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和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容应对，果断决策，适时调控，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克服各种困难，赢得了抗击非典的阶段性重大胜利，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的良好势头。初步预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人民币，增长速度达到8．5％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000美元。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改善，全年财政收入增收较多。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大幅度增长。
工业生产增长加快，农村经济稳步发展。重工业增长继续快于轻工业，电子信息、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等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成为工业增长的主导力量。原煤和电力生产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工业产销衔接水平进一步提高。农业优质化、区域化、产业化不断推进，畜牧业和养殖业较快发展。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农村“六小”工程、农村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强劲，居民消费继续扩大。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增长23％。国债投资进一步向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启动公共卫生设施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推动技术进步等重点领域倾斜。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的积极性继续提高，民间投资更趋活跃，投资自主性增长因素有所增强。居民消费受“非典”冲击曾一度大幅下滑，但“非典”过后很快恢复，预计全年增长9％。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居民用于汽车、通讯、住房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大幅度增加。
外贸进出口大幅增长，利用外资保持较高水平。预计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将达到8400亿美元。出口总额中，机电产品出口所占比重超过50％，高新技术产品和服装、鞋类等传统产品出口进一步扩大。原油、成品油、钢材和汽车等进口增加较多。全年贸易顺差比上年减少。通过进一步拓宽外商投资领域和改善投资环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实施“走出去”战略取得新进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扩大。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国家外汇储备继续增加。
各项改革有序推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工作力度不断加大。政府机构改革稳步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迈出重要步伐，金融分业监管体系框架基本形成，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得到加强。电力、电信、民航等行业的改革稳步实施。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化。西部开发工作取得新进展，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重点工程建设积极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开始启动。
各项社会事业稳步发展，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增加国债投入，加快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农村基础教育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科技发展在一些领域又取得重大成果，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城乡居民收入继续提高。就业再就业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全年新增城镇就业800万人以上。社会保障工作进一步加强。
二、2004年经济发展环境和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
2004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总体上可能好于2003年。主要国际经济组织普遍调高了对2004年的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经济增长4．1％，世界贸易增长5．5％，经合组织预计世界贸易增长7．8％，均高于2003年。国际经济的这些新变化，对于我国加快发展是有利的。但同时也应看到，世界经济发展也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回升。
从国内来看，国民经济仍具备较快发展的条件：（1）扩大内需政策效应会进一步显现，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不断增强，有效供给能力显著提高；（2）对外开放继续扩大，使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经济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不断拓宽；（3）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贯彻实施，将使一些多年阻碍发展的体制性、机制逐步消除，各种所有制企业发展的潜力将得到更好地发挥，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4）经过多年的实践，国家宏观调控的经验更加丰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但也必须看到，经济发展中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和纯农户增收困难，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拉大。粮食产量连续下降，一些地方忽视农业、忽视粮食生产的问题比较突出。二是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新增就业岗位不能满足城乡居民就业需要，社会保障面临较大压力。三是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的倾向比较明显，一些地方盲目兴办开发区的问题比较突出，能耗高、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粗放经营的状况比较严重，资源约束的矛盾日益突出。四是信贷投放偏快，贷款投向的行业结构不尽合理。五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公共服务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六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增大了我国扩大出口的难度，利用外资也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
为巩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好形势，着力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积极应对各种挑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4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按照稳定政策、适度调整，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握全局、解决矛盾，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思路，做好各项工作。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切实把工作重点转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三、2004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和主要措施
2004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一年，也是实现“十五”计划目标的关键一年，必须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强化经济监测预警和经济运行调节，积极做好各方面工作。
（一）坚持宏观调控政策基本取向，正确把握政策的力度和重点。2004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区别情况，适时适度地调整政策实施的力度和重点，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努力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避免出现大起大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考虑到保持稳定、促进发展、推进改革的需要，以及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项目建设的要求，应继续发行一定数量的长期建设国债，重点发挥国债资金在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协调发展方面的作用，加大对“六小”工程等农村基础设施、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基础教育和基层政权建设、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保证在建重大国债项目的建设。加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力度，重点向“三农”、公共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倾斜。对一般性支出继续实行零增长，遏制一些地方建设中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研究建立完善的政府公共投资机制，形成稳定的、与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政府公共投资资金来源，逐步解决多年来国家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欠帐过多的问题。
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发挥好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职能，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注重“预调”和“微调”，促进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加强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鼓励和引导商业银行调整信贷结构，增加对促进结构调整、扩大消费、增加就业等方面的信贷支持。扩大直接融资比重。加强金融监管。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基础上的基本稳定。
（二）努力增加农民收入，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统筹城乡发展，继续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1）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开展全国性的基本农田保护执法大检查，制止乱占滥用耕地。（2）坚决纠正忽视粮食生产的倾向，增加粮食播种面积，保持和提高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大对中低产田改造和现有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等建设的投入，对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要重点向粮食主产区倾斜。主销区也要保护基本农田和保持必要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3）稳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产品优质化和区域化的步伐，加强农业科技储备、良种繁育和科技推广，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积极发展畜牧业。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的发展。（4）努力增加农民现金收入。重点做好对农民外出务工的服务，加大对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检查和处罚力度，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家支持的农村项目建设投资中要专门列支农民报酬一项。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除烟草税外，全部取消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降低1个百分点。力争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5％，税费负担比上年有所减轻。
