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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合集7篇)

时间:2024-02-06 14:44:08
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

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第1篇

关键词:半熟人社会 乡村治理 困境 对策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以“三农问题”为核心的乡村发展成为关乎社会持久发展和国家稳定富强的关键问题。在乡村社会由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转型过渡的半熟人社会背景下,乡村治理改革的有效实施将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注入强劲动力。

一、半熟人社会的意涵

费孝通先生认为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 前者是普遍遵循共同礼仪习俗的熟人社会,后者是崇尚法理契约的陌生人社会,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传统与现代、静态与动态、尚礼与尚理的过程性社会状态,学术界普遍称之为半熟人社会(或半陌生人社会)。

半熟人社会是指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乡村共同体消解、基层公共组织弱化、道德和权威走向危机而现代性乡村秩序尚未完全建立时的乡村社会主体基础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混乱的过程性社会状态。首先,半熟人社会是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过渡的过程;其次,半熟人社会是乡村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秩序、价值观念的混乱状态,社会成员更多地表现为自私自利、急功近利、迷惘无助和自我丧失等;再次,半熟人社会的核心在于成员的主体性价值下降和社会服务衰退,新旧社会生活秩序和价值规范体系相互冲击,社会成员内心道德律令及社会状态左右摇摆以致杂乱无章。

二、“半熟人社会”背景下中国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

在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半熟人社会,社会关系的变化与调整导致乡村治理面临诸多问题。

(一)乡村社会关系恶化

首先,原子化的乡村社会成员“各自为政”。传统熟人社会下,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和天然的血缘关系,乡村社会成员之间在生产生活中结成紧密联系。随着现代性因素强势渗入,尤其是家庭生产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核心家庭的生产成果足以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家庭之间的联系日趋减少,乡村社会成员关系日益冷漠。同时,原子化的乡村社会注重对自身利益进行理性化算计的保有,对乡村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的积极性直线下降。

其次,经济社会分化导致乡村社会关系不和谐。传统熟人社会中超稳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分层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社会结构和权威体系,并且被乡村社会内部各阶层人群所认同。而百年社会变革导致乡村社会内部结构在内外部影响的失衡。部分成员通过各种途径实现经济力量上升的同时,要求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政治地位,但具有超稳特点的社会结构及文化心理变迁远远慢于经济分化的速度,法理型社会的制度和精神体系尚未完整架构,导致不同群体及个体对自身地位和相互间关系的不满,甚至对立。

再次,乡村社会身份认同和信仰缺失。以市场经济为代表的现代化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极大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并推动相应的政治文化进步,另一方面也渗透着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唯科学主义等思想。在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半熟人社会背景下,乡村社会传统的秩序维护和道德约束体系被打破,而适应法理社会的制度体系和道德准则尚未建立,乡村演变为带有显著功利思想的、短视的、迷惘无助的、道德沦丧甚至充满戾气的社会,乡村成员迷失了自身在乡村中的身份定位和社会认同,同时丧失了对乡村道德约束甚至宗教的敬畏信仰。

(二)乡村治理理念政府化

系统论认为,在严重的内外部压力下,政治系统会应对各种环境压力做出迅速反应,通过自身系统的调整和改变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需求,从而保障系统本身的持续性和对内外部环境的适应性。乡镇政府和乡村自治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主要组织者和直接参与者,其受到的内外部压力决定了其理念趋向政府化。

首先,乡镇政府作为国家政权体系的基层组织和乡村治理的直接领导者,上级政府的目标责任追究制度使乡镇政府必须认真做好政策落实工作,同时乡村治理本身的针对性、灵活性和优化性使乡镇政府必须遵循乡村治理的规律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筹措和实施管理。为了能够使乡村治理的上下压力得到有效舒缓,乡镇政府往往选择折中方案,在治理中确保上级政府对乡村治理的各项投入,从作为基层政府的角度入手理顺自己和定位自己。

其次,自治组织的最优化安排选择了政府化的治理理念。乡镇政府作为乡村治理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其行政目标的达成需将目标责任进一步细化为乡村组织的目标基础上实现,行政的压力迫使乡村自治组织必须确立与乡镇政府组织相适应的政府化的组织形态。与此同时,乡村自治组织本身承担的部分行政职能和乡村社会成员对自传统社会以来的权力依附心理,导致乡村自治组织在实质上超出了自治管理、民主协商的范畴,成为乡村社会成员的领导机构和国家政权的乡村机构。自治组织在内外部压力作用下的最优化安排形成了组织政府化的模式。

(三)乡村治理机制缺失

在作为半熟人社会的乡村治理转型期中,无论是乡村社会精神转换和制度变迁,还是乡村社会成员自身定位和行为规范的模糊不清,都造成了乡村治理的机制建设偏差、滞后或缺失。

首先,乡村治理机制赢利化。乡村治理的目的在于实现乡村社会的和谐有序和持续发展,保障乡村社会的最优化和最大化进步。而在半熟人社会的背景下,乡村治理中无论是乡村治理组织还是乡村社会成员奉行各自为政的理性化算计,都在维护和增加自身的利益。面对个体和组织之间对各自利益维护和增长的诉求,乡村社会呈现出经济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气氛,无论是乡村治理主体还是乡村治理行为都显现出乡村治理的赢利化状态,偏离了乡村治理的目的本质。

其次,乡村治理机制滞后。传统熟人社会的协调有序的内部沟通机制为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和利益对抗精神所摧毁,但未能建立起与陌生人社会相对应的平等主体的法理性机制,混乱的乡村治理理念和现状导致乡村治理主体对守旧自保和冒险激进左右摇摆,最终往往导致面对飞速发展的乡村社会状况却不敢想,更不敢做。乡村治理理念的裹足不前导致乡村治理机制发展的滞后。

