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是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相结合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原则。
2、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了解社会、认识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对于加深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解，深化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3、对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加强自身独立性也有十分大的意义。
（来源：文章屋网 ）
(一)有利于知行合一价值
认同的最终目标是要使个体做到知与行的统一，即个体既能够做到将社会对个体的要求内化为自身的观念，又能够做到外化为自身的行为。中国古代有“知行合一”的传统，王阳明认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朱熹认为“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然而正如《尚书•商书•说命中》所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在当下社会，我们经常会看到实践行为与教育中所树立的正确观念相脱节的现象，生活中，所行非所知的现象会经常发生。高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常常会面临这样的难题:少数富于吸引力的教育活动，能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起到良好的教育效果，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一些教育活动往往很难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甚至部分学生出现边缘化的倾向。而社会实践活动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调动全体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让他们从多层次、多角度受到全面的教育。因此，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将实践活动与思政教育内容相结合，来扩大和提高高校思政教育的影响力和受益面，让学生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学懂理论，同时还能使教育内容外化为个体的自觉行动，实现在实践中检验认知、加深理解、纠正偏差、巩固认同。
(二)有利于情感升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等内容，通过自觉践行并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为人处事准则，这一价值便实现了由“潜”到“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所蕴含的价值便也得以实现，在生动具体的情境中实现了情感的升华。社会实践活动，深入社会基层，通过身体力行，依靠所见所闻，了解国情、市情、民情，充分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更深入地理解、领会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实践活动中把实践经历转化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脚踏实地、虚怀若谷，加强修养、陶冶情操，磨炼意志、砥砺品格。在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同时，进一步坚定自身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增强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切实肩负起时代赋予的神圣职责。
二、现状与存在问题
尽管目前高校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途径与方法是社会实践，但从目前实施的现状来看，工作重点主要着眼于加强暑期“三下乡”的宣传，实践中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
(一)实践内容的丰富性和实践手段的单一性存在矛盾
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含的教育内容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还包含社会主义荣辱是非观和改革创新时代精神等内容的培养。但目前高校社会实践中所采取的实践手段和实践方式却十分单一，有的甚至流于形式，这与丰富的实践教育内容和迫切的现实需求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和对比，因而难以满足教育设计的初衷和教育工作的需求。
(二)教育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矛盾
高校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存在蜻蜓点水、敷衍了事的现象，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包含的内容和要求相悖，这种矛盾一定程度上也反应出社会现实与教育理想之间存在的差距。高校对大学生道德和价值观的教育表现出单纯化、理想化和正面化的特点，而现实中，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其价值观则呈现出多元化、真善美、假恶丑并存的局面。高校学生有时思考问题片面、肤浅，很容易被一些天花乱坠、脱离实际甚至荒唐可笑、极其错误的事物所迷惑。而目前高校的社会实践活动却常常对这一矛盾采取回避的态度，教育活动中只谈正面，回避矛盾，对存在的问题疏于指导，这一教育的结果不仅无法使问题得到解决，反而会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更大的困惑，甚至产生反感的情绪。
(三)教育方式上存在以说教为主而实践不足的矛盾
要真正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到每一个大学生的心中，单靠口头的说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结合深入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来促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与接受。而目前的现状是，高校社会实践活动仍处于重动员、轻落实，重号召、轻行动的阶段，对于实践教育活动的安排和预期设计存在明显的不足。这种做法必然会导致大学生在一种被动的、服从的环境下机械地接受思想教育，其结果势必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和厌倦，更难以取得真正的教育效果。
三、高校社会实践原则与设计思路
高校以社会实践为载体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需要站在理论的高度首先进行合理的规划与设计，统筹考虑安排各项工作，在社会实践的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细节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终形成合力，实现预期教育目标。
(一)找准社会价值与个体目标的交叉点
高校在实践活动中对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李建军高校以社会实践为载体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教育研究培育的同时，不可忽视对学生自我发展需求和个人职业理想的关注，重视对学生个人自身价值的实现，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发展。在对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只有努力探寻社会价值与个体目标的最大交叉点，并将个体目标融入到社会价值中，才能真正发挥教育的作用与价值，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理论走向现实，深入学生的内心世界，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并成为青年学生自觉践行的行动准则，从而实现教育的预期目标。反之，如果高校在对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时，只关注社会的需求和目标，通过一味的灌输和强制性的授予来要求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与党和国家的发展需要相一致，无视甚至扼杀青年学生的自身价值和个体的自我发展需求，其结果必然会出现教育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因逆反心理而适得其反。
(二)寻求社会需求与专业学习的切入点
在新的形势下，应该积极探寻和发现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在规律，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充分考虑与融入当前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将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与专业学习、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服务地方发展需求相结合，搭建一体化的学习平台。同时，重视教学团队和师资力量的建设，建设一支业务能力强、年龄结构合理、善研究乐奉献的专业化实践教学团队，并且有一个能够充分施展与发挥教师才能的平台，教师通过担任指导教师和带队教师，发挥教师的专业特长，保障社会实践活动深入而扎实地开展，使社会实践活动真正从书本走向实际、走向生活、走向社会。
