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语文知识；文言文；提高；理解能力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24-057-01
文言文在中国文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学好文言文，可以有效地促进现代文的理解。现代社会发展突飞猛进，人们的交流、信息处理愈来愈简洁化，尤其显示出文言文对现代社会的重要作用。那么。在实际教学中，怎样才能提高学生的文言文知识能力呢？
一、“读”——促进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古文教学，“读”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多读、有感情的读对于学生了解文学常识、理解课文内容很有促进。许多重要的文言知识，只有通过大量的读才能体会出来。
1、古诗、词、曲 采用“读——讲——背”的方法，学生先初读、试背。然后通过老师的分析讲解以及对课文内容的理解，达到背诵的效果。
2、散文、骈文类 采用“粗读——讲解——熟读——诵读”的方法。要求学生在熟读的基础上尽量背过。古文背诵实际也是一种加深对课文内容的分析理解。对于篇幅短小精悍的散文、骈文，如《劝学》、《师说》、《滕王阁序》、《邹忌讽齐王纳谏》等文章，我要求学生背熟；而对于篇幅较长的文章，如《廉颇蔺相如列传》，我要求学生背诵“渑池会”这一段落。这样下来，学生的文言文背诵量看起来繁重，但是，学生们明显感觉到背诵过的课文比未读熟的文章理解深透。
二、以生动的课文内容分析，加深学生的理解
学生学习文言文，大多感到生硬、拗口。所以，文言文教学相对来说难度较大。老师应该以生动的讲解、具体形象的分析，吸引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进入课文角色，使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如教学《黔之驴》这篇寓言，我通过幻灯片演示，同时配乐课文朗读，学生的学习兴趣高涨，对课文内容一下子理解的很清楚；对“黔驴技穷”这个成语的来历和含义理解的更加深刻了。《鸿门宴》教学过程中，我采用分角色配乐朗读展示课文内容，引导学生分析人物形象，学生对刘邦、项羽、范增、樊哙等人物从课文朗读中可以看出各自的性格特点。
三、注重文言文知识归纳，增大学生的知识容量
“知识在于积累”。古文教学重在知识的归纳。古文中一词多义、词类活用等现象较普遍。只有通过认真详细的归纳总结，才能使文言文课文中的知识条理化、清晰化。文言文知识归纳通常有以下几点：
（1）文学常识，包括作家作品、写作背景等的归纳。
（2）通假字、异读字整理。
（3）一词多义知识归纳。
（4）词类活用现象分析。
（5）文言句式分类。
（6）写作特点及风格。
在上面这六点文言知识中，学点与考点往往出现在1点——4点，难点往往在4、5点。老师只有通过这样详细耐心的归纳讲解，才能使学生对课文理解的更加深刻。比如，“一词多义、“词类活用”等知识点的归纳，不仅是当节课文知识的延续，更是对前面学过的文言课文的复习。而“文言句式”的归纳，相对来说难度较大，学生找判断句比较容易，有特征；而“倒装句”、“省略句”、“无主句”等需要老师的不断引导。我在教学中，对每节课后文言知识的归纳，要求学生必须熟背于心，这样一点一点积累下来，学生的文言文理解能力显著提高，古文知识容量也在不断加大。
四、延伸课外阅读，提高学生的文言文理解能力
在实际教学中，我鼓励学生加大古文课外阅读量。作为教师，我给学生找一些相对简单的古文篇目，让学生以自己掌握的文言文的知识，试着去读、去翻译、去理解、去归纳。如中国古代寓言故事中的《郑人买履》、《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掩耳盗铃》等古文，我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完成，包括文体、翻译、大意、知识归纳等。这样，学生在课外阅读中。既加大了古文知识的积累，又扩大了古文的阅读视野。
对现代学生而言，文言文属于陌生语言，这就要求教师将枯燥的内容放置在生活之中，使学生身临其境，在轻松、愉快而又严密、系统的氛围中学习，最终达到教学目的。具体方法如下:
1.美读法。古人云:“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教师范读时必须美读，读出神韵，读得摇曳生姿、回肠荡气，让学生不仅听出语气、情感，还激发其学习的兴趣。
2.表演法。教师可引导学生根据课文内容改编成课本剧，进行即兴表演。用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晏子使楚》《郑人买履》等课文都可以运用。
3.绘画法。许多优美的文言文都可成画。如《记承天寺夜游》《爱莲说》等文章都可以让学生用手中的笔画出精妙的图画，在挥洒自如中，让陌生的语言真实地展现面前，学生在想象的天空中尽情地翱翔。
二、要加强诵读，培养语感
正确朗读文言文是学习文言文的关键。要加强诵读，培养语感必须要求学生学会朗读方法及注意点，如:正音、停顿、语速、节奏等，必要时可适当加入体态动作。
不少学生学习文言文只满足于扫清文字障碍，认为会读就行。其实不然，学习文言文一定要加强诵读和背诵，把文言文中的若干重要篇章熟记在心，文言文要求掌握的知识就已经包含在其中了。更重要的是，通过诵读和背诵可以学到古代名篇的构思立意、布局谋篇、语言修辞等方面的要义，从而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因此，文言文教学要加强诵读和背诵，指导诵读时要求学生要读出抑扬顿挫和感情，而不是单纯的死记硬背。学生诵读的文言文多了，
对文言的语言感知能力也会越来越强，文言文的阅读水平也就会越来越高。
三、教师要解疑答惑，指导方法
古文化浩如烟海，教师永远讲不完，这就要求教给学生一定的学习方法，培养其学习能力，使之借助工具自己探索历练，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可指导学生对所学文言知识进行归纳，使知识系统化。例如学习《马说》《爱莲说》之后，要归纳说明，“说”是古代文体名，跟现在的杂文大体近似，是议论文的一个分支。教学中还要引导学生做好文言知识的归纳整理工作，如：一词多义，特殊的文言句式等。促使学生掌握的文言知识条理化和系统化，并由此产生领悟和联想，类化和迁移，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从而提高自学能力。
以学习文言词语为例，文言词语包括一词多义、词类活用、通假字和古今异义等。这就需要老师指导学生学会归类和积累。考试时不会直接考课本上的原题，但题目答案在课内，要想考出好成绩，就一定要牢固掌握课本上的基础知识。需要掌握的方法便是分类归纳，加强积累。以《送东阳马生序》为例，文中一词多义现象非常多。如“以”“之”“而”等等。这些文言词句很容易记混淆，教师可指导学生归纳该词有几种用法，分类记忆，这样就能事半功倍了。日积月累，收获是非常大的，天长日久，效果将更可观。
四、联系生活学习文言文
“文言”和“白话”二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血缘联系。因此，我认为教师应该指导学生联系生活学文言。
【关键词】归纳法 演绎法 大学英语语法教学
相似性认知是人类认识的起点之一，归纳法作为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基本思维方法，是强调以事物的相似性为基础，由特殊到一般、从特殊中引出一般规律的思维过程。它由英国著名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首次作了系统论述，以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太过强调思辨而忽视实践的哲学趋向予以反拨。这种思维方法有利于在实践中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实践精神，因此引起了科学发现的巨大进展。但是归纳法也有其缺陷和不足。首先，归纳必须以大量的事例作为基础，在实践中，在某些情况下不能提高认知效率。而且归纳也有完全归纳与不完全归纳的分别。在世界上，事物的存在往往是多种多样的，且数量庞大，不能一览概观，所以归纳时难免会对有些特殊情况产生遗漏，而这种遗漏会造成归纳结果的巨大差异。这方面的例证，有著名的“黑天鹅悖论”。该悖论认为，当我们对天鹅种类进行归纳时，我们因为归纳了999只白天鹅――这个数量不可谓不大，并进而得出“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这样的一般结论，但是当我们归纳到第1000只天鹅并发现那第1000只天鹅恰好是黑色的时，我们的归纳结论就会被。这个事例提醒我们对归纳法的运用要灵活适当，不能迷信。
