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文能力训练离不开语文知识的指导
叶圣陶先生指出：“所谓训练，当然不只是教学生拿起书来读，提起笔来写，就算了事，必须讲求方法。怎样阅读才可以明白通晓，摄其精英，怎样写作才可以清楚畅达，表其情意，都得让学生们心知其故。”（《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也就是说，语言文字训练必须伴随着语言文字知识的训导。朗读训练离不开语音学和音韵学知识的指导，识字写字训练离不开文字学和汉字文化学知识的指导，词语训练离不开语汇学知识的指导，习作训练离不开文章学知识的指导。
张志公先生1994年在吕叔湘语文教育思想座谈会上指出：“真见语文功底的是语言文字训练。”在语言文字训练过程中，教师的训导和辅导，表面上看是凭借教师生动精练的语言，但实际上体现的是专业知识功底。张老的话可以使我们得到两点启示——其一，语言文字训练“需要认真讨论”，其二，语言文字训练需要教师凭借自己的“语文功底”进行指导。对于语文教师来说，他所掌握的语言文字知识，不仅要用来指导自己的语言实践，还要用来指导他的教学实践——训练点，要凭借语言文字知识来发现；训练时机，要凭借语言文字知识来捕捉；训练进程，要凭借语言文字知识来调控；学生读、说、写的正误优劣，要凭借语言文字知识来判断。
教师运用语言文字知识指导语言文字训练，并非直接讲述语言知识，而是自觉地运用语言知识理解和处理教材，发现教材中那些足以启发学生发现语言规律的实例，引导学生凭借这些实例，在领悟语言规律的基础上形成语言能力。语文教师对于语言文字知识，不一定要经常挂在嘴上，但必须经常装在心里。语言知识，不管你是否意识得到，都时时制约着每个人的言语实践。学生头脑中也积淀着许多语言经验和语言知识，当教师运用语言知识引导他们理解和赏析教材中的语言现象时，他们的语言经验和语言知识就被激活，参与建构新的知识并促进语文能力的发展。
二、运用语言文字知识指导语文训练的策略
1. 运用语音知识引导学生领会文章的音韵美。
现代汉语语音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有阴、阳、上、去四个声调，音节结构以元音为核心，噪音少乐音多。汉语是富于音乐性的语言。许多优美的散文和诗歌，巧妙运用语音修辞手段，体现了汉语的音乐美。好的作品，从声音上说，总是念着上口，听着悦耳，给人以美的享受。例如，“随着山势，溪流时而宽，时而窄，时而缓，时而急，溪声也时时变换调子。”（《记金华的双龙洞》）这段话，作者恰当地运用了短促的句式和“宽、窄、缓、急”四个单音节词，使音节匀称整齐，读着这样富于节奏的句子，似乎可以感受到小溪哗哗流淌，一路欢歌。再如“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绵软软的。”（朱自清《春》）这段话，作者利用声调的平仄变化，使语言抑扬顿挫，悦耳动听。音韵美同押韵有密切的关系。有些散文是用诗的语言来写的，如《十里长街送总理》：“长夜无言，天地同悲。只见灵车去，不见总理归。”这两个句子，韵随意转，声音回环，表达了万众哀思的心声。老师必须具备比较丰富、深厚的语音知识，才能体会出上述文本的语言特点，然后，引领指导学生反复诵读，深入品味，体会其音韵美。
2. 运用语汇知识引导学生领会文章用词精当。
小学语文教材中有很多用词确切的语言范例，教师应当运用语汇知识，引导学生结合具体语境深入体会课文用词的贴切和精当，领悟用词需要精心选择、反复锤炼的道理。这类训练常用以下方法：
（1）词语添减法：如，“列宁自言自语地说：‘多好的灰雀呀，可惜再也不会飞回来了。’”（《灰雀》）“自言自语”，表现了列宁说话时的情态和复杂的内心活动：他可能知道灰雀的去处，又不想挑明而使孩子难堪，虽然是自己对自己说，却又想让男孩听到；“可惜”表达出列宁的惋惜之情。如果去掉这两个词，表达的效果就差了。
（2）词法替换法：如，课文《美丽的小兴安岭》中“树木抽出新的枝条”一句，“抽出”可否换成“长出”“生出”？对比一下就可明白“抽出”用得贴切，既写出枝条长得快，又能使人产生直观形象的感觉。
（3）词法互换法：课文《手术台就是阵地》中有“陆续”“继续”“连续”三个词，调换一下位置就能看出，虽然三个词词义相近，但适用的语境还是有差异，不能调换。
3. 运用逻辑知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语言和文字都是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象征；是一个名族发展和人们交流的最具魅力的工具；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需要。
在华夏之地普通话和方块汉字则是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的标志，然而在物欲横流，信息网络化的今天，普通话和方块汉字又被我们淡忘了多少呢？
打开网络，铺天盖地的网络流行语随网页而袭来，今天被人们新定义的名词虽然是代表着一种新文化和新趋向，可是这种乱改乱篡汉字规范的方式，我们可取吗？“今天你‘??rsquo;了吗？”大家都知道“??rdquo;字在辞海的意思是：光明明亮之意。可是他却因为外形长的像一幅人很衰时候的脸，所以被网民恶搞成为了“悲伤忧愁之意”，这种极不尊重汉字规范的行为是有损华夏文明的无知的表现。
我不反对它代表着一种新型文化，可是作为华夏子女的我们应该记住：在发展新文化的时候一定要尊重和保护传统的中华文化（汉字）。愿“??rdquo;之风离我们而去。
