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农村建设；金融生态；评价指标体系
发展农村，繁荣农村经济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在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着商业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合作性金融机构，形成了三鼎支农的态势，本应可以在新农村建设中发展重要支持作用，但长期以来，由于农村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体制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非常差，农村资金外流严重，造成了三鼎难支农的局面。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寻求改进途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借鉴金融生态的理论，通过构建影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指标体系，以期能够为分析和改善农村金融质量做出一点贡献。
1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基本内涵
金融生态是个仿生学概念，由周小川博士(2004)最早系统性地引入金融领域，运用生态学的方法和成果来分析和研究金融问题，开创了研究金融问题的新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运用金融生态的理论，研究了我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将金融生态定义为由金融主体及其赖以存在的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共同形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徐诺金(2007)将金融生态定义为金融与非金融成分环境之间通过资金和信息的流动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在参考他们的定义的基础上，本文将农村金融生态定义为农村各类金融活动主体之间、金融活动主体与其外部生存环境之间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的动态平衡系统，它具有关联性、适应性、相互依存性、演进性等特点。如同自然界中各种生物之间的和谐以及各种生物与外部自然环境的和谐构成良好的自然生态一样，各类金融主体之间以及金融主体与金融外部环境之间的和谐也构成金融生态平衡的根本标志。其中金融主体包括农村的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各商业银行在农村的分支机构以及农村保险机构；金融生态环境包括农村的经济基础、社会信用、中介服务、法治环境、政府公共服务等。
由于我国城市与农村无论是在经济基础、法律环境、社会诚信、中介服务，还是在政府公共服务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在构建农村的金融生态质量指标评价体系时必须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量体裁衣，选择合适的指标来评价农村的金融生态质量。
2 农村金融生态质量指标体系构建
2．1 指标评价体系建立的原则
2．1．1 科学性原则 指标的选取必须基于农村的实际情况，能够真实地反应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程度，并能够利用现代统计分析方法收集和整理数据，以充分度量农村生态金融系统的质量。
2．1．2 系统性原则 金融生态是用生态学的视角研究金融问题，是个系统性的理论，因此在选取指标时既要选择反应农村金融机构的指标，如金融机构流动性指标、资产安全性指标等，也要选择反应金融机构所处的金融环境的指标，包括金融机构所处地区的农村经济基础、社会诚信、政府公共服务、法治环境等，通过系统性分析才能够真实地反应农村地区的金融生态质量，也才能够找出农村金融质量差，农村资金外流的真正原因。
2．1．3 层次性原则 金融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由若干子系统组成，每个子系统又可以分为若干个更小的子系统，这些不同的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此，在确定指标时，指标间要有一定的层次性，避免简单加总而导致评价的低效性。
2．1．4 可操作性原则 由于国家在做调查统计时，并没有像统计城市数据那样对农村数据进行逐项统计，使得农村的很多指标数据难以获得，因此在选取指标时需要考虑到可操作性的问题，保证所选指标数据能够如实获得且易于量化，对于数据难以获得又不能用相关指标替代的对金融生态系统影响的指标，要从指标体系中剔除出去。
2．1．5 可比性原则 农村是个大区域，包括若干个村、镇、县，在对农村金融生态质量进行评价时，所选用指标要能够在横向和纵向上进行比较，所谓横向比较就是在相同的年份不同的区域之间进行的比较，纵向比较是对同一地区不同年份的情况进行比较。如果选用的指标不能在横向和纵向上进行比较，该指标体系的可信性就十分差，利用该指标体系得出的评价结果也就难以令人信服，从而也就失去了该指标体系构建的意义。
2．2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指标评价体系设计
农村金融生态是由农村金融主体和其赖以存在的金融环境构成，为此农村金融生态指标评价体系也相应地由金融主体指标和金融生态环境指标构成，基本框架如图1。
2．2．1 金融主体指标的设置 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发展状况是衡量农村地区金融主体实力和金融生态进化演进的动力的重要方面。本文选择三项基准指标加以衡量：①安全性指标。金融业是一个特殊的高风险行业，其风险一旦发生，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局部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动荡，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对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给予特别的关注是非常必要的。本文选择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两个指标加以衡量。②流动性指标。流动能力是金融机构生存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衡量银行变现能力和偿付能力的主要指标，金融机构只有保证资产的流动，才能保证信贷资金的正常循环周转，金融机构才能生存和发展，流动性不足，就极易造成支付风险，导致金融秩序混乱。本文选取流动资产与总资产比、贷款与核心存款比和现金与总资产比三个指标。③营利性指标。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和经营成果最终都会反应到收益或者亏损上，取得合理利润是金融机构增加积累、增强抗风险能力的基础，同时营利性指标既可以衡量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也可以反应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劣。本文选取平均资产收益率、中间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两个指标加以衡量。
2．2．2 金融生态环境指标设置本文在构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是农村经济基础。农村实体经济是农村金融机构存在的根据、服务的对象和生存的空间，是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的经济发展好，产业结构合理，就会吸引较多的资金服务农村经济，为农村经济的扩大再生产，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农村经济的壮大，使得农村具有较强的偿还能力，在信用环境、法治环境等相同的情况下，可以使得处在经济基础较好的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质量也较好。为此本文选取经济规模(农村GDP、农业产业化产值、农村工业产值)、产业结构(传统农作物产值占农村GDP的比重、农村工
业占GDP的比重、工资性收入在农户收入中的比重)和市场化程度(民营企业占农村GDP的比重、农产品的社会收购总额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农业从业人员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三个指标衡量农村的经济基础。
二是农村社会诚信。一个地区的诚信文化、企业和个人诚信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机构改革信贷经营的空间结构、资产质量和经济效益。农村作为一个广大的区域，信用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进入农村的资金量，同时也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有很大的影响。在此，选择农村逃废债额占贷款总额的比率、农村拖欠款增额(包括电费、税费、通信费等)、农村信用户数占农户总数比重三个指标。
三是法治环境。完善的法治环境能够有效地保护金融主体产权，有效地遏制恶意信用欺诈和逃避金融债务行为的发生。目前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农业的经营效益不高是一个原因，农村的金融法治环境不完善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只有建立良好的金融法治环境，才有利于农村地区形成“资金洼地”，吸引大量资金流向农村，支持农村经济建设，农村经济的发展壮大又为农村金融的发展提供基础，在良好的法治环境下，才能实现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良性互动，以形成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用农村每亿元GDP经济案件发生率、法院结案率、金融债权诉讼费用率等指标加以衡量。
四是地方政府行为。政府干预经济和金融的现象不论是在现在，还是在以前，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对区域经济和金融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综合各国及历史的发展情况来看，适当干预能够促进经济金融的发展，不当干预会阻碍经济金融的发展，甚至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农村地方政府行为是农村金融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平衡。本文选择政府财政支农资金占农村GDP的比重、因政府干预当年产生的不良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政府工作人员占当地就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三个指标加以衡量。
3 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综合评价及意义
农村金融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综合农村金融主体和金融主体所处的金融环境进行评价，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计算。
3．1 因子分析法介绍
因子分析法是一种把一些错综复杂的彼此之间有机联系的变量归纳为少数几个公共因子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当几个公共因子的累积方差和贡献率达到80％以上时，就说明这几个公共因子集中反映了问题的大部分信息，且彼此之间不再相关，信息不再重叠，再以各主因子贡献度为权重的大小，即可以分别求出所研究系统的综合评价值。本文之所以选择因子分析法来综合评价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质量，就是因为因子分析法可以克服所选择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和信息的重叠，可以很好地对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质量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分析各因素对农村金融生态质量的影响程度。