再次,乡村治理机制缺失。在传统熟人社会稳定的社会定位和有效的内部协调沟通机制被理性化进程打破后,乡村社会不同层面均产生大量的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习惯与规范等的冲突,内部协调机制已没有消减冲突的能力,而对外部诉求的内在思想和制度安排准备不足,加之没有适合于转型进程中的合理机制安排,冲突愈演愈烈。

三、“半熟人社会”背景下中国乡村治理的对策

(一)优化治理结构,探索乡村治理新格局

首先,理顺权力关系。“在一个只具有有限政治参与的体制内,传统的乡村精英分子的支持已足以使政治保持稳定。而在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正在拓宽的制度内,农民就成了决定性的集团。” 乡村治理的权力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来说都源自于人民,乡村治理必须紧紧依靠乡村成员的认同和参与,因此,要从选举制度变革入手,切实落实直选制度,转变原来自上而下的授权为选举授权,在乡村权力与授权主体之间建立紧密联系,从而确保权力的有效服务。

其次,理顺乡村治理主体间的关系。各主体间的关系历来是乡村治理的难点和重点,要明确乡镇与村之间的党组织领导关系,充分发挥党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扬创业精神、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破除过去政府的全面干预模式,政府治理回归到法律规定的服务位置上来,为村集体及村民的自治发展奠定良好的体制环境和保障服务。

(二)建立以法律规定性为基础的自主性秩序社会

由于半熟人社会转型的过程性、重构性特征,乡村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存在明显不足,如制度不完善,存在制度或程序的薄弱甚至空白;制度的执行力不足;制度的反馈和追责渠道受阻等等。从制度构建过程来看,“包括建立议程、界定问题、设计方案、预测结果、比较和抉择方案以及方案的合法化等环节,” 程序复杂,周期漫长,并且制度执行的有效性问题尚待检验。在这种半熟人社会的背景下,应在宪法及既定相关法律法规基础上,通过乡村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以确立建立在协商共议基础上的、符合当地特点的、具有基本行为规范作用的自主性、本地化制度,填补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制度间隙。

(三)着力发展基于乡村素质提升的全面教育

半熟人社会中乡村社会成员急功近利、迷惘无助、道德沦丧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教育程度低下造成的,必须大力发展乡村全面教育。其中,要着重发展旨在全面扫除文盲、提升乡村社会基础教育整体水平的乡村义务教育,并依此建立消除乡村“懒汉”、提升乡村社会生产生活能力的技能教育平台,全面提升乡村民众知识水平和道德素质。在此过程中要注意:第一,转变教育理念,从乡村社会及乡村民众出发,摒弃原有“高深莫测”的理论教育,变自上而下的精英教育理念为自下而上的通识教育理念;第二,转变教育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和乡村治理能力教育既有理论指导,也有现实案例讲解。基层政府和乡村自治组织将知识和能力具体化、细节化,贴近现实,走进农户,在实践中学道理、学能力,在“触摸可及”的乡村治理实践中逐步实现半熟人社会背景下的我国乡村治理变革。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第2篇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经济、乡村治理不断改善,但也存在诸多问题。讨论中国乡村治理必须立足于当前中国乡村的发展实际。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促进了城乡融合,改变着中国传统城乡二元分割的历史格局,更主要的是改变着农村发展相关的一些基本结构和关系:如农民与农村及农业的关系发生改变,农民不再主要依赖农业,不主要停留在农村,而是在城乡之间迁徙流动,靠打工和务农,甚至主要依靠打工来维持生计;集体与个人关系发生改变,这包括两层含义,首先国家对农村的控制减少,农村自治加强,其次村集体对农民个人的控制减少,农村基层政权弱化。农民个人的选择和自由增加,村庄自治加强,国家干预减弱,释放了农村的活力,也使得农村社会进一步分化,包括人口分化、收入分化、阶层分化,以及村庄类型的分化,比如出现“城中村”、“空心村”、“超级村”、“新型社区”等治理问题。村庄类型不同,发展问题不同,治理需求也不同,因此讨论乡村治理不可一概而论。

虽然村庄不同,治理问题也不同,但专家分析,乡村治理也有一些共性的问题和共同的发展趋势。共性问题表现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不足、农民参与公共事务不足、农村自治体制效力不足、农村传统资源挖掘不足,等等。共同趋势表现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过程民主化以及政府角色服务化等。

从共同问题走向共同趋势的过程充满着矛盾和波折。本期我们约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农村社会发展变迁、乡村治理主体弱化、乡村治理观念转变以及乡权乡政的变革难题等展开探讨,以期为乡村治理实践提供借鉴。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伴随着社会变迁及代际更替,农村文化在革命文化、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交融中流失重建,精华文化和糟粕文化在互动中纠缠不清,农民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多元化趋势。乡村社会治理主体:从“一元”向“多元”转变;乡村社会治理目标:由管制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乡村社会治理过程:由权威服从向更多的民主协商转变。

―于建嵘

当前乡村治理存在机制不健全不合理、能力不足、供需错位、村民参与不足和团结不高、共同体衰落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首要的还是要求政府发挥更大、更合理的作用。具体地说,政府应在公共资源投入与机制改革两个方面发力:首先政府应该加大对公共服务资源的支持力度,其次政府应在资源投入和运作机制上进行创新改革。

―王春光

有私财则有私政,有公财则有公政,才会增强基层治理活力,形成相对持久的公共治理,强化以广大小农为基本立场的村庄善治。公共财正是公共空间存在的必要条件。基层治理主体弱化的问题,本质上是基层公共财缺失的问题。

―何慧丽

乡村社会病的治理需要乡政与村治的共同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乡村分治”以来,有关乡政与村治关系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乡政与村治有机衔接的目的是避免“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两种极端情形的出现,达到乡村社会与国家力量的“强强结合”,使乡政和村治都能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

―郎佩娟

当前,法治不彰在乡村治理方面的表现尤其突出,乡村流通市场假冒伪劣产品盛行,土地纠纷中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在土地制度变革、农村建制变化、撤村并居等社会变迁中农民话语权虚弱,而在法治层面,基层法治受到行政利益人际关系等的影响也使得农民权益受损。