（三）加强引导和调控，遏制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更加注重运用信息手段加以引导，经济手段加以调节，法律手段加以规范，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钢铁、汽车、电解铝、水泥等行业健康发展。（1）加快制定和完善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完善并严格执行行业准入标准，建立行业信息制度，引导地方和企业的投资方向。（2）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作用，推进企业实施联合重组，加快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优势企业发展，淘汰落后生产能力。（3）完善土地管理制度，严格用地管理，对不符合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达不到行业准入标准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得批准用地。继续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4）加强金融机构与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配合，引导商业银行依据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对有市场、有效益、符合环境和生态保护要求的生产企业和建设项目，积极予以支持；对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问题比较突出的领域的建设项目，要严格审贷。
（四）将扩大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住置，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切实落实中央已确定的各项政策措施，继续把就业再就业工作抓紧抓实。（1）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就业和再就业工作责任制，加大对再就业的扶持力度。完善就业和失业统计制度。（2）在税收、融资和市场准入等方面创造有利条件，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充分挖掘和发挥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潜力。（3）加大对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的支持力度，充分利用企业非主业资产、闲置资产和关闭破产企业的有效资产，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安置下岗分流职工。（4）深化劳动管理、户籍制度和社保体制改革，加快培育全国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完善就业服务和培训体系，鼓励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健全再就业援助制度。
（五）促进和扩大居民消费，继续增强国内需求增长。要积极创造条件，进一步发挥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潜力，为经济持续平稳发展打下稳固的基础。一是增强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既要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又要努力增加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完善并严格执行不同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和对困难群体的扶持力度。二是大力改善消费环境。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商品流通设施、商业网点建设，加快推进城乡用电同网同价。继续扩大消费信贷规模。推行医疗服务价格、非义务教育收费决策听证制度，合理确定价格和收费标准。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商业欺诈活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三是培育和扩大消费热点，满足不同层次、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增加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供应，建立和完善廉租住房制度，推动存量住房交易。鼓励居民汽车消费。推行电信普遍服务，促进农村和边远地区电信消费。继续改善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发展体育和文化产业，鼓励居民扩大旅游、体育健身和文化消费。
（六）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继续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引导各方面量力而行，克服经济发展中单纯追求速度、急于求成、过度消耗资源的倾向，切实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1）以市场为导向加快产业升级步伐。采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积极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逐步形成掌握核心技术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2）努力缓解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制约。加快电源电网建设，做好电力调度，增加电力供应；加快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加大重要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合理调配运输能力，加快重要交通干线和枢纽的建设。（3）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突出抓好土地、水、能源、重要原材料的节约和综合利用，加快冶金、石化、建材、造纸等重点行业节水、节能技术改造。
统筹区域发展，逐步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格局。完善西部开发的政策措施，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努力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和经济优势，支持中西部加快改革和发展。继续加大东部地区对外开放力度，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积极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地区、重点优势产业以及重点行业和企业的调整改造。大力推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
（七）加大改革和投入力度，促进社会事业发展。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突出重点，加快发展科教文卫事业。（1）抓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和卫生执法监督体系等建设。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2）将农村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大投入力度，保障农村适龄少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加快推进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加大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力度。推进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加快紧缺人才培养。（3）做好中长期科技规划的编制工作。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国家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提高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支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4）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引导和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5）做好人口和资源、环境保护工作。
（八）努力扩大外贸出口，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年。统筹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关系。（1）进一步做好进出口宏观调控。培育国内优势品牌，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改革进出口商会体制，完善对企业的服务。加强重要商品进出口的平衡和管理，继续严厉打击走私、贩私活动。健全产业损害预警系统。加强对外谈判工作，有效地应对国际贸易摩擦。（2）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注重提高引资质量，把利用外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及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结合起来。研究规范开发区发展的政策措施，促进开发区健康发展。（3）加强对境外投资合作的规划指导，推动我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积极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全面落实并逐步完善内地与我国港澳地区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一、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的概述 (一)前阶段宏观经济形势趋于过热对于我国前阶段是否出现了经济过热的趋势，主要从投资增长速度和物价水平两方面来论证 l、前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 2003年全年和今年第一季度，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强劲的增长势头，2003全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42643.41亿元，同比增长28.4%，20(抖年1一2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达到3287.0亿元，同比增长率达到这一时期的顶峰53%，1一3月城镇固定投资继续保持着高增长的势头，达到7058.5亿元，同比增长47.8%。在以后的3个月里，虽然固定投资的增长速度趋于缓慢，但是1一8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仍然维持在30.3%。 2、物价水平持续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逐月攀升(见表l)，由“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共同推动。 早在2003年下半年，由于过热投资的剧增，引起了原材料、能源等生产资料的价格的上涨，而此时的生活资料价格并没有受食品价格上涨而影响。因此在2003年，工业品出厂价格的上涨主要是因为生产资料价格的拉动。直到20()4年初，随着上游生产资料涨幅加大，其向下游居民消费品传导的作用递增，再加上农产品价格的进一步上涨，导致了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所以2(用4年工业品出厂价格的上涨是由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者共同推动的，而且其上涨的幅度也在加大。 从投资和物价两方面来看，近阶段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已经明显存在着过热的趋势。 (二)国家稳定经济的政策 为了防止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可以将这些政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科年2-礴月，出台的以行政管制为主导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第二个阶段:20(科年10月29日，人民银行实施的加息政策。 第一个阶段，以《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工业盲目发展若干规定的通知》的出台为主要标志。该通知对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提出了明确要求，并且要求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环保总局和质检总局等单位要相应采取措施。与此同时，也伴随着着一些货币政策的出台，如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等。但是这一阶段真正起到实质作用的应该还是行政手段。国家要求过热行业中的某些企业或者在建投资强行退出该行业，另外新成立的中国银行业管理委员会对“行政手段”抑制过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强行减少过热行业的贷款总量)。 