺术的世界是值得追求的。王尔德正是向他所说的艺术世界里寻求真实，寻求意义，重建对生活的信心， 以此来抵制现实世界对人们的侵蚀和对自我的剥夺。王尔德耗尽毕生精力努力实践着唯美主张。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王尔德是在那个庸人主义、物质主义和中产阶级的道德观盛行的世纪末奋起抗争的艺术领袖。
[关键词]都市化 消费文化 生产与消费 精神生产 文化消费
〔中图分类号〕G0；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11-0119-07
与农业社会相比，城市最显著的功能与特征即它的消费性。与传统的城市消费相比，在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中，由于人口、财富、文化资源在都市空间的高度集聚与迅速膨胀，不仅直接刺激了都市化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也使城市社会固有的消费功能获得了极大的提升甚至是升级换代，以至于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从群类到个体，从历史文化到自然遗产统统被卷入到消费、消费、再消费的潮流中。这既是当代被称为消费社会、消费文明，也是都市消费文化研究在中国学界迅速升温的根源。综观当代中国的消费文化研究，其突出问题可概括为“跟着西马走”（如卢卡奇、波德里亚、霍克海默等）与“跟着感觉走”。前者忽略了作为母体、比子孙更高瞻远瞩的父系经典理论，未能从社会生产的总体性与历史发展角度探索出适合中国经验的当代批判话语；后者则基本上割裂了或完全不懂得马克思揭示的消费与生产的内在关系原理，直至沦为毫无理性反省能力、随波逐流的欲望化了的时髦文化批评。要想真正完成解释与批判消费社会现实与文化经验的理论任务，在当下急需以都市化进程为现实背景，重温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理论，并从对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的总体把握与发展创新角度建构出其当代形态，由此为消费文明时代的文化研究提供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框架。
一、对马克思“生产―消费”关系理论的再认识
在红尘滚滚的消费社会中，人们面临的首要困惑源自生产与消费关系的错乱。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社会生产结构在总体上重生产、重积累的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向重消费、重流通的后工业社会或消费文明转型的直接表现。按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社会生产结构在逻辑上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要素，[1] （P91） 但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时代中对它们又分别有所倚重。以民族而言，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侧重于‘生产’，而希腊商业文明则侧重于‘交换’等。以时代而言，古代社会在总体重‘生产’，如资本主义早期的清教伦理、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勤俭、节约’意识形态；而当代世界的主潮则倾向于‘消费’。”[2]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当代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速中升级为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直接相关。城市越大，集聚的人口与财富越多，城市的消费性质与服务功能就越明显，这在农业社会的大城市（如中国北宋时期的东京、南宋时期的杭州）已有充分的表现。而在当代随着人口、财富、资源向大都市与城市群的迅速转移与高度集聚，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了都市社会固有的消费性质与功能，另一方面，也直接带动了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生产向消费形态的倾斜与转型。正如罗维斯所说：“随着人口的日益城市化……斗争已从生产领域（商品生产和服务行业的生产）转移到再生产领域（即维系稳定的城市生活的水准，如果不是提高的话）。”[3]（P147-148）
在世界城市化的当代背景下，由于现代服务业与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使人们在观念上特别容易遗忘生产与消费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必然要忽视或否定生产要素及其种种物化形态在实践上的重要性，这是消费要素与行为在后工业社会中被高度重视乃至无限拔高的根源。以城市经济为例，是过分强调第三产业对第一、第二产业的优势，并以之作为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理论研究上则以“消费资本化”为代表，核心是“消费能产生资本，消费者因此能成为‘资本家’”。[4] 其最极端的表现则在被中国文化研究者推崇到极点的波德里亚。后者用了一系列的终结――“这是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政治经济学的终结”；“这是能指/所指辩证法的终结，这种辩证法曾使知识和意义的积累、复合话语的线性意义群成为可能”；“这同时也是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辩证法的终结，这种辩证法曾使社会积累和生产成为可能”；“这是话语线性维度的终结、商品线性维度的终结”――来形容他眼中的消费社会，并得出“生产时代的终结”这一关于当今世界的宏大叙事结论。[5] （P6-7） 正如所有“说大话”、“说狠话”、“说过头话”的宏大叙事一样，波德里亚直接宣布作为社会生产结构四要素之一的生产环节走向终结，也明显存在着以偏概全的学理问题以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心态问题。因而，对此需要加以订正的是，说消费的重要性在后工业社会中得到极大地提高，甚至在某些领域与方面已占据了主流地位，是未尝不可的，但至于是否可由此推出“生产时代的终结”，则需要进一步的推敲与小心求证。
