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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培训前景(合集7篇)

时间:2024-03-21 14:56:30
体育培训前景

体育培训前景第1篇

摘要经济和物质文化的发展为文化和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为了研究北京市少儿业余体育培训的情况,更好的了解少儿业余体育培训的需求,更加科学的来认识少儿业余体育培训这个产业,并更加合理的来制定开发的战略,本文采用了问卷调查法、文献资料法、数量统计法、和访问调查法以及逻辑分析法,对制约和影响北京市少儿业余体育培训产业的相关因素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研究。调查和分析得出了北京市城市居民收入具备了体育消费的能力,少儿课余时间的相对充足和父母及少儿的体育观念有很大提高,北京市体育场馆相对充足的结果;并推理得出了北京市少儿武术业余体育培训产业应采取增长战略,进一步得出了应采取相关多元化的增长战略。希望能够对北京市少儿体育业余培训产业的相关企业和组织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少儿业余体育培训市场战略体育消费

一、结果与分析

(一)北京市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水平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近日了2011年的经济数据,全年CPI最终定格在5.6%,GDP增长达到8.1%。北京市人口突破2000万大关,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达到国际上“富裕国家”的水平。值得关注的是第三产业贡献大,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于秀琴分析,从第三产业来看,贡献度超过80%,即8%的经济增长中有八成是靠第三产业带动的。经济数据通报显示,按常住人口计算,北京市人均GDP80394元,按年平均汇率折合12447美元。“按世界银行划分各国贫富程度的标准,北京已经达到中上等富裕国家水平。”于秀琴说。全年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均增长7%以上。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903元,比上年增长13.2%,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增长7.2%。

经济基础是决定体育消费的客观因素,更加确切的说是恩格尔系数对体育消费的影响更加大。一般来说,居民总收入越高,而且物价水平在合理范围之内时,恩格尔系数也会处在一个合理的位置。从上面的北京市的经济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北京市居民的人均GPD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良好的经济水平为体育消费提供了竞技基础。综上所述,北京市居民的经济水平有了为子女进行体育消费的能力。

(二)北京市少年儿童余暇时间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伴随和素质教育改革的继续推进和加深,北京市少年儿童的业余时间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作者随机调查了北京市5家小学的放学时间,均在3点半到四点半之间。而且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规定,小学生每天在学校学习的时间不可以超过6个小时。在素质教育和“减负运动”的推动下,少年儿童的家庭作业情况也有很大的改观。

充足的业余时间是少年儿童参加业余体育培训的时间条件。当然业余时间不等同于余暇时间,因为业余时间包括了满足生理需要的时间(吃饭、睡觉)、完成家庭作业和余暇时间。在《体育社会学》中,余暇时间被定义为:也称为自由时间指在一昼夜的全部时间结构里划出一切必要时间后所剩下的那部分个人“可以支配的时间”。

成年人多采用看电视,看报纸和上网来利用余暇时间。少年儿童则多采用游戏,玩耍的方式来利用其余暇时间。当然也包括一定时间的电视和网络时间。但总体来说少年儿童用在身体运动和玩耍上的时间是较多的。

通过以上的调查和分析,北京市少年儿童具有充足的余暇时间可以参加业余体育培训活动。

(三)北京市少年儿童及家长体育观念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北京奥运会的生理召开,大众媒体对体育的正面的积极的宣扬,以及学校体育的逐渐开展,人们的体育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大多数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参加体育运动。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体育运动被看作是一种浪费时间的行为,但是伴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和健康教育理念的推广,人们逐渐的认识到了体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渐渐的认识到了健康的身体是学习的基础和前提。这是学生家长的体育观念的转变。体育运动从来都是孩子们所喜闻乐见的,体育能够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欢乐。在学习压力过大时,孩子们都没有时间,也没有强烈体育锻炼的理念。但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转变。

(四)健康的、娱乐的、社交的和社会化的需要更加突出,青少年体育消费的需求更强

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在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健康的担忧。学校越来越多的“小胖子”,少年儿童的抵抗力越来越差等。体育作为强身健体的一种良好方法和途径,受到了家长的重视,希望孩子能够通过体育运动强身健体。由于城市化的进展,孩子们游玩和娱乐的场所和方式有了很大的转变,体育更多的作为一种游戏的方式出现,是孩子们娱乐的一种主要方式,少年儿童希望通过体育运动来体验快乐。另外由于独生子女的政策,在家中我们没有兄弟姐妹,因此我们的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也会受到限制。但通过参加体育运动来培养孩子社交能力的需要也正在逐步加强,家长希望孩子能够通过体育学会如何与他人进行交流和进行团队合作。另外一个需求就是社会化的需求,通过在运动中掌握规则的重要性、学会不同的分工和承担相应的责任等也是少年儿童体育需求之一。

(五)北京市体育场馆情况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2007年北京市共有体育场馆共有6146个(北京市统计局)。主要为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北京奥林匹克水上公园、首都体育馆、工人体育场、北京大学生体育馆、奥体中心体育馆、北京射击馆、丰台垒球场、月坛体育馆、国家网球中心、五棵松体育馆。以上统计数据还不包括中小学和大学的体育场馆设施等。

从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北京市2008年奥运会之后,北京市体育场馆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足够的体育运动场馆的数量是开展体育运动和体育培训的空间基础和物质基础。但是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北京市已经具备了足够的体育场馆设施,为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培训产业的开展提供了足够的基础。

(六)北京市少儿体育业余培训产业的发展前景的推断和战略分析研究

综合以上各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推断出:北京市少儿业余体育培训产业的前景是美好的。伴随着经济的继续增长,教育改革的深化,人们体育观念变的更加的科学和对健康成长的进一步的需求。参加业余体育培训的青少年儿童人数也会相应的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作者认为各家北京市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培训产业的相关企业和组织应该采取增长战略,加大投资力度和队伍建设速度,尽快扩大市场占有率。并进行相关多元化的策略,开展多项目的培训和除了培训以外的其他活动的开展和运作。

二、结论

(一)北京市居民的经济水平已经具备体育消费能力。

(二)北京市少年儿童已经有了一定的余暇时间并正在继续增加。

(三)北京市少年儿童及家长的积极体育观念正在形成。

(四)北京市体育场馆增长较快,具备相应的功能,为少儿业余体育培训提供了场地需求。

(五)北京市少儿体育培训产业前景大好,具有很大的开发潜能和快速增长的前景。

(六)北京市少儿体育培训产业应采取增长战略,加大投入拓展市场

三、建议

少儿业余体育培训相关的企业和组织应该采取增长战略,加大市场投入和人员队伍建设来应对市场的快速增长,并以尽快占领市场和形成规范的行业标准。

参考文献:

[1] 卢三妹.广东省少儿体育培训市场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J].辽宁体育科技.

[2] 林星.少儿家长体育培训消费动机调查与分析――以新余市为例[J].商场现代化.