“女士们乡亲们，你们好”听到这句话大家会笑，觉得这句话很幽默，可是你想过没有，这种方言加普通话的方式是一种对普通话的排斥，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都以自己的方言和对方交流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只会使我们之间变得更加陌生而已，我不否认用方言交流能增进彼此的关系，可是在语言日常交际和公共场所中我们必须使用普通话。
使用普通话有利于使中国人更加具有中国味，更体现了一个民族最根本的灵魂。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说中国话。
看花红柳绿的都市，看五彩缤纷的广告，有多少错别字如海滩上的沙粒数不胜数，难道用错字别字真的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吗？可是这种乱改成语，乱用别字来增进商业的方法，是标准中国语言又如何在现代社会高效的实施呢？
作为语言文字下的自己，可以做到只有倡议，少一点“乱改文化”，多一些标准中国语言文字。
华夏儿女，信念不可变；华夏儿女，灵魂不能移；华夏儿女，让我们使用标准语言文字吧！
语言文字撞了我的腰，撞出了：我和我们一定要说普通话，写标准汉字；撞出了我和语言文字的火花。我和标准语言文字，我要使用标准语言文字，希望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用标准语言文字来弘扬中华文化。
语言和文字都是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象征；是一个名族发展和人们交流的最具魅力的工具；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需要。
在华夏之地普通话和方块汉字则是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的标志，然而在物欲横流，信息网络化的今天，普通话和方块汉字又被我们淡忘了多少呢？
打开网络，铺天盖地的网络流行语随网页而袭来，今天被人们新定义的名词虽然是代表着一种新文化和新趋向，可是这种乱改乱篡汉字规范的方式，我们可取吗？“今天你‘??rsquo;了吗？”大家都知道“??rdquo;字在辞海的意思是：光明明亮之意。可是他却因为外形长的像一幅人很衰时候的脸，所以被网民恶搞成为了“悲伤忧愁之意”，这种极不尊重汉字规范的行为是有损华夏文明的无知的表现。
我不反对它代表着一种新型文化，可是作为华夏子女的我们应该记住：在发展新文化的时候一定要尊重和保护传统的中华文化（汉字）。愿“??rdquo;之风离我们而去。
“女士们乡亲们，你们好”听到这句话大家会笑，觉得这句话很幽默，可是你想过没有，这种方言加普通话的方式是一种对普通话的排斥，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都以自己的方言和对方交流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只会使我们之间变得更加陌生而已，我不否认用方言交流能增进彼此的关系，可是在语言日常交际和公共场所中我们必须使用普通话。
使用普通话有利于使中国人更加具有中国味，更体现了一个民族最根本的灵魂。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说中国话。
看花红柳绿的都市，看五彩缤纷的广告，有多少错别字如海滩上的沙粒数不胜数，难道用错字别字真的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吗？可是这种乱改成语，乱用别字来增进商业的方法，是标准中国语言又如何在现代社会高效的实施呢？
作为语言文字下的自己，可以做到只有倡议，少一点“乱改文化”，多一些标准中国语言文字。
华夏儿女，信念不可变；华夏儿女，灵魂不能移；华夏儿女，让我们使用标准语言文字吧！
语言文字撞了我的腰，撞出了：我和我们一定要说普通话，写标准汉字；撞出了我和语言文字的火花。我和标准语言文字，我要使用标准语言文字，希望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用标准语言文字来弘扬中华文化。
我爱中国，更爱中华语言文字！
记者：长期以来，无论是教学大纲还是课程标准都没有直截了当回答“语文课程是什么”的问题。此次语文课标修订中，有一个突出变化就是进一步明确了语文课程的性质。那么，怎样理解“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
巢宗棋：关于这个问题，在语文教育界始终存在不同的认识，争论不断。这方面的不同认识，的确影响到语文课程的实施。语文课程具有多重功能，涉及丰富的内容和多方面的目标，而在实际教学中往往有可能只抓住一部分，疏忽了其他方面，脱离了核心的目标。例如，有些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往往会脱离课文中相关的语言文字运用情况，讨论、评析作品和作者的思想感情问题；有的教师上课注重对文本意蕴的讲“深”、讲“透”，力图通过“讲”把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给提高了，重视学生对文本内容的“知道”和“懂得”，忽视了驾驭语言文字能力的培养；有的教师虽然也比较重视语言文字因素，但是他们偏重于语言、文字等学科知识点的落实，对语言文字材料的积累感悟用力不够。
这次修订，关于“课程性质”的表述，作了一些修改，进一步明确语文课程的核心任务，强调课程的目标和内容须聚焦于“语言文字运用”，突出“实践性”、“综合性”特点。
语文课程的内容十分丰富，语文教学可以因教师风格的差异而异彩纷呈，但是教学目标和内容都必须围绕一个核心，教学的种种举措和行为也都应该指向这个核心。
记者：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如何把握这一课程性质?
