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社会化网络；品牌治理；治理规范；治理方式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6006802
1引言
随着品牌价值内涵及来源的探讨逐步深入，学科间理论的融合，品牌价值研究从消费者视角及利益相关者视角共同肯定了品牌消费者及更为广泛的品牌利益相关者在品牌价值创造中的作用，社会化网络环境凸显品牌利益相关者在品牌建设中的影响力。然而由于品牌治理相关理论研究开展时间尚短，企业品牌建设实践中的品牌治理行为也未提炼成为系统的品牌治理理论，因此，根据社会化网络的特征，从现有零散的研究中进一步解构品牌治理概念及其构成要素对于品牌治理的研究与实践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主要概念内涵确定
2.1社会化网络
伴随互联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渗透，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各个角度对社会化网络、社会网络、社交网络、社交媒体等概念及内涵进行解读，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社会化网络界定为借助社交媒体等互联网平台搭建起网络虚拟社会，同时由此实现真实社交联系的扩大化与虚拟社交关系的真实化后形成的新型社会关系集合。即社会化网络是强联结与弱联结、虚拟社交与真实人际关系共同融合所呈现的社交关系形态。
2.2品牌治理
目前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牌治理定义分别是“品牌治理是对品牌及利益相关者进行管理”，以及“品牌治理是对利益相关者参与品牌共创的机制和制度进行设计，保障品牌控制权共享基础上各方的权、责、利对等”。王彦勇融合以上两种观点，认为品牌治理是在利益相关者参与品牌共建条件下，通过激励、监督和约束机制保障合作过程有效、公正与合理运行的制度安排。本文结合社会化网络的特征，将品牌治理视为对品牌、利益相关者及网络关系而进行的多层面、全过程的品牌价值共创管理。
3品牌治理构成要素分析
从品牌所有者企业的视角出发，本文将品牌治理概念的结构按思想基础、制度规范、治理对象及范围，以及关系处理方式这四个层面，将品牌治理划分为：品牌治理文化、品牌治理规范、网络关系、治理方式。
3.1品牌治理文化
品牌治理中的治理文化是指企业具有品牌共创的意识，以及企业具有促进和维护内外部品牌合作的理念和行为导向。品牌治理文化代表着企业具备品牌价值共创所需的素质和基础。
企业的品牌共创意识，意味着企业认可内外部合作者在本品牌价值创造中的贡献作用，将合作者作为品牌价值的重要来源，将品牌合作作为品牌价值创造的重要方式。企业具有促进和维护内外部品牌合作的传统，意味着企业以开放的心态开展合作，倡导构建品牌共建合作网络，在品牌共建的合作中吸收不同观点进行合作创新，并在遇到问题时积极处理分歧，降低合作成本。因而合作的文化是品牌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品牌治理开展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
3.2品牌治理规范
治理规范是围绕品牌开展的，对品牌共建网络及其他品牌利益相关者进行关系处理所依据的准则。关系治理理论研究认为，得到明确规定的制度和无形规则均能有效协调成员关系。品牌治理规范中，明确的制度主要作用于在品牌价值共创过程中联系紧密、合作关系相对稳固以及范围相对明确的品牌共建网络成员及组织间，本文以品牌治理中的关系处理内容为依据，结合网络治理机制的划分，将已被制度化的品牌治理规范归纳为：品牌共建合作者遴选规范、激励约束规范、决策协调规范和利益分配规范。而根据关系治理理论研究成果，处于隐性状态的无形规则以信任机制和声誉机制为主，它们在品牌价值共创依赖的多边网络和相对松散的关系网络中作用明显。
3.3网络关系
依据“网络特征优势”理论的思想，将品牌共建网络结构称为网络关系，综合Granovetter提出的节点间交互频率标准和Yang提出的社会关系亲疏远近标准，将品牌共建网络成员的网络关系分为强网络关系和弱网络关系。社会网络理论表明，强关系依存于联系紧密但范围较狭窄、涉及节点较少的关系网络，而弱关系则形成松散的社会网络，在参与者数量和网络所涉及的信息量范围方面具有优势。
品牌共建网络成员间通过互动积累关系资本形成强关系，使得节点之间相互了解程度、合作方式和节点状态都相对稳定。这种情感契约有助于形成成员间高度的内聚性与行动协调性。而弱网络关系成员各自所在主要领域存在差异，彼此间交互频率较低、品牌合作基础均较弱，与强网络关系成员相比，在未经干预的自然状态下难以集中于品牌建设。但从弱网络关系的整体结构角度出发，根据Granovetter的阐述，弱网络关系具有网络规模、网络范围和网络异质性方面的优势，因此经有效引导能为品牌价值共创提供数量、类型和途径丰富的资源及信息传递，能够通过提供不同于源自强网络关系的异质性资源和信息，从而贡献于品牌价值共创。
3.4治理方式
[关键词]城中村治理；政府协同；社会网络分析
[中图分类号]C936；D630 [文献标志码]A
中国社会的转型是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结构型社会变迁，其实质是覆盖政治制度、经济生产、社会生活与文化习俗领域的全面社会变革与社会大转变。在这个社会全面变革与社会大转变的过程中，城中村无疑是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进阶的热络地带。城中村见证并直接推动了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正因如此，城中村成了社会各种矛盾的交汇区，是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频发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城市政权组织和农村政权组织利益博弈的集聚点。城中村具有流动人口急剧膨胀、违章建筑四处泛滥、基础设施破败落后、安全隐患层出不穷、社会矛盾日益集中、社会冲突此起彼伏、健康风险规避困难等特征，是我国稳步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痼疾。由于城中村问题多、治理难，加上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以区、街道办（部门）为代表的城市政权组织与以县、乡镇政府（部门）为代表的农村政权组织对其均存在某种程度的排他性，影响了城中村治理的健康发展。德国著名物理学家H.哈肯认为：“组成社会环境的各个元素存在相互影响又协调一致的关系，通过协同会使社会环境从混沌变为有序。”同理，组成城中村治理大环境的城市政权组织和农村政权组织两大元素之间，存在既相互影响又协调一致的关系。找出并解决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推动城市政权组织和农村政权组织的协同契合，是完善和加强城中村治理的重要途径。
国内外学界对城中村治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H.Canter第一次把城中村理论引入城市地理学中；J.W.R.Whitehand认为城中村是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特殊区域，具有不同于城市和乡村的特征；加拿大学者麦基用Desakota来概括城中村这一空间模式；希腊学者瓦西利斯・斯古塔斯认为应把重心转移到城市边缘正面的潜力上来，指出土地是核心问题，必须加大城市边缘的规划和政策扶持，运用“适宜技术”维护城市边缘秩序；J.W.R.Whitehand还认为应注重对城市边缘区人口和社会的城乡过渡性等方面的研究。国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城中村治理的理论与内涵、体制与制度、问题与对策等方面，针对城中村治理中之政府协同作用的研究仍比较薄弱。本文拟从政府协同这一新视角，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要素进行调查和分析，以推进城中村治理中城乡政权组织协同行动，形成优势资源最优化利用的协同治理格局。这对推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基层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扩大基层民主，激发基层社会活力，增加基层和谐因素，减少基层不和谐因素，营造和谐社会环境等工作的相关政策制定，有着重要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
一、研究方法
一项基于加利福尼亚州阿拉梅达县6 928名居民为期9年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缺乏社会联系及社区联系的人，与那些有着广泛接触面的人相比，死亡率更高”。同时，“保有一个广泛的联系网络，会使患普通感冒的概率大大降低”。另一项研究显示，若与组织中的不同群体的人保持网络联结，会产生或获得更高的绩效评分。以上关于网络联结的探讨给我们的启示是：个人或组织嵌入到关系网络，会对其开展的活动产生积极影响，甚至会对活动的成败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是由网络构成的，网络中包含结点（行动者）以及结点之间的关系（关系纽带）。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简称SNA）是通过分析网络中的关系来探讨网络的属性和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来探究网络改进策略的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B.韦尔曼（BarryWellman）指出：“网络分析探究的是深层结构――隐藏在复杂的社会系统表面之下的一定的网络模式。”SNA具有通过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运算方案、法则、程序等来分析网络关系的特色，通过对构成社会网络的多个结点和各结点间连线关系的状况进行简单分析，然后运用Ucinet、Pajek等软件进行计算，对各种关系进行精确的量化分析，以探究出网络组织的深层结构。本文拟运用SNA中的网络中心性分析法，以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要素为网络结点，以各个要素之间的关联为关系纽带来分析各要素之间的关联，从中找出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进而找出改善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对策。
二、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现状调查
为了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基本状况有更真实全面的认知，本文采取立意抽样的形式，从湘潭市雨湖区选取了300个调查对象，向雨湖区政府、雨湖路街道、羊牯塘街道、中山路街道、窑湾街道5个城市政权组织部门，鹤岭镇、楠竹山镇、昭潭乡、护潭乡、响水乡5个农村政权组织部门以及雨湖区城中村的基层群众，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其中有效问卷263份，有效回收率为87.67%（见表1）。将问卷进行编码之后，运用SPSS 18.0社会统计调查软件进行分析。调查问卷主要涉及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满意度、重要性及基本现状等。
从雨湖区城中村治理的现状来看，认为城中村治理非常好的只有4.6%，认为差和非常差的却占到了38.0%（见表2）。不难看出，雨湖区城中村治理现状堪忧。在调研过程中，我们看到雨湖区城中村的道路交通设施、环境卫生、生活服务设施以及社会治安状况等存在很多问题。可见，当前亟需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城中村的治理，而加强政府协同是改善城中村治理的重要路径。