第二个阶段，以人民银行实施的加息政策的出台为主要标志。中国人民银行于10月29日开始实施的加息方案，主要包括:一年期贷款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5.31%上调到5.58%，其他各档次贷款利率也作了相应调整，中长期贷款利率上调幅度大于短期;一年期存款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1.98%上调到2.25%，中长期存款利率上调幅度大于短期。本次调息政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存贷款利率同时上调。二是期限在一年以上存款利率上调幅度大于贷款利率上调幅度。两年期、三年期和五年期存款利率分别上调0.45%、0.72%和0.81%，而一至五年期贷款利率都只上调0.27%，五年期以上调高0.36%。三是金融机构(不含城乡信用社)的贷款利率原则上不再设定上限;允许存款利率下浮，即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对其吸收的人民币存款利率，可在不超过各档次存款基准利率的范围内浮动。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评述 不可否认，前阶段出台的反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起到了一定的效果。经济过热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但是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成果还存在着一定的不稳定性。然而这种不稳定性又是由于经济政策的本质特点所决定的。 (一)以“行政管制”为主导的经济政策在短期内能够有效的抑制经济过热，但是从中期来看，效果不佳 1、“行政管制”的短期成果。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21844亿元，同比增长31.0%，增速比一季度回落11.8个百分点。投资的减少，就能够减缓因投资品需求增加而导致的物价水平上涨，从而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 2、在中期内，这种“行政管制”的效果会减弱，进而投资过热又会出现抬头的可能。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统计的数据显示，在对目前不符合法律、法规的拟建、在建项目的整顿清理中，仅有5%是明确被叫停，10%的拟建项目被取消，而超过80%的项目是暂停建设、限期整改，对于这些项目很大部分是补办手续后再择机上马。另外数据显示，投资也有重新抬头的趋势。从3一7月的投资量来看，每月的投资额稳步上升，当然这里存在着季度波动的原因，但是也不能否认投资有重新抬头的可能。(见表2)这就是说投资没有得到较好的抑制，那么就不能防止经济再次出现过热的可能。 (二)“利率调节”从中长政策的稳定性来看存在着优越性人民银行的加息政策出台己一个多月之久，但各项宏观经济数据还没有统计出来，判断加息政策对现阶段经济形势的稳定效果，还为时过早。但是可以从理论上来阐述利率调节的优越性问题。过热投资重新抬头的根源就是某些行业还存在着“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可能是由于泡沫经济导致的，随着泡沫的消失，利润也会消失)，因此“行政管制”能够在短期有效的控制过热投资进入该行业，但是只要有超额利润，在中长期内就会有各种企业通过各种途径进入该行业，但是如果通过抬高利率的方式，这就增加了各个企业的投资成本，只要该企业是盈利为目标的实体，那么就会减少投资。投资的减少就能够缓解物价上涨的压力，从而达到稳定经济的目标。 通过对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可以得到结论:利率调节从中长政策的稳定性来看，要优于“行政管制”。当然，如果出现投资急剧膨胀的局面，行政管制就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事实上，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也遵循了这么一个规律。2(X)4年2月国家通过“行政管制”，强力压制过热的投资形势，然后又针对可能出现的过热投资抬头的问题，在10月29日提高利率，进一步稳定宏观经济政策取得的成果。#p#分页标题#e# 三、民营经济的介入，有利于防止经济的波动 “民营经济”的介入，能够促进利率政策的有效传导，进而抑制过热需求，稳定经济形势。虽然“利率调节”从中长政策的稳定性来看存在着优越性，但现实能否有效还要看各个投资主体的利率弹性的大小。 投资的利率弹性大就意味着:只要利率稍作调整就会引起投资的大幅度变动。那么中央银行提高利率，就能够迅速的减少过热投资，进而防止经济过热。 (一)“民营经济”的特点决定了“民营经济”的投资的利率弹性大一方面“民营经济”的经营管理一开始就注重资本成本的管理，收益与成本的比较是影响民营经济投资决策的关键因素。利率的变动对民营企业特别是负债资本比例高的民营企业的影响就更加明显。另一方面“民营经济”的投资与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投资不同，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更多的是考虑投资的收益问题，而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更多的是追求“绩效”。因此，与其他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投资的利率弹性较大。 (二)民营经济的介入有利于抑制过热的需求 1、利率调节对过热需求的抑制有一个前提条件:经济主体应该是利率敏感性主体。通过上述的讨论，民营企业就是利率敏感性主体，那么加大对民营经济在行业中的比重就能过抑制该行业的投资过热。从前阶段过热行业的分析中来看，如钢铁行业中，产量前20位的企业中，只有“马钢”属于民营企业。可以说民营企业在该行业中比重过低也是导致该行业过热的一个重要原因。 2、那么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提高利率就能够有效的抑制过热需求，稳定经济形势。那么利率的提高能够降低投资，而社会总需求又是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政府购买组成(三部门经济中)，此时社会总需求就会得到抑制，进一步稳定经济。 (三)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会增加过热投资抬头的压力民营经济防范风险的意识比较强，这也会使得民营企业不会涉足到高风险的行业。一般而言，投资过热的行业应该属于高风险行业，虽然在短期内，该行业存在超额利润，但是随着其他企业的不断涌入，必然会使得产品的供给大幅度增加，供过于求的现象一旦出现，超额利润就会消失，企业退出该行业就会遭受损失，但由于竞争过于激烈不得不退出该行业。因此，作为稳健经营的民营企业而言，一般在经济过热时就不会在涉足过热行业，从而避免投资过热和物价上涨，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综上所述，防止宏观经济的过热和促进利率政策的有效传导，我国应该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关键词：跨国公司 国际法主体地位 可行性
一、全球经济复苏势头趋缓，有效需求增长放缓
受制于内生经济增长动力缺乏，全球经济不均衡复苏，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和财政压力等不利因素影响，201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GDP增速较上年放缓，显示出复苏乏力的迹象和信号。2011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未完全消除，世界经济难以进入稳步增长的良性循环，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依然较为突出。美国经济复苏动力依然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房地产依旧低迷，银行放贷能力尚未复苏，以消费为主导的美国经济尚未有实质性好转。欧洲债务危机时有爆发，对本来疲弱的经济复苏无疑是雪上加霜。在财政重建和刺激经济的“二难选择”中，欧洲经济很难较快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日本经济在对美国和中国的双重依赖中有所恢复，但其受外部影响较大，未来仍有不确定性。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尽管回升势头较好，但在发达经济体整体增长疲软的情况下，高增长能否持续存在较大变数。总体而言，2011年世界经济将由前期超常规政策刺激下的恢复性反弹转向平稳甚至低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较紧。
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2011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增长动力，但在外需乏力。货币政策收紧和经济活动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下，拉动社会总需求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增速将有所放缓。
就投资需求而言，2011年既有促进投资增长的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总体上投资增长将小幅放缓。有利因素主要包括：各地区在“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投资热情高涨；“新非公36条”等政策促进民间投资。不利因素主要是2009年为应对危机出台的刺激性政策逐步淡出；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拉动效应逐年衰减；房地产调控政策趋于严厉；财政支出重在结构调整，政策向保障民生领域转向。201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在2010年回落的基础上继续小幅下降，对经济增长贡献度减弱。
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或将企稳，外贸形势不容乐观
2010年中国对外贸易呈现高增长趋势。1-11月全国出口名义增长33.3%，进口增长40.3%，而去年同期则分别是同比下降18.9%和15.7%，2010年出口高增长的主要原因有：意识世界经济复苏，外部环境好于去年；二是2009年出口增长为负19%，出现低基数效应；三是稳定出口政策继续显效。
2011年，美国、欧洲、日本等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口需求增长缓慢，发达经济体贸易保护注意趋势严重，人民币升值预期、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使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降低，我国对外贸易条件有所恶化，同时受上半年基数太高等因素影响，预计外贸进出口增长速度比2010年将有所放缓，贸易顺差也将减少，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有所削弱。
北非中东局势不稳，日本地震危害影响短期难以消除，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不断提升，贸易摩擦增加，国内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这些因素导致出口增速放缓。生产商宁愿更多向本土市场供货，而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出口明显减少。许多国家采购商都认为今后中国工人工资将会大幅上涨，产能势必将会被压缩。从去年末开始已经有生产厂家出现供货推迟现象。相对于出口大幅下滑，对美欧的进口增速基本稳定，机电产品进口占比最大的日本呈现下降趋势，资源类进口稳步增长。总体来看，2季度外贸增速回落已成定局，贸易顺差仍将继续下滑。
三、物价水平居高不下，通胀压力明显上升
2010年全国消费物价水平不断走高，CPI由1月份的1.5%逐月回升到11月份的5.1%，达到28个月以来最高。预计2011年物价总水平（CPI）增长呈小幅回落的态势，且前高后低。总体看，导致物价下行的因素增多增强，导致物价上行的因素减少减弱，预计全年CPI增长2.5%左右。推动2011年物价上涨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压力依然很大，一方面来自于二元经济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来自于国际粮价震荡和上涨在国内的传导。二是要素价格上升，成本推动型通胀成为主要形式，特别是劳动力结构性矛盾突出，劳动力成本继续上升已成定势。三是人民币升值预期推动国际资本流入增加。与此同时，2011年经济增速将比2010年有所放缓，产出缺口缩窄，有利于坚强通胀的压力。趋紧的货币政策将逐步回收过剩的流动性，货币供应增长逐步回归常态，对通胀压力也有减缓的作用。
受经济运行惯性影响，2011年上半年CPI涨幅仍处于高位，5月份CPI同比上涨5.5%，创34个月新高。随着各项调控政策的逐步到位，下半年CPI涨幅将出现回落,全年通胀走势前高后低，呈现见此回落的态势。
四、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整体维持上涨局面
2010年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延续着2009年以来的上升势头，但速度明显放缓，波动性加大，主要大宗商品价格回到了2008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水平。2011年恶劣的气候表现将导致北美、欧洲、南美等主要农业产区普遍歉收，使农产品供给减少。主要金属及矿产则受新兴经济体增长强劲的影响，需求将进一步走高。同时美国等发达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不断地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输送资金动力。随着经济复苏和通胀蔓延，2011年主要大宗商品价格预计将维持上扬趋势，但全球经济的总体复苏态势尚不足以支撑持续大幅上涨，其间可能出现较大幅度波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大宗商品的金融属性越来越占据了主导地位，主要国家也加大对市场投机的打击力度，在多重复合因素作用下，大宗商品短期价格走势判断难度将进一步加大。
