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相结合，构建师生互动的课堂教学阵地
从哲学教育活动的宏观层面来讲，教师与学生是主客体的关系，教师作为主体承担着制定教育目标、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确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的任务，学生作为客体接受教育制度的安排。这种主客体关系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但在具体的教育制度实施中，课堂教学对教育效果的优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应是双主体的关系，教师的主体性表现在课堂教学的引导作用，学生的主体性表现在通过积极参与课堂实现自我教育和主动教育。哲学教育的课堂教学应在教师的主导作用下，以学生的参与为目的，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具体来说，教师要大量运用启发式、问题式、案例式、辩论式、讨论式等教学方式，注重从经典的问题、案例或者有争议的观点出发，组织、引导学生与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对话与讨论，以调动课堂气氛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师生智慧的碰撞与情感的互动，为学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首先，教师要对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烂熟于心，有系统、有组织地围绕学生，把握好教学环节，这是师生互动的前提。在互动中，教师和学生都可以是问题的提出者，而教师则是解决问题的引导者。其次，引导的过程要注意尊重学生、理解学生、鼓舞学生和鞭策学生。实践证明，建立在平等信任、尊重理解基础之上的师生互动的课堂教学，不仅能创设学生和教师共同成长进步的教育情境，还能在彼此理解和沟通的良性互动中达到精神的愉悦和生命意义的分享。要注重于创造，因势利导，循循善诱，帮助学生发现问题，继而引导学生展开哲学探究和反思。再次，问题的设计能否引起学生的兴趣与共鸣是师生互动成功的关键。教师对问题的设计与提出既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生活，又不能脱离学生的思想实际。如在讲到道德哲学中有关善恶的问题时，要结合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明星“诈捐门”、陈光标的“裸捐”以及“郭美美事件”等鲜活的素材，引导学生思考与讨论善的本质与善的原则；在讲到人生哲学中有关人［摘要］文章论述了高职院校哲学课程“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即在“以人为本“”回归生活”的教育理念和价值导向的指引下，生价值问题时，就女大学生“宁做二奶，不嫁80后”“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坐在单车后面笑”等言论展开讨论，引导学生进行正确、合理的人生选择等。最后，教师主导作用发挥的好坏对教师的职业修养要求很高。教师个人的学术水平、思维方式、沟通技巧和人格魅力等综合因素决定着师生互动的效果和课堂教学的质量。因此，哲学教师应该具有高尚的德行、浓厚的人文情怀和比较透彻的人生感悟等，教师体现出的人格魅力对学生提高素质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任务驱动与社会体验相结合，打造知行合一的实践教学桥梁
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曾提倡“教育即生活”，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也提出过“生活即教育”。“回归生活”即“回到生命世界中，使人重新成为生活的主体”。这是哲学教育目标的本质所在。实践教学既是巩固与深化哲学理论的有效途径，更是实现哲学教育回归生活的桥梁。教师可以通过任务驱动和参观体验相结合进行实践教学，让学生在解决问题、完成任务、参观考察、现场体验中培养主体意识，锻炼思辨能力，领悟知行合一，确立价值取向，继而提升哲学素质。任务驱动的实践教学通过专题研讨和社会调查的方式，将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师再现式教学转变为以任务驱动为主的学生探究式学习，将以往学生被动接受灌输转变为学生主动探索学习，用学生比较关心的、与哲学理论相关的现实热点与焦点问题组织专题研究和社会调查任务，将学生分成若干研究小组，每一小组指定或自由选择一个任务，利用课余时间使用各种信息工具对研究和调查任务进行资料收集、整理归纳、总结提炼，通过相互协作与交流，完成对研究和调查主题的初步论证，之后形成成果以课件方式在课堂中予以展示、讲解与答辩、交流与讨论，最后由教师给予总结或点评。
这里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方面，哲学是对人生终极性问题的探索和反思，研讨和调查题目的设计应符合哲学引导学生透过生活世界中事物和现象的表面，思考表面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终极性的哲学问题，并进行深入的追问的特点。如通过对“人造美女与美的本质”“山寨文化与创新“”善心与善行”“人工智能与人类意识“”‘2012’与天人关系”等专题任务的研讨，训练学生对人生终极关切的思考，培养学生批判与反思的理性精神，实现哲学教育之目的。另一方面，哲学教育本身就是思想的创造性的交流和对话。课题展示过程中，当学生展示完自己的作业任务后，其他学生与教师的盘问、诘问、反馈与评价显得非常重要，智慧的火花是在不同思想的碰撞中才能产生的，对问题的理解和对探究乐趣的体会，要在交流与对话中才能得以加深。社会体验是实践教学的传统方式，也是象牙塔中莘莘学子贴近生活、回归生活的重要途径，注重把课堂向社会延伸，以社会为大课堂，实行开放、体验式教学。可以结合一系列校内外实践活动，如学生社团活动、寒暑假“三下乡”活动、青年志愿者服务等，引导学生开阔视野、感受生活、思考社会、体悟人生、锻炼能力、提升境界。为使实践教学落到实处且形成长效机制，可以在校内外开辟实践教学场所或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如“哲学基础”课在校外逐步建立了11个实践教学基地，每学期教师都会带部分学生去基地参观考察，近两年学生先后到顺德展览馆、顺德戒毒所、孙中山故居、广东省博物馆等地参观学习，考察心得都感触良多。此外，我们还将学生的心得体会编辑成册以便“存史、育人”，同时将其中优秀的作品推荐到学校校报和有关媒体发表，使全校师生都得到了教育，受到了启迪。
体育是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中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在凝结民族团结、展现拼搏精神以及繁荣社会文化等层面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站在历史的维度上审视体育这一既定命题，体育实际上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历来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悠久的历史，同时逐渐形成了各民族独具特色的体育文化。改革与优化是保证事物实现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体育自然也不例外，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审视当代体育发展的路径、矫正体育发展的弊端，是需要高度重视的基本命题。在这个层面上的既有主题研究中，《和谐体育的哲学探究：现代体育的文化哲学批判与构建》一书独具特色，立意之高、叙述之系统是其显著特点，对于我们从哲学的高度上认知和审视当代的体育文化具有积极的帮助，值得相关学者和体育从业者阅读和参阅。
《和谐体育的哲学探究：现代体育的文化哲学批判与构建》一书是2011年由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学术研究性著作，其作者是布特老师。布特老师的学习经历一定意义上与《和谐体育的哲学探究：现代体育的文化哲学批判与构建》一书具有紧密的联系：布特老师20世纪80年代从内蒙古师范大学政教系本科毕業之后，于1994年从内蒙古师范大学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更为重要的是，布特老师于2009年获得北京体育大学的体育管理方向博士研究生学位，这样跨学科的求学经历保证了《和谐体育的哲学探究：现代体育的文化哲学批判与构建》一书的整体研究视野和宏大的立意。而该书是作为中国体育博士文丛之一种而出版发行的，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同时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天津体育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的资助，该书自出版发行以来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同和高度赞许，其学术视野和研究的独特性可见一斑。
《和谐体育的哲学探究：现代体育的文化哲学批判与构建》一书，结构宏大而完整，立意高远，致力于从哲学的视野上审视和研究当前语境下的体育和体育文化，立足当代体育发展中切实存在的弊端进行一系列的追问和探究，从哲学的高度探讨了体育与人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和谐体育文化”和体育伦理这一命题。全书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导论部分，实际上是其博士论文的选题缘起、研究意义以及文献述评、研究思路与方法等内容，这也是一个专题研究所应该具有的基本模式，为以下专题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章为“现代体育的文化哲学批判”，以审视和批判的角度进行了现代体育和体育文化的剖析工作，主要梳理出了现代体育发展中的三大问题，包括科技异化、道德失范以及制度缺失，以深邃的思考和严峻的现实指出了当下体育存在的弊端，特别是竞技体育中人作为体育主体性的地位已经在逐渐丧失，最为纯洁的道德在体育文化中逐渐被边缘化，兴奋剂等问题长期制约着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这些因素都是现代体育发展中的“不和谐”元素，也是本著作所有探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第三章则回归到作者主张的“和谐体育”这一概念，从理论的历史追溯层面上拷问“核心体育”的历史文化渊源，其中涉及了格伦的生物人类学与兰德曼的文化人类学以及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以此论述“和谐体育”的本质及其当代缺失，具有较为厚重的理论元素；第四章即“和谐体育的理论构架”一章中，作者立足“和谐体育”这一核心概念，指出“和谐体育”的逻辑起点是人的生态化，理论体系是体育的人性化，当代主题是和谐和发展，这些概念的提出和界定是针对上述相应的问题而提出的，其整体上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即体育应该回归到其本质属性上来，坚持体育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第五章为“和谐体育内涵维度”，指出和谐体育的物质维度（绿色、生态）、价值维度（人本、和谐）以及制度维度（自由、创新），基本理念与第四章是一脉相承的，为当代体育特别是其中的竞技体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维度；第六章立足人与体育的辩证关系，探讨“和谐体育”理念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指出“和谐体育”是全面、科学意义上的体育类型，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同时有利于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民素质，使读者对“和谐体育”的当代价值有了深入的感知；第七章的安排是一个具有结论意义的内容，整体上概括了著作的核心概念和关键价值理念，同时也展望了主题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方向，对于相关专题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引导意义。
