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高职教育；劳动力市场；适切性；路径选择；预测模型
【作者简介】王全旺，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赵兵川，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讲师。硕士。山西大同037009
【中图分类号】G71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7-0223-04
就业导向的高职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做到与劳动力市场对其培养的人才的需求数量、结构和质量的适度匹配是高职教育持续、健康、科学发展的基本准则和必然要求。但要做到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适度匹配与协调发展，并非易事。根据麦可思的调查，2008-2010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半年后的专业对口就业率分别是61%、57%、59%。且2010届高职高专毕业生有63%的人认为目前的工作与自己的职业期待不吻合。有研究显示。职业教育毕业生从事与他们所受到的培训越是接近，他们的生产率与工作满意感越高。如何才能使高职教育的各种课程与工作相匹配？如何保证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专业对口？必须在考虑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和整个社会需求的运作过程中才能找到答案。
一、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原因探析
高职教育毕业生非对口就业以及职业期待不高的现实状况。反映出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匹配。导致不匹配的因素可能很多，本文将借鉴经济学理论中的蛛网理论进行分析。
蛛网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特定类型的市场价格会受周期性波动的支配。该理论描述了在价格未知以前，必须确定生产总量的市场中。供给与需求的循环互动过程。此时。生产者对价格的预期是基于对先前价格的观察。蛛网模型中供给决策与需求间存在“时滞”。以蛛网理论应用于农产品市场来说明农产品价格随供给和需求循环波动的关系。假定，由于不可预料的恶劣天气原因，农民玉米作物的产量超乎寻常的低，农产品市场上玉米供给短缺。导致玉米价格升高。如果农民预计玉米高价的状况将持续。来年他们将增加玉米作物的种植量。因此，农产品市场玉米的供给量增加，导致价格降低。如果农民因此又认为玉米价格将持续走低。他们将减少玉米的种植量，最终导致玉米价格再一次升高。
在一定程度上。高职教育的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与上述描述有相似之处。由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具有周期性，教育对象人力资本投资决策行为的确定与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刻也存在“时滞”。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不完全透明性以及远期变化非预期性特征，导致学生及家长在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往往可能是“短视”的。他们在高职教育入学专业选择过程中。往往主要根据以往此类专业毕业生就业机会的大小和工资收入的高低而确定。以往工资高、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的专业，即所谓的“热门”专业，往往是学生和家长选定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预计此类专业未来劳动力市场需求以及工资都比较理想。而正是由于该种预期。导致出现以往求人倍率高、收入可观的高职教育专业毕业生在毕业进人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出现过剩的现象，其投资的收益下降（假定工资即其收益）。反之，一些近年来较“冷”的专业。由于大多数学生及家长都不愿意投资，使得此类人才的劳动力市场供给短缺，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用人单位不得不提高工资以便能招聘到合适的人才。一种理想的、难以企及的状态是经过几个周期的波动后，劳动力市场上某种类型专业人才供给与需求正好匹配。即我们所期望的均衡状态。
二、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的路径选择
（一）人力资本高职教育投资的特殊性
理论上，随着产品价格及供需的周期性波动。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趋于理性。蛛网模型的均衡状态，远期内是可以实现的。但就短期而言。产品的生产者往往会出现决策失误。
高职教育本身也是一种“人力”生产过程。学生既是投资者，也是“产品”。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与私营企业等一些商业投资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教育决策的直接面对者是学生及家长。他们通常并没有该方面的丰富实践经验，且决策一旦形成后基本不能再改变；而商业投资者往往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他们凭借自身的智慧不断获取市场的反馈信息，当有新的商机出现时，他们可以重新修订和评价自身的决策。
此外，人力资本的高职教育投资不仅需要物质投资，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学习者本身时间、精力和青春的投资，而后者对于人的生命来讲是不可逆的。商业资本投资在损失出现后有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补救，即使不能弥补，所受损失最多是财务资本。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具有投资回收期长、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特点。因此，如果决策失误，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要大于商业资本投资。教育上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损失，不仅限于学生及家长。教育部门、国家和社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二）劳动力市场预测的重要性
作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有力地促进了当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变革。但美国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并非始终存在。早期美国的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高等教育逐步适应劳动力市场发展变化的需要，二者之间才逐步建立起一种保持适度张力的紧密联系。
在我国，劳动力市场真正形成的时间还很短，仍有诸多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加之，我国高职教育的急速发展并非完全源于劳动力市场的客观现实需求。国家政策行政命令的推动起到极大的主导作用。更何况，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高职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配合且保持适度张力的机制远未形成。美国与欧洲的一些国家，如美国的劳动力统计署（BLS）与爱尔兰的经济与社会研究院（ESRI），为了促进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相互匹配，均开展了有关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预测的研究工作，并定期出版各类教育与职业的未来劳动力市场状况信息。
通过劳动力市场预测，一方面可以为政府部门的决策者、公共就业服务和机构、用人单位以及教育部门提供某些专业和职业的未来供需状况等信息。依据这些信息，政府决策者可以制定高职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而其它相关部门也可结合自身的实际，制定未来发展的相关政策，从而在系统内部作出一些适度的调整。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预测涉及宏观层面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产业结构等信息，可以作为学生及家长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参考；还可为用人单位和就业服务机构制定人力资源规划、设计就业培训项目提供重要的前瞻性信息。而这与蛛网理论中蛛网摆动的基本形成原因是由于生产者生产行为的决定是基于对先前价格的未来预期，从而造成市场上产品供需不合理的基本假设是不同的。
蛛网理论假设学生形成他们的决策完全是基于劳动力市场的现实状况而不是未来状况。换句话说，学生把当前某一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地位等同于（或大致等同于）未来实际状况。由于信息不对称，学生缺乏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总体把握。他们几乎不可能预估到某一专业未来真实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他们唯一可以使用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指标是其直接表现形式，如现行工资或获得工作的可能性。这也是导致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重要因素。蛛网行为导致的不协调是开展专业的公共劳动力市场预测的期望所在。通过专业预测可以辅助学生及家长、就业机构、政府决策部门、高职高专教育部门决策的制定与选择，进而使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不匹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改进。
考虑到高职教育的区域性特征十分明显，也即高职教育的毕业生一般是在本区域范围内就业（本文不探讨毕业生的区际流动）。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协调问题本质上也是区域性的，即通常我们是以某区域范围内劳动力市场上人才的供给与需求作为衡量招聘人才问题的难易程度指标的。所以有关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预测应以特定区域为对象。此外，长期而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多，因此，中短期区域劳动力市场预测是比较合适的（假定短期内社会经济不会发生大的波动和急剧变化）。
市场的绝对完善只能存在于理论分析中，所以供需间的绝对匹配与均衡也是不可能的。开展劳动力市场预测的意义在于可以提供不同类型职业以及高职教育专业未来劳动力市场供需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短蛛网模型中的“蛛网”摆动过程。不仅如此，由于影响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因素十分复杂，而且学生必须做教育选择时经验匮乏，而这样少有的几次决策对于他们职业生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所以通过开展预测，为学生家长及教育部门等机构提供不同专业、职业劳动力市场地位的中短期预测，对于促进高职教育的科学发展，推进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尽可能匹配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工业化中后期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紧密联系的建立意义深远。
三、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预测模型的理论探讨
（一）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的基本思路
按照蛛网理论，价格随着市场供给与需求发生波动的同时也对供需双方起着调节作用。就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状况而言，“买方”占主导优势，即对高职教育的发展而言是需求导向的。对劳动力市场的预测。或者说是寻求未来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中间态时，应遵循：未来劳动力市场对高职教育毕业生需求态势的分析高职教育供给现状的分析未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规划的确定（或者说是学生及家长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确定）的基本分析框架。
预测期，劳动力市场需求可以划分为由于未来就业水平的变化而引起的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和由于退休及职业流动而形成的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可把这二者称为高职教育毕业生的新增就业需求。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毕业生的供给可划分为由应届高职教育毕业生形成的供给和由于同类型人才的短期失业而形成的供给。高职教育专业人才劳动力市场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额可用未来劳动力市场状况指标来衡量。
按照上面的分析框架。预测模型可采用层级分解法。首先确定由于就业水平的变化。每一国民经济部门（可采用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法）对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的需求，然后根据产业与职业类之间的对应关系，分解到劳动力市场每一职业大类的需求，最后再分解到每一职业小类（职业小类与高职教育专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的需求：职业小类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与由退休及职业流动而形成的对高职教育类人才的需求共同构成每一职业小类的高职教育专业人才需求。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的供给，可以通过统计处于短期待业状态且有就业意愿的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以及劳动力市场应届高职教育毕业生二者共同确定。按职业小类统计得到的高职教育专业人才需求与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专业人才供给之间的比值就是高职教育专业人才未来劳动力市场就业前景指数。该指数越大，此类高职教育专业人才就业前景就较好，相反则就业较差。根据就业前景指数的取值范围，可以采取定性描述的方法，如，非常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这种定性描述比采用确切的数值更容易让人接受。政府的决策者、就业培训机构、职业教育部门以及学生家长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这些信息进行有选择的应用。
（二）劳动力市场前景衡量指标
B0rghans认为个体可以根据各类不同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前景调整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Heijke，H等认为，通过预测的方法，提供充分可靠的有关各职业和教育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以增加其透明性，不仅便于学习者选择相关专业和进行教育投资。更能进一步实现在无需直接的政策干预的情况下，使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相互适应。
在我国。学生选择何种专业是在其进入高职院校之前就确定的，入学后一般更换专业的可能性很小。在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前提的假设下，学生选择何种专业一般首先考虑的是工资和该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前景。当然，学生自身的喜好也是专业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喜好、能力和劳动力市场状况是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因素。但学生个体的喜好和能力对某一学生个体而言是特定的，对学生个体决策选择的影响是相对恒定的。因此，劳动力市场状况就成为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变量。但正如Havek所言：“决策者决策的作出会受到许多信息的影响，我们必须将价格体系看成信息交流机制。”市场经济环境中，几乎所有相关的信息，除个人喜好外，都将反映在价格中。也即，除个人喜好外，专业的选择将由价格决定，例如工资（部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反映）。衡量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指标很多，但考虑到数据等相关信息获取的现实可能性。对高职教育专业选择起重要决定作用的劳动力市场预测指标信息可以简化为工资和就业机会。