演绎法是由一般到特殊的思维过程，是从一般性前提加以演绎进而推论出具体和特殊结论的思维方法。最具有代表性的演绎形式方法是“三段论”，这种方法由古希腊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亚里士多德首次进行了系统论述，并从此成为最为常见的演绎方法。它的推论过程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部分构成：大前提是一般陈述，小前提是关于大前提主项下一个特殊事物的一个陈述，而结论则往往表现为小前提的主项具有大前提谓项所表明的性质。在欧洲古典时期，以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勒内・笛卡尔为代表的一代学者大家手中，这种方法更是有着深刻的体现。这一时期的人往往在研究和思维过程中寻找普适性的原理或公理，然后再从中引申出其他次要的原理，这不得不说是演绎法的新发展。演绎思维方法因其具有的灵活性、精确性而成为在欧洲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思想方法。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演绎法所具有的内在局限性。首先，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具有普适性和确凿的一般前提规则本身往往是需要被验证和证明的，一旦它发生错误，那么结论往往也就错了，因为演绎是一个线性的逻辑过程。另外，推论过程本身需要较强的抽象思维和准确性，所以在实践中往往很容易出现因推论过程发生错误而导致结论不正确的现象。所以，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也要慎重使用演绎法。
语法体系的形成过程是人们对语言现象进行归纳并加以系统化，同时又反过来对语言发展过程进行规范的结果。语言是人类经验和思维的载体，也具有一般和特殊的规律性，不同的语言现象反映着操该语言的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经验和思维方式。爱斯基摩人的语言里表达“雪”这一概念的词语就多过其他人群，这是因为“雪”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通常将“述谓结构”（如I am writing.）甚至只有谓词（It is snowing.）当作一个句子的主要成分是因为任何人类的任何经验都要以事物和自身的存在为条件并离不开事物的运动和发展过程。我们无法理解像“Green clouds sleep furiously.”这样的英语句子就显示了语言表达不能违背世界的可能性的本性。
英语语言规则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很多变化。从古英语到中古英语，再到以杰弗里・乔叟和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国现代英语的形成，其中就经历了许多曲折。古英语时期，由于罗马帝国对英国的统治，那时的英语语言作为处于弱势的语言就引入了很多拉丁语的语法规则（例如：“不可以以介词结句”这样的规则）；后来，由于北欧（如丹麦海盗）和日耳曼蛮族的入侵，英语又从中吸取了这些民族语言中的很多元素。11世纪中期，法国诺曼贵族征服了这片土地并带来了很多表示诺曼上层文化的语词（如表示烹调和食物的词汇）。但是，这些也称为英语语言丰富和发展的巨大动力来源。几个世纪之后，英语语言随着英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下层人民所使用的具有生命力的英语形式取得了胜利终于形成了现代英语。在这个过程中，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 1709―1784）的英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就对现代英语规则进行了很多归纳和规范。
英语语法教学中要经常用到归纳和演绎方法。首先语言的学习和认知过程就离不开归纳方法，因为人们总是必须从特殊事物为起点进行学习，它符合一般逻辑思维和学习发展过程的规律，学习者只有在掌握了大量的具体语言事例之后才能形成语言的体系概念。这就要求我们要在英语语法教学中必须以语言素材的积累为基础来组织和开展教学活动。但是，在学习者对语言规则的熟悉和积累达到一定阶段后，在高阶段的语法教学中，语言素材所体现的语言现象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庞杂。这时要对它们进行归纳并正确呈现语言规则就变得困难起来。且不说为了让学习者对一个语法规则进行漫长的学习过程的现实性问题，归纳中的“黑天鹅悖论”也提醒我们学习者如果不能接触较为完备的语言事例，他们形成的语法概念的正确性就难以得到保障。
为了弥补归纳法在语法教学实践中的这些缺陷，我们可以适时运用演绎的方法。首先，前人已经对英语语言的规则做了大量的归纳并形成了很多能加以应用的正确结论。从古典修辞学到语文学再到现代语言学和语法都对英语语言规则做了较为完备的总结性工作，运用演绎方法既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学生掌握语言规则的用法，又能避免出现对语法概念形成错误认识的可能。
但是，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演绎法对抽象思维的要求较高，并且由于概念体系的排他性，也往往会照顾不到特殊的语言现象。综合两方面的因素，在英语语法教学中，可以结合归纳法和演绎法进行教学，取长补短，互为补充。
大学阶段是英语语法学习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学习者正处在思维和知识量快速发展的阶段，一方面他们已经掌握了相当数量的语法知识，另一方面他们也具备了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所以在英语教学中可以结合归纳法和演绎法进行语法教学。具体来说可以按照如下步骤展开语法教学活动：以归纳为先导，呈现语言素材，再进行归纳，这样可以使学习者了解在具体的情境中掌握和使用语言规则，经过自我思考，加深理解和记忆。而对于一些较为繁杂的语法现象，可以运用演绎法来进行教学，这样既是为了节省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也能避免因为学生的个体差异而出现在归纳过程中导致错误结论的混乱现象。另外，合理掌握归纳和演绎的尺度，灵活运用是关键。
【参考文献】
［1］金岳霖等.形式逻辑[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第一维度：建立以教材复习为主的横坐标（x轴）
教材是依据，是根本，是学习文言知识最熟知的语境，是帮助学生掌握重点实词、虚词、句式等知识点的活标本。教师可采用串讲、点拨、分析等方法进行文言文的第一轮复习，让学生利用早晚读进行诵读、清理、归纳等工作，减少“背诵默写”的压力。（有些篇目是高考的必背篇目）
教师通过对重点文言课文（或者“必修模块”）中文言知识的串讲，能够使学生从熟知的语境中迅速把握一些关键的字词句，大大提升文言知识积累的效率。这种将教材横向联系起来整合文言知识的方法，效果比较理想。
2.第二维度：建立以考点复习为主的纵坐标（y轴）