巢宗祺：根据这一精神，语文教学必须紧扣语文课程的核心任务――学习语言文字运用。阅读教学确实需要讨论文本的思想情感内容，不过这种讨论应该和文本中的语言文字联系在一起，可以从具体语言文字运用现象人手，通过对课文语言的品味、咀嚼，来探索文本的意蕴；也可以从整体阅读的感悟出发，到语言文字中找出依据。使学生“理解”、“听懂”、“记住”，只能是语文教学目的的一部分，中小学生学习语文，还应该多下工夫积累词语，学会运用词语进行表达。所以，语文课一味追求把课文“讲深讲透”，并不合适。而忽视语言文字运用的教学更是有问题。
语文课程是一门学生学习如何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实践性课程。学习语文的第一步工夫，应该下在对具体语言材料的积累、品味、感悟上，在对语言材料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再根据学生的需要和可能(学生具备对语言文字运用现象抽象提升的条件，不过多增加学习成本)，帮助学生体会、认识语文运用的规律。课程的目标不是落在关于语言、文字的知识系统和学科规律的理论体系上，语文课程是要让学生通过语文的实践学会“运用”或者说“驾驭”语言文字这种工具。
语言文字的运用，包括生活、工作和学习中的听说读写活动，也包括文学活动。例如，听取某个方面的消息报道或演讲，阅读某个产品的使用说明或某个课题的研究报告，向别人表达生活上的要求，讲述学习或工作中的建议，陈述自己的意图，等等。学生学习语言文字的运用，要学会如何通过语言文字从别人的材料中准确、熟练地获取信息，如何运用语言文字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进行交流沟通。学生要不光能在语文课里表现出良好的听说读写能力，而且还要能在生活中，在其他课程的学习中以及将来在各种不同工作领域里运用好语言文字。除了实用的语文，文学的阅读、创作和评论，也是语言文字运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学生也应该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文学修养。
综上所述，语言文字运用涉及的范围和话题应该是十分广泛的，语文课程包含语言、文字、文章、文学、文化等多种因素，语言材料涉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多方面内容，涉及的材料和话题非常广泛，甚至有点驳杂。之所以纳入如此广泛的内容，为的是让学生接触并逐步掌握多种领域里的常用词语，学习在多方面不同的知识背景下运用语言文字，使他们将来能在广泛的生活、学习和工作领域中运用好语言文字。这种情况充分显示出，语文课程是一门具有多方面内容和多种目标的综合性课程。
再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上世纪50年代，语文课程被分成“汉语”和“文学”两门课，理由是：语言属于科学，文学属于艺术，两者规律不同。我们后来又把具有不同规律的“汉语”和“文学”两门课合在“语文”一门课程里，这又从另一种角度体现了语文课程的综合性。这样一门多方面目标和内容综合的课程，在教学中，对它的定位容易产生偏差：使它成为以“实用”为基本目标的“语文”，还是以“审美”为基本目标的“语文”?还是“实用”、“审美”等目标协调配置的“语文”?对于这样一门具有综合性的课程，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它的核心任务，摆正多种关系，在各种目标之间取得协调。
不可将识字、写字当作阅读、写作的附庸
记者：我们注意到，汉字教育也是本次修订的重点，《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标准(2011年版)》)在识字写字教学中采取了新的措施，增强了改革的力度。为什么要重点考虑这个内容?此次修订具体有哪些主要变化?
巢宗棋：加强汉字教育，这是语文课程标准这一次修订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关于识字写字教学，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主要有：错别字和书写质量的问题――其实，错别字情况严重，书写质量偏低，这种情况不但存在于中小学生之中，而且也普遍存在于成人之中。如果不采取措施，情况恐怕会越来越糟。关于识字写字教学还有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有的地区反映小学低年级学生写字学习负担过重。
针对这方面的问题，语文课程标准的修订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提出汉字教育的新理念，要求不能以纯粹的工具观来看待汉字学习和教学，不能简单地把识字、写字的学习当作阅读、写作的附庸。
其次，强调要帮助学生从第一学段到第四学段始终保持正确的写字的姿势和良好的习惯。
第三，适当降低第一、二学段识字写字量的要求。如第一学段，识字量由“1600-1800”改为“1600左右”，写字量由“800-1000'’改为“800左右”。第二学段的写字量由“2000左右”改为“1600左右”。
第四，针对识字写字学习负担过重的问题，在教学建议中进一步强调“多认少写”的教学原则，希望下工夫扭转多年来形成的每学一字必须达到“四会”要求的教学观念和做法。
第五，在“附录”中新增了两个字表：《识字、写字教学基本字表》和《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常用字表》，为写字教学、教材编写和教学评估等提供依据。
记者：在教学中教师应注意哪些问题?
