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本属于自己的历史书
吕品江从小就特别爱读书，“当地的书店，他每天都去报到，就连跟我到了外地，第一件事情也是去书店买书。”这是父亲吕增灿的印象。而且吕品江记忆力也超强，“小学的时候。曾经有人给了他一些历史资料，40多天之后，这个小家伙居然把每个皇帝的登基、在位时间都背了下来。”
要想知道吕品江喜爱历史的程度，看看他家中的书柜就一清二楚了。整整三个大书柜，上千册的历史书，都是吕品江的最爱。因为实在太多，许多书必须编上号才能找得到。不过，吕品江说自己第一次被历史触动，是在10岁那年。一本绘图本《中国近代史》，让吕品江看到晚清时期的中国：频频打败仗，被迫签订不平等的条约。他感到特别难受。从那时起，他就对中国历代战争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从中寻找晚清衰败的原因。
可是，喜欢钻研的吕品江很快发现，各种版本的中国史对战争部分的描述都很简略，甚至不同版本的史书上有关战争的地图、标注的地名都有出入。因此，年幼的吕品江萌发了一个念头――将中国历史上有一定规模的战争记载汇集成册，写明战争的时间、地点、时代背景、古今地名对照等，并结合历史研究者的观点，融入自己的想法，对战争造成的影响进行详尽的评述。
1999年，小学才毕业的吕品江开始将自己的梦想付诸行动。他奔波于新吕的大小书店寻找相关材料，学着用电脑查找资料，托人找在学术上有专长的历史老师请教，然后书写自己的初稿。
行万里路考证古战场
在为《中国历代战争史》搜集材料的过程中，吕品江发现，无论他的资料多么详尽，总是停留在纸上，觉得自己写的书不过是从书本到书本，更像在整理资料，缺乏自己的观点，也没有力度。他想，如果去一些古战场遗址看一看就好了。为了对战争有更加感性的认识，吕品江开始了两年的“长征”之路。
从1999年8月到2001年7月，吕品江没有继续他的初二学生生活，在因病休学后走遍了除以外的全国各省，先后到过甘肃敦煌、四川剑阁、陕西潼关、浙江临海明代抗倭战场、台湾古战场遗址等。“每到一个地方，都能拍到很多照片，当地图书馆里还会有很多地方志，博物馆里的专家也会很详细地讲解当地的历史。”
这次游历使他受益匪浅，不仅取得了许多实地材料，而且身临其境，使他对战争有了更深的感悟。以甘肃阳关为例，“阳关古时候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那里还是挺荒凉的。我站在那里，回想起以前金戈铁马的日子，战争的痕迹真是深刻，就算过了几百几千年，还是能从战场周边的荒凉感上反映出来。最好以后再也不要有战争了。”
“一个十来岁的孩子，那两年几乎每天都在外面跑，而且是休学去的，做父母的，谁会放心啊!”父亲吕增灿说到这个儿子，很是无奈。
但是吕增灿说他不得不支持儿子的行动。“他从小就是这样，想要做什么事情，谁都拦不住。”
一手老茧磨出400万字
从动笔到初稿完成，吕品江整整花了9年时间，其中的艰辛恐怕只有他自己才体会得到。由于还要学习，写书只能在课余时间进行。为此，他放弃了休息时间，有时整个寒暑假的时间都用来读书、查资料、写书。400万字的初稿基本上是手写的，墨水不知道用了多少瓶，握笔的三个手指都磨出了老茧。但是他说：“那时候，几乎每天都能写上万字。每天自修课写，课间写，午休也写，晚自修之后8点多到家就写，到12点多收工，就这么持续了一年。看着完成后的一摞摞稿纸就觉得有成就感，特别值得。”
吕品江的初稿完成后，不少熟悉他的人都阅读了他的作品。历史老师董园园认为尽管文字略显稚嫩，但作为一名中学生确实难能可贵，其作品对中周战争的描述很详尽，整个宏观框架也把握得比较好。
“写完战争史，就要开始写《服装史》了。翻翻中国历史，写战争的还算有一定的篇幅，写服装的却不多见，大概只能在北京博物馆里面找到几本。”
第一，课堂知识的容量与课时有限的矛盾
高中课程改革后，一个主要的思想是把教本变成读本，使学生自读，并能从中认识和思考问题，使教师的教学可深入、可拓展，从中游刃有余地展开教学。基于这一理念，课程伸缩余地增加了，这就是教学容量自然增加与每个学习单元的有限时间产生矛盾。首先，教师教学理念更新是前提。抑或是对《课程标准》吃不透，把握不准的缘故，教师很难在知识的外延上、内涵上控制教学过程;其次，教材挖掘的空间大了，教学参考资料来源广泛而庞杂，在处理这些材料时取舍不当，也会导致上述矛盾的加剧;最后，在教学过程中，接受新观念，却不能创新新教法，教学依然回归到老的方式上，甚至坚信多讲就可以多获，把学习的主体和主动者的地位忽视了。
第二，高效课堂的接受问题
由于我校为高效课堂的试点学校，学生来自不同层次的初中，有的初中实行了高效课堂模式，有的还是传统教学，所以有的学生对于高校课堂模式还不适应，有的学生甚至还有抵制情绪。然而，教学是一个实践过程，教育观念的转变，教学思想的跟进，教材的认识，教学的变更，教师素养的提高，学生年龄与教材深浅的和理结合，教学设备及条件存在状态，其他学科任务的难易度，学科间知识是否能在相对同步中互相借鉴，历史本学科框架结构和学生认知水平的协调性，家长对新型培养目标的认识，社会对新型教育观的认可等要素，无不对高中课程改革产生影响。同时，还存在初高中的《课程标准》不同。初高中的《课程标准》的依据分别为《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因此，若将历史知识分为两个层次的话，一个层次指的是历史的史实，另外一个层次则是指对历史史实的理解。对于第一层次只属于记忆，适合于初中阶段的历史学习，第二个层次则属于理解的范畴，具有深层的含义，适合于高中阶段的历史学习。
第三，高中新课程的内容更深入
历史学科“包罗万象”的特点，决定了在一些知识专业性方面更加深入了。例如，物理学领域中的三大定律、万有引力定律、相对论、光电量子论等;地理学上的第四纪冰川、地质力学等;政治学领域所涉及的哲学上的形而上学、剩余价值学说、智者学派、逻辑学、国家政体等;宗教思想上的先定论、因信称义等，都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知识来理解和深入。所以，教学深度的把握和正确传输历史知识对教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教师能够解决的问题是，与相关课程的老师在交流中领会他专业知识在历史教学中的教学意义。
针对高中学生在历史教学上遇到的这样问题，下面就教师方面来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与策略。
首先是抓好《课程标准》衔接。《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分别对课程性质、课程标准、内容标准和实施建议作了阐述和规定。要搞好初高中课程标准的衔接就需要历史教师认真地对照两个标准进行仔细、认真地研究，弄清楚《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的基本目标和要求是什么。通过两个标准的比较也能够进一步了解到《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比《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高一个层次是如何体现的。从课程标准的角度对于初高中历史的要求有了全局把握，初高中历史教学的顺利衔接也就会水到渠成。
其次是抓好教材衔接。初高中历史教材是依据课程标准编制的历史教学用书，是初高中历史课程进行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依据课程标准编制的初高中新教材，不仅体例不同，而且在内容上也有很大的区别。在教学中的学情调查中，为摸清高一学生原有的知识储备，熟悉初中的历史教材是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有人提出在教学过程中针对史实或内容叙述相近的情况，建议对照初中、高中教科书进行衔接;针对初中教科书没有涉及或讲述较少的情况，建议进行必要的材料补充。建议教师根据学生情况进行多角度解读，从而使知识的重难点在课堂上进一步得到落实和解决，使课堂真正做到高效。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457―6241(2012)09―0022―05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下称修订稿)的课程设计，从课程目标的确定、课程内容的选择与呈现方式以及实施建议，在实验稿的基础上都有了较大的改进。特别是初中历史学科课程性质和课程理念的明确提出和阐述，体现了我国中学历史课程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一、初中历史学科的课程性质
课程定位是课程设计的首要问题。只有了解一门课程的属性、特点以及功能和作用才能把握它的基本面貌，也才能在此基础上确定课程的目标，并据此精选和组织学习内容。
实验稿虽然也有课程性质的专门论述，但由于观点不明确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不深，修订稿对此作了较大的调整。
实验稿的表述：
历史(7～9年级)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学生获得历史基本知识和技能，初步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逐步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增强爱国主义情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初步形成正确的国际意识，理解和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学习和继承人类的传统美德，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曲折历程中理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修订稿的表述：
历史课程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基础课程，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义务教育阶段7～9年级的历史课程在基础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主要具有以下特性：
思想性 坚持用唯物史观阐释历史的发展与变化，使学生认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拓展国际视野，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基础性 根据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以普及历史常识为主，引领学生掌握基本的、重要的历史知识和技能，逐步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为学生进一步的学习与发展打下基础。