考点复习体现了备考的针对性，选择一本完善的高考文言复习资料，可以帮助学生将书本中的文言知识进一步系统化，进一步提升学生文言知识复习的广度和效度。同时，考点复习结合往年的高考真题来讲解，并且围绕一些经典的模拟题来帮助学生训练提高，都符合知识掌握的一般规律。而学生纵向地训练近几年的高考真题，有助于进一步明确考点中的重点。比如120个实词中哪些是经常考到的，在经常考到的实词中，哪些义项是经常考的。在特殊句式、词类活用等方面学生也都可以进行相关的反思总结，形成自己的“训练笔记”。
教师除了让学生读懂文段练习考题之外，还可以围绕考点，帮助学生进行相关的考点知识清理。教师根据考点，进行必要的疏通和引导，加上学生反复的纵向训练和归纳，文言字词句落实了，文言知识巩固了，运用能力也在无形中加强了。
3.第三维度：建立以针对复习为主的竖坐标（z轴）
学生在横向清理与纵向归纳的基础上，还应该将备考继续引向深入，即根据自身的复习实情，主动建立重难点突破的第三坐标。比如，“断句和翻译题”，其实断句和翻译的知识根基还是文言字词句的落实。怎么突破翻译？怎么突破断句？教师可以加以引导，比如，给学生提供一些简短的文言趣文，让学生进行自我翻译。也可以拿往年高考试题中的文言文段直接进行翻译，既规范又可以达到训练的效果。至于断句，当然也可以拿高考试题中的文言语段让学生进行整体的断句训练。
对于古代诗歌鉴赏，惯常的复习备考常常是围绕“语言、内容、手法、主题、风格”等指标来进行的。其实，在学生的实际阅读鉴赏中，最大的难点依然是怎样有效地读懂一首诗歌的字面意思。因为任何鉴赏都离不开最本质的语言载体，而对最本真的诗句的解释与分析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二、如何对诗歌的字词句进行有效解读
1.了解并掌握一定的古代诗歌意象
中国古代诗歌大多离不开意象，意象经过诗人的不断感知、体认，一般在表意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学生在复习中有意识地掌握大量的古代诗歌意象，无疑对诗歌文句意思的解读具有重要意义。
2.了解并掌握一定的古代诗歌创作常识
古代诗人写诗常常讲究一字传神，讲究炼词、炼句与炼意，所以考场里需要鉴赏的字词句大多与诗歌的情感或主旨有关；古代诗人写诗，特别讲究音韵和谐，多用整句、对仗句，这些句子语义常常相关、相近或者相反，这就为我们解读诗歌的字面意思提供了上下联系理解的可能。另外，为了平仄押韵的需要，诗人常常将文句内容进行必要的倒装。
3.了解并掌握一定的古代文化常识
关于古代的文化常识，可以让学生从古代文言阅读中积累，也可以由教师进行专门传授讲解，对一些常见常用的文化常识进行整理归纳，以帮助学生丰富储备。
4.了解并掌握一定的文言知识
古代诗歌是古代诗人在文言的基础上写成的，对一些诗句的理解依然要依靠文言基础知识，所以对很多诗歌字面意思的解读都离不开文言翻译的功底。这一点，学生也要特别加以重视。
【文章编号】0450-9889（2017）06A-0036-02
传统教学强调的是学科本位和知识本位，所以传统的历史教师比较重视知识的传授。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学生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大多数教师的共识，传统的历史课堂也逐渐被以自主合作探究为主的课堂模式所取代。在因教学理念改变而欣喜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目前历史课上学生能力培养水平还很不乐观。
首先，历史中考分值低，难以引起学生和家长对历史学习的重视。虽然历史也是中考科目之一，可是其分值大多是40或60分，考试的范围也仅限于考试说明中规定的内容。所以这门课程在七年级和八年级根本得不到学生的重视，甚至有些家长也认为历史不用下功夫学，到初三突击背一下知识点就行了。
其次，传统教学观影响了一部分历史教师培养学生能力的热情。传统的历史课堂主要依靠学生的死记硬背来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只是把学生当作把重难点输入到自己内存里的机器。至于学生的历史学习能力是否得到培养，学生相应的情感体验是否实现，都不在课堂教学的考虑范围之内。
再次，历史课没有充足的能力培养成功经验可以参考借鉴。多年来历史一直居于所谓“副科”的位置，学科相关研究也较之于“主科”少得多。很多教育研究者也多愿意把探索的目光聚焦到语数外这样的工具学科上。历史教师想要和主科教师一样，让学生掌握一定的分析总结和归纳能力，需要做出更多努力。
在历史学习能力诸多要素中，归纳能力的培?B尤其重要。归纳能力是历史学习能力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指学生能够把众多历史知识进行归类整理，以及探求类别内部的特点规律，或者类别之间区别和联系的能力。[1]这种学习能力是学生在历史学习中接受历史的启示、吸收历史的智慧、学会用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可以说，培养学生的历史归纳能力，是关乎学生终身发展的大事。现阶段学生历史归纳能力水平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不知道归纳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也根本没有认识到归纳能力的重要性；二是还没有形成归纳历史问题的学习习惯；三是没有掌握科学的归纳方法。那么如何培养学生的历史归纳能力呢？
一、明确内涵，提高学生对归纳能力重要性的认识
初中学生的抽象思维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他们对抽象概念的理解能力也比小学生强了很多。[2]只有对归纳能力有了相应的认识，学生才能在历史学习中主动运用它，主动接受教师的能力培养训练。因为年级的不同，教师对归纳能力的介绍应该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初一阶段只要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归纳能力即可。教师可以采用举例子的方法来为学生演示归纳方法的含义。比如在学习完《“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这两课之后，教师可以把这两个时期的主要内容进行分类归纳，包括在位皇帝、背景、主要措施、产生效果、历史评价等，这样再让学生识记知识点就会容易很多，待学生感受到这样识记的效果更好以后，再告诉学生这就是归纳能力的作用。
二、培养习惯，让学生在历史学习中经常运用归纳能力
学生的能力形成，都会伴随着一定的学习活动。[3]历史归纳能力的形成也和历史知识的学习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往历史教学比较强调学生对知识点的识记，为了给学生更多识记的时间，很多教师都是直接把问题的答案让学生写下来，然后去背诵记忆，这种做法对于培养学生的归纳能力非常不利。其实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归纳能力的契机很多。例如，在学习中国古代史的时候，可以让学生把不同朝代的建立者、都城、政治措施、经济措施等进行归纳分类；在学习不同朝代文化成就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成就按照天文、历法、科学、书法、文学等方面进行归纳分类。这些伴随着课堂教学进行的归纳能力训练，不仅能让学生切身感受到归纳能力的作用，还能向他们有效渗透科学的归纳方法。
三、指导方法，促使学生形成行之有效的归纳能力
要培养学生的历史归纳能力，还必须教给学生科学高效的归纳方法。历史知识相对比较零散，而且内容也比较多，所以教师在教给学生归纳方法的时候，不能一个标准一个尺度将归纳进行到底，否则将有可能适得其反。那么有哪些科学的归纳方法可以教给学生呢？
（一）明确归纳主题