巢宗棋：在识字、写字教学中，语文教师需要切实转变汉字教育理念，应该认识到学习汉字，不仅在于使学生掌握阅读的工具和书写的技能，而且也有利于增强学生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理解，提高审美感受力，还有利于增强规范意识，养成良好的习惯和性格。汉字
教育的新理念也很好地体现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精神。
在第一、第二学段，对学生的识字量和写字量，不要急于赶进度，先要在学生写字姿势、写字习惯和规范意识上下工夫，而且必须抓紧抓实，持之以恒。汉字教学也应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识字、写字教学中一度盛行的每学一字都必须坚持“四会”要求的做法必须彻底摒弃。《标准(2011年版)》要求小学阶段必须在写字教学投入更多的力量，在“教学建议”别强调，“第一、二、三学段，要在每天的语文课中安排10分钟，在教师指导下随堂练习，做到天天练。要在日常书写中增强练字意识，讲究练字效果。”确保语文课上留有一定的时间让学生练字，教师要关注学生的练习过程和写字质量，及时帮助学生坚持正确的姿势，养成良好习惯，提高书写技能。
要用好“字表”。让学生在初级阶段熟练掌握《识字、写字教学基本字表》的300个“基本字”，这些高频字里面包含汉字的各种笔画类型和基本问架结构类型，学生多花一些工夫认识、体会，并且在练好这些字以后，学习其他的字可以少花时间和力气，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还要利用《字表》加强识字、写字教学的评价。《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常用字表》中的表一列出2500个常用字，就是要求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学中尽可能先安排学习这些字。这一字表给识字、写字教学的评估提供参考。
要高度重视积累
记者：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的基础上，《标准(2011年版)》进一步强调了“读书”在语文学习和思想文化修养中的关键作用，要求高度重视阅读的“兴趣、习惯、品位、方法和能力”，对于推荐阅读书目和诵读篇目也作了一定的调整和补充。为什么要有所强调?
巢宗棋：的确如此。《标准(2011年版)》“课程基本理念”、“课程设计思路”、“教学建议”中指出：
语文课程的建设应继承我国语文教育的优良传统，注重读书、积累和感悟，注重整体把握和熏陶感染。
语文课程应注重引导学生多读书、多积累，重视语言文字运用的实践，在实践中领悟文化内涵和语文应用规律。
要重视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品位。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关注学生通过多种媒介的阅读，鼓励学生自主选择优秀的阅读材料。加强对课外阅读的指导，开展各种课外阅读活动，创造展示与交流的机会，营造人人爱读书的良好氛围。
语文教学中一定要下大工夫认真抓好“读书”这一根本环节，应该让学生养成朗读课文的习惯，一些重点课文要熟读甚至背诵；还要引导学生养成课外阅读的习惯，使他们不畏惧阅读长篇著作，而且逐步对经典名著产生兴趣。
《课程标准(2011年版)》提倡要高度重视积累。阅读、诵读可以帮助学生增强积累，但是还要指导学生用好积累的工具，掌握积累的方法，激励和督促学生养成这方面的习惯，并且引导学生在语文运用中充分调动自己的积累。在积累的过程中，还要加强梳理，每隔一个阶段进行一次“盘点”，边学习，边温习，并且将所学内容条理化，归类存档，领悟知识、经验和各种新信息之间的联系，逐步把握语文学习和语文运用的规律。
记者：我们也注意到，《标准(2011年版)》中对语文教学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比如对“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能力的要求，能否具体予以解释、说明?
巢宗祺：社会和教育的发展对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标准(2011年版)》中关于“非连续性文本”的新要求是对这种需要的回应：
阅读简单的非连续性文本，能从图文等组合材料中找出有价值的信息。(第三学段课程目标与内容)
阅读由多种材料组合、较为复杂的非连续性文本，能领会文本的意思，得出有意义的结论。(第四学段课程目标与内容)
所谓“非连续性文本”，是相对于以句子和段落组成的“连续性文本”而言的阅读材料，多以统计图表、图画等形式呈现。它的特点是直观、简明，概括性强，易于比较，在现代社会被广泛运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须臾不离，其实用性特征和实用功能十分明显。学会从非连续文本中获取我们所需要的信息，得出有意义的结论，是现代公民应具有的阅读能力。
现代学生不仅应该学会通过传统的媒体阅读和表达，还应该能够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来获取信息和交流沟通。
教学中的偏差不可小觑
记者：语文课程改革实验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此次课程标准修订对这些偏差有何回应?