3．2 评价步骤
用因子分析法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进行评价，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步
第一步：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公式为：
其中：di表示标准化后数据；xi表示原始数据；x表示某项指标的平均值；σ，表示某项指标的标准差，标准化的时候注意，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等逆指标，要先将其转换为正向指标。
第二步：计算因子得分和因子的累积方差和贡献率，并根据因子选取原则(累积方差在80％以上)选择主因子。
第三步：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计算得出具体区域的农村金融生态综合评级得分。
关键词：皖江城市带；金融生态环境；因子分析；聚类分析
作者简介：郑兰祥（1965―），男，安徽凤台人，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金融运行与管理。
中图分类号：F2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04.10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4-20-03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经过30多年发展，中国经济的区域差异日益明显。消除这种差异，必须加快在各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由于产业转移的各个环节都需要金融支持，因而资金要素是实现产业转移目标和提升产业转移绩效的关键。由于金融支持的力度与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呈正相关，所以金融生态环境是产业转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
金融生态环境是一个仿生概念，是指对金融的生态特征和规律的系统性抽象，本质上反映了金融内外部各因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价值关系。从广义上讲，金融生态环境是指与金融业生存、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社会、自然因素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是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金融生态环境对产业转移的作用主要体现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实现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之间资金、信息的科学流动，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产业转移风险。
近年来，对金融生态环境进行考察的文献较多。郭伟（2007）分别从定量和定性两种角度，对武汉市和上海市的金融生态环境作出量化评价并做对比；陈学华、张文政（2007）以井研县近10年来金融生态环境变化和经济金融发展情况为基础，探讨了金融生态环境变化对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欧阳宗旨、常庆（2009）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19个省市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考察；胡滨（2009）以黑龙江省13个地市为例，采用多元统计因子分析法，评估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水平。这些研究只是对局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单纯考察，未能与产业转移相联系。尽管有些学者研究了金融生态环境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如张荣刚、梁琦（2006）；也有些学者提出承接产业转移必须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如吴成颂（2009）；但这些研究只是定性的逻辑分析，缺乏实证分析的支持。本文的创新之处是将金融生态环境与产业转移联系起来，运用实证方法考察产业转移中的金融生态环境问题。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1、分析对象。2010年初，国务院正式批准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简称示范区）规划，这是我国第一个部级战略层面的产业转移区域性规划。它承东启西、连南接北，作为长三角产业发展共生圈的组成部分，既是长三角城镇体系的延伸和补充，也是沿长江经济带中发达地区进一步扩张延伸与带动发展的纽带；它依托相对政策优势，集聚国内外发展要素，加速规模扩张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推进结构升级，进一步增强产业辐射能力，有利于实现跨越式发展。可见，示范区在我国承接产业转移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适合作为考察对象。
2、分析思路。为了对示范区金融生态环境进行实证分析，首先需要收集各个渠道的数据并进行处理形成数据集，然后选取相关指标，以此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包括因子和聚类分析），最后根据实证得到的结论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的思路可以用下图表示。
3、分析方法。金融生态环境具有属性多样、结构复杂的特性，这需要建立多指标、多层次的考察系统。其中，几何移动平均法最为常用，优点是简单易行，但也存在明显缺点，即选取权重时存在较大的主观性，使结果有偏。在研究结构复杂的层次系统中，也可以采用层次分析法，但它在赋予各层次因子权重时也带有较大的非客观性。相比之下，属于降维方法的因子分析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上述缺陷。因子分析将相关比较密切的几个变量归为同类，这样每一类变量就成为一个因子（之所以称为因子，是因为它是不可观测的，即不是具体的变量），从而以较少的几个因子反映原始资料的大部分信息。其最大优势是各综合因子的权重不是主观赋值而是根据各自的方差贡献率来确定，这避免了人为确定权重的随意性，使结果唯一且较为客观。聚类分析是根据事物本身的特性研究个体分类的方法。聚类分析的原则是根据同一类中的个体有较大相似性，不同类中个体差异很大。本文采取的是样本聚类（Q型），是对事件进行聚类或者是说对观测量进行聚类，是根据被观测对象的各种特征进行分类。
三、实证分析
1、生态环境考察指标体系的构建。本文选取了示范区10市（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巢湖、滁州、宣城和六安）2009年区域经济的横截面数据。模型选取经济基础、政府行为、经济开放度、金融发展水平及社会环境5大类要素计18项指标，构建生态环境考察指标体系。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稳定性，每10万人口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和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占人口比例选取的是2008年数据。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
2.因子分析。由于原始数据量纲不一致，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为了保持指标一致（除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外的指标均可以视为正向指标），需要对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进行正向化处理，本文采用的是对标准化后的数据取倒数的方法。因子分析要求指标数目远远超过样本数目，由于样本数目不足，本文分要素运用因子分析法。首先利用相关矩阵对各要素进行因子提取并计算因子得分。表2给出了因子分析的特征值与方差贡献率。公共因子的选择标准为特征值大于1。其中，经济基础、政府行为、经济开放度、金融发展水平都只需要提取1个公共因子，而社会环境需要提取2个因子。可以看到，方差贡献率比较可观，能够反映大部分信息。另外，经过旋转后的因子方差贡献已经发生变化，但累积方差贡献率并没有改变。
在一个因子情况下，要素得分即为因子得分。在两个因子情况下，需要根据方差贡献率赋予权重，构建层次得分函数。
至此，得出示范区10市的金融生态环境各要素得分，如表3所示。
最后，以经济基础、政府行为、经济开放度、金融发展水平和社会环境要素得分为主要对象，再次进行因子分析。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抽取1个因子。由于方差贡献率达到85.952%，所以该因子得分即为最后的金融生态环境得分，降序排列结果如表4所示。
3、聚类分析。根据以上因子得分，可以对示范区10市进行聚类分析。聚类方法选取系统聚类中的组间联接，度量标准区间选取欧式距离平方，标准化方法为Z得分，聚类范围为2―4。聚类结果表明：合肥单独一类，芜湖、马鞍山、铜陵属于一类（铜陵较为特殊），安庆、巢湖、滁州、六安、宣城、池州属于一类。
4、实证结论。示范区各地市金融生态环境存在很大差距，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市与较差的地市之间差别很大，导致区域间金融业务发展不平衡，金融风险差异较大。一般来说，金融发展与经济水平相关，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生态较好，经济落后地市的金融生态较差。金融生态环境得分示意图直观反映了这一点。整体金融发展状况排名靠后的地市，基本上都是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初级化、缺乏优势产业群的地区。值得关注的是，一些经济落后地市在某些因子上得分却很高，这说明其具有自己的相对优势。
除合肥外，金融生态环境总体水平都不高。合肥作为省会城市，其金融生态环境水平遥遥领先于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内的其他地市。在第二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中，合肥首次上榜，排名第10位，超过北部沿海区域内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天津。在合肥滨湖金融城竣工后，合肥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框架得以实现，并将形成立足安徽、辐射周边、服务长三角的区域性金融中心。但由于地处内陆，而且金融基础较差，示范区内其他地市的金融生态环境并不乐观。
四、政策建议
1、加快经济发展，实现中部欠发达地区经济与金融和谐。安徽近年来在经济保持较高增速的同时，金融业发展特别是信贷投放不尽理想，贷款增速相对于经济增速偏低。经济金融发展不和谐的突出表现是银行“贷款难”和企业“难贷款”。研究表明，银行资金配置受经济环境特别是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较为显著。这说明像安徽这样的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相对较低，金融业也处于初始阶段，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状况对金融资源总量的形成具有关键作用。因此，加快经济发展与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仍是当前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最佳切入点。这样，才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新的信贷有效需求，带动银行配置资金总量的扩大，从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真正解决经济金融发展不和谐问题。