初中历史课程涉及古今中外方方面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之间又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指导学生进行归纳之前，一定要让学生先明确归纳的主题是什么。比如在学习中国古代史的时候，要归纳不同朝代的知识点，就要先确定是要归纳这些朝代的政治措施，还是经济措施、文化成就，再或者是这几项都需要归纳。在指导这一点的时候，教师可以为同一个史实确定不同的归纳主题，也可以让学生自己多确定几个归纳主题。不同归纳主题侧重点的变化，不仅能让学生的归纳能力得到锻炼，还能让其思维能力得到发展。
（二）设置分类标准
在指导学生设置分类标准的时候，要确保分类之间不会有交叉。比如归纳中国近代史知识点的时候，可以指导学生按照“屈辱篇”“抗争篇”和“探索篇”来进行分类，分别归纳中国近代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著名的战役，以及有识之士在寻求救国救民道路上的不懈斗争这三方面的内容。有的学生在这三个分类之外又加了个“辉煌篇”，意在归纳中国近代取得的各方面成就，但在“探索篇”里也有一些内容是介绍中国近代成就的，两者内容有交叉，所以设置“辉煌篇”就没有必要了。在分类标准的设置中，还需要注意一些类别可以继续二次分类。比如上述分类中，中国近代的“探索篇”中，还可以分为“封建统治者篇”“民族资产阶级篇”和“无产阶级篇”三类。不过，虽然分类层次越多，对知识归纳也越全面，可是这也会增加学生识记的负担，所以分类需要进行到哪一步，应视学生的学习程度而定。
（三）列出归纳提纲
教学生列归纳提纲，是让学生对将要归纳的历史知识进行宏观统筹。归纳提纲可以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字叙述、图表等都可以。近几年悄悄走进历史课堂的思维导图，就是用图画的方式表述的一种归纳提纲[4]。
关健词：逻辑认知范式；形成；检讨；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B8109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5833（201）0301009
作者简介：李承贵，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23）
这里所谓“逻辑”，主要是指19～20世纪之交中国学者从西方介绍、引进的逻辑学原理、规律、思维方法等，它包括名称的界定、归纳、演绎、概念、判断、推理、逻辑分析等。中国学者在翻译、介绍、引进西方逻辑学理论的同时，也自觉地将其应用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中，并且表现为主体上的广泛性、时间上的持续性，以致成为一种学术研究范式。
一、 “逻辑”之为学术研究方法意识的形成
逻辑之为学术研究方法，似乎在中国学者翻译、介绍的同时，便有了非常清晰的自觉意识。在中国学者的观念中，逻辑天生就是一种学术研究方法，而且是非常有效的研究方法。那么，逻辑之为研究方法意识究竟有怎样的表现呢？如下陈述足以显示其清晰的图像。
严复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翻译、介绍西方逻辑学的代表性人物，他先后翻译了《穆勒名学》（1905年出版）、《名学浅学》（1909年出版）两部逻辑学著作，在这两部名著中，严复介绍的内容有：“名”的界定、归纳法、演绎法、推理、推理的前提或基础、“名”的类型、界说方法与规则、演绎推理及其用处、归纳基础及类型、公理、因果关系等。而在他早期发表的论文中，就已涉及诸多逻辑学内容，如在《原强》中就提到：“非为名学，则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也。”①为什么“名学”如此重要呢？我们可从严复介绍归纳、演绎的用意中看出：“格物穷理之用，其涂术不过两端。一曰内导；二曰外导。……内导者，合异事而观其同，而得其公例。……学
至外导，则可据已然已知以推未然未知者。”就是说，作为“格物穷理”的方法，归纳是从杂多中找其共性，演绎则是根据已经把握的知识推演出未知的知识。如下这段话将归纳、演绎的方法论意义表述得更清楚：“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在严复看来，归纳演绎就是格物穷理的途术或方法，而且是方法中的方法。严复说：“本学之所以称逻辑者，以如贝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明其为体之尊，为用之广，则变逻各斯为逻辑以名之。学者可以知其学之精深之广大矣。”而在严复看来，中国古代学术弊端正由于欠缺归纳方法。他说：“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其外籀非不为也，为之又未尝不如法也，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媛姝者以古训而严之，初何尝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诚妄乎？”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学问向来偏于外籀而内籀能事极微，而且传统思维方式中虽有演绎推理但缺乏演绎推理的大前提――逻辑归纳得来的“公例”。可见，归纳、演绎在严复观念中就是学术研究方法。这种归纳、演绎之为学术方法意识在陈显文这里表述的更为清晰、更为直白：“我认为名学就是论思想方法的学问，所以无论那一家的名学，其内容所讲，都是归纳演绎等方法。”
针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逻辑三段论，梁启超曾表达过自己的看法，他说：“盖（亚理斯多德）三句法者，不过语言文字之法耳，既寻得真理而叙述之，而大适于用，若欲此考察真理之所存，未见其当也。”就是说，三段论不过是用语言文字将获得的真理进行表述的方法而已，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实验法、归纳法才能获得真理。相比梁启超对演绎法的“歧视”，其他学者的认识与判断似乎更为准确、更为公正。田吴翻译的《论理学纲要》（1902年商务印书馆），内容包括思维基本规律、概念和判断、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等。田氏对他翻译《论理学纲要》的动机做了这样的描述：“人无论理学之学识，则不知推断事理，于讲论一切学问，即不能畅所欲言，即使能言之，或语多刺谬。”也就是说，没有逻辑学的规范，一切学问都不能展开，即便免强展开，也多有谬误。可见，在田吴的观念中，逻辑学自是一种学术研究方法。王国维翻译的《辨学》（1908年），内容包括名辞、命题、推理式、虚妄论、方法论、归纳法、归纳法之附件等。王国维对逻辑学的性质做了这样的定义：“吾人得谓辨学者，一切科学中最普遍者也。吾人之待辨学之助，较待他科学之助为多，以一切特别科学，但研究事物之一部分，以构成知识一分支，而辨学则研究一切知识中所应用之思想之原理及形式故也。”就是说，逻辑学不仅是一门学术研究方法，而且是具有特殊作用的方法，即它可以研究所有知识中所应用的思想原理与形式及其原因。屠孝实著有《名学纲要》，其中内容既有思维原则，也有同异原则、理由原则，前者包括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后者包括充足理由律或因果律、分析与综合、概念及其种类、判断及种类、推理及种类、归纳与演绎、演绎的谬误、意义含糊、假设及其不当等是对逻辑学方法的系统介绍。在屠孝实看来，逻辑之为逻辑，就在于它的学术方法性质，他说：“科学中有专究思维之体用，推其变化，考其符验，以明为为学之途术。示禁防之常例者，是为名学。”