巢宗棋：《标准(2011年版)》中对语文课程改革实验中出现的一些偏差特别强调要加以改正，例如：
教师应加强对学生阅读的指导、引领和点拨，但不应以教师的分析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不应以模式化的解读来代替学生的体验和思考；要善于通过合作学习解决阅读中的问题，但也要防止用集体讨论代替个人阅读。
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提倡多角度、有创意的阅读，利用阅读期待、阅读反思和批判等环节，拓展思维空间，提高阅读质量。但也要防止逐字逐句的过深分析和远离文本的过度发挥。
再如，课程目标中关于“有感情地朗读”的要求，如何做到“有感情”?“教学建议”和“评价建议”中指出：
要让学生在朗读中通过品味语言。体会作者及其作品中的情感态度，学习用恰当的语气语调朗读。表现自己对作者及其作品的情感态度的理解。朗读要提倡自然。要摒弃矫情做作的腔调。
长期以来，学界存在重语言、轻文字的倾向，这主要是受了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西方语言理论建立在西方语言事实的基础之上，拼音文字的拼写与语音基本一致或基本相当，因而西方不专门进行文字的教学。
形。口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体系，是“两个王国”。而不是索绪尔认为的语言符号只是心理现象，于是得出口说语言和文字虽是两种不同的符号体系，但却是“一个王国”，文字附属于口说语言。在这个王国里，文字连“服装”的资格都没有，只是口说语言的“照片”和“假装”。由此得出的结论：“语言第一性，文字第二性”是完全错误的。
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将口说语言和文字视为一个王国，分不清口说语言和文字的界限，因而将口说语言和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亦视为同一个，或称之为“词”，或称之为“字”。
1938年，郭绍虞先生已经提出“字本位”的观念：口说语言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文字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徐通锵后来提出的汉语口说语言和汉字都是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的，没有“词”这个单位；印欧语言和拼音文字只有“词”为基本结构单位，没有“字”这个单位——这是徐通锵“字本位”的观念。相比之下，郭绍虞的“字本位”观念是比较接近科学的。我们认为“字”是一切文字(包括“非字音文字”和“字音文字”，包括汉字和拼音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不是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
辩证唯物主义细胞分析方法论，将口说语言和文字视为两个王国，因而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与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是不同的。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我们称之为“语基”——口说语言的细胞。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我们称之为“文基”——文字的细胞。“语基”与“音节”“音素”除了在语音形式上不同而外，更主要的区别在于：“语基”是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细胞，是语音、语义、语法的统一体。而“音节”“音素”都只是语音的单位，不是语言单位。
长期以来，学界存在重语言、轻文字的倾向，这主要是受了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西方语言理论建立在西方语言事实的基础之上，拼音文字的拼写与语音基本一致或基本相当，因而西方不专门进行文字的教学。
形。口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体系，是“两个王国”。而不是索绪尔认为的语言符号只是心理现象，于是得出口说语言和文字虽是两种不同的符号体系，但却是“一个王国”，文字附属于口说语言。在这个王国里，文字连“服装”的资格都没有，只是口说语言的“照片”和“假装”。由此得出的结论：“语言第一性，文字第二性”是完全错误的。
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将口说语言和文字视为一个王国，分不清口说语言和文字的界限，因而将口说语言和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亦视为同一个，或称之为“词”，或称之为“字”。
1938年，郭绍虞先生已经提出“字本位”的观念：口说语言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文字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徐通锵后来提出的汉语口说语言和汉字都是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的，没有“词”这个单位；印欧语言和拼音文字只有“词”为基本结构单位，没有“字”这个单位——这是徐通锵“字本位”的观念。相比之下，郭绍虞的“字本位”观念是比较接近科学的。我们认为“字”是一切文字(包括“非字音文字”和“字音文字”，包括汉字和拼音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不是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
辩证唯物主义细胞分析方法论，将口说语言和文字视为两个王国，因而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与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是不同的。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我们称之为“语基”——口说语言的细胞。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我们称之为“文基”——文字的细胞。“语基”与“音节”“音素”除了在语音形式上不同而外，更主要的区别在于：“语基”是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细胞，是语音、语义、语法的统一体。而“音节”“音素”都只是语音的单位，不是语言单位。
摘要：解构主义是对逻辑主义和结构主义等西方哲学思想的反叛，它为当前学术领域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解构主义视角下观察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可以发现，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些优良传统。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必须破除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继承我们自己的传统，同时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理论优势，以多元的研究方法，从汉语的事实出发，走汉语言文字学自主创新的道路。 关键词：解构主义；汉语言文字学；结构主义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1 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系统和功能为西方提供了思想资源，为语言、文学、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一套封闭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认识的深入，逻辑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在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渐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西方语境也出现了反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思想。作为后现代思想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政治、哲学、文学、语言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开启了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潮新的发展方向。 解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学。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评价一切价值，这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叛逆思想对解构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探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与逻各斯问题。他要研究古代的逻各斯（Logos）是怎样变成近代的逻辑(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义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残篇的研究发现，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图后，西方人开始与存在发生对峙，越来越自信自己拥有支配存在的主体性与知识能力。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加以批评，德里达则直接继承了海氏的理论。再次，解构主义的出现与欧洲的左派批评理论密切相关。1968年，一场激进的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法国的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但革命后随之而来的是激进学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他们明明知道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却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种基础，包括语言、信仰、机构、制度和规范等。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达以《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的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德里达为了达到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中心的目的，选择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构主义内容冗杂，缺乏统一的理论和解释。解构主义者也拒绝为自己的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们主要的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古希腊逻各斯的强行曲解，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内在、直接的关系。