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问题及进路
审判管理是基于对审判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对审判行为与过程实施调控、评价、引导的一种重要的司法工作机制。 近年来，在深入推进审判管理改革的过程中，各级人民法院积极致力于审判效率评估体系的研究、探索与运用，加强管理机制的建设和平台的搭建，审判管理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审判管理逐渐成为人民法院内部既有别于案件审判，又相对独立于司法人事管理、司法政务管理的一项重要的司法管理活动，审判管理在人民法院管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不断得到强化。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过分强调院、庭（局）长的管理作用，而忽视对法官自主管理的研究，鲜有论述法官个人因素对审判质效所产生的影响。在许多人看来，"法官的形象就是立法者所设计和建造的机械操作者，法官本身的作用也是机械性的。" 。为什么会产生上述认识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习惯于将法官非人化、机械化，忽略了法官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其人的因素对裁判过程的影响。法官的个人经历和社会环境影响着法官在判决中的倾向，法官自己都没有认识到的潜意识、预感和直觉有时甚至起着决定作用。
法官的个人因素对裁判过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们"日复一日，以不同的比例，所有这些成分被投入法院的锅炉中，酿造成这种奇怪的化合物"。 而对法官个人产生影响的诸因素中，有法官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以及非理性因素等，本文重点要研究的是非理性因素中的习惯问题。非理性因素是指"理性或理智之外的因素，主要包括情绪、情感、意志、动机、态度、兴趣、性格等因素"。在每个人的思维活动中，都有不同种类和不同层次的非理性因素在发挥作用，它们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并对人的思维活动产生十分重要的制约和影响。裁判过程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和非个人的过程，法官同样不可能逃脱这种无意识的东西在判决形成中的影响，它是"深深掩藏在表象之下的力量"。而非理性因素中，习惯对审判管理工作影响尤为明显。习惯是指长期形成的、一种重复性的、通常为无意识的日常行为规律，它往往通过某种行为的不断重复而获得。法官在工作中一旦养成良好的习惯，就会激发内在潜力和创造精神，这种动力是内在的、自发的、持久的、源源不断的，它让审判管理成为一种不自觉的行动，从而促使审判工作不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因此，如何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来发挥法官个人因素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影响，是我们加强审判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背景资料：影响审判质效的不良习惯及其特征描述、评价
法官个人因素积极作用的发挥是法律价值目标实现的必要途径，也是法律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一旦法官的个人因素过度膨胀，突破了相应的限制就会走向相反面，对于法院来说后果无疑特别严重。不良习惯就是个人因素不断膨胀的产物，是我们法官在审判实践中"习"而成"惯"的种种不良个性特质。为排查影响审判质效的不良习惯，我们有针对性地设计了调查表格，调查对象不仅包括资历较深的老法官、新任命的年轻法官，也包括从事法官辅工作的书记员。调查结束后，我们将回收的调查表根据审判条线、节点等要素分类汇总，邀请审判业务骨干座谈，就审判工作中存在的不良习惯问题进一步进行梳理和讨论。在此基础上，再深入分析、归纳，共提炼出立案、审理、执行、卷宗装订与归档四大环节15个节点92项不良习惯。随后，分阶段、按步骤运用6个月时间引导法官对照问题查找不足，在养成良好习惯的同时，抑制不良习惯的消极影响。在此期间，通过随机抽查、法官论坛、专项评查分析等形式督促提醒，有效巩固成果。
（一）不良习惯的特征描述
不良习惯是一种非理性的因素，对其特征的描述，必然与非理性概念、特征相结合。非理性作为人类精神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关于人的特征及认识能力的精神构成。这种精神构成建立在感知、情绪、行动三个相互关联的链条上。不良习惯的特征是：
1、非智力性。在法官所具备的各项素质中，习惯与信心、意志、兴趣、性格等一样，属于非智力因素。即不良习惯与法官的智力高低并无必然联系，不论是智商高的人还是智商低的人，都可能会沾染上一些不良习惯，且不良习惯的多少与智力的高低亦不成比例。另外，不良习惯与法官的年龄大小无必然联系，在审判实践中，年长的法官与刚任命的年轻法官相比，基于不良习惯的日积月累，显然前者多于后者。
2、非自觉性。不良习惯是一种不自觉的意识活动，它根源于人的本能欲求，具有心理内化的特征，因此它往往是隐蔽的、潜在的、自发的。从法官个体看，每个法官由于其生理和心理素质的差异，生活经历和环境的不同，从而形成了各自特有的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这种在司法过程中的习惯性话语和行为方式的表现不是有意而为的，而是一种无意识的。从法官群体看，法官个体之间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影响是相互的，习惯的形成与周围的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环境的影响亦是在潜移默化中发挥作用。
3、顽固性和可变性。不良习惯作为人的心理因素，不可避免地要渗透于人的认识，并在人的认知定势中积淀下来。认知定势具有相对稳定性，形成后难以改变或改变幅度很小，总是保持着一种惯性，促使人们按原有方式认知事物，因而形成一种循环式、封闭式的认知模式、思维模式和行动模式。当然，这种稳固性也不是绝对的，只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强化训练和影响，即使是已经形成的较为牢固的不良习惯，也不是绝对不可能改变的。
（二）不良习惯的危害
习惯对于一个人的行为有着强烈的控制力，在审判管理中，那些影响审判质效的不良习惯，无论多么细微与寻常，都会起到错误的诱导作用，给认识和思维造成障碍，从而影响法官的行为。而这些行为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审判工作造成负面的影响，制约审判质效指标的提升，甚至损害司法的公信力和法律的权威。
1、审判效率。司法的功能意义逻辑地、内在地要求必须把公正作为其最高价值。但是在现代司法中，公正并不是司法唯一的追求，司法还必须关注其他价值，其中最重要的是效率。效率主要考虑的是司法的投入与司法的产出之间的关系。司法必须要以效率为目标、及时、有效地对社会资源进行公平分配，使之达到收益最大化。这是效率价值存在的独立意义。司法实践中，审判效率除受到案件的难易程度、案件数量的多少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法官办案节奏、工作速率、工作积极性等主观因素的影响。法官一旦养成散
漫、拖拉、懒惰的不良习惯，必然会导致办案的低效率，进而案件积压、超审限现象突出，严重影响了法院的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和司法形象。正所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
2、审判质量。案件质量是审判工作的生命线。评判案件质量的优劣，应从实体质量和程序质量二个方面来考量。从实体公正看，其结构要素包括两个方面：准确认定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从程序公正来看，其结构要素包括：司法的中立性、程序的平等性、程序的参与性、程序的自治性和程序的公开性等。实体公正直接反映在裁判结果上，程序公正则反映在案件审理的不同环节上。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司法实践对实体公正的推崇，以及过分强调程序的工具价值，导致了我们法官在裁判过程中，久而长之形成习惯，对程序公正缺乏足够的重视，违反程序法和程序不规范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当然，在强调程序公正的同时，我们也不能把程序公正推到目的论或本位论的高度。离开了实体公正，司法活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这才是现代司法所追求的方面。
3、审判效果。在剧烈变动的社会转型时期，司法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司法审判不仅要强调审判活动的合法性，注重法律效果的实现，而且要关注审判工作对于社会生活的依存性，把握社会公众对审判过程与结果的认同关系。因此，作为一项基本的司法政策，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衡量人民法院司法能力和司法水平的重要标志。严格适用法律，追求司法的法律效果，固然是法治的必然要求，但是如果一味机械地适用法律，不考虑社会需求、社会后果和社会评价，也是有悖于法治精神的。在案件裁判过程中，我们的法官习惯于以追求"结案"为目标，不愿意付诸心血去调解、去化解矛盾，一判了之，非但没有真正解决矛盾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严重违背了司法解决纠纷、安定秩序、促进发展等方面的功能。
（三）成因剖析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好习惯的养成归根结底是对自我的科学管理。而不良习惯的形成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的态度、意志、品质等自身主观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环境、制度等外部客观因素则构成了外部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而发挥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好的外部环境可以抑制不良习惯的滋生，反之却成为加速不良习惯滋长的催化剂。
1、主观因素。当今人的精神世界中非理性问题是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矛盾运行产生的，是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是理性的消极作用缺乏理性的指导而造成的。更进一步说，精神世界中非理性问题主要根源于人自身错误地价值取舍。因此，影响审判质效的不良习惯也源自于法官的价值观问题。可归纳为：懒、散、慢、拖，精神状态不佳，效率低下，敷衍了事，推诿扯皮；责任心不强，缺乏进取心，安于表面，缺少创新意识，处理事情方法比较简单、表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2、客观因素。不良习惯是一种非理性因素，属于人的精神领域，是人的精神属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所以它同整个精神一样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在社会环境中、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因此，要研究不良习惯的客观因素，必须要根植于法官们所生活的环境以及所处的角色。第一，法官是自然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的生物，法官自然有着最基本的自然本性。第二，法官是社会人。法官总是生活在特定时空的社会共同体之中，特定的社会文化观念、伦理价值积淀为法官的价值观和个性心理支配其行为。社会转型所引起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转型对人（包括法官）的精神世界造成沉重的影响，这是当今重要的客观因素。第三，法官是政治人。法官作为国家公共权力系统中的一员，政治信仰对其行为的影响也很深刻。第四，法官是裁判者。在这里，我们主要研究的是法院的内部环境对法官所产生的影响。
（1）周围环境的同质化效应。同质化效应是指人们的态度和行为逐渐接近参照群体或参照人员的态度和行为的过程，是个体在潜移默化中对外部环境的一种不自觉的调适。尤其在职场中，在同一个单位或部门的时间久了，人与人之间会呈现出一种趋同性，如果周围的人普遍存在一些共同的不良习惯，那么即便原来没有这种不良习惯的人也很可能在耳濡目染中渐渐地被同化，人的从众心理也会引导其跟随大多数人的脚步，而不愿意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法院这样一个相对稳定、宽松的职业环境，客观上容易消磨人的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产生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心理状态，工作中缺乏创造性和主动性。
（2）管理制度不合理。制度是一种固化的社会关系。制度所具有的功能形成一种既定的力量影响着人的和谐发展。但审判管理制度本身不合理或存在缺陷和漏洞，得不到法官思想上的认同和共鸣，产生抵触情绪，在工作中不自觉地破坏规则，或不按规则行事。另一方面，管理者缺乏先进的管理理念、成熟的管理模式、有力的管理措施，导致管理松散、监督薄弱，不能及时有效地发现、分析、纠正审判工作中的问题与弊端，未能引起法官思想上的重视和行动上的配合，违规行为屡禁不止。
（3）管理手段缺失。对于审判工作，传统的评价方式主要有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在审判管理中广泛运用的主要是定性评估的方法，并适当运用定量评估作为补充。这种考核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着一些弊端。对于司法这处复杂的系统而言，采取思辩的、定性的传统评估方法，并不能全面揭示司法运用内在的客观规律，也不能正确、全面地把握审判活动运用过程和运作结果。加之，公务员工资改革后，奖惩激励机制功能的弱化，做多做少、做好做差都一个样或者差别很小，法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受到挫伤，工作缺乏动力，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懒散、马虎、低效率等不良习惯。
三、运行设计：自律型审判管理模式之完善
（一）自律型审判管理模式解析
管理的基础在于有一个制度化体系，一个结构合理、层次分明的管理体系才能发挥出管理工作最大的效能，审判管理亦是如此。近年来，各地法院纷纷进行形式多样的审判管理体制改革，出现了多种模式，如江苏法院打造的以评估体系为基础和导向，包括审判信息处理、审判宏观决策、审判程序控制、审判质量控制、法官行为激励在内的综合性管理模式。
自律型管理，本质上就是自主管理，是对组织基层充分授权，从而激励组织和个人工作自觉性和创造性的管理方式。它要求充分注重人性要素，充分注重个人的潜能的发挥，注重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统一，在实现组织目标的同时实现个人的价值。如果说，在推进审判管理机制改革中，江苏法院适应审判工作新形势新要求，根据审判特点、审判职能、人员特征、外部环境等要素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综合性审判管理体系的话，自律型审判管理模式则是对法官行为激励这一内容的具体化，它是从习惯等非理性因素的角度出发，激活法院队伍内在活力，优化法院发展的重要手段。
在构建自律型审判管理模式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他律与自主管理的关系。法官在办案过程中，本身追求公平正义、案结事了、定分止争，甚至追求个人良心安宁、价值实现，这是一个自主管理的过程。自主管理的过程就是不断自省、修正自己的过程；就是不断自律，提升自己的过程；就是不断自励，优化自己的过程。审判管理不解决以他律管理为本向以自主管理为本的转变，永远只能在低层次上徘徊。自律型管理模式的要义就在于充分发挥好他律管理与自律机制的共同作用，实现审判管理方式的转型。