体育培训前景第2篇

关键词:新课程;校长;角色;培训

一、新课程背景下校长角色的转换

1.校长首先是新课程的学习者、倡导者、教育者。校长对于新课程的认识和态度,直接影响新课程的推进,影响学校实施素质教育。

校长要成为新课程的学习者,成为教师学习新课程的表率。新课程是一个新事物,是新时代、新科技、新要求的综合体现,是我国实施素质教育和世界课程改革潮流的结合。校长要以积极、认真的学习态度,理解、掌握新课程的理念。校长应从三个方面加强新课程的学习:第一,积极参加新课程的培训,全面、深入地学习新课程的理念,明确新课程的内涵;第二,参加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新课程业务学习,掌握学校实施新课程的基本原则、具体要求,了解地方实施新课程的进展、成绩和问题;第三,主动学习当地和外地中小学校在实施新课程上取得成功的经验,借以推进本校实施新课程。以上三个方面是层层递进的过程,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同时,新课程倡导终身学习观,校长在学习新课程的过程中有利于树立终身教育的观念,提高校长的可持续学习能力和发展能力。

校长要成为新课程的倡导者,在学校中积极传播新课程的理念,大力倡导新课程。新课程对于学校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而是全方位的,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校园文化、学校管理等无不受到新课程的影响。校长要在学校中大力营造实施新课程的氛围,从学校工作的各方面、各环节实施新课程,使教学、德育、活动、评价与学校管理体现新课程的理念和要求,这也是学校实施新课程的基本任务。

校长要成为教师学习新课程的教育者。学校全面推进新课程,不仅取决于校长,也取决于教师。教师对于新课程的了解和认识,教师形成的新课程理念,直接体现在教学教育过程,影响新课程的实施。校长作为学校实施新课程的组织者、领导者,要积极指导教师学习新课程,努力促进教师对新课程的学习,树立教师的新课程理念,介绍实施新课程的成功教学教育经验,增强教师实施新课程的信心和自觉性。

2.校长要成为新课程背景下学校管理的改革者、实验者。新课程对学校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新课程背景下进行学校管理的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成为校长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传统的学校管理需要改革,没有现成的管理模式可以参照,校长需要自己进行探索、实践。校长要以实施新课程为契机,全面推进学校管理的改革。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校长对学校的领导,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其次才是行政的领导。”新课程不同于以往的教学改革,仅限于某些方面的改革,而是从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课程管理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对于校长和教师的传统教育观念产生巨大的、深远的影响。校长只有形成与新课程相适应的现代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管理理念,并用以影响教师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指导学校管理工作的各方面,才能使新课程的实施落到实处。没有坚实的现代教育思想指导的课程改革和学校管理,最终必然是流于形式。

从教师管理来看,新课程背景下教师的教育观念、教学行为及管理要求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校长对于教师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也要随之进行调整。校长要突出“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着眼于教师的未来发展,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校长要积极创造条件,鼓励、支持教师通过各种形式提高专业知识水平和教育教学能力,支持教师参加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核心内容的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和其他有关的教师培训,使教师从多种渠道获得关于新课程教学的信息,不断提高教学水平。

从学生管理来看,“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校长必须在办学思想上、管理方式上体现学生本位,这是新课程的理念和内涵,也是素质教育的客观要求。校长要带领教师努力创造师生平等、民主法制、和谐向上的校园环境,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在教学过程、思想道德教育、课外活动、规章制度、师生关系等方面真正体现“学生为本”,为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创造条件,使新课程成为学生发展的新希望和新动力。

3.校长要成为课程资源的开发者、提供者,实现课程领导。传统课程由国家统一制定,校长只是课程执行者,组织教师把这些预先制定的课程付诸实施。新课程实行三级课程管理。“学校在执行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同时,应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结合本校的传统和优势、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开发和选用适合本校的课程。”课程不再全部由国家统一制定,校长不再是过去那种单纯的课程执行者,而转变为课程资源的开发者、提供者;校长对学校的管理也不仅是传统的教师管理、学生管理、教学管理等,还要实现过去所没有的课程领导。

校长作为课程资源的开发者、提供者,要积极开发、合理利用校内外各种课程资源。一方面,校长要充分发挥教师和教学设施的潜能,积极开发校内课程资源;另一方面,校长要积极争取社会对学校开发课程资源的支持,利用校外社会资源、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等,为实施新课程、开展素质教育提供可靠的资源保障。

校长要加强现代课程理论、现代教学论的学习与研究,树立新课程理念,深入课堂、社会,调查分析当地经济发展、传统文化、科技进步等,探索课程资源的开发,把课程资源的开发作为学校教改的前沿阵地,使校长和教师在研究、开发课程资源中与新课程一起成长。

二、新课程背景下的校长培训行动

我院一直承担着湛江市初中校长的培训任务。由于历史和客观的原因,湛江市基础教育存在诸多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和社会对基础教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不够,基础教育的管理体制不合理,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不足,“大班额”、学校危房改造以及教师编制和工资待遇问题突出等,致使湛江基础教育远远落后于发达地区,甚至落后于同为欠发达地区。发展基础教育,校长素质的提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为适应新课程对校长实施素质教育和学校管理的要求,以引导校长正确认识、定位新课程背景下的校长角色为切入点,以提高校长的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为基础,以促进校长的专业化为重点,以提高校长实施素质教育能力为根本目标,开展新课程背景下的校长培训,是我院近年来校长培训工作的着力点和创新点。

1.确定融进新课程理念的校长培训主题。培训主题是校长培训的基础,对校长培训的全过程和各环节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根据新课程对校长角色定位、实施素质教育和学校管理的要求,我们确定新课程背景下校长培训的基本主题是:学习―思考―交流―提高。(1)学习――全面、深入学习新课程的理念,学习新课程背景下学校管理的新观念、新知识、新技术,学习学校实施新课程的先进经验;(2)思考――积极思考学校推进新课程,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问题,思考新课程背景下学校管理的有效策略和科学方法;(3)交流――深入研讨新课程背景下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现实问题,交流提高办学质量效益的成功经验;(4)提高――明确、适应新课程背景下实施素质教育和学校管理的要求,促进校长的发展、学校的发展。我们在校长任职资格培训和提高培训过程中始终贯穿着这一基本主题。同时,根据校长的需要和具体情况,对不同时期的校长培训主题进行适当的调整。

2.制定明确的新课程背景下的校长培训目标。培训目标是校长培训所要达到的目的,体现校长培训的具体要求。根据教育部的有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我们在校长培训目标中突出“新课程背景下”的要求,强调校长要树立正确的办学思想,提高新课程背景下组织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具体目标如下:(1)掌握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树立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学校工作,促进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学习基础教育的法规和政策,掌握处理学校突发事件和应对危机的策略和方法,提高新课程背景下依法治校的能力。(2)了解国内外基础教育改革动态,掌握素质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科研的基本知识、方法,提高新课程背景下组织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3)掌握现代学校管理理论和方法,提高新课程背景下科学管理学校的水平。(4)树立开放性终身学习观,增强自我学习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促进校长的专业化发展。校长学员说,目标就是动力。培训目标使校长参加培训有了明确的努力方向,调动校长参与培训学习的积极性。

3.设计科学的符合新课程精神的校长培训内容。培训内容是体现校长培训主题、实现校长培训目标的基本依据和保证。我们根据校长培训的有关精神,按照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规范学校管理等为重点培训内容,既开设校长培训指导性教学计划的规定专题,又坚持因地制宜,结合我们实际和校长需要开设具有自身特色的专题,加强有关新课程的专题。我们在校长资格培训和提高培训中开设有:新一轮教育振兴行动与宏观教育政策思路专题、新课程背景下教学质量管理专题、新课程背景下学校管理专题、新课程评价与考试改革专题、新课程背景下的校本教研专题、新课程背景下校长专业化专题、新课程背景下教师专业化专题、新课程背景下教学管理制度建设专题、学校组织实施新课程专题、新课程与素质教育专题、新课程与教学改革专题、新课程背景下依法治教专题等。校长学员对培训专题的开设比较满意,认为内容全面、重点突出、联系实际,既能使校长比较全面了解新课程,又能帮助解决新课程实施和学校管理的不少问题。

