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南平市；规模化养猪场；污水治理模式
1 引言
环保部“十二五”把畜禽养殖业新纳入减排约束性指标。南平市近年来在国家、省和市三级财政的扶持下，开展了一系列的规模化生猪养殖污染治理项目。由于工程建造来自于不同设计施工单位，处理效果和投资状况有很大差异。为了进一步引导南平市规模化生猪养殖业污水处理的健康发展，作者系统开展了福建省南平市规模化养猪场污水治理模式的比较研究。
2 研究方法
结合工作优势，笔者通过现场采样，对比和分析监测数据，针对南平市已建规模化养殖厂污水治理工程进行整理和归纳，以评价不同的工艺模式治理情况。所有分析评价工作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的“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497
-2009）。
3 研究结果
3.1 三类治理模式总结
根据 “治理工程技术规范”要求，通过系统的整理，南平市规模化养猪场污水治理基本分为两大类，即常规还田处理系统和厌氧+好氧处理系统，进一步结合不同养殖规模可以细分为三种不同的治理模式。具体技术特征如下：
模式Ⅰ：适用于生猪存栏500头以下，周边有大量消纳土地的养殖场。工艺模式流程如图1。
该工艺模式以能源利用与综合利用为主要目的，适用于沼气能完全利用，同时周边有足够土地消纳沼液、沼渣，并有一倍以上的土地轮作面积，使整个养殖场的畜禽排泄物在小区域范围内全部达到循环利用的情况。
模式Ⅱ：适用于生猪存栏2000头以下，有足够土地面积消纳的养殖场。工艺模式如图2。
该工艺主要以进行污染物无害化处理、降低有机物浓度、减少沼液和沼渣消纳所需配套的土地面积为目的，且养殖场周围具有足够土地面积全部消纳低浓度沼液，并且有一定的土地轮作面积的情况。
模式III：适用于生猪存栏2000头以上，没有有足够土地面积消纳的养殖场污水，需要达标排放。工艺模式如图3。
该工艺模式能源需求不高且沼液和沼渣无法进行土地消纳，废水必须经处理后达标排放或综合利用的，应采用“厌氧+好氧+综合利用技术”。
3.2 不同模式的技术经济比较
以存栏量5000头的养猪场污水处理工程为例，两类处理系统技术比较见表1，处理效果见表2。
4 讨论
4.1 南平市加大规模化生猪养殖场污染治理的必要性
近年来，南平市养殖业迅猛发展，散养户减少，规模化养殖户大量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猪场粪便大量增加并集中排放的问题。正常情况下，每头每天排尿液量为母猪4.52kg，公猪4.6kg，育肥猪4.2kg，仔猪2.1kg，常年存栏1000头的猪场每天排尿为4.3t左右，加上粪便及其他污水，日总排污水量为6.5t左右。生猪养殖对南平市水域、土壤、空气等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恶化了生态环境，危及周边群众身体健康。加强规模化养猪场污水治理已迫在眉睫，这不仅关系到南平市整体生态环境的改善，也会严重影响南平市规模化养猪场的可持续发展。生猪养殖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不能不养、减少分散养、促进规模化养是畜禽养殖业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必然趋势。
4.2 不同模式的适应性
通过调研结果可以看出，南平市目前规模化生猪养殖污染治理的三种模式均是切实可行的。但是，厌氧+好氧+综合利用技术比常规技术占地面积少，工艺设备采用一体化结构设计，结构紧凑，整体性好，便于管理。
相比传统的还田工艺，水处理工艺投资并非昂贵，但是运行费用比较高。污水处理过程中主要能耗是一台2.2kw的罗茨风机，一般每天运行6～8h，经过测算，每头猪大约会增加成本0.38元。项目COD总去除率为98.8%，项目出水达到农灌标准后，可用于综合利用。
不论何种治理模式，污染物厌氧发酵都是必须环节，厌氧所产沼气集中供气给农户作为生活能源，猪场职工用能和火焰消毒和仔猪保温等。沼渣经处理后可作为有机肥生产无公害绿色农产品作物，种植食用菌，沼液上山种果、种茶，下地作为各种农作物有机肥料。
目前南平市厌氧消化工艺大部分采用塞流式厌氧反应器、升流式厌氧污泥体和污泥过滤器，升流式固体反应器。各种消化工艺都存在或多或少或不足之处，综合对以上四种厌氧消化工艺进行比较后，因地制宜选择。
5 结论
南平市规模化养猪场污水治理基本分为两大类，即常规还田处理系统和厌氧+好氧处理系统，根据不同养殖规模可以细分为三种不同的治理模式。综合分析，南平市的三种不同的治理模式工艺技术均可行，具有良好的能源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要注意适应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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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恶臭防护距离；养猪场；上海市崇明县
中图分类号：X5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3）08026605
1引言
随着规模化养猪业的发展及公众对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养猪场恶臭污染已受到高度关注。目前国内外对恶臭污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恶臭污染物成分分析、实时监测、控制及去除方法研究、恶臭污染物扩散方式与预测模型的研究，以及对人畜健康的危害等方面[1]。而对养猪场恶臭防护距离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将恶臭防护距离界定为保护养殖场周围人群的健康，减少养殖场恶臭污染物对周围居民区的环境影响，在恶臭污染源和居民区之间设立的环境防护距离。
国外对恶臭防护距离的确定主要基于以下两种方法：一是根据执行标准，在恶臭源头和居民区之间设立防护距离，如美国农业工程协会（ASAE）工程准则中推荐畜牧场应保持与最近的居住区0.4～0.8km距离为宜[2]；二是利用奥地利修正扩散模型（AODM）、高斯模型、明尼苏达州OFFSET模型等扩散模型计算防护距离，如Chapin等经计算得出存栏数每增加2500头猪，防护距离增加70～140m，最大防护距离分别为800m和1600m[3]。国内对恶臭防护距离的确定主要采用现场监测对比行业恶臭排放标准来确定相应的恶臭影响范围，如李国学认为养殖场对周围环境的恶臭影响范围在200～500m方圆区域内[4]。然而，国内外对有关不同规模养猪场恶臭防护距离的确定以及采用何种方法对其进行确定的研究分析并不多见。本文以上海市崇明县为例，探讨不同规模的养猪场与居民区之间所需设置的恶臭防护距离，并提出适用于不同规模养猪场恶臭防护距离的适宜方法，以期为区域畜禽养殖恶臭污染综合整治和环境管理提供参考。
2研究方法
2.1研究区域概况
上海市崇明县由崇明、长兴、横沙等三岛组成，下辖16镇2乡。境内地势平坦，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季风特点明显，雨水充沛，日照充足。年平均气温15.3℃，常年主导风向为东南风，平均风速3.9m/s。近年来，全县着力推进高效生态农业的建设，农业生产处于稳定发展的良好态势，随着低碳经济发展的推行，全县建成了约3万亩的低碳农业园区。但由于园区内的土地多为滩涂围垦而成，土地有机质含量低，需要大量有机肥替代化肥进行涵养。因此，为打造有机生态农业，崇明县境内建设了多个高标准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尤其是建设了多个不同规模的标准化生态养猪场，与农业园区进行配套。在向社会提供大量无公害畜禽的同时，亦向农业园区提供其所急需的大量有机肥，实现种养结合、相互促进发展、生态循环的农业经济。
2.2恶臭防护距离的确定方法
目前对恶臭防护距离的确定主要由基于SCREEN3估算模式的大气环境防护距离、基于卫生防护距离公式的卫生防护距离和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中的规定距离综合对比来确定。