事实上，城乡政权组织间的协同契合对城中村治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调查发现，有53.6%的调查对象认为加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非常重要，认为重要的占到了35.7%，认为不重要的只占3.1%（见表3）。加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可以实现城市政权组织与农村政权组织的资源共享，为城中村的治理提供更多保障，从而不断提升城中村治理的效率及质量。但是，另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当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群众满意度较低，感到非常满意的只占11.8%，基本满意的也只有28.1%，而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却占到了60.1%（见表4）。
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满意度较低，表明其重要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因此，找出并解决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推进城市政权组织和农村政权组织之间的协同行动，对完善和加强城中村治理非常重要。
三、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分析
根据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运用网络中心性分析，通过要素分析、关联分析、矩阵分析来逐步确立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影响要素。首先，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各项要素进行综合分析，确定一套反映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类别的指标体系。根据调查结果、文献探究和规范分类原则可以构建起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结构划分、基本发展现状、组织基本构成、各种相关保障5个一级要素指标类别，每类一级要素指标中包括多个二级要素指标，二级要素指标由具备不同主体、内容、视角等属性的具体要素指标构成。其次，对已经确定和识别下来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确立起各要素间的关系网络，构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因为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强弱不同，所以必须根据各要素之间影响程度的不同来判断关联值（0代表无联系，1代表弱联系，2代表中等联系，3代表强联系）。通过关联分析和专家论证，最终构建起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最后，通过对已构建的邻接矩阵进行分析，识别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要识别关键要素需要借助网络中心性分析法中的度数中心性分析方法，运用ucinet软件来测算邻接矩阵的内接中心度和外接中心度，而关键要素的基本特征是“具备较低的内接中心度和较高的外接中心度”。
邻接矩阵构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是识别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关键要素的先决条件，也是重中之重。为了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要素进行科学的关联分析，本课题组对邻接矩阵的每一个关系结点的关联值进行了多次论证，并形成了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设计初样；之后，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城乡政府部门代表、社会公众等参与邻接矩阵设计初样的认证讨论会，后经课题组修改完善，最终形成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模型（见表5）。
根据已构建的邻接矩阵，借鉴美国弗里曼教授运用内接近中心度和外接近中心度测量企业智力资本核心要素的方法，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进行识别。通过运用ucinet软件进行计算，将那些具有较高外接中心度（90
四、结论与不足
通过对湘潭市雨湖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现状调查，可以看出当前城中村治理的现状不容乐观，人们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现状感到不太满意。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我们构建了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识别出了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
首先，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才、制度、信息技术等关键要素的影响。从表6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人才保障、制度保障、信息技术保障等是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因此，要不断加快城中村的经济发展步伐，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特色经济的创新发展，同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人才、技术、信息、制度等相关保障。
其次，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受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乡区域划分等关键要素的影响。城乡区域划分一直是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重要要素，受区域划分的影响，城中村承受着不同于城市和农村的文教体卫、治安管理、社会保障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压力。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是推进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重要保障，包括社会福利设施、文化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商业服务设施等。
[关键词]社会治理创新；公民素质；路径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10 ― 0086 ― 02
社会治理创新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社会创新，公民素质显得尤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果，最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公民素质的提升速度不能适应经济和国家影响力日益增长的要求。在进一步完善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对公民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时期，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要求。在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探究提升公民素质的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一、 社会治理创新是时展的要求
社会治理就是在共同价值原则的基础上，遵循达成一定共识的规章制度下，以法律法规为准绳，政府、社会、个人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个基层关系，解决社会矛盾，防范社会风险的行为。社会治理创新就是“根据社会运行规律，不断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技术和方法，对传统的治理模式进行改造、变革，并建立起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以促进社会治理新目标的实现”〔1〕。
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且，国家内部也出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导致大量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公民个体之间差距逐步明显，弱势群体和高危人群在社会中逐渐显露出来，表达自身利益要求的呼声越来越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在人们的生活中普及开来，多元化的思想也逐渐得到公民的认可，使得公民更加关注自身和社会的发展，也更加注重自身利益的维护。而且，媒体传播的多渠道、互联网在人们生活中的普及和新闻的实效传播，使得公民更加关注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发展，而且乐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希望得到尊重，从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要求越来越强烈。马克思说过：“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2〕。因此，不断创新人民群众表达意愿的渠道，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时代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充分反映出党对从思想上对社会服务理念发生重大转变，这就意味着中国治理模式也放生重大转变。这次全会对我国社会建设提出了新要求、设定了新目标。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全面社会改革的主题，要求加快推进社会领域的制度创新，形成科学有序的社会治理体系，让社会充满活力而又安定有序的发展。同时，要求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活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激情和活力，不断探索预防和解决社会矛盾的体制。新时期，党和政府积极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是适应时展的需要，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表现。