自律型管理模式应贯彻的价值理念是：首先，充分尊重审判规律是一切审判管理工作的基本前提。第二，审判管理制度的人性化再造：由刚性的制度控制向互动的激励监督机制和自我控制转变。第三，切实增强法官的司法能力，凸现法官的主体地位。 在审判管理是一定要想方设法尊重法官的自主性，激发法官的自觉性，强化法官的自律性，引导法官的创造性。自律型审判管理模式要通过他律引导自律，即在理性的正确引导下，伴随着非理性问题的解决而不断向前推进的，期间需要不断自我修正、自我调整。
（二）自律型审判管理模式的实践
自律型审判管理模式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管理模式，是审判管理的最高境界。在构建该模式过程中，我们主要从排查不良习惯入手，经历了发现、矫正、稳固、定型四个阶段，实现了从过去以他律管理为本向以自主管理为体的转型。
1、发现阶段。不良习惯是潜藏于人的精神深处的心理活动，是处于意识之下的无意识，因为习以为常，法官往往自己并不能意识到。所以，发现和找出不良习惯就成为了关键。作为院、庭（局）长、审判管理部门的重要职责就是通过对评估指标的综合分析，全面、客观地排查出审判工作中影响审判质效的病症、研究挖掘其背后深层次的病理，从而揭开隐藏着的不良习惯的面纱。
2、矫正阶段。矫正阶段是整个过程中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一个阶段。不良习惯的顽固性，决定了这个阶段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不间断地、反复地督促、提醒，进行矫正工作。矫正阶段一般以2个月时间为宜。在这一阶段，法官需增强自律性，依靠自身努力，克服不良习惯。
3、稳固阶段。经过矫正，审判工作中不良习惯的现状得到极大改观，不良习惯的消极影响在逐步消除。但不良习惯并未得到彻底根治，容易出现反复。这个阶段也是不良习惯向良好习惯过渡、转化的重要阶段，一般需要2个月时间。适宜采取随机抽查、个别提醒的点对点模式，来检验前一阶段的整改效果，也可从正面表扬鼓励、树立先进典型。
4、定型化阶段。此时，不良习惯消失，良好习惯定型，并沿着良性的轨道继续发展下去。良好习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需要加诸外力的帮助，法官的自律就可以抑制不良习惯的再生。
一、几个触及学术自由权边界的案例
就笔者所查资料情况看，以法院受理的案件为限，我国至今尚没有典型的学术自由案件。触及学术自由权边界的案例主要有：莫尊通不服福清市人事局批准教师退休决定案（1998）、叶训祥不服福清市人事局辞退教师决定案（2000）、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1998）、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二审，1999）、张向阳诉南京大学拒绝办法学士学位证书案（1999）、成路诉无锡轻工业大学教学合同纠纷案（2000）[01]以及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1999）。[021]其中，莫尊通案、叶训祥案涉及教师的退休和辞退问题；其他案件基本上都属于学生与高等学校之间因证书或纪律处分引致的纠纷。这里以莫尊通案、叶训祥案和田永案为例。
案例1：
莫尊通原系福清市洪宽中学教员，1996年书面申请退休，并提供福清市医院体检诊断"其身体难以支持，无法正常工作"的证明。经洪宽中学和福清市教育局分别签注同意其退休申请的意见后，市人事局经研究批准莫尊通退休。在莫尊通退休申请报批期间，莫尊通于提出书面申请退休后二个多月，又以口头和书面形式，以身体经医疗已恢复正常能够继续工作为由，向洪宽中学和福清市教育局提出撤回退休申请。但福清市人事局仍作出正式批准莫尊通退休决定。莫尊通不服，向福清市人民法院提讼。福清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福清市人事局批准莫尊通退休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规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宣判后，莫尊通不服一审判决，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称：其申请退休时仅48岁，不符合退休申请条件；上诉人是因为受学校领导打击迫害而气愤得病，无奈而申请退休；后经过治疗，很快恢复健康，并多次向福清市教育局口头或书面陈述要求继续工作，但被上诉人福清市人事局疏于复查。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莫尊通属于被上诉人福清市人事局所管理的事业机构人员，不属国家公务员序列；被上诉人福清市人事局作出的批准退休决定处分了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劳动权，是具体行政行为；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反行政程序，批准上诉人莫尊通退休的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此，判决（1）撤销福清市人民法院（1997）融行初字第26号行政判决；（2）撤销被上诉人福清市人事局批准上诉人莫尊通退休的决定。
案例2：
叶训祥原系音西学区洋埔小学教师，1998年因犯挪用公款罪，被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决免予刑事处分，福清市人事局以其被法院判决免予刑事处分，要求音西学区将原"合格教师"之评审结果改为"不合格教师"。1999年福清市人事局以叶训祥犯挪用公款罪，被法院判决免予刑事处分，且1998年度考核中被确定为不合格等为由，作出《关于辞退叶训祥同志的通知》。叶训祥不服被告福清市人事局辞退处理决定，向福清市人民法院提讼。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福清市人事局作出的《关于辞退叶训祥同志的通知》主体、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判决维持。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福清市人事局在二审期间未作书面答辩。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上诉人未能提供辞退决定的证据事实；根据教师法第5条和第37条规定，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根据国家规定，自主进行教师管理工作，有权对教师处分或者解聘的单位应为教师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被上诉人福清市人事局不能提供其作为人民政府的人事行政部门，有权作出对教师辞退决定的法律法规依据，因此，其作出辞退上诉人叶训祥的决定超越职权。原审法院关于辞退决定作出的主体、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因此，判决（1）撤销福清市人民法院（2000）融行初字第016号行政判决；（2）撤销福清市人事局《关于辞退叶训祥同志的通知》。
案例3：
田永系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院物理化学系94级学生，1996年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过程中，被监考教师认为有作弊嫌疑。北京科技大学根据学校有关规定，认定田永的行为是考试作弊，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填发了学籍变动通知，但是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未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田永继续在该校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参加正常学习及学校组织的活动。1996年9月，北京科技大学还为田永补办了学生证。其后，北京科技大学每学年均收取田永交纳的教育费，并为田永进行注册、发放大学生补助津贴，还安排田永参加了大学生毕业实习设计，并由论文指导教师领取了学校发放的毕业设计结业费。田永在该校学习的4年中，成绩全部合格，通过了毕业实习、设计及论文答辩，获得优秀毕业论文及毕业总成绩全班第九名。1998年6月，北京科技大学的有关部门以原告田永不具有学籍为由，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未向教育行政部门呈报毕业派遣资格表，没有将田永列入授予学士学位资格名单内交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被告行使颁发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行政权力时引起的行政争议；北京科技大学关于考试作弊的规定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2条、第29条的规定相抵触，应属无效；被告所作的退学处分决定在程序上缺乏正当性；被告为并未实际注销田永的学籍，而为其补办学生证等行为，证明退学处分的决定未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判决（1）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田永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书；（2）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召集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原告田永的学士学位资格进行审核；（3）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履行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上报原告田永毕业派遣的有关手续的职责等。一审宣判后，北京科技大学提出上诉，理由中包括"我校依法制定的校规、校纪及依据该校规、校纪对所属学生作出处理，属于办学自范畴，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预"。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学校依照国家的授权，有权制定校规、校纪，并有权对在校学生进行教学管理和违纪处理，但是制定的校规、校纪和据此进行的教学管理和违纪处理，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必须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北京科技大学对田永按退学处理，有违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是无效的"，因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述三个案件都很难说是典型的学术自由案例。首先，莫尊通案和叶训祥案中，莫尊通和叶训祥都只是中、小学教师，而在学术自由权的历史上，中小学教师是否受到学术自由权的保护是有争议的；[03]同时，田永属于高等学校的学生，其是否享有应予保障的学术自由权，也存在认识上的差异。[04]其次，在三个案例中，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在整体上都未涉及宪法第47条规定的公民的学术自由权，法院的判决理由均没有明确提及"学术自由（权）"，诉讼当事人也都没有从学术自由权角度提出任何诉由。莫尊通案中，二审法院的主要判决理由是福清市人事局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行政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且认定该行政行为处分的乃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劳动权"。叶训祥案中，二审法院的主要判决理由，涉及对政府行政部门越权干预教育机构自的质疑，实际触及了学术自由问题，但是并未就此明确提出学术自由概念，更没有进一步辨明教育机构自主与宪法上的公民学术自由权之间的关系。田永案中，一审、二审法院均认定，北京科技大学关于考试作弊的规定因违法而无效，其作出的退学处分决定违背了正当程序，不过，两审法院强调的都是"涉及原告的受教育权利"，其是否与原告的学术自由权相关，法院判决中未置一词。
然而，这三个案例又确实触及了学术自由权的边界。莫尊通案和叶训祥案涉及教师的退休和辞退，同时涉及对政府行政部门干预教育机构自之法律根据的审查；田永案甚至涉及了对高等教育机构自与公民个体权利之间冲突的辨析，非常近似于西方国家关于机构的学术自由权（institutionalacademicfreedom）与个人的学术自由权（individualacademicfreedom）的区分，同时，该案判决关于正当程序的强调--"退学处理的决定涉及原告的受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原则出发，被告应将此决定直接向本人送达、宣布，允许当事人提出申辩意见"，也似乎是对学术正当程序（academicdueprocess）原则的阐明。
二、为什么我国很少典型的学术自由侵权案例
在逻辑上，缺少典型的学术自由侵权案例可能有多种原因。例如，学术自由权获得了良好的保障，侵权纠纷少有发生；学术自由侵权的司法救济渠道堵塞，法院不愿受理；学术自由在实践中尚很少被视为一种可诉的法律权利，作为法律权利的学术自由权概念尚不完整，从而，不仅法院不愿涉足学术自由案件，当事人也对是否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学术自由纠纷犹豫不决。这里先围绕上述三个案例，就法院受理情况稍作分析。
整体上看，三个案件的受理均受到了质疑。莫尊通案中，法院对于该案能否作为行政案件受理从一开始就存在很大分歧。反对意见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人事主管行政部门批准教师退休的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争议，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法院不应立案受理；同时，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受案范围，基本上限于认为人身权和财产权受侵犯可提讼，没有包括劳动权。赞同意见则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条，行政相对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行政诉讼法其他有关规定，就可以；本案中，原告莫尊通属于福清市人事局所管理的事业单位教职员工，不属国家公务员序列；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的劳动权利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叶训祥案中，除有关劳动权的辩解之外，受理问题的争议基本一样。[05]田永案在受理问题上的争议，则主要是北京科技大学作为被告是否适格的问题。[06]
