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社交媒体;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
新技术日日新的当下，5G时代来临，互联网愈发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媒介化社会成为新语境。以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音等为代表的社交应用勃兴，信息工具、媒介使用渗透入公众的日常生活。在这些新背景下，用户对信息与媒介的关注、使用、管理等都超过以往，人人都已是“数字公民”。同时间，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工作也在日益完善中，未成年网民规模持续增长。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97亿，19岁以下的青少年网民占比为15.6%[1]。另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我国农村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4.7%，98.35%的中小学已拥有多媒体教室，初中、高中学生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为98.1%、98.3%，小学生互联网普及率也达92.1%[2]。在数字乡村振兴与社交媒体浪潮的共同主导下，农村青少年的媒介接触与使用呈高频化、高密化趋势，与此同时，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教育不够完善，网络操作技能、网络防沉迷知识、网上自护意识和能力等都需要加强。基于此，乡村青少年的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变得不可忽视，并尤为突出。
一、社交媒体时代媒介与信息素养的整合内涵
媒介与信息素养是取媒介素养、信息素养并列、并包的整合概念。媒介素养（MediaLteracyi）概念，最早于1933年由英国学者F.R.利维斯（FrankRymondLvisae）和丹尼斯·桑普森（DenysTompsonh）在《文化环境：培养批判意识》（CultureandEvironment:TheTainingofCiti-nrrcalAwareness）中提出，随后，美国、俄国、加拿大等国家以及联合国也都关注到媒介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进而提出媒介素养概念[3]。综合看，媒介素养意指公众的媒介接触、分析、评估、制作及利用媒介信息的能力，包括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作和生产能力[4]。媒介素养根本上是一种能力，也同时具有教育意涵。信息素养（InformationLteracyi）概念，于1974年由美国人保罗·泽考斯基（PaulZrkowskiu）在《信息服务环境：关系与优势》（InformationSrvicesEvironment:Rela-entionshipsandAdvantages）中提出，指涉人们捕捉、筛选、评估、交流和应用信息的能力素质[5]。互联网时代，新媒介覆盖社会方方面面，传统媒体也从新闻转向信息传递与社会交往并重，这也即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讯息”。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的并合实践呼之欲出。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成为媒介与信息素养整合概念的提出者、推广者，媒介与信息素养（MediaandI-nformationLteracyi，MIL），即公众接近、获取、理解、评估、利用、创造和分享各种信息与各种媒介内容的能力，这能够使之参与、从事个人的、职业的、专业的、社会的活动[6]。此定义也特别说明，媒介与信息素养是一组相互交叉的概念群，包括计算机素养、数字素养、信息素养、媒介素养、新闻素养、图书馆素养、网络素养、影视素养等。媒介素养偏重于媒介使用维度，信息素养偏重于图书馆工具维度，媒介与信息素养的整合概念，更契合媒介社会化情境中的用户行为特征。
二、社交媒体时代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的凸显
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媒介教育浪潮以及我国对媒介素养的重视，是促发乡村青少年媒介与素养教育问题凸显的大背景。在大众媒介影响力不断扩大、扩散的实践中，媒介素养教育与信息素养教育向来受到世界上诸多国家的关注，我国也从20世纪后期开始发现、倡导并积极践行。世界范围内的媒介与信息素养的教育实践，历经90年的发展，横向上可以分为欧美国家模式、发展中国家模式等，纵向上可分为防御免疫模式、分析理解模式、破译建构模式。英国于1930年代将之纳入学校教育范畴。1990年代末，美国也将媒介教育纳入基础教育课程中。我国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也有自己独特的模式——防御、进取、建设相结合，最早始于1980年代，多由高校图书馆开展相关文献检索课程。2000年，我国正式将信息化纳入基础课程目标中。2013年，教育部启动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近两年，我国开始把影视教育作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基础步骤试推行并逐步实施。2018年，教育部《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强调了信息素养的重要性。2020年的新冠疫情中，线上教学、公众互联网使用与参与等大大凸显，五部委联合文件，再度强调全面提升教育中的师生信息素养。在技术不断迭代中，媒介日益渗透入公众的现实生活与交往实践，相较于其他人群，乡村青少年群体囿于地理因素的羁绊与未成年人交往不完善的双重情境，其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显得尤为重要。伴随媒介化社会的到来，移动互联网成为包裹每个人存在的“气候”环境。万物互联、万物为媒，我们都处于媒介化、信息化的社会中。其中，受新媒体影响最大的是青年学生群体，伴随网络的逐步大覆盖，农村网民尤其是农村青少年网民日益增多。就农村青少年媒介使用来看，在互联网带来学习、生活等诸多便利与积极作用的同时，因媒介与信息素养缺失所促发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如：宏观上，乡村与城市间的媒介信息接触、使用与管理存在一定的“数字鸿沟”；中微观上，大量留守儿童的媒介依赖显著，网络安全与自我防护知识较为欠缺等。面对这些问题，针对农村青少年学生特点的网络素养教育成为应时之课。上网技能之外，信息甄别管理、防止网络沉迷、互联网自我保护等媒介素养知识应成为必修内容。基于此，农村青少年的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变得迫切。
三、社交媒体时代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的效用
乡村教育优先发展、乡村现代化教育振兴和数字乡村建设是时代声音。与此同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扮演了环境围绕、基础底座的角色。因而，对于乡村青少年进行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既具有应时意义，又具有应用意义。
（一）宏观维度：助力数字乡村与乡村教育现代化建设
农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贴合乡村教育优先发展、乡村信息化深入推进等政策思想。近年来，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加快推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同时，新时代以来，我国教育部门不断强调并加大农村学校信息化建设。青少年是觉醒力量、破解力量，更是振兴力量，作为新农人的主要培育对象，乡村青少年是建设新型农村的关键力量。因此，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的培育，不仅有利于乡村数字化建设，更是实现乡村教育信息化、数字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
（二）中观层面：延展乡村青少年的社会交往
社交媒体的勃兴，让人类社会进入媒介化时代。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既包括媒介与信息获取、媒介与信息使用、媒介与信息管理等外在层面，还包括媒介化社会交往维度。这缘于，媒介作为人类交往的前台，已是人们社会交往的展示窗口和重要工具。因此，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不仅仅是获取、使用、评价、管理等外层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隐藏在背后的媒介与社会交往、媒介与社会互动、媒介与社会公共生活等连接知识的传递。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作为整合概念，自一开始使用，都将媒介作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连接点，在媒介与信息专业技术知识之外，重视媒介社会学视角，以此指导乡村青少年的社会交往与社会互动，这将对他们未来工作、生活的长远发展具有指导和关键意义。
（三）微观视角：优化乡村青少年的数字能力