五、 经济政策以紧为主，由宽松型向稳健型转变
货币政策取向在上半年以紧为主,2季度往后,政策调控的频度将有所下降,以寻求抑制通胀和维护增长之间的平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要积极稳健、审慎灵活，重点是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是抑泡沫、控投资、调结构、强民生。央行去年10月以来实施了包括加息和上调准备金率等一系列紧缩性措施，以回收过分充裕的银行体系流动性，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中长期来看，由于阿拉伯世界政治动荡，日本地震后重建需求的支撑，中国仍然持续面临输入型通胀的压力。
参考文献：
[1] 王小广《2011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展望》，时事报告中心组学子专刊2011年04月
[2] 《2011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及政策:通胀形势主导预期变化》平安证券，2011年2月
关于企业经营者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本次调查涉及经济走势、宏观调控政策的成效、企业经营状况及未来发展等方面的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虽然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消费需求仍显不足，国内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主要要素市场结构性供求矛盾比较突出，地区发展差距仍较明显，国有企业仍然困难较多等。但面对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以及加入WTO后的机遇和挑战，多数企业经营者认为，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控效果良好，国内投资持续增长，对外贸易出口增速加快，主要生产要素供求平衡状况有所好转，企业经营状况不断改善，生产和销售稳定增长，效益有所提高，宏观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的良好发展态势，企业经营者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一、企业经营者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
(一)宏观经济总体运行态势良好
关于今年的宏观经济走势，调查结果显示，57.9%的企业经营者认为走势“正常”，比去年同期调查增加13.5个百分点；11.2%认为“偏热”或“过热”，与去年基本持平，比2000年增加1.5个百分点；24.9%认为“偏冷”或“过冷”，比2001年和2000年分别减少5.9和4.2个百分点。这说明，企业经营者认为今年我国宏观经济在不太理想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继续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图1）。
图11995～2002年企业经营者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
(二)投资、出口促进经济增长
为进一步了解影响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本次调查涉及投资、消费和出口三个方面。
从投资来看，调查结果显示，2/3（66.7%）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政府投资“合适”或“较旺”、“很旺”，认为政府投资“不足”的仅为1/3（33.3%），这表明企业经营者对政府投资力度的普遍认同。不过，认为民间投资需求相对“不足”的仍然超过一半（53.5%），与去年调查结果大致相当。
关于出口形势，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经营者认为今年我国的外贸出口需求“合适”或“较旺”、“很旺”的占39.9%，比去年增加了6.9个百分点；而认为外贸出口需求“不足”的虽仍占六成（60.1%），但比去年降低了6.9个百分点。这说明在加入WTO的背景下，对外贸易出口增速有所加快，成为推动当前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
从消费情况看，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经营者认为当前消费需求“不足”的占60.8%，比去年增加9.8个百分点；认为消费需求“合适”或“较旺”、“很旺”的则比去年降低9.8个百分点。调查表明，虽然目前出现一些诸如汽车、通讯工具及房地产等消费热点，但总体消费需求不足状况未能得到改观，带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仍显不足（见表1）。
表1企业经营者对国民经济需求状况的判断（%）
(三)主要要素市场供求平衡状况有所好转
关于主要要素市场的供求状况，企业经营者认为“供大于求”超过半数的只有原材料一项，比重为54.7%；认为“供求平衡”超过半数的主要是能源和交通，比重分别为64.5%和56.3%；认为“供不应求”的主要是资金、技术和信息，比重分别为72.6%、75.3%和67.8%。
与1999年的调查相比，认为上述各项市场要素“供求平衡”的比重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分别增加了5.5～21.8个百分点，说明上述要素市场供求平衡状况均有所好转。
与其他要素市场供求关系相比，人力资源总量的供大于求和人才市场结构性短缺并存的矛盾十分明显。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经营者认为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供不应求”的分别占75.8%和70.7%，而认为普通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占85.4%。
(四)入世后的国内外市场对企业经营比较有利
关于入世后国内市场对企业经营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34.2%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影响“有利”，48.1%认为“影响不大”，17.7%认为“不利”，认为“有利”的比认为“不利”的多16.5个百分点。
关于入世后国外市场对企业经营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36.3%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影响“有利”，49.8%认为“影响不大”，13.9%认为“不利”，认为“有利”的比认为“不利”的多22.4个百分点。
从不同地区和经济类型的企业看，无论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认为入世后对企业经营“有利”大于“不利”较多的均是东部地区企业和非国有企业。
(五)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比较稳定
本次调查从货币供应量、银行贷款利率、财政性税费水平和国债发行量几个方面了解了企业经营者对宏观调控政策的感受。
从货币供应量看，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经营者认为目前货币供应量“多”、“适度”和“少”的分别占12.7%、55.3%和32%，与2000年调查结果大体相当。
从银行贷款利率看，企业经营者认为目前银行贷款利率水平“高”、“合适”和“低”的分别占21.3%、45.9%和32.8%，与2000年相比，认为银行贷款利率“高”的增加8.9个百分点，而认为“合适”和“低”的分别减少3.2和5.7个百分点。
从财政性税费水平看，仍有较多企业经营者认为当前财政性税费水平“高”，比重为79.7%，比2000年微增2.8个百分点，认为“合适”和“低”的比重分别为16.8%和3.5%。
从国债发行量看，企业经营者认为国债发行量“偏少”的占25%，认为“适度”和“偏大”的则分别占42.9%和32.1%，与2000年没有明显区别。
由此可见，两年来企业经营者对政府宏观调控诸多指标的判断差异不大，这说明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相对比较稳定。
二、企业运营状况良好
(一)企业综合经营状况继续好转
关于企业目前经营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经营者认为企业经营状况“良好”、“一般”和“不佳”的分别占39.5%、46.1%和14.4%，认为“良好”的比认为“不佳”的多25.1个百分点，而1999～2001三年相应的结果分别为7.7、20.6和19个百分点，均低于今年的调查结果，这说明，企业经营者认为今年我国企业总体经营状况继续看好。
从经济类型看，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私营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本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的较多，比重分别为48.9%、48.1%、46.6%和43.5%；而国有企业认为“良好”的比重相对较少，为31.7%。
从不同规模看，大、中型企业的经营者认为本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的分别占48.4%和42.5%，明显高于小型企业的30.8%。
从地区分布看，东部地
区企业经营者认为经营状况“良好”的较多，比重为43%；中、西部地区企业认为“良好”的比重相对较少，分别为36.6%和35.9%。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依然明显存在。
从不同行业看，餐饮、房地产、社会服务、交通运输仓储、电力、煤气和水及制造业中的医药、非金属矿物制品、交通运输设备、专用设备、塑料、橡胶、仪器仪表、金属制品、服装等行业的经营状况相对较好，认为“良好”的比认为“不佳”的多30个百分点以上。
关于企业效益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企业的总体效益状况大体相同，企业盈利面由去年上半年的60.8%微增到今年上半年的61.7%；亏损面比去年同期的24%减少了2.5个百分点。其中国有企业盈利面比去年同期增加1.6个百分点，亏损面比去年同期减少3.7个百分点。
(二)企业生产和销售稳定增长
关于企业的生产状况，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停产”或“半停产”企业的比重为11.9%，比去年减少1.2个百分点。
从地区分布看，东部地区“停产”、“半停产”企业比重最低，为7.9%，比去年减少1.8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为14.7%，比去年减少0.6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为16.7%，比去年减少2.2个百分点。
从经济类型看，企业“停产”或“半停产”比重较高的主要是国有企业，比重为20.1%，明显高于各类非国有企业，而且比去年还增加了3.2个百分点。
关于企业生产增长情况，调查结果显示，48.3%的企业生产（服务）量比上期“增加”，33.7%的企业保持上期水平，18%的企业生产（服务）量比上期“减少”，认为企业生产服务）量“增加”的比认为“减少”的多30.3个百分点，表明企业生产呈平稳增长的趋势。
关于企业销售状况，调查结果显示，49.2%的企业销售量比上期“增加”，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8个百分点；28.9%的企业保持不变；21.9%的企业销售量“减少”，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个百分点。
企业销售状况具有明显的地区、规模、经济类型和行业差异。从不同地区看，东部地区明显好于中西部地区；从不同经济类型看，非国有企业明显好于国有企业；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明显好于中小型企业；从不同行业看，目前销售状况较好的主要是电力、房地产、采掘业以及制造业中的医药、化纤、交通运输设备、专用设备、有色冶金、橡胶、化工、非金属矿物、电子、塑料等行业。
三、企业经营者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一)企业下期经营状况可望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关于企业经营者对企业下期综合经营状况的预测，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经营者对下期综合经营状况比较乐观，44.6%认为下期经营状况将“好转”，45.2%认为“不变”，只有10.2%认为会“恶化”，认为“好转”的比认为“恶化”的多34.4个百分点。
从地区分布看，东部地区认为“好转”的比认为“恶化”的多36.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多34.5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多29.3个百分点。
从经济类型看，非国有企业认为“好转”的比认为“恶化”的多37个百分点以上，国有企业多19.6个百分点。
从不同行业看，房地产、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以及制造业中的电子、医药、服装、塑料、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非金属矿物制品等行业预计下期经营状况较好，认为“好转”的比认为“恶化”的多40个百分点以上。而批零贸易和餐饮业以及制造业中的化纤、橡胶和仪器仪表等制造行业对下期的看法相对谨慎，认为“好转”的比认为“恶化”的企业仅多20个百分点左右。相对来说，国有企业、西部地区企业及批零贸易和餐饮业企业对未来发展的乐观程度比其他类型企业低一些。
关于对下期效益状况预计的调查结果进一步反映出企业经营者对未来的信心，调查结果显示，70.1%的企业预计下半年盈利，比上半年实际的61.7%增加8.4个百分点；而预计下半年亏损企业占13.5%，比上半年实际的21.5%减少8个百分点。
(二)众多行业仍具较大的发展潜力