工资是由与某一特定专业相关的产业部门的工资总和测量的，由该产业部门总从业人员分配。就业机会可看作是由相关职业从业人员与失业人员分享的某产业部门的岗位份额。根据劳动力市场分隔理论，当某类职业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地位时，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安全性好、管理规范、升迁机会多，相应的渴望进入该劳动力市场从事该职业的人员就会增加。反之。则减少。
关键词：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收入；供给；预期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1-0007-04
党的十报告指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1］。所谓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就是对于扩大消费需求长期有效的一系列政策、方法或制度。显然，这些方法、政策或制度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不是孤立的，而是一系列政策、方法或制度的总称。消费需求既包括政府需求也包括居民需求。扩大消费需求主要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对于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一、要形成收入稳定增长机制
收入决定消费，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就需要形成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收入增长了，在消费倾向不变的条件下，消费额也会增长。劳动生产率是决定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收入就会增加，为什么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高于发展中国家，除了历史因素和消费习俗等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决定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主要有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本、技术、制度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文化教育水平总体上与收入成正比，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投资越高，回报率也越高，研究生学历的收入要高于本科生，本科毕业生收入要高于中学毕业生。当然不排除个别小学毕业生收入比大学生高。因为接受文化程度越高，越能够从事复杂劳动，“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2］要培养高素质劳动力就要让更多劳动力接受更高程度文化教育，首先，要让更多的劳动力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推行12年制义务教育，适度扩大大学生招生规模；其次，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良好的职业教育对于提高就业质量进而提高劳动力价格至关重要；再次，就是要均衡提高教育质量，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正如党的十报告所言：“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支持特殊教育，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1］为此，就需要增加教育投资，增加教育投资的方法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财政投入，提高教育投资在GDP中的比例；另一个就是支持民办教育，加大社会投资力度。在增加教育投资的同时，还要优化投资结构。从大中小学投资结构而言，要加大对中小学的投资；从城乡结构来看，要加大对农村学校的投资，因为农村学校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教育基础设施要远远落后于城市学校，城乡教育水平相差悬殊；从重点与非重点学校投资结构而言，要加大对非重点学校的投资，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存在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重点学校获得了更多的投资，更好的师资力量，虽然这种做法有利于集中有限财力让少数重点学校办出高质量的教育，却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公，不利于公平教育，因此，要取消重点学校，大学按照同一学科同量学生获得同量教育经费，中小学按照同量学生获得同量教育经费的原则获得财政经费；从不同所有制结构而言，公立教育要保证公平，非公立学校可以根据供需状况收取费用，举办优质教育。
资本和技术的密集程度也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进而制约收入的提高。同一劳动力支配的资本量决定其收入的高低，能够支配的资本越多，劳动生产率越高，收入自然也就越高；相反，能够支配的资本越少，劳动生产率相对越低，收入也就越低。同时劳动的技术含量越高，则劳动生产率越高，劳动力的收入也越高；相反，技术含量越低，劳动生产率也越低，劳动力收入也就越低。因此，要提高收入，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就需要不断地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技术进步，以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的高劳动生产率产业代替低劳动生产率的产业。
一个企业的生产经营不仅需要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资，更需要科学的企业制度。制度是内生性因素。只有良好的制度才能把各种生产要素有效地组合在一起，产生出越来越高的劳动生产率。之所以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生产率比较低，根本原因就是当时的制度设计不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特别是产出与劳动者收入相关性比较低，甚至不挂钩，多劳不多得。因此，需要设计良好的制度，用制度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要不断提高收入，特别是实现党的十报告所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城乡居民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就需要形成一个劳动力收入正常增长的机制。从劳动力构成来看，无非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群团组织的工作人员，依靠财政获得收入；第二部分是在各类企业工作的人员；第三部分是劳动力自己创业包括农民。第一类由政府决定，包括要根据行政级别每年有一个合理的增长幅度；政府要为第三类劳动力提供更为宽松的创业环境，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等。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受雇于企业的劳动力，如何形成企业劳动力收入的正常增长机制是未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方面，更是劳动力获得稳定收入的重要途径，这一部分劳动力数量会越来越多，更多的农民会转移到企业中就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价格即劳动力的工资自然由市场机制来决定，供给大于需求价格就降低，供不应求价格会提高。值得进一步提示的是：一是劳动力价格具有刚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增加，不能降低；二是劳动力价格的高低要受到文化习俗等的影响；三是劳动力价格不能低于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水平。因此，劳动力价格的正常形成机制实质上也就是劳动力价格的提高机制。我国劳动力价格长期以来处于较低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也低于同等发展程度的发展中国家水平。当然这种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吸引了国际资本，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但是长期维持过低的劳动力价格不利于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不利于推进城镇化，也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之所以劳动力价格水平比较低，主要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自然劳动力价格就比较低；二是在劳资搏弈中，劳弱资强的特点十分明显。要形成劳动力工资的正常形成机制，就需要使劳动力与资本所有者处于平等的地位，而这一地位的形成依靠单个劳动力是无法解决的，必需形成能代表劳动力利益的代表，而这一代表显然就是工会。目前我国的工会组织还不健全，特别是在非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往往还不能有效发挥工会的作用。我国企业的工会基本上都隶属于企业，受制于资方，一旦发生侵害职工利益的现象，工会组织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可行的选择就是成立行业工会或地区工会，由工会组织代表劳动力与资方进行谈判。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如果工会不能为工人尽职尽责，怎么办？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把工会负责人的收入与工人缴纳会费挂钩，工会领导人由加入工会的全体员工选出，如果工人不满意就可以罢免工会领导人或者不缴纳会费。工会领袖的工资既不能由政府出，也不能由资方出，而是由工人与企业共同出资。工人与工会领袖直接形成了委托关系。这样就可以形成政府、工会、劳动者、资方四方谈判机制。政府负责制定规则，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方谈判，工人自由选举工会，资方与工会直接谈判，这一机制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工资的决定机制。其结果既不是资方说了算，也不是工人说了算，而是通过谈判来解决。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并不是增长得越快越好，这样就会损害资方利益，降低企业的经济效益，最终会损害工人利益；工资也不是增长得越慢越好，这样就会损害工人利益，工人无法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除了不能为企业提供足够的高素质的劳动力外，也不能有效扩大消费需求，企业产品卖不出去，最终损害了资方利益。工会的地位由法律赋予，目的是维护职工权益，实际上也是维护资方权益，协调劳资关系。
二、要形成改善供给拉动消费的机制
供给决定需求，生产决定消费。供给量决定消费量，供给结构决定消费结构。供给包括供给的质和供给的量。要扩大消费需求，一是需要提高商品和服务的质量，提供更多的优质商品，让消费者放心消费。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毒奶粉事件发生后，更多消费者对国产奶粉不放心，纷纷转向国外品牌，于是就出现了国际奶粉市场价格连续下跌而在国内市场上“洋奶粉”价格却逆市大幅度上涨的情况，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严把质量关，重塑消费者信心。其他诸多商品和服务均是如此。二是需要提高供给量，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高质量商品，从量上满足消费者。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处于短缺经济时代，自然就难以满足消费者需求。目前我国商品和服务基本上可以满足居民需求，但依然存在结构性短缺，其结果导致价格大幅度上涨。比如，之所以我国房地产价格近年大幅度上涨，其根本原因还是供给不足，满足不了消费者需求，只有提供更多商品房实现供求平衡，房价才能稳定，才能让更多的消费者买得起房子。要提供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就需要培育一大批讲信誉的企业。而政府自身不能办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需要按市场规律办事，政府就要制定竞争规则，让企业公平竞争；同时要严厉打击违法生产，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及其经营者。假冒伪劣商品的背后实质是劣质的企业。如果不能有效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就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三是要优化商品和服务的结构，对于一般商品而言，需要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供给与需求相匹配，让更多商品符合市场需求。同时更要认识到供给可以创造需求，生产可以创造消费，要通过生产新的商品和提供新的服务刺激消费。一个苹果产品让全世界的消费者为之痴迷，一部泰坦尼克号电影让世界亿万观众为之倾倒，创造出巨额票房收入，张艺谋先生的一系列印象派演出不知让多少游客停下了匆匆的脚步，极大地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如此等等。要提供新的商品和服务就需要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这就要求让更多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因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进而需要推动企业进行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推动协同创新，特别是要形成创新性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机制和文化氛围，在鼓励创新的同时，更要允许失败，因为即使在发达国家技术创新的成功率也比较低。
三、通过改善预期形成消费者敢消费的机制
消费者的消费水平，不仅要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还要受到预期的影响。良好的预期有助于提高消费需求，不良的预期将抑制消费需求。对消费产生影响的预期包括收入预期、物价预期、社会保障预期、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预期等。
收入对消费自然产生较大影响。如果消费者作出未来收入快速增长的预期，就会提高其消费水平；如果作出收入低增长预期，自然会降低其消费水平。收入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现有的收入量；二是未来收入增长速度。现有的收入量对于每一个消费者而言都是既定的，因此，收入预期决定于消费者未来收入的增长速度。收入的增长速度除了受供求关系影响外，主要取决于劳动生产率。那么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需要提高劳动力素质，需要让更多劳动者从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物价预期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平稳的物价水平会使消费者对未来生活产生稳定感，并形成稳定的消费预期。过快上涨的物价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消费产生影响：一是提前消费，导致未来消费不足。因为消费者具有买涨不买落的特点，在收入水平既定的前提下，购买的越早自然购买力越强，同量货币可以购买更多的商品；购买的越晚则购买力越弱，同量货币只能购买较少量商品。二是过快上涨的物价降低了实际购买力，让更多消费者倾向于储蓄以防止风险。因此，要扩大消费需求，就需要形成稳定的物价预期。稳定物价就需要形成供求平衡的市场关系，既不能形成长期的供大于求，也不能形成长期的供不应求。需求在不断发生变化，相应也要求及时掌握市场动态变化的信息对供给量和供给结构进行调整。
