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实践与大学生社会化方面论文
社会实践的加强与大学生社会化进程的推进
人的社会化，是指作为个体的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并逐步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人的社会化发展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个人而言，只有实现社会化，个人才能适应社会生活，才能使人的个性得以形成和发展，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掘和发挥其潜力和积极性;对于社会而言，人的社会化过程是个体不断融入并促进社会进步的过程，在促进了人的发展同时也将促进社会结构的完善与发展，促进了社会文化的积累与完善。社会化是一个包含丰富内容的成长过程，在自然人成长为适应社会发展的社会人这社会化过程中，要使其掌握生活技能，培养其社会角色，并使其在社会中能承担社会责任、权利和义务。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的社会化程度如何，将直接影响着能否发挥他们主力军的作用，进而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学生社会化是他们全面成才的重要途径和标志。
一、当前大学生社会化进程中的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伴随改革开放进程和我国的教育改革蓬勃发展，高等教育呈现大众化和开放化趋势，在人才培养中注重了知识与能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大学生的社会化程度也有了较大提高。据教育部社政司2000年3一4月份的调查显示:“从总体上看，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是好的”。当代大学生能够拥护并支持党和政府的力-针、政策，理性地看待国家改革、发展中遇到的困难，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较强烈的爱国热情、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但我们也应看到，在大学生的社会化进程中也存在着不少突出问题，如价值观念的扭曲，价值主体过于自我化，价值取向功利化，价值目标庸俗化;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增多，根据北京高校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研究课题组的调查，“大学生中存在中度以上心理卫生问题的学生占16.5%”【2];违法犯罪日趋严重，并且有利用高科技手段犯罪的趋势;品格修养存在缺陷，对别人缺少爱心和宽容心，任性，动手能力差;心理沟通存在障碍等等。
大学生社会化进程中出现这些不良因素，原因是多力一面的，表现在:社会环境的不尽人意，如腐败滋生，物欲横流，人际关系紧张……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在校大学生对社会的认同;教育模式的局限，如教育环境的封闭，教育理念落后，社会教育的缺失，教育中只注重知识的传授和灌输，教育的内容、力一法等陈旧……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教育与社会的脱节，使学生对社会缺乏正确和全面的认识，缺乏面向社会的眼光和投身社会的热情;而大学教育中对社会实践的忽视是造成大学生社会化进程中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当前的高等教育中，存在着许多对大学生社会实践忽视的情况，如思想上不够重视社会实践，理论教学与实践环节的结合不当，社会实践仅仅局限在暑期下乡活动和课程实习、社会调查等范围，社会实践形式单一，在教育教学中实践环节的落实不到位，甚至流为形式等等，而社会实践是在校大学生社会化的主要途径，对实践的漠视必然会使其社会化程度受到阻碍。
二、社会实践是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途径
(一)社会实践是大学生认识、认同社会的基础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大学生社会认同的前提。“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3]人不能脱离行动、脱离实践而从外界直接获得知识，只有在实践中，人们才能逐步从现象深入到事物内部，认识其本质和规律，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尤其如此。在大学生社会化进程中存在对当今社会认识不正确或片面的问题，进而造成对现存社会不满或认同感不强，除了社会自身的复杂性和社会中存在不良现象外，学生自身所处环境—大学校园的相对封闭性、学生生活的相对单纯性是最重要的原因。学校环境和生活的封闭和单纯，一力一面有利于大学生避免外界干扰而安心学习，避免精神污染，培养高尚德性，但另一力一面，也会造成大学生们由于封闭造成对社会缺乏正确、全面、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对社会的认同感不强。因此，通过加强社会实践，让学生走出校园，走向广阔的大社会，从而使大学生们在实践中深入了解社会，增进对社会的认识和认同，进而投身社会、服务人民。
(二)社会实践是大学生走向社会的关键环节
校园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小社会，但大学校园与社会仍有着很大的差别，从校园走向社会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必要的社会化准备作为过渡的前提条件。大学生社会化程度不高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学生毕业后不能较快适应社会，不少在校表现优秀的学生，毕业后工作平平庸庸，甚至有些毕业生走向社会后成为人民的对立者，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这些现象反映出我们的高等教育存在脱离社会实际的问题，学生缺乏从学生向社会人转换的必要准备。因此，要使学生能尽快地转变角色，适应社会，在校期间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强化社会实践，按照同志在北京大学百年庆典上的讲话中对青年大学生提出了四个统一中的“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的要求，实现教育与生产的有机结合，走实践成才道路。通过加强社会实践，提高在校学生的社会化程度，提高在校学生对社会的认识水平和社会适应能力，掌握必要的进入社会角色的知识和技能，为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打下必要而良好的基础。
(三)社会实践是在校大学生承担责任、奉献社会的途径
作为社会人，一力一面具有要求他人、集团、社会尊重其尊严、人格和个人自由、生存生活的权利，为其提供物质和精神需要;另一力一面，也要求其通过自身劳动创造出物质和精神的财富，来满足自身和他人、集团、社会的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在大学教育中，我们不仅要使学生掌握专业知识、技能，也不仅仅要培养学生具有承担社会责任、奉献社会的意识和品质，而且应采取措施以使大学生们力所能及地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技能服务社会和人民，大学生社会实践就是在校大学生承担责任、奉献社会的途径。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力一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4]因此，我们应该通过组织在校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正确处理好受教育与做贡献的关系，在社会实践中锻炼学生的技能，也让学生将自己在学校学到的技术技能服务人民、奉献社会，承担力所能及的社会责任。
三、加强社会实践，促进大学生社会化
(一)提高对大学生社会实践重要意义的认识
影响大学生社会实践效果的因素很多，其中思想上高度重视是提高社会实践效果的思想前提，加强社会实践，首先要提高对大学生社会实践重要意义的认识。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成才不可缺少的重要途径，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加强大学生社会实践也是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力一针政策的体现。正如1999年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的:“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使受教育者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5]因此，全社会特别是高校要高度重视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从组织领导、经费落实等力一面予以强有力的保证。