因此，逻各斯中心论也被称为“语音中心论”，强调言语优于文字，书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达对此说法进行了解构。他说，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为了打破传统的“语音中心”偏见，他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这种文字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它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其次是符号应该在不考虑讲话人意图的情况下，依然能被人们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号上述的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验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优越。在更大的范围说，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arch-writing)。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德里达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对立中的等级秩序观念。如在言语/?文字、男人/?女人、灵魂/?肉体、意识/?无意识、开明/?蒙昧、西方/?东方等的区别对立中，逻各斯中心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德里达独辟蹊径，从语言学角度入手，通过对言语和文字的解构，瓦解了二元对立的观念，提出二元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等级秩序区分。不仅如此，“对立”的两项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相互渗透和包容等。 德里达还发明了“延异”概念，即延迟与差异。他直接利用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观念，打破语言是外在“真理”体现的神话。他说“延异(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个单词，本身是一个杜撰的词。在法语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两者的发音相同。若要区分它们，我们必得借助文字拼写上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言语优于文字逻各斯主义论点的一个极好讽刺。解构主义关于“替补”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为文学批评理论所借鉴，这里不再介绍。 通过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从言语与文字关系入手，德里达批判了逻各斯中心论，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观，提出了概念之间没有等级和中心而只有差异的思想。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构西方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论，对现存的等级秩序提出挑战。强调通过对旧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价值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批判与重建的双重姿态，德里达称为“双重约束”（doublebind）。他说：“事实上，我一直被两种必要性拉扯着，或者说我一直尝试公平对待两种可能看起来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构哲学，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关闭范围，但不放弃哲学。我承认这么做很困难，但无论在写作还是授课中，我重视始终尝试尽可能地同时采取两种姿态。”［1］ 这一思想产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论领域。它在政治学上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瓦解，重视多元文化价值。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解构主义思想对民族价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对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确立起到积极作用。当然，解构主义思潮自产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评。因为其理论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而来，这样说来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构主义发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种历史困境，即真理虚妄、意义不确定以及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等。因此我们对这样一种影响巨大的理论思潮也应该抱一种批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利用解构主义审视我们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认语言多元性，承认每种语言与文字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作用，而不可轻易否认自己的语言文字。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深受西方语言理论体系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中国古代谈不上语言研究，进而否定汉语和汉字研究的传统和成就。从汉语言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到对汉语和汉字的认识与评价都带上了西方学术思潮的烙印。如汉语的语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语法理论后面的，如汉语的语义学研究一直没能好好继承自己的传统，没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对汉字的误解导致的汉字落后、汉字要改革等错误观念，如汉语目前的理论体系对很多汉语现象缺乏解释力等等。这都是西方逻辑中心主义的深层观念所导致的结果。 兴起于西方的解构主义思潮，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传统思潮的反思。现在“解构”一词不再属于哪一个领域或地域，而是属于人类自身。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吸取其精华，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2解构主义思潮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在此视角下，我们反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既要承认我们的成就，同时也要发现我们的问题。我们应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言文字的客观事实出发，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总结出汉语言文字的规律，开拓新世纪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道路。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重视实证和归纳。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他考据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仅仅这几个数字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许慎重视实证的态度和做法。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里，称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的问学传统。许慎以实事求是、信而有证的学术精神和态度成就的《说文解字》奠定了汉字学基础。着眼于汉代的这种实证态度，学术史上汉代古文学家的学术成就称为“汉学”。这种实证方法一直延续下来，到清代还有很多追随者。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求实的态度和精神，清代的语言学研究达到了传统语言学的高峰。清代的实证表现为考据法的盛行，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给予考据法以高度评价。 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3］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注:参阅鲁国尧《“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2)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重视书面文献的研究，重视意义的独立研究价值。中国从先秦时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汉语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国记录文献的语言，也是知识分子进阶应试所用的语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仅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还是形成现代汉语的源头之一。当然，由于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从隋唐时期开始文言文和口语分离日渐严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为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间接因素。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汉语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认文言文在汉语发展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乱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经传道。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形成了中国古代“小学”与经学融合的现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语言文字学著作即在经部。