社会保障预期对于消费者而言就是要解除消费的后顾之忧。之所以我国消费率低而储蓄率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良好的社会保障预期，担心养老、医疗、失业等问题不敢消费。为什么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居民敢于消费，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方面居民能够获得高收入，另一方面具有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后顾之忧，不仅上一代人没有后顾之忧，下一代人更没有后顾之忧，所以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储蓄，扩大了即期消费。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是初步建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覆盖面比较小，保障水平比较低。要扩大消费预期，就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增强国家财政实力，进而要求必须保证比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从公共产品预期来看，如果政府能够提供更好更多的公共产品，意味着改善了消费预期，减轻了消费者在公共产品上的支出，消费者就可以增加其他方面的支出。因此，要扩大消费需求，就需要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包括更加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提供更多的免费公园等。2012年国庆节中秋节小长假实施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极大地释放了消费潜力。高速公路收费减少了几个亿，却带来了旅游收入增加了几百亿，由此可见，公共产品对消费需求的巨大带动作用。
参考文献：
一、知识失业的成因
知识失业是指具备一定专业知识水平与专业技能的劳动人口的劳动边际成本大于边际劳动力的现象,也就是知识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和合理的配置,知识劳动力处于失业或隐性失业的状态。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分析,知识劳动者较普通劳动者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主要是知识劳动者接受了高等教育及专业培训。所以,知识失业的主体主要是指接受过大专及大专以上水平的普通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目前,学术界所研究的知识失业现象事实上可以视同为大学生失业现象。知识失业与其他形式失业的原因不同,一般都具有较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原因。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展、大学生的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脱节、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政府的职责缺位等都有可能会造成知识失业现象的发生。
(一)知识劳动力的供需结构失衡
1.知识劳动力的总量供需失衡从总量上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变化导致目前我国正处于劳动力的供给量最丰富的时期,当下,我国适龄劳动力人口总量是8亿,在现有经济结构和假设GDP年均10%的增长率下,我国每年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仅有1000万个,而每年急需就业的人数超过2400万人,其中知识劳动力占四分之一强,而事实上,这1000万的就业岗位中适合大学生的更少。所以,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矛盾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其就业压力可想而知。而在这样日趋严峻的就业环境下,我国普通高校的招生人数从扩招以来一直以高于GDP增长率近一倍的速度在高速增长,总供给在不断增长,而总需求却增长缓慢,无疑会造成劳动力的严重过剩和积压,知识失业的结果在所难免。
2.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大学生的供给结构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大学生的需求结构不对称同样导致岗位空缺和失业并存的结构性失衡。从现实情况看,为了应对招生竞争,许多高校热衷于扩大热门专业的招生规模,这是需求带动供给增加的市场竞争中的必然反应,但在决策中,往往会因为信息交流和传递的不充分产生资源合理配置的风险以及扭曲。因为,高等教育培养人才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在这个周期内,经济发展充满变数,信息传递需要时间,根据传递的信息进行专业调整更需要时间,而学生在毕业后面临的市场需求和经济环境又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变化,所以,教育供给往往滞后于社会需求,这必然会导致结构性失业的产生。在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比其他产业强很多。据统计,每投资100万元可提供的就业岗位,重工业是400个,轻工业是700个,服务业是1000个。从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来看,2001年以来第三产业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40%左右,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在70%左右。第三产业比重过低,不仅制约了普通劳动力的就业容量,也限制了对知识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呈现出产业集中度低、产品结构落后、地区布局不合理、技术水平低等特点,可以说,落后的产业结构无力为高考扩招带来的劳动力结构猛然升级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也是知识失业存在的原因之一。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制度性因素的制约我国经济结构的二元特征十分明显,由此也构成了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二元性:一种是工资收入较高,工作稳定,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另一种是工资收入较低,工作不稳定,几乎没有或很少有社会保障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即劳动力流动是无成本的,这样,大学毕业生会首先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搜寻工作,如果在这类市场上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就会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暂时先就业,边工作边搜寻更好的就业岗位。但事实上我国劳动力市场并非充分竞争的,仍存在比较严重的制度性分割,它既有城乡之间的分割,还有城市中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分割,大学毕业生一旦去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意味着他不仅要放弃主要劳动力市场高收入的预期,更主要的是若要再离开,就会面临很高的工作转换成本,包括工作接收成本、离开成本以及和原单位的交易成本。[1]另外,由于人力资本专用性的特点,大学生具有的人力资本不会自然保值,如果选择了次要劳动力市场,意味着其专用性的人力资本会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而逐渐贬值,如要转换工作则有可能会因为丧失了原有的专用性人力资本而不具备就业竞争力。因此,大学毕业生在选择工作时一般会首先考虑在城市就业,甚至宁愿失业也在所不惜,这样,大学生自愿性失业的现象必然发生。
(三)过度教育与知识失业相互促进过度教育是指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超过其从事的工作所要求的水平,从而使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者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实现不了他的职业期望,由于对所从事的工作不满意而引起劳动生产率下降这样一种现象。过度教育是否是引发知识失业的主要原因,目前学界仍有很多争论。但不能否认的是,1999年以来持续的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是在我国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拉动内需而采取的超常规行为。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标准,在人均GDP达到2500美元以后,高等教育大众化才开始到来,但我国的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2005年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就达到21%,已步入世界公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短短6年内翻了两番,[2]但是,由于就业市场的不成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没有增加反而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而绝对下降,出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观人才需求与真实人才需求的严重脱节。最终,接踵而至的是教育层次的拔高、知识失业现象严重。
(四)政府对大学生人力资本市场调控不够2003年以来,在大学生就业中“市场主导”原则被正式确立,也意味着在分配和安置大学生的环节政府选择了退出。应该说,坚持大学生就业的市场化方向是正确的,但也必须认识到,如果纯粹依靠市场来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必然留有后患。因为大学生是一种纯公共物品,不仅大学生的培养和生产需要政府依靠公共财政机制进行积极的干预,而且在大学生的配置和安排环节也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只有这样,投资于高等教育的大量公共财政资源和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大学毕业生才不至于过度浪费。[3]另外,大学生的就业观念等因素也会造成知识失业,不论哪种原因引起的知识失业都意味着凝结在大学生身上的人力资本的闲置和浪费,意味着其投资不能得到预期的回报或收益减少,也预示着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风险在增大。
二、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风险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投资本质上就是通过对人的投资,来提高人的生产能力和收入能力的一切活动。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专业化教育,在个人全部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能够在未来为个人带来巨大的利益回报。因此,对于个人来说高等教育是最为有效和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而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是指在高等教育投资过程中,由于与之相关的各种变量的不确定性,使个人这一投资主体不能获得预期收益或遭受损失。即个人对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有可能在未来不能得到预期的回报。[4]高等教育个人投资已伴随着我国教育市场化的步伐成为一项最为重要的个人消费性投资,知识失业现象的加剧,直接威胁着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收益和预期,形成了较高的投资风险。对于个人这一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来说,就业风险是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的首要风险,同时衍生出专业风险、教育过度风险和预期收益风险。
(一)就业风险就业风险是指由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和个人预期的不完善性,毕业生可能遭受失业或从事与学历不匹配的职业的风险,往往使他们承担零收入或工资收入低于预期目标的结果。[5]大学生面临的就业风险来自于多个方面:一是从就业市场来看,就业市场规模的大小及成长性的优劣、就业市场的稳定与否、就业市场的流动性的大小、就业市场的竞争程度等都会给大学生的就业带来风险。二是从获得就业机会的可能性来看,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就业机会的获得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机会的获得并不一定与个人知识存量成正比,这给不少缺少社会资本的高等教育投资者带来较大的就业风险。三是从就业的最终结果来看,好的工作能带来较好的投资回报,差的工作只能带来较低的投资回报,而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则意味着高等教育投资的失败,意味着高等教育的预期收益为零。据统计,截至2009年7月1日,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为68%,这说明有32%(超过195万)的大学毕业生不能如期就业。如此多的大学生就业失败不仅使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成本变为沉没成本,也使低收入的家庭因此债台高筑。
关键词：职业教育；预期收入；机会成本；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图分类号：F323.6;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4-0030-06
一、问题的提出
中等职业教育主要是指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它主要由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职业高中组成，是中国职业教育的主体，在培养各级各类中、初级应用型人才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职业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在我国，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就业和技工荒问题，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劳动力培训的扶持政策，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的资助力度逐年加大，例如职业中学每学生平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以较大的幅度逐年增多，且2000年以来都高于同期普通高中的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如表1所示。
是，在国家不断加大资助力度的同时，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意愿仍不强，许多没有考上高中的学生坚持上复习班或者直接出外打工，而不愿进入职业学校学习。根据统计，2004年，我国初中毕业生共有2200万，其中820万人升入了普通高中，550万人升入了中等职业学校，另外800万人则直接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中等职业教育在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中的比例仅占40%，有些地方不足30%。初中毕业即进入劳动力市场，不具备应有的职业技能，就业竞争力不强。而整个社会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需要各种具有专业技能的工人和高级技工。更重要的是目前中等职业学校有8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2006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750万人，其中招收农村学生超过500万人 (黄尧,2007)。可见，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关键是提高农村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意愿。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分析是什么原因促使农村学生做出上职业学校的决策，政府应如何创设条件，引导不能上高中的农村初中毕业生积极接受职业教育，使已出台的政策发挥更好的作用，以达到预期目的。