(二)拓展和深化社会实践的范围和内涵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一种以实践的力一式实现高等教育目标的教育形式，是高校学生有目的、有计划深入社会现实，参与具体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观察社会、理解社会、分析社会、服务社会，不断培养学生技能、品格的教育活动。加强大学生社会实践，必须突破原来简单地将实践理解为参观、实
习和暑期三下乡的狭隘范围，努力拓展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范围，主要包括:暑期三下乡，学生的课程实习、实践，社会调查与考察，生产劳动，青年志愿者活动，勤工俭学--一不仅如此，在拓展大学生社会实践范围的同时，还要不断深化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内涵，不仅仅是调查、学习知识和掌握技能，还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学生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培养学生投身实践、服务社会的思想观念。
(三)精心策划，提高大学生社会实践效果
造成大学生社会化问题的原因不仅在于实践环节的缺少，也与当前大学生社会实践效果不佳密切相关。精心策划、认真组织是提高实践效果促进大学生社会化进程的关键。
首先，建立社会实践活动的领导机构，按照分工协作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设立实施机构，建立相关的工作制度，确保活动顺利开展。
其次，要确立科学的社会实践设计原则，依据适合青年成长规律，按照受教育与长才干相统一，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统一以及人才、经济、社会效益相统一原则，精心设计好社会实践活动，从社会实践的内容、力一式等力一面做好规划，使实践活动具有计划性、预见性。
再次，要认真准备，做好社会实践前的宣传准备、物质准备，为社会实践活动打下良好的基础和保障;周密部署、扎实作，姻织室旅奸室践活动，提高社食室践活动的室扮性。
最后，还要建立社会实践评估体系。依据评价体系，认真做好社会实践的总结工作，不断提升和提高大学生社会实践。
大学是文化的载体，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共生理论，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平行、博弈、合作”构成了两者互动过程中的基本形态。平行，是指大学文化虽是社会文化独特的亚文化，但他们之间存在相对独立性。大学是以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为职能的社会机构，这使得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具有自身的文化品性和文化追求。博弈，是指大学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存在，在其与社会文化交互发展过程中，两者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较量与冲突。譬如，耶鲁大学力推自由教育，注重个人品性的提高，对于社会文化中的商业气息及功利价值追求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4］；清华大学“真维斯楼”的出现则引起了公众对高校价值观的反思。这些都说明大学有其特立独行之处。合作，一方面指大学的发展离不开当地社会资源的支撑，另一方面指地方政府也期待大学为促进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做出贡献，而这正是两者间有效合作的现实基础。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这种平行、博弈、合作互动无疑为文化创新、增强民族活力提供了良好载体和有效路径。
二、社会文化对大学文化的浸润
每一种文化都植根于她自己的土壤。高校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形成发展必然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客观限制和影响。一直以来，社会文化对大学办学理念、学科建设、发展目标、人才培养标准等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大学中对国家法律、大政方针等社会政治的学习和弘扬，也影响着师生员工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同时，社会中某些世俗文化的影响，也导致了学术文化中的使命感相对低迷、责任心部分丧失，良好的研究作风正在渐行渐远。这些都是社会文化与大学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体现。作为坐落于某一区域或者说某一城市的大学，其城市的文化更是成为形成特色大学文化的基础。首先，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区域，其民情风貌集中体现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习惯、审美追求等。作为与区域有着天然地域联系的大学，其办学理念、价值追求和广大师生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无不反映这种文化，无不与这种文化息息相关［5］。其次，大学特色文化的形成，需经历一个历史文化积淀和升华的过程，优秀的社会文化能有效助推这一进程。例如，扬州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2500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崇文尚德、开明开放、创新创造、仁爱爱人的地域文化传统。驻地的扬州大学既在“淮扬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带有深刻地域文化传统与城市精神烙印的办学特色，学校文化在城市精神的浸润之下，形成了其独特的精神内核。
三、大学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引领
（一）大学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的批判大学自由的学术氛围有利于激发大学文化对社会文化批判的动力。大学通过自身的文化创造以及引入外来文化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可以催生新的文化，同时大学文化可以对现实文化的偏离进行及时纠正，社会现实提出的问题也能使大学对已选定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校园文化活动等大学文化形态进行变革，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大学人文主义教育家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时期大学文化对封建文化的批判等。
（二）大学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的提炼从古典大学到现代大学，“科学”和“人文”都是大学文化的两个关键词。崇尚学术、追求真理、健全人格、造福人类永远是大学文化中的核心要素，“求真”和“求善”一直是支撑大学作为社会中一种文化机构得以存在的灵魂。大学文化中的经典精神要素推动对社会文化中先进因子的找寻，甄别出保守落后、忽视人性关怀的成分，将社会文化的精髓提炼出来，促进理性价值观的形成，进而引导更多的民众理解和接受，直至转化为民众的文化自觉［6］。
（三）大学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的辐射大学文化在高校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与创新这些基本职能的过程中，会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辐射先进文化，引领群众文化，孵化文化产业。同时，高校学者在参与地方的各种学术交流、文艺创作、媒体宣传、论坛讲坛等活动中，将先进文化传播到群众之中，促进先进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另外，每年700多万受高校文化熏陶的大学毕业生走上社会，他们更是对社会文化影响巨大。所以培养出优秀的大学文化无疑可以对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