4.遴选具有新课程研究与实践背景的校长培训师资。培训师资是顺利实施培训内容、确保实现培训目标的关键。我院努力组建校内校外结合、专职兼职结合、科学合理的校长培训师资队伍。一方面,我院由有关领导和骨干教师组成比较稳定的专职师资队伍,担任校长培训的讲课教师。同时,根据校长培训的需要,几年来先后共聘请近百人次在基础教育改革、学校管理和新课程的研究和实施上有成就的省、市教育行政部门领导、高校领导、专家学者以及中学优秀校长和教师来讲学。科学合理的培训师资既加强培训专题的针对性、学术性,又提高了培训教学质量。校长们对培训师资的配置评价较高,认为校长培训师资集中了我市教育的权威人士,有政策和管理层面的、有理论和研究层面的、有中学和实践层面的,也体现了我院对校长培训工作的高度重视。

5.组织与新课程实施与实践相切合的培训实践活动。校长培训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学习理论与分析研究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做到学以致用。我们把专题讲座与讨论交流、参观考察结合起来,重视学习、研究本地和外地成功学校在新课程背景下开展教学改革,组织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学校管理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先进经验。根据不同的专题,分别开展小组讨论,并组织“校长论坛”。我们要求校长以结业论文的形式体现学习成果,要在结业论文中突出新课程背景下的内容,着重研究新课程背景下进行教学改革、促进学校发展、校长发展、教师发展、学生发展的有关问题。校长学员认为培训活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即使校长学习到成功学校的先进经验,开阔眼界,又和不同学校交流思想经验、互相学习,为以后的互相合作创造基础。

6.开展与新课程实施与实践相关联的校长培训调研。教育改革要求校长培训要与时俱进,努力形成适应新课程需要的校长培训模式,切实提高校长组织实施新课程和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增强校长培训的时代性和实效性。我们在每期培训工作开始前先进行初步的调查,了解校长对培训的期望,需要解决的问题;培训结束时再进行校长培训的问卷调查,围绕新课程背景下校长培训的目标、内容、组织和管理等有关问题设计调查问卷,了解校长对培训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为开展新课程背景下校长培训的探索提供依据。校长学员了解校长培训调研的目的和重要性,对校长培训调研积极支持,认真提供信息。

自2003年起,我们实施新课程背景下初中校长培训方案。我院开展初中校长任职资格培训和提高培训,培训初中校长470余人次。参训校长在学结和调查问卷中充分肯定我院的培训方案和培训工作,普遍认为培训方案设计科学,师资力量结构合理、水平高,培训行动组织协调、高效;通过培训,对新课程理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明确新课程背景下校长的努力方向、实施素质教育和学校管理的要求。

三、进一步推进新课程背景下校长培训的思考

随着新课程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新的问题不断出现,需要教育理论和教育实验给予回答、解释。校长培训要立足于新课程,立足于动态的教育改革,立足于教育实践,积极探索新课程背景下适应教育体制和现代科技要求的培训理念、培训内容、培训规律、培训模式等。湛江作为经济欠发展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薄弱,基础教育发展条件的改善尚需较长时间。在这种背景下,采取超常规的策略,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强校长队伍的建设,提高校长队伍的素质,促进教育的发展先行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索的选择。校长培训需要改革和理顺管理体制,使校长培训能服务于校长的提高、学校管理和校长队伍的建设;从校长管理体制和校长培训过程两方面调动校长参加培训的积极性,切实提高校长培训的效果;努力帮助农村初中校长解决新课程背景下农村学校的教学改革、教学模式与方法、课堂教学与评价、中学生的管理和德育工作等问题。只有能够解决问题的培训,才是必要的、有效的培训。

参考文献:

体育培训前景第3篇

为进一步加强旅游区干部职工教育培训工作,不断强化全系统干部职工队伍综合素质,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提升景区运营管理效益,加快太白山5A级景区创建步伐,努力实现太白山旅游提质增效、转型发展。结合旅游区干部职工队伍实际情况,现就2017年冬季干部职工教育培训工作安排如下:

一、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要求

1.指导思想:坚持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省市县旅游工作会议精神、县委十五届五次全会及县委书记王宁岗同志在太白山5A级景区创建暨加快发展推进会上的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中心工作,进一步增强广大干部职工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全面提升干部职工履行岗位职责的能力,培养和造就一支团结拼搏、敬业奉献、务实高效的干部职工队伍,推动太白山旅游发展再上新台阶。

2.总体目标:通过教育培训,全体干部职工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提振信心,增强斗志,创新工作思路和方式方法,成为本职岗位上的行家里手,全面提升旅游区运营管理和服务水平,为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奠定基础。

3.总体要求:通过培训,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职工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敬业意识和创新意识,自觉找差距、查不足、明方向、定措施,不断增强在工作实践中分析、解决困难和问题的能力,确保每一名党员干部职工都能够受到教育、得到激励、获得提高。

二、培训时间及范围

本次教育培训活动从2017年  月中旬开始,到2017年  月底结束;教育培训的范围为旅游区全体干部职工。

三、培训方式

根据当前太白山旅游发展形势需要和5A景区创建工作任务的要求,主要采取集中理论学习、领导讲课、专家辅导、个人自学、观看教育片、讨论交流、专题调研、外出参观和挂职锻炼等方式进行。

四、培训内容

1. 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深入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春节前来我省视察指导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王宁岗、武勇超、陈小平同志在太白山5A级景区创建暨加快发展推进会上的讲话精神,重点研读《谈国理政》、《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以及旅游区党委编印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学习资料汇编》等党的思想政治理论学习,领会精神实质;开展“学习党章、遵守党章”活动,引导党员干部职工自觉遵守党章党纪各项规定;紧密结合旅游区开展的“三严三实”、“五包促五化”、“千名干部进百村包万户”等活动,严格执行中央和省、市、县委、旅游区党委各项规定和意见要求,增强学习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自律性。

各支部、机关各局办、各直属单位对党员干部职工进行不少于3天的集中教育培训,组织培训党员干部职工不少于400人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不少于6人次。

2. 深入开展旅游行业专业知识教育培训。

(1)加强旅游专业知识教育培训。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省市县旅游工作会议及有关文件精神;5A景区创建工作相关规定标准、法律法规、管委会管理制度制度汇编等;公文写作、财政金融与税收、项目建设与施工管理、旅游服务专业技能等各种专业知识的教育培训。    

(2)加强优秀干部挂职锻炼。选派优秀干部赴黄山、张家界等旅游景区进行挂职锻炼。在挂职期间,选派干部协助挂职单位领导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做到“四学一宣一招”:学思路、学精神、学作风、学方法;宣传太白山;招商引资。通过挂职锻炼,学习优秀旅游景区在环境保护、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和创造性。特别是在挂职期间,当好太白山旅游区的“宣传大使”,积极为太白山招商引资、项目合作等牵线搭桥。

(3)组织外出参观学习。分期分批组织各单位业务骨干赴国内优秀知名旅游景区,学习成熟景区的管理运营、项目建设、市容市政管理、旅游接待服务等景区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各单位要做到带着任务,有计划、有目的、有针对性的专项对口学习,并开展好参观学习后的分析讨论、座谈交流等形式多样的“消化吸收”工作。通过外出实际参观学习,最终达到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提升素质、增强能力的目的和效果。