―马宝成

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第3篇

调研开题报告

------区司法局

**

一、

调研选题的背景

党的报告提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如何把依法治国理念贯穿到乡村振兴事业中去,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依法办事能力,维护基层社会稳定,成为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积极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深入开展

‘法律进乡村’活动,深入开展农村法治宣传教育;不断加强农村法律服务供给,健全乡村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可以看出,党中央高度重视以法治为保障,促进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坚持把“法治”理念贯穿于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增强村民自治组织能力、加强平安乡村建设、健全乡村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等各项重点工作中去,努力提高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2019年11月8日,司法部下发《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广泛征集意见和建议,体现出党中央对当前法治乡村建设的高度重视。

二、调研的目的和意义

当前,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区法治乡村建设取得良好成效,农村党组织依法办事能力显著提高,基层干部群众“学法、用法、守法”意识不断提升,以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街道法律服务工作站--“一村一法律顾问”三级网络平台为依托的乡村公共法律体系基本建成,基本满足乡村干部群众法律服务需求,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和谐稳定,依法治村理念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认,在法治乡村建设工作中,我们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一是针对乡村基层的普法宣传形式多样化、多元化、针对性等方面尚需进一步努力;二是对乡村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重要性、长期性认识不足,对法治乡村建设工作积极性不够高,存在重形式、轻实效的现象;三是在满足基层群众对法律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上还有差距,“法治进乡村”活动还要加大力度等。通过调研,发现和解决当前我区法治乡村建设的短板和薄弱环节,促进和提高基层党组织依法办事能力,不断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为全面依法治国奠定坚实基础,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良好法治环境。

三、

调研的主要内容

(一)

当前我区法制乡村建设的现状。

1、当前我区基层党组织依法办事的能力。通过调研,了

解基层党组织在党建工作、村务管理、财务公开、重大事项民主协商、工程对外承包、“三资”管理等重点工作中是否遵守法律程序、严格依法办事、依法开展监督等。

2、当前我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情况。通过调研,对街道法律服务工作站建设情况、“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开展情况、乡村法律服务资源配套情况、乡村法治文化建设情况等进行能效评定,看是否满足当前乡村法律服务需求。

3、当前我区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服务队伍的服务水平。通过调研,了解和掌握全区司法行政和法律服务资源配置、服务平台、工作开展、取得实效等方面的情况,看是否满足党中央制定的法治乡村建设的标准。

(二)当前我区法治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通过调研,及时发现我区法治乡村建设过程中的短板和薄弱环节,特别是制约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高的问题,向基层干部群众了解目前在依法治理方面,特别是制度建设、规范程序、民主决策、群众自治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深刻剖析这些问题存在的背景和原因。

(三)解决当前我区法治乡村建设问题的对策和方法。

1、在制度建设方面,根据存在的问题和产生的原因,找

出无法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关键点和突破口,征求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提出有效改进各项涉及依法治村制度的意见和建议。

2、在服务需求方面,根据基层干部群众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找出当前法治建设的成果与基层干部群众的服务需求之间的差距,提出完善和提升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和方法。

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第4篇

关键字:乡村治理;问题分析;路径选择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加速推进,以及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乡村农民的诉求更加的多元化和复杂化,这对传统的乡村基层建设、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的乡村治理机制和体制在运行过程中功能不断的失调,难以发挥其应用的作用,致使现在的乡村在治理过程中困难重重。所以分析我国现阶段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瓶颈,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对创新乡村治理具有重要的功能作用。

乡村治理

(一)治理和乡村治理的概念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我们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乡村是国家的基本行政单位,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首先,我们需要理清什么是治理的概念?俞可平在《治理与善治》中对治理的定义如下: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并指出治理的主体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两者的结合。

在对治理理解的基础上,本文对乡村治理的定义是乡村治理是指:治理主体(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运用一定的权利和权威对乡村工作进行指导,并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过程,是一个上下互动的沟通过程,以使此乡村整体利益最大化和最优化。

(二)传统乡村治理的模式

在我国传统的乡村治理中存在着三种主要的治理模式:乡绅自治、政社合一和乡政村治模式。

(1)“乡绅自治”模式(1949年建国以前)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传统乡村中的治理模式可以说是一种“乡绅自治”模式。这种乡村治理模式的运行是这样的,国家封建官僚的政权下放到县一级,在县以下的乡村实行地方宗族、乡绅或地方社会名流自治的方式。费孝通也说过皇权至于县政,县为基本的行政组织,在县以下实行自治。在这种乡村治理模式中,乡绅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主体,国家的行政权没有渗透到乡村的治理体系之中。在国家与乡绅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委托-的关系,乡绅在乡村社会中起到主导的作用,主要功能是进行社会教化、调节纠纷等。所以在我国的乡村形成了一种至下而上的治理体系。这种治理模式与至上而下的国家政权体系形成了所谓的双轨治理体系,在乡村治理中曾起过积极作用。

(2)“政社合一”模式(1949年至1978年改革之前)

随着新政权的建立,为了更好的巩固新生政权和进行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在国家政权方面实行高度集权的局面,对应的在乡村治理中,我们实行的也是高度集权化的“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该模式的运行是有、生产大队和生产大队三级协同完成的,以生产对为基础、公社为上级、三级政权层层控制的模式。在这种治理体系中国家的政权渗透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村民被牢牢的附属在这种体制之中,实现统一劳动、统一分配的完全意义上的平均主义。“政社合一”的模式在巩固国家政权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3)“乡政村治”模式(1978年至今)