人文性 以人类优秀的历史文化陶冶学生的心灵，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历史，正确理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人文素养，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综合性 注重人类历史不同领域发展的关联性，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使学生逐步学会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对历史和社会进行全面的认识。
对某一门学科课程性质的说明，一般要从其在学校课程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对学生成长发展的独特作用，以及课程实施的特点等方面展开。最好以特点相标识，以便于实施者把握。实验稿所表述的，只是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方面的任务，而不是历史课的性质。这样的定位，实际上没有明确历史科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与区别，没有说清楚历史学科的独特价值。有关“历史(7―9年级)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的定义也不甚妥当，因为“必修课”不能说明历史课程性质的本质问题。
修订稿对相关内容作了新的表述。首先将历史课定义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基础课程”。并在说明其地位和设置意义的基础上，从“思想性”“基础性”“人文性”和“综合性”四个方面分别阐述了历史课程的基本特点。
1.思想性
历史课是一门思想性很强的学科。通过学习历史，尤其是本国史，能够较全面具体地了解自己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并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本国的国情和政策。在现代国家，由于公民对形成国策的影响日益增大，而对史实的考虑又影响到公民对国家政策的态度，所以没有哪一个国家会不关心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正是从这个意义说，“公民的历史意识对未来具有政治上的意义”。1996年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5~12年级)的开篇就明确地指明了这一点：
历史知识是一个人在政治方面具有明智才能的前提。没有历史，一个人无法明智地研究社会中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或道德问题。而且，没有历史知识以及它所支持的历史研究，一个人无法成长为见多识广、独特的公民。这些恰恰是有效参与民主制管理与我们所有公民履行国家民主制理念时所必需的。
近代“国民意识”的形成，无不以公民们对其民族、国家和历史所具有的认同感、尊严感为基础。因此，培育对国家的忠诚一直是历史课程的主旨。即使在倡导多元文化视角和营造世界公民氛围的今天，任何国家的学校历史教育都未在这一点有所松懈。著名史学家吴晗早在1934年就说过：“我们不希望每一个学生将来都是史学家，我们希望每一个学生将来都是社会上的健全公民。但在中学或大学时期应当给他们以充分的关于国家和民族的常识。”
2.综合性
历史知识包罗万象，既有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内容，也有中国和外国的内容，并涉及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历史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其特性就是在联系中确定的。历史现象的相互联系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纵向的联系，如历史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历史发展的线索和基本进程等；一种是横向联系，如同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通过纵向与横向的联系，可以总结出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规律。历史分析的方法是历史学习和历史研究中最为常用的方法，历史的因果联系分析则是其主要的方式。因为历史的产生与发展、延续与变化、渐进与突进，都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既受到时代、环境、条件的制约，又受到阶级、集团以及个人利益的左右，还受到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习惯等方面的影响。因果联系有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和互为因果等多种形式。只有认识到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事件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
3.基础性
从学校系统的地位而言，初中历史课程与其他学科一样承担着基础教育的任务。从课程系统的地位而言，历史课程不仅以其知识的综合性为其他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基础，也以其思想性和人文性为学生的社会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17和18世纪，许多教育先驱者都强调历史学科的重要性，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认识到了历史教育对提高人的基本素养的价值。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强调，“熟悉历史是整个人生的教育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他终身的眼目”。洛克认为历史是“持重与公民知识的主宰”。卢梭则把历史作为“爱弥儿”的第四期，即教育的最后一个时期(15岁以后)的最重要的学科。
4.人文性
与自然科学相比，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课以具有独立个体的人和人类社会为认识对象，关注的是人的思想境界建设，主要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从这一属性出发，修订稿提出了历史课程在增长学生的社会见识方面的作用。“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历史，正确理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
的关系”，以达到“提高人文素养”的目的。历史课程在学生的道德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杜威认为历史学科是形成人的道德品性的最优良‘的学科。在他所设计的课程中，历史是“作为间接的社会学和实验的伦理学来予以重视的”。他坚信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都可以从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中找到典范，并由此作出结论说，“历史是永恒的建设性的道德遗产”，历史教学“将发挥最自然的伦理价值”。
二、初中历史学科的课程理念
课程理念是课程设计者蕴含于课程之中，需要课程实施者付诸实践的教育教学的信念，是课程的灵魂。与实验稿相比较，修订稿对历史课程理念的阐述更为清晰而准确，凸显了历史学科的特点和价值。
1.普及历史常识的理念
蕴含着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历史常识的传承，无论对个人、民族还是国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历史常识的普及，关系到一代新人的知识底蕴是否丰厚，中华民族的文化能否传承，关系到未来民族发展的前途。
所谓“普及”，一是规定历史课程作为全体学生的必修课，以此达到普及的目的；二是指有关课程内容和要求的确定面向全体学生，能让学习这门课的所有学生都达到课程目标的要求。课程标准的制定，既考虑了我国不同地区学生的学习需要和条件，也考虑到了初中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内容标准的设计，体现了统一要求与灵活处理相结合的原则。如多数学习要点只是“对学习内容和基本目标提出了原则性要求”，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具体状况酌情处理。
“历史常识”是相对而言的。与高中和大学相比，初中的学习内容只是常识性的历史知识。即知识相对浅显通俗，课程难度较小，初中学生都能认知和理解。修订稿课程内容的选择充分考虑了初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生活经验，使相关的内容贴近现代社会、贴近学生的生活，避免了抽象历史概念和理性知识的堆积。与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的内容相比，初中课程的历史知识有_定的系统性，修订稿在实验稿的基础上补充了必要的框架性知识和主干知识，使初中历史课程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知识系统。