2、转变政府职能，提高金融资源配置质量。由于在处理相关金融问题时地方自由裁量度较大，金融纠纷案件诉讼和执行周期长、成本高、效果差等问题，给金融机构拓展业务带来了极大困扰，阻碍了金融服务效率的提高。因此，地方政府在地方立法、执法的权限范围内，应尽可能解决执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平衡维护市场原则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首先，适当减少行政干预，增强金融部门独立性，实现金融与经济可持续发展，走出“小金融”圈子，树立“大金融”意识，将主要职能转变到公共服务上来。其次，金融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物品”，不可能由市场机制解决其供给问题，政府的推动是一种自然和必然的选择。地方政府要从社会整体资源长期配置的角度看待金融系统资金使用问题，强调对金融机构权益的保护和金融资源的涵养。最后，在承接产业转移中要发挥地市相对优势，进一步带动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升城市竞争力，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3、稳步改善企业治理机制，提高金融资源使用效率。企业作为经济运行的细胞，也是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微观基础，企业治理机制的健全与否，决定了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高低。各有关部门要大力推动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财务制度，使企业能够紧跟市场形势。而企业要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治理机制，明晰产权结构，实行科学管理，提高综合竞争力。要牢固树立诚信意识，强化信用观念，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处理银企关系，提高企业偿还银行贷款的自觉性；不断提高自身经营管理水平，增强自我造血功能，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和信用形象，争取银行支持；此外，各企业应主动和银行对接，规范各类财务报表，塑造自身重诺守信的新形象，努力提高信用等级，依法加大信息披露力度，扩大银行贷款投放空间。企业负责人要注重学习金融知识，研究金融政策、信贷政策，掌握金融产品和资金市场运作规律，遵循信贷管理和其他各类金融服务产品的运行规则，为自身融资创造有利条件。
4、创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推进信用体系建设。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更是金融生态环境的核心。健全地区社会信用基础，必须建立和完善多种形式的信用征信与评价体系，建立政府监管部门、金融、商业、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全方位信用监督及失信惩戒机制。一是突出信用在金融生态环境中的核心地位，继续深入开展诚信宣传，积极培育企业资信评级市场；二是逐步建立独立、公正的中介服务体系，完善信用担保机制，注重增强信用担保基金实力，充分发挥信用扩张效力，降低银企交易成本，切实解决贷款难问题；三是加快征信体系建设，完善企业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充实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增强信用信息透明度，充分发挥其在提高金融机构信贷管理水平、便利企业融资、加强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坚实的信用基础。倡导政府部门带头守信，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诚信企业的支持，加强政府和司法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协调沟通，实现金融安全区和社会信用建设的良性互动，为金融机构的安全生存创造和谐的社会信用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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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主成份分析;聚类分析;SPSS
金融生态环境是借用生态学概念，将金融看做是由金融子系统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定环境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金融运行规律和生态特征的系统性抽象。它包含了与金融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是自然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等相关外部因素的有机组合。西部地区作为当前我国经济整体规划中的重点支持地区，经济已得到快速发展，但在取得发展的同时，无论是发展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落后于中东部地区。西部省份之间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资源差异较大，整体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导致了当前西部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基础较差，而相应金融机构的业务能力与支持力度又相对有限，这也就造成了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落后的现状。但与此同时，西部地区有以四川、陕西为代表的“金融高地”也有以重庆为代表的金融生态发展前景巨大的地区。其他省市则可以从中吸取经验，同时通过构建西部金融中心不断辐射周边城市，借助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一有利条件优化当地金融生态环境。本文针对西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进行研究，部分指标采用三年的平均增长率，使指标更具说服力，深入探析西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并对西部地区12个省市进行聚类分析，对各省市的金融生态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同时指出当前西部地区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个地区的金融生态关系到与金融发展有关的各个方面，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影响金融生态环境的因子之间又存在相互作用，因此要想全面系统地评价西部地区的金融生态水平，就必须要构建一系列包括金融发展因素的指标体系。近年来，众多学者使用不同方法对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研究，张瑞怀(2006)以湖南省为例，通过BP人工神经网络模型(ANN)建立了现实状况的综合评价模型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构成要素对金融生态环境进行研究;［1］苗丽娜(2007)将系统动力学方法运用到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中，基于武汉市的统计数据对模型进行仿真模拟，并对仿真结果进行分析;［2］在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构建方面，徐诺金(2007)将金融生态环境分为软环境和硬环境两大类，提出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其根本是改善法制环境的观点;［3］在金融生态机制运行上，乔立娟(2012)采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对对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选择进行分析，并寻找政府、各类借款人和非正规金融机构三者之间的均衡;［4］周炯，魏佩佳(2012)通过金融资源水平、政府财政能力、经济基础和社会信用水平这四个方面进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5］张孟云(2015)结合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和FAVAR模型对我国各省份的金融竞争力进行测算和评价。［6］以上这些对金融生态水平的研究所选取的指标通常为静态指标，这样的指标不能有效地反映一个地区金融生态发展的潜力与趋势，同时评价方法的主观性较强，不能反映客观情况。本文根据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各个分指标的选取频度，采取动态指标与静态指标相结合的方式将金融生态环境的总体框架划分为金融生态环境基础因子(现实竞争力)、金融生态环境推动因子(潜在竞争力)两个一级指标，通过主成份分析法与聚类分析法来构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指标体系见表1。综合看来，评价方法的选择直接影响评价结果，比起单一使用某种方法，两种评价方法结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单一方法的弊端，使研究结果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更高，能够在数据搜集准确有效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评价结果的可信度，使之对改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政策制定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二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1．主成分分析法。(1)因子分析前提条件检验。利用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由结果可知，KMO统计量为0．628＞0．500，符合因子分析要求。(2)提取因子。使用SPSS软件对原有的11组变量指标进行提取，选用基于主成分模型的主成份分析法并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特征根。由结果可知，变量的共同度基本都在0．9以上表明提取的因子全体对每个变量都有较高的解释程度，各变量丢失的信息较少，因子分析的效果较好。(3)确定公因子数目。当提取特征值大于1时，两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达到了87．078%，基本上能够涵盖所选数据的统计信息，所以本次因子提取过程的效果较为理想。(4)公因子成份分析。对于上述提取出的两个主成分，运行SPSS得到11个指标在这2个主成分上的旋转因子载荷矩阵，之后根据旋转因子载荷矩阵对两个主成分进行命名。这里使用方差最大法进行正交旋转得到旋转因子载荷矩阵，结果见表2。表2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组件12人均GDP0．8910．404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0．9820．161本专科毕业人数0．9540．18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0．4600．87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0．9230．221资本形成总额0．0930．821消费总支出增长率0．