社交媒体时代，人人日常使用媒介与信息，形塑自身对世界、社会的认知，并构建与他人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与信息素养是每个人学习、工作、生活的基本知识与能力。媒介与信息素养包括媒介知识、媒介使用、媒介评价、信息意识、信息道德、数字化学习创新、信息社会责任等。对于农村学子来说，家庭引导管理相对不如城市，学校和老师成为他们可依赖的中坚平台与力量。某种意义上，乡村学校、乡村教师扮演了核心角色，具有关键作用。乡村学校的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将直接在课堂内外引导、启发、影响乡村青少年。学校在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开展中，会将新技术环境、新媒介知识、新媒介交往等输入到学生知识体系中，这不仅会向学生传送全面的互联网接触与使用知识，同时还帮助学生进行信息管理与延展。如此而来，丰富媒介教育内容、拓宽信息教育视野，不仅将有利于提高学生自主获取、评估、创建并利用媒介与信息技术参与学习的能力，同时，还能促进青少年其他核心素养的塑形。
四、社交媒体时代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的提升路径
乡村政府管理机构、乡村中小学校、乡村教师是青少年媒介与信息培育的中坚力量，地区、学校、老师，作为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的三维，分别扮演着顶层设计、中层管理、微层执行的不同角色。
（一）做好顶层设计，夯实“超越数字鸿沟、兼具未来关照”的教育目标
宏观政策引领下的顶层设计，是贯通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全局的关键因子。在进行政策设计时，在地管理者应考虑到乡村青少年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的独特面向：一方面，首先乡村青少年也是未成年人中的一员，相较于成年人而言，未成年人的网络屏障能力与防御抵抗能力弱势明显，因此，培育他们需要更多补充新技术催发的数字素养与融合媒介素养等知识。另一方面，乡村青少年具有地缘特色，与城市相异，他们的培育更需要考虑农村特点：既重视网络与外面世界连接、打开交往新纬度等开放性意义，也要传递网络失范行为、违法犯罪行为等风险知识。为此，追寻新技术发展，跨越城乡媒体鸿沟、蕴涵农村青少年未来的教育观，是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的重中之重。面对于此，从关键处、高处发力，事半功倍。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要贯穿到当地乡村信息化行动的目标定位、具体执行等方案设计中。在地方乡村教育振兴和数字发展中，管理者要重视乡村青少年媒介信息与素养培育，关照高等学校、农村中小学校等各个教育环节，为他们铺设政策性、理念性路途，并通过互动沟通、试点示范、城乡对接帮扶活动等可实践形式开拓乡村媒介教育的新土壤。
（二）转变中层管理，开拓全学科融入模式
目前，我国农村中小学校的媒介与信息素养培育较为滞后，形式单一，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现有媒介素养课程缺失，媒介素养多被等同于多媒体上课技术使用能力；信息知识和实践运用脱节；照搬城市模式，同质化突出，缺乏贴合农村现状与乡土特点的针对性教育；教学偏重资源的获取，信息使用与管理，人文性、道德性、素质性欠缺；学生的参与式与主动性不足。对于学校而言，要适时转变教学观念，突出媒介与信息素养的全学科融合特征。现有中小学媒介与信息课程主要是两种形式：一是在信息技术课中侧重计算机知识；二是在日常课程中利用新媒体形式。这都是侧重信息检索技术的传统设置，虽也有学校尝试媒介素养教育，但他们更多是将媒介、信息知识作为拓展元素，加入到日常课程的教学内容和环节中，独立性不突出。移动互联的社交媒体时代，南方地区的部分中小学已经开始尝试将媒介相关课程纳入基础教育体系。如：浙江省中学开展了传媒艺术特色课程教育，开展传媒艺术特色班，培养学生的媒介素养、艺术审美情趣和鉴赏创造能力。由此而言，一方面，乡村学校需要转变媒介与信息素养只等同于技术训练的单向度观念，意识到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的独立性、与其他学科的可融入性及交叉性。另一方面，学校要有条件、有能力保证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活动的多形式开展，逐步践行从融合课程到独立课程的发展目标。
（三）创新微层教学，延展乡村教师自身素养与课程建设能力
乡村教师既是信息时代巨潮的感受者、体验者，也是农村学生信息化发展的关键引领者。教师作为中坚力量，应以立体、融合视野，不仅善用新媒体，会用新媒体，还能将媒介与信息素养视为重要能力，让学生既会利用新媒体，又能在生活中抵抗新媒体所带来的风险与危机。相较于城市，乡村教师的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活动更显短缺。媒介与信息素养知识融入日常课程体系严重不足。为此，一方面，“打铁还需自身硬”，乡村教师需要凝练、提高自身的媒介与信息素养能力，通过职后培训，在信息技术应用的基础上，从意识、认识上发现媒介与信息素养对深度学习、未来发展的效用价值，加强数字素养知识，获得媒介专业知识、系统知识。另一方面，乡村教师要紧跟社交媒体最新特征，“进阶”信息课程设计观念，课程设置既加大、加深媒介与信息素养的重量、质量，又明确、结合学生需求，同时还有效整合教育资源，最终促进培育实践的完成。
结语
2007年11月，乡村基引入红杉和海纳亚洲创投基金两家风投，共计2000万美元。截至今年6月底，公司拥有10l家分店，其中56家位于重庆，31家位于四川，14家位于其他地区，公司计划在2010年年底将分店增加至130家。
在很多中国企业选择先做大再做强的时候，乡村基选择了先做强再做大。在这十几年时间里，乡村基在开店营运的销售环节、物流中心和加工供应链的保障环节、菜品口感和品质的质量环节、企业POS及ERP软件及供应链管理软件的信息系统支撑环节都下了大工夫，为将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式快餐企业应该先做品牌还是先“抢地盘”?资本力量的介入会对快餐企业的经营带来哪些影响?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对艾・里斯先生进行了专访，以下是他的主要观点：
《销售与市场》：您是否看好中式快餐连锁?乡村基这样的中式快餐连锁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艾・里斯：毫无疑问，中餐是一个很有前景的品类，而中式快餐连锁更是具有创建全球品牌的机会。
乡村基的成长缓慢而稳定，创办至今已经14年，但其连锁店仍然只有130家左右。创办快餐连锁需要大量的想法、规划和试验，因此，缓慢的起步是合乎情理的。它们需要随着时间的推进，做出一些改变，得出正确的概念。
1955年，麦当劳走上美国市场。直到13年之后(1968年)，麦当劳才开出了它的第1000个分店餐厅。平均来看，这个公司每年新开的连锁餐厅只有71家。如果麦当劳的扩张速度远远高于此，假设13年之后它的连锁餐厅达到了1000。家，那么麦当劳就会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
数年来，免下车服务餐厅已经成为每个快餐连锁的主要组成部分。如今，“得来速”餐厅(麦当劳的免下车服务餐厅)的销售额占到麦当劳销售总额的一半多。将1000家连锁餐厅转型成免下车服务餐厅会给麦当劳的财政和运营都带来严峻的问题。
《销售与市场》：中式快餐企业怎样才能成为中餐领域的“肯德基”、“麦当劳”?
艾・里斯：我们认为，乡村基的战略中仍然有很多瑕疵，其中之一就是把“乡村鸡”改成了“乡村基”。
我们坚信，一个公司，特别是快餐服务公司，应该有一个精准的聚焦。类似于“乡村鸡”这样的名字相对于乡村原始风味烹饪的“乡村基”来说，其核心焦点更明确。
美国市场上几乎每个主要的快餐连锁都聚焦于某种快餐类型。当然，这些陕餐连锁中的大多数都有包含很多选择的全食菜单。但在顾客的心智中，每一个连锁都与某一种食物有强烈的联系。在餐饮业中，这常常被称为“招牌菜”。两年前我们的中国分支曾经为另一个中式快餐连锁品牌“真功夫”提供战略咨询，真功夫品牌的核心战略就是成为中式米饭快餐品类的领导，同时把最为畅销的排骨饭作为招牌饭。
在对消费者的行为分析中，我们发现顾客首先从“品类”的角度思考，但常用品牌来表达他们的想法。
餐厅服务员会问顾客：“您要喝什么?”顾客可能会想：我是喝啤酒、咖啡、茶还是饮料呢?然后回答说：“给我一杯可口可乐。”先想到品类，然后才想到品牌。
快餐也一样。顾客首先思考品类，然后用某个特定的品牌来表达这个品类。
这就是“乡村基”的问题所在。我们认为在顾客思考“要到哪里吃饭”的问题时，很少会有人想到“乡村原始风味烹饪”。当然，那些乡村基的常客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很快会反应出“乡村基”。要在快餐业市场竞争中取胜，并不是依靠吸引原有的顾客，你要争取那些从来没有光顾过你的餐厅的顾客。
我们认为“乡村鸡”更有吸引力。
此外，“乡村鸡―可以用具体的视觉元素体现在菜单、户外标牌和广告中。但是如何将表示“乡村原始风味烹饪”的“乡村基”与视觉元素结合起来?概念越抽象，视觉化就越困难。
美国市场上的一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个定律。“波士顿烤鸡”快餐公司创建于1985年，它最初的营销战略聚焦于烤鸡。美国顾客认为烤鸡比炸鸡更美味健康，因为它所含的脂肪量更低。在早期，“波士顿烤鸡”做得非常好。
1995年，波士顿烤鸡的菜单上增加了火鸡、肉馅糕和火腿。错误的是，他们认为要更改公司的名字以体现新的菜单。于是，他们更名为“波士顿市场”。三年之后，该公司破产了。
我们认为，这个公司应该保留它最初的名字，无论菜单上增加了多少新品。如果快餐连锁想要在顾客的心智中建立一个强大的品牌，它就需要聚焦在某一种快餐食物类型上。
同样的问题，你可以将“烤鸡”视觉化，但你如何将“市场”视觉化?
《销售与市场》：最近，国内中式快餐连锁企业都在设法整合资本力量，上市会对中国餐饮品牌的发展产生哪些影响?
艾?里斯：在快餐连锁彻底试验并改进其概念之前整合资本是很危险的。投资者通常要求结果越快越好，他们基本上没有耐心等到快餐连锁企业将其概念修改完满。
这也是为什么快餐连锁企业需要慢慢起步的一个原因。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在完善营销概念的过程中用有限的资金运营。
《销售与市场》：在高速发展的中国餐饮市场，中式快餐连锁企业应该先“抢地盘”还是“做品牌”?