与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相比，初中的“历史常识”无论是知识的范围还是内容都有较大的扩展。从知识范围看，《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等六大板块的内容，展示了不同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以及“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历史内容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和地域范围相对较广，学生能够在此基础上“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从内容上看，既有与政治制度、战争和改革有关的政治史，也有与宗教、哲学、文学和艺术有关的思想文化史，还有经济史、科技史和社会史，涉及的领域较广。同时，历史常识不单指与基本的历史事实和评价有关的历史知识，还包括与收集、利用历史知识的程序有关的基本技能，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基本的历史意识。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修订稿提出了“以普及历史常识为基础”“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课程理念。
2.公民教育的理念
修订稿从时展和社会前进的需求出发，将“培育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作为初中历史课程改革的前提，将培养“良好综合素质的合格公民”作为基本目标，并从培育学生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国际意识等方面作了具体的规定。
首先，在培养民族意识方面，通过小学的《品德与社会》课，学生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初中的历史课则进一步告诉学生：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有哪些?具有怎样的特点?它们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它们为人类作出了哪些贡献?通过本民族及其文化传统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及其对世界文明贡献的学习，可以使学生生成并强化民族意识，振奋起民族的精神，进而提高捍卫民族利益的责任心。修订稿安排了相关的课程内容，并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中提出了明确的学习任务。一方面要求在学习中国文明史内容的基础上，“从历史的角度认识中国的具体国情，认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要求在了解我国民族关系史内容的基础上，“认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点，认识到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互相影响与融合的重要性。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在当代中国，爱社会主义与爱祖国本质上是一致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修订稿通过中国史内容的组织，呈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和爱国主义的传统。其中，中国古代史的内容反映了民族精神的形成过程和特点。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则反映了民族精神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与特点，通过学习，“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决定作用，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初步形成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增强历史的责任感”。
拓展国际视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要求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在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共同维护、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各国的历史课程都强调有关国际意识的培养问题。国际意识的培养，首先要处理爱国主义与国际意识两者之间的关系。修订稿既关注民族认同感的培育，也关注其他异质文化；既注重在全球化时代表现民族自豪感，彰显自身的民族特色，也注意“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学习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
3.育人为本的理念
修订稿在提出历史课程人文性特点的基础上，阐述了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人格教育、增长历史见识和增强历史思考力则是其基本内容。
健康的人格，一般包括自信、友善、有责任感、有抗挫折能力和善于自我管理等几个因素。这些因素在历史课程中有大量鲜活的事例，学生可以在了解和体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完善健康的人格。修订稿在课程性质、课程理念和课程目标几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提示。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上，指出了相关的学习要求：“初步理解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提高对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识别判断力，逐步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个性品质。”历史课程中的人格教育，是一个以相关历史现象的情感体验、历史思维的发展和主体意识的成长综合而成的过程，也是学生的社会性生成和完善的过程。
关键词: 建国初期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教材建设 历程
建国初期,思想政治理论课(简称“思政课”)教材建设,具体分为两个阶段:1949―1952年是拟订讲授提纲、推荐参考书,开始编写讲义、教科书及参考资料;1953―1956年是着重修订、编写教学大纲,大量翻译和出版前苏联的教科书、教学参考书籍。基本形成了以教科书为基本教材,教学参考书等教学资料为辅助教材的覆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材体系。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政课”教学尚处于起步阶段,还不具备统一编写教材的条件。所以,一方面是教育部组织自编或委托学校、研究机构、个人编写讲授提纲、课程纲要及参考书,另一方面是翻译苏联的“思政课”教学大纲,以供教学急需,各地教师、学者自编讲义、教科书进行教学。[1]1950年2月初,在教育部的主持下,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革命问题教研室牵头组织召开了首次“新民主主义论”教学讨论会。这次会议拟定的“新民主主义论讲授提纲”,经教育部审定之后,成为当时京津各高校讲授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依据。京津各高校春季开学后,均按照“新民主主义论讲授提纲”开始授课。[2]1950年5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苏联学者奥斯特洛维强诺夫编写的《政治经济学讲授提纲》。后来,中国人民大学也出版此提纲用于教学。这一年夏天,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对近一年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总结,进一步讨论了“讲授提纲和基本参考书”。[3](P91)到1950年8月,《新民主主义论讲授提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教学纲目》和《政治经济学讲授提纲》皆在《光明日报丛刊》(第二辑)上全文刊登。1950年10月4日,教育部在下发的《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情况及下学期政治课应注意事项的通报》中有两个附件,附件二是《华北区1950年第一学期政治课“社会发展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组织》及《华北区“社会发展史”教学进度表》。规定“社会发展史”的基本参考书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艾思奇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修订本)》;关于“政治经济学”一课,教育部曾介绍三联书店出版的苏联奥斯特罗维强洛夫著的《政治经济学讲授提纲》,三联书店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各分册》为参考书;“新民主主义论”是以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为基本参考书。1951年,东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出版发行了傅尚民译、苏联高等教育部社会科学教育司公布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教学大纲》和苏联尤菲列夫著《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东北师范大学到1951年也已编写出《新民主主义讲授提纲》。当时,在没有科书的情况下,有的学校就把参考书当作基本教材。如,中国矿业学院成立后,“以《新民主主义论》……为统一的政治教材,……组织学生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副院长朱献民亲自为学生上政治课”。[4]