要想在观念上真正解决这一重要的认识问题，需要重温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精辟阐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表述为三个方面。首先，生产决定消费，因为“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任何现实的消费活动总是要以生产、分配、交换环节提供的生活资料为基础与对象。正如俗话所说“镜子里的烧饼不能充饥”，马克思把这一点称为“肤浅的表象”。他指出：“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1]（P6-7） 其次，“消费也是生产”，因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并不是“同一的东西”，而是“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是“一个有机整体”。作为有机整体，其相互之间远远超出简单的机械作用关系。如马克思说：“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1] （P17） 这是马克思以其时代蓬勃发展的工业文明为现实背景的理论创造。与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相比，以工商业与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工业社会，使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以及对整个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推动作用逐步展现出来。这是马克思更看重“消费也是生产”的主要原因，也是具有深远的面向未来意义的科学论述。再次，是生产与消费的相互适应与相互依存原理。马克思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6] （P9） 在某种意义上，这代表着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高认识与理论境界，其精髓即消费与生产是互为存在的矛盾统一体，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脱离对方而单独存在。就此而言，所谓“生产时代”单方面的终结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同样也等于“消费时代的终结”。这就为我们清理各种片面的、极端的消费理论提供最具现实价值的理论基础以及最直接的批判武器。
对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原理的重温与再认识，既不等于无视在都市化进程中日益壮大的消费文明现实，也不等于彻底否定当代消费社会研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所做的某些敏锐分析与尖锐批判，而是要通过对被其扩大、吹胀了的部分的消肿、还原与批判性建构，将消费社会与文化研究有限的合理性与有效的应用范围真正确定下来，为科学的、全面的认识与研究提供理性的基础与合法的框架。
二、生产与消费的历史变迁与当代阐释
在某种意义上，“消费也是生产”、“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6]（P12） 等命题，是马克思消费理论中最重要的“硬核”与最闪闪发光的“慧识”，构成了我们研究当代消费社会发展与消费文化生产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马克思消费理论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一个天才的理论预见，由于资本主义大生产仍在发挥着决定与支配作用，由于后工业社会与消费文明社会在其时尚处于萌芽状态与低级阶段，因而其对社会生产直接的现实影响与重要性也就不可能充分表现。这也是当时一般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不理解“消费也是生产”的主要原因。但随着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后工业社会兵临城下，特别是以都市社会为中心、消费环节对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推动作用越来越突出，马克思“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才找到了充分展示其思想内涵的广阔现实土壤，并在后工业社会或消费文明时代一洗历史尘埃，焕发出灿烂夺目的真理光辉。对生产与消费关系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形态进行考察，既出于推动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中国化的内在需要，也有利于正确认识与把握这个消费声浪越来越喧嚣、一浪高过一浪的现实世界。
首先，城市的发生与发展既是生产与消费走向对立与更高矛盾状态的始因，也是推动整个社会生产从生产向消费环节转向的主要机制与力量。从起源上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社会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7] （P56）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8] （P390） 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了人类在聚集空间与生产实践上的重要分化，具体是生产要素在以农业文明为母体的乡村社会中成为主体，而消费要素则在以工商业为基本象征的城市空间中获得了高度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最初的城乡区别恰好构成了消费与生产分裂的第一种现实形式。尽管城市的工商业与城市化水平有历史的与现实的差异，但其消费本质始终如一。