2.2.1基于SCREEN3估算模式的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08）对大气环境防护距离的定义是为保护人群健康，减少正常排放条件下大气污染物对居住区的环境影响，在项目厂界以外设置的环境防护距离。同时在大气环境防护距离管理要求中规定在大气环境防护距离内不应有长期居住的人群，并采用推荐模式中的大气环境防护距离模式计算各无组织排放源的大气环境防护距离[5]。
推荐模式中的大气环境防护距离模式是基于估算模式开发的计算模式，主要用于确定无组织排放源的大气环境防护距离。SCREEN3是一种基于ISC3模型的估算模式，采用单源高斯烟羽扩散模式，适合于模拟小尺度范围内、流场一致情况下，气态污染物的传输与扩散情况，同时也可用于模拟点、面、线、体源及逆温和海岸线等情况下，下风向轴线上污染物的最大浓度[6]。目前的研究计算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08）中都采用这种估算模式。因此，本文采用SCREEN3估算模型来计算不同规模养猪场的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2.2.2基于卫生防护距离公式的卫生防护距离
《制定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技术方法》（GB/T13201-91）中规定无组织排放的有害气体进入呼吸带大气层时，其浓度如超过GB309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与TJ36《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规定的居住区容许浓度限值，则无组织排放源所在的生产单元（生产区、车间或工段）与居住区之间应设置卫生防护距离[7～9]。因此，本文参照GB/T13021-91中关于有害气体卫生防护距离的计算公式，计算不同规模养猪场的卫生防护距离。
由于地理位置和气象条件的差异，不同养猪场的NH3和H2S源强也有所不同。NH3和H2S源强经验数据为一个存栏为10.8万头的普通生猪养殖场每小时向大气排放159kg NH3、14.5kg H2S[11，12]。本文主要根据上述经验数据，结合目前上海市崇明县标准化养猪场大都采用添加益生菌的低氮型饲料进行饲喂，其饲喂方式可使恶臭浓度下降97.7%这一情况来进行源强确定，得出不同规模养猪场NH3和H2S的排放源强（表2）。
3结果与分析
在以上三种方法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取计算结果中最大距离作为不同规模养猪场的恶臭防护距离（表3）。根据结果分析可知，当养猪场的规模小于或等于12万头时，恶臭防护距离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中的“养殖场场界与禁建区域边界的最小距离不得小于500m”的规定进行确定，为500m；当规模大于12万头时，恶臭防护距离则按照SCREEN3模型计算的大气环境防护距离进行确定。
由于恶臭污染物排放源包括畜舍及活动场、粪便堆放区等无组织排放源或者是数量多且源强、源高都不大的点源，需要作为面源来考虑。因此，本研究采用面源扩散模式对上述结果进行验证，采用高斯面源扩散预测模型分别对不同规模产生的恶臭物质在下风向的最大落地浓度和距离进行计算，根据计算结果（表4）对恶臭防护距离的可行性进行验证。计算结果表明不同规模养猪场恶臭污染物最大落地浓度点的下风向距离为290m，在确定的恶臭防护距离范围内，故不同规模养猪场的恶臭防护距离结果可信。
4讨论
4.1NH3和H2S对防护距离的响应
利用卫生防护距离公式以及估算大气环境防护距离的SCREEN3模型对恶臭防护距离进行计算，确定了不同规模的养猪场NH3和H2S两种恶臭污染因子各自的卫生防护距离和大气环境防护距离（表3）。分析可知，恶臭污染因子H2S对最终的大气环境防护距离和卫生防护距离的确定均起到决定性作用。
进一步分析可知（图1），在不考虑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对恶臭防护距离规定的情况下，养猪场规模在10万头以下时，恶臭防护距离则应按照卫生防护距离公式计算出的H2S卫生防护距离进行确定；养猪场规模在大于或等于10万头时，恶臭防护距离则应按照SCREEN3估算模型计算出的H2S大气环境防护距离进行确定。
4.2偏差分析
4.3恶臭污染整治适宜性管理策略
针对不同规模养猪场恶臭防护距离的确定，NH3和H2S对防护距离的响应，以及偏差分析的结论，提出以下恶臭环境的适宜性管理策略：①将H2S作为确定养猪场恶臭防护距离的决定性因子进行考虑；②养猪场恶臭防护距离应采用SCREEN3模型计算的大气环境防护距离和《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中相关规定2种方法进行确定；③由于《村镇规划卫生规范》由卫生部实施，当在养猪场与住宅区之间需设置一定适宜范围的恶臭防护距离时，应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由建设单位主管部门与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的卫生、环保部门共同确定。
5结语
本文尝试运用SCREEN3估算模式、卫生防护距离公式和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中的规定距离3种方法对不同规模养猪场的恶臭防护距离进行确定，并以此为基础从NH3和H2S对防护距离的响应方面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
（1）当养猪场的规模小于或等于12万头时，恶臭防护距离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中的规定距离进行确定；当规模大于12万头时，恶臭防护距离则按照SCREEN3模型计算的大气环境防护距离进行确定。
（2）在不考虑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对恶臭防护距离规定的情况下，恶臭污染因子H2S决定大气环境防护距离和卫生防护距离；同时养猪场规模在10万头以下时，恶臭防护距离应按照卫生防护距离公式计算出的H2S卫生防护距离进行确定；养猪场规模在大于或等于10万头时，恶臭防护距离则应按照SCREEN3估算模型计算出的H2S大气环境防护距离进行确定。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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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ducers, consumers and policy makers all paid attention to pork price, since the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However, frequent fluctuations in pork prices, interfering with people's lives and economic stability, while a great impact on the pig-raising business and the stability of pig-raising household income. Therefore, we need to carefully study the reasons for fluctuations in the price of pork, which the macro-control policies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summarized the main point of view, and a brief evaluation of research.