这一时期,艾思奇编写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和《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两书,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时候密切结合了新中国的政权、阶级状况等现实内容,成了教师宣讲“社会发展史”的主要教材。艾思奇编写的《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于1949年9月由群众书店印刷,10月由北京新华书店以《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书名出版发行。第三次订正本于1951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发行。1950年6月,由解放社出版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新订本,也成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普及唯物史观、推动思想改造的一本重要读物。艾思奇根据讲授提纲整理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于1950年4月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累计发行了46万多册。[5]此后,艾思奇还将这本书做了进一步修改,《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由三联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到1955年,此书共出版了10版,到1958年先后印刷13次,前后发行上百万册,成为当时重要的学习参考材料,极大地推动了高校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开展。[6]中国人民大学胡华编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于1950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初版后到1953年1月,人民出版社已修订11版,仅东北人民出版社重印发行的就达28万多册。[7]“这本书系统而简明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是新中国第一本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它很快成为全国干部、青年和高等院校学生学习中共党史的基本教材。该书在‘’以前印了13版,发行230多万册”。[8]后来,该书被中央教育部定为全国高中历史读本,也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教材。1951年,由胡华主编,戴逸、彦奇编辑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作为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书配套的辅读物,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从4月初版到11月已是第9版了,这是建国后最早出版的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当时北京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也相继编辑了一批《新民主主义论》的教学参考资料书。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教材出版料发行了一套《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参考资料》。
二
1952年9月5日,教育部在《1952年工作计划要点》中强调:“拟订各级学校政治课的教学大纲”,同时“大力编译各级学校的教科书。”[9](P167)为组织全国各高校及有关人力,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这一工作,教育部于同年11月27日又发出《关于翻译苏联高等学校教材的暂行规定》,要求各高等学校制定翻译苏联教材的计划,并对翻译苏联教材的原则、组织、规划等作了规定。1952年12月25日高教部成立后即在教学指导司内正式设置了专职的教材编审机构――教材编审处(高等教育出版社前身)。根据教育部的指示,从1952年秋开始,包括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修订、编写、出版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大纲,教科书及翻译、出版苏联的“思政课”教学大纲、讲义、教科书、政治书籍等成为建国初期教材建设的中心工作。
自教育部在1953年2月7日规定“马列主义基础”于1953年度为各类高等学校及专修科(二年级以上)二年级的必修课程后,6月17日又发出通知把“新民主主义论”改为“中国革命史”,于是这两门课程的教学组织和安排就被提上了日事议程。关于“中国革命史”的教学提纲,高教部表示:“拟试用人民大学1953年起草的‘中国革命史纲目’,该纲目现正在修改中,暑假中即可印发。”[10](P16)刘辉在《中国人民大学与建国初高校“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开设》一文中说:“从通知到正式开课,只有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高教部规定,先以中国人民大学起草的‘中国革命史纲目’作为教学提纲。同时,在此提纲的基础上由何干之负责组织编写教材。”“为适应教学需要,何干之受高教部委托,负责主编示范性教材,这就是1954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的由来。”“起初,在没有教材的情况下,只能将‘中国革命史纲目’印发给学员使用。后来,讲义初稿写好后,便分章印成小册子,发给学员边讨论边学习。”[4]这时,教育部为了便利组织教学大纲、教材的翻译、审校和出版工作,于1954年5月正式成立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同年12月,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被高教部定为全国高等学校最早的革命史教材。此后该书一版再版,截止到1956年,累计印行160余万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1955年4月25日,高教部副部长刘子载明确要求各学校领导“切实执行教学计划中关于政治理论课的规定”,“大力改进马克思主义教研组的工作……真正发挥集体作用,深入研究教学内容,审查和讨论讲稿,精简分量过重和内容重复的教材书”。[10](P21)
在短短的几年里,各高校马列主义研究室及相关专业的教师相继编写、翻译和出版了一系列讲义、教材、学习资料等,对“思政课”的教材建设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如,东北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参考资料(第一辑)》(1953);苏联列杜诺夫斯基等著、北京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译《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1955);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室编《〈马列主义基础〉参考资料》(1952)、《〈马列主义基础〉学习资料》(1954)、《〈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堂讨论提纲》(1954)、《“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经典著作摘录》(1955);中国人民大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研究室编《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堂讨论问题与参考书目》(1953)、《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科学》(1953)、《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论自然界与社会中诸现象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1953)、《发展是对立面底斗争》(1953),等等。还包括一些注明“校内用书,请勿外传”、“校内教学用书,定期收回”等字样的讲义和参考资料等,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讲稿》、《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
三
1956年9月,高教部对“思政课”的课程作了一些调整。关于教学大纲,高教部指示:“马列主义基础的新教学大纲已发,中国革命史教学大纲仍用原来的,但各章节的原定学时,学校可做适当变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大纲,正在编写……”[10](P28)在1957年停开四门“思政课”,改开“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之前,《中国现代革命史教学大纲(初稿)》、《“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程教学大纲(初稿)》、《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大纲(初稿)》、《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初稿)》都已经于1956年全部出版发行。上述四门课程的教学大纲除《中国现代革命史教学大纲(初稿)》、《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初稿)》由国内几所大学联合编写外,其余都是译自苏联高等教育部社会科学教学司编的教学大纲。