按照行政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均不受理：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以及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其中，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第4条，"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是指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该行政机关公务员权利义务的决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条和第25条的规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只能是行政机关或者"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一方面，学术机构通常不属于行政机关，其是否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则存在争议，因而它能否成为适格的被告，在实践中常常是法院反复考虑权衡的问题；另一方面，即使它能够成为适格的被告，其中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作为"干部"来管理的（如莫尊通案和叶训祥案中被告所主张的），常被视为"公务员"对待，因而机构的侵权又常以"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之排斥条款为据，而被排斥在受理范围之外。
此外，根据教师法第39条的规定，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或者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教师认为当地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侵犯其根据本法规定享有的权利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作出处理。而按照第11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基本采用"法定原则"，即按照行政诉讼法或其他法律、法规之规定"可以提讼的行政案件"才属于受案范围。也就是说，教师遭受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侵犯权益的，可以提出申诉，但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案件受理方面的困难，可以表明学术自由侵权纠纷在进入司法救济渠道方面的缺失，但它并不能独自解释很少学术自由侵权案例的现象。我们还需要考察我国在这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
1982年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除于第10条规定"国家依法保障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外，还在第4章对高等学校诸多方面的自利给予了规定，包括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第33条）；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第34条）；自主开展与境外高等学校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第35条）；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分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评聘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职务，调整津贴及工资分配（第36条）；对举办者提供的财产、国家财政性资助、受捐赠财产依法自主管理和使用（第37条）等。[07]这些规定，大致确认了公民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学术自由权。
然而，高等教育法第39条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按照中国共产程和有关规定，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其领导职责主要是：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领导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讨论决定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内部组织机构负责人的人选，讨论决定学校的改革、发展和基本管理制度等重大事项，保证以培养人才为中心的各项任务的完成。"第40和41条关于高校校长的规定为："高等学校的校长、副校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任免"，校长"全面负责本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职权包括：（1）拟定发展规划，制定具体规章制度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2）组织教学活动、科学研究和思想品德教育；（3）拟定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推荐副校长人选，任免内部组织机构的负责人；（4）聘任与解聘教师以及内部其他人员，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5）拟定和执行年度经费预算方案，保护和管理校产，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6）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与此相比较，该法第42条规定，"高等学校设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综合起来看，似乎有"党委和校长行使高校的行政权力，学术委员会行使学术权力"的倾向或意思。[08]
1993年颁布的教师法，第7和第8条分别规定了教师享有的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其中，权利包括：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从事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参加专业的学术团体，在学术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按时获取工资报酬，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以及寒暑假期的带薪休假；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参加进修或者其他方式的培训。义务包括：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守规章制度，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履行教师聘约，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对学生进行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的教育，法制教育以及思想品德、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组织、带领学生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水平。此外，第14条规定，"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能取得教师资格；已经取得教师资格的，丧失教师资格。"
除此以外，新闻出版署2000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时事政治类、综合文化生活类、信息文摘类和学术理论类期刊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教育部2002年的《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和1983年的《高等学校中青年学术骨干考察工作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刑法第103条、105条、111条等，也涉及对学术自由权一定程度上的限定。例如：《通知》第1、2条规定："时政、综合文化、信息文摘、学术理论类期刊的出版，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出版方针，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时政、综合文化、信息文摘、学术理论类期刊在出版过程中，应认真执行党的有关宣传工作的方针政策，严格遵守党的宣传纪律，严格执行国家对期刊出版管理的有关法规、规章，严禁在刊物上出现以下内容：（1）否定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2）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3）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的；（4）违反民族、宗教政策，危害民族团结，影响社会稳定的；（5）宣扬凶杀、暴力、、迷信和伪科学，思想导向错误的；（6）传播谣言，编发假新闻，干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7）其他违的宣传纪律和违反国家出版管理规定的。"《若干意见》强调，要"采取切实措施端正学术风气，加强学术道德建设"，包括：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学校和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学术道德建设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端正学术风气、加强学术道德建设教育；加大人事制度改革力度，完善人事考核制度等；要"将教师职业道德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教师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其职务聘任、晋级晋职和评比先进的重要依据。学校领导对学术道德建设工作的重视程度和实际效果，应作为年度述职报告和群众民主测评的重要内容"。[09]《暂行规定》第3条列举了为"培养、选拔、考核、使用"中青年学术骨干而进行考察的内容：（1）政治思想方面：""中的表现；三中全会以来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思想作风和职业道德；（2）业务方面：教学水平和效果；学术研究成果及其贡献，国内外的评价；学术思想的特点和治学态度；（3）组织领导能力：担任党政、学术领导工作的组织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团结互助、彼此合作的表现；（4）安排使用情况和培养计划落实情况，需要创造的工作条件；（5）健康状况，有何疾病；（6）政策落实上，有何遗留和未解决的问题。同时，第4条第4项规定："对已定为考察对象的，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复查。考察对象在政治思想、业务水平、工作和生活等方面有什么重大变化，要及时报主管部门和教育部。"
综合考察这些规定，有两点似乎应予肯定：一是我国宪法和法律承认学术自由的一般原则，确认了公民和高等教育机构享有学术自由权；二是宪法和法律对学术自由权的内涵、外延未作明确界定，而其关于学术活动的具体法律限制，更使学术自由权概念飘忽不定。这样，学术自由权在我国总体上属于一种抽象权利，看不清也摸不着，不仅普通公民难以确定自己享有什么样的行动权利，法院也难以在具体案件中确认究竟什么是学术自由权，究竟有没有学术自由权遭到了侵害。如此，缺少学术自由侵权案例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三、推进我国学术自由权法律保障的转向
作为法律权利的学术自由权，首次出现于1848年的法兰克福宪法草案和1850年的普鲁士宪法中。自此之后的一百多年里，不仅越来越多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学术自由权利，而且，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缔约国承担尊重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规定为标志，它已经从国内扩展到国际，具有了国际普遍人权的性质。50多年前，贺麟在《学术与政治》一文中指出，"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之独立自由，不惟使学术成为学术，亦且使政治成为政治。因为没有独立自由的学术来支持政治，则政治亦必陷于衰乱枯朽，不成其为政治了"。[10]世界大学会社（WorldUniversityService）于1993年出版的《学术自由--人权报告之二》开篇写道："尊重与保障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不仅对于一个健康的教育体制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在我们看来，还是确保其他自由及努力发展与维持民主的必要前提。"[11]我国目前正处于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繁荣活跃的学术是确保改革不走弯路、少走弯路的必要之举，加强对学术自由权的法律保障则是一个繁荣活跃的学术市场的必要前提。
我们需要尽快完善学术自由权的法律保障制度。一方面，国家、学术机构以及学者，要积极推动法律、法规、规章、行政决定和命令以及学术机构的内部制度对宪法之学术自由权条款的贯彻落实，使学术自由权不至于仅仅停留于宪法条文的宣告；另一方面，要尽快拓展对学术自由权的司法救济渠道，在违宪审查制度得以确立完善之前，至少要使行政诉讼救济机制畅通无阻，民事诉讼救济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有关学术自由案件的受理、程序设置、判决说理等方面致力于权利保障和结果公正的目标。
尤为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各种学术主体要具有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要如珍视自己的人格尊严一样尊重他人的自由权利；要如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自己的权利；要有为权利斗争的精神。学者要首先承担起推进学术自由在各个方面进步的使命；要有学术伦理观念，遵守普遍性的学术规范；要有社会良心和作为学者的独立人格，既不要有"摧眉折腰侍权贵"的奴颜卑膝，更不该带"骄横跋扈牧黎民"的霸阀恶俗。权利也意味着责任，不仅尊重他人的权利明显属于责任，而且，尤其是在学术自由权尚未得到社会普遍尊重的今日中国，争取自己的权利也是责任。理性告诉我们，自己遭受侵害时的屈服只能导致更多的侵害，他人遭受侵害时的淡漠可能导致自己遭受侵害，而每一次屈服和容忍，都为最终导致侵害的正当化与合法化提供了"赞助"。学术自由的实现，在根本上要依靠各个学术主体亲身实践，只有如此，学术自由权的法律保障制度才有意义。
注释：
[01]以上案例皆来自国家信息中心【国家法规数据库】，分类号分别为115611998038、115612001033、90013001999014、113506199901、115611999057、113312200015。
[02]该案由于涉及国内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北京大学，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相关评论参见贺卫方：《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article.asp；《转了向的里程碑--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二审判决》，/detail.asp；沈岿：《制度变迁与法官的规则选择--立足刘燕文案的初步探索》，/detail.asp.