以马克思・韦伯划分的城市类型为例，尽管他根据经济因素把城市分为“消费者城市”、“生产者城市”与“商人城市”，但从起源上看，“起初凡是城市作为一个同农村区分的实体出现的地方，不管是领主或王公的居住地也好，还是市场所在地也好，城市都是具有两种性质――家族和市场――的经济中心……是市场定居点”，因而“城市或多或少都是消费者城市”。即使是他命名的“生产者城市”，由于“工厂、手工工场或者家庭工业在城市之中扎根”，在实际上也主要是指“它们供应外部区域”或“它们的商品输送到外面”，[9] （P567-568、P570） 而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有本质的区别。这在逻辑上恰好说明交换、消费等非生产性要素一直是城市的核心功能与主要形式。又如经济史学家将中国古代城市划分为政治型与经济型，前者以开封为代表，“工商业是贵族地主的附庸，没有成为独立的力量，封建性超过了商品性”，“充满了腐朽、没落、荒淫、腐败的一面”，后者以苏、杭为代表，其“工商业是面向全国的”，流露着“清新、活泼、开朗的气息”。[10] （P158） 尽管在政治型城市中工商业或消费市场受到较多的压抑与限制，但雄厚的经济基础与众多的城市人口仍使其在整体上倾向于消费而不是生产。以清代都城北京为例：“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20世纪初，城内有常住人口70.5万人，其中专享俸禄的八旗子弟和官员、差役、兵勇等非生产人口达28万人，占到全部人口的40%。正是这样庞大的消费群体和较高的消费水平，大大刺激了北京的经济贸易的发展，推动了与娱乐消遣相关的手工艺、戏曲、书画等文化娱乐业的发展。”[11]（P121） 由此可知，城市一直是推动社会生产从生产转向消费的主要机制与力量，城市化进程越快、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的空间与人口规模越大，其社会生产总体上的消费性特征就越明显。而消费社会在当代的出现与迅速发展，则与当今世界城市人口即将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12] 特别是大都市与城市群人口的迅速飙升直接相关。
其次，当代城市人口与空间规模的扩张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消费功能与水平，使生产与消费以更加复杂的方式相互缠绕在一起，这是人们在研究当代文化时“只见消费”、“不见生产”的主要原因。按照阿尔温・托夫勒的看法，人类至今已经历过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第一次是历时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第二次是至今三百余年的工业文明，它们对人类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的变迁产生了至为关键的重要影响。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而言，在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中，大多数人的生产和消费是一体化的。工业文明的第二次浪潮把人类的生活劈分为两半，造成了生产和消费的分裂与对立。在作为第三次浪潮的后工业社会中，消费与生产的关系既不同于第一次浪潮中的简单纯朴，也不同于第二次浪潮中的泾渭分明，而是出现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态势。托夫勒提出的“消费者的生产力”与“产消合一者”等概念，就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劳动创造财富”或专业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而为一，是后工业社会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托夫勒曾以自测怀孕器的使用为例指出，1970-1980年代以后，数百万妇女取代了医生和化验室的工作，“这个自助运动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它代表了从被动的消费者成为主动的产消合一者”。[13] （P26） 以“自助运动”为例，其意义决不仅是“自己动手干活的趋势”；它表明“消费者更紧密地卷入生产过程之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传统的区别消失了”，预示着“生产转向经济的第一部类”，并具有“改变市场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改变我们整个经济思想”、“改变经济冲突的基础”等重要意义。[13]（P370、P375、P379、P381） 在逻辑分析上，托夫勒的三次浪潮社会理论，恰好在经验层面上印证了马克思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基本原理。具体言之，生产决定消费（“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对应于“民以食为天”的农业文明时代，其核心即只有首先创造出大量的物质生活资料，才能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非命下》）的大同理想；“消费也是生产”（“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对应于“市场也是生产力”的工业文明，其主题是劳动产品的商品化及其在市场中的“二度创造”，对于物质生产与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则将当代消费文明或后工业社会的本质与深层结构充分揭示出来。这不仅表明生产与消费要素在逻辑上更紧密地相互缠绕在一起，凭借传统的感觉或简单理论思维已无法把握其深层的内在联系，同时还揭示出生产与消费环节在现实中已超越了两者非此即彼或泾渭分明的低级形态，并借助人类个体与社会更高的发展阶段实现了社会生产诸要素新的和谐与统一。在此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以消费为核心的都市生活使人越来越远离了实际的生产领域，但却不能因此而得出生产环节已经终结的片面结论。在物质生产上，尽管消费环节对经济发展的带动功能日益突出，但总体上“让百姓更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依然任重道远。”