20世纪70年代未,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对乡村的治理体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安徽省小岗村开始于政府建立协议,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大农村地区也开始推行这种治理。这样乡村的治理模式必须适应新形势下的要求,在我国乡村地区开始实行“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该模式是国家在乡镇设立基层政权也即是乡镇政府,统一管理本乡镇的社会事务;在乡镇以下的乡村中,设立村民委员会进行自我选举、自我决策、自我监督和自我管理,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的自治组织,在一定的形势下实现了村民当家作主的目标。但是,随着我国乡村的不断变迁,这种治理模式的弊端越来越突出,乡镇政府权力过大,村民没有发挥根本的自治。

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和困境

随着乡村社会的不断变迁,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乡村治理机制体制在新的环境下越来越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存在的问题又进一步的制约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下面就对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行政化色彩浓重

在当前的乡村治理问题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行政化色彩的浓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层政权的行政化,乡镇政府作为管理乡村社会的基层政权,在治理乡村中,没有发挥其领导指挥和服务的作用,权利过多的干预的乡村治理之中,为自己谋私利,甚至还操纵村委会的选举。二是村委会作为乡村自理的自治组织,在治理中过多的依赖乡镇政府,只对其负责,没有真正为村民谋利益,出现了村民自治的行政化。三是,在治理中,许多的政务、事务及村务都不规范,没有按章程办事或者就没有相应的规范机制,同时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村民监督不足等,这些都造成了乡村治理中的行政化色彩。

(二)村民参与不足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村民作为治理主体之一,本应积极主动的参与乡村治理之中,发挥其主人翁的作用,可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却表现为村民参与不足或者是缺位的现象。主要变现:一是村民参与意识的淡薄。由于各种原因,村民没有意识到其本身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没有参与到乡村事务的治理之中,事事都过多的依赖于村委会。二是乡村精英的流失。由于现代社会的高速流动性及受推拉理论的影响,农民中的精英分子出现了外流的现象,剩下“386199”部队,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没有能力参与乡村治理之中。三是村民参与的渠道不足。在实际的治理中,由于治理的体制机制并不健全,有意向参与乡村治理中的村民却找不到参与的渠道和方式。

(三)资源整合不足或浪费严重

传统上乡村治理的主体主要是乡镇政府和村委会,这就造成了治理主体的单一性,不能很好的协调和利用乡村资源。一是,没有调动村民的参与意识,村民被排除在治理主体之外,没有整合村民的智慧和力量。二是,在治理中,乡镇政府权力过大或集权化的趋势明显,出现了利用职权为牟利,造成私权、财权的严重浪费。同时还表现在,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出现了所谓的“三位”现象即错位、缺位、越位,这都会使乡村治理中资源整合不足或是浪费的现象。三是,第三部门没有参与治理之中。在城乡关系之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

(四)治理中的非规范化

在乡村的治理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治理中出现了非规范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乡村在治理过程中并没有健全的机制体制,导致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出现职责越位或缺位的现象;同时还造成了干群关系的紧张状况。二是缺乏规范化的法律,在我国当前的乡村治理中,并没有一套规范化的法律法规来保障治理的有序化,现有的法律由于受当地的村规民约所发挥的作用也不足。三是缺乏规范化的评价体系。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缺乏对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结果的评价体系,同时在评价中并没有发挥村民的主体地位。总之,这些都导致了治理过程的非规范化。

针对乡村治理过程中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路径选择

通过对以上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的分析,本文就对改善这些问题方面提供以下四个方面的路径选择。

(一)要走上规范化的治理体系

针对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困境以及对各地创新乡村治理过程的经验和教训,对未来乡村治理来说第一步就是要走上规范化的治理体系。这就要求一是乡村治理过程中要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和法规体系,治理主体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要求。一定要做到规范化的治理过程和结果,基层党组织尤其要做到这项要求。二是治理程序的规范化,对乡村治理主体来说,要严格按照治理的法定程序办事,不能越位、错位和缺位,治理主体要各司其职、互相补充、互相合作。三是评价标准的规范化,在对乡村治理主体和内容的评价过程中,要有规范化的评价标准,同时还要求多元主体参与乡村的评价之中。

(二)走多中心主体参与的治理结构

从乡村治理创新的经验中,在乡村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新问题、新挑战不断出现的情况下,必须转变传统的单一主体治理模式,走向多中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体制。这种多中心主体治理的模式,要求在乡村治理中,不仅要发挥政府、社区居民、市场的作用,还要积极动员和培育其他社会组织的参与和合作,这种社会组织既包括各种社会公益性组织和基金会,还应该包括医疗卫生组织、教育组织等。多中心主体参与过程中,要明确各自的职责和权限,做到权责对等和互相合作。对政府部门来说,政府在乡村治理过程中要转变观念,适当放权,做好引路人的作用。同时还要培育村民的公民意识,引导公民积极主动的参与治理之中。对社会组织来说,应该积极主动的介入乡村治理之中,了解村民多样化的需求,提供利民的社会公共服务。对一般的社会组织来说,例如医疗卫生组织,应定期给村民检查身体,关注弱势群体的发展。总之,未来的乡村治理要走向善治,必须走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的模式。

(三)走以需求为导向的服务型治理模式

在乡村治理中我们首先必须打破原有治理体系中以管理为主要目的的治理形式,要从管理乡村走向为居民提供便利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治理。在未来的乡村治理过程中,要坚决杜绝对村民的各种压制手段,应该重点突出以“指导和服务”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对基层政府来说,应树立“小政府大社会”、为村民提供帮助和服务的理念。还可以设计各种需求调查问卷,及时了解村民当前最关心、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一切都以村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在当前村民的诉求和利益出现多样化的条件下,个治理主体应该明确各自的职责,提供多样化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例如,对失业村民提供经济和就业方面的援助;对空巢家庭、留守妇女、儿童给予特别的救助。

(四)寻求第三方力量的参与

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第5篇

关键词:乡村治理;治理困境;乡政村治

一.研究背景

乡村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治理所体现的实质是一种合作中的共赢。乡村现在实行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乡政村治”,它是我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的一种基层政府领导乡村自治的模式,即政党、政府和村民组织共同治理农村社会结构的三元结构模式。俞可平教授把中国的乡村治理概括为政府主导、多元治理、精英治理的模式。