[03]一般来说，基于"学术乃高深学问"的理解，多将学术自由权与高等教育联系在一起，至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是否存在学术自由问题，西方国家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德、日通说认为教学自由限于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机关的教师，而美国则不分大学教师或中、小学教师。
[04]学术自由权概念是否包括学生的学习自由，至今还没有世界范围的通解。从发展趋势来看，不少国家都逐渐承认学生的学习自由权。同时，类似于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书以及纪律处分是否属于学习自由的问题，也与解释者的理解有关。按照《学术自由和高等教育机构自治利马宣言》第9条之规定，颁发学历、学位证书的问题可以归为学习自由范畴之内。
[05]关于此争议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对案件的评析，前引【国家法规数据库】，分类号为115611998038、115612001033。
[06]关于田永案和刘燕文案在受理问题上的争论，参见前引，沈岿文。
[07]高等教育法第68条规定："本法所称高等学校是指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其中包括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
[08]有学者认为，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二元化权力结构是高等学校组织在权力配置上与企业、政府机关等非学术性组织的重要区别。在高等学校组织内部，既有以校长为首的行政权力，又有以著名学者或专业教师群体为代表的学术权力"，"学术权力作为一种内在力量发挥着支配作用，行政权力则作为一种外在的结构形式维系着高等学校组织的存在和发展"。进一步来说，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是行使学术权力的前提，"否则，这种权力的行使，就有可能侵犯其他学者的学术权利--学术自由"。（参见秦惠民：《学术管理活动中的权力关系与权力冲突》，载劳凯声主编：《中国教育法律评论》第1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关于此种认识，需要注意的是，高校内部以校长为首的行政权力并非与政府机关的行政权力完全相同，而且，尽管需要强调它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区别，但更要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学术自由不仅是学术权力行使的前提，更是行政权力行使的前提。离开了这一点而谈两种权力的区分，没有太大意义。
[09]长期以来，道德与法律的区别，在我国（不少西方国家也类似）法制建设实践中越来越模糊，尤其是其中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以及政党伦理，越来越趋向于法律化。在这个意义上，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至少具有准法律规范的性质。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村民自治；法律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切实的民利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并要求把它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这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还是第一次。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和农村治理的有效方式，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制度保障。我国1982年宪法正式确立了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为村民自治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法依据。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组法》)的修改和颁布，使村民自治具体化为法律，标志着我国村民自治开始进入发展完善阶段。
一、村民自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制度保障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目标，包含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既相互区别又有紧密联系层面的内容。其中，以“管理民主”为内容的村民自治制度的不断完善，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
1．村民自治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为新农村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实行村民自治，村民的民利得到有效实现，可以极大地调动村民生产的积极性，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实践表明，民选村干部大多都能自觉地把发展本村经济、带领村民致富奔小康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千方百计地搞好本村的农业生产。村民自治提高了决策的科学化水平。村民代表会议建立后，对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务尤其是经济事务，广泛征求村民代表的意见，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村民通过参与村经济建设的决策、管理，提高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2．村民自治拓展了村民利益表达渠道，为新农村建设构筑了群众基础。村民通过参与村委会的民主选举，行使了对村级领导的推举罢免权；通过参加村民会议，保障了村中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民主决策参与权。村务公开，则增强了农村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透明度，保证了村民对村干部村务行为的有效监督。村民自治还通过村民直接参与民主实践，提高了村民的政治热情和政治素质。村民要求村干部按照国家政策规定保护自己的利益，利用村民议事制度抵御一些不合理的“指令”等等，显示着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主体力量在进一步形成，为新农村建设构筑了坚定的群众基础。
3．村民自治推动乡村政治发展，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政治保障。民主选举让人民群众自己选择权力委托人，减少了党与群众的直接冲突，使党能够集中精力，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党的威望；民主监督，使业绩平庸的村干部被淘汰，村干部素质得以保证，村级组织的威信和战斗力得以提升；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使村民代表和村干部的政治才干进一步增强，一大批乡村政治精英脱颖而出，成为推进乡村民主化进程的积极力量。
4．村民自治加强农村公共事务的管理，为新农村建设创造了发展环境。实行村民自治，一方面，村民自治组织可以把农民组织起来，为农业生产提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帮助农民解决各个环节遇到的难题；另一方面，村民自治组织发挥自身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加快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农村公路、通讯、能源、水利、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设施、生态环境以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社区等建设，促进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从而为新农村建设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5．村民自治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为新农村建设营造和谐氛围。实现新农村建设“乡风文明”的目标，必须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通过民主选举，实现了村干部上对政府负责和下对群众负责的统一，村干部由村民代表大会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必须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群众对自己选出来的带头人也倍加支持，形成干群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局面。通过民主监督，村民既可以通过测评的方式警示不称职的村干部，也可以通过罢免程序，将问题严重的干部拉下马，使干群之间由误解变理解。通过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一方面把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准确地反映给村党组织、村委会和上级有关部门，使各部门在决策时充分考虑群众的利益和意见；另一方面把上级领导部门的决策、指示及时传达给群众，并利用代表的民意基础获得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发挥党和国家联系农民的“桥梁”作用，密切干群关系，调和农村内部矛盾，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从而为新农村建设营造和谐的氛围。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村民自治”的法律界定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科学界定村民自治的含义，对于正确区分“自治权”与“行政权”，正确处理乡(镇)村关系和村“两委”关系，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的职能和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法律意义。
我国现行宪法和法律没有关于村民自治的定义，只有关于村民委员会的定义。《宪法》第111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组法》第2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随着对村民自治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对村民自治的界定，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村民自治是指“一个或几个自然村的村民，自己组织起来，在基层人民政府的指导下，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即由村民群众依法办理群众自己的事情”。第二种观点，认为“村民自治是依靠农民，实行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新型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从法学视角来看，村民自治包含两种含义：一是一种法律制度，一是一种法律行为。”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是农村基层人民群众自治，即村民通过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上述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中，第一种观点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村民自治的基本内涵，但是对于村民自治的内容仅用“事情”表述显得不够准确，强调了基层政府对村委会的指导，但忽略了村委会对基层政府工作的协助，即只看到村委会与基层人民政府之间的单向关系。第二种观点，只突出村民自治某一方面的特点，或突出村民自治的主体及目的，或重在强调村民自治的法律性，亦不全面，不利于对村民自治的理解与把握。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但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村民自治的内涵加以拓展和深化。
1．关于村民自治的主体。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三种分歧：一是认为村民自治的主体是村民个人；二是认为村民自治的主体是村民委员会；三是认为村民自治的主体是以自然村为基础的全体村民。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与村民自治的立法和实践相违背，因为在一个村的范围内，不同的村民对自治的事务往往会持有不同意见，若将村民个人视为自治的主体，则在自治的过程中难免出现意见分歧难以达成一致。而根据村民自治的立法与实践。村民在行使自治权时是由全体村民召开村民大会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由村民委员会具体地行使自治权。由此可见，自治权的拥有者实际是全体村民，而不是村民个人。第二种观点将村民自治的主体理解为村民委员会显然与《村组法》相矛盾。从《村组法》第2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村民委员会是具体行使村民自治权的基层群众组织，它不是自治权的拥有者，而是具体行使者，即代表一村全体村民的意愿对村事务进行管理。因此，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即将村民自治的主体定为全体村民是更为合理的。它一方面表现了自治权归属于一村的全体村民；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自治权的行使需要全体村民达成共同的意思表示，并交由村民委员会具体负责。
2．关于村民自治权的性质。目前学术界同样存在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认为从来源上来讲，自治权是法律授予全体村民的一种权利，而从自治权的行使上看，它又是对村民进行管理的公共权力，由此体现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二是认为村民自治权是自治体组成成员的固有权利。笔者赞成第一种观点。首先，村民自治权是公民权利的一种具体体现，而不是国家权力。根据《宪法》和《村组法》的规定，我国地方国家机关体系实行的是省、县、乡镇三级建置，村不属于我国的国家机关，因此以村为基本单位进行的村民自治权也不应当属于国家权力，而应当是村民实现自我管理的一种权利。其次，村民自治权是一种法定的权利，即由法律授予的权利，这是因为自治权在我国宪法和法律中得到了明确的肯定。最后，村民自治权是实质权利与形式权力的结合。一方面。我国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均赋予村民对村务进行自我管理的权利，即村民自治权实质上是一种权利，但由于自治权是由法定的组织即村民委员会来具体行使，并表现为对本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管理，这种管理既对每个村民有约束力，又可排除政府机关对村民自治事项的干预，所以从外在形式上看，自治权又具有权力管理和服从的特征，是一种形式上的权力。
3．关于村民自治权的内容。《村组法》第2条规定，村民自治权主要包括民主选举权、民主决策权、民主管理权和民主监督权。其中民主选举权是自治权的逻辑基础，只有通过全体村民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才能代表全体村民，行使具体的自治权；民主决策权是自治权行使的关键，对于村中的重大事务，村民有知悉和决定的权利，《村组法》规定应由村民委员会提议召集村民会议，由村民集体讨论决定；民主管理权是自治权的核心，由全体村民共同参与、共同管理、共同决定村内各项事务，维护自身权益；民主监督是自治权的保障，一方面村委会应定期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村委会干部应定期述职，接受村民评议，另一方面村委会通过村务公开，使村民能充分了解各类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务，从而对村委会的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
4．关于村民自治的方式。《村组法》规定村民自治的事项是“村务”，即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乡镇政府可委托村或者村民委员会办理某些事务。村民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通过村民自治章程规定的基本自治事项，并通过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委员会等组织形式来依法处理与全村村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这其中，村民会议是村民自治的一种最高的自治组织形式，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的执行机关。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村民自治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我国有关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正不断完善，但亦存在如下缺陷，影响着村民自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影响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1．宪法对村民委员会的定性不准，降低了村民在自治过程中的地位
(1)村民委员会在宪法中所处的章节容易引起人们对村民自治性质的误解。在我国现行宪法中，村民委员会制度是在第三章第五节作出规定的，而第三章规定的内容是国家机构，第五节规定的内容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这种规定容易给人以一种错觉：村民委员会是一级政权机构、是乡镇政权的下级组织，从而混淆村民自治的性质。村民自治组织的自主性与相对独立性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能否保持这种独立性是能否有效实现村民自治的首要标准。乡镇政权是我国的基层政权，国家有大量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职能是靠乡镇政权实现的，它是村民委员会最直接、最频繁的接触者，它最有可能侵犯村民利益、干涉村务。因此能否真正实现村民自治，就看能否防止乡镇政权对村务的干涉，保持村民委员会的独立性。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乡、镇政权同它的关系是指导关系，不是领导关系。村民委员会制度在宪法中所居的位置容易引起人们对村民自治的误解，影响村民自治的实现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2)宪法对村民委员会的定性不准，容易引起人们对村民委员会性质的误解。根据《宪法》第111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从法理上来看，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并不准确，更准确的说法应为村民自治的执行机关。村民自治组织和村民自治的执行机关是有区别的：自治组织相对来说更笼统，包含的范围更广，既包括村民委员会，又包括村民大会，还包括村民委员会主任；而村民自治的执行机关只是自治组织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村民大会是村里的最高权力机关，村民委员会只是由村民大会选举产生并代表村民集体行使自治权利的一个组织，而非自治主体，真正的自治主体是村民集体；村民委员会主任只是集中行使村民自治执行机关权力的代表，其主要职责是对外代表整个村集体。