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如张世禄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会观》中写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会，史策既无征考，则惟有求诸古来之余形遗迹，俾可想见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递嬗，察地层而识地壳之胎成，皆其类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国，则此文字者，诚有史以来，先民遗迹之所留，曷借之以窥其政俗之梗概，以补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弃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谓何，吾又乌睹其可哉？”［4］他在这篇论文中从汉字的构造入手来看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物质生产和精神建构，体现了语言文字与文化相互参照研究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初，罗常培先生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是自觉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划时代专著。 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注:新时期文化语言学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中国语言学的这三个传统都值得我们继续发扬。尤其是后两个传统恰恰是解构主义所重视和强调的。解构主义着力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客观而实际地认识其他语言文字的地位。解构主义非常重视书面语，这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等著作名称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达正是看到了逻辑中心主义、结构主义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语言的差异，强调书面语言和文字的重要意义。 汉语和汉字重意义的特点和现代语言学的从形式到意义的转向是非常吻合的，这本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却被以西方为中心的语言学者认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现。西方逻辑中心主义认为，语音和思想的本质、存在的意义之间有最直接、最接近的关系。从“语音中心主义”出发，言说和口语受到推崇，文字被贬低。而且他们责难对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针对非语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学家都表达了类似的见解，黑格尔批评汉字说：“他们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或者，相反地，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一种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大家知道，中国除了一种‘口说的文字’以外，还有一种‘笔写的文字’，后者和我们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个别的声音——并不把口说的字眼记录下来，却用符号来表示那些观念的本身。”“中国因为语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尔的这种见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汉字的普遍观念。西方人对汉字的偏见，还进而扩展到对汉语的认识。对汉语和汉字的偏见甚至一度成为西方人不自觉的思维习惯。 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力图创立一个具有普遍理性的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学变为一门科学。尽管索绪尔在心理上不愿意舍弃语言材料和语言现象的丰富多样性，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普遍性以及独立性的全新理论体系，事实上他将理性的语言观和人文现象对立起来，舍弃了语言符号的人文性。他对人文现象的舍弃，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逻辑中心主义，他的语音中心论实则是逻辑中心主义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及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础上的，长期以来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代表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观念与拼音文字血肉相连，互为因果。这严重影响到对人类语言文字的公正认识，导致弱势民族语言被边缘化以致面临失语的困境。 解构主义实际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反思，它检讨和总结了西方世界因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质丰富而产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思维，以及将文化系统建立在逻辑中心主义之上的缺点。解构主义承认东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样，具有各自的价值。德里达从融合表音与表意的汉字中发现了在逻辑中心主义外发展出强有力文明的证据。德里达的理论阐释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历史上部分西方学者的汉语言文字观念曾对西方逻辑中心主义造成过威胁，“一次是与科学思想的结合，汉字通过一般语言，通过莱布尼兹使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产生了偏离。再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东方学家费诺洛萨（ErnestFenollosa）和现代派诗人庞德(EzraPound)那里，这次是与诗学的结盟”［6］。德里达认为，从文学和诗学方面，汉语言文字展现的魅力能打破逻辑中心主义。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无论莱布尼兹，还是费诺洛萨、庞德，乃至德里达本人对汉语言文字的揄扬都是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他们都没有彻底了解汉语言文字。无论是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对汉语和汉字的贬低，还是少数学者的褒扬，他们的观点和认识都没有建立在对汉语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因此，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从汉语现象出发，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3 从解构主义的立场看，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应当从汉语现象出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中国语言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中国近代向现代的转折时期遭到质疑，受到冷落。与之同时，西方语法理论却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那么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应当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确，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文化的发展更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寻找适合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前人和现代的语言学者已经导夫先路，提供给我们可资借鉴的探索。 马建忠最早借鉴西方的语法理论写出了《马氏文通》。该书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语法写成，而是马建忠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的结果。对此许国璋先生的评价颇中肯綮：“（《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学习《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国《普世唯理语法》为范式。此书之成，我以为只是马建忠根据普世语法字别种、句司字的通理，凭个人的哲学自信（conviction），经过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写成这部中国向所未有，在体系上又超过当时西方语法书的力作。”［7］马建忠利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现象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各种具体语言，必然会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马氏文通》对汉语语法分析贡献很大，但总体上看，其中更多的是总结出汉语语法和西方语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汉语本身的特点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王力先生说：“各种具体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当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语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来说，世界语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点是主要的，没有这种特点，就会丧失其为独立语言的资格，和另一语言同化了”［8］。可见，对一种具体的语言来说，人类语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点是更值得关注。 王力先生说的世界各种语言的共同性，应更多体现在日常语言中。而对于某种语言来说，日常语言只是这种语言的表层部分，其深层部分应当是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更容易展现一种语言的民族特点。科学语言的民族特点很不明显。