二、 社会治理创新与公民素质的关系
在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要求公民具备现代公民意识，这是社会治理能够顺利实现的基础。而且，公民是社会公共事务中最根本和最直接的践行者，公民个人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直接影响到社会治理的成效。因此，在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拓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渠道的同时，也要求公民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
公民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公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社会治理水平。新时期，公民参与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表明公民意识的觉醒，而且公民参与意识的觉醒主要在于公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如果缺乏执行人民民主的社会环境和公民缺乏民主意识，那么再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公民也不会把它们运用到社会实践当中去。在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过程中，提高公民的素质、增强公民意识，才能引导公民自觉参与到社会治理创新中去，实现国家治理体现现代化。而且，不断提高社会治理创新水平，也能够促进公民素质的提高。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求政府更好的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然而，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今社会治理创新要求“政府建立起一个能够与公民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模式”〔3〕，这样就要求公民要积极参加到社会治理中来，在实践中公民自身素质自然就会逐步提升。
三、社会创新视域下公民素质亟待提升
目前，在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我国公民的治理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仍然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公民意识逐渐觉醒，但是缺乏自主性，对自己的主体地位认识模糊，参与欲望不够强烈。而且，公民受机会主义思想腐蚀严重，只关心与自己切身相关的眼前利益，不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参与意识十分淡薄。受传统专制思想影响、社会公共领域缺失，一些基层公民习惯于被控制与统治，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对切身利益问题缺乏批判和监督精神。基层公民自己主导公民治理难度大，参与决策和治理的能力亟待提高。而且，在社会治理中，许多公民喜欢搭便车，严重影响了社会治理的效果。我国广大基层地区，公民受教育水平总体较低，严重阻碍了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能力的培育。当前，我国的政治制度还不够完善，不能保证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渠道的畅通，而且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压制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公民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力不足。“社会组织发育是是否完善是检验人民群众的能力和社会公共领域发育是否完善的试金石”〔4〕。虽然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迅速，但是由于起步晚、缺乏制度保障，作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载体，不能承载起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任。在社会治理视域下，无论是公民自身需要，还是现代政治社会发展的要求，都要求进一步提高公民自身素质。
四、 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公民素质提升的路径选择
变革当代中国政府和公民的社会关系，不断推动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众多的行动主体积极互相合作、共同参与到公共事务的治理中去”〔5〕。然而，公民素质的高低，决定了社会治理创新的顺利推进。不但公民自己要提高自己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而且社会也需要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共同提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能力和素质，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加强对公民的教育、完善社会治理制度、积极引导公民参与社会实践对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意义重大。
（一）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加强对公民教育，提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每个公民从一出生开始，就会接受各种各样的教育。在不同的环境中接受的教育不同，必然影响公民做出不同的选择。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每个接受不同教育内容的公民之间的差异会引起矛盾，甚至导致社会突发事件。特别是我国留学归国人员容易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公民的教育，把公民意识始终贯彻到教育过程中，使公民认识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在社会创新视域下不但要求公民积极为社会发展建言献策，而且还要通过正确的方式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去，积极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从而，“使人民享有平等权利，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6〕。在教育过程中把权责意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和能力。
（二）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完善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规范，提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保障水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社会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体系的概念的提出，给公众参与社会治理赋予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和政治意义”〔7〕。目前，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缺乏制度保、缺少法律支持，参与的渠道不畅通、程序也不规范，公民的意见和建议得不到尊重，这些都不利于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社会创新治理视域下，加强对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对于完善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路径、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意义重大。而且，公民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缺乏对参与治理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的认识，不知道通过何种渠道参与治理，公民对政府信息缺失的认识渠道不足，现有的经济条件也限制了公民能力的提升。因此，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加强对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制度的规范，能够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保障，促进公民政治素质的不断提高。
（三）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提升公民参与社会实践，提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素养。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提出，为公民法律素养的培育提供了契机。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使每一个公民能够参与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培养自己的竞争意识、平等意识与法律意识。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要求公民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只有在法治实践的过程中，才能逐步培养公民的法律素养。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切实保障公民有效行使选举权、管理权与监督权，从而使公民在政治实践中自觉树立法律至上，自觉提高自身法律素养。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公民只有行使自身的权利才能更好的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只有在参与的过程中，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能力。从而，不断提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参 考 文 献〕
〔1〕刘雅静.社会治理创新理论蕴涵、实践困境与路径探寻〔J〕.理论学刊，2014，（10）：42-4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73.