四、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协同发展的路径选择
大学文化已成为社会发展战略的要素，经济、社会、技术和教育战略与文化的关联越来越密切。全国各地的许多知名城市，在其发展中，特别是城市科技和文化发展轨迹中，无不留下了知名大学的发展足迹，大学和社会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美国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大批著名大学所在的波士顿，其文化竞争力远胜于美国其他城市；牛津与剑桥这两大名校，亦是伦敦的“文化标签”和“城市名片”；北京、上海、青岛、大连、广州等城市，既滋养了驻地的高校，亦因名校驻扎而更彰显其文化底蕴。因此，要积极找寻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协同发展的路径和模式，搭建两者良性互动平台，促进两个文化和谐共生与协同发展。
（一）文化意识共培文化建设的核心是文化思想，文化思想的基础是文化意识。人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大学生作为文化建设的生力军在其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肩负着为学生构建完整精神世界的职责，运用艺术、文学、哲学、科学等文化知识推动学生精神世界的构建，使大学生传承主流文化、创新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文化，为文化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高校师生开展的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如送文化下乡、文化知识调研、文艺夏令营等等，以灵活多样的方式，促使大学文化在社会中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地发挥教育引导功能。政府可通过校地、校企、校校之间的协同合作，更好地传播文化艺术作品、支持文化产品创作、发展文化事业等，以培养社会公众的文化意识，不断加强民众文化自觉，逐步推进文化建设。
（二）文化人才共育育人是高校的主要职能之一。培育契合社会发展、文化繁荣要求的文化人才，高校与社会应各有分工、各有优势。高校应通过“合作”与文化部门、文化企业、文化社团等建立形式多样的文化人才培养基地［7］。如中国人民大学与扬州市政府建设大学文化科技园项目，建设版权贸易交易基地、“数字文化云”（服务）大厦、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等，为社会专业文化工作者提供了拓展文化艺术相关知识、提升自身文化素养的条件。地方也为高校学生提供了参加文化实践的机会，在实践中培养未来文化人才的文艺专业素质。同时，高校应充分发挥自身“智库”等优势资源，结合地方文化特色与需求，针对地方文化产品的开发、营销、管理、服务等进行“私人订制”，建立培训基地，分类进行模块培训，与地方文化社团共建高校学生实践基地，促进大学生专业文艺素质的培养与技能的提高。
（三）文化创新共谋现代社会民众对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精品化等特点，文化创意产品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起到基础性作用，同时，文化创新又是文化创意产品的来源。高校有丰富的导师资源和充满创造热情的大学生，可以结合特色文化资源建立文化艺术研究机构、组建文化创意社团，将青年研究者思想的敏锐性与灵动性充分发挥，构思和设计文化创意产品，以学术研究为依托，培养文化高级人才。如江苏师范大学依托文史哲学科优势，组建了汉文化研究院、大学科技园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积极整理、研究、传播、开发徐州汉文化历史遗存和汉文化旅游资源；成功举办了“海峡两岸楚汉文化研讨会”，出版了《楚汉文化论坛》，并以此为基础，充分利用办学优势培养服务地方文化发展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积极探索繁荣地方文化的特色发展之路。与此同时，地方文化产品经营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建立产品研发中心，或寻求与高校、其他企业的合作，开发创意产品，将文化创意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注重文化产品附加值的提升与市场潜能的挖掘，形成生产、推广和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有效推动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
1．美国华裔
华裔问题是中国移民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在这次大会上，学者们对当代华裔移民在美国较高的社会地位持普遍的肯定与赞誉态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邓肯•拉塞尔（DuncanRussel）提出，1970年代以来华裔不仅实现了从“永久外国人”到“模范少数”的转变，还对美国的社会文化和社群构建有重要影响。北京外国语大学朱晓燕教授对拉塞尔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华裔形象在过去两百年间从“黄祸”变为模范少数，改变了美国人对华裔的认识。暨南大学陈奕平教授及硕士生宋敏峰则指出，华裔在发展自身和繁荣当地社会的同时，也在诸多领域参与了中美关系，对提升中国形象、增强中国软实力有积极作用。华裔社会组织的功能也是学者们所注意的。暨南大学李爱慧副教授肯定了“美华协会”（1973年成立）的重要地位。她指出，该协会成立初衷是为华裔争取民权和推动华裔参政。1980年代以来，该协会发展为亚裔的联合组织，在维护亚裔权利、支持亚裔候选人和推动亚裔投票等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佐治亚大学博士生杜丹辨析了华裔秘密帮派的双面性。她承认，唐人街秘密帮派不乏从事、鸦片及等非法活动者，但它们也有向弱势华人提供工作和生存机会，帮助他们免受歧视的一面。而且，随着唐人街华裔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其集体意识的提高，华裔帮派冲突减少，形象日益积极。
2．美国黑人
关于黑人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王恩铭教授将历史上黑人对美国认同的矛盾性归因于白人种族主义。他认为，作为受奴役和歧视的民族，绝大多数黑人希望和要求融入美国社会，真正成为美国公民，但白人种族主义对其融入却顽固抵制，这使其被迫诉诸分离主义，试图以自立和自治实现自由和平等。由此，融入主义和分离主义贯穿了黑人斗争的始终。浙江师大孙群郎教授将低度郊区化和高度隔离化总结为20世纪美国大都市黑人居民分布的典型特征。他认为，这种特征的形成，既和黑人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白人种族偏见以及金融机构、住宅建筑商和地产经纪的歧视有关，也和地方政府的“排他性区划”和住宅法令，以及联邦政府的住宅抵押贷款政策和公共住宅政策密不可分。辽宁大学高岳副教授将革命时期到内战前反蓄奴和反歧视黑人的道义力量未能促成美国废奴的原因，归纳为政治利益的牵制和当时美国自由观包容性不足。鲁东大学高春常教授对黑奴中的灵性经历做了探究。他认为，黑奴在宗教亢奋状态下幻听、幻视、昏厥，出现生死体验、巡游地狱和天堂以及觉察双重自我等现象，不仅是其个人因素激励的结果，也和社会机制的作用有关。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高国荣副研究员对1970年代兴起、争取环境权益的美国环境正义运动做了解释。他指出，该运动的主力是社会底层，尤其是黑人等少数族裔和低收入民众。它之所以发生，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有毒有害废弃物集中分布在低收入及有色人种社区。美国大西洋大学博士保罗•多坦（PaulDottin）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美国补偿黑奴制与种族隔离的运动的起因予以了揭示。与黑人相关的社会组织和人物也是学者们感兴趣的话题。武汉大学谢国荣教授论证了南部妇女反私刑协会（1930年成立）在反对白人对黑人私刑和公立学校种族隔离，促进种族平等方面的贡献。南开大学张聚国副教授剖析了匈牙利1848年革命领袖路易斯•科苏特（LouisKo－ssuth）寻求美国支持的两次访美经历。张聚国认为，科苏特对奴隶制的沉默招致了废奴主义者和非裔美国人的愤怒，他推动美国介入欧洲事务引起了蓄奴州对联邦干预南部制度的担心。科苏特访美失利折射了当时美国自由与奴隶制之间的悖论，反映了内战前美国社会在废奴问题上的地域冲突。河南大学王金虎教授对20世纪前期美国史学家乌尔里克•菲利普斯（UlrichPhillips）的历史命运做了点评。他说，菲利普斯的著作慎思明辨，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但由于其中饱含对黑人的歧视，他的史学观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为学界所排斥。北京大学研究生乌兰探究了19世纪美国黑人领袖和废奴思想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Douglass）的认同观。她认为，道格拉斯对美国认同的形成是渐进的，其自我认同、种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和相互影响。