其中,北京大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研室翻译《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大纲(初稿)》(1956),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程教学大纲(初稿)》(1956),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还有,1954年由北京群众书店发行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教学大纲》(卡尔达赫强编著),是经苏联文化部高等教育局社会科学教育处审定、供高等学校非哲学系使用的教学大纲;人民出版社在1955年也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大纲》;苏联共产党中央直属高级党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审定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大纲》于195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一时期,“马列主义基础”的教本是“苏共党史简明教程”;“中国革命史”课的主要教材是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政治经济学”课的教材是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课由教师自编讲稿,其内容实际上是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专家克列的讲稿。有的学校用苏联康斯坦丁诺夫著的“历史唯物主义。[10](P33)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七年时间,但在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与基础课、专业课一样,成为高校各系各专业学生的必修课,而且被提升到了居于整个高校课程改革中心环节的高度,确立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教材建设也开始提上了议事日程,基本上形成了以教科书为基本教材,教学参考书等教学资料为辅助教材的覆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材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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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
【关键词】初中历史；导学稿导学；操作方法
在我们的农村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传统的教学模式仍是主要形式，教师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讲练结合，培养的只是学生的应试能力，做题技巧。“导学稿导学”是新课改后出现的新的教学方式。该模式坚持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立足于教师有效备课精心设计，致力于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其强调的是学生的学和教师的导有效结合。新的时期，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创造能力，个性又能得到充分发展的人才，已成为现代教育的重要任务。《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的四大课程基本理念之一明确指出“鼓励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倡导教师教学方式和教学评价方式的创新，使全体学生都得到发展。”
美国学者贺拉斯说过：“不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而想要硬塞的教师，不过是在锤打冰冷的铁”。他有力地鞭挞了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也向我们昭示必须改进教学方法，让学生充满热情自觉主动地投入学习，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针对当前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择校现象普遍存在，农村初中学校生源的质量相对下降，学生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农村初中学校的老师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教学目标的要求有一定的困难，就需要不断的改进教学方法。我认为“导学稿导学”的教学模式对我们农村初中历史课堂教学应该是比较适用的。
一、“导学稿导学”实施的意义
通过“导学稿导学”这一方法，能够解决“以学生为中心”的主体参与、自主学习为主体地位的新课改理念，使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可以实现两个前置：即学习前置和问题前置。使学生能够在“导学稿导学”的引导之下，通过课前自主学习、课堂提高释疑、课后巩固复习、分成布置作业、多元评价等环节的调控，降低学习难度，激发学习兴趣，锻炼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教师则借助“导学稿导学”这一方法，能够将教材有机整合，精心设计，合理调控课堂教学中“教”与“学”，从而极大的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学生通过自主、合作、探究、交流、展示、反馈、评价等学习活动，使学生真正成为了学习的主人。更重要的是“导学稿导学”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推动教学过程的互动、对话，培养学生掌握研究性学习方式，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精神。
二、使用“导学稿导学”的优势
优势一，培养初中学生对历史的兴趣。为了使学生对历史感兴趣，我在“导学稿”的末尾处插一个和学习内容相关的历史小故事，使学生深刻认识学习历史对总结历史经验、开阔视野，对学习各门社会科学及今后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极为“有用”的。结合课堂教学，向学生展现千百年来古今中外历史舞台上种种引人入胜的话剧，引导学生去逐步揭开许多千古之谜，认识历史现象的本质，使学生感到学习历史是极为“有趣”的，逐步养成对历史学科的感情。通过多元评价积极引导学生不断看到自己的进步，增长了哪些知识，学会了哪些技能，使他们感到学习历史确实“有得”。只要学生真正感受到学习历史“有用”、“有趣”、“有得”，就会迸发巨大的力量，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去探索。
优势二，引导初中学生养成“多读、多思、多练”的学习习惯。学习历史，一要提倡“多读”，要广泛涉猎各种历史读物，观看历史影视戏剧，扩大知识面。我充分利用我们学校图书馆的资源（我校图书馆馆藏纸质图书有三万六千多册），推荐学生阅读有关文史方面的书籍，开展了读书沙龙活动，拓宽了学生的眼界。二要“多思”，凡是重要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人文精神起源于古希腊？为什么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没有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大？等等。这对学生深刻理解课文，形成正确的历史要领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及树立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很有帮助。当然，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还要提倡学生相互议论，以便集思广益。三要“多练”，只有做到课课练才能真正落实。
优势三，督促初中学生“自学、自得、自进”。在历史教学中，通过“导学稿导学”，严格要求学生“自学”，凡是学生力所能及的，必须让学生自己独立去解决，并使他们获得成功。如：导学稿的基础知识填写部分。不这样做，就会扼杀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其次，要求学生“自得”，对那些独立获得新知识感到困难的学生，应教学生以方法，使他们自己求得新知识。如：在学习每一课的时候，要求学生先明确本课课标要求，再构建知识框架，自主完成导学稿填写，解决探究问题等。再次，要求学生“自进”，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知识运用于实践，增长才干，求得进步。
三、初中历史“导学稿导学”的实践操作说明
怎样运用“导学稿导学”教学呢？其具体实践操作方法如下：
1、引导自学。自学关键是教师必须使学生掌握正确的自学方法，整个深层次教学的成败也在此一举。要充分了解学情，学生有能力自学，教师就可淡化知识的讲授，否则仍不脱传统历史教学模式的窠臼。在“学”与“导”的关系上，主要靠学生学，但关键又在教师“导”。“导”既要指向，即引导学生进行有目的的自学，又要激趣，即激发学生学习有关课文的兴趣。如学习《灿烂的青铜文明》一课，可以向学生展示有关青铜器的图片，再以人类在各个时期使用的工具为切入口复习旧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引出课题，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带着兴趣学习，快乐中掌握知识。
2、适时解疑。由于学生智力有一个发展过程，因此在学生自学过程中要加强指导和检查督促。关于自学方法的介绍也要逐步深入。对于初中学生要求能正确地阅读课文，能划出重要年代、地名、人名、事件，基本上能讲得出重大历史现象的或历史事件的过程及评价。特别是要鼓励引导学生在自学中提出问题。作为教师我很容易就把握了学生的思路，用简洁明确的语言加以指点，使其扫除思考障碍；或者直接解疑，这都会使学生产生心理上的愉悦感，进一步融洽了师生关系并强化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如学习《灿烂的宋元文化（一）》一课时，学生提出：“为什么中国的四大发明会对世界历史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属于分析理解型的问题，不能一下给出答案。我先引导学生分组讨论，然后剖析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及国际形势，从而引导学生最终得出正确结论。