〔3〕赵瑜.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进程中培育公民素质的路径〔J〕.创新与创业教育，2014，（02）：48-49.
〔4〕史云贵，冉连.中国特色公民治理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运转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论析〔J〕.社会科学研究，2014，（01）：49
-53.
〔5〕钱宁.多方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社会福利的新路径〔J〕.山东社会科学，2014，（09）：73-77.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本质；研究；发展
DOI：10.15938/ki.iper.2017.01.012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1-0061-04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其素质高低关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作用的发挥。反思研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的主要问题，有利于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本体论阐释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本质的理解以及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的现状
第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含义界定。就现有研究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内涵理解基本是思想政治教育者素质定义的沿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先天素质基础上通过后天的实践活动而形成的适应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比较稳定的品质。[1]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者素质的定义又基本沿袭传统教育学意义上关于教育者素质的定义，将其视为教育者在先天素质基础上的经由后天社会实践锻炼，所型塑的品格和能力。显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之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既共享思想政治教育者素质的一般规定性，也有自己的独特个性。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含义该如何界定，应该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的核心命题。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质的理解，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职业定位、价值确证。就其实质而言，它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内在的、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实践以及社会公共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生成性的相对稳定的品质和能力。
第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内容构成。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多，但同质性亦很明显。现有研究基本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德、识、才、学、体”等方面展开，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学养丰厚的专家、言行一致的楷模、诲人不倦的良师益友”。[2]有学者指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内容构成中，“教育科研能力是基本层面，创新精神是重要内容，人格魅力是必要方面，道德风范是核心内容”[3]。还有学者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结构视为“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由基本素质、共有素质、主体素质和核心素质等四个层面组成”。一般性体现为：身心素质、广博的教育科学知识、基本教学科研能力及基本价值观念。特殊性表现为：精通马克思主义理科学知识的主体素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核心素质。二者构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专业素质’”。[4]随着网络时代的快速发展，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复杂多样，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社会思潮，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多元，思想价值观念复杂多样。这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带来新情况、新问题，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提出新要求、新内容，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话语权（龚萱2015）、正确的历史意识（朱哲，薛焱2015）、“底线思维”（吴艳东2014）、理论转化能力（梁妙荣2014）、媒体素养（倪娜2016）等。总的来说，学者们根据教师的素质、能力结构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需要来分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内容及其结构，基本涵括了思想政治素质、知识文化素质、教学科研素质、身心素质等方面。但现有研究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内容的类别划分、内在联系、整体结构的分析还较粗混，缺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社会实践、职业境遇和师生之间价值观交往的视域观照。
第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发展现状。有学者认为在经济社会转型、网络技术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有下降趋势、创新动力和能力欠缺、社会实践活动素质不高、师德素质受现代社会生活冲击”[5]。也有学者从教师素质开发角度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但存在“人力资源开发管理观念滞后、教师数量相对不足、教师职称结构有待改善、学历结构需进一步优化、教师培训缺乏规划和制度保证”[6]。此外，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深受社会环境、教学科研压力和个体素质能力差异等影响，这一群体在政治定位和职业定位之间的角色期望、角色地位、角色行为冲突问题凸显[7]，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已成为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应该说，上述分析一定程度上触及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发展现状，对于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是有意义的。
第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培养策略。现有研究依循教师素质的具体内容构成，来探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政治、师德、文化、科研、能力、身心等方面素质的具体策略。近年来伴随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培养取向”，[8]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职业化、专业化发展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培养的题中之义。有学者认为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需要“树立专业化发展意识；实行教师准入制度，加大专业化培训力度；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考核评价体系；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社会声望”[9]。其目的在于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从单一型到复合型，从职业型到专业型，从主导型到引导型，从知识传授型到信息分享型，从灌输型到渗透型的现代转型”[10]。值得指出的是，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培养就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个“具有自足性的社会空间”“现代性政治的实践形态”和“高度自觉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生成教师的实践智慧。“在教育理念上，从‘观念意识’的理解、传授，转换为‘社会空间’的建构”“将思想政治理论化作穿透社会生活的现实力量，现实地参与社会公共实践活动”。[11]这种理解凸显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现实性、思想价值观念的能动性和师生交往的社会性，为进一步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本质说明与意义理解奠定了基础。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建设既要注重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还应落实于师生的交往实践、教师现实的生活世界及其职业幸福感。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的主要困境