关于行业发展潜力，调查结果显示，所有行业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本行业发展潜力“较大”的比重都高于认为“较小”的比重，其中，认为发展潜力“较大”的比重超过半数的行业主要包括房地产（57.5%）、煤气和水（51.9%）、餐饮业（50%）以及制造业中的医药（76.8%）、电子（61.9%）、造纸（57.6%）、交通运输设备（56.7%）、橡胶制品（54.3%）、专用设备（54.1%）、仪器仪表（51.8%）、有色冶金（51.6%）等；相比之下，企业经营者认为发展潜力“较小”的行业主要包括批零贸易、采掘业等（见表2）。
表2企业经营者对所在行业发展潜力的判断（%）
(三)企业投资意愿较高
关于企业未来计划投资意向的调查结果显示，56.8%的企业未来计划投资额将“增长”，23%的企业保持“不变”，20.2%的企业计划投资额“减少”，计划投资“增长”的比“减少”的多36.6个百分点，其中国有企业计划投资“增长”的比“减少”的多17.8个百分点，非国有企业多44.6个百分点。与去年调查结果相比，非国有企业对未来投资的意向又进一步增强。这表明企业投资意愿普遍较高，非国有企业未来投资的快速增长意味着民间投资趋向活跃，有望改变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政府投资的格局。
经济增长走势分析
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应在全球背景下展开，并着眼于长期视角。最近，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课题组研究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性显著下降，并且与全球经济的联系逐渐加强。全球经济波动性的下降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火车头”美国的经济增长趋于稳定。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以上特征通过对外贸易渠道进行传导。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对外依存度一直呈上升趋势，2006年外贸依存度达到峰值，此后受金融危机影响有所下降。就三大需求对GDP波动的贡献度而言，出口是贡献度最大的，伴随着进出口波动增长的是制造业的投资增长。1999年之后制造业投资占比一直呈上升趋势，2004年后制造业比重超过房地产业投资比重。在外需稳定的前提下，进出口的增长效应在制造业投资两期之后显现。
次贷危机和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外需疲软，中国政府随后启动了4万亿元的扩大内需政策，这是危机后中国经济得以在高位小幅波动的主要原因。从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看，2007年后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形成完全相反的走势，反映了投资对冲净出口下滑产生的经济风险。
总结经济周期波动性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国内经济波动趋稳是融入全球化的结果，这一特征主要通过外需渠道传导；二是对外贸易的增长伴随着制造业投资的增长，这一阶段中国快速工业化主要受益于全球化的进程；三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采取了积极的扩大投资的内需政策，这是2008年后经济保持小幅波动的主要原因。
最终消费走势
对最终消费的分析，重点在于居民的最终消费，其在最终消费中的比重长期在75%左右。可以通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一相近指标对居民消费进行观察。从绝对额上讲，自1990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保持增长势头，在2011年这一趋势还将延续。这主要取决于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经济一直持续增长，形成了消费持续增长的基础；二是从国民收入的要素法分析，尽管居民收入并不是所有要素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但也一直保持增长势头。2000～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280元增加至17175元，年均增长率为11.8%，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253元增加至5153元，年均增长率为9.6%。尽管许多专家学者表示负利率使得居民存款财富缩水，可能会影响消费，但如果考虑收入流的增长，并不会对最终消费产生较大影响。
从增长率角度看，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大致维持在20%。这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经济周期波动性的研究表明最终消费对GDP波动的贡献率最低；二是消费的收入弹性逐渐降低，从长期趋势看，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其收入增量部分用于消费的增量是降低的；三是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消费产品从以前“吃穿用”为主向“住行学”过度，这其中“住行学”的产品大都具有投资属性，在统计中并不被计入。综合以上各种因素，预计2011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略有上升。
固定资产投资走势
高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特点，这与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有关。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投资的主要驱动力是工业化过程，即制造业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2001年的14.4%上升至2003年29%的峰值，在产能形成后的一至两年，外贸顺差有显著增长。在此过程中，国内经济环境还伴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以及要素资源的价格扭曲，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有着很强的价格优势，这就形成了经济增长投资和出口依赖症。
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外需疲软，制造业投资增长率大幅下降，以城市化推动的投资成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亮点。以扩大内需的4万亿元投资为例，其中1.8万亿元为“铁公基”项目，1万亿元为灾后重建项目，2800亿元为保障性安居工程，这些项目都与城市化相关，占总投资的75%以上。这些投资并不是以财政全额拨款的形式下拨，此后出现了地方政府以投融资平台形式落实这些投资的现象，这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构成潜在风险，此后国务院提出了清理整顿的要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伴随着上述政策起落，经历了三个阶段：2008年的小幅上涨阶段；2009年的快速上涨和快速回落阶段；2010年的小幅回落阶段。
根据固定资产投资的长期走势，结合2011年政策的新动向，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情况还将延续2010年的走势，甚至进一步下滑,其对GDP的贡献率将大幅下降。这主要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制造业投资可能面临继续下滑。制造业投资与外需紧密相连，目前美欧经济前景依然不明朗，尽管外需存在恢复性增长的诉求，但恢复性增长不致引起国内投资的增长；从供给角度看，低成本无限劳动力供给的状态已经发生改变，这也使得传统制造业投资不具吸引力。二是商品住房投资将进一步下降，保障性住房进一步加大投资，但后者不足以抵补前者。综合商品住房和保障性住房两方面的走势预测，估计2011年房地产投资会有较大幅度下滑。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所下滑。其一，4万亿元投资的效应逐渐消退；其二，去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发展过快，国务院于2010年6月发出清理平台债务的通知,可能形成一些烂尾工程；其三，三个重要事件对去年的投资贡献较大，分别是玉树灾后重建、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而2011年全国并没有大的会展和体育赛事举行，这也导致投资下滑。
进出口走势
2011年的进出口形势将表现为：进口增长率保持在30%左右，出口增长率略低；但由于出口额的基数大于进口额，对外贸易依然保持顺差态势，估计全年贸易顺差达到2200亿美元以上。
首先，从对外贸易的历史看，自中国加入WTO后的2001年至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保持在200亿至300亿美元；自2004年开始贸易顺差每年保持700亿美元的增长，进出口增长率稳定在30%左右，形成稳定的增长趋势。此后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贸易的影响在2008年下半年才显现，进出口增长率在2009年经历了最低谷，但自2010年初，进出口贸易又恢复到历史增长水平。
其次，受美国以邻为壑的政策影响，人民币升值面临很大压力。然而关于人民币升值及升值预期恶化中国贸易收支的看法，笔者并不赞同。这种理论在现实中能否成立取决于两个条件：其一，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是否完全传递，其二，马歇尔―勒纳条件是否成立，即价格变动是否具有数量效应。就第一点而言，国外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因沉没成本、市场竞争等，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很难传导；就第二点而言，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价格水平显著低于主要出口国，因此出口的价格弹性并不大，出口和进口的价格弹性并不大于1，从而“反J曲线”在中国并不存在。
综合以上两点，2011年对外贸易还将延续2010年的恢复性增长势头，由于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对外贸易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可能有负转正。
物价走势分析及其治理
2010年，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呈一路上升趋势，成为宏观调控的焦点。对此，须弄清此轮价格上涨是长期趋势还是短期影响，上涨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及能否得到控制。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已经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实体层面主要表现为贸易盈余的增长，在金融层面表现为储蓄率持续高于投资率。这决定了物价不具备长期上涨的基础。从CPI走势可以看出，非食品类的CPI增长率一直维持在3%以下走势，而每次CPI的大幅上涨都伴随着食品类CPI的上涨。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的CPI上涨因素是粮食歉收，全国粮食总产量在2000年至2003年一直保持在9000亿斤以上，2003年骤减至8600亿斤；2007年食品类CPI的大幅上涨主要归因于猪肉价格上涨，2006年9月全国范围内爆发蓝耳病疫情，导致猪肉出栏数和猪肉产量大幅下降。此轮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同样是食品类的价格上涨，而食品类价格上涨主要归因于2010年初自然灾害导致的供给冲击。此外，由于资源类产品（如水、电、燃气）的价格上调导致居住类价格小幅上涨，但CPI中居住类权重仅为14%，因此并非CPI上涨的主要推手。
对于此轮价格上涨，许多学者将其归为通货膨胀，进而提出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进行打压的对策。对此笔者认为并不恰当：首先，由于此轮价格上涨是供给冲击造成的，作为总量政策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仅起不到抑制物价的作用，甚至可能造成不必要的产出波动；其次，一种观点认为部分蔬菜价格上涨是过剩资金的恶意炒作造成的，有必要收紧流动性，然而收紧流动性并不能根本上堵住这些微型泡沫的源头，恰恰相反，大部分蔬菜都是易损品，不易储藏，也不会成为长期炒作的对象；最后，部分学者认为物价上涨是输入性通胀的结果，对此应该通过提高利率、人民币升值减轻输入性通胀的风险。然而在过去几年，中国一直是小麦和大米的出口国，而大豆占据中国食品进口的50%以上，因此输入型通胀不是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由此看出，货币政策并不是应对物价上涨的主要抓手。2010年11月19日，国务院的《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将对物价上涨起到抑制作用。首先，前五项措施都是应对供给冲击的，可谓切中要害；其次，结构性的物价上涨影响的主要是低收入人群，因为食品类支出在他们总支出的比重较高，而第六项措施即发放价格临时补贴，主要针对优抚、低保人群；最后，针对游资恶意炒作部分农产品的现象，通知提出了加强价格监管等措施。
在以上政策作用下，物价上涨现象将是短暂的。然而，影响2011年物价上涨负面因素依然存在，甚至要强于2010年。不仅南方遭遇冰冻天气，而且北方持续干旱，这已经影响到冬小麦的播种，而北方16省耕地面积占全国近60%。此外，2010年年末的翘尾因素还将持续。总体而言，2011年CPI走势将呈现先高后低的走势，全年CPI不超过4%。
财政及货币政策分析