3、教师精讲。这一环节最大特点是“精”。内容要精，语言也要精。主要是向学生传授教材的知识结构。为了节省时间，我通常将知识结构预先写在幻灯片上向学生演示讲解。不是讲具体的知识点而是讲教材内容的“框架”。一段时期后，在课后打出幻灯，让学生自己对照结构优化其自学笔记。在精讲过程中发现有独创性的学生自学笔记及时展示，予以表扬，激发了学生的思维创造力。因初中生知识和能力水平所限，不能多角度深层次地分析教材的重点和难点。这些内容都是我要精讲的部分。如历史事件的背景，性质、影响的分析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政治主张的剖析等等都是我在讲授中引以重视的。在讲课中我力求语言精练、点到为止，让学生独立感悟。
4、反复演练。练习的目的是巩固学生的基础知识，检查教学效果。一节课的成败关键是在学生是否理解和掌握了历史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练习引导学生探索历史事件发展的规律。这部分必须紧扣一节课的能力培养目标，巧设疑问。以《动荡的中东地区》为例，我设计了三个问题：①简述巴勒斯坦问题的由来？②思考中东地区动荡不安的原因？③如何推进中东和平进程？通过上述问题的分析练习使学生了解了中东地区的地理范围，知道了中东地区在交通、经济等方面的重要价值，认识到中东问题的复杂性。通过分析中东战争的严重后果，认识到冲突与战争最终受害的是广大人民，战争不是解决矛盾的最好办法，树立和平观念，认识到“生命与和平”的可贵。
“导学稿导学”这一教学方式实践性比较强。通过“以练促学”“以学定教”必然生成“导学型”的课堂教学机制，“导学”顾名思义就是“引导学习”，说明课堂的关注点是学生的学习状况。“以练促学”就是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训练，引导学生开展学习活动。这里的“练”贯穿了课堂教学的全过程，“练”也促进了学生的“学”。“以练促学”关注的是学生学习的全过程，关注的是学生学习的有效性，关注的是教师教学的针对性，关注的是课堂师生共同成长的互动性。教师要给学生创造一个他们相对自由的情境，增强学生学习的选择性。
参考文献：
[1]历史学习方略/张静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5
[2]历史教学课例分析/齐渝华，石蔷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6
[3]历史课堂教学技能训练/何成刚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0
一
张国祥先生是我省著名的中共党史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一生勤勉，著述甚丰，成果总量逾千万字，先后出版个人学术专著5部，主编和参加撰写的学术专著9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的许多研究成果填补了山西党史研究的空白，特别是在山西抗战史研究方面成果突出，成为首屈一指、全国知名的专家，学术影响极为深远。
我最早结识张国祥先生就是通过他撰写的《山西抗日战争史》一书。该书84万余字，上下两册，出版于1992年。这是全国第一部系统反映山西抗战历史的著作，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抗战史专著。张国祥先生在该书《卷首语》中写道：“在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山西就是令人瞩目的地方。而在当今时代，每逢人们谈论起抗日战争的时候，也同样会突出地提到山西。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山西不但是华北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之一，而且是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最先开始、最先发展、最先胜利的地方，是八路军实行对日抗战的‘立足点’和发展抗战的‘出发地’，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据以领导与指挥华北抗日战争的‘中枢神经’”。“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山西抗日战争史不仅是山西历史上最光辉的历史篇章之一，而且在华北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中，都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研究山西抗日战争史，对于研究华北抗日战争和整个抗日战争史，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山西抗日战争史》运用史论相结合的方法，全面记述了山西抗日战争的发展历程，系统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山西人民浴血奋战、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宏伟历史画卷。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魏宏运先生为本书作序，高度评价：“该书为我们重现了当年宏伟壮丽的抗战场面，是一部从整体上研究山西抗日战争历史的专著，它为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白。”
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为了纪念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3月底，山西人民出版社约请张国祥先生撰写一本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反映山西抗日战争历史的书籍，并且要在7月份出书。这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显然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难题。但张国祥先生历经3个月的辛勤笔耕，《山西抗日战争图文史》终于如期出版。全书20余万字， 1000余张图片，真正是图文并茂、别具特色，真实形象地再现了波澜壮阔的山西抗日战争史，因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此前，张国祥先生还出版了40万字的《山西抗战史纲》，相对于1992年出版的80余万字的 《山西抗日战争史》，这本书以更加简练通俗的语言反映了山西抗战的宏伟历史画卷，并且吸收了最新的抗战史研究成果，可以说是一本山西抗战史的简本，出版后同样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在从宏观上研究整个山西抗战史的同时，张国祥先生还将研究的关注点放在了“伟人与山西”这个独特的角度上，相继撰写出版了《刘少奇和华北抗战》《和山西的历史情结》两书。
《刘少奇和华北抗战》一书出版于1998年，全书30余万字，系统记述了刘少奇从1936年春开始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到1938年初冬奉命调离华北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一段历史。张国祥先生以一个史学工作者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撰写的《刘少奇和华北抗战》一书，充分揭示了刘少奇与华北抗战局面开创的关系，客观真实地展现了刘少奇在领导华北抗战中的丰功伟绩。这本书的出版对于研究刘少奇的生平和业绩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而且对于研究华北党组织发展壮大的历史、研究党在华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以及研究抗战初期乃至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都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为纪念诞辰110周年，2003年张国祥先生撰写出版了《和山西的历史情结》一书，全面记录了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及新中国建立后与山西的历史情结。阅读此书，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对山西的感情是深厚的，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岁月，他在山西的革命活动和指导山西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指示，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史册上十分珍贵的光辉篇章，是永远鼓舞和推动山西人民前进的巨大力量。
二
张国祥先生是一位治学极其严谨的学者，对于他主持编写的每一本书，他都极为认真，对撰稿人员写出来的每一章节都要字斟句酌，对每一重大事件都要反复考证，送到他手里的书稿常常被他改得密密麻麻，有的甚至是推倒重写。为了查阅一个数据或者订证一个史实，他往往要翻阅大量书籍，耗费大量时间，他的这种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严谨学风为青年学者树立了榜样，也令我十分敬佩。
1994年11月，张国祥先生调任刚刚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和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合并组建的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副院长，分管党史研究工作，此后，我有幸在他的领导下参与了多项研究课题。他上任之初就主持编写《中共山西历史》三卷本，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当时上至中央、下至各省市都还没有出版这种完整系统的中共党史著作，因此，这一课题是一项全新的、开创性的工作。我担任第一卷的课题组副组长、副主编，他多次召集我们开会，和各卷的课题组成员共同研讨，并虚心听取离退休老领导和历史见证者的意见，确立了三卷本的编写大纲、编写方案。三卷本初稿写出后，他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和修改。这套书出版后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许多省市的党史研究部门专门派人来我单位学习取经。