3．美国犹太人和印第安人
学者们对美国犹太人的讨论集中在身份认同方面。天津师大杨卫东副教授认为，美国犹太人的身份认同是双重的，既忠于自身的美国公民身份，又对以色列有着高度的民族认同，他们极力维护本民族特性以免被融入美国社会的“大熔炉”。这种双重性不仅造成了犹太人认同的两难，而且对其他族裔群体有示范效应。对杨卫东的看法，福建师大硕士生赵万武表示同意。他认为，美国犹太人对美国的认同源于其“大流散”以来强大的适应力、无母国的政治经历以及美国城市化与犹太人经商传统的契合，对以色列的认同源于故土情怀、犹太人一体观、“大屠杀”的记忆以及阿以冲突等灾难和挑战的刺激。在印第安人史方面，南开大学丁见民副教授探讨了杰克逊总统选择将“野蛮人”从“文明区域”迁出，强制印第安人西迁的动因。他认为，由于白人至上和“红种人”难开化观念的流行，美国“文明开化”印第安人政策到1820～1830年代宣告失败，是杰克逊政府西迁印第安人的前提。路易斯安那的购买为西迁印第安人提供了可能，而南部要求维护州权和白人利益的压力则是西迁印第安人的根本原因。南开大学付成双副教授对“生态的印第安人”假说提出了新思考。他认为，该假说在学术上有片面性，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印第安人的环境伦理，但它表明了欧美主流社会对过去以征服自然为荣的基督教环境伦理的反思。吉林大学美国籍博士生罗利•杰特摩尔（RoryJetmore）以反抗白人殖民者闻名的苏族（Sioux）部落为个案，考察了印第安人和白人的历史关系。他说，欧洲殖民者奔赴新大陆是为了摆脱压迫，但由于文化的误解、种族的偏见及贪婪，在新大陆却变成了压迫者。而且，美国一直试图“文明化”印第安人，这种自视的种族优越感招致了印第安人的仇恨和抵制。
4．美国移民政策和奥巴马时期种族关系
关键词：校园文化；大学生社会化；互动
基金项目：2011年安徽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专项课题“基于大学生社会化的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项目负责人：成祖松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7月18日
大学校园是大学生最主要的活动场所，也是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校园文化的内涵在本质上是特定社会要求和社会影响在校园环境内的反映与折射，因而能够为大学生在校园与社会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从而发挥校园文化在大学生社会化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大学生社会化也对校园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能动作用。因此，研究高校校园文化与大学生社会化的互动，有助于我们在大学生社会化视域下对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研究。
一、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
大学生社会化是大学生在中学阶段社会化的基础上，以校园文化为依托，通过进一步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各种技能，不断融入社会、适应社会、服务社会，从而使社会文化得以积累和延续、社会结构得以维持和发展、大学生个性得以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在这里，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一，校园文化引导大学生社会化的方向。方向问题决定着大学生“合社会性”发展的成功与否，在根本上决定着大学生社会化的成败。新时期，大学生社会化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从全球范围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将是长期和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从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看，我国正处在一个大改革、大调整、大发展和大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着种种复杂情况。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各种文化相互激荡，各种思潮不断涌现，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社会意识出现多样化的趋势。这种变化趋势为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与社会进步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正在丰富着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也有所滋长，甚至出现了一些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观点。在这种状况下，大学生社会化的进程面临着日益复杂的环境，如果不能正确地引导方向，就可能使他们迷失于种种的现实冲突和困惑之中。因此，校园文化作为大学生社会化的根本依托，其建设方向和价值取向直接决定了大学生社会化的方向。
第二，校园文化影响着大学生社会化的效果。大学阶段是个体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大学生的社会化，要在以往社会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以下任务：一是通过批判地继承人类的精神文化遗产，并将其内化为个体的精神本质，构建主体中具有本质力量的精神世界，实现个体精神境界和内在本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科学技术和科技伦理的学习，掌握并合乎道德地运用科学技术，实现个体在科学技术运用上的“合社会性”，实现个体素质在现代科技社会中“合社会性”的发展；三是在个体利益追求与对社会的适应中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发展个体的综合素质；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校园文化的价值，从本质上讲，是指它对人的发展的效用和意义。所以，校园文化能进一步增强大学生完成上述社会化任务的效果。
第三，校园文化能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价值追求的最高目标，校园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总体上是学生的价值追求的反映。即，校园文化是高校以学生为本管理的最高层次。因此，从学生价值追求的目标来看，校园文化建设不仅仅是手段，同时也是人类最高追求——“真、善、美”的一种载体，是人追求“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种形式，校园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意味着学生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一贯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的价值受制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和他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校园文化功能的实现过程即校园文化作用于大学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使学生的价值不断升值或增值的过程。可见，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与校园文化有着内在的天然联系，校园文化的价值追求与社会进步发展的需求以及大学生的和谐发展是完全统一的。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就是增强大学生的主体本性的现实性，增强大学生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促进大学生生活方式和发展目标的全面实现，促进大学生的社会化，最终实现大学生个体的人的价值的提升。