整体而言，《和谐体育的哲学探究：现代体育的文化哲学批判与构建》一书依托作者的多学科学习经验，对于现代意义上的体育进行了哲学层面上的审视、剖析研究，全书立意深远、结构完整，是一本质地优良、值得认真学习和广泛借鉴的学术专著。
论文关键词:诺丁斯；德育；身体哲学
在我国，诺丁斯德育理论颇受重视。但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却是诺丁斯“关心教育”的基本内容以及它的价值。关心教育受到重视的基本原因是突出了人在教育中的地位与价值。反思当前在社会政治、科学、经济、文化发展背景下重视人的教育的意义，这些研究与教育实践，是非常富有价值的。但是，我们认为诺丁斯以关心教育为主旨的德育理论与实践，尚需深入研讨，即反思诺丁斯形成德育理／2的理／2假设与认识前提，也就是要深入考察诺丁斯德育理/2是如何处置身体的问题。身体是“关心教育”能够实施的前提条件之一，如果没有人的身体的存在，也就无法维持人的生存。因而，关于身体与德育之间关系的思考，是学习与分析诺丁斯德育理论务必要关注的课题。本文就此探讨诺丁斯德育理论中的身体哲学，这一课题的研究将具有重要的学理和实践价值。
一、身体哲学与诺丁斯德育的同一性
诺丁斯的身体哲学与德育具有同一性。她运用身体哲学的基本理念构造了德育理论，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德育的理论立场。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论析。
首先，诺丁斯认为关怀身体足道德教育的基础与起因。她说：“关怀理论家所认可的仅有的普遍性是那些描述人类处境的普遍性：出生、死亡、身体和情感的需要之共通性，以及期待被人关怀。这最后一点——无论它表现为一种对爱、身体的关怀、尊重或仅仅是认可的需求——是关怀伦理的基本起点。”？众所周知，诺丁斯德育理论的核心是学会“关怀”。激发她把关怀作为德育核心，源于她对生产的认识。她说：“生产标志着一种爱的开始，这种爱引导我们抚养和教导孩子的历程。我们在痛苦中诞生新的生命，新生命赋予我们这些作为父母和教师的人以新的力量。这过程使我们学会接受、保护和成长。身体的诞生是对女性身体创造性的解读。诺丁斯从身体诞生开始，谈到了身体对爱的成长过程的影响。她认为，身体对爱的产生和影响是全程性的、互动的，对出生者和生产者都是一个培育爱的良机。但身体有诞生也有消亡的过程，身体的消亡即死亡。诺丁斯关于在世“经验”的观点表明她并不把死亡作为自我的最高的肯定。她在批判约翰·塞尔博尔和弗洛伊德关于道德和伦理生活是源于对死亡的恐惧的观点时，曾经提到：“讨论死亡对增强自我理解很有必要，不过我们与孩子们讨论死亡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为了保全他们的生命，而不是为了无休无止地提醒他们每个人都难免一死。”“这种教育应该植根于对生命的维系和保护。应该探索如何珍惜有生之年，利用宝贵时间去探索，去奋斗，去享受生活，去热爱人和这个世界。”我们知道，真正的死亡是个体失去了最根本的生命基础，它是脱离人类文明的一种方式，并且是人类必然要面对的一个不确定性，最为无个性了。如果说，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可能性而非现实性的存在，“死亡”是作为“此在”最终极的可能性的话，那么，诺丁斯在“死亡”成为“确实性”之前，就更加关注了“死亡”的道德教育意义。诺丁斯曾经教育孩子们，因为每个人最终都要死亡，所以我们应该更加尊重自己，尊重他人。
其次，身体是诺丁斯德育理论系统内部的链接点。诺丁斯的关怀道德教育思想中，有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自然”关怀，一个是伦理关怀。所谓“自然”关怀是指在许多共同的人类情境中，我们会自发地对别人的困境做出回应。也就是说，这一关怀的动机是自动生成的，不需要别人的召唤。所谓伦理关怀是指需要别人的召唤，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那些基于义务而采取的行动。而诺丁斯将这个概念表述为：出自于我们对自己理想的忠诚而采取的行动。诺丁斯并曾指出，“自然”关怀和伦理关怀之间是有冲突的，也就是“想”和“应该”的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如“我应该但我不想去做”；“为什么我要做出回应呢”；“这家伙活该受苦，我为什么要帮助他呢”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呢？
诺丁斯认为：“在这些情境下，我们不必诉诸原则；更为有效的是，我们回到我们的关怀和被关怀的记忆、我们自己作为关怀者的图景或理想。”这里所谓的“关怀和被关怀的记忆”，就是源于婴儿期身体感受到的关怀。正如她所指出的：“渡过婴儿期的任何人都至少有一种曾经被人关怀的印象。这一印象或许还不足以用来真正解释被人关怀意味着什么，当然，它也不足以用来培养一名关怀的成人，但它是我们相互间责任的根源。”呤‘因而，在诺丁斯看来，德育的有效性是依赖于人的自觉、自发的行为。
而人的自觉、自发行为的实现，是基于人对自身经历的回顾与省思。人的自身经历、生活经验，的的确确是在经历着、发生着，它们与人的身体密切相关。脱离了身体，就不能获得生活与生存的经验，因而，对身体的理解，在诺丁斯看来，是实现人的关怀的出发点。
由此，诺丁斯便将身体作为道德教育的出发点，同时又把身体的延伸性作为德育开放性的基础。就强调身体的延伸性这一点来看，诺丁斯与梅洛一庞蒂非常相似。梅洛一庞蒂曾说过：“只有当我实现身体的功能，我是走向世界的身体，我才能理解有生命的身体的功能。”走向世界的身体，是人与世界交往关系的确立，也是人的主体性实现的必然选择。
因此，走向世界的身体，使身体的功能获得了延伸，这正是人确立主体性，建立与世界交往关系的重要条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身体不仅是生理意义的身体，即用体重、身高、血压、心跳等生理学指标可以测量出来的客观存在，而且是维系着人与世界关系的中介，是人的感性实践所必不可少的。因而，从身体的角度来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意义，就在于试图超越经验和理性来理解人是主体。诺丁斯曾说：“关怀作为一种道德取向是不限于一个领域或一个性别的”，“理论就像孩子一样，会成长发展，走入公共世界。”这种说法表明诺丁斯的德育是一种走向世界的德育，它同身体的延伸性是同质的。关于这一点，诺丁斯在《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中论述得非常明确。她说，关心身边最亲近的人，关心与自己有各种关系的人，关心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人，关心动物、植物和自然环境，关心人类制造出来的物品，以及关心知识和学问等等都是从关心自我开始的。关心自我就从关心自我得以在“此世”存在的身体开始。由此可见，诺丁斯德育的开放性与身体的延伸性是同一的。
诺丁斯还将身体的意向性与意识的意向性进行融合，以达到两者在德育中的统一。意识的意向性不仅是指一种趋向，而且还指意识的超越性。意识要超越自身所指向的被关心的对象（物或人）这一他者的世界，我和他者，也如同我和自我一样，是紧密联系着的。身体把自身的经历赋予外界，这就是身体的意向性。身体的意向性和情感的意向性，涵义比较接近，身体运动与身体行为是和情感经验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身体的意向性指的是一种全面的意向性，包括意向活动的主体、意向活动、意向活动的客体等等。因而，自我身体体验并不是客观的静态的无意义物，而是本身就能够生成意义的动态结构。这种身体体验是有别于笛卡尔的自我意识的。
它不是概念的、抽象的纯粹活动，而是通过关心他者的身体把关心意识传达给他者，他者通过意识感受身体的意向性而在意识中作出回应。所以，诺丁斯特别强调身体，认为道德是植根于身体的，目标是否弃主体是纯思的形态。
二、诺丁斯德育中身体哲学的启示与反思
诺丁斯说：“身体是母子之间最初的纽带。母子曾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在出生时，母子成为彼此可见的独立的实体。”哺1这句话表明了，对母子身体之间关系的体验是个体最原初的关系性经历，它不是促逼的，而是自然的成长经历。最原初的、非促逼的、自然成长的经历是最值得信赖的。诺丁斯还进一步指出，学会关心的教育就是从关心自我身体开始，把对身体的信赖作为德育的起点，而这正是对德育身体指涉性的认同。德育的身体指涉性对传统模式下的德育认知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对德育身体指涉性的认同，有别于传统德育中把德育过程视为开始于道德灌输，完成于机械的道德行为和纯思状态的观点，也有别于传统德育中把师生关系认知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单向性认知关系的观点，同样也有别于面向实践的三大德育方法。以下，我们分别加以论析。
把德育过程视为开始于道德灌输，完成于机械的道德行为和纯思状态的观点，抹杀了个体的道德需要，因为它不重视身体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身体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它能够通过对身体的信任来探知个体真实的存在，以达成个体道德发展的目的。个体真实的存在是内在的，而不是道德灌输和机械的道德行为所能获得的。正如现代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克尔凯郭尔所指出的，真实的存在应该是个人的内心体验，象痛苦、欲望、恐惧等等，它不能被逻辑体系所包含。逻辑体系所不能包含的东西，身体却能体会得到，这是因为身体乃探知内心体验的途径，谁也不能否认身体对个人内心体验的影响。因而，对身体的尊重也就是对内心体验的尊重，对身体信任的德育也就是认同学生多元的起源于身体的需求，由此，可以从源于个体身体复杂而特殊的需要来进行德育。