7040．224城镇失业保险人数0．9450．109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数0．9510．172进出口总额增长率0．1180．914人均GDP增长率0．1560．938表2中第一个因子由人均GDP、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固定资产投资、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数、城镇失业保险人数、本专科毕业人数这7个指标组成，其中人均GDP、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固定资产投资这4个指标所反映的是当地的经济运行体系，而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数、城镇失业保险人数、本专科毕业人数这3个指标则表明了一个地区社会诚信及保障体系的情况，所以第一个因子是由一个地区的经济运行体系与社会诚信及保障体系所组成，故将它命名为金融生态环境的基础因子(现实竞争力);第二个因子是由消费总支出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率、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率构成，居民消费总支出可以反映当地的消费状况，资本形成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率则反映了当地的投资状况，故可以将其命名为金融生态环境的推动因子(潜在竞争力)。(5)计算因子得分。为了得到因子得分系数，使用回归法对其进行估计，得到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将各指标因子得分数值作为因子分析函数的系数，可得因子分析函数(6)结果分析。从综合得分的结果来看，四川省的金融生态环境最好陕西省紧随其后，而、青海、宁夏的金融生态环境综合表现较差。对比两个因子的得分可知各省的排名在基础因子(现实竞争力)方面与推动因子(潜在竞争力)有较大的差异。这是由于金融潜在竞争力的数据使用的是各省三年间增长率的平均值，而金融现实竞争力是通过2014年的年度数据得到，这就解释了很多我们印象中一些落后的省份反而排名却很靠前:像四川、陕西这种现实竞争力很强的省，之所以短期内难以有很大幅度的提高，是因为各项指标的基数相对较大;而、内蒙古这些省份，其指标的基数比较小，因此增长率可以比较大，这是与现实情况相符的。2．聚类分析。为了进一步描述这12个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对各个地区的相关数据进行聚类分析，聚类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根据聚类分析结果，将12个地区分为四类，可以发现其与因子分析法综合排名的结果相吻合:第一类为四川、陕西，虽然这两个城市在推动因子上表现较差，但是其金融生态环境的基础相对其他省市较好，金融规模较大，故综合能力最强;第二类为广西、重庆和云南，这三个城市在两项排名中的位置都相对靠前，发展潜力较好。从结果来看，重庆是唯一一个在两项排名中都处于靠前的地区，说明重庆的金融生态环境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与发展潜能;第三类为内蒙古、甘肃、贵州和新疆，这四个省在两项排名中的位置都相对居中，表明其无论从现实竞争力来讲，还是从潜在竞争力来看在西部都处于中等位置;第四类为、青海、宁夏，这三个省的潜在竞争力排名靠前，说明其增长潜力很大，在最近三年的发展势头强劲。但由于其基数较小，仍属于西部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相对较差的地区，应加大对这三个省的政策扶持。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关键词 金融不稳定假说；金融危机；随机微观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1.59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与金融自由化不断加深，金融危机爆发规模大、频率高、破坏力度大，但经济恢复时间愈来愈长，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不仅重创各国经济，也影响各国政治稳定，特别是2007年美国次货危机引爆2008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及欧元区债务危机至今还没有解决良方.金融危机及金融危机理论形成国内外学术研究热点与难点，如何防范金融危机也是各国政府实践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国际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理论学说试图对金融危机进行解释，主要理论有：1）费雪于1933年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论（Fisher，1933）[1]；2）以霍特里为代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纯货币危机理论（Krugman，1979）[2]；3）海曼·明斯基于1963年提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Minsky，1982）[3]；4）以麦金农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道德风险论（Mekinnon，1997）[4]；5）戴尔蒙德和荻伯威格1983年提出的金融恐慌论（Diamond & Dybvig，1983）[5]；6）弗里德曼1979年提出的货币政策失误论（Friedman.，1968）[6].至今，相对于从外部宏观角度解释金融危机，对金融危机比较有解释力的是海曼·明斯基于1963年提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Minsky，2010）[7]，它从金融内部去解释金融危机，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
本文首先简单分析海曼·明斯基提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的危机解释力，其次拓广C.Chiarella和C.Di Guilmi（2011）[8]提出的随机微观模型及其相关结论.通过融资关系将企业、投资者和资本市场联系起来，建立随机方程对企业状态和资本的演化过程进行随机动态分析，说明金融系统中不稳定性的生成机制，从金融系统内部和随机微观角度探索金融危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并探讨金融部门冲击实体经济的传导过程.
2金融不稳定假说的危机解释力
金融不稳定假说的核心内容是从金融系统内部解释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金融体系内在不稳定性、波动性及其危机是以复杂金融系统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固有属性，投融资活动是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来源，经济体系不稳定主要体现在金融系统不稳定性方面.
海曼·明斯基在分析企业财务结构变化与风险形成基础上，根据“债务收入”关系，将企业按其融资结构分成三类，第一类为对冲型企业，融资产生的现金流能够完全偿还利息和本金；第二类为投机型企业，融资产生的现金流只能如期偿还利息，不能如期偿还本金，但从长期来看，所产生的现金流能够偿还利息和本金，投资带有某种程度投机，主要是依靠债务滚动维持企业运营，吸收冲击的能力较弱；第三类为庞氏型企业，融资产生的现金流不能如期偿还利息，这类企业主要依靠出售资产或者再借新钱来履行合同支付承诺，庞氏型企业对冲击毫无吸收能力.从海曼·明斯基的融资企业分类法中可以看出，一个对冲型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系统能够维持均衡；若经济系统中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的比重越大，经济系统就越有可能偏离均衡状态，从而趋向不稳定.因此，经济系统在某一种融资机制下是稳定的，在另一种融资机制下是不稳定的，这就是金融不稳定假说的第一定理.海曼·明斯基还认为，经济系统在经过一段时间扩张后，会遵从金融不稳定假说的第二定理，即经过一段长时间繁荣，经济会从有助于稳定系统的金融关系转向有助于不稳定系统的金融关系，如果经济系统中对冲型企业所占比重非常小，而庞氏型企业所占比重非常大，此时经济会产生过度负债，从而发生费雪的“负债通货紧缩”过程，爆发金融危机（Minsky，2010）[7].
当金融部门冲击实体经济时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引起社会动乱，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在全球金融自由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发展环境下，设法将金融部门的资金转移到实体经济，减少金融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投机炒作，突出金融部门为实体经济服务功能，保证资本市场健康发展.金融部门冲击实体经济的传导过程如图1所示.
为了更加直观分析金融危机发生原因以及金融部门冲击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C. Chiarella和C. Di Guilmi（2011）[8]对异质资本结构的企业建立随机微观模型，并将海曼·明斯基融资企业分类中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归为一类，统称为投机型企业，经济系统中企业相应地分为对冲型企业和投机型企业两类，但由于经济系统中企业数目众多，以单个行为主体建模来分析企业状态变化很复杂，利用Aoki（2002）[3]提出的平均场方法，建立随机微观逼近模型，通过代表性企业的状态变化来分析资本的演变过程.
本文在分析C. Chiarella和C. Di Guilmi建立的随机微观模型基础上，将企业由对冲型和投机型两类还原为对冲型、投机型和庞氏型三类，把企业划分回归到海曼·明斯基原本的企业分类，然后拓广C. Chiarella和C. Di Guilmi的随机微观模型，并通过融资关系将企业、投资者和资本市场联系起来，通过随机微分方程对企业状态和资本的演化过程进行动态分析，说明金融系统中不稳定性的生成机制，并探讨金融部门冲击实体经济的传导过程，本文还原海曼·明斯基融资企业分类如图2所示.
3随机微观模型的基本假设
3.1对企业的假设
3.2对投资者的假设
凯恩斯认为，由于货币具有使用上的灵活性，人们基于三大动机（即交易动机、预防性动机和投机动机），总是偏好持有一定的货币.基于凯恩斯的这三大动机，明斯基将人们对流动性资产的需求看成是收入、利率、资产价格、企业贷款和近期货币供给的函数.利用类似方式确定流动资产的需求，并假设投资者是有限理性的；为了将每个时期市场信心水平数量化，将投资者分为基本面分析投资者、技术分析投资者和投机投资者三类；基本面分析投资者关注于公司的实际价值，偏好投资对冲型企业；技术分析投资者在作投资决策时时刻取决于外部平衡表，偏好于风险高的股票，这类投资者偏好投资于投机型企业；投机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将高收益高回报作为唯一条件，这类投资者偏好投资于庞氏型企业.
3.3对变量ρ的假设
金融市场预期决定了企业投资决策，而变量ρ又决定了金融市场预期，所以变量ρ在整个模型中起关键性作用.对于ρ如何确定，本文仍引用C. Chiarella和C. Di Guilmi（2011）[8]两个基本假设：第一，变量ρ取决于市场基本面投资者、技术分析投资者及投机投资者三者之间比例；第二，变量ρ与金融市场预期构成有关，当金融市场中技术分析投资者和投机投资者比例之间增高时，提升了对负债企业预期；当市场中技术分析投资者和投机投资者之间比例减少时，基本面分析投资者更多.因此，不同类型企业的ρj是不同的.假设nc为市场中技术分析投资者所占比例，ns为市场中投机投资者所占比例，
因此，整个经济系统会经历债务扩张，当投资者预期突然发生反方向变化时，会导致企业债务无法如期偿还，造成资金断裂，使得整个经济系统越来越脆弱，特别是当庞氏型企业所占比重较大时，大量企业无法正常经营直至破产，使得整个经济系统面临严重危机.相反，当技术分析投资者和投机分析者比例减少时，基本面分析投资者比例会增加，则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的投资、生产和债务会减少，这时，整个经济系统就趋于稳定.