(三)探求基础要求与先进追求的关联点
在社会实践目标的规划与设计上，首先应该关注基础性的要求，即大部分学生通过一定的学习和实践都能够达到和实现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对有额外需求的学生设定更高的目标和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基础要求与先进追求在对学生的价值观教育中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基础性要求是对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的基础和保证，而先进性追求则会起到引领和带动的作用。因此，高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既要关注基础性要求，也要关注先进性追求，实践中努力探求基础要求与先进追求的关联点。
(四)把握实践内容与时代主题的契合点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八种趋势
应当说明的是，所有这八种趋势都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由于我们的着眼点是如何防范、消除那些影响和谐社会的失谐因素，因此我们的简要分析可能会更多地涉及这一方面。
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从而更易形成社会矛盾、更易引发社会动荡。这种发展趋势完全改变了传统上的时空内涵和形式，在地理限制几乎终结的同时，对时间限制的突破也达到了极致，社会事件更为频繁地从特定时空形式以及组织实体中抽脱出来，社会关系日益与“面对面的互动情势”相分离。一方面，社会事件所受到的各种有形的、可见的、实体性的制约和限制，正在迅速地被弱化。另一方面，一些不可触及的远距离事件甚至虚拟过程却越来越与我们的生活形成直接的牵扯。总体上看，当代社会生活更趋向迅速流变、动荡不居。我们在理论上将这种状况描述为“轻盈”、“灵动”、“流畅”，等等。在这种趋势下，社会现象往往是“无形无像无痕”的，一些难以察觉的迹象可以快速扩散蔓延，发展成为重大的社会事件，因而这一过程也更难以预料、捕捉和把握。其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是，各种失谐因素极易得到激活，形成社会矛盾甚至导致社会动荡。
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今天的现代性已经远远超越了以大规模集体行动和大型组织过程来锻造历史的那个伟大时期。从许多方面看，这促使社会内部的分离趋势得到了明显增强。正如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的，这种变化一方面为“个人自由、自我实现、民主化、去中心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减少了工作场所和社会中的等级制度”，但同时，企业“规模不断压缩、长期雇员不断裁减”、“劳动力的使用变得随机化，社会分化也会逐步加深”。在中国，自改革以来，社会组织模式的改造和重组在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去集体化”、“去组织化”在近30年中也一直在持续。尽管这种“去集体化”、“去组织化”既是现代性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社会改革的一种必经过程，但在客观上，这一趋势毕竟在许多方面造成了个人与集体和组织的分离，助推了社会的离散趋势，从而对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起了较强的增效作用。
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资本的自由度在全球范围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平，劳动的束缚度却由于多种因素而有增无减。因此，资本的自由化与劳动的屈服，颠覆了古典现代性时期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这对于传统的劳资盟约造成了极大的动摇。同时，由于资本对劳动的雇佣越来越趋于流动性、临时性和随机性，劳动的自我组织性也因之大大被削弱了，在与资本的对峙过程中，劳动的协商、抗议和抵制能力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丧失。在中国，这一过程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劳动的过剩供给在一个较长时期中仍将持续，同时，劳动对资本的依赖远远超过了资本对劳动的需求，使得劳动要素对资本的吸引力进一步下降，也使得资本的“违约”更加频繁，劳资关系因而也更容易出现紧张和激化，甚至造成相互对峙的局面。更重要的在于，由于资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抽象的非物质性劳动过程(如思想、符号以及象征和意义系统)来获得高额利润，这种情形直接导致了劳动世界本身的两极分化。出现在高新产业与下游产业、核心技术部门与边缘生产部门、高级白领与熟练工人、稳定就业与临时就业等等区分，典型地表现了劳动本身的深刻裂痕，也表现了新一轮的社会二元化趋势。
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过去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社会劳动体系的轻型化、小型化和微型化成为了一种基本趋向，这种体系性变化对有形劳动产生了很强的排斥力。有形劳动传统社会地位的丧失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形成和固化。在我国，这一趋势的发展特别体现在传统工业和农业的衰落过程。这些行业对于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技术发展趋势的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都十分有限，因而其从业群体及人员基本上可以说是“经济体系中最为廉价、最可变更、最可任意处理的部分”。这些群体和人员在社会劳动体系中的弱势地位是根本性的，这种弱势地位会继续对他们的其他社会地位带来传导性影响，最终形成了他们在社会分层、收入分配、资源和机会占有等方面的被动处境。当然，合理的政治、政策和制度安排能够使这一过程产生的矛盾得到改善或者缓解，反之，则会使这类矛盾进一步恶化。从目前看，上述弱势群体在就业、教育、社会流动、福利和保障方面都处于极为不利的处境，其弱势地位在不断地被固化，从而进一步成为远离主流社会的边缘化部分。
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这一点尤其表现在虚拟经济的膨胀与升级。2000年底全球虚拟经济的总量已达160万亿美元，而当年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只有约30万亿美元，即虚拟经济的规模已达实体经济的5倍。全世界虚拟资本日平均流动量高达1.5万亿美元以上，大约是世界日平均实际贸易额的50倍。而且，电子商务、电子货币的发展及套利行为的普遍化仍在推动虚拟经济规模的继续膨胀。这种趋势对经济安全与社会安全都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虚拟经济使资本与劳动的相互依赖关系更为弱化，其所造成的趋势使资本的食利性、寄生性更为凸显和普遍化，这对整个社会生活和价值体系的负面影响是空前的。另一方面，由于虚拟资本的超时空转移、支付和兑换，使不同形态资本的运作进一步脱离了有形转移的限制，这就使得虚拟经济本身具有的不确定性、波动性极易发展为失控，从而使经济和社会风险转变为事实。
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在古典阶段，社会分配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在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方面，在后古典阶段，社会分配的重心则转移到了对于风险的分配。财富分配的压力逐渐让位于风险分配的压力，是西方现代性经历的一种演变进程。正如有的社会学家所指出的:“古典现代性阶段的理想是平等，而高级现代性阶段的理想则是安全”。借助这样的比较，可以看出现代性在我国社会的一种特殊情势，即古典阶段的社会问题与后古典阶段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扭结与重叠，这迫使我们目前不得不同时面对着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双重社会压力。对后一种社会压力，我们的关注和研究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风险化趋势的迅速发展，这造成了在社会福利、保障、保险的理解和对策方面的局限性。我们认为，对于我国所面对的这种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双重社会压力加强认识和研究，建立起关于社会分配的内涵和性质的动态性观念，将在很大程度上扭转社会福利、保障、保险的研究中存在的不适应，能够使我们提供的政策和对策建议更为积极、现实和具有预见性。
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我们已经看到，社会生活中神圣事物的世俗化和世俗事物的神圣化趋向，也即“神圣与世俗的置换替补”的趋向，越来越明显。以往的市井俗物反而显示出自己吸引力，不断填补着失去旧神圣后出现的空缺，形成了一场新的造神运动。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成为了一种主导性趋势。这种价值替代和神圣重建趋势的发展，对人们的主观心理和日常行为都造成了更为深刻的影响。在我国，相对于市场化经济和国家行政这两大系统对社会生活世界的渗透趋强，第三部门即社会领域自身的发展明显滞后，导致了生活世界本身具有的共同意义和价值的建塑功能严重萎缩。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这种失衡，使得对神圣事物魅力的祛除再度升级，并助推了新一轮的世俗事物的神圣化。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逐渐习惯于用利益博弈模式来理解和处理人际关系，而疏于培育价值认同、相互信任、资源共享的意愿和能力，因而公共精神和分享生活的兴趣日益流失，这对于社会合作过程权利义务的履行都形成了破坏性影响。而且，由于对特定现象或事物的价值评价越来越带有明显的实用性、随机性和流变性特征，如果理想与现实、崇高与实用、道德与功利、未来可能与当下兑现的追求面对分裂和对峙，需要在两者之间作出取舍，那么人们往往选择后者比选择前者更容易。