2．《村组法》对村民委员会与相关组织的关系规定不明确，不利于村民委员会正确行使权力
(1)《村组法》中关于乡村关系的规定比较模糊，不利于村民自治的实现。《村组法》第4条第2款规定，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这个规定在实践当中主要有协助乡镇收缴税费、完成计划生育等。这种权责的实现，往往就意味着村民委员会身份的异化，由自治执行机关转为乡镇基层政权的下属机构，村干部也就成了乡镇政府的“人”。《村组法》第22条第4款规定，村民委员会不及时公布应当公布的事项或者公布的事项不真实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反映，有关政府机关应当负责调查核实，责令公布；经查证确有违法行为的，有关人员应当依法承担责任。该条款的立法本意是要监督村民委员会、保障村民权益，但其效果却恰恰相反，不但不利于对村民委员会的监督，反而呈现出乡镇政权与村委会的上下级痕迹：因为只有在上下级隶属关系中，才存在这种调查、责令改正权力。这种监督关系类似于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复议。由此强化了乡镇及县政府对村务的干涉，使村民委员会本来就岌岌可危的独立性雪上加霜。
(2)《村组法》规定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不明确，不利于村委会行使村民自治权利的实现。首先，《村组法》第3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利。从理论上来说，只规定党组织的领导作用，而未有相关法律来规范党的这些组织如何行使领导权，那么党组织的这种领导往往就会发生扭曲、膨胀。在实践中党支部对村民委员会工作的干涉也证实了这一点。村党支部实际上成为村的权力中心，是村实际的领导者、决策者和管理者，这种情况不利于村委会行使村民自治的权利。其次，根据《村组法》规定，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关系，乡镇政府在实施对村民委员会的干预时，往往还是有所顾忌的。但乡镇党委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关系则是上下级关系，通过乡镇党委对村务进行干预则显得更容易。根据党的组织原则，村党组织负责人是由党员选举产生的，但必须经过上级党组织的考察和选配。上级党组织通过对村党组织成员行使任免权，不仅可以强化对村党组织的领导，也可以有效地调控村民委员会的行为。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为乡镇控制村务提供了便利途径。事实上，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发展基层直接民主，既是宪法的规定，也是党的主张。但宪法规定和党的主张由于党的基层组织的原因而未真实地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得以实现，这不能不说是《村组法》的一大缺憾。
3．对村民自治权利的法律保障不足，抑制了村民自治的正常实现
现行村民自治权利除涉及村民的财产权、人身权的事项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如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民事诉讼等予以救济外，其他的并没有纳入司法救济途径。《村组法》第4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当乡镇干预了村民自治的事务时，应负什么责任并无规定，所以，一些乡镇领导肆意干预村民自治事务的情况时有发生，但却奈何不了。
《村组法》第15条规定：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由于村委会选举与县乡政府利益直接相关，因此，要县乡有关组织公正处理很难做到。从法理上讲，“有权利必有救济”，如果当事人认为县乡行政组织处理不公，应有司法途径给予救济。而我国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法律。一些地方的农民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到法院进行诉讼，而法院则以“法无明确规定”为由，不予受理。
总之，不仅《村组法》对村民自治权利的保障缺乏法律责任的规定，而且相关法律如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也没有为村民自治权利提供充足的司法救济途径。不少村民自治权利受到侵害的农民，要么忍声吞气，要么只能走上漫漫、上访之路。
四、完善村民自治法律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现行法律对村民自治的负面影响，如果得不到人们的重视并尽快通过修改完善法律来消除，那么彭真同志在对《村组法(试行)》草案进行说明时的担心就会成为现实：一旦村民自治搞了“夹生饭”，或者把它压垮了，再搞就更费力了。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使村民自治摆脱目前的法律困境，应采取以下措施。
1．在宪法中设立有关村民自治的单独章节，将其从我国地方政权机构中剥离出来。我国现行宪法将村民委员会制度规定在了国家政权机关里面，村民委员会虽然也具有村民自治机关的定性，但却造成了这个自治机关是从属于国家政权机构这样一种错觉。要消除这种错觉，就必须将村民自治从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与民族自治相并列的自治制度，使村民自治能够真正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制度保障。
2．确立村集体的独立法律人格，把村民委员会的法律性质由村民自治组织改称村民自治的执行机关。法律上的独立人格是法人获得自治权的基本前提，村民要想获得真正自治，必须保证村民所在的村集体在法律上具有独立人格，成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在这个独立的法人中，有完整的法人治理结构，村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行使自治权；村民委员会只是村民大会的执行机关，执行村民大会的决定，对内对外代表村集体。在宪法和《村组法》中作出相应规定，确立村民自治的真正主体是村集体，明确村民委员会只是实行自治的执行机关，这样可以真正强化村民的主人意识，摆正村民委员会的位置。
【关键词】会计制度；差异；会计规范体系
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其会计也是国际会计的领先者，其会计体制改革的经验是很多大国借鉴的对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我国企业会计制度面对很多问题，但是与美国相比，我国与美国存在着很多差异，诸如对汇兑损益的处理不同，对应收账款的坏账记提方法不同，对开办费的处理不同等等。
一、美国会计制度的特点
（一）会计的多样性
美国是一个有50个州的联邦制国家，每个州都有自己的立法机构，这些立法机构拥有广泛的权力，可以控制各自州界范围内的各种经营活动并征收税款；各个州负责自己州内授予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事宜，各州授予资格的要求略有不同。正是美国的这种行政划分导致了各个州的会计制度制定灵活多变，使得美国会计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这种因地制宜的会计制度建立方法使美国整体的会计制度具有相当的灵活性。相应地，会计实务操作更能适应当地企业的实际需要，满足各种信息使用者的各种需要。
（二）突出的行业自律约束机制
美国现有的会计准则是由1973年6月成立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制定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脱离了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直接领导，而归属于由六个职业团体代表所组成的“财务会计基金会”（FinancialAccountingFoundationFAF）。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设七位专职委员，这些委员均由财务会计基金会任命，因而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可见，美国会计主要强调的是民间的自律约束机制，导致美国政府干预机制相对较弱，从而呈现出弱强制性，而这种弱强制性恰恰加快了美国会计制度改革的速度，使得美国会计制度准则能很好的迎合美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而导致美国的会计准则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很大的影响力，其“公认会计原则”也被视为会计制度制定的基础，比如我们现在使用的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主要就是以美国会计准则为依据的。
（三）会计监管体制上体现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的新特性
由于2001年下半年，安然公司爆出财务舞弊事件，接着环球电讯、施乐、世界通信等一大批上市公司因会计违规而受到的指控不断见诸报端。导致美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会计诚信危机。针对这种问题，美国政府先后颁布了《公司与审计的责任、义务和透明度2002年法案》（简称3763号法案）、《2002年公众公司会计改革与投资者保护法案》（简称《公司改革法》）《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简称《SOX法案》），以加强对会计行业的监管。上述法案要求建立由五人组成的公共监察委员会来监管会计行业，该委员会委员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与美国财政部、联邦储备委员会磋商后任命。该委员会负责监督上市公司审计时，所有会计师事务所为发行证券的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都必须向该委员会备案。同时为了防止利益冲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制定一系列相关规定，诸如有关金融分析师的新规则；授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不经法院审理就可以将有公司舞弊行为的人定为上市公司禁入者，禁止其担任任何上市公司的董事和高层管理人员；设立上市公司审计规则管理局，隶属美国SEC，但应相对独立。其基本职能是对公司财务作假、审计规则运用有出入等行为进行监管，而且原来由民间制定会计准则的权利，重新划归到审计规则管理局等。这些措施的建立使得美国的监管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完全打破了局限于行业自律基础上形成的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新特性。这种新特性表现为：一方面仍然要求行业自律，另一方面成立专门的机构对会计行业进行实时监督，二者相互结合形成了美国新的监管模式。我国目前同样存在着严重的会计信用问题，其表现形式与美国的相关事件具有相似之处。因此，美国会计制度改革的这一新特性对我国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
二、中美两国会计制度的差异分析
尽管美国会计制度在改革上有许多的成功之处，但是中美会计体制上存在着诸多差异，这限制了我国对美国改革经验的吸收和借鉴。这些差异主要是政治、经济、法律、科教、自然、人文因素等方面的宏观因素，以及企业管理体制、企业组织形式、企业生产经营规模、企业经营目标和方针、企业内部管理水平、企业领导和职工的会计意识等方面的微观因素。其中经济因素、法律因素和人文因素对会计的影响最为显著，同时也是导致微观因素产生的诱因。
（一）经济因素是直接影响会计发展的最重要的环境因素
会计理论的形成、会计规范的制定及会计实务的发展，其根源在于会计环境中的经济方面，也即取决于社会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经济的发展程度和稳定程度、政府基本经济策略和重大经济政策、经济的开放度和国际化程度、经济组织现状、企业筹资体制、企业管理水平等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我国会计的优势和缺点比较明显，我国的会计制度在政府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干预和管制的前提下，其优势是便于宏观经济调控和对国内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弊端是制约企业会计的积极性难以应对变化万千的经济环境。而美国采取宽松自由的模式优缺点与我国截然相反。
（二）法律因素是对会计发展具有直接影响力的因素
不同的法律制度造就了不同的会计体制，如德法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会计”模式和英美等英美法系国家的“民间会计”模式就有很大的差异。美国属英美法系，美国没有专门的会计法，美国会计发展主要强调的是行业自律，只是在联邦立法和州立法有关法律中对会计问题做出相应规定。《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是对美国会计影响最大的法律，并对会计信息的披露、保存会计记录等作出相应规定。我国总体上属于大陆法系，因而目前我国会计总体上也属“立法会计”模式。中国《会计法》对有关会计内容进行法律规定，且《会计法》是制定一切会计法规制度的母法，公司法等其他法律虽然也有少量会计规定，但处于附属地位。根本体制的不同是导致中美两国会计发展出现差异的直接原因。
（三）人文因素是两国会计制度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
人文因素也称社会文化因素，作为会计宏观因素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业已形成的社会秩序和公众长期积淀的传统思维习惯、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以及人们对经济、会计的传统态度和看法等因素。人文因素对会计的发展有着十分特殊和重要的影响。使得每个国家的会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国特有的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国家的、民族的特色。在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民族文化决定了我们主张国家、民族、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强调社会价值的实现，集体主义观念深入人心；由于长期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民众对上下等级、长幼排序更是泰然视之，人们对现存社会秩序容易接纳；人们对不确定、不明朗因素反应较强烈，习惯于按规范行事，讲究中庸之道。这就影响了我国对其他国家文化主动借鉴的魄力。而美国是一个开放性的国家，民众对不确定、不明朗因素反应较弱，善于接受新生事物和有差异的因素；人们注重成就感、英雄感、决断能力和物质上的成功。他们有着很强的借鉴能力。
三、美国会计改革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借鉴
（一）加强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是当今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首要任务
美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监管模式之所以能维持几十年不动摇，关键在于市场中的制衡力量在规范行业行为中起着真正决定性作用，政府监管只是一个重要的辅助措施。当然，制衡力量要切实发挥作用，还要有良好的制度与环境为前提，包括无限责任合伙人制度，以质量和公信力为标准的竞争环境以及独立的司法制度。而自律监管模式难以为继的原因，也正在于市场中的制衡力量不能切实发挥作用。目前，中国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承接往往是由行政权力决定的，立业的基础是权力而不是诚信，质量的竞争也就变成了权力的竞争，人们不再有动力去提高执业质量。再加上司法力量的缺失，市场制约力量薄弱，监管的重任只好由政府来承担了。但是，对于会计行业来说，政府管制机构处理会计专业信息的效率远远不如市场机制。更重要的是，我国的管制机构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既像是其上级主管，又像是其股东。谁又来监督监管者呢？从美国的会计改革来看，应当加强我国的行业自律，同时要保持适当的政府介入是我国会计改革的一个势在必行的措施。
（二）会计师事务所从事的审计和非审计业务应逐渐分离
美国这次会计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限制会计师事务所同时从事审计和咨询等非审计业务。不可否认，这对减少会计师事务所参与上市公司造假的机会与概率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但这种方法是否可行，我国目前有没有必要效仿美国的这一做法？美国发生监管体制变化的前因就是因为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与非审计业务进行混淆。使得事务所的主体不清，使得美国会计行业的诚信度下降。而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长期以来也是审计与非审计服务相混淆的。这种现状目前已经暴露出其存在很大的弊端。首先，审计与非审计业务相混淆容易造成我们事务所在审计主体上发生错位。其次，审计与非审计业务的混淆导致事务所在主体业务与非主体业务发生偏倒。最后，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对注册会计师非审计服务的监管政策也表现出较大差异。国外的改革措施对我国的会计制度改革带来深刻的启示：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业务与非审计业务应该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地进行分离，规范会计市场和审计市场，最终形成独立的审计机构和独立的会计服务公司，根据二者不同的职能，确立不同的经营内容。
（三）不断加强和完善会计准则是规范会计体系的主要手段
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是基于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但是这种情况下制定的会计准则过于复杂与繁琐，虽然对会计估计和会计判断提出了较多的数量标准和判断标志，但企业仍可以通过精心策划“业务安排”和“组织设计”来绕过规则的束缚，利用会计信息的复杂性掩盖经济实质。因此，对于会计准则的完善应注重经济事项的实质，而不是形式上的细微差别，在涉及公司具体实际时，应强调实质，允许在准则约束的框架下进行合理的专业判断。此外，还应该简化会计披露模式、裁减冗余信息、对核心信息增大披露频率以及简化整个会计披露模式。
这些对于我国的会计制度改革都是具有极其深远的借鉴作用。我国制定的新会计准则正是在为了完善会计制度、适应市场需要的基础上颁布实施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对避免出现美国已经暴露出的某些问题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但是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亟待进一步改进。
【参考文献】
[1]庄恩岳，陆宇建.新编企业会计核算[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3]孙雅川.会计原理新探[M].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
[4]陈玲凤.解决国有企业块及信息失真问题初探[J].会计之友，2008，(5)：35.