财政、货币政策的搭配是宏观调控的艺术。201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就财政政策而言，积极的政策取向将发挥稳定增长、改善结构、调节分配的作用。2011年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包括教育投资、医疗体制改革的推进、养老保险体系的扩大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应用。以上政策取向与整个经济转型的大背景相契合，起到了促进结构调整的作用。目前，东部地区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进行低附加值工业化的道路已面临瓶颈，而城市化和经济服务化的道路是必然选择。对此，公共领域的投入必不可少，在教育、医疗和养老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城市的服务经济也将获得大力发展。对于中西部而言，地区发展差异是最重要的议题，对此中西部应抓住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历史性机遇，通过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带动民间资本的进入，从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
就货币政策而言，稳健是由“积极”转为“稳健”，实为紧缩的货币政策。从具体操作工具看，数量工具居于主导地位。价格工具让位的首要原因是市场仍然处于低利率环境，提高利率可能引致热钱流入；其次，过去提高利率的着眼点是物价，然而上文的分析表明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是供给冲击，随着冲击逐渐减弱，提高利率的压力逐渐减轻；最后，如果多次提高利率，贷款利率将处于高位，这与后危机时代的增长诉求不相称。总体判断，2011年加息的次数大致在三次左右，此外由于“南冻北旱”的天气可能再次造成供给冲击，因此央行的加息主要集中在上半年。数量工具的着眼点是对冲外汇占款，随着对外贸易的恢复性增长，外汇占款也将进一步增加。数量工具中存款准备金的应用居于主导，因为在利率上升期，存款准备金相对于央票是成本较为低廉的工具。此外，货币政策中的信贷政策将发挥结构调整的作用，如针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以及房贷的准入政策还将继续执行。
对策建议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年，为在短期内校正宏观经济走势，使之符合中期的发展规划，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实体领域应消除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
第一，在中央层面应加快资源类产品的价格改革。长期以来，高能耗、低工资、低资金成本是支撑出口加工贸易发展的三大基石，这不仅恶化了贸易条件，也导致了工业结构的低级化，使得我国迟迟不能摆脱经济粗放式增长的模式。对此，必须认识到，经济事物的内在矛盾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须要通过资源价格改革进行倒逼。通过改革的倒逼机制，传统的产业部门将做大做强，淘汰的产业资本将寻找新的方向，而通过人为的控制价格从而抑制矛盾发展可能会错过改革的最佳时机。对于资源价格改革的方式，笔者并不主张通过提价这种简单方法进行，要防止用于补偿环境损失的资金转变为少数部门的福利，建议采取开征资源税的方式。
第二，在地方层面彻底改变以GDP增长为标准的政绩考核模式。首先，由于上述考核方式并未将环境因素作为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这导致了地方政府在引进项目注重规模、轻视质量的行为模式，加剧了经济增长的粗放式和低级化特点；其次，这一考核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房价快速上涨，一方面暴利的房地产行业可以为地方的GDP增长快速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土地出让解决税收不足的问题。然而高房价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存在严重负面影响：其一，房地产行业的高利润使得产业资本不愿意进入新兴产业，因为相对于高风险高利润的新兴产业，房地产行业则是低风险高利润的；其二，高房价提高了居住成本，影响了高技术人才的聚集，而人才是创新的根本因素。
财政领域的改革应围绕实体领域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行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包括两条主线：一是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向服务化过渡；二是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向城市化扩展。上文围绕这两点针对短期的财政支出政策进行了简要论述，此处重点讨论长期调整的财政收入政策。
围绕第一条主线应做好如下两项工作：第一，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向直接税转型。间接税存在着征收便利的优点，但其计量的基础是工业产品的流转，随着经济转型和经济服务化的推进，税收结构也应做相应调整。第二，积极推进消费型增值税的改革。一方面为保障经济发展的基础，通过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继续为第二产业减负；另一方面为促进第三产业发展，通过营业税的取消和消费型增值税的开征解决营业税和增值税的税负差距问题。当然，为了保持地方改革的积极性，这部分收入仍然可作为地方收入入库。
围绕第二条主线应做好如下工作：适当增加地方税种并增加共享税的地方分成比例。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税源相对集中稳定、征管相对便利、收入充足、增收潜力较大的税种，大多列为中央税或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留给地方的大多是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征收成本高和收入不稳定的小税种，使得地方政府很难通过地方税有效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客观上刺激了地方政府各种非税方式――包括土地批租方式筹集预算外资金，以满足财政支出需要。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地方公共产品的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加。为打破当前土地财政的困局，一方面可以适当增加共享税的地方分成比例，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扩大地方政府的税收管理权限，适当增加地方税税种。当前应加大力度推广房产税，从税收效果上看，房产税能够起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从而优化产业资本结构的作用；从税收的技术角度讲，房产税具有税源集中稳定、增收潜力大的优势，有利于打破当前土地财政的困局。
货币金融领域也要加大改革力度来配合其他领域
货币金融领域的改革重点包括三大方面：
第一，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首先，经济转型和经济服务化必然产生新的战略产业（如新能源、信息技术等七大新兴战略产业），新的战略产业必然需要金融支持，而实践表明资本市场在支持技术创新方面比银行更有优势；其次，大力发展公司债市场，降低大企业的融资成本，改变银行主要依靠利差吃饭的局面，增加银行体系竞争力。
第二，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货币政策调控环境。首先，发展短期国债市场，改变货币调控的被动局面，形成基准利率。目前，央票主导的公开市场操作产生了诸多弊端，如以自身负债为基础的调控使货币当局不能保持中立，央票在到期后支付利息实际上形成了长期扩张的态势，导致在应对流动性过剩时调控效果不佳。其次，逐渐取消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付息制度，恢复利率的零底线。最后，彻底放开存款利率的上限和贷款利率的下限。目前存贷款的半管制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银行间的竞争，也使储户丧失了选择权。在当前银行理财市场逐步发展并形成竞争的环境下，放开存贷款利率市场正逢其时。
【摘 要 题】宏观经济运行与
【关 键 词】通货紧缩/有效需求/宏观经济政策
【 正 文】
一、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定位
自1998年起，中国政府实行了持续五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抵御了亚洲危机的，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GDP年增幅在7％～8％之间的高速平台上运行。但是，从1998年4月以来长达24个月的消费价格持续负增长，到2000年5月由负转正并实现16个月的正增长后，从2001年9月开始又重新陷入了负增长状态，同时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也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面对这种情形，众多的专家提出了“过剩经济”、“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等概念来定位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并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就我国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的定位来说，笔者主张将其定位为“劳动力剩余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相交织的状况，同时还面临着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个定位包含以下四层涵义。
（一）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过剩的国家
我国的劳动力首先滞留在农业部门。按照王诚1996年估算，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为1.38亿人。此外，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600万人，国企下岗职工1500万人。当前，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城市化进程都是围绕着如何创造更多的二、三产业就业岗位来容纳农业和其它部门剩余劳动力的工作进行的。
（二）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当前正是有效需求不足引致了我国生产能力过剩、失业增加、价格水平持续下降及国民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然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一般是与发达国家相联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最大不同之处恐怕是劳动力过剩非常严重。”（王俭贵，2002）。因此，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是“劳动力剩余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三）劳动力剩余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与通货紧缩相交织
2002年我国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GDP增长率达7.9％。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增幅出现了近几年少有的下滑态势。（1）GDP增长7.9％，与2001年同期相比回落0.2个百分点。（2）2002年第一季度，在投资增长19.6％、较上年同期上升7.2个百分点的基础上体现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3.4％，同比回落1.9个百分点。（3）2002年1～2月份工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1.3％。这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问题。（4）财政支出和财政赤字大幅度上升。2002年一季度中央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163.6亿元，下降7.3％，而支出增长23.9％。（5）物价指数全面回落，“通货紧缩”阴影挥之不去。2002年居民消费价格和社会商品零售价格继续下降，分别比2001年下降1.9％和0.7％。（6）高速度与高失业并存。2002年GDP7.9％的增长率，由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仅为0.1左右（张本波，2002）且有随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继续下滑之势，因而未带来降低失业率和增加就业率的预期效应。以上状况，进一步折射出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特征——劳动力剩余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与通货紧缩相交织。
（四）我国面临着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
应当清醒看到，我国经济被“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阴影困扰的同时，还面临着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个压力之所以没有释放出来，主要是由于政府现在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锁住”了这只“笼中的虎”。（于祖尧，2002）。其中，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稳健货币政策是主要原因之一。但人民币不贬值政策正遭受最近日元大幅度贬值和美元贬值的打压。值得强调的是，由于人民币从1994年开始同美元紧密挂钩，因而2003年初它同欧元和其它外汇的比价跟着美元下跌。同时，中国居民非自愿性储蓄还阻拦了十几万亿元购买力的实现。所以，一旦财政或金融爆发危机，人民币贬值和挤兑风潮就很难避免。
二、中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正面效应在递减