其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本体论探究不足。现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内涵的界定是一种教育学意义的移植，缺乏思想政治理论课特有的理念立场和社会空间，未能彰显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特质。结果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独特内涵、内容结构、功能作用、意义价值、培养问题的分析仍然混沌不清、机械空泛。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实践活动的“主体条件、内在根据和潜在能力”[12]的素质如何内嵌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如何嵌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人格结构等关键问题依然不明。原因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其所是”的本体论探究不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师生在思想领域展开的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生成平台的独特精神性政治交往实践。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问题只有回归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本体论澄明基础上，才能开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作为“完整的人”、思想政治教育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丰富内涵和独特气质。惟其如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本体与本质、结构功能及其与社会的关联互动才能在教师的职业实践、生活世界和社会发展的变革情势中得到深入理解与把握。
其二，现有研究侧重于依附性说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主体及其主体性不彰。由于无视或遮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立场、视域、思维习性与社会生活实践，现有研究执著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之于“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的功能定位。虽然它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的强调十分必要，但却是一种外在为它的依附性说明和功能性论证。素质问题之于教师的人性表征、社会本性的说明、人的劳动本质的确证缺乏经验说明、意义理解与实践批判。马克思曾言：“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13]而现有解读之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外在的、“超尘脱俗”的，是被注解的。它漠视了作为素质主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生存感受性、职业信念和思想观念领域的价值交往。缺乏对教师素质培养的主客体、内外因素、主客观条件、环境资源以及教师安身立命的时代、社会与生活情境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入体验与意义理解。甚至值得追问的是，作为研究者的我们能否、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问题的代言人。尤其，置身于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如何以“一种自觉的职业姿态”，从“教育理念、手段方法、载体等方面回应从独白到复调的社会条件转换”，达致“课堂即社会”的理论教学生活化与“社会即课堂”的实践教学社会化的统一与平衡[14]。它意味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置身于鲜活的社会公共生活实践与大学生的生活世界，在知识、思想、价值观念交汇交融与选择博弈中实现个体素质的知情意信行的相互转化与一体生成，从而确证自我的主体地位和主w性品格。
其三，现有研究呈现出主客二分的静态化模式，欠缺社会、历史与实践的统一视域。有学者道出教育研究中的素质问题现状：“一是论者习惯于给出实践指令，既无逻辑推理，也无实证调查，也非自身经验的凝练概括。二是此种实践指令的句式常常是只管呼吁不管干，只是一种无主语的祈使句：‘要如何如何。’”[15]应该说，类似问题同样存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现有研究的碎片化的条块分割和独断性的话语论断，未能生动有效地再现教师的社会实践与生活情境以及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独特面貌，也未能抽象出教师素质的一般规律。一是研究视野较狭隘，欠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主体由以生成发展的实践场域、社会历史环境、共同体生活等社会条件的考察与分析。现有研究常先预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重要地位与功能、素质现状的好坏优劣，然后各取所需地裁剪教师素质的不同片段、方面和环节。不难预见，在此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育人、改造社会的能动作用与公共性品格遭到遮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整体性、开放性、发展性与实践性等维度归于凝固。二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认识基本裹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发展的宏大论域中，欠缺实践与历史相统一的视域，未能深入触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形成发展、作用实施的动力机制。由于隔绝于师生交往的生活世界与社会发展实践，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现状素描仍然是一种外在化研究，教师素质的丰富内涵未能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践与社会现实的互动关联中得到诠释。三是认识的直观性、主客二分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与社会历史实践之间的关系或者被割裂，或者被线性地加以关联，存在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的混同，素质含义、内容与素质培养之间的简单对照，结果很可能导致“素质灵性的丧失、素质本质的迷失、素质整体性的撕裂”[16]。
其四，研究的学理性不强、研究方法单一，欠缺多学科知识和方法论观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内核不仅在于教师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还在于教师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现象提供专业的知识涵养、自足的理论阐释和能动的社会建构作用。因此，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应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题中之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生发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域。它理应关照人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离开人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行为科学等学科知识与方法论的借鉴，我们很可能既难以窥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全貌，也难以在实践中生成、优化教师的素质结构，更难言培养“完整的人”。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趋向
其一，继续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本体论探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既具有教师素质的共性，还应有区别于其他教育者的独特个性。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既是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核心和关键点，也是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针对性的重要抓手。因此，我们要在深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本体与本质的深入理解与把握中，彰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思想、价值观互动生成场域中的意识形态掌控力、理论阐释力和实践建构力。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深化、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本质内涵、内容结构、价值作用、路径培养等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把握。