关键词:猪肉价格;波动;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Key words: pork price;fluctuation;influencing factors;literatures review
中图分类号:F3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09)10-0164-02
1猪肉价格波动回顾
1985年以前,我国猪肉价格一直被列入计划管理,实行国家定价,市场机制基本上没有起作用,猪肉价格相对比较稳定。其后,我国猪肉计划流通体制开始向国家宏观调控下的自由流通体制过渡,国家放开生猪和猪肉购销价格管制,生猪和猪肉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国家只规定指导价格水平或对猪粮比价水平进行引导,生猪和猪肉价格问题开始出现并一直困扰我国猪肉市场。
我国猪肉价格的波动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6年下半年至1998年上半年的恢复性发展期;第二阶段是从1998年5月到2003年上半年维持在盈亏平衡点附近的小幅震荡期;第三阶段是从2003年7月至2006年上半年,因2003年7月“非典”疫情刚过,全国猪肉价格开始持续高涨两年半左右,于2004年10月因供过于求开始小幅回落,直到2006年上半年跌入谷底;第四阶段是从2006年下半年到2008年5月由缓慢至加速上升期;第五阶段是从2008年6月至今的一路走低。
2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学者对生猪和猪肉的价格形成已经进行过一些研究,如田维明(1991)等。但将生猪和猪肉或者是其他某个具体农产品价格形成进行单独系统的研究尚不多见,一些观点散见于对农产品价格形成的研究和对猪肉供需的研究。国内学者现已基本认同目前生猪和猪肉价格基本上实现了由政府定价体制向市场定价体制的转变,价格形成于市场供给与需求(孔礼照和章泽生,1990;姚今观和纪良纲,1995;董全海,1996;张卓元,1996;潘耀国,1998)。
2.1 猪肉价格波动影响因素理论分析的文献综述
殷传麟、周兵兵将生猪(猪肉)价格波动划分为季节性波动、市场性波动和比例性波动三种类型。俞家宝,柯柄生(1992)认为高度分散的农户饲养方式是生猪和猪肉价格波动的原因。而殷传麟和周兵兵(1997)则认为流通中的中间需求往往会形成虚假需求,是造成猪价暴涨暴跌的主要原因。史照林和张存根(1998)认为生猪和猪肉形成取决于生产和流通领域。张磊、王娜、谭向勇(2008)通过对猪肉产业链各环节相关主体的深入调查与剖析,认为影响猪肉价格涨跌的主要因素来源于生殖养殖环节。
对于2007年猪肉价格的上涨原因,白暴力、梁泳梅(2007)认为,猪肉的市场需求和供给的特征决定了猪肉市场价格必然会产生周期性波动上涨,并最终导致价格总水平的上涨;郝昭远、周伟、李福成、刘成银(2008)则认为这是个综合性的因素,最根本的是出现了求大与供的矛盾;徐雪高(2008)指出,猪肉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供给减少引起的。邵光兴(2008)、吴迎新等(2008)也都持有相同的观点[1]。张宏文(2008)则更进一步指出,这次猪肉价格飙升除受传统的供求失衡影响外,还包括饲料价格上涨、运输成本增加、动物疫情严重影响等客观因素,同时主观上也有其必然性:一方面,对生猪行业的调查研究、分析和引导不到位,缺乏信息服务和预警机制,养猪生产处于无序状态;另一方面是重视支持力度不够,多年来,从政策到资金对生猪生产缺乏强有力的支持。
2.2 猪肉价格波动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的文献综述
在对猪肉价格波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方面,近几年来国内学者做出了许多很好的研究成果。辛贤和谭向勇(1999)曾通过估算猪肉需求价格弹性、生猪生产价格弹性和营销企业的替代弹性,测定多种不同因素对生猪和猪肉价格波动的影响程度[2]。马雄威、朱再清(2008)针对猪肉价格波动的特点,利用灰色神经网络模型(CGNN)对猪肉价格进行预测。冀德刚、周静、李春兰(2008)在对2005~2007年河北唐山市猪肉价格的预测分析中,运用了时间序列分析。刘云、王阳(2008)运用数学方法分析了“蛛网理论”的特征,并用蛛网理论深入分析了我国2007年5月以来猪肉价格过高的真正原因,指出现行市场经济的滞后性,导致猪肉供求难以实现稳定均衡。曙光、乔光华(2008)分别运用季节测定法和长期价格波动周期测定法,估计生猪价格影响猪肉价格系数和每公斤猪肉分摊生猪屠宰与猪肉流通成本,分析了2007年猪肉价格上涨和生猪屠宰收益情况;2007年下半年每头生猪屠宰后总收益大幅增加,生猪饲养环节和生猪屠宰环节收益增幅接近。刺香美(2008)还对猪肉价格进行了博弈分析,说明单纯的依靠市场自我调节不但不会抑制波动,反而会加剧波动;必须引进政府的作用,通过提供有效的市场信息,建立猪肉价格风险预警机制;建立储备制度;加大金融支持规模养殖力度,增强养殖户抗风险能力;实行市场准入制度和计划等有效措施,对猪肉这类生活必需品加强宏观管理,保证养猪业均衡平稳发展。
3结束语
通过对猪肉价格波动影响因素分析的文献回顾可以看出:
第一,目前对猪肉市场的研究比较分散,特别是关于猪肉价格变动的专门研究还比较少,有待于进一步系统化研究。
第二,现阶段的对猪肉市场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生猪的进出口贸易和生猪的存栏、补栏、出栏以及生猪流通体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上,专门针对猪肉价格波动的系统研究较少。
第三,目前,国内学者对我国生猪和猪肉价格形成研究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方法,或一定程度的定量分析,运用计量分析方法的研究并不多见。对于畜产品生产量和需求量发展趋势的预测也是主要以定性分析预测为主,因而也导致了预测结果存在着较大的弹性,缺乏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研究[3]。
参考文献:
[1]徐雪高:《猪肉价格高位大涨的原因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J];《农业技术经济》2008(3):4-9。
关键词：政府补贴；养猪农户；养殖规模；Logistic二元选择模型
中图分类号：F0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3）22-5639-04
2007年以来，肉市场价格一直表现出异常的波动。对此，有学者在深入分析后认为，猪肉价格的频繁异常波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猪的供给量的减少，而供给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生猪市场自身周期性波动的结果[1，2]。因此为了调控生猪市场价格，必须增加生猪的供给量。然而由于盲目投入、无规划养殖、注重短期利益、土地资源紧张等多重因素的作用，规模化养猪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为了提高国内的生猪供给量，1992年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生猪养殖支持政策。如2007年7月份以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扶持生猪生产稳定市场供应的通知》，要求各地建立能繁母猪补贴制度，推进能繁母猪保险工作，扶持生猪标准化规模饲养。国家按每头50元的补贴标准，对饲养能繁母猪的养殖户（场）给予补贴，同时建立能繁母猪保险制度，保费由政府负担80%，养殖户（场）负担20%。2012年8月农业部办公厅和财政部办公厅又联合出台了《2012年能繁母猪饲养补贴实施指导意见》，对全国所有饲养能繁母猪的场（包括规模养殖场、养殖户、种猪场和散养户）每头能繁母猪补贴100元，补贴资金由国家承担（其中东部地区由地方财政负担；中西部地区由中央财政负担60%，地方财政负担40%）[3]。