传统的德育是把师生关系看作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单向性认知关系，认为教师肩负着改造学生的使命与职责，学生是被动的受改造的客体。尽管它也强调学生在被改造中要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是，学生始终被看做是未成熟的、未适应社会文化的存在物。有鉴于此，诺丁斯认为传统的学校德育从根本上否决了德育效果实现的前提，其前提就在于对学生的发现。发现学生，也就是要重视学生的直接介入与参与，要重视德育是在为学生建构一个值得交往的空间。交往行为的发生以及德育效果的呈现，都是在学生的活动中得到体现的，它不是封闭的、静态的，而是一个逐步呈现、逐步展现学生主体意志与力量的过程，因而，学生的参与就显得十分重要与关键。学生的参与，不仅是学生的思想和观念活动，不仅是“我思故我在”那样纯粹思维的活动，而是学生全身心的投入，尤其是身体，它是学生获得经验、感受世界的重要媒介。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导引下，诺丁斯通过对身体哲学的研究，否定了先验性的德育理论，而着眼于师生的共同交往及融人世界的体验活动在德育中的价值。诺丁斯说，身体与体验，不是常识所理解的人的肉体存在，而是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意义。身体存在于时间绵延之中，它通过回忆、经历、情感、态度等表现出来；它也同样存在于空间。身体在时间性与空间性方面与他者保持同质性。在道德领域，身体“经验”在道德实践的时空中自我展开和超越。“身体并不满足于肉体所给予的空间体积范围，它通过想象、欲望、情感和意志，将自己延伸到物质性空间之外，试图占有一切象征性的空间。”身体通过超越自我，指向他者世界，以此探求一种不同于自我的绝对他者，来形成自我身体与他者身体的同质。这种同质建构就形成了身体之间“互文”的艺术性关系，由此达成了主体间象征性空间的占据。这种关系体现在师生之间，就是师生“互文”的艺术性关系。因此，教师与学生之间就不再仅是教师对学生的认知，学生处于被物化的状态，而是师生的身体通过超越自我，指向他者世界，共同构成师生身体之间“互文”的艺术关系。这一点，对于我们厘清师生之间的关系具有重大的意义。
诺丁斯的身体哲学并不是抽象的，相反，它更关注人类的感性和肉体层次的活生生的体验，事实上，在德育中，这是对“体验主义”德育的召唤。“体验主义”德育在此是指通过身体体验赋予关怀德育以生活的意义。诺丁斯的观点既是创新德育的一种方法，又是理解德育思想的一种方式，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德育实效，寻求德育与人的日常生活相结合也提供了启示和思考。在道德哲学中，面向实践的三个主要的德育方法是：功利主义的方法、亚里土多德式的方法以及康德式的方法。功利主义方法的基本原则是做那些使净效用最大化，或者使它们所影响到的每个人的满意度最大化的行为，但是，这种方法却没能将效用在相关各方之间的分配加以考虑。亚里士多德式方法的基本原则是做那些将会促进一个人作为人类的恰当发展的行为，但这种原则对行为所施加的限制却太强。康德式方法的基本原则是做那些人们在一个想象的无知之幕背后将会一致认为应该做的行为，但这个原则却无法被应用到所有的问题上¨？。而诺丁斯的关怀德育理论，是以身体哲学为指导，让德育方式回归到个体日常生活世界，使得德育与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例如，由教育学生对自己身体的尊重使得他们树立反对报复攻击者或有过失者的意识。通过这种德育方式，学生的社会道德意识的形成则来源于他们生活中身体层面的记忆。传统的三种德育方式，不论是使净效益最大化，还是促进一个人作为人类的恰当发展的行为，或是“无知之幕”，都是试图在正义体系中找到最佳的起点，而以身体为起点的德育，寻找的却是具有生活意义的人类的感性和肉体层面的体验。诺丁斯的身体德育脱离了以正义为体系起点的思维方式，对我们今后的德育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们认为，诺丁斯的身体德育是以身体所体现的开放性的内心体验来型塑道德的一种尝试，是对传统德育反思的结果。当然，对身体的信任，并不表示对心灵的排斥。诺丁斯就曾说过，“读者须记住，我不把心智、身体和精神割裂开来；它们全都属于人类生物体。”以上我们所探讨的是身体指涉性德育对于传统德育改革几个方面的启示，它们体现了诺丁斯德育理论对传统德育研究路径的超越。诺丁斯说：“这里的研究始于身体——最初相遇的实体。”这里的研究“包括对德育的研究。诺丁斯以身体作为德育研究的路径主要表现以下三方面：
首先，将身体研究作为出发点，探寻他者的真需要，去除伪需要，以他者的需要为中心探寻德育模式；其次，把“身体”这一概念放在德育语境中重新加以阐释，达成“身体”与“道德”的“共振”；最后，在德育理论中，她创制了一系列能够充分表现身体层次的“经验”的“话语”和“概念”，如“关怀”、“情感移置”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话语”和“概念”都具有“外在性”。这种“外在性”，其实就是对开放性的隐喻，即隐喻这种身体德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
当然，要全面而深入地理解诺丁斯的身体德育理论，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在德育工作中，用对身体的信任来取代对理性的信任，我们会不会重蹈形而上学本体论的覆辙？反之，身体会不会仅仅成为道德教育的一个手段？如果答复肯定的话，则道德就会走向无能，最终会导致自身成了终极目标，排除了所有的过程。诚然，也会排除在没有美德的情况下拥有必然性这样一种可能性。
第二，在德育理论中，身体哲学是一个假言命令，还是一个绝对命令？如果是一个假言命令，那么它的条件性在哪里？如果是一个绝对命令，那么，它是自明的吗？
第三，人至少具有三重属性：自然性、社会性和个性。自然性也就是指人的动物性本质，起源于动物界，永远关联与自然性的本质特性。社会性是指人是社会的一员，是人类的一分子，因此，具有人类的普遍性、共同性本质。个性指的是人的个性本质，即人的特异性存在。它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气质性格等。人的三重属性都以身体为活动场域。关于这一点，伊格尔顿就曾说过，”当前对身体的偏见部分是作为一种针对某种理性主义、客观主义的观点做出的反应形成的。这具有反讽意义，因为人的身体乃是给予我们一个客观世界之物。它是客观性的扎根之处。固然，存在着一大群文化世界，全都要求得到某种客观的身份，但是它们只有在由‘物种身体''''[species—body]本身形成的母体中才可能是客观的。不可能存在一个人们定期用大剂量硫酸为彼此的成就干杯的文化世界，一个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的世界，一个没有涉及确实如此的某种东西之概念的世界。“我们认为，与之相应，人的身体也具有自然性、社会性和文化性三个本体论维度。人的身体存在是主词，自然性、社会性和文化性这些属性是主词的谓词。换言之，身体就是一种本能的联合，具有自然性，它优先于人的存在。正如诺丁斯所言，”人并非’被抛到这个世上‘，我们是被生到其中的“。“生到其中”，说的就是身体的优先性，因此，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是：在德育领域中，诺丁斯身体哲学能否从这三重身体属性的充分开启来达成人的三重属性的充分开展，使得我们回归到维系德育秩序的最后因素，即对基于身体的习惯、虔诚、情感和爱的信任呢？
身体哲学在德育中的延展，既是德育研究中的一次路径转向，也是德育被“日常生活”融化的表现。胡塞尔的先验自我本体论会导致萨特所认为的本身就是统一的“主体一我”与“对象一我”之间的虚假区分。在这种虚假区分的意义上，“主体一我”是“最内在的”自我；而“对象一我”是生理一心理的自我，是经验的自我。“主体-我”与“对象一我”，两者是分离的，但诺丁斯并没有将人的存在在道德上区分为两个独立的存在对象。诺丁斯从人的生存真实性和自觉性的整体角度来理解存在。在诺丁斯看来，身体比意识更具多元化。她接受了现象学中的“回到事情本身”这一思想，但没有停滞于有关事物的实在性的争论而是接受了身体世界的丰富性。
诺丁斯指出，在消费社会中，人们应该更加重视“身体”。因为身体把道德视为带有感性认识的因素，而不是一直被认为的纯思状态。诺丁斯的主张从身体视域对理性主义道德教育传统进行了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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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诺丁斯；德育；身体哲学
在我国，诺丁斯德育理论颇受重视。但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却是诺丁斯“关心教育”的基本内容以及它的价值。关心教育受到重视的基本原因是突出了人在教育中的地位与价值。反思当前在社会政治、科学、经济、文化发展背景下重视人的教育的意义，这些研究与教育实践，是非常富有价值的。但是，我们认为诺丁斯以关心教育为主旨的德育理论与实践，尚需深入研讨，即反思诺丁斯形成德育理／2的理／2假设与认识前提，也就是要深入考察诺丁斯德育理/2是如何处置身体的问题。身体是“关心教育”能够实施的前提条件之一，如果没有人的身体的存在，也就无法维持人的生存。因而，关于身体与德育之间关系的思考，是学习与分析诺丁斯德育理论务必要关注的课题。本文就此探讨诺丁斯德育理论中的身体哲学，这一课题的研究将具有重要的学理和实践价值。
一、身体哲学与诺丁斯德育的同一性
诺丁斯的身体哲学与德育具有同一性。她运用身体哲学的基本理念构造了德育理论，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德育的理论立场。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论析。
首先，诺丁斯认为关怀身体足道德教育的基础与起因。她说：“关怀理论家所认可的仅有的普遍性是那些描述人类处境的普遍性：出生、死亡、身体和情感的需要之共通性，以及期待被人关怀。这最后一点——无论它表现为一种对爱、身体的关怀、尊重或仅仅是认可的需求——是关怀伦理的基本起点。”？众所周知，诺丁斯德育理论的核心是学会“关怀”。激发她把关怀作为德育核心，源于她对生产的认识。她说：“生产标志着一种爱的开始，这种爱引导我们抚养和教导孩子的历程。我们在痛苦中诞生新的生命，新生命赋予我们这些作为父母和教师的人以新的力量。这过程使我们学会接受、保护和成长。身体的诞生是对女性身体创造性的解读。诺丁斯从身体诞生开始，谈到了身体对爱的成长过程的影响。她认为，身体对爱的产生和影响是全程性的、互动的，对出生者和生产者都是一个培育爱的良机。但身体有诞生也有消亡的过程，身体的消亡即死亡。诺丁斯关于在世“经验”的观点表明她并不把死亡作为自我的最高的肯定。她在批判约翰·塞尔博尔和弗洛伊德关于道德和伦理生活是源于对死亡的恐惧的观点时，曾经提到：“讨论死亡对增强自我理解很有必要，不过我们与孩子们讨论死亡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为了保全他们的生命，而不是为了无休无止地提醒他们每个人都难免一死。”“这种教育应该植根于对生命的维系和保护。应该探索如何珍惜有生之年，利用宝贵时间去探索，去奋斗，去享受生活，去热爱人和这个世界。”我们知道，真正的死亡是个体失去了最根本的生命基础，它是脱离人类文明的一种方式，并且是人类必然要面对的一个不确定性，最为无个性了。如果说，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可能性而非现实性的存在，“死亡”是作为“此在”最终极的可能性的话，那么，诺丁斯在“死亡”成为“确实性”之前，就更加关注了“死亡”的道德教育意义。诺丁斯曾经教育孩子们，因为每个人最终都要死亡，所以我们应该更加尊重自己，尊重他人。