二.乡村治理困境

(一)转型困境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社会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农业税取消、乡村“空心化”背景下,乡村治理面临着诸多困境。张国献在《论人口流动背景下的乡村协商治理》中从人口流动的背景出发,研究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的协商治理困境。他指出乡村协商治理存在乡村协商主体“虚置化”乡村协商会议“形式化”乡村协商渠道“堵塞化”乡村协商成本“高企化”乡村协商监督“短缺化”的困境。刘勇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乡村治理困境》中从社会转型中农民非制度化参与政治的角度出发,指出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的农民政治参与形式极大的破坏了参与型乡村治理文化的形成、严重干扰乡村治理中社会资本的良性构建、极大的降低了乡村治理的绩效。

(二)政治困境

政治困境是乡村治理发展的最大威胁。学者对政治层面的乡村治理困境的研究主要从基层政府组织、民众与政府的关系、民主化、法律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基层政府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但是,在目前的乡村治理中基层组织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郑万军在《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四大困境》中指出乡村治理中的腐败问题。他指出农村基层腐败普遍,但大多涉案金额较小,基本属于“苍蝇式”腐败,而且很多时候和乡村人情世故掺杂在一起,加之乡村熟人社会和末端监督不力的原因,故一般既不为民众所举报也不为上级所重视,除非事情“闹大”。农民对农村基层腐败表面容忍,实质上是对乡村干部的失望和不信任。农村民众这种心理的广泛存在,侵蚀着我国乡村治理的合法根基。王懂棋在 《乡村治理困境与突破》中指出:乡村治理困境存在县、乡(镇)、村(社区)在服务提供上未系统联动,县乡权责不对等,执政骨干难出来的问题。

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法治在乡村治理中意义非凡。我国乡村治理中的法治困境制约着乡村治理的发展。学术界对法治问题的研究较早,但重视度不足。俞可平和徐秀丽在《中国农村的历史与现状》中指出法律规定的乡村自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张丽琴在《法治悬殊、功利下沉、信任流失:乡村治理的三重困境分析》中以实地调查为基础,把乡村治理困境归为法治悬殊、功利下沉和信任流失。他指出国家法律制度在乡村社会中面临着“嵌入不能”的尴尬,基层政权运作以及村级民主的实施均未能在法律框架下运行。

(三)经济困境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设,村庄经济衰败弱化了乡村治理的基础。学术界早年就开始对乡村治理中经济困境的研究。王培刚和余丹在《中国乡村治理----反思、困境与对策研究》中对中国地方基层组织政府在推动乡村治理中可能遭遇的困境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基层建设不足让基层组织在推动乡村治理工作时面临极大的压力;基层政府财政的紧张也会导致行为的变异,出现目标替代现象,为摆脱财政危机,基层组织本身甚至成为乡村冲突的直接制造者。袁金辉在《中国乡村治理60年--回顾与展望》中提出乡镇债务沉重的治理困境。乡镇基础薄弱、领导大搞“形象工程”干部队伍庞大造成的社会成本高、盲目兴办企业造成的资金沉淀等原因加重了乡村债务。近年来,学术界对经济困境研究又开始加强。

(四)宗族困境

宗族势力是在中国古代社会逐渐形成的同一父系的封建家族势力。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宗族势力作为一种反动的封建势力被逐步取缔和清除。但是,从80年代以来,已沉寂多年的宗族势力在我国广大农村又死灰复燃,并对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健康发展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早期,俞可平和徐秀丽在《中国农村的历史与现状》中指出非法势力比较严重地干扰了乡村的民主治理。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改革,就受到了地方非法势力主要是宗族势力和土豪劣绅的严重干扰。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这些地方非法势力又逐渐开始抬头,干扰农村的民主治理。近年来,赵晓雷在《乡村治理中民主化进程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中他指出:宗族势力死灰复燃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效果。宗族势力为群体的乡村势力的存在,对村民委员会进行乡村治理带来了挑战;戴文亮的《乡村自治发展困境及突破路径》和《乡村治理的“弱治理”困境及突破》中,从宗族的角度分析了乡村治理困境。他指出:宗族和村霸势力抬头对乡村自治活动造成严重干扰。在自治背景下,农村宗族和村霸势力日趋活跃。这种与直接选举表达民意的民主设计相左,更是社会不和谐的现象。

(五)文化困境

乡村文化是我们的生命所系,灵魂所依。郑欣的《治理困境下的乡村文化建设研究:以农家书屋为例》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之一的农家书屋存在建设和使用缺位与错位的现象,并面临着选择性政策执行、数字化政绩游戏、乡村干部责任缺失与信任危机等压力型体制下的乡村治理困境的影响。黄海在《国家治理转型中乡村社会变迁的特征及其逻辑演进》中指出乡村价值伦理呈现出“空心化”的倾向,乡村文化呈现出“断裂化”的倾向。白现军在《乡贤群体参与现代乡村治理的政治逻辑与机制构建》中从乡贤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角度指出了现代乡村治理中存在内生权威流逝严重、道德教化功能弱化、软性治理手段不足的困境。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乡村治理作为我国治理体系中的关键一环,对乡村治理困境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乡村治理的困境是社会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梳理发现,当前对乡村治理困境的研究从多种视角开展,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研究主要集中于几个方面,对政治困境与转型期的问题研究较多,对经济困境、基层的关注度、与政策的关联度、对公共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研究等方面的研究较少,仍存在着乡村治理研究学科众多、研究者与实践者观点存在较大差异和研究成果出F严重的低水平重复的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任何新的思路来自于实践,也必须得到实践的检验,农村社会要敢于实践,勇于创新,全面找出乡村困境,对症下药,提出对策,联系地看问题,抓住主要矛盾,不断优化社会治理结构,使乡村治理可以在社会发展的浪潮下紧跟时代潮流,不断有所发展创新,促进农村社会有效治理和持久发展。

参考文献:

[1]赵晓雷.乡村治理中民主化进程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公共管理,2012(2).