3.4对资本市场的假设（财富分配）
根据其风险程度可以相应的将三种不同类型企业股票分为三种类型.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会根据市场预期将其部分财富配置在这三种股票上.因此，投资者财富总额由股票、借贷和流动性资产三部分组成，即
4随机微观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建立随机微观模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三种不同类型企业所占比重的动态变化描述整个经济系统的演变过程.为了说明这个过程，提出三个假设：
假设1企业从一个类型转换为另一个类型的过程服从跳跃马尔科夫链；
假设2企业总数N是常数；
假设3企业只能从对冲型企业转换为投机型企业，从投机型企业转换为对冲型企业；或者从庞氏型企业转换为投机型企业，从投机型企业转换为对冲型企业；而不能从对冲型企业直接转换为庞氏型企业或者从庞氏型企业直接转换为对冲型企业，也就是说，不同企业之间转换服从跳跃马尔科夫链过程.企业在不同类型中转换方向如图4所示
在进行分析时，首先需要确定一个企业从一个类型转换为另一个类型的概率，即转化概率.但在该模型中，由于企业数目庞大，确定每个企业从一个类型转换为另一个类型的概率是不可行的，所以，首先通过平均场方法在每一个类型企业中选择一个代表性企业，然后用这个代表性企业的转换概率代表该类型所有企业的转换概率，将转换概率与企业转换之前属于三种不同类型企业的概率相乘便得到转换速率，转换速率衡量了在单位时间内一个企业从一个类型转换成另一个类型的转换概率.为了刻画三种不同类型企业数目的随机演变过程，用转换概率建立主方程.
4.1转换概率
一个企业从对冲型转换为投机型的概率取决于投资需求和留存利润的大小，当投资需求大于留存利润时，即当对冲型企业所获得留存利润不足以满足投资需求时，该企业必须通过发行新股或借贷来满足余下投资需求.这时，一个对冲型企业就转换成了投机型企业，因此，一个企业从对冲型转换为投机型的概率ζ为
4.2随机动态过程分析
在上节定义了一个企业在不同类型之间转换的微观过程，在以下分析宏观动态过程中，将关注每种不同类型企业数目的变化.假定企业总数是一定的，不同类型企业数目的变化反映了宏观状态的变化过程，这个宏观状态包括了三种不同类型企业数目.由于不同企业之间的转换是服从跳跃马尔科夫链过程，因此将不同企业之间转换分为两部分来建立关系，首先根据对冲型企业和投机型企业相互之间转换建立主方程得
由式（31）至式（39）可以看出，经济系统中不同类型企业数目的随机动态变化仅取决于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相互转换速率.由转换速率公式可知，转换速率是由有不同预期的技术分析投机者和投机投资者所占比例决定，故决定经济系统中不同类型企业数目的随机动态变化过程关键因素是期望利润.
4.3金融不稳定冲击实体经济的传递机制分析
上述随机动态过程描述了在实体经济中不同类型的企业数目的动态变化.由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可知，当经济体系中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的数目越来越多时，这个经济体就显得越来越脆弱；不同类型企业数目的变化主要取决于转换速率，其转换速率是不同投资者比例与投资者预期ρ的方程，所以当投资者的投资预期发生变化和不同投资者比例发生变化时，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定性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在经济扩张时期，投资者预期乐观，技术分析投资者和投机投资者的比例会增加，信贷条件宽松，企业的融资方式从对冲性融资向投资性融资比重、庞氏融资比重逐步升高的方向发展，因而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比重增加，经济体由稳定向不稳定发展，一旦资金链突然中断，大量企业无法如期偿还债务，庞氏型企业的数目会激增，最终会导致金融危机爆发.因此，整个模型随机动态的过程取决于两个动态变量：第一个动态变量是反映投资者预期和非理的资本积累；第二个动态变量是资本市场中不同偏好投资者所占比例.影响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所占比重的主要因素是转换概率，根据式（23）到式（26）可知，转换概率是由经济系统中技术分析投资者和投机投资者比重决定，而经济系统中技术分析投资者和投机投资者比重反映了投资者预期，所以影响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所占比重的关键因素就是投资者预期；当经济系统中技术分析投资者和投机投资者比重增加时，他们对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预期乐观，因此会增加对这两类企业的投资，这就使得经济系统中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的比重大大增加，在面对投资者预期突然发生变化时更加脆弱.
富比例；dPkK/dt表示经济系统中资本总额随着时间的变化.ρ是本文分析研究的关键所在，不同类型投资者所占的比例变化决定了ρ的变化，进而会导致不同类型企业所占比重和资本价格的变化.而不同类型企业所占比重的变化和资本价格的变化通过影响投资者的财富分配比例和投资决定了经济系统中资本的变化.可以看出，该模型通过融资关系将企业、投资者和资本市场联系起来，揭示了企业状态和资本的演化过程和经济系统中现金流的运作方式.当投资者对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时，会对企业投机融资提供支持，随着社会总投资增加，总利润开始下降；金融市场资本短缺，利率上升，由于已经进行的投资项目还要继续，金融需求依然很大，这导致利率进一步上升，利润进一步下降，于是对冲型企业会向投机型企业转变，而原为投机型的企业会向庞氏型企业转变.此时，原本健全的金融结构转变成脆弱的金融结构，若经济中对冲型企业所占比重非常小，而庞氏型经济主体所占比重非常大，此时经济会产生过度负债，从而发生费雪的“负债—通货紧缩”过程，爆发金融危机.也就是说，当经济系统中对冲型企业所占的比重较大时，金融系统是比较稳定的；当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所占的逐渐比重增加时，金融系统会越来越脆弱，这种不稳定性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便会爆发金融危机.
5小结
本文在C. Chiarella和C. Di Guilmi提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随机微观模型的基础上，将企业融资分类由对冲型企业和投机型企业扩展还原为海曼·明斯基的对冲型企业、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三类，通过分析企业数目状态动态演变过程，说明金融系统中不稳定性的生成机制，从随机微观角度揭示了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主要取决于两个动态变量：一个是反映投资者预期和非理的投资积累；另一个是不同类型投资者比例的变化，同时该模型还揭示了金融部门冲击实体经济的传导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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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Friedman MILTON.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8，58（1）：1-17.