[5]董润香.浅析会计信息失真的成本及对策[J].会计之友，2008，(8)：34.
一、证券监管体制的基本模式
（一）政府型监管体制
（二）自律型监管体制
二、我国自律管理体系的现状
三、强化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自律管理的建议
（一）转变观念，强化自律管理的意识
（二）完善《证券法》及相关体系，明确自律管理的定位
（三）健全自律管理的规则
（三）加强自律管理机构的组织建设
提要：在短短的几十年里，我国的证券市场得到了迅速的。但其中也暴露出来不少的，证券监管体制不完善就是其中之一。我国的监管体制层次过于单一，还没有形成政府、证券业本身自律及等多个层次的监督体系。本文主要就我国证券市场自律管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并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提出完善我国证券市场自律管理体系的几点拙见。
关键词：证券监管自律管理政府监管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
对证券市场进行权威性、制度性的法律监督，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证券市场良性、有效运作的重要保证。我国的证券市场是在特定的环境下伴随市场体制的逐步建立成长起来的，担负着为国民经济服务的重要使命。但从证券市场诞生之日起，由于种种原因，证券市场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不规范的行为，干扰了证券市场正常的运行秩序，阻碍了证券市场和国民经济的有效发展。要从根本上构筑有效的证券市场监管体系，加强证券监管，其重要前提之一就是要理顺证券监管体制。
一、证券监管体制的基本模式
综观世界各国的和现状，证券监管体制并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模式，各国证券监管体制因对证券市场和对证券监管手段功效的认识不同以及法律传统不同而各不相同，并且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变化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但从总体上看，证券监管体制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政府型监管体制和自律型监管体制，并且近年来这两种监管体制出现了融合趋势。
（一）政府型监管体制
政府型监管体制是指政府通过立法及设立全国性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整个证券市场实施监督和管理的制度。美国是实行这一监管体制的典型代表。此外，加拿大、韩国、德国、法国、日本、我国的地区等也实行政府型监管体制。政府型监管体制的突出优点表现在：（1）监管机构超脱于证券市场的当事者之外，避免了市场监管与自身利益冲突出现的可能性，因此更能严格、公平、有效地发挥其监管作用，特别是能够兼顾证券业和投资者的利益，注重投资者利益的保护。（2）设有全国性的管理机构，可以有效协调全国各证券市场，防止出现由于群龙无首、过度竞争或恶性竞争而引起的混乱现象，并且能够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提高资本的流动性和证券市场的国际竞争力。（3）政府型监管体制注重立法管理，而法律的稳定性、明确性和强制性特征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使这种政府管理手段更具有严肃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当然这种体制也存在一定缺陷。证券市场的管理具有相当复杂性，涉及面广，单靠政府的证券主管机关而没有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配合就难以胜任其职，难以实现既有效监管又不过分干预市场。证券市场不同于一般商品市场，证券交易在实质上是一种信用交易，受市场信用程度的；同时，证券交易日益与高相结合，在交易方式、交易手段上不断创新，市场也变得瞬息万变，如果不身在其中，就难以及时把握其变化。因此，如果仅仅依靠政府主管机构，要实现对证券市场的有效监管，必然要求政府深入市场，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过分干预市场；而如果保持政府监管的适当程度，又难以确保政府监管的及时和有效。
（二）自律型监管体制
自律型监管体制是指政府除了某些必要的立法外，较少干预证券市场，对证券市场的管理主要是由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组织自我管理，以促进行业的公平、有序发展。实行此种体制的典型代表是英国，其他原英联邦国家和地区也多采用这一监管体制，如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我国的香港都采用这种体制。自律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政府监管相对的，因此恰恰能在政府监管的局限性方面显示出自身的比较优势和特殊作用。一般说来，自律型监管体制之所以行之有效，主要原因有：（1）它为充分的投资保护跟竞争与创新的市场结合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2）它不仅让证券交易商参与制定和执行证券市场管理条例，而且鼓励模范地遵守这些条例，这样的市场管理将更有效。（3）能够自己制定和执行管理条例的私营机构，与靠议会变更管理条例的机构相比，在经营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4）证券交易商拥有专业知识，对现场发生的违法行为有充分准备，并且能够对此作出迅速而有效的反应。（5）这种监管体制将政府排除在证券市场监管之外，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证券市场的不必要的干预，从而保证证券市场活动能按照市场进行。
自律型监管体制也有其局限性，第一，自律管理通常把重点放在市场的有效运作和保护证券交易所会员及其他证券业自律组织成员的经济利益上，对投资者往往没有提供充分的保障；第二，管理者的非超脱性难以保证管理的公正；第三，由于缺乏强硬的法律后盾和基础，管理手段较软弱，一旦发生证券市场的震荡或危机，便会显得无能为力；第四，由于没有全国性的管理机构，比较难以实现全国证券市场的协调发展，容易造成混乱状态。
由于上述两种体制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在经历了多次股灾之后，以及随着证券市场日益国际化，出现了证券市场监管体制融合的趋势。政府型监管体制和自律型监管体制正在发生改变，出于证券市场监管及时性、有效性需要，自律组织和政府机关在分工监管的基础上，相互协作和补充，自律管理和政府监管被紧密结合在一起。其中，政府更多地作为法律的执行者、政策的支持者和违法行为的查处者，而证券交易所和其他自律组织更多地作为市场运作的组织者、市场秩序的一线监管者和违规行为的发现者。[1]例如，美国是典型的政府型监管体制，但其证券商协会、证券交易所等在证券监管中也发挥一定作用，特别是场外交易市场，主要靠证券商协会管理。英国在自律管理的基础上，根据1986年通过的《服务法》建立了证券和投资局（SIB），1997年更名为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专门负责证券市场的管理，虽然这一机构不是官方机构，但其管理方面吸收了政府型监管体制的许多做法，把自我管理和法令管理融为一体。
二、我国自律管理体系的现状
充分的自律意识和自律管理是证券监管的充分条件，而政府只有在此基础上加强监管，才能起到良好的作用。境外证券市场发展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自律管理制度成功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监管和自律管理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应该是互为依存，相互补充的。我国证券市场经过十余年发展，已初步建立了自律管理体系，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管理职能得到了重视，自律管理作用也得到了一定的发挥。但我国证券法所规定的证券市场监管基本上是行政监管为主，而未对自律监管作系统性表述。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处于转轨时期，市场发展主要是由政府主导和推动，市场的监管也主要依靠行政权力，监管体系缺乏层次性。自律管理机制和职能的发挥没有真正到位，在法律上证券市场自律管理也就缺乏相应的地位。由于历史原因和特殊的国情，现阶段，我国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都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还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律组织，通常被看作准政府机构。相应得，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实行的自律管理，也常常被认为是政府监管的延伸。自律管理与政府监管的权力边界不够清晰，职责分工和监管机制还没有理顺，有的地方存在交叉或重叠，有的地方出现了缺位或越位。
证券业协会是由证券经营机构组成的全国性的会员组织，所有证券经营机构必须加入证券业协会，没有加入的证券经营机构不得营业。证券业协会的主要职责是：制定自律性的章程或规则，进行行业管理；协调证券业与其他行业的关系；代表会员共同利益，反映会员愿望与要求，为会员提供必要的服务；协调会员之间及证券业内的关系，解决会员之间及会员与客户之间的纠纷；监督、检查会员行为，对违反法律和协会章程的会员给予纪律处分；收集及整理证券业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就证券业的重大问题想主管机关提出建议或报告。证券业尽管是一个行业自律组织，但其领导机制是半官半民，决策层由国家有关部委领导担任，这使得其自律监管职能履行不实、成效不大。证券业协会自成立10年来仅开过第一次会员大会，除组织一两次学术会议、业务培训之外，还没有担负起主要的职责。正是由于证券业协会不能充分反映会员的要求，无法代表会员的利益，而证券经营机构也并不把证券业协会视为自律组织。
证券交易所是不以盈利为目的，为证券的集中和有组织的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实行自律性管理的会员制事业法人。我国证券交易所的监管问题主要有：（1）上市监管形同虚设。我国现有两大证券交易所——深交所和上交所，由于我国股票发行采取额度控制、实质审批的原则，交易所之间竞争激烈，相互挣抢公司上市，上市监管无从提起。（2）市场披露混乱。完善的信息披露是证券市场得以良好运作的保证，也是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的先决因素，然而，交易所并没有很好地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职责。（3）证券交易所作为证券业协会的会员，自律组织重叠。另外，证交所的职责履行也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地方政府出于保护自身利益，保证税收与资金，削弱了证交所的自律监管作用。
三、强化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自律管理的建议
（一）转变观念，强化自律管理的意识
我国证券监管体系中，自律管理不完善，原因是方面的，既有政府干预证券市场过多，使自律机构无用武之地的原因，也是因为证券市场建立时间短，自律机构及其规则不完善所致。应当说在证券市场建立和初期，自律管理薄弱有其特殊的意义。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在市场机制和政府监管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自律监管的作用是苍白无力的，过分依靠自律监管可能非但不能起到保障市场有效运作的作用，而且可能造成市场失控和投资者的巨大损失；而只有当市场具有一定的成熟度或政府监管制度较完善的情况下，自律监管的优点才能充分发挥。经过十几年的摸爬滚打，我国的证券市场已日渐成熟，高大量于证券市场的运作之中，创新的速度也得以加快，政府监管作为体外监管的滞后性，应变性差等弊端日益突出，这就要求自律管理给予必要补充。我们必须要从传统思想的藩篱中跳出来，充分认识到完善自律管理对实现证券市场有效监管的必要性。
（二）完善《证券法》及相关体系，明确自律管理的定位