其二，强化研究的理论性、实践性与社会性。现有研究多以政策文件和政治实践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缺乏深入的实证分析与理论论证，经验性明显而理论性不足、之于人的规训意味浓郁而实践解放气质不够，结果造成研究的同质性、扁平化。未来，我们不仅要继续关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独特内涵、内容构成，还要深入阐释素质的内在结构及其与社会结构的关联、素质发展的动因、素质功能作用发挥与效果测评、素质培养优化的社会条件与环境资源等。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我们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理论支撑作用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解题功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问题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人与社会紧密结合的课题。它既要回应时代社会历史变迁，更应厚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镶嵌于教师现实的生活场景与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生活世界，在师生思想价值观念交往互动的生活世界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认同与实践。同时，还要加强学术研究与行动研究相结合，综合运用观察、实验、问卷、访谈、比较等方法，增强研究的科学性、直接性和可感性。
其三，树立整体观念，生成、绽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丰富内涵。现有研究欠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整体性、社会实践性的宏观把握，而宏观把握的缺失，反过来又影响我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具体内容及其动态生成发展的深入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作为一个整体构成，它关涉教师素质系统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教师素质系统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践之间的实践互动，以及教师素质培养主体、培养体系、评估测评体系等。因此，构建整体视域，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整体性存在、整体性优化和整体性发展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它需要我们从理论、实践和社会现实的多维层面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整体性与差异性、个体性与社会性、理想性与现实性、客观性与实践性等关系结构及其张力研究，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深入研究与实践把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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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心理疏导；认知失真；情绪失调；意志失控；因势导向
中图分类号：G64
思想政治教育重视人的心理对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影响是以1982年疏导方针的提出为标志的。同志在《关于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的谈话》中指出：解决人民群众的思想问题、认识问题，我们要坚持疏导的方针。我们要在疏通中引导，在引导中疏通，又疏又导。心理疏导方针在政治教育中也能发挥作用。
一、心理疏导的必要性
（一）提高人的社会化水平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要有人，就有社会关系。为了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能够正常生存和发展，思想、道德，还有阶级社会的政治、法律等社会规范确立。社会规范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遵守，对违反者威慑和制裁。社会规范对社会成员的要求就是政治教育，要求社会成员接受、内化并按照社会规范生产和生活。根据人的生理、心理发展的规律，社会成员接受社会规范的较好时期是少年期和青年前中期，即社会成员逐渐离开家庭，接受学校教育到社会成熟的时期，所以，社会规范对社会成员的教育途径主要是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学阶段是社会成员进入社会独立生活的准备阶段，为了在社会生活中少碰壁，少走弯路，少遇挫折，大学生应该提高社会化的程度，接受社会规范，适应社会。
（二）促进人的素质全面发展
社会成员从自然人发展到社会人，需要具备四类素质：基础素质、基本素质、专门素质和具体素质。[1]遗传素质和心理素质是人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心理基础；人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包括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法纪素质、身体素质是基本素质。社会成员从事某项活动所具备的条件，包括劳动素质、学习素质、交往素质等属于专门素质。具体素质是基础素质、基本素质和专门素质的具体化。在这四类素质中，心理素质是基础，占中心位置，是核心素质。而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差异，有的同学有情感障碍、意志障碍等心理缺陷，很难正确地领会、掌握社会所要求的行为规范。但他们也要生活，也要发展，更需要心理疏导的帮助和调节。
二、心理疏导的内涵
政治教育中的心理疏导，就是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观念（包括政治观点、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政治情感及其行为）进行心理引导，使其形成预期的观念倾向。疏导的侧重点在于“导”，使大学生的政治观念向社会要求的方向发展和转变，理解并接受科学发展观，理解和接受现阶段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心理疏导的过程表现在心理活动上，即根
据社会要求去影响社会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及其行为方式。心理疏导的“导”，有两层含义，一是因其势，不逆其心；二是导其向，不纵其谬。[2]言下之意包含必
要的法律威慑和制裁。离开法律威慑，心理引导将失去必要的支持，会变得软弱无力。
三、心理疏导的内容
政治教育的内容包括政治观点、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政治情感及其政治行为。它们在大学生中的接受、内化、遵守过程中都有不尽如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认知失真，情绪失衡，意志失调。
（一）认知失真
政治观点的认知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还属于阶级社会，社会成员的社会关系主要的是政治关系、阶级关系。根据人的心理反映的是客观的现实，所以，政治心理是政治关系的产物。
1.实践的范围和程度限制因素。作用于人脑产生观念的因素包括：一是物质因素，物质生产资料和物质生活资料；二是政治因素，包括国体、政体、政党组织和政党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纲领、战略等；三是精神因素，包括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理想信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等。这些因素反复作用于人脑，进而影响人的观念，可以形成某种观念；可以动摇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某种观念；检验和校正原有的某种观念。影响的方式可以是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自觉的和自发的，影响的途径是人的实践活动。人的实践活动范围决定了人所能接触客观的范围，人的实践活动的水平决定着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程度，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检验人的观念指导作用的积极与消极，检验观念正确与否。由于学生还在学校学习前人的理论、经验，还没有真正融入到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中，即使有实践活动，实践活动的水平有限。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道路、制度的注意、了解、比较、思考不够，不能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对实践的积极指导作用，不能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和对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贡献，不能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影响学生对政治观点的认知。
2.人的生活经验因素。人所积累的个人经验制约着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知觉的选择性决定了反映哪些事物，不反映哪些事物；反映的先后顺序、反映的程度、反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同，影响到人对政治观点、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认知。过去接触过的观点是否科学，是否反映事物的发展规律，过去认知的观点对自己的实践活动是否起作用，积极的作用还是消极的作用，过去参与过的政治活动对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改善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影响的性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否与自己已有的认知相冲突，是否与自己所属的集体（包括非正式群体）的观点相一致，这些个人的经验对于学生注意、了解政治观点、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会导致认知失真。