二、研究方法
（一）长期成本收益分析
一般而言，收入与人力资本存量是正相关的，受教育越多和接受培训越多的人越能适应变化，他们能够从中获益，创造出有利于自己的新机会，有效地增加个人收入。教育和收入的关系反映了受教育者比不受教育者具有更高的市场价值（Mincer, 1974）。也正是收入提高的预期激励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Schultz, 1962）。因此，人们在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往往考察预期收益和成本的关系。本文利用Becker（1962）的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来分析人们是否接受职业教育同样受预期收益、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的影响。
一般来说，学生初中毕业后有三个去向，一是升入高中，二是到职业学校学习，三是就业。对于上职业学校来说，考虑上高中所产生的机会成本比较复杂，原因有二：一是我国各地都有“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思想，很多用人单位和个人都盲目吹捧和信奉高学历，造成非经济行为选择；二是上高中还有分数限制，并不是想上就能上，而近几年上职业学校不再有中招成绩限制。因此我们只分析考不上高中的那部分学生，他们在选择上职业学校还是就业时的影响因素。首先，计算一个学生选择上职业学校带来的净收益。假设人们的预期收入总是根据当前各种岗位的实际收入进行预测的，职业学校毕业后成为技术工人,年收入为W2，直接就业成为非技术工人,年收入为W1，上职业学校每年的学费为C，15岁初中毕业，职业学校三年，60岁退休。则一个学生上职业学校一生的净收益为：
可见，不上高中的初中毕业生，选择上职业中学的概率随着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收入差异(W2-W1)的增大而增大；随着直接成本学费C的减少而增大，特别是当前对农村学生来说，学费仍是较重的负担，国家加大对职业学校学生的资助力度，无疑是最有效的快速发展职业教育的办法。但从长期来看，切实提高职业学校毕业生的收入，才是发展职业教育的长久之计。下面着重分析预期收入和机会成本对选择上职业学校的影响。
在分析预期收入时，必须考虑到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现象，在我国，很多时候工资并不能正确反映受教育的劳动力对经济所做出的真实边际贡献。低回报率降低了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海克曼，2003）。劳动力市场的扭曲源于经济社会的二元性（Bibb,et al, 1997）。因此，在分析我国的人力资本投资意愿时，必须考虑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的特殊情况。蔡等（2001）分析了我国劳动力分割得以形成和维持的制度原因，认为户籍制度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户籍歧视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持久性收入差异，据邓曲恒（2007）的研究，城镇居民和流动人口收入差异的60%应归结于歧视。在职业学校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村学生的预期收入，也会受到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的影响，降低了接受职业教育的意愿。因此，在下面的实证分析中，我们考虑到了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人们预期收入的影响。
（二）预期收入调整方法
中国经济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中国的劳资关系问题更趋复杂化（姚先国、赖普清，2004）。工人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的差别主要不是基于工人们的生产力的差别，而是基于工人们身份的差别，即城市和农村的户籍差别。
运用Blinder-Oaxaca方法（Blinder,1973; Oaxaca,1973）可以将这两种不同的工资差异甄别出来。他们的工资差异分解模型为:
在这里，Y是工资的水平形式或对数形式均值，X是解释变量均值向量,β是Mincer（1974）收益率方程OLS估计参数，上标H表示高工资组，上标L表示低工资组。方程右边的第二项归因于人力资本或其它生产率特征的工资差异，第一项和第三项之和则归因于歧视的工资差异。
本文采用李芝倩（2007）提出的工资的“户籍折扣系数”概念，反映非城镇户籍的劳动力在获得城镇部门工资时所面临的户籍分割状况。它表示工资的一种折扣率，是由于户籍原因而使劳动力工资出现的折扣额与未折扣的收入总额的比率。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型分割程度越高，户籍折扣系数越大。
利用1997年、2000年和2004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计算和估计上面各变量,分析他们的小时工资差别能被教育年限和经验、性别解释的部分，不能被解释的比重近似地认为是由劳动市场分割和户籍歧视造成的。我们计算的1997年、2000年和2004年的户籍折扣系数分别为40.36%、51.43%、58.89%由于篇幅原因，这里不再给出具体计算过程，作者另有文章对此计算结果作详细阐述。。进而得到调整的预期收入，用PW表示。
三、接受职业教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用各地区考不上高中的初中毕业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比率来表示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而接受职业教育的比率的变化主要是由农村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意愿强度决定的。这是由于中职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据统计，农村孩子大约占中职在校生学生总数的83%左右。因此，下面我们主要考虑影响农村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因素。
（一）技术工人工资
中职毕业生有希望成为技术岗位的工人，一般能获得比普通工人较高的工资，这是吸引学生上职专的最大动力。职专毕业后能不能获得技术岗位，到底能达到怎样的工资水平，便是影响学生决策的主要因素。在实行双向选择就业政策以后，很多中职毕业生成为打工族，不转户籍，也不是单位的正式员工，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因此，我们在分析中职毕业生预期工资收入时，必须考虑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的影响。据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越低，受到的歧视越少，中职毕业生的预期收入就越高，上中职学校的意愿就越强。
（二）机会成本
我们认为非技术工人工资越低，或者农村务农收入越少，农村学生上中职的意愿就越强。不上高中和中职的初中毕业生是否选择出外打工，是比较打工和在家务农收入水平后做出的选择。由于本文的实证分析采用的是分省数据，而当前农民工跨省流动比较普遍，因此各省农民工中非技术工人工资水平难以统计，但农民工都是把打工收入与本地农民纯收入作比较的。并且近期出现的民工荒现象说明，非技术工人的收入已与农村务农收入接近。因此我们用各地农村人均纯收入来度量上中职的机会成本。
（三）产业劳动生产率
劳动力市场对技工的需求是通过工资变化和岗位数量的变化两种方式体现出来的。影响岗位数量变化的因素主要有各产业的规模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的先决条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多，使更多不上高中的农村初中毕业生在家无事可做，为职业学校提供了潜在的生源，并且即使参加农业劳动，也需要一定的技术水平，势必增强人们接受职业教育的意愿。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会减少，而技术工人的需求量会增加，这两种力量共同促使人们增强接受职业教育的意愿。
四、接受职业教育意愿的实证研究
（一）被解释变量
这里被解释变量Y为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程度。假设初中毕业生是否参加职业教育是追求收入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如果考不上高中，一般还有以下几种选择：接受职业教育、直接去打工或者再复读初中。我们以不上高中的初中毕业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代表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程度：Y＝中职入学人数/(初中毕业生人数―高中入学人数)。本文选取河北、河南、吉林、四川四省所计算的接受职业教育意愿如图1所示，数据来源于1999―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劳动统计年鉴。
图1 1998―2005年河北、河南、吉林、四川四省接受职业教育的比率变化情况
由图1可知，从1998年到2001年各省接受中职教育的学生比例有缓慢下降趋势，近两年有所回升，但一般仍然在20％到40％之间，处于较低水平。
（二）模型构建与结果分析
1.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检验
对于上面分析的变量，选取我国人口数较多和农村人口比重较大的17个省份包括：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四川、陕西。，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数据由1999―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劳动统计年鉴整理而得。利用Hausman检验辨别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原假设与备择假设分别为：H0: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无关；H1：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相关。利用Eviews软件求得Hausman统计量H=5.548,其对应P值为0.236,所以模型存在随机效应，应该建立随机效应回归模型。
2.同质性检验
假设各地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意愿受各因素的影响趋势相同，又由于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差别较大，并且在数据整理中，均用1998年价格水平作为基期对工资、收入、产值调整为真实值，尽量消除时期因素的影响，一般可采用常系数变截距个体效应模型。我们再进行F检验。当假设斜率和截距都变化时，利用最小二乘法求得此时的残差平方和S1=0.2102；用同样的方法分别求得斜率变化而截距不变时的残差平方和S2=0.5236,斜率和截距都不变时的残差平方和S3＝1.3264。计算F统计量：
其中：PW用来衡量接受职业教育后的预期收入；ER为农村人均纯收入，用来衡量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成本，而较准确的机会成本应该是农民工中的非技工收入，但是历年各省农民工收入难以查询到完整的数据，我们只好利用农民人均纯收入来代替，其优缺点在第三部分已分析过；PU为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由二三产业的产值之和除以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之和而得；PR为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由第一产业的产值除以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数而得。
利用Eviews5.1计量软件，进行常系数变截距个体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
表2 接受职业教育的影响因素分析
接受职业教育比率预期收入对数农民人均收入对数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万元/人）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万元/人）系数估计0.150.200.38-0.19t检验P值0.040.060.00040.0000 调整的R20.65DW值1．49注：数据来源于1999―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表中没有列出常数项的统计结果。
4.结果分析
除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对数显著性稍弱外，其他变量在5％的显著水平上均通过t检验。从估计结果来看，预期收入每增加10％，不上高中的初中毕业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会增加1.5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年劳动生产率每提高1千元/人，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会增加3.8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农民纯收入的系数和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系数与前文分析的有所不同。农民人均纯收入与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出现了正向关系，这可能是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提高了人们支付学费的能力，从而使本来交不起学费为生计所迫去打工的学生有机会接受职业教育，而机会成本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没有出现我们所预计的与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的正向关系，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造成二三产业没有快速提高技术工人岗位的动力，而热衷于雇佣廉价普通劳动力，没有对普通劳动力产生推力；同时城市下岗工人数量也较多，他们更有能力填补技术岗位的空缺，刚毕业的中职学生由于劳动经验较少，竞争力较弱，不能顺利获得较好的岗位。广东统计信息网给出的2005年春季珠三角地区企业招工情况调查分析报告中指出，普通工人供求情况好于技术工人，2005年春季计划招收的各类人才中，企业管理人员占4.2%，专业技术人员占7.1%，技术工人占21.3%，普通工人占67.4%资料来源：广东统计信息网，gdstats.省略/tjfx/t20050512_27804.htm。，便是一个证明。相信随着市场竞争的有序和加剧，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普通劳动力的推力作用和中职学生的拉力作用会表现出来。
五、政策含义
1.合理发展农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可以有效减少农业人口，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增加，促使更多的人想成功转移出去。从前面的统计结果来看，现阶段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二元对比系数的提高，有助于增加人们接受职业教育的意愿。可见，加大农村的科技投入和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能使农村产生需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又能提高农民收入，为中职学校提供上得起学的潜在生源。
2.减少就业歧视
从统计结果来看，提高农村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有两种方法：一是直接提高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但这种方法会扩大整个社会的收入差异，也是难以实施的方法；二是降低市场分割程度，从近期来看，这是一种比较及时和有效的方法。因此，各地要尽快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各项政策，消除市场歧视，如果学生预期职业教育会带来较大收益，就会改变直接出去打工的想法。
3.促进二三产业技术升级，扩大技工需求
当前我国农村仍然有很多剩余劳动力，一些二三产业仍能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获取利润，这是技工无法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促进各产业技术改造的政策，会与职业教育的发展产生良性互动，职业教育的发展为产业升级提供人力资本，产业升级也会扩大技工的需求量，从而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蔡，都 阳，王美艳． 2001. 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J］. 经济研究（12）.