[14] 在精神生产上，可以读者中心理论为例，传统的作家中心让位于读者中心既是消费时代的附属物，也是这一理论宣扬“作者死了”、“无原本的复制”、“所有一切都是类像”[15] （P32） 的根源。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作者的写作、作者创造的原本等生产过程或产品在前，后现代的“读者中心”、“复制”等同样是不可能获得其生产对象的。以央视“百家讲坛”为例，尽管其文化评书可以增加许多有趣的噱头和花边，但如果没有《论语》、《三国演义》等原本及其强大的生命力，实际上也是不可能有当代这些文化说书人的再生产与传播实践的。由此可知，在消费时代，生产仍在继续，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并没有终结，而只是两者的结构关系有所改变，或者说生产与消费要素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为有机地统一起来。
由此可知，对于马克思的消费理论而言，一方面，它以消费与生产的相互适应与相互依存原理为基本逻辑框架，另一方面，又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有机整体”为总体理论背景，因而完全不同于当代消费文化研究者对消费功能的神奇夸大与无限吹胀，后者充其量只是对马克思“消费直接是生产”、“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消费浸入精神生产”等命题片面理解与发挥的结果。特别是从自然环境保护与精神生态建设的角度，对当下理论界与社会思潮中日益泛滥的消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反思十分必要。只有同样认识到生产环节的重要性，真正理解了消费与生产的内在关系，才能深入地把握住消费社会表象之下的深层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我们认识消费文明的本质，以及当代人正确理解与科学阐释他们的生活世界提供了最重要的哲学基础与科学方法。
三、消费时代的精神生产新变与文化消费异化
在某种意义上，消费的逻辑不仅强烈改变了传统的物质生产方式，也深刻地影响到当代的精神生产过程。如果说前者的主要特征是高新技术产业对传统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对现代工业体系的有力挑战，与那么后者则直接体现在“实用”与“审美”、“经济”与“诗意”、“功利”与“非功利”等一系列传统矛盾在当代都市文化中的化解与有机结合上。从总体上看，如果说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离始于城市与乡村的分裂与对立，在漫长的历史中，如同资本主义敌视诗的道理一样，经济发达的城市一直是精神生产的障碍甚至是桎梏，而大自然与乡村则多成为文学艺术表现与审美创造的对象，那么也可以说，在都市社会这一更高的发展阶段中，原本由于城市出现而分裂的“物质”与“精神”、“实用”与“审美”、“铜臭气”与“人文气”正在走向新的综合与统一，文化资源成为生产对象、文化生产成为生产力要素、文化市场成为更有活力的经济空间，以及文化消费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日益增加是其重要标志。这一进程的后果是两方面的，也是在当下急需加以研究与关注的。
从积极的方面看，主要是文化生产的经济功能得到充分发展。原本与经济活动关系疏远甚至相互敌对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在当代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支有着重要实力与远大前景的生力军。对于整个社会生产而言，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合一增加了生产资源与劳动力要素，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多样性并现实地创造了巨额的社会财富，为当代人的生存与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条件与现实可能。与此同时，精神生产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产生了更为积极与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以“旧型工业化”为主导的传统城市化模式，由于地理空间、自然资源的空前紧张正在陷入巨大的发展困境之中，逼迫城市必须通过寻找新的资源、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在知识经济时代，除了依靠高新科技研发的新能源、新材料之外，一直被看作“只消费不生产”的精神文化摇身一变为财富神话的创造者，并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观的“软资源”与文化生产力要素，使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为目标的城市理念与形态成为现实，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源与新方向。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使文化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当今世界异军突起，成为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调整经济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式的有生力量。但从根本上讲，文化产业与现代服务业是消费而不是生产，侧重于对人类已有物质生活资料与财富资源的交换与分配，而不是直接与自然对象打交道、可以生产出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实践。它们的存在主要依赖于已积累了大量财富与消费需要的城市，本身只是当代社会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的现实表现。而由于消费的扩张总要建立对生产环节的挤压与排斥上，因而必然要打破两者之间固有的平衡与秩序并导致一些严重的负面影响。这表现在物质生产上，是恶性地消耗自然资源与环境，表现在精神生产上，则是一种更为加严重的文化异化现状。