[2]戴文亮.乡村自治的“弱治理”困境及突破[J].生态经济,2013(6):42~45,130.

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第6篇

关键词:乡村环境 治理变化 存在问题 完善对策

面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开展,我国乡村地区在实际发展中,受经济社会及改革开放的影响,其自然环境、内部构造以及相关组织形态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这些改变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还给乡村治理带了许多问题。在此,本文笔者结合自身多年的工作经验,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对乡村质量环境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及完善途径,做以下简要分析:

一、当前我国乡村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与传统的乡村社会相比,现今的乡村社会已经被彻底重塑,在弥补传统乡村社会中存在的不足时,还进一步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的变化中,第一,乡村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大量务工人员的外出,对乡村人口的整体结构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第二,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乡村日常生活中,家电的普及,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第三,随着网络信息的迅速发展及道路交通的不断改善,乡村居民与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在缩小城乡经济收入的同时,还拉近了城乡居民之间的联系。其次,除了乡村社会发生重塑外,针对我国乡村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还体现在乡镇政权上。受乡村整体变化的影响,导致乡镇政权处理存在着较大的困难,尤其是乡镇政权自身建设中,受相关因素的影响,导致部分乡镇政权不完善,直接影响该地的发展。

二、乡村治理环境变化带来的问题

(一)乡村社会新增了一些不和谐因素

作为当前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重塑在附着社会整体发展趋势的同时,还跟上了社会发展步伐。但在实际应用中,随着乡村重塑的大力开展,所引发的不和谐因素也逐渐浮现,首先,人口问题。面对外出务工人员数量的不断增加,导致乡村地区的人口结构多为老人、妇女及儿童。其次,养老问题。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在人口流动的影响下,导致大量空巢现象出现,在影响社会和谐的同时,还极大阻碍了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再次,留守儿童问题。2006年,我国农民工子女有2300万是留守儿童,现在也没有减少。由于父母在外打工,使很多孩子在受教育期间多跟没有教育能力的爷爷奶奶在一起,造成了很多问题。最后,村民自治能力难以提高。现在的很多村委会,很难找到能很好胜任村组干部的人才,很多自治组织常常被家族或乡村混混控制着。

(二)乡镇政权治理能力衰退

结合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导致乡镇政权在实际实施中,引发了许多问题,首先,乡镇地区自主能力非常小。一般来讲,只要涉及到乡村工作,各级政府都要在乡镇落实,且每项工作在开展时,需要经过投票,一旦出现问题,则无法依据实际状况进行灵活应对,导致该项工作处于瘫痪状况。其次,在乡镇政府办公中,面对大量的债务,对乡镇政府的信用造成了恶劣影响;甚至在情况严重时,导致讨债冲突的发生。最后,一些乡镇党委政府在开展工作时,没有端正自己的工作态度,本着“民不举官不究”的工作态度,导致许多该及时制止的事情发生,如:违法建房、葬坟等问题。

(三)国家统筹城乡工作的阻力增大

在当前开展的城乡统筹活动中,其核心目标在于广大农民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第一时间分享到国家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成果,在感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喜悦时,还能第一时间了解党和政府颁布的优惠政策。但在实际运行中,受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受教育水平的影响,这些工作在实际开展中,仍会遇到一定的阻碍。

三、完善乡村治理环境的对策

针对当前乡村治理环境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乡镇政府结合着本地的实际发展状况,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而在其实际完善中,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策略:首先,在开展环境治理工作时,相关部门应积极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在提高村民环保意识的同时,使其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的各个环节中。从而将环保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确保乡村环境得到良好的改善。其次,针对乡村治理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在对其采取措施时,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有针对性的进行处理,在规范环境治理的同时,还能有效的提高环境治理的效果,为乡村地区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再次,在乡村环境治理中,要想从根本上取得好的治理效果,并非一朝一夕、一人两人就能做到的,它需要村民的积极参与及乡镇政府的支持与引导,只有这样才能在环境治理中有据可循,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同时,还能推动乡村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在开展乡村环境治理活动时,需要相关人员结合着该地环境的实际状况,制定出与之相符的环境治理制度,并将其落实到环境治理的各个环节中,在确保环境治理顺利进行的同时,还能将环境污染降到最低,以此来达到预定的治理效果。

总结:

综上所述,面对当前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乡村地区在治理环境时,要想取得好的治理效果,其核心因素在于采取与之相符的治理措施,并在开展过程中调动村民的环保积极性,使其积极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乡村治理环境的效果,才能进一步推动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房正宏.乡村治理:精英与政府间的博弈[J].学术界,2011,(11).

[2邓大才.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传统及新的尝试[J].学习与探索,2012,(01).

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第7篇

【关键词】乡村治理 困境 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国家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已经难以适应不断变化了的现实和实践,面临着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科技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社会结构分化和整合等给治理带来的挑战。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的难题和挑战就更明显,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显得更为紧迫。