邓曲恒． 2007. 城镇居民与流动人口的收入差异［J］. 中国人口科学(2).
海克曼. 2003. 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M］． 曾湘泉 等 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66-79.
黄尧． 2007. 大力发展农村职教服务新农村建设［N］. 中国教育报，03－10.
李芝倩． 2007. 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型［J］. 南开经济研究 (1).
姚先国,赖普清. 2004. 中国劳资关系的城乡户籍差异［J］. 经济研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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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B, FORM WH. 1997. The effects of industrial, occupational, and sex stratification of wages in blue collar markets［J］. Social forces,55:974-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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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LTZ T W. 1962. Reflections on investment in men［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LXX(5).
Empirical Research on Economic Factors of Rural Young
People Accepting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XIE Zhouliang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continues to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but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has not increased apparently.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the Statistic Yearbook of China from 1998 to the present and CHNS Data to build a model of factors that affects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studies the effects of opportunity costs and income prediction on the acceptenc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conclusion indicates that our country should not only decrease the direct cos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but also improve farmer's earnings, develop agriculture rationally, and reduce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so as to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pay the expens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crease their expected earnings, this will realize the effectiveness of relevant policies.
一、知识失业的成因
知识失业是指具备一定专业知识水平与专业技能的劳动人口的劳动边际成本大于边际劳动力的现象,也就是知识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和合理的配置,知识劳动力处于失业或隐性失业的状态。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分析,知识劳动者较普通劳动者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主要是知识劳动者接受了高等教育及专业培训。所以,知识失业的主体主要是指接受过大专及大专以上水平的普通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目前,学术界所研究的知识失业现象事实上可以视同为大学生失业现象。知识失业与其他形式失业的原因不同,一般都具有较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原因。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展、大学生的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脱节、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政府的职责缺位等都有可能会造成知识失业现象的发生。
(一)知识劳动力的供需结构失衡
1.知识劳动力的总量供需失衡从总量上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变化导致目前我国正处于劳动力的供给量最丰富的时期,当下,我国适龄劳动力人口总量是8亿,在现有经济结构和假设GDP年均10%的增长率下,我国每年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仅有1000万个,而每年急需就业的人数超过2400万人,其中知识劳动力占四分之一强,而事实上,这1000万的就业岗位中适合大学生的更少。所以,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矛盾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其就业压力可想而知。而在这样日趋严峻的就业环境下,我国普通高校的招生人数从扩招以来一直以高于GDP增长率近一倍的速度在高速增长,总供给在不断增长,而总需求却增长缓慢,无疑会造成劳动力的严重过剩和积压,知识失业的结果在所难免。
2.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大学生的供给结构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大学生的需求结构不对称同样导致岗位空缺和失业并存的结构性失衡。从现实情况看,为了应对招生竞争,许多高校热衷于扩大热门专业的招生规模,这是需求带动供给增加的市场竞争中的必然反应,但在决策中,往往会因为信息交流和传递的不充分产生资源合理配置的风险以及扭曲。因为,高等教育培养人才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在这个周期内,经济发展充满变数,信息传递需要时间,根据传递的信息进行专业调整更需要时间,而学生在毕业后面临的市场需求和经济环境又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变化,所以,教育供给往往滞后于社会需求,这必然会导致结构性失业的产生。在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比其他产业强很多。据统计,每投资100万元可提供的就业岗位,重工业是400个,轻工业是700个,服务业是1000个。从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来看,2001年以来第三产业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40%左右,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在70%左右。第三产业比重过低,不仅制约了普通劳动力的就业容量,也限制了对知识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呈现出产业集中度低、产品结构落后、地区布局不合理、技术水平低等特点,可以说,落后的产业结构无力为高考扩招带来的劳动力结构猛然升级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也是知识失业存在的原因之一。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制度性因素的制约我国经济结构的二元特征十分明显,由此也构成了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二元性:一种是工资收入较高,工作稳定,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另一种是工资收入较低,工作不稳定,几乎没有或很少有社会保障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即劳动力流动是无成本的,这样,大学毕业生会首先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搜寻工作,如果在这类市场上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就会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暂时先就业,边工作边搜寻更好的就业岗位。但事实上我国劳动力市场并非充分竞争的,仍存在比较严重的制度性分割,它既有城乡之间的分割,还有城市中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分割,大学毕业生一旦去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意味着他不仅要放弃主要劳动力市场高收入的预期,更主要的是若要再离开,就会面临很高的工作转换成本,包括工作接收成本、离开成本以及和原单位的交易成本。[1]另外,由于人力资本专用性的特点,大学生具有的人力资本不会自然保值,如果选择了次要劳动力市场,意味着其专用性的人力资本会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而逐渐贬值,如要转换工作则有可能会因为丧失了原有的专用性人力资本而不具备就业竞争力。因此,大学毕业生在选择工作时一般会首先考虑在城市就业,甚至宁愿失业也在所不惜,这样,大学生自愿性失业的现象必然发生。
(三)过度教育与知识失业相互促进过度教育是指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超过其从事的工作所要求的水平,从而使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者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实现不了他的职业期望,由于对所从事的工作不满意而引起劳动生产率下降这样一种现象。过度教育是否是引发知识失业的主要原因,目前学界仍有很多争论。但不能否认的是,1999年以来持续的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是在我国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拉动内需而采取的超常规行为。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标准,在人均GDP达到2500美元以后,高等教育大众化才开始到来,但我国的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2005年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就达到21%,已步入世界公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短短6年内翻了两番,[2]但是,由于就业市场的不成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没有增加反而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而绝对下降,出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观人才需求与真实人才需求的严重脱节。最终,接踵而至的是教育层次的拔高、知识失业现象严重。
(四)政府对大学生人力资本市场调控不够2003年以来,在大学生就业中“市场主导”原则被正式确立,也意味着在分配和安置大学生的环节政府选择了退出。应该说,坚持大学生就业的市场化方向是正确的,但也必须认识到,如果纯粹依靠市场来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必然留有后患。因为大学生是一种纯公共物品,不仅大学生的培养和生产需要政府依靠公共财政机制进行积极的干预,而且在大学生的配置和安排环节也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只有这样,投资于高等教育的大量公共财政资源和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大学毕业生才不至于过度浪费。[3]另外,大学生的就业观念等因素也会造成知识失业,不论哪种原因引起的知识失业都意味着凝结在大学生身上的人力资本的闲置和浪费,意味着其投资不能得到预期的回报或收益减少,也预示着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风险在增大。