艾・里斯：有两个重要的原则：1．在一个领域缓慢起步，直到公司确信其概念已经足够完善。同时，确保其品牌名已经与某个特定的概念有了牢固的联系。我们称这个原则为“在心智中占据一个词”。2．针对营销概念相似的竞争对手，快速扩张以建立地理优势。
毫无疑问，长期来看地理优势是快餐连锁企业的一个强有力竞争优势。麦当劳的餐厅数几乎是市场上第二位的汉堡连锁餐厅(汉堡王)的两倍。此外，平均每个麦当劳餐厅的营业额比汉堡王多83％。结果，麦当劳的利润远远超过汉堡王。去年，麦当劳全球的净利润为43亿美元，是汉堡王全球净利润(2亿美元)的21倍。
讽刺的是，我们的调查显示大多数消费者觉得汉堡王的汉堡味道比麦当劳的更好。但因为麦当劳在美国的餐厅数量是汉堡王的两倍，所以更能贴近普通消费者。此外，由于麦当劳的高知名度，其餐厅也会比一个典型的汉堡王餐厅更大、更干净、更整洁。
规模说了算。任何快餐连锁企业的终极目标是成为其品类中最大的一个。但有时，在启动一个大规模的扩张计划前，你要花时间找到正确的营销概念。
《销售与市场》：您对乡村基的运作模式和定位有什么建议?
艾・里斯：我们不了解乡村基具体的情况，不过如此前提到的，我们认为公司的名字以及名字背后所体现的战略是最大的问题。
关键词：阻尼测度；非线性回归拟合；城乡数字鸿沟；城市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F061.5；F1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1-0044-05
1引言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信息化成为推进城市化的重要动力，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借助信息化提升城市化水平。但在利用信息化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城乡数字鸿沟这一大障碍，对城市化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城乡数字鸿沟是美国通信与信息管理局（NTIA）于1995年提出的[1]，它是指工业社会以来，特别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过程中在当前全球数字化背景下，城乡间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接入、利用差距以及影响接入、利用程度的主体意识与接入环境差距，反映了城乡信息化差距。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积极尝试利用信息化促进城市化，以实现城市化的跨越式发展。然而中国严重的城乡数字鸿沟却延缓了城市化进程。
阻尼是物理学中的概念，指运动主体由于受到阻碍造成能量损失而使得速度降低的现象[2]。经济学家Romer提出了经济增长阻尼理论[3]，目的是研究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阻碍作用的大小。刘耀彬和陈斐[4]将Romer阻尼理论引入资源约束对城市化阻碍作用研究领域，利用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半对数函数关系式，将经济增长速度变量替换为城市化速度变量，构建了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测度模型，并通过线性回归方法拟合了阻尼测度公式，测算得出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值为0.3%，即中国城市化速度因资源约束每年要下降0.3个百分点。此后，有学者应用该模型测度了我国省市层面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如阿依吐尔逊·沙木西[5]测算出库尔勒市的阻尼值为0.1%，刘耀彬和王桂新[6]测算出江西省的阻尼值为0.192582493%。此外还有学者对该模型进行了修正，如段东平和薛科社[7]针对原模型中资源总量不变的缺陷，将资源总量设定修正为以固定比例增长，其拟合优度比修正前提高了13.76个百分点。
近年来，随着城乡数字鸿沟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影响日益凸显，有学者开始研究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的阻碍作用，但几乎没有正式提出过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的概念，而且相关文献大都停留在阻碍作用外在表现这样的表层研究上。如Inkinen[8]和Warren[9]认为城乡数字鸿沟不仅妨碍整个社会的通信技术现代化，而且阻碍农村居民社会生活方式向城市方式转变；Taubenbock[10]和Bruckner[11]认为城乡数字鸿沟阻碍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减少非农就业人口。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主要关注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现有文献大都是借鉴Romer阻尼理论，将经济增长速度变量替换为城市化速度变量以构建阻尼测度模型，并采用线性回归方法拟合测度公式（但这往往与阻尼的非线性特征不相符）。在罕有的研究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阻碍作用的文献中，也仅仅是分析了阻碍作用外在表现，未能建立定量测度阻尼的模型，更没有学者直接计算出某一国家或地区的阻尼值。本文首次将Romer经济增长阻尼理论引入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阻碍研究领域，把这一现实阻碍提升到“阻尼”的理论层面，分析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机理，通过概念模型运用非线性回归拟合出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模型，并对1990～2010年各年度的阻尼值进行计算。
2中国城市化进程、城乡数字鸿沟与阻尼
2.1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
当代的中国城市化是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日趋扩大情形下的城市化。在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城市化进程应当是一个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经济融合以及城乡社会一体化的历史过程。纵观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历程，没有哪个国家的城市化能像当代中国这样面临如此严重的城乡社会经济差距问题。虽然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之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高（已达49.95%）且速度也更快（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以上），但城乡二元性却更为突出。主要表现为：（1）城乡劳动生产率、收入和消费都在普遍增长，然而城乡二元经济却在不断加剧；（2）城乡教育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持续提升、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然而城乡二元社会却更加明显。
2.2中国城乡数字鸿沟的性质
城乡数字鸿沟是我国信息化进程催生的现象，从“城乡”、“数字”、“鸿沟”三个关键词来看，城乡数字鸿沟实际上就是信息时代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一种差距，它具有如下性质：
（1）城乡数字鸿沟会使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呈指数放大，即形成“马太效应”。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城乡社会经济差距，进入信息时代之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普及本应缩小城乡社会经济差距，但却因城乡信息技术普及的不均匀反而放大了这种差距。
（2）城乡数字鸿沟以对数形式逐年增长。目前国内外主流研究认为，从理论上看，城乡数字鸿沟的演变轨迹是一条对数曲线，其刚开始显现时增长很快，在城乡信息技术普及开始饱和时增长逐渐趋于平缓[12，13]；White通过中国、印度、坦桑尼亚三个发展中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运用自回归方法证明了城乡数字鸿沟确实是呈对数形式增长[14]。
2.3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机理
根据Romer对阻尼的定义[3]，我们可以将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简单地理解为城乡数字鸿沟引起的城市化发展受阻现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很大，城乡数字鸿沟才有可能通过进一步拉大城乡社会经济差距而阻碍城市化进程。城乡数字鸿沟不是城市化内部的因素，而是引发城市化受阻的一种外部因素，它需要通过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来起作用。
城乡数字鸿沟拉大了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最终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阻尼：（1）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了信息时代的生产和消费资料在城乡间的流动，城市的资金和工业产品难以通过网络信息平台顺畅地配给到农村生产和消费所需单位，而农村的农产品原材料也难以顺利供应到城市所需部门，影响了农业向二三产业改造升级以及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等，加剧了城乡经济差距，城乡经济融合难以实现；（2）城乡数字鸿沟造成城乡间生活领域的信息难以互联互通，阻碍了以网络生活为核心的现代生活方式在农村的渗透，影响了农村网络教育和网络文化生活等，扩大了城乡社会差距，妨碍了城乡社会一体化。
3概念模型
Romer测度经济增长阻尼的核心思想是：用假设状况（无资源约束）与现实状况（有资源约束）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值来反映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阻尼，以测度资源约束造成经济发展受阻以致引起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程度。根据这一思想，本文用城乡数字鸿沟引起城市化速度下降的程度来反映阻尼，这可以用假设状况（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与现实状况（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城市化速度之差来表征，阻尼越大城市化速度下降程度越大，说明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作用越大。
由经典的城市化速度理论[15，16]可知，城市化速度（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速度）是由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共同决定的。根据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构建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概念模型应包含的自变量有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以及城乡数字鸿沟（其中，前三个自变量是内生变量，城乡数字鸿沟是外生变量），因变量为城市化速度。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与本文阻尼测度概念模型的变量对照见表1。表1 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与本文阻尼测度概念模型的变量对照
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1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概念模型自变量1因变量1自变量1因变量经济增长速度制约因素