自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保持了7％～8％经济增长。但是，目前此项政策的正面效应已经在递减，它的负面影响在扩大。它在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给财政乃至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1）财政赤字成倍增加，财政收入对债务的依存度居高不下。2001年度财政赤字是1997年的4.24倍，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为31.6％。（2）近几年税收以超出GDP增幅一倍以上的速度增长，使其得以继续实行，但2002年前三季度，我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0.9％，增幅回落10.8个百分点。（3）县、乡两级基层政府财力枯竭。（4）随着改革深化，政府各种名目的隐性债务居高不下。例如，我国存在着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社会保障金欠帐、农村义务经费缺口等隐性债务。虽然2001年中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2.7％，债务余额为16000亿元，2002年财政赤字为3098亿元，未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但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隐性债务的积累已达GDP的100％。（5）有些国债投资的效益低下。
（二）中央银行面临两难的选择
按相机抉择机制，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时需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使用。因此，为了配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央银行应实行适度从松的货币政策。从1996年5月开始到2002年底央行共进行了10次降息，并且加收20％利息税。然而，中国却出现了“货币失灵”的反常现象。降息不仅没有达到刺激人们减少储蓄增加消费的目的，相反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却逐年攀升，1997年底达到50000亿元，2003年2月底已达100300亿元。由此，可见货币当局防范风险有余，刺激经济景气不足。据统计资料表明，目前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偏紧，这不利于缓解“通货紧缩”和遏制经济增长下滑。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相匹配，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潜伏的金融危机却限制了银根放松的空间。2001年底，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为25.4％，远高于5％的国际公认警戒线。这表明金融领域潜伏着严重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推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势必火上浇油，对货币当局来说是两难选择。
三、几点思考
（一）关于扩张性财政政策阶段性淡出的思考
1.扩张性财政政策阶段性淡出的理由。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是一种中短期政策。由于扩张性财政政策会产生“挤出效应”，因此它在短期内是有效的。在长期内几乎是无效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自1998年开始，政府实行此项政策虽保持了的较快增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边际效用已明显地出现了递减趋向。尽管近几年它拉动了内需的增加，但在启动构建经济主体内生增长机制方面却未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相反，由于推行该政策的过程中政府投资挤占了民间投资的空间，出现了一些“与民争利”的现象。要知道只有民间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和民间经济兴旺发达，经济才有长期、稳定和可靠的基础。
其次，近几年来扩张性财政政策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其负面效应表现为：（1）持续使用国债资金，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与市场改革取向的目标相抵触。（2）政府投资一般效率较低，随着时间推移国债项目转向低效益或无效益，出现了国债投资边际效用递减现象。（3）政府工程质量一般难以保证，而且易产生腐败。（4）大量基础设施投资，由于需进口大量的工程机械、材料等，短期内拉动内需的作用并不很大，主要拉动的反而是“外需”。
第三，对扩张性财政政策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要有一个全面、辩证的认识。诚然，近年来，在我国中西部许多地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拉动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也要清醒地看到经济增长快、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以上海、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等省市为代表的东部沿海许多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主要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拉动的。
2.扩张性财政政策淡出的方式——阶段性淡出。有关扩张性财政政策淡出方式的选择，笔者认为阶段性淡出的方式是较为明智的抉择。值得强调的是，“淡出”按相机抉择机制，不能说到了一定时期就可以放弃不用（这就使它变成一种“长期政策”，即“不用”的政策），只不过使用的方向和力度，会因情况的变化而不断的变化。，以总需求不足为起点的经济周期很可能成为我国今后一定时期经济波动的主要形态（樊纲，2003）。由此，与以总需求不足为起点的经济波动周期相适应，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使用和淡出只能是“阶段性”或“周期性”的。我国目前扩张性财政政策完全淡出不仅为时过早，而且现实中也是不可行的。这是因为其完全淡出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国际经济环境有所好转，外需增长强劲。（2）已动工的国债投资项目已基本竣工。（2）通货紧缩的趋势得到控制。（4）民间投资逐步取代政府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并且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形成自主成长机制。（5）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达到或超过警戒线。基于这些条件还不能在短期内达到，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至少在3年内不能完全淡出。其淡出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阶段性的淡出的过程，可以采用逐年减少国债发行量，直到将其限制到一定的力度和范围上。这个力度和范围一般以达到基本抵消由于总需求不足产生的为宜。
3.新形势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调整。第一，转变国债资金的投资方向。近年来，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国债发行，但国债投资大部分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在短期内不能从所投入的项目上取得直接回报，因此造成目前投资的快速增长与消费增幅下滑和内需增长乏力的强烈反差。鉴于此，国债投资要注重把刺激需求与调整结构结合起来，建议其使用方向作以下调整：一是增加对有市场、有潜力的制造业的投资。二是拿出适当比例的国债资金投向有效益的民营。三是加快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及信息服务业、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四是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民收入。五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六是继续为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第二，财政政策的目标调整：从追求经济增长到关注经济发展。财政政策要在推动经济结构演进中实现经济发展和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经济发展是在城乡隔离的状态下推进的，城市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城市市场商品大大超过其自身需求，需要寻找外部市场以维持其增长。与此同时，农民被禁锢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落后，收入水平低下，有效需求不足，城乡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断裂，城市剩余产品无法在农村市场上消化掉。这也是我国目前内需不足，国企经营困难、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现阶段财政政策的目标应盯住通过城乡二元结构的变革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第三，注意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多种手段组合。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手段不仅是发行国债，它还包括减税、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调整经常性支出结构等多种手段，是一个政策组合。近两年采用的手段主要是公债，今后可作其它选择。例如，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来刺激经济增长等。
第四，构造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财政政策发挥预期作用的前提是预算。只有建立完善的预算制度才能有效控制财政政策实施引发的风险和充分发挥其作用。此外，在财政政策的制度基础建设上还要重视财政制度的内在稳定器功能，要建立健全财政制度内在稳定器发挥作用机制。
（二）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使用的思考
1.二者的松紧搭配。在当前，二者的松紧搭配明显应该采用松的货币政策配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供应量偏紧不利于遏制经济增幅的下滑和刺激需求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适度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相匹配，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
2.二者的契合机制。二者的契合机制应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应该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拓展空间，提供条件。在宏观经济政策中财政政策是一种相对中短期的政策，货币政策则是一种相对长期的政策，而且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货币政策将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至于目前我国出现的“货币失灵”，是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引起，归根结底是由于央行没有超然独立性、市场化利率机制尚未建成及货币政策体系不健全造成的。因此，我国当前必须从强化货币政策职能、保证央行超然独立性和健全货币政策体系等方面改革货币政策，目前财政政策支持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可以采取如下举措。如适当增加财政贴息资金的规模，扩大贴息政策使用范围：用财政资金支持建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条件等。（2）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创造宽松的市场环境，使财政政策适应、促进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形成。其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四点：1）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建立在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上，金融通过自身经营机制转变、中资商业银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管理水平的提高、盈利能力的增强，避免和化解金融风险。2）金融体制改革应尽快拓宽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渠道。3）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使利率真正成为引导企业投资的信号。4）加快发展股份制私人银行和其它民营金融机构，通过发展这类银行满足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农村的投资与贷款需求。
（三）扩大有效需求的思考