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如社会生活体系中的“错位”；生活性状的“只要暂时、不求永久”；社会关系的“弱结合”趋势；政治型塑力量的转变，等等。
这些代表性的趋势，就是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深刻时代背景和它必须认真应对的问题。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社会影响
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造成了当代社会的不同于过去的特点、构架，造成了旧式现代性的衰落、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更使得现代社会和谐的“问题性”方面突了出来，具有了新的时代含义。
第一，这种结构性巨变，造成了当代社会的不同于过去的特点。社会学家们对此作了种种的描述:法国的理论家提到“不稳定性”，德国的理论家提到“不可靠性”和“风险社会”，意大利的理论家提到“不确切性”，英国的理论家提到“不安全性”——但是所有这些，都考虑到了在全世界、以各种形式、在不同名义下经历的人类困境这一相同的方面。与此类似，我们中国理论家则常常提到“非协调性”、“突发性”等。这些特点告诉我们，当代社会和谐不同于传统和谐之处，是与世界性的人类困境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这种结构性巨变，也造成了当代社会不同于过去的构架。古典现代阶段的社会实践过程有其特定的构架，表现出一种刚性而固定的结构特性，社会的各个领域曾经边界分明、线条清晰，当时社会的利益结构、关系结构、权力结构，以及阶级和阶层、群体和组织、行业或部门，还有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都显露出这一刚性而固定的特性。而今我们发现，这种传统的结构特性正在被销蚀，社会实践的各个结构领域越来越流变、柔软并具有弹性，它们自身的中心、边界和等级不断地扩展、收缩和相互交叠。在这些变化着的结构领域之间的地带，大致分辨得出一些若隐若现的网域在不停地形成和消失。以往实践过程中筑成起了一个个停靠点，似乎正在一点点地被溶解掉。
第三，这种结构性巨变，还造成了旧式现代性的衰落、新型现代性的兴起。20世纪后期、特别是80年代末以来，古典时代的旧式现代性挥别了过去的辉煌，走向衰落，表现之一是它的两难困境、它的不可克服的鸿沟依然随处可见:富裕与贫困、发达与落后、繁华与凋敝、兴盛与破败等等。在这组巨壑汇成的背景之下，凸显出了对和谐的追求——这是古典现代性留给我们的未竟之业，也凸显出了“构建和谐”的时代意涵——这是一个需要付出持续的艰巨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这也标志着以克服旧式现代性缺陷为己任、以和谐协调为标志的新型现代性的不可抑制的兴起。
在当代中国，社会改革不断推动着社会转型的提速，生活本身、社会实践活动的方方面面——活动方式、交往方式等等，都经历了急剧变迁，目前也走进了一个新的转折期。这个伟大的、充满生机的、既取得前所未有社会进步又付出沉重社会代价的过程，使我们能够从经验上更直接地体验到上述“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和它具有的两种力量，体验到我们必须面对社会实践发生了并且正在发生着结构性巨变的社会，也体验到社会矛盾多发期活跃期的必然性、构建和谐社会的艰巨性，以及采取建设性态度加以积极对待的必要性。
积极的建设性批判态度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八种趋势
应当说明的是，所有这八种趋势都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由于我们的着眼点是如何防范、消除那些影响和谐社会的失谐因素，因此我们的简要分析可能会更多地涉及这一方面。
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从而更易形成社会矛盾、更易引发社会动荡。这种发展趋势完全改变了传统上的时空内涵和形式，在地理限制几乎终结的同时，对时间限制的突破也达到了极致，社会事件更为频繁地从特定时空形式以及组织实体中抽脱出来，社会关系日益与“面对面的互动情势”相分离。一方面，社会事件所受到的各种有形的、可见的、实体性的制约和限制，正在迅速地被弱化。另一方面，一些不可触及的远距离事件甚至虚拟过程却越来越与我们的生活形成直接的牵扯。总体上看，当代社会生活更趋向迅速流变、动荡不居。我们在理论上将这种状况描述为“轻盈”、“灵动”、“流畅”，等等。在这种趋势下，社会现象往往是“无形无像无痕”的，一些难以察觉的迹象可以快速扩散蔓延，发展成为重大的社会事件，因而这一过程也更难以预料、捕捉和把握。其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是，各种失谐因素极易得到激活，形成社会矛盾甚至导致社会动荡。
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今天的现代性已经远远超越了以大规模集体行动和大型组织过程来锻造历史的那个伟大时期。从许多方面看，这促使社会内部的分离趋势得到了明显增强。正如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的，这种变化一方面为“个人自由、自我实现、民主化、去中心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减少了工作场所和社会中的等级制度”，但同时，企业“规模不断压缩、长期雇员不断裁减”、“劳动力的使用变得随机化，社会分化也会逐步加深”。在中国，自改革以来，社会组织模式的改造和重组在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去集体化”、“去组织化”在近30年中也一直在持续。尽管这种“去集体化”、“去组织化”既是现代性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社会改革的一种必经过程，但在客观上，这一趋势毕竟在许多方面造成了个人与集体和组织的分离，助推了社会的离散趋势，从而对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起了较强的增效作用。
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资本的自由度在全球范围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平，劳动的束缚度却由于多种因素而有增无减。因此，资本的自由化与劳动的屈服，颠覆了古典现代性时期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这对于传统的劳资盟约造成了极大的动摇。同时，由于资本对劳动的雇佣越来越趋于流动性、临时性和随机性，劳动的自我组织性也因之大大被削弱了，在与资本的对峙过程中，劳动的协商、抗议和抵制能力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丧失。在中国，这一过程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劳动的过剩供给在一个较长时期中仍将持续，同时，劳动对资本的依赖远远超过了资本对劳动的需求，使得劳动要素对资本的吸引力进一步下降，也使得资本的“违约”更加频繁，劳资关系因而也更容易出现紧张和激化，甚至造成相互对峙的局面。更重要的在于，由于资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抽象的非物质性劳动过程(如思想、符号以及象征和意义系统)来获得高额利润，这种情形直接导致了劳动世界本身的两极分化。出现在高新产业与下游产业、核心技术部门与边缘生产部门、高级白领与熟练工人、稳定就业与临时就业等等区分，典型地表现了劳动本身的深刻裂痕，也表现了新一轮的社会二元化趋势。
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过去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社会劳动体系的轻型化、小型化和微型化成为了一种基本趋向，这种体系性变化对有形劳动产生了很强的排斥力。有形劳动传统社会地位的丧失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形成和固化。在我国，这一趋势的发展特别体现在传统工业和农业的衰落过程。这些行业对于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技术发展趋势的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都十分有限，因而其从业群体及人员基本上可以说是“经济体系中最为廉价、最可变更、最可任意处理的部分”。这些群体和人员在社会劳动体系中的弱势地位是根本性的，这种弱势地位会继续对他们的其他社会地位带来传导性影响，最终形成了他们在社会分层、收入分配、资源和机会占有等方面的被动处境。当然，合理的政治、政策和制度安排能够使这一过程产生的矛盾得到改善或者缓解，反之，则会使这类矛盾进一步恶化。从目前看，上述弱势群体在就业、教育、社会流动、福利和保障方面都处于极为不利的处境，其弱势地位在不断地被固化，从而进一步成为远离主流社会的边缘化部分。
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这一点尤其表现在虚拟经济的膨胀与升级。2000年底全球虚拟经济的总量已达160万亿美元，而当年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只有约30万亿美元，即虚拟经济的规模已达实体经济的5倍。全世界虚拟资本日平均流动量高达1.5万亿美元以上，大约是世界日平均实际贸易额的50倍。而且，电子商务、电子货币的发展及套利行为的普遍化仍在推动虚拟经济规模的继续膨胀。这种趋势对经济安全与社会安全都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虚拟经济使资本与劳动的相互依赖关系更为弱化，其所造成的趋势使资本的食利性、寄生性更为凸显和普遍化，这对整个社会生活和价值体系的负面影响是空前的。另一方面，由于虚拟资本的超时空转移、支付和兑换，使不同形态资本的运作进一步脱离了有形转移的限制，这就使得虚拟经济本身具有的不确定性、波动性极易发展为失控，从而使经济和社会风险转变为事实。