（外生变量）1经济增长速度决定因素
（内生变量）资源1资本、劳动、知识1经济增长速度1城市化速度制约因素
（外生变量）1城市化速度决定因素
（内生变量）城乡数字鸿沟1产业结构、人口素质、
生活质量1城市化速度综上所述，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概念模型可表示为如下形式：
Dragdu=v～du-vdu
v～du=u～duIC，PD，LQ，DD
vdu=uduIC，PD，LQ，DD（1）
式中，Dragdu=v～du-vdu为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v～du和vdu分别为无城乡数字鸿沟与有城乡数字鸿沟状况下城市化速度，u～du（·）和udu（·）分别为无城乡数字鸿沟与有城乡数字鸿沟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形式，两者都依赖于产业结构IC、人口素质PD、生活质量LQ、城乡数字鸿沟DD 4个自变量。
4数据收集与检验
1990年代以来，随着移动电话、互联网在全世界的快速普及，城乡信息化差距越来越大。而在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更是迅速拉大，因此本研究中数据的起始时间取为1990年。城市化速度（v）是指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一定时间段内的变动快慢，本文用城市化水平在一年内的变动来表征，其中各年度城市化水平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产业结构（IC）主要是指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本文用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之和来表征，其中各年度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人口素质（PD）主要用人口受教育程度来反映，本文用大专及以上人口比重来表征，数据直接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11）；生活质量（LQ）一般是用除食品以外的个人消费支出占总支出比例来反映，联合国常用（1-恩格尔系数）来衡量生活质量的高低，本文也用它来表征，其中各年恩格尔系数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11）；城乡数字鸿沟（DD）反映了城乡间信息化差距，本文结合中国的实情从信息技术的接入、利用、意识与环境差距系统全面地衡量城乡数字鸿沟[17]，数据直接引用文献[17]的研究结果。
运用Eviews7.1软件通过ADF检验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
再对原始数据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变量间在1%显著性水平上有一个协整方程，在5%显著性水平上有2个协整方程，变量间存在着协整关系，故可对这些变量进行回归拟合。
5阻尼测度模型拟合与参数估计
5.1中国城市化速度与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的函数关系拟合
设要拟合的函数关系式为v=u（IC，PD，LQ），通过观察三维统计散点的分布状况来设定拟合函数形式，再根据拟合优度检验情况确定最终的拟合函数形式。
（1）统计散点图描绘
首先运用Matlab9.0软件描绘IC、PD、LQ与v的二维统计散点图。观察发现，IC、PD、LQ与v的二维统计散点大致呈现带状分布，故猜测IC、PD、LQ与v具有某种函数关系。
再描绘三元数组（ICi， PDi， LQi）与因变量vi（其中i=1，2，…，21）的三维统计散点图。观察发现，坐标点都在三维正向空间，大致呈现有一个拐点的曲线形式，且曲线拐点以下为凸的、拐点以上为凹的，具有双曲正切曲线的基本特征，故尝试用双曲正切曲线函数族来进行拟合。
（2）拟合函数形式确定
设双曲正切曲线函数：
v=u（IC，PD，LQ）=EXP[2（λ1IC+λ2PD+λ3LQ）]-11EXP[2（λ1IC+λ2PD+λ3LQ）]+1（2）
式中，λ1、λ2、λ3为参数。由于式（2）是非线性函数，故采用非线性回归原始数据来进行拟合。运用SPSS19.0软件经过三步迭代后收敛，整体拟合优度为R2=0.84173，说明拟合优度较高。因此，可以用式（2）来拟合IC、PD、LQ与v的函数关系。
5.2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基于中国城市化速度与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函数关系式，结合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以及城乡数字鸿沟的性质，通过中介因素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将城乡数字鸿沟这一外部因素引入，以建立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首先，由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可知，目前我国是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日趋扩大情形下的城市化，故可采用城乡社会经济差异系数ψ来表征，ψ（0
其次，由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性质1可知，1990～2010年ψ与DD时间序列数据之间应该呈指数函数关系，假设（其中j=1，2，…，20），又由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性质2可知，1990～2010年城乡数字鸿沟时间序列数据自身应当呈对数函数关系，假设DDt+1=ep（DDt）=φlnDDt，其中φ为正参数。
综上所述，将外生变量DD引入中国城市化速度与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函数关系式，得：
vdu=u（IC，PD，LQ）·ψφlnDD（3）
由于式中0
对式（3）进行非线性回归拟合，经过二步迭代后收敛，整体拟合优度为R2=0.85992，式（3）即为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5.3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是一种假设状况，这里用DD趋近于0的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极限来表示，即：
v～du=limDD0 [u（IC，PD，LQ）·ψφlnDD]（4）
根据等价无穷小替换方法，当DD趋近于0时，式（4）中lnDD可以用其等价无穷小111+DD来替换，得：
v～du=u（IC，PD，LQ）·ψφ11+DD（5）
这即为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5.4阻尼测度公式
用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与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两种状况城市化速度的差值来测度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即用式（5）减去式（3），得到阻尼测度公式如下：
Dragdu=v～du-vdu=u（IC，PD，LQ）ψφ11+DD1-ψφlnDD（6）
5.5参数估计
由式（3）、式（5）、式（6）组成方程组，得到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模型为：
Dragdu=v～du-vdu
v～du=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1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ψ0.2138511+DD
vdu=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1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ψ0.21385lnDD（7）
6测度结果分析
将IC、PD、LQ、DD数据代入式（7），即可计算得到各年阻尼值（Dragdu）如表2所示，其表示当年城乡数字鸿沟使城市化速度下降了多少。可以看出：1990～2010年阻尼值呈现持续上升趋势，21年间增大了七倍多；阻尼年平均值为0.04481%，城乡数字鸿沟使城市化速度年均下降了0.04481个百分点，21年总计少增长了近一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少了约1500万。与资源约束对城市化进程的平均阻尼大小0.3%[4]相比，城乡数字鸿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平均阻尼不算大，仅为其七分之一。
（1）现实中的城市化速度统计值实际上是城乡数字鸿沟存在状况下观察到的，即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的城市化速度值。1990年的阻尼值为0.01164%，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城乡数字鸿沟的阻碍作用，城市化速度将达到0.21164%，而不会是统计值0.2%。以此类推，2010年的阻尼值为0.08653%，如果没有城乡数字鸿沟的阻碍，城市化速度将达到1.69653%，而不会是统计值1.61%。因此，在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的前提下，我国城市化速度还有提升空间，远没有达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韩经济崛起时的超高速城市化状态据文献[18]，从世界城市化进程来看，城市化水平每年增长0～0.6%为“慢速”城市化，0.6%～1%为“一般速度”城市化，1%～2%为“快速”城市化，2%～4%为“超高速”城市化。 。而超高速城市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调整好全社会的经济关系以及城乡关系，对经济体系的快速转型具有催化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城市化与城乡和谐发展的关系也越发紧密，如果我国能够抓住“超高速”城市化所带来的大好机遇，统筹好城乡发展，无疑会对实现城乡一体化和现代化起到良好促进作用。
表21990～2010年城乡数字鸿沟阻尼值（%）
年份1 阻尼值1 年份 1阻尼值19901 0.011641 20011 0.0498219911 0.012931 20021 0.0541219921 0.013841 20031 0.0590519931 0.014081 20041 0.0636219941 0.014791 20051 0.0666219951 0.018161 20061 0.0699919961 0.023131 20071 0.0742519971 0.027241 20081 0.0777019981 0.034781 20091 0.0829219991 0.040041 20101 0.0865320001 0.045861 - 1-（2）从中国城市化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主要表现在经济城市化、社会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三个方面。一是城乡数字鸿沟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当今信息时代，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对群体的收入分配起着关键作用，拥有较多的信息意味着获取收入机会的增加（如通过网络进行交易、炒股炒基金等）[19]，而缺乏信息则意味着获利机会的减少甚至实际收入的损失。农村居民掌握的信息资源往往少于城市居民，使他们失去了很多发家致富的机会，影响了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是城乡数字鸿沟扩大了城乡知识分隔。城乡居民思维方式和教育水平的全面改善是城市化的一大标志，而在这一过程中知识传播起着关键作用。网上百科全书、数据信息库以及数以万计的在线论坛能够为广大城乡居民知识互动交流创造便利的条件[20]，但横亘于城乡居民之间的数字鸿沟却使农村居民难以连接到网络上的知识平台，知识传播在城乡居民之间的信息渠道中受阻，这样就形成了城乡知识分隔。三是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了城乡人口迁移。信息时代城市的很多就业信息都是通过网络的，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得知这些就业信息，他们对城市里的工作岗位数量、技术专业需求等知之甚少，失去了很多到城市就业的机会。城乡数字鸿沟造成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信息来源少，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阻碍了农业人口向非农就业人口的转变，最终阻碍了城市化进程。