张申府特别推崇逻辑学，在他看来逻辑是最有用、最有价值的方法，他说：“哲学解析乃是理性的极致，在根本上，是与科学一致的。都在认问题可以分着解决，分开而得的解决，就是真解决。反对解析的，便以为问题不纯分解决。或则总解决，或则不解决。分着解决而得到答案也都是部分的，并不完全对。但是现代的逻辑，实是近代科学的自觉。除非科学自己完全圆满，逻辑解析总是会有其需要的。”特别是对罗素数理逻辑的介绍，张申府不遗余力，他说：“逻辑对于哲学最伟大创辟的成就贡献，造时代而且千古不磨的成就贡献，也就在他的新方法，……具体言之，就是在他的数理逻辑，逻辑解析，以构代推；与夫也是由弄算数与逻辑而得的摩状论，尤其是类型论，以及他总在利用的一件利器‘欧坎剃导’（奥康的剃刀）。”此外，张申府还对西方界说的历史和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他说：“第一类是亚里斯多德的学说，以为界说是规定事物自性的，也可名为‘事物说明’。第二类是康德与其徒弗里思的学说，以为界说是规定概念的，并分为概念构成暨概念分解两种，即康德之综合解说与分析界说。第三类以为界说是说明一个符号已有的意谓或用发的，也名为‘记号说明’。……第四类是近代巴斯噶以及弗雷格等成立的新说，以为界说是确定一个新引用的记号的意谓或当有的用法。”这就是西方逻辑学史上先后出现过的四种代表性的界说。无疑，对张申府而言，普通逻辑、数理逻辑都是有助于学术研究的有价值的工具和方法。
郭湛波长于19、20世纪之交中国学术史的梳理，逻辑学的传播及其影响是其梳理工作的一部分。在他的观念中，逻辑学之为一种学术方法是无可置疑的，他说：“自严先生译此二书（《穆勒名学》、《名学浅说》），论理学始风行国内：一方学校设为课程，一方学者用为致学方法。”被用为“致学方法”的就是逻辑学：“形名学是什么？就是中国的逻辑学。……中国的治学的方法，就是中国的逻辑学――形名学。”而作为学术研究方法的逻辑学，已对中国现代学术产生积极而深远影响：“自从西洋论理学来到中国以后，同时影响到中国的思想方法，注意到先秦的惠施公孙龙，墨辩之学，以章太炎、章行严、胡适、梁启超、冯友兰成绩为最佳，胡适著英文《先秦名学史》、墨子《小取篇新诂》，梁启超的《墨子学案》、《墨经校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里头的《惠施公孙龙及其他辩者》、《墨经》，邓秉钧的《墨经新释》，钱穆的《惠施公孙龙》，王馆的《公孙龙悬解》。……此外，就是我前年出版的《先秦辩学史》，作了一个整的论述。”不难看出，郭湛波所列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大家，他们的学术成就无不与逻辑方法的应用有关，逻辑之为学术研究方法意识也就昭然若揭了。
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关于不同逻辑方法之间应该互为补充的观念，正是逻辑之为学术研究方法的特殊反映。梁启超说：“盖人欲求得一现象之原因，不可不先悬一推测之说于胸中，而自审曰：此原因果如我之所推测，则必当有某种现象起焉。若其现象屡起而不误，则我之所推测者是也。若其不相应，则更立他之推测以求之。……故实验与推测常相随，弃其一而取其一，无有是处。吾知当培根自从事于试验之顷，固不能悬测，但其不以此教人，则论理之缺点也。”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载《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87―88页。这是强调归纳法与演绎法各有所长，不可偏废。胡适认为逻辑方法要在学术研究中发挥最佳作用，就必须统筹兼顾之。他说：“弥勒和培根都把演绎法看得太轻了，以为只有归纳法是科学方法，近来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渐渐董得假设和证验都是科学方法所不可少的主要分子，渐渐明白科学方法不单是归纳法，是演绎法和归纳法相互为用的，忽而归纳，忽而演绎，忽而又归纳；时而由个体事物到全称的通则，时而由全称的假设到个体的事实，都是不可少的。”在胡适的观念中，归纳法与演绎法都是学术研究必需的方法，但与严复偏爱归纳法不同，他强调二者的作用同样重要。张申府对逻辑分析哲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进行了比较，他指出：“解析的目的在把思想，把言辞弄清楚，藉以见出客观的实在。唯物在承认有客观的实在，而由科学的方法，革命的实践，本着活的态度，以渐渐表现之。”《张申府学术论文集》，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66页。显然，他认为逻辑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方法都承认客观的实在，但它们的差别在于：“逻辑解析不免要有所分，照例是根据原子论的观点；而辩证唯物则侧重于前，于变，于事象的相关关联。”《张申府学术论文集》，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66页。因此，二者可以在方法上取长补短：“解析而辩证唯物，可以不至于茫无归宿。辩证唯物而兼解析，也庶几免掉粗略或神秘。”学者将逻辑方法的功能与价值不仅在逻辑学内部进行比较，还将其与逻辑学之外的方法进行比较，由此可见逻辑之为学术研究方法意识已经深入人心了。
将逻辑作为学术研究方法，还可以从应用实践去考察。中国学者在介绍逻辑学的同时，将逻辑学方法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归纳法是严复最崇拜的方法，因而他用归纳法来思考研究人文社会科学问题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研究国家、政治的学术实践中就有逻辑方法：“吾人考求此学，所用者是天演术，是历史术，是比较术，是内籀术。”而其得出的四条政治学“公例”，就是归纳法应用的结果：“今夫人相合为群，此群群之中，所相同而可论者众矣，乃今悉置不论，单举政治一门，而为之公例曰：凡是人群，莫不有治人、治于人之伦理；治人者君，治于人者臣；君臣之相维以政府；有政府者，谓之国家。”梁启超则将归纳法用于历史研究，他说：“大抵史料之为物，往往有单举一事，常见其无足重轻，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则一时代状况可以跳活表现。此如治庭园者孤植草花一本，无足观也，若集千万本，莳以成畦，则绚烂炫目矣。……吾之搜集史料，正有类于是。”王国维则对归纳法的内涵与价值有明晰的了解，他说：“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这使他应用归纳法与演绎法不仅游刃有余而且效果极佳。王国维说：“文无古今，未有不文从字顺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读之，能解之。《诗》、《书》、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难读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现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如果说王国维的这种考证属于学术成就的话，那么归纳法与演绎法居功至伟。
可见，无论是严复对归纳、演绎的引入，还是梁启超、王国维对逻辑学的综合介绍；无论是张申府对罗素数理逻辑的推崇，还是郭湛波对逻辑应用所取得学术成就的说明；无论是严复、胡适、张申府将逻辑方法与其他方法的比较，还是严复、梁启超、王国维将逻辑方法应用实践，这一切告诉我们的都是一个简单而有价值的信息：逻辑之为学术研究方法的意识已然形成，正如顾惕生所说：“今世学者称逻辑为一切学之学者，正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一切皆有籍于逻辑之思维，为推进器也。于是争远崇希腊亚里斯氏多德受著逻辑专书、兼及印度之因明学。余谓我国自有其逻辑之墨子辩经，足为推进器。”
二、 “逻辑”方法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应用
不难发现，中国学者在介绍、引进逻辑学方法的同时，常常会联系到中国哲学思想史中的相关内容，他们发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体系中有类似内容，就会加以引申；发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体系中没有类似内容，就会探讨究竟；如此，逻辑学的传播便从单纯的介绍、引进层面转入应用、实践层面。那么，中国学者是怎样将逻辑方法应用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呢？