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在古典阶段，社会分配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在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方面，在后古典阶段，社会分配的重心则转移到了对于风险的分配。财富分配的压力逐渐让位于风险分配的压力，是西方现代性经历的一种演变进程。正如有的社会学家所指出的:“古典现代性阶段的理想是平等，而高级现代性阶段的理想则是安全”。借助这样的比较，可以看出现代性在我国社会的一种特殊情势，即古典阶段的社会问题与后古典阶段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扭结与重叠，这迫使我们目前不得不同时面对着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双重社会压力。对后一种社会压力，我们的关注和研究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风险化趋势的迅速发展，这造成了在社会福利、保障、保险的理解和对策方面的局限性。我们认为，对于我国所面对的这种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双重社会压力加强认识和研究，建立起关于社会分配的内涵和性质的动态性观念，将在很大程度上扭转社会福利、保障、保险的研究中存在的不适应，能够使我们提供的政策和对策建议更为积极、现实和具有预见性。
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我们已经看到，社会生活中神圣事物的世俗化和世俗事物的神圣化趋向，也即“神圣与世俗的置换替补”的趋向，越来越明显。以往的市井俗物反而显示出自己吸引力，不断填补着失去旧神圣后出现的空缺，形成了一场新的造神运动。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成为了一种主导性趋势。这种价值替代和神圣重建趋势的发展，对人们的主观心理和日常行为都造成了更为深刻的影响。在我国，相对于市场化经济和国家行政这两大系统对社会生活世界的渗透趋强，第三部门即社会领域自身的发展明显滞后，导致了生活世界本身具有的共同意义和价值的建塑功能严重萎缩。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这种失衡，使得对神圣事物魅力的祛除再度升级，并助推了新一轮的世俗事物的神圣化。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逐渐习惯于用利益博弈模式来理解和处理人际关系，而疏于培育价值认同、相互信任、资源共享的意愿和能力，因而公共精神和分享生活的兴趣日益流失，这对于社会合作过程权利义务的履行都形成了破坏性影响。而且，由于对特定现象或事物的价值评价越来越带有明显的实用性、随机性和流变性特征，如果理想与现实、崇高与实用、道德与功利、未来可能与当下兑现的追求面对分裂和对峙，需要在两者之间作出取舍，那么人们往往选择后者比选择前者更容易。
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如社会生活体系中的“错位”；生活性状的“只要暂时、不求永久”；社会关系的“弱结合”趋势；政治型塑力量的转变，等等。
这些代表性的趋势，就是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深刻时代背景和它必须认真应对的问题。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社会影响
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造成了当代社会的不同于过去的特点、构架，造成了旧式现代性的衰落、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更使得现代社会和谐的“问题性”方面突了出来，具有了新的时代含义。
第一，这种结构性巨变，造成了当代社会的不同于过去的特点。社会学家们对此作了种种的描述:法国的理论家提到“不稳定性”，德国的理论家提到“不可靠性”和“风险社会”，意大利的理论家提到“不确切性”，英国的理论家提到“不安全性”——但是所有这些，都考虑到了在全世界、以各种形式、在不同名义下经历的人类困境这一相同的方面。与此类似，我们中国理论家则常常提到“非协调性”、“突发性”等。这些特点告诉我们，当代社会和谐不同于传统和谐之处，是与世界性的人类困境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这种结构性巨变，也造成了当代社会不同于过去的构架。古典现代阶段的社会实践过程有其特定的构架，表现出一种刚性而固定的结构特性，社会的各个领域曾经边界分明、线条清晰，当时社会的利益结构、关系结构、权力结构，以及阶级和阶层、群体和组织、行业或部门，还有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都显露出这一刚性而固定的特性。而今我们发现，这种传统的结构特性正在被销蚀，社会实践的各个结构领域越来越流变、柔软并具有弹性，它们自身的中心、边界和等级不断地扩展、收缩和相互交叠。在这些变化着的结构领域之间的地带，大致分辨得出一些若隐若现的网域在不停地形成和消失。以往实践过程中筑成起了一个个停靠点，似乎正在一点点地被溶解掉。
第三，这种结构性巨变，还造成了旧式现代性的衰落、新型现代性的兴起。20世纪后期、特别是80年代末以来，古典时代的旧式现代性挥别了过去的辉煌，走向衰落，表现之一是它的两难困境、它的不可克服的鸿沟依然随处可见:富裕与贫困、发达与落后、繁华与凋敝、兴盛与破败等等。在这组巨壑汇成的背景之下，凸显出了对和谐的追求——这是古典现代性留给我们的未竟之业，也凸显出了“构建和谐”的时代意涵——这是一个需要付出持续的艰巨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这也标志着以克服旧式现代性缺陷为己任、以和谐协调为标志的新型现代性的不可抑制的兴起。
在当代中国，社会改革不断推动着社会转型的提速，生活本身、社会实践活动的方方面面——活动方式、交往方式等等，都经历了急剧变迁，目前也走进了一个新的转折期。这个伟大的、充满生机的、既取得前所未有社会进步又付出沉重社会代价的过程，使我们能够从经验上更直接地体验到上述“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和它具有的两种力量，体验到我们必须面对社会实践发生了并且正在发生着结构性巨变的社会，也体验到社会矛盾多发期活跃期的必然性、构建和谐社会的艰巨性，以及采取建设性态度加以积极对待的必要性。
积极的建设性批判态度
【关键词】社会主义优越性 本质规定 价值追求 实践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追求自由、幸福和解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乃至人类的解放所必经的重要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社会主义还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也不是自发形成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本质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总是遇到各种挑战和考验,并不断提出如何认识和实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实际问题。这就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辩证、发展地认识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实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本质规定
优越性是某一客观事物本质特征的外在表现,是基于相互比较的认知结果。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判断,是马克思主义深刻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得出的科学结论,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相互比较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性特质,是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律性概念。分析社会主义优越性,要从社会主义的价值和本质出发,对社会主义这一客观存在进行历史的、具体的研究,以得出正确的认识和结论。
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价值规定,反映和体现了人类的价值追求。这就要从社会主义价值观上,即从社会主义是人类解放的目标和导向上,认识和判断它的优越性。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摆脱剥削、压迫和奴役,是人类的伟大追求。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在深刻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①的同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仅仅为增值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②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恢复生产资料的社会性本质,建立“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③社会主义社会。以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实现,挖掉了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的物质基础和制度条件,人类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与解放。人类解放的根本标志就在于,社会主义“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④20世纪社会主义的光辉实践,特别是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实践了社会主义这一价值规定性。正如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⑤