现行《证券法》并未对自律管理给予系统的阐述，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当前我国证券市场的自律管理权力更多是一种行政授权而非源于法律直接规定。法定自律是更为高级的自律制度，能够提高证券市场自律管理的效力层次，保证自律管理的权威性，划分清自律管理和行政监管的权责边界。因此在修改《证券法》时，首先应明确自律管理机构的监管权限，从授权自律转向法定自律，恢复自律管理的本来面目；其次要理顺自律管理与政府监管的关系。在立法中，改变过去以政府监管为主的模式，建立起自律管理与政府监管并重的格局。理顺二者关系最重要是界定清二者的职权范围，协调二者的关系。证监会应对全国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监管，以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和保障市场机制正常运作为主；在监管上，主要精力应放在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全面性上。而自律组织首先应该是行业利益的维护者，然后才是市场秩序的监管者。具体而言，证券交易所应充分发挥一线监管优势；证券业协会可以对各类市场参与主体的市场表现进行考核和评分，公布考核结果。自律组织在授权范围内有权建立和解、调解机制，为一定范围内的证券纠纷提供解决渠道，建立起我国证券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而且自律组织应充分发挥其在证券市场与证券主管部门之间的纽带作用，促进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
（三）健全自律管理的规则
作为自律管理机构，必须有相应的自律管理规则，这种管理规则必须不同于国家法律，而体现为行业规则和该自律组织的内部规章，这些规则和规章必须严于法律的要求，比法律具有更强的操作性。但从我国深、沪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的有关内部规定看，其主要内容是要求会员或成员遵守国家或地律法规，而几乎没有本组织的特有的要求和规定。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组织不具有自律组织的特征。因为遵守法律只是参与证券市场活动的基本的、最低的要求，即使不是某一自律组织的成员也同样要遵守国家有关证券法规，这是法律强制性本身要求的，不存在自律。[2]自律组织没有属于本组织的完善的规则，那么它的一切管理活动都会犹如海市蜃楼，既然规定了成为本组织会员的条件和会员的行为准则，就应该规定不符合或违反会员条件或行为准则的处理办法，否则所有的条件和准则都只会是一纸空文，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在这一方面急需完善。
（四）加强自律管理机构的组织建设
第一，减少证券业协会的行政色彩，将其办成非官方的民间机构。协会的领导成员由其会员大会通过民主选举在会员中产生，而不是由有关部委的负责人组成，使证券业协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律组织，而不是政府部门的附属物。第二，证券业协会应切实地进行自律管理，强化行业自律。比如可以由证券业协会对各类市场参与主体（如上市公司、证券经营机构、中介机构等）的市场表现进行考核和评分，公布考核结果。对考核好的机构，其业务经营在同等情况下享有优先权，这样不仅证券市场的自律行为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而且维护了证券业协会在行业自律中的重要地位。第三，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在现有基础上不断改进和完善证券交易所的组织机构，逐步形成会员大会、理事会和交易管理人员的合理分工，建立规范化的注册和监管程序。证券交易所应当充实会员管理和上市公司管理的有关机构，对会员公司和上市公司实施有效管理。
总之，面对我国证券市场自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不断探索，在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完善证券市场自律管理体系。
1、李朝晖：《证券市场法律监管比较》，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2、张荔：《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比较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3、强力，韩良：《证券法前沿问题案例研究》，中国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4、姜廷松：《中国证券法与证券法律实务》，华夏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5、任继圣：《WTO与国际金融法律实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6、朱从玖：《建立和发展证券市场自律管理体系》，载《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3年第11期。
7、宋明春：《加入WTO与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系的完善》，载《经济前沿》2001年第5期。
所谓自律管理，也称自我管理，是指行业中的企业按照一致的意愿，自行对各成员进行管理，以促进行业的公平、有序发展。
自律管理不可替代的地位，源之于相对政府监管，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和特殊作用。一般说来，自律性监管之所以行之有效，主要原因有四点：
首先，自律管理与行政监管具有互补性；其次，自律管理具有灵活性；再次，自律管理具有专业性。自律组织来自市场、接近市场、了解市场，拥有直接的市场经验，并储备了大量的专业人士，在自律管理中能够发挥专业优势；最后，实行自律管理满足了证券市场监管的多层次性需要。
自律组织与政府监管应该互为依存，相互补充
境外证券市场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自律制度成功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监管和自律管理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应该是互为依存，相互补充的。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政府主导下的监管模式和自律主导下的监管模式正在发生改变，一个基本趋势是：出于证券市场监管及时性、有效性需要，自律组织和政府机关在分工监管的基础上，相互协作和补充，自律管理和政府监管被紧密结合在一起。其中，政府更多地作为法律的执行者、政策的支持者、违法行为的查处者，而证券交易所和其他自律组织更多地作为市场运作的组织者、市场秩序的一线监管者、违规行为的发现者。
我国证券市场自律管理的现状与存在问题
我国证券市场经过十余年发展，已经初步建立了自律管理体系，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管理职能得到了重视，自律管理作用也得到了一定的发挥。但整体而言，我国证券市场仍然是一个新兴市场，并处于转轨阶段，市场的发展主要由政府主导和推动，市场的监管也主要依靠行政权力，监管体系缺乏层次性。与此相对应，在实际运作中，自律管理机制和职能没有真正到位，实践中还存在一些值得重视、有待改进的问题，主要有在法律上，证券市场自律管理缺乏应有的地位。我国《证券法》所规定的证券市场监管，基本上是行政监管为主，自律监管未作系统性表述。
在主体资格上，证券市场自律管理组织独立性不够。由于历史原因和特殊的国情，现阶段，我国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都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还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律组织，通常被看作准政府机构。相应地，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实行的自律管理，也经常被理解成政府监管的延伸。
在职责分工上，自律管理与政府监管的权限不够明晰。在对证券市场监管过程中，自律组织与证券行政主管机构对证券市场监管的权力边界不够清晰，职责分工和监管机制还没有理顺，有的地方存在交叉或重叠，有的地方出现了缺位或越位。此外，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作为自律组织，二者分工和协作关系也没有完全理顺。
强化和落实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职能，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发展
证券交易所是证券市场的组织者，为证券发行人提供筹集资金的场所，为投资者提供证券交易的场所，直接面对上市公司、投资者、证券商和广大中介机构，能够对证券交易进行实时监控，这种特殊的角色、职能和优势，客观上要求证券交易所承担起对会员公司、上市公司、证券交易的一线监管责任。
由于特定的历史和国情，在现阶段，证券交易所对我国证券市场的自律管理职能还没有到位，作用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强化和完善交易所自律管理，是今后一段时间我国证券市场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在完善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制度建设中，要借鉴境外成熟市场的成功经验，遵守交易所自律管理的普遍规律和特点，有针对性地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相应的制度完善和创新中，如下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第一、交易所自律管理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其主体资格的独立性。交易所进行有效的自律管理，必须首先取得独立的法律人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律管理组织。
第二、交易所自律管理权力应来源于法律直接规定，而不是行政授权。法定自律是更为高级的自律制度，能够提高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的效力层次，保证自律管理的权威性，清晰划分自律管理和行政监管之间的权责边界。在修改《证券法》时，对交易所的监管权限，应从现阶段的授权自律向法定自律转变，恢复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的本来面目。
第三、要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赋予证券交易所进行制度创新、品种创新和交易方式创新的权利，恢复市场的应有功能。在适当的约束条件下赋予证券交易所及时、自主地进行制度、品种、交易方式等方面的创新权利，增强核心竞争力，既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和变革的内在要求，也是迎接全球市场竞争挑战，创建区域或国际易所的外在要求。
第四、必须妥善处理好交易所自律管理和行政监管之间的关系。我国证券市场过于依赖政府监管，交易所自律管理职能弱化，是在特定的市场环境和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今后，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规范和发展，固然离不开政府监管，但应充分发挥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优势，发挥其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建立起交易所自律管理与政府行政监管并重的格局。其中，交易所自律管理应处于监管第一线，优先发挥作用，交易所自律管理无法覆盖、难以作用的领域，由政府进行行政监管，同时，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活动本身应接受政府监管。
一
马克思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马恩全集》第一卷，P15）意味着道德价值的根据在于人自身而不在人之外。
康德认为：真正品德的产生，是来自人们意志的自愿，不受外界的约束，可以自主规范来约束自己，故道德的最高境界是“自律”。（转引自《道德与文明》1996年第1期，P29）
杜威也认为：学校德育不应背记某些规则，良训箴言，关键是发展道德判断力，才能适应变化着的社会。