自然科学的那些诸多概念、公式、定理与逻辑推理，很难说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个民族语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学语言。在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语言学十分重视口语，重视语音中心主义，重视共时描写，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但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语言科学主义，则会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对书面语不重视，就容易使语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们以往的汉语研究由于过分借用西方语法理论来构建自己的体系，想利用这种体系来解决汉语的所有现象与问题，但结果并不遂人意。 合理的做法是从汉语的实际现象出发，扩大汉语的研究领域。我们过去的语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诗词骈文，只能分析形义相应的词语，不能分析形式压缩、内容积蕴的典故之类，这显示了汉语语言学的贫血现象。试问，如果汉语中去掉了“葛郎玛”（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点，那我们的汉语还是汉语吗？这些现象包括：第一，汉语中的对偶、平仄和骈文等；第二，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主语、谓语、宾语常有省略；第三，汉语的词难以确定词性等。 在这方面，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自主创新做出了贡献。启功先生摆脱了从语言理论出发到汉语中寻找汉语规律的模式，坚持从汉语语言现象的实际出发去研究总结汉语自身的结构规律。从对一些具体汉语现象的观察中，分析归纳出若干条汉语规律。如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修辞与语法的关系问题，语言环境对语法结构的影响问题，语气、语调跟语义、语法的关系问题等。启先生对“葛郎玛”不能包括的汉语特点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释。［9］ 关于汉语词性灵活的问题，19世纪英国汉学家威妥玛曾提出：“汉语词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汉语中对于这么多的词语（尤其是我们倾向于称之为名词和动词的词）有共通性，在有广泛差别的语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达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语言权威性地划分到像我们语言中词性的范畴里去的努力，都将枉费心机。而且，我们语言中的此类分析当然得有它们相对应的汉语语法，且不管能否对它们做词类分析；在所有的别的语言中用屈折变化生效而产生的大部分结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汉语自身也拥有，否则汉语就不成其为一种语言。”［10］对此，王宁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语、俄语这些种语言，一个词象一根小铁钩，一边有环，一边带钩，这个钩钩进那个环，连成一条就是一句话。钩和环得对合适了，大钩穿不进小环，大环挂不牢小钩，词的自由结合度很小，错了一点就被判为语法错误。可汉语的词象一个多面体，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胶，面面都能接，而且用点心都可以接得严丝合缝。比如回文诗，干脆结成一个圈儿，从哪儿都能念。这虽是文字游戏，可难道不启发人去想汉语的特点吗？”［11］39-40 以上认识使我们看到，要想真正认识一种语言，就必须不带偏见，承认其独特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于汉语现象的认识都会有更多的一致，都会发现更多的汉语特点，并总结出相应的规则和理论，这也才是汉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4 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1)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西方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走向科学的过程中，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使用的结构分析和描写方法等，都来自西方。西方语言学具有的科学精神和哲学的思辨精神以及逻辑的推理与表述，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西方语言学的不少流派都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启示和帮助，我们应当继续学习和关注。此外，西方学者关于汉语传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们重视。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们看到汉语的特点。[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卫东《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论十九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等。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当然有些西方学者对汉语言文字的偏见，我们必须加以抛弃。我们不反对学习西方，但反对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甚至重复别人遗弃的东西。西方语言学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们盲目追从，把那些本身片面的东西用在汉语上，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 (2)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语文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把结构主义强调到极点，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限制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导致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现象。 而解构主义则给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3)如何看待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 在目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汉语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实用语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不同，实用语言以明白清楚为目标，因此逻辑、语法重于形象；文学语言则以有意味有情趣为目标，因此形象重于逻辑。“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颗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对汉语的研究，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可偏废的。(4)如何处理好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还有重本体、轻应用的倾向，似乎只有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实际上任何本体研究如果脱离了应用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启功先生紧密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发现了很多实际问题，然后考虑理论上如何解决。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应用，注意古今汉语、文言白话的等值翻译，注意中文信息处理的“电脑传译”，注意辞书编纂的义项归纳与排列等等。这都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本体和应用的关系，目前语言文字学许多应用领域，如语言的规划和规范问题、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汉字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问题、辞书编纂问题等，都存在由于本体研究的滞后或游离而产生的诸多难题，影响了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阻碍我国向高科技信息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汉语研究必须重视本体与应用的结合。 为了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13］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4-5.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王力.王力文集：第16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78. ［4］张世禄.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1-6. ［5］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25. ［6］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78. ［7］许国璋.《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J］.中国语文,1991(3). ［8］王力.语法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M］∥龙虫并雕斋文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0：493. ［9］启功.汉语现象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97.［10］威妥玛.语言自迩集［M］.张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 ［11］王宁.汉语现象和汉语语言学［M］∥汉语现象问题讨论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12］何九盈.汉语三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7：256. ［13］王宁.中国语言学研究的自主创新［M］∥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