其次，身体是诺丁斯德育理论系统内部的链接点。诺丁斯的关怀道德教育思想中，有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自然”关怀，一个是伦理关怀。所谓“自然”关怀是指在许多共同的人类情境中，我们会自发地对别人的困境做出回应。也就是说，这一关怀的动机是自动生成的，不需要别人的召唤。所谓伦理关怀是指需要别人的召唤，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那些基于义务而采取的行动。而诺丁斯将这个概念表述为：出自于我们对自己理想的忠诚而采取的行动。诺丁斯并曾指出，“自然”关怀和伦理关怀之间是有冲突的，也就是“想”和“应该”的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如“我应该但我不想去做”；“为什么我要做出回应呢”；“这家伙活该受苦，我为什么要帮助他呢”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呢？
诺丁斯认为：“在这些情境下，我们不必诉诸原则；更为有效的是，我们回到我们的关怀和被关怀的记忆、我们自己作为关怀者的图景或理想。”这里所谓的“关怀和被关怀的记忆”，就是源于婴儿期身体感受到的关怀。正如她所指出的：“渡过婴儿期的任何人都至少有一种曾经被人关怀的印象。这一印象或许还不足以用来真正解释被人关怀意味着什么，当然，它也不足以用来培养一名关怀的成人，但它是我们相互间责任的根源。”呤‘因而，在诺丁斯看来，德育的有效性是依赖于人的自觉、自发的行为。
而人的自觉、自发行为的实现，是基于人对自身经历的回顾与省思。人的自身经历、生活经验，的的确确是在经历着、发生着，它们与人的身体密切相关。脱离了身体，就不能获得生活与生存的经验，因而，对身体的理解，在诺丁斯看来，是实现人的关怀的出发点。
由此，诺丁斯便将身体作为道德教育的出发点，同时又把身体的延伸性作为德育开放性的基础。就强调身体的延伸性这一点来看，诺丁斯与梅洛一庞蒂非常相似。梅洛一庞蒂曾说过：“只有当我实现身体的功能，我是走向世界的身体，我才能理解有生命的身体的功能。”走向世界的身体，是人与世界交往关系的确立，也是人的主体性实现的必然选择。
因此，走向世界的身体，使身体的功能获得了延伸，这正是人确立主体性，建立与世界交往关系的重要条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身体不仅是生理意义的身体，即用体重、身高、血压、心跳等生理学指标可以测量出来的客观存在，而且是维系着人与世界关系的中介，是人的感性实践所必不可少的。因而，从身体的角度来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意义，就在于试图超越经验和理性来理解人是主体。诺丁斯曾说：“关怀作为一种道德取向是不限于一个领域或一个性别的”，“理论就像孩子一样，会成长发展，走入公共世界。”这种说法表明诺丁斯的德育是一种走向世界的德育，它同身体的延伸性是同质的。关于这一点，诺丁斯在《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中论述得非常明确。她说，关心身边最亲近的人，关心与自己有各种关系的人，关心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人，关心动物、植物和自然环境，关心人类制造出来的物品，以及关心知识和学问等等都是从关心自我开始的。关心自我就从关心自我得以在“此世”存在的身体开始。由此可见，诺丁斯德育的开放性与身体的延伸性是同一的。
诺丁斯还将身体的意向性与意识的意向性进行融合，以达到两者在德育中的统一。意识的意向性不仅是指一种趋向，而且还指意识的超越性。意识要超越自身所指向的被关心的对象（物或人）这一他者的世界，我和他者，也如同我和自我一样，是紧密联系着的。身体把自身的经历赋予外界，这就是身体的意向性。身体的意向性和情感的意向性，涵义比较接近，身体运动与身体行为是和情感经验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身体的意向性指的是一种全面的意向性，包括意向活动的主体、意向活动、意向活动的客体等等。因而，自我身体体验并不是客观的静态的无意义物，而是本身就能够生成意义的动态结构。这种身体体验是有别于笛卡尔的自我意识的。
它不是概念的、抽象的纯粹活动，而是通过关心他者的身体把关心意识传达给他者，他者通过意识感受身体的意向性而在意识中作出回应。所以，诺丁斯特别强调身体，认为道德是植根于身体的，目标是否弃主体是纯思的形态。
二、诺丁斯德育中身体哲学的启示与反思
诺丁斯说：“身体是母子之间最初的纽带。母子曾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在出生时，母子成为彼此可见的独立的实体。”哺1这句话表明了，对母子身体之间关系的体验是个体最原初的关系性经历，它不是促逼的，而是自然的成长经历。最原初的、非促逼的、自然成长的经历是最值得信赖的。诺丁斯还进一步指出，学会关心的教育就是从关心自我身体开始，把对身体的信赖作为德育的起点，而这正是对德育身体指涉性的认同。德育的身体指涉性对传统模式下的德育认知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对德育身体指涉性的认同，有别于传统德育中把德育过程视为开始于道德灌输，完成于机械的道德行为和纯思状态的观点，也有别于传统德育中把师生关系认知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单向性认知关系的观点，同样也有别于面向实践的三大德育方法。以下，我们分别加以论析。
把德育过程视为开始于道德灌输，完成于机械的道德行为和纯思状态的观点，抹杀了个体的道德需要，因为它不重视身体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身体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它能够通过对身体的信任来探知个体真实的存在，以达成个体道德发展的目的。个体真实的存在是内在的，而不是道德灌输和机械的道德行为所能获得的。正如现代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克尔凯郭尔所指出的，真实的存在应该是个人的内心体验，象痛苦、欲望、恐惧等等，它不能被逻辑体系所包含。逻辑体系所不能包含的东西，身体却能体会得到，这是因为身体乃探知内心体验的途径，谁也不能否认身体对个人内心体验的影响。因而，对身体的尊重也就是对内心体验的尊重，对身体信任的德育也就是认同学生多元的起源于身体的需求，由此，可以从源于个体身体复杂而特殊的需要来进行德育。
传统的德育是把师生关系看作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单向性认知关系，认为教师肩负着改造学生的使命与职责，学生是被动的受改造的客体。尽管它也强调学生在被改造中要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是，学生始终被看做是未成熟的、未适应社会文化的存在物。有鉴于此，诺丁斯认为传统的学校德育从根本上否决了德育效果实现的前提，其前提就在于对学生的发现。发现学生，也就是要重视学生的直接介入与参与，要重视德育是在为学生建构一个值得交往的空间。交往行为的发生以及德育效果的呈现，都是在学生的活动中得到体现的，它不是封闭的、静态的，而是一个逐步呈现、逐步展现学生主体意志与力量的过程，因而，学生的参与就显得十分重要与关键。学生的参与，不仅是学生的思想和观念活动，不仅是“我思故我在”那样纯粹思维的活动，而是学生全身心的投入，尤其是身体，它是学生获得经验、感受世界的重要媒介。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导引下，诺丁斯通过对身体哲学的研究，否定了先验性的德育理论，而着眼于师生的共同交往及融人世界的体验活动在德育中的价值。诺丁斯说，身体与体验，不是常识所理解的人的肉体存在，而是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意义。身体存在于时间绵延之中，它通过回忆、经历、情感、态度等表现出来；它也同样存在于空间。身体在时间性与空间性方面与他者保持同质性。在道德领域，身体“经验”在道德实践的时空中自我展开和超越。“身体并不满足于肉体所给予的空间体积范围，它通过想象、欲望、情感和意志，将自己延伸到物质性空间之外，试图占有一切象征性的空间。”身体通过超越自我，指向他者世界，以此探求一种不同于自我的绝对他者，来形成自我身体与他者身体的同质。这种同质建构就形成了身体之间“互文”的艺术性关系，由此达成了主体间象征性空间的占据。这种关系体现在师生之间，就是师生“互文”的艺术性关系。因此，教师与学生之间就不再仅是教师对学生的认知，学生处于被物化的状态，而是师生的身体通过超越自我，指向他者世界，共同构成师生身体之间“互文”的艺术关系。
这一点，对于我们厘清师生之间的关系具有重大的意义。
诺丁斯的身体哲学并不是抽象的，相反，它更关注人类的感性和肉体层次的活生生的体验，事实上，在德育中，这是对“体验主义”德育的召唤。“体验主义”德育在此是指通过身体体验赋予关怀德育以生活的意义。诺丁斯的观点既是创新德育的一种方法，又是理解德育思想的一种方式，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德育实效，寻求德育与人的日常生活相结合也提供了启示和思考。在道德哲学中，面向实践的三个主要的德育方法是：功利主义的方法、亚里土多德式的方法以及康德式的方法。功利主义方法的基本原则是做那些使净效用最大化，或者使它们所影响到的每个人的满意度最大化的行为，但是，这种方法却没能将效用在相关各方之间的分配加以考虑。亚里士多德式方法的基本原则是做那些将会促进一个人作为人类的恰当发展的行为，但这种原则对行为所施加的限制却太强。康德式方法的基本原则是做那些人们在一个想象的无知之幕背后将会一致认为应该做的行为，但这个原则却无法被应用到所有的问题上¨？。而诺丁斯的关怀德育理论，是以身体哲学为指导，让德育方式回归到个体日常生活世界，使得德育与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例如，由教育学生对自己身体的尊重使得他们树立反对报复攻击者或有过失者的意识。通过这种德育方式，学生的社会道德意识的形成则来源于他们生活中身体层面的记忆。传统的三种德育方式，不论是使净效益最大化，还是促进一个人作为人类的恰当发展的行为，或是“无知之幕”，都是试图在正义体系中找到最佳的起点，而以身体为起点的德育，寻找的却是具有生活意义的人类的感性和肉体层面的体验。诺丁斯的身体德育脱离了以正义为体系起点的思维方式，对我们今后的德育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们认为，诺丁斯的身体德育是以身体所体现的开放性的内心体验来型塑道德的一种尝试，是对传统德育反思的结果。当然，对身体的信任，并不表示对心灵的排斥。诺丁斯就曾说过，“读者须记住，我不把心智、身体和精神割裂开来；它们全都属于人类生物体。”以上我们所探讨的是身体指涉性德育对于传统德育改革几个方面的启示，它们体现了诺丁斯德育理论对传统德育研究路径的超越。诺丁斯说：“这里的研究始于身体——最初相遇的实体。”这里的研究“包括对德育的研究。诺丁斯以身体作为德育研究的路径主要表现以下三方面：
首先，将身体研究作为出发点，探寻他者的真需要，去除伪需要，以他者的需要为中心探寻德育模式；其次，把“身体”这一概念放在德育语境中重新加以阐释，达成“身体”与“道德”的“共振”；最后，在德育理论中，她创制了一系列能够充分表现身体层次的“经验”的“话语”和“概念”，如“关怀”、“情感移置”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话语”和“概念”都具有“外在性”。这种“外在性”，其实就是对开放性的隐喻，即隐喻这种身体德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