这一系列的补贴政策无疑大大鼓舞了养殖户（场）业主饲养能繁母猪、促进生猪养殖的积极性，但是究竟对促进养殖农户扩大养殖规模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这一问题引发了学术界对政府补贴政策所产生效果的思考和研究。
1 文献综述
散养户与规模化养殖户相比，由于在疫病防控、猪肉质量保证、稳定投入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即使散养户的数量大也对增加生猪的供应量帮助不大，因此为了增加生猪供给量必须提高规模化养猪户所占的比例[3]。对于如何扩大养殖规模，国内的研究仍以定性研究为主，如姜冰等[4]定性分析了中国发展规模化养猪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张颖等[5]认为选择优良品种猪、坚持“预防为主”的防疫原则、提供营养全面的饲料等措施可以提高规模化养猪的经济效益；齐秀华等[6]分析后认为，提高管理水平、防疫、品种等可以显著提高规模化养猪的经济效益；李桦等[7]对养猪农户规模变动效益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后认为，户主年龄、收入满意度、合作社和政府服务可以显著影响到规模变动效益。但是这些研究均没有涉及到政府实施的生猪补贴政策。
国内专家学者们对政府补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种植业上，如王姣等[8]利用PMP模型对中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虽然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不大但是可以明显提高农户的种植业收入；吴连翠[9]通过对粮食主产区安徽省农户的调查研究发现，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和物质资本投入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万敏等[10]通过对湖北省5县市的调研发现，种植业惠农补贴政策能够起到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的积极作用，但是相关措施不配套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补贴政策的效应。
上述研究表明，政府补贴对种植业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相关的政府补贴对生猪养殖业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些补贴能否达到政府所期望的效果，除了政府补贴外还有哪些因素可以影响到生猪的养殖规模，为了研究这些问题，本研究拟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运用实地调查的数据，同时结合养殖农户养猪的内外环境因素，以政府补贴对养猪农户规模变动意愿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从而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2 数据来源及样本分析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12年7～8月份对四川省资阳市生猪养殖农户的调查。由于能繁母猪补贴是政府对生猪养殖补贴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研究选择能繁母猪补贴作为政府补贴的替代变量。之所以选择四川省资阳市作为调查地点，主要是因为四川省不仅是养猪大省而且是政府补贴（能繁母猪补贴）工作开展得较好的省份，同时，资阳市的养猪农户的数量较大，因此调查结果可以较好地反映政府补贴对养殖规模变动的影响。
本次调查采用了农户问卷调查和个人深度访谈相结合的调查方法。问卷内容包括养猪农户的家庭人口特征、养猪状况及疫病状况、借贷情况、收入状况、所获得的公共支持状况等问题。调查地点为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宝台镇和祥符镇的4个自然村。抽样方法为随机抽样法，发放问卷160份，收回有效问卷140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87.5%。在开展问卷调查的同时，调查人员还对养猪农户进行了个人访谈，以求更深入地了解农户的生计现状。
在调查中，调查人员发现，很多农户家中的养猪栏空置或被挪作他用。在与农户访谈时了解到，2007年以前资阳当地农村基本家家户户都养有生猪，但到了2011年调查时期很多散养农户已放弃了养猪。当被问及放弃的原因，大部分养殖农户都反映饲料成本太高，养猪的利润太低。而对于本研究所探究的政府给予的生猪补贴，大部分养猪农户反映都听说过，而当地的政府补贴主要是能繁母猪补贴，而非养肥猪补贴。因此本研究用“是否购买能繁母猪获补贴”作为政府补贴的替代变量，用“是否愿意扩大养殖规模”作为养殖规模变动意愿的替代变量。
2.2 样本的描述性分析
2.2.1 基于人口统计学的被调查者基本特征 本次调查的对象为养猪农户，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为48.72岁，这说明养猪农户以中老年人为主。由于调查对象年龄偏大且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因此养猪农户的平均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水平。由于抽样方法为随机抽样，因此只有28.6%的调查对象是村干部。
2.2.2 样本的收入特征 考虑到养殖农户的规模变动根本原因是利益的推动，因此本次调查涉及到家庭主要劳动力数量、养殖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和收入满意度3个变量。被访农户的劳动力数量平均值为3.24，而且绝大部分调查对象没有雇佣人工，仍以家庭成员为劳动力。养殖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集中在50%～80%，这说明养殖农户的家庭收入仍是以养殖收入为主；收入满意度为2.88，这说明大部分的养殖农户认为养殖收入在可接受范围内。
2.2.3 养殖环境特征 本次调研地点为养殖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因此这些地方都有养殖培训和政府提供的各项支持政策。政府所提供的支持政策主要有能繁母猪补贴、能繁母猪保险、生猪疫病防控、扶持生猪标准化规模化饲养场及农业贷款等，但很多养猪农户反映政府所提供的支持政策存在服务不到位等问题。
2.3 研究假设的提出
本研究将养猪农户作为“理性人”来进行分析，养猪农户是否扩大规模取决于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扩大或缩小规模所获得的生产效益。因此设定养猪农户的规模效益函数：
D（R）=P{[E-C]/N≥R/M} （1）