二、大学生社会化对校园文化建设的要求
第一，校园文化建设必须围绕着大学生社会化展开。校园文化作为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大学生社会化中，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目前我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仍存在诸多问题，如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存在偏向、内涵贫乏、特色不明显等等，不能很好地促进新时期的大学生社会化。因此，新时期的校园文化建设，必须要同大学生社会化结合起来，必须为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做出贡献，必须围绕着大学生社会化的全过程展开建设。
第二，将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与大学生社会化目标相统一。大学生社会化的目标就是，促进大学生全面自由地发展，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此，校园文化建设在内容的选择与安排上必须与大学生社会化的目标相结合，必须根据大学生社会化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有目的地选择恰当的校园文化内容。但在实践中，我们往往忽视了大学生社会化的内容，只是就校园文化研究校园文化，没有更好地做到提高大学生的生活技能，在培养大学生完美的人格和社会角色、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等方面效果不明显。
第三，将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与大学生社会化不同阶段的特点相统一。从宏观上看，大学生社会化可分为基本社会化、继续社会化两个阶段，大学阶段的社会化是基本社会化阶段的一个环节，继续社会化是大学生毕业后为适应社会角色的变化而继续学习社会知识、社会规范和重新确立价值观念的阶段。从微观上看，大学阶段的社会化可分为低年级阶段（大一）、中年级阶段（大二、大三）和高年级阶段（大四）三个不同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要求均有所不同。校园文化内容的选择必须与大学生社会化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相结合才能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思想观念十分活跃，发展变化极快，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者必须从不同年级学生的心理特征出发，针对实际问题，选择合理的校园文化内容，这才是促进大学生社会化与健康发展、防止社会化工作失败的保证。
三、大学生社会化对校园文化发展的能动作用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能够提供给大学生的参与机会和物质条件越来越好，而这会更进一步促进大学生自身的发展。但是，大学生从来就不满足于现实的客观存在。因此，大学生必然要以自己的发展方式来表现和宣示自己，而这种展现方式正是校园文化。实际上，大学生总是以自己的方式能动地作用于校园文化，引导和推进校园文化的发展。当代大学生社会化对校园文化发展的能动作用主要表现为创造、选择、接受和传播作用。
第一，创造作用：当代大学生社会化对校园文化发展的主体建构。大学生正值人生中精力旺盛的时期，具有很强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他们想象力丰富，理解能力强，具有一定的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大学生的这些创造能力的发展为促进校园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且，大学生不迷信权威，敢于探索，勇于创新，敢想前人不敢想的东西，敢干前人不敢干的事情。他们不仅在科学、艺术活动中创造出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而且在社会生活中改革创新，带头破除陈规旧习，倡导新思想、新观念，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因此，当代大学生在推动社会进步和自身发展的同时，必然会使这种发展以校园文化的形态表现出来，从而以自己主体性的思考和认知推动校园文化的科学建构。
第二，选择作用：当代大学生社会化对校园文化发展的内在觉醒。虽然大学生自身的发展为校园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基础和条件，但这并不是说，只要社会为大学生社会化提供了客观的物质条件，校园文化就一定能够获得进步与发展。从校园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历史来看，校园文化之所以能产生，除了社会所提供的客观物质条件外，还需要大学生对反映自身思维与存在方式的各种意识形式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和吸纳。也就是说，大学生要对符合其群体价值的思想意识、政治观念、道德准则和行为方式进行判断和摘取。显然，大学生对校园文化的选择是在大学生社会化以及大学生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进行的。如果没有大学生自身发展这一客观物质基础，这种选择将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种选择能力也反映了大学生的自我觉醒和主体性成熟的程度。
第三，接受作用：当代大学生社会化对校园文化发展的自主响应。社会化过程中的大学生总是对现存的事物表现出不满足的态度和冲破既存现实的愿望，他们对“现存的就是合理的”总是不愿意坦然接受。因此，会自动打开思想自由飞翔的大门，坦然接受外来新鲜空气的心灵孕育，使自己的思想观念总是保持在探寻未来真理与前沿领域的激活状态，从容吸纳和坦然接受新的思想和观念，并将之融入到自身所创造的文化领地之中，从而使校园文化总是能够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保持着一定的生命力。大学生的这种不满足精神不仅反映了他们对自身发展的自觉追求，而且也表现了他们对校园文化发展的自主响应。
第四，传播作用：当代大学生社会化对校园文化发展的现实应答。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对相关的事物产生影响并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大学生社会化也不例外。就其对校园文化发展所产生的作用来说，大学生自身的发展必然要求这种能够证明和宣示自己存在方式和思想维度的意识形式能够被社会所接纳和认可，并能够参与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使现存的社会制度与秩序能够得到改变，进而使自身作为一个群体能获得相应的地位而不再是边缘人。因此，作为对现实社会环境的应答，大学生必然会通过自身的发展使校园文化得以迅速传播而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使这种反映自身意图和理念的意识形式对社会变革起到影响作用。
因此，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校园文化与大学生社会化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校园文化促进了大学生社会化进程，而大学生社会化反过来也促进了校园文化的发展，二者在互动中共同发展与进步。
主要参考文献：
[1]贝静红.耦合性：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大学生社会化的有效互动[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4.