3.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氛围因素。由于我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在政治文化中心的城市，政治关系复杂、政治规范严格，政治心理突出；在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乡村，政治心理较为淡薄。人的政治心理的产生和发展与所处的政治环境的状况和变化密切相关，政治舆论作为政治环境直接影响人的心理。当政治舆论成为各种舆论的重心时，人们关注政治；政治舆论在各种舆论中的地位不明显，人们对政治关心的程度就下降，导致认知失真。
4.人的个性心理因素。个性心理包括个性倾向性和个性心理特征。政治观点是否维护自己的利益，能否满足个人的需要、这些因素制约着人的心理活动，制约心理活动的组织和引导，使心理活动有意识的、自觉的有选择地对客观现实进行反应。部分社会成员不愿意做社会工作和管理工作，通过领导、管理和服务实现人生价值，对政治不感兴趣，不参与政治活动，对政治方面的事务处理不分配注意力。个性心理特征方面，人的能力、气质、性格的差异是客观存在，如领导、管理他人的能力不同，气质特征、性格特征不适宜参与政治活动，不发表政治观点、不表明政治态度、不选择政治立场、不表达政治情感。这些因素影响人对政治的认知。
（二）情绪失衡
人对事物认知的同时会对所反映的事物产生一定的态度。态度不同，相应产生的体验和内心感受也不同。人产生的的体验和内心感受就是情绪情感。情绪、情感是人对自己与环境相互关系的主观体验的过程。政治情感是政治主体在政治生活中对政治体系、政治观点、政治制度、政治活动、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等方面所产生的内心体验和感受，表现为政治责任感、事业感、使命感、正义感、荣辱感、爱憎感、亲疏感等。
1.心理状态因素。心理状态，简称心态，是人的心理活动在某一定时间内表现出来的形态。如紧张、镇定、急躁、焦虑、动机冲突等，是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联系的过渡阶段。既有暂时性，也有一定的稳定性。当教育者在组织教育活动，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道理、制度，分析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比较国体、政体、政党组织和政党制度、民族制度、基层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发展战略的时候，受教育者的心态不佳，会拒绝接受教育或者对教育者的刺激产生负性的情感体验。
2.个性心理因素。个性心理中的性格是人对客观现实稳定的态度和与之相适应的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的综合。[3]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本来并无根本的利益冲突，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教育者和受教育对某些问题的出发点不同、立场不同，难以形成共识。受教育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系持消极、厌恶、反感的态度，而教育者要求学生接受、认同、赞成、支撑该理论体系、政治体系时，受教育者会产生互相冲突的情绪，导致情绪失衡。
3.从心理相容分析。受教育者多考虑个人利益、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而教育者多考虑社会利益、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这时，看法难以统一。有的教育者在调节利益关系时，办事不公正，或自私自利，言行不一，会造成受教育者对其所传之道持反感态度，造成情绪失衡，难以形成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难以形成坚定的政治立场、科学的政治信仰、积极的政治态度、正确的政治方向；难以处理好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关系。
（三）意志失调
政治意志是社会成员在贯彻落实思想体系、坚持政治观点的过程中，自觉地确立目标、克服阻力的坚持精神，表现为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坚定、果断、勇敢、顽强、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
从心理倾向性分析意志失调的原因，动机弱化导致意志失调。当社会成员的活动背离他所要达到的目标时，动机就会减弱或停止。如大学生有选举权和形势选举权利的机会，学生希望通过选举人大代表的活动，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而被选举出的人大代表与学生本人不认识，或者没有征求学生的意见，代表不了学生的利益。这时，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动机弱化。学生在认知上调整每个成人公民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通过被选举人表达自己的利益和心声，每个人能够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一政治观点。在实际的权利行使过程中，需要受阻，参与政治活动的动机弱化，可能不参与政治活动或者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动机弱化是意志失调的愿因。
心理疏导能够按照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开展教育，有利于科学实施政治教育，影响大学生的认知过程，情绪体验过程和意志调控过程，提高学生认同、内化、践行社会规范的效果。
参考文献：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目标，提出创新社会治理。这意味着中国的公共管理主体由单一向多元化发展，意味着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统治与被统治，而是平等的契约关系，意味着这是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还政于民的过程。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公民如何在新开放的社会治理领域里，发挥其应有的“民意”、“民智”，成为政府的替代者，这与公民的法治观念、素质意识问题息息相关，公民在进行社会治理过程中，需要的不仅是财力、知识，更重要的是公民素质的提高，这是在社会治理中不容忽视的软实力。
由此，本刊这期策划了“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中国公民素质问题”的题目，邀请法学界、政治学界、社会学界的专家学者做相关讨论。
【摘要】公民道德素质建设不仅仅是文化建设的内容，而应该贯穿于社会建设之中，尤其是在现代化国家治理中，公民素质的问题尤为关键。上海市法学会副秘书长汤啸天教授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尤其要重视公民素质的提高，提高公民素质必须从“治官抓起”，公民素质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来自领导干部，而不是普通百姓。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不是老百姓能够决定的，除了强化制度顶层设计的科学性以外，作为公权力执掌者的各级领导干部恰恰是关键所在。我们应在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加强公民素质的提高，公权力的掌控者必须承担为公民素质提高做表率的责任。
上海政法大学社会学院院长章友德教授指出，我国公民素质的提高必须从城市规则谈起，应尽快建立公共空间意识，城市市民更要首先成为公共空间模范的实践者与示范者，城市时代的中国国民应该具备怎样的文明素质是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城市空间里认为农村外来人素质低的刻板印象，实际上是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分割的必然结果。城市的社会管理者应该学会换位思考。此外，我们应该认识到现有的体制、机制，甚至原有的制度都与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有着太多的不适应。国民素质的问题只是种种不适应的具体表现，要真正提升国民素质，就必须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和方法，通过大力加强包括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的社会建设，来应对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剧烈转型风险。
关键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平安志愿者 网格化
一、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现状
1.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框架体系的建立。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就是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运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杜绝和化解社会中存在的不安的因素，以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保障社会稳定的社会系统工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水平，是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治安形势，提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科学化水平的迫切需要，对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2.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大幅增长，我国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政法综治战线不断探索创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基层治理，汇聚社会力量，破解治理难题，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不断提高，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在看到这些令人可喜的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认识到，我们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电信诈骗仍然让很多人民群众的财产顷刻间化为乌有，黄、赌、毒、黑等社会丑恶现象依然屡禁不止，一些恶性案件和严重的安全责任事故偶有发生，这些问题的存在，无时无刻都提醒我们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与现实之间仍然相去甚远。