二、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风险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投资本质上就是通过对人的投资,来提高人的生产能力和收入能力的一切活动。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专业化教育,在个人全部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能够在未来为个人带来巨大的利益回报。因此,对于个人来说高等教育是最为有效和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而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是指在高等教育投资过程中,由于与之相关的各种变量的不确定性,使个人这一投资主体不能获得预期收益或遭受损失。即个人对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有可能在未来不能得到预期的回报。[4]高等教育个人投资已伴随着我国教育市场化的步伐成为一项最为重要的个人消费性投资,知识失业现象的加剧,直接威胁着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收益和预期,形成了较高的投资风险。对于个人这一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来说,就业风险是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的首要风险,同时衍生出专业风险、教育过度风险和预期收益风险。
(一)就业风险就业风险是指由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和个人预期的不完善性,毕业生可能遭受失业或从事与学历不匹配的职业的风险,往往使他们承担零收入或工资收入低于预期目标的结果。[5]大学生面临的就业风险来自于多个方面:一是从就业市场来看,就业市场规模的大小及成长性的优劣、就业市场的稳定与否、就业市场的流动性的大小、就业市场的竞争程度等都会给大学生的就业带来风险。二是从获得就业机会的可能性来看,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就业机会的获得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机会的获得并不一定与个人知识存量成正比,这给不少缺少社会资本的高等教育投资者带来较大的就业风险。三是从就业的最终结果来看,好的工作能带来较好的投资回报,差的工作只能带来较低的投资回报,而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则意味着高等教育投资的失败,意味着高等教育的预期收益为零。据统计,截至2009年7月1日,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为68%,这说明有32%(超过195万)的大学毕业生不能如期就业。如此多的大学生就业失败不仅使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成本变为沉没成本,也使低收入的家庭因此债台高筑。
(二)专业风险个人在进行高等教育投资时会面临诸多选择,由于信息不充分,同一个体的不同选择将会带来不同的收益,这当中隐含着相当的风险。从专业选择来说,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是专业教育而非通识教育,高校复杂的专业设置是由社会分工和社会需求所决定的,但是,各类职业的市场需求在未来某一时期是不确定的,因而个人在进行高等教育投资时对自己所选择的专业是否与市场需求匹配存在风险,这种风险是高等教育投资者自己所不能消除和分散的。从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适应性来说,一方面就业形势变幻莫测,另一方面日益更新的专业知识也会使某些专业的毕业生陷入就业风险当中,入学时所选择的热门专业毕业时或许已经变冷,即使仍然是热门专业但由于同一专业的选择者如果太多,竞争太激烈,毕业后的就业可能性也会降低。从专业的专业化程度来看,如果专业化程度过高,就会限制大学生的择业面;如果专业化程度过低,毕业生又不能胜任他的工作,二者都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高等教育投资所选的专业化程度对个人就业也存在风险。
(三)教育过度风险就社会需求来说,若高等教育过度,高等教育和职业需求错位,那么雇主在成本差别能接受的范围内,会优先选择高学历的求职者以代替低学历者,从而产生了教育替代,教育替代是教育过度的延续。教育替代效应的存在,迫使低学历者为了规避投资风险和在未来获取理想收益而继续追加教育投资力度,去追求更高层次的学历教育,从而引发新一轮的教育过度和教育替代,加剧了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风险性。虽然从理论上讲,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必然会加强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增加其就业的可能性,但是如前所述,由于高等教育投资在收益时间上的滞后性和较长的周期性,过度的高等教育投资事实上是继续延长了其投资的周期性而推后了收益期。投资周期的延长和收益期的滞后不可避免地加大了教育过度的风险,也进一步加剧了个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同时也造成高等教育者所学的专业知识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结构不相适应,更加剧了就业市场上结构性失业的程度。
(四)预期收益风险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的估算,我国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已从1999年的6.6%上升到了2005年的12%,其中高等教育的收益率要明显高于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收益率,而且其差别越来越大,即大学及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人群组和其他文化程度人群组之间的收入差距出现了不断拉大的趋势。[6]“高学历=高收入”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心理,因此教育投资一直是家庭投资的重点。据调查,在我国的家庭消费排序中,68.8%的家庭将教育消费排在第一位或第二位。[7]正是由于高等教育有比较高的经济回报,居民个人或家庭都有强烈的高等教育需求和投资热情。但是,由于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的周期性较长,再加上我国高校扩招,教育规模急剧增长,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充斥劳动力市场,投资个体的预期收益将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人们在进行高等教育投资时不可能预见到所有因素的变化,这样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预期收益的获得就存在很大的风险。
三、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的规避
失业与风险的存在会影响人们对高等教育投资的态度和动力,2009年高考前84万考生弃考以及有些地方出现的新的“读书无用论”等现象都与我国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高风险是密切相关的。规避这种风险单靠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政府有责任帮助人们降低教育投资的风险,减少知识失业,保障人们的教育回报;同时,高校以及投资高等教育的家庭和个人也应该有风险意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规避和减少风险和失业。
(一)调控高等教育规模高考扩招十年来,学术界对扩招的功过是非褒贬不一,但应该承认的是,知识失业和我国高等教育投资风险是伴随着扩招才日趋严重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与高等教育规模有某种必然的联系,那么,什么是合适的高等教育规模呢?学术界主流的观点是以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来衡量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认为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2008年仅有23.3%,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但高等教育不是一个独立的运作系统,它的规模、质量、结构必须与劳动力市场状况相匹配,必须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和吸纳能力相适应。如前所述,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制度性分割,特别是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非常严重,这使大学毕业生主要以主要劳动力市场为主要就业对象,而很少考虑去次要劳动力市场。假如除去广大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和非正规劳动力市场,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空间仅限于城市,出现“人才过剩”和知识失业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政府要从整体和大局出发,加强宏观预测和调控,从教育总量适度超前于社会需求总量和保持两者相对平衡的角度来规划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加强对高校扩招的宏观调控,严格把握扩招的规模,避免高校沦为学历和文凭的加工厂,使知识失业和高等教育投资风险保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上。
(二)制度创新推进劳动力市场建设解决知识失业和规避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治本之策是应当努力创造并维护整个就业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为此,必须对造成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的某些制度壁垒进行改革与创新,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步伐。一是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要淡化户口对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自主选择权的约束,逐步剥离依附在户口上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减少劳动者因户口不同而在就业和社会福利上产生的差异;二是要完善就业法律法规,规范就业市场,强化劳动就业监管,消除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就业市场的公平公正;三是加强公共职业服务机构和社会职业服务中介机构的建设,建立完整的就业信息服务网络和职业指导体系,为毕业生提供全面、准确、及时、透明的就业信息和必要的职业指导,减少求职者的信息搜寻成本和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人力资源市场的效率损失;四是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步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了大学毕业生承受失业风险的心理预期,政府应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统一全社会的基本社会保险标准,建立与就业者的身份没有关系的社会保障帐户,提高全社会的公共福利水平。
一、知识失业的成因
知识失业是指具备一定专业知识水平与专业技能的劳动人口的劳动边际成本大于边际劳动力的现象,也就是知识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和合理的配置,知识劳动力处于失业或隐性失业的状态。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分析,知识劳动者较普通劳动者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主要是知识劳动者接受了高等教育及专业培训。所以,知识失业的主体主要是指接受过大专及大专以上水平的普通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目前,学术界所研究的知识失业现象事实上可以视同为大学生失业现象。知识失业与其他形式失业的原因不同,一般都具有较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原因。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展、大学生的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脱节、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政府的职责缺位等都有可能会造成知识失业现象的发生。
(一)知识劳动力的供需结构失衡
1.知识劳动力的总量供需失衡从总量上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变化导致目前我国正处于劳动力的供给量最丰富的时期,当下,我国适龄劳动力人口总量是8亿,在现有经济结构和假设GDP年均10%的增长率下,我国每年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仅有1000万个,而每年急需就业的人数超过2400万人,其中知识劳动力占四分之一强,而事实上,这1000万的就业岗位中适合大学生的更少。所以,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矛盾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其就业压力可想而知。而在这样日趋严峻的就业环境下,我国普通高校的招生人数从扩招以来一直以高于GDP增长率近一倍的速度在高速增长,总供给在不断增长,而总需求却增长缓慢,无疑会造成劳动力的严重过剩和积压,知识失业的结果在所难免。