当然，要全面而深入地理解诺丁斯的身体德育理论，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在德育工作中，用对身体的信任来取代对理性的信任，我们会不会重蹈形而上学本体论的覆辙？反之，身体会不会仅仅成为道德教育的一个手段？如果答复肯定的话，则道德就会走向无能，最终会导致自身成了终极目标，排除了所有的过程。诚然，也会排除在没有美德的情况下拥有必然性这样一种可能性。
第二，在德育理论中，身体哲学是一个假言命令，还是一个绝对命令？如果是一个假言命令，那么它的条件性在哪里？如果是一个绝对命令，那么，它是自明的吗？
第三，人至少具有三重属性：自然性、社会性和个性。自然性也就是指人的动物性本质，起源于动物界，永远关联与自然性的本质特性。社会性是指人是社会的一员，是人类的一分子，因此，具有人类的普遍性、共同性本质。个性指的是人的个性本质，即人的特异性存在。它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气质性格等。人的三重属性都以身体为活动场域。关于这一点，伊格尔顿就曾说过，”当前对身体的偏见部分是作为一种针对某种理性主义、客观主义的观点做出的反应形成的。这具有反讽意义，因为人的身体乃是给予我们一个客观世界之物。它是客观性的扎根之处。固然，存在着一大群文化世界，全都要求得到某种客观的身份，但是它们只有在由‘物种身体''''[species—body]本身形成的母体中才可能是客观的。不可能存在一个人们定期用大剂量硫酸为彼此的成就干杯的文化世界，一个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的世界，一个没有涉及确实如此的某种东西之概念的世界。“我们认为，与之相应，人的身体也具有自然性、社会性和文化性三个本体论维度。人的身体存在是主词，自然性、社会性和文化性这些属性是主词的谓词。换言之，身体就是一种本能的联合，具有自然性，它优先于人的存在。正如诺丁斯所言，”人并非’被抛到这个世上‘，我们是被生到其中的“。“生到其中”，说的就是身体的优先性，因此，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是：在德育领域中，诺丁斯身体哲学能否从这三重身体属性的充分开启来达成人的三重属性的充分开展，使得我们回归到维系德育秩序的最后因素，即对基于身体的习惯、虔诚、情感和爱的信任呢？
身体哲学在德育中的延展，既是德育研究中的一次路径转向，也是德育被“日常生活”融化的表现。胡塞尔的先验自我本体论会导致萨特所认为的本身就是统一的“主体一我”与“对象一我”之间的虚假区分。在这种虚假区分的意义上，“主体一我”是“最内在的”自我；而“对象一我”是生理一心理的自我，是经验的自我。“主体一我”与“对象一我”，两者是分离的，但诺丁斯并没有将人的存在在道德上区分为两个独立的存在对象。诺丁斯从人的生存真实性和自觉性的整体角度来理解存在。在诺丁斯看来，身体比意识更具多元化。她接受了现象学中的“回到事情本身”这一思想，但没有停滞于有关事物的实在性的争论而是接受了身体世界的丰富性。
诺丁斯指出，在消费社会中，人们应该更加重视“身体”。因为身体把道德视为带有感性认识的因素，而不是一直被认为的纯思状态。诺丁斯的主张从身体视域对理性主义道德教育传统进行了颠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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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五千年的文明史创造出了璀璨的中华传统文化和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在这漫长而又充满智慧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创造性。体育文化蕴涵着厚重的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古代体育文化源远流长的发展轨迹里渗透着深厚的哲学思想。
有史以来，中华民族生于斯、长于斯的东亚大陆纵横万里，疆域辽阔，四周被诸多天然屏障所包围，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逐步形成了体育文化封闭性和多样性的特点。诸如北有无边的戈壁沙漠，干燥而且寒冷，不适于长期定居和农耕生产，多民族间战乱繁杂，滋生了中国古代厚重的军事体育文化;西部和南部是巍巍崇山峻岭，常年积雪的世界屋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山地体育文化和高原体育文化;东部和东南部濒临浩瀚的太平洋，龙舟文化更是中国古代图腾文化与体育文化的巧妙融合。这种相对对立的地理环境，促成了古代体育文化“方圆天地”和“多民族间相互融和”的哲学思想。于是，中国古代各民族形形的养生文化应运而生。
东亚大陆是地球上最大的内陆季风气候地带:一年中四季分明，冬季干燥寒冷，夏季普遍潮湿炎热，而且降雨严重不均，气候的异常和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为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创造了优越的条件。而流贯于东亚大陆的两河(黄河、长江)流域受季风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较深，冬季缺雨少水，上游常年干旱，夏季则洪水肆虐，危及中下游两岸，旱涝和饥荒灾害在不同的地方连年发生。于是历史上便有了“旱魅为虐”(《诗经》)或“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孟子·滕文公下》)的说辞。生活在两河流域的人民为了生存，不停地与环境抗争，他们无意识地丰富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思想内涵，这便是体育文化根植的沃土。
两河流域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起源，当黄河、长江流域已经孕育精美辉煌的古代体育文化时，泰晤士河、密西西比河、莱茵河上的居民还在黑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两河流域孕育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摇篮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以外，还有更大更多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应付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同时期欧洲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这自然形成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环境适应性特点。古代中国体育文化和其他类型的文化形态一样，都是生物因素和地理环境两者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在严酷的挑战面前，创造了独特文明的华夏先民们，在不同的生活空间里创造出了维系生存的体育文化。当我们在这里讨论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时，不得不把它的辉煌和灿烂与中国古代文明联系在一起，它们有的相互一致、相互维护甚至相互强化，共同铸就了灿烂而辉煌的华夏轴心文化。
一、“大一统”是古代体育文化的思想渊源
无边无垠的江河山川形成了古代中国体育文化庞大的社会基础，而农耕文明为其提供了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从文化形态学的视觉审视，古代农耕文化是体育文化衍生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而从农业文化的类型来看，有大、小型之别。譬如古代埃及、巴比伦等都属于小型农业国家，内部发展易于饱和，外部又不易捍御，因而体育文化的发展均缺乏创新空间。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不断演化出新的内容，而绵延迄于四五千年之久。
统一不仅是农耕文化防御强悍的北方游牧部落侵略的需要，而且为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古代独特的生存环境造成了经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和战乱创伤，这为养生文化和军事体育文化奠定了思想基础。要实现所谓“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孟子·梁惠王》)。于是强身健体和军事体育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生活在两河流域的先民们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逐步形成了体育文化思想，特别是体育文化与军事文化的巧妙融合，成为“平洪水、定九州”、实现“四海一家”状态的愿望，这正是体育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汉书·刑法志》有这样的记载，“齐憨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一些强盛的诸侯国都拥有训练有素、武艺高强的军队。在转相攻伐、代为雌雄的战争环境中，相继出现了许多提倡军事体育活动的人物，如齐国的管仲(分齐国为三军)、魏国的李怪(颁布了《习射令》)等。中国古代曾出现了大规模的“封邦建国”、“分土而治”的社会政治环境，这就为体育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路径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因素。以后经诸侯之间相互“以土地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孟子·尽心章句下》)，成为促进军事体育文化发展的有利因素。从春秋战国时期大国相继称霸，率诸侯盟约“无曲防，无遏杂”、“毋雍泉，毋讫乘”(《左传·禧公九年》)，一直到秦国以“拯救黔首周定四极”为号召称霸于天下，并修筑万里长城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人侵，不断促进了军事体育文化的稳定发展。
随着历史的变迁，我国古代体育文化逐步多元化。一是以军事训练为手段，如射箭、武艺、摔跤、驭车、举重、田径、狩猎、足球、马球等;还有一部分逐步演化为社会娱乐活动，如杂技、游泳、花样滑冰、龙舟竞赛、拔河、秋千、风筝、踢毯子等;另外，如导引、气功、按摩，既是体操又是医疗保健的养生手段。这恰恰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和谐发展的思想基础。和欧洲相比较，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民族性与西周至秦国之间的封建宗法制度有着不解之缘。历史久远的古代体育文化始终无法摆脱封建宗法制度思想，在“封建”结束之后的统一国家，较之欧亚大陆其他类型的体育文化早了千余年，而且形成了稳定的思想体系。