(4)进行专题研讨。通过专业理论知识学习培训和外出参观学习,各单位要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对当前太白山旅游区整体运营情况进行深入分析研判,就如何打造与国际化大景区相适应的运营管理模式,实现提质增效、转型发展进行专题研讨。

3.扎实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扎实开展旅游区党员干部职工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坚定广大干部职工“热爱太白山、建设太白山、发展太白山”核心价值观,全面提升干部职工“爱岗敬业”的核心职业道德素质。

(1)广泛开展道德实践活动。积极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实践活动,积极宣传、学习旅游区好人好事,弘扬旅游行风,传播正能量。通过评选“5A景区创建优秀员工”等树标兵、评模范活动,大力倡导和践行“为游客创造感动服务”的敬业精神,调动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团结、拼搏、实干的正能量,为突破旅游发展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2)深化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大力弘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自强不息的杨文洲精神,引导全区干部职工切实增强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始终保持拼搏奋进、昂扬进取的精神状态,以过硬的工作作风促进太白山旅游发展再上新台阶。

(3)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大力弘扬“奉献、友爱、进取”的志愿精神,不断深化志愿服务理念,逐步完善志愿服务管理制度和长效机制,提升旅游志愿服务规范化、制度化和常态化水平。由旅游区团委牵头,在元旦、春节等重大节庆期间,组织党员干部职工成立志愿者队伍,深入旅游区游客相对集中的各条主次干道、广场等区域主动为游客进行景区内购票、交通、食宿等咨询答疑服务、清扫垃圾、维持旅游市场秩序。

五、几点要求

1.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支部、机关各局办、各直属单位要切实加强党员干部职工教育培训工作的组织领导,把抓好党员干部职工教育培训工作作为当前一段时期重要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及时制定教育培训工作计划,认真研究学习情况,提出改进措施,抓好督促落实。

体育培训前景第4篇

关键词:工商;教育培训;实景模拟培训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21-0160-02

建设一支“业务上过硬”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工商行政管理队伍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工商部门履行市场监管执法职责的重要组织保障。而创新教育培训方法,切实加强教育培训是提高干部素质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近年来,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工商局在创新教育培训方法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开展了以实景模拟为主要培训载体的岗位技能教育培训系列活动,努力改变以往“一人讲、大家听”或者“一张试卷、大家考”的教育培训方法,从而把“素质教育”引入干部的教育培训体系,受到干部职工的欢迎。

1 培训工作效果不佳因素分析

随着新三定方案的实施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工商工作呈现新的特点,队伍建设与社会现实产生一定的脱节,特别是教育培训工作开展不到位,成效不显著。究其主要原因,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工商教育培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流于形式主义,做不到真抓。在工商转型的关键时期,教育培训却存在着领导不带头、干部不自觉、氛围不浓厚、制度不健全等诸多问题,仍然停留在“要我学习”、“阶段学习”、“学了什么”的初级阶段和被动局面,缺乏向“我要学习”、“终身学习”、“学会什么”的转化机制。

其次是对工商教育培训的特殊性和规律性把握不准,流于盲目主义,做不到会抓。当下的工商教育培训往往忽视其成人教育、问题导向、经验学习、形式要求的特点和规律,对教育培训的目标、对象、内容、实施方案统筹不到位,组织上盲目随意,方法上形式单一,干部的参与意识和合作精神薄弱,使培训成为一种负担和累赘。

第三是对工商教育培训的服务性和导向性体现不够,流于本本主义,做不到巧抓。工商教育培训应该立足工商职能,紧贴部门实际,着眼服务发展,注重能力提高,处处体现其服务工商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性,如果完全因培训而培训,照搬照抄,最终只会画虎不成反类犬。

2 培训工作改革创新探索

近年来,金坛工商局积极探索干部教育培训方法,推出工商岗位技能实景模拟教育培训系列活动(以下简称实景模拟培训),促进干部的日常规范应对能力、快速应急处置能力、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和履职风险防范能力的全面提升。

2.1 打磨教育培训基石

金坛工商局组织业务骨干,对照法律规定和工商职能进行梳理整合,用三个月时间编撰了贴近实战、操作性强的《工商行政管理岗位技能情景模拟题汇编》(以下简称《汇编》)。

《汇编》主要包括三方面重点内容:一是薄弱业务环节,即各条线、各岗位最基本、最核心但同时又是日常工作中基层一线干部容易出现不规范、不到位问题的薄弱环节。二是热点疑难问题,即对于新出台的涉及工商的法律政策和当前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基层一线干部没有引起足够关注或实际应对时存在疑难的问题。三是突发紧急事件,即从近年来系统内外的有借鉴意义的行政争议案件、系统内执法检查时发现的错误以及社会关注或媒体曝光的其他涉及工商的重大事件中引申出的工商履职到位问题。

2.2 创新教育培训方式

在确定以《汇编》为教育培训的主要内容后,金坛工商局创新推出一种让干部广泛参与、亲身感受、动手操作、印象深刻、效果明显的实景模拟培训方法,主要有以下五种具体形式。一是业务技能大培训。以科室条线为主实战演练本条线应当具备的工商最基本、最常用、最核心的基础知识、业务技能,力求突出针对性、实战性、实效性。二是岗位实践大竞赛。立足岗位实践,突出技能操作,设置竞赛项目,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用,从中选拔“综合素质强、专业技能精、创新能力强”的业务能手。三是以会代训大会诊。结合条线、分局、支部与相关部门的联席会议等各类工作会议,集体会诊当前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群策群力,充分发挥工商团队的战斗力。四是重点课题大研讨。发挥工商学会理论研究作用,突出有关工商的新法律、新政策、新理论,开展网络论坛、课题调研、专题研讨、观摩交流等活动。五是疑难焦点大辩论。梳理近几年来系统内的行政争议案件、执法检查中的错案以及社会关注或媒体曝光的其他涉及工商的重大事件,从中剥离出争论焦点,以分局、科室为单位进行博弈式辩论,并归纳点评。

2.3 务求教育培训实效

一是合理创设培训计划。组织专门人员,将《汇编》中的各类问题进行归纳整合后,本着科学合理、简便易行的原则,针对不同的问题,创设相应的模拟实景和培训方式。二是实景设置现场模拟。岗位技能教育培训的主题确定后,即根据岗位技能的不同特点,全方位地设置模拟实景,务必真实周全,便于现场操作。实景设置后,准备一些不对外公布但与执法办案密切相关的文书资料:营业执照、身份证、进货票据、销售价格等,要求参与的“经营者”在现场模拟执法人员询问时才提供,以此考验执法人员的调查取证水平。所有文书在规定的时限内必须完成,对于适用法律则不做强制性规定,可以在合法的基础上予以发挥。三是培训结果集中点评。每次实景模拟培训结束后,由相关科室系统归纳优缺点,并当场集中点评,指出其中的优缺点,尤其是错误之处。适当的时候还邀请法官、检察官、人大代表等参与点评。

3 培训工作成效分析

实践证明,实景模拟培训是对干部教育培训方法的一种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

一是有助于建立以干部为主体的教育培训体制,提高培训效果。以往教育培训中干部习惯于被动的学、听、记、考,而实景模拟培训的情景模拟题来源于基层一线干部,创设的模拟实景集聚全局干部的智慧,集中点评也当场进行,突出了干部的主体性和参与意识,从而大大提高了培训效果。

二是有助于培养干部的综合素质,提高干部的岗位技能。在实景模拟培训中,干部需要手动、眼看、耳听、脑思,有法必依,有章必循,有疑必释、有难必解,而且每次都进行归纳点评,使参与和观摩的干部都留下极深极强的记忆。