二、网格化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创新和必然趋势
党的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1. 网格化体系的建立和推广
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日益完善，创新全要素网格化已经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必然趋势，是扎实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变革的必经之路。由于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移动数据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网格化使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向着精细化管理、信息化支撑、精准化服务的方向快步前进。
全要素创新网格化以网格为单元将一个街道划分为若干个综合网格和专属网格。网格化管理依托统一的城市管理以及数字化的平台，将城市管理辖区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成为单元网格。通过加强对单元网格的部件和事件巡查，建立一种监督和处置互相分离的形式。
2.创新全要素网格化社会治理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革命和创新
创新全要素网格化就是将有关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信息采集、社情民意收集、安全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社会心理服务、政策法规宣传等主要工作全部纳入网格，实现各类资源集成整合，社会治理更加高效。
首先，它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分析将过去被动应对问题的管理模式转变为主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第二，它是管理手段数字化，这主要体现在管理对象、过程和评价的数字化上，保证管理的敏捷、精确和高效；第三，它是科学封闭的管理机制，不仅具有一整套规范统一的管理标准和流程，而且发现、立案、派遣、结案四个步骤形成一个闭环，从而提升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正是因为这些功能，可以将过去传统、被动、定性和分散的管理，转变为今天现代、主动、定量和系统的管理。简单的讲：城市网格化管理是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以街道、社区、网格为区域范围，以事件为管理内容，以处置单位为责任人，通过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市区联动、资源共享的一种城市管理新模式。
******网格化管理平台围绕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创新社会治理和提高服务水平，以居民需求为服务导向，整合人口、社会事务、城市公共服务、民政、卫生、文化以及综治等信息资源和服务资源，以网格化作为切入点、户况作为支撑点、搭建社会治理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构建全地区统一的社区综合服务与社会管理信息平台，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三、在全要素网格化框架中的平安志愿者工作社会化属性
1.全要素网格化框架下的平安志愿者工作
近年来，本来起源于西方的志愿服务在崛起的中国也日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们纷纷加入到平安志愿者的大家庭中来。他们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平安家庭、平安社区、平安交通、平安市场、平安校园、平安医院等基层系列平安创建活动，为本地、本系统、本行业平安建设贡献力量；他们主动参加辖区社会治安巡逻防范工作，协助专门机关维护所在地区治安秩序；他们主动发现上报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积极参与民间纠纷调处化解工作，防止矛盾激发引发事端；他们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社会闲散人员、刑满释放人员、吸毒人员、社区服刑人员、易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等重点人群教育帮扶工作
随着全要素网格化在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中的日臻完善，大量的楼栋长、城管队员、保洁员、出租车和公交驾驶员、沿街店面业主、小区物管人员自愿贡献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在不谋求任何物质、金钱及相关利益回报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在网格单元中按照既定的要求投入时间和精力维护社会平安稳定。
2.平安志愿者与创新全要素网格化网格员的共同之处
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信息采集、社情民意收集、安全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不仅仅是创新全要素网格化网格员的工作，也是平安志愿者的工作。平安志愿者和全要素网格化网格员都是助人活动、以利他为目的；都有一定的组织形式；都是公益服务和社会服务的组成部分。虽然网格员不是自治组织，但他们的工作内容涵盖了我们群防群治工作，他们也是我区群防群治的一种新生专业力量。
平安志愿者和网格员的服务岗位是互通的，网格员可以成为平安志愿者，志愿者也可以成为兼职网格员。他们有着相同的社会责任感和相近的社会分工，也有着为他人服务、为社会造福的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化特征。
在创新全要素网格化成为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必要之路的今天，志愿服务这一理念也在被越来越多人接受和践行，社会平安志愿者就要主动学习，积极调整，而社会组织、政府积极应该全力以赴创造条件，实现平安志愿服务的全面社会化。
3.平安志愿者工作职能社会化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创新全要素中的平安志愿服务的
含义也在悄然变化，如今的平安志愿服务已经不再是街头大爷、大妈“挥挥红旗，吹吹哨子”，而是大量来着各行各业年龄和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员在各个网格单元中开展治安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重点人员照管以及特殊人群心理辅导。网格化中的平安志愿服务成为整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中的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4.创新全要素网格中的平安志愿行为的主体日益显现社会化特征
在创新全要素网格框架下，平安志愿服务已不再是最初的由
党政机关主导，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政府行为，在创新全要素网格中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纷纷投身和参与到平安志愿服务中。
随着创新全要素网格的构建和实施，平安志愿服务也将随之渗透到社会治理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平安志愿服务未来在诸如环境保护、灾难救助及困难群体帮扶等以前涉及不多的领域同样会大有作为。
四、创新全要素网格化环境下平安志愿者社会化的必要路径
创新全要素网格化治理工作涉及到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这一浩大的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各行各业人员的广泛的参与，而平安志愿者在其中大有作为。
1.创新全要素网格化社会治理需要平安志愿者广泛参与
我国正在大力推行和实施的创新全要素网格化工作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在数据录入、信息采集、宣传开展等诸多方面都需要大量志愿者投入时间和精力，都需要很多志愿者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工作经验来对网格化管理工作加以完善，大量平安志愿者的辛勤付出对健全创新全要素网格化治理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2.在创新全要素网格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中，平安志愿者的管理和组织也要走社会化路径
通过培养第三方社会组织，利用成熟的现代化网络通信技术
手段，通过网络自媒体，社交APP软件开展推广宣传，尝试多引进现代化管理组织理念和方法，拓宽筹资、融资渠道，变过去平安志愿服务工作由政府大包大揽为全社会多形式广泛参与。创新全要素网格化框架中平安志愿者的工作的组织和开展必须遵循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律，注重市场法则和组织优势的结合，优化各类社会资源，是网格化工作和平安志愿服务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