然而，现实中人们的道德行为似乎大都来自外在的某种压力或利益驱动（他律），而很少自主选择、自我践行（自律）。在教育中，对学生仅提出社会规范要求或目标，而对学生如何去习德、自育、践行，即自我教育、自律能力的培养研究不多。从我国历史上看，传统德育的核心是封建德育，其目的是培养维护封建制度的“奴才”——各级统治者与“听话”的“愚民”，品德评价标准为：被动接受，盲目服从，唯唯诺诺，师云亦云，因循守旧等。在道德教育上一切努力可称为“听话”教育：从一个刚出生还不懂事时起的“乖孩子，听话”到要求儿童青少年“在家听父母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直至要求成人“在单位听领导的话”，一个人即使毫无独立思考、判断、选择与行动以及负责的能力与精神，只要是“听话”就是“好孩子、好学生、好同志”。鲁迅在评论中国的家庭在教孩子时曾指出，那种教育只是“使他（孩子、学生、青少年）畏葸畏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这种教育，“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鲁迅全集》第4卷，P565，第11卷，P9）平平庸庸，唯唯诺诺虽不是坏学生，但已不适应现代社会对人的品德要求（开拓、进取、创新素质）。
另一方面，自律符合学生道德心理特点和德育规律。当代青少年处于探索社会、探索人生的重要时期，他们的思想特点是不轻信、不盲从，既不唯书，也不唯师，在观察和对照中思考，在思考中观察与对照。个体道德意识发展是影响道德内化的重要因素，自律是促进道德内化的重要手段，它可以使个体不断评判自己的道德认识，找出差距，主动吸取道德上的要求以充实自己。只有将社会要求的价值观转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自化），外在的道德规范经个体分析、判断、选择、尝试，才能形成自己的信念；只有在实践中切身感受，知行统一，情理交融，才能持之以恒，只有具有主体精神的人，才能自觉行动，而真正的权威也正是来自于人内在的精神力量。
因此，自律能力的提出是以学生个体身心发展的主动性、能动性特征、需要及其规律为基础的，也是以现代社会及其发展趋势的需要为基础的。
二
所谓自律，是指根据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和道德思维，为自己立法，并按自己的意志和立法去行动。即指不受外界困境和邪恶影响，不为快乐、幸福、欲望等情感所驱使，也不受神意、天命的支配，而是根据自己的“立法”，为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而行动的道德原则。它是依赖于理性的“善良意志”，而不是个人随心所欲的任性，强调“出自法则”去行动（利他、利己）。自律使人自觉选择道德行为，纠正不道德动机，在道德法庭上，自己充当人和审判官，检查和审判自己的言行。皮亚杰研究儿童道德发展中的“自律”，指的是人的行为受自己内在独立思考和价值标准的支配而不是外在的社会规则。
自律能力，指道德选择和行为是依据通过作为道德活动的主体的人理性思考后选择的道德原则自愿作出的，它可以表述为道德上的“三自能力”即自立、自行、自控能力。所谓自立即自我“立法”，也即自我要求，这涉及道德认识，道德理想诸方面；所谓自行即自我“行政”，也即自我锻炼、自觉践行，养成道德行为习惯；所谓自控即自我“司法”，也即自我评价自我调控，与通常所谓“良心”或“内心的道德法庭”相似。具体内容包括：自主思考、自我劝告、自我选择、自我修养、自我践行、自我克制、自我防御、自我督促、自我评价、自我调控、自我塑造、自我判断、自主责任心和自我负责，以及独立的社会适应和交往协作等能力。
相对而言，他律是指由外在因素决定自己意志的道德准则，即道德选择与行为是由主体自身之外的、未经自己理性思考的、被迫接受或考虑的各种规则和原因支配的（如恐惧、压力、图取报偿等）。处于学龄前和小学低年级的儿童，往往没有约束自己的能力，道德评价能力较低，需要靠教师和家长的约束来行动。随着主体自身成熟，这种外在权威形式逐渐转换为青少年内心的某种觉悟和信念，开始有意识地自觉地服从自己，即走向自律。但应该看到，学生在其道德意识建构过程中，情绪性动机、遵从权威和功利性动机占很大比重，效果与动机很难统一，这决定自律的不稳定性。
自律是道德人格完善的内在机制和主观途径。所谓道德人格就是人格在道德方面的规定性，它由价值目标（动力和导向因素）、价值原则（准则因素）和道德责任心所构成的统一体。道德人格完善，则指主体自主作出的道德决定在道德实践过程中不受任何阻碍地被实现的状态或境界。具有自律的人表现出健康人格特质如自觉性、自制性、包容性、坚持性和自主性等。
三
德育应该培养学生在个体道德生活和社会道德生活中学会自律。然而，青少年学生存在的问题表现在自我评价障碍、意志薄弱、人格障碍、挫折心理等。中国古代道德修养论中的“慎独”、“主敬”与西方的“有得于内，无待乎外”对我们培养学生自律能力的方法有所启示，下面来谈一些具体做法。
（一）挫折教育。也称逆境磨炼，是指通过展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挫折因素，培养学生正确认识驾御挫折能力的一种教育活动。即是说让学生不在挫折中消沉、徘徊，向挫折学习，在挫折的锻炼和考验中成熟，奋进、崛起，自处逆境仍然保持心理平衡和正常活力，从而培养对未来生活的适应性和调节周围环境的能力。当今时代充满着竞争、挑战和风险，青少年需要挫折教育、改革开放需要挫折教育，社会呼唤挫折教育，那么，如何提高学生挫折承受力和适应能力呢？孔子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暗示身处逆境更利于修养砥砺品行，颜回在陋室而不改其乐，表现出对贫困逆境的超越和对“道”的神往，得到孔子的赞扬。孟子也曾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空乏其身，行佛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不能”。（《孟子·告子下》）俄国的奥斯特罗夫斯基在经历童年的磨炼，战争的考验后，在身残志坚下写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光辉巨著。日本教育也规定：要创造机会把孩子投入艰苦环境中锻炼，让孩子学会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据说在一所私立小学的校门口，有一块水池，学生每天脱下木屐从水中走进校园，即使寒冷冬天，也从不在教师面前喊冷。挫折可从反面丰富人生的经历，加强品德实践能力，“吃一堑，长一智”，“失败乃成功之母”，便是这一道理。当学生遭遇失意、失败时，教师要增强其挫折心理免疫力，克服输不起的心理障碍，从跌跤中学会走路，在水中学会游泳。此外，人不可能在“真空世界”中生活，在学生中开展负面教育（反面教育），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克服保姆式的教育。
（二）自我评价教育。自我评价是学生依据一定的品德评价标准，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肯定或否定的价值判断。自评作为自律的有效手段，表现在三个方面：(1)自我意识，它是指人对自己以及自己和周围事物关系的一种认识，也是人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学生对祖国集体的爱、责任感、义务感、荣誉感、廉耻感等品德知识，都建立在对个人需要同社会需要之间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的。(2)自我激励，青少年学生自觉性、自制力较差，品德中好行为习惯不稳定，通过自评可帮助学生自我反省，进而自觉地进行思想转化和行为控制。(3)自我调控，在实际生活中，常有的行为不为人知即“个人独处”的情况，经常检查一言一行可以保持正直的人格和品德的纯洁，从而抵制外界的不良诱因。
（三）道德问题讨论。所谓道德问题，是由个体在特定条件下不能实现预期目标而形成的，它包含认识、目标、障碍三个因素。问题的解决，是从困难障碍中寻找一条出路。德育实质上是一个由“已知”出发，帮助学生在个人与他人、集体、祖国利益发生冲突时如何处理，利他利己，动机与效果相结合，实现德育目标的过程，可以说，德育是道德问题解决的教育和教学。当代西方德育课大多数都引进美国科尔伯格的道德认识发展理论，采用道德难题讨论方法，把培养判断力作为德育的中心任务。一是不要简单地告诉学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要让学生参与德育实践，对善恶作出评价；二是德育要注重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决策能力的培养。科尔伯格设立不同的道德两难问题（情境），如海因茨偷药的故事，供学生讨论，或者提供体验道德疑难问题的实践机会，帮助学生正视问题所固有的道德内容，引出学生谈出所作的判断基本理由，并鼓励他们以不同的道德观相互交谈，目的在于发展学生道德认识能力，选择能力，判断能力，更加适应社会生活。应该指出的是，学生在进行道德选择时，不但要有行为上的自由，而且要有理智上的自由，不但要有外在规定他律性的保障，而且要有内在需求自律性的支撑。
（四）道德责任心培养。强调个人对社会尽责是我国德育的传统，孔子主张“仁以为己任”，明末顾炎武疾呼：“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小学思品课本里提到“心中有他人，心中有集体，心中有祖国”。然而，当前青少年学生普遍缺乏责任感，为此，德育应指导学生树立对己、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甚至对全球的责任，树立学习责任心、生活责任心、工作责任心等，在家庭生活、社会公德、职业规范等方面接受社会关于个人道德责任的各种要求。如在班级中，让学生明白是班级的主人，让学生承担各种对集体负责的角色，引导他们对班级负责，激发学生履行道德责任的动机，强化因履行道德责任而引起积极的情感体验，同时，对责任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为了责任，处于现实可能的道德主体，他律性。
出于责任，处于自为的道德主体，自律性。（五）设置活动性德育课程。实践活动为自律能力的形成提供一个锻炼机会。学生在课堂上习得的道德观念，可以说是：“认知性德育课程”中的“理智的道德”，易导致学生在走向社会面对道德困境时，常产生言行脱节、表里不一等“双重人格”现象。而活动性德育课程是让学生在参与真实的社会生活过程中认识社会生活的真面目，进而参与社会生活改革与创新活动，旨在培养学生在社会道德环境中具有独立的、理性的道德判断与选择能力，自主负责的行动能力，不妨称为“实践的道德”。因为学生是道德生活的主体，“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客体，“接受者”、“旁观者”，德育的效果是从外显行为来评价的。活动性德育课程的内容包括勤工助学、社会公益、生产劳动、社会宣传和咨询、晨会、班团活动、课外活动等。其作用：(1)引导学生分辨周围发生的突出社会现象，(2)注重学生自育的主动性，(3)为自律品德发生提供保证。
四
培养学生自律能力应注意的几项原则：
层次性原则。真正具有自律能力的人，可以说“从心所欲不逾距”，但面对不同教育对象，我们只要求：在幼儿园，培养学生自理能力（生活习惯养成）、自控能力（控制自己的脾气、性情）；在小学，培养学生低层次的自主自制，是非判断能力；在初中，初步形成自主自制，是非判断能力和道德评价能力；在高中，比较自觉地进行自我教育，较强的自主自制能力、是非判断和交往协作能力等。
主体性原则。人在自身发展中处于主体地位，品德发展也存在自我构建的问题。主体所具有的独立、自觉、能动和创造的内在特性，是主体得以确立的内在依据和根本标志。如果我们不能说服学生应该自育，而又想塑造学生品德，那只会是徒劳，因为外在道德观念必须为道德主体所认同，才发挥作用。正如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道德准则，只有当它们被学生自己去追求，获得亲身体验的时候，只有当它们变成学生独立的个人信念时候，才能真正成为学生的精神财富。”（《给教师的建议》1984年版，P348）具有自律能力的人，在何处何时遇到问题，先想到依靠自己的道德思维，判断标准，而非依靠外部的标准和力量去解决。所以，教育要启发学生作为活动主体有权利有责任自愿地主动地民主地参与各种校内外活动，以此发展自主意识、自律能力，引导学生做生活的主人、集体的主人、学习的主人、实践的主人、评价的主人。强调的是自觉的行动积极的行动。
针对性原则。从德育实际需要出发，顾及学生个性年龄特征和思想品德基础，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和学生主体作用相结合，他律与自律相结合，使自律内容丰富，方法灵活多变。
总之，道德教育的最高目标是教会学生学会自律。自律能力的培养，可以说是学校德育今后长期的任务，由于作者才粗识浅，本文提及的几种方法，仅供教学参考，其操作效果如何？有待于实践的验证和理论的进一步探讨。
参考资料：
1.魏贤超：《现代德育理论与实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李道仁：《学会学习》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冯增俊：《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