7结语
本文借鉴Romer经济增长阻尼理论，构建出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模型，并通过1990～2010年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990～2010年阻尼呈现持续上升趋势，1990年阻尼值最小，2010年阻尼值最大，后者为前者的七倍多；阻尼年平均值为0.04481%，城乡数字鸿沟使城市化速度年均下降了0.04481个百分点。通过深入分析这些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阻尼越来越明显；现实中的城市化速度反映的只是城市化被阻碍条件下的情况，目前城乡数字鸿沟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主要表现在经济城市化、社会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三个方面。因此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可以提高我国城市化速度，以期达到对经济体系快速转型具有催化作用的超高速城市化状态。
城乡数字鸿沟是通过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对城市化进程产生阻碍作用的，而城乡数字鸿沟所反映的城乡信息化差距主要表现在农村居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数量太少，因此，应从提升农村信息化水平入手，加大农村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制定更多倾斜性政策推动农村信息技术的普及，以尽快弥合城乡数字鸿沟，进而促进城乡社会经济全面融合发展，减小对城市化进程的阻碍作用，使我国城市化进程更快更好地发展。
值得说明的是，虽然城乡数字鸿沟会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产生阻尼，使得城市化速度下降，但是我国城市化并未停滞不前，城市化水平从1990年的26.41%逐年上升至2010年的49.95%，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等正面因素对城市化产生动力作用，不断克服阻力推动城市化向前发展。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深入探讨城市化进程的动力与阻力的相互耦合特性，分析动力与阻力的作用机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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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3-07
关键词：家族记忆乡村记忆工程家庭建档
乡村记忆工程是在城镇化快速推进、城乡一体化日趋明显的社会发展形势下，各文化单位发起的对乡村传统、乡村文化、乡村历史和乡村变迁采取的保护传承。[1]在此背景下，我国部分地方档案部门顺时而动，组织开展乡村记忆工程，保护抢救乡村记忆。如威海市环翠区档案局开展“城乡记忆工程”、浙江省档案局发起实施“浙江记忆工程”、上饶市档案局开发“上饶记忆”网、天津市档案局组织实施“天津乡音记忆工程”等等，凸显出档案部门积极参与乡村记忆保护传承的主体责任和时代意识。乡村记忆工程的持续推进需要依托各种文化媒介才能得以保护传承，无论是有形文化媒介如祠堂庙宇、家谱村志、渡口桥梁，还是无形的文化媒介如、方言俗语、风俗习惯等都可以成为推进乡村记忆工程的载体。从上述由档案部门发起并主导的乡村记忆工程中，笔者发现家族记忆是乡村记忆工程的重点保护对象之一，基于此，本文希望借助家族力量，丰富乡村记忆工程建设途径，深化乡村记忆工程的建设内涵，在国家――乡村――家族的“记忆连续体”中，建构和谐、共赢的乡村记忆。
一、家族记忆及其在保护传承乡村记忆中的作用
（一）家族记忆的概念
“聚族而居”是我国乡村社会的一种传统居住方式，这种居住方式是以家族为产生的自然基础的。因此在界定家族记忆概念之前，笔者首先对家族的概念进行了必要的梳理。“家族的历史源头需要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其先后经历了原始社会末期的父家长制家族、殷商时期的宗法式家族、魏晋至唐代的世家大族式家族、宋代以后的近代封建家族。”[2]现代意义上的家族则发端于改革开放之际，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其中，修谱祭祖、建祠等家族活动的日益增多，不仅说明家族成员对家族活动的热情日益高涨，而且反映出近年来村落家族复兴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3]
随着家族复兴、家族活动的增多，家族记忆随之生成和重塑，这种家族记忆的生成和重塑为乡村记忆传承提供了重要载体和乡村记忆空间。换句话说，乡村记忆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原因之一在于我们的祖先拥有一套独特的存储记忆的行为方式。而这种行为方式就是家庭记忆，它作为一种集体记忆，一旦被社会群体所认同，便会通过某种程度上具有仪式性的操演传递和保持‘社会习惯’”。[4]具体而言，上述行为方式主要有编修家谱、祭祀仪式与祭祀活动、修建宗庙与祠堂、立石碑与牌位、制定族约族规、讲述祖先的传说故事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族记忆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它不再局限于同一个社会群体的记忆，还包括家庭这个社会单位的记忆。如果说古代所形成的家族记忆是为了缅怀先人，那么现代意义上的家族记忆内涵更广，既包括对祖先的记忆，又记录着自身“小家庭”的记忆。“小家庭”的记忆一旦被家族推崇到一定地位时，便会被打上家族记忆的烙印，如挖掘出的各种杰出人物的手稿、日记、信件、旧物件，旧住址等。除了以上所介绍的记忆形式和内容外，现代家族记忆还来源于照片、录音、视频，各种家庭聚会、家规家训、家庭优秀人物的事迹等等，这些记忆经过提取、编码最终内化为家族记忆。
（二）家族记忆在保护传承乡村记忆中的作用
1.家族记忆与乡村记忆存在互构关系。家族记忆与乡村记忆之间的互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族成员重塑家族记忆需要从乡村记忆中提取相关记忆资源，重构家族记忆；二是家族成员在乡村范围内展开的记忆活动，间接构建了乡村记忆。在推进乡村记忆工程的过程中，这种互构关系体现得更为明显：例如浙江省平湖市新埭镇鱼圻塘村利用该村的刘公祠建成了“乡村记忆示范基地”，将原来用来保存家族记忆的展览室改建成“乡村记忆馆”，对外宣传该村的历史文化。此外，档案部门、村委会还向村民征集各种家谱、老照片、老物件等，利用既有的档案材料、历史文献、实物影像等包括家族记忆资源在内的众多记忆资源，来反映村落发展历史，构建乡村记忆。在乡村记忆与家族记忆的互动过程中刘公祠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成为鱼圻塘村地标性建筑，该村也成为将家族记忆保护与构建乡村记忆充分结合的典范。
2.家族是乡村记忆保护传承的重要社会力量。中国乡村具有较强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家族观念深深植根于广大乡民的心中，家族文化活动甚至会在一些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徐建华在《中国的家谱》中提到，近年来编修族谱者一般是本族一些辈分高、热心公益事业且有较高威望的人，包括一些退休教师、退伍军人、医生和基层干部。当家族精英参与编写村史、村志，以多种途径参与记录乡村记忆文化时，乡村记忆保护传承工作所遇到的阻力会大大降低。
二、重构家族记忆推动乡村记忆保护传承的实现路径
乡村记忆工程作为延续乡村文脉的文化保护传承工程，不仅是地方政府或档案部门的责任，更需要各方的共同参与。笔者在阅读大量中国传统家族延续家族文化方面的文献中，选取出较具代表性但尚未形成制度化的两种家族行为方式，并创新性地提出家庭建档、数字家书等方式，将其作为重构家族记忆的实现路径。
（一）重构家族记忆的传统路径
1.编修家谱。中国自古以来就很注重用文字记录历史，用档案传承后世。“国家有史、地方有志、家族有谱”的观念从古至今得到了普遍认同。其中，绩溪县上庄镇宅坦村作为有着丰富文化积淀的徽州古村落，保存了自明清以来的族谱、宗谱、祠谱，包括堪称孤本的明嘉靖版龙井胡氏族谱、清乾隆版明经胡氏统宗谱、民国版龙井派宗谱，这些宗谱真实地记载了宅坦村明经胡氏家族的发展历史和地方风情。村长胡维平完成了反映宅坦村历史变迁的村志《龙井春秋》，在内容上形成了志谱结合的“特殊体例”。可以说，编修家谱对村史、村志的编写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记录、传承乡土社会的风土人情及乡村演变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为此，在推进乡村记忆工程的过程中，档案部门需要对编修家谱这种群众自发组织的活动给予指导，如吸纳文化部门以及历史学家、档案专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等参与，为家族修谱和保存提供专业意见；鼓励档案馆、文物部门接收民间族谱进馆保存，为家族记忆的保存提供更安全的保障。
2.重修祠堂。祠堂是一个家族乃至村落发展的内核和象征，它见证了乡村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承载了深厚的乡村记忆。同时，祠堂也是家族活动的重要场所，家族的很多仪式活动都需要借助祠堂来完成。正因为此，保护祠堂文化也成为村落文化保护的重点。2012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强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提出要保护、传承和利用好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建筑风貌、自然生态、民俗风情，彰显乡村建设特色，并将这些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后世。浙江省档案局亦围绕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有针对性地将村落中原来的家族祠堂进行修缮并改建为文化礼堂，使其成为综合性的文化场所，吸引更多村民参与乡村文化活动。
（二）重构家族记忆的创新路径
1.家庭建档。家庭是构成家族的基本成分，家族是以核心和扩展家庭为主要形式的。家庭建档是家族记忆流传后世、继承家族记忆的创新形式。比如，《徐霞客游记》《鲁迅日记》《曾国藩家书》等文学作品就是将家庭档案中的日记、书信等收集整理成书。同时，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制作一份家庭档案，其实就是留给未来的一份宝贵记忆。随着乡村记忆工程的不断深入，家庭建档的观念会日益加强，它不仅会成为一种保护家族记忆和乡村记忆的新形式，而且将是乡村记忆工程保管乡村记忆的新形式。
2.数字家书。传统的民间家书被认为是社会变迁、文明演进的微型档案，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和符号。为了抢救这些将要消失的文化遗产，中国人民大学开展了“抢救家书活动”，并在十年间征集家书四万余封。为了方便家书的信息服务与利用，中国人民大学还启动了“数字家书”项目，以便留存家庭记忆。“数字家书”项目不仅仅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传统纸质家书的数字化与网络环境下的传播，更重要的是通过建设数字家书管理和利用服务平台为每一个家庭提供“记忆账户”。
此外，为了鼓励家族成员可以深度参与乡村记忆保护传承的过程，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承办各类活动或创办电视节目，来吸引家族传承者主动分享家族故事。其中，这个故事可以是一个老物件、一段传奇经历、一组家训或家族礼仪等。如由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大型文化类节目《我有传家宝》便是以传家宝为载体，讲述家族传承故事，从不同角度展现中国优秀的传统家族文化，进而实现了重构家族记忆的新路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城乡档案记忆工程推进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ATD009）的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及参考文献：
[1]丁华东.论城乡档案记忆工程的性质与特点[J].档案，2016（2）：14-19.