2.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大学生的供给结构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大学生的需求结构不对称同样导致岗位空缺和失业并存的结构性失衡。从现实情况看,为了应对招生竞争,许多高校热衷于扩大热门专业的招生规模,这是需求带动供给增加的市场竞争中的必然反应,但在决策中,往往会因为信息交流和传递的不充分产生资源合理配置的风险以及扭曲。因为,高等教育培养人才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在这个周期内,经济发展充满变数,信息传递需要时间,根据传递的信息进行专业调整更需要时间,而学生在毕业后面临的市场需求和经济环境又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变化,所以,教育供给往往滞后于社会需求,这必然会导致结构性失业的产生。在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比其他产业强很多。据统计,每投资100万元可提供的就业岗位,重工业是400个,轻工业是700个,服务业是1000个。从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来看,2001年以来第三产业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40%左右,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在70%左右。第三产业比重过低,不仅制约了普通劳动力的就业容量,也限制了对知识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呈现出产业集中度低、产品结构落后、地区布局不合理、技术水平低等特点,可以说,落后的产业结构无力为高考扩招带来的劳动力结构猛然升级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也是知识失业存在的原因之一。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制度性因素的制约我国经济结构的二元特征十分明显,由此也构成了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二元性:一种是工资收入较高,工作稳定,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另一种是工资收入较低,工作不稳定,几乎没有或很少有社会保障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即劳动力流动是无成本的,这样,大学毕业生会首先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搜寻工作,如果在这类市场上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就会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暂时先就业,边工作边搜寻更好的就业岗位。但事实上我国劳动力市场并非充分竞争的,仍存在比较严重的制度性分割,它既有城乡之间的分割,还有城市中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分割,大学毕业生一旦去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意味着他不仅要放弃主要劳动力市场高收入的预期,更主要的是若要再离开,就会面临很高的工作转换成本,包括工作接收成本、离开成本以及和原单位的交易成本。[1]另外,由于人力资本专用性的特点,大学生具有的人力资本不会自然保值,如果选择了次要劳动力市场,意味着其专用性的人力资本会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而逐渐贬值,如要转换工作则有可能会因为丧失了原有的专用性人力资本而不具备就业竞争力。因此,大学毕业生在选择工作时一般会首先考虑在城市就业,甚至宁愿失业也在所不惜,这样,大学生自愿性失业的现象必然发生。
(三)过度教育与知识失业相互促进过度教育是指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超过其从事的工作所要求的水平,从而使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者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实现不了他的职业期望,由于对所从事的工作不满意而引起劳动生产率下降这样一种现象。过度教育是否是引发知识失业的主要原因,目前学界仍有很多争论。但不能否认的是,1999年以来持续的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是在我国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拉动内需而采取的超常规行为。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标准,在人均GDP达到2500美元以后,高等教育大众化才开始到来,但我国的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2005年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就达到21%,已步入世界公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短短6年内翻了两番,[2]但是,由于就业市场的不成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没有增加反而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而绝对下降,出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观人才需求与真实人才需求的严重脱节。最终,接踵而至的是教育层次的拔高、知识失业现象严重。
(四)政府对大学生人力资本市场调控不够2003年以来,在大学生就业中“市场主导”原则被正式确立,也意味着在分配和安置大学生的环节政府选择了退出。应该说,坚持大学生就业的市场化方向是正确的,但也必须认识到,如果纯粹依靠市场来解
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必然留有后患。因为大学生是一种纯公共物品,不仅大学生的培养和生产需要政府依靠公共财政机制进行积极的干预,而且在大学生的配置和安排环节也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只有这样,投资于高等教育的大量公共财政资源和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大学毕业生才不至于过度浪费。[3]另外,大学生的就业观念等因素也会造成知识失业,不论哪种原因引起的知识失业都意味着凝结在大学生身上的人力资本的闲置和浪费,意味着其投资不能得到预期的回报或收益减少,也预示着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风险在增大。 二、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风险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投资本质上就是通过对人的投资,来提高人的生产能力和收入能力的一切活动。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专业化教育,在个人全部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能够在未来为个人带来巨大的利益回报。因此,对于个人来说高等教育是最为有效和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而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是指在高等教育投资过程中,由于与之相关的各种变量的不确定性,使个人这一投资主体不能获得预期收益或遭受损失。即个人对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有可能在未来不能得到预期的回报。[4]高等教育个人投资已伴随着我国教育市场化的步伐成为一项最为重要的个人消费性投资,知识失业现象的加剧,直接威胁着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收益和预期,形成了较高的投资风险。对于个人这一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来说,就业风险是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的首要风险,同时衍生出专业风险、教育过度风险和预期收益风险。
(一)就业风险就业风险是指由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和个人预期的不完善性,毕业生可能遭受失业或从事与学历不匹配的职业的风险,往往使他们承担零收入或工资收入低于预期目标的结果。[5]大学生面临的就业风险来自于多个方面:一是从就业市场来看,就业市场规模的大小及成长性的优劣、就业市场的稳定与否、就业市场的流动性的大小、就业市场的竞争程度等都会给大学生的就业带来风险。二是从获得就业机会的可能性来看,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就业机会的获得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机会的获得并不一定与个人知识存量成正比,这给不少缺少社会资本的高等教育投资者带来较大的就业风险。三是从就业的最终结果来看,好的工作能带来较好的投资回报,差的工作只能带来较低的投资回报,而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则意味着高等教育投资的失败,意味着高等教育的预期收益为零。据统计,截至2009年7月1日,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为68%,这说明有32%(超过195万)的大学毕业生不能如期就业。如此多的大学生就业失败不仅使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成本变为沉没成本,也使低收入的家庭因此债台高筑。
(二)专业风险个人在进行高等教育投资时会面临诸多选择,由于信息不充分,同一个体的不同选择将会带来不同的收益,这当中隐含着相当的风险。从专业选择来说,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是专业教育而非通识教育,高校复杂的专业设置是由社会分工和社会需求所决定的,但是,各类职业的市场需求在未来某一时期是不确定的,因而个人在进行高等教育投资时对自己所选择的专业是否与市场需求匹配存在风险,这种风险是高等教育投资者自己所不能消除和分散的。从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适应性来说,一方面就业形势变幻莫测,另一方面日益更新的专业知识也会使某些专业的毕业生陷入就业风险当中,入学时所选择的热门专业毕业时或许已经变冷,即使仍然是热门专业但由于同一专业的选择者如果太多,竞争太激烈,毕业后的就业可能性也会降低。从专业的专业化程度来看,如果专业化程度过高,就会限制大学生的择业面;如果专业化程度过低,毕业生又不能胜任他的工作,二者都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高等教育投资所选的专业化程度对个人就业也存在风险。
(三)教育过度风险就社会需求来说,若高等教育过度,高等教育和职业需求错位,那么雇主在成本差别能接受的范围内,会优先选择高学历的求职者以代替低学历者,从而产生了教育替代,教育替代是教育过度的延续。教育替代效应的存在,迫使低学历者为了规避投资风险和在未来获取理想收益而继续追加教育投资力度,去追求更高层次的学历教育,从而引发新一轮的教育过度和教育替代,加剧了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风险性。虽然从理论上讲,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必然会加强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增加其就业的可能性,但是如前所述,由于高等教育投资在收益时间上的滞后性和较长的周期性,过度的高等教育投资事实上是继续延长了其投资的周期性而推后了收益期。投资周期的延长和收益期的滞后不可避免地加大了教育过度的风险,也进一步加剧了个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同时也造成高等教育者所学的专业知识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结构不相适应,更加剧了就业市场上结构性失业的程度。
(四)预期收益风险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的估算,我国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已从1999年的6.6%上升到了2005年的12%,其中高等教育的收益率要明显高于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收益率,而且其差别越来越大,即大学及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人群组和其他文化程度人群组之间的收入差距出现了不断拉大的趋势。[6]“高学历=高收入”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心理,因此教育投资一直是家庭投资的重点。据调查,在我国的家庭消费排序中,68.8%的家庭将教育消费排在第一位或第二位。[7]正是由于高等教育有比较高的经济回报,居民个人或家庭都有强烈的高等教育需求和投资热情。但是,由于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的周期性较长,再加上我国高校扩招,教育规模急剧增长,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充斥劳动力市场,投资个体的预期收益将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人们在进行高等教育投资时不可能预见到所有因素的变化,这样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预期收益的获得就存在很大的风险。
三、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的规避
失业与风险的存在会影响人们对高等教育投资的态度和动力,2009年高考前84万考生弃考以及有些地方出现的新的“读书无用论”等现象都与我国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高风险是密切相关的。规避这种风险单靠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政府有责任帮助人们降低教育投资的风险,减少知识失业,保障人们的教育回报;同时,高校以及投资高等教育的家庭和个人也应该有风险意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规避和减少风险和失业。