[2]成祖松.大学生社会化的概念框架研究[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8.22.
[3]杨昕.当代青年文化发展及其与青年发展的互动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07.2.
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中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顺应时事、高屋建瓴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命题。主要包涵四个方面的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核心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延续与创新。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思想观念呈多元取向、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站在思想意识的高度统领全局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学校文化重建提供方法论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实践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并确立的关于社会主义中国新的价值理念和导向。学校文化建设是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校园文化建设，为校园文化指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为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提供了思想的源泉，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念，外化为行为规范。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可以整合不同的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讲的文化整合功能是指：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相互融合、相互吸收，进而从内容和形式创新出新的文化体系。主要从目标、价值和精神层面整合文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最大限度的形成社会思想共识。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促进文化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社会生活处于统领和引导地位。社会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是基于一定历史发展内，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促进文化认同，它既可以增强内部凝聚力。形成强大的文化认同感，以延缓外界对我国综合国力提升导致的不利反应，为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文化属于软实力，但它是综合国力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自强不息、爱好和平、勤劳勇敢的伟大民族精神作为核心价值。在这一价值的引领下孕育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气质、意识和品格的核心价值体系。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学校文化的融合
（一）理念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学校文化重建的灵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和理念作为学校文化重建的统领。在学校文化重建过程中应注重学校的历史、传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融合。因为学校传统文化历史是凝聚学校精神层面的内核。因此在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学校文化是一种历史发展过程的文化积淀。因此，在学校文化重建中不能进行简单的移植。我们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思想灵魂。根据学校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在核心体系与学校文化中找到切合点，创新出符合国家现代化需要的、人民满意的现代学校。其次,从制度层面制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学校文化重建结合的政策措施。在学校文化重建过程中，学校制度化不仅只是建立和完善学校的规章制度。而是要在制度中要融入核心价值观念，从而使学校员工之间、师生之间形成良好和谐的氛围。因此,制度建设应着力于形成学校制度文化。最后，学校教师是文化建设中的中坚力量。教师的生活言行就是一本很好的“教材”，这本“教材”是学校文化的代表，并在营造学校文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认知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和认识从认知层面上去把握和认识核心价值体，它是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我们应在认识上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我们的实践工作。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目标凝聚各族人民；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坚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营造和谐社会的氛围。
（三）实践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潜在课程、校本课程的融合本文说的潜在课程仅限于学校。是指学校教育环境中间接地、内隐的，通过受教育者无意识的心理反应发生作用的教育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学校的校训、校风班风、师生关系、生生关系、父子关系、母子关系等。这些关系与构建和谐校园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潜在课程作为一个巨大的教育资源，对构建和谐校园环境、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系统，社会发展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各种要素，譬如法律文化，总是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法律文化是什么界说不一，一般认为，它与法律的思想、制度、设施、法官的审判方式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心理习惯等相关。但严格说，这不能算是法律文化的定义，否则，法律文化岂不成了有关法律的包罗万象。笔者以为，法律文化只是这些现象背后共同的东西，是内化在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之中，并在精神上支配它们的一般观念、原则和价值体系，是人类追求生活秩序化和社会正义性的本质表达。与法律文化不同，社会发展原是社会学概念，着意对社会进步的一种事实描述，一般可以理解为，社会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动引起功能转换而带来的社会进步。依据这一观点，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原始狩猎、定居农耕和社会产业化，也即现代化的过程，其社会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方向是从野蛮到文明，因此，可以说，社会发展的本质是人类的文明化。正是人类文明化的属性和追求，使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有了联系。 二 认识源于人类的经验和理性。