与“大一统”相生相伴的是延续2000多年未能改变的皇权专制主义和集权官僚制度。这种特殊的封建制度和禁锢的文化思想给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造成了历史自然演进惯性、思想惰性和社会体制的顽固性，使之在遭遇到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之际进退失矩，行动艰难。“大一统”的这些不同层面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影响巨大。“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对古代乃至今天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二、“包容”与“变通”形成了体育文化的和谐思想
中国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儒学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力量，它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象征和代表。《易经》主张“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孔子曾经讲过“君子和而不同”。“和”在这里的意思是指“相辅相成”，如八音和谐、百鸟齐鸣，这都从不同层面体现了古代体育文化的包容性。然而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并没有局限于儒家思想，而是融合了法、道、墨、兵等诸子百家的思想和先后从外部传播来的体育文化思想。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在传播发展中不断汲取众多哲学思想，体现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诸道并行而不相悖”、“外儒内法”等哲学理念，使得中国古代不同民族间的体育文化融会贯通，这些哲学思想深刻地渗透到古代体育文化的每一个层面。
正是这种包容会通的精神，使得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具有了非凡的融合力。而这种文化融合力也就成为凝聚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多元一体的亲和力。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体育文化的融合与亲和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各民族间对体育文化的认同程度较高，这正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广泛传播的文化基础，它曾令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学者称羡不已。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与日本学者池天大作对话时这样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上、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政治、文化上同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无疑与体育文化有着不解之缘。此外，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也讲变易、变通，所谓“穷则思变，变则通”、“功业见乎变”、“变而通之以尽利”。包容和变通使中国古代体育文化通过古代丝绸之路走上了文化传播之路，一些优秀体育文化随着文化交流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当然，这种包容和变通都是有限度的。2000年间由于“心学”被定为一尊.体育文化从本体上摆脱唯心论的倾向更难以包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不能像同时期的欧洲那样致力于体育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发展出自己的体育文化体系和学科特点。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化在“用”的层面上相对顺利，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的变革则一波三折、步履艰难，这自然就反映出体育文化“包容”和“变通”的局限性。
三、难以摆脱因循守旧的观念和思想
传统的农耕文化与男耕女织的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周而复始的帝王循环和朝政更替是中国古代军事体育文化和娱乐体育文化滋生的丰厚土壤，也使得人们难以接受和吸收多元融合的体育文化思想，从而造成了体育文化在观念上的保守，这更多地是受“好常恶变，故土难迁，崇尚古之盛世，笃信祖宗家法”等文化观念的影响。保守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具有维护一致和稳定自我以及在吸收外来体育文化时“固步自封”的功能，因而与包容并非完全矛盾，这也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多元一体”的思想基础。同时，一味地回看历史使得古代中国体育文化在一代一代地自我复制中保持了传承的神秘性，体现了“祖述尧舜、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墨守成规，遵法守信，以至于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等文化思想，这必然形成了体育文化思想上的禁锢，成为阻碍体育文化“变通”、反对革故鼎新的思想定势和文化氛围，导致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只能在一代一代地自我复制中传递和发展。
[论文摘要]五千年的文明史创造出了璀璨的中华传统文化和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在这漫长而又充满智慧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创造性。体育文化蕴涵着厚重的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古代体育文化源远流长的发展轨迹里渗透着深厚的哲学思想。
有史以来，中华民族生于斯、长于斯的东亚大陆纵横万里，疆域辽阔，四周被诸多天然屏障所包围，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逐步形成了体育文化封闭性和多样性的特点。诸如北有无边的戈壁沙漠，干燥而且寒冷，不适于长期定居和农耕生产，多民族间战乱繁杂，滋生了中国古代厚重的军事体育文化;西部和南部是巍巍崇山峻岭，常年积雪的世界屋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山地体育文化和高原体育文化;东部和东南部濒临浩瀚的太平洋，龙舟文化更是中国古代图腾文化与体育文化的巧妙融合。这种相对对立的地理环境，促成了古代体育文化“方圆天地”和“多民族间相互融和”的哲学思想。于是，中国古代各民族形形色色的养生文化应运而生。
东亚大陆是地球上最大的内陆季风气候地带:一年中四季分明，冬季干燥寒冷，夏季普遍潮湿炎热，而且降雨严重不均，气候的异常和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为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创造了优越的条件。而流贯于东亚大陆的两河(黄河、长江)流域受季风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较深，冬季缺雨少水，上游常年干旱，夏季则洪水肆虐，危及中下游两岸，旱涝和饥荒灾害在不同的地方连年发生。于是历史上便有了“旱魅为虐”(《诗经》)或“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孟子·滕文公下》)的说辞。生活在两河流域的人民为了生存，不停地与环境抗争，他们无意识地丰富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思想内涵，这便是体育文化根植的沃土。
两河流域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起源，当黄河、长江流域已经孕育精美辉煌的古代体育文化时，泰晤士河、密西西比河、莱茵河上的居民还在黑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两河流域孕育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摇篮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以外，还有更大更多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应付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同时期欧洲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这自然形成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环境适应性特点。古代中国体育文化和其他类型的文化形态一样，都是生物因素和地理环境两者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在严酷的挑战面前，创造了独特文明的华夏先民们，在不同的生活空间里创造出了维系生存的体育文化。当我们在这里讨论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时，不得不把它的辉煌和灿烂与中国古代文明联系在一起，它们有的相互一致、相互维护甚至相互强化，共同铸就了灿烂而辉煌的华夏轴心文化。
一、“大一统”是古代体育文化的思想渊源
无边无垠的江河山川形成了古代中国体育文化庞大的社会基础，而农耕文明为其提供了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从文化形态学的视觉审视，古代农耕文化是体育文化衍生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而从农业文化的类型来看，有大、小型之别。譬如古代埃及、巴比伦等都属于小型农业国家，内部发展易于饱和，外部又不易捍御强暴，因而体育文化的发展均缺乏创新空间。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不断演化出新的内容，而绵延迄于四五千年之久。