(一)调控高等教育规模高考扩招十年来,学术界对扩招的功过是非褒贬不一,但应该承认的是,知识失业和我国高等教育投资风险是伴随着扩招才日趋严重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与高等教育规模有某种必然的联系,那么,什么是合适的高等教育规模呢?学术界主流的观点是以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来衡量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认为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2008年仅有23.3%,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但高等教育不是一个独立的运作系统,它的规模、质量、结构必须与劳动力市场状况相匹配,必须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和吸纳能力相适应。如前所述,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制度性分割,特别是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非常严重,这使大学毕业生主要以主要劳动力市场为主要就业对象,而很少考虑去次要劳动力市场。假如除去广大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和非正规劳动力市场,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空间仅限于城市,出现“人才过剩”和知识失业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政府要从整体和大局出发,加强宏观预测和调控,从教育总量适度超前于社会需求总量和保持两者相对平衡的角度来规划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加强对高校扩招的宏观调
控,严格把握扩招的规模,避免高校沦为学历和文凭的加工厂,使知识失业和高等教育投资风险保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上。 (二)制度创新推进劳动力市场建设解决知识失业和规避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治本之策是应当努力创造并维护整个就业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为此,必须对造成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的某些制度壁垒进行改革与创新,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步伐。一是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要淡化户口对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自主选择权的约束,逐步剥离依附在户口上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减少劳动者因户口不同而在就业和社会福利上产生的差异;二是要完善就业法律法规,规范就业市场,强化劳动就业监管,消除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就业市场的公平公正;三是加强公共职业服务机构和社会职业服务中介机构的建设,建立完整的就业信息服务网络和职业指导体系,为毕业生提供全面、准确、及时、透明的就业信息和必要的职业指导,减少求职者的信息搜寻成本和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人力资源市场的效率损失;四是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步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了大学毕业生承受失业风险的心理预期,政府应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统一全社会的基本社会保险标准,建立与就业者的身份没有关系的社会保障帐户,提高全社会的公共福利水平。
〔关键词〕心理疲劳;干预模式;研究实践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2684(2010)04-0010-03
一、课题背景
当今社会,心理疲劳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它的一个明显标志是学习与工作效率的降低。长期的心理疲劳会使人感到心情压抑、精疲力竭。在心理疲劳的研究对象中,学生群体一直受到忽视。在心理疲劳状态下,学生的心理功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失调,如认知力下降、注意力分散、手脑协调性降低、情绪异常等。心理疲劳对学生学习的热情与学习的效率造成了消极的作用。同时,它还将影响学生的体质,造成其能量枯竭,出现神经衰弱等症状。
奉化中学作为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近年在德育,特别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升学的压力,我们还是感到部分学生的心理负担不轻,心理健康程度并不高,学习疲劳的现象也有发生。显然,这种状态对学生的长期学业能力发展是不利的。因此,如何客观地执行新课程标准中的心理健康教育要求,降低学生的疲劳感,自然成为了学校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瓶颈。2009年3月,我校校长室、教科室及相关部门统一了认识:必须采取务实的措施,降低学生的学习疲劳感。于是,学校经过和市县科研专家的讨论,申请了宁波市的教育规划课题,并成立了学生心理疲劳干预小组,对学生的心理疲劳现象开展研究,并逐步构建和实施 “1234”干预模式。该项研究具有很强的原创性与实用价值,是富有创新色彩的校本研究活动,其意义在于不仅能增进学生的心理健康,也能促进教学绩效与教学管理,还能帮助年轻的心理教师更好地成长。
二、课题实施过程
通过近一年的研究,我们从 “构建心理疲劳框架”“编制心理疲劳量表”“调研心理疲劳程度”“系统干预模式的开发与实施”四个过程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
1. 构建心理疲劳框架:理论上探究核心概念的内涵
这是本研究的第一阶段。课题组成员通过研读文献、合作探究、走访兄弟学校,和高校心理系专家的探讨,初步认为学生的心理疲劳是一个多维度的中介变量。接着,通过对学生的深度访谈, 我们了解到了学生眼中的心理疲劳。鉴于某些客观原因,访谈时间选择在午休与周日下午时段,地点在心理咨询室或寄宿生寝室。访谈都使用了较齐备的记录设备,对结果进行了编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学生的心理疲劳是一个渐进的、积累的、变化的过程,是长期伴随学生的可预测的现象,可由身体倦乏或压力、目标设置、个性等因素引起或加剧。它分为由生理疲劳引起的心理疲劳与其他因素引起的心理疲劳两类,其症状包含情绪波动、学习效率低下、厌学、生理感受差四个方面(见图1)。
图1 学生心理疲劳内涵框架图
2. 编制心理疲劳量表:开发测评工具,提高研究的科学性
从文献看,国内并无直接测量学生心理疲劳的工具,这给我们后续的工作造成了困扰,所以开发测评工具就成了当务之急。从心理疲劳的测评历史看,人脑生物电的测定是主流,但对学校而言,测评医学实验指标并无可行性。所以,课题组参考国外经验,利用学校资源,结合专业心理学的统计技术,开发适合测量区域性的高中生心理疲劳量表。我们先编制了开放式问卷和访谈提纲,随机选取高中生进行问卷作答与访谈,然后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提出学生心理疲劳的单维四因子模型。我们根据学生的作答情况编制了预试题目,然后对宁波和奉化的高中生进行抽样性的测评,对结果进行了一系列的项目指标分析,得到了区域性的高中生心理疲劳量表,结果也显示量表的信效度理想。最后,我们和一些心理学教授对问卷进行了修订,提高了科学性。
3.调研心理疲劳程度:区域性揭示学生的疲劳现状
课题组采用整群抽样法,对宁波市3257名高中生进行调查,意欲摸清现在高中生的心理疲劳程度与差异。此期间,我们得到了很多兄弟学校的大力支持,尽管也遇到了学生合作意愿差、问卷统计工作量大等实际困难,但我们还是克服了困难,揭示出区域性高中生心理疲劳的现状。调查显示:三类疲劳在高中学生中比较常见,分别是睡眠状况不佳、对考试感到焦虑与听课效率降低。成绩较差的学生、来自农村与选修理科的学生疲劳症状明显。导致学生心理疲倦的诱因涉及三方面:首先是自身主观感受的压力太大,心理矛盾冲突大;其次是学生的学习习惯与方法存在缺陷,效率太差;最后是学生自己不够自信,性格有缺陷,无法与他人和谐交流。
4. 系统干预模式的开发和实施:核心价值成果的体现
根据调研结果和学校情况,我们开发了“1234”网状系统干预模式,其直观图(图2)如下:
该模式体现了干预体系的“1234”,即一个中心、两条原则、三个层面、四个阶段。“1”指一个中心,即为缓解学生的学习疲劳,增进身心健康。“2”指两个原则:(1)实操性,每个阶段的每一个策略设计都有较为详细的操作程序;(2)灵活性,由于心理疲劳的原因较多,个体和团体间也体现出不同的特点,故干预时将采取不同的方法,策略的实施较灵活。“3”指模式开发涉及三个层面,即学校层面、学生团体层面和个体层面。学校层面包括学校德育策略实施和媒体宣传、校风建设;个体层面包括个体评价、个体反思、个体咨询、个体调节与个体治疗;团体层面包括团体辅导、团体授课等。 “4”表示心理疲劳的干预根据学生疲劳的程度分为四个阶段,即预防期、初步干预期、巩固期与深化治疗期。实施过程如下:
(1)第一阶段:心理疲劳预防阶段
由于心理疲劳的发生是可避免的,所以在干预的第一阶段首先要做好预防。课题组首先将前期的研究结论呈报校长室,得到校长支持,然后召开了德育部门会议、班主任会议、学生代表座谈会等,布置学校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任务。在班主任会议上,学校指出班级的文化建设对学生的疲劳有很大影响,必须在班中建立精神振作、身心愉悦、高度信任、人际关系和谐的风气,增强学生内在的激励因素,倡导良性的竞争。在会上,学校还指出班主任的作风必须民主,能鼓励学生增强其自觉性、主动性。学校还建议,为惩戒歪风、激励后进,在班上应形成一套以学生自主诊断性评价为主、班委成员集体诊断性评价为辅的评价机制,让每个学生都能在肯定与激励的评价机制中成长。与此同时,学校层面上的德育工作也全面铺开,以期缓解学生的学习倦怠。学校现正努力逐步为师生提供一个满意和愉快的生活工作环境。利用现有的设施或新建、改建健康教育宣传场所,创建优美的校园环境、心理咨询室,保证学校运动场的设备、建筑物的安全,保证足够的卫生设备和水、营养餐供应,全力保障学生的学习环境、就餐环境,使师生都能有一个良好的身心环境。最后,由于校园的媒体宣传作用较强,我校也加强了媒体对于心理方面的宣传。特别是教科室编印的《心灵驿站》深受师生喜爱。此外,我校也十分重视网络的心理健康教育,故而开办了校园网络心理教育专栏,由我们学校的心理教师定时对栏目进行内容的填充,及时反映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并且进行在线的疏导与干预。策略实施后,学校的健康氛围更加浓厚,学习疲劳现象有所缓解。
(2)第二阶段:心理疲劳初步干预阶段
经过学校层面的预防措施,学生的疲倦有所降低,但仍有部分学生感到压力很大,故我们选出一百余名学生进行了针对性的初步干预。这些学生的特点是:学习精神状态较差,学习效率不高,平时学习付出很多努力,但成绩不理想,上课容易睡觉,作业不认真做。该阶段我们采取同时段分批次干预的方法,在一个半月约六周的时间内上课,地点在学校的多媒体教室或画室、体育馆,授课形式为心理选修课,教师为三位心理老师与体艺组老师。授课的内容都和学生疲劳的诱因相关,如调整过强的学习动机、学会合理运用高中学习策略等。课题组还创新性地将音乐、美术、体育、综合实践课和心理课相结合开设跨学科课程。在课上,教师还教授学生如何进行自我心理调节,如按摩穴位、自我心理暗示等。从实践看,多数学生能够从课上有所收获,如一些学生学习疲劳的根本原因是自己对成绩和名次太过重视,所以他们在调整学习动机这堂课上收获颇丰;有些学生疲劳的原因是无法有效学习,那么对他们而言,提供学习策略课就是重头戏。但是,由于筛选出的学生疲劳的严重程度不一样,故尚有部分学生感觉课程对他们并无实质性的效果,他们也只是象征性地参与。我们也对他们进行了个别的咨询,并对他们说明下一步的巩固性的心理教育计划,他们也表示会继续参与。
(3)第三阶段:心理疲劳巩固阶段
通过课程的设置,学生对学习的非理性追求意识下降,且会有意识地开发对学习的兴趣,学习也更有策略性,学习效率开始提高,倦怠感渐渐缓解。但是,部分学生仍感到学习很无聊,主动的学习意愿差,故我们采用进一步的巩固策略。该阶段将持续两个半月,参加人群基本上也是参与课程的学生,但有极少数学生中途选择退出。本阶段巩固性策略也涉及了学生、家长与任课教师。活动的形式多样,内容也丰富,主要有心理讲座、校园社团活动、团体性辅导等。由于学生心理疲劳的原因和对象的复杂性,我们组织了面对不同群体的教育性讲座:有的面向家长,谈谈在家中如何帮助孩子放松;有的面向教师,谈谈在课堂教学中如何把握教学进度,合理分配学习任务与控制作业量;有的面向学生,谈谈如何在备考时段防止疲倦效应,注意睡眠与营养。另外,学生在这段时间内还能积极参加校园社团活动,放松身心,从点滴的娱乐中获得学习外的放松。我校三名心理辅导老师也在课余时间对学生进行团体性辅导,辅导主题都是学生比较感兴趣的话题。通过团体辅导中的讨论分享,增强了学生对自己的心理压力与心理疲劳感的自我认识、自信自尊,增进了学生之间的相互了解与理解。
(4)第四阶段:心理疲劳深化治疗阶段
在前三个阶段的干预活动后,仍有几个学生感觉学习是一个负担,学习很痛苦,这样我们就需要进行个案层面的干预,建立个人辅导的档案,针对个体而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联系了这些学生的班主任和家长,将情况告之,请他们配合干预计划。在这些典型案例中,有涉及睡眠焦虑的,有涉及学校恐惧的,还有涉及神经性强迫的。这些个案的辅导策略除了前些阶段所涉及的内容外,我们还应用了生理学的技巧,从医学模式出发,帮助学生进行身心双方面的治疗。
三、课题效果与反思
1.课题促进了学校、学生和教师各方面的成长
通过课题,学校创设了心理健康教育氛围,建立了宽松、和谐的育人环境。通过课题,奉中的家长们也开始了解学生应在家中得到更多的休息,自己应在心理上更加地关注学生。通过课题,学生的心灵更加阳光,学习疲劳程度缓解,干预的100名学生效果尤其显著,症状减轻最多。课题研究促进学校教师的团队成长,三位心理教师在做课题期间,撰写学术论文数篇,且在部级核心期刊上两篇,相关成果也在省市科研成果与论文等评比中多次获奖。两位年轻老师也因参与研究而迅速成长,并获得相关教研员好评。
2. 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