中国古代哲学中有无逻辑思想，在引进逻辑学的早期就已有争论，但多数学者还是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是有逻辑思想的。如章士钊说：“寻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其谓欧洲有逻辑，中国无逻辑，言也。其谓人不重逻辑之名，而即未解逻辑之理者，尤妄说也。”严复是比较早发掘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学者，在他的论著和译著中，随处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古代思想中“逻辑元素”的评论。比如，他认为《易》中“本隐之显”与演绎法、《春秋》中“推显至隐”与归纳法具有相通性。严复说：“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再如，他认为《道德经》中“曲则全”、《中庸》中“致曲”、朱熹所谓“大处不行终由小处不理”等与西方分析方法具有一致性。他说：“曲，一部分也；举一部分，则全体见矣。故《中庸》曰，其次致曲。天下惟知曲之为全者，乃可以得。故西人重分析之学，朱晦庵亦言大处不行，终由小处不理也。”正是严复的这种开掘与比较，才使《易》、《春秋》、《道德经》、《中庸》、朱熹思想中的逻辑元素被认识。而对于不符合逻辑方法的命题或思想，学者们则会给予批评。比如，针对二程所说：“格物穷理，非是要尽穷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它可以类推。……所以能穷者，只为万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虽小，皆有是理。”陈显文就进行了讽刺：“看了鸢飞鱼跃的理便推到人事上的理，见了酿酒便推到人的德行上，这样说来，真是善于会悟了。但是，鸢鱼和人有几点相同处呢？酿酒与人又有几点相同处呢？这样类推，世间什么事都可以拟，这如何能得到明确的理呢？”在不同性质事物间进行类推是中国古代思维方法的通病。
梁启超认为《墨子》中含有丰富的逻辑思想。他说：“墨子全书，殆无一处不用论理学之法则。至专言其法则之所以成立者，则惟《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非命》诸篇为特祥。今引而释之，与泰西治学者相印证焉。”那么，他是怎样印证这个论点的呢？比如，对于《小取》，梁启超说：“论理学家谓，‘思惟作用’有三种形式，一曰概念，二曰判断，三阅推论。《小取篇》所说，正与相同。（一）概念=以名举实，（二）判断=以辞抒意，（三）推论=以说出故。” “名”即西方逻辑所谓名词（概念）；“辞”即西方逻辑所谓命题；“说”即西方逻辑所谓前提。梁启超进一步解释说：“‘以名举实’三句，是演绎法要件，‘以类取’二句，是归纳法要件。”而对“亲知”与“说知”，梁启超也给予了逻辑思维的认定，他说：“亲知是归纳的论理学，说知是演绎的论理学。”梁启超：《墨子学案》，载《中国逻辑资料史》，第页。这样，透过梁启超的发掘与分析，《墨子》中相关概念、命题的“逻辑内容与特质”便呈现出来。胡适的《先秦名学史》是逻辑学应用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他对先秦哲学中的逻辑思想进行了较系统的发掘。比如，他说：“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第三、第五‘也’字皆当作他，说见上文第四段下。此所谓‘推’，即今名学书所谓归纳法。归纳之通则曰：‘已观察若干个体事物，知其如此，遂以为凡与所观察之诸例同类者，亦必如此。’其所观察之诸例即是‘其所取者’，其所未观察之同类事物即是‘其所未取者’。取即是举例，予即是判断。今谓‘其所未取’之事物乃与‘其所已取者’相同，由此便下一判断，说‘凡类此者皆如此’。此即是‘推’。” “推”的逻辑内涵与作用在胡适的这段话里被阐述的十分透彻。而对于《小取》，胡适有这样的评论：“第一节讲了逻辑的一般性质及其作用。第二节为推论的五种方法下定义。这五种方法是效、譬、侔、援、推。第三节讨论了后四种方法运用中的危险和谬误。第四节讲到形式逻辑的五种困难。其中多数的困难是汉语的特点造成的。汉语既不为复数名词提供符号，也不区分名词总称和分称的用法。其余五节分别详细地说明了这种困难。”胡适不仅将《小取》中的逻辑学内涵做了细致的整理，而且指出了汉语表述所导致的逻辑学问题。再看章士钊用逻辑方法对“旨不至”与“至不绝”的分析：“盖我国名家，有‘旨不至’，‘至不绝’一义，……试以逻辑之道推之，旨者，皎然与共相为一事。旨不至，即共相不至，……《大取篇》曰：‘小圜之圜，与大圜之圜同不至。’以一中同长为圜，圜之共相，固绝大小，而以规为圜，非大即小，故大小之圜，同一旨不至也。”通过章士钊的解释，我们得以欣赏到“旨不至”与“至不绝”所蕴涵的深刻的逻辑学智慧。王认为《墨经》与《公孙龙子》都有逻辑三段论：“《墨经》之逻辑方式，间如西洋之三支，合大前提、小前提、断案三者而成。如《经说下》：大前提=‘假，必非也而后加。’小前提=‘狗，假虎也。’断案=‘狗非虎也。’公孙书中，亦时有用此格者。如‘白马非马’一义，订其式为：大前提=‘命色者，非命形也。’小前提=‘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断案=‘故白马非马。’”王的分析说明，《墨子》并不仅仅是经验论哲学，而公孙龙子也非诡辩家所能概括，它们都蕴涵着逻辑学思维与法则。
王国维认为，荀子不仅探讨了“制名”的原因和目的，也探讨了“名”何以同、何以异的原因，甚至认为荀子有些逻辑思想类似西方近代哲学家的逻辑思想。比如，他认为荀子提出的共名与别名即是西方逻辑学上的类概念与种概念，而荀子提出的“宜名”、“实名”、“善名”则等同于培根“市场之偶像”和康德“先天之幻影”。他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则（按，此字当衍）谓之善名。’此分名为‘宜名’‘实名’‘善名’三者，谓名本无宜不宜之别，唯合于古今沿用之习惯者谓之宜名，不合者谓之不宜名。又本无实不实之别，唯指外界实在之事物，而有事物以为之内容者，谓之实名。若有名而无实当之外界之事物，或不尽与事物相副，则不过一空虚之概念而已。柏庚（Bacon）所谓‘市场之偶像’，汗德所谓‘先天之幻影’，皆指此也。而实名之呼其名而晓其意者，又谓之善名。此名之价值之分也。”对于荀子的逻辑学理论，王国维十分推崇，他说：“名学之发达，不在墨家，而在儒家之荀子。荀子之《正名》篇虽于推理论一方面不能发展墨子之说，然由常识经验之立脚地，以建设其概念论，其说之稳健精确，实我国名学上空前绝后之作也。岂唯我国，即在西洋古代，除雅里大德勒之奥尔额诺恩（理则学）外，孰与之比肩者乎？”可见，荀子的逻辑学思想似乎给了王国维极大的自信，令其相当自豪。冯友兰则利用逻辑方法对《公孙龙子》中的命题进行了分析：“指与物不同。所谓物者，《名实论》云：‘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则物为占空间时间中之位置者，即现在哲学中所谓具体的个体也。如此马、彼马，此白物、彼白物，是也。指者，名之所指也。就一方面说，名之所指为个体，所谓‘名者，实谓也’。就又一方面说，名之所指为共相，如此马彼马之外，尚有‘有马如是而已耳’之马。此白物彼白物之外，尚有一‘白者不定所白’之白。此‘马’与‘白’即现在哲学中所谓‘共相’或‘要素’。此亦名之所指也。公孙龙以指物对举，可知其所谓指，即名之所指之共相也。”在这里，冯友兰分析了“指”与“物”的不同，继而分辨了“马”与“白马”的区别，认为“指”、“马”都属“共相”，而“物”、“白马”属“殊相”，它们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