三是有助于干部认识到自身的差距和不足,提高干部的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以往单向的灌输式教育培训往往使干部似懂非懂或者自以为懂,而实景模拟培训中创设的岗位实景、问题实景、事件实景,让干部充分体验到自己在日常规范应对、快速应急处置和解决复杂问题上的差距和不足,增强提高自身能力素质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4 总结

在开展实景模拟培训的过程中,金坛工商局积极总结经验教训,提炼出保障教育培训效果的四项举措。

4.1 组织领导是前提

任何活动,没有较强的组织领导是不可能完成的。金坛工商局专门制定《关于开展工商系统岗位技能实景模拟教育培训活动的实施方案》并下发,全面阐述教育培训的指导思想、任务目标、组织领导、活动内容和相关要求;同时将实景模拟培训纳入年度工作考核,作为单位部门和个人评先创优的重要依据。

4.2 广泛参与是基础

实景模拟培训从提高全局干部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工作能力入手,涉及所有业务条线。通过广泛宣传、自觉参与和考核督查相结合,通过干部的“传”、“帮”、“带”,使全局都积极参与其中,乐于其中。

4.3 精心筹划是关键

实景模拟培训牵涉到多个部门,必须投入较大的人力和物力。每次活动,从人员、时间、地点安排,场景设置,资料准备,都必须严密周全,做到训有章法、练有目标。

体育培训前景第5篇

[关键词] 景洪市 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5)10-0008-01

1 本地区农村劳动力情况

全市辖5乡5镇,1个街道办事处,5个农场管理委员会,共99个村(居)委会。户籍人口40.88万,其中:农业人口23.08万人,占总人口的56.47%。乡村实有劳动力资源156155人,其中:女劳动力74536人,且其文化水平大都不高。

2 农民培训需求

2.1 产业需求:主要是橡胶、茶叶、咖啡管理和粗加工技术人员;畜牧、渔业养殖和疫病识别防治技术人员及农业机械推广应用的技术人才。

2.1.1橡胶产业:天然橡胶是景洪市最主要的经济支柱产业之一,是西双版纳州最具特色和竞争优势的产业。景洪市认真分析了当前现状,查找民营橡胶与农场相比存在的问题和差距,认为依靠科技进步,加强科技培训,培养新型农民,是民营橡胶产业进一步提升的的关键。

2.1.2 咖啡、茶叶:澜沧江之隔把景洪市一分为二,分为江北、江南两个片区,江南较江北热,适宜发展橡胶,而江北适宜种植咖啡、茶叶,是景洪市除了橡胶以外主要经济支柱产业之一。通过加强咖啡、茶叶的种植及加工技术的培训,提升科技含量,提高江北农民的经济收入。

2.1.3 畜牧业:畜牧兽医在景洪市发展较快,目前我市畜牧养殖模式已经由粗放型的放养模式向规模化标准化模式转变。通过加强景洪市畜牧养殖户的养殖技术及村级防疫员的防疫知识和操作技术培训,培养一批养殖技术先进的畜牧养殖大户,“以点带面”带动更多的畜牧养殖户发展,促进养殖户的经济效益,提高村防疫员的防疫技术水平,促进畜牧兽医产业的快速发展。

2.1.4 水产业:景洪市渔业由于发展起步较晚,养殖模式比较落后。为了尽快促进景洪市渔业的发展,需要加强渔业养殖户和渔业生产技术人员的养殖技术及鱼病识别及防治技术的培训,促进渔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2.1.5 农机: 由于农户购买农机不到农机监理部门办理注册落户、不检审、黑车非驾现象突出,给农机安全生产带来严重不安全隐患。为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农机事故的发生,必须从农业机械管理宣传教育和农机操作使用进行培训,增强农机驾驶人对农业机械的构造原理,农机维修、故障诊断与排除知识;增强农机安全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提高安全出行和安全生产意识。

2.2 培训计划

2.2.1生产经营型200人,其中:培训合作社带头人100人、种植大户50人、养殖大户50人,主要培训合作社经营管理、橡胶生产管理技术、割胶技术、咖啡种植、咖啡脱壳加工、生猪、渔业的标准化养殖技术培训。

2.2.2 专业技能型500人,主要培训农业工人,以一线橡胶、茶叶生产骨干为主,培训以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广大农民群众培训需求为导向,结合高原特色农业发展重大工程项目、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和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不断提高务农农民农业生产技能和农村经营管理能力。

2.3 主要依据:景洪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主要是根据《农业部办公厅的通知》(农办科【2012】56号)、《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农办科【2013】36号)、《2014年农业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农业职业教育工作思路及要点》的文件精神,结合景洪市各产业发展现状和人才需求调研确定以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主、专业合作社及一线生产能人,以主导产业和优势特色产业为主,其他各类实用技术人才培训为辅的培训计划。

2.4 农民培训愿望:由于农民文化教育总体水平偏低,高中以下水平占绝大部分,所以,在培训方式上,农民希望从重课堂理论知识培训转变为重在田间地头实操技能的培训,实地指导示范,手把手、面对面进行培训。重点培训农业生产及管理、农产品贮藏保鲜、加工、农机维修等技术,以及农村经营管理内容,支撑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体育培训前景第6篇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1年10月对东莞市农民工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此次调研采取随机抽样的原则共发放问卷450份,回收432份,有效问卷为409份,有效回收率为90.9%。从调查对象户籍所在地看,覆盖了全国23个省、直辖市地区。从所属行业看,调查对象来自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各个行业。农民工来源的多元化保证了样本的代表性。

表1给出了农民工的基本情况描述信息。可以看出,目前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以年轻一代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主力军;绝大部分农民工拥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多数人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城务工,对农业生产不熟悉,没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与农业相脱离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们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行业、在外务工时间长、工作流动性大、大部分农民工对工资收入不太满意。可见,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在诸多指标上表现了较高的趋同性。

(二)变量设定

1.因变量。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意愿可分为“有需求意愿”和“无需求意愿”两种情况。本文以“农民工是否愿意参加学历教育或培训学习”为因变量,即0-1型因变量(有意愿,定义为Y=1;没有意愿,定义为Y=0)。设Y=1的概率为P,Y的分布函数为:本文采用Logistic模型,将因变量的取值限制在[0,1]范围内,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其回归系数进行估计。Logistic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其中,pi是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意愿的概率,i为农民工编号,βj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j为影响因素编号,m为影响因素的个数,xij是第i个样本的第j种影响因素,a为截距项,μ为误差项。

2.自变量及研究假设。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主要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从事非农业产业的劳动者(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

依据农民工的定义,本文通过农业背景、务工背景等指标来衡量农民工群体身份特征。农民工个体特征包括人口学特征及社会特征。纳入解释变量的因素有:

人口学个体特征。包括实际年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性别等指标。(1)实际年龄。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生命周期理论,年龄的增加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回收时间的减少,所以随着劳动者的年龄增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将下降。因而假定,年龄越大的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越低。(2)初次外出务工年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越大,意味着个体走进社会时较为成熟,更加愿意通过教育培训提高自身素质,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更为强烈。(3)性别。一般来讲,女性较少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更倾向追求文职等稳定工作。研究假设认为,女性的教育投资意愿更强烈一些。社会学个体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婚姻、月工资水平、工资满意度等指标。(4)肥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竞争力也高,研究假设认为,为提高劳动力市场竞争力,受教育水平低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强烈一些。(5)婚姻。已婚者面临更多的家庭压力,因而假定,未婚者比已婚者的教育需求强烈,而遭受婚姻挫折的人教育需求最小。(6)收入状况。农民工拥有较多的物质资本,为教育投资提供了必备的条件。本文假定,收入越高、对工资满意度越高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就越高。农业背景。包括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对农业劳动的熟悉程度等指标。(7)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在某种程度上,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决定了处于边缘地位、具有双重身份的农民工是回归农村还是脱离农村成为市民。研究假设认为,没有自己名下农业田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更强烈。(8)对农业劳动的熟悉程度。研究假设认为,从未从事过农业劳动的农民工更易脱离农村,为适应外界生活对新知识的渴求会更强烈。务工背景。包括行业、务工年限、换工作次数等指标。(9)行业。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对农民工的素质要求相应较高。本文假定,高技术含量行业的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更强烈一些。(10)务工年限。进城务工年限长的农民工受城市文化的熏陶较多,会更加重视教育。研究假设认为,进城务工年限越长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也越大。(11)换工作次数。一般来说,换工作次数越多意味着工作越不稳定,会给农民工接受教育带来负面影响。因而假定,换工作次数越多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需求越低。

实证结果分析

(一)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描述信息

从教育培训需求意愿看,89.3%的农民工认为需要接受学历教育或培训,10.7%的农民工认为不需要。从支付意愿看,8.6%的农民工表示不会投资,18.7%的农民工表示愿意每年投资1000元以下,23.9%的农民工表示每年愿意投资1000-2000元,48.8%的农民工每年愿意投资2000元以上。可见,绝大多数农民工认为有必要参加教育培训且愿意投资教育。

从实际参与情况看,51.5%的农民工务工前参加过学历教育或培训,58.3%的农民工已经参加过企业单位组织的培训,45.4%的农民工参加过高校或培训机构组织的学历教育或培训,14.5%的农民工参加过政府部门组织的培训。由此可以看出,半数左右的农民工已付出实际行动参与各类机构组织的学历教育或培训项目。在这种背景下,探求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因素对有关部门顺利开展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具有重要作用。

(二)影响因素的Logistic模型结果分析

Logistic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2。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各因素对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呈现明显差异:

第一,年龄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具有复杂影响。17-21岁年龄段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了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处于17-21岁年龄段的90后农民工群体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更加强烈。17-21岁年龄段的教育培训需求发生比率为12.833,表明90后农民工群体教育培训需求的发生比率比老一代农民工上升了约11倍。处于22-31岁年龄段的80后农民工群体与老一代农民工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与前面的研究假设基本一致,但年龄与教育培训需求之间并不是呈线性关系。

第二,初次外出务工的年龄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作用。初次外出务工年龄的统计检验结果在0.05的水平显著,回归系数为0.390,说明初次外出年龄越大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就越强烈。结合第一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对教育培训具有强烈需求意愿的农民工主要是实际年龄小而初次外出务工年龄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第三,性别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显著。性别的显著性水平为0.012,回归系数为1.301,表明女性比男性的教育培训需求更强烈,这与研究假设一致。女性的教育培训需求发生比率为3.673,意味着女性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发生比率比男性提高了2.67倍。

第四,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高中或中专学历的显著性水平为0.990,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显著性水平为0.967,这表明了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对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并没有显著性影响。这与前文的研究假设不一致。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所调查的农民工的教育程度以高中或中专学历为主,所占比例高达70.2%,表现了较高的同质性,可见,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意愿并没有明显的学历差异。

第五,婚姻状况对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比较复杂。统计结果显示,未婚的农民工与已婚的农民工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离异或再婚的农民工与已婚的农民工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回归系数为负值,这表明离异或再婚的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的意愿较低,婚姻上的挫折对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具有负面影响。

第六,农业背景对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统计结果显示,是否拥有责任田及对农业劳动的熟悉程度等指标均没有显著性影响。这与研究假定不一致。

第七,务工背景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务工背景包括“外出务工年限”、“换工作次数”、“行业”等指标。统计结果显示,这三个指标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意愿均没有显著影响。这与研究假设不一致。从前文农民工的特点可以看出,农民工在外务工时间较长,换工作频率较高,所从事的工作一般属于低端行业,这说明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几乎处于同等地位,务工背景极为相似。

因此,农民工是否参与教育培训并没有显著的务工背景差异。第八,收入状况显著影响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从月收入水平看,处于2001-3000元、3000元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5和0.027,回归系数分别为2.275和2.144,这说明了收入对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月收入处于2001-3000元之间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发生率为9.725,表明这个收入段的农民工其教育培训需求发生率比月收入处于1000-1500元收入段的农民工提高了约8倍。月收入处于3000元以上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发生率为8.530,表明这个收入段的农民工其教育需求发生率比月收入为1000-1500元收入段的农民工发生率提高了7.5倍。

从工资满意度看,对工资满意的显著性水平为0.029,回归系数为1.504,这表明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与对工资很不满意的农民工之间的教育培训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更强烈。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教育需求发生率为4.499,表明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发生率比对工资很不满意的农民工提高了约3.5倍。可见,收入因素是影响农民工是否参与教育培训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民工收入的增长对提高农民工教育培训参与率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实际年龄、初次外出务工的年龄、性别、婚姻、收入状况等因素对农民工是否产生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农田、对农业的熟悉程度、务工年限、换工作次数、所处行业等因素没有显著性影响。不难看出,影响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意愿的因素主要是一些个体异质特征因素,而农民工身份识别特征及个体同质特征如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是否接受教育的行为没有产生显著差异,这表明固有的群体结构特征对教育行为的选择产生了高度的趋同性。本文在对农民工群体特征和个体特征完整把握的基础上得出的两类不同特征的差异影响,这一结论是较之已有研究的新颖之处。

同质群体(homogeneousgroup)是由特点相似的个体组成的群体,这种相似性包括生活背景、受教育程度、职业、价值观念、种族传统、行为习惯等内容。群体的同质化会影响组织的行为,Schneider等人通过对美国142个组织的13000个对象的经验研究证明了这种现象在组织内普遍存在。群体成员在共同经历中形成的习惯、惯例、规范和路径依赖等行为在时间上和彼此间具有稳定性和规律性,前者指个体行为在时间上的可预测性,后者指不同个体的行为在相同情景下的可预测性和相似性。如前文分析,我国农民工具有相似的文化程度、相似的身份背景,表现了较高的同质性。

农民工作为一个高同质性群体的产生,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合乎一种逻辑的社会结果,是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体制的产物。人力资本在城市体制与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之间担当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但农民工是否愿意参与教育培训受到现行体制的制约。在共同的环境下,农民工群体的教育选择行为具有高度的趋同性。因此,群体身份特征对农民工的教育意愿没有明显的差异。然而,无论从短期改善农民工生存条件的角度看,还是从长期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角度看,提高农民工文化素质都是有必要的。这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农民工收入

教育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农民工收入的增加对教育培训需求的增加具有较高的乘数效应,因此,只有不断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才能使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首先,建立健全的工资支付、增长、公决和保障机制,规范用工合同管理,加强对农民工工资的监察力度。其次,扩大农民工参保面,实现社保关系的跨区域转移和接续,使农民工真正受惠。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客观上也等于增加了农民工收入。再次,为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及政策咨询等信息服务,建立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用工协调机制,帮助农民工顺利就业。