[2]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2.
[3]郭南南.宗族势力复兴对于村民自治的影响[D].安徽大学，2013.
摘 要：幼小衔接是幼儿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的关键时期，对幼儿的身心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目前，乡村地区经济发展滞后，教学理念陈旧，幼小衔接存在单向化、表面化等问题。本文从幼小衔接的概念入手，对乡村学校设置非小学化幼小衔接班的必要性进行分析，旨在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设置衔接班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乡村学校；非小学化；幼小衔接班；必要性
随着素质教育成为教育教学的主流趋势，人们更加关注各个阶段的教育问题。学前教育是幼儿升入小学的重要阶段，坚决不能小学化，不能将小学教学知识放到学前阶段学习，要尽可能地使他们在轻松的环境中成长。目前在很多乡村学校，幼小衔接阶段存在教育问题，导致幼儿进入小学后，在生活、心理等方面出现断层。究其根本是乡村学校没有设置非小学化幼小衔接班。因此加强对衔接班设置必要性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幼小接的概念
所谓幼小衔接，是指在我国早期教育与初等教育过渡和衔接问题的简称。随着教育教学的深入研究，幼小衔接概念成为专业术语。在我国，幼小衔接即幼儿从幼儿园到小学之间的过渡阶段。该阶段，对于幼儿的成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期，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对幼儿的成长产生消极影响，故加强二者的衔接至关重要。
二、乡村学校设非小学化幼小衔接班的必要性
1.满足幼儿的学习需求
乡村学校无论是在师资资源，还是在基础设施方面都处于落后状态，使得幼儿无法接受与城市幼儿同等水平的教育。设置非小学化幼小衔接班，不仅能够改变家长、教师的观念，还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幼儿的学习需求，使他们接受到更加科学的教学。很多家长认为，在幼儿园让孩子多学习写字、拼音等，能够在上小学时更好地掌握课本知识，缓解学习压力。如晶晶的妈妈每天空闲下来就会教晶晶背唐诗、背故事，不让孩子劳动。这种重视积累而非潜能开发的行为，实属揠苗助长，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会使孩子无法更好地适应小学生活。
衔接班的教师会根据学生现阶段的具体情况，采用合理的措施进行引导和教育，使幼儿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学习的主体。衔接班的教师会科学地安排学生的学习与实践活动，使学生能够对拼音、书写及数学等知识有初步认识，在进入小学学习阶段后，有效缓解学生的落差感，从而使学生更好地参与到学习中，提高自身的知识接受能力。
2.培养幼儿各方面的能力
目前，很多学生都缺乏自理能力，不利于成长。在笔者看来，5～6岁的幼儿开始接触“幼小衔接班”相关课程，包括拼音、识字等，当幼儿能够掌握拼音方法时，便能够通过拼读的方式自主识字和阅读，且能够通过拼音记录听到的声音，形成知识输入与输出的循环体系，逐渐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为进一步学习汉语表达、写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幼小衔接班的设置具有科学性，会根据该阶段幼儿的特点，设置实践活动。如在阅读方面，家长应与孩子一起阅读，引导孩子仔细观察画面，结合画面讨论故事内容，使孩子能够在画面与故事之间建立良好的联系，或者与孩子一起讨论故事情节，培养孩子的叙事能力。
3.发展幼儿的思维
一般来说，幼儿识字的敏感期在3～6岁，幼儿进入3周岁之后，形象思维开始发展，对于字的形状形成初步认识。随后，抽象思想开始萌芽，5岁起开始有实质性发展。在衔接班教学中，教师会抓住这一时机，培养幼儿的识字兴趣。同时在数学思维方面，教师会安排一些实践活动，鼓励幼儿能够运用数学思维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同时，还会对幼儿的独立性、互动性及创造性等方面予以培训，使幼儿在升入小学前，便对小学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幼儿教师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对小学教学了解不充分，所教知识和技能不够规范，幼儿难以形成正确的习惯，如书写笔顺错误等。而在衔接班教师的引导和鼓励下，幼儿能够初步了解相关知识，并掌握一些技能，从而更好地适应小学生活。
三、结论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改革，非小学化幼小衔接班的设置受到了广泛关注。特别是在乡村地区，各学校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突破各个方面的束缚和限制，引入现代教育理念，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及身心发展特点，设置合理的课程，把握教育的最佳契机，减轻学生的焦虑情绪，加强学生各项能力的培养，使其能够尽快适应小学生的角色，迎接美好的未来，全面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谢桦.幼小衔接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及对策――基于厦门市湖里区幼小衔接现状开展的实践研究[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4（12）：39-41.
【关键词】城镇化；建设问题
一、何谓“城镇化”
所谓城镇化，就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城镇就其基本特征而言表现在“聚”和“散”两个字上。“聚”为人口聚集、资源聚集、资本和财富等的聚集，成为经济社会活动的中心和资源交换的重要平台，即所谓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散”则为以城镇为源，对周边实现资源有序分配、再分配及利用调节，即为对农村地区的辐射和拉动。城镇正是通过聚与散两方面功能发挥其影响和推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杠杆作用。城镇化具有五项基本内涵：一是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换，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二是城乡人口分布结构的转换，越来越多的人口由分散的农村向城镇集中，城镇规模和数量不断增多；三是城镇空间形态的变化，城镇建成区扩大，新的城镇地域、城镇景观涌现，城镇基础设施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四是人们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换。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向乡村地区渗透和扩散，传统乡村文明走向现代城镇文明，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和“人”的城镇化和现代化；五是经济要素集聚方式的变迁或创新，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重推动下，人口、资本等经济要素更健康、高效地在城乡之间流动、重组。在这里，我们还要注意区分：
（一）城市化和城镇化。国内对于“城镇化”和“城市化”的名称在一段时间内争论较多。按照我国的“城市规划法”，对城市定义为“本法所指的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建制镇属于城市范畴，属一般意义上的小城镇，城市化和城镇化二者含义相同、本质一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经历了一个渐进过程，由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约束，以及乡镇企业就地发展的客观现状，农村人口的转移有相当部分是就近转移到小城镇集居，从事二、三产业，我国目前已有2万多个建制镇，近20年来，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镇打工、经商、办企业。发展小城镇是我国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因此，提“城镇化”更为形象，更符合中国国情。
（二）乡村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乡村城市化”是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是指乡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部分乡村地域转变化城镇地域。另一方面是指城乡一体化，农业作为土地密集型的产业，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性产业，“乡村城市化”绝不是，也没有必要把所有农村都转变为城镇，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城市化”主要是强调城镇带动农村的发展以及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的双重推动下，通过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和重组以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农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缩小工农之间收入差距；通过小城镇和农村居民点（农民新村）的建设，使农村居民享受城市的现代物质文明，从而实现城乡一体共发展、共繁荣，逐步缩小，最终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
二、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城镇化率被简单地当作一个城市现代化的指标来追求。为追求数字指标，有的靠行政区划调整以扩大管辖面积。实际上城镇化率并不能充分反映城镇的现代化水平，如草原、沙漠地区和某些工矿区，尽管数字上反映的城镇化率比较高，但并不能说明其城镇现代化水平高。又如一个省域的城镇化和一个市域的城镇化，甚至一个县所谓“城镇化”，具有完全不可比性，不能凑数字、比指标。城镇化的实质是产业结构转型，就业结构优化，非农就业岗位增加。但目前一些地方不重实质而重形式。
（二）在城市化问题上玩“数字游戏”，导致了对城市、城市化基本概念的混淆与混乱。由于不少地方追求以改变行政区划来扩大城市辖区，把城市做大，导致城市是“聚集的点（中心）”还是“城乡不分的面（区域）”变得日益模糊。近年来不少地市合并，地级市已成为区域实体，整个地区成为一个城市，但真正的城市建成区还只是区域的一个点（中心）。一些大城市所辖县撤县改市也存在类似问题。
（三）城市核心竞争力定位比较混乱。有的城市为了展示其城市化水平，盲目建大广场、大草坪、宽马路、摩天楼等形象工程，甚至还出现城市之间的盲目攀比。在产业结构上，缺乏区域和国家的统一规划，盲目雷同，不少城市都把信息产业、高科技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在建设资金上，由于急于改变城市形象但资金不足，为了筹集资金盲目扩大城市建设用地，寅吃卯粮，或者盲目借贷，形成很大的金融隐患。