式中，R为养猪农户养殖规模变动前的净收益；M为养猪农户养殖规模变动前的规模数；N为养猪农户养殖规模变动后的规模数；E为养猪农户变动规模后的预期收益；C为养猪农户变动规模后的成本投入。（1）式表明养猪农户只有在变动规模后的净收益不小于变动前的净收益时才愿意变动养殖规模。因此可以提高养猪农户收益的因素将对养猪农户扩大养殖规模起到促进作用。由于养猪农户的净收益受到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的共同影响。因此本研究从内在因素和外在环境两方面选取了15个变量来进行分析，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养猪农户资源拥有量对扩大养殖规模起正向作用。
假设2：养猪农户收入对扩大养殖规模起正向作用。
假设3：政府补贴对扩大养殖规模起正向作用。
养猪农户的资源拥有量主要包括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11]；养猪农户收入包括养猪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和收入满意度；政府补贴主要是指能繁母猪补贴。
3 实证分析
3.1 模型构建
对于以分类数据为主的离散型数据，采用概率模型（Logit、Probit和Tobit）比较理想。由于采用的数据是以分类数据为主的离散型数据，因此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来分析政府补贴对规模变动意愿的影响。
Ln■=β0+β1X1+β2X2+β3X3+…βkXk （2）
式中，Y1表示养猪农户愿意扩大养殖规模；Y0表示养猪农户不愿意扩大养殖规模；β0为常数项；βi（β1，β2，β3，…βk）表示Xi的回归系数；Xi（X1，X2，X3，…Xk）表示解释变量。
3.2 变量说明
本研究将因变量（养猪农户扩大养殖规模的意愿）分为想要扩大生猪养殖规模和不想扩大生猪养殖规模两大类；将解释变量分为养猪农户个人特征变量、养猪农户生产变量、养猪农户经济特征变量、所获公共支持变量四大类，其中每个大类变量又分别选取若干可测度的具体变量作为替代变量。具体的变量说明及相关变量对因变量的可能影响方向如表1所示。
3.3 模型估计结果
利用SPSS 17.0统计软件对140个有效样本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采用SPSS默认的强迫引入方式对养猪农户扩大养殖规模意愿与政府补贴等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3.4 结果分析
由表2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对规模变动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共有6个，分别是年龄、婚姻状况、养猪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收入满意度、养殖培训、政府补贴，这也说明本研究的三个假设都得到了验证。
1）养猪农户资源拥有量。养猪农户年龄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并且回归系数为负，这说明年龄越大的养猪农户扩大养殖规模的意愿越低，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①从心理上来说，由于被调查对象平均年龄达到了48.72岁，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子女一般都已结婚，因此迫切希望通过扩大规模来获得更大利益的需求没那么强烈；②从生理上来说，由于被调查对象绝大部分都没有雇佣员工，随着年龄增大农户的体力和精力也随之下降，因此农户大多无法承受扩大规模带来的更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婚姻状况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而且回归系数为正，这说明婚姻状况对养猪农户规模变动意愿起到了正相关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已婚的农户比未婚农户面临着更多的经济压力（子女教育等），因此改善目前经济环境的意愿也较强烈。
2）养猪农户收入。养猪农户收入主要包括养猪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和养猪收入满意度两个变量。养猪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和养猪收入满意度分别通过了5%和10%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养猪收入所占比例越高、收入满意度越高越希望通过扩大生猪养殖规模来获得更高的收益。
3）政府补贴。从模型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政府补贴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并且回归系数为正。这说明如果政府进行补贴，养猪农户倾向于扩大养殖规模；如果政府不提供补贴，养猪农户更倾向于保持养殖规模不变甚至缩小养殖规模。由于被调查的养猪农户大部分为小规模养殖和散养，政府的能繁母猪补贴（每年每头100元）对他们来说属于较大的额外收入，因此政府的生猪补贴对养殖规模变动意愿就起到了促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受教育程度和近一年是否发生疫病这两个变量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本研究分析认为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所致：①被调查农户的整体文化程度偏低，平均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水平，因此整体的文化程度对养殖规模变动意愿的显著性影响不大；②由于被调查对象养殖规模集中在小规模养殖和散养，对这些养殖农户来说普遍存在文化程度偏低、对疫病认识不足等问题，因此养殖农户关注点就集中在生猪价格、饲料价格等直接影响到收入的因素，生猪疫病这种概率性事件反而被选择性忽略，这就造成近一年是否发生疫病对规模变动意愿显著性影响不大。
4 结论及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政府补贴和其他因素共同影响到养猪农户的规模变动意愿。有政府补贴、养殖农户的年龄较轻、婚姻状况为已婚、收入满意度高和养猪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大等对养殖农户扩大养殖规模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与此相反的是，养猪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和养殖场近一年的疫病状况对农户扩大养殖规模意愿影响不大。