(二)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教育培训体系

在某种程度上,知识的普及化及多元化有助于促进劳动者内部分化和多样化,使各个行业、社区成员的同质性逐渐消失,使社会的流动成为一种正常现象。因此,有必要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民工教育培训体系。在管理体制上,应由专门部门统筹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将农民工教育培训纳入常态管理,推动长效机制的建立。在学习内容上,注重教育培训内容的层级性和多样化,以满足农民工对高层次知识的需求。在教育机构上,应积极推进成人教育院校和职业教育院校的改革,使其成为农民工接受高质量教育的主场所。同时,建立规范的准入和考评机制,规范培训机构的管理。在教育形式上,采取开放性、分散性的形式,以适应农民工的特殊需要。

体育培训前景第7篇

关键词:农民工;教育培训;影响因素

作者简介:汪传艳(1984-),女,湖北省襄阳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学、农村教育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项目“城镇化进程中教育变迁研究”(编号AHA090003),主持人:雷万鹏。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28-0035-06

一、引言

城乡收入差距及地区收入差距是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持续动力。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解决农村劳动力收入问题和转移问题的关键是增加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而教育和培训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近几年来,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已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2003年农业部、教育部等六部委颁发的《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将农民工教育培训提高到了战略高度。《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指出:“开展进城务工人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逐步实施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制培训”,再次强调了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战略地位。因此,探究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作为一个“发展问题”成为继农民工“准入问题”及“权益维护问题”之后的又一前沿课题,已引起学者的关注。De Brauw等人(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及其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1]国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教育投资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具有较高的回报率(罗忠勇,2010[2];刘万霞,2011[3])。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差别待遇也使农民工意识到个人素质对人生发展的重要作用,参加教育培训的主观意愿强烈(刘平青等,2005[4];刘长海等,2009[5])。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学者运用不同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影响因素,如杨晓军等人(2008)的研究指出性别、年龄、打工年限和培训经历对城市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有直接影响。[6]黄乾(2008)利用上海等5个城市的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培训需求受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行业和所有制、进城就业年限、劳动合同和培训价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7]张秋林,张晔林(2008) 采用赫克曼两阶段估计法将农民工参加培训的决策过程分为“是否愿意接受培训”和“愿意投入的规模”两个阶段,指出农民工是否接受培训受农民工自身特征、家庭特征和培训项目特征等因素共同的影响。[8]丁煜等人(2011)的调查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和家庭收入对农民工是否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具有显著影响。[9]

需要指出的是,在现有的关于农民工教育培训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绝大多数文献的被解释变量是“职业技能培训意愿”,但农民工的需求是多样性的,在文凭社会里,学历成为农民工进入主流职业的主要障碍,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学历教育表现了较高的需求,所以本文的解释变量“教育培训意愿”包括参与学历教育或技能培训意愿两类。此外,已有研究在自变量的选择上存在差异性,缺乏科学的标准。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受到劳动者个体特征等因素的显著影响[10]。另一方面,许多社会学研究结果认为,社会身份背景是决定每个人教育意愿的重要因素。[11]鉴此,本文从农民工个体特征和群体身份特征角度探析农民工特征因素对教育培训意愿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1年10月对东莞市农民工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此次调研采取随机抽样的原则共发放问卷450份,回收432份,有效问卷为409份,有效回收率为90.9%。从调查对象户籍所在地看,覆盖了全国23个省、直辖市地区。从所属行业看,调查对象来自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各个行业。农民工来源的多元化保证了样本的代表性。

表1给出了农民工的基本情况描述信息。可以看出,目前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以年轻一代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主力军;绝大部分农民工拥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多数人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城务工,对农业生产不熟悉,没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与农业相脱离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们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行业、在外务工时间长、工作流动性大、大部分农民工对工资收入不太满意。可见,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在诸多指标上表现了较高的趋同性。

(二)变量设定

1.因变量。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意愿可分为

“有需求意愿”和“无需求意愿”两种情况。本文以“农民工是否愿意参加学历教育或培训学习”为因变量,即0-1型因变量(有意愿,定义为Y=1;没有意愿,定义为Y=0)。设Y=1的概率为P,Y的分布函数为:

F(Y)=py(1-p)1-y;Y=0, 1

本文采用Logistic模型,将因变量的取值限制在[0,1]范围内,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其回归系数进行估计。Logistic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pi=F(?坠+■βjxij+μ)=1/1+exp-(?坠+■■βjxij+μ)

其中,pi是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意愿的概率,i为农民工编号,βj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j为影响因素编号,m为影响因素的个数,xij是第i个样本的第j种影响因素,a为截距项,μ为误差项。

2.自变量及研究假设。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主要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从事非农业产业的劳动者(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12])。依据农民工的定义,本文通过农业背景、务工背景等指标来衡量农民工群体身份特征。农民工个体特征包括人口学特征及社会特征。纳入解释变量的因素有:

人口学个体特征。包括实际年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性别等指标。(1)实际年龄。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生命周期理论,年龄的增加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回收时间的减少,所以随着劳动者的年龄增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将下降。因而假定,年龄越大的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越低。(2)初次外出务工年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越大,意味着个体走进社会时较为成熟,更加愿意通过教育培训提高自身素质,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更为强烈。(3)性别。一般来讲,女性较少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更倾向追求文职等稳定工作。研究假设认为,女性的教育投资意愿更强烈一些。

社会学个体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婚姻、月工资水平、工资满意度等指标。(4)肥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竞争力也高,研究假设认为,为提高劳动力市场竞争力,受教育水平低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强烈一些。(5)婚姻。已婚者面临更多的家庭压力,因而假定,未婚者比已婚者的教育需求强烈,而遭受婚姻挫折的人教育需求最小。(6)收入状况。农民工拥有较多的物质资本,为教育投资提供了必备的条件。本文假定,收入越高、对工资满意度越高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就越高。

农业背景。包括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对农业劳动的熟悉程度等指标。(7)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在某种程度上,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决定了处于边缘地位、具有双重身份的农民工是回归农村还是脱离农村成为市民。研究假设认为,没有自己名下农业田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更强烈。(8)对农业劳动的熟悉程度。研究假设认为,从未从事过农业劳动的农民工更易脱离农村,为适应外界生活对新知识的渴求会更强烈。

务工背景。包括行业、务工年限、换工作次数等指标。(9)行业。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对农民工的素质要求相应较高。本文假定,高技术含量行业的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更强烈一些。(10)务工年限。进城务工年限长的农民工受城市文化的熏陶较多,会更加重视教育。研究假设认为,进城务工年限越长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也越大。(11)换工作次数。一般来说,换工作次数越多意味着工作越不稳定,会给农民工接受教育带来负面影响。因而假定,换工作次数越多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需求越低。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描述信息

从教育培训需求意愿看,89.3%的农民工认为需要接受学历教育或培训,10.7%的农民工认为不需要。从支付意愿看,8.6%的农民工表示不会投资,18.7%的农民工表示愿意每年投资1000元以下,23.9%的农民工表示每年愿意投资1000-2000元,48.8%的农民工每年愿意投资2000元以上。可见,绝大多数农民工认为有必要参加教育培训且愿意投资教育。

从实际参与情况看,51.5%的农民工务工前参加过学历教育或培训,58.3%的农民工已经参加过企业单位组织的培训,45.4%的农民工参加过高校或培训机构组织的学历教育或培训,14.5%的农民工参加过政府部门组织的培训。由此可以看出,半数左右的农民工已付出实际行动参与各类机构组织的学历教育或培训项目。在这种背景下,探求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因素对有关部门顺利开展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具有重要作用。