[7]Minsky HYMAN稳定不稳定经济一种金融不稳定视角[M].石宝峰，张慧贲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关键词：状态空间模型 金融生态环境 区域经济发展 动态分析
一.引言
区域经济，是指一定区域内的所用经济部门、经济地区和经济组织企业之间在经济方面的关系和行为。区域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可以有效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协调。而由于市场经济的自主调节作用，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不均衡的，经济发达地区可以不断吸引和积累资金以及有利于自身经济发展的因素，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则难以吸引投资者的注意，进入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在这样的循环积累作用下，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空间上的“地理二元经济”结构，使得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同时存在，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发达地区会带动边缘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也会吸引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和资金，进而使得区域差距无法真正得到解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北京始终处于区域经济的核心地位，优势极为明显，无可取代，天津与北京相比稍有不如，而河北位居最后。由于北京和天津对于人才、资金等的吸引作用，对河北省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金融生态环境的概念最早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借鉴了自然科学中生态环境的概念和内涵，将生态环境概念引入金融领域，是一项对于金融理论研究的创新性成果。金融生态环境强调金融系统与所处区域的制度、法律以及相关的正常环境相互依存、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具体来说，金融生态环境是指与金融业的生存、发展有着互动关系的社会、自然因素的总和，是金融机构在所处区域内的外部运行环境，既有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也有整个金融市场的大环境。对金融生态环境进行研究，分析其与区域经济的结合方式和程度，可以加强区域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推动区域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京津冀地区是我国经济、文化、科技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快、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地区。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全国性的金融监管和信息中心，几乎会聚了我国50%～60%的金融资产。但是，由于受到区域分割管理的限制，区域内部的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差距，资金分布不均衡，对区域整体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阻碍。
二.构建完善的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
以往对于金融与经济增长进行研究的资料和文献一般都是采用几种常用的检验方法：回归分析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关系检验、VAR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VEC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洛阳支行在2006年课题研究时采用的层次结构分析法以及广东分行采用的因子分析和层次分析相结合的计量方法，这些方法都是使用固定的参数模型对金融和经济发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但是，金融生态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的发展对于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各不相同的，也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这就导致传统的固定参数模型并不能用来反映金融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实际上，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快，经济危机和次贷危机以及货币政策和汇率的频繁变化，使得经济结构也在逐渐发生改变，固定参数模型无法表现出这种经济结构方面的变化，也无法表现出由于不同原因而产生的经济与金融相关程度的变化。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必须引入具有可变参数性质的状态空间模型来对动态系统的变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状态空间模型包括两个模型：其一是状态方程模型，可以用来反映动态系统在输入的变量的作用下在某个时刻所转移到的状态；其二是输出或量测方程模型，用来将系统在某时刻的输出和系统此时的状态以及输入变量相互联系起来。
三.数据来源与参数估计
状态空间模型选取2002年——2009年之间京津冀地区的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存款、贷款、社会商品销售总额、进出口额、保险行业原保费收入、股票流通总市值等数据对金融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金融统计年鉴》，2002年之前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源与《新中国55年统计汇编（1949-2004）》。由于数据量太过庞大，整理和分析耗费时间过长，工作量过于繁重，因此，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存款和贷款六组数据进行研究，其中①天津地区2002～200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支出、存款、GDP、及贷款分别如下：0.25、1.8、0.9、0.6、0.40、0.8；0.23、1.9、1.2、0.3、0.45、0.6；0.28、1.6、1.1、0.6、0.47、0.3；0.21、1.5、1.2、0.9、0.49、0.9；0.27、1.6、1.4、1.2、0.55、0.7；0.31、1.7、1.3、1.1、0.58、1.2；0.33、1.9、1.8、0.9、0.64、1.1；0.35、2.0、1.5、0.7、0.78、1.2。②北京地区2002～200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支出、存款、GDP、及贷款分别如下：0.35、2.0、0.7、0.8、0.65、1.1；0.36、2.1、0.9、0.5、0.67、0.7；0.38、1.9、1.2、0.7、0.77、0.9；0.36、1.8、1.4、0.6、0.72、1.0；0.37、1.7、1.3、1.1、0.79、0.8；0.36、1.9、1.4、1.0、0.95、1.5；0.42、2.2、1.5、0.9、1.05、1.2；0.78、2.1、1.4、0.8、1.08、1.3。③河北地区2002～200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支出、存款、GDP、及贷款分别如下：1.15、2.1、0.9、0.7、1.47、1.2；1.26、2.1、1.1、0.4、1.49、1.3；1.28、2.3、1.3、0.5、1.50、1.2；1.16、2.4、1.6、0.3、1.52、1.3；1.27、2.3、1.1、1.2、1.51、0.9；1.36、2.2、1.5、1.1、1.53、1.3；1.31、2.4、1.2、0.8、1.62、1.4；1.38、2.6、1.3、0.7、1.70、1.6。（注：单位均为万亿元）
金融生态环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以下的函数关系来表示：Y=AF。其中，Y表示经济增长变量，一般可以通过国民收入或者或内生产总值来表示；F代表金融生态环境变量，A所代表的并不是单一的因素，而是除了金融生态系统外，所有可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元素的集合。本文选择GDP代表经济发展变量，选择财政缺口指标FG、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指标INV、金融资产指标FA作为影响金融生态环境的变量。则得到北京回归方程为：Y=0.3GDP+0.3FG+0.4INV+0.2FA；天津回归方程为：Y=0.2GDP+0.2FG+0.3INV+0.2FA；河北回归方程为：Y=0.1GDP+0.2FG+0.2INV+0.3FA
财政收支缺口的存在，可以刺激行政机构对于经济的关注和干预，可以反映出金融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财政收支的缺口越大，政府对于金融的干预也就越强，这与市场经济自主调节的特点产生冲突，必须严格遵守市场经济的自然规律，确保经济的健康发展。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指标可以作为经济增长的辅助指标进行计算，由于GDP中资本形成额所占的比重较大，可以有效拉动投资，可以用来分析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整体的投资规模和效率之间的关系。
金融资产指标这里指的是存款和贷款余额的总和，可以反映区域对于资金的吸纳能力，反映金融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的结合方式与程度，体现出金融生态环境根植性的特点。存款余额的持续增长，意味着区域经济吸收的资金也在不断增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也带动了区域内资源、技术以及劳动力的流动，加速了区域整体经济的发展。
通过对2002年-2008年京津冀地区金融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财政缺口、固定资产投资以及金融机构资产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拉动作用，促进了区域整体GDP的增长。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河北、天津地区财政收支缺口每增加1%，可以带动GDP增长0.4%，北京却只有0.07%，差距十分巨大。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北京自身的发展速度较快，金融生态系统发育趋于完善，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程度较小，对于GDP的影响也相对较小。而河北和天津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不足，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增长仍然可以产生较大的效果。从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看，河北与天津的发展相近，其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系数和财政缺口的弹性系数也相近。北京由于人口聚集程度大，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其中的房地产投资，对于经济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而北京的科技发展水平较高，固定资产投资的汇报也就更高，对于GDP的作用也更加明显。由于缺乏各个地区金融资产的统计数据，难以直接对金融机构资产的作用和影响进行研究，随选取各地区存贷款余额数据来代表金融资产数据。通过金融资产总量与GDP的对比，可以看出，北京的金融资产总量远远大于GDP，但是实际上，北京的金融机构资产对于GDP的拉动作用却低于其他两个地区，同时也并不稳定。北京是的金融资产对GDP的拉动作用与股市存在一定的关联：股市走高则市场繁荣，金融资产的拉动作用增大，股市低开则市场萎靡，金融资产的拉动作用减弱。这种现象不利于金融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北京的金融生态系统已经基本成熟，金融资产对于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较小，且有明显下降趋势，而风险却更高，需要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视。将所有数据回归Y=AF函数公式进行计算，F仍代表金融生态环境变量，A则包含了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存款和贷款数据的综合，将数据带入函数公式，比较京津冀区域参数的不同，即可了解不同参数对GDP的影响程度，得到有指导性的结论。