中国学者在发掘古代哲学中逻辑思想资源的同时，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特点、缺点也进行了分析与批评。严复所发现的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主要缺点是重演绎轻归纳，他说：“盖籀之为言绎，从公例而得所决，由原得委，若之向外，散及万事者然，故曰外籀。……欲其无差，必精外籀之术，庶不至所据者是，而所断者非也。然而外籀术重矣，而内籀之术乃更重。内籀西名Inductive。其所以称此者，因将散见之实，统为一例，如以壶吸气，引之向里者然。惟能此术，而后新理日出，而人伦乃有进步之期。吾国向来为学，偏于外籀，而内籀能事极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思想方法不注重归纳、演绎的平衡发展，归纳几无人留意，至于枯竭；演绎过于昌盛，成为玄谈。由于不是建立在实验、归纳法之上的，因而中国思想文化中许多结论都经不起推敲，严复说：“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所以按照逻辑学的标准，中国穷理之术根本不配称为学术，严复说：“汝曹须知，若以名学法例，绳吾国九流之学，则十八九皆丐问眢词。而谬学相传，犹自以为微妙。此中国穷理之术，所以无可言也。”应该说，严复这种基于逻辑学理论的批评，是入木三分并切中要害的，尽管让中国学者在面子上有些难堪。与严复一样，王国维对中国古代哲学中有违逻辑规则的现象也提出了严厉批评。《荀子》中有关于“共名”与“别名”的讨论：“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颛欲偏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理，至于无别然后止。”但王国维批评其在概念归类上不符逻辑――“共名与别名即西洋名学上类概念（Genus）与种概念（Species）之区别。然以‘鸟兽’为别名，实其疏漏之处，吾人亦不能为之讳饰也。”而陈启天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特点所做的概括出奇精到：“A、重人事，不重自然；B、重玄理不重事实；C、重辩论，不重实验；D、重达观，不重分析。”
西方逻辑思想绵延流长，从未中断，而且常有新的学说兴起。相比之下，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状况及其发展就有些相形见绌了。严复认为，名理之学，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较为完整的逻辑学体系，但仍有相关的名辩内容。他说：“夫名学为术，吾国先秦，必已有之。不然，则所谓坚白同异、短长捭阖之学说，未由立也。孟子七篇，虽间有不坚不破之谈，顾其自谓知言，自白好辩，吾知其于此事深矣。至于战国说士，脱非老于此学，将必无以售其技。盖惟精于名学者，能为明辩以晰，亦惟精于名学者，乃知所以顺非而泽也。若夫欧洲，则其学为希腊古贤所最重。二千余年以往，亚里士多德为连珠创立准绳，以定辩言之攻窳。”耶方斯：《名学浅说》（夹注），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页。在严复的观念中，中国先秦时期与西方古希腊时期，其逻辑思维不相上下。但王国维认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与西方逻辑学比较，还是落于下风。他说：“墨子之名学实自其欲攻儒家之说以伸己说始，与希腊哀列亚派之芝诺，欲证明物之不变化不运动，而发明辩论证者相同。然希腊之名学自芝诺以后，经诡辩学者之手，至雅里大德勒，而遂成一完全之科学。而墨子之后，如惠施、公孙龙等，徒弛骋诡辩，而不能发挥其理论，遂使名学史上殆我中国人可占之位置，是则可惜者也。”这是说，墨子逻辑思想的产生与古希腊哲学家芝诺逻辑思想的产生具有同样的原因，即都为了辩论问题；但不同的是，自芝诺以后西方逻辑思想发展成为系统的科学，而中国逻辑思想自公孙龙以后却转向诡辩，从而走向式微。
不难看出，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逻辑元素的认知、理解与评论，基本上是以西方逻辑思想为参照系而展开的，他们的认知使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逻辑元素及其特点、缺点和价值得以较充分地呈现出来。这进一步说明，一方面逻辑之为学术研究方法的自觉意识已完全建立，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在开掘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元素的同时，也丰富了中国逻辑思想内容，推动了中国逻辑思想的现代化进程。
三、 “逻辑”之为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之检讨
如上梳理与分析，大体上可以给我们一个清晰的印象：逻辑学之为学术研究方法的意识，以及逻辑学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应用，表明逻辑学的确成了一种认知、理解、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视角，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中的一种范式，那么，这种范式的应用，有哪些地方富有启发？又有哪些地方值得反思呢？
第一，开掘了中国古代思想中逻辑学的资源，促进了逻辑学史学科的建立。中国学者介绍、引进、应用逻辑方法，目的之一就是将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逻辑学元素发掘出来，以建立中国逻辑思想史学科。那么，这一目的是否达到了呢？《墨经》中的逻辑学理论与方法，名家公孙龙、惠施的逻辑学理论与方法，荀子的逻辑学理论与方法，孔子、孟子思想中的逻辑思想与方法，老子、庄子思想中的逻辑思想与方法，以及先秦以后中国哲学史上各家各派的逻辑学理论与方法，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得到了开掘与整理，再经由学者们的编撰、分析与研究，进而形成了中国逻辑思想史这门学科，因此说，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研究中逻辑方法的应用，不仅开采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资源，而且促进了中国逻辑思想史学科的建立。
第二，揭示了中国古代逻辑思维的特点与缺点，把握了修正和发展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方向。中国学者介绍、引进、应用逻辑方法的目的之二就是揭示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存在的问题。那么，这一目的是否如愿了呢？严复不仅批评中国古代所谓学术如堪舆、医药、星卜等都是立根于臆造，而不是通过实测所得的结果，也批评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概念定义不清，无从把握，他说：“盖西学自亚里大德勒以来，常教学人先为界说，故其人非甚不学，尚不至规畔矩而为破坏文字之事也。独中国不然。其训诂非界说也，同名互训，以见古今之异言而已。且科学弗治，则不能尽物之性，用名虽误，无由自知。”钱穆批评名家学说破坏义理，他说：“统观辩论特论，不出三点：（一）万物毕异，则使宇宙无物；（二）名属意象，则使名言不实；（三）名不可推，则使知无所用；虽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义归破坏，物所建立，又不堪扩广运用，则宜其不能服人之心也。”王国维批评《荀子》中“鸟兽为别名”在概念上的混乱，指出《荀子》对于“别名”确定不当。陈显文批评二程的“格物非欲尽穷天下之物，但于一事穷尽，其它可以类推”是缺乏逻辑的胡思乱想。无疑，这些批评对于丰富和发展中国古代逻辑思维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吸收应用了西方逻辑思维方法，推动了中国哲学思维的变革。