统一不仅是农耕文化防御强悍的北方游牧部落侵略的需要，而且为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古代独特的生存环境造成了经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和战乱创伤，这为养生文化和军事体育文化奠定了思想基础。要实现所谓“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孟子·梁惠王》)。于是强身健体和军事体育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生活在两河流域的先民们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逐步形成了体育文化思想，特别是体育文化与军事文化的巧妙融合，成为“平洪水、定九州”、实现“四海一家”状态的愿望，这正是体育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汉书·刑法志》有这样的记载，“齐憨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一些强盛的诸侯国都拥有训练有素、武艺高强的军队。在转相攻伐、代为雌雄的战争环境中，相继出现了许多提倡军事体育活动的人物，如齐国的管仲(分齐国为三军)、魏国的李怪(颁布了《习射令》)等。中国古代曾出现了大规模的“封邦建国”、“分土而治”的社会政治环境，这就为体育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路径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因素。以后经诸侯之间相互“以土地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孟子·尽心章句下》)，成为促进军事体育文化发展的有利因素。从春秋战国时期大国相继称霸，率诸侯盟约“无曲防，无遏杂”、“毋雍泉，毋讫乘”(《左传·禧公九年》)，一直到秦国以“拯救黔首周定四极”为号召称霸于天下，并修筑万里长城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人侵，不断促进了军事体育文化的稳定发展。
随着历史的变迁，我国古代体育文化逐步多元化。一是以军事训练为手段，如射箭、武艺、摔跤、驭车、举重、田径、狩猎、足球、马球等;还有一部分逐步演化为社会娱乐活动，如杂技、游泳、花样滑冰、龙舟竞赛、拔河、秋千、风筝、踢毯子等;另外，如导引、气功、按摩，既是体操又是医疗保健的养生手段。这恰恰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和谐发展的思想基础。和欧洲相比较，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民族性与西周至秦国之间的封建宗法制度有着不解之缘。历史久远的古代体育文化始终无法摆脱封建宗法制度思想，在“封建”结束之后的统一国家，较之欧亚大陆其他类型的体育文化早了千余年，而且形成了稳定的思想体系。
与“大一统”相生相伴的是延续2000多年未能改变的皇权专制主义和集权官僚制度。这种特殊的封建制度和禁锢的文化思想给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造成了历史自然演进惯性、思想惰性和社会体制的顽固性，使之在遭遇到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之际进退失矩，行动艰难。“大一统”的这些不同层面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影响巨大。“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对古代乃至今天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二、“包容”与“变通”形成了体育文化的和谐思想
中国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儒学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力量，它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象征和代表。《易经》主张“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孔子曾经讲过“君子和而不同”。“和”在这里的意思是指“相辅相成”，如八音和谐、百鸟齐鸣，这都从不同层面体现了古代体育文化的包容性。然而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并没有局限于儒家思想，而是融合了法、道、墨、兵等诸子百家的思想和先后从外部传播来的体育文化思想。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在传播发展中不断汲取众多哲学思想，体现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诸道并行而不相悖”、“外儒内法”等哲学理念，使得中国古代不同民族间的体育文化融会贯通，这些哲学思想深刻地渗透到古代体育文化的每一个层面。 正是这种包容会通的精神，使得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具有了非凡的融合力。而这种文化融合力也就成为凝聚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多元一体的亲和力。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体育文化的融合与亲和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各民族间对体育文化的认同程度较高，这正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广泛传播的文化基础，它曾令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学者称羡不已。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与日本学者池天大作对话时这样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上、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政治、文化上同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无疑与体育文化有着不解之缘。此外，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也讲变易、变通，所谓“穷则思变，变则通”、“功业见乎变”、“变而通之以尽利”。包容和变通使中国古代体育文化通过古代丝绸之路走上了文化传播之路，一些优秀体育文化随着文化交流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当然，这种包容和变通都是有限度的。2000年间由于“心学”被定为一尊.体育文化从本体上摆脱唯心论的倾向更难以包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不能像同时期的欧洲那样致力于体育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发展出自己的体育文化体系和学科特点。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化在“用”的层面上相对顺利，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的变革则一波三折、步履艰难，这自然就反映出体育文化“包容”和“变通”的局限性。
三、难以摆脱因循守旧的观念和思想
传统的农耕文化与男耕女织的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周而复始的帝王循环和朝政更替是中国古代军事体育文化和娱乐体育文化滋生的丰厚土壤，也使得人们难以接受和吸收多元融合的体育文化思想，从而造成了体育文化在观念上的保守，这更多地是受“好常恶变，故土难迁，崇尚古之盛世，笃信祖宗家法”等文化观念的影响。保守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具有维护一致和稳定自我以及在吸收外来体育文化时“固步自封”的功能，因而与包容并非完全矛盾，这也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多元一体”的思想基础。同时，一味地回看历史使得古代中国体育文化在一代一代地自我复制中保持了传承的神秘性，体现了“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墨守成规，遵法守信，以至于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等文化思想，这必然形成了体育文化思想上的禁锢，成为阻碍体育文化“变通”、反对革故鼎新的思想定势和文化氛围，导致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只能在一代一代地自我复制中传递和发展。
[论文摘要]五千年的文明史创造出了璀璨的中华传统文化和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在这漫长而又充满智慧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创造性。体育文化蕴涵着厚重的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古代体育文化源远流长的发展轨迹里渗透着深厚的哲学思想。
有史以来，中华民族生于斯、长于斯的东亚大陆纵横万里，疆域辽阔，四周被诸多天然屏障所包围，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逐步形成了体育文化封闭性和多样性的特点。诸如北有无边的戈壁沙漠，干燥而且寒冷，不适于长期定居和农耕生产，多民族间战乱繁杂，滋生了中国古代厚重的军事体育文化;西部和南部是巍巍崇山峻岭，常年积雪的世界屋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山地体育文化和高原体育文化;东部和东南部濒临浩瀚的太平洋，龙舟文化更是中国古代图腾文化与体育文化的巧妙融合。这种相对对立的地理环境，促成了古代体育文化“方圆天地”和“多民族间相互融和”的哲学思想。于是，中国古代各民族形形色色的养生文化应运而生。
东亚大陆是地球上最大的内陆季风气候地带:一年中四季分明，冬季干燥寒冷，夏季普遍潮湿炎热，而且降雨严重不均，气候的异常和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为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创造了优越的条件。而流贯于东亚大陆的两河(黄河、长江)流域受季风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较深，冬季缺雨少水，上游常年干旱，夏季则洪水肆虐，危及中下游两岸，旱涝和饥荒灾害在不同的地方连年发生。于是历史上便有了“旱魅为虐”(《诗经》)或“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孟子·滕文公下》)的说辞。生活在两河流域的人民为了生存，不停地与环境抗争，他们无意识地丰富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思想内涵，这便是体育文化根植的沃土。