(二)影响因素的Logistic模型结果分析

Logistic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2。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各因素对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呈现明显差异:

第一,年龄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具有复杂影响。17-21岁年龄段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了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处于17-21岁年龄段的90后农民工群体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更加强烈。17-21岁年龄段的教育培训需求发生比率为12.833,表明90后农民工群体教育培训需求的发生比率比老一代农民工上升了约11倍。处于22-31岁年龄段的80后农民工群体与老一代农民工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与前面的研究假设基本一致,但年龄与教育培训需求之间并不是呈线性关系。

第二,初次外出务工的年龄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作用。初次外出务工年龄的统计检验结果在0.05的水平显著,回归系数为0.390,说明初次外出年龄越大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就越强烈。结合第一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对教育培训具有强烈需求意愿的农民工主要是实际年龄小而初次外出务工年龄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第三,性别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显著。性别的显著性水平为0.012,回归系数为1.301,表明女性比男性的教育培训需求更强烈,这与研究假设一致。女性的教育培训需求发生比率为3.673,意味着女性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发生比率比男性提高了2.67倍。

第四,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高中或中专学历的显著性水平为0.990,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显著性水平为0.967,这表明了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对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并没有显著性影响。这与前文的研究假设不一致。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所调查的农民工的教育程度以高中或中专学历为主,所占比例高达70.2%,表现了较高的同质性,可见,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意愿并没有明显的学历差异。

第五,婚姻状况对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比较复杂。统计结果显示,未婚的农民工与已婚的农民工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离异或再婚的农民工与已婚的农民工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回归系数为负值,这表明离异或再婚的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的意愿较低,婚姻上的挫折对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具有负面影响。

第六,农业背景对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统计结果显示,是否拥有责任田及对农业劳动的熟悉程度等指标均没有显著性影响。这与研究假定不一致。

第七,务工背景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务工背景包括“外出务工年限”、“换工作次数”、“行业”等指标。统计结果显示,这三个指标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意愿均没有显著影响。这与研究假设不一致。从前文农民工的特点可以看出,农民工在外务工时间较长,换工作频率较高,所从事的工作一般属于低端行业,这说明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几乎处于同等地位,务工背景极为相似。因此,农民工是否参与教育培训并没有显著的务工背景差异。

第八,收入状况显著影响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从月收入水平看,处于2001-3000元、3000元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5和0.027,回归系数分别为2.275和2.144,这说明了收入对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月收入处于2001-3000元之间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发生率为9.725,表明这个收入段的农民工其教育培训需求发生率比月收入处于1000-1500元收入段的农民工提高了约8倍。月收入处于3000元以上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发生率为8.530,表明这个收入段的农民工其教育需求发生率比月收入为1000-1500元收入段的农民工发生率提高了7.5倍。

从工资满意度看,对工资满意的显著性水平为0.029,回归系数为1.504,这表明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与对工资很不满意的农民工之间的教育培训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更强烈。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教育需求发生率为4.499,表明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发生率比对工资很不满意的农民工提高了约3.5倍。

可见,收入因素是影响农民工是否参与教育培训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民工收入的增长对提高农民工教育培训参与率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实际年龄、初次外出务工的年龄、性别、婚姻、收入状况等因素对农民工是否产生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农田、对农业的熟悉程度、务工年限、换工作次数、所处行业等因素没有显著性影响。不难看出,影响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意愿的因素主要是一些个体异质特征因素,而农民工身份识别特征及个体同质特征如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是否接受教育的行为没有产生显著差异,这表明固有的群体结构特征对教育行为的选择产生了高度的趋同性。本文在对农民工群体特征和个体特征完整把握的基础上得出的两类不同特征的差异影响,这一结论是较之已有研究的新颖之处。

同质群体(homogeneous group)是由特点相似的个体组成的群体,这种相似性包括生活背景、受教育程度、职业、价值观念、种族传统、行为习惯等内容。群体的同质化会影响组织的行为, Schneider等人通过对美国142个组织的13000个对象的经验研究证明了这种现象在组织内普遍存在[13]。群体成员在共同经历中形成的习惯、惯例、规范和路径依赖等行为在时间上和彼此间具有稳定性和规律性,前者指个体行为在时间上的可预测性,后者指不同个体的行为在相同情景下的可预测性和相似性[14]。如前文分析,我国农民工具有相似的文化程度、相似的身份背景,表现了较高的同质性。农民工作为一个高同质性群体的产生,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合乎一种逻辑的社会结果,是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体制的产物。人力资本在城市体制与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之间担当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但农民工是否愿意参与教育培训受到现行体制的制约。在共同的环境下,农民工群体的教育选择行为具有高度的趋同性。因此,群体身份特征对农民工的教育意愿没有明显的差异。

然而,无论从短期改善农民工生存条件的角度看,还是从长期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角度看,提高农民工文化素质都是有必要的。这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农民工收入

教育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农民工收入的增加对教育培训需求的增加具有较高的乘数效应,因此,只有不断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才能使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首先,建立健全的工资支付、增长、公决和保障机制,规范用工合同管理,加强对农民工工资的监察力度。其次,扩大农民工参保面,实现社保关系的跨区域转移和接续,使农民工真正受惠。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客观上也等于增加了农民工收入。再次,为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及政策咨询等信息服务,建立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用工协调机制,帮助农民工顺利就业。

(二)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教育培训体系

在某种程度上,知识的普及化及多元化有助于促进劳动者内部分化和多样化,使各个行业、社区成员的同质性逐渐消失,使社会的流动成为一种正常现象。因此,有必要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民工教育培训体系。在管理体制上,应由专门部门统筹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将农民工教育培训纳入常态管理,推动长效机制的建立。在学习内容上,注重教育培训内容的层级性和多样化,以满足农民工对高层次知识的需求。在教育机构上,应积极推进成人教育院校和职业教育院校的改革,使其成为农民工接受高质量教育的主场所。同时,建立规范的准入和考评机制,规范培训机构的管理。在教育形式上,采取开放性、分散性的形式,以适应农民工的特殊需要。

(三)进一步消除城乡分割的体制

政府组织农民工培训工程,本意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帮扶,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差距,但从现有地方政府有关农民工培训的政策文本看,本地户口仍是不少地方政府提供培训服务和补贴的先决性条件。在这种体制下,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必然受到压制,也必然不能得到有效满足。因此,必须深化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体制改革,让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享受一样的就业、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待遇,为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消除制度。

参考文献:

[1]De Brauw,Alan,Jikun Huang,Scott Rozelle ,Linxiu Zhang and Yigang Zhang,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ural Labor Markets During the Reform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30(2),2002:329-353.

[2]罗忠勇.农民工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研究——基于珠三角农民工的实证调查[J].教育与经济,2010(01).

[3]刘万霞.我国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实证研究——职业教育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1(05).

[4]刘平青,姜长云.我国农民工培训需求调查与思考[J].上海经济研究,2005(09).

[5]刘长海,杜时忠.转型期低学历农民工教育需求与供给调查报告[J].教育与经济,2009(01).

[6]杨晓军,陈浩.城市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8(11).

[7]黄乾.农民工培训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财贸研究,2008(04).

[8]张秋林,张晔林.需求视角下的农民工两阶段主动培训投入影响因素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8(08).

[9]丁煜,徐延辉,李金星.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学刊,2011(03).

[10]西奥多·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8-13.

[11]Duncan O D.Featherman D L. Duncan B 1968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and Occupational Achievement: Extensions of a Basic Model.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Washington.DC.

[12]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