社会主义是一种本质规定,在价值导向、根本任务、实践特色等方面具有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⑥现象是事物的外在方面,是表面的、多变的、丰富多彩的;本质是事物的内在方面,是深藏的、相对稳定的、比较深刻、单纯的。因而现象是可以直接认识的,本质则只能间接地被认识。⑦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述,是运用本质与现象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总结社会主义发展演进的经验教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概括,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优越性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依据。一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基本特征,反映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从根本上彰显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另一方面,事物本质的外在表现和全面反映不是一次完成的,需要在事物发展中逐步表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本质也有一个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逐渐表现和反映出来的问题,在优越性本质没有充分展示的时候、地方,不能断言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同时,透过现象看本质是最艰巨的认识过程,人们常常受制约于事物本质发展的不够充分以及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而不能很好地把握事物的本质,需要反复不断、逐步深化的认识过程。由此,我们要紧紧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从本质上认识和判断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是一种客观规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就要从社会主义的物质性、客观性上,即从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社会制度、实践运动等层面,认识和判断它的优越性。《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极大地影响了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根本改变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世界的统治。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列宁主义以及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伟大的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社会主义影响不断扩大,共产党和多种社会主义政党成为世界政治舞台和各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可以说,社会主义为人类社会开辟了崭新的发展道路,展现了美好的发展前景,决定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
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历史规定,它是历史地产生和发展的,是具体地存在和前进的,不能离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这就要从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具体性、发展性上,在中国就是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认识和判断它的优越性。邓小复强调,讲社会主义优越性不能离开事实。他在1980年就指出:“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使社会主义优越性本质不断展现在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困惑与解析
社会主义优越性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属于比较的范畴。所谓比较,是就两种或两种以上同类事物辨别异同或高下。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就是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对比中所体现出来的特性。由于社会主义本身是不断发展演进的客观现象,所以,在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上,还存在社会主义不同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无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还是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都是在一定历史范围内进行的,使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矛盾与困惑。
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存在的矛盾与困惑,首先表现为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现实的反差。一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改变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初设想,不是在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地区,而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首先进行。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这一特殊顺序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在很长时期里仍然相对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特别突出的是,在社会管理层面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层面,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并且这种差距将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二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同资本主义比较和竞争中发生逆转。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比较和竞争中出现逆转,社会主义制度在很大一个地区遭受挫折。剧变具有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但是,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同美国竞争中的失败,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和认识偏差。三是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取得显著成就、备受关注的同时,也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但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现实与人们的理想追求还存在明显差距,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的制约,经济建设、体制机制、思想意识、党的建设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
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也存在一些认识误区。一是有的人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作为判断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根据。在这种认识中,割裂了社会主义发展演进的不同阶段,实际上是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基本特征的论述衡量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现实。按照这种认识方法,现实社会与理想社会之间的确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就没有用自己的思想束缚以后的思想家和实践家,而且反复强调他们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⑨二是有的人以消费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社会制度优劣的主要标准。在这种认识中,不是进行历史的、具体的、综合的分析比较,把关注点放到了“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比我们的生活水平高些”,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虽然受剥削,但人家的物质生活水平比我们不受剥削的还高”。但是,决定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方向的从来主要不是消费,而是人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所处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反复强调的是,共产党人在所有运动中“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如何”。