变迁中的乡村治理困境

相比城市治理,乡村治理的难题不仅在于区域大、差异明显,而且在于体系更不健全、能力更为薄弱,长期以来得不到重视,更重要的是乡村社会基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乡村社会变化最激烈的时期。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改革前的中国乡村,从比较中才能看出这种激烈的变化。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国家发动合作社运动乃至后面的运动,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彻底的结构性改造和重构:土地实现集体所有制,传统的士绅阶层和地主阶层基本上被消灭了;广大农民被编入了以生产队为单位的政经合一体制,传统的家庭、家族等以血缘为组织原则的结构大为弱化;政治动员、行政管理取代乡规民约,成为社会秩序的维护和运行机制;户籍制度将城乡分割为两个不能自由交流、交换和流动的封闭性社会。在这种结构性环境中,个人的自主性、自由度、选择性非常之少,相比传统时代,这个时期的乡村社会处于强整合状态,社会结构更为单一,政治身份替代经济地位、传统声望和文化资本成为社会等级的唯一因素,自主、自治的社会空间几乎不存在。这对于乡村社会秩序而言不仅不构成任何挑战,反而是坚强的基石。如果说当时乡村治理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没有活力以及政治运动的破坏性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的乡村情况就大为不同,既没有回到革命之前的传统时代,又缺少时代的强制性超稳定,乡村社会结构和基础处于急剧变迁之中。中国的经济改革起步于农村,即农村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改革诱发农村社会的全面变迁。首先,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单位从生产队回归到家庭,家庭不仅是消费、生育养育、教化的生活单位,而且也是生产单位,生产功能得到重新肯定和发展,家庭有权安排自己的劳动力,由此引发家庭的多种经营模式。与此相关的是,村落内部的经济联系在削弱。虽然中央一直提倡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是实际上,农村“统”的体制机制非常微弱,在很多村庄几乎不存在了,农村水利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由于政府没有钱、集体经济瓦解、村庄联系纽带削弱等而得不到维护和建设。相应地,农村体制演变为乡政村治体制,特别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乡村实现了村民自治,政府与村庄的联系远不如以前密切,税费和计划生育成为政府干预乡村社会的最主要手段,但是也是最容易造成与村民冲突和紧张的节点。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民负担过重和严厉的计划生育工作,引发农村干群关系极度紧张,一度曾在不少地方出现干群冲突事件。这个时期(80年代初到90年代后期)乡村的治理困境至少有三:一是村庄公共事务缺乏供给主体;二是干群关系紧张;三是新的治理制度建构缓慢。

当然,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确立以后,对乡村治理构成最大挑战的还是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上:一是人口结构维度。自从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农民不仅获得了自主的农业生产经营权,而且获得了劳动就业选择权,由此,原来被束缚在农村土地上的剩余劳动力得以大量释放,在随后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经商,形成了“民工潮”。如果说80年代只是剩余劳动力外出,那么进入90年代,外出的不仅仅是剩余劳动力,连农村和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都在外出,因为农业劳动无法增加农民的收益,甚至成为负担,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由此,中国农村青壮年人口纷纷离开,出现农村人口迅速老龄化以及大量留守儿童问题,农村人口结构呈现“386199”(妇女、儿童、老人)三留守现象,大批村庄“空心化”、“老龄化”、“空壳化”,我们曾用“农村很散、农民很老、农业很弱”来描述新三农,这就是新的乡村治理困境。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农村治理首先遇到的一个困境就是缺乏治理人才;不仅如此,一些农村地区,连基本的治安都难以维护;更大的挑战就是农村养老问题,农村养老不但缺钱,更缺人力。人口结构变迁背景下乡村还存在许多其他治理问题,比如村庄公共事务难以正常开展,民主自治无法正常运行,乡村现代化更是困难重重,新技术、新观念难以推行,更谈不上社会创新。

第二个维度就是乡村社会分化。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为社会分化提供了契机,乡村社会分化与城市社会分化都非常快、非常明显。一方面社会分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相比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社会分化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为不同能力的人提供了各显神通的机会,从而使不同的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获得不同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转型过程中存在着制度不合理、权力寻租和市场行为不当不法(如假冒伪劣)等因素的影响,使得社会分化存在着严重的不公问题。与此同时,社会分化又反过来进一步影响和左右下一步的分化。具体到乡村,不论是收入分化还是阶层分化等,都是相当明显的。农村收入差距扩大成为事实。与收入差距相关的就是乡村社会阶层的分化。在计划经济时代,乡村社会虽然也有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但是这更多的是政治符号,当时主要只有两个阶层:干部与社员。而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分化成至少有8个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乡镇干部阶层、乡镇企业家阶层、农村个体工商户阶层、农村雇工阶层、农村知识分子阶层、乡镇企业工人阶层、农村私营企业家阶层。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有不同的社会影响力,更有不同的利益取向、需求和行为。在这样的阶层格局下,乡村治理显然比以前更复杂、更具挑战性。最大的挑战就是在乡村治理中如何合理地体现不同阶层的利益和需求,既要防止上层阶层对中下层阶层的剥夺,又要避免中下层对上层的对抗,阶层之间的社会团结成为乡村治理的头等课题。乡村社会阶层分化,改变了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和目标,如果能实现阶层的社会团结,那么乡村的治理和发展将不再是难事。

第三个维度就是村庄类型多样化。由于历史传统、地理位置、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因素以及其他因素的不同,不同村庄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表现很不同,呈现出多样性态势,不再像之前那样绝大多数农村都是一种产业形态、相同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构成等。中国有60多万个行政村、几百万个自然村,每个村庄都有其个性。有的人将当前的村庄划分为“城中村”、“空心村”、“新型社区”、“超级村庄”等。由于划分标准不同,可以有不同类型的村庄分类,比如根据人口进入和外出情况,也可以分为三类村庄:外来人口多的村庄、外出人口多的村庄、没有外出和进来的村庄;还可以按地形划分:平原村、丘陵村、山村、高寒村、高原村等等。虽然有些类型是自然形成的,如按地形形成的不同类型村庄,但是这种自然因素也会影响村庄的社会经济,从而影响村庄治理。比如中国目前最穷的连片特困农村大多位于高寒偏远、沙漠戈壁等地理条件和环境非常恶劣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村庄由于贫困或者不发达,它们面临的治理问题显然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村庄。村庄的多样化和个性化,表明村庄治理应该是多样性的、个性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固守于一种治理模式,采取“一刀切”的治理方式,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满足村民的需求和实现村庄的团结、发展。