因此，为了提高养猪农户的养殖规模、加快新农村建设、提高生猪供给量，政府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完善生猪补贴政策、养殖保险政策等相关政府支持，同时保证执行力度，促使养猪农户扩大其养猪规模；第二，通过建立地区养殖规划、提供优惠的养殖贷款等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养殖队伍中来，利用年轻人的冲劲、干劲等来保证和扩大生猪养殖规模；第三，政府不仅要重视生猪疫病防控还要加大对生猪常发疫病防治的宣传工作，引起养殖农户对生猪疫病的重视，从而保证生猪养殖户免受大规模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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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市畜牧业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省畜牧兽医局的指导支持下，立足地方畜禽种质资源优势，以科技为支撑，通过建立地方畜禽种质资源保护、培育双向机制，创新先期开发、与企嫁接两步走的开发机制，深入挖掘地方猪种的科技文化内涵，走出了一条畜禽种质资源保护、产业开发和特色文化建设的新路子。“十一五”期间，累计出栏特色品牌肉猪10万头，生产加工特色猪肉产品4500吨；加工、销售黑山羊100万只、黑鸡150万只、黑兔10万只。特色畜禽资源的保护、培育及开发取得初步成效。
一、建立地方畜禽种质资源保护和新品种培育双向机制，奠定发展特色品牌畜牧业的种质资源基础
（一）强化科技支撑，着力实施保种工程，地方特色畜禽品种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一是实施猪保种工程。猪是我国华北型优良地方猪种，具有五千多年的饲养历史。几十年来，为保护好这一种质资源，各级各部门围绕猪保纯、选育和利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先后组织了七次猪种调查、三次大规模的猪种普查。1973年和1978年相继建立了两个保种场，并先后两次组建了含6个血统、36个母祖系的保种群体。组织科研人员实施猪保种选育、性能测定与利用等研究，先后完成了61项有关猪种质资源研究课题。通过30多年的保纯选育，猪的遗传性能更加稳定，其肉质和繁殖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肌内脂肪含量11.6％，经产产仔数15.1头；种群数量不断扩大，现存栏核心群400头、扩繁群1000头，社会生产群10000头。成为我国繁育优质商品肉猪的宝贵种质资源和生产特色高档猪肉的首选猪种。2005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入重点保护畜禽种质资源，2006年被农业部列为部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2009年“黑猪”获国家工商总局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被国内权威专家赞誉为“华北第一猪”。
二是实施黑山羊保种工程。畜牧部门围绕黑山羊的保护和利用，组织组建了黑山羊育种研究所。依托该所从保纯、选育入手先后完成了“黑山羊保纯选育”、“黑山羊高繁品系培育及配套技术研究”等15项课题。通过工作，有效保纯了黑山羊这一优良种质资源。2009年，黑山羊通过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鉴定。在抓好保种选育的同时，研究了圈牧饲养条件下肥羔生产技术，并在生产中推广应用，规避了放牧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通过技术推广和示范引导，黑山羊种群数量不断增加，生产水平与养殖效益大幅提高，全市存栏常年保持在30多万只，年出栏20多万只。
（二）强化科技创新，着力实施育种工程，为特色畜牧业增添良种资源
在做好地方畜禽品种保护的同时，依靠科技创新，加快新种质的培育，为特色畜牧业发展增添了良种资源。一，以猪为基础，通过导入国外猪血缘、定向培育等手段，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培育出了肉质好、繁殖力高、适应性强的优质肉猪新品种--鲁莱黑猪。2005年，鲁莱黑猪通过国家畜禽品种审定，2006年被省局确定为全省“十一五”期间主推畜禽品种。二，以猪、鲁莱黑猪和国外猪种为基础，通过品系选育，培育出了优质肉猪配套系--欧得莱猪配套系和鲁农I号猪配套系，并分别于2005年和2006年通过省级鉴定和国家品种审定。三，运用现代动物遗传育种理论和生物技术培育出了具有全身被毛白色，耳尖、鼻尖“三点黑”标记外貌特征的鲁莱黑耳长毛兔，2004年通过省级鉴定。四，利用黑山羊品种资源，引入国外品种，运用常规育种技术和现代选种手段培育的山羊新种质--鲁波山羊已呈现出显著的优良品种特性。五，以培育高档特色品牌肉鸡、满足高端市场需求为目的，利用我国优良地方鸡种，定向培育的肉质香醇的优质肉鸡专门化品系---吉山黑鸡，目前已完成三个世代的选育。六，以肉质特性为主选目标，定向选育的雪野黑兔，其明显的黑色外貌特征和优良的肉质、繁殖、抗病特性成为我市新的优良种兔资源。这些品种都具有耐粗、抗病和优良的繁殖、肉质特性，是全市加快高效特色畜牧业发展的优势畜禽资源。
（三）强化产研结合，着力打造地方畜禽种质资源共享平台，为特色畜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探索地方畜禽资源共享机制，搭建资源共享平台，是发挥地方畜禽种质资源优势，加快特色畜牧业发展的有效手段。市充分发挥在畜牧技术研究特别是地方猪保护利用等方面的优势，组织市种猪繁育场，联合农业大学、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六润食品有限公司等24家科研、企事业单位，于今年3月在成立了“地方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对猪、大蒲莲猪、烟台黑猪、沂蒙黑猪、里岔黑猪、五莲黑猪等重点地方猪种的种质进行联合研究，挖掘遗传基因资源，为种质资源科学利用创造条件，也为加快建立产学研合作创新机制，突破在地方猪资源保纯、选育及利用等方面的技术瓶颈，解决产业化开发的共性技术问题，支撑和引领地方猪产业技术创新,搭建了高位平台。同时，依托黑山羊育种研究所的技术优势，成立开泰山羊资源研究中心，先后引进川中黑山羊、简阳大耳羊、辽宁绒山羊、济宁青山羊、鲁北白山羊、文登奶山羊、波尔山羊等国内外优良品种，初步建立起了全省首个山羊种质资源库，为培育优质山羊新品种、推广商品肉用山羊优秀组合提供了种质资源保障。
二、创新地方特色畜禽利用两步走的产业化开发机制，努力打造特色品牌畜牧业研发生产基地
（一）探索产业开发机制，特色品牌肉猪产业实现新突破
一是先期开发，打造品牌。为加快猪产业化开发进程，市畜牧兽医局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制定了《猪产业化开发方案》，组织成立了“市鲁莱黑猪研究开发中心”，注册了“黑猪”、“鲁莱黑猪”动物商标和“莱黑”牌猪肉产品商标。形成了以“三个体系”为基础的特色品牌肉猪开发机制。一，通过扩建猪、鲁莱黑猪核心场、建立18个二级扩繁场和36个生产场（户），形成了400头的一级核心群、1000头的二级扩繁群和10000头生产群的特色品牌肉猪繁育体系。为特色品牌肉猪生产提供了资源保障。二，采取“公司+基地”的养殖模式，以生产绿色、无公害特色品牌猪肉为目标，发展林下、山场等自然放牧和无公害圈养，保证了猪肉产品质量，建立起了特色品牌优质肉猪自然生态养殖体系。三，研制特色加工工艺，聘请国内肉质研究权威专家进行技术指导，研究制定了一套科学的屠宰、分割、剥离、加工、包装、运输、销售规程。自主开发出了黑猪冷鲜肉、烤肉、风味香肠三大系列20多个品种的产品。同时通过宣传推介、节日礼品销售、建立专卖店等形式组织经营销售，建立起了成熟的加工销售体系，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品牌基础。