⑩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相比较的优势最主要的不在于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数字方面,而在于社会主义是否比资本主义创造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三是有的人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对比的现在状态掩盖二者之间的历史状态及其未来趋势。有的人用社会主义发展和建设中的问题,与西方的现实状况进行对比,用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劣势对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优势。这就必然得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有时优越、有时不优越”、“社会主义制度将来优越,但现在尚不优越”等错误认识。其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历史的存在物。作为历史,资本主义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曾经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同样作为历史,社会主义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却消除或避免了无以数计的社会灾难。因而,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发展趋势,资本主义日益显示没落和无奈,而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吸引力、凝聚力却不断增强。这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都不得不承认的客观现实。
社会主义优越性存在实践上的反差和认识上的误区,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因为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客观现实,不能也没有必要回避这方面的客观性,它要求我们客观地对待、理性地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首先,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1}与社会主义尚不发展相比,资本主义“非常革命”{12}的特性并未彻底消除。所以,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13}其次,对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是一个长期过程,只有全面准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促进社会主义优越性全面而充分的发挥。客观事物内在规律的表现和反映是一个逐渐完成的过程,在这一事物尚未发展完善之前,总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被掩盖着。社会主义亦是如此。社会主义从理想发展为现实,从理论转化为实践,只有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刚刚六十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刚刚开始。同时,人的认识能力总是受到客观现实和自身水平的影响,在客观事物尚未发展、自身认识能力尚未开发的情况下,也会发生这样那样的认识错误,从而影响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再次,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复杂的世界环境下进行的,倍受各种因素的牵制。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的联系性和相互依赖性更加突出,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社会主义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考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需要付出更多更艰辛的努力。
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全部意义在于实践
实践是检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唯一标准,也是实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途径。在理论上理清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只是问题的开始,不是问题的答案。只有把社会主义优越性作为一个实践问题,并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反映并体现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才能使社会主义优越性从理性认识转变为客观实在。为此,就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成果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
第一,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再是基于道德或道义批判资本主义和描述社会主义,而是基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判断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挽救其自身,主张社会主义之所以必然优越于资本主义,是由规律和制度决定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点,“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14}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是恢复了生产资料的社会性本质,使所有制关系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从而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奠定了物质基础;二是对具体利益和个体利益进行了有效的社会利益整合,形成社会整体利益,实现了劳动者的个别利益与社会的整体利益相统一,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与社会发展规律相一致,从而为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和共同富裕准备了社会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我国国情相结合,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时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经济和社会运行体制。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保证。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统一起来,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更加巩固,社会主义创造活力更加生动,并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物质力量。
第二,坚定不移地推进科学发展和改革开放。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15}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使社会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们党围绕发展什么、怎样发展的重要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为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提供了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16}发展首先是抓好经济发展,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国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建设学习型社会、创新型国家、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重大战略任务和战略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断彰显。改革开放是科学发展的前提和保障。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主义劳动生产率,实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离不开改革开放。历史的经验证明,由于我们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方面存在弊病,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17}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必须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为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奠定体制机制基础。