据人类的经验判之，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贯穿于人类的法律与社会发展史。古希腊与古罗马是西方古典文明的高峰，仔细检视，不难发现，法律文化的发达实在是其社会繁荣强盛的基础。古希腊的雅典在经过提修斯、梭伦、克里斯提尼的法律改革后，形成了以权利为中心的法律文化，从而确立了公民社会，伟大的伯里克利时期的城邦政治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罗马吸收和发展了希腊的法律文化，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法律与社会双盛的局面。诚如英国法学家F.H.劳森所说：“毫无疑问，罗马法是古罗马对西方文明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不仅如此，罗马法还经常被人们视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支柱之一。”（转引自《比较法研究》1988年第1期第55页）时至今日，中国为适应社会发展预备制定民法典也不能放弃罗马法文化的资源。现代西方世界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进步，资本主义是封建制之后又一新型的社会型态，在社会主义出现以前，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主要藉此力量。形成现代西方文明的因素错综复杂，但缺少了理性的法律文化是断然不可能的，所以，有西方学者将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相提并论。（泰格等：《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在东方，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经验对我们有更深切的感受和直接的意义。日本在“大化改新”前是一落后的部民社会，与此相适应，法律文化处于不成文的原始习惯法状态。公元645年“大化改新”，“文化立国、法制社会”被作为基本国策加以推行（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第55~8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从唐朝学成回国的高向玄理、吉备真备、大和长冈等，在天皇支持下，掀起了大规模移植唐代文化，特别是唐代法律文化的运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著名的《大宝律令》诞生，这是先进的唐代法律文化被输入日本的结晶，它标志着原始落后的日本习惯法被改造提升到了东亚大陆人文礼仪化的成文法文化水准，进而为日本律令制国家的建立和奈良、平安时代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最关键的政治支持和法律保障。日本社会因此获得一大进步。日本社会的第二次大进步是1868年“明治维新”开启的对近代西方文化，尤其法律文化的引进，结果是日本法律文化一跃而进入现代行列。同时，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也因此获得了合法有力的支持。三十多年后，竟成为晚清中国“变法修律”的榜样。 中国“变法修律”的第一人、法律现代化之父沈家本，在总结中国法学盛衰时发现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则法学之盛衰，与政之治忽，实息息相通。然当学之盛也，不能必政之皆盛，而当学之衰也，可决其政之必衰。”（沈家本：《法学盛衰说》）法学是法律文化在学术领域的体现，政治盛则法学必盛，政治衰而法学未必衰，盖因学术有它的独立性。但法律文化不同，它有制度性因素，因而与社会政治之盛衰必相呼应。历史上中国法律文化灿烂之时，必是中国社会兴盛之世。礼刑文化与西周，礼法文化与汉、唐，都是显例。特别是唐朝，中国法律文化发达至为周边诸国所模仿，形成以中国为本土，以唐律为代表，以礼法结合为特征，影响及于朝鲜、日本、琉球、安南（今日之越南）、西域（今日新疆及中亚一带）的法律文化系统，谓之中华法系。东亚古代文明实有赖于此。晚清以降，中国内忧外患，固有法律文化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满清政府不得已于1905年正式“变法修律”，传统法律文化因此瓦解，中国法律文化开始现代化，至今而未有穷期。回眸这一百年，中国法律文化无论在清末、民国还是共和国时期，总是与社 会发展互动相通。 三 科学离不开逻辑，逻辑即理性。自然科学的科学性在于实验与逻辑，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在于实践与逻辑。借助逻辑的力量，观察、透视人类的实践与经验，能够发现科学至少部分科学的原理。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原理是什么呢？依据社会学观点与上述经验，我们可以作以下推论：社会是一个有结构的系统，法律文化是其中的一部分；社会发展只是社会系统内结构正向变动的结果，是功能转换的表现，由此可知，社会发展本身不是系统内的结构项。因此，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首先不是系统内结构与结构的关系，而是结构与结构变动结果的关系。这表明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逻辑关系，既是联动的又是因果性的。联动表现为两者间盛衰的呼应。因果表现在法律文化是因，社会发展是果，社会发展必先借助和重视法律文化的建设。这是其一。其二要注意，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系统，社会发展受制于整个系统的结构变动，法律文化作为系统内结构的一项只能影响而不能决定社会发展。这一方面使我们看到法律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局限；另一方面也认识到社会发展是包括法律文化在内的一项系统工程，实践中既不可无法律文化论，更不可能唯法律文化论。这也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经验。其三，社会发展虽不是社会系统内的结构项，但事实上它对系统结构有着直接的反作用，也就是说，社会发展在受法律文化影响的同时又影响着法律文化。正如经验表明的那样，法律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发展，社会发展要求建设相应的法律文化。以上三点是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在一般社会状态下的原理。 人类社会由传统转入现代后，现代化成了世界各国发展的方向和潮流，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原理又加入了新的内容：一是人类法律文化的趋同；二是现代社会的发展更依赖于法律文化。在传统社会，由于各大文明的相对独立和隔离，不同文明的法律文化自成一体，并与各自的社会发展相适应。如罗马日尔曼法系与欧陆社会，中华法系与东亚社会，印度教法与印度教社会，伊斯兰教法与穆斯林社会，非洲、拉美及大洋洲各地的习惯法与其社会。源于西方的现代化运动改变了世界法律文化版图，丰富多彩的人类法律文化直接或间接地趋于以西方为范式的类同。同时，法治也成了人们衡量社会理想与否的标志，这与传统社会形成对照。传统社会不是没有法，也有法律文化，但传统社会的理想并不尽然是法治，道德和宗教是比法律更重要有效的社会控制力量，如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一直以“无讼”为社会理想。（张中秋：《比较视野中的法律文化》第225~248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但现代社会的发展已使以法治为核心的法律文化成为社会系统满足社会需求的必要部分。（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第116~128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社会发展时刻离不开法律文化的支持。 四 如何理解和实践当下中国的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关系未来的重要课题。要在实践中做好这一课题，首先应在理论上有所认识。上述经验和原理的探讨不过是初步的尝试，要充分展开这一课题，必然是理论与实践所谓知行合一的长期过程。这里，本文着意回答：当下中国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法律文化建设对中国社会发展有何意义。显然，这不是问题的全部，但却是课题的起点。 与特色鲜明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别，当下中国大陆的法律文化是一成分复杂的复合体，包含着源于西方的现代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法律文化诸要素。