（四）隶属于政府的规划权力缺乏制约和责任追究机制。在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城市规划的审批、监管多是市议会。目前流行“规划听市长的”，而有的市长又常受开发商的影响或被开发商牵着鼻子走，造成很多短期行为和错误决策。
（五）忽视或不懂区域规划。一些决策者忽视或不懂城市发展的区域规划，忽视城市圈或城市连绵区的客观事实，看不到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浪潮下，城市之间联合协调的必然趋势，不是主动联合而是恶性竞争，既造成了区域基础设施规划和城市发展布局的不合理，又削弱了我国城市总体上的实力，降低了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视城镇圈或连绵区的客观事实，搞恶性竞争，降低了竞争力。
三、结语
我们在实现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认清城镇化概念的基本内涵，把握城镇化的基本原则，完善城镇化的机制和体系，用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方法切实推动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以破解长期阻碍和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农“问题。
参考文献
[关键词]乡村文化产业；资源；现代性；重构
[作者简介]李佳，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教师，博士，云南昆明650091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2)01－0077－05
传统经济理论从要素、技术和制度三个层次解释经济增长。人类经济的演进路线，就是制度、技术和生产要素交互作用的过程。资源作为生产要素，始终居于核心，有效的资源配置是经济发展的要义。资源是一个流变的概念，随着人类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不断变化和对资源理解的不断深入，资源的内涵也在发展变化。目前，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文化作为一种资源日益受到重视，甚至有的学者声称文化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与衰退的关键性因素和最终解释变量。因此，文化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逐渐纳入经济分析框架中。
乡村文化资源是具有开发潜力的物质性或非物质性存在。资源并不等同于产品，更不等同于产业，一些文化资源并不一定以产品的形式存在，甚至不一定有物质的载体。在资源和产业之间，还有一个转换的过程。通过转换，静态的文化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要素，这个过程，就是乡村文化资源的产业化过程。从乡村文化资源到文化产品、文化产业的转化，需经过一个比较长的链条，通过对乡村文化资源的适度组织化、技术化，才能实现从资源层面向产品层面、产业层面的转化。既有的分析往往落脚到资源层面，这是必不可少的分析，因为产业的发展必然从资源开始，资源是产业的主要禀赋条件。但是仅仅限于资源层面的梳理，就不足以说明产业形成的机理。
乡村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中，应进行现代性的重构。现代性的概念有着内在的冲突，第一种概念是作为西方文明历史中某个阶段的现代性，它是科技进步的产物，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产物。另一种是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对前者持否定立场，两种概念的现代性之间一直存在无法化约的敌对性。反映在文化产业的概念争议中，逐渐沿着两个方向分化，一个方向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产品生产的批判态度，另一派则放弃了意识形态的维度，从技术和经济上关注文化产业作为产业形态的生产与流通、传播与消费等实践问题。乡村文化产业的现代转型，应是两种现代性概念的融通与结合。
一、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困厄
对乡村文化来说，产业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历史上对乡村文化的同化、涵化及丑化，当今对乡村文化的伪化等因素都对文化产业的开发形成了不利的条件。从泛化的意义上，可以笼统地认为乡村文化是丰厚的，但具体化到是否可以进行乡村文化产业化的开发，就需要认真的分析。这个分析不仅涉及资源本身，还涉及社会文化历史的方方面面，综合的因素影响了产业化开发的程度和规模。例如。文化资源的存量如何?这些文化资源是否具有产业化开发的条件?文化资源的原真性是否还存在?是否有伪民俗文化?目前，乡村文化在内容、形式和功效上。都明显地日渐式微了，很大程度上仅仅作为一种符号存在。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其伦理、礼俗、风习的制度功能在丧失，传统的集体记忆、社会资本的惯性力量在削弱，乡土秩序的转变过程伴随着严重的制度缺损，社会生活的传统格式与现代趋向呈现出失谐的状态。从产业化开发来说，乡村文化产业的现代性重构困厄重重。
(一)乡村文化现代产业基础的缺失
乡村文化，是源于乡土并依存于乡土的文化，具有很强的在地性，具体而言是存活于乡村田间地头。以活态形式存在于乡村民众日常生活之中，体现村民生活方式和精神意识的文化。乡村文化在内容上表达的通常是一种俗文化的内涵，并与传统的宗法观念和家族血亲相联系。乡村文化事实上也就由各种俗文化和传统文化相融合而形成。这使乡村文化具有明显的体现乡村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和生活情趣的乡土情结，合并内敛为乡土文化意识。乡村文化的物质层面包括乡村山水风貌、乡村聚落、乡村建筑、民间民俗工艺品等；行为文化层面包括生活习惯、传统文艺表演、传统节日等；制度文化层面包括生产生活组织方式、社会规范、乡约村规等。
乡村文化是一整套生活方式或生活仪式，以一种自在状态存在。但在经济发展的话语体系中，乡村文化不可避免地裹挟到经济发展潮流中来，丰厚的乡村文化资源如何与资本为逻辑的现代产业嫁接，进而探索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区域经济增长，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重点之一。乡村文化被抽象为一种符号，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以资源的面目示人，力图以产业化的方式，进入到主流经济中来。
但是，从根源来看，乡村文化是外化于产业化的。文化产业发端于城市，是工业化的产物，大规模复制建立在技术和资本的基础之上，依托大规模复制技术和数字化生产手段，以及源于大工厂的微观组织方式，构成文化产业发展的主流，促进了网络、信息技术、动漫游戏、数字音乐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新兴文化产业迅速崛起。
芬兰学者芮佳莉娜・罗玛建立了文化产业的金字塔模型。在模型中，文化产业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处于塔底的是由经济、技术和艺术组成的三角，这个三角支撑了文化产业。模型直观地反映了经济、艺术和技术是文化产业的决定性因素。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和技术手段发展的前提之上的，作为一个产业，其经济的资本的逻辑尤其突出。
乡村的生产方式是传统农业，依附于传统农业之上的乡村文化要实现产业化的难度是很大的。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乡村文化的价值受到重新评估，具有产业化价值的乡村文化可能从整个传统农业系统中实现独立，成为新的产业发展门类。但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借助了现代社会对文化的消费需求，不具有产业发展的内生性，也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同时，乡村文化是附着在乡村生产方式之上的，乡村文化产业化，先要把文化从生产生活中剥离出来，再通过资本的运作，实现资源向产品的转化。因此，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意味着传统资源与自然生发条件的剥离及与现代生产方式的嫁接，这需要复杂的制度设计和恰当市场运作，是非常困难的。
乡村文化丰厚的地区，往往是贫困地区，物质的贫困与文化的独特织在一起。贫困地区意味着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匮乏。西部很多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域偏远，交通阻塞，生产方式落后，割裂了与外界的联系，这些地区特定的封闭性使其无法内生出诱致性制度变迁。而只能选择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及其相应的一套制
度及习俗安排。因为在这种封闭的经济中，习俗已经是成本最低的制度了。这种非正式制度的长期固化，不仅严重阻碍了这一地区的技术进步，而且，这一结果反过来又加剧了制度本身的进一步固化，从而形成制度和技术的超稳定的均衡，形成典型的“习俗经济”。这些从经济角度的判断，说明了乡村贫困的起源。但正是这种落后的、与外界缺乏制度及生产要素交换的生产方式，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非正式制度”来源于自然经济模式及其相应的一套制度与习俗安排，它不仅是文化独特性的结果，也是原因。在产业化发展的逻辑下，既要消除经济上的贫困，同时又要把贫困地区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纳入和嵌合到现代的产业化逻辑中，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二)乡村文化的日益消解与损耗
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固化，乡村经济结构的落后性，决定了其在文化领域的弱势。对乡村文化否定源自对乡村经济发展落后的否定，乡村文化日益边缘化。乡村和城市的概念超越了简单的地域概念，价值取向城市化，城市文化以优势的态势居于乡村文化之上。乡村文化的价值被忽视，甚至被否定，乡村文化甚至与“野蛮”、“贫穷”、“落后”等价值判断相联系，这进一步强化了既有的城乡差异，并使对这种差异的消除合理化。既然乡村文化是劣于城市文化的，那么，以城市文化为蓝本改造乡村文化就获得了合法性基础，城市一次次把“文明”的观点带入乡村，结果造成乡村文化凋敝，并趋同于城市文化。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理念取代了前一阶段的政治话语，乡村文化努力融入以城市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逻辑中，乡村社会的文化内涵在以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框架中被遮蔽和隐匿。
二、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契机