第三,坚定不移地实现以人为本和社会和谐。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坐标,规定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模式、目标和方向。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内在要求和本质规定。马克思主义深切关注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追求“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8}同时指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是一个“联合体”或“共同体”,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19}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本,倡导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准确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本思想,反映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新特点,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诉求,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理论和实践。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谐,就要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激发和整合人民群众创造性的智慧、才能和力量,使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切实感受社会主义优越性。
第四,坚定不移地加强党的领导,努力形成共同的思想基础。邓小平指出:“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20}共产党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1}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领导中国人民近九十年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真实地实践了党的先进性,保证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不断发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离不开党的领导。指出:“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22}离开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将一事无成,实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将无从谈起。把坚持党的领导与发展社会主义优越性统一起来,必须切实加强党的建设。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世情、国情、党情出发,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努力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实践中发扬光大。(作者为辽宁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注释
①②④{12}{19}{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4、287、294、307、274、119、285页。
③⑨{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3、758、304页。
⑤⑧{14}{17}《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7、251、167、327页。
⑥{15}{20}《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145、256页。
⑦参阅肖前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0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16}《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850～851页。
关键词：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育人；实效性
从1997年5月26日、中央文明办、国家教委、、全国学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大中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到至今已有近18年的时间，“三下乡”社会实践包括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各高校团组织坚持以“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原则，组织带领青年学生利用暑期下乡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进一步激发青年学生成长成才，奋发图强。
一、了解国情，服务社会，增强青年学生社会责任意识
大学生长期来学习生活都在校园，对国家形势的发展变化认识不够，了解不多。组织在校大学生参与“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深入基层、接触社会、认识国情，为学生提高社会实践能力提供了广大的舞台。“三下乡”主要是去农村，可以使大学生通过自己的切身实践去看、去知晓乡情、民情、国情，去思考、体会、分析和探索，对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例如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环境污染、教育资源及医疗保障等等。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使大学生全面了解农村，了解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导青年学生关注国家政策、关心人民百姓生活，鼓励学生明确人生定位，励志成才，坚定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志向，激励广大青年学生肩负社会责任，用实际行动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二、参与实践，检验技能，激发青年学生潜能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就是学生把在校学习的书本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将理论转化为实践，不仅是检验学生所学知识，同时使学生体会课堂所学习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是生动、丰富的，知识从而激发起学生努力学习的热情，对知识渴望的追求，促进学生不断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对专业知识要勇于创新、善于发现、不断创造。在实践活动中，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学习与实践的关系，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学习的目的在于如何应用，在学与用之中使学生树立“执着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为强大的精神动力，进一步激发了青年努力学习的兴趣。
为了要把大学生要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后备力量，成为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一代新人，就必须加强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所学专业的紧密结合，达到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方法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统筹，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的协调。
三、砥砺精神，磨练意志，提升青年学生综合素质
大学生参加“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是在社会实践中砥砺品格、锻炼意志、自觉接爱教育、形成健全人格，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实现其全面发展的过程。青年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开阔了眼界、受到了教育、得到了锻炼，提高了自身素质。从大学校园到走上社会之前，如何找到一个顺利过渡的桥梁与平台，关系到大学生能否尽快地去融入社会，提升自身社会价值，关系到大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便提供了这样一个桥梁和舞台，它将大学生的激情和知识运用到“三下乡”的具体实践当中，在服务和奉献当中提高自身的素质，它既是一种零距离的国情教育，又是一种实践教育，实践证明有，“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是大学生成才的必由之路。更是对落实中共十报告提出的“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对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起到较好的推动作用。