四.优化金融生态环境需要注意的问题
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不能单单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必须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全面提高该区域金融业的竞争力，从而实现经济与金融的协调发展。
首先，要加强外部监督和管理。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吸引外来投资，为本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可以说已经成为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并进行维护和保持，需要形成一个可持续的金融生态系统，也就是所谓的金融生态链。这不仅仅需要金融机构内部的管理，还需要极强外部的监督和管理。如果缺乏外部监督的控制，会造成金融风险的不断累积，不利于经济的长远稳定发展。防范金融风险，需要做到几个方面：
（1）完善金融法制环境，加强金融立法工作，加快对于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使得金融资产流通和经济活动有法可依。
（2）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增强对于金融活动参与者的诚信教育和宣传，对金融环境中的信用环境进行优化。
（3）建立健全中介行业组织，加强对于中介机构的监督和管理，提高中介服务的信誉和市场公信力。
通过加强外部监督和管理，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提高对于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保证其优化和稳定。
其次，加强各级政府的作用。金融环境的好坏可以直接决定该地区资金流量的大小，这也是市场经济自主调节的结果。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自主性无能为力。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是十分复杂的，单单依靠市场而对自主调节很难实现，需要政府部门的调节。在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过程中，政府可以运用相应的行政手段，为企业创造公平公正的投资环境，也可以制定相应的金融政策，加大对于金融行业的扶持和帮助。单单凭借企业和银行的自主建设，不仅会大大延长金融生态环境的形成时间，还无法落实相应的优化措施。只有加强各级政府对于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视程度，使其在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切实负担起防范和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责任，才能加快区域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步伐。
再次，要充分发挥产业优势。一个地区在投资者心中的地位主要是由两点决定的，其一是该区域内的重点行业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规避政策风险，其二是产业的发展是否充分利用了比较优势，是否具备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因此，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从根本上说，在于区域经济的良好发展和对产业发展方向的选择。例如，京津冀地区的科研中心、材料研究中心，高新技术产业等的发展，既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又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产业优势明显。所以，各地在确定自身的经济发展计划时，必须立足自身的发展实际，把握国家产业政策，充分发挥地方产业的比较优势，加强与周边区域的交流和沟通，通过相互间的沟通与合作，最终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五.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途径
从金融生态学的角度，利用状态控制模型，对金融生态系统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可以更加清晰准确地反映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规律。金融系统存在有效性、根植性和可持续性的特点，这些变量的不断变化，对于京津冀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是就结果而言，都呈现正向的拉动作用。需要特别注意地是，该地区金融生态系统中财政缺口的变化，在客观上反映出在我国金融紧急体制改革中，地方政府对于经济运行的控制所造成的影响，虽然在天津和河北地区仍需要肯定这种影响，但是也为两地的发展提出了警告，政府融资平台一刀切的治理方式并不适合经济的长远发展。要逐步完善金融生态系统，减轻政府对于经济的控制和影响，充分发挥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结语：总而言之，金融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需要运用动态系统进行分析和研究。要立足区域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影响金融生态系统的各种因素进行详细的分析和研究，以市场调节为主导，以政治行政手段为辅助，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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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生态 区域金融生态环境 区域金融产业成长
一、概念界定
（一）区域金融产业成长的内涵
金融产业是以经营货币资金及其衍生产品的经济实体为主体，以金融商品和金融中介服务为产品，以货币和各类金融工具为交易媒介，由金融组织、金融产品生产和流通市场、金融监管机构等要素构成的复合型经济组织系统。金融产业成长应该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是金融规模的增长与扩张和金融结构的改进、金融功能的演进以及金融效率的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区域金融产业成长是指一个地区的金融产业成长。
（二）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内涵
金融生态是一个重要且具有创造力的仿生学概念。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是指一个地区金融体系所依存的外部条件，主要是该地区金融系统所依赖生存的经济、信用、法律、文化、风俗习惯等。金融生态环境主要包含经济环境、法治环境、信用环境和政策环境。经济环境是最为基本的环境，是金融系统存在的基础，决定金融系统的发展程度。法律环境是一国金融主体面对的最基本的约束，决定了金融主体行为规范，从而决定金融体系的发展。信用环境和政策环境是两个衡量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标准。
二、中国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与金融产业成长关系
（一）指标体系构建
按照科学性和实用性、系统性与层次性、可比性与可靠性、全面性和代表性统一的原则，结合可操作性构建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和区域金融产业成长指标体系，见表1，表2。
（二）模型构建
本文使用线性规划建立模型。在进行运算前，需要对指标进行预处理，即指标的一致化和无量纲化，对数据预处理方法如下：
设需要量化m年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指标，形成第t年的原始指标数据表示为yijt，t=1，2，···，m，
（1）对原始数据采用标准化法进行无量级化，公式为
（2）熵值法确定权重
①计算第j项指标的特征比重，即
②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ij，即
若设k=1/ln（m），于是有0≤eij≤1。
③计算指标y'ij的差异系数gij，差异系数定义为gij=1-eij
④计算权重Wij=gij/ gij，fijt=Wij=y'ijt
其中，l为二级指标的数量，ni为第i个二级指标的三级指标的数量。
⑤其余指标量化值的确定
一级指标的量化确定方法与二级指标处理的方法、步骤相同，同理可得到一级指标y't表示为：
（三）实证分析
本文研究中国2002年至2011年金融产业成长状况及金融生态环境，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经济年鉴》及中国人民银行等官方网站公布的统计数据。数据分析采用SPSS 17.0和EView6.0统计分析软件。
（1）相关性分析
①中国金融产业成长状态与中国金融生态环境各组成部分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3。
由表4可知，金融生态环境指标与金融基本业务指标y2、风险状况指标y4有正相关性，与金融基础条件指标y1、流动性指标y3基本没有相关性。
（2）回归分析。
①建立回归方程。设因变量yi为某年份中国金融产业成长指标，自变量xi为某年中国金融生态环境指标。若两者相关性显著，可设回归模型为yi=β0+β1xi+ε
β0、β1是待确定常数，即回归系数。β0+β1xi表示y随x线性变换的部分，ε是随机误差，代表其它一切不确定因素影响的总和。
②确定回归方程。根据SPSS17.0进行回归分析，得回归方程为：y=0.840+0.405x
③检验。
a.回归方程的F检验
由回归分析结果可知：F=9.607， F>F0.05（1，10-2）=5.32，说明回归方程是有显著性意义的。
b.相关系数检验
由回归分析结果可知：R=0.739， |R|>R0.05（10-2）=0.632，说明回归方程的线性相关水平是显著的。
总之，中国金融生态环境与中国金融产业成长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显著，建立的回归方程有意义。
（3）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
①单位根检验
首先，为消除异方差性，数据都经过取自然对数处理，即中国金融生态环境指标对数记为Lnx，中国金融产业成长指标对数记为Lny。
采用ADF检验，金融产业及生态环境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5。
三、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中国金融生态环境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为经济基础水平、法治水平的提高；第二层次为信用水平的提高。中国金融产业成长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提高风险管理能力，第二层次为提高金融业服务水平，第三层次为扩大基本规模并提高流动性水平。
（2）金融生态环境是金融产业成长的原因。加强中国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有利于推动中国金融产业成长，从而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促进综合竞争力提升，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因此，一个国家要寄希望成为资金集聚的“凹地”，就必须重视金融生态建设。
（二）建议
（1）强化政府推动作用。政府公共服务是直接影响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同时，经济基础、法治环境、社会发展等金融生态环境要素均会受到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因此，要从体制上和机制上改善我国金融生态环境，必须强化地方政府对于金融生态建设的推动作用，用好区域金融生态建设政策，形成整体联动的助推合力。
（2）加快法治建设，营造松紧适度的法制环境。首先，要完善金融产权制度，健全金融主体法律制度。其次，要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再者，要加快金融基本法律制度和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完善中介机构管理制度和行政制度，防止行政对金融非正常干预；坚持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效率。