二是创新运营机制，与企“嫁”接，做大做强品牌肉猪产业。为做大猪产业，2008年将猪和鲁莱黑猪的繁育、生产，猪、鲁莱黑猪的动物及产品名称、商标的使用权和繁育、饲养、加工控制技术转让给六润食品有限公司。六润食品有限公司投巨资加快猪的产业化开发。目前，建设养殖基地37个，在济南等大中城市进入银座连锁超市，并开设专卖店8家，年出栏、屠宰猪、鲁莱黑猪2万头，加工、销售特色猪肉产品1000吨，猪的产业开发形成规模。
（二）借鉴特色肉猪开发模式，加快黑山羊等其它优势畜禽的产业开发
市畜牧兽医局借鉴先期特色肉猪开发的经验，组织成立了“市三黑一花特色畜禽研发中心”。中心按照先期开发，打造品牌，成熟一个开发一个的发展思路，加快肉羊、肉鸡、肉兔特色产业开发。先后制定了黑山羊开发方案和吉山黑鸡、雪野黑兔育种及产业化开发方案。注册了“三黑”、“吉山”黑鸡、“雪野”黑兔等动物商标和产品商标，建立起了黑山羊、吉山黑鸡、雪野黑兔育种场和生态养殖示范基地。并通过研究饲养、屠宰、加工质量控制技术规程，实施全方位市场宣传推介等措施，推进了产业开发。预计今年屠宰、加工黑山羊2万只、吉山黑鸡5万只。鲁色品牌畜牧业研发生产基地初具规模。
（三）研究推广生态养殖模式，提高特色畜禽产品质量
特色畜禽只有在自然生态环境条件下进行饲养才能最好的表现出其优良的品质特性。近年来，市在开拓优势品种资源的同时，积极研究探索出了生物发酵床养殖、林下养殖、种养结合、循环经济、放牧养殖5种生态养殖模式，并在全市应用推广。目前已发展和改造生态养殖场（基地）1600个，生态养殖畜禽比重达40%。为进一步提高肉质品质，对其饲养标准、日粮组成、管理规程开展深层次研究与应用，特色畜禽产品质量得到提升。
三、探索和建立地方畜禽科技文化保护体系，障显特色品牌畜牧业发展的文化内涵
一个产业如果缺乏文化内涵，就没有发展力和创新力。在加快地方畜禽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同时，畜牧部门积极挖掘以猪为代表的种质资源所体现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资源，并初步建立起了地方畜禽资源文化保护体系。去年，市畜牧兽医局在各级各部门支持下，投资建设了猪科技文化馆。文化馆总面积340平方米，布置展板100多幅，馆藏猪工艺品和实物、标本、骨骼、模型、传统饲养设备100余件；搜集保存有关文献记录、历史资料、育种档案等2000多份。同时制作完成了《猪》及《特色畜禽品种资源介绍》专题片。是目前全省唯一科学、系统展示猪品种文化的形象展馆和科普基地，为猪特色产业的持久发展注入了活力。
四、强化产业发展保障机制，为特色品牌畜牧业发展提供支持
关键词：生猪 产业风险 金融
“猪粮安天下”。生猪养殖业是我国传统产业，猪肉是我国的主要的副食品。
但目前生猪产业受自然灾害、疫病、市场波动的影响大，投融资体制发育不全、产业集中度低，生猪交易受地域限制、交易效率低下，导致多年来我国生猪价格一直处于“发散型蛛网”波动状态，猪肉供应剧增剧减，农户损失惨重。现代金融的核心功能就是配置风险，[1]生猪产业模式亟待金融改造，借助金融工具体系来发现价格、分散风险，重构生猪产业风险金融治理体系，保障生猪有效供给、实现生猪产业转型升级。
1.国内研究现状
1.1关于生猪价格变动的研究
綦颖，吕杰，宋连喜（2007）认为生猪价格波动既受内部因素影响，如饲料成本，生猪生产周期，生产与加工销售环节利润分配等；也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如饮食习惯、疫情、宏观调控政策等[2]。李秉龙、何秋红（2007）分析了我国猪肉价格短期波动的特点与波动周期，总体趋势、从政府宏观调控、猪肉供给和需求三个方面解析了肉价格波动的原因。[3]战立强（2014）通过对生猪价格时间序列的观察，发现我国生猪价格成规律性的波形。[4]
1.2关于生猪投融资的研究
生猪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在银行与养殖户的关系上，王九龙、谭静（2010）建立了生猪贷款博弈模型，分析了银行提供金融支持所面临的问题，具体阐述了金融机构面临逆选择的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在国家政策的研究上，熊启泉、邓家琼（2008）认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财政支农总量不足、力度减弱、结构不合理、且稳定性差，存在错位和低效率。
完善生猪投融资体系的建议：对于政策支持上，潘俊澍（2012）提出扶持生猪的规模化生产，提高生猪生产规模化程度，给规模化生猪养殖户贷款政策等方面的政策优惠，满足规模和资金需求，从而拉动生猪产业的发展。在银行主体方面，积极打造合格承贷主体，拉动生猪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探索多种信贷担保模式，支持生猪产业发展。
1.3关于生猪保险市场研究
罗巧、肖承蔚（2012）认为生猪养殖户对生猪保险认知程度、保险期限的满意程度、保险公司的信任程是影响小规模购买决策的主要因素。周伟娜（2009）认为，政策性生猪保险对农户而言成本低收益高，是防范农业风险的有效途径。肖承蔚、李子涵、李璐伊（2012）认为完善农业保险法律体制以及参保组织体系机制，能更有效地发挥农业保险转移风险的作用，有助猪肉价格稳定。
1.4关于生猪电子交易市场研究
杨枝煌（2008）提出生猪产业风险需要通过金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易法敏、周双德（2010）代激扬（2011）等学者认为远期交易具有发现价格、套期保值的基本功能。[5]杨林（2010）构建电子商务平台有助于我国在国家交易中获得增强生猪贸易话语权及定价权。刘斌（2010）、贾国华（2011）对大宗商品电子交易进行研究，发现目前主要存在：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监管不到位、市场定位不确定、交易管理制度不规范等四方面的问题，导致交易风险加大。
1.5关于生猪期货市场研究
王千六等（2009）认为建立在分散的屠宰场交易模式之上的落后的生猪现货市场是已经成为发展生猪期货交易的主要阻碍，必须构建专门的区域性生猪集中交易市场，完善生猪产业市场机制。付芳华（2010）认为猪肉的价格和供应量波幅过大导致供应链形成瓶颈，并对猪肉供应链中现有的优化方式进行归纳并分析其不足，并对以生猪期货为工具对猪肉供应链进行优化的有效性进行深入探讨。张立中等（2013）对生猪价格主要影响因素：生猪生产成本、城镇居民收入、国家猪肉储备等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通过建立生猪期货市场、优化生猪补贴政策、完善生猪价格预警机制等调控对策。罗巧玲等（2009）认为我国需要尽快推出生猪期货，完善避险投资工具，使广大养殖户在价格大幅波动中提前锁定利润，防范价格大幅波动风险，为我国生猪行业的发展起到保驾护航作用。陶一山（2006）通过对生猪产量的分析和预测，以及影响生猪产量波动的因素，对推出生猪期货必要性进行论证，并进行了系统性的实证性研究。
2.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2.1生猪市场风险及其治理
Ezekiel（1938）最早使用蛛网理论动态分析生猪周期。Futrell（1989）研究发现，1950年～1986 年美国生猪生产周期为4.5年，较长的周期中同时可能存在几个短周期。Darcy& Storey（2000）探讨了我国生猪价格周期的运行规律及生猪价格波动的形成机理。
2.2关于生猪投融资研究
Vercammen（2003）构造了一个随机动态模型，比较政府直接补贴与价格补贴对促进生产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直接支付可以引致农民增加投资。完善生猪投融资体系方面的研究：Navajas和Gonzalez-Vega（2006）研究了萨尔瓦多的Financiera Calpia金融机构创新农村借贷的方法，他们的研究指出FinancieraCalpia的主要贡献在于将被证明成功的城市贷款技术转移和适用到农村金融的发展。[6]