青年学生通过服务他人、奉献社会中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以社会实践活动为载体，将社会实践活动纳入学分制管理，作为大学生综合素质考评之一，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素质教育的载体。以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制定了学生综合积分考核测评管理办法体系，将“三下乡”社会实践纳入了综合积分考核测评并进行学时管理，要求学生通过寒暑假或是课余或节假日参与“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校时间完成100学时可获得
5个积分，同进将社会实践纳入了评优推先、入党推优、评定奖助学金、顶岗实习和就业推荐的依据，将社会实践活动情况填入了《学生学期综合鉴定表》和《毕业生登记表》，对学生参与“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情况进行积分认证，进一步提升了青年大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
参考文献：
关键词：社会实践 社会实践活动的意义 德育
党的十报告中指出，要坚持让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全面地实施素质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可见加强青少年教育要从多方面入手。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大力加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努力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内容丰富、形式各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要求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并认真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遵循学生成长和教育的规律，以了解社会和服务社会作为主要内容，以丰富多样的活动形式为载体，用固定的实践基地为依托，并以建立长效机制为保障，指导学生走出校门、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开展以教学实践、专业实习、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以及勤工助学等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接受教育、增长才干、为社会做贡献，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使其成长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一、社会实践活动的作用
1.开展社会实践活是学生个性发展及社会发展的需要
当前社会发展迅猛，产生了诸如环境问题、国际间问题、科技信息问题等新的问题，这些都带有跨学科的性质，社会实践活动可以为学生参与、探究、理解这些新的社会性问题提供多种解决机会。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生体现了当前素质教育的内在要求，现今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进以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是应对这一需求的重要举措。职业院校学生身心发展基本成熟，同时可塑性强，是人生道路中第二次性格定型期。学生们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思维都很活跃，并且具有强烈的探究欲望，他们不满足于只对书本知识进行简单地死记硬背，还在知识、能力多方面具有了一定的理论研究基础；随着职业院校学生生活的空间不断扩大，学生对于人生、社会、对于自我都形成了初步认识，学生在校期间这一阶段是为了培养有责任感的生活、有个性的生活、有创意的生活方式的关键阶段。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大部分职业院校学生毕业后将会尽快直接面对社会生活的实际，尽快参与到社会生活与生产劳动中去。所以，加强职业院校学生的社会素质的培养，是由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可见当今的教育需要全方位实施素质教育，指导职业院校学生开展、参与到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培养学生们的社会实践能力、创新精神以及他们的探究能力，提升学生们的社会责任感，从而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以及帮助学生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
2.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能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是以学生的直接经验为基础，紧密联系学生的自身生活与社会生活；是对之前所学理论知识的延伸同时体现对知识运用的实践性，它是培养学生情感、态度、个人品质的活动平台，弥补理论教育之不足，寓德教于活动中，激发学生求知欲，将学生主观能动性发挥到学习与实践中去。社会实践活动以其独特的性质与形式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对职业院校学生的在校学习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教育与实践结合是改造社会的重要手段和重要方法。作为职业院校的学生不仅要掌握必需的基础文化知识、科学文化素养，同时还需要让学生掌握较为熟练的职业技能，培养学生具有继续学习的能力和适应职业与社会变化的能力，培养学生具有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立业创业能力。社会实践活动帮助学生形成问题意识、参与意识、探究意识、合作意识和实践意识与创新能力，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对于更好地达成培养职业院校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有非常大的意义。
3.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能推动德育教育发展
社会实践活动形式多样，各式活动对于加强素质教育、丰富社会体验以及发挥其德育功能都有着重要意义。职业院校组织学生参加志愿服务工作，以志愿服务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为社会贡献年轻人的才学、能力，在不同的活动中发挥自身的作用与优势，这样可以满足青年人“自我实现”的最高需要，人生的价值也在志愿者活动中得到体现，并从中体会奉献精神和参与社会活动的责任感，使精神境界得到升华。青年志愿服务活动可以算作是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中方式与内容的深化。全面积极实施素质教育，在校外注重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将其作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职业院校可以以学校团委为组织者，积极开展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发挥专业及个人特长，使学生接触社会、认识社会，为社会服务，并以此带动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全面发展。
二、施行体验教育
体验教育即引导学生在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获得多种体验，并在实践的过程中提高社会实践能力，接受良好的思想品德教育，进而养成热爱生活、艰苦奋斗、诚实守信等优良品德，促进学生的社会素质提高与发展。体验教育活动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学习、实践的平台，有力地促进了学生认识能力的发展、道德结构的完善和健全个性的形成。为了让学生在体验中感悟、体验中明理、体验中成长，可以开展“体验教育”式的学校德育特色活动，充分利用校内外的多样资源，开展丰富多样的学校体验、家庭体验及社会体验等活动。以“体验教育”为载体，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体验活动。依托社区，帮助学生更积极地融入社会、体验生活，进而领悟生活的真谛，并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与配合，反过来又促使学校端正办学思想，使德育工作力度加强了，使德育渠道拓宽了，使学生政治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提高了。
三、重视道德教育过程中实践环节的作用
实习与实训，既是专业实习训练的需要，也是职业道德养成中不可缺的关键环节。坚持职业道德教育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让学生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职业道德的认同，增强学生的职业道德修养，这是职业道德教育的必然选择。学生可以在实践中深刻感受、体会并认真锻炼，进而逐步形成优良的职业道德。职业院校要积极与企业进行联系，让学生尽可能地参与到生产过程中去，让学生“学习在企业，工作在企业，生活在企业”，这样的经历和感受，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感受职业道德的重要性，以此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与行为习惯。同时，学校还要重视职业道德教育过程中实践环节的重要作用，积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聘请企业生产管理人员与教师共同开发制定技能实训专业课程，学生的专业技能实训充分按照企业的日常生产管理模式进行，让学生有机会提前体验企业的生产管理模式，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集体意识、人际交往能力、协作沟通能力、创新能力以及积极的工作态度等，从而进一步增强学生自身的职业道德观念。
四、小结