200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由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电视台和山西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了一部10集电视专题片《三晋丰碑》，这是山西省纪念建党80周年系列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张国祥先生担任本片的总撰稿人，我也参与了这部片子的撰稿工作。由于是第一次撰写电视解说词，大家没有任何经验，张国祥先生首先撰写了一集样板稿，然后发给我们这些撰稿者。他要求我们一定要站在历史的高度、站在全国的视野来审视山西党组织成立以来的历史，既要反映山西党组织成立以来带领山西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又要正视历史上的挫折和失误。电视解说词的语言不同于史学文章的语言，切忌生硬、枯燥、死板、理论化，要力求简练、生动、形象、通俗化，要让观众愿意听、听得懂。在他的指导下，我们顺利完成了任务，影片如期播出。该片以系统介绍中共山西地方组织建立、发展、壮大为基本线索，通过大量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和文献资料，配以若干历史见证者的访谈实录和党史专家的评述，再现了中共山西地方组织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真实反映了山西党组织建立以来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和领导山西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是第一部系统反映山西党史的电视专题片，播出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受到了广泛好评。
2002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诞辰100周年，为了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反映其在山西的革命活动，由省史志研究院、省广播电视局、省电视合摄制了《彭真与山西》电视专题片，张国祥先生担任总撰稿，我也参与了撰稿工作。这是一部反映个人历史活动的电视片，他要求我们撰写个人历史活动时一定要和国家命运、党的历史结合起来，要把个人放在历史的大洪流中来表现。这部专题片形象地再现了彭真在山西的革命活动轨迹，播出后同样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反响。
2009年，经过10多年的辛勤笔耕，张国祥先生主笔完成了40多万字的《王谦——一个省委书记的风雨征程》一书。为了撰写好此书，张国祥先生先后多次和王谦进行面对面的访谈，形成了30余万字的谈话记录。为了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王谦的人生旅程，切实把握他的生平业绩、个性特征，张国祥先生在取得王谦口述资料和查阅核实有关文献档案的同时，还特别翻阅了王谦生前亲自撰写的一系列工作报告、文章，主持起草的重要文件，公开出版的书籍。在写作过程中，没有甲乙丙丁、事无巨细的事件罗列，而是在反映王谦生平业绩全貌的同时，着力凸显其个性特征、政治品格、革命情怀、优良作风、能力作为，充分运用原汁原味的访谈资料和其他相关重要资料，适当反映必要的历史大背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记述、描绘、评说王谦的革命一生。这本书在写作上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采取当事人回忆和作者记述、评说相结合的手法，这种写作手法比之单纯的当事人自述或作者记述加评说，都更加真实可信、亲切感人，无疑成为撰写个人传记作品的一种尝试和创新。
我在张国祥先生的指导下也参与了此书的撰稿工作，多次采访王谦书记，整理谈话记录，撰写部分初稿。2005年，我二姐不幸离世，我只得把无人照顾的老父亲接到了我家，当时，我既要照顾80多岁的老父亲，又要承担单位的许多工作，一时间感到力不从心，实在是无力再承担撰写此书的任务了，因此，我将撰写好的初稿交给张国祥先生，并向他说明我家中的情况。他非常体谅我的困难，并安慰我不要过度悲伤，在照顾好老父亲的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从此以后，我再未参与此项工作。当该书最终出版后，张国祥先生打电话让我去拿书。我拿到书后看到成书和我原来撰写的初稿大不一样，但张先生不仅给我署名并且给了我稿费，令我十分感动。
三
张国祥先生非常爱惜人才，特别乐于扶持年轻一代，关心提携年轻的研究人员，鼓励和支持年轻研究人员脱颖而出。为了培养年轻人，他不辞辛苦、严格要求，对他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给予悉心指导和无私帮助。他主持编写的每一本书稿，都要进行认真修改，有时是局部或个别文字的小改，有时是推倒重写的大改。他经常当面为我改稿，并告诉我为什么要这么改，从而使我的理论水平和写作水平逐步提高。
张国祥先生在论文评奖、职称晋升上极力扶持、无私帮助年轻研究人员，在这方面，我感受很深。1998年为纪念刘少奇诞辰100周年，我撰写了《论刘少奇领导北方局工作期间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历史功绩》一文，这篇文章在山西省纪念刘少奇诞辰100周年“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征文活动中获得了一等奖。当时，报送参评的作者中有许多年长的学者，有些还是处级干部，而我只是一名普通干事，年纪也小，居然获得了一等奖，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后来我才知道，主持评审的张国祥先生为鼓励年轻人进行学术钻研，评奖时力主向年轻人倾斜，他对年轻人的扶持和提携由此可见一斑。1999年，我申报副研究员职称，当时单位指标很少，而符合条件的人却很多。分管此项工作的张国祥先生按照国家政策，想出了独辟蹊径的办法，亲自打电话为我和另外两名不满35岁的年轻人争取了破格指标。这样一来不占单位有限的指标，使符合条件参加副高职称评定的同志基本上都评上了副高职称。
2003年12月，省委召开纪念刘少白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我受命起草会议讲话。稿件写好后，我专门到早已退休在家的张国祥先生家，请他再把把关。他认真地看了两遍稿子，最后给我提了两点修改意见：一是评价历史人物一定要把握准确，客观真实，切忌过分溢美，夸大其词。二是对于晋绥“左”的错误要适当表述，不要过分渲染，要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来写。我根据他的意见进行了修改，这个讲话稿在会上反响很好，会后得到了刘少白家人的称赞。这两点意见不仅对于我写此篇稿件起到了指导作用，而且使我在历史研究中掌握了唯物辩证的方法论，终身受益。
省地方志办公室所部署的工作，重点是围绕“六大工程”所确定的目标，因地制宜开展工作。在省地方志办公室的调度推动下，在市政府的领导支持下，各项工作目标进展顺利。年内，在完成全部考核目标的基础上，我们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力所能及地服务于全市的中心工作，并得到领导的肯定。
一、2013年工作总结
1、《市志》出版发行，修志工程完美收官。
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促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建设历史文化名城的决定》，对地方志事业发展给予支持。去年6月2日，市委、市政府于纪念建立省辖市60周年之际，隆重举行《市志》首发仪式，极大地推动了地方志事业的全面发展。今年以来，我们加大《市志》发行力度，经过向财政争取，从办公经费中挤出12万元，为市志撰稿人发放稿酬，鼓舞了基层撰稿人的热情，也受到各单位的好评。在完成市志发行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县志》的修改与审稿，为县志出版发行提供有力支持，确保县志完成出版发行任务。我市列入全省二轮规划的志书出版任务全面完成，修志工程完美收官。
积极宣传利用《市志》。在志书发行的同时，向市委、市政府以及市直重要部门提供志书，帮助厘清历史事件，提供市情咨询。特别是向外来客商、中央及省内外新闻媒体提供志书，宣传。上半年，我们先后向来淮视察的领导以及新任市领导、来淮采访和采风的新闻媒体人提供了一批《市志》。新版《市志》受到一致肯定。
全力帮助《县志》完成出版发行。年初，我们到县调研，指导县志编纂工作，力促县委、县政府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及时解决出版经费，并就县志出版事宜与县里进行协商。省地方志办公室对《市志》和《县志》都提出打造精品工程的要求，《市志》完成后，我们对县志工作给予了更多支持，协助县地方志办公室认真做好后期的编校修改工作。针对编校出版的每一个环节，从严审稿，认真把关，在具体工作上提供服务。由于市、县两级共同努力，《县志》于2013年年初完成印刷出版，顺利发行面世。《县志》的编纂完成，标志着我市列入省政府二轮编修规划的6区1县志书编纂任务全面完成。
精心指导有条件的区提前进行区志续修工作。我市各区修志工作开展较早，已经完成省政府部署的区志编纂工作。在此基础上，为了稳定基层修志工作队伍，根据《市十二五修志工作规划》，我们及时启动新一轮区志编修工作。《田家庵区志》先期开展，今年以来，《田家庵区志》编纂工作全面攻坚，区志初稿编纂已经完成，正在进行分纂。《谢家集区志》编纂工作在吴良琴副区长的推动下已经启动。今年5月初，我们针对《谢家集区志》编目的修改和工作组织等具体问题，对区志编纂人员进行了培训，为区志工作的开展做好了理论准备。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项工作是“计划外”的，是我们根据自身情况“找米下锅”之举。我们的设想是，在二轮修志完成的间隙，利用市志办的业务力量，分别帮促，仔细打磨，编修“通纪体”的区志，一方面是现实需要，一方面是以时间换质量，避免突击性编修。