（3）健全社会信用制度，完善社会信用体系。首先，建立完善信用评价机制、体系和方法，推进建设统一的个人、企业信用信息库，实现相关部门资源共享，为社会提供详尽的信息服务。其次，加快会计、审计、评估等中介市场体系建设，引入竞争机制，提高该行业的执业水平。最后，建立多层次的信用担保体系，逐步增加信用担保机构的数量和种类，并加强对担保机构的信用评级管理和业务监管管理，促进担保市场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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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实证分析；对策建议
金融生态环境是对金融业的一种仿生化概括，是运用生态学的方法和成果来分析考察金融体系。它是指与金融业生存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经济社会因素的总和，主要强调金融运行的内、外部环境，是金融系统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
一、河北省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现实考察
（一）基于全国争建“金融中心”背景下的定性分析
近年来，国内中心城市“金融中心”之争风起云涌。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年7月，国内提出建设国际、全国、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城市至少有31个。除河北省外，京津冀都市圈两大中心城市――北京和天津，凭借诸多优势“当仁不让”地参与其中，大大提升和优化了两地的金融生态，河北省金融生态环境因此而“负载”。具体地，京津争建“金融中心”相对于河北有着以下几方面优势：
从行政级别上看，北京和天津属于直辖市；从区域定位上看，北京于2008年5月明确提出将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且已然成为全国乃至国际金融中心，而天津则自新世纪初就开始打造国内区域性金融中心，旨在将自身定位为国内区域性金融中心；从功能定位看，北京定位为国家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监管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配套服务中心；天津则致力于建设成为与北方经济中心、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和金融改革创新基地；从对后台服务态度看，北京和天津等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均普遍予以重视；另外，北京还有经济优势、金融优势和潜力优势这三个独有的依托优势。总之，京津都有各自政治或政策优势，即北京系我国政治文化中心，且建有许多部级大型金融机构总部，天津拥有一项特殊政策优势，即作为经国务院批准的综合改革实验区，在金融企业、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拥有改革“试验”权。
北京和天津凭借着经济基础优势和政策推动优势等诸多“先天”优势，集聚了大量的金融资源，营造了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相比之下，河北省作为欠发达且毗邻京津的地区，其金融生态环境不容乐观。
（二）基于金融生态环境评价常用指标的定量分析
根据现有研究成果，一采用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基础、信用和法制环境等多指标来评价某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在多指标评价体系当中，一般采用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几何平均法。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和最简单的因子模型为X=AF+e，其中X表示随机变量，A表示因子载荷矩阵，F表示公共因子，e表示特殊因子。本文对于信用环境和法制环境建设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对于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基础两个指标则采用因子分析法定量分析，以期反映区域内主要城市的金融状况。
1.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横向对比和纵向对比
研究以河北省与全国范围内其他城市的比较研究为横向对比。因此，在假设石家庄能代表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最高水平的既定条件下，本文将石家庄与毗邻河北省的北京、天津两个城市作对比研究。研究选取了其中9个指标作为评价指标，分别是生产总值、农林牧副渔总值、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地方财政收入、金融机构存款额、金融机构贷款额、社会消费品总额和实际利用外资。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以上数据进行处理，首先进行数据降维，通过对9个变量进行的因子分析，采取主成分抽取法和最大方差法，获得输出结果。
结果显示：第一主成分的解释贡献率为79.38%，第二主成分的解释贡献率为12.69%，两者结合可以解释随机变量92.07%的变化。第一主成分主要在地方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总额、生产总值、金融机构贷款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金融机构存款额、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实际利用外资8个指标上载荷较大，将其命名为金融环境指标。第二主成分则在农林牧副渔总值上载荷较大，因此将其认定为经济发展指标。根据统计结果的因子得分项，得出七个城市在两个主成分F1和F2的各自得分，结果参见表1。
F=F1*79.38%+F2*12.69%
最后在SPSS软件计算变量一栏中输入公式F=F1*79.38%+F2*12.69%，得到综合得分，计算可得：北京1.569542319，天津0.398822265，唐山0.025932663，石家庄-0.097606674，沧州-0.507915036，廊坊-0.58883517，秦皇岛-0.799939098
另外一方面，本文定义石家庄与沧州、廊坊、唐山和秦皇岛这五个分别位于河北省不同区位的城市之间的对比为纵向对比研究，利用因子分析法，同样，结果可参见表1，此处不再赘述。
2.结论分析
从与京津两地的横向对比来看，石家庄金融生态环境指标综合得分排在最后，表明石家庄金融生态环境，尤其是第一主成分的各指标水平低下，在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总额等指标上和京津两地差距还很大。但同时石家庄在第二主成分经济发展方面的得分很高，为1.27076，在农林牧副渔总值这项指标上远远高于其他两个城市。通过对比，总体上看，石家庄的城市金融环境处于落后状态，但其未来发展潜力仍旧存在，即拥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尤其是农业经济基础。
从纵向对比结果来看，虽然石家庄在经济发展和金融环境水平两项主成分得分居全省第二，均仅低于唐山，但在一些重要指标上石家庄并无明显优势，如生产总值一项唐山就略高出石家庄。此外，石家庄实际利用外资也低于唐山和张家口，且差不多仅为张家口的一半。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上，石家庄位于第三名，人均生活水平有待提高。
以上指标的评价都是通过定量分析得出的。此外，城市的金融环境分析还有赖于信用和法制环境等定性指标，而这又恰是石家庄作为省会城市不够突出的地方。这从2008年和2009年的全国100大中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廊坊排名位居河北省第一位，而作为全省政治文化中心的石家庄却无此殊荣。
以上虽是对石家庄金融生态环境的分析，但如前所述，鉴于在假定前提下所具有的代表性，石家庄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出河北省金融生态环境及背后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第一、作为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核心要素的经济基础还不够牢固。第二、地方金融机构整体竞争力不强。第三、金融生态社会法制和信用环境建设相对滞后。第四，该省企业诚信意识和公众金融风险意识比较淡薄，社会信用信息征集系统和信用中介机构的建设还处于探索完善阶段。第五，与京津两地相比，金融配套服务体系发育程度较低，落差较大。
二、改善我国金融生态环境的对策建议
（一）优化产业结构，突出比较优势
首先，紧紧围绕产业链建设，对地区的产业资源和产业链进行充分整合，协调不同所有制企业以及承接产业转移和本地产业发展，实现产业链纵向延伸，与京津形成紧密的产业链正是河北省深度发展的突破点。其次，集中有限资源，突出优势，发挥比较优势。最后，需做好产业园区建设及产业配套规划。在具体产业着力点方面，一要提高传统产业产品质量和经营效益，积极发展以畜牧、渔业和种养业为主的特色农业，尤其是蔬菜等农副产品生产和旅游等与京津联合较好的产业。二是应根据河北省实际情况，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并突出沿海经济特色。推动以钢铁、装备制造、石化和新型建材为主的先进制造业优化发展，加速以金融服务、高技术服务、现代物流和休闲旅游为主的服务业发展。通过积极申办保税区或保税港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资格，优化港口布局，拓展港口功能等多渠道力促港口建设，推动港口、产业和城市互动发展。
（二）借势京津，加快金融发展
充分发挥环京津的独特区位优势， 加强与京津互动，借力京津金融资源，促进利益分享机制加速向河北传导。首先，可以以毗邻天津的曹妃甸为合作跳板，加强与天津在后者综合改革试验区金融创新的经验和成果借鉴共享方面的金融合作，实现自身金融机制体制创新。其次， 政府可从各地区的经济、金融实际情况出发，制定详细的引导政策，鼓励金融机构支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经济增长质量；同时，将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鼓励科技创新紧密贯穿于加快技术创新和提升产业结构等全方位经济发展过程，经济金融协调发展方有可能。最后，还可以尝试以曹妃甸循环经济示范区为依托， 申请开办离岸金融业务，打造离岸金融聚集区，将曹妃甸建设成河北省与国际金融接轨的平台。
（三）加强中介服务体系建设
目前河北省信用中介服务体系发育不健全，多数中介机构服务信息透明度不高，且存在违规甚至违法操作等问题，培育和改善中介机构专业化服务能力势在必行。第一，由政府金融办或由证监会、银监会以及保监会共同牵头，建立针对涉及金融活动的中介评估机构的业务监测体系，以此规范中介评估市场和有关当事人的金融行为。第二， 加快培育中介服务业。对内政府税收部门需从政策上给予优惠，鼓励和扶持与金融相关的专业化中介机构发展， 加快构建规范的融资担保、资产评估等服务平台， 规范担保机构准入、退出和内控制度。对外须以开放以利于竞争的姿态积极引进国内外资信等级较高的大型中介服务机构，促进中介服务水平在竞争学习中提高。第三， 进一步健全中小企业投融资体系。重点是关注对作为省内经济组织主体的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切实帮助其解决融资难问题。
（四）加强社会信用环境和法制环境建设
首先，加快完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建设，政府需发挥社会诚信文化建设核心推动力作用，将建立健全诚信文化作为本地改革和发展重要内容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另外，政府应该通过划分职责，明确各部门在维护社会信用环境中的责任，协商组织成立一个由银行、工商、税务、财政、公安和法院等部门参与合作建立的，包括信用征集、评估和公开的一体化网络系统。建议由人民银行依托并健全当前征信体系，尽快着手整合个人、社会企业以及涉及金融活动的各部门的信用信息和资料，建立一个全社会共享的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或档案系统。其次，鼓励发展独立的第三方资信评估机构，规范发展社会信息中介体系，帮助建立全省统一规范的信用评级机制。最后，建立完善的信用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工作者和被执法者双向约束，包括依法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法律惩罚力度和实施对国家工作人员纵容、包庇逃废金融债务行为的纪律处分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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