两河流域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起源，当黄河、长江流域已经孕育精美辉煌的古代体育文化时，泰晤士河、密西西比河、莱茵河上的居民还在黑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两河流域孕育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摇篮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以外，还有更大更多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应付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同时期欧洲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这自然形成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环境适应性特点。古代中国体育文化和其他类型的文化形态一样，都是生物因素和地理环境两者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在严酷的挑战面前，创造了独特文明的华夏先民们，在不同的生活空间里创造出了维系生存的体育文化。当我们在这里讨论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时，不得不把它的辉煌和灿烂与中国古代文明联系在一起，它们有的相互一致、相互维护甚至相互强化，共同铸就了灿烂而辉煌的华夏轴心文化。
一、“大一统”是古代体育文化的思想渊源
无边无垠的江河山川形成了古代中国体育文化庞大的社会基础，而农耕文明为其提供了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从文化形态学的视觉审视，古代农耕文化是体育文化衍生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而从农业文化的类型来看，有大、小型之别。譬如古代埃及、巴比伦等都属于小型农业国家，内部发展易于饱和，外部又不易捍御强暴，因而体育文化的发展均缺乏创新空间。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不断演化出新的内容，而绵延迄于四五千年之久。
统一不仅是农耕文化防御强悍的北方游牧部落侵略的需要，而且为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古代独特的生存环境造成了经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和战乱创伤，这为养生文化和军事体育文化奠定了思想基础。要实现所谓“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孟子·梁惠王》)。于是强身健体和军事体育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生活在两河流域的先民们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逐步形成了体育文化思想，特别是体育文化与军事文化的巧妙融合，成为“平洪水、定九州”、实现“四海一家”状态的愿望，这正是体育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汉书·刑法志》有这样的记载，“齐憨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一些强盛的诸侯国都拥有训练有素、武艺高强的军队。在转相攻伐、代为雌雄的战争环境中，相继出现了许多提倡军事体育活动的人物，如齐国的管仲(分齐国为三军)、魏国的李怪(颁布了《习射令》)等。中国古代曾出现了大规模的“封邦建国”、“分土而治”的社会政治环境，这就为体育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路径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因素。以后经诸侯之间相互“以土地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孟子·尽心章句下》)，成为促进军事体育文化发展的有利因素。从春秋战国时期大国相继称霸，率诸侯盟约“无曲防，无遏杂”、“毋雍泉，毋讫乘”(《左传·禧公九年》)，一直到秦国以“拯救黔首周定四极”为号召称霸于天下，并修筑万里长城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人侵，不断促进了军事体育文化的稳定发展。
随着历史的变迁，我国古代体育文化逐步多元化。一是以军事训练为手段，如射箭、武艺、摔跤、驭车、举重、田径、狩猎、足球、马球等;还有一部分逐步演化为社会娱乐活动，如杂技、游泳、花样滑冰、龙舟竞赛、拔河、秋千、风筝、踢毯子等;另外，如导引、气功、按摩，既是体操又是医疗保健的养生手段。这恰恰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和谐发展的思想基础。和欧洲相比较，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民族性与西周至秦国之间的封建宗法制度有着不解之缘。历史久远的古代体育文化始终无法摆脱封建宗法制度思想，在“封建”结束之后的统一国家，较之欧亚大陆其他类型的体育文化早了千余年，而且形成了稳定的思想体系。
与“大一统”相生相伴的是延续2000多年未能改变的皇权专制主义和集权官僚制度。这种特殊的封建制度和禁锢的文化思想给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造成了历史自然演进惯性、思想惰性和社会体制的顽固性，使之在遭遇到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之际进退失矩，行动艰难。“大一统”的这些不同层面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影响巨大。“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对古代乃至今天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二、“包容”与“变通”形成了体育文化的和谐思想
中国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儒学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力量，它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象征和代表。《易经》主张“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孔子曾经讲过“君子和而不同”。“和”在这里的意思是指“相辅相成”，如八音和谐、百鸟齐鸣，这都从不同层面体现了古代体育文化的包容性。然而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并没有局限于儒家思想，而是融合了法、道、墨、兵等诸子百家的思想和先后从外部传播来的体育文化思想。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在传播发展中不断汲取众多哲学思想，体现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诸道并行而不相悖”、“外儒内法”等哲学理念，使得中国古代不同民族间的体育文化融会贯通，这些哲学思想深刻地渗透到古代体育文化的每一个层面。
正是这种包容会通的精神，使得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具有了非凡的融合力。而这种文化融合力也就成为凝聚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多元一体的亲和力。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体育文化的融合与亲和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各民族间对体育文化的认同程度较高，这正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广泛传播的文化基础，它曾令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学者称羡不已。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与日本学者池天大作对话时这样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上、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政治、文化上同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无疑与体育文化有着不解之缘。此外，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也讲变易、变通，所谓“穷则思变，变则通”、“功业见乎变”、“变而通之以尽利”。包容和变通使中国古代体育文化通过古代丝绸之路走上了文化传播之路，一些优秀体育文化随着文化交流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当然，这种包容和变通都是有限度的。2000年间由于“心学”被定为一尊.体育文化从本体上摆脱唯心论的倾向更难以包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不能像同时期的欧洲那样致力于体育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发展出自己的体育文化体系和学科特点。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化在“用”的层面上相对顺利，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的变革则一波三折、步履艰难，这自然就反映出体育文化“包容”和“变通”的局限性。
三、难以摆脱因循守旧的观念和思想
传统的农耕文化与男耕女织的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周而复始的帝王循环和朝政更替是中国古代军事体育文化和娱乐体育文化滋生的丰厚土壤，也使得人们难以接受和吸收多元融合的体育文化思想，从而造成了体育文化在观念上的保守，这更多地是受“好常恶变，故土难迁，崇尚古之盛世，笃信祖宗家法”等文化观念的影响。保守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具有维护一致和稳定自我以及在吸收外来体育文化时“固步自封”的功能，因而与包容并非完全矛盾，这也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多元一体”的思想基础。同时，一味地回看历史使得古代中国体育文化在一代一代地自我复制中保持了传承的神秘性，体现了“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墨守成规，遵法守信，以至于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等文化思想，这必然形成了体育文化思想上的禁锢，成为阻碍体育文化“变通”、反对革故鼎新的思想定势和文化氛围，导致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只能在一代一代地自我复制中传递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