扎实推进基层修志工作。年内，我们直接参与《市新四军纪念林志》的编纂工作，担任纪念林志的副主编，执行总纂。纪念林志年内已经定稿。促成《财政志》2013年编纂出版。促成《平圩发电厂志》编纂工作顺利启动。年内多次到平圩发电厂指导，并对参与编纂志书的基层修志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2、《年鉴》完成组稿，年鉴事业方兴未艾。
《年鉴》创刊以来，一直作为中国豆腐文化节的文化礼品，发挥年鉴的宣传窗口作用，市委、市政府把《年鉴》作为“城市名片”，精心打造。2013年年初，市政府下文启动2013年版《年鉴》组稿工作。为了做好年鉴工作，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努力。
修订框架，提升质量。为充分利用年鉴载体反映经济社会和民生事业的全面发展，把年鉴这张“城市名片”打造得更有特色，我们组织办公室全体同志认真学习年鉴理论，结合我市实际，对年鉴框架结构进行调整，以适应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经过集思广益，并征求社会意见，我们制订了2013年《年鉴》编辑大纲和方案，明确了年鉴条目编写的基本要求，并作为工作标准贯彻到工作中去。
培训人员，积极组稿。根据修改后的年鉴框架和基本编目要求，我们组织对部分年鉴撰稿人进行了业务培训。市政府关于年鉴组稿工作的通知下发后，经过摸底，我们发现部分单位年鉴撰稿人发生变化，一些单位指定的撰稿人不知道如何着手工作。对此，我们对新手组织了一次业务培训。重点是理解条目，明确要求，指导他们按照体例要求撰稿。
剖析词条，认真编校。年鉴组稿过程中，我们采取每周一调度的办法，通报组稿进度，分析存在问题，改进工作方法。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组织编辑人员开展座谈，剖析年鉴词条的属性，不同词条的组稿要求，并按照年鉴编辑规范及时进行编校。这样做的目的是，把问题发现在组稿过程中，消除在组稿过程中，提升编校质量。目前，《年鉴》已经进入第二轮编校阶段，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去粗取精，一是规范条目，按照大、中、小条目的体量，根据综合性条目、特色性条目的编辑要求，对同类项进行合并，删除一般性工作条目和内视性条目。
2013年8月底，2013年版《年鉴》如期出版，并作为中国豆腐文化节的文化礼品分赠与会嘉宾。由于市委、市政府重视，省志办指导到位，在首轮全省年鉴质量评比中，《年鉴》荣获特等奖。在今年5月份全省第二次年鉴质量评比中，《年鉴》再获特等奖。
深入区县，加强指导。年鉴启动以后，适逢《年鉴》执行总编、省志办副巡视员王守亚，省年鉴处处长胡卫星一行来淮进行年鉴工作指导，我们虚心就教的同时，还前往县、谢家集区进行工作调研。随后，我们到潘集区调研，督促《潘集区年鉴》启动编辑工作。5月中旬，在潘集区年鉴启动大会上提出要求，就年鉴编辑业务进行集中辅导授课。《潘集年鉴》编辑过程中，我们积极予以指导，10月，《潘集年鉴》创刊号顺利出版发行。
年内，除《年鉴》8月份出版发行之外，《八公山年鉴》、《谢家集年鉴》、《潘集区年鉴》顺利出版；《毛集实验区年鉴》已经创刊，《县年鉴》编辑工作正在进行。我市年鉴事业发展呈现方兴未艾之势。
3、及时更新资料，修订再版《概览》。地情书编辑出版工作进一步拓宽视野。
《概览》是我们为市委、市政府对外交流所创编的一部袖珍版地情书，2009年创编，2011年修订再版。这项工作是市委直接布置给我们的一项工作任务。今年是本届政府开局之年，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我们收集更新相关资料，修订再版《概览》，《概览》得到了市委主要领导同志的重视市委书记方西屏作序，并更名为《走进》出版发行。
收集汇编了2011年以来经济这会发展的基础资料，除了经济社会和民生事业发展的数据之外，重点是近年来发展的新成就，城市的新面貌，民生的新改善。
编辑完成《历史上的十二个“第一”》，作为《概览》的新增内容。历史上的“第一”是新任市委领导提出来的一个课题，市委要求我办及时查阅资料，认真筛选，形成初稿。接到任务后，我们组织办公室力量，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文献资料，认真进行定性、定量，完成初稿。经市委领导审稿，确定十二个“第一”。
2013年版《概览》已经完成出版任务。
上半年，完成《古代史研究》初稿。这是我办为了弥补古代历史缺失而进行的一项艰苦工作。
做好地情研究，编辑出版地情书是我办拓展工作领域所进行的有效尝试，多年来，我们已经就八公山历史文化研究，豆腐文化研究，子文化研究进行了不懈努力，出版了《八公山志》、《豆腐志》、《方志人笔下的》、《长淮古韵》等一批地情书，配合省地方志办公室完成省重点课题《城镇历史变迁研究》并上报课题组。《古代史研究》是新的努力，新的尝试。
特别值得汇报的是，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下，《古代史研究》已经作为市委、市政府文化产业支持项目立项，获得5万元的出版补助。《古代史研究》书稿已经分别送出版社和印刷厂。三校工作已经完成，年内出版。我们认为，立足于对志书基础资料的二次发掘与利用，编辑出版地情书，是发挥地方志作用，扩大地方志影响的一个有效举措。在实际工作中，也的确发挥了应有作用与影响。
煤文化研究的课题，经过前期准备，正在进行中，年内可取得初步成果。
《方志》是我办主办的历史文化刊物，创刊以来，深受欢迎。年内出刊两期，实现编辑出版常态化。
“两刊”的常态化出版，方志工作服务于全市中心工作的目标进一步强化，也有效扩大了方志工作的影响。
5、《大事记》逐月出版，在全省属首家。
《大事记》逐月记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要事，突出科学发展，关注经济民生。每月中旬编辑印刷，报送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领导，同时分发给各县区、市直各部门、驻淮单位、部分企业以及高校。《大事记》成为我办服务中心工作的一项固定内容，实现逐月编印，逐月报送。年内编印12期，得到市领导的好评。
年内，地方志网站正常维护，更新了栏目和内容。陆续充实了“人物”专栏内容。其它工作内容也得到更新。
6、积极完成争先进位目标
全面完成省主管部门下达的各项任务；
《城镇历史变迁》部分完成并上报；《名山志》八公山定稿；《省志方志志》、《市县概览》完成初稿；完成省地方志对我市地方志工作的调研，会议由吴静副市长主持，姚尚书主任做市地方志工作汇报，会上市地方志工作得到了，市领导及参会单位的一致好评。
全面完成市委、市政府布置的各项重点工作；
完成为《新四军纪念林志》的统稿任务；完成市文化古迹如九龙岗、田家庵老街的现场解说等，。
抓好本部门安全、稳定、、廉洁自律、效能建设等方面工作；围绕“四争”目标，整体工作进入全省先进行列。
7、积极参与文化建设，推进“六大工程”。
按照省地方志办公室的部署，我办立足自身实际，积极推动“六大工程”，进一步拓展地方志事业发展空间。今年以来，我们先后参与了一系列文化建设活动。
一是参与市委党校组织的文化课题组的调研，并参加两个相关课题座谈会，就历史文化中的一些现象进行梳理，提出保护与开发的意见或建议。
二是作为地名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参与了市民政局与滁州学院合作展开的《市城区地名总体规划（2012～2020）》有关地名历史溯源、地名释义、采词等相关工作，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三是为市旅游局《市旅游景点解说词》进行定稿，补充了大量历史文化知识，修正了许多谬误，并对整体框架进行了重组，受到旅游局的高度肯定，修订后的文本作为市规范文本上报省旅游局，并获好评。
四是积极呼吁保护城市记忆。我办立足掌握历史文化资源的有利条件，积极参与文化资源和城市记忆的保护行动。多年来，我们承担了历史文化古迹的解说任务，参与接待了市委、市政府的重要宾客，有领导，也有境外的学者。今年以来，我办积极呼吁对历史文化资源和城市记忆进行保护，写出专题调研报告，得到市领导的重视。特别是九龙岗“民国小镇”的文化遗迹得到人民日报驻记者站的重视。随后，市委、市政府领导方西屏、万以学、陈儒江、乔兴力、刘涛、成祖德、吴静等先后到九龙岗实地考察，我们多次担任现场解说。在此基础上，我们还与市旅游局、文广新局共同发起，对田家庵老街、九龙岗老街等进行历史文化街区设标，呼吁全社会共同保护城市记忆和历史文化资源。年内，由市地方志办公室撰稿，市旅游局设标的城市记忆保护牌已经分别树立在田家庵老街、九龙岗老街上。地方志走上街头的目标已经实现。
五是走进高校宣讲历史文化，开展地校合作。经过与理工大学的沟通，5月初，我们受邀来到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为师生举办了一场以《知我，爱我》为题目的历史文化讲座，吸引了广大师生前来听讲，教室座无虚席，深受好评。讲座结束后，还与师生进行了现场交流，就师生感兴趣的有关豆腐文献等问题答疑释惑，收到良好效果。地方志研究工程进入高校的目标，在已经得到实现。我们还受邀成为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版）的特约编审。
六是在市直机关宣讲文化。这一工作我办从市委党校开始，延伸到公务员培训以及机关单位，成为一项常规性工作内容。年内，我们先后参与6期市新任公务员培训、大学生村官培训授课，还多次受邀到市财政局、市政府法制办、市外商服务局等市直机关开展各种不同规模的历史文化讲座，受到一致好评。
七是为媒体服务。这是我办一项较为繁多的工作内容之一。年内，为日报、淮河早报、电视台等媒体服务，提供相关专题稿件；为市境外媒体提供相关资料或接受采访。近期，电视台正在进行系列历史文化专题片制作，其中的脚本均由我办提供，同时还走进演播室担任嘉宾，接受现场采访。这也是我们年内所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二、2014年工作安排
2014年总体工作思路是：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围绕市委、市政府和省地方志办公室的工作部署，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认真践行地方志工作“六大工程”，努力争先进位，推进我市地方志事业健康发展。
1、继续推进地方志编修工程。重点是督促落实《田家庵区志》编纂成稿，把修志工作进一步向基层延伸。部署各县区立足实际开展修志工作，努力拓展修志空间，促成《平圩发电厂志》出版，力争修志工作有所突破。
2、继续推进年鉴编辑出版工程。编辑出版《年鉴》。促成《年鉴》创刊；各区年鉴常规编辑出版。
3、创造条件编辑出版地情书。继续做好煤文化专题的攻坚，力争成稿。创造条件选题出版一部地情书。鉴于明年财政经费的大幅度缩减，很难提出出版的量化指标。
4、继续编辑出版《大事记》、《方志》。
5、继续做好网站的维护，及时调整栏目，更新内容。继续做好资料管理与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