从消极的方面看，则是精神生产的精神本性被“物化”与“异化”。在传统社会中，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鸿沟，本身就是后者可以超越物质层面、实现精神生产目的最重要的条件与基础。如现实主义文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现代主义艺术家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抗议等，其核心思想就是“审美的无功利性”和“文学艺术的批判现实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已开始试图弥补两者之间的对立，但由于生产环节的重要性而一直未能如愿以尝。但在当代以都市为空间基础的大众文化中，则迅速实现了精神生产的物质化与消费化进程。不仅那种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的精神生产被迅速地物化或异化，那种不直接满足生理刺激与本能欲望的审美精神也同样不复存在。其直接后果是出现了作为劳动异化的延伸形式与当代形态的“文化消费异化”，具体言之，“人们消费的低俗文化对象越多，他们实际上享受到的精神价值就越少；人们对这种粗放文化消费品占有得越多，他们人性中的文化就更加苍白。也可以说，他们越是消费，他们就越丧失消费的能力，并且在心灵上越来越饥饿”。[16] 由此可知，在现代化大都市中，尽管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建设得都比较好，但由于文化消费的这种异化现状，因而既不能保障都市人可以过上一种真正有质量的当代生活，同时也没有使大都市与城市群实现“更有意义、更美好生活”的城市本质。[17] （P7） 在这个意义上，都市社会在精神生产上存在的问题，与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面临的挑战是同样严峻的。
在被消费的逻辑严重扭曲的当代精神生产中，尽管可以给城市本身的物质发展增加份额，但由于其所带来的文化异化反过来直接败坏了城市的本质，因而又从根本上威胁着都市化进程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应对过度消费化给城市肌体与功能带来的创伤与阴影，有必要重温马克思对精神生产的本质属性所作的研究与重要论述。其要点有二：一是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差异性，他在批判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时曾以讽刺的口吻指出：“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18] （P298） 二是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高度去阐释作家的艺术劳动。如王元骧指出：“他对于文艺的价值，也正是从这一思想高度和思想背景，即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和作用的方面来进行阐释和评判的。所以他认为对于作家来说，作品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诗一旦变成诗人的手段，诗人也就不成其为诗人了’。他痛斥资本主义社会使作家创造失去了自己的目的而变为仅仅为了谋利的时代，使‘非生产劳动者’变为‘生产劳动者’，而仅仅为资本、利润来进行创作，提出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他‘决不应该只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所以有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19] 在这个意义上，正如西方学者费彻尔所说：“马克思认为幸福的集中体现就是活动、积极性，而不是消极的消费。”[20] （P116）在某种意义上，这不仅表明在理论上过分强调精神生产的消费化是错误的，同时在实践中完全将精神生产等同于物质生产也会使都市精神生态出现严重的污染与问题。
都市消费文化对当今世界精神生产与消费的总体影响构成了我们阐释与批判消费文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对都市消费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如同大城市与都市群对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样，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高级精神形态与当代世界精神生产与消费的话语中心的都市文化，同样使当代精神世界、特别是在文化消费上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都市化特征。另一方面，在都市化进程中，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因而如何在都市化进程中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正在成为在当代语境与现实背景下实现人自身全面发展的关键所在。总之，在到处充满了熙熙攘攘消费声的都市社会中，一方面以马克思的生产消费原理为基础，才能深刻地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本质以及把种种错误的反映、认识与阐释清理出去，另一方面，借助马克思关于精神生产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为指导，才能消除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必然遭遇的文化与精神异化，使城市的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发展走上和谐与科学发展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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