迈向多元自主的乡村治理

在过去三十多年,乡村社会在变化,而乡村治理也没有停滞,问题在于乡村治理的调整变化跟不上乡村社会的整体变化,因此乡村治理的困境和挑战由此而生。乡村治理的调整和变化基本上按照这样的轨迹进行:从国家与乡村的关系上,乡村治理更多的向着自治方向演变,但是出现自治与行政化摇摆不停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乡村经济基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传统的集体化治理机制已经不再有效,由此国家将村民自治机制和制度引进乡村。但是另一方面乡村依然承担着农业生产、支持城市、工业发展的重任,于是国家对乡村既有巨大的政治需求,但是又无力承担乡村公共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既希望于让渡权力让村庄自治,由村庄自身解决一些公共服务和公共事业发展问题,与此同时,又不能不向乡村汲取更多的资源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服务,因此又得强化对乡村的行政控制、管理和动员。村民自治制度就是为了满足这样两种有着明显张力的需求而设计的。在自治层面,由于不同村庄的人口结构、经济条件、历史传统不同,有不同的表现,尽管有少数村庄在自治过程中不仅能完成政府的任务、有效解决问题,而且还能增进村民的福祉和村民团结,但是大多数乡村自治并不尽人意。

虽然不同村庄特别是不同类型的村庄面临的治理问题有所不同,但是,它们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具体而言,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着这样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第一,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城乡存在着明显的公共服务差异。虽然这几年国家不断加大公共服务投入,但是,公共服务质量远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第二,既有的公共服务存在传递不足问题,不能很好地抵达村民那里,这里的约束因素是公共服务人才缺乏以及公共服务机制不健全。许多农村公共服务存在有事没人干,或者有人干不了,比如农村由于缺乏高质量的村医,因此农村医疗健康服务包括公共卫生健康服务无法得到很好的传递。在村庄,由于没有公共服务的专门机构,因此村委会就担当着政府公共服务的一些职责,但是村委会不但人手不够,而且由于不具备政府功能,因此难以胜任公共服务的传递,反而损害了其担当村庄民主自治功能。第三,村庄公共事务有事没人做、有事没人愿意做、有事没钱做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这里的原因很多:一是大量人口外出,村里只剩下老人;二是村庄合并,行政村下面有很多自然村,村民对自然村的公共事务可能感兴趣,但是对行政村公共事务冷漠;三是村庄原子化、个体化日趋严重,认为公共事务是政府的事或是村干部的事,与自己无关。第四,村庄的社会团结出现问题。一方面也是由于原子化和个体化问题,人们更加追逐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在公共事务中存在一些不公平、不合理、不透明问题,影响到村庄的社会公正,从而导致许多不满、纠纷乃至冲突等,直接影响到村庄团结。第五,传统的村规民约和团结文化在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和科层化中遭受损害和破坏,村民变得更加自我和个体化。同时不同村庄也有自己一些特殊的治理问题,比如超级村庄存在外来人与本村人的分割以及村干部的贪污问题;城中村存在着治安、外来人口管理、环境卫生问题等;欠发达村庄存在贫困、空心化等问题。

总括起来说,当前乡村治理存在机制不健全不合理、能力不足、供需错位、村民参与不足和团结不高、共同体衰落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首要的还是要求政府发挥更大、更合理的作用。具体地说,政府应在公共资源投入与机制改革两个方面发力:首先政府应该加大公共服务资源的支持力度,目前的力度还不足以解决公共服务短缺问题。公共服务应该由政府全面承担和提供,特别是在欠发达农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应该承担更大的公共服务投入责任。在公共服务方面,不仅要注重生活性公共服务投入,还要增加对生产性公共服务投入,包括道路交通、饮水、污水和垃圾处理、教育、医疗卫生、信息设施、技术服务等。其次,政府在资源投入和运作机制上进行创新改革,资源投入和运作应以培养治理能力、激发村民参与和合作、满足需求为目标,不能仅仅为了投入而投入。在机制上,国家应该还村委会以自治本来面目,让其真正从事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而在村庄层面建立公共服务运行机制时,一方面要强化公共服务的专业化,另一方面将公共服务更好地与村民需求对接。这里的前提在于公共服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现有的公共资源配置或者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服务人才待遇问题,或者不注重这个问题解决,更不注重加大农村公共服务人才的培养。目前农村公共服务吸引不了人才,即使引进的人才也想办法逃离,严重地影响到农村公共服务的质量。国家在一些贫困地方实施特岗教师政策,吸引了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到贫困地区特别是农村学校任教,不仅解决了农村学校师资短缺问题,而且大大地提高教师质量,明显地改善了当地的教育条件。这个实践经验可以应用于乡村其他公共服务人才引进和培养上。与此同时,国家还需要拿出一些公共资源,改变配置方式,诱发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上,比如实施以奖代补的财政配置机制,加大向村庄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力度。不管怎样,国家资源配置机制改革应该以激发村民参与、合作为先决条件。只要每个村庄有更好的自治机制、自主参与机制和合作机制,那么就可以有效地解决村庄治理中出现的难题。

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还有赖于外部力量的援助和帮助。这里的关键还是国家要鼓励外部的社会组织进入乡村,帮助培育村民的合作和组织能力,更要激发他们参与村庄治理的动力。在这方面国家有两套工具可以使用:一是政策工具,比如可以采用税收优惠政策或者便利的注册政策支持参与农村治理的社会组织发展,另一个是财政工具,政府可以购买一部分社会组织的服务,让社会组织参与到乡村公共服务建设之中,由此借助于社会组织,增强村民的治理能力。早在20世纪30年代,有一批知识分子就凭借着他们的知识技能,发动乡村建设运动,试图解决当时阻碍中国发展和民族救亡的“愚、弱、穷、散”痼疾。虽然这个运动由于历史原因并没有成功,但是它依然激励着当今一少部分知识分子尝试着在乡村开展建设,其中乡村治理是他们所重点关注的。如果国家对这些行动给予政策和财政的支持,将会激发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乡村的发展之中,会大大地提升乡村的治理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