近年来，有效需求不足、内需增长乏力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经过连续5年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施行，我国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依然很高，加工严重开工不足，库存商品达30000亿元之巨。据调查，2002年600种主要商品，供过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平衡的商品占13.7％。由此可看出，要扩大内需和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仅从财政和货币政策着手已是不够的，还须探讨其它思路和。为此，笔者出了以下思路。
1.创立多管齐下，形成合力扩大有效需求的格局。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政策调整方面，“要创立多管齐下，形成合力的格局”。一要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提高居民收入，改善居民的就业和收入预期；二要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三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乡消费环境；四要提倡超前消费观念，鼓励消费信贷；五要清理各种卖方市场条件下出台的抑制消费的政策；六要开辟、电脑、轿车等新的消费领域。除此之外，许多学者认为我国投资消费比例严重失调，因此可通过提高消费率来扩大内需。
2.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过大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据《经济日报》1998年9月28日文章披露：“1996年底，城镇居民存款余额为30850.2亿元，其中20％以上为公款私存；2.5％的城镇居民人口占有83.2％的存款，97％以上的普通居民人均存款仅为1080.5元。”由此可见，储蓄存款在社会各类成员中分布是极不平衡的。另外，据世界银行测算，1995年我国居民总体的基尼系数达0.415，已突破0.4警戒线；而据有关专家估算（王义达），1999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56，高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又据《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9月24日的文章披露：“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量已达480亿美元超过当年外商对华投资407亿美元……据，国内资本外逃的主力军是不法资产的占有者。”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中国居民贫富差距悬殊，中国经济发展的收益在社会公众中进行了不公的分配。
从我国近年来的情况看，富有阶层有购买力，但其消费倾向低。这些人的投资除了持有股票和国债外，实业投资受到产权制度、投资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其中很大一部分灰黑色收入不敢暴露出来，要么以各种名义存在银行，要么趁我国资本大量外逃之风转移到国外，要么滞留在地下钱庄。而广大贫穷阶层，尤其是下岗工人、农民和经济效益差的国企职工是消费倾向高的群体，但其购买能力低下。因此，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是相对的，即是有购买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而生产的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又引致了经济增幅下滑和经济增长质量下降。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造成了富有阶层消费倾向低和贫穷阶层消费倾向高但购买能力低下，进而造成的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低是导致我国有效需求不足、内需增长乏力和经济增长出现下滑趋势的根本原因。因此，政府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该立足于这样一个现实基础。“如果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使收入继续向高收入的富有阶层转化，那么将继续加剧经济的萧条。如国债政策客观上就有这种作用，总是富人去购买国债，再享受国债利息，政府的政策加剧了“马太效应”（叶振鹏，焦建国，2002）。因此，扩大内需和治理经济萧条的可行的政策选择是改变收入分配格局，加大财政向贫穷阶层的转移支付力度，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其具体举措如下几个方面。（1）认真贯彻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在适当时候取消农业税。（2）公平税负，对高收入者征收超额累进所得税、财产税、利息税，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3）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加大政府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4）加大政府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力度，减少权力对国有资产的侵蚀，建立起抑制不法侵占国有资产和谋取非法收入行为的监管机制和对非法收入攫取者的惩戒机制，从制度上限制和减少因“灰黑色收入”大量存在而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现象。（5）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司法体系和民主法律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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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俭贵：《劳动与资本市场的双重过剩：宏观经济形势的新概括》，《经济学家》2002年2期
[4]于祖尧：《解析经济形势 探讨经济政策走向》，《经济学动态》2002年8期
[5]于广义：《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前的几点思考》，《宏观经济》2002年8期
[6]叶振鹏 焦建国：《积极的财政政策：近期取向与制度基础》，《经济学家》2002年3期
[7]樊纲：《关于我国宏观经济的若干新的思考》，《宏观经济研究》2003年4期
[8]刘国光 刘迎秋：《结构性松动，抑制通货紧综趋势》，《经济研究》2002年10期
[9]邓聿文：《资本外逃：经济的隐忧》，《经济时报》2002年9月24日
[10]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8
关键词：宏观经济；经济政策；货币政策；作用
一、防止通货紧缩仍需采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
1、对2009年的基本评价。
2009年中央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扩大内需，开拓国内外市场，增发国债，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投资，调整收入分配，刺激居民消费，保证了全年经济增长7%目标顺利实现。总的来看2009年国民经济仍然保持了较快增长，运行基本情况是好的。但是，通货紧缩趋势仍在持续。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一方面要看到成绩，另一方面应该看到经济总体运行情况仍不容乐观。到今年10月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已持续下降了43个月，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持续下降了25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持续下降了18个月。
2、2010年经济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进入WTO，将给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与发展，特别对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结构性调整，以及改善贸易条件扩大进出口规模，都将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具体的因素还有：
有利因素：（1）物价水平的降幅有所缩小；（2）国有企业效益有所回升；（3）出口止跌回升。
不利因素：（1）影响金融正常运转的呆坏账问题并不可能短期内解决；（2）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迅速下降。特别是更新改造投资1-9月份累计同比下降1.7%。结构性调整，压缩过剩生产能力的任务仍然很重；（3）消费不足。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始终在低位徘徊；（4）国企改革人员下岗分流后再就业压力较大；（5）一系列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有待完善，如此等等都必然提高社会储蓄率，抑制消费，减少投资；（6）金融机构贷款和企业存款的增长率持续下降，这些因素都会在较长时期内对总需求产生不利的影响.形成通货紧缩的环境。这些不利条件，特别是长时间、大范围的物价下降，使企业开工严重不足、居民收入预期下降、国内需求不振、投资需求不断下降，形成通货紧缩型的有效需求不足。加之早几年消费体制没有及时改革，消费环境不好、消费政策限制、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原因，以及长期结构性矛盾形成的生产能力过大等原因，这些都助长了通货紧缩。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8%的GDP的增长还需进一步创造条件，进一步实行积极的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二、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是有限的
1、当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有效的。党中央一系列决策核心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人民币不贬值条件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这种决策不能半途而废，因为任何宏观经济政策通常都要持续一段时间才能充分见效。过去我们治理通货膨胀时也用了二至三年时间，现在仅用了一年多时间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其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形势已得到稳定，虽然还有许多问题和深层次矛盾还没有解决，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政策的效果才能充分体现出来，但是如果我们不正确的认识形势，对已经实施的政策产生怀疑有可能会使过去的政策半途而废，再重新启动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现在是要坚定信心，按照既定目标前进。2、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是有限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在经济周期的低谷时期，以其启动经济，但这种政策不能过分使用，搞不好很可能为以后的通货膨胀埋下祸根。我国的“或有”债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后的债务（包括企业债转股后形成国家承担的债务）；地方政府、国有企业违规举债、违法担保形成的债务；未纳入预算的，包括国家政策性贷款和指令性贷款事实上对国有企业财政补贴形成的不确定债务部分。由于我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发债历史短，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财政潜在债务风险更不容忽视。
3、对两年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存在不足之处的分析。在充分估计到困难的情况下，要看到治理通货紧缩和防范财政金融风险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应该把困难想得多一些，这样才有利于我们正确制定政策。这种基本判断有助于我们对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全面的反省；当前经济形势的焦点仍然是通货紧缩趋势，如果还是只一味地采取积极财政政策而不注重货币政策的配合，很可能只取得事倍功半的效果。因此200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向应该是以反通货紧缩为主、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
三、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
1、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问题，金融在经济增长中应发挥更大作用。要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取得最大效率。
2、货币政策作用欠佳的主要原因。这中间形成欠佳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既有银行不良资产过重负担形成的过度防范金融风险的原因，也有因需求不足引起贷款不断下降使得货币供应量低位徘徊等原因。
3、金融风险不可等闲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