中国学者介绍、引进、应用逻辑方法，目的之三就是改善、提升中国哲学思维，正如胡适所说：“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而中国哲学思维的改善约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注重归纳思维，强调哲学的实证精神；二是注重理性思维，强调逻辑分析；三是注重概念内涵确定，强调表述清晰；综合起来可称为科学逻辑思维方法。冯友兰赞其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他说：“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佛家和道家都用负的方法。逻辑方法正和这种负的方法相反，所以可以叫做正的方法。负的方法，试图消除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不是什么；正的方法，则试图作出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是什么。对于中国人来说，传入佛家的负的方法，并无关紧要，因为道家早已有负的方法，当然佛家的确加强了它。可是，正的方法的传入，就真正是极其重要的大事了。它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因此，逻辑方法的引入，对中国哲学而言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
2012年全国统一考试北京卷文言文阅读的分值为17分；2012年全国统一考试（课程标准卷），文言文阅读的分值为19分；2012年全国统一考试天津卷，文言文阅读题的分值为20分；2012年全国统一考试江西卷文言文阅读题的分值为为21分；2012年全国统一考试山东卷，文言文分值为22分；2012年全国统一考试湖南卷，文言文分值为22分。由此可见：高三文言文复习方法的得当与否将会决定高考语文的成败。
加上文言文与其他内容相比，有其独特的特点：（1）所占分值较大，从今年高考语文卷中最高达到22分；（2）题型不仅是由单纯的选择题，还有主观与客观的结合（3）知识性、体系性较强；（4）难度不是太大，结合课本较紧，只要复习得法，一般同学不会失太多的分；（5）相对其他内容来说，学生对此似乎更有信心。由此可见，如何提高高三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就此，我说说我的几点建议
一、解读新课标，熟悉考纲，确立复习思路。
学习用历史的观点理解古代文学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眼光审视作品的思想倾向，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局限；阅读浅易文言文，养成初步的文言语感。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词句含义，读懂文章内容。了解并梳理常见的文言实词、文言虚词、文言句式的意义或用法，注重在阅读实践中举一反三。（范围可参考附录一《常见文言词》）诵读古典诗词和文言文，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作品可参考附录二《古诗文诵读篇目》）提出了七个方面的考点和两个能力层级，即：①理解常见实词在文中的含义；②理解常见文言虚词在文中的用法；③理解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句式和用法；④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这四点属于理解层级(B)。⑤筛选文中的信息；⑥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⑦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这三点属于分析综合层级(c)。高考文言文阅读的命题比较侧重考查学生对于文言知识的理解以及运用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根据重庆市文言文阅读命题考点,我认为应明确如下复习思路：
（一）了解高考题的选材。重庆高考题选取了记叙、议论、抒情于一类的古文。命题者试图通过这类选文，使文言选文趋于多样性，以期对中学文言文教学有一个积极的影响。
（二）把握重点。
⑴、六点：①、实词(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类活用、偏义复合、通假字、异读字)；②18个虚词：而，何，乎，乃，其，且，若，所，为，焉，也，以，因，与，于，则，者，之。③5种句式(主要体现在翻译)：判断句，被动句，倒装句，省略句，疑问句。④文言文的断句。⑤信息的分析与筛选；⑥内容的理解与归纳。
⑵两面：文言文测试是由“文”“言”两方面构成。这里的“言”是指文言知识(即古汉语知识)，其中对实词虚词的理解是关键；“文”则主要指对文意的理解，其中对内容的理解是关键。
（三）熟悉题型。选择题(熟悉题干、选项的设计与编排等)、主观题(简答题主要是翻译句子)。在熟悉题型的过程中揣摩命题者的思路、想法、意图等。
二、以语文课本中的文言文为基础，构建文言知识体系。
高三的题海战术似乎成了语文老师的法宝，古文阅读的能力的提高似乎也离不开这题海战术。其实不然，立足课本，熟悉课本内容，掌握课本中文言文的知识点，反而会让古文阅读变得事半功倍。尽管高考的古文不是出自教材的原文，但是知识点是从课本中迁徙出来的。今年山东的语文高考试卷中古文阅读的句子翻译：
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加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光武帝所幸之处，辄先入清宫，甚见亲信。
该句中的"见"是翻译本句的关键词。而此词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是一个必须掌握的重点词语，也是在学习被动句式时重点强调的一个词语。如若对肯本熟悉，该题的“见”就会轻而易举的翻译为“被”了。
因此：重视教材，抓住课堂教学这个“纲”，构建一个合理的知识体系。
（一）立足课本，适当扩展，归纳串联。早自习熟读课文，重点背诵要求背诵的课文，以形成强烈的语感。语感增强了，翻译、理解能力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强了。这样做的目的是“温故而知新”。
在语文知识体系中，较能归纳的是文言知识。所以，第一步是系统归纳。将所有重要的实词、虚词、文言句式、常见通假字、文学文化常识进行归纳，使之系统化、规律化。第二步，是新旧串联。将旧有知识与新知识联系起来，是复习中要完成的根本任务，具体做法是：
⑴将旧有知识延伸拓展，发现其新的内容。⑵将旧有知识与课外知识相联结，突出能力的形成和培养。⑶在训练过程中，要时时引导学生关涉旧有知识。
（二）网络知识，构建体系。就文言文的知识看，是很适宜将其网络在一起的。在网络的过程中，进行分类是必要的，而且也只有在分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达到系统的目的和要求。
分类标准如下：
（1）文言实词（120个），归纳出常用义项，尽可能多的将课文和练习题中的例句找出来加以印证。（2）文言虚词（18个）。重在体会语境、语气，培养语感。（3）文言句式（5种）。对几种文言句式，找出有代表性的句式，对其规律进行总结，并进行延伸，以使学生在新语境中能够识辨。（4）文学文化常识。（5）文言文翻译的基本要求与技巧。
（三）进行迁移训练，强化技巧。高三复习过程中，进行“做题”训练是必要的，如果目的不明，或为练而练，效果是不容乐观的。我所以，做题时应多回忆与相关的知识，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展、迁移。同时，结合迁移训练加强学生做题技巧的训练（主要是文言文翻译与简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