这些不同要素的法律文化汇合于当下中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建成中国的法治。换句话说，如何推进法治即是当下中国法律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当下中国的社会发展，依党和国家的决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的含义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这是一种健康的发展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已众所周知，政治文明正在讨论中。依笔者之见，在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内涵无论有多丰富，法治始终是核心。传统社会的政治文明可以是德治、礼治、宗教之治以至贤人政治的人治，但时代的变迁已使它们不能适应结构——功能变化了的社会，法治作为一种制度文明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已是不争的事实。由此观之，当下中国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可谓殊途同归。 法治是一种社会状态，但有法不一定是法治。传统社会不乏法，然其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是权力中心，法律在社会结构中 依附于权力，事实上为权力服务。社会转入现代，权利变为中心，法律至上，权力为法律所控制，社会呈现出依法而治的状态。这正是当下中国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目标，法律文化对实现这个目标，也即对当下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法治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法治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在成文法的中国大陆，现实的法治始于法律创制或者说立法。立法不只是在形式和数量上建构法治所必需的法律体系，重要的是同一法律体系内不同法律之间一以贯之的精神联系。这是法治得以实现的灵魂，也即我们前面所说的法律文化的内核。没有这个内核，法律不能在统一的观念、原则和价值目标下协调架构，以至相互矛盾和冲突，所谓的法律体系也不过是多组法规的堆砌而已。这在人类法律史并非鲜见。仅此可知，法律文化对当下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法治建设，首先在立法方面有着精神上的指导意义。不妨再试问一下：法律文化内核中的“什么精神”给立法以指导？简单说，法律文化中关于法治的理念和与我们作为人类生活的意义，即努力创设一种符合正义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复兴中华文明，最终实现人权等，乃是当下中国立法的文化精神所在。 法治始于立法，但关键是实施。实践中法律实施主要是司法和执法。法律文化对法律实施的意义，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首先，法律文化能为法律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环境。随后，法律文化有助于培养和提高司法、执法人员的素质与能力。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法律文化能帮助司法、执法人员在实施法律时正确面对和处理三种情况：一是对法律的理解可藉此更高地从精神上予以把握；二是法律冲突时，可依其作价值序位的排列与选择；三是法律缺漏需要衡平时，可作为自由裁量的内在依据。这些都是具体的法律知识所不及，惟法律文化与法学理论之所长的地方。法治最广泛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增强至信仰的程度。人们有什么样的法观念、对纠纷及其解决持何种态度、习惯上表现出何种行为方式，这些更多依赖于法律文化培育和支撑的东西决定着我们法治的成败得失。因此，法律文化的宣传和教育对养成我们的法治观念和信仰至关重要。 如果我们将法治比喻为一棵树，那么，法律文化就是阳光、水分和土壤。法治这棵树只有扎根在法律文化的阳光、水分和土壤中，才能茁壮成长。一言以蔽之：经由法治，当下中国的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一定会出现双盛的局面。最后，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当下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部分蕴含着中华文明的一些优良传统和民族特色，如对人际、区际乃国际关系的和谐理念，纠纷解决中追求“说理——心服”的调解模式等，经过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改造，结果不止是契合民心国情的现代中国法治的建立，也是对人类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的贡献。
社会文化理论以Schatzki（2002）的场所本体论为理论基础，说明信息素养是一种社会文化信息实践，该理论认为使具有信息素养及推进信息素养的实践过程的构建将取决于：实践理解（知道如何进行信息检索等操作）、规则（指出事情做法以及重点的明确规定）和目的性成分（与任务相关首要的目标、应对状态和情感）等[3]。信息素养应被视为存在于其他实践过程中的一种实践，分析单元不应为信息技术，而是发展信息技术场所的社会文化渊源。社会文化理论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场所本体论与实践论。
1.1理论概述
1.1.1场所本体论（Site ontology）
本体论是人对于世界现实的认知。场所本体论主要观点认为：社会生活是在一定场所（背景或社会领域）中形成的，实践与安排在其中相互交织、存在演进。背景是由社会生活的空间性、暂时性和目的性特征组成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演变与其所产生的背景相联系；社会生活的中心要素是有组织的人类集体活动，而非个人及其思想状态，社会生活由人的活动安排组成，通过行为与目的性统一，这一统一正是实践的特征。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信息是“能引发变化的任何变化”[3]，这种变化可以是思想的、社会的或物质的，也可以是三者的组合。如果信息要引发变化，必须从社会生活背景的视角来理解它。知识不是独立于社会领域之外的，而是被实践（包括信息实践）带入特定社会场所，揭示文化和物质的本质关系，即Barad认为的“知识总是出自某处的一种看法”[3]。
1.1.2实践（practice）理论
场所本体论哲学兴趣在于了解社会生活是如何在实践中产生和演进的。实践不是个人产物，而被视为场所产物。信息素养作为一种分散性实践，是某些更广的综合性实践中与信息相关的活动的集合，分散于如学习、教学或办公等一些综合实践中。信息素养实践以其他实践的表现方式被场所中的社会、历史、政治和经济特征所形成，所以不同环境中作为分散性实践的信息素养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
实践理论强调：知识具有相关性，因而需要通过对话、实践或者特定的工具，来构建与获取；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政治的轨迹，形成在时间、空间和背景中；对实践的理解不仅仅要关注内化过程，更要理解具体行为表现的经验性本质[4]。
1.2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应用
社会文化理论要求人们考虑背景因素，理解信息素养及其相关活动是如何产生的；使人们探索，发现、理解支持这些活动的安排；使人们对实践安排展开更加广阔的探索，理解它对信息的促进或限制作用。随着关注点从个人转向集体，场所本体论和实践理论有助于发现新的方式，以研究人群、信息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被促进或抑制的。
社会文化理论体现了构建主义理论思路，描述学习被嵌入到社会活动中以及发生在一个学习者与其他人物、物体和事件进行互动的合作环境中。社会文化理论应用于信息素养的教育，注重在信息素养教学阶段的合作与协商，教学内容的语境化及信息的相互作用。Li Wang（2011）将社会文化理论应用于Auckland大学四年制本科的信息素养教学模式构建，主要是通过教学前的问卷、访谈，信息素养教学实施与评价阶段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来实现的[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