2.3关于生猪期货研究
19世纪末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模型己隐约地提到了期货市场价格的形成等问题（Carter，1999），但对期货市场价格系统深入的研究始于凯恩斯，大多学者还是认可期货市场具有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的功能，有助于平抑缓冲现货市场的价格波动。Kenard等对美国大豆、活牛、活猪等大宗商品进行了期货市场效率检验，发现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大部分期货市场在短期内则是缺乏效率的。1958 年美国著名的期货研究专家沃金撰文《期货交易的价格效应》，认为套期保值的期货交易机制有利于合理调整库存结构，避免了价格季节性剧烈波动。
3.述评
总结国内外学者对于生猪产业风险的金融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投融资，期货，电子交易，保险四个方面，虽然有涉及运用金融工具进行治理，但对生猪产业风险金融治理缺乏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依据中国的国情，推进生猪产业金融风险治理体系的构建不仅有其紧迫性，必要性，更有其可行性。重构生猪产业风险金融治理体系的研究，为生猪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具有可行性、操作性的治理模式，从生猪产业的投融资、保险、期货、电子交易四个维度形成综合治理，实现生猪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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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越来越偏好高品质猪肉，这使得从国外引进的瘦肉型三元生猪品种在我国更受欢迎。但近几年来，“双汇瘦肉精事件”等猪肉安全事件的频发引起了人们猪肉安全问题的关注，同时也催生了土猪肉市场的兴起。“土猪”这个概念也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催生了一个亿元市场。不少企业开始发展生态养殖，或者是发展国内土猪品种的养殖。为了研究宜昌市土猪肉的市场，我们与宜昌市农牧业龙头企业东鑫牧业有限公司取得联系，课题组开展了关于宜昌市土猪肉市场的调查研究，旨在了解当前宜昌市土猪肉市场的现状，并给出调查分析后的建议。
1.研究方法
本次调查首先走访了宜昌市东鑫牧业实地养殖基地，参观了实地养殖情况，对猪肉的品种、来源、养殖方式、供货渠道等进行了了解，对企业的规模以及市场前景进行了调查询问，在掌握了一定的相关知识的同时，也对后期的问卷调查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指向性。
在问卷设计上，参考了大量国内已有的相关资料，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采用自编问卷的形式。在调查中我们采用随机的方法，在大明菜市场、北山便利超市，国贸大厦，儿童公园和滨江公园等地投放问卷450份，收回有效问卷412份，确保问卷的普及性、广泛性、公平性，最终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1.6%。
我们用得到的数据算出各个选项的百分比，画出对应的饼图、柱形图。
2.分析结果及建议对策
2.1分析结果
通过调查结果，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影响土猪肉市场的因素：
（1）虽然土猪肉相比于普通猪肉，更加环保，健康，口感更好，更受消费者喜爱，而且现在的消费群体都有健康饮食，绿色饮食的理念，但是土猪肉的市场价格过高，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不能够长期承受这样的消费，这导致普通猪肉仍然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主要市场，消费群体购买能力不强，需求量跟不上，难以大批量的消费，这就直接导致了土猪肉消费市场难以扩大。
（2）猪肉价格不稳定，土猪肉市场的价格缺少规范性。土猪肉价格是随市场波动的，而且变化幅度很大。市场需求量变大，则猪肉的价格急速上升；市场需求量变小，则猪肉的价格迅速下跌，，价格变化巨大波动让很多投资者望而却步。
（3）对于土猪肉鉴定没有统一的标准，猪肉的质量得不到保障。目前土猪养殖还停留在小散乱的的无序发展阶段，土猪肉市场较为混乱，消费者只能从价格上进行区分，在未辨别清楚的情况下为求购买到放心土猪肉，高价买进，给土猪肉市场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4）对土猪肉的宣传不够。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百姓生活水平正在逐步提高，对高质量的土猪肉需求也将越来越大，但是在市场调查走访中我们很难在宜昌一般的超市中看到土猪肉的身影，并且还发现未购买土猪肉的群体还是占绝大部分，甚至没有听说过土猪肉，这个概念，缺少消费土猪肉的根本动力。
2.2建议对策
（1）加大对土猪肉的社会宣传力度。充分调动社会上的媒体对土猪肉消费文化的宣传，让更多的人对土猪肉有更充分地了解，提升土猪肉消费群体的数量，扩大土猪肉销售市场份额。
（2）相关部门加强对土猪肉市场的监督。对土猪肉市场进行全面的整顿，规范土猪肉市场，在此基础上，帮助研制出能够有效辨别普通猪肉与土猪肉之间区别的方法，提升广大消费者的辨别能力。
（3）加强企业养殖环境的监管，实现养殖技术的不断创新。优化土猪的喂养环境，利用微生物发酵床养殖等一系列先进的技术，全方位科学地，绿色地养殖土猪，减少猪的发病率，做到零排放无污染猪，同时不断学习其他地区先进的土猪养殖经验，通过先进技术的不断融合，摸索出优中更优的土猪养殖技术。为了增加消费群体对土猪肉的信赖，土猪养殖企业可以为每一头土猪制定相应的档案，在市场上销售时，可以通过猪肉了解猪生前的所有信息，建立一套完善的体制，对于出现的问题猪肉也能够快速找到问题的根源，及时将出现的问题解决。
（4）强化市场营销，打造土猪肉市场大品牌。将一些小规模的养殖业主逐步融合起来，利用各自的优势互补，扩大土猪养殖规模，打造出一些令消费群体信得过的土猪肉品牌，增加土猪养殖业主对土猪肉市场风险的抵抗能力，同时，也要加强对土猪肉的市场营销，在调查中发现还有大量的有购买力的人群还没有购买过土猪肉，而土猪肉消费又是符合时展，人民群众需求的一种商品，强化土猪肉市场营销，扩大土猪肉消费群体的数量，无疑将对土猪养殖增加一个无比巨大的动力，将对土猪肉的品牌打造产生很大的影响。
3.展望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于猪肉，消费趋势开始不断转变，猪肉的质量问题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重视，土猪肉将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基于此，只要能有机地结合养殖基地、市场两者之间的联系，处理好供求关系，完善好监管市场体制，才能使企业最大程度地从中获取利润，也能更好地促进土猪肉乃至绿色食品市场体系的完善。由于此次调查只限于湖北省宜昌市这个区域，研究结果难免存在区域的局限性，有待更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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