(一)本土文化价值观的复兴推动了乡村文化产业的重构
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快，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某种价值观的趋同，多样性的文化、多元化的价值体系逐渐被消解。但乡村文化产业的重构契机同样来自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乡土文化既受到全球化进程的挤压。同时本土文化价值观日益受到重视并形成复兴的态势，为文化的保护开发并转化为经济利益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
不论承认与否，现代化是当今的主流话语，乡村文化的价值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得以彰显的，现代文化是乡土文化的“他者”，通过他者之眼，我们意识到自身文化的价值。爱德华・萨义德说：“每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绝非静止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现代性看似是摧毁乡村文化的力量，但同时，也借现代性之手，成就了乡村文化，乡村文化与现代性既包含着成就对方的力量，又彼此背离和否定。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完成相互的形塑。
全球化、现代化与乡村文化，两组看似矛盾的概念以各自的逻辑各自前进，并行不悖，并微妙地改变着彼此的边界。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文化在与各种力量的博弈中，仍然按照自身的逻辑和惯性延续着，并不断地转换着形式，促进了乡村文化的自觉和自我认同。例如在旅游业发展的潮流中，村寨对自身的文化有了认同，发掘文化资源，传承民族文化。村民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以各种形式恢复、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一些地区开办少数民族文字夜校，恢复了传统节日活动和祭天、祭神、祭祖等仪式。
(二)经济利益的诉求为乡村文化产业重构提供了动力
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以后，农村社会激发了巨大的活力，经济迅速发展。在没有国家的直接参与资源再分配的情况下，如何在形成增量的条件下重新组合农村的生产要，素，激活乡村文化资源禀赋，趋迎世界消费潮流，是摆在农民面前的新课题。同时，民间信仰的复苏，使湮没很久的乡村文化传统活动重新开展，这些传统文化根植于区域性的天时、节气、农事、物产、历史、人文及地理交通，具有文化及经济生态上的自然合理性，与乡村的生产、人际、经济交换丝丝入扣。这一时期的文化复苏，是基于自然的文化传统，没有功利的性质。2000年以来，随着全球化格局中乡土文化的重新被审视。各地纷纷出台了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乡村文化作为可资开发的资源，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途径，乡村文化产业化的进程加剧。同时。在市场化条件下，曾经非常封闭的乡村社会开始与外界有了联系，村民们产生了经济上的诉求，看到潜藏在乡村文化中的经济机遇，不可抑制地产生盈利的冲动。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一些已经式微甚至消亡的乡村文化事象被激活，这一时期的乡村文化复苏带有极大的功利性。
云南弥勒西三镇蚂蚁村民委员会可邑村小组是彝族支系阿细人聚居的山寨，可邑村经济发展水平很低，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由于地理隔绝，可邑村的民族文化生态保存比较完整，村里仍然有毕摩和巫师，密枝节、祭火节、先基对唱等风俗孕育并生长在彝族阿细人居住的地方。这里是享誉海内外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细跳月”的故乡，20世纪50年代阿细跳月的名声遍传海内外，影响相当大。但之后，由于政治和文化领域对传统民俗文化的批判，阿细跳月和祭火等仪式几乎都销声匿迹了。近年来，沉寂很多年的阿细跳月和祭火仪式又重新复苏，但这些仪式已经不仅仅是婚俗或祈福消灾的简单原始仪式，而是带有表演性质，以获取经济利益为主要动机。
除了城市人群为消费乡村文化的主要对象外，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广大农村人民群众内生出文化消费的需求，特别是在婚丧嫁娶等民俗活动中，农民所需要的文化产品与市场提供的文化产品格格不入，于是本土文化活动开始出现。契合了市场的需求，获得不错的经济收益。典型代表如曲靖农村文化户现象，从事民族民间歌舞、小戏、小品、曲艺演出，以及图书借阅、电影录像放映等文化服务、经营活动，以农民“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方式发展起来。截至2009年底，全市农村文化户(联合体)已发展到1667个，从业人员达2万多人，年演出场次20余万次，经营总收入近亿元，被、文化部称为“曲靖农村文化现象”。
在来自市场、政府和本土等多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和博弈下，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呈现复杂的走势，各种力量的消长决定了乡村文化产业的态势。或隐蔽或明显地影响着文化产业的形式和内容，不论是否还能保持着文化的原真性，乡村文化已经被裹挟进市场及其以市场为中心的派生力量中去。文化本来就是流变的过程，在产业形态的成长中，必然会有一些文化事象被激活、被消解或者被重构，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
三、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路径
乡村文化产业的现代性重构。一方面是对乡村文化空间和文化意象的重构。乡村文化产业实质是精神产品的再生产，在乡村文化凋敝与繁荣、再生与蜕变的复杂进程中，精神性的重构尤为重要，失却了精神性的重构，乡村文化的产业化无异于建造空中楼阁；另一方面要进行制度性的重构，即对乡村文化产业的产业政策、产业组织、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宏观的建构，同时在市场、投资、消费等中观和微观的层次上建构，建立起符合现代产业方式的合理体系。
(一)乡村空间与乡村意象的重构
乡村文化空间和文化意象是乡村地区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在历史上形成的结构系统，与自然地理、社会环境相辅相成、彼此依存。从经济活动取向来看，乡村往往被定义为以传统农业为生计方式的区域，但社会文化取向方面的涵义往往被忽略。我国传统文化中，乡村是个保存了大量传统习俗、价值观的地方，是一个意义的聚集地，有很多宝贵的伦理资源。把乡村作为对于一种存在的或者是令人怀念的文化符号和生活状态的向往，是对于乡村概念的又一种宏观上的理解。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开始，便有学者体现了这种倾向，他们赋予了一种对于乡村文化和乡村状态的形而上意义的很强烈的情感。
因此，乡村是一个复杂的、承载很多意义的表达，乡村不等同于农村。农村只是从经济活动方式进行界定，而乡村的概念是历史的、动态的，不仅是综合的经济体，也是社会、政治、风俗等意义的集合，同时也包括了空间，即自然环境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乡村和农村可作为同样概念使用，但乡村显然比农村的外延大得多，囊括了地域、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内容，甚至包含着某种价值观念的判断。从对乡村的认识，可以了解整个中华文明的根基，美国传教士明恩浦(A.H.Smith)是反映西方中国观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人物。1899年，他出版了《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一书，以自己在中国乡村的亲身经历和对中国乡村敏锐的观察，对中国乡村进行了精彩、生动的描述，明确提出“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考察乡村是认识中国的最佳切入点和关键”。而在另一部以中国乡村生活为素材写成的著作《中国人德行》(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他更明确地指出，在村庄比在城市更易于了解中国人的生活知识，必须把村庄看作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单位。
在中国传统社会，乡村的文化秩序主要靠地方士绅通过宗族关系来维系。在器物技术水平非常低下的传统社会里，乡村成为社会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在中国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精华中，许多文化素材都来源于田园乡野，广大乡村常常是学术、文化的主要场所。同时，城市的官僚士绅阶层与乡村的家族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纽带，所以，才有了“卸甲归田”、“衣锦还乡”、“落叶归根”等生活理念。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二元城乡分割，进而形成城乡对立的价值体系，乡村作为一个特别的符号，才与城市对立。
我国广大地区，农业仍然是主导产业，乡村的文化生态与农耕习作密切相连，而市场经济主导的文化产业与农民的节庆、休闲及祭奠等活动的节律不相吻合，加之传统社会的逐渐消解，农耕文化逐渐被市场经济所取代，滋养乡村文化的原生形态的环境瓦解，一系列与乡土信仰、道德、习俗和生活方式相关的审美活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人文基础。在市场化语境中。文化持有者对自身文化往往缺乏自知，倾向于强势的文化，强势文化逐渐侵蚀乡村文化，改变着乡村文化生态。乡村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意象逐渐变得模糊和摇摆，因此，要改变对乡村文化的毁弃和吞噬的状态，重建乡村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意象至关重要。
(二)乡村文化产业现代生产方式的重构
我国乡村文化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基于资源，发展的模式大多为资源依赖型。资源有不可复制性，但比较优势理论的重心并不在于资源的比较，而在于依托资源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成本。我国虽然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是我们缺乏的是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的能力。资源禀赋是一把双刃剑，资源禀赋决定的产业结构一旦形成，就会出现由于强化资源禀赋而产生惰性，压抑创造性，造成相对贫困状况。新兴古典经济学把这种状况称之为“自增强